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2 06:05:40
(一)古建筑和传统村落现状
这一领域的调查村落有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东片区、荔波县瑶山乡、平塘卡蒲毛南族乡、惠水县绿水苑村和长顺县马路乡等。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落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不仅表现在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表现在建筑方式的现代化。从纵向角度看，很多村落里的传统建筑基本上被钢筋水泥的西式楼房代替，50年以上的木结构建筑损毁严重。从横向角度分析，传统木质、石质古建筑保存范围小，多零星分布在现代建筑群中，建筑面积不大。如卡蒲乡乡治所，存在较小的一片传统木结构建筑群，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在其周围，密布着仿古式现代建筑和西式楼房，影响了村落整体审美观和民族气息。在卡蒲乡下的众多村落也或多或少存在着影响整体布局的现代建筑。又如摆金的绿水苑广泛存在着村民拆旧房材料建新房和马路的现象，笔者在考察中就发现一块雕刻精美的石碾成了铺路石。这就亟需当地政府制定规划进行指导。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总体上来说，南部黔南州民族文化保存相对完整，但和其他地区一样，存在着消失的危险。笔者认为其现有优势主要有:种类繁多:南部地区现有平塘打猴鼓舞、马尾绣、水书、端节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也有其他各级和没评上级别的民俗。这些民俗技艺涵盖了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节日和祭祀仪式等民俗领域，可以说这一地区的民俗种类繁多，是非遗的“富矿”。分布面广:各县均具备丰富的、能体现当地民族文化气质的非遗，很多乡镇也或多或少保存着相关的自然、历史遗产。价值突出:这些民族文化能体现当地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审美情趣，具备较大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如三都的水书对先秦时期的历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马尾绣、新塘(平塘)苗族服饰技艺、摆金(惠水)苗族服饰技艺等传统织造技艺对现代纺织技术的提升和创意设计很有助益;端节对加强族群团结、维护社会和谐、强化民族意识和提高民族自豪感具有较大作用，至于其他的民族文化也具有特定的价值。经过调查，笔者同样发现当地的民族文化遇到了不小的危机。具体表现在:传承人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以长顺县马路乡地戏为例，现有的传承人年纪普遍在四、五十岁以上，而年轻人由于多在外打工，学习的机会不多，地戏遇到后继乏人的困境。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视申报和开发，忽视保护和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样是在马路乡，有一座朱元璋时期修建的“贞节牌坊”，是皇帝为表彰马路黄氏终身守寡养育子女而立，并且当地至今还有关于这一事迹的历史传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古迹已经被人涂上了厚厚的油漆，使得牌坊面目全非。据笔者了解，该县某部门认为古迹年久失修，故在上面有文字和图画雕刻的地方涂上油漆，以凸显古迹的“辨识度”。民间文学所依存的自然遗产失去本来面目，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的活态存在。附近的马路乡村落，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屯堡建筑也正遇到村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重建房屋所带来的大面积毁灭。在牌坊旁边，当地政府则努力打造民俗大舞台，进行商业开发。村落民族文化的整体性遭受破坏而进行局部的开发显然是不现实的。法律法规建设的步伐与非遗保护工作的紧迫性不一致。田野点的居民虽然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程度不同，但都还是强调必须加强对其的保护。可是，一旦涉及到法律层面，多数人是一无所知，不知国家层面的法律，也不知地方上的法规，更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文化。同时，南部黔南州现有的很多非遗保护工作不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除了三都水族自治县出台了《三都水族自治县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和《三都水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外，其他县基本没有与本地实际相对应的、可行性强的地方性法规对非遗进行保护。另外，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的困难普遍存在。
(三)民族旅游发展状况
从整体来看，黔南州的旅游还处于起步阶段，主打“喀斯特”和“民族风情”两张名片。但很多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景点还处在“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而在旅游这一板块，南部的荔波无疑是发展最快的，但还是起步较晚。旅游发展的滞后是一种劣势，说明政府、商界、学界、社会团体等层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但这同样是一种机遇，因为“滞后”为以后的发展留下了较大的可发挥空间。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旅游事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旅游开发度不高:一些较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还未进行针对性强的开发，民族风俗、民族建筑、人文历史景观、自然遗产等相对处于开发初期，欠缺知名度，分布多偏远、分散。如瑶山、掌布等村落离交通发达区域就很远。不少景区内外管理有限，配套落后:以掌布风景区为例，笔者在2个半小时的考察中就遇见三起争吵事件，两起是游客之间的踩踏，另一起是游客与景区保安的门票纠纷。而景区工作人员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不及时，更未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样在旅游行业发展速度较快的荔波，国庆期间也出现了因客房爆满和大幅涨价导致游客打地铺和搭帐篷的情况。在荔波瑶山等新开发的民族旅游地区，当地基本上不能提供住宿，游客只能回荔波解决，而县城的客房数量未能完全满足游客需求。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有所欠缺:以卡蒲毛南族风情园为例，国庆期间有散客自驾游到访，他们想观看毛南族的打猴鼓舞和其他民族文化，结果发现园子内除了几个业余“客串”的讲解员外空空荡荡，最后只得走马观花一番而去。这说明民族旅游的深度开发、梯度开发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建议
从以上论述来分析，南部黔南州的民族文化总体保存较好，但在古建筑和传统村落、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民族旅游发展等三个方面存在不足。笔者在调查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关于该地域相关事业发展的思考，并提出以下建议:
(一)古建筑和传统村落的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青岛泰之认为:“古村落、城镇和城市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群落，它们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在某一地方居住的人们的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的连贯性。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历史文化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人们在传统的物质环境中继续从事其日常生活。换言之，就是传统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以及空间结构得以延续，而不仅仅是单体建筑。”因为古建筑和传统村落对印证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具有重要作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分别于2012年12月和2013年8月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10月17日，国家新闻办举行新闻会，发言人赵晖明确指出:如果有传统村落的地方，要把这些村落保护好，要避让开，不能因为城市要开发、要利用把这片拆掉，即“禁止拆建”。传统村落的保护路径多种多样，结合南部黔南州的实际，笔者认为有两种保护思路:一种是集中整体保护，以平塘卡蒲毛南族乡为例，虽然在乡治所存留的传统结构建筑群规模不大，但仍有整体保护的价值。所要采取的就是:一是由住建局和有资质的科研机构对古建筑逐一进行登记造册，确立禁止拆建的建筑群。如果拆除或改建老屋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的许可。二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木质古民居的修缮保护，重点整修屋顶、房梁等部分，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保存建筑群的原真性。对已存在于古建筑群中及周边的现代水泥建筑则尽可能保持经过仿古设计，并融入古建筑群中的整体风格。允许和鼓励村民在古建筑外按照仿古设计修建现代住房，也鼓励他们尽可能地采取古法木质建筑技艺。三是由平塘县非遗中心等部门对卡蒲毛南族传统建筑技艺进行普查，摸清当地人在选址、选料、修筑、工匠组织、后勤保障、建筑禁忌、仪式等方面的地方性知识，整理成文本和音、视频资料并登记归档，为以后相关研究和当地古法仿建做准备。四是保护古村落不只是保存古建筑，还要保存当地的传统文化。如果要在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点，笔者认为可以开辟村落旅游。游客可以参观传统民居，与村民同吃同住体验生活，领悟杆栏式建筑的魅力，这种方式能带动农家乐旅游的发展。当地还可以加大投入，在民族风情园定期定时举办原生态的毛南族民俗展演，重点展示部级非遗毛南族打猴鼓舞及毛南族山歌、婚嫁等民俗，并寻求与观众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另一种保护模式是异地保护，主要面向村落传统建筑规模不大、分布散乱和损毁严重的情况。以马路乡为例，当地政府欲在青山村贞节牌坊边打造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但青山村现有的屯堡建筑已经不多、分布散乱，很多古建材已经被村民建新居挪用。如果要修建民俗大戏台以发展旅游业，较理想的方式是先由政府出资从无力对房屋维修的户主处收购古建筑(当地无力维修老屋的住户较多)，然后文物部门对每一块砖、每一根木头编号登记造册，最后拆卸到戏台边号选址按编号重建。这一构思曾在三峡工程建设时进行的张飞庙搬迁活动中得到很好地实践。同时，政府出资收集居民家中的历史遗物陈列到重建的古建筑中。重建的古建筑可以作为商业用途，如仿古的茶肆、酒馆、土特产店等。关于牌坊政府应组织文物部门对被损毁的牌坊进行修复，确保修旧如旧。如此一来，古建筑、大戏台、古道和古牌坊形成集群效应，游客既能观赏民俗的展演，也能从古建筑中体会屯堡文化。将古建筑异地重建从而“抱团”重现整体优势，这就是异地保护的思路。
(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之路
虽然南部黔南州非遗的保存和发展有其优势，但其传承保护方面的困难始终要解决，相邻的黔东南州在这一领域做得相对较好。如果结合其他地域保护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对年长的非遗传承人实行抢救性保护，积极培养年轻传承人。
非遗的传承必须做到“以人为本”，对于年事已高的非遗传承人，政府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延续他们的生命。黄永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是以人的个体或群体世代相承的活动而传承，一旦人的个体或群体活动终止，它也就消失。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对传承人生命的保护是同步的。”学术界对其所掌握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抢救挖掘，通过访谈、文本分析和参与观察等手段获得更多的田野调查资料并进行录音、录像、文本等方面的记录以备以后的相关研究。对于年长但身体状况尚可的传承人，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应多关心他们的衣食起居，适当给予补贴保障其基本生活。如果财政上有困难也可以采取颁发“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民间戏剧大师”等荣誉证书，以期提高传承人的产品和表演艺术的潜在经济价值。政府和机构也可以适时安排传承人外出参加非遗的展演、交流和研讨等活动，提高他们知名度和荣誉感;鼓励传承人培养青少年传承人，鼓励农民在闲暇时参与非遗传承，对参与非遗传承的学习者进行适当的补贴。学术界对学习者进行相应的指导，协调和沟通传承人和学习者的关系，解决他们的困惑，保证非遗的活态传承。
2.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保护与开发本来就是一种矛盾。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要充分发挥其文化资源优势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必须将其保护好、管理好。保护非遗还得靠地方政府文化自觉，这是最重要的保护主体，所能产生的正面效果远远大于学界、商界和新闻媒体界。政府可以组织专家学者对南部黔南州的非遗进行再确认普查，编制非遗名录，然后依照普查结果按非遗重要性分类管理，加强保护。只有政府意识到非遗的保护和管理是申报和开发的基础，这样才能正确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3.建立符合整个黔南州实际情况的地方性非遗法律法规。
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先生认为:“立法保护是根本性的保护，只有健全的立法保护，才会使行政保护、财政支持、知识产权保护等得到保证。”政府再在确认普查的基础上编制地方性法律法规，咨询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蓝本，按照非遗的九大门类和社会各界的作用编制整个黔南州的非遗保护法规。明确职责，分步实施，依法保护黔南州的非遗，促进黔南州的非遗保护和发展。
(三)民族旅游的发展
南部黔南州的旅游事业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起步晚的原因导致其存在着开发度不高、景区内外管理和配套落后以及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意识欠缺等三大问题。按照笔者的思路，可以尝试采取以下的策略:一是政府对南部黔南州的重点旅游规划区域加大宣传力度，按照黔南州政府的“一圈两翼”部署，主要在广东、广西、贵州、重庆、湖南和四川等相邻区域进行宣传。在宣传的同时加强招商引资力度，强化景区管理，完善相关配套设施，保障旅游者的吃、住、行。笔者建议:作为黔南州最具知名度的荔波景区，可以学习凤凰的经验，采取收通票制度。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很多游客只会去大、小七孔而不会选择去水春河、茂兰和开发中的瑶山等景区。其原因有三:其一大、小七孔知名度比其他景点高，游客不愿去他们不熟悉的景区;其二荔波地处三省交界之地，缺乏便利的交通，游客到来时耗费太多时间，他们参观完主要景点后就只能赶时间回去;其三景区离县城较远，游客吃住却只能在县城解决。荔波县城因为住宿条件跟不上旅游业发展速度，导致游客住宿花费太大。当地普通旅馆的双人标间暑假多为280元以上，单间为180元，而某四星级酒店双人标间则最少为320元，黄金周和法定节假日期间游客的住宿费更高。如此窘境间接拉低了游客旅游期望值，导致他们为赶时间游完主要景点就匆匆离去。如果采取通票制会连片带动整个荔波的旅游点，因为通票包含了荔波所有的景点，直接刺激了游客游览完大、小七孔后去其他地区旅游的愿望，这样能更好促进荔波旅游业的整体发展。当然荔波在实行通票制的同时也要完善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降低游客旅游成本，提高单位游客游览时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荔波旅游的发展。如果通票制实施顺利，可以将这一经验扩展到整个黔南州甚至贵州省，实现全州、全省一票制旅游。这是一个可能性选项，毕竟四川已经发行过“一票游四川”的金熊猫卡。二是将民族风情与自然风景有机结合。在风景区设立富有当地特色的民俗展演，例如掌布喀斯特风景区在国庆期间安排了布依八音表演、荔波安排了民族风情展示。如果实现景点民俗展演的常态化，常年让游客领略黔南州民族特色，则会很好地带动非遗的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在内容安排上，可以设置民族歌舞、民族书画(如水书)的表演和拍卖、体验式互动或者能满足游客猎奇心理的活动。而对于端节等特定地域、特定时段的文化空间，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手段让游客提前知晓该活动的主要情况以便积极参与。同时开辟体验式旅游，鼓励本地居民在活动期间有偿接纳游客，后者在体验地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也能获取经济利益，也能打响文化空间旅游知名度，还能将非遗保护和乡野风景观赏有机结合。
三、结语
高黎贡山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传承性特征，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高黎贡山区域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基础；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以通过军事战争扩展其内容；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通过宗教文化进行延续；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通过节日庆典进行普及和推广；有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因社交娱乐的需求而得到广泛的传播。总之，该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演进与发展都有其依托的载体，通过不同的载体使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延续至今P21-24。
2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众多，对于该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无论是体育用品、体育休闲，抑或是体育旅游、竞技观赏、体育培训等都有着无限的潜力可挖，这对于丰富该区域的传统文化，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宝藏，充实群众的日常生活，促进该地域经济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P47-49。
2.1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产业
