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8 17:35:23
关键词：人口转变；经济增长；老龄化；相对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28-09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劲头，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从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平均可达8.8%①，人均GDP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13.4亿②。然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不但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仍然保持着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长速度。找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驱动因素，了解增长的来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持续繁荣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着眼于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许多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因素与人均GDP增长率之间确实存在着紧密的联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综合考察了各种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人口转变趋势对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描述了一国人口的年龄分布状况，通常以总抚养比指标来衡量，即被抚养人口（年龄≤14岁与年龄≥65岁的人口总和）占劳动年龄人口（15岁≤年龄≤64岁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岁及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少儿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称为老年抚养比③。一个经济体的总抚养比率越高，其受抚养人口对经济造成的抚养负担越重。人口转变则是指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发了婴儿潮一代的产生；经过几十年后，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劳动年龄时，该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则会变得较大，总抚养率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此为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献回顾
自1950年代以来，随着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经历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变迁过程，国内外关于人口变量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也已被广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两个方面。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早期学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长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总量变量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而1990年代以来，几位哈佛学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将人口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研究加以深化，他们着眼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果。
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长率，早期的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悲观主义认为，人口增长会阻碍经济增长，由此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加剧大规模失业，造成经济体的贫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乐观主义认为，快速的人口增长会引发规模经济的产生，进而促进技术改变和制度创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论者认为，人口增长既不促进经济增长，也不阻碍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大部分1960年与1970年的跨国实证数据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关注人口增长的来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则区分了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化对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影响及其产生的不同经济结果，说明人口增长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长率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因此也会有不同的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增长表现。
无论是对于人口增长率的研究，还是对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论模型的基础。这些研究仅仅是将人口增长率、出生率与死亡率等人口变量强加于实证模型中进行考察，而没有合适模型与理论说明为什么这样做。1990年以来，以哈佛学者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调人口转变作为构成人口增长的基础，关注人口年龄分布在宏观经济表现中的作用，其主要观点有两个：第一，人口总量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均是人口转变的结果；第二，人的经济需求和经济贡献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们以包含人口变量的扩展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通过会计恒等式将每工人产出增长率（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转化为人均产出增长率，从而将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离开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动通过人均劳动力供给的改变而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算效应”（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也通过不同群体的消费与储蓄模式影响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口结构变量的“行为改变效应”。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相对变化来衡量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化。他以78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回归，发现在转型时期二者并不相等，说明人口结构处在不断变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口因素的核算效应外，也研究了抚养比所带来的行为改变的影响，发现了显著的负效应。Cai and Wang（2005，2006）以中国1982—200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并采用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评估人口改变带来的影响，发现从1982—2000年，中国的总抚养比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3个百分点，相当于约1/4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消失，此后不断上升的老年抚养比将会产生人口负债。
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预期寿命与人力资本的影响。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效应。第一，人力资本效应。预期寿命作为良好健康状态的积极反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中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工人的生产力水平（Bloom and others，1998；Bloom and Canning，2004）；同时，随着教育投资收回的时间视野变得更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将会增加，促进了人们对教育的投资，从而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生产率水平（Meltzer，1995；Bloom and Canning，2004）。第二，人口效应。预期寿命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年龄分布，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储蓄行为的差异从而影响总储蓄水平（Higgins and Williamson，1997；Kelley and Schmidt，1996）。此外，预期寿命的增加还会使人们的生命周期储蓄行为发生改变，由于生命周期的延长，人们为退休后储蓄的动机增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资产用以防老（Lee，Mason，and Miller，1997；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大部分的文献研究一般都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自从Arrow（1962）、Uzwaa （1965）和Sheshinksi（1967）将教育和知识积累作为内生技术的源泉引入到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多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在回归分析中并未取得预期结果。Bloom and Canning（2007）在对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中发现，教育变量不仅缺乏显著性，而且系数估计的符号为负，与预期结果相反。Zheng and Rui（2010）与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等人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结论。
针对中国的研究，现有的文献并不充分，或者是基于人口总量（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研究，或者是从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出发，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研究人口结构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而对于多种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以及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相对较少。李建民等（2000）从人口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两方面入手，构建了动态人口—经济模型，判断了生育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蔡昉（2004）则探讨研究了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同时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指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而最近的研究如左学金（2010）在综述了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中低水平的生育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却是复杂和不确定的。目前，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与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对当前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及早作出调整。而对于人口文化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方面，沈百福（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二者高度相关且协调性略有提高，但是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却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耿修林（2009）根据设计的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描述体系，对人口素质的变动状况进行了测评，并对经济发展因素与人口素质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
此外，无论是对于人口数量的研究，还是对于人口质量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人口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对出生率的作用。收入增长有助于出生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高收入人群的时间价值高，由于生孩子也是一项时间密集型的活动，因此他们倾向于少生孩子，从而使依存率下降，劳动参与率提升。此外，收入的增加对预期寿命也有一定影响。收入增加后，人们获得了更大的食物保障和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使健康水平提升，预期寿命增加（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
上述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基于中国省份层面的研究则较少，其中涉及人口质量的研究则更少，且大都是定性的讨论分析。同时也不难发现，现有文献对各种人口因素的经济影响结果并非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如老年抚养比、人口密度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以此为背景，本文根据中国的国情具体研究中国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的人口转变及经济影响
如图1所示，中国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三个时期。从1949—1970年的20多年间，死亡率大幅下降，由1949年的2%下降到1970年的0.76%（1959—1961年除外，为中国经济的时代，1960年的死亡率高达2.5%）。而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却居高不下，1970年的出生率还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差不大，仅差0.3个百分点。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2%。而到了19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我国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结果，出生率在整个1970年代下降了1.2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死亡率则在0.6%～0.7%之间波动，变化不明显。人口自然增长率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而不断降低，在1979年达到1.16%。从1980年至今，随着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提倡，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抽紧。出生率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小幅波动后，从1990年代起逐步缓慢下降，降到了2010年的1.2%。而死亡率则稳定在0.65%上下的水平上，直到最近三年才上升到0.7%。这一阶段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步下降到2010年的0.48%。
始于1949年的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也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第一阶段中，死亡率先于出生率而大幅下降，造成人口的暂时膨胀，产生了婴儿潮一代，使得少儿抚养比上升。如图2所示，1960—1970年间，这一比例一直高达70%～71% 。由于较高的少儿抚养比增加了社会的消费支出，降低了储蓄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因而阻碍了早期经济的增长。进入第二阶段，随着滞后的出生率开始下降，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收拢。尤其是当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达到劳动年龄时，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过去40年里，少儿抚养比由1971年的70.1%下降到2010年的26.9%。由于整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从1960—2010年间，这一比例仅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因此总抚养比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不断降低。随着大批青年人达到劳动年龄、开始工作并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而如今中国即将迈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届时大批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时期，促使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储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Bloom and Willi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一旦社会完成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将逐步稳定，其对经济增长将不再起作用。
