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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东省 公务员考试 申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3-0105-01
前言
2013年广东公务员考试已经于2013年4月14日结束，此次考试不同于2012年广东省分县级以上、乡镇职位两次招考，分开考试，而是同时进行招考，职位仍分为这两个部分。虽然不同岗位同时进行考试，但是其申论考试内容根据职位分配分为三类试卷，申论一为乡镇农民和异地务工人员，申论二为乡镇大专以上及三支一扶村官，申论三为县级以上（含省直、公检法等）。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特点较为明显，本文就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进行分析。
一、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三套申论题目设计凸显职位差别
通观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不难发现，其申论命题根据职位不同，在题目设计上也有差别化的体现。如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一面对的职位为乡镇农民和异地务工人员，其申论题目设计采取三题模式，作答字数总计900字，题目设计为对策+概况。如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二面对的职位为乡镇、本地大专以上；支一扶村官、选调生、基层项目人员，采取三题模式，作答字数总计1100～1200字。而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三面向的职位是县级以上（含省直、公检法等），其题目设计虽也是三题模式，但作答字数总计1300～1500之间，题目设计为对策+概况+作文，难度差别显而易见，体现出不同职位之间的区别，难度来看，申论三难度最大，申论二居中，申论一难度最小。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论是2013年广东省考申论一，还是申论二，亦或者申论三，都是三题结构，第一题主要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第二题主要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第三题主要考查了考生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章论述题以策论型命题作文为主。
二、申论材料逻辑脉络清晰
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在材料组织上，脉络清晰，易于考生把握材料内容，阅读难度相对不大。如2013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一材料围绕“农村留守家庭”“农村综合维稳”“农村农技推广”而展开，脉络清晰，一目了然。便于考生阅读材料，把握要点。例如，第三题，根据材料3，就揭岭县农村留守家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撰写一份材料。
阅读题干，审清题意。题目要求“根据材料3，就揭岭县农村留守家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撰写一份材料”，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一、作答范围为材料3；二、作答任务是就揭岭县农村留守家庭面临的问题撰写一份材料。要求中含有“条理清晰”，因此要注意答题结构。另外，要注意篇幅不超过500字。
三、申论主题选择紧贴广东省情
纵观广东省公务员考试历年真题，不难发现，其申论题材选取均紧密结合广东省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2012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结合广东省开展的“三打两建”行动，考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11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结合广东省职业病问题全国最为突出、防治形势严峻这一省情，考查职业病防治。
同样，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三结合广东外来人口众多以及湛江等地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等社会管理新模式这一省情，考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该根据题目中“条理清晰”的要求，考生还应按照一定结构组织答案。首先，要对“网格化”管理模式的进行总结。材料中提到的“‘网格化’的核心并非仅仅是增加一级更小的基层管理单元，而是改写基层社会管理的体制”可以用来作为总体概括。其次，分别归纳特点。
此外，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一聚焦农村发展中的农技推广、农村维稳、农村留守家庭等问题，材料亦选取广东南山镇等极具本省特色的相关案例，紧贴广东农村发展的实际。
由此可见，201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命题仍然延续广东以往的命题风格，紧贴广东省情。
四、申论材料字数较多
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材料字数与国考和其他省市相比，明显偏多。近年来，国家公务员申论考试中所提供的材料字数大约为6000，如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材料的字数约为6400，2010年约为6500，2011年为7000左右，2011年8500字，2013年达到9000多字，同时考试时间也不是国考的2.5小时，而是120分钟。要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阅读这八九千字，还要书写近2000字的文章，是相当不容易的，这也对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阅读理解是做好申论的前提条件，考生要想在申论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首先得突破这一关。
五、结语
总之，广大考生应该把握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申论考生特点，有的放矢，扎扎实实地做好基本功。
【参考文献】
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 G633.5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4）04—0092—01
地理概念是指反映地理事物本质属性的知识。概念如同金字塔的基石，如果学生缺乏明晰的地理概念，就会影响到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的掌握。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地理概念教学。在高中地理必修二“城市和城市化”一章教学中，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及再城市化等几个概念形意相似，较易混淆。下面，笔者谈一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辨析。
一、从定义方面进行辨析
尽管许多学者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往往不同，但从统一的定义角度看，上述几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区别。城市化一般指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二三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郊区城市化通常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人口由乡村区域向郊区迁移（或大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二三产业向该地集聚的过程；城市郊区化指当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和二三产业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指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反迁，二三产业向该地区集聚的过程；再城市化是应对逆城市化中“市中心衰败”的一个过程，即人口再次向城市中心迁移，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向城市中心集聚的过程。
二、 从原因、人口流向等方面进行辨析
引发城市化的原因在于灌溉耕作技术发展，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口从乡村地区迁入城市地区，益处在于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环境、社会问题，地价上涨，农民弃耕抛荒等。它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引发郊区城市化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区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由内向外离心迁居市郊，益处在于郊区功能区趋于完善，形成产业优势，问题在于城市过分蔓延，老城市人口流失严重。其处于城市化中期良性发展阶段；引发城市郊区化的原因在于市区土地紧张，交通拥挤，居住和自然条件恶化，郊区空间开阔，人口则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益处在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压力，改善人地关系，问题包括市内经济衰退，郊区农民失去农田。其处于城市化中期较高阶段；引发逆城市化的原因在于市中心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犯罪率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人口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益处在于缓解聚集效应引发的“城市病”， 问题在于“空心化”突出，占地多，争夺土地红利。其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目前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引发再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逆城市化使市中心衰败，市中心人口再度正增长，益处在于城市又成为新的中心。其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
这几个概念的联系点主要包括：郊区化是郊区城市化或城市郊区化的简称；逆城市化与城市化是两个相反方向的人口及产业迁移过程；再城市化相对于第一次城市化，是二次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都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设施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扩散，过程及作用相似。其间，学生容易混淆的包括：其一，郊区城市化过程和城市郊区化过程。哪一个应该简称为郊区化，没有定论，地理教材中只会出现郊区化的概念。其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实际上，郊区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呈减少态势，逆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呈增长态势，其多发生在发达国家。
例1 城市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读图回答问题：
下列关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发展进程的叙述，正确的是（ ）
A.2015年时城市化水平最高
B.2025年起出现郊区化趋势
C.2035年时城市化水平超过80%
D.2045年已出现逆城市化趋势
[关键词] 数字化；农村医学；职业能力；校本教材
