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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第四，人口高速增长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困化。
关键词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增长；交易效率
中图分类号 F0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0—0158—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0.023
“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是经济学领域的两个热点问题。前者认为，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后者认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比相对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虽然两种假说在学界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如果不存在，什么因素才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本文综合考虑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两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建立新兴古典模型并进行超边际分析，对提出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为政策工具的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文献综述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都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高度关注。Malthus T R[1] 认为过快增加的剩余人口会消耗数量有限的自然资源，打破经济增长的正常秩序，降低人均消费水平。Solow[2]认为，资本一定情况下，人口规模越大，单位产出就越少。Krugman[3]将D—S模型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国际贸易中，预见人口规模越大，均衡的消费品种类越多，生产率越高，每种产品的成本越低，人均真实收入就越高。Easterlin[4]发现没有合理的数据显示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自Gelb[5]首先提出资源诅咒以来，学术界关于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Wright，Czelusta[6]认为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中存在统计学选择性误差问题。Lederman，Maloney[7]认为，资源诅咒的结论缺乏稳定性，部分指标的筛选缺少相关性，另外，限于数据的制约，以往对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所依据的跨国数据难以准确描述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Alexeev，Conrad[8]用人均资源占用率来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结果表明，在长期，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
在国内，学界对于是否存在资源诅咒，并没有达成一致。徐康宁、王剑[9]，胡援成、肖德勇[10]等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这个层面上资源诅咒存在。方颖、纪衎、赵扬 [11]转换了自然资源丰裕度的衡量指标，发现在城市数据层面资源诅咒并不成立，不过资源丰裕的城市对省内其余城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
我们认为，关于“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学界之所以得到不同的结论，主要原因在于理论依据和检验技术两个层面。在理论分析层面，现有文献大多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将研究重点放置于资源分配，而忽略了组织结构。在实证检验层面，现有文献一方面各自独立地对“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进行检验，忽略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仅注意搜寻经济增长的一般要素，而忽略了对经济增长真正支撑点和动力源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分工演化，运用新兴古典全局均衡分析方法，将资源分配和组织结构融为一体，综合人口规模和资源禀赋，系统阐述了两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源诅咒”和“人口规模”等命题均是伪命题，交易效率才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动力。只有通过交易效率的传导作用，资源禀赋或人口规模才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
2 构建模型与超边际决策
王智新等：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2年 第10期2.1 产品和资源不存在固定费用的新兴古典模型[12]
经济系统有M个事前相同的消费者—生产者，包括两种产品x，y。该经济系统的决策问题可以表示为：
摘要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一、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标准。
在论证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时，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系统相关关系究竟是正的，还是负的。”（注：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年第1期，第8-P16。）这样，在评价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时便缺少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人多一定会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吗？仅从人口密度上来讲，根据资料（注：《国际统计年鉴》，(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国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韩国469人，英国239人，德国230人。这些国家或地区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妨碍是不科学的。
在讨论印度人口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可考虑：人口与消费、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分配、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本文主要从需求角度探讨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妨碍按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观点是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通过如下途径实现：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杜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关键在于按照这样的途径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对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选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数据，是因为1991年6月拉奥上台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印度对传统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1991年7月了“经济改革计划”，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口与投资的实证分析。
按人口对经济增长妨碍的这条途径看，人口增长压力使经济增长的努力集中在消费品生产方面而不是生产资料生产方而。同时人口增长会减少个人储蓄，特别是用于投资的储蓄更加困难。这就妨碍生产的改进和增加，限制经济增长。这样来看人口增长应该与储蓄和投资增长的受阻有一种强相关关系。现将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长与投资及储蓄联起来分析：
表1：（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1、表格中①、⑤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统计基数不统一，这里对①做了一下处理，（⑤1994年数据缺失，为了计算的方使估计为19.0）。
2、②③④数据见"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数据缺失），第513页，并进行了计算。
3、⑥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从表1的数据可直观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长率（Pr)、投资率(Ir)、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私人存款增长率(PDr)定其存款增长率(TDr)的年度变化轨迹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出整体回落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关系不大，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以来印度推行“国民节育”人口政策的结果，当然也有经济发展带来的子女抚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至少可以判断人口增长率下降带有极强的外生性。而投资率(Ir)尤其是总固定资产增长率(GFCr)与经济周期性波动几乎一致，经历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稳定回落，带有极强的内生性。而对经济发展后劲很重要的储蓄的变动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滞后性。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经济增长(GDPr)与投资(Ir、GFCr)的关系比校紧密，但人口与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并不明显，储蓄(PDr、TDr)的变动甚至与投资的关系都不明显，人口增长、储蓄、投资都有各自独特的变动途径，这是一个与前面的推断很矛盾的结果。为更好地验证这个结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投资率，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是用SPS510。0软件做出来的。）。
附图
据此也可以得到结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定期存款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相关性很差；人口增长，储蓄存款和投资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径。
从另一角度来，人口增长—总体消费所占比例大—社会积累比例少～储蓄、投资受限制～经济增长受限这样一条途径要发挥作用还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印度经济发展是“投资约束型”而不是“需求约束型”，这一条件在“短缺经济”成立。但“短缺经济”只是“转型经济”国家特有的现象。且对印度来讲经济发展没有“投资瓶颈”的问题。这里有三个表现：(1)，对外开放，外资大量涌入(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只要自己不搞封闭，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资机会，不会没有投资资金的涌入，全球仅游动资金就有10几亿美元)。(2)，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汇储备增加。见表3：