高黎贡山区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生物环境，旅游资源丰富。由于地方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该区域旅游产业在目前已具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且具备一定的品牌效应。相对其他地域，该区域的旅游产业仍是新兴产业，表现出投入时间不够长、民族特色不够突出、旅游服务质量不高、旅游内容单调、旅游形式简单等弊端P101-104。要向充分利用旅游资源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就要做到充分利用当地的民族传统文化。高黎贡山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其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并有很大的参与性与观赏性，如其中的泼水、东巴跳、霸王鞭、目瑙纵歌、龙舟竞渡、刀梯绝技、攀岩、漂流、打陀螺、斗鸡赛、打手键、跳皮筋、爬杆、跳竹竿等，且它们多与民族风俗和节日风情紧紧相连,是旅游产业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目前，如云南德宏州景颇族的“剽牛祭天”、万人“目瑙纵歌”传统体育文化节每年都吸引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极大的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云南临沧佤族的“木鼓节”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并伴随有许多佤族舞蹈和佤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表演，同样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令其流连忘返。而徒步翻越高黎贡山，使游客在旅游健身的过程中也充分的领略到了高黎贡山奇美俊秀的自然景观。
2.2传统体育文化用品制造业
体育文化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是对该区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种物质传承与传播，虽然目前表现出产业规模不大、产品相对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弱点，但其表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如高黎贡山区域所在的保山，其“永子”文化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永子”围棋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高黎贡山区域所在的德宏，民族传统武术文化深厚，该区域少数民族民众所使用的“护撒刀”深受游客的青睐。该区域所在的怒江洲，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以狩猎为生，狩猎过程中使用的“弓弩”制作工艺精良，也成为游客竞相购买及收藏的物品。
2.3传统体育文化观赏业
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极具观赏价值，如云南怒江州傈僳族的一年一度的“刀杆节”上的表演，吸引了广大游客的同时，也让游客感受到了傈僳族传统体育中的原始与粗犷。高黎贡山区域德宏洲梁河县的德昂族，历史上，曾在滇西一带以武力称雄，特别是在12世纪至15世纪时，德昂族的先民建立了金齿国，更是称雄一方，从而造就了德昂族人民对武术的崇尚与热爱。每逢喜庆节日或祭祀活动，都要举行大型武术表演，吸引了大批周杨庆辞，徐艳华：高黎贡山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研究边地区和外地游客前来欣赏。而每年一度的云南大理“三月街”，白族民众表演的“霸王鞭”也吸引众多的游客观赏及参与。极大的带动地方经济的增长。
2.4传统体育文化休闲产业
随着地方的经济的发展，政府部门在高黎贡山少数民族集聚区域建立了不少颇具不同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村落，如保山旧寨的白族村落、腾冲的傈僳族村落、施甸县的布朗族村落、怒江洲贡山县的独龙族村落、丽江玉龙县的纳西族村落、临沧沧源县的佤族村落等，在这些少数民族村落均建立起了颇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保护站和休闲娱乐场所，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体育表演，吸引了大批的外来游客到此驻足，享受休闲时光，充分感受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带来的精神愉悦感。推动了少数民族区域的对外交流及经济发展[4]P19-21。
3结束语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5-03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积极发掘传统道德新的时代价值，努力将其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道德的整体框架中去，构建起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2005年2月19日，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的讲话中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中国的历史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经过历史的过滤和积淀都逐渐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道德文化。因此，探析各民族道德文化，从中继承和发扬具有时代价值的传统道德文化，既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增强全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从藏族传统文化看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丰富性
我国是一个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独具特色、特点鲜明的社会公德文化、婚姻家庭道德文化、职业道德文化等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社会公德文化
社会公德作为一般行为准则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人们的道德价值、道德理想的某种共识性体现[2]。藏族的社会公德，逐步形成了规范人们的行为、定夺是非、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它对藏族社会生活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藏族人民注重社会公德。据《王臣记》记载：“松赞王凭借着那写作俱便的善轨文字的方便，在十善法戒的基础上，制定出敬奉三宝、修行正法、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效法上流、善用财食、有恩当报、斗秤无欺、心平无嫉、不听妇言、和言善语、任重量宽等十六条正净的做人法规。”[3]尽管这一法规熔道德、宗教和法律于一炉，表明道德的阶级性，但许多内容是很好的社会公德。
2.职业道德文化
青藏高原是当今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寒大陆，在高寒地理气候条件下形成了地势高亢、幅员广袤、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的独特生态区域，有“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和“生命”之称。藏族就世代繁衍生息于其间绵延着巍峨的山脉、深邃的峡谷，天寒地冻的世界屋脊之上。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大自然磨砺出藏族罕见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勇往直前和吃苦耐劳的伟大精神和品质，使藏民族有着惊人的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耐力和韧性，从而维系了民族的繁衍，同时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藏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中这种刻苦刚强、坚忍不拔的民族魂，只要剔除附于其上的消极因素，在藏区现代化进程中是强烈的助推力。
3.家庭美德文化
婚姻家庭道德是婚姻家庭关系的直接反映，它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的基本行为，使其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提高，爱情升华，家庭幸福，而且也使其整个民族有着良好的道德风尚。
夫妻地位平等。在藏族地区实行婚姻自主、婚姻自由。藏族传统强调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是藏族家庭地位平等的感情基础。而这种以爱慕为基本出发点的观念不仅是夫妻团结家庭和睦的可靠保证，也是藏族道德中的积极因素。
孝敬父母。在藏族传统社会的道德中，孝敬父母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就有许多孝敬父母的格言，如：“子母相见如仇敌，父母责备白眼翻。永世受罪解脱难，这种人落地狱间。念此应以孝为先。”[4]
要善待子女。藏族传统道德认为教育和培养孩子成为有道德的人，使其能够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善待。所以在藏族家庭对子女的善待更重要的是教子女怎样做人。这些藏族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做人的希望，在《礼仪问答写卷》和《萨迦格言》中体现得非常明显[5]。
4.宗教道德文化
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伦理道德的支撑和强化作用主要表现为积极的鼓励和消极的威慑。积极的鼓励使得人们在有生之年不顾成败地去履行其道德义务。人们在平时的“积善积德”观念中得到鼓励。
如众生平等、慈悲行善、忍辱无争、尊重生命，保护生态等。藏族生态文化认为，不仅要尊重人类社会中一切人的生命，还应尊重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存权。大自然有其生命特性，人对所处环境其它生物的保护，便是保护人类自己。出于对自然的崇敬，于是出现了对自然的禁忌，走遍藏区到处都有神山、神湖、神泉、神河，自然也有神圣的动物、植物。无论是僧人还是普通人，都是自然区域中一个普通成员，应该尊重保护区其它生物的活动，与其同生存。这样一种观念和行为便有力地保护了青藏高原生物的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二、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民族传统道德，是指各民族过去发生的一以贯之的在现实生活中仍发生作用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6]。传统道德观念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不可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同步发生变化。相反，它作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思想仍然会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仍然会通过观念来影响并支配人们的言论和行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充分发掘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对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促进民族内部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1.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有利于提高民族成员道德素质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反映和调整社会成员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它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系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维系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蕴藏着大量的道德评价、道德典范和道德理想，如在个人道德方面，有诚实守信、谦虚有礼、富有同情心等。在家庭道德方面，尊老爱幼、孝敬父母、长幼有别等。在宗教道德方面，有爱国爱民、平等团结、乐善好施、倡善弃恶等。在社会道德方面，包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济危扶贫等。这些道德标准就会自然而然地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力。这使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能够分清是非、善恶、美丑，自觉塑造道德形象和提升自身的道德素质，从而维护和完善社会主流道德准则和规范。
2.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促进了民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团结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7]。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在现代社会，除了用法律维系利益关系上的公平与和谐，民族传统道德对于调节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共同的道德文化促进了本民族内部的紧密团结和同心协力，它可以调整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消除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从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谅解宽容、和睦相处、友爱向善的人际关系，构筑了良好的人际环境。当然这种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奴隶制的道德准则，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有些内容也是合理的、有利于社会安定的。
3.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道德的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对道德规范的遵循保证了人们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够相互谦让，从而使社会生活保持健康有序。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是千百年来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经验的积淀，融会在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和传统的行为习惯中，在生活的交往中直接表露出来，处处起作用，并且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对社会的调节作用是通过感情、信仰、仪式、教义这些具体的手段和途径给人们施加影响，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保证其社会规范和社会稳定，每个社会都制定一系列制度、法律、措施来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但这些手段并非可以运用于所有的场合，有许多的行为选择是在独处的时候，这是上述的措施不能到达的地方。而传统的道德规范可以监督人们的行为，因而控制了许多不正当行为并避免其发生。
但是，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道德观念、道德原则，一旦形成，经久不衰，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尤为典型。当旧的社会制度消灭之后，旧时代传承下来的道德的一部分属于阻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腐朽道德，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那么在面临这种十分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其展现出良莠混杂、瑕瑜互见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传统伦理道德呢？
三、继承、扬弃、创新：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原则
对待传统伦理道德，不单纯是个文化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发展的根本问题。曾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8]这就为我们学习、借鉴历史和传统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为此，必须要以坚持继承、扬弃、创新的原则来提升我们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
1.坚持继承原则
在少数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存在着可以跨越社会形态的道德规范，这类道德文化是可以被直接承继下来，用以构建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如在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反映社会公德的文化：孝敬父母、恭敬有德、尊高敬老、诚爱亲友、利济乡人、必须正直和有恩当报等等；体现努力进取的职业道德文化：藏族人民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中，却表现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吃苦耐劳、不畏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品质；展现团结和睦的家庭美德的文化：夫妻地位的平等、孝敬父母、要善待子女，等等。所以，在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这些反映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坚忍不拔、尊老爱幼、追求真理、诚信和童叟无欺的内容，这些均属于同现代生活根本没有什么冲突的优良的传统道德文化，无疑可直接纳入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之中。
2.坚持扬弃原则
由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以农立国的宗法制古老的中国发展起来的，因而突出地表现其两重性。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则更是如此。
少数民族传统优秀道德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就藏族来说传统优秀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已经逐渐融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熔炉之中藏族优良的思想道德传统；体现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的藏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积极作用的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学艺术[9]。在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但我们要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有精华就有糟粕，有优势就有劣势。藏族传统社会道德的核心是藏传佛教道德，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在本质上是相悖的。如藏传佛教道德主张的是消极人生，积极出世，把现实人生视为苦，且把其根源归结于前世所造之恶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的“消极成分”，则是民族精神文化中的惰性力量，与现代化建设是对峙和冲突的，从根本上说，不能将其纳入新道德之内，必须将之弃之于社会主义道德之外。