中职农村医学专业是教育部在《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中新增设的专业，同期卫生部也明确规定该专业毕业生可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资格后，必须到村卫生室和边远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执业。因此，中职农村医学专业毕业生的特定工作岗位为农村基层的乡村医生。然而，自2010年教育部增设中职农村医学专业以来，多数中职学校教学一直沿用三年制专科和本科教学的模式和课程体系，即学科型教学模式与课程体系。[1]对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培养缺乏针对性，充分暴露了课程体系模式老化、课程设置缺乏新意、课程内容偏离岗位、教材建设明显滞后等弊端。[2]一方面过于偏重理论知识，通常以逻辑讲述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不适应于技能型、服务型医疗卫生人员的培养。另一方面较高的门槛和学习难度导致中职学生更难掌握相关技能，也易造成学习兴趣的缺失。当前已进入数字化时代，中职农村医学专业与之相匹配的高质量数字化教学资源有限，中职教师在数字化环境下难以驾驭课堂教学，教学效率低下。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将视线集中在三年制专科及以上的学科教学改革上。而针对更加贴近基层、有更强实用性要求的农村医学专业，中职教学改革却缺乏有深度的探索。尤其是基于乡村医生特定岗位职能的行为导向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是当前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教育体系改革中的空白，需要中职医学教育工作者进行更深入、及时的探索和研究。于是，在学校领导及各级部门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成立了“中职农村医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基于乡村医生特定岗位职能的相关研究探索”的教育教学研究课题组。本课题由校企合作共同建设研究，参研人员由长期在教学一线进行课堂教学的教师和乡卫生院及村医务室的乡村医生组成。近些年教师们最焦虑的是当前“90后”的中职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其中重要原因是数字化时代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学生喜欢看的专业教材。教材是实现教与学的载体，是学生成才成功的路线图，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教材建设是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3]
因此，一年多来，我们首先进行了数字化环境下中职农村医学专业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共开发编写了《正常人体结构》和《遗传病与优生》两本校本教材，并于2014年9月投入使用，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以农村医学专业医学基础课程《正常人体结构》校本教材的开发编写为例，阐述数字化环境下中职农村医学专业教材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一、研究措施和方法
1.成立校企合作的校本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
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主要由学校教育教学相关领导、行业（医院）专家、教研部主任、教研室主任等组成。由于本专业毕业生就业岗位为农村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基层医生，行业专家除了邀请省、市级医院有高超医疗水平和一定教学经验的医疗专家外，还邀请了来自农村基层医疗一线的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医生，这样的专家团队既可保证教材内容的科学性和前沿性，更能体现针对职业岗位的适用性和必需性。该委员会主要承担教材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决策之责，具体督导并组织实施教材建设的开发编写工作。
2.成立校企合作的校本教材开发团队
本开发团队主要担任正常人体结构课程的教材开发编写工作，参与人员除本教研室全体教学人员外，还邀请了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的行业（医院）专家。在教材的开发编写过程中，由于企业人员的全程参与，从而能切实做到根据农村医生岗位工作任务，确定岗位职业能力，导出教学内容，并以此为切入点提炼教学大纲，指导教师针对农村医生岗位职业能力确定医学基础课程的知识需求等，设计相关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编写课程标准及教学内容，真正意义上进行了校企合作，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
3.培训教材开发人员的信息素养
当前，多媒体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90后”和“00后”的中职学生成长在数字化时代，可谓“数字化原居民”。数字化网络信息就像空气一样充满了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中职学生每天从网络获取信息资源的速度和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经历了数字化技术从无到有的“数字移民”。如果我们这些被称之为“数字移民”的中职教师没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所开发编写的教材仍然沿用传统经典教材的思路和模式，那就是用前数字化时代的过时模式，来强制教育一种熟练掌握全新数字化模式的新生代，其教学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一本教材在保证其知识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基础上，一定要具有时代特色，并具有创新性、适用性、启发性和灵活性，否则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对学生是缺乏吸引力的，不但浪费人力物力，还会被喜追求时尚、喜颠覆传统的中职学生所摒弃，直接导致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中职教师要及时充电补习信息化技术知识，以提高信息素养。这样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基本素质、思维方式等才能与时代同行，教师才能编写出符合数字化时代要求的教材。
4.主要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调查问卷法、分析法、现场访谈法、专家座谈法、头脑风暴法等方法进行广泛调研。
以2010年9月江西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农村医学专业《解剖学及组织胚胎学》教学大纲为蓝本，基于乡村医生特定岗位对《正常人体结构》中的各知识点需求，设计“《正常人体结构》教学内容和要求”的调查问卷。对临床乡村医生，我校后续其他医学基础课程、临床专业课程教师，和农村医学专业进入临床实习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向乡村医生、教师和实习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各60份，请乡村医生按照他们所在科室的实际工作岗位所需知识技能，后续基础和专业课教师按照他们所授课程的知识技能，临床实习同学按照他们实习中所见的常见病、多发病所需的诊疗知识技能，分别对照正常人体结构知识点的需求，如实填写《正常人体结构》的教学内容提纲和要求。最后，对《正常人体结构》调查问卷中的知识点需求程度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对当前中职学生认知能力及学生喜爱的教材编写体例形式也进行了问卷调查，尽可能使我们的教材符合学习心理认知能力及适应学生的情趣需求，而不是让我们的学生来适应我们的教材。此外，我们还深入到农村基层卫生院，通过工作过程分析法、现场访谈法、专家座谈法、头脑风暴法等进行广泛调研，进一步掌握农村医生岗位工作过程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再进一步分析这门医学基础课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实际需求，以便更好地开展中职农村医学专业基于乡村医生岗位的行为导向教材建设工作，最终实现课程与岗位的对接，教材与技能的对接。
二、结果及分析
1.分析调研结果、编写教学大纲和教学标准
从卫生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职业资格考试大纲中获悉，《正常人体结构》不是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内容，因此，我校把本次调研结果以及本教材开发团队全体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临床一线专家的临床经验，作为本次编写教学大纲和教学标准的主要依据。
新教学大纲中要求“掌握”部分的教学内容主要由三方面综合考虑生成：一是调研问卷教学要求中“掌握、熟悉”两项，选择人数之和超过总调查人数1/3以上的内容；二是某一课程教师回答教学要求中“掌握”人数超过一半的教学内容；三是本课程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临床一线专家的临床经验“了解”部分的教学要求认定，主要是认为掌握和熟悉的总人数占调查总人数1/3以下的教学内容；其余部分为熟悉内容。而对极少数调查者认为要熟悉的“人体重要器官、系统的发生”的大部分内容，本大纲已删除，少部分内容已放置“人体胚胎学概要”中，因而新教学大纲中教学内容比原大纲精减了一章。新教学大纲中的“了解、熟悉、掌握”三部分的比例分别为：13%、31.1%、55.9%，符合教学要求。新旧大纲教学要求中的“了解、熟悉、掌握”三部分教学内容的不相同比率达34.72%，此数据说明基于乡村医生特定岗位职能的课程内容设置，实现了专业课程内容与农村医生岗位需要的对接，教材也实现了与生活、岗位、学生的贴近。
教学标准中的教学目标设置，根据特定的学生对象和学制，制定特定的知识、能力和态度情感目标；教学任务分解、教学重点难点分析及其解决方法上，体现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思维方法和基本实践技能，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应性。其教学效果要达到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于一体，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获取信息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教材编写适合职业教育活动新形式
教材主要是基于农村医生特定工作岗位的各项调查研究编写的，即以新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标准为指导，融合国家执业助理医师的标准，依据当前中职生的心智水平、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进行教学内容的组织和格式体例的编排。教材内容和体例上体现了“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且能适合项目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模拟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等职业教育活动新形式，符合当前中职学生的学习需求。
3.教材编写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
主要创新特点：①教材内容：在保证《正常人体结构》学科知识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先进性基础上，以新的教学大纲为依据，基于岗位职能，体现教材内容的适用性，使内容贴近岗位；另一颠覆传统的尝试是对部分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如，把传统教材中最后一章“人体胚胎发生发育概要”提前至第2章，从人体的起源开始，激起学生学习正常人体结构的兴趣。②学习目标：在表达上打破传统惯例，直接以考点提示形式提出，并在正文中加粗倾斜标注，更能让学生重点关注，同时可增强学生学习的直观性、趣味性和时尚性。③体例编排：符合当前数字化时代中职生的生理心理需求，在保证教材整体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不走传统套路，增加或突出了病例、拓展链接，执业考试考点、知识要点等板块，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④内容表述：教材内容表述上大胆使用多媒体，以适应数字化时代需求，从而适应学生学习。例如，把传统教材中大幅枯燥乏味的文字，编排成比较表格、流程图、关系结构图等。如，对心脏外形的描述，先归纳为“一尖一底二面三缘三沟”，再把其重点内容列成表格比较；对椎骨的一般形态描述，先归纳为“一体一弓七个突起”，然后对它们的主要特点用表格比较；主动脉分部及主要分支，用流程图形式表示。这种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方式，更符合初中毕业生的心智水平，使学生爱读想读。
4.教材使用已初显成效
创新型《正常人体结构》校本教材，已由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我校2014级农村医学专业学生已投入使用，这种基于农村医生岗位工作能力及数字化环境下的创新型教材深受学生和教师的喜爱。学生尤其喜欢对教材中简明扼要、清楚易记、重点突出的多媒体化表述的内容，利用手机进行拍摄，随身携带，利用碎片化时间和他们喜爱的方式进行学习，以享受学习过程。2013级农村医学专业（75人）用传统教材进行授课，其期中考试平均成绩为67.50±0.23分，而2014级农村医学专业（72人）使用的是该创新校本教材，期中考试平均成绩为80.00±0.26，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在谈他的四个职业教育梦想之“让学生享受学习过程”时说过：“职校的教学过程、课程设置、教材必须要改变，要让这些学生的学习习惯和他们所能适应的学习方法与职校的教材和教学方法相匹配。首先从教材建设做起，教材要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因此，我们课题组审时度势，在基于农村医生岗位职业能力基础上，建设了数字化环境下的《正常人体结构》校本教材。实践证明，学生使用创新型数字化环境下校本教材可以提高学习兴趣，从而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边艳芬，高旭.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6，（01）.