表3。（单位：DI和PD为亿印度卢比，FR为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见"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数据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过并不影响问题的析。
这样看来，印度经济发展尤其是到了现在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资机会，告别“投资饥渴”，挑战“需求不足”。这可能是印度经济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战。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宏观经济学中有“乘数原理”，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通过如下渠道由“乘数效应”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影响：(1)，新增人口增多—消费人口增多—消费需求增多～经济增长。(2)，新增人口增多—对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资增多—经济增长。1998年印度个人平均消费支出为287美元，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来。
在论述印度人口压力时往往从人口和投资的关系出发强调对投资的妨碍性，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就有不一样的结论。看这样一条途径：人口增长—总体消费增加—刺激内需—乘数效应（同时对投资乘数效应）—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如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便涉及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这是典型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问题。从理论上讲积累与消费应该有一个最佳比例以促进经济增长，但仅就目前而言，并没有人能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从根本上讲无法判断出增加投资或是增加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国具体经济情况不一样，有的可能需要较高的投资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国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现把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
表4：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单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总投资(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总消费(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净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资料来源：1，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2，GDP数据见"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数据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
通过观察表四中的总投资(I)、总消费(C)和净出口(B)对GDP增长(GDPr)的贡献可以看到，在印度总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投资对GDP的增长作用不是很明显，净出口更是发挥了反作用。这和中国比较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就90年代以来，总投资在经济的增长中大体起到了50%的作用，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大体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刚好印证了前面的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时发挥作用的那条途径。
为更好地验证，对总投资、总消费和净出口和CDP增长进行最小二乘法线性相关分析。
转贴于
表5：抽出表4总投资，总消费的增量结果（注：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为投资(Ir)，消费(Cr)对GDP的贡献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统计的，而GDP是增量结果，这里需要统一。实际也对表四的数据直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是结果并不显著，这也就验证这里这样处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线性相关分析结果
附图
据此可得结论：无论单独做一元线性相关分析还是做二元线性回归分析，需求中的总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之间具有比投资更好的相关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显）；消费对经济有更强刺激作用。这样人口规模如果能够刺激消费，再由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则印度人口问题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实际上就需求理论而言，消费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总是第一位的，资本需求是不能脱离消费需求而独立存在，消费需求减少，投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就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两者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影响，消费会引导投资，投资收入刺激消费，如此循环。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户的户主或成员从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机会中已经获得收益。获得收益的居民户将可能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和新的消费支出，也可能导致新的工商业投资。”（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84页。）单独而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转型期”国家才表现得特别突出。
从一定程度上讲，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刺激因素和动力，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放慢，消费减少，如人们生活水平没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创造出足够就业机会和产品市场，造成资本闲置和产品过剩，这就是凯恩斯和汉森所提出的“停滞理论”（注：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136-142页。）。从这一角度来讲，印度人口所带来巨大的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后劲很足。当然，这一理论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罗宾逊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劳动的增加，确实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4页。）。这些批评认为，人口带来的消费欲望不一定会形成消费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问题是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应该是在别的领域探讨的问题，而且，人口规模的巨大从需求的潜力来讲，谁都不会否认。
另外，从印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9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积累（见下表），可以说正是第三产业巨大的从业人口数量才托起了印度经济的起飞。这一点中国有所不同，90年代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第二产业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70-80%的贡献率（注：见《国际统计年鉴》(2000)。））。这一区别是有很大的意义的，第三产业看消费，第二产业看投资。第三产业是直接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说明了在印度的经济增长中，居民消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印度而言经济增长的重心是在于总需求中的消费。
表7：印度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产业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产业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产业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统计基数不统一，但是从相对指标来讲不影响分析问题
人口增长放慢对经济的抑制作用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近邻日本。日本人口总量已经由停滞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滞乃至下降并没有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带来推动，相反，日本人口增长的停滞和严重老化，正成为经济缺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国内总需求也进一步扩大。随着私营经济发展，印度出现了一批大垄断财团，具有极强购买力和消费需求；印度众多中小企业家，拥有相当经济实力；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大批暴发户，积累了数亿卢比财富，也具有很强购买力；长期以来印度对机关公务人员及知识分子实行较高工资政策，使其成为具有一定购买力的庞大群体；60年代中期以来的“绿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蓝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庞大的农村富裕阶层。上述种种人形成的中产阶级队伍逐渐扩大，据估计其人数超过2亿（注：文富德：“世纪之交的印度经济发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学南亚所，http//google.com搜索所得。），这些阶层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印度经济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场潜力极大，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强后劲，而这种市场潜力是由印度人口规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费品普及率
乘车普及率
传真机
移动电话
（辆／千人）(1996)（部／万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0)。
目前印度人口对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率还不高，因此市场潜力巨大。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来讲，这是极大的机会。西方跨国公司已注意到这点，尽管印度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然而它们都开始纷纷进入印度，这些跨国公司以及印度本国的民族企业未来的发展，乃至印度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这个巨大的市场。
最后说明一点，本文提出的对印度人口问题的乐观分析，做出的这些解释都只是在对已经存在的人口规模找到经济发展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赖德胜：《教育与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维·罗默著，苏剑、罗涛译：《高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一版。
