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29 19:57:5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综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议版权所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Abstract：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going-out" strategy. Although Chinese FDI is growing fas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of problems to solve. We'd better learn experi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s experience in FDI is worth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Japanese FDI，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and then put forwards som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关键词： 日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Key words： Japan；China；FDI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1-03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随之加快，但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未来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战略布局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
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既是经济强国，又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与壮大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曾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动机、产业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与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由此，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和提炼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提出管窥之见。
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回顾
随着日本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规模、动机、行业和区域选择以及投资载体都发生了阶段性地演化。综合其发展过程，可以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大致划分为起步、发展、扩张、调整四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由获取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指向，升级为开拓和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和获取专利与信息；投资主体由中小企业为主到大型跨国集团与中小企业结合、互补；投资方式由“绿地投资”到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展；投资的行业和区域则受到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投资东道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2.1 以“边际产业扩张论”为理论基础 日本和欧美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普遍认为垄断优势和市场不完全是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结合日本国情，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边际产业扩张论”，其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他认为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指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一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把劣势变成了优势；二是在国内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本国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能够解释一定时期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特点，但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局限。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出现了与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趋同的趋势。
2.2 投资动机不断调整 日本的资源禀赋、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欧美跨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之所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二是由于技术等资产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通过销售获得全部收益，而直接投资可以保证企业对国外经营及技术运用的控制，因而获得所有权带来的最大优势[1]。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则是获取资源、降低成本。
战后至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经历了以保障国内原燃料资源供应为目的的资源型投资、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成本型投资，发展到目前以开拓与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获取专利与信息为目的的综合型投资。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行业间在与区域间存在规律性的差异。在行业间差异表现为，农林水产业为资源型，建筑业、商业与服务业为市场型，制造业则为复合（市场+生产+成本）型。在地域间的差异表现为，对北美和欧洲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在于市场、技术、信息以及规避贸易摩擦；对于亚洲这样的发展中地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已经明显表现出了从追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成本型向追求开拓东道国的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这样的市场主导的复合型（市场+生产）转换。
2.3 投资载体灵活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以合资为主要投资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并购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用边际扩张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小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部门”，为了获利不得不向海外转移；同时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更符合东道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容易被东道国所接受。由于中小企业经济实力有限，也为了规避风险，因此投资多采用合资的方式进行。
而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完成的。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来解释就是，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即所有权优势；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强，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由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是以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基础的，为了维持垄断优势、防止泄密，其必然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
2.4 投资行业与地域指向明确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日本以非制造业为重心。1971-2011年，日本对非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部分超过历年总投资的50%，1986年达到最高值，超过总投资金额的82%；在三次产业间的投资，呈现出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结构，但2005年以后的投资又将投资重点回归到二产，跟世界金融市场形势不稳定有关；具体的行业选择，对金融保险业的累计投资额最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选择上，日本以发达地区为重点。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在地域分布上波动较大，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1990年比重最高，超过总投资额的80%，之后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具体而言，对北美洲的累计投资金额最高。
2.5 受汇率影响巨大 虽然货币汇率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看日元汇率的变动的确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关系图（图2）中可以看出，1971-1973②年和1985-1988年两个阶段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后几年内迅速增加。周展、陈作章（2009）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1971-2007年间日元汇率的波动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日元升值对劳动成本指向性投资影响最大，市场指向性投资次之，对资源指向性投资也有一定影响，对污染产业移转性投资很微弱[2]。
3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与日本80年代十分相似，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国在对外贸易中都面临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第二，两国货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是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同期加以比较后发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上看我国投资规模低于日本同期水平[3]。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成长空间巨大。由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机、投资行业和地域选择等诸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发。
3.1 政府引导至关重要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表明，海外投资初期要获得成功往往与政府完善的促进体系密不可分[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海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对投资风险认识不足、对全球经济动向把握不足，视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政府有必要对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动机、行业与地域选择方面进行科学的、具有预判性的引导，避免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3.2 行业与地域需要科学选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技术与资本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行业与地域选择上，可以借鉴日本经验，认清目前哪些是我国的“边际产业”，这些“边际产业”对哪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在对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最终实现科学、高效投资。