关键词 新媒体；农村地区；传播偏向；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6-0037-02
1 概述
1.1 媒介融合的概念
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课题，但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核心概念仍处于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
美国新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纳齐森将“融合媒介”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 1 ]。他强调了“媒介融合”更多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之后，美国学者李奇・高登提出了媒介融合的“五种融合说”，总结了在不同传播语境下的6类含义，即媒体科技融合、媒体所有权合并、媒体战术性联合、媒体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以及新闻叙事形式融合，这使得媒介融合的概念更加清晰具体化[ 2 ]。
国内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蔡雯教授提出“媒介融合是指在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组成大媒体业的各产业组织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需求的驱动下通过合作、并购和整合等手段，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 2 ]。此外，清华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种形式靠拢，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 2 ]；中国人民大学高钢认为，媒介融合的本质在于“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的信传播的技术手段、功能结构和形态模式的界限改变及能量交换”[ 2 ]。
虽然各学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一个共性：媒介融合并非排他或者替换，而是互补共享，在传播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个性优势。而媒介的传播偏向维持着媒介自身的个性优势。
1.2 传播偏向的提出
伊尼斯在他的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了“时间-空间偏向”理论。他认为：“根据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另种媒介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v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 3 ]。
传播偏向理论又将媒介的传播偏向分为了四大类：口头传播偏向、书面传播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的偏向。由于时代的局限，伊尼斯的大部分研究放在了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上，只有少部分涉及了广播传播偏向。其继承者麦克卢汉则有涉及对电视传播偏向的讨论，却还是无缘于新媒体时代的研究。之后也有学者对传播偏向论进行相关研究，梁艳芬等人的《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学术渊源》，从伊尼斯的学术渊源和思想谱系，探讨了传播偏向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从具体媒介的传播上进行传播偏向相关研究的有：胡婉婷的《论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对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推进》，杨腾飞的《电子书的传播偏向――以亚马逊电子书Kindle为例》，廖雨思的《对电视养生节目节目话语的传播偏向研究》，胡昌龙的《微博的传播偏向研究》等；而操瑞青的《传播媒介的消极偏向：由批判三部曲解读波兹曼的媒介批判理论》则从媒介传播偏向的文化批判视角进行论述。
以上大部分的研究几乎都围绕着媒介传播偏向的理论渊源、单一媒介偏向以及文化批判几个方面展开，对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偏向导致媒介融合多元化的趋势却鲜有甚至没有相关研究。直面新媒体环境下的新媒介，依循前人的研究路径来探索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偏向的特点是我们的荣幸和责任。
2016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其主要针对新媒体影响下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渠道的方面进行相关调研。调研中发现，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涉及新媒体、传统媒体和最原始的人际传播，形成了以新媒体为主导，传统媒体和人际传播三者交织的传播格局。为什么新媒体没有取代传统媒体而一枝独秀？传统媒体为何能在新媒体环境中仍能占有一席之地？而人际传播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传播方式，却也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将以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为研究基础，从媒介传播偏向的视角对新媒体时代农民获取信息媒介传播偏向进行相关研究。
2 媒介的传播偏向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城市、乡镇、农村3个地域公众最常用的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均以计算机网络、电视台和报纸为主，辅以图书、电话、电台，而农村公众还热衷选择像乡政府、村能人、农技员以及集市等人际传播渠道。由此看来，农村公众在选择获取信息的渠道时，首先会选择兼具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新媒体；其次选择单一偏向的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作为补充媒介；再而可能会选择去集市道听途说或是同邻居闲聊，虽然这些道听途说可能不够客观，渗入许多个人感情，但这却是任何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见表1）
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3 ]。像报纸媒介，其本身具有的图文并茂，保存时间长，传阅率翻阅率高等特点决定了其偏向于空间的传播，但其时效性和消息相对滞后的特点却导致了在时间传播上受阻。相反的，电视传播在现代化技术的支撑下，其信息采集、处理与达到了与事实现场的同步效果，使得电视在传播的时间偏向胜一筹。当然，因为传播的时效性也造成信息在保存时间上的缩短，以致其在传播的空间偏向上稍逊于报纸媒介。
在农村地区，按照“时空偏向”理论解释：报纸媒介因为具有空间偏向，更适合于广泛传播；而电视媒介的时间偏向，则更适合于生活节奏较快的城市地区。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公众获取信息时除了运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外，还习惯到集市、商店等人群较多的地方打听相关信息，或者跟邻居聊天，或者跟村能人取经等，人际传播方式在农村地区依然占势。农村公众在选择报纸渠道上相比城镇少了很多，但其他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都在相应增加。这说明了农村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化。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乡土本色使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写道：“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统万有的真理，这是乡土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特点”[ 4 ]。同样的，乡土社会的人在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时也是不追求“万有真理”的。这就使得农村公众在训责获取信息的渠道时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可以说，任何媒介在乡土环境中都适用，却没有哪一单一媒介独自在这里适用。
其二，对新媒体的新鲜好奇感使然。新媒体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征是其成为信息时代的宠儿。数字化作为新媒体的技术基础，使得新媒体可以海量的存储信息及光速传输，让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能够共享资源，实现媒介大融合。交互性即互动性，在新媒体时代，每个新媒体的用户都可以参与到媒体信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这与传统媒介的单向、线性地接信息模式完全不同。在传播过程中，新媒体的用户拥有更多的参与感，而这种新媒介的参与感又恰与人际传播最为贴切。
伊尼斯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介，只达到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平衡还不够，还需要将人际传播在内的如口语传播作为桥梁来平衡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理想传播方式。笔者比较赞成伊尼斯的观点，毕竟人是社会中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除了需要时空带给我们历史感，还需要情感给予我们当下感。在人际传播中，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有强烈的参与感，可以对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和反馈；而且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情感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纽带作用，或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传播效果只有在人际传播中才能真正实现。
人类的现实生活极其复杂，交流方式更是多种多样，任何一种单一偏向的媒介都不可能满足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带来了海量信息，从信息量的角度来说，可以说相当充足。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面对着同一信息，公众也时常会翻开报纸看看相关报道，也会偶尔打电话问问请教相关的专家学者。正所谓媒介有偏向，生活却无偏向。媒介传播偏向的多元性正是因为其包含了时间、空间和感情的三位一体之结合。因此我们说，新媒体时代传播偏向的多元融合趋势不可阻挡。
3 媒介传播偏向的多元融合
农村的日常交流重视人际传播是事实，但当代的年轻农民或现代农民每当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不像年长的村民找村能人咨询，而是首先会想到上网，因为网络具备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的特征和优势，它融合了多种媒体的功能，是一种兼具多元偏向的新媒介形式。总之，现代农村选择多媒体集一身的网络媒介，既是迎合了媒体融合本身目的即为了让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畅通和多元，也是为了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媒介融合的时代，在互联网和数字传播技术条件下，许多媒介的个性可以实现共享。如手机报的出现，不仅实现将报纸自身进行了媒介形态的转变，消除了传统的报纸媒介时间偏向的阻隔。同时将移动互联网时空偏向的媒介传播形式引入进来。至此，报纸真正意义上实现时空的跨越，不再担心传统媒介传播偏向带来的阻碍。
新媒体的传播已不仅仅局限于人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呈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使用传播媒介不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来实现和他人的交流沟通，以及满足个人内心交流所需。
4 结论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人体本身是一个集视、听、触、嗅、品于一体的综合媒介。随着文字、印刷品、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等的外在媒介的出现，人的感觉渐渐地被分割成若干部分。文字分离了人的视觉系统，广播分离了人的听觉系统，虽然电视将人的视觉、听觉进行了融合，却最终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淡漠了。如今，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不仅集合了传统媒体的优势，而且将人的感情也尽可能纳入技术的框架内，并对人体感觉的完整性施以了新时代的观照，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让人重新找回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感觉。
参考文献
[1]丁柏铨.媒介融合：概念、动因及利弊[J].南京社会科学，2011（11）：92-99.
[2]刘颖悟，汪丽.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与内涵解析[J].中国广播，2012（5）：73-75.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言语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30分钟，作答12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4．本部分试题直接在试卷上作答，答题前请在试卷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
5．满分：100分，考试时限：150分钟。
二、给定资料