5、［德］克劳德’F·齐海曼编，彭松建，周雄飞等译：《适度人口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6、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版。
7、黄乾，“试论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关系认识的演变”，《广东社会科学》1999/02，P136-P142。
8、陆杰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人口与经济》1999/06，P3-P10。
9、李建民、王金营，“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人口与经济》，2000/01，P8-P16。
10、陆亨俊，“在研究南亚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印度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经济参考报》1999/9/13。
关键词：经济增长；最佳人口数量；社会分工
中图分类号：F015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022-02
一、对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适度人口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而适度人口的思想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文·坎南在1888年提出明确。到20世纪，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接过了适度人口理论研究的大旗，从原来的“经济收益”变成“人均产量”、“人均收入”，从原来的静态适度人口研究转向动态人口研究，使适度人口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广泛。[1]但之前的理论受时代的制约，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缺乏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因素的考虑
经济增长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如果人类因破坏环境而遭受了大自然清除式的报复，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坎南、索维等众多人口经济学家受到时代约束，在立论之初没有涉及可持续发展概念。
（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关系中所起到的内在影响分析不够清晰
坎南、索维等都认为技术的进步可以带来适度经济人口的增加，但是坎南重点强调最大收益点的变化，没有对适度经济人口是如何增加的作出进一步解释；而索维没有解释清楚在人口增长与社会福利增长的关系相悖条件下经济适度人口是如何确定的。
二、理论假设条件及其基本范式
（一）理论假设条件
1.延安市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这是本文最基本的假设，是以当前延安的平均福利条件为研究起点。研究延安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所有人满意的社会福利，再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增长的最佳人口数量，这样的假设有利于展开研究，也是对现实社会的承认，使理论与现实更加贴近。
2.劳动力不能出现大规模的自由流动，同时延安市不存在大宗国际贸易活动。人口大量的流动，可以直接改变延安的经济增长，而大宗国际贸易活动则可以改变延安市的产出和消费结构，进而间接的影响了延安的经济适度人口。
3.延安市的人口增长是按照经济人口增长率增长的。经济人口增长率是指由社会分工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增长率。经济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增长而增长的，而是由社会分工来决定的。
（二）理论的基本范式
1.技术进步悖论。技术进步一方面造成环境破坏的加剧，但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水平，换句话讲，技术进步既破坏环境也保护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工业的出现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环境问题日渐凸现的时刻，技术的进步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的支撑，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停止，只是放慢了脚步。
2.社会财富的增加等于产出与消耗的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与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西方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通常被规定为产量的增加，而本文的社会财富的增加指由劳动人群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创造的可以消耗和积累的社会物质。其中社会物质包括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劳务服务等。
三、模型构建及其解释
（一）基本模型构建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是人们拥有的并运用于劳动过程中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生产资料只有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实现现实的生产并创造出产品来。[2]劳动力的增加为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技术进步是技术发展中渐进式的变革，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包括生产技术上的局部性的改进和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机器是排斥工人的”，技术进步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失业，即减少了经济适度人口。延安市的技术进步造成的失业不应当看作是失业，而是社会分工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可以使社会分工更加细化，所以技术进步在延安市的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福利成本指福利的增加而消耗掉的社会财富。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只是数据上的增加，对人们来说，福利的增加才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延安市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扣除福利的增加，那么经济增长的数据就会很高，也就是说舍去福利的增加而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在数据上的变化。但是这样是不符合基本假设一中，已经规定的所有人对现有的福利是满意的并且努力使福利变得更好的假设。所以在经济增长中，福利的增加是相当重要的消耗部分。
社会分工的增加使生存成本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使信息更加不对称，人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造成生存成本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增加也导致福利成本的增加。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所以在延安市的福利增加上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将消耗函数用图来表示，就得到了图二，其中延安市的社会分工的增加与延安市的福利成本的增加是一个对等的关系，社会分工的增加必然使生产多元化和消费丰富化，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生活的条件是趋于更好，因此福利也是相应的在增加，而且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也是福利成本的承载者。所以福利成本和社分工可以看作是同一的。
通过图二可以明显看出，延安市的社会分工作为消耗的变量的重要性，社会分工的增加就会造成消耗的增加，社会分工的减少就会造成消耗的减少，影响延安市总消耗曲线斜率的因素是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增长率。生存成本增长越快，消耗曲线的斜率就越小，从而生存成本的微小增加就可以造成经济增长的快速减少。反之，生产成本增长越慢，消费曲线的斜率就越大，从而生存成本的巨大增加也不会引起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延安市的社会分工和延安市的生存成本在总消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家强.人口经济学新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 新丝路经济带；新常态；一带一路；茶叶；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S-9；C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001-03
Abstract： In 2013， Chairman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initiatives of building "the New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 2014， He further proposed to form a "community of interests" and "community of destiny"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bluepri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tea export to the New Silk Economic Belt will become a new normal. Based on the approach of the Grounded Theory，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results are analyzed to study the possible problems for exporting Chinese tea to the New Silk Economic Belt with progressive coding. Then， coping strategies are given from several aspects， including subdividing the export tea market， regularizing tea planting environment and processing procedure with strict standard， and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habits of laws and cultures， and the detai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market operation in countries along the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New Silk Economic Belt， New Norma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ea， Grounded Theory
一、引言
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常态[1]。提出的新丝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西翼部分，通过新丝路经济带可与沿线国家与地区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总理在2014-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从战略高度推动贸易均衡发展”、“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等。我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出口新丝路经济带是一个新的契机，充满机遇，同时也存在诸多挑战性问题。据国际茶叶委员会统计，2014年全球茶叶产量达502.6万吨，其中中国198万吨、印度118.5万吨、斯里兰卡33.8万吨，“一带一路”地区重点产茶国产量占全球总量超80%。全球茶叶出口总量达182.5万吨，其中斯里兰卡出口31.8万吨，中国出口30.1万吨，而全球茶叶进口总量位居前列的俄罗斯、巴基斯坦也在“一带一路”地区[2]。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地区的茶叶数量为7.15万吨，同比下降9.79%，出口金额2.74亿美元，同比增加3.7%，分别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和总金额的23.7%和21.5%。如何规避“一带一路”地区竞争问题应对茶叶出口挑战，将是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战略成功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扎根理论分析
