时间：2023-09-18 17:35: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数字经济的经济学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应用事项
1.经济统计学的发展历程
统计实际上属于一种社会调查活动，凡是涉及到数量信息和数字问题内容的均涵盖在统计学研究领域中。经济统计学是在国民收入统计基础上而研究起来的。随着不断的努力，经济统计学逐渐得到完善。
2.统计学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
统计学是经济研究中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具体作用有：首先，数据收集中少不了统计，所以其能够为经济研究中相关数据的收集提供科学合理的方法。通过定性分析的方式促进经济学的有效研究，而为了保证定性研究的正常进行应具备完整的数据库，这就需要在统计的帮助下实现。其次，为总结和提炼客观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动规律提供方法。因为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因素众多，且存在各种不同的现象，为了有针对性的分析数据，以便从偶然中发现必然。另外，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和完善程度提供保障；所有新得出来的理论均属于相对理论，唯有在一番严格的验证后方可变为绝对真理。所以应通过经济数据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以明确其准确性。经济学与数据间是紧密相关的，但统计发挥着收集数据的作用，可见，统计学在经济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3.经济统计的应用的意义
经济涉及到的领域与信息较多，因此使得经济的研究困难重重。众所周知，数据是信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经济问题也同样需要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在庞大的信息量下，只有运用统计学内有效合理的方法深入细致的调查整理，方能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经济的研究始终离不开数据的支撑，所以经济统计学意义重大。若缺乏统计学的支持，经济的研究将停滞不前。由于统计学分析研究工作少不了数据这一关键因素以及统计在数据收集中的作用，可见加强经济统计的应用至关重要。只要经济统计得到充分应用，就能够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二、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关于经济的研究事项还甚少，要想对现代经济发展形势更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必须获取相关数据的支持，而数据的基本来源通常都在统计学基础上而完成，因此经济统计学是经济中的核心手段。虽然我国目前关于经济统计的应用研究力度还不足，但有关学者与人员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该方面的重要性，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统计一定得到有效应用，加快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作者：刘瑞妮 单位：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信息经济学是针对“信息”这一对象分析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交叉科学，融管理学、经济学、系统科学、运筹学和信息科学于一体。当前信息经济学的体系构建主要依照两种研究思路来进行。
思路一：信息经济学的“二分法”。它将信息经济学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两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按照市场不确定性原理，将产生行为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放到一起来分析；宏观信息经济学则由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的各种经济理论组成，以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性为基础，分析信息技术的各种经济影响和福利效果。按照这一思路构建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交叉性。在微观部分强调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使得价格的搜寻需要付出成本，买卖双方的私人信息会影响决策，个体有限理性。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场调节手段，运用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的激励约束手段与机制不可或缺。而宏观部分能够较好地体现信息产业对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思路二：信息经济学的“三分法”。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框架出发，将信息经济学划分为3个部分：微观信息经济学、中观信息经济学和宏观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主要以个别市场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考证信息市场均衡、劳动市场供给、消费者行为以及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微观经济问题的影响，重点分析信息资源配置和微观信息市场的效率问题。中观信息经济学，即产业信息经济学，着眼于对信息产业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术产业化、信息产业基础与结构、信息产业国际化、信息资源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内容。宏观信息经济学则从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层面出发，论证信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研究信息与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信息在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国际信息经济与本国信息经济的关系等。按照3个层面的划分，使得信息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保持一致和良好衔接，因此信息经济学又称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理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和信息工业经济学。
2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尽管不同学者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整体上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6个方面：
(1)经济信息。研究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对于行为人的影响，探讨某种信息条件下行为人相互作用的经济问题，如非对称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论、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广告模型、市场信号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质属性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费后，也不会消失，而且通过加工提炼，会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时效性。时间会使得信息价值消失。三是不对称性。所谓的委托一和逆向选择。四是知识性。同样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价值不同。五是独创性。如知识产权保护、着作权保护等都是信息独创性的表现。六是效用动态性。信息商品通过传播被更多人认可，可能效用会增大；如果被恶意扩散则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对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对信息商品的价值认识不同。
(3)信息社会。人类文明进入到信息社会，也称为后工业社会，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贸易全球化成为主流；由传统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网络形的组织管理结构转变；信息和知识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数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对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战争形态。
（4）信息经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信息经济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出现了新形式的劳动对象、劳动关系和经济结构。有人称搜索引擎为互联网经济的车轮，预测搜索引擎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基于Web2.0这种创新的信息技术和创新的理念，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实现了网络经济环境下新的商业活动交易和办公模式，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经济活动的中心。
（5）信息产业。工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以及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建立在基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设备的基础之上。“世界是平的”信息产业发展与全球化和一体化，加强了全球分工。信息产业催生新兴行业，引发了全球“物联网”和“数字地球”的研发，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3信息经济学的新发展
（1）新组织信息经济学。IT技术的发展，使得组织的体系结构和运作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资源配置方式，新组织的信息机制设计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组织的委托理论和激励约束机制，虚拟企业和战略联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
（2）网络信息经济学。网络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网络经济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更加强烈，由此，网络信息经济学已经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如网络信息传送与交流、网络信息价值评价、网络经济政策和网络经济法规的制定等，其中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为建立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网络平台，实现各种有价值的交流互换、共享而改变行为方式促进“协同交易”。
(3)国际信息经济学。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形成，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扩展到国际领域，讨论世界信息经济的生产效率、信息资源配置效率，国际信息政策对比、评判与预测研究，各国信息经济依赖程度与跨国信息经济比较等内容。
（4）交叉地带信息经济学。信息经济涉及通信、经济、管理、计算机等多种学科，各学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特点，分析信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探讨各学科之间的异同点，从而揭示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4结语
信息经济学是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的交叉学科，带有明显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同时它也是—门与时俱进的理论，其研究范围广泛并不断扩展深入。
关键词：教育；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分析；基本框架
作者简介：郭新和(1954～)，男，河南淇县人，河南财经学院党委书记、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和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9.9；C4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016-04 收稿日期：2009-02-11
一
1959年美国学者舒尔茨在其著作《人力资本――一个经济学的观点》中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就成为20世纪教育和经济问题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人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的提高必然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教育与经济具有密切联系的内在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如何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教育问题进行研究，使教育活动能够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本”，则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心。
目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教育问题的文献，大多集中在教育的经济学内涵、运用经济学研究教育问题的作用和意义、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建设等方面。涉及到教育的供给与需求、教育的规模与结构、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教育的产业化等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而且这些文献大多只是从一个角度进行探讨，鲜有涉及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基本框架问题。
事实上，教育不仅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教育的发展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供给与需求、规模与结构、竞争与垄断、成本与收益等诸多经济学问题。对教育活动进行经济学分析，其实就是以上述这些经济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对教育的发展进行分析，以使教育的发展能够建立在遵循经济、教育规律之上，从而保证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致力于教育发展的经济学分析问题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期为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二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教育问题，首先要考察教育的经济学内涵，也就是教育涉及到的经济学概念。通过对教育以及教育发展问题的分析，结合已有的关于教育的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成果。我们大致可以将教育涉及的经济学概念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供给与需求、规模与结构、竞争与垄断、成本与收益等。