2014年的春季，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在我国部分地区迅速蔓延，虽然疫情主要爆发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但广大农村地区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下是从国内一些媒体中采集到的材料。
(1)4月18日，农业部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农业部门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预防工作，坚决防止非典型肺炎向广大农村地区扩散。通知特别强调，要阻断农民工因流动就业感染疫病和成为向农村传播疫情的途径。
(2)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4月20日的国务院新闻会上坦承，由于中国农民的收入、农村医疗条件以及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比城市水平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将非常严重。
(3)长期以来，受政府投入不足及农村预防保健机构服务能力的限制，我国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显得非常薄弱。各地政府对县级预防保健机构的拨款平均只占其支出的l/3左右，大部分款项来自业务收入，这使防疫站、保健站等把主要精力用于门诊、住院等有偿服务的开展，计划免疫控制以外的某些传染病(如肝炎等)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一些新的传染病(如性病、艾滋病)发病率出现上升趋势，甚至出现了一系列注射器和针头未消毒而导致大批农民感染艾滋病等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
(4)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曾给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20世纪70年代，该制度与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赤脚医生一起成为农村医疗的“三大法宝”。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集体经济的衰落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90年代后，政府在推进城镇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恢复与重建”合作医疗制度的任务。但事实证明，除部分试点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恢复和重建起来，其人口覆盖率始终低于10％的水准，90％左右的农民成为毫无保障的自费
医疗群体。至于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更是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已经消灭或控制的传染病再度复发，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比皆是。
(5)据有关媒体调查，在一些农村地区，主要由乡镇卫生院承担着医疗卫生和防疫任务，而其中不少活得“有气无力”。在对西部某省一个城市郊区的调查中发现，一些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利用国家优惠政策，自由分散经营，全区60所乡镇卫生院，分散经营的有22所，约占37％。分散经营的医务人员不纳税、不交管理费，有的还不承担法定义务，如预防保健工作、传染病报告工作等。
国家、集体投入乡镇卫生院的固定资产，有的卫生院已经变成了职工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固定资产的折旧、集体积累和发展再生产根本没有纳入医疗成本，使得卫生院的房屋越来越破，设备越来越旧。该区60所乡镇卫生院，仅有七台B超机，二台X光机，其他就是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简单设备，诊治手段十分落后。
乡镇卫生院人员年龄老化，技术水平低下。年龄在45岁以下、具有医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只有32人，约占在职职工总数的9％，职工中只有少数人员是正规卫生专业院校毕业，绝大多数是跟师学艺和自学，还有一部分人连医疗基本知识都不懂，不少病无法及时有效地诊断和治疗，医疗纠纷时有发生。
(6)1984年财政制度改革后，财政经费逐级下放给省县乡各级政府自行支配，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乡政府形成了“分灶吃饭”的一级独立财政，其中卫生经费也由县财政划拨到乡政府直接管理。但由于乡政府缺乏懂得卫生知识的管理人员，对乡卫生院的管理多是流于形式。加之很多地区乡财政捉襟见肘，出现了乡政府截流卫生经费的情况，甚至有的乡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都是来自侠生经费。在卫生费用逐步减少的压力下，各地纷纷出现了拍卖卫生院的一幕。
(7)据世界银行专家对中国近11年来的公共支出的分析显示，中国公共开支的分配向富裕区域倾斜，而在区域内则向发展最快的省份倾斜。据统计，目前约占中国总人口15％的城市人口享用着2/3的卫生保障服务，而约占85％的农村人口却只能享用不到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
三、申论要求
(一)用200字左右概括出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并列举各种现状。要求：紧扣材料，全面准确，条理清晰，简明扼要。(30分)
(二)针对给定资料反映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并加以论证。要求：自拟标题，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切实可行。论证逻辑清晰，论据充分，条理清晰，语言流畅。字数要求在1500字左右。(70分)
201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录用国家公务员和机关工作者考试试卷
《申论》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2014年9月6日)
(一)30分
指出主要问题占10分。只要答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薄弱”、“农村卫生防疫落后”或“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等，即可给分。
没有紧扣材料，概括不正确，扣4～5分；条理不清，扣3～5分；超字数扣l～2分。
列举现状占20分，每条各4分。要根据材料内容。现状主要有：
(1)各级政府财政投入不足
(2)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体制弊端
(3)农村卫生医疗人员年龄老化，素质偏低
(4)城镇卫生保障服务失衡
(5)农民收入低，自我防护意识差
有重大遗漏的，可酌情扣1～2分。每条现状后应有简要阐述，否则酌情扣1～2分。
(二)70分
引用论据既可以是材料中的事例或数据，也可超出材料内容。
评分标准
1．基础等级65分
一等(55～65分)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分析透彻，结构严谨，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可行性，语言流畅，字体美观
二等(45～55分)观点明确，内容比较充实，结构较完整，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语言通顺，字体端正
三等(35～45分)观点基本明确，内容单薄，结构基本完整，对策建议缺乏针对性和可行性，语言基本通顺，字体清楚
四等(30分以下)中心不明，内容贫乏，结构混乱，无对策建议，语言不通顺，字迹难辩认
2．发展等级5分
一、关注传统节日文化
1.（湖南长沙卷）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住脚跟的根基。”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滋养着民族的心灵，为了让传统节日文化更广泛的走进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某校组织开展“我与传统节日”的综合实践活动。
（1）了解节日习俗
不同的传统节日，人们有不同的传统习俗。例如春节会贴春联，吃团年饭……，请列举出元宵节的2个习俗。
（2）讲述节日故事
不同的传统节日，有着不同的故事或传说，例如端午节就与“屈原投江”的传说有关，请分别写出有关与中秋节和七夕节（乞巧节）相关的故事或传说的名字。
（3）策划节日活动（2分）
班上将开展一次“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的活动，如果同学们推荐你为本次活动的策划人，你打算设计哪些活动项目？请模仿下面的示例写出一项，并说明活动目的。
【示例】项目：中秋诗词朗诵会
目的：增加古诗词的积累，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①项目：
②目的：
【解析】
传统节日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中国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阳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每一个节日都沉淀了千百年的传统文化，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和深刻寓意。例1分别考查了与节日有关的习俗、故事传说和活动策划，与元宵节有关的习俗有吃汤圆（或元宵）、猜灯谜（或赏灯会）等；中秋节有嫦娥奔月、吴刚折桂的故事，七夕节有牛郎织女的故事；活动项目的策划必须紧扣所选节日的文化内涵来切入，如元宵节这个节日可策划“元宵灯谜会”项目，其目的是增强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深入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
二、关注家乡美食文化
2.（浙江义乌卷）从最平凡的一锅米饭、一个馒头.到变化万千的精致菜肴，“吃”传达着国人的生存智慧，展现着国人的生活习俗，承载着国人的美好期望。我校九年级将开展以“舌尖上的家乡”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参与，并按要求完成下列任务。
（l）【猜一猜】请你仔细阅读下列三则谜语，任选两则写出谜底（家乡常见食品）。
①肚子鼓鼓小胖子，身上穿着黄缎子，满脸长着大麻子，老家是个火炉子。
②本来一大片，变成千条线，是线不缝衣，只在锅里见。
③两个瘦子一般长，扭在一起跳池塘，有人拿棒来救起，瘦子变成胖又黄。
①
②
③
（2）【夸一夸】一盘菜，一盆汤，一道点心……或朴素，或精致，鲜活着我们的生活。请你夸一夸你所喜欢的一种家乡美食（上面三则谜语的谜底除外），可以描写色香味，也可以说明制作过程。
（3）【品一品】能够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味道的，不仅有我们的舌头和鼻子，还有我们的心。细细品味，舌尖上有满满的希冀和祝福，还有深厚的文化意蕴。请参照示例，说一说家乡美食所蕴含的意义。
示例：月饼――圆圆的，甜甜的，寄寓着人们对家庭团圆、生活甜美的希冀。
【解析】
中国享有“烹饪王国”的美誉，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中国的美食文化更加风靡世界。例4从猜家乡食品、夸家乡美食、品美食意蕴等角度来引导考生了解家乡传统美食文化，主题既贴近考生生活形式又新颖活泼。第（l）小题要抓住“家乡常见食品”这一范围，并结合谜面对食品的描述来思考谜底，三则谜语分别是酥饼、面条、油条。第（2）小题要注意描写或说明的表达方式，描写的如“一小碗糖水煮杨梅果，那颗粒硕大的果实汁液溢出，连汤液都漫上一层红色，白糖酽在杨梅果的汤液里，酸酸甜甜，回味无穷。”说明的如：“首先用豆浆机磨出生豆浆，接着用纱布过滤，然后将豆浆用小锅隔水加热煮沸，慢慢地，豆浆表面就会结出一层皮，用手一揭，一张豆腐皮就做成了。”第（3）小题分析示例语句可知，应先点出美食的形色香味等，再描述其蕴含的意义，如“长寿面――细细长长，软而可口，祝福人们幸福绵长，健康长寿。”或“年糕――“糕”谐音“高”，祝福人们生活步步高。”再如“粽子――翠绿的粽叶，软糯的滋味，蕴含着人们对伟大诗人屈原由衷的敬意。”
三、关注古村落文化
3.（福建漳州卷）九年（8）班开展以“古村落巡礼”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走进古村落】
材料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一些古村落正在逐渐消失或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近30年来全国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材料二：据统计，漳州现有行政村1650多个、自然村1万多个，大部分是古村落，保留着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今年3月，平和县霞寨镇钟腾村、龙海市东园镇埭尾村入评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至此，漳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增至4个，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村），漳州共有7处入选。
材料三：漳州的古村落面临着缺乏保护和过度开发的问题。这些古村落大都地处偏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很难进行有效的维护；有的古厝居民保护意识淡薄，随意拆掉古建筑盖新屋，破坏了古厝的整体风貌；农村建设缺乏整体规划，也导致古村落出现无序建设的情况。
（1）请概括以上材料的主要信息。（写出两点即可）
①
②
【关注古村落】
（2）保留或拆除古村落的话题引起了同学们的争议，请谈谈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
【点赞古村落】
（3）漳州古村落风景如画，数量众多，有塔下村、田螺坑村、和春村、山重村、湘桥村、庄上村……日前，漳州正着手编撰《漳州古村落》一书。请你仿照示例，推荐一处漳州古村落。
示例：云水谣村――幽长古道，百年老榕，神奇土楼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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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hsml”为你整理了这篇2021年前三季度市农业农村局工作总结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打造“四省边际共同富裕示范区”决策部署，聚焦聚力共富产业，着力加快乡村振兴，推动了粮食生猪增产保供、未来乡村建设、“3+X”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乡村集成改革等各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上半年，全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7%，排名全省第4，龙游、常山进入26县前3；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5.5%，位居全省第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4.8%、排名全省第6，较去年前进5位。