扎根理论①是借助系统化程序从资料中提升理论，对某一现象进行研究并归纳式地引导出结论的一种定性分析方法。包括对资料进行系统编码；从收集的资料中生成概念；对概念进行比较后生成理论性问题；建立概念间的联系；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高度和变异度的整合性。最核心环节是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包括开放式、关联式和核心式三个层级编码。扎根分析已经在商业研究领域越来越普遍，为企业机构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文借助扎根方法，从国家、行业与企业层面对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存在的问题进行逐级编码整理与分析，结论可为茶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一）问卷调查与访谈
调查问卷选择我国茶叶出口第一大省浙江，采用互联网问卷、邮寄问卷、实地问卷以及委托问卷等方式，选择了30家茶叶出口企业为调研对象。被问卷对象为基层管理人员及以上②。发放调查问卷475份，收回389份问卷，剔除灰色信息答卷与无效答卷，有效问卷336份，实际有效率71%。基层、中层与高层管理者的问卷比例近3：2：1。被调研者学历皆为专科及以上，工龄在3年及以下的占到32%，3年以上的占到68%。进一步在调研区域选择5家业绩优秀的茶叶企业进行深度访谈，被选企业均龄为3年以上，本轮被访谈对象为每个企业总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③。
（二）逐级编码
问卷调研及深度访谈过程中咨询与请教了茶叶研究相关专家与学者，资料严格按照扎根理论和方法的规范要求，利用质化分析软件对资料进行三个层次的逐级归类编码分析（表1-表3）。样本数按照2：1随机分成2组，一组用以（2/3样本）编码分析，另一组（1/3样本）作为理论饱和度检验使用。
1.开放性编码。通过开放性编码分析可确定抽象概念类属的属性和维度，从收集的问卷与访谈样本资料中发现抽象的概念类属，进一步对抽象概念类属给以命名及类属化。通过开放性编码分析，从样本资料中抽象生成出60个开放性编码（限于篇幅仅以部分内容示例），如表1所示。
2.关联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分析可确定各范畴之间的关联度，通过查找与构建概念类属之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逐步收缩样本资料中范畴密度。进一步对凝练的开放性编码进行关联性编码分析，最终得到12个关联性编码，如表2所示。
3.核心性编码。核心性编码分析可使样本资料信息进一步收缩凝练，最终集中到与核心类属相关的编码中，通过系统化对比分析已构建的抽象概念类属的理论程序，并关联性编码进行横、纵向与范畴化归类分析，给集中的关联性编码选择一个核心类属，再结合原始样本资料进行动态比较，最终提取3个主核心范畴（样本分析发现，核心编码主要集中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方面，本文暂定义为国家、行业与企业层面），如表3所示。
4.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理论饱和度利用一组1/3的留置样本，结果发现各项范畴已经发展完善，其中3个核心性范畴没有再发现明显的新关联范畴，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新初始抽象概念，因此可视为通过扎根方法对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的问题研究在理论上达到了饱和。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策措施问题。我国政府对新丝路经济带的各种政策正向影响着茶叶产业的发展，可大大促进茶叶企业对新丝路经济带出口的业务热情。
（二）环境污染问题。一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影响着茶叶的生产与出口状况，天蓝、水清、地绿的环境更适合生长优质茶。我国目前已经在环境污染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治理，很多环境污染法律法规已经出台。绝大部分茶叶生产园已经被当地政府进行有效管控[3]，农药、肥料等也进行了统一集中管理，无性系良种茶园比例达到35%。
（三）文化习惯问题。新丝路经济带跨国文化差异容易导致理念冲突，影响茶叶出口贸易合同的订立。新丝路经济带沿线不同国家的风俗文化及消费习惯的噪音会影响我国茶叶企业的出口业务流程，增加企业出口成本和合作风险。
（四）市场拓展问题。我国茶叶种植与产出率较高，但茶叶出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较低。加上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纷纷涌入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出口市场，使我国开拓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市场面临较多对手。
（五）人力资源问题。向新丝路经济带出口茶叶需大批懂管理以及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外贸人才。出口的茶叶质量过硬，需要茶叶种植与生产的高技能人才。
（六）信息技术问题。信息技术是国际贸易的平台与载体，信息技术发达的茶叶企业更容易在新丝路经济带市场接单。茶叶出口会牵扯到知识外溢与知识转移，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管理至关重要。
（七）创新能力问题。SaaS④、PaaS⑤、IaaS⑥及在此基础上演进的基于云计算平台的贸易模式，促进了茶叶出口贸易方式的创新。随着云经济时代来临，大数据逐渐流行并渗入人们工作与生活的每个角落，OtoO模式给茶叶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带来较大的机遇与挑战。
（八）品牌能力问题。我国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茶叶企业相对较少，茶叶企业普遍缺乏品牌竞争意识，缺乏国际品牌竞争能力。新丝路经济带茶叶市场上拥有响亮品牌的茶叶企业在谈判时的话语权较强，能够争取到较好的业务源。
（九）合作能力问题。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茶叶企业存在“小、散、乱、弱”格局[4]。瓶颈性规模阻碍了整个茶叶行业的发展壮大，还会形成茶叶出口企业的无序竞争与内讧。合作能力风险主要在于茶叶出口企业间做不到资源共享、利益共沾，彼此内在联系少，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
四、有效应对的策略
新丝路经济带的提出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更近了一步，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不可小觑。在“走出去”战略的驱动下，我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合作会更加广泛与密切，上述问题发生的频率将越来越高，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刻不容缓。从国家、行业与企业三个层面探索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第一，在政府的顶层设计下细分茶叶出口市场，针对新丝路经济带沿线不同国家与地区开展更具专业性的茶叶出口；第二，严格规范茶叶的种植环境与生产流程，特别是对茶叶生态园与产业园做到科学统筹规划；第三，掌握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济特征与法律文化做法等，熟悉对方消费市场运营细则；第四，在新丝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建立茶叶生产与销售子公司等，将出口转化为内销，弱化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意识；第五，加强茶叶生产与外贸的人才培养，提升茶叶产业人才的综合素养，行业协会指导高校与社会机构培养对口的茶叶综合人才；第六，强化互联网环境下对茶叶出口企业的安全与数据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与信息安全保护；第七，领悟“互联网+”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质，注重云计算平台下电子商务对茶叶的促销作用；第八，采取“1+1模式”，将茶叶出口品牌化锻造，即一方面塑造中国茶叶品牌价值，另一方面让国际茶叶市场体验到中国式茶叶品牌的亲和力；第九，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重组、收购兼并等方式，诞生大型茶叶出口企业，或通过战略联盟，在茶叶协会帮助下抱团出口，实现茶叶出口资源最优化。
五、结论
扎根理论属人类学应用学科，主要利用应用人类学常用的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帮助决策机构找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本文对中国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的问题研究正是遵循扎根理论方法，对茶叶出口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并对企业进行深度访谈，找出了茶叶出口新丝路经济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构筑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为茶叶相关组织做出出口决策提供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茶叶出口地区与出口企业较为分散，从业人员平均薪酬与其他行业相比不占比较优势，可能导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发展差距及个人收入差距逐步变大；还有，一些茶叶企业难以高薪留住高素质外贸人才，可能导致企业高级人才流出；再有，向新丝路经济带出口茶叶可能给我国茶叶产业带来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深度冲击。
[参 考 文 献]
[1]张占斌，周跃辉.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若干问题的解析与思考[J].经济体制改革，2015（1）：34-38
[2]“一带一路”催生中国茶业新机遇[EB/OL].http：//.2015-06
关键词: 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设置 培养目标 人口实践 人口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环境资源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人口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人口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对人口的社会特征、经济特征的深刻认识,已成为制定和调整人口与社会经济政策的先决条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第一人口大国,开展对人口现象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即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为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是政府和学术界一项长期的任务。为此,必须拥有一支具有一定学历层次,尤其是硕士层次及以上的人口学专业人才队伍,以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但由于我国大学本科阶段未设置人口学专业,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生大都来自于相近专业或专科层次的其他专业。他们知识面相对狭窄,人口专业基础薄弱,科研实践能力欠缺。将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人口学专业高级人才,关键是科学合理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课程体系,通过严格、优化、系统的课程教学来弥补知识上、能力上的结构性缺失,奠定好人口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强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围绕着培养人口学专业高素质人才的目标设置课程