1 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资源不仅包括能够用于教育发展的各种物质条件，还包括非物质形态的条件，比如师资等无形资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中。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从而要求人们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便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多、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资源配置合理与否，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教育资源配置不仅涉及到效率问题，还涉及到公平问题。
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是指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教育资源配置公平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从起点来看，施教者(学校)和受教者(学生)在教育资源使用上机会均等，即标准、规则(条件)相同；从过程来看，主要指教育资源分配的程序相同，没有特殊化和例外的受体；从结果来看，是分配的公平。教育资源的分配属于多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要按劳分配或按要素贡献分配；在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中，在不同的分配领域可以有不同的评定标准。如果教育资源的分配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满足公平的基本要求，我们就可以说教育资源配置实现了公平(管德华，2008)。
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指如何配置一定数量的教育资源，使教育资源配置的效果达到帕累托状态，即若改变这种配置状态，会造成至少一个受教育者的利益受损。教育资源配置的帕累托状态不仅使所有学校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而且使每个接受教育者也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占绍文等，2008)。具体来说，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是指教育财政资源的最优分配，主要是政府在对教育资源的不同分配方案中如何进行选择，以杜绝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使投入的资源既符合社会的利益，也符合教育单位和受教育者的利益，使既定的教育财政资源获得最大的教育产出。
2 教育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从其本身来看，确实有别于一般的商品生产活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产品是具有商品属性的，因而教育同其他任何商品生产部门一样，都存在着供给与需求问题(陈鑫，2007)。
教育需求是指社会和个人对教育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它包括教育的个人需求和教育的社会需求。教育的社会需求表现在教育能够提高公民的素质能力，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个人需求是指个人出于对个体身心的和谐发展、未来幸福以及较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需求而产生的教育需求。
教育供给是指在某一阶段、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机构。如中小学、高等教育机构等提供给青少年的受教育或培训的机会。就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教育还包括非正规教育机构所提供的教育机会，如成人教育、在职培训等等(贾琳琳，2005)。
3 教育的规模与结构
教育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各类教育的总规模。它既可以从需求的角度来衡量，也可以从供给的角度来衡量。如果从需求的角度来衡量，教育的规模就是指各类接受教育者的总和；如果从供给的角度来衡量，教育的规模则是指社会所能提供的教育机会的总和。一般而言，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教育总需求应该等于教育总供给。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教育供求的平衡，保证教育规模的合理性。
教育的结构是指各类教育资源在教育总规模中所占的比重。教育结构一般包括教育的层次结构和教育的地区结构。教育的层次结构即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所占的比重；教育的地区结构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地区(比如我国的东、中、西部)的教育所占的比重。同时，教育结构还包括同一层次中的专业结构和层次结构，比如高等教育中的不同类型专业比重，专科、本科、研究生等不同层次所占比重等等。
4 教育的竞争与垄断
教育的商品属性决定了教育自身也会形成一个市场。由于竞争与垄断是市场的两种基本状态，所以，教育市场上也必然存在着竞争与垄断。只不过，由于教育市场的特殊性，教育的竞争与垄断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竞争与垄断。
由于教育市场主体涉及到教育的个体消费者和供给者学校，因此，教育的竞争也会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并g--者之间还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首先是个体消费者之间的竞
争。这种竞争是指消费者为获得入学机会而展开的竞争。教育需求竞争会形成教育市场价值。其次，教育市场价值会激励教育供给，教育投资者为获得投资收益，竞相办学和扩大招生规模。学校提供教育会引发对各项生产要素的需求竞争，生产要素的需求竞争会形成生产要素市场价值。学校根据教育市场价值和教育生产要素市场价值来决定教育生产资源投入和教育产量。在两者不相等的情况下，学校增加或减少教育资源投入和教育产量是有利可图的，学校必然将教育生产推进到两者的相等点。在这里，最优教育资源投入量和教育产量得以确定(王寰安，2008)。
教育的垄断主要来自政府。从整体上而言，我国教育还未脱离传统计划体制的基本框架，政府对教育仍然存在多方面的行政管制，比如办学准入限制、学校自主办学限制、学费管制等等。这些管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学费价格功能的发挥，阻碍了教育市场的自由竞争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由于教育垄断是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支配和掌控形成的，因此，这种垄断具有强制性、权威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只要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变，由此形成的教育垄断就会一直存在并发挥作用(姚永强，2008)。
5 教育的成本与收益
众所周知，教育的成本一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教学成本，包括教师工资、辅助人员工资、图书杂志、仪器设备、教学用建筑物、水电费用等，这些成本通常可见于教学的日常预算和开支账目中，以工资、津贴、仪器设备购置费用、分期还款和折旧损耗、维修费用等形式出现。第二类是学生生活成本，包括由学生和家长为住房、伙食、日常生活以及为学习需要的书本、文具、往返交通支付的费用。第三类是学生放弃的收入，也可称为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Johnstone，1986)。
教育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社会及心理收益。其中，经济收益是受教育者因为接受教育而相对于未接受教育所多得的经济收入。除了经济收益外，教育还会为个人带来社会地位的提高、成就感和良好的卫生保健等，这些构成受教育者的社会及心理收益。
三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在深化理解教育的经济学内涵的基础上，对影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置、供给与需求、规模与结构、竞争与垄断、成本与收益等经济问题进行分解和综合，构建一个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下面，就这一框架内容作进一步的阐释。
1 以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已经探讨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是指教育资源的配置能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力和均等的教育机会。只有实现了教育的公平，发展教育的目标才能实现。但是，在资源稀缺这一约束条件下，要保证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仅仅强调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其效率。因为，没有效率的公平必然是低层次的公平，也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实际上，教育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相关而非相对的范畴，还应有相互包含的一面，二者都是对方衡量自身高低的一个基本标准：在衡量教育资源配置有无效率时，必须考虑到其对社会公平状态的影响；在衡量教育资源配置究竟是否公平时，也必须考虑到其对教育的社会效率状况的影响(慕静，2005)。可见，教育公平本身就隐含有教育效率的意义，教育效率也体现着教育公平的价值。因此，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都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价值追求，二者不能相互归并和替代，我们必须把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2 以供求均衡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供求均衡是所有市场得以健康发展的条件，因为只有达到了供求均衡，商品实现了出清。资源配置的效率才能最终体现出来。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随着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也会相应越来越凸显，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相应越来越重要。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为了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就必须以教育的市场供求均衡作为保证。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教育的供给分为“有效供给”和“无效供给”两种。所谓教育的有效供给，是根据现有的教育资源状况，为实现教育目的而形成的“最大限度”培养人才、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能力。这种供给能力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能够最大限度地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从而满足、适应乃至引导各种社会和个人的教育需求；而“无效供给”则表现为教育所提供的人才不能符合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也不能被社会认可和发挥应用的职能和作用(申培轩，2003)。我们所说的教育供给是指有效供给。
3 以不断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主线
人类社会发展、经济繁荣、科技进步，都离不开教育培养的人才的支撑。根据对美国等国社会经济进步与教育关系的研究，1960年～1978年间，美国高等院校在校生指数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呈高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8；1952年～1978年间的日本高等院校同类指数也呈高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9；原苏联、联邦德国的相关系数也分别为0.96，0.98。这些数据反映出经济增长与教育(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相关性(赵国英，1996)。因此，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进步速度的加快以及人口的不断增加，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势在必然。
作为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资源的基地，随着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人才需求的不同，教育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结构性变化。因此，我们除了考虑教育的规模发展，还要考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具体地，从结构的角度来讲，教育的发展就是讲数量、质量和规模、效益的结构优化。事实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都面临教育结构的相应调整，如果结构性调整不到位，教育的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就可能产生负效应。譬如，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对经济发展的负作用态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甚。据法国1992年2月公布的数字，大学生约占283万失业者的30％；据1993年6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加州理工学院225名毕业生在毕业典礼前一天，只有6人接到名牌公司的聘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1989年一1993年，英国最大的大学――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失业率连续4年上升，逐渐接近80年代初的12.5％，而同期要求继续深造的毕业生增加了30％。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80年代失业人数多达150多万人(李家才，2001)。可见，教育结构的优化伺样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阶段，大幅度的结构性调整将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
产品结构、技术结构都发生根本变化，这种变化迫使教育系统的内部结构(层次、科类、形式、布局)也应相应进行调整。如果仅仅只从规模扩大来发展教育、势必会导致大量人才出现“无效供给”局面，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双重浪费的现象(慕静，2005)。因此，我们遵循的教育发展模式，应该是数量、质量和规模、效益的结构优化、全面协调的发展模式。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不断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为主线。
4 以促进竞争、规制垄断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随着竞争向教育领域的渗透，教育竞争已成为当今不可回避的现实，竞争的优越性也随之在教育领域不断显现出来。教育竞争首先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包括教育消费者、学校和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些微观主体之间结成了复杂的资源交易和竞争互动关系。正是依靠这种资源交易和竞争互动，资源才得以在教育和其他社会部门以及教育内部不断流动，实现合理配置。其次，竞争可以通过市场为主体配置教育资源提供市场信息和收益激励，从而促进教育产品有效和生产要素市场价值的形成。最后，竞争还可以通过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调节教育和其他产品供给，实现教育的供求均衡。由此可见，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几乎已经成为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性原则(万俊人，2001)。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由于竞争本身的局限性，教育竞争也会存在诸多不利于教育发展的方面，尤其是无序竞争，更是有害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与教育竞争相对存在的一个概念是教育垄断。目前，一说到教育垄断，人们往往会与教育不公平、教育资源低效率、教育价格不断上升等问题联系起来，因此，教育垄断成为人们批评教育不合理现象的众矢之的。的确，教育的垄断与其他市场垄断一样，存在诸多的弊端，甚至对教育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其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科学、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政府的投入，我们不能简单用商品市场的垄断危害性对教育垄断一言以蔽之。事实上，垄断也是我国教育市场上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接受垄断，而在于我们如何通过有效的手段来规制垄断。