3.3 对外直接投资以科技领先作为动力来源 当前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进步使日本不断产生新的“边际产业”，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可见，科技领先对日本企业向海外的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状况是，生产世界级的产品，却少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世界级的品牌，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未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急需技术领先作为助力。
3.4 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关系密切。战后日本的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蜕变都是伴随着阶段性的产业外移，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我们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当作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契机，向海外转移边际产业的同时不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循环提升。
注释：
①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积极致力于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企业之间的商务合作为目的的工作，其中尤其以加强东亚地区的商务合作为重点.
②日本银行日元兑美元汇率数据中无法查到1971、1972年汇率.
参考文献：
[1]马海.日本与欧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2004（1）：9-11.
[2]周展，陈作章.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日本19个行业1971—2007年的面板数据[J].日本问题研究，2009（004）：6-12.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并购；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本上以引进外资为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也是我国在2012年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后的历史新高。从2002至2013年，内地对外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41.6%。
2014年伊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延续了这种走势。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8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2.3亿美元（44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2%。不过，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基数仍然较小，仅占全球的2.3%，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5%，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哈里·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相当大规模。到2020年预计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至6000美元。加入按照年增长30%的速度测算，到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3000亿美元，将排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位。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也带来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一、 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1.化解产能过剩，加快产业升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通过海外并购整合优势资源，将快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能分摊研发成本及风险。
海外直接投资还能帮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已难以回避，而一些新兴市场以及发达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量较大，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输出项目及设备，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2.缓解资源匮乏问题
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国，国内资源相对贫乏，这就需要我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找资源。另一方面，有些资源产地因当地生产力等限制，资源所有国无法开采。中国企业还可以就地开采后初加工，然后把初级产品运回国内或者直接出口到其他国家。这类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热衷于对拉美、非洲等地进行资源类企业的并购。数据同样显示，我国对外投资里能源与金属行业占据的份额最高，从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对外投资额达30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70%。
3.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而采取在国外建厂或并购模式
这种模式投资追求的是其产品在国外相关市场份额的扩大。把生产厂转移到市场所在地，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建立自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化网络，能简化最终产品的进出口过程，并能规避税赋及降低运输成本。另外，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逐渐提升，一些企业也展开了对越南、柬埔寨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对的风险
虽然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经验缺乏、资金融通困难、人才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海外并购的探索中也遭遇到了不少困难，并面临诸多风险。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与众多国家的经济纠纷也逐渐增多，海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多。近几年，中国企业多次对海外投资都因政治原因而搁浅。数据显示，在2008年至2010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评估的313桩交易中，绝大部分均因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宣告失败。中海油、鞍钢、华为等大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均出现挫折。
2.文化差异风险
典型例子就是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因韩国人的排斥心理，使得企业无法运营下去。2008年，双龙汽车最终破产，上海汽车用40亿美元仅仅买来一个教训。造成这个后果主要是上海汽车投资前所作功课不够，对韩国的国情不了解。
3. 汇率风险
1973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特别是1976年牙买加协议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和合法性以来，控制在一定波动范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解体。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等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时刻都处在起伏变动之中，致使国际间债权债务的决算由于汇率的变动而难以掌握，从而产生了汇率风险。
4.法律风险
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水平等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和技术政策也有所不同，各个国家在对待外资的立法上就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而目前关于国际多边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经济活动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法规。因此，跨国企业必须面临多重的法律环境体制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歧视外商以及我国法律和所在国的法律冲突。
三、 如何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
1. 中国政府应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给我国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国家这个强大后盾，是企业在海外投资获得成功的必要保证。在建立政府保障企业投资安全的体系中，中国政府应不断健全立法保障内容，并且对较大项目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2. 中国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政治风险等相关机制。在投资所在地发生政治风险之前，通知我国企业，让它们能采取果断措施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要对政治风险不断监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
3. 对外投资之前，企业要做足功课，针对风险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各种预案。此外，企业还要充分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对各类难以掌控的风险都要尽可能购买保险。在经济上作足最后的保障。此外，还要善于利用投资所在地的各种资源，控制资金投放速度。要善于雇佣当地人，这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 结论
在未来三到五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超越美国排名全球第一。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由此引致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经济纠纷有可能加剧，给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我国需要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并引导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控制风险从而加大对外投资的成功性，避免经济波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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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磊，《海外鏖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与行动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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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磊、张敬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回顾》，《青年科学》，2009年07期
[关键词] 上海市 外商直接投资 房地产价格 参数变结构协整
一、引言
据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上海市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089元/平方米，2006年为7196元/平方米，年平均增长率为10.86％。与此同时，1994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吸收金额为24.73亿美元，到2006年实际吸收金额达到了71.0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9.20%。在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升的影响下，境外资本大量流入国内市场，本文试图对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房地产价格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变结构协整分析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的经济计量方法，能更准确及时地反映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本文将利用这一统计方法研究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房地产价格的变结构协整关系。