3.坚持创新原则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文化在自然、社会、历史的互动中不可避免地不断发生变化。创新便是民族文化自身生命在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时，吐故纳新，顺应变化，自我调节变革的结果，是传统价值观与现念交合转化的新生态。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只能根据自身因素和现代社会建设的要求并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使之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
四、少数民族道德价值体系重构的基本思路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价值走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也是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要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统摄地位和掌控力度的坚实基础，从而为多元文化成长和发展提供恰切时代的风骨气韵及坚强有力的基本价值支撑，以便创造更加洁净朗润的文化生态环境，减少和消除各种污染和毒化带来的精神畸变和观念毒瘤。在少数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少数民族道德文化发展就是要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符合先进文化的内容，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就是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加强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道德建设；就是要倡导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改革开放这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统摄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并加以提炼、改造、充实和提高，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2.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为少数民族道德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0]道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它的内容始终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发展而不断变化。改造传统道德，推动道德进步，关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进步。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冲破民族地区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才能使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改造和发扬光大获得强大的动力和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
3.培育少数民族的现代道德意识
如同藏族传统道德文化一样，大多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也有消极入世、积极出世、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既不为名，又不为利，忍受艰苦，与世无争的主张，并且大多数虔诚的少数民族信教徒的心愿都主要不在现世如何致富，而是如何才能获得来世的幸福。经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淡泊名利、不讲物质利益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讲物质利益、不追求经济效益的道德观念已经不合时宜。影响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进步。因此，要结合当地实际培育以讲求经济效益，敢于竞争和冒险的，以重视现世、讲求奋斗的现代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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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德育教育；创新发展
早在2001年，我党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不断深入，中央对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新时期德育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强调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要体现优良传统？？反映时代特点”等等。结合目前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实际，进一步深挖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继续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试就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阐述。
一、一脉相承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各少数民族就以世代相传的形式，将他们在生产生活和宗教祭祀等活动中所形成的传统文化固定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一些愚昧的、落后的文化被淘汰出局，相反那些积极的、健康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则被传承下来，对各民族群众起到启迪思想、净化心灵的作用。依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两个层面，将民族传统文化中能够继续为我所用的德育教育内容归纳如下：
（一）家庭美德
少数民族以家庭美德为背景所进行的德育教育，涉及恋爱婚姻、勤俭持家、孝敬父母、家庭和睦等多个方面。
1.尊老敬老。尽管在尊老敬老的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各民族始终秉持“善待老者”的认知理念。以捕鱼为生的赫哲人自古就养成了尊敬老人的良好惯习。老幼相见时，一定要长幼有序，有礼有节。满族则强调“爱亲敬长”、“孝父母，悌兄长”等。高山族在确定社会地位高下时，不是以财富而是以“年龄的长幼次序”来决定。白族为体现尊老敬老的礼仪，逢年过节便为在世或过世的长者摆“敬老宴”。
2.恋爱婚姻。各民族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均确立了与之相符的婚恋观。古代蒙古婚俗“只要双方情愿，男女年龄相仿便可婚配??婚前的恋爱比较自由。一赫哲族传统婚姻把劳动好、捕鱼打猎是能手等作为选婿标准，把手艺巧、聪明贤惠等作为选媳标准，把追求纯洁专一、白头偕老、永不分离等作为爱情的基础。生活在湘西地区的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婚恋问题上，同样具有“自由恋爱，忠贞爱情；尊崇女性，男女平等”等思想。
3.待人待客。受生产、生活环境影响，各少数民族在待人待客方面，均表现出热情豪放、诚实开朗的民族性格。赫哲人很早就养成了热情好客、诚恳待人的良好习惯。每逢有客人到访，必热情招待，并以歌助兴。土家人除吃请外，还把”摆手舞“作为待客必跳的民族舞蹈。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不管客人相识与否，同样会热情相待，让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4.生产劳动。尽管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但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劳动知识教育。赫哲族和鄂伦春族男孩长到六七岁时，父亲等长辈便让他们接受捕鱼猎兽知识教育，女孩则在母亲等长辈的言传身教下，接受采集及其他家务知识教育。纳西族凡纺织、耕地、采集等生产、生活知识，同样会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其他各民族家长亦以儿歌、谚语等形式，向子女传授相关的劳动知识，故有”辛勤劳动，受人尊重“等生产谚语沿袭下来。
（二）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指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等的统称。归纳少数民族社会公德的表现形式，有重情尚义、谦和好礼、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讲究卫生、保护环境、邻里团结等内容。
1.扶助弱势群体。在各少数民族群体意识中，都有扶危扶助弱势群体的思想和行为。赫哲族在分配渔猎产品时，都要拿出一部分送给鳏寡孤独或丧失劳动能力者，以体现与人为善、互助互爱、扶危济困等思想。独龙人则认为，”有饭不给大家吃，那是最羞耻的事情“”J。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壮族等亦有相应的扶助办法，使那些处于贫困边缘的少数民族群众及时受到救助。
2.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出于民族生存的发展需要，各少数民族十分注意保护周边的自然资源，不做有违自然规律的事情，这已成为各族群众公认的行为准则，并沿袭至今。蒙古人早就有“保护牧场，防止草原荒火”思想，要求族人严格遵守。除草原外，他们还注意保护水源，并有“不在光天化日之下坐于水中，不在河中洗手，不用金银器汲水”等规定。广西少数民族受传统习惯法影响，有保护神林、封山育林等思想，对房屋周围的古树亦不得破坏。壮族群众每年春节过后，都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瑶族群众更有种树还山等环保思想。
3.注重人居环境建设。很久以前，各少数民族就注重人居环境的美化、绿化和洁净化。维吾尔族房前屋后必种植果园，为保持室外环境的清洁卫生，他们从不把厕所建在大门口或显眼位置。侗族村寨在选址时，多选“前有溪河，后有青山”的地段，周围种植参天古树作为“风水林”，大路小巷铺上石板路，再配上宏伟的鼓楼及别具特色的风雨桥，体现了侗族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4.邻里和睦。由于居地分散、偏远的缘故，各少数民族对邻里之问的团结和睦十分重视。布依族用“一支筷子易折断，十支筷子如铁棒”等谚语来强调邻里团结的重要性，南方少数民族还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互助思想，作为邻里之间相互交往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北方各少数民族邻里之间，每每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都会不计报酬，主动热情地帮忙相助。
为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区的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党陆续颁发了三个纲领性文件，以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其中，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道德建设提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思想。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道德建设的三大原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三大领域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2001年颁布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使道德建设最终从精神文明建设中独立出来。可以说，这三个纲领性文献所确定的教育主题，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搭台，相互印证，互为载体，互设平台，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在新时期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中的与时俱进性。
为突出德育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教育属性，各民族地区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为蓝本，以民族地区在校大学生和中小学生为重点，有的放矢地开展了喜闻乐见的德育教育活动，由于教育内容贴近各族学生实际，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效果，受到了各族学生及其家长的普遍欢迎。
二、民族传统文化在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一部分，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受民族地区大环境影响，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症结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网络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网络渐次成为传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民族地区加强未成年人德育教育的有效手段。但在传播过程中，网络文化对德育教育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冲击较大。一是民族青少年对网络产生依赖或急功近利思想，直接影响了德育教育质量。在一些民族院校，民族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都沉溺于网络游戏、聊天或其他内容，有的上网成瘾。有些大学生撰写论文时，也往往上网查资料，然后七拼八凑蒙混过关，个别大学生为图方便甚至抄袭他人论文。极个别大学生因受不健康思想影响，甚至走向违法犯罪道路。由于上网的动机和目的不同，自然使民族大学生弱化学习动力，对网络产生过度依赖和急功近利思想，使德育德育效果打了折扣。二是网络文化无孔不入，使民族青少年对德育教育有所削弱。网络世界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由于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他不良文化的不时渗透，与民族传统文化争市场、争读者，致使民族传统文化周围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些民族青少年浏览相关网站时，若不有意识地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极易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深邃思辨有所淡化、情操陶冶有所缺乏、精神意义有所削弱”等现象，并出现庸俗化趋势。鉴于网络中民族传统文化德育教育功能的严重缺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三是网络文化对民族青少年“三观”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健康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青少年世界观的形成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于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价值观形成时期，受年龄和认知能力限制，一些民族青少年抵御不健康网络文化的自制力不是很强，尤其是色情、暴力、、愚昧迷信等不健康内容或其他有害信息混杂其中，如若把持不好，极易把他们引入歧途，并对他们的德育教育产生消极影响。
（二）德育教育内容似有弱化趋势
民族地区开展德育教育的主体和重点是青少年，大学或中小学无疑成了德育教育的主战场。
然而在民族院校或民族中小学中，以民族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德育教育似有弱化的趋势。一是民族中小学关注升学率，忽视德育教育。在中小学阶段，民族中小学生主要以学习为主，他们把精力多放在基础课的学习上，认为只要学习好，或者将来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这才是学习的目的。在此期间，各民族学校虽然也结合各校实际，按照教学大纲的课时安排，让教师讲解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等有关的德育知识，但民族中小学生对此并不感兴趣，一些学生家长也认为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受此影响，德育教育课多处于应付了事状态，个别学校德育课能减则减，或流于形式，或用其他科目来替代。由于个别民族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以德育教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致使中小学生的德育基础薄弱。二是民族院校大学生关注学业和毕业分配，淡化德育教育。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族青少年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利益关系、目标追求等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他们考入大学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深造或找工作上，相反对德育教育课或睁一眼闭一眼，或放任自流。一些民族大学生甚至对教师讲授德育课非常反感，对民族传统文化则认为是不合潮流的、落后的东西。正因为民族大学生缺乏应有的“自我判断、自我评价、自我约束”能力，致使部分大学生世界观扭曲，价值观失衡，人生观错位，南方某大学发生的大学生杀人案，或多或少与民族院校德育教育的功能弱化有关。三是民族地区群众认为德育教育可有可无。除民族青少年外，各民族地区围绕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活动。对此活动，一些民族群众认为自己应把时间放在赚钱上，没有精力接受德育教育。一些群众认为自己年岁大了，学不学习无所谓。还有一些群众认为民族社区、民族乡村开展的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教育活动是多此一举。
新农村建设提出的“二十二字”方针，很多内容虽然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只关心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益处，相反对活动本身的文化内涵很少关心。
（三）德育教育方法简单、知识陈旧
民族院校或民族中小学虽然都开设有德育教育课，也添加了一些与民族传统文化有关的内容，但如下问题值得关注。一是任课教师素质有待提高。一些民族学校往往把水平低、能力差、年龄老化、不能教主科的教师，让他们来教德育课；一些教师不是正规院校大学毕业生，由于既没有接受系统的专业知识训练，又没有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培训，直接影响了德育课的教学效果。二是教育内容陈旧。一些教师讲课内容陈旧落后，多是一些粗浅的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没有添加新内容，或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新内涵，致使学生不愿意听讲。三是教学手段原始简单。他们多采取满堂灌、填鸭式、照本宣科等传统讲课方式，一般老师前面讲，学生被动听或被动记。由于缺乏双向互动，致使老师和学生都感觉累，久而久之，使他们对德育教育失去学习兴趣。
三、德育教育中民族传统文化的未来走向
针对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中民族传统文化遭遇的困境，笔者认为，必须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结合民族地区的族情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发挥民族传统文化在民族地区德育教育中的启迪作用。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积极探索网络环境下德育教育的新途径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化消极为积极或变被动为主动，无疑成为我们的待解之题。一是设立民族传统文化专门网站。适应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关民族网站，或者辟建相关栏目，系统地宣传民族传统文化知识。一些民族院校或有条件的民族中小学，可通过网络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