由此可见，教育市场上的竞争与垄断都是客观存在，都会对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不是要全面实现竞争，完全取消垄断，而是要促进竞争的良性发展，规制无限垄断。
5 以合理的成本与收益核算作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教育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其正常的活动势必涉及到成本与收益问题，而且从总体和长远来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还必须以收益大于成本为基础。对社会而言，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能保证教育可持续发展有充分的积累；对个人而言，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才能产生持续旺盛的教育需求。为了加强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核算。在提高教育收益率的同时，还要不断优化教育的成本。
提高教育的收益率、优化教育成本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强化教育的成本意识，合理配置教育成本，有效控制不合理成本。促进教育主体的权责统一。避免决策失误和效率损失；二是调整和改革教育成本补偿制度，加大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分担教育成本的比重；扩大教育的融资渠道，鼓励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支持；扶持私立(民办)学校发展，扩大教育机会实现规模经济；三是加强高校内部管理，建立真正的、能够充分调动内部积极因素的现代学校制度，使其产生节约成本的内部动力(狄琳娜等，2007；族。2008)。
关键词：统计学 经济学 产生与发展
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就是一种明显的统计行为。可以说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统计活动在拥有相同的历史，而这也充分说明了，统计与经济历史悠久。但是统计理论与经济理论诞生同一时期，而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经济学与统计学在发展中互相促进，两者在未来的发展中存在着巨大的进步空间与交叉可能。
一、统计学与经济产生与发展
统计学与经济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作为独立学科，两者发展已经历经了几百年，根据两学科的发展，也都经历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与发展阶段。古典时期的统计学共跨越两个世纪，存在于100年的时间里，而这时刻就是处于萌芽状态。古典统计学主要包括政治算术、赌博数学与国势论。这三时期的发展都与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概括而言，在萌芽阶段的统计学时期已经产生了将统计活动作为一种理论来总结统计学，而这并不是偶然。而这首先就是因为欧洲各种实践活动经验积累已经达到了理论的程度。古典统计学与古典经济学在共同的环境下不断完善，同时也不断的进步。从细致方面来说，古典统计学与古典经济学存在着这几个相同之处，首先，产生背景相同，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产生都是在早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财富，在争夺海外殖民的时候也被作为争夺的财富。其次，目的相同，即都是为能够富强国家财富，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而产生的。在这样一个时期，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追求国家财富。最后，研究的主体相同[1]。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从萌芽发展来看，发展速度非常快。在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矛盾与社会经济合计。而在此过程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共同发展。就统计学与经济学不同。
在研究统计学与经济学产生的过程中，两者可以称得上是共同生存又共同发展。唯有经过他人的整理，就会觉得有实在感。无论是对于学生都参与的发展的变革过程中，为双方面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总体上而言，统计学与经济学相互结合在一起。
二、统计学对经济发展的运作
从实施的教学来说，如果没有数字与统计分析，进行经济分析后就包含了分析与量的发生。可以说，经济离不开统计学的支持。对于任何经济学家而言，擅长运用统计资料与方法。
（一）经济学属于实证学科
从最初牛顿提出来实验科学方法，随后他人在此基础上开始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已经开始从中世纪的神经教义演绎推理的桎梏脱离出来。经过观察、经验、数据与统计方法，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大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那么经济学的发展就没有基础，也就没有过程，因而也就难以形成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来对相关的经济学行为进行概括。如果缺乏统计学与统计学实证理念，那么经济学就很难获得长远的发展，也就难以获得统计学相关理论的支持。
（二）经济学属于政策科学
从发展的最初阶段，经济学就是为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而服务的。因此，政府政策是经学研究必须面对的。《国富论》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各方面可以看出，经济学属于一门政策性的科学。在设计政策的时候需要将量作为分析的根据。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设计与决策以及现代化阶段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量的分析基础上。而这些都是经济学发展的基础。在统计学逐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的这一项特点，促使统计学极大地促进了统计学的发展，并且统计学为后期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经济学属于道德学科
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道德评价的基础上，也就是价值评价与伦理评价。这对于统计学和经济学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量的分析就直接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就会使得这种判断显得非常苍白。这种判断是经济学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2]。而研究统计学可以为这种研究和判断引入量的维度。量的维度是建立在研究和判断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学发展的有根据。注重积雪对社会结构发展的影响。但是这这过程还需要进行统计分析，对社会分层方法也有单纯质的分析，可以透视社会的结构功能。
（四）经济学属于资源配置科学
研究经济学的本质就是要将社会资源配置更科学，而这就肯定会涉及到资源配置的方式。与此同时，还会对资源的计量和配置数量进行分析。而这些都需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来理解，这样才可以保证经济配置资源达到最佳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同时可以保证各种资源能够达到最佳的配置状态。而这些都需要经过统计学分析。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统计学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互动性。而这些互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学科的独立发展，但是又相互的联系。在了解相关原理与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这其中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信息化数学教学论文数学是很多人最头疼的学科之一，一般数学分类为代数、几何、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数学，等。其中让人头疼未必是所有分支，也可能你代数不好但是几何却很好，也可能对概率事件天生敏感，但是空间几何很薄弱，但是毫无疑问的，数学很伟大，但是数学很不好搞。
我想这个不好搞也许是数学教育搞错了，数学教育喜欢深挖，直到把人挖得精疲力竭为止。其实数学不是那么可怕，只是我们把有意思的部分选择性忽略罢了。
我一直想一件事情，就是把生活数字化，这其实是可能的，但是我没有掌握。本身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数学世界，只是很多东西我们尚未数字化而已。比如我们的收入和支出，比如我们的家庭用具，再比如我们做选择考虑的利益取向。这些都可以用数学去描述。我有时想起来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只是常常又觉得无从下手，因为不是所有的数字都会在行为的当下立马呈现出来，也不是呈现出来就都很重要，而且你必须要主动去记下来，可是这又极其的麻烦，时间长了确实可以做出很漂亮的表，但是又觉得得不偿失。不过我们生活在数学世界的一个佐证是，计算机的世界就是由1和0两个数字构建起来的虚拟空间。
而实际上数学家是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数学存在的，比如黄金分割数以及迷宫、魔方，等。在发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数学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枯燥乏味，而是充满发现一个未知领域的兴奋。
我认为数学除了可以分为代数、几何、拓扑、混沌、罗曼几何、集合、概率、虚数、三角几何、数论……这些数不胜数的而且无穷尽的分类之外，还可以用新的分类，便于建立对数学的兴趣。
那就是：运算系统、对应法则系统、数的系统、逻辑系统。
运算法则系统就是加、减、乘、除。这是最基本的系统，和逻辑没有关系，只有对错之分。但是掌握运算法则系统很简单，只要你知道加减乘除就可以，而实际上在做题时算错很少是直接由运算系统没有掌握引起的，就像5乘以5很少有人会算错，错是错在逻辑没有理清楚。
逻辑系统包括：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四条基本逻辑规律。其实还不是如此简单，因为具体运算是数字的相互作用，不是概念的相互作用。其实逻辑系统包括在数学分类之中，比如三角函数的逻辑系统、虚数的逻辑系统、微积分的逻辑系统、数论逻辑系统、混沌逻辑系统……每个系统都是封闭的，有各自的逻辑起作用。很多时候说做错题了，其实重要原因就是逻辑系统没有掌握好，那么逻辑系统有没有掌握好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对应法则。
我觉得一个人掌握数学的高低最根本的就是他能掌握多少对应法则，以及其相互关系。比如：一次函数、二次函数、三角函数……，每个函数都有类似的结构，但是其演化出来的对应法则随着参数的变化是无数多个的，比如最基本的y=ax＋b,光是a就有无数种可能，每个可能都是一条对应法则。
这样，当看到数学成绩很悲催的时候不要觉得是马虎造成的，马虎是运算系统掌握出了错，比如5乘以5得数算成26，一般出错是因为逻辑含糊导致紧张才出现运算问题，因为基本运算在小学4年级基本就没问题了。
数学对于现代生活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运算上，而是理解上。确实，你不需要计算那么复杂的微积分，但是当你看到股票涨跌的时候，是通过数轴上的曲线领悟的，而且不光是看到表面还要看到曲线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因素影响着曲线变化？当然，各种分析可能纷繁复杂，多数是无效信息，你还得必须自己分辨出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信息是无用的，甚至自己判断信息推断结果，也就是每个因素对股票影响的权重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能说数学毫无用处吗？当然不是。
还是拿股票曲线为例，很多人热衷于神秘主义，但是有限，其中最显著的是波动理论，确实股票是很像水波，但是你如果看到的不是波纹而是风，甚至不是风而是地震，那么波动就不是那么可怕的了。
股票曲线的规律确实很有意思，最少它绝不可能是一个自变量决定的，因此精确预测非常困难，数学中你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需要所有其他未知数确定，只要有一个未确定，那么这条曲线就是一条平滑和连续的曲线，而股票呈现的绝不是平滑和连续的曲线，可见其未知数是很多的，哪能精确计算呢？所以看表面不如看其背后的参与者，涨跌、买卖、庄家和散户、政策和现状……这些才是股票规律的决定因素。
除了股票，你能看到的图表真是太多了，如果不学一点数学是不可能的。不说那些统计数据，就说做生意想做大也必须要有数学敏感。所以现实中的数学不是你能掌握多少条对应法则，而是你需要理解多少现实背后的本质，这些本质影响着你能不能抓住重要的，而不是为那些不重要的东西搞得垂头丧气。
而这种函数化和量化的办法就是微观经济学一直用的方法。比如供给和需求曲线，比如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应，等等。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胃溃疡；治疗方案；成本；效果
[中图分类号] R969.3[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0）11（a）-118-02
Use the project that the medicine economics compares three kinds of treatments infection stomach ulcer
LI Yong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Kaifeng, He'nan Province, Kaifeng 47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se the project that the medicine economics compares three kinds of treatments infection stomach ulcer, and the result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with the choice for the medicine reasonably in clinical. Methods: Three projects were used to cure the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s digest ulcer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through gastro scope. In this article, we used the method of medicine economics to analysis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ree treatment projects.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treatmen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ev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reatment protocols with different cost. Conclusion: The drugs with well curative effect and low cost need be selected from lots of medicine and methods of therapies.