一、2021年主要亮点工作
未来乡村建设领跑全省。“6+12”个试点村建设全面启动，柯城余东、衢江莲花、龙游溪口和开化下淤基本建成，预计可助力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长58.3%。柯城余东未来乡村首个入驻“浙里办”并列入全省首批8个多跨场景应用未来乡村试点。今年来，全市未来乡村建设工作喜获省委省政府领导批示8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金彪批示：“衢州经验值得推广”。
诗画风光带展现新姿。坚持以园区化、平台化理念推进诗画风光带建设，全面实行“赛马”机制，全市“1+5”示范段、6个“一县一园”、12个标杆村、带内产业招商等工作有序推进。1-9月带内78个重点项目完成率77.85%。诗画风光带建设得到省级层面高度认同，8月，经省委、省政府同意，我市以诗画风光带为主题的试点方案作为全省唯一市级试点向农业农村部申报设立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3+X”特色农业产业提速推进。制定下发“3+X”特色产业发展意见，细化柑橘、茶叶等11个特色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全力推进特色农业园区平台建设，衢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列入第九批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建名单，开化何田乡成功创建2021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在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我市江山星菜、红专粮油入选省“科技强农、机械强农”十佳实践案例。
乡村集成改革全面深化。我市乡村集成改革成功列入全省首批整市域试点单位，按照省定方案有序推进“一县一主题”创新实践，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5次召开集成改革主题例会，推动各县（市、区）集成改革实施方案快速落地，比如江山市全国宅改试点形成“1+13”政策文件，着力展开破法改革突破；常山“两山银行”得到袁书记、郑省长高度肯定，认为大有可为，要求作为典型案例予以推广。在改革助力下，村集体经济增收成效明显。
“脑勤腿勤”向上对接成效明显。1-9月，累计向上争取中央、省级财政资金同比增长11.7%。成功牵手字节跳动、喜马拉雅、腾讯云、中国航天五院508所等网络大咖和科研单位，探索农业农村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数字化新路径。积极推进数字化改革，整市域纳入全省农房“浙建事”改革试点，低收入农户帮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等10个场景入选省多跨应用场景第一批“先行先试”名单。上半年，衢江区农业增产保供、江山市打好低收入百姓增收攻坚战等两项工作喜获省政府督查激励。
二、存在问题
一是农民保持持续较快增收压力较大。从收入构成看，衢州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已经基本达到瓶颈，难有较大突破；经营净收入受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速较低影响，增幅较慢；财产净收入虽然增速较快，但体量较小，难以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 等 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
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 等，2001）。
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
（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
（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 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
（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
（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
（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
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
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
（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 2003) 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 “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 “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 “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
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
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
“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 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 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 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04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 （朱钢 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
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
（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
（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
（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
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
（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
（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
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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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营权确权；确权数据库；信息平台；信息共享
一、引言
论文中的数据库建设是一种县级数据库，该数据库可应用于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中相关地理信息，相关数据如权属、栅格和一些表格、文档或图片资料，实现对相关数据和相关资料形成统一管理。全文以西吉县为例详细叙述了数据库建设的方法以及相关的应用。
二、西吉县数据库概述
西吉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数据库包括定位基础数据、全县9幅高分辨率数字正射影像数据集、全县19个乡（镇）289个行政村行政界线（含面域成果）、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图斑数据、全县地力等级分类图斑数据、全县其他显著地物成果数据层（包括线状地物、面状地物），全县19个乡（镇）289个行政村82071户967831块共计2114206.45亩承包地块数据层和相关的权属调查登记成果。
三、主要技术路线
1.数学基础。建库坐标系统：平面坐标（2000大地坐标系）、高程基准（85国家高程基准）；基本比例尺：1:2000除以上基本比例尺可辅其他比例尺。2.地图投影。建库投影以“高斯-克吕格投影,标准六度分带”，中央子午线以当地分带所在投影带的中央子午线。3.计量单位。长度和面积的单位分别是米和平方米；统计汇总时,采用公顷(h㎡)；将亩(mu)作为辅助面积单位。4.建库流程。前期整理、相关数据的采集、数据汇总、查看质量、设置库参数、入库、测试，过程如图1所示：
四、数据库成果内容表
本文中涉及到的数据成果和地块承包数据以及权属登记分别如表1和表2所示。
五、数据库建设方法
1.工作准备。1.1数据准备。按照数据库建设技术指南及其他相关的规范要求，需要准备所有关于确权登记的成果资料，且需要对所有数据即相关的内容进行质量检测，发现问题后积极进行核实处理，保证数据库内容的完整性和数据质量。1.2软硬件设备准备。硬件要求：CPU：XEON(至强)四核心或以上；内存：8G以上；硬盘：2T以上（根据本县数据大小判断，具体以全县影像图所占空间大小乘2为标准及更大，宜配置数据库工作站。数据库工作站要求：Windows7-64位操作系统（不应安装win8及Linux系统）。上述硬件设备须经过稳定性运行测试，保证数据库成果可靠。软件要求：Windows7（64位）；运行环境：Framework3.5数据库环境：MicrosoftSQLServer2008R2；空间地理数据库环境：ArcgisEngine10.1；信息平台：用省区农牧厅下发的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管理信息系统；其他要求：MicrosoftOffice2007。上述系统环境须经过连续运行测试，保证数据库成果运行可靠。2.数据入库。2.1数据分类。（1）界线及管辖区域：县级、乡镇级、行政村级行政界线、区域（线状、面状成果）；坐标系统文件（.PRJ格式）。（2）栅格数据：高分辨率数字正射影像图（.TIF格式）。（3）其他地物数据：基本农田保护图斑区域（面状成果）。（4）承包地块数据：<1>承包地块（面状成果）；<2>界址点（点状成果）；<3>界址线（线状成果）。（5）地块权属数据：以表格格式表示。2.2数据结构要求。（1）所有村界、镇边界、县边界、市边界都各自放在一个shp文件内，其中村界shp文件保存为gis+镇的机构代码，镇边界shp文件保存为gis+县的机构代码，县边界shp文件保存为gis+市的机构代码，市边界shp文件保存为gis+省的机构代码。（2）承包地块字段内容组织及各层级属性结构、数据字典的编写均按规范要求组织，并经过质检软件检查无误。2.3数据入库。按如下步骤：（1）根据相关作业规范的要求，首先构建“数据字典”和“数据索引”；（2）建立元数据库，需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3）将确权成果资料包括图形和属性数据录入应用数据库（图形和属性数据一定质量检查合格）；（4）对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进行相关的融合集成；（5）检测。
六、数据库建设质量控制
1.质量控制。数据库建库过程中，对每一个阶段均进行严格的质量管理，对原始数据成果和中间数据交换成果的检查、验收实行“三级检查二级验收制”。质量控制原则如下：（1）统一标准原则。县级数据库的内容、格式、组织、结构、质量等要严格依据NY/T2537-2014、NY/T2538-2014、NY/T2539-2014和本文件的规定。（2）过程控制原则。需要对其中关键的几个环节进行相关检验并作记录，一旦发现问题需要及时处理，确保后面环节的正确性。（3）记录存档原则。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需要时刻作相关的记录和质量检测，尤其是数据库建设过程中的几个关键环节，需要做好相关的记录、存档和相关负责人的签字，其内容要详细，以便后续的查阅。（4）加强质检原则。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应该时刻做好质检工作，确保质量。作业员要时刻进行自检或者互相做出互检，该作业单位的相关检测单位需要随时进行成果抽检以及相关管理部门要做好一切监督工作，积极发挥各方职能做好建库工作，确保质量。2.入库前后数据一致性分析。核查入库前后各数据的数量是否一致，不一致时进行缺少或多余数据的核查，并填写相关质检表。3.测试结果分析。首先论文中的县级数据库建设过程严格依据和遵守了相关数据库建设的规范要求和技术标准，采用现有的信息管理系统为辅助，调查的所有成果以及原相关资料作为数据源，对相关数据做出了统一的采集要求。应用相关的信息和数据的管理系统等技术方法，实现了以西吉县为例的数据库的建设，该成果数据库的建设完全符合相关的规范要求以及相关技术设计方面的要求，满足数据库更新和管理体制，符合相关规范，满足技术设计要求。
七、结语
该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实现对该县的所有成果数据库的覆盖。可应用数据库中的一些功能如查询、分析等可为政府制定相关土地政策以及土地相关的总体规划的修编等给予一些基础数据的支持和相关参考。具体应用设想是：1.为土地相关利用计划，一些建设方面的项目审批以及土地的相关转用和征用等方面提供相关参考；2.可以结合航拍技术，随时对土地的相关利用信息进行更新，实现对土地利用数据变化的动态监测，提升相关部门对土地利用的监控能力；3.为相关部门提供详细的基础数据；4.为西吉县的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供有关部门对今后的决策、规划、设计使用；5.充分发挥数据库成果的基础作用，进一步规范西吉县各乡村的土地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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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庄；变迁研究；中国表述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61-06
一、争鸣的人类学村庄研究范式：先贤哲论的再认识