通过正面引导，使民族青少年能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真正发挥民族传统文化在德育教育中的引领作用。二是积极搭建网络互动平台。当民族青少年接受以民族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德育教育后，应借助互联网中的博客、论坛、电子信箱以及BBS等载体形式，引导广大民族青少年积极参与讨论。
通过搭建网络互动平台，使学生或师生之间能够进行坦诚交流，真正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三是拓宽网络活动空间。民族院校应积极推动校园网进公寓、宿舍活动，以方便大学生上网交流；民族中小学应开展校园网进课堂活动，或者运用网络形式对民族中小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
针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中存在的方法陈旧和知识老化等问题，应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一是活化教育内容。采取引领民族青少年到民族村寨、民族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参观的形式，让他们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教育，以增强民族青少年爱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积极参与经济开发。为优化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各地均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线，开发了特色民族游和风情游项目，应引导民族青少年积极参与其中，通过导游讲解或互助互动，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三是发挥节庆或文体活动的载体作用。借助民族特有的传统节庆活动，或通过参与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活动像赛龙舟等，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再教育。通过活化教育形式，使大家在和谐互动的民族背景下接受德育教育。
（三）全面提高师资素质
为破解民族院校或民族中小学教师素质低、能力差、结构不合理以及年龄老化等问题，一是把素质高、能力强的教师充实到队伍中来。通过招聘、选调等多种形式，把那些政治素质高，年富力强，熟悉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吸纳到德育教育队伍中来，以全面提高一线任课教师的素质。二是通过进修、培训等形式提高现任教师素质。对原任教师，可采取到上级教育部门或高等院校进修、培训等形式，让他们更新知识。提高素质，以适应民族地区德育教育的发展需要。三是提高任课教师待遇。为充分调动德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可在职称评定或其他经济、政治待遇上向他们倾斜，以保持德育教师队伍的相对稳定性，确保民族地区德育教育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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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经过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沉淀，各个民族都有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设计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综合了文、史、地等各门学科，并且具有文化的兼容性。艺术设计通过具体的色彩和不同的造型体现出艺术的韵律和节奏美，它和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有着紧密的联合，其和我国民族传统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关联，因此讨论民族文化传统对艺术设计创新的影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响具有很高的研究意义。
一、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和艺术设计的关联
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和沉淀，各个民族都有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特色，这共同形成了我国统一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它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文化发展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艺术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社会中形成了多种艺术流派。这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各个民族逐渐去其糟粕，将精华沉淀，具有独特的民族象征，因此它和艺术的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协同性。将各个民族传统的文化融进艺术设计中，能够增强艺术的表现力，使艺术作品的具有持久、顽强的生命力。民族文化的精髓能够使艺术的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独特性，给艺术设计注入新的血液，增强艺术的内涵。一个优秀的艺术设计师必定是一个精通民族风俗、传统、历史的艺术家，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设计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艺术作品。
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创新的影响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发展，艺术设计的创新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影响艺术设计。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十分重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和为贵”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在古代就是纵哲学家推崇的哲学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受到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影响，在艺术设计中体现了“和”的观念，艺术设计既注重造型的多样化，又体现了设计功能和形式的协调统一性。
民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创新“形”的影响。传统的文化图形体现了人们对永恒的追求，这中理念在当今的影响仍然十分深远。这是人类本性的体现，在进行艺术设计创新时，设计者们根据民族传统对图形所蕴含的理念的要求，将永恒的思想体现在艺术设计中，将现代元素和永恒的思想相结合，设计制作出既能够体现传统文化又不失现代意味的艺术作品，这赋予了艺术作品时间效益和空间效益，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内涵。
民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创新“色”的影响。在享誉世界的2010上海世博会中，独具特色的中国馆就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创新的影响，尤其是在色彩上的影响。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中认为大红色预示着吉祥、安康和富贵，因此从古至今，凡是举办喜庆的、具有象征意义活动中人们都将红色作为主色调，例如婚礼、春节等。上海世博会中，中国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独特的大红中国结样式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宾朋驻足观赏。中国结是我国传统的文化艺术象征，象征着崇尚和谐、吉祥如意和团结，这一“中国红”不仅将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情展现给世界，同时也将我国古代建筑设计中对色彩的要求显现出来，例如故宫的红色。可以说，没有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设计师们就无法设计出独具特色的艺术作品。再如苏州园林的设计中对颜色的运用，设计师们在设计时别具匠心，将民族传统文化中用颜色体现意境的手法巧妙运用到园林设计中去，采用白墙、碧瓦、青砖、百花、绿树的古典设计，给人们营造了一副具有山水风情的水墨画中，让人们感受到了我国传统的水墨山水画的独特意境。
民族文化传统对艺术设计创新的“字”的影响。书法是我国传统的文化象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字体现了事物的品质，人的精神面貌通常能够反应在他写的字上。从甲骨文发展到现在，我国书法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传统文化，不同的书法能够表达不同的品性，将这些品性不一的字运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可以使艺术设计富有个性、具有品性和艺术内涵。人们在品味艺术作品中的字的意味时能够得到思想的生化，联想到作品所具有的人文特性。
【摘 要 题】比较与交流
【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体育文化也必然循着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随着历史的长期演变，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在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之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今天，这两种文化在多方面接触后的冲突与互补尤为明显和加剧，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必须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进行必要的深入探讨，以对其发展进行理论引导。
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体系。它们是随着历史发展先后出现且并列平等发展的两个文化系统。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两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特别是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1]由于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1.1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 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重节奏、韵律、神韵、内涵、和谐美，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重阳刚的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1.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 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以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导引养生、武技的发展，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健美性、超味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追求“健与寿”。
1.3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身体锻炼来以外达内 由表及里，由形而下的身体有形的活动来促成形而上的无形精神的升华，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透射出十分明显的重人格倾向；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则重人体胜于重人格，注重人体本身的价值，更讲究从人体的培养上来考虑体育的价值，通过让人在肌肉的运动中，在各种力的交汇中去实现完美人体的塑造，进而实现理想的人生。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补
体育文化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2]由于体育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的不自觉内在的统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条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勃兴。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势必要注入新的血液，因此，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也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2 相互移植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 如气功、武术、龙舟竞渡、踏青、放风筝、秋千等，开始向西方移植，冲破了西方竞技一统天下的局面。而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人们的心中，获得大家的喜爱。
2.3 中国传统养生思想为西方所接受，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生命观、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如注重身心统一、内外协调、动静结合等许多辩证思想，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是相吻合的，正被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3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矛盾存在的意义
3.1 体育事业进步的动力 文化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是交流的产物，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难以游离于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之外。体育文化是一种需要人们广泛参与的休闲文化，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种形态或地域的体育文化都在寻求与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得到对方的文化精粹，可以推动世界体育改革的步伐，促进世界体育的发展。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深入中国内地，很多项目获得各民族人民的喜爱，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
3.2 维系体育文化发展的连续性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其中频繁的内部与外部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3]虽然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交流还不到几百年的时间，由于其文化的相互矛盾存在，不断碰撞磨合，它们不仅各自获得新的文化血液，而且获得新的文化生存空间。由于文化新血液的注入和文化生存空间的扩大，其文化的发展时间也必然相对延长。
3.3 调节各地区体育的平衡发展 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差异使得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形成不平衡状况。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对于调节这种状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各体育文化之间的对立统一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交流的各方吸引对方精华，吸取对方的经验教训，互相补充。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有着对立统一，才有其交互影响的可能，这一东方与西方的体育文化对话可以丰富世界体育运动的手段与形式，完善世界体育科学思想体系，拓展人类体育功能结构的外延。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在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交流之后，由于其文化巨大差异而产生的文化对立，显示出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事业的相对滞后，为力争与西方体育文化平衡发展而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如中国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也开始试图完成产业发展，并与其他产业诸如旅游产业联姻发展，这在云南、西藏等民族旅游地区已取得了一定成就。
4 两种体育文化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
不同类型和模式的体育文化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会发生冲突，因此，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不是畅通无阻的，不同性质的体育文化遭遇到一起的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是客观的，它不仅会改变原来体育文化的性质，还会由于两者契合发展产生新的体育文化，带来体育文化的变迁。体育文化的冲突是区域性、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等多种类型的综合，认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就应在此入手，认识两者是政治经济地理等生存环境差异下的矛盾存在。这种矛盾存在体现了人类体育文化的丰富和世界体育文化的非成熟发展状态。对于两者的这种对立统一，我们应认识其是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体育文化的对立统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由于各层次发展水平不一，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会冲击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生激烈而全面的冲突。此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须作出全方位的调整才能适应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矛盾冲突。有效利用这两种体育文化的内在统一因素，寻找两者发展的最佳结合点，这将有利于消除或减少两者冲突所产生的负面因素，使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4.255,193.