[Key words] Medicine economics; Stomach ulcer; treatment protocol; Cost; Effect
消化性溃疡是主要发生于胃和十二指肠的慢性溃疡，是一多发病、常见病。幽门螺旋杆菌是导致感染性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因素，不根除幽门螺旋杆菌就不能彻底治愈消化性溃疡。
药物经济学是一门结合了经济学、生物统计学、流行病学等研究成果为一体的研究手段，根据同一诊断的不同治疗方案，研究其成本、效果、效益三者之间的关系，全面分析药物治疗的合理性、安全性和有效性。通过药物经济学分析，可以指导临床医生在选择药物治疗时，不仅要使患者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同时还要尽量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本文运用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比较方法对经我院胃镜检查确诊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三种不同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根据三种治疗方案的治疗费用、治疗结果进行成本-效果分析，以此为参考，为临床合理选择用药提供参考依据。同时提醒临床医师选择治疗方案应以科学为依据，选择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2008～2009年经我院胃镜检查确诊为Hp感染的消化性溃疡的90例患者，其中，男62例，女28例；年龄18～75岁。诊断治疗用药等诊疗完整，疗效指标结果明确。
1.2 治疗方案
第一组（30例）：奥美拉唑胶囊20 mg，qd服用；枸橼酸铋钾胶囊2粒，tid服用；阿莫西林片0.5 g，qid服用；甲硝唑片0.2 g，tid服用。4周为一疗程。
第二组（30例）：法莫替丁片20 mg，bid服用；阿莫西林片0.5 g，tid服用；枸橼酸铋钾胶囊2粒，tid服用；甲硝唑片0.2 g，tid服用。6周为一疗程。
第三组（30例）：枸橼酸铋雷尼替丁片0.4，bid服用；硫糖铝片0.75 g，tid服用；瑞贝克片8万U，tid服用，甲硝唑片0.2 g，tid服用。12周为一疗程。
1.3 分析方法
1.3.1 成本-效果分析：是针对同一诊断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从而达到治疗效果，将两种治疗手段所耗费的成本进行比较，成本低的治疗方案是最优的。但是如果不同的治疗方案所需的成本比较接近，那么治疗效果好的方案就是最佳方案。成本-效果分析将这些不宜用货币来表示的卫生服务的结果直接用其卫生干预措施后的效果指标来表示[1]，然后对各方案的成本和效果指标进行分析和比较[2]。本文衡量指标按道理讲应该以治疗效果为衡量指标，但是由于治疗效果不能以数字表示，故采用以单个疗程结束时幽门螺杆菌的消除率为衡量指标；成本为单个疗程结束后并达到衡量指标时所花费的总费用，评价指标为成本-效果比。
1.3.2 成本确定：本文所指成本是指患者在医院治疗期间所产生的药品费用和检查费用的总和，完全用货币单位表示。随机抽取的病例均为门诊患者，因而不包含护理费和床位费。三种方案的费用见表1。
表1三种方案的治疗费用
Tab.1 The treatment cost of three treatment projects
1.3.3 效果的确定：本文以患者经过不同的治疗方案治疗结束，Hp培养基尿素酶试验均阴性为Hp清除[3]。治疗结束半年后同样采取Hp检查，结果仍为阴性的认为根除。结果显示三组患者清除率、根除率、溃疡愈合率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2。
表2 三种方案的治疗结果
Tab.2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of three treatment projects
三组部分病例于疗程结束后1年，做了随访，第一组20例中有4例复发，复发率为20.0%；B组18例中有2例复发，复发率为11.1%；第三组15例中有3例复发，复发率为20.0%，三组复发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第一组患者用药后未出现不良反应，第二、第三组患者各有1例出现恶心，应用吗丁林后好转。三组治疗后均未出现耳鸣、头昏等副作用。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复查肾功能无异常。
2 结果
成本-效果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找达到同一治疗效果而所耗费的成本最低的治疗方案[4]。而成本-效果比（C/E）则表示单位治疗效果所花费的成本，当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时，有的方案可能花费的成本很多同时所达到的效果也很理想，但患者的治疗成本确增加了，这时就要考虑每增加一个效果单位所花费的成本即增长的成本-效果比（C/E），它代表了一个方案的成本效果与另一个方案的比较而得的结果[5]，为此，将三种治疗方案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并以最低成本（方案第三）为参照，其他两种方案与之对比而得到C/E。见表3。
3 讨论
3.1 应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从表3可以看出，三组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但患者实际所支付的治疗费用确存在明显差异。可以发现，按平均费用来算，每治疗一个HP感染的患者，第三组治疗费用最低，患者当然最满意。部分患者因为广告的大力宣传和药店零售人员为促销而引起的误导，强烈要求首选第一方案，虽然其治疗结果很满意，但为治疗所支付的成本确大大地增加了。因而，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必须以科学为依据，为患者在消除疾病的同时优选合理的治疗方案。因此，综合进行分析，我们平常在医院治疗Hp感染的患者时，最佳治疗的方案是先选用第三组，若第三组无效再改选用第一或第二组，这样即可避免大处方的出现，而也合理的分配了国家的医疗资源，同时又可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了社会效益，这样医患关系怎么会紧张呢？
3.2 切实做到合理用药
人们对医疗的需求随着社会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会越来越高，但是人们的需求增长速度和实际的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两者的发展步调是不一致的。因而我们临床医师的责任就在于为患者选择疗效好、成本低的药物，这也是所有国家、组织（如社会保险机构）、医疗单位、家庭和个人面临和关心的共同问题。改革开放以后[6]，全国用于全民的医疗保健费用在加快增长，这样就要求我们医务工作者从我们自身做起，选择最优治疗方案，控制医疗成本，从而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明确诊断后在药物的遴选上一定要遵从有效、合理、经济的原则。用最低的医疗成本收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从而使药物经济的研究推动药物的合理利用[7]。
[参考文献]
[1]李良寿.临床医学研究原理与方法[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325.
[2]陈洁.药物经济学[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96.
[3]上海潘托拉唑临床验证协作组.潘托拉唑治疗消化性溃疡临床疗效观察[J].中华消化杂志,2001,21(1):22-23.