四、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选择与理论推导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有效人均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初始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与稳定状态的有效人均产出水平之间的差距，差距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向稳定状态产出水平的收敛速度就越高。但是，该理论的存在有一个默认的假设前提，即劳动力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人口结构处于稳定状态，该假设合理；但从短期来看，尤其是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动的，此假设并不合理（Choudhry and Elhorst，2010）。因此，本文根据最新的理论研究，放松了新古典模型中关于人口结构稳定性的假设，引入以抚养比为代表的人口结构因素，在扩展的收敛模型下检验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人均产出可以作如下分解：
■=■■■（1）
其中，Y代表一个地区的总收入或GDP总量，N是总人口数量，L代表劳动力数量，WA则为该地区的劳动年龄人口数。此恒等式说明，人均产出（■）可以表示为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年龄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乘积。定义y=■，z=■，？籽=■，w=■，方程（1）可以写为：
y=z*？籽*w（2）
对方程（2）两边都取对数得：
lny=lnz+ln？籽+lnw（3）
显而易见，初始状态的各变量也满足此关系式，即：
lny0=lnz0+ln？籽0+lnw0（4）
对方程（3）等式两边进行微分，我们可以得到：
gy=gz+g？籽+gw（5）
其中，gy代表人均GDP增长率，gz代表单位劳动力产出增长率，g？籽为劳动参与率增长率，gw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增长率，gWA与gN分别代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和总人口增长率。
根据新古典增长模型（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1995），单位工人产出增长率（gz）取决于初始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0）与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z*）之间的差距。用方程可以表示为：
gz=？姿（lnz*-lnz0）（6）
此处的？姿代表人均GDP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姿越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而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则取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诸多因素，用变量X来表示，即：
lnz*=X？茁（7）
将方程（4）（6）（7）代入方程（5）可以得到：
gy=？姿（X？茁+ln？籽0+lnw0+lny0）+g？籽+gw（8）
由于w0=■，D0代表初始状态的抚养比，方程（8）可以变形为：
gy=？姿（X？茁+ln？籽0+ln■-lny0）+g？籽+g■（9）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依据理论模型所推导出来的方程（9）中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各种因素，借鉴国内外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采取的变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和可靠性进行调整，选取了以下研究变量。
本文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gy）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它反映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的速度，这一点与绝大多数文献相同。
关于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所要研究的各种人口因素的变量，包括总抚养比（D）及其增长率（gD）、城市化比率（urban）以及人口密度（popden）④。第二，除了人口因素外，模型还包含了各种控制变量，如初始人均GDP（y0）考察经济收敛的影响，而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period3）则用以反映随时期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差异性。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控制变量（X）能够决定稳定状态的单位工人产出水平，包括投资率（invest）、开放度（open）、市场化进程指数（market）、人均受教育年限（edu）以及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等。因此，实际的回归方程如下：
gy=？琢1y0+（？琢2D+？琢3gD+？琢4urban+？琢5popden）+？茁X+period2+period3+？着（10）
本文以5年为一个增长期，对中国29个省市⑤、1996—2010年的面板数据作回归分析，三个五年期分别为1996—2000年、2001—2005年、2006—2010年。为了控制人口变量的内生性，本文根据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的做法，采取了两个措施。第一，gy与gD的取值为每个5年期的平均值，而其他解释变量的取值则定义为每个5年期的期初值。由此一来，人口变量的取值先于经济增长率的发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逆因果关系问题。第二，对于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总抚养比及其增长率，我们采用了各自的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1996、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达到进一步控制内生性的效果。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2—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1996）、国家统计局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数据等。对于人均GDP的期初值及其增长率，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采用了可比价格计算而得，从而使各年份之间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此外，过去的实证研究文献中均采用了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一指标来反映市场化水平，本文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在《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反映市场化进程的综合性指标，来考察市场化对于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贡献⑥。
对于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受教育结构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和马光荣（2011）的计算方法，将每一种受教育程度按照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数，加总之和再除以相应的总人口，便得到人均受教育水平。具体的年限处理方法如下：大专及以上教育以16年计，高中、初中、小学和文盲分别以12年、9年、6年和0年计。⑦
五、回归结果分析（一）：人口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混合回归（OLS）与FGLS回归
与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如Cai and Wang，2005，2006；zheng and Rui，2010），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在1%的显著水平下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回归结果显示，总抚养比的系数为-0.15，即总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增加0.15个百分点。从1996—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由48.8%下降到34.2%，共下降了14.6个百分点，相当于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2.2（14.6*0.1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中国人均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9.12%⑧，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人均GDP增长率中的大约四分之一（2.2/9.12）可以归因于总抚养比的下降。这一结论与Cai and Wang（2006）的研究中采用增长回归方法核算的人口效应结果相同，说明在过去的15年中，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不可小觑。
本文最值得期待的结果来自总抚养比的增长率（gD），回归（4）的结果显示其系数不仅为预期的负值，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对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有所改善。他们发现，尽管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却并不显著。而本文的结果也验证了Bloom and Canning（2004）对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不仅通过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而且通过总抚养比的增长率带来短期效应。不仅如此，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似乎具有更大的影响效果，其每降低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上升0.234 4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率均有两方面的影响，其最终效应取决于规模经济与交通拥挤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回归（4）中，城市化率的系数为-0.028 9，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过度城市化给经济造成的负面作用相对大一些。因此，城市效益并不总是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当规模扩大到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时，效益反而会下降。实证中对于人口密度的研究也并未得出一致的结果。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均报告了人口密度的正效应，但均不显著；而Zheng and Rui（2010）却发现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我们的研究中，人口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73 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正影响在当前占主要地位。在对中国省际数据的相关研究中，Zheng and Rui（2010）发现投资率的回归系数虽为正却并不显著，他们将其归因于投资率可能并不是物质资本投资的较好的变量，也可能是由于投资率本身的内生性使其影响效果已经在人口转变中通过储蓄影响体现出来。与此不同的是，本文报告了正且显著的投资率，这一结果与Cai and Wang（2005）和Bloom and Canning（2010）对中国各省的研究结果相同，说明高投资率能够导致更快地物质资本积累，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
本文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公布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以往研究中的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来反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这可能得益于该指数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说明市场化体系改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大部分文献一致，更高的开放度以及更低的政府干预程度有助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唯一令人吃惊的结果在于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口质量的反映，是一种人力资本，不仅不具有显著性，而且符号也与预期的相反。这个现象在之前的一些文献中也有出现（如Bloom and Canning 2007，2010），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测量误差。本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抽样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而推断总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样本的代表性也许并不好；此外，由于2001年的抽样数据不可得，这里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作替代，影响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并未得到有效反映（Pritchett，2001）。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由于教育质量的低下，或是市场在雇用高水平教育人才时所表现出的失灵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的滞后效应。当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时，参加工作的年龄被相应推迟，因此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能会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但有利于促进以后各期经济的快速增长。
（二）影响渠道和政策环境作用的检验
许多研究（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Cai and Wang，2005；Bloom and Canning，2007；Choudhry and Elhorst，2010）认为，有利的人口改变（如工作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等）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均产出的增长，人口红利的实现还要依赖一定的政策、制度和环境，这些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对新增人口的物质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将其吸收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力的能力。具体研究方法是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人口结构变量与政策环境（如市场化、开放度等）的交叉项来进行考察。与此不同的是，本文从另外一个角度通过构建总抚养比与投资率的交叉项，来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以及中国政策环境的有效性进行检验，主要思想为：储蓄—投资是人口因素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影响渠道。当社会总抚养比下降时，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大，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作用下，这些增加的劳动力供给会被社会吸收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储蓄率和人均储蓄水平。同样，增加的社会储蓄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被用于增加投资，才能够真正贡献于经济增长率。
储蓄—投资机制是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率的一条最主要的渠道。此外，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可见由人口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如人均劳动力供给增加、储蓄增加）只有转变为实实在在的投资，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在不利的经济社会及政策环境下，一个经济体则无法利用各种人口红利，相反，还可能引发经济倒退以及社会的不稳定。比如拉丁美洲，虽然具有有利的人口变化，但由于其投资缩减以及保护主义政策，实际上却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在加入交叉项后，投资率的系数成倍地增加了，由FGLS回归中的0.019 7增加到了0.159 2，说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加强了。也就是说，越是在良好的政策环境条件下，投资率的增加就越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工具变量法（IV）
由于存在异方差问题，本文采用Durbin-Wu-Hausman test来进行异方差稳健的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回归均在1%显著水平下强烈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即使在采用了期初值后经济增长率仍然对总抚养比有一定影响，因此进行工具变量法的回归是很有必要的。此外，Shea partial R-sq与Sargan test的结果说明了所选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得到满足，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而与扰动项则不相关。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后的大部分解释变量比混合OLS回归的影响程度增大，且显著性也得到了提升。
由于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同时期发生，因此我们对总抚养比的增长率也采用了其一阶滞后值、初始人均GDP的一阶滞后值、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一阶滞后值（即1991年、1996年与2001年的取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大部分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反而大大降低了，甚至一些原先显著的解释变量也变得不再显著，对于总抚养比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法回归并不有效，因此我们将其从回归中去除。由此说明，经济增长率对于人口因素的反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总抚养比，而不是总抚养比的增长率。