人口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从事人口学及相关学科的科研、教学、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本专业的学生要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我国人口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能够正确认识人口现象和人口规律,树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意识,并熟练应用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认识人口问题,提出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建议。本专业的学生要德、智、体、能全面发展,既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人口学专业知识,又具有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和管理学相关学科的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和汉语写作能力。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应该具有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的能力,也具有在统计、计划生育、公安户籍、规划、保险、市场调查、人力资源管理等相关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知识和能力。为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培养目标。
首先,要明确人口学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人口学旨在研究人口过程及其与社会、经济、环境等相互关系,它集人口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人口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政策研究和现实人口问题研究于一身,是一门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本专业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人口理论、人口政策与人口管理、人口统计与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社会、人口与健康等。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与劳动力资源问题、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人口文化与生育文化、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市场研究等。明确了研究方向使课程的设置更具导向性、整体性和应用性,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口学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术,具备对人口现状的分析,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动态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
其次,对人口学专业课程进行分类设置。人口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具有交叉关系。同时,人口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比较成熟学科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所以在课程设置时,应该将人口学专业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应用课程三个版块。基础课程包括: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统计方法――SPSS应用等。专业基础课主要是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相关资料的理论与方法,并借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事人口研究。核心课程包括:人口理论(包括西方人口理论)、中外人口思想史、人口发展史、人口分析技术、人口迁移与分布、人口与发展、人才资源开发、人口管理与人口政策、计划生育、人口文化等。专业核心课的设置要涵盖人口学科的主要方面,包括人口理论、人口研究方法、人口思想史与发展史。应用课程主要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人口环境资源经济学、工商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应用课程的教师和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应以人口研究课题为重心,将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带领学生深入人口社会实际,开展调查与研究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通过三年的学习与实践,较扎实地掌握人口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其进行人口问题、社会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的对策与建议。
二、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
人口理论是解释人口变量之间及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①。它研究人口变动过程的重要内容,通过对人口现象的分析,探讨人类社会共有的和各个社会形态特有的人口规律,包括有关人口、人口过程、人口变量的基本概念,确定人口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其他人口学科提供一般人口理论支撑。人口理论在人口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人口学和人口各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但人口科学作为一门以数量为特征的科学,决定了人口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数量科学的特点,即注重人口总特征的数量关系,同时还具有实证科学的特点,即具体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这些特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因此,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必须注意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一般形式的结合,是体现在课程设置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一是在课程设置上,理论方面开设中西方人口理论、马列主义人口原理、中国人口思想史、西方人口思想史、中国人口发展史等核心课程,使学生了解人口学的思想渊源,人口发展的历史和人口学的科学体系及其特点,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论及评价事物、判断事物的标准来分析研究人口问题和人口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方法方面开设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方法、人口分析技术与应用、人口资料评估与研究、人口专业英语,使学生较熟练地掌握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去分析和研究人口问题,同时能够阅读人口学专业英文资料,以开拓研究视野。二是在实践教学上,以开设人口调查与研究、人口社会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管理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为基础,加大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开展人口问题专题研究,研究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环境资源等人口变量与非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分为若干个课题组,就一个人口专题深入社会、民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学会运用所学的人口学理论与方法,去探讨我国现实的人口问题,比如人口总量和人口各个变量的发展等人口现象都具有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像人口的出生率、人口的死亡率、人口出生的性别比、人口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等在无干预的自然状态下,是相似的或相近的,但任何人口现象都会受到一个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使得这些人口现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人口问题,需要人口研究者分析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人口特征,寻求破解人口问题的对策。注重人口理论与人口研究方法在人口实践中的有机结合,这是提高人口学专业研究生独立的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三、注重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
人口学科具有完整的学科体系,不仅包括人口理论、分析方法、分支学科,而且包括对人口过程作历史考察的各门学科,即人口发展史、人口思想史、人口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古人口学等。了解不同生产方式下人口现象与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变动状况和规律,掌握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历史演变,以及先贤们对人口现象与问题的观点、理论与学说,这对于认识人口发展的现状,预测人口发展的未来,总结人口发展的成功经验,吸取人口发展失败的教训,判断人口思想的发展趋势,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都具有十分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设置人口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时,应开设人口发展史,使学生了解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和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人口的结构和人口的分布;开设人口思想史,旨在研究有关人口现象的观点、理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人口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各个历史时期人口问题与人口思想的关系,掌握人口状况决定人口思想和人口思想反作用于人口状况的原理,掌握先贤们在人口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为探索现实人口问题提供思想材料,为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并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包括解决人口问题的积极正确的观点,为我们解决现实人口问题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②对现实人口问题的研究,对人口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人口发展的把握,离不开对人口思想发展历史的深刻认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构建人口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只有把握好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承接,才能使这一课程体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挥人口学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
注 释:
①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61页
②马克思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人民出版1972年版.