[4]王秋梅.治疗抑郁症3种药物方案的成本-效果分析[J].中国药师,2005, 8(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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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兵.用药物经济学理论指导临床合理用药[J].中国药房,1998,9(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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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互联网企业成长与盈利模式创新研究》以网络经济运行规律为出发点，着眼于互联网企业所采用的各种盈利模式，理性分析其构建和选择等方面的问题，期望能围绕加强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的价值创造并带来企业成长这一总目标，利用理论分析、走访调查、文献分析和案例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地研究，探讨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创新与企业成长的规律。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互联网企业的成长规律研究。探讨一般企业的成长规律，提出基于核心能力的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逻辑。②研究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能力形成与盈利模式的相互作用机制。③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途径、规律以及构成要素研究。通过对目前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进行新的划分，总结每种模式的特点并进行比较；通过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以及对互联网企业经营业务的分析，得出这些盈利模式的一些共性，并分析它们成功的原因。④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的创新途径研究。研究网络经济的特性和网络环境下竞争结构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网络经济对企业盈利方式的影响。⑤基于盈利模式创新的互联网企业成长研究。就互联网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选择适合自身的盈利模式的具体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价。
目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1.1.1 网络经济的发展趋势
1.1.2 网络经济的特征
1.1.3 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趋于多元化
1.1.4 盈利模式的困局及其对互联网企业成长的影响
1.1.5 本书研究问题的提出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1.2.1 国外的研究发展状况
1.2.2 国内的研究发展状况
1.3 研究内容
1.4 研究方法
1.5 创新之处
第2章 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成长要素分析
2.1 企业成长的概念界定
2.2 企业成长外生论
2.2.1 竞争优势外生论
2.2.2 环境要素影响论
2.3 企业成长内生论
2.3.1 企业成长进化论
2.3.2 组织控制论
2.3.3 资源基础论
2.3.4 企业交易费用理论
2.3.5 企业认知发展论
2.3.6 企业文化控制论
2.4 基于核心能力的企业成长理论
2.4.1 多种企业成长理论与企业核心能力论的比较
2.4.2 企业核心能力论
2.5 互联网企业成长系统的思想
2.5.1 网络经济两大递增规律
2.5.2 互联网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
2.5.3 基于核心能力的互联网企业的成长逻辑
第3章 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创新与核心能力形成
3.1 核心能力理论与盈利模式创新
3.2 互联网企业核心竞争力影响要素分析——以第三方网上支付企业为例
3.2.1 资源要素分析
3.2.2 能力要素分析
3.2.3 环境要素分析
3.3 通过盈利模式创新提升互联网产品的黏性
3.3.1 互联网产品黏性的相关定义
3.3.2 用户黏性影响因素
3.3.3 黏性与重复购买意向之间的关系
3.3.4 互联网企业提高产品黏性的策略
3.4 通过盈利模式创新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4章 互联网企业盈利的途径
4.1 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的分类
4.2 网络广告
4.3 增值服务
4.4 网络游戏
4.5 产品销售
4.6 即时通信
4.7 搜索引擎
4.8 多盈利模式结合
第5章 国内互联网企业盈利的特点
5.1 免费
5.1.1 以免费的基础业务吸引用户
5.1.2 免费策略的经济学分析
5.1.3 由“免费”产生的盈利危机
5.2 平台化
5.2.1 基础平台加增值服务的模式
5.2.2 平台注册会员收费，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5.2.3 阿里巴巴平台的收费模式
5.3 模仿中创新
5.3.1 模仿与创新
5.3.2 模仿、创新与自主研发
5.4 多元化战略
5.4.1 企业的成长性高低与企业多元化程度
5.4.2 业务横向或纵向的多元化
5.4.3 多元化的经济学分析
5.5 差异化战略
5.5.1 产品与服务的差异化
5.5.2 差异化基础上的垄断竞争
第6章 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的要素分析
6.1 梅特卡夫定律的困境及客户价值论的提出
6.1.1 梅特卡夫定律的困境
6.1.2 客户价值论的提出
6.1.3 互联网企业的价值链
6.2 Web1.0环境下的三代互联网盈利模式要素分析
6.3 Web2.0环境下用户参与的互联网盈利模式结构及特点
6.3.1 Web2.0环境下用户参与的互联网盈利主体关系结构
6.3.2 价值链的整合
6.3.3 淘宝网价值链的特点
6.4 互联网盈利模式要素分析
6.4.1 利润点分析
6.4.2 利润对象分析
6.4.3 利润源分析
6.4.4 利润杠杆分析
6.4.5 利润屏障分析
6.5 A8盈利模式要素分析
6.5.1 数字音乐市场现有的主要盈利模式
6.5.2 A8音乐业务系统
6.5.3 目标客户和盈利模式
第7章 互联网企业盈利模式的创新
7.1 界定和锁定利润对象
7.2 为客户提供有核心价值的产品
7.3 打造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利润点
7.4 提高用户的参与程度
7.5 关注特定线上空间个体之间关系的建立
7.6 盈利模式创新——基于3G手机网页游戏
7.6.1 3C网页游戏的特点
7.6.2 3G手机网页游戏新盈利模式
第8章 基于盈利模式创新的互联网企业成长
8.1 知识的溢出效应与盈利萎缩
8.2 网络经济市场秩序的失灵
8.3 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核心竞争力演变特点
8.3.1 网络经济特征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8.3.2 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深化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
8.3.3 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的业务流程重组是构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条件
8.3.4 企业管理模式创新是构筑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8.3.5 企业信息网络系统是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手段
8.4 基于知识资本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路径选择
8.4.1 以特殊性知识为切入点的路径选择
8.4.2 以整合性知识为切入点的路径选择
8.4.3 以配置性知识为切入点的路径选择
8.5 基于盈利模式创新的互联网企业成长分析——以乐视移动传媒网为例
8.5.1 网络视频行业产业链与盈利分析
8.5.2 乐视传媒网提供的基本产品与服务
8.5.3 乐视传媒网的盈利模式创新
8.5.4 乐视传媒网核心竞争力的形成
8.5.5 基于盈利模式创新的乐视网成长途径
第9章 腾讯公司的盈利模式创新与迅速成长
9.1 腾讯公司盈利分析
9.1.1 腾讯公司提供的产品与服务
9.1.2 盈利主要来源
9.1.3 收入结构分析
9.2 基于核心竞争力的腾讯战略分析
9.2.1 腾讯战略定位：以为中心，构筑产品金字塔战略布局
9.2.2 基于技术与应用创新的腾讯竞争战略
9.2.3 基于盈利模式创新的腾讯竞争战略
9.2.4 基于创新的腾讯核心竞争力形成
9.3 腾讯成长路径分析
9.3.1 网络经济下腾讯的成长框架
9.3.2 网络外部性、正反馈与腾讯的壮大
9.3.3 基于盈利模式创新的腾讯成长
关键词：四要素模型；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2-0023-03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而近年来人力资本这个因素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长春市是吉林省的省会城市，如果以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其人力资本存量，长春市拥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但是，长春市的人力资本是否为其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呢？本文将以长春市2000~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模型的设定及相关说明
（一）模型说明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现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的基础，该函数包括3个变量即Y（生产过程中的产出量）、K（物质资本投入）、L（劳动力投入），除此之外，函数中还包括一个A（技术水平参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具体公式如下：
Y=AKαLβ①
公式①中的α和β分别表示物质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自20世纪90年代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以来，国内外众多的经济学家就把人力资本作为一个因素纳入到了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因此演变成了现在的四要素生产函数：
Y=AKαLβHγ②
公式②中，Y代表产出，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α代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γ代表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本文的研究就是站在四要素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进行的。
（二）数据的度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1~2008年的《长春统计年鉴》，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都非常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产出指标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选择地区生产总值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地区生产总值可以清晰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第二是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资本投入指标，本文采用固定资本投资总额表示。长春市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包括基本建设、更新改造、其他投资、房地产投资、城镇私人建房、农村集体和农村私人建房7个部分，基本上包括了资本投入的全部内容。
劳动力投入用长春市历年从业人员数表示，从业人员数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示地区在劳动力数量方面的投入。
人力资本投入指标，本文采用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于从业人员数量来说是一个倾向于表示地区在劳动力投入质量方面的指标。受教育年限法是一种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方法，是学术界研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二、数据的分析及解释
（一）相关数据
本研究中用来度量各个变量的数据都来自《长春统计年鉴》，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资料来源：《长春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由于四要素生产函数是幂函数形式的，属于非线性方程，因此，在正式进行回归之前要先将其转化为线性方程。对公式②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lnY=lnA+αlnK+βlnL+γlnH③
令Y′=lnY，A′=lnA，K′=lnK，L′=lnL，H′=lnH
则方程③转化为线性回归方程：
Y′=A′+αK′+βL′+γH′④
此时用于研究的数据也要做出相应的变形，本文得出了一组新的数据，如下：
资料来源：表1数据经过SPSS统计软件变形得出
（二）回归分析
本项目小组选择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来对表2中的数据做回归分析，为了保证统计分析的严谨性，我们分析的第一步是先做出产出、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这4个变量的重叠散点图，以此来观察变量之间的趋势。在散点图中我们发现，产出与资本投入、产出与劳动力投入以及产出与人力资本投入之间都呈现出了很好的线性关系，因此该方程可以通过多重线性回归来计算变量的弹性系数。分析的第二步就是对表2中的数据做多重线性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回归方程如下：
Y′= -21.272+0.343K′+0.085L′+0.642H′⑤
从方程中可以看出3个自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343、0.085和0.642，t值分别为2.219、2.091和4.030。虽然回归方程整体的复相关系数R2（0.996），调整后的判别系数AR2（0.994）以及F统计量（376.141）都很高，而且方程的显著性水平只有0.000小于0.01，也就是说回归方程整体具有非常好的统计意义。但是在3个变量的系数方面，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的显著性水平高于0.05，没有通过检验，而且3个变量的t值都太小，常数项部分又出现了负值，说明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出现了负弹性的问题。因此公式⑤不可取，必须对原公式进行修改，本研究的第一个模型是在无限制条件的背景下设立的，那么，下面将对模型设立一个约束条件即β+γ=1。经过再次拟合本项目小组得到一个新的回归方程如下：
Y′= 0.056+0.512K′+0.248L′+0.752H′⑥
经过第二次拟合后，回归方程整体的复相关系数R2为0.972，判别系数AR2为0.961， F统计量为86.748，显著性水平为0.000，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非常好。除此之外，常数项的弹性系数为正，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和0.040，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检验。所以回归方程成立，α、β、γ这3个弹性系数可以表明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结果解释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512，劳动力的产出弹性为0.248，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则高达0.752。这些数字说明，这3个变量对长春市GDP增长的贡献。长春市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最大，说明人力资本对长春市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是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因素。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略低于人力资本，但高于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因此，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居于第二位，而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最小。这说明为社会创造最大财富的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与技能，保证地区发展的是知识。长春市的经济增长已经正式从粗放型迈向集约型，这使长春市拥有了很好的发展前景。