六、回归结果分析（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根据Choudhry and Elhorst（2010）研究中联合国（2008）关于中国人口抚养比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在2010—2015年将消失，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取而代之的是人口负债。从2030年之后，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成为总抚养人口的主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凸显。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增加降低了人均劳动力供给，提升了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降低了私人储蓄和投资，使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另一方面，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给养老、医疗和社会服务带来巨大压力。过高的依存负担（如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个社会的年金、医疗等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而生产性的物质资本投资则会相应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Bloom and Freeman，1986；Cai and Wang，2005）。
由于总抚养比是由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构成，而这两类人群具有不同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其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本部分分别引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以及二者的增长率，来考察他们各自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离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于少儿抚养（Dyouth）比，还是少儿抚养比的增长率（gDyouth），其系数都显著为负。由于少年人口完全不具备生产劳动能力，他们是经济的纯消费者，所以这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会消费本可以用作投资的物质资本，降低全社会的投资率和再生产能力，而且还会占用更多的劳动力（主要是妇女），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的供给。由此说来，少儿抚养比越大，其增长率越快，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则越重，进而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前进。
但就老年人口来说，相关的研究却未得出一致的结论。Choudhry and Elhorst（2010）与Zheng and Rui（2010）均发现，老年抚养比在一些回归中的系数为正，而在另一些回归中的系数却为负，但在统计上却都不显著；Kelly and Schmidt（2005）与Bloom et al.（2008）也并未发现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强烈的相关关系。而对于其增长率，Zheng and Rui（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老年抚养比增长率的符号为正，但在任何一个回归方程中都并不显著，Bloom and Willimson（1998）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先前文献中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出入，从回归（9）与回归（10）的结果看出，老年抚养比及其增长率的符号均为正，不过老年抚养比的增长率十分不显著。就老年抚养比这一模棱两可的符号而言，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从图2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并不大，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得益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降低，二者的趋势走向相一致，而老年抚养比在此期间反而呈逆趋势略微上升的状态。由于样本中的中国各省份并未完成人口转变的整个过程，刚刚或即将步入老龄化主宰的第三阶段，因此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影响还并未显现出来。此外，也有一些研究对于老龄化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产生质疑。Mason and Lee（2004）提出了“第二人口红利”的学说，即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有劳动能力的人出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在年轻时会产生更强烈的资产积累动机，导致社会的投资增加，引起资本深化，即使人口不断老龄化而使有效劳动力数量下降，国民经济也会因人均资本的增加而保持一段快速增长的时期。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与经济增长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还有观点认为，相比于少儿来说，老年人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继续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贡献作用（Bloom and Willimson，1998）。认为，老年人通过照顾青年人、做兼职工作甚至仍然储蓄，因而继续对经济增长起着贡献作用。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得以提升，再加上其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技能，这些都能够扩大老年人力资源的供给，延长人口红利。
七、人口、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基本结论
为了考察人口因素对中国过去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将1996—2000年与2001—2006年拟合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进行分解，采用Kelley and Schmidt（2005）研究中的相对贡献率来衡量各种影响力量的大小。
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为20.18%（15.88%+0.2%+3.9%+0.2%），这个结论与Kelley and Schmidt（2005）对跨国实证研究的结论基本相同，他认为，如果预期寿命不算作人口变量，而作为健康水平的变量从而反映人力资本的质量，那么人口因素可以解释经济增长变动的21%。在其他影响因素中，初始人均GDP的作用最显著（20.08%），也就是说，在控制了稳定状态的收入水平后，穷国（即初始人均GDP较低的地区）比富国（即初始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向稳定状态收敛的速度更快。其次是市场化进程指数，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为12.19%，说明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离不开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和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相当，分别为3.9%、4.6%和4%。同时，外生的因素冲击控制了34.47%的跨时期经济增长改变。
总而言之，我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转变产生的人口红利，同时也受益于较高的投资率、开放度和市场化改革等因素。但是，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的人口红利将在2010—2015年内消失，取而代之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口负债。然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不同于世界发达国家，有其自己独特的规律。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实现人口转变时社会经济已经处于较高的发达水平，人口素质较高，表现为“先富后老”，因此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能力来应对老龄化问题。而我国的人口转变却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下，通过压缩时间来实现的，尤其是在人均GDP较低、人口素质不高、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的情况下步入老龄化社会，表现为“先老后富”，对我国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挑战，在“未富先老”的社会环境中，以有限的资源保障和改善广大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需要政策制定者高度重视的民生问题。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本文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从人口数量和结构上讲，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改革人口生育政策，适当放宽我国部分群体的生育计划，提高生育率。这样做从短期来看，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整个社会的总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缓解日趋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其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降低社会总体的失业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均劳动力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从人口质量和素质上讲，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老年人继续从事劳动、参与社会工作的重要个体因素。Kalwij and Vermeulen（2005）发现，劳动参与率随年龄而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不断恶化。因此，推进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提高人口整体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对于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此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普及教育、扩大教育覆盖面的同时要注重教育质量的提高，通过引入国外优秀技术人才来改善我国人口的职业结构和素质结构，推迟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第三，从退休政策上讲，借鉴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适度延长我国社会成员的退休年龄，可以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降低社会抚养比。在当今老龄化的社会中，老龄健康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活跃的身影也比较常见。通常来说，七十岁之前的老人大多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且有比较丰富的工作技能与职业经验（王俊等，2012），因此合理选择退休年龄可以使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对社会有贡献作用。
第四，从养老保障方面上讲，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就养老模式而言，目前我国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而事实上养老不仅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还需要大量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因此，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是要使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逐步走向社会化，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探索社区养老、居家养老、互助养老、养老产业等多位一体的养老服务支撑体系。就保障资金而言，要逐步建立以社会保险费为主体、政府财政投入为重要补充、多渠道筹资为辅助的社会保障资金支撑体系，同时探索社会保障金保值、增值的成功运营模式，确保我国社会保障金规模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②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
③定义来自国家统计局。
④由于中国各地区预期寿命的相关数据只有1982、1990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数据，其他年份的数据并不可得，因此预期寿命这一重要的人口因素并未包括在本文的研究变量之中，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⑤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外的其他21个省份（不包括四川）、5个自治区和3个直辖市（不包括重庆）。由于重庆在1997年才开通成为直辖市，1997年以前的四川省统计数据中包括了重庆，而1997以后的重庆统计数据从四川省分离开来，因此本文将重庆市与四川省从样本中剔除。
⑥由于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编制的初始年份为1997年，因此本文采用1997年各省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来代替1996年的对应数据。此外，对于1997—1999年此数据的缺失，我们采用2000年的数据来做相应替代。
⑦由于抽样数据的局限性，我们采用2000年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来代替计算2001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⑧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计算而得。
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的一个变量，通常被认为对长期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根据Barro（1991）的研究，尽管政府消费支出对于私人生产率（或私人产权）并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它通过税收的扭曲效应以及政府支出计划而降低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由于财政支出中的教育与国防支出更像是一种公共投资而非公共消费，它们很可能会影响私人部门的生产率和私人产权，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影响，为此，我们将教育与国防支出剔除后的其他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来作为政府干预的变量，此比例的降低有助于释放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率较高的私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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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难点 创新亮点打好“双降”硬仗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经费保障。龙里县坚持做到计生工作与经济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实行“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坚持“一票否决制”；确保各部门思想、认识、措施“三个到位”，人力、物力、精力“三个集中”；计生事业经费足额及时拨付到位，2012年投入计生经费754.23万元。
健全责任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出台《龙里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明确计生管理范围、考核方式、奖惩设置和责任追究，确保责任到人、任务到人、落实到人；建立县直部门、乡（镇）齐抓共管计生工作责任制。出台《龙里县综合治理人口和计划生育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明确县直相关部门人口计生工作职责，将责任部门、人口计生部门及负责人抓人口计生工作情况纳入年终考核；进一步规范村级计生工作管理体系。出台《村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动态综合排名实施办法》，对全县167个村（居）按季度进行“双降”动态综合排位，对靠前的村（居）给予奖励，对滞后的进行重点管理。
有效突破难点，创新工作亮点。着力突破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点。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加大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达到“征收一户，教育一片”效果；着力创新计生宣教模式。开展计生文化广场活动，提升人口计生宣教水平。投入20多万元举办“婚育新风进万家”文艺汇演，并坚持每年举办一次；着力强化计生对象服务。成立县计生户服务中心，积极协助计生户办理人口计生相关证件以及农村低保、小额信贷、工商、税务证照等便民服务，对计生户开展扶贫帮困、节日慰问。
抓住薄弱环节，打好“双降”硬仗。贯彻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双降”意见，按照“工作目标从高、计划生育指标从低、落实工作从紧从严、监督管理从重从严”要求，组建专业执法和专业技术服务队伍，帮助基层清理和消化手术库存；成立专项督查组分赴乡（镇），帮助基层找准问题、理清思路、确保“双降”工作见实效。
“12348”总体规划进一步夯实计生根本
树立“一个理念”。牢固树立“抓人口计生工作也是抓发展”的理念，确保实现“双降”目标，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问题。
明确“两个根本”。进一步夯实计生基层根本，强基固本；以创新工作机制为根本，以创新促发展，以创新促跨越。
突出“三个重点”。突出优质服务，继续以创“国优”标准开展工作，切实巩固提高“国优”工作成果；突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确保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保持在正常值范围；突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以国家政策的名义实施的,由政府出资、组织和管理。它具备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实施的主体是国家;第二,主要宗旨是为了实现国家的人口发展目标。因而,它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我国的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行为。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因而这种强制性征是以各种管理手段表现出来的。人口再生产是社会再生产和家庭人口再生产的统一,与此相适应,对人口再生产的需求有社会和家庭的需求,这两种需求有时会一致,有时会矛盾。当二者的需求发生矛盾时,国家、社会就会对家庭人口再生产进行干预或实施影响,这种干预和影响也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表现出来,因而从上述角度看来,管理在事实上是实现计划生育的必要手段,没有管理,党和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就没有载体。实践已经证明,强有力的管理对于扭转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是起了重要的作用的。