参考文献:
[1]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
[2]吕荣侃主编.人口科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摘 要】学术界对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争论不休，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一是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我国的劳动力还是相当充足的；二是中国只是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没有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即刘易斯第二拐点；三是中国已经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归纳得出：中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时代进入到有限供给时代，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有限供给；老龄化
一、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刘易斯拐点的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发表了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关于刘易斯经典模型的主要观点：在广大的二元经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农业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负数，使得“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存在的” [1]；由于两个部门在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巨大，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一个略高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工资，就可以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将会出现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工资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上升；当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全被转移出去，就会使劳动力工资大幅度上升，无论是传统部门还是现代部门都将以市场工资雇佣工人，至此，农村劳动力不再向工业转移，二元经济结构就转变为一元经济结构。
在1972年，刘易斯发表了《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对刘易斯拐点做了进一步补充。他将刘易斯拐点修成为两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指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然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进一步发展，为吸引劳动力提高工资，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相当，这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模型。
二、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有人刘易斯理论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认为刘易斯模型的一个最大缺陷是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不变的，忽视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2]周平认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没有必要创建复杂的数学函数模型，即使用类似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这样的分析工具也会有效地说明问题。[3]
但是也有人认为二元经济模型有比较大的理论价值。张志强认为它确立了二元结构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发展经济学中资本形成的源泉问题。[4]陈跃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阐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5]
后来的经济学家不断地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发展。Ranis和Fei在刘易斯模型基础上提出了拉尼斯—费模型，更加旗帜鲜明的强调了农业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批评“刘易斯一费景汉一拉尼斯人口流动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达罗模型，提出单纯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桥根森模型”则突出农业剩余及技术进步的意义。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维方式。中国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后，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中国特色，研究中国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其理论还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三、中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
1、我国没有迎来刘易斯拐点
孙自铎指出，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至少在 1.5亿～2亿之间，认为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还是很富足的。[6]简新华、张建伟认为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状在短期内都不会改变。[7]任燕飞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还没有到来，我国农村富裕劳动力并没有被完全吸收而是还有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8] 刘元春、孙立认为人口机会窗口关闭不等于劳动力短缺，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反映的只是人口结构转变的数量关系，与劳动力短缺没有必然关系。[9]刘伟认为劳动力不仅来源于出生人口还来自资本主义部门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劳动力还没有完全被现代部门吸收，就不能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或即将到来。[10]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观点。
2、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还没到达刘易斯第二拐点，而只是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真正的刘易斯拐点还没到来
王德文指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即越过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尚未到达 “刘易斯第二转折点”。[11]李月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出发，与台湾的研究对比得出我国东部地区正在向 “刘易斯转折点”趋近而中西部等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离刘易斯拐点尚远。[12]持这部分观点的人是以我国全面到达刘易斯拐点作为判断我国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依据，这里的全面包括时间和空间的完整跨度。
3、我国确实迎来了刘易斯拐点
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角度看我国“民工荒”初显“刘易斯拐点”端倪。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农民工短缺。根据社会保障部对珠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我国局部出现严重的“民工荒”现象。[13]2008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使城镇转移活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显端倪。[14]
从农村劳动力剩余角度看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预示着我国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到来。蔡昉连续撰文，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说，认为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已经不符合事实。他要打破“中国农村尚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只是暂时现象的神话”，要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抛弃过去“假设估计，采取直接观察做出判断”的做法。他认为2004年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9695万人，从中要剔除三个部分：一是农业上1.8亿必要劳动力；二是乡镇企业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经转移出去的2亿劳动力；三是40岁以上难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6000万，那么农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万农村劳动力。[15]以上数据显示，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储备几近枯竭”，[16]我国的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的逼近。
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预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拐点来临将使得一个国家劳动力供需市场发生新的变化，促使宏观经济出现两个基本特征：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劳动力佣工工资将普遍上涨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趋势明显。农民工在城镇的务工收入虽然长期以来低位徘徊、增幅极小，但2004年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涨幅明显。[17]根据张晓波等人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研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总是不断地攀升。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18]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阻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种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体制机制正逐步健全与完善，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市场己基本形成。” [19]从这也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迹象尤为明显。
人口老龄化加剧与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蔡昉认为人口年龄转变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会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相反，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将进入缓慢阶段。[20]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国“正在变老”，“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根据我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0—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上升2.95个百分点，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经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中国将在未来10—20年内步入严重老龄化国家行列。另外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从1990年开始，预计到2030年结束。”[21]这表明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前发生了转变，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而“刘易斯转折点”与“人口红利”间有着某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这使得劳动力有限供给成为现实。
我国是否迎来刘易斯拐点之争（见上表）
四、结论
第一，我国已经迎来刘易斯第一拐点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点，这就能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伴随而来的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会逐渐出现负增长，老龄化日益严重，给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二，对于刘易斯拐点对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学者能证明刘易斯拐点对中国制造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鲜有人从制度方面考察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的非经济影响。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凸显了我国人老龄化趋势严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龄化危机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刘易斯拐点给我们的非经济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学者研究采取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与得出结论；也有侧重于通过国内外的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对比与借鉴，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预测。
第四，很多学者主要是通过文献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与案例分析来研究与分析，多数学者更加侧重文献法与案例分析法，而对比较分析法采用的相对较少，而个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献中有出现。
第五，通过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结论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中国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时代，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环境，探讨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政策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1](美)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产业低端化对“民工荒”的影响[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周平，二元经济理论与人口流动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8（10）.
[4]张志强，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修正[J].发展研究，2008（6）.
[5]陈跃，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悖论的解释[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6]孙自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 ——兼论经济增长人口红利说［J］.经济学家，2008,(1).
[7]简新华，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陈华，刘易斯拐点“远未到来”——访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燕晓飞［J］.中国制衣，2009（2）.
[9]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 四大误区［J］.当代社科视野，2009(3).
[10]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标志与含义［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与挑战——对台湾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政策的分析及借鉴［J］．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9月第9期（总第298期） ．
[13]劳动保障部课题组，关于农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J］.中国劳动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发展和改革的挑战[J] .中国社会科学,2007(3).