上面是从一个绝对的角度对回归结果进行的分析，为了分析的全面性，本项目小组又从相对角度对长春市经济发展的回归结果进行了分析。本小组选择了北京、上海和广州3个目标城市，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做了相同的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上海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最大，其次为北京，最后是广州，上海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略高于长春市。除此之外，我们还与全国的平均数值进行对比，长春市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和一些发达城市相比还存在差距。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是长春市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但长春市人力资本的发展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应提高对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视程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长春市人力资本水平的对策建议。
三、长春市发展人力资本的对策建议
（一）通过“外联内引”吸引人才
通过“外联内引”吸引人才，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项目的引进，来吸引人才。这一方法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志江在其《人才资源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提出的。李志江指出，“外联”是与区域外甚至国外企业或企业集团联合兴办、改造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无形资产搞活本地企业的生产经营，并以此吸引人才。“内引”是指开发要素市场，引进国内外资本、技术、设备、项目等。长春市应该采用“外联内引”的方式激活经济，以吸引大量人才。
（二）推进人力资本的市场化开发和配置
在开发地区人力资本时，要以市场为导向，重点解决人力资本开发过程中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脱节的问题。要明确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根据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来培养人才。高校在地区人力资本开发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高校在核心专业和优势学科的设置上必须充分考虑市场的需要，为社会提供满足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总之，地区人力资本的开发必须考虑到市场的需要，才能及时为市场填补人才空缺。
（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本深化理论指出，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将逐渐下降，而与其对应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将逐渐上升。因此，要推动长春市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在保持物质资本投资适度增长的同时，逐渐地将投资重点向人力资本转移。而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又必须注意两方面问题，即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应拓宽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在以往，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是长春市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渠道。但是仅仅靠政府的投资来推动长春市人力资本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长春市应该建立起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同时，还要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分为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与流动投资四方面。长春市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应兼顾这4个方面，并计算出最佳的投资比例，以求得到最大的产出。
参考文献:
［1］ 徐迎春、张建伟、刘泽.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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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志江.人才资源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欠发达地区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 实证方法；理性主义；现象学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方向的转变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主流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和数学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将“经济人”假设(人有理性，利己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整个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前提性假设和基础性假设，并以其作为全部理论构架的逻辑支持点和方法论原则。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为目标。也就是能够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因此，在西方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的中流砥柱。而罗宾斯主张经济研究不依赖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把实证主义方法看作是经济学至高无上的方法，
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方法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因此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但是近年来，实证主义的方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因为实证主义仅具有唯一的教条格式，其典型特点是：开头“引言”，接下来是“模型”或者其变种，之后是来自“经验的结果”，最后是结论。但是，如果对照现实，世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实证主义则一无所用。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所以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就是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自2001年诺贝尔奖授予阿克劳夫之后，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便开始从“不完全信息博奔”和“拍卖理论”逐渐向其他方向扩散，而新涌现的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即经济学开始“面向事实本身”。其实。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早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科斯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首先要针对真实世界本身。然后才是理论本身的易于处理的需要。“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研究的问题。”科斯认为如果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当为了“易于经济学的处理”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是，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做法。
所以经济学绝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搬经济理论而去解决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异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的多维性。
二、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正在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抽象的理论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不错，经济学仍然要研究在给定了“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以及“制度安排”之后，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问题，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不得不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他们就不得不思考远比“效率”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也即思考“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方面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内在本质是非常切合现象学的口号“面向事实本身”的。正如胡塞尔所言“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胡塞尔为现象学方法规定了目标，即“面向事实本身”。对于这个口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是要求我们更充分更如实地倾听现象。这个纲领有否定的方面，也有肯定的方面。从否定的方面看，它表现为反抗一种对待哲学的态度，这种态
度将由传统承袭下来的一些凝固的信仰和理论当作出发点，而传统往往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永远保持下去；它要求验明并蓄意消除理论上的构成物和符号表现形式，以便转向纯粹的现象。在这些偏见中，“思维经济原则”是最有害的一个，它受到实证主义者的特别拥护。这个原则可以远溯至“奥卡姆剃刀原则”，即若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公允地说。实证主义者拒绝兑换夸大其辞的形而上学术语的支票，除非它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以具体材料的硬币清偿，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将具体材料局限在“感觉材料”上，结果是既缩小了事实的范围，也更加远离了事实本身。
但是，现象学的意图不只是批判，更重要的是丰富和重建。“面向事实本身”，这个口号首先具有一种积极的目标，它要我们转向那些被它们面前抽象的理论模型从视线中遮盖掉的现象。当我们拘泥于理论本身的结构或特质，当我们受限于原先的理论范式时，事实本身就已被污染或歪曲。因此，“悬置”先入为主的理论偏见和认知模式也是现象学方法的题中应用之意。
但是什么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事实本身呢?“事实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或直观之物，它是在自身显形和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哲学所应探讨的实际问题本身，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给予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经济学的“事实本身”是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能够被人们直观到的，甚至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经济的“事实”。
细究起来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抵触。在这种场合里理论预言的没有发生，而公认不会出现的事实却偏偏会出现。这就需要对“公认”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现象学的批判不是反－驳，不是反－证，而是去理解被批命题，理解这些被批判命题的意义起源在哪里批判就是听出真正的动机。”显然现象学方法就是要去理解被批判命题，理解它们的起源和意义，把它们还原到它们得以奠基的经济事实本身。
三、真实世界的多维性
了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庞杂文献的人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宁可把自己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体系之内，而不愿意冒风险进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不过，既然像科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看到主流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缺陷，既然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要求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早已取得的成果，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实证主义的迷雾呢?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 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和实证方法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不适宜的泛滥的趋势。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
因此经
学必须走出日益禁锢自己的话语壁垒，降低“进入”的门槛，同时也融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当经济学走出自己的领域时，它将发现社会科学其实是沿着两个维度而非单一的维度发展的，它将发现“价值的维度”对社会科学解释世界的能力至关重要，它将发现“意志维度”是人类行为的内在依据。
(一)价值维度下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学不会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样。首先，当代经济学已经预示了“经济学帝国”可能达到的最大疆界一凡是“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可以被同时接受的研究领域，在原则上都属于“经济学帝国”。其次，在“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同时成立的领域里，“理性”的含义与“实证”的含义都已经遭到了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例如阿克劳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挑战。第三，新的综合早已经开始了，综合的经济学或许也可以叫做“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和“法律学”，按照不同的理性假设和实证程度假设，按照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阿马蒂亚·森显然是有勇气走出当前主流经济学困境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以哲学家的气质和情怀将伦理考虑嵌入经济学前提预设，直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真实行为。从而强调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福利经济学新的多元评价准则，对关涉贫困的发展问题进行全新的界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森的经济哲学思想都趋向于一点：对真实世界的无限逼近。因而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称作“经济学的良心”。如果说其他的经济学家偏倚实证的数字化的发展，那么阿马蒂亚·森却是以实证的分析为基础，将伦理考虑、哲学思索融入经济学，显示出他在学术研究中难得的执着品质，自始至终体现出他对真实世界的关注。