从90年代初以来,面对国内外社会、经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新发展。我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以农民工为主的人口流动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好流动人口、农民工问题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进程。加强城市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不仅对控制流动人口政策外生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当前服务民生,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实现人口计划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分布广泛。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重要内容。没有流动人口的稳定与和谐,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要通过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保障流动人口合法的计划生育权益,促进流动人口平等地参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强,农村稳则社会安。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农村人口压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要途径。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为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也给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带来了新的机遇。人口流动对输入地与输出地来讲都是实现双赢的战略。从国际上来看,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4年从发达国家汇出的资金一共是2620亿美元,其中64%即1450亿美元是汇到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看,2004年仅从广东汇到其他省份的就有683亿人民币,湖南一年内通过邮局汇入的资金是200亿人民币。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举措,2006年国务院制定下发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对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明确的部署。
第三、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需要。2006年以来,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仍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完成新时期的新任务,国家出台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与此同时,国务院在《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等多个文件中强调要切实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后,又将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列为2006年国务院农民工工作七项重点工作之一,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做好的十件实事之一。因此,做好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对做好农民工的全局工作至关重要,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城市新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现状治理创新的需要。由于城市新区流动人口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城市新区的流动人口还具有其独有的个性特征。如流动性比较大、流动人口素质参差不齐等等。经过对城市新区育龄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一般来说,低收入育龄群体比较关心法律法规、计生政策、避孕节育、生殖、卫生保健等知识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和《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等证件办理、审验手续。高收入的育龄群体则对私密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愿接受调查并公开自己的个人情况。因此,对城市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需要管理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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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 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 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 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 1983；冯立天 1982；李竞能等 1982；梁文达 1980；曹明国 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 1982；王向明 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 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 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 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 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 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 1981；曲海波 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 （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 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 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 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 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 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 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形成人口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与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银 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 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 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 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 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 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 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体制是提高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 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 （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 1994；田雪原 1994；李竞能 1995；林富德，陆杰华 1995；陆杰华，于学军 1995；吴忠 1995；张纯元 1996；李涌平 1995；楚军红 1997；涂平 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 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 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 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 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 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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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九香工作单位：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第一，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1]。无论哪种观点，都说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结构均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国情。其中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也就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均衡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1]。
人口变化情况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情况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福建省常住人口达3689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个百分点。福建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同中国国情一致，高峰点上有着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受20世纪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期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样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数来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伴随这一增长过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增加社会积累；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需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负担加重，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从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个百分点,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年老型过渡，人口老龄化出现加快的趋势。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进入老年化社会（按国际通行标准衡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面临挑战。提前到来的“银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2.人口红利。福建省目前处于利好的“人口红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社会负担较轻。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及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慢慢地开始上升（见图2）。图1福建省分年龄组人口历年变化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图2福建省历年抚养比趋势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为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马克威分析系统对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因p≤0.05，因此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判断标准r≥0.8,可视为高度相关；0.5≤r＜0.8，可视为中度相关[2]。人口自然增长率、老年抚养比相关系数分别为-0.6665、0.6611，表明两者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中度负、正相关，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8545、-0.8676、0.8879，表明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高度负、负、正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因此可进行回归分析。选择人均GDP为因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两变量x与y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利用马克威分析系统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回归方程具有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回归系数分别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变动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个百分点，其中总抚养比变动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福建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增长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人口适度增长、老年抚养比的缓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福建省正处在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大好时机，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稳中有降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适度调整计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以保持劳动年龄人口适当增长，降低将来老年抚养比带来负担。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客观上存在农村家庭靠劳动力多脱贫致富的现象不存在，一些农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加上政府对人口控制工作从未放松，即将面临一个家庭养四个老人的严重问题。因此适度调整农村一胎半政策，对有经济能力的人群适度放松计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人口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3]。这些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调高退休年龄，减轻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尽管当前老年抚养比还未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已捉襟见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适当调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将非常有利经济发展[4]。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终将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福建省目前处在“人口红利期”，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创业就业能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依靠第三产业尽可能多地消化社会富余的人力资源；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5]。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体系，加快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建立满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体系。要特别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农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农村医疗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践，探索新型农村养老和医疗模式，大力发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养老机构和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灰色经济”或“银色经济”[5]。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目前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经济社会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计生工作
一、科学发展观对人口计生工作的理论指导
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树立人口观念，从全面发展的高度重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树立大人口观念，从协调发展的高度审视人口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树立可持续观念，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解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矛盾，妥善处理人口安全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