何以在“地方”与“整体社会”之间找到文化表述的结合点，这是中西方人类学者一开始进行村庄研究就关注的题域。20世纪30年代，西方功能主义倡导的微型村庄研究经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先贤的改造后，逐渐本土化为中国社区研究方法，指引着有心志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展村庄调查。然而，正是这一西引的方法论，使“地方”与“整体社会”成为早期中西方人类学者激烈的争辩话语。埃德蒙•利奇（Edmund-Leach）在其所著《社会人类学》（1982年）一书中，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四本英文版民族志读本给予了尖刻批驳，并以否定性的口吻提出两个问题：自身社会研究能否做到客观；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针对利奇的第二个质疑，费孝通先生随后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一文中以江村为例给予了肯定回答：“中国各地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的中国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①在后来的《云南三村》里，费先生又以“类型比较研究”方法回应道：“如果我们能对一个具体的社区，解剖清楚社会结构里各方面的内部联系，再查清楚产生这个结构的条件，可以说有如了解一只‘麻雀’的五脏六腑和生理循环运作，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然后再去观察条件相同的和条件不同的其他社区，和已有的这个标本作比较，把相同和相近的归在一起，把它们和不同的和相远的区别开来。这样就出现了不同的类型和模式了。”②“费孝通的类型比较，首先是对一个具体的社区的社会结构进行详细解剖，并查清其结构产生的条件，然后根据与此标本所处条件相同或相异划分类型，最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调查和结构比较。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是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③
事实上争论不仅没有影响中国的微型村庄调查，而且，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在吴文藻先生主倡的社区研究方法的导引下，中国的村庄研究早已悄悄进入“早春天气”。1935年，林耀华先生通过对福建义序家族村落调查，撰写并出版了《义序的宗族研究》。林先生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系统呈现出中国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的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其著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早期典范之作。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人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均得益于吴文藻先生的精心培养。同年，当林耀华先生关注义序宗族时，费孝通先生则偕妻走上广西大瑶山。瑶山调查造成人间悲剧（妻子王同惠失足山冲，溺水身亡，费孝通先生身负重伤。）之后，费先生离开瑶山，回到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养伤期间，又在开弦弓村调查。后留学英伦，他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系统整理写成《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该著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及其运作关系的描述，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系统搭配的社会整体，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详细分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导师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高度评价说：“我敢预言费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个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注：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序），第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留英归国的费孝通，召集一大批人类学者群聚云南呈贡“魁星阁”。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1945）、《祖荫之下》（许光.1945）、《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1945）等经典民族志著作。费、许、田三人的社区关怀各有不同。费孝通先生特别注重土地问题，许光先生则注重礼俗文化，而田汝康先生则特别关注“边民”的生活方式对于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费、许二人都想从“小地方”的描述来透视中国“整体社会”，而田汝康先生关注田野生活中的“他者”，试图从边民的社区生活中，借以洞察主流市场经济模式的仪式形态。 “这批早期本土人类学家的成就，被国际人类学广泛承认，他们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在写作，曾师承海内外人类学家，调查成果既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在学理和方法上又能与先进的国际人类学理论构成对话。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注：王铭铭：《继承与反思：记云南三个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再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通过村庄研究，他们萌生并践行着一股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魁阁精神”。
或因师出同门，费、林二人在吴文藻先生的导引下，始终把“微型社区研究”作为其民族研究的重要方法。抗战爆发，北京高校的学者们向中国大后方转移，林耀华先生也因此有机会到了川、滇、康交界的大小凉山对彝族村寨进行调查。194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汇集林先生的调查研究论文及教学书稿，编撰出版《凉山彝家》。林先生分别从区域、氏族、亲属、家族等九个层面的细致述写，为人们真实呈现了凉山罗罗人的生产生活现状。该书见面读者后，受到了美国国伦比亚大学的胡先晋女士等国际国内专家学者的好评。在西方许多大学里，该书还被指定为教学阅读用书。脱手《义序的宗族研究》、《凉山彝家》的林先生并未放松对中国村庄的调查。1944年至1948年四年时间里，林先生一直都在关注福建玉田县黄村农民的生活。1949年，他的小说体人类学著作《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问世，为西方学者认识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画面。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特殊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学者从西方人类学界采借的微型村庄社区研究方法被迫放弃，中国的村庄研究一搁置就是二十多年时间。在这期间，中国人类学者的眼光开始转向少数民族的规模普查，收集了丰富的历史古文献资料，拓展了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多元性和文化多样性视野。西方人类学家失去在中国从事田野工作的机会，不得不坐上“摇篮椅”开始进行遥远的中国想象。但也正是他们遥远的“中国想象”，使很多海外人类学者更加坚信利奇的中国质疑。他们都认为，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能将时间和空间上与世隔绝的社区当成研究的唯一内容，而应该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与历史进程展开研究。这种理论关怀，在汉学人类学奠基人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那里表现得最为彻底。弗里德曼在1962年的皇家人类学会上作“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演讲时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以中国文明的本土特征为主线，不能以村庄民族志为模式，以村庄研究的数量来‘堆积出’一个中国。他主张综合人类学和汉学关于文明史的研究，来表述中国宏观社会。北京大学的王铭铭教授认为，“怎样将这个‘小地方’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的‘宏大叙述’结合起来，弗里德曼本人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所幸的是，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村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路径。”[注：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第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施坚雅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注：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第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他认为中国的村庄向来不是孤立的，且中国社会的基本网络不在村庄而在集市。一般而言，六个村庄形成一个基本的共同体（“标准集市”），要对中国真正的社会结构有把握的话，必须研究这个标准共同体。
二、人类学村庄变迁研究的可能路径：后生俊杰的几种尝试
社会发展变迁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以及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于是，追述村庄变迁历程也就成为中国本土学者追逐的时髦潮流。前辈先贤的村庄研究，对我国人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以至于当今的人类学后生在进行实证性研究时，都会有意贴上“以某某村庄为例”的标签，以彰显文章的生动、翔实。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村庄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常态，由于没有引发研究人员的过多关注，村庄里发生的很多故事伴随村庄主体（村民）的代际更替而流逝。所以，30年代，当中国学者们在细写村庄时，对于村史的记述，除了照搬村落社区“权威人士”的口述材料之外，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村庄历史的表述，普遍关注村庄的当下知识。学人们当时的笔文记述渐而形塑和丰富了小村的历史知识。
人类学后生俊杰的村庄研究，在保有村庄历史表述的基础上，尝试出许多新的路径。这一时段的村落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村落自治制度和自治组织改革研究、村落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研究、村落宗族势力研究和村落文化变迁研究四大类型。其中，村庄现代化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最早从这一视角来关注中国农村的是王汉生（1990）。王汉生从村庄“工业化”和“集体化”程度的视角，概括了村落变迁的解释模式。他认为集体化程度与社会分化程度具有同等的意义。集体化程度越高，社会分化程度越低。他的类型区分主要指华北、西部、浙江和江苏的村落制度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1992年，受王汉生的启发，陆学艺开始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时期的中国著名村庄进行变迁研究。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逐渐离开土地，转化为非农业劳动者，即使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其社会身份、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逐渐消失。1997年，折晓叶撰写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出版，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万丰村为个案，将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这两大热点主题置于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之中，描述了在中国农村的非农化过程中，外来力量和村庄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所推进的社会变迁，认为“中国基层社会变迁并未按照西方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理论的某些假设而进行，而是出现了新的动力、规则、关系。超级村庄既以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方式存在，又保留有典型的村社区特点，既是自治性的民间社会，又执行着‘准政府’的各种职能，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的生活秩序与原则”[注：折晓叶、陈婴婴：《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000年9月，折晓叶、陈婴婴又出版《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深入比较了三类村庄，对超级村庄这种新型社区形态的形成、发展及其内部特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超级村庄以微观形式显示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倾向。