伦理学的嵌入：将核心预设复归真实的努力。在主流经济学以不由分说的态度牢固占据经济研究方方面面的时代中，森始终以难得的勇气对经济学施以伦理关怀，“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他将伦理考虑作为一种内在价值重新嵌入经济学预设，而非仅仅作为经济学核心预设的辅补充，从而将经济学重新复归到注重人的价值和非理性因素的道路上。”
实际上从斯密开始，利己就不是人的甚至不是经济人的唯一的动机，自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的误读开始，经济学就只研究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学将事实与价值二分、进而将价值判断剔除在经济学的考察范围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学的信息基础受到了限制，而且也影响着它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预测，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见把价值层面的考虑溶进经济学视线之中，将真实溶进理论预设，直面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转向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意志维度下的经济学
将人看作是“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之一。这种对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处理为经济学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理性主义经济学，而“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可以说，理性主义与资本的结盟正是经济理性主义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舞台的最终依据。资本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马克思认因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而“经济人”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抽象演绎法不过是当性主义“抽象对象性”特征的固有属性，经济理性主义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过是资本增殖属性的必然要求。
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兴起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行为经济学不仅在分析范式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而且通过意志理性替代抽象理性，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它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
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从这些基本观点看，行为经济学更加强调的是人的心理的整体性、易变性、非理性等意志的特征，是与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有明显的不同。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主流经济学仅仅建立在抽象的不现实的偏好公理基础上。可见行为经济学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兴起的，它试图在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础上，讨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特征对其选择或决策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到相应的决策模式，从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变量当中。
四、结语
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困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研究的问题多为边缘性或交叉性课题，就是证明。这些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预示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发展。
去年九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及G7会议结束后，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升值的压力并未因争论的平静而减弱。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对美贸易顺差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新增约600亿美元，扣除FDI和贸易顺差，大约又有300亿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加上去年600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共9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此外，民间还有近2000亿的美元资产。这将带来通涨压力。
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再次加息0.25%，这当然是好消息，因为这似乎加大了中国调整利息的空间，看着这几个月CPI的走向，主流观点都在预期加息。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经济学分析
人民币是否升值，以下是几个主要几个因素：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根据张斌（世界经济黄皮书：2003-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用H-P滤波法估算，近几年人民币年平均升值2.6%，2003年上半年被低估6-10%，按此推算，至今年七月约被低估了11%左右，这是较为保守的估计；张欣（美国托雷多大学教授）的计算为22.5%；另有一些学者表示可能低估了30%以上。综合的分析表明：人民币被低估了15~20%是客观存在的。
目前，亚洲外汇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一年期无本金交割合约（CNYNDF）的贴水为2300点（相当于1美元兑8.05人民币）附近，说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很强。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1.98%（扣除利息税为1.58%），而美元联邦基准利率经过六月份以来的三次加息，已达到了1.75%，已稍为超过了人民币，但如果考虑境内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人民币的一年期贷款利率5.31%，利率差异依然存在。当然，利率差异的缩小，正好弱化升值预期，给汇率的调整创造绝好的机会。共900亿的短期美元投机热钱和民间近2000亿美元潜在换汇风险，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买入后用短期债券（央行票据？）来对冲是无法化解的。国内的通货膨胀预期高达到4~6%并有强化的趋势。这两方面都支持人民币升值。
鉴于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是管制的，从汇率理论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保持人民币不升值，其升值压力就会并正在通过通货膨胀释放出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六、七、八连续三个月达到5%，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材料也明显上涨。
通涨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都找得到：总之是有人欢乐有人愁。老百姓要遭殃，表面上受益的是作为最大的债务人的政府，但最后经济会受到严重打击，不会有赢家。
三．汇率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不需着陆
软着陆原指是航天器在返回地面时依靠外部装置（如减速伞）降低飞行速度，从而实现安全着陆。但是，经济在起飞，强行让它着陆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损失。治理经济过热（如果说存在的话）要对症下药，而不是动不动就进行经济迫降。这好比一个人发热了，不管是肺炎还是感冒，把人放进冰窖里一冻，表面上是退烧了，炎症并没有消除（我称之为冰窖效应）。结果，人闹得奄奄一息，也许还落下了更严重的痼疾。
上半年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用货币政策后又采取了行政手段，在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经济学家们又在争论能否实现软着陆，其中樊刚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的争论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学者（如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争论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没有意义，因为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显然，仅仅通过GDP的增长率来判断一国经济无疑是十分片面的。而且，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说到底，就是损害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一谈到宏观调控，不是放松就是收紧银根，隔几年就得采取“着陆”措施的怪圈，结果一放一收，最后的风险通通集聚到金融系统。都说现在是经济过热（不管是表达成局部过热还是结构性过热），什么是过热？只有出现市场的非理性过度投资或消费（经济泡沫），才可以认为是过热。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年的低迷和通货紧缩，现在有了投资机会，热一点很正常，市场会自动调节。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没有过热（徐滇庆教授也持同样观点---本文未经徐教授审阅，文责自担），也无须着陆。只要把基础货币管住（当然同时也要把地方政府的非市场行为管住），就能让经济畅快地飞翔。反过来说，如果管不住货币（汇率不动），又要降温，就会出现类似冰窖效应的问题：经济是凉下来了，而金融系统更加积重难返，金融危机或恐悄然而至。
四．汇率调整—先解决汇率形成机制还是适时调整汇率？有学者认为：汇率稳定自身就是一个财富，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然后才是汇率的变化。他比喻：假设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几年后（哪用得着几年！---笔者注）基本面发生变化后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想打个比方：这好比消防队员在火灾现场拿着消防龙头，突然发现还没有编制好救火的程序，于是回到消防局去编写程序。等程序编好了，房子也早被烧毁了。这个比方未必恰当，但却说明一点，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否则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国际上通用的汇率形成机制就那么几种方法，没有那一种是完美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在97年金融危机后都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为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当时也得到了IMF和众多经济学家的好评。但是事隔不久，又向钉住美元汇率制回归了；世界上有不少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最终又放弃了，而转向了较为固定的货币局制度或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后者受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约束力更强，有利于治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安排，对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同时，汇率稳定的内涵应当是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能大致反映实际均衡汇率的趋势性发展而不是仅仅是汇率标牌上显示的数字。过去汇率都曾严重地偏离实际均衡汇率，并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后来不是都调整过来了吗？难道那反而损害了汇率的稳定吗？恰恰相反！如果汇率的水平不能反映实际均衡汇率，那就会伤害人民币本身，也就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可不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吧。
在《东亚汇率两难和世界美元本位》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曾论述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及其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人民币在升值后继续采取钉住美元并放宽管理浮动的范围应当是可行的。
一句话，不能因为要探索和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而忽视汇率调整的实际需求。
五．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但实际的影响有多大，对各经济体会有很大的区别。这要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很大，人民币幅度不大的升值（如10%），应不足以使美国的供应商撇开中国而寻求替代出口国，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减少有限，甚至增加。对日贸易的影响也许大一些，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贸易结构（特别是有利于限制一些资源性出口）有所帮助。即便是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恰恰为人民币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一个国际收支平衡基础。
还有一个影响是：可能造成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但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很低，汇率的有限升值，不会改变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失业的压力不大。进一步讲，汇率政策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就业的的政策。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汇率政策曾经起了促进就业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通过对整个价格体系的扭曲来来实现局部的政策目标的，而这会带来更大的资源错误配置（何帆，张斌：《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2004）。
另外就是目前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缩水。但即使人民币不升值，现在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利率都很低，而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这些以及不断增加的美元资产都要贬值，损失也将不小。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平衡国际收支，从而有效地避免货币或金融危机。
六．美元加息了，人民币要跟随么？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过去，人民币实行的是实际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形成了一种操作惯性。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周期和中国（如果承认存在经济周期的话）是不同的。美国这几年一直都在利率低位运行，现在经济已经复苏，当然可以温和加息。但这时候人民币加息是不明智的。加息表面上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结果却会适得其反。因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短期投机美元的持续流入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过快（一季度广义货币M2的增速大于物价和GDP的增速之和约6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例目前堪称世界之最，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金融风险的地雷），加息无疑将加剧这种趋势，而把通货膨胀这把火煽的更旺。况且，央行近期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及其他的行政措施收效都不明显，说明市场并不认同。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调整汇率，到时候也许利率不必调整，或只需调整一点就够了。