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讲，以人为本的发展是最高准则，提倡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提升和深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的三个基本点。发展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同时又必须充分考虑到发展进程上的可持续性。从发展的本质看是人、自然、社会的统一体。发展应是系统的，要求各发展要素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既要从现实的发展去规划未来的再发展又要按照未来的发展要求来规划现实的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状态的演变，人们对于人口发展认识也有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高度重视人口发展，而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也必然要求具备科学发展的基本要素，即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特性。
1、人口与资源利用。人口的发展依赖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支撑，同时要注意，资源的稀缺程度又与人口的数量变动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以人均指标来衡量我国资源的稀缺程度，判断我国未来资源的供需形势，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耕地、林木、草场等资源的再生能力。首先要保护资源，即对现有的资源主要是自然资源加以保护和合理开发，不得随意滥垦滥伐、胡挖乱采破坏资源。其次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包括节约资源，发展替代资源，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通过提高生产技术，以集约型的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性资源的消费，调节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之适度化，从而减轻对资源的压力。
2、人口与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二者之间存在“人类—环境—发展”的系统关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PPE怪圈”，即人口增长、贫困和环境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验证了人口与环境、发展之间的系统性。贫困导致人口增长和生态环境趋向脆弱，反过来，人口增加又加剧贫困，并致使生态环境更加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使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协调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将保护环境、改善环境、人口与环境和谐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同时，积极开发国民的创造意识和创造才能，推动科技进步，提高人类适应和调控生态环境的能力。
3、人口与经济发展。要用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全面认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要认识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人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就是说要有相对于投资、资源适度的人口条件，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人口劳动力过剩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困难。另一方面，要认识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对人口变动与结构的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高低以及技术进步的状况，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人口质量，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人口与社会进步。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现实满足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人本身的发展又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和动力中心。马克思说过，人本身的天赋、创造性和能力的充分发展是最大的社会财富，是财富之本质的东西。社会发展说到底就是个人本质力量的发展，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则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因此，科学发展观要求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统筹人口和社会的同步发展，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培训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社会事业的进步，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在对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并以人均观念、大人口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导我们的人口计生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合理的人口结构，高水平的人口素质，从而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开创健康的良好的人口局面。
二、用科学人口发展观审视新时期人口问题
人口众多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三十多年来由于我国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过多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压力。但是，人口数量过多，发展差异较大，我国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人口与自然不和谐、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尖锐、人口文化素质低、出生人口素质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人口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问题，反映出我国新时期的人口问题、有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而且有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问题，人口问题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新特点。用科学发展观和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审视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应把握以下几点：
1、树立科学的人口问题治理观，人口观决定人口问题的治理观。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从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来理解人口发展本质将为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适应人口形势的变化，再研究人口发展战略制定人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必须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人口发展的突出矛盾和新问题，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定科学的应对策略。
2、树立和落实人口与计生工作的人本观
人口与计生工作是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人口与计生工作中，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观念。论文参考。就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需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来创新人口与计生工作思路转变工作方法，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认真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关心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此外，人口计生工作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其目的是通过对人口行为的引导，调控来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而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坚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积极开展科学管理，优质服务。作为计生工作者应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人口计生工作的实践
科学的发展观赋予了人口计生工作逐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人口条件的历史使命。服务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目标主要任务是：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同时要努力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1、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控制人口数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自主意识的增强，家庭将更趋理性地对待生育问题，计划生育由按指标生育转变为按政策生育，由国家强制计划为主转向家庭自主计划为主。在实践中要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在坚持“三不变”，落实“三为主”，推广“三结合”，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在开展人口计生工作的过程中，要努力避免人为因素造成人口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的倾向。
2、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出生人口素质。一是要向广大育龄群众宣传优生优育知识和生殖保健知识，让年轻夫妇掌握科学育儿知识，防止环境污染、遗传和疾病的影响。二是要提供服务，尤其是对孕妇开展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把出生缺陷儿降到最低限度。三是要通过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义务教育的投入比重，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本”，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增加人力资源的存量，使其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3、重视人口老龄化，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论文参考。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三养结合”的老年供养体系，积极发展社会供养，提倡家庭子女供养，适当组织老年人口再就业自养，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时，努力满足老年人的基本医疗需求。要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体系，继续建设适用而方便的活动场所和老年服务设施，广泛开展老年文化和体育活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重视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4、遏制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势头，保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参考。要认真分析性别比升高的具体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广泛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和关爱女孩行动，宣传以人为本、男女平等、生男生女一个样等新观念，帮助有女孩的困难家庭发展经济，解决养老方面的实际困难，帮助辍学女孩回到学校，救助贫困母亲，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禁止非医学需要的B超和染色体胎儿性别鉴别，计生、卫生部门共同做好出生婴儿性别监测和跟踪服务，计生、卫生、公安、司法、检察等有关部门，要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的违法案件，努力使人口出生性别比趋向正常。
关键词：重庆；人口老龄化；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3-000-01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对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为：六十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十，或者六十五岁的老年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以上，则说明该国家或地区属于人口老龄化。重庆作为我国的直辖市之一，经济发展比较稳定，主要源于比较稳定的消费基础；重庆市的基础投资建设广，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有出口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使得重庆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老龄化也是一大资源群体，如何将老龄化资源合理运用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重庆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征
（一）重庆市人口老龄化比重比较大
根据重庆市的人口发展变化情况分析，重庆市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间比较早，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从一九九四年年底以后，重庆市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每年的增长幅度都比较大，也超出了其他省、直辖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二零一零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根据普查的数据显示，重庆市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全市人口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六，位居全国第一。因此，老龄化问题也是重庆市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需要重庆市相关政府机构将老龄化资源进行转型，并让其得到合理的利用。
（二）重庆市老年人依然存在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据较大，无论幼儿还是老年人的抚养率占比重小，人口结构呈现橄榄球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和地区的社会负担比较轻，最终也能保证国家经济储蓄与投资的经济现象，就是“人口红利”。根据2010年到2012年的劳动力的普查结果显示，重庆市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百分之七十之间波动，并且人口的抚养低于百分之五十。根据相关的结果显示，重庆市的人口红利期可以延长至2028年，由于重庆市人口结构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因而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1]。
二、重庆老龄化的原因分析
人口老龄化现象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公共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也越来越完善，疾病的治愈率不断的提升，进而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报告显示，在二零一一年，我国人口的平均年龄达到七十六岁，比同等水平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长。
除了国家经济发展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之外，还源于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如今，人们的经济收入越碓娇碓＃物质生活不断提高，人们从吃饱转变为吃的健康、营养，同时，人们还会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为精神享受、健康投资。再加上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的使用，进一步降低了疾病死亡率，延长了人们的寿命。根据2010年调查发现，重庆市人口的平均寿命在七十六岁，2013年调查结果显示，该市人口平均年龄达七十七岁[2]。
三、重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加重了养老保险的负担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重庆市自零九年起就开始对城乡居民实施了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在一一年就在重庆市大面积的实施，重庆市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针对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既可以直接领取国家规定的基础性的养老金，还可以选择一次性缴费，当然要在老年人自愿的前提下才能实施，缴费后一部分可以额外发到老年人个人的账户中。在该制度推行后，参保的人数剧增，而且人数增长也比较稳定。在养老问题全民展开后，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得公共医疗卫生的消费支出压力也不断增大。
（二）导致社会服务质量急剧下降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而传统的养老方式以家庭为主，但越来越无法满足社会老龄化的需求。目前，也实施了集中养老，对养老机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目前重庆市的养老机构有一千多所，有将近十三万床位，但根据计算结果，平均一千个老人只有二十二张床位，因此，养老的服务机构严重短缺，与养老相关的服务也严重短缺。随着老龄化的发展，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将老龄化资源转化为有利资源，进而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3]。