村庄变迁研究使西方民族志研究方法在我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践。然而，在村庄变迁研究过程中，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人类学先辈回访数年前调查点的重要意义（费孝通六访广西大瑶山，数十次回访江村）。怎样有效地回访田野，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时反复提到两种学术观点：“跟踪调查要么要反映被我们研究的那个社会自身的变化，要么要反映我们研究者自己的理论和心态的变化。这两种选择都可行。”受前辈的影响，后生们也开始循先贤足迹，追访著名田野点。“回访使我们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其间多种被抽绎出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注：庄孔韶：《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第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央民族大学的兰林友坚信，对人类学重要先行者的调研点进行再研究，既可检讨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可探究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还可以较快地与国际人类学学界进行理论对话，从而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状态。在他看来，“再研究通常是对他人的调研点进行重新调查研究，也就是在他人原先的调研点做田野工作，以期与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对话。”[注：兰林友：《人类学再研究及其方法论意义》，载《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国人类学后生俊杰身体力行，已基本上回访完先辈走访过的田野点。
著名田野点回访延续的仍然是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由于有前辈学者留下的经典村庄民族志为参照范本，在追踪村落历史变迁的同时，学者们便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村庄进行对比研究。林耀华、费孝通、许光、田汝康、杨懋春五人在过去的村庄调查研究过程中最为著名，因此，晚辈后生对这些调查点进行追踪调查的积极性也最高。最早在我国北方农村回访的是戴瑙玛（Norma Diamond），她于1979年就来到访过杨懋春作品中的山东省台头村。后来，潘守永才又回访台头村。潘守永认为，中国的村庄不是孤立的，乡村研究必须分析村际关系及市镇对村庄的影响，杨懋春从家庭和村落关系两个角度研究中国农村，抓住了我国乡村文化的本质，施坚雅等追随者，试图从市场的层面来勾画中国农民生活和交往的圈子，是误入歧途的。潘守永开先河之后，阮云星也开始回访林耀华先生的义序宗族村落。他尝试用“制度性的宗族”和“后制度性的宗族”来解释义序宗族的变迁。他在田野回访中深切感到，昔日的义序宗族乡村再也不是宗族自治的乡村单位，即使20世纪90年代出现宗族复兴，也只能是非（准）制度性的传统姓氏地域上的家族主义亚文化。他强调义序乡村的传统文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以致支配人们的思想行为，今日义序的村民仍受交织在一起的新旧因素的影响。正值后生学人轰轰烈烈地进行著名田野点回访的时候，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也想到了导师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开创的田野点。他通过回访凤凰村认为，不论都市化的道路有多长，城乡结合部还是要慢慢地消解在城市中，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社区。从指导变迁的角度讲，社区居民的适应调适，不仅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
著名田野点追踪调查较为系统也较有影响的是王铭铭教授指导的云南“三村”回访。2000年，王铭铭教授利用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研究机会，千禧年之际，把自己“门下”的三位博士生（张宏明、梁永佳、褚建芳）派往云南“三村”。回访禄村的张宏明重新考察了费孝通曾关注的地权问题。他发现，与《禄村农田》中所说不同的是，禄村的土地只是在表层上归属于禄村人。国家是所有者，农民只是使用者。农民每年都要承受赋税的压力，朝廷统一使用税收的资源，以“再分配”的形式将这些资源用在“礼仪”等公共事务上。因此，他认为，所谓“消暇经济”事实上就是当地公共仪式的民间制度安排。梁永佳则将注意力集中在许光《祖荫之下》的喜洲小镇的传统性的本主崇拜。他认为，本主仪式与非本主仪式在喜洲构成某种复合，是因为当地的土著社会理论背后隐藏着一种“性别的对立统一”原则，它蕴涵着某种等级性。褚建芳沿着田汝康先生的足迹进行田野回访时认为，田汝康先生只强调了当地傣族的施舍与散财，而不在乎“得”与“积”。事实上，人神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某种“交换关系”。傣族在做“摆”时，并不只出于“虔诚”，还带有某种期待回报的心态。人与神之间“功德”与来世所能获得的地位之间的“交换”才是“摆”仪式所追求的。
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选出八位人类学先行者和九位后继者的研究成果，集中收编在《时空穿行：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一书中。该书系统总结了上个世纪著名田野点的人类学再研究以及后生们新的研究心得，新老学者跨时空对话，使著名田野点的学术生命得以继续延伸。这些回访，尽管先辈们的立论部分受到质问[注：兰林友在质问学者们使用的田野材料基础上，直接否定了先贤的立论。兰林友博士详细考察了黄宗智和杜赞奇曾经利用满铁资料所研究的华北六村。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他认为，在后夏寨的村落政治场景中，不是像杜赞奇所说的以宗族竞争为主线，而是以场景性的政治结盟为主。村落派系竞争的实质是争夺村落领导权，其个人的政治立场不是以亲属关系决定，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才是人们主要的目的。无独有偶，黄宗智在批判满铁资料的同时，却又过度地利用满铁资料。黄和杜两人都以外显姓氏符号来建构宗族，忽略了华北历史上多次移民和战乱的巨大影响。黄宗智所认为的后夏寨的大族王姓，实际上有四种来源，李姓也有三种来源，这就是所谓的‘同姓不同宗’问题。因此，黄宗智认为的后夏寨的村落政治是亲属空间决定的和杜赞奇认为的后夏寨村落政治以宗族竞争为主线的见解，因其前提失误而完全站不住脚。华北宗族是一种不完备的、残缺的宗族概念。]
，但总体而言，后继者都对先辈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肯定。
三、新乡土本色的人类学表述：“村”与“非村”
1.村庄的历史记忆
从学科发展史来看，中西方人类学学者在关于“村庄与整体性社会”争论的过程中，隐约表现出一个共同意识，即村庄是认识中国整体社会的窗口。20世纪50年代，在摒弃西方村庄民族志研究方法之后，在国家强势话语下，人类学以中央民族研究院为牵头单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或许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澄清了地方社区的历史面貌。然而，因受制于当时流行的“社会形态论”，这些研究并没有充分给出历史的“地方感”。“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不断适应，积累起来则形成民族的传统文化体系，新的适应又进一步带来文化的变迁。”[注：徐平：《羌村社会》，第2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人类“历史之岛”上的一个“结”。人类学方法论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都市人来说，边疆民族村庄的概念无非是贫困、落后、瘟疫等抽象概念。这些关键词向人们传递着边疆乃蛮夷之地的印象。后期，惠于人类学前辈先贤的村庄民族志读本，村庄知识才得以公平地传递出来，从而成就了国家的治边政策。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忘记了先辈们叙说村庄时的客观历史，而指责先辈们缺乏对村庄历史的关怀，以此来彰显自己尊重历史。世事变迁，在现代化场景下，少数民族村庄已经被“地方性知识”形构成各种功能完备的区域性共同体。人类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资质对村庄道“远”（历史学家的关怀），也应该将村庄历史置于重要位置，从动态的时间层面书写变迁中的乡村。
2.村庄的现实表征
中国农村到底有多“土”，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里用“无讼”、“同意权力”、“长老统治”、“礼治”、“以足步辨音”等关键词来做过概括。费先生认为，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之间交往建立在情感互惠的基础上，人们通过肢体行动就能会意他者的心境，因而，说农村人土气，要送文字下乡实在有些多余。当然，费先生概括的这种乡土本色，主要是基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乡土知识，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文化表达。西方学者则习惯用“机械团结”（涂尔干）、“共同体”（腾尼斯）概念来表述。随着社会历变，文明进程对传统乡村的再造。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国乡村被重新解构为一个重经济利益回报的“半熟人社会”。在“商品拜物教”意识模式下，物品地位被人们抬升到至高位置，而基于血缘关系的人情关系却被人为贬低。远亲近邻的传统乡土观念，早已经被社会利益关系“打包”成“见钱不见人”的经济理性。过去那种祸福均沾的精神共同体被置换成利益交换的生活世界。乡民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表达。村庄主体已被异化成交换的“商品”。新乡土本色使许多学者陷入经济高速发展而人们幸福却大打折扣的苦思中。一些社会学家（哈贝马斯）极度期望重返“理想的沟通情景”。
实写当下村庄、叙说乡野中的真实知识是新乡土叙事的大趋势。两个方面的内容值得重点注意：一是文明进程中累积的知识。文明进程的知识具有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甚至可以说，正因有文明进程的阶段性知识，现代文明才得以形成。一些学人或许责问：将历史分为两次来写，意为何？事实上，这里存在一个误解。“现在”是将来的“过去”。村庄未来的历史仅是一个想象的异邦，如果想对村庄的未来展开充分想象（前景预测），理想的方法就是对现在村庄的解读，揭开这个混融了村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要素的“包裹”，探清村庄社会发展变迁的实证面相。二是文明进程中的乡民意识。新乡土中国社会，村民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守望相助的心野，人们的行动更具有目的性。生存是天赋的权利，当村庄这一空间发生质变、乡民丧失各种权利时，村民通过诸如“找关系”、“走门路”等另类手段来达到目的就是注定事实。因此，实写社会发展变迁进程中的新乡土本色，除呈现村庄客观的阶段性文明外，村民的心态也是值得关注的内容。
3.村庄的会通逻辑
“传统”和“现代”是时间格式化的概念，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概念“去时间化”，那么，所谓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便可以简单归结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空间“烙印”。因为传统就是过去的现代，现代将会沦为未来的传统。将研究内容界定在村庄历史和村庄现状这两个层面，不但没有忘记“时间”，而且还怀有一个意图，即在文本表述中，利用时间概念将村庄切割成两段不同的断代史，从而进行对比研究。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种方法表述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事实上，当今的人类学基本上都遵循着这条路径。我们提出“去时间化”概念，倒不是想翻新立意，特意创新方法“惊艳”抑或“光耀”于同仁，只是想从世事变迁、社会更替的时间过程来探寻村庄秩序构造的不变逻辑。时下，一些刚开始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新人，常带着满身学院味，走进边远于国家中心的少数民族农村，由于在当今社会背景下仍然能够有机会亲身体验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于中国的“大队”、“村社”生活格局，便常叹当地人“无时间”，以至于每每和别人谈起，他们都会兴致勃勃地描述当地人如何“落后”，如何“不上进”。其实，一个社会事实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是多么的合理人们才会去维持。对于当地人来说，如果让他们去完成“一向都这样做”的事情，即使“不合时宜”，也仍然比让他们从事从来没有任何经历的“较合时宜”的事情容易得多。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一向这样做”已经内化为乡民维持当地社会秩序的会通逻辑。对他们来说，做一件“不合时宜”的事远比做一件“合乎时宜”的事更为自然。当然，在当今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力量已经触及到村庄的每个角落。在中国版图找一个没有任何国家痕迹的“划外之夷”已经变得不可能。言说乡土社会中“不合时宜”的会通逻辑，意在坚持国家形塑社会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下村庄的会通逻辑，赋予村民充分的乡土建设的自主性。
4.中国表述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罗红光研究员曾与杜赞奇先生有过一段引人回味的对话。他们认为：“讨论国家与社会问题时，基本可分为两类思考的角度。第一类就是像上下级关系那样的领导与被领导，也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第二类从下而上的方式，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多，社会学方面也做得很多。其方法可能是统计，也可能是个案分析，但这些个案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究竟怎么样对话则是一个有代表性的问题。单纯地从国家往下看，或者单纯地把地方看成一个非常田园的、和平的传统社会，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注：杜赞奇、罗红光：《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从村庄层面来探寻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理路，把“家”、“村”、“社会”、“国家”、“天下”连于一体，并试图把“家”的伦理贯穿于国家与世界秩序之中的理念，不仅在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淀深厚，而且在西方理论中也影响深远。梅因的《古代法》文本中就是在家庭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的历史性演化关系中展开的。摩尔根的经典名著《古代社会》，同样以类似的笔调从家庭的演化来论证社会制度的变动。古典社会学理论的代表涂尔干、韦伯，则更从家族与亲属制度的形态，来展示社会结构与文化差异的历史。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也毫不例外地视家庭问题为法权、国家及世界文明演化问题的核心。