[2] 卢元镇.中国体育社会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6,4.194-198.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体育教学内容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双重传承，一方面锻炼学生体魄，另一方面可以得到学生内心的文化熏陶。具体操作上需要正视现存教学模式问题，积极的做出教学模式的改良，注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价值，提供充分的教学资源与氛围，提升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化传承；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构建
当下我国大力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应用到高校体育教学中则是一种相对中国特色与民族特色的体育教学模式改良，有效的让体育教学适应时代的发展，构建我国特色化的体育教学，明确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定位。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培养更具特色的高校大学生。
1.当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常见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本身在师资力量、教学硬件条件、教学方案上已经得到了有效的积淀，是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上，对于传统民族体育教学在实际的落实还缺乏重视程度。首先，在常规的体育教学工作中，缺乏从意识层面去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更多的依赖与非民族体育内容教学，甚至导致传统民族体育内容教学缺乏特色性，也无法达到有效提升。教学方式相对单一，缺乏创新扩展，也无法有效的吸引学生投入足够的热情参与，不能有效的吸纳传统体育内容的精髓，相关民族文化无法得到展示。在教学方式上，更多的注重理论性研究，缺乏实践的大量积累与操作，更多的学生进行形式的模仿，缺乏对体育项目内容核心精髓的探索，久而久之让学生缺失相关体育学习的热情，体育项目的要领也无法有效掌握。甚至部分教师自身在教学上都缺乏深入的探究，缺乏专业经验与技术的积累，或者在教学传授上缺乏技巧，无法有效的运用语言与行为去阐述体育技巧与文化。或者部分教师更多的集中在理论层面的积累，缺乏实践操作上的提升。特别是长久的教学模式呆板化模式下，教师缺乏专业上的精进，教学内容陈旧，不符合时展所需。在传统民族体育教学内容上，缺乏多样化的选择，学生选择空间少，提供的教学内容学生兴趣低，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却没有对应提供，教学与学生诉求不匹配。
2.基于文化传承视野下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
（1）革新教学理念
在体育教学上需要转变传统教学理念，要提升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挖掘其文化价值。需要在教学方面管理上设定对应的评估要求标准，让教学理念能够落实到制度层面，提升对教师教学的促进激励作用。同时在配套的教学资源上提供支持，例如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教学材料工具的配备，同时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创新与改良，对于教学改良建议积极的吸纳并投入实践运行，做好实践评估工作的汇总报告，积极的总结教学经验，做好教学情况反馈评估。
（2）完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
对于我国高校适宜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可以划分为4个类别：武术、养生功法、少数民族体育与民俗体育等不同类型。武术类在各高校运用广泛，主要集中在长拳、简化太极拳与有关器械套路操作等；养生功法则集中在五禽戏、八段锦等；少数民族体育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毽球、木球与珍珠球等活动；民族体育则集中在舞狮、舞龙与赛龙舟等情况。不同的教学内容需要充分的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不仅要教学生套路与技法，更需要说明相关套路与技法背后的原因与文化内涵。例如，武术领域有不同的门派，不同的风格特色，同时注重习武要尊师重道，需要通过武术修为来提升个人品德，而后是个人的武术水准。而养生功法则是更注重人们通过一定科学方式达到身体的锻炼与养生效果，其中有较多的医学与养生理论知识，甚至会涉及到人们生活饮食起居各方面的知识。同时需要积极的吸纳中西体育技巧，对传统民俗体育内容进行对应的分析，提升教学的科学理论内涵。这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同的内容安排上需要做好优化配置，可以依据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群体需求、不同时代特色进行对应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安排。可以依据不同年级开设对应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硬性学习任务，让核心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有效的传承推广，其他的非核心体育内容可以通过兴趣小组的形式组队学习，或者纳入到选修课当中。总体来说，要树立核心普及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联合兴趣选修的形式相结合，让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能够得到延续。
（3）优化教学形式与方法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内容相对传统，但是可以运用更多创新的教学方法来让教学内容焕发生机。如果单一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缺乏有效的互动性与趣味性，教学内容呆板枯燥，学生无法激发学习兴趣，教学效果也会极大的下滑。在教学形式上要注重师生互动性，@样可以减少师生矛盾与冲突，让教学更加清晰明确，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作出针对性的教学安排，提升教学有效性。可以多采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可以借助多媒体视频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情境做有效的烘托展现，提升教学指导的明确性。教师更多的在技术辅助下，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做旁观与纠正，这样有效的降低教师的教学压力，同时提升了教学因材施教的效果。传统一般由教师表现，学生模仿，教师需要花较多的精力去展现具体细节，从而没有更充分的时间去观察学生与指导学生。而借助于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教师可以很轻松的获得教学有关信息与技巧知识，同时在课堂上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展现，通过相关素材来与学生具体沟通交流。其次，可以在教学中纳入更多的游戏化教学，让教学过程趣味化，增加一定竞赛元素，提升学生参与兴趣，有强烈的学习目标感。
（4）科学化教学评价
对于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评价工作，需确保其科学性。例如要展开教师随堂测试，测试学生体育操作演练掌握状态，主要是体育项目的实际演练实操能力，非体育专业学生不进行笔试理论部分；其次，可以让学生对教师的教学状况做评价，让师生做双向互评，这样可以达到双向监督的效果。此外，需要有第三方评价渠道存在，主要是指派专业人员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做随堂听课，对教师教学情况做观察，同时接收学生的反馈情况。还可以对教师做额外的教学评估，包括学术研究、课程创新建设、学生社会性体育活动成绩等都可以纳入到对教师教学的评价体系中。评价体系中要丰富性、多面性，这样才能有效的对教学情况做全方位的监督评价，提升评价的科学性。同时在评价上需要放宽一定尺度，避免过于严苛或者过于的上纲上线而抑制了教师的创新能力与教学改革热情，让教师有充分宽松的教学环境，对其教学创新与优化提升的行为应该给予对应的鼓励。
3.结束语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需要各方面力量的配合，要积极吸纳中外教学新理念，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做改革创新。要多了解学生需求，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优化教学形式与内容，从而有效的达到教学模式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刘娟.文化传承视域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反思与建构[J].体育时空，2015，（19）：45.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模式；富禄；花炮节
【作者】陈炜，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后；钟学进，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张露露，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105—009
富禄苗族乡地处黔桂两省（区）四县九乡镇交界处，位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西部，距三江县城约64公里的榕江河畔，境内居住着苗、侗、汉、壮、瑶、仫佬六个民族。富禄“三月三”抢花炮活动（下文亦称花炮节），始于前清乾隆而盛行于嘉庆年问，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堪称湘、黔、桂交界区侗、苗族民族文化的精品。据推算，当地花炮节流传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在富禄，“抢花炮”已成为民间最重要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并在2008年被列入广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花炮节举办期间，都会有来自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不同民族的抢炮队伍参与其中，因其规模大，民族文化突出，民族特色浓郁，在桂黔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较高知名度，每年都吸引了数万各族同胞和国内外游客前来参与和观赏。
目前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由于相关组织和群体之问的利益纷争和沟通等问题，冲突与矛盾时有发生，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开发造成了不良影响。改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开发创造更为和谐的氛围，真正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工作。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入手，以2012年第128届富禄“三月三”花炮节作为研究对象，在界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者图谱，分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揭示矛盾背后的问题所在，以进一步优化现有开发模式，进而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提供若干参考借鉴。
一、富禄苗族乡花炮节发展现状
广西三江富禄苗族乡是“三月三”花炮节发祥地，截至2012年，该项活动已举办了128届。“抢花炮”活动极具当地民族特色，有“中国式”橄榄球之称。为了把抢花炮项目推向全国，1982年国家民委、体委把“抢花炮”运动第一次推介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全国第二届民运会作表演项目，并由富禄居委会扎制花炮一樽，送到呼和浩特市，由居委会王仁先同志在民运会上指导表演。198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民运会上将“抢花炮”运动定为竞技项目，国家民委、体委从富禄居委会聘请了张新忠同志出任“抢花炮”运动的裁判员。至此，“抢花炮”运动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其发祥地——富禄苗族乡的“三月三”花炮节更是闻名中外。富禄“三月三”花炮节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在当地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其发展得到当地历届政府的大力支持。2010年4月，三江侗族自治县投入专项资金32万元修建了富禄“三月三”花炮节陈列馆，并授予该馆为民族体育传承馆，其“民族民问传统体育”藏品主要为花炮台、炮圈、铁炮、炮座等。2011年7月，富禄乡被授予“广西民族体育特色之乡”称号，成为首批广西民族体育特色之乡，其特色项目即为抢花炮。在国家与当地政府的推动下，近年来富禄“三月三”花炮节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其开发主要以节庆旅游的方式为主。以2012年的第128届富禄三月三花炮节为例，此届花炮节活动分别在富禄主会场与古宜分会场进行。主会场除了开展抢花炮比赛、抬官人、百家宴、侗族大歌演唱比赛外，还有传统祭祀活动及升花炮节旗帜仪式、河滩行歌坐夜、民族文化展示游行、篝火晚会、民间文艺表演、大型山歌会、千人多耶歌舞、侗族和苗族服饰展演、舞龙舞狮、山乡斗鸟比赛、大型芦笙踩堂歌舞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而古宜镇分会场则举办广场文艺表演、三江奇石交易市场揭牌仪式暨奇石展、三江春茶评比、摄影比赛、摄影展等系列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吸引了10多万中外游客到富禄观光旅游，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商贸流通、餐饮等服务行业的发展。
二、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主要利益主体的确定
弗里曼在《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那么，要实现富禄抢花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弄清楚，哪些是影响其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剖析他们之间的关系、利益诉求及所存在的矛盾；唯有如此，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以促进富禄抢花炮的长远健康发展。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伊恩·约曼“影响节庆旅游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成果，充分考虑富禄花炮节开展的实际情况，最终认为，富禄花炮节的利益相关者首先是民问组织和当地居民，他们是花炮节的直接组织者与参与者，是抢花炮发展和传承的核心载体，处于主体地位（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次是政府组织、赞助商、旅游者，是花炮节的影响者和推动者，处于战略地位；最后是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影响花炮节的相关外界环境（如图1所示）。
三、调查说明