七．汇率机制的形成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这说到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汇率机制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中央银行在法律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无法作出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都被确定为中央银行的目标，但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未能摆脱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并承担部分财政职能。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低，维护货币（物价）稳定的目标很难达到。自7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而且每一次经济的波动都是以经济的急速下滑结束的。而几乎每一次调整都来自政府意志方面的压力，央行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制定货币政策（蔡志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性与货币政策》，2003）。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形成机制管用么？无怪乎周小川说，他已经没有货币调控工具可用！你不让他调汇率，他能做什么呢？
健康是中国近期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之一。我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的国力已经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我国国力强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除了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我国巨大的、健康的、年轻的人力资源。健康的人力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可宝贵的资源。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源和健康资源非常丰富：仅在中国的中西部就有2．2亿剩余劳动力，美国所有的劳动力加起来不过是1．4亿。十四岁以下的中国人有3．2亿，比美国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且，中国人学习和掌握信息的能力也在提高，中国现在使用互联网的人已经比美国多了。
传统的经济学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带来了人们的健康。新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健康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健康问题不解决，经济会出现负增长：健康问题的解决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有人研究并预测了1990―2025年全球人口学的转变，图1显示：这个时期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实际上大多是在可以生产的这个年龄段15―65岁。65岁以上和15岁以下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生产力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有生产力的年龄段的人口就增长得比较少。人口学的转变还体现在死亡率的下降先于生育率的下降。结果就导致在这个时期中人口增长率明显增加。这部分增加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经济学上叫人口学分红(见图2)。这一部分增长，是东南亚四小龙创造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国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研究表明，人均期望寿命和GDP是成正比的，并且高度相关(图3)。图3证明人均期望寿命与人均GDP高度相关。
为什么增加国民平均期望寿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呢?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人力产量的弹性约为物力产量弹性的3倍，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的潜力是很大的，人力资本的价值可以通过生产劳动来增值。健康通过延长人的寿命降低了人力资本的折旧率，增加了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决定人力资本增加的常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教育支出费用，一个是平均期望寿命。根据联合国开发署的测算，在一定范围内，人均寿命每增加10％，GDP就增加1．1％。
从1960-1980年，我们的人均寿命增加了30多年，这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起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980年以后，人均寿命只增加了2-3年。我们的经济是起飞了，但是我们在卫生上的支出是多少呢?从图4可以看出，我们在卫生上的支出是很低的，不到中等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二分之一，约为高收入国家卫生支出的五十八分之一，比巴西、古巴等国家的卫生支出都要低。如果卫生支出低，效率高，能解决人民的健康问题也好。关键是由于忽视和低投入，国民的健康问题现在已经到了严重阻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地步了，下面将具体讨论健康问题对发展的障碍。而且，政府和个人在卫生支出上的比例和国际上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如图5所示，发达国家个人在卫生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27％，我国个人在卫生上的支出占总支出的60．5％。我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个人卫生支出的比例是发达国家个人的二倍多，自然大多数人看不起病。
综上所述，中国解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巨大健康积累为经济起飞提供了雄厚的健康人力资源。首先，国民的平均期望寿命迅速提高，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1981年的67．9岁，几近33岁，在同类别的国家中居前，接近发达国家。其次，1983年我国的医疗保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85％的农村人口。第三，到八十年代，我国基本上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等主要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疟疾，非洲的GDP在35年里少了近三分之一。然而，近二十年来，在同等经济水平国家中，我国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很小的，在健康方面，国民并没有享受到经济起飞的成就，而是做了牺牲。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起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建立在消耗解放三十多年来健康积累的基础上的。
今天，我们要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有没有健康积累?一般来说，由于人力资源的生长周期，健康投资或健康透支有滞后的效果规律，大概要15-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我们在过去二十年中客观上是在不断地健康透支。现在已经初见后果。这些后果表现在许多方面：
(1)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双重威胁越来越大。传染病／非传染病的威胁首先表现在AIDS病感染人数的迅速增加――据估计现在是100万，到2010年预测将达到1-2千万。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乙肝患者数占世界的1／3。旧有传染病重新抬头，新发传染病大概有一半已经在中国出现。癌症的死亡率每年150万，心血管病死亡率每年300万；上述两个病每年的经济负担就超过了几千亿人民币。糖尿病患者4千多万，高血压患者1．5亿；还有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负担日益加重，实际患病人口已达1600万。
(2)“未富先老”的挑战日益尖锐。中国老年人口(大于60岁)1999年是一亿两千六百万，到2050年将达到四亿一千万。在人均收入不高，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体系不够健全，技术不甚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导致了“未富先老”。老龄化既有养老问题，又有健康问题，还有社会问题，这是一个沉重的经济社会负担和疾病负担。而且，中国的多数老人住在农村(占66％)。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成就，20年来成功地避免了4亿多人口的出生，但也有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我们的后代将面临“421症候群”，即第一代4人，第二代2人，第三代只有1人；家庭的支持非常有限。
(3)人口质量和数量存在巨大改善空间。我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13亿人口。过去的二十多年来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不断加重。1982年是108．47，1990年是111．30，2000年是116．80。我国的出生缺陷率也非常高，每年有80万到100万。现在我国残疾人口7000万，其中70％是由于出生缺陷造成的。而中国3000万贫困家庭中，80％家里有残疾人口。我们的数字统计表明，大学人口的比例只有3．6％，美国是25％；高科技人才仅占0．67％，是德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的三百到六百分之一。
那么，是不是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达到很高的健康水平，很难再提高了呢?不是这样的。1980年，澳大利亚的人均寿命是74岁，我国是68岁。到
1998年，澳大利亚人均寿命增加了5年，而我国只增加了2年。和韩国、日本等国家比，我国的健康发展是相当缓慢的。
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多少健康积累了。不仅没有健康积累，我国的发展还带来了新的健康需求。
(1)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这是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Stiglitse)指出的。如果城镇化按每年增长1％的规模来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有2．89亿农村人口转向城市，这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人口流动和城市人口密集，住房和交通拥挤，生活空间缩小，工作压力增加，这就为传染病的流行带来了很好的条件。同时，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又带来了“现代病”，肥胖已经在中国开始流行了。
(2)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占我国GDP的3％到8％，2005年我国GDP的增长是9％左右。2002年，在我国有统计的343个城市中，只有1／3的城市符合居住条件。世界银行估计，2020年中国将为燃煤污染造成的疾病支付3900亿美元的费用，相当于当时GDP的13％。可以看出，我们的经济发展实际上都被环境污染抵消掉了。
(3)过去的健康透支需要偿还。世界银行预测，我国因肿瘤患者造成的损失是1432亿元，2020年将达到6万亿人民币，占当时GDP的24．4％。肝炎的增长速度感染，到2010年将使得2400万－3000万的人口致贫。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农村贫困人口人1亿减少到目前3000万的成果将毁于一旦。吸烟致癌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是5600亿人民币。相当于烟草税收的3．5倍。
上述数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解放50多年的健康资源积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而且透支了不少。新的世纪，新的健康负担越来越严重了。我们GDP的增长赶不上健康需求的增加。目前，中国健康资源的重要性并没有真正被认识，更没有很好地管不了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发展的。
怎么办?认真管理我国的健康资源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中国能否解决国民的健康问题。国民的健康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学西方，此路不通。美国17％的GDP用于医疗卫生，还有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走回头路，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健康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可以充分发挥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源源不断地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健康管理就是对个人和人群的各种健康危险和健康保护因素进行全面管理的过程，也是协调组织的过程，宗旨就是调动个人、集体和社会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物力资源，来控制疾病促进健康，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具体的做法就是为个人和群体(包括政府)提供针对性强的准确的健康信息，并创造条件，让全社会采取行动来改善健康。
微观上，健康管理可以针对个人，可以针对公司和企业，宏观上，健康管理应该针对政府。
个体的健康管理是以研究为基础的，以医学和现代信息学为手段的可以定量地进行效果评价，包括疾病控制和费用降低两个方面。它有一整套规范的操作过程，为医生、为个人交流提供了平台。它能够精确地确定管理的目标人群，因而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做到健康的最大化。从完全健康到绝对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让个人、社会、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开始未雨绸缪，进行健康投资和健康管理。在早期花很少的资源可以获得很大的回报。越到后期，投资的机会越少。个人健康管理包括对重病人、高危险人群、慢性病、一般疾病以及健康人群的管理。
宏观的健康管理是从整个社会、政府／非政府组
再如，世界卫生组织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很多在技术上减少健康风险的战略，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只要中等花费的干预就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健康回报。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群生活方式来改变人群中的危险因素的分布。(1)患高血压的一亿五千万人中，只有一半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一个简单的措施就是普查人群血压现状，指导预防和控制。不需要花很多钱，需要的是管理。(2)今后30年中将有一亿人死于抽烟，几亿人的健康受到影响。我们将要为这几亿人的健康付出医疗代价。政府可以采取两个很简单的方法来控制因烟草造成的巨大国人健康透支。一是烟草高税，二是全面禁止烟草广告。虽然短期会减少税收，但长期省下来的医疗支出和保护的健康资源是促进发展的。(3)持续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全民锻炼。(4)国家的科研机构应该大量进行如何减少全国国民健康风险效应的评价和研究。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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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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