从历史人类学视野下来观察研究村庄变迁问题，似乎会给人们产生这样一个普遍性预想：学者的终极关怀无非是要通过时间的回溯（伸延）来再度展演（推演）小村故事。当然，这种解读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还是“紧扣题意”。但这种表层理解并未触及范式的核心内容。如果遵循这样的范式来书写村庄，我们只需在村庄里随意选出一位具备汉族表达能力的农民，记录下村庄里每天发生的琐事，时过半年，或许就能出版字近十几万甚至二十万的村庄民族志读本。中国有数百万个村庄，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乡村，不仅背离惜墨爱纸的“低碳”理念，而且也无意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事实上，笔者在开端就以“汉学人类学”的村庄关怀为切入点，对“村”与“非村”的问题就给予了足够重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贯穿到我的整个心路历程中，也可以说是本研究所关心的本质和核心问题。后续表述中，已经将拙著的村庄研究提升级为探寻村庄秩序构造中的不变逻辑，已经隐喻般地表现出超越村庄研究，上升到区域性社会和国家的层面，这才是本文的终极关怀。
Manifestation of Chinese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GU Jia-ro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s Ethnic Peopl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原告：山东省阳谷县石佛乡魏海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魏尚起，主任。
原告：石佛乡徐楼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徐汉奎，主任。
原告：石佛乡前陈海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吴兆昌，主任。
被告：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周晓德，县长。
第三人：阳谷县石佛乡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王怀金，乡长。
1975年原阳谷县石佛公社为发展养猪事业建猪场，占用原魏海大队第三生产队土地66.5亩，原徐楼大队土地47.2亩，原前陈海大队土地56.8亩，合计170.5亩，当时未办征用土地手续。在该猪场共建房屋25间（现10间无顶），建猪舍34间（现全部无顶），房屋和猪舍共占地5.1亩。自1976年起，该片地的农业税和征购任务由全乡农民负担。1978年后，上述三个大队多次找石佛公社领导要求收回土地，补偿损失。1980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合同书。合同书前三条规定征用各大队土地亩数、每亩款数、还款时间，第四条规定征用上述三个大队的土地所有权归公社猪场，第五条规定猪场解散时按原价卖给原大队。1981年底石佛公社分别以树苗、砖和现金按合同规定兑现了土地价款。1983年以后再没有养猪。猪场土地被四周群众挤占4.45亩。1988年5月石佛乡人民政府将其中41亩土地承包给徐楼村农民王庆功耕种，承包期为4年。1991年4月9日又将采伐树木腾出的69.9亩土地（1982年植树3000棵，1990年采伐），承包给该乡韩庄村三位农民，承包期为35年。至此，魏海、徐楼、前陈海三个村委会对养猪场的土地主张其集体所有权利，并与石佛乡人民政府发生土地权属争议。
1991年6月7日，阳谷县人民政府对此作出处理决定：一、目前石佛乡猪场实占地面积166.05亩，土地的所有权属现石佛乡集体所有，由乡政府尽快补办用地手续；二、原合同中的第五条属补充条款，并与第四条（即征用上述三个大队的土地所有权归公社猪场；不准收割庄稼，违犯者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编者注）前后矛盾，概念不清，不能成立，视为无效。
该决定送达后，三个村委会均不服，于1991年7月15日向阳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魏海村委会、徐楼村委会、前陈海村委会诉称：1980年9月1日签订的合同未盖公章，内容违法，是一个无效合同。原石佛公社无权征用我们的土地，对此我们始终是不同意的。猪场早已无猪，变成了林场，砍掉树木后又包给韩庄的三个农户，是很不合理的。要求法院撤销阳谷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判令石佛乡政府把猪场土地退还给我们，并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884，000地。被告阳谷县人民政府辩称：联合调查组已查明，该土地权属争议属历史遗留问题，1980年9月1日原石佛公社与原魏海、前陈海、徐楼三个大队签订了征地合同书，做了一次性补偿，减免了农业税收和征购任务。而且县委、县政府于1988年9月5日在处理前陈海村部分群众上访事件中，对这部分土地做出了“归乡所有”的结论。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7月5日《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第四十条的规定，要求维持县政府的决定。
第三人石佛乡人民政府提出：1975年建猪场是经阳谷县领导同意的。1980年9月1日签订了征地合同书，并于1981年按每亩50元以现金、树苗、砖兑现了合同。自1976年起减免了农业税和征购任务。我们以林养牧，在发展养猪事业的同时，还发展了林业生产。现在虽然没猪了，但猪场并未解散。场长还在，房屋、猪舍尚存，还准备发展瘦肉型猪。当前我们把猪场的土地承包给他人耕种也是政策允许的。猪场土地应属石佛乡集体所有。原告抢占猪场土地属违法行为。要求维持阳谷县政府的处理决定，并由原告赔偿其经济损失40046元。
「审判
阳谷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石佛公社与原魏海、徐楼、前陈海三个大队签订的合同应属有效合同。按照合同规定，猪场土地应属石佛乡集体所有。县政府的处理决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应予维持。原告争要土地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不当。第三人要求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也不当。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7月5日的《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山东省人民政府鲁政发（1987）第38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该院于1991年8月19日作出判决：
维持被告阳谷县人民政府对猪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原告魏海村村委会、前陈海村村委会、徐楼村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以阳谷县人民法院对事实认定有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理由，向山东省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审第三人石佛乡政府未经批准占用三个村的集体耕地，尔后又未依法办理批准手续，且1983年后已不再养猪，猪舍坍塌闲置，土地长期对外发包，已改变了土地的用途，故应将土地退回原村庄所有。原审法院和阳谷县政府适用法律有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参照《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确定土地权属问题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的规定，该院于1992年4月17日作出判决：撤销阳谷县人民法院（1991）阳法行字第6号判决和阳谷县人民政府阳政土征字〔1991〕3号决定。二审判决生效后，魏海村村委会、徐楼村村委会、陈前海村村委会已将争议的耕地收回，并发包本村村民耕种。
「评析本案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一、原石佛公社及承受其权利的石佛乡人民政府使用三原告170.5亩土地的行为，是属于征用、买卖还是租用？对此有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征用性质，其理由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书》中的第一、第二、第三条均写为“征用”；第四条载明转移了土地使用权；《合同书》中的“还款”实际是征用土地给付的补偿费。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书》中所称“征用”实为租用，因为原石佛公社使用土地是以猪场解散为期的。第三种观点认为是买卖性质，其理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书》实为双方第一次买卖土地的契约。《合同书》第五条规定是为第二次买卖土地的约定。第四种观点也是编写人的观点认为，原石佛公社与三原告签订的《合同书》是附条件转让土地的行为。其理由是：（一）征用土地与买卖土地不同。征用是将土地收为公用的措施；而买卖土地则是商品交换的行为；征用必须履行法定程序；而买卖只须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征用须经法定审批手续，而买卖只须一方要约，另一方承诺即告成立；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而买卖土地则由买受方支付价款；征用的土地所有权为国家，而买卖的土地所有权则归买受方；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由国家限定数额，而买卖则由双方以质论价；征用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买卖则是平等主体之间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二）双方签定的《合同书》是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非法转让土地，包括买卖土地，以转让地上物为名非法转让土地，以物易地、馈赠土地等。1962年公布的《六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1958年国务院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三条规定：“建设工程用地在三百亩以下……的，可以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委员会申请核准”。原石佛公社与三原告以变相买卖的形式转移土地所有权，未执行有关土地政策和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手续，因而其行为是违法的。（三）双方签订的《合同书》是附条件的非法转让土地的行为。三原告转让土地所有权是有条件的，即“猪场解散时，按原价卖给原大队”。用三原告的话说，如果原石佛公社不接受《合同书》的第五条，我们是不会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的。“猪场解散”是当事人选定的解除《合同书》的条件。（四）《合同书》在签订时就无效。在本案中，被告的《处理决定》认为：《合同书》一至四条有效，第五条“属补充条款，并与前四条前后矛盾。概念不清，不能成立，视为无效”。其实，整个《合同书》因违反当时的有关政策和行政法规，从订立时起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原石佛公社与三原告签订的《合同书》是否违法？对此在审查时也有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土地不能买卖或者变相买卖。原石佛公社“征用”三原告的土地，属于变相买卖土地的违法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当事人双方在当时签订合同时，我国还没有颁布土地管理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原石佛公社征用三原告土地的行为，不存在违法的问题。既然谈不上违法，就应当视为合法。
第三种意见认为，国务院于1982年5月14日颁布生效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和1982年2月13日生效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施行之前，公社无法使用或无偿调拨土地的情况很多。一般都是领导人一句话，根本没有文件或其他文字根据。象石佛公社“征用”三原告的土地，双方签订了《合同书》已经是很合法了。国家土地管理局1989年7月5日作出的《若干意见》第十四条规定：1962年9月《六十条》公布时起至1982年2月国务院《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公布时止，乡（镇）或村办企事业单位使用的集体土地签订过用地协议的（不含租借），分别属于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据此，此案争议的土地属于石佛乡农民集体所有。
最后，二审法院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即原石佛公社及承受其权利的石佛乡政府“征用”原告土地的行为系违法行为。原石佛公社从1975年开始使用三原告的170.5亩土地，到此案一审法院判决时，可分为三个阶段，其行为的性质各个阶段不尽相同。第一阶段（即1975年至1979年底），是石佛公社无偿调拨、使用三原告土地阶段；第二阶段（即1980年至1986年底），是石佛公社变相购买，占有三原告土地的阶段；第三阶段（即1987年1月至1991年8月）为石佛乡政府违反土地管理法占用三原告土地阶段。1962年制定的《六十条》规定：“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占用”。如果说《六十条》的贯彻执行使旧的“一平二调”错误得以纠正的话，那么，原石佛公社建猪场开始使用三原告的土地则是新的“一平二调”中的“二调”了。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尚未出台的1980年，原石佛公社“征用”三原告的土地，并未按国务院1958年1月6日公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的规定进行征用。1987年1月土地管理法施行后，石佛乡政府未按法律规定办理征用土地的手续，实际上是继续违法占用三原告的土地。纵观本案第三人石佛乡政府在三个阶段行为的性质，不难得出其行为违法的结论。
三、被告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正确？在法院审查时，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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