为了准确地测量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举办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对该节庆活动举办的满意与可接受程度，以及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感知与矛盾所在，本文在满意度感知的理论基础上设计了“富禄苗族乡抢花炮组织者/当地居民/游客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里克特五级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分别对“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五个满意阶段赋分“1、2、3、4、5”，调查过程中以问卷作为半结构访谈的提纲，以节庆组织者、当地居民和游客作为访谈对象得出其对各种关系的感知，以便从多个角度了解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举办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笔者于第128届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举办期间（即2012年3月23—25日）对各访谈对象进行实地调查。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
基于不同的访谈对象，本研究共发放50份居民问卷（无论是否开展旅游经营或是参与抢花炮活动）；10份花炮节筹委会组织者问卷（村委会干部以及寨老等花炮节知情人）和200份游客问卷。问卷在2012年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举办期问进行发放。为确保问卷的调查质量，调查采取“一对一”式的半结构问卷调查方式，对受访者实施问卷调查，在此过程中还运用访谈法与受访者进行深入的交流与沟通，让受访者尽可能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不仅有效地弥补了问卷中因没有涉及到的一些内容事项而产生的不足之处，而且从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信息。调研期间一共投放调查问卷260份，总回收数为242份，总有效回收数为214份，总有效回收率为82.3%；其中居民问卷的有效回收率最低，为62%，这是由于当地居民的文化程度不高、语言沟通等方面的障碍造成部分问卷缺失或选项过多，导致居民问卷有效率偏低。问卷的具体发放及回收情况如下表2所示。
调研结束后，抽取问卷中的有效数据，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感知样本数据进行了整理统计，统计后得出如下结果：
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举办中受访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满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筹委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满意度各指标中，筹委会普遍对花炮节的举办、当地居民以及游客的关系表示很满意，而对政府部门、赞助商关系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当地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满意度各指标中，与政府部门关系的满意度一般，与赞助商关系的满意度最低，与筹委会、游客关系普遍感到很满意，而对花炮节举办的整体满意度是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游客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满意度各指标中，普遍表现是满意的，但是与政府部门、赞助商关系的满意度则相对偏向于一般。总体上看，各利益相关者关系满意度得分普遍高于一般，偏向于满意，说明受访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较满意。
1.筹委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由上表3可以看出，富禄苗族乡花炮节举办过程中，筹委会对花炮节的整体感知是满意的，其满意度均值为3.65分，介于一般与满意之问。在各个评价指标中，筹委会对与当地居民关系满意度是最高的，为3.79分。筹委会的成员都表示，花炮节在当地看来是一件极为重大而神圣的事情，村寨的老百姓都十分热衷于花炮节，认为这是能展现一个村寨的团结与实力的大好时机。在举办抢花炮的年份，花炮节的组织者将于节日开始的半年之前就向外通告，此后便开始在民间四处联络乡友、集资；村寨的芦笙队、文艺队等表演队伍则开始练习吹奏、排演节目；而家庭里的妇女则开始为自家孩子织染制作新衣，纳新鞋。当花炮节来临的时候，需要进行还炮的村寨，则由老人协会组织乐捐，这时，全寨的男女老少都义不容辞，积极进行捐助。“炮王”王仁生说：“现在，我们募集资金搞花炮节时，富禄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不管是老人还是中青年人，都积极捐款。没有他们的支持，富禄花炮节很难走到今天”。在富禄街道的公示栏中有筹委会的大红鸣谢榜，里面详细地记录了对花炮节进行“乐捐”的赞助单位、个人名单以及所捐助的金额（赞助单位有富禄乡人民政府、三江烟草局、三江县总工会、中国移动三江分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共计41个；个人捐款记录在榜的共计有82人，其中以个人名义捐款额最高为500元）。
此外，筹委会对与外来游客的关系亦是满意的。筹委会的成员表示，外来游客对当地的民族风俗还是比较十分尊重的，在节日期问，观赏参与花炮节的游客都能按照筹委会的安排来开展各项活动。而且大量游客的到来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亦使得筹委会成员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家乡有贡献的，体现了个人价值，增强了自豪感。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参加花炮节的游客和群众超过10万人次，仅是从广东来的自驾游车辆就有100多辆。富禄乡商品交易、餐饮旅游等总收入近百万元，县城服务行业营业总额超百万元，达到了“花炮搭台、经贸唱戏”的目的。
筹委会对政府管理部门的满意度小于3，也就是说达不到“一般”的程度。在调查中发现，筹委会对政府部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花炮节由谁筹办与管理的问题上。富禄人对举办抢花炮有一种使命感，当三江其他地方的抢花炮活动因面临经费问题，将一年一度的花炮节改为数年一届的时候，而在富禄，依旧年复一年地举办着。但每次的集资，仍是筹委会最头疼的事情，他们说年年去“讨”钱，别人也会烦，现在谁都不愿去做这烦人的工作。因此，筹委会的会首则希望由乡政府接手花炮节，但乡政府基于各方考虑，也不愿意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对于赞助商，筹委会对其满意度是最低的，为2.38分。筹委会不少成员表示，富禄花炮节名气虽大，但却没有商家愿意支持其进行更深层次的开发，每每仅是提供少量的资金或物质支持，没有商家的物质与资金支持，从长远来看花炮节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在花炮节的举办现场，笔者仅是看到有少量的商家企业广告宣传横幅（如中国移动公司、富禄艺安家电、金羚洗衣机、韩电冰箱等），利用花炮节的人气来进行品牌营销的商家很少，营销理念较弱。
2.当地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总体上看，当地居民对花炮节的整体感知是满意的，为3.89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当地居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像经济强人、致富能手等更加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敬佩。而富禄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在当地并没有较多的经济能人引起人们的关注，居民受到外界关注的程度很低；而花炮节的举办，则大大提高了富禄乡的知名度，亦引起了外界对该地的关注，节日里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规模宏大的抢炮场面，奖品丰富而隆重的颁奖仪式等，都让当地居民和获奖者获得了心理上较大的满足。此外，花炮节的举办亦给富禄乡的企业和个人带来了无限的商机。花炮节期间大量涌进的外地旅游者以及本地游客给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等企业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调查中了解到，花炮节期问一位杨姓大妈光卖茶叶蛋就净赚近千元，他们是花炮节的既得利益者，成为花炮节的忠实拥护者。基于以上种种，花炮节成为了当地居民最为期盼的盛大民族活动。在此次测评中，当地居民对筹委会的满意度分值为3，73分，偏向于满意。不少群众都表示花炮节筹委会很热心，不辞辛劳举办花炮节，而且他们处事正直，不从中牟利，为村寨的集体公益事业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大量的实践证明，民间组织已经成为了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较为有力的桥梁和纽带，成为一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富禄花炮节筹委会”正是这样的民间组织，通过筹备、组织举办一年一届的花炮节，筹委会不仅其地位得到了空前提升，其成员的社会威望亦明显得到了提高，而且在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管理部门在花炮节的发展导向、政策、资金支持等方面起到了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政府管理部门因而成为了花炮节旅游发展过程中最具发言权的群体，从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政府管理部门与当地居民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但是其制定的相关政策、管理制度以及其他有关的决策行为，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却相当大。当前富禄乡政府的“以富禄花炮节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潜在优秀的旅游资源，打造以登晒和葛亮等地民族团结、民族风情、茶园观光以及历史文化为一体的民族特色旅游业”已成为当地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政府的这些措施也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戴与支持。但是从调查结果发现，当地居民对政府管理部门的满意度仅为一般，3.18分，并未达到满意。经深入调查发现，当地政府种种推进旅游业发展的举措虽赢得了民心，但部分群众对政府不愿接手管理花炮节依然存在着异议，对于政府这种放之任之的不作为态度，颇有微词。此外，当地居民对赞助商的满意度也不高，为3.03分。许多群众表示，赞助商在花炮节发展中注入的资金过少，对花炮节的发展并未能起到明显地促进作用。
3.游客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上表3中的统计结果显示，游客对与筹委会和当地居民的关系较为认同，偏向“满意”；但两者差距不大，分别为3.87分和3.72分，处于同一个维度。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无论是独特的侗族建筑还是纯朴的民族风俗，旅游者都对其评价颇高。特别是原始而激烈的民族体育盛会——抢花炮，给旅游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其整体满意度达到了4.05分。调查中，不少外省游客表示，花炮节很精彩，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民族体育文化特点；且富禄风光很美丽，特别是极具侗族特色的程阳风雨桥和侗寨，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回忆。在“花炮节”期间，筹委会还为来访嘉宾专门安排了富禄侗寨表演队的芦笙舞、侗族大歌等表演和美味的侗族菜肴盛宴，满足了旅游者对观赏民族歌舞和品尝民族佳肴的需求，获得了旅游者的好评与称赞。
在此次测评中，游客对与政府管理部门和赞助商的关系满意度则较低，偏向“一般”。对此评价，旅游者有着自己的看法：（1）54.3%的游客认为当地政府的介入与支持过少，花炮节的市场化运作不完善。富禄抢花炮活动一般由民问自发组织举办，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市场化运作的程度正在逐年加大，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一套完善的市场制度和程序来规范和约束。目前民问组织（如花炮筹委会）仍是完成各项工作的主体，花炮节中的许多工作仍然依靠民问自发完成，花炮节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和手段带有较为严重的随机性，导致富禄花炮节远远没有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2）29%的游客认为对花炮节缺乏系统的研究和必要的管理。富禄苗乡的抢花炮活动在经历百年，发展至今更多的是抢花炮这一传统项目的延续，缺乏时代新元素；且有关组织缺乏科学与专业的节庆旅游研究，对当今的客源市场、作用方式和旅游影响因素等的不了解，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花炮节的发展。（3）31.7%的游客认为花炮节的营销和宣传力度不够。开发节庆旅游首先要注重对游客的调查，了解游客需求；注重与客源市场的沟通，在科学的基础调查之上制定合理的策略渠道和促销计划。但就目前富禄花炮节而言，还只是停留在最初的民问自发形成阶段，尽管当地乡政府开展了一些宣传工作，但对游客的调查与客源市场的整体研究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缺乏系统的营销计划和发展战略规划。
4.调查结论
根据以上对富禄苗族乡花炮节开发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基本得到满足
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访谈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卷调查数据结果都显示，受访者（筹委会、居民与游客）对花炮节的整体评价普遍较高，倾向于满意，这说明富禄花炮节举办过程中，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基本得到了满足，且主客（“主人”是指筹委会、居民；“客人”是指游客）关系和谐，这对富禄花炮节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
（2）筹委会与政府、赞助商之间以及居民与赞助商之问的矛盾较为突出
在众多的利益矛盾冲突中，筹委会与政府、赞助商之问的矛盾以及居民与赞助商之间的矛盾是最为突出的。筹委会对与政府、赞助商之间的关系满意度都不高，尤其是与赞助商之间的关系。筹委会对赞助商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赞助商不愿加大对花炮节的资金投入，更进一步地对花炮节进行开发；对与政府关系的满意度较之赞助商稍高，但是也达不到满意的程度，筹委会的不满意体现在对政府不愿接手管理花炮节。居民对自身与赞助商的关系也不甚满意，当地居民在这一项指标的测评中，分值为3.03，即是一般。筹委会、居民与政府、赞助商之问的利益矛盾，对花炮节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这将会影响当地和谐村寨的建设和花炮节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花炮节由于不合理的开发模式所引起的旅游产品单一，缺乏特色的实物旅游产品，旅游开发宣传营销不足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着花炮节的长远开发。
五、富禄苗族乡花炮节开发模式的优化