二、理论与方法
1.变结构协整的概念与分类
变结构协整分为：参数变结构协整，部分变结构协整，机理变结构协整。参数变结构协整是指在某一时点上协整参数发生了变化，但序列间的协整关系依然存在，只是序列分量间的均衡参数发生了变化；部分变结构协整的情况是指时间序列在某一时点以后或以前存在协整关系，而另外的时序集合里协整关系不复存在；机理变结构协整关系表明已有的协整关系，可能由于新的变量进入系统而使得原来系统的均衡状态遭到破坏，而形成另一种新的均衡关系。
2.参数变结构协整建模
(1)检验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假设标量时间序列维向量时间序列，设标准协整回归的静态模型为:,当时，称间存在协整关系。
(2)确定结构突变点。为了寻找结构突变点，引入虚拟变量：当时，;当时，。其中未知，表示取整，T表示观察值数目。
模型的结构变化可以考虑以下3种形式：
(1)水平漂移的协整关系变化，，这里表示漂移以前的常数项，表示漂移量。
（2)常数项与趋势项漂移的变结构协整，。
(3)状态开关型的变结构协整，。
3.检验参数变结构协整关系是否存在
对引入虚拟变量的模型进行静态回归，得到回归残差，对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是否存在参数变结构协整关系。对于三种不同情况，分别令,或。然后，将误差修正项分别代入误差修正模型，然后估计误差修正模型。
三、实证分析
1.变量设定及数据来源
设变量FDIt表示第t年的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额，变量HPt表示第t年的上海市房地产价格，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了1994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变量进行了缩减，且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额（FDIt）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本文对两序列均做了对数处理，变量lnFDIt和lnHPt分别表示取自然对数以后的新序列。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上海市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1994年～2006年。
2.检验序列间的协整关系
协整检验的前提要求一阶差分后的被检序列平稳，本文使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方法对此性质进行检验，lnFDIt与lnHPt水平值序列的ADF值分别为-2.36和-1.25，均大于显著性水平10％的临界值-3.41，是不平稳的，lnFDIt与lnHPt的一阶差分序列的ADF值分别为-2.58和-3.92，均小于显著性水平10％的临界值-1.63，是平稳的，因此，两变量满足具有协整关系的前提，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对变量lnFDIt与lnHPt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nFDIt与lnHPt存在惟一的协整关系。然后，再进一步做变结构协整分析。
3.检验序列间的变结构协整关系
本文选取结构突变检验范围，即变结构协整检验的范围为1994年～2004年，检验期间发生突变的可能性。估计结构突变时机的模型设定如下：
（I）
(II)
(III)
采用EVIEWS3.0计算，得到检验的结果如表所示：
表 参数的变结构检验
由表可知，lnFDIt与lnHPt的协整关系在1998年后发生了水平漂移变化。
4.建立变结构协整模型及误差修正模型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在1998年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房地产价格的协整关系发生了水平漂移变化，由此本文设定模型，用来描述lnFDIt与lnHPt的变结构协整关系。采用EVIEWS3.0计算，估计得到的模型结果为：。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1，表明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000007，表明回归模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各个变量系数的t统计量均表明回归模型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量为-4.07，小于5％的临界值-1.98，表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两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项为:
误差修正模型为:
由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上海市房地产价格的短期变化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同方向变化，误差修正项ECMt-1系数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其系数估计值表明本期对均衡的偏离在下一期将得到较有力的调整，该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四、结论
本文采用了基于参数变结构协整理论的方法探讨了1994年～2006年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协整问题，首先通过设定虚拟变量确定了结构突变时机，发现在1998年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协整关系发生了负的水平漂移变化，然后建立了长期均衡关系式和误差修正模型，模型显示：上海市房地产价格的短期变化将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发生同方向变化，外商直接投资本期对均衡的偏离在下一期将得到较有力的调整。纵观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1998年前后处于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调整期，房地产业开发领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滑，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沉重打击，对房地产等不动产投资的外资相应减少;在经过了一段房地产投资快速发展期后，政府进一步对外商投资加以引导，注重引资质量，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加以梳理整顿，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资。因此，本文建立的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与房地产价格的变结构协整模型，较好的体现了经济环境及经济政策的变化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的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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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宝臣张世英:变结构协整问题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2002，（1）
一、GE中国的发展历程
GE公司的对华投资始于1910年的电厂投资。1925年，GE公司买下丹麦人于19世纪初在中国创办的慎昌洋行，创办了中国电气工业的第一家制造厂。1929年，GE公司投资创办了上海电力公司，该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1979年，GE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从此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后来又在上海和广州设立办事处，逐步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经营网络。
迄今为止，GE的所有工业产品集团均已在中国开展业务，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各要素市场的逐步开放，GE的金融业务也正积极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截至2008年底，GE公司在华销售额为46.4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近80％。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业绩下滑，GE公司并没有放慢在华投资的步伐。2008年，GE旗下的通用汽车(GM)在前三季度亏损数百亿美元的状况下，仍坚持每年在华投入10亿美元不变，于当年年底在上海投资2.5亿美元建立中国园区，用作亚太中国总部，并设立通用汽车前瞻性科研中心。GE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罗瑞立于2009年年初表示，在GE的亚太区几个市场中，韩国和泰国市场状况都比较弱，而印度的发展也在减缓，GE在一些地区的发展确会暂缓，但绝不是在中国。
二、GE对华直接投资特征及动因分析
GE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涵盖家电、航空、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能源、金融、医疗、照明、媒体与娱乐、油气、轨道交通、安防、水处理等诸多领域，是跨国投资中多元化经营屈指可数的成功案例。GE对华直接投资的成功，是对一系列跨国投资理论的极好的诠释。
(一)GE公司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
垄断优势理论也称为特定优势论，是美国经济学家海默(S，HHymer)于1960年在其博士论文《一国企业的国际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海默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跨国公司持有的垄断或寡占优势是其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利益的条件。GE在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高科技产品，所提供的服务中，对商业和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占有极大的比例，这充分体现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GE进入中国存在以下两个要素：一是GE公司具有企业特定优势，即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实力、规模经济优势和完备的信息销售网络上。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完全的国内市场。在中国的要素市场中，由于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面临着知识外溢的损失，而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对相关产业高关税的设置，也成为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
此外，根据凯夫斯(R，E，Caves)1971年对垄断优势的发展，产品的差异能力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优势。GE公司在中国注重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对原有产品或服务进行革新改造，使其与中国当地其他生产者的产品或者服务有所差异，与在美国的GM产品相比也更加中低端化，以此来适应不同层次和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偏好，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从而扩大产品的销量，为其带来优势的维护和强化。此外，通用独特的商标品牌也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吸引国内的消费者，有助于其业绩的增加。
根据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cker)1973年对垄断优势理论的发展，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是由寡占反应引起的。以GM的对华投资为例，全球汽车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占统治地位的行业，每一家大公司对其他大公司的行动都十分敏感，紧盯竞争对手，一旦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就紧随其后实行跟进战略，以维护自己的相对市场份额。GM资本进入中国，就是对德国大众的一种跟进，其目的在于抵消对方率先行动所带来的好处，避免给自己带来风险。
(二)GE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进入直接投资阶段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R，Vernon)认为，在开发新产品和技术的优势当中，主动的直接投资的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阶段，因为厂商为国外提供最好的服务要比谋求利润的最大化更重要。因此，当厂商出口产品在东道国市场达到一定份额水平时，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就是必然的结果。这一阶段的投资在弗农看来是一种被动的市场竞争方式。当GE公司的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面l临威胁时，GE就立即做出强烈的反映而直接在华设厂生产，这是对预期利润的考虑，不仅仅是传统的销售收益与总成本之差，还包括因市场份额下降所导致的收入减少部分。
(三)GE公司对华投资是一种边际产业的扩张