（三）社会老龄化将导致适龄劳动力人口数量大量缩减
在最近几年，重庆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也比较稳健，对于重庆市经济结构的发展情况而言，主要源于其人口结构，重庆市良好的人口结构使得人口红利期比较长，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同时，由于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而出生率越来越低，最终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社会劳动力人数下降，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将进一步遏制重庆市经济的发展。
目前，重庆市的少儿增长率逐年下降，并且少儿增长的速度远远小于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而且适龄劳动力的人口增长比重自2000年以来持续下降，随着重庆市人口结构的变化，出现“中前段小，末段大”的人口结构，将不利于其经济的发展，因此，在适龄劳动力不断减少的情况下，需要重庆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就这种情况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让人口老龄化问题得以良好的解决。
四、结束语
人口老龄化现象已成为普遍现象，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需要人们正确看待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的相关部门可以根据人口结构变化的特点进行及时调整政策，根据经济的发展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并合理利用人口老龄化资源，延长人口红利时间。使得人口老龄化现象与经济的发展能够有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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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社会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达到高效率的应对。坚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对象的公众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统筹老年物资保障与老年精神保障，统筹老年福利事业与老龄产业，统筹敬老道德建设与老年法制建设，一定可以做到让未来所有的老年人都“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每一个老年人的吃、穿、住、医问题得到妥善地解决。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问题保障制度
一、中国老龄化现状
（一）中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大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5,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数最多的国家。由于计划生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将降为1/7。然而,由于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预期寿命快速增长,在本世纪中叶以前,中国老龄人口总数仍将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中国今后50年内的老龄人口数仅受这一时期内死亡率的制约，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数量将从1990年的0.67亿增加到2030年、2050年的2.32亿与3.31亿。
（二）老龄化增长速度快
按照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从2001年到2100年的100年间，可以划分为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我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大大超过总人口年均0.66%的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的将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12.37%。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由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开始进入老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同时，由于总人口逐渐实现零增长并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速。
（三）城乡老龄化水平倒置显著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难点所在。
（四）地区之间老龄化状态差别较大，分布不均衡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人口老龄化分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生活水平相应提高，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此外，我国农村生育水平高于城镇，欠发达省、区的生育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决定了农村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低于城镇与发达地区。目前，上海、浙江、北京等发达城市与地区老年人口比例比较高，宁夏、青海、新疆等不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较低。
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大量青壮年人口迁移流动到城镇及发达地区务工，未来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分布状况可能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即农村老人比例将高于城镇，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省区的老人比例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其人口、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不仅将是持续的,同时也将是全方位的,其中既包括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持续压力和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等方面带来的良好历史机遇。
（一）.社会保障压力日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高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
（二）.人口老龄化影响技术创新和进步
自然生物规律的作用，导致体力下降和脑细胞减少，因此，老年人知识更新的速度较慢。而当今世界信息发达，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使老年人口所具有的知识处于相对老化的不利地位，从而给科技创新和进步带来不利影响。其次，由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大幅度增长，可能使投向科学、教育、技术改造等方面的资金减少，从而使技术更新的步伐放慢。
（三）.老龄伦理问题突出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龄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老年人口绝对量增加和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主要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资源在社会和家庭不同代际之间分配和转移，需要在观念上认同，使各代人都不受到伤害和都能得到公正对待，以实现“不分年龄，人人共享”和“代际和谐”仍然需要时间。在观念上没有得到认同的情况下，基本伦理原则便不能得到有效遵循。近年来涉老案件呈增多趋势的现状也反映了这一理念并未得到广泛的。
（四）.未富先老的严峻挑战将在人口机遇期里体现得更加明显
如果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多方面的挑战，那么最严峻的挑战则集中体现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特别是经济能力不足。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经济逐步增长的长过程发展起来的，它们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高时，经济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而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正在建设小康社会远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就要承担庞大的老年人群各方面的需要，面临的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出生高峰时代出生的即将步入老年期的人群，其庞大的数量将给我国原本就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压力。
（五）老龄化速度加快与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构建滞后存在矛盾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安排日趋完善,但是我国社会发展明显落后经济发展,尤其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仅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更严重落后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因此加重了转型时期城乡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的矛盾,这既是以往“重经济发展、轻社会保障”观念的典型反映,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决策者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缺少必要的制度准备。
（六）发展新的老龄市场提供了条件
人口老龄化为积极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建设新的适合于老龄人口的市场，切实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以及文化需求,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新的老龄化消费市场包括诸如老龄人口健身馆、老年人的娱乐场所、老年人的消费品消费市场、老年人的食品消费市场等，这些都是适应老年化的社会提供的机遇。
四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如何面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仅靠政府采取扩大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手段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把市场机制与政府的行政手段结合起来,这样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当前,应大力发展老年产业。通过老年需求推动老年产业,通过发展老龄产业,进一步培育和引导老年需求。
老年人口消费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其商品和服务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性。老人的消费方式大多为温饱型和舒适型,商品价格为节俭型和中低档型,购买商品为理智型和实惠型。随着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由于市场日益成熟,市场逐步细分,老年人特定的需求必将形成愈来愈鲜明的老年特定市场,并以此促进老龄产业的发展和成熟。
数千万低龄的老年人，是一支智力型、经验型的人力资源大军。适合老年人继续做贡献的职业也很多，如教育、科研、卫生、文化、旅游、信息、咨询、评估、文秘等行业，都可以让老年人继续充当社会主义建设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发展老龄产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为经营者牟利，为此，政府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包括给予政策扶持。如考虑到当前老年人口总体收入水平较低，对老年人生活服务市场政策中采取低税或免税优惠政策，使从事此类市场的经营者能有适当营利和拓展产业的能力。
（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法定退休年龄一致，这体现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为了体现照顾妇女、照顾艰苦、危险、特殊工种、岗位的实际情况，可以分别给予规定5~10年提前退休期限，在这个期限内由他们自主选择退休时间，养老金视同正常退休发放。或者是采取适当的经济杠杆，有条件、有限制、有折扣（养老金）地允许一部分干部职工提前退休。并采取奖励措施，鼓励高级知识分子、紧缺人才推迟退休。再者，在一些行业、工种试行半职半薪制，允许有需要的职工不全职、不全年上班，相应减少薪酬。同时，对因伤残、疾病丧失劳动能力而申请提前退休的要严格审查、严格把关。
（三）借鉴国外的有用经验
一个国家的养老模式是伴随着本国老龄化趋势以及老人的需求取向逐步建立起的，一个国家的养老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同一个时期也并不只存在一种养老模式，一种养老模式也可以转化成几种而同时存在于同一阶段。
养老模式的多样性在日本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日本，无论是“在宅服务”、“旧托护理”还是极具特色的“远距离护理”，都体现了日本政府在养老方面的深入研究和大胆尝试。养老模式的多样性，使得日本的老年人有选择性的养老，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养老负担，使得养老服务趋向规范化和人性化。虽然在我国已经有部分城市进行了诸如“居家养老”的尝试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但这些仅仅是初步探索阶段，在这些养老模式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方面有待进一步实践。
要预防和延缓老年疾病的发生，我国有许多老年人患慢性病,有些老年人还同时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慢性病。老年疾病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因此必须坚持以预防为主,发展壮大社区的医疗保健队伍,加强老年常见病的防治指导,普及卫生科普知识,帮助老年人树立现代健康观,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投资意识。
（四）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险五大险种最重要的险种之一。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对现行的制度办法进行调整、完善，实施“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模式。当前的养老金体制是基本养老保险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是混账管理。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基本养老部分不超过工资的20%，个人账户不超过工资的6%，其余部分由政府承担。从目前情况看，每年的养老保险资金缺口还在不断加大，因此将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是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采取合理的人口政策，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目前中国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和老年人口比重过高。面对21世纪的战略新机遇，我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也为将人口老龄化纳入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提供了良好契机。目前，部级的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正在进行当中。这次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注重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深入、系统地对中国人口的数量特别是结构、质量和分布及其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并提出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中国社科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熊必俊研究员认为老龄化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必然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辨证关系，采取有效的对策与措施，使之在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趋向协调发展，实现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既是老龄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关键词：老龄化；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原因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涵义及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书中测算，我国在本世纪前老年人口达到4亿多，占那时全世界老年人口的1/4.届时，我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高达30%，两个劳动力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二、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原因
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带来的经济压力，我国一直坚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国策使得我国人口增速迅速减慢，自然生育率不断下降，由此带来了人口新问题：人口老龄化。其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人均寿命延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疗水平也逐步得到改善，社会福利也比从前得到了完善，这使得人类在健康状况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改进，人口寿命也大大延长。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3.43岁。而2010年全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69.6岁，可见，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老龄化带来的积极影响