富禄苗族乡花炮节的举办以展现民族体育文化为内涵，以节庆旅游为载体，将富禄独特的传统体育文化、民俗风情推向了市场。本文通过对富禄花炮节开展现状的分析，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系统调查研究后，发现当前富禄苗族乡花炮节的开发模式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核心利益相关者对抢花炮的管理存在着异议是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花炮节的深入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富禄花炮节现状，对其开发模式进行优化。为了更好地分析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升富禄抢花炮开发效果的作用机理，可以先绘出当前富禄苗族乡花炮节的开发模式图（图2）。
富禄苗族乡花炮节的开发需要强有力地推动力量来实现，其中，对其有重要影响的推动力主要是市场和政府。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富禄花炮节的筹备、组织、管理等均主要是由民间组织与当地居民来负责，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与政府的推动力不大，处于节庆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中的管理是其开发模式中较为重要的环节，科学的管理模式可促进开发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从抢花炮的市场开发、经营管理角度而言，当前富禄苗族乡花炮节开发中的管理模式存在着缺陷，也正是这些缺陷导致花炮节的开发保护效果低下、面临发展困境。
当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成为可开发的资源以及社会对其功能和价值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将会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到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来，以便从中获得利润。不同的利益主体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在相互合作发展的同时又相互牵制，并以此促使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的功能和类型多样化。1980年加拿大学者巴特勒（R.W.Butler）在《旅游地生命周期概述》一文中，借用产品生命周期模式提出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节庆旅游开发可分为旅游开发初期、旅游开发成长期以及旅游开发成熟期，不同的开发阶段需采用不同的开发管理模式以便更好地促进节庆旅游的发展。总体上看，目前富禄苗族乡花炮节的节庆旅游开发尚处于初期阶段，结合该地的实际情况，政府主导下的开发管理模式应是其最优的选择路径。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可充分运用政府的行政力量，较快地调动与整合所掌握的经济资源，迅速地形成资源供给和产业规模，以快速地促进资源的开发。因此，本文在综合当地花炮节多方影响因素的基础之上，构建了以政府为主导、当地居民为主体、企业共同参与、旅游者积极合作、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的多动力推动下市场和制度机制共同作用的开发管理模式（如图3所示）。
1.政府为主导
在富禄苗族乡除了花炮节这项极具当地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之外，还有着许多良好的民族文化资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又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交通便捷性较差、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旅游规划与资金支持等。以2叭2年第128届花炮节为例，由于从三江县城到富禄的公路等级较差，路面狭窄，而活动举办地周边又缺乏大型的停车场，游客只好将车停靠在路边，致使原本狭窄的路面更加拥挤。笔者在调研时，因车辆无法通行，只能弃车徒步，足足走了近2个小时才到达花炮节举办场地。所以，实施政府主导战略是富禄苗族乡花炮节旅游开发的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开发文化旅游资源，科学合理的规划是首要。政府应组织旅游局、文化局等有关规划单位和专家在综合考虑富禄实际情况的基础之上，编制好花炮节的旅游发展规划。其中，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开发资金的筹集是富禄苗族乡节庆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政府部门可考虑将其纳入财政拨款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预算中。此外，还可把花炮节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活动项目与当地的优势产业结合起来，形成以产业促进花炮节的开发；以花炮节来拉动民族工艺品、特色农产品发展的互助双赢的发展局面。
2.当地居民为主体
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造福当地居民是花炮节节庆旅游开发的主要目的，因此，当地居民理应成为该节庆旅游开发的主体，通过参与旅游开发使其致富，改善生活。然而，当前富禄苗族乡当地居民参与花炮节旅游开发的人数十分有限，参与的形式也较为单一，而且当地居民从旅游当中获得的经济收入亦较低，故而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l生不高，这些都不利于花炮节旅游开发的可持续性。因此，花炮节的旅游开发应以当地居民参与为主，并不断丰富其参与形式，拓宽其参与的渠道。当地居民除了可从事旅游餐饮住宿服务外，还可从事导游服务、民族歌舞演出、特色旅游商品生产等工作。
3.企业共同参与
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由政府全权包办，富禄苗族乡花炮节节庆旅游的开发也离不开财力雄厚的企业的参与。当前富禄苗族乡财力较弱，政府的资金投入较为有限，企业的适时加入正好能弥补这一缺陷。因此，当地政府应当全力为企业搭建好开发平台，积极推介侗族茶文化、民风民俗、民族建筑、侗族大歌等开发潜力大的招商引资项目，大力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参与花炮节的旅游开发，并辅以相关的政策优惠。此外，在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参与之中应有所侧重，避免相互间的竞争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企业在用人方面应尽量任用当地居民，这样做，一是可以确保当地节庆旅游特色的原真性，二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富余劳动人员的就业问题，三是可最大程度地降低外来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
4.旅游者积极合作
富禄苗族乡花炮节的节庆旅游开发与旅游者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节庆旅游的开发不仅以自身旅游资源为特色而进行，还应建立在游客需求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旅游者在节庆旅游开发中应采取积极的合作态度。富禄苗族乡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较差，所受教育较为有限；而外来的旅游者个人或家庭收入都相对较高，生活舒适，受教育程度较高，因而导致他们到该地旅游时常伴有一种自我优越感，甚至有些游客还将这种优越感强加于当地居民，这无形中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会导致当地居民的心理失衡，或使当地居民轻视自己的民族民俗，或对外来游客心生厌恶。显然，这样的局面不利于花炮节节庆旅游的开发。因此，旅游者在进行旅游过程中要尊重当地社会的风俗习惯，切不可贬低当地居民的风俗文化；同时还要有环保意识，不可随意破坏当地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一）稻作农耕文化认同
稻作农耕文化是植根于广西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稻作农耕文化。由于水稻娇嫩不易种植，各种自然环境和虫害都能影响其生长和收成，需要人们细心呵护并求助于神灵巫鬼的庇佑。在求神祈巫鬼活动中，以铜鼓伴舞的祭祀仪式舞蹈最为广泛经久，是广西漫长历史时期主要的文化传统。各种铜鼓舞蹈艺术大都是源于稻作农耕文化，漫长的稻作农耕文化对广西世居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交、民族性格和心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宗教祭祀性节日、生产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娱乐性节日大都与水稻生产有关，其过节仪式都纳入了稻作文化体系。数千年来，铜鼓文化以稻作文化为基础，成为广西各民族文化互动的载体，满足了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需要，已成为这些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标志。在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互动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族群之间也有摩擦、碰撞、冲突，甚至战争等恶性互动的一面，但并没有成为广西世居民族关系的主流；而由于稻作耕种需要的人畜、生产工具的不足形成的不同村寨、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等良性互动，长久以来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关系的主流，这就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稻耕文化磨合认同的内涵。说明稻作农耕文化认同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学基础。
（二）自我概念决定了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原始社会，生存是头等大事，这通常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但在这些世居先民们的生活中，是仅次于觅食的一件大事，觅食是为了生存，则是为了繁衍。为了得到异性的青睐，这就需要个体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劳动能力，还要在生产劳动、社交集会、游戏娱乐以及祭祀仪式中展现良好的智慧与知、情、意的高度统一。另外在推举狩猎的头领、族群的勇士、英雄、部落首领时，更看重个体的智慧、能力、气质、性格、爱好、信念与习惯等内涵，这些都需要个体具有正确的自我概念。体育的价值按其作用可分为健身、娱乐、医疗的生理价值以及教育、艺术、审美、道德的心理价值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社交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体育价值反映的都是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实现这些体育价值的深度与广度，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构建，也取决于主体社会活动的水平。由此可见，自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三）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加强了对体育价值的认同
原始社会里，不管是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人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性的。在狩猎中追逐牲畜、与之搏斗和角力，避免不了有损伤甚至殒命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人们认识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还必须要有比牲畜更强的奔跑能力与力量。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们经常受到毒虫猛兽、瘟疫疾病的肆虐，通常是那些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个体能存活下来，这些人通常也喜欢参与族群里开展的角力竞技、祭祀仪式、娱乐游戏、技能技巧训练等活动，自然，这些人也更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这些事件使个体和族群对体育的认同具有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在上述造成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中，个体身心承载着社会赋予人类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符号，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对体育价值的认同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成为个体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
二、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概述
从远古时期开始直至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体育从来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以人类的文化生活状态呈现于世人。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与广西世居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民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深厚的联系。通过梳理归纳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历程，尝试对不同时期广西世居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如下分类概述。
（一）反映生产、生活技能技巧的体育文化
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强健的体魄往往能决定生产收成的丰歉甚至是生存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这种客观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体能和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瓯、骆的先民们在狩猎中都离不开奔跑追逐、攀缘、跳跃、投掷和射击，甚至经常要与野兽进行搏斗、角力，由此产生了赛跑、射击、射弩、摔跤、投掷等根植于生产、生活的体育活动。一些体育活动产生于劳动，起源于生活，世居先民在生产获得丰收时，自然有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庆祝活动，熊舞、猴舞、挡虎舞内容实在，动作粗犷有力，所反映是古时欧骆先民的狩猎生活。在长期的稻作农耕生产中，先民根据稻作农耕等农事生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如舂堂舞、戽水舞、木槽舞、扁担舞、踩风车、采茶舞、春牛舞等，生动再现瓯骆先民稻作农事的各种生产情景。
（二）用于增强军事武技训练的体育
自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或种族之间，为掠夺财产、抢夺生产资料、获取祭祀牲畜以及复仇等原因，经常产生争斗。不管是入侵的还是防卫的一方，为了本族的生存和利益，与异族时有争斗，一些劳动、生活技能和工具被当作武器经常在战斗使用，如射箭、射驽、角力、武术、摔跤等。随着氏族、部落和种族之间争斗规模的发展，增强军事武技等战斗力的训练活动也逐渐萌发出来。据资料考证，抛绣球活动的“绣球”最早是一种青铜铸造的兵器，用于甩投，人们称之为“飞砣”，大多用于作战和狩猎；而在广西民间广泛开展的“板鞋竞速”，最早是瓦氏夫人用来训练士兵抗击倭寇而形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另外如双刀舞、棍舞、剑舞、拳术、旗舞、棍术、同填、同顶、抛沙袋、同拼、顶竹杠等练力的锻炼方式，都是反映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增强军事武技能力、锻炼身体、提高抵御外侮能力的传统体育项目。