比较优势投资论，也被称为边际产业扩张论或边际比较优势论，是由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K，Kojima)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的，其主要核心就是，“一国应该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此进行”。GE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很多领域如家电、消费类电子产品、配电产品等都是其国内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符合小岛清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直接投资实现了双方贸易的互补和扩大，是一种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
(四)GE公司对华投资寻求内部市场 根据拉格曼(A，Rugman)的内部化理论认为，由于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某些产品(如知识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垄断优势的存在，导致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而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
一方面，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GE公司中间产品的进入面临着一系列的壁垒；另一方面，由于GE投资中国的相当多的一部分领域都是中国技术比较落后的领域，为避免其核心技术在外部市场上转让可能发生的产品外溢，GE选择在华直接投资设厂。GE将中间产品(主要是核心技术)在其相关行业的企业内部转让，以内部市场来代替外部市场，以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造成的损失，谋求企业整体利润的最大化。
(五)GE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看重区位优势
邓宁(J，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核心理论组成的。GE选择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就是综合考虑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国内市场广阔，外资政策优惠等区位优势而最终做出的选择。在GE中国的多领域经营中，对华直接投资的选址仍然集中在上海、北京、广州三个城市，体现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区位选择。三个地区繁荣的经济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较高的消费者购买力，广阔的市场容量，沪宁杭、京津唐、珠江三角洲发达的工业基地体系，都成为GE投资的重要动因。
通用汽车(GM)在华设立的七家合资企业和两家独资子公司都位于上海，是源于上海固有的、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上海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金融发达、开放程度极高，沪宁杭的重工业基地也为汽车制造业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资源，上海发达的经济和高消费水平、长江流域的广阔腹地也为通用汽车的销售提供了潜在的市场容量。此外，还有中国低价格的劳动力，中国政府对幼稚产业的优惠和扶持，都成就了GM对华投资的重要战略选择。
(六)GE中国实行多元化经营
GE公司近百年来在华进行直接投资，而且经营领域涉及金融、工业、医疗、基础设施等较多方面，这样有利于降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营风险。我们可以看到，GE中国的很多业务领域都是有相关性的，或者存在着上下游产业链的关系，这样有利于公司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和规模效益的实现，为其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全球业务的夸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启示
(一)注重垄断优势的培养
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其对外投资获利的根本条件，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注重核心技术研发，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的管理经验，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实现规模经济优势，并加强完善的信息销售网络的建设，建立有效的营销渠道。此外，中国企业也应当在国际经营中注重本土化战略，使产品或者服务贴近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尽可能的与当地品牌形成差异化，实现企业特定优势。
(二)实现边际产业的转移
纺织、轻工、家电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这类产业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不断增强，但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利润增长率也呈现下降的趋势。为延长其生命力，将其有选择地转移到该产业成本相对较低、正处于成长中的地区，不仅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重新发挥对国内经济的积极作用。因此，我国的边际产业可以到亚非拉国家和地区进行直接投资，得到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三)建立国际化内部市场
当今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的，存在着市场交易费用，而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又过多地采用绿地投资的新建方式，与内部化方式相比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建立国际化的内部市场，实现跨国流动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转移，来防止技术知识外溢，降低交易成本，并最终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注重区位选择
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进军发展中国家和一些不发达国家。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选择是相互关联的，我国的产业对一些国家的地区具有潜在的优势，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在市场。因此，东盟国家和其他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首选，其次独联体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是我们对外投资的重要市场。在一国国内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选址在经济繁荣、市场广阔、交通便利、政策优惠的大中城市，以尽可能控制成本、降低风险，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五)实行多元化经营
跨国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样可以选择相关性强的产业链进行联合投资，从持续经营的战略角度来构思业务组合，强化资源的关联管理，并不断进行优化。同时，在跨国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也应当考虑到因为跨国管理而带来的组织和管理成本，并尽可能减少资源配置的低效化和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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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平：OLI范式与跨国并购之动因，《国际经济合作》，2002年第5期，
彭秀文：从战略角度分析造成通用汽车公司现状的原因，《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5期。
关键词：“一带一路”地区；家电企业；海外投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引言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额持续增长的同时，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机会。2013-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从5691亿美元增长至3.8万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41.93%。而且近年来中国家电行业开始在“一带一路”国家出现了贸易带动投资，投资又带动品牌发展的现象。在以往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扩张路径的研究中，没有结合 “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基于某个企业具体的投资模式的演化，来分析贸易与投资模式的选择策略。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四川长虹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海外扩张路径进行研究，揭示出案例企业在海外扩张中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演变机制。
一、文献综述
（一）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研究
首先，本部分梳理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然后，总结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的选择因素。
1.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的理论研究
最早在理论中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交叉进行研究的是Vernon（1966），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周期分为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与之相对应的企业最佳策略分别为以出口贸易为主、以对外投资为主、将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退出市场。Robert A. Mundell（1957）提出如果存在国际贸易壁垒时企业实施对外投资，那么该投资就能实现对商品贸易的替代。James R. Marlazso和Lars. Svensso（1985）则认为若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那么贸易与投资之间为互补关系，反之为替代关系。
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可以创造更好的贸易条件。Patrie（1994）的研究表明，投资动机是重要影响因素，市场导向型投资替代贸易，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投资通常会促进贸易。Lipsey and Weiss、hufbauer etal（1994）则是通过实证研究，自80年代以来，美国同行业的对外投资与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2.投资模式选择的研究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选择主要受到投资动机的影响，这也是企业希望通过对外投资实现的战略目的和意图。Duanmu （2010）分析了中国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情况，以实现海外生产为战略的中国企业在选择区位时看重东道国的成本结构和市场需求，而其他企业更看重市场需求。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有开拓海外市场、寻求资源以及寻求战略资产三个类型。
那么，国内学者也在研究投资动机对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又怎样的影响。陈浪南等（2005）指出从投资动机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寻求型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以并购和合资为主。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投资的研究
“一带一路”的提出无疑是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了一条更便利的通道的，但现在国内外学者将“一带一路”和中国的对外投资结合的研究都较少。不过也有少部分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最大地在东南亚，而在中亚的增速最快。截至2013年，在中东欧已有500家中国的境外投资企业了（郑蕾，2015，周五七，2015）。“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使得我国企业的投资机遇得到增加（杨飞虎，2015）。
二、数据选择说明
四川长虹的出口数据来自2000-2013年的海关数据，投资数据来自四川长虹的年报数据，各国人均收入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中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关于企业投资其他情况来自新闻媒体对长虹主要负责人的采访谈话。
三、长虹在海外的投资模式及其成败经验
（一）选址策略
由于广东长虹和中山长虹远离海外市场，长虹根据出口国家情况先后选择了三个海外生产基地，分别是印尼、捷克、巴基斯坦。三个国家在长虹国际化进程中分别起到不同的作用。
1.印度尼西亚――市场导向型