（1）谈到老龄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就不得不提“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这是老龄化带来的一个有利的经济现象。
（2）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就业问题。老年人群体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有更多医疗陪护的需要。在这个就业问题严重的情况下，针对老年人可以创生出更多的产业，比如专门的养老机构，养老设施的设计，陪护人员的专业培训等
（3）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日趋老龄化的现状下，不少退休的老年人被返聘到工作岗位。从他们工作的表现看，虽然他们的体力不及年轻人，但在对工作的态度和工作效率上，他们比一般的技术生疏的新人员能更好地胜任工作。
2.老龄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1）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保障的压力日益增大。社会上对老年人口的费用的支出要比儿童的多，家庭对儿童费用的支出往往高于老年人，但从总体上看，老年人口的费用要大大高于儿童的费用的支出。
（2）青壮年劳动比例下降，影响我国社会生产能力。老龄化的到来使得劳动无限供给状态趋于终结，有些人将老龄化到来认为是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拐点”的来临。劳动力不足会导致生产资料和设备的闲置，影响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短缺。
四、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影响的对策
谈到对策，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即看到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发展它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推动力，以扭转老龄化愈加严重的现状，使中国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1）顺应发展趋势，推进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老龄化带来的过剩消费能力可以拉动夕阳产业的发展。当局人应该对一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经济管理部门应运用市场机制，制定一些必要的优惠政策，扶持具有福利性质的夕阳产业的发展。
（2）改革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的发展需要有稳定健全的国民生活环境作为基础。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应对老龄化措施，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以出善养老制度的政策来应对老龄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美国则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社会保障退休金计划与私人退休金计划相结合的措施。我国也要尽快出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老年人福利等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使老年人的生活获得切实保障。
（3）引导部分老年人重返社会参与就业。老年人队伍中不乏一些仍然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他们不需要社会去供养，而且愿意为社会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微薄力量。他们的再次加入会是整个社会重要的后继力量，引导他们就业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还可以拉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是一种双赢。
五、结语
通过对老龄化的分析与探讨，我们会发现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利用的好，便可以充分发挥它对于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老龄化有自己的特点如速度快，来势猛；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时间和空间上有差异性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有拉动消费经济的有利影响和增加养老负担的消极影响，这种双面性要求我们要正确应对中国的老龄化发展进程，完善养老体系，利用它给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最后使老龄化和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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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老有所养;相关对策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因为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熟悉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只有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好,让人们“老有所养”,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一、人口老龄化的机制及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2009年年底《人民论坛》杂志对3500余人进行了“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的问卷调查,有44. 1%的受访者认为“老龄化矛盾凸显”将是未来10年的最严峻挑战。因此,应对老龄化挑战,应当纳入国家战略。
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可以从宏观的“人口”和微观的“个人”两个角度来理解。从宏观的“人口”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老年(一般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从微观的“个人”角度来看,老龄化就是一个人的生存年限(即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个人的长寿化过程。直接导致宏观角度“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少子化,即低生育率;一是长寿化,即人的寿命的延长。可见,微观“个人”的老龄化从一个方面促进了宏观“人口”的老龄化,而宏观“人口”的老龄化也包括和体现了微观“个人”的老龄化。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人口学动因,都由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决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带来医疗、福利的改善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死亡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延长:同时也引起人们婚育观念的变化,导致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另外,婚育观念及生育状况也要受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人口老龄化也不可避免要受文化传统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总之,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及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因此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比较晚,水平也比较低。但由于大国意识,总想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加之自我发展的某些判断和需要,所以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30多年前,总和生育率还高达5.8左右,目前已迅速下降到1.8甚至更低的水平(部分学者认为在1.6左右)。至少在近30年左右的时间,实行严厉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与外国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首先,由于长期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其次,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就意味着老年人口不仅增速快,而且规模大。如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 69亿,而且仍以每年近1000万人的规模迅速增加。第三,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我国是“未富先老”,支撑老龄化需求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第四,改革开放的进展,使我国人口迁移日趋活跃,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城市化过程正加速发展,但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仍制约着人口的户籍迁移,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更加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据全国老龄委调查,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占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 %。这些特点,致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更加严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也更加困难。
二、人口老龄化问题与老有所养
(一)老龄化的四大矛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由于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老龄化,将使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年龄老化,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使人口增长减缓、停滞甚至减少;同时还将带来劳动力的老龄化甚至减少、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及家庭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人口老龄化使人口由主要作为生产者的劳动力人口转变为作为纯粹消费者的老年人口,而且在转变为老年人口以后,在家庭、职场、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都发生了改变,特别在知识经济社会,老年劳动者技术、技能的陈旧过时以及劳动能力的逐步丧失,也将影响其已有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地位。第三,经济结构的变化问题。如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医疗、福利需求的增大,以及用于支付年金与护理照料经济、人力负担的增大等问题。第四,生活结构即个人生活周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老龄化将通过少子化和长寿化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历程的延长,使人在退(离)休后还有很长的健康生存时间和需照料生存时间,这就使老年人口在生活行为及时间上都有很大的改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意识和价值观,也将由以前单纯偏好物质享受逐步向生活的丰富多样化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转变。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要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年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经济抚养负担的加重,而用于扩大再生产的份额只能相应减小;而且劳动力人口在相对减少的同时,还将由于老龄化而导致生产能力及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对弱化,这些也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二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与老龄化,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同时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及“老龄化”和“空巢化”,都将影响家庭的稳定性和生命力。家庭结构的失衡及其生命力的弱化,将动摇社会发展基础,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决定因素及长远趋势来看,“长寿化”和“老龄化”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整个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这就要求人类社会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必须对老年后的社会成员做到“老有所养”。这不仅是对每个社会成员的负责,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老有所养的两大内涵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老有所养”高度概括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精髓。其中的一个“老”字,可视为基本等同于“老龄化”,或者指已经历老龄化的老年人口。对后者而言,目前多泛指65岁及以上概念上的被扶养老年人口,但更主要是指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老有所养”中的“养”,乃指对人口老龄化应对的措施和目的,就是要“养”好老年人口。从抚养角度又可把“老有所养”中的“养”主要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抚养,二是生活照料。
一般地说,经济抚养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其劳动力人口从事劳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用以供养老年人口特别是已不再参与工作、需要他人抚养的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相对抚养能力越大;老年人口比重越低,相对抚养负担越小;劳动力人口比重越高,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越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提高“老有所养“的水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抚养能力,通常用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年龄结构系数表示,如果该比重在50%以上,即1个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扶养1个被扶养人口(包括未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人口),就称为有“人口红利”。该比重越大,表示“人口红利”越大,劳动力越富足,抚养压力越小,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反之,该比重越小,表示“人口红利”越小,劳动力越不足,抚养压力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发展。当该比重小于50%时,即称为“人口负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呈“人口负债”的时候,其抚养被扶养人口、 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性就很困难。从微观层面来看,经济抚养一般是指一个家庭户中,有几个劳动力人口和被扶养人口特别是被扶养老年人口。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们的生活也是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不可避免要造成家庭户的“小型化”和“老龄化”,这样就使从家庭微观层面考察一个家庭的经济抚养能力更加必要。
“老有所养”的“养”中的生活照料,虽然可以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考察,但更主要的是从微观的家庭层面来讲的。像目前普遍存在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三代户”或与老人分居的“核心”家庭户,作为中间一代的劳动力人口,下育小,上养老,自己还要工作,负担重,压力大,多财不济用,力不从心。特别是我国具有儒教文化传统,历来崇尚尊老敬老、惯行“家庭养老”。目前全国依赖居家养老的老人比重高达85.8%,这无疑使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应对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更为困难。
“老有所养”中的“养”,存在被养(被抚养)和自养的问题。一般而言,解决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解决劳动力人口怎样抚养好被抚养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而从国家政府角度要解决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有所养”的生活照料问题,主要是怎样抚养好老年人口的问题。但从被养的老年人口来讲,本身也有一个自养的问题。人口的老龄化,本身也意味着一个工作人口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仍要生活数十年。在这数十年中.一般仍有数年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和生活的自立(理)。所以提倡老年人口自养不仅必要,而且也完全可能。如果把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一步划分为前期老人(70岁及以下)和后期(70岁以上)老人,则老年人口的自养,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谓之自我养老,即提倡按规定年龄退休之后身体健康的前期老人继续发挥余热,老有所为,争取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料自己;一方面可谓之互助养老,即可以鼓励由前期老人照料后期老人,由健康老人照料残弱老人。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与“老有所养”的举措
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从战略角度考虑,建议主要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人口生育政策,提高生育水平,延缓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进程