[15]蔡昉，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16]蒯鹏州，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应关注人口变化因素[J].经济研究参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9]同[17]
关键词 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关系
一、引言
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涉及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了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日”模型，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后经洛克斯等人的补充和发展，认为19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出口的增长最终会导致gdp的成倍增长；以e·哈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来寻找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克鲁格曼和赫尔普曼论述了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通过出口扩大产量，降低成本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从实证分析方面来看，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作用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采用数据各不相同，其结论也不尽相同。如balassa(1978)利用11个工业化国家在1960－1973年期间的数据，运用秩相关检验分析了实际gdp平均增长与实际出口平均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jordan shah&fionasun(1998)通过分析出口、工业产量、劳动力、进口和资本支出等变量的关系，得出我国的出口与实际工业产量之间有一种双向的因果关系。陈家勤(1999)通过对进出口依存度、进口对gdp增长弹性的研究，得出进口增长对拉动gdp增长具有较大作用的结论。林毅夫(2001)通过联立方程组，得出出口增长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
纵观上述研究，可认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且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使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数量关系。因此，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江苏省对外贸易中的进口额(im)和出口额(ex)作为主要分析指标，用反映宏观经济指标的gdp代表经济增长。样本区间选择1985－2005年度的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江苏省统计年鉴》。由于gdp是以人民币元计，而进、出口额是以美元计，故首先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提供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年平均汇价，将进、出口额的计算单位统一换算为人民币元。另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再利用消费价格指数对三个指标进行平减，然后对平减后的数据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
1、变量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在利用ols等传统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时，如果时间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容易产生伪回归，从而使模型不能真实地反映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伪回归现象的发生。首先应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本文运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
由表1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ex)、h(im)和ln(cdp)是非平稳的，但是三者都是一阶平稳的。所以，以上序列均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协整检验。
2、ln(ex)、ln(im)、ln(gdp)的协整检验
为了确定log(gdp)、log(im)、log(ex)三个变量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根据johanson的最大似然法来检验ln(ex)、im(im)和ln(gdp)之问的协整关系，jo－ha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的选择是根据是非约束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p来确定，根据aic原则和sc原则，并结合lr检验，得到最优滞后阶数为i。检验结果如下表2(检验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口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出口量都分别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国内生产总值、进口量和出口量三者之间也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具有同向的变动关系，且此三变量之间的关系符合凯恩斯的宏观经济需求拉动理论。
3、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关系检验说明了三者之间确实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存在因果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其中，滞后期的确定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得到，其滞后期数为1。检验结果见下表：
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上，进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口的原因；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出口的原因；同时，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ange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与出口、进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此，也表明了研究江苏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际可行性。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尽管各自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我们可以看出：
①进、出口都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进、出口的gratiger原因，即进口与出口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说明对外贸易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也有拉动作用，但经济增长还没有实现对进口、出口的增长效应，不能为进一步进口、出口增长作贡献。
②进口与出口之间均不存在grnage因果关系，即进口的增长不影响出口的增长，出口的增长也不影响进口的增长。
③可以说明江苏省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区域，大量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
上述结论可以看出，出口和进口对江苏省的经济都发挥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对外贸易与江苏省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江苏出口比进口对gdp增长的贡献更大，可以说明江苏的经济增长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主要依赖大量的出口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二)建议
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并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发挥外贸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笔者拟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进口策略
实证分析绪果表明，进口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推动作用，调整进口策略是加快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应继续鼓励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创新成果及紧缺的资源和原料的进口，限制低科技含量的要素和产品的进口，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及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提升出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不仅可以提高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可以间接地加快出口增长，从而使进口通过影响出口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改善出口产品结构
由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并有下滑的趋势，江苏省又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省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其进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货物贸易出口层次低，目前出口商品的大部分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消耗资源较多的加工产品。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也非常明显。因此，必须切实改善江苏的出口产品结构，发挥出口的作用，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提高产品的技术和资本含量，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第二、加快制定实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规划，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为突破口，推动更多的高新技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
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加速培育多元化的出口主体。应鼓励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私人资本参与外经贸企业的重组，加快国有外贸企业改制步伐。实施“贸易主体多元化”战略，给更多的科技型、深加工型企业申报外贸进出口经营权，这样就可以通过扩大出口企业的规模来推动出口的增长，进而加快经济增长。
3、积极采取措施，提高企业自身创新能力
只有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竞争优势，企业只有通过持续快速的技术创新，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科技创新：第一，加大研发投入，为产品创新及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第二，积极引进技术人才，为科技创新提供技术装备。第三，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管理者素质，为企业创新提供内在动力，如为员工提供再学习机会及环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建立学习型组织等。第四，企业积极与科研机构及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即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4、充分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调整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及教育产业上大量引进外资。另外，在引资的区位选择上，应根据江苏省各地区的实际需要选择外商投资，可以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方式吸引国外资金，而不能仅仅以外商投资数量为标准。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转移和扩散及“干中学”等效应促进江苏省的经济增长。
5、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引导
江苏省出口企业中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他们的发展因其规模小、资金缺、创新能力低及管理水平差等劣势而得不到高效快速的发展，很难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在对外贸易中遇到种种阻碍，比如：国外的技术壁垒及政策壁垒等。政府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如提供资金支持及政策优惠等。鼓励中小企业向集群化发展，以提高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经营主体的结构。
[关键词] 适度人口 P-E-R模型 贵州省
适度人口一般是指在一定目标和条件下区域能够供养的最优人口数量。它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区域各种自然经济承载力和区域人口对这些承载力的需求水平之间的平衡,也取决于不同的研究目标。适度人口理论经历了早期适度人口论、现代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论三个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理论是适用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口理论,体现了人口生产必须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相协调的原理。它的相对性、综合性、层次性的特点对正确把握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适度人口起了关键作用。国内目前对适度人口的研究方法有:单因子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资源综合平衡法、系统动力学方法、P-E-R模型等。本文运用P-E-R模型,选取:耕地面积、水资源总量、森林面积、粮食产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五个指标对贵州省1993～2007年的适度人口进行了测算,并对结果进行分析,针对结果提出解决对策,为贵州省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研究区基本概况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人口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到2007年为止,年末常住总人口(常住一年及以上)达到3762.3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42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1906.99万人,男性人口为2024.13万人,男女性别比为106.14∶100。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8%。
贵州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向老龄型转变的速度加快。2007年,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为27.0%,15岁～64岁人口比重为66.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6.9%。与上年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0.3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贵州人口向老年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速度正在加快。
贵州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素质低,人口结构和分布不合理;水资源短缺、耕地资源日益减少、能源资源供不应求;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水体污染加剧、大气污染依然严峻、固体污染增加,生态十分脆弱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贵州省适度人口分析