1998年，在长虹急于拓展海外市场的情况下，拥有5亿人口的东南亚是长虹海外市场拓展的首选地。如图1，到2000年，长虹东南亚地区出口额占到长虹海外市场总出口额的45%。印度尼西亚作为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它在东盟的重要地位，因此长虹的第一个海外市场和海外工厂都选择在印度尼西亚。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长虹选址印度尼西亚符合Staffan B. Linder（1961）提出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中的观点。由于印尼与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都有亚洲文化背景，收入水平相近（200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959美元，印度尼西亚人均收入为780美元），并且中国国内与印度尼西亚的需求有相当大部分的重叠，2000年长虹产品能够很顺利地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并迅速地实现印度尼西亚31省份的销售覆盖，但在投资建厂的随后几年，投资对出口产生了替代效应。
2.捷克――成本节约型
2007年以前，长虹出口发达国家的产品都是贴牌生产，而非自有品牌，产品大部分利润被其他国外公司挤占。长虹意图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提升品牌价值，而欧洲作为全球三大电子消费市场之一，拥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吸引了长虹的目光。捷克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地处欧洲的核心地带，工业基础完善，政治局势稳定，并且中国与捷克政治、经济关系紧密。捷克作为四川省在中东欧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而且四川省在捷克设立了四川经贸代表处。因此，四川长虹在捷克投资建厂既可以有效避免各种贸易壁垒，又可以以捷克为起点辐射德国、法国、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乃至整个欧洲地区。
3.巴基斯坦――市场导向型
巴基斯坦作为世界第六大人口国家，与印尼一样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优质的市场环境，再加上2010年以来巴基斯坦逐步稳定政治局势，2011年长虹与巴基斯坦RUBA公司合资成立长虹RUBA电器公司，进一步拓展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国家市场。作为巴基斯坦最大的家电分销公司，RUBA公司在巴基斯坦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在成立合资公司的当年，长虹国内出口到巴基斯坦的出口额便迅速增加。
（二）进入模式策略
长虹进入“一带一路”海外市场主要经历了OEM（品牌代工）、出口、全资建厂、合资四种模式。因各国家的市场环境不同，长虹选择了一条相对稳健的海外拓展之路。
1.OEM与出口
2000-2006年阶段，长虹没有设立海外子公司，在各国外市场只设立了代表处和代销网点。在此阶段，一方面，源于国际市场对长虹品牌的认知度不高；另一方面，长虹为扩大海外市场规模、摊薄产品成本，不得不选择与其他品牌合作，贴牌生产。同时在这一阶段，长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推动自身品牌的出口，迅速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长虹选择OEM和出口的进入模式，主要是为了迅速进入国外市场，增加销售收入的同时，掌握国外市场的消费特点。
2.全资子公司
2007-2010年阶段，由于OEM不符合长虹转型的高品质品牌战略，出口又因关税壁垒无法进入欧洲市场，在欧洲拥有一个研发、生产基地是长虹进入欧洲市场的第一步。捷克的工业基础、地理位置、政治环境以及欧盟成员国身份为长虹在欧洲市场拓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捷克很快就进入长虹的选址视野。长虹意图依托欧洲先进技术优势，建立一个拥有研发和生产的基地，同时为了保证研发技术为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使用，建立全资子公司是长虹的必然选择。
3.合资控股公司
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国家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该地区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较高，因此中国其他家电品牌也拓展了该地区市场，如海尔、TCL等。2011年，长虹也意图进入当地市场，选择合资模式的原因有三，一是巴基斯坦对整机进口征收了高额的关税，长虹不得不考虑在当地投资建厂；二是巴基斯坦RUBA公司在该地区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售后平台，吸引了长虹与该公司合作；三是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国家地区政局动荡，长虹选择与本土企业合作有利于掌握当地市场环境。
（三）成败经验
1.成败方面
长虹海外市场发展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步步为营，特别是2004年长虹折戟美国市场后，其海外拓展之路更为沉稳。根据2007年到2015年 的长虹年度财务报表，如图2，发现除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主营业收入出现了小幅下降，其他年份都在逐年上升，平均增长比例达到22.47%。特别是2013年海外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达到32.60%。
但是，在长虹海外投资过程中也遭遇挫折和困难。如2003年，长虹意图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但由于对海外企业了解较少，错失进入欧洲市场和提升研发能力的机遇；2014年，由于长虹并购策略失误，错失收购欧洲第三大家电制造商意大利意黛喜（Indesit）。海外人才的缺乏和投资信息渠道不畅，导致长虹海外投资中错失良机。
2.成败经验
首先，始终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是长虹成功走出国门的成功的主要因素。其次，长虹选址策略以市场规模、规避贸易壁垒和节约营运成本为主要考察因素，也是长虹稳步推进海外市场拓展的成功因素。最后，长虹的投资模式主要根据东道国宏观环境，选择全资、合资、控股等多种投资模式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
四、政策措施
紧密结合国家政策机遇，加入“中捷友好协会”、“新丝绸之路协会”等经济合作交流组织，发展企业自身研发、生产能力与拓展海外市场，积极吸收海外投资运营人才是长虹海外投资的主要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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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凤妮，女，汉族，四川遂宁人，国际商务硕士，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主要从事国际投融资与风险管理研究。
关键词：进入模式；中国；母国因素；制度理论
一、 引言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增长。中国作为世界上GDP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投资首选地。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速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中国政府近年鼓励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以此保障中国自然资源供应，并获取技术和专业诀窍。“走出去”战略的目标也是为了实现中国3.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元化，摆脱对美国国债等低收益率投资的依赖，转投更多有形资产。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2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69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1.17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4.4%和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6位，存量居第13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2）。2002年～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9.9%。
在“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企业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怎样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选择怎样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不仅决定了能否成功进入海外市场，还关系到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后续经营情况，更进一步关系到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和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二、 市场进入模式与母国制度理论的概念及评述
1. 市场进入模式。国际市场的进入模式被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也就是企业将产品、技术、人力、管理经验和其它资源转移到其它国家的方式（Root，1994）。一个国际企业要进入本国以外的市场，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方式。这个企业可以在本国生产，然后将最终产品出口。它也可以将技术、资本、人力等资源甚至企业本身转移到外国。
一般来讲，进入模式按照母公司是否拥有股权可以分为非股权型进入模式和股权型进入模式。非股权型进入模式包括：出口、许可协议、商、特许经营等；股权型进入模式包括：全资子公司、合资公司和并购等。
近年来，国际进入模式领域研究的重点基本都放在股权型进入模式上，并且随着中国企业全球运营经验的丰富，股权型进入模式是未来的重心。所以本文研究的进入模式包含全资子公司、合资公司和并购三类。
2. 进入模式领域理论回顾。经过40余年的发展，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折衷理论、演化理论、组织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以及基于资源（Barney，1991）、基于知识（Kogut & Zander，1997）的视角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交易成本理论是过去40年间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应用最广泛的理论（Canabal & Whiteiii，2008）。理论的主要思想是通过分析上述影响因素要求公司对将要进入的目标市场的控制度，选择最佳控制度的进入模式，从而达到交易成本最小化和长期效率的最大化。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是Anderson 和Gatignon （1986）。
组织能力理论对交易成本理论有补充的作用。代表人是Madhok （1997）。组织能力理论强调的是资源承诺。选择的影响因素与交易成本理论大致无异，但解释的角度不一样。组织能力理论认为公司选择的进入模式是最能够有效转移和利用资源的模式。理论强调了组织的能力，认为如果公司的资源的隐含性强，公司会选择自建全资子公司的形式。如果公司不具备所有的资源，公司可以通过合资企业或购并的形式获得其他公司的资源，增强组织的能力。
折衷理论，又称为OLI理论，基于这样一个观点——进入模式的选择包含三个因素：所有权（Ownership），位置（Location）和内部化（Internalization）（Dunning，1993）。具体来说，所有权优势与控制、成本和公司间关系有关；位置优势指的是资源投入程度、资源便利性和资源成本；内部化优势是指为减少交易和协调成本做出的努力。
演进理论认为企业进入外国市场的规模是随着企业国际经营的经验的逐渐积累而不断变化的，基本遵循这样的轨迹： 间接出口直接出口（在目标国设立分支机构等）许可经营或直接投资建厂（从合资企业到全资子公司）。解释的依据是： 当企业对外国市场了解不多时，企业不会贸然使用资源承诺程度高的方式； 随着企业国际经营的经验增加，企业对该国市场的投入就会增大，也就会要求控制度更高的进入模式。 这一理论的优点在于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行为看作动态的过程，而前述的理论都是静态地研究某个选择决策。
制度理论认为公司战略植根于公司所在母国制度背景，制度通过规制、规范及认知渠道影响公司战略（Scott，1995）。因此，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反映了其母国的制度环境，换句话说，打上了“制度烙印”（North，1990； Peng，2003；Cheng et al.，2009）。更进一步来讲，这些制度烙印同公司层指导公司决策制定的特定规范和价值观一起构成了制度型所有者优势（Dunning & Lundan，2008），这些优势可以同其他竞争优势一起传导到东道国，并影响东道国的制度发展（Cantwell，Dunning & Lundan，2010）。于是，制度同组织紧密结合起来（Cantwell et al.，2010； Kostova，Roth & Dacin，2008； North，1990），“外来者劣势”就减轻了（Cantwell et al.，2010）.
3. 国内外研究评述。现有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研究中，大部分现有的关于国际化进入模式的研究都着眼于北美，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企业（Brouthers & enn-art，2007），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可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母国或东道国的背景设定。但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际化的时候，与发达国家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到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一方面，中国企业确实从他们的西方合作伙伴那里学到很多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与西方跨国公司不同的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竞争优势，FDI动机，以及母国制度环境。