人口老龄化,本身就是一个人口自身结构的变化问题,所以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首先要对症下药,直接从人口本身选择突破口。由于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动因,一是低生育率造成的少子化,二是人的寿命的延长。人的寿命的延长,是客观规律,不可改变,因此只能从改变低生育率着手。根据日、韩等东亚国家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非人为控制条件下生育率的下降往往都是不可逆的,一旦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就很难再反弹起来。我国近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与长期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控制政策有密切关系,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还能有效降低生育率的情况下,如果适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可能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一旦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下降失去作用,那么也就很难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目前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控制水平的征兆,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已明显低于政策控制水平。所以一定要在计划生育政策尚对降低生育率有一定影响的时候加以适时调整。作者认为,现在已经是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如果现在适时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都有可能维持人口红利,保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创造财富,提高社会抚养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一措施只是阶段性措施,其作用只在于延缓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
(二)加快经济发展,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搞好老有所养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了,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建立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就有最基本的物质保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欧美、日本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我国还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因此,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动摇,把发展经济与应对老龄化结合起来,遵循“边老边富”、“以富养老”的路径,为搞好社会养老事业,建立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打好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要大力扶植和发展“老年产业”,发展老年产业,可谓“以老养老”、一举多得,不仅可以形成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还直接有助于解决养老问题,如可以为开发利用老年劳动力资源、使他们能“老有所为”搭建舞台,还可以通过发展为老服务事业向老年人口特别是后期需抚养老年人口提供各种照料服务
(三)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的和谐依赖于制度的公正和个人、群体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解决人口老龄化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同样如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二元社会体制,造成城乡差异 “九天、九地”,福利待遇干差万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些都不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因此,一定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从制度层面建立城乡统一、公平合理的可持续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发展,缩小城乡差异,统筹城乡发展,逐步破除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建立起城乡统一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其次,在当前体制、资金等诸多制约条件下,应分门别类、区别先后,根据保障对象性质类别、贡献大小等原则建立适用于不同老年人口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特别要严格控制高干、高端老年人群“无限”保障的“无限”享受,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低端无保障老年人群的社会保障(权)的配给。再次,根据老年人口及老龄(化)社会特征,借鉴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的经验,尽快建立起适应人口老龄化及老龄(化)社会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四)大胆改革创新,积极发展多元化养老模式
以上三点,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和经济抚养来讲的,从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有所养来说,微观层面的生活照料对后期老人更加关键和需要。特别在进入老龄社会及超高龄社会以后,更是实现老有所养的主要内容。而对老有所养及生活照料而言,选择怎样的养老模式又十分重要。从接受照料服务的老年人口来说,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接受照料服务上的需求都是多样化的,有的喜欢到机构养老图个清闲,有的愿意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从提供生活照料服务方面来看更加复杂,如可能有人想尽孝,有人图清闲:有人想行善,有人想赚钱,所以很难采用统一的养老模式。但毫无疑问,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仍将主要采用家庭养老模式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不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无法轻易改变,而且现有经济基础及人力资源也不允许更多地采取机构养老模式。然而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年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单靠一人、一家之力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增大的老人护理和照料需求,可见采取家庭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必须广泛调动国家、地方、企业与政府、民间、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制度化和市场化机制,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老有所养的养老模式,如可发展家庭养老,机构养老以及社区、家庭相结合,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扶助为辅的社区化养老等多种养老模式。对身体健康的前期老年人口来说,还可以鼓励他们“老有所为”,力所能及地为家庭、社会减轻照料压力,实行自我养老和互助养老。
(五)培育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努力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从长期发展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变动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冲击的长期对策,最终还是应该落脚在社会如何发展为老事业:如何关爱老人,搞好为老服务,建设积极、健康、快乐、和谐的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上。首先,要尽快把应对人口老龄化及老有所养纳入国家战略,加快发展多元化为老服务事业,包括创新和发展多元化的养老模式。其次,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仅劳动年龄人口要积极做出贡献,老年人口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要调动和发挥老年人口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为他们创造机会,使他们身心健康、积极向上、“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第三,要培养和树立全民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把老龄(化)社会教育纳入从初级教育开始的各层次教育体系,并作为生涯教育实施。通过生涯教育,培养和树立敬老、助老、养老的社会意识,恢复和培育人人“尊敬老人、关爱老人、抚养老人”的儒教文化传统,形成“年轻时我敬老、助老、养老,年老后人家敬我、助我、养我”的良好社会风尚。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过程中逐步建成积极、健康、快乐、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老龄(化)社会。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让人们“老有所养”, 既要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中国老年人口》2007年4月田雪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人口老龄化影响社会经济的途径》2008年4月11日李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3]《国家统计局:我国人口老龄化疾步到来》2008年7月4日
【关键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产生的原因
1、体制转型出现的心理失衡问题。我国正处于体制转型时期，即由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其间产生了强烈的社会震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而商品经济又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促进社会经济活力的不断增强，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更高经济效益为目的;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冲击已构建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从而引发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形成异化了的价值观，成为引发犯罪和社会风气下滑的思想渊源。
2、分配制度的问题。在我们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 我们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尽管在市场的竞争中起到了奖勤罚惰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的劳动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和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现象。社会分配的不公和个人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社会心理出现失衡，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而利益的冲突必然导致违法犯罪行为增加，影响社会治安的稳定和败坏社会风气。
3、历史遗留问题。人口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我国的人口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人口数量庞大和人口流动频繁。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使我们每年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由他们所引发的就业、失业问题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存在巨大的矛盾。庞大的人口给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带来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就业问题往往肩负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和幸福。人口流动问题，人口的频繁流动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同时大规模社会人口流动附带着社会治安问题。人口的增加，导致现在就业压力加大，失业人数增加。再加上就业市场发展比较缓慢，功能不完善更加剧了就业的难度。
4、政府职能转换问题。过去政府的考核指标只重视经济指标，而不重视社会指标。导致全国上下只注重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社会发展。近些年我国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转变，但还不到位、还不适应。长期以来强调经济调节忽视社会管理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同时，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正发生着飞速的变化，而社会控制很难在短期内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需要。
二、采取有效措施，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1、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第一，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体制转型在平稳有序中进行，运用市场的机制调节收入差距。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空相结合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使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消除由于体制转型出现的社会震荡。第二，改革分配制度，从分配制度上缩小收入差距，合理的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入， 使农民平等的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缩小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统一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有效的帮扶机制。第三，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力度， 精简机构， 使再分配的尺度进一步向弱势的一方倾斜。以减少行政事业经费， 继取消农业税后再次为老百姓减负，增添更多的实惠。此外还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弥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即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保险。
2、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由于历史造成的人口失控，劳动力供给量绝对增加，就业渠道不畅等原因，我们面临的失业与就业问题形势严峻。失业、就业问题在我国是一个重大宏观经济问题和杜会问题。它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也是与社会是否稳定、人民生活水平能否得以有效改善密切相连。在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将失业、就业问题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应把就业问题的解决置于优先考虑。
3、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强化社会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政府职能主要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中社会管理职能，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解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加强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因此，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更加强化社会管理职能。一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要制定科学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三是要强化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同时大力发扬传统美德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4、矫正心理失衡，努力营造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的基本要求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的社会。而建立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的社会关键就在于对人的需求的满足。人们的幸福是一种感受，是其需要的满足。要使人们有幸福感，首先，就必须处理好人与经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大力发展经济，并同时兼顾社会的发展。其次，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努力营造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增强人民的幸福感。需要的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就是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学习环境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等来实现。
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下大力气，采取有效措施使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沈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第4期：第19页.
[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新华日报，2006年10月18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