朱宝树先生曾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4],提出过利用人口、经济、环境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来测算适度人口,即P―E―R模型。本文借鉴此模型,构建贵州省适度人口回归模型并进行实际测算。
1.模型的假定
模型中的指标为三个。即现实人口数量(P);经济人口容量(E),这里特指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容量,计算方法为一个地区总量经济指标除以该地区一定标准的人均经济指标;资源人口容量(R),特指一定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下的人口容量,具体是一个地区资源总量除以该地区一定标准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后所得的人口数量。模型假定有两个:
(1)全国人口总量与经济―资源总承载量基本平衡。
(2)区域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与外界发生贸易往来,也不发生人口迁移。即区域内的经济―资源人口容量都用于承载本区域内的人口。在模型中,各指标的简化计算公式为:
E=区域GDP/全国人均GDP
R=区域粮食总产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
本文中此区域是指贵州省
据上述公式,可以计算贵州省1993～2007年各年的经济人口容量和资源人口容量,计算结果见表1。
2.回归模型的建立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寻找实际人口与资源人口容量和经济人口容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建立回归模型,估计贵州省的适度人口容量。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11.5对变量P、R、E关系分析得知:相关系数R=0.891,模型判定系数R Square=0.794,F检验值为23.177,其显著性为较好,表明P与R、E之间表现为非线性相关,回归模型相对效果最好,且回归模型较为显著。回归模型为:
R = 299.507+ 0.450 R + 1.614 E
3. 贵州省适度人口的测算
根据目前普遍的研究成果,中国的适度人口为7～10亿[5],这里用中国适度人口8.5亿为标准来测算贵州省的适度人口[6],计算公式如下:
贵州省适度经济人口容量(ME)=贵州省GDP/(中国GDP÷中国适度人口容量)贵州省适度资源人口容量(MR)=贵州省粮食总产量/(中国粮食总产量÷中国适度人口容量)
表3给出了1993～2007年间各年份的计算结果,其中贵州省适度人口容量(MP)由以下模型计算出:MP= 299.507 +0.450 MR + 1.614 ME
从表2中可以看出,依据15年的资料,贵州适度人口容量在2435.2万～2686.4万人之间徘徊,平均水平2548.4万人。
三、促进贵州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通过分析结果发现,贵州省实际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容量之间的差距较大,且呈进一步扩大趋势,人口压力较大。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目前计划生育工作仍实现协调发展的前提
从计算的结果来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实际人口与适度人口之间的差距还会更大。因此继续实施计划生育为我们实现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近些年来,虽然贵州省的人口总量仍在增加,但人口的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低增长时期,从而减缓了人口对经济和资源的压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人口环境;但是人口总量仍将继续增加,表明人口对经济和资源的压力依然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还要确保稳定低生育水平,以防止人口生育水弹现象的出现。
2.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协调发展
贵州省属于经济落后地区,从统计的数据资料来看,人均GDP和人均粮食产量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非常突出。粮食和GDP因素下的人口容量相对不足。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增加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实施优质粮食生产工程,加强优质粮食生产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优质粮食的生产比重。
3.在新的机制推动下,实现“两个转变”,推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实现人口合理再分布,是实现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
贵州省区域特点是喀斯特地形,因此,必须加强全省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经济的有序发展。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以带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减轻人口压力。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实现全省及各地区经济发展、资源合理利用,进而提高适度人口容量,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任先友: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理论探讨究[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6).
[1]陈卫孟向京:中国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问题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 ,(1).
[2]朱宝树:我国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关系区域模式初探[J].人口学刊,1991,(8).
[3]杨伟,等.湖南省适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可持续发展,2003,(6).
[4]朱宝树.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探讨[J].中国人口科学,1993,(6).
[5]蒋辉,等.湖南省粮田人口承载力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4,(5).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wWW.133229.coM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关键词：人口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最终归宿，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人口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的，不同地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针对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展开论述。所谓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实现了充分就业，又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实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与人口（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其公式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k=2/s^2，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uj=0.7时，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而当ui=0.9，uj=0.9时，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d=（cuiαujβ）1/2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β为权重，且α+β＝1，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数值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其公式为：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素质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较稳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协调性好，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经济计量学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李慧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关键词：人口系统；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最终归宿，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及其变化的状况，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人口发展。尽管如此，由于发展之间的关系千差万别的，不同地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本文主要针对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展开论述。所谓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即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既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实现了充分就业，又较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是实现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要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的同时，保持社会经济的适度增长，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效益。
一、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分层评价模型进行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根据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分别选取了经济指标（作为逆指标的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gdp、人均gdp、财政收入、第三产业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等正指标）与人口（包括大专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与平均教育年限等正指标，总人口、人口密度等中性指标和自然增长率、婴儿死亡率与总抚养比率等逆指标）指标等一级指标。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二）指标数据的无量钢化处理
由于本文采用的指标数据具有不同的单位，这可能会对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无量钢化处理，使其波动范围缩小到0和1之间。最常用的方法是极差标准化，其公式如下：
正指标计算公式为：
经济这种标准化所得新数据的值越大越好。
（三）协调发展系数计算
协调发展系数强调两子系统的协调情况及发展水平。在文中先用协调系数来评价两系统的协调状况，其公式为：
cij=exp（-k（ui-uj）2）
其中：cij表示第i系统与第j系统的协调系数；ui表示i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uj表示j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k=2/s^2，s^2为ui和uj的方差均值。
即使协调系数能反映两系统的协调情况，但不能反映系统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当ui=0.7，uj=0.7时，i系统与j系统的协调系数为1，而当ui=0.9，uj=0.9时，系统i与系统j协调系数也是1，但是后者两系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前者。所以本文还引入了协调发展系数指标。其公式为：
d=（cuiαujβ）1/2
其中：d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发展系数；c为系统i与系统j的协调系数；α，β为权重，且α+β＝1，具体到人口与经济两系统，设为α＝β＝0.5。协调发展系数是一个正指标，数值0和1之间，值越大说明该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越好。
二、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区域评估分析
本文利用2007年人口、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截面数据，对全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作综合评价。因为，反映人口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较难取，本文在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钢化处理时用最佳状态值1。
（一）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利用林凡元文章中所用的专家打分结果，根据ahp方法分别构造出了人口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判断矩阵，然后通过计算获取了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分别为3.095195和3.038711。人口与经济指标的特征向量如表1所示。
（二）人口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7年的人口与经济发展指标数据，首先根据正指标、逆指标不同，进行数据无量钢化处理人，其次根据加权平均法，将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指标无量钢化数据与各指标对应权重值乘积来表示，其公式为：
本文运用matlap软件以上两矩阵相乘得全国各省市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实际发展水平，然后根据协调系数和协调发展系数公式求得全国各地cij和dij值，即具体值与排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系统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中，人口系统综合得分均高于经济系统综合得分，这可能由本文在无量钢数据里面人口密度、婴儿死亡率和平均人口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引用了最佳引起的。c与d值前七位分别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天津和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后四位是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主要原因是在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人力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素质较高，因此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比较协调发展，而在其他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程度较低。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经济总量保持高速增长，人口增长率较稳定，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但是各地区发展区际差距比较明显。东部地区协调发展系数均为较高，中西部地区较低。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区协调发展系数都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综合得分与经济水平综合得分较接近，协调性好，并且人口与经济发展整体实力较强。我国其他地区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得不协调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海南、湖北、湖南、和吉林等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协调性，协调发展系数都排在后面，从表2中最后一列可以看出一种共同特点，即人口水平排位在经济发展水平前面。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主要原因是人口发展速度跟不上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达莫达尔n·古亚拉提.经济计量学精要[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李慧京.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