母国因素对于外向FDI有重要影响作用。Kang和jiang（2010）发现与经济自由度、政治印象或者FDI规制有关的制度差距对中国对外OFDI地点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王（2012）从制度理论、产业组织和基于资源视角等方面研究了中国企业外向FDI的动力。其他学者从母国制度因素切入，探究了政府政策及制度、政策开放性、经济自由度和透明度等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或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水平的影响（Luo， Xue & Han， 2010；Salehizadeh， 2007；Buckley et al.，2007）。
但是，从母国视角切入，研究母国制度因素对国际化进程中进入模式选择的文献寥寥无几。现有的关于母国制度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影响的研究，对于母国制度因素的刻画不成体系，既有宏观因素如政府支持等，又有微观因素如企业规模及所有权性质等。因此，依照制度理论建立母国制度衡量体系，并研究母国制度因素对进入模式影响的分析框架显得十分必要。
三、 基于母国制度视角的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按照Scott（1995）的制度分类，即规制型制度、规范型制度和人文—认知型制度建立母国制度衡量体系，然后选取有代表性的、能够影响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制度因素归纳其中，最后通过分析各因素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建立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的分析框架。
1. 规制型政策。
（1）政府管制强度。管制制度是为社会提供稳定性和秩序的法律法规。在中国当前的背景之下，尽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进行了多年，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然占有很多的话语权，从项目审批、资金获取、行政执法等各个方面对企业经营进行“干预”。政府的话语权过大，会造成企业的隐性经营成本增加，可能迫使企业向海外市场中寻求增长（蓝海林等，2010）。另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全球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能起到规避母国管制约束的作用（Luo & Tung， 2007）。
因此，母国管制强度越大，企业越倾向于将资源投入海外，寻求海外增长。且在此过程中，向海外投资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将经营重心转移海外、摆脱母国管制。在其它情况相同时，当母国政府政策越不适合本土企业的发展时，企业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中的资源承诺水平、控制程度和股权投资比例越高（蓝海林等，2010）。在本文研究的三种进入模式中，全资子公司和并购是学术界公认的资源投入程度的进入方式。据此，提出命题1：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所在的区域政府管制强度越大，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越倾向于采用并购或建立全资子公司。
（2）母国区域并购交易量。以往用制度因素研究进入模式的文献中，学者已经证明了东道国外资政策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从母国制度因素入手，也需要分析哪些制度可能限制或扩大企业能选择的进入模式的范围。特别是当今中国政府对于企业海外并购采取审批制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出台的并购相关政策的完备性，比如并购项目的审批政策等，是影响企业是否采取并购这种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政府并购政策不完备、审批复杂，无疑将增加并购的隐性成本（时间、贿金等。但是地方政府并购相关政策的完备程度，很难直接用政策本身来衡量，可以测度区域并购交易的数量。一方面，并购交易数量多了，能推动地方政府制定并购相关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并购相关政策完善，企业有法可依，能提高企业进行并购的积极性。
据此，我们提出命题2：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所在的母国区域并购交易量越大，在对外直接投资时越倾向于采用并购模式。
2. 规范型制度层假设。
（1）商业自由度。商业自由度，指在企业经营的社会环境中，开展业务的自由程度。商业自由度可作为表征企业所在地域市场化程度的指标。
如果企业所在母国区域商业自由度比较弱，企业市场化经营的经验就相对不足，于是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更倾向于采取合资的方式，因为合资帮助企业获取当地优势、抵消弱自由度的经营传统带来的影响（Meyer et al.， 2009）。相反，如果企业一直在商业自由度较高的地区开展经营，企业本身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化经营的经验与实力，同样的进入条件下采用合资的必要性就减弱了。
另外，采用并购这种方式，有很大的资金需求并且风险较大，对企业本身素质要求高，需要企业积累在商业自由度高的地区开展业务的经验。
据此，提出命题3：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所在的母国区域商业自由度越高，在对外直接投资时采用合资的可能性越小。
（1）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一般指企业与政府连接的紧密程度，有学者根据企业高层在政府、议会以及军队中的任职情况来判定企业的政治关联（Wu， Wu & Rui， 2010）。
政治关联对国际化的影响研究者甚少。相关文献表明，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政治关联程度高的企业不易将“政治关联”转变为竞争优势，甚至，政治关联会给企业带来劣势（贺炎林和丁锐，2012）。
中国企业大都希望通过与政府建立紧密联系来促进自身的发展，但是，企业利用资源有路径依赖的特点（Dierickx & Cool，1989），政治关联企业习惯拥有和利用政治关联，并形成相应的管理、经营体系，以更好地利用该种资源。但当政治关联企业进行国际化时，面对陌生的海外市场，企业已有的管理体系，经营策略会难以适应，结果产生了“竞争劣势”。这种劣势使得企业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倾向于保守，选择风险较小、资源投入小的进入模式。
据此，提出命题4：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政治关联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合资模式。
3. 人文-认知型制度。
模仿因素。
许多学者强调进入模式选择中的合法性动机，并实证检验了模仿在进入模式选择中的作用（Chan & Makino， 2007；Lu， 2002；Peng， Wang & Jiang， 2008）。
当跨国企业缺乏经验，而且当地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跨国企业会模仿其他企业（同行或竞争者）的进入方式。后来者模仿先行者的进入模式可以降低进入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这种模仿行为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基于频率（Frequency-based）的模仿和基于特质（Trait-based）的模仿（Haunschild，1993）。基于频率的模仿指跨国企业模仿其他企业广泛采取的进入模式。被其他企业广泛采取的进入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了模仿的理由。
目前阶段，由于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海外市场直接投资经验，因此，在选择进入模式时，他们所了解的其他企业采用何种进入模式对他们来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而处于同一地域的企业相互之间熟悉程度较高，这种情况在江浙、福建的中小企业集群表现尤为明显。因此，同一地域已经进行国际化的企业的进入模式对于后来企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据此，提出命题5：
企业所在的母国区域前一年OFDI的企业采用的进入模式，对企业进入模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四、 结论与展望
1. 文章主要结论。文章研究了母国区域管制强度、母国区域并购交易量、母国商业自由度、政治关联和模仿因素对企业选择全资子公司、合资和并购三种进入模式的影响。总体而言，母国区域管制强度和模仿因素对于企业采用全资子公司进入模式有促进作用；政治关联和模仿因素对于企业采用合资进入模式有促进作用，母国区域商业自由度对企业采用合资进入模式有负作用；母国区域管制强度和母国区域并购交易量以及模仿因素对企业采用并购进入模式有促进作用。
2. 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母国制度因素对进入模式的影响，建立母国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的理论框架。
一方面弥补了目前国际市场进入模式研究领域内母国制度因素考虑不足的局限。本文在借鉴了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参照了现有的中国对外FDI的进入模式研究领域的文献，同时也吸收了国际上最新的发展中国家FDI进入模式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母国制度视角切入，以中国企业为例，研究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期望对现有的进入模式研究进行补充，将鲜有涉及/“母国+制度”这两个因素进行组合，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另一方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时选择何种进入模式提供了参考。总体来讲，中国企业规模小、实力弱、跨国经营的经验明显不足，很多企业由于对国外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了解不足，开发海外市场力不从心，有些甚至因为盲目进入而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海外市场进入问题成为了中国企业面对的重要课题，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更是其中的关键问题。
3. 存在局限与未来展望。本文构建的（下转第65页）研究框架局限在理论探索方面，尚未使用可信数据来源进行实证研究。后续研究可以根据本文的研究框架，建立各层制度具体可操作指标，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对本文的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另外，本文研究的影响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限定在了母国制度因素范畴，但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除了制度因素外还包括东道国与母国的文化距离、东道国市场等多重因素，后来研究可以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理论等建立综合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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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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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理论认为FDI 对国际贸易主要有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不确定三种。本文利用香港、日本等11 个国家（地区）2005 到2012 年的88 组数据，构建引力模型，研究FDI 对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FDI 对上海进、出口都有促进作用，但影响不如其它变量显著。
关键词 ：引力模型；FDI；上海；对外贸易
一、文献综述
研究FDI与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关系，对促进上海国际贸易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FDI 的贸易效应主要有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不确定性关系三种。国际上对FDI与进出口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早，1957年蒙代尔发表《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一文，提出著名的投资与贸易替代模型。1973年小岛清对日本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呈互补关系。在此基础上，1985 年Markuson 和Svensson 又提出了FDI 与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关系。我国学者李薇、田英旭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贸易进、出口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黄海燕、余红春、李小婧、盘和林、马建平、陈琦、舒燕、林龙新学者等也做了类似研究。
大量文献表明，国内学者对FDI 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集中于选取中国贸易和对外投资总额，主要研究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出口额的关系，而对具体某个地区利用外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旨在探讨迅速增长的上海国际贸易受哪些因素影响？上海吸收FDI 对贸易产生什么效应？并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对上海贸易的影响是否相同？
二、FDI 与上海进出口发展状况的分析
进出口贸易是拉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上海对外贸易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FDI即外商直接投资，是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地区）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企业经营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主要形式包括直接股权参与方式和非直接股权参与方式。这些方式使资产从一国流入另一国，直接或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
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已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在吸引外资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截止2012年底，上海利用外资合同67869个，实际吸收外资1342.13亿美元。
2012 年，上海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043项，合同吸收金额223.3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实际利用外资151.85亿美元，同比增长20.5%，双双刷新年度记录。总部经济加快发展，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家，新设投资性公司25 家、研发中心17家。与此同时，上海的进出口总额也从1990 年的74.31 亿美元着增长到2012 年的4367.58 亿美元。这两者的迅速增长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由图一可以看出上海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特别是第三产业在2005年超越对第二产业后更是一路飙升，到2012年达126.79亿美元。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则有波动，并呈下降趋势。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增长速度都大于货物贸易，且增速较快，这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FDI变化趋势相一致。
从图二可以看出：第一，上海1990年到2012年贸易出口额、进口额和FDI都呈增长趋势，FDI 与进、出口贸易额的总体趋势非常相似。这是研究三者关系的基础，只有相似或相反趋势才有可能具有关联性。第二，虽然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变动趋势大体相同，但增速却不完全一致，2010年后进口额开始大于出口额。笔者认为FDI对进、出口的影响也许并不完全相同，应该分别研究。第三，通过图2的曲线可以看出虽然三者整体都在增加，但变化的速度不尽相同，且图形拐点也不完全统一，它们三者之间具体的逻辑关系，有必要通过引力模型来定量证明。
三、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引力模型源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即两物体之间的相互引力与两个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 (1963)。他们认为：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随两国之间的距离增大而减小。1966年Linnemannn将人口变量引入引力模型，后又引入贸易政策。1974年Leamer引入人均收入变量。随后，学者们又陆续引入汇率、是否属于同一经济组织、语言和文化等变量。
引力模型所需要的数据具有可获得性强、可信度高等特点，因此应用越来越广泛，已成为国际贸易流量的主要实证研究工具。本文拟利用引力模型来探讨FDI与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四、模型的建立
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很多，传统理论认为：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运输费用、进出口运输天数等构成两国或地区的贸易成本，实际计量中，将这些因素直接引入模型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本文引入引力模型，间接分解贸易成本。
本文以Linnemann 的引力模型为基础，结合上海实际情况，最终建立的模型为：
㏑EXi t=bi + b0㏑FDIijt+b1㏑GDPit+b2㏑TGDPijt+b3㏑|PCYit-PCYjt|+b4㏑Dijt+eij㏑IMi t=bi + b0 ㏑FDIijt+b1㏑GDPit+b2㏑TGDPijt+b3㏑|PCYit-PCYjt|+b4㏑Dijt+eijt其中因变量EXi t和IMi t分别表示t年j地区对i国或地区的出口额或进口额，bi表示个体差异，b0、b1、b2、b3、b4 是待估参数，eijt 是扰动误差项，检测的是其它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关于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理论预测影响及理论如下：
1.FDIi（jt t年i国或地区对j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上海进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外商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从海外进口原材料或半成品，经加工后出售，从而促进上海商品进口增加；另一方面，以跨国公司形式来华投资，主要目的是占领中国市场，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在我国国内加工后直接销售，客观上导致贸易顺差。上海主要投资来源国对上海直接投资对贸易可能是促进也可能是替代作用。
2.GDP（it t年i国或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
随着经济增长，国内需求扩大，超出本国生产能力，容易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GDP预期符号为+。
3.TGDPij（t t年i国或地区与j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市场规模越大，两国或地区间对贸易的需求就越大。预期对上海贸易有促进作用，即符号为+。
4.|PCYit-PCYjt|（t 年i 国或地区与j 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之差的绝对值）
人均收入水平代表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两国经济发展水平越相近，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越大，而产业内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三以上，预期符号为-。
5. Di（jt i国或地区与j地区的距离（两地间球面距离））
传统的引力模型中，距离间接代表这两国或地区的运输成本，是贸易阻碍的重要因素，预期符号为-。
五、样本、数据和计量方法的选择
本文采用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11 个国家或地区2005 到2012年的88组数据，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占据上海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金额，它们与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关系非常紧密。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上海统计年鉴，FDI数据采用以实际吸收为准，距离数据用上海到其首都的距离来衡量，采用indo.com 网站的距离计算器,并且所有的数据均是以2005年为基期的实际值，以排除通货膨胀等造成的误差。
由于样本数存在个体差异，又随时间改变而变化，所以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并且使用eviews7.2 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如表1）
笔者使用eviews7.2对面板数据进行广义二乘法分析后，得出的结果如下：
从eviews7.2结果看，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出口模型的R-squared为0.926608 ，Adjusted R-squared为0.923071，说明拟合度较好。而且各变量的P较合理，分别为0.0000、0.0519、0.0000、0.0033 和0.0000，说明各变量对出口EX都有显著的影响，能对出口EX作出解释。第二，从系数看,我们可以发现在GDP对上海国际贸易的出口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影响不大，并且其P 值也略大，也就是说显著性不强。第三，对于P值更合理的4个变量，从系数看我们可以发现在FDI对上海贸易出口EX的影响比TGDP, |PCYI-PCYJ|和D都小(0.580710>0.433159>0.359486>0.224066)。从系数符号上看，FDI、GDP、TGDP和|PCYI-PCYJ|系数为正，表明这四个变量对出口具有促进作用，而D则对出口起阻碍作用。笔者发现，|PCYI-PCYJ|前符号为正，这与原猜想不一致，说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反而会促进出口的发展。
对于进口模型，变量LnTGDP的P值过大，说明其对进口IM没有显著影响，模调整后的模型中，R- squared 为0.822563， Adjusted R- squared 为0.816226，说明拟合度较好。而且各变量的P 较合理，分别为0.0008、0.0000、0.0000和0.0003，说明各变量对进口IM都有显著的影响，能对进口IM 作出解释。另一方面从系数看,可以发现相对于其它变量，FDI 虽然系数为正，但对上海国际贸易的进口影响不大（1.114406>0.729753>0.266019>0.176777），与FDI 对出口的影响相比，影响力也相对较弱。从系数符号上看，FDI和GDP系数为正，表明这两个变量对出口都有促进作用，而|PCYI-PCYJ|和D，则对出口起阻碍作用。
五、实证结果分析
1.结论
本文采用上海市2005—2012年的样本统计数据实证分析FDI对进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上海市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出口贸易的需求，扩大了出口贸易的规模，但相对于GDP 所代表的经济规模，TGDP 所体现的贸易双方的市场规模和|PCYI-PCYJ|所代表的经济水平差异以及D所体现的贸易阻碍对出口的影响，FDI对出口的作用比较弱，对进口的影响也比其它变量弱。
2.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国际贸易进出口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上海吸引FDI在1992年、1998年和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拐点，而上海国际贸易进出口在近20年来发展比较平稳。这种情况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比较弱。
不同国家对上海的市场需求不同，不同贸易伙伴对上海进出口的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截止2012年，上海投资累计金额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分为香港（436.05 亿美元）、日本（161.93亿美元）、美国（99.43亿美元）、新加坡（76.77 亿美元）、德国（55.39 亿美元）、台湾（42.88 亿美元）、英国（23.12 亿美元）、法国（19.81 亿美元）、韩国（17.35亿美元）和澳大利亚（6.38亿美元），而各个国家与上海的进出口额排名并不完全一致，这间接说明FDI对进、出口的影响力比较弱。
3.启示
对上海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的因素很多，综合起来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的是FDI 和GDP。距离因素虽然阻碍贸易的发展，但可以通过提高物流和交通运输效率来加以改善。
进出口贸易对上海经济至关重要，研究影响进出口贸易因素对上海建立国际贸易中心和自贸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FDI的流入能改善上海的资本质量，引进先进经验，带来先进技术，鼓励国际服务企业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利用外资优先发展上海服务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第二，利用地理位置和自贸区政策优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上海GDP总量和人均GDP，进一步刺激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增长。
第三，广开渠道，多门路、最大化利用外资，发展上海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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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磊,王敏.FDI与上海进出口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6）68-72.
[3]于涛,巫强,康艳红.FDI对上海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地理,2008(4):627-630,635.
[4]曹永峰,蓝丽华.上海、浙江、江苏及广东地区FDI 比较分析—基于引力模型,科学发展,2009(10)32-37.
【关键词】滨海新区；FDI；实证分析
一、滨海新区已有的FDI现状
（一）滨海新区FDI总体规模
1999和2000年，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数出现最大一次下降，降幅达到47.42％。直到2002年，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数三年来首次增长达到343个。1994～2006年，滨海新区在直接利用外资额上呈现出震荡上升的趋势。2000年，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从1999年的19.25亿美元激增到33.09亿美元，增长71.90％。但在随后的2001和2002年，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却陡然连续两年下降。从2003年开始滨海新区的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数量和金额都在稳步且快速地增长，且在2004年创造了历史新高，到2006年滨海新区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达到61.8亿美元。1999～2002年间，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只在2001年证章较大达到72.10％。而2002年又降至几年内最低点，降幅达66.39％。随着国际投资市场环境的转暖，从2003年起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开始一路攀高，到2006年年增长率超过30％，而2003～2005三年中，其增长率是以超过40％的速度上升。
（二）滨海新区合资、合作、独资企业直接利用外资情况
由于可得的数据有限，2003～2005三年中，滨海新区的外商投资方式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且滨海新区独资企业的直接利用外资合同数，远高于合资、合作企业的合同数总和，且其外资合同金额和实际利用金额也都远远高于本地区合资、合作企业的外资利用金额。但是在这三年中，外商投资的合作企业在这三项指标中的总额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说明外资合作企业这种较为古老的外资投资方式，已经开始在滨海新区蓬勃的经济发展中出现衰退，而更加符合新型企业经营方式的合资、独资企业，正成为滨海新区吸引外资的重要力量。
二、滨海新区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模型选择
本文根据《滨海新区统计年鉴》和《天津市统计年鉴》中1993～2008年相关数据，利用Eviews软件从滨海新区FDI对GDP、就业、财政税收、外贸出口和资本积累等多个角度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二）滨海新区FDI对GDP的作用的实证分析
直接选取一元线性模型来测算外商对于投资领域的偏重，其中PFII表示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合同金额（因为滨海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统计数据不足，使用实际利用外资合同金额来代替）；GDP表示滨海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1表示滨海新区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2代表滨海新区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GDP3代表滨海新区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的实证结果如下：
PGDP = 4.497174234*PFII - 1.540957002
（208.6088） （-47.25493）
R-squared = 0.998402 S.E = 0.482757 Durbin-Watsonstat = 0.209736
PGDP1 = 0.01009916843*PFII + 0.01961055723
（10.44055） （11.54396）
R-squared = 0.992932 S.E. of regression = 0.007151
Durbin-Watson stat = 0.432711
PGDP2 = 3.178204357*PFII - 1.206438402
（46.04044）（-18.81055）
R-squared = 0.999737S.E. of regression = 0.089073
Durbin-Watson stat = 0.339373
PGDP3 = 1.414725762*PFII - 0.5133151592
（5.096847） （-1.349838）
R-squared = 0.722051 S.E = 0.512165Durbin-Watson stat = 1.204323
模型拟合结果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DI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的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滨海新区的实义GDP就会增加约4.5亿元，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00.99万元；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18亿元；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41亿元。而在不存在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的条件下，除第一产业外滨海新区其他行业均要依靠自有资金代替外资，足以看出FDI对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三）滨海新区FDI对就业的作用的实证分析
FDI相关理论认为，FDI的进入会给东道国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对于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矛盾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里选取滨海新区职工工资总额PINCOME、在职职工人数EMPLOYEE、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PINCOMEPER作为主要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PINCOME = 4328.746863*PFII - 315.4208709
（6.296070） （-0.292630）
R-squared = 0.702618S.E. = 1643.233Durbin-Watson stat = 1.140431
EMPOLYEE = 105674.9518*PFII + 406179.8145
（13.58998） （20.47519）
R-squared = 0.999664S.E. = 36962.40Durbin-Watson stat = 0.200069
PINCOMEPER = 61.34612169*PFII + 13.31565921
（274.5057） （47.15082）
R-squared = 0.999665S.E.= 4.167958Durbin-Watson stat = 0.379448
模型的结论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每增加1亿元，滨海新区职工工资总额增加4328.75万元，在职职工人数增加10.58万人，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增加61.35元。而在不存在直接利用外资的情况下，从业人员人均劳动报酬原有水平只有13.31元，且新区需要拿出自有资金315.42万元来支付职工工资，可见外资的引进对于提高滨海新区职工工资和促进本地区就业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滨海新区FDI对资本积累的作用的关系分析
针对FDI对于东道国资本积累的促进和抑制双向作用，本文选取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PFII和新区职工工资总额PINCOME两项指标作为PGUDING的解释变量，得到的结果如下：
PGUDING = 0.0004936271621*PINCOME - 0.07435929591*PFII - 0.9506855184
（424.6265）（-12.98461）（-334.2225）
R-squared = 0.999983S.E.= 0.019128Durbin-Watson stat = 1.048903
模型里的结果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每增加1亿元，滨海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会减少743.59万元；而新区在职职工工资总额每增加1万元，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加4.94万元；而在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和本地区居民消费的情况下，滨海新区的原有的固定资产为9506.86万元。这一结论指出了FDI的进入对滨海新区原有投资造成的“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FDI的情况下，滨海新区的投资规模会随着人们收入的上升而不断增加，但由于外资的进入抢占了新区原有的投资机会，而造成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
（五）滨海新区FDI对外贸出口的作用的关系分析
一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东道国的贸易水平，而且对其贸易结构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这里只讨论FDI对滨海新区出口总额水平的影响，选择滨海新区外贸出口总额PEXPORT作为衡量指标，统计结果如下：
PEXPORT = 4.51864586*PFII - 2.598529398
（701.0850）（-432.228113461）
R-squared = 0.999890 S.E.= 0.133512Durbin-Watson stat = 1.228843
拟合的结果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滨海新区FDI每增加1亿元，其外贸出口总额增加4.52亿元；而在不存在FDI的情况下，新区需要进口2.5985亿元的物品来满足自身的生产需求，可以看出FDI的投入不仅让滨海新区满足了自身的市场需求，更使得滨海新区由进口目的地转变为出口生产地，极大地促进了滨海新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参与程度。
三、对滨海新区FDI引入的政策建议
（一）转变招商模式，积极引导投资方向
从实证模型能够看到，FDI为滨海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和示范效应，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最为明显。但对于FDI投资行业的分析能够看到，其在滨海新区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其对于滨海新区自主创新的体制建设和管理模型的贡献程度还远远不够。因此，要摒弃过去以规模和数量为标准的外资引入模式，对外资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有目的、有方向地引导和控制，提高外资进入高技术行业比重，扩大FDI在滨海新区的技术转移水平，引导外商增加对汽车和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和新型材料、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石油海洋化工、石油钢管和优质钢材产业的投资，以满足环渤海经济圈在产业调整和改革中的需要。
（二）提高劳动力素质水平，鼓励企业的创新投入
滨海新区位于渤海湾腹地，其附近聚集着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这种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为滨海新区内各个企业的科研创新发展和人员培训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如果说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是企业发展的硬环境，那么制度约束和人才储备就是企业发展的软条件。滨海新区若想能够更加主动地引导外商投资到新能源和新型材料、生物技术和现代医药等行业，除了必要的基础建设之外，就必须为这些外资的投入进行必要的人才储备，以使得FDI能够更高地在新区生根发芽。滨海新区应借鉴上海等发达地区已经成熟的经验教训，鼓励人才的流入，并通过取消人口流动限制，积极建设人才培养和培训机制，提高新区对于人才的吸引力，用人力资源吸引更多具有高技术的外资企业入住本地。
（三）建立完善的区域管理体制，营造创新氛围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过去以往奉行的对于外商投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已经不复存在，如何在现有的国家法律框架内，建设公平合理的投资制度，给予内外资以平等对待，是摆在新区政府面前的课题。迄今为止，滨海新区已经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科技企业发展的措施意见，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成效。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滨海新区对外资利用的质量，新区政府还应该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积极培养新区内企业和民众对于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和认同，培育社会和谐发展氛围的形成，并在提高政府技术投资水平的同时，提高和完善对于技术成果保护的制度建设，实现以投资促发展、以投资保和谐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张卫东．中部地区 FDI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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