（三）纪念祖先或英雄人物的庆典体育活动
新石器时期甑皮岩人的丧葬制度是广西世居先民“灵魂不灭”或“祖先崇拜”观念的一种载体，反映出西瓯、骆越人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观念、氏族观念以及祈求祖先神灵庇护的功利意识。广西世居先民认为祖先的灵魂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可以控制氏族、部落和个人的命运，既能庇护子孙后代繁荣兴旺，为子孙后代消灾降福，也能作祟祸害子孙。因此，滋生出对自己祖先虔诚崇拜的思想，祭祀舞蹈便是他们用来与祖先灵魂对话的神圣工具，他们认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就能跟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能得到祖先的庇护。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在举行祭祀、朝拜祖先的活动中，基本都是通过各种铜鼓舞蹈仪式来祭祖，由此产生了各种庆典铜鼓舞蹈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以铜鼓伴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打嘎是古代彝族人向死者致哀跳的铜鼓舞，端节是水族为先祖父祖母逝世及吊丧所跳的铜鼓舞，“跳弓节”是那坡县彝族祭拜祖先的铜鼓舞，“龙虫舞”是瑶族人为亡故老人“出灵”所跳的铜鼓舞，瑶族的达努节最庄严隆重的活动是打铜鼓和跳铜鼓舞，是纪念创世大神密洛陀的节日。苗族的“打牛”是祭祀苗族英雄蚩尤的舞蹈；瑶族的盘王节、“打长鼓”，以及苗族的“爬竿”等都是为了纪念瑶族先祖和英雄而创作的体育活动项目。可见，祭祀舞蹈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纪念祖先和英雄成为鼓舞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斗志和宣泄情感的常用手段或形式。
（四）反映民族风情和社交习俗的体育文化
经历几千年的积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节日，既调剂着民间的生活，也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与精神修复，这些民节俗庆为传统体育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与舞台，而民族传统体育则丰富了这些民俗节日内容，彼此协同发展。具有“东方橄榄球”称谓的三江侗族抢花炮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三燃放花炮招徕顾客，抢得花炮者，除了荣誉，还可以得到酒肉蛋等物质奖励，年复一年的沿袭，形成了传统的花炮节。壮族人的高脚球比赛，惊险刺激，是由南丹人以踢柚子为游戏，并且每年中秋都举行踢柚子比赛而形成的；背篓球最初是流行于南丹传情的一种活动，后演变为体育项目，有民歌传唱为证：“二月吉旦好风光，布农布衣喜洋洋，龙狮对对当天舞，背箩球赛满歌场。一个锦球似哥心，哥投锦球引妹唱，妹不嫌弃哥家苦，哥妹一同上锦球。”原始社会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女性择偶特别看重男子强壮的体魄与劳动能力，而体育竞技则给男性展示智慧和力量，以此来获得姑娘青睐的机会，这符合古代民族崇拜英雄的心理和性选择的需要，也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广西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与青年男女的社交有关，甚至是专为两往提供机会而展开的活动，如布依族男女青年的浪哨、赶查白，壮族的绣球舞、捞虾舞、抛绣球，彝族的打磨秋，京族的竹竿舞等，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来谈情说爱，开展社交活动。
（五）娱乐健身休闲的体育活动
由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边远偏僻的山区地域，各族群之间很少交往，缺乏交流与互动，为了调节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创造了许多用于娱乐健身休闲的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不追求很强的竞技性，而是以强身健体为目标，把体育寓于娱乐中，娱乐性成分较高，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娱乐和充实民族内涵的主要途径。据研究统计，属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共有272项，其中壮族有134项，其他10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合为138项，而且大部分是属于口传体育。
（六）反映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的体育活动
广西世居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信巫鬼与神灵，巫舞在原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各个民族都有相关的巫术舞蹈，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是骆越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瓯骆先民前辈的经验和自己的经历使他们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灵巫鬼的世界，这些神灵巫鬼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使庄稼、牛羊或人类多产，就必须去祈求、取悦这种力量。因此，对各种自然物均冠以“神”的称谓，如“山神”、“树神”、“水神”、“雷神”等，对其顶礼膜拜，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来敬拜和求告，将神灵巫鬼的“异己”力量转化为“助己”、“顺己”的力量，由此创造建立了神灵崇拜和巫鬼祭祀仪式舞蹈。并不断向后代直接或间接地传授有关这种神秘力量的知识以及取悦这种力量的方法，以保证后代生活的安全和富足。祭祀舞蹈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舞蹈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当人们稻作农耕获得丰收时，自然欣喜若狂，共同欢呼跳跃；当人们举行集体祭祀活动时，必须欢歌狂舞，以娱乐鬼神，祈求功利，并且以歌舞宣泄情感。
三、结束语
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身体健康指数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环境，社区文化的建设具有着重要意义。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有利于人们提高自身身体健康指数，同时也有利于营造丰富、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基于此，本文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广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社区文化
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广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区是社会人聚集的主要区域，社区文化建设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社会和谐程度。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社区中推广，既能够丰富社区生活内容，又能够增强社区居民身体素质，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这对于社区和谐生活和谐文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促进社区居民精神文明建设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给居民带来的不仅仅是表面上一些强身健体的动作，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通过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特性，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质。而且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需要参与者具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坚强勇敢的品质，这在居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三）有利于提高社区居民健康指数
体育锻炼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常规体育运动项目没有太多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参与者想要长期坚持锻炼，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然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非常明显的民族特色，只要是参与者，基本都是因为爱好才坚持锻炼。这种基于兴趣的锻炼方式，更加容易让参与者长期坚持。
二、民族传统体育进入社区的优势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依然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喜爱，譬如中国武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它已经演变成了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张名片。所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入社区在内容上、精神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很强的健身功效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带有着浓厚的民族特色，这些体育项目大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养生内容。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民族传统体育根据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构建了身心兼练的体系，这一点是其他当前任何形式的体育运动都无法比拟的。
（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我国已经发展了很多年，虽然有些项目只是在小范围内较为流行，但毕竟它们来源于广大群众，是通过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演变过来的，加之其浓厚的民族特色，在社区居民中推广相对较为容易。
（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参与成本低
很多地区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社区配套的公共体育设施相对较为缺乏，想要完全满足社区居民的运动需求十分困难。然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于器械及环境的要求比较低，很多体育项目只是在户外的小区域内就可以进行。而且社区居民参与其中并不需要什么费用支出，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随时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这些方面的优势，极有利于它的广泛推广。
三、民族传统体育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实践
（一）科学规划与管理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已经一定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不同民族不同风俗，选择该地区社区居民所喜欢的，便于推广而且健身保健效果较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社区文化的建设中加入这些体育文化的内容，丰富设计娱乐项目。此外，根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情况，适时适当的对已有体育项目内容更新，更上时代的步伐。社区要成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管理推广部门，负责社区内活动场所以及活动时间的安排，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
（二）加大宣传力度，组织竞赛类活动来推广民族传统体育
社区要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强身健体的体育锻炼中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一批健身模范，让大家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模范身体素质上的变化。充分利用社区内各种宣传设施，大力宣传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具体内容，让居民从思想上认同民族传统体育。此外，社区还可以定期举行一些竞赛类活动，通过比赛来调动居民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积极性。
（三）培养社区民族传统体育骨干
早前国家体育总局就提出了社区体育指导员这一概念，它是我国社区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人物。所以，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一定要注重民族传统体育知识，首先要让他们具备较高的专业技能，这样才有利于向社区居民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且我国高等院校在培养体育人才时，也要注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教学，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师。此外，社区要充分利用具有一定民族传统体育知识的居民，培养他们逐步转变为兼职的民族传统体育推广带头人。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学 学科研究 问题
一、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的总体情况
1.研究文献逐年递增
通过CNKI在体育学科内以“传统体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这个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可以同时涵盖“民族传统体育”、“民间传统体育”、“传统体育文化”、“传统体育产业”等关键词的文献），共检索到文献3128，基金资助项目占所有出版文献的8.4%。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72篇，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27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基金资助12篇，省级及其它项目资金资助53篇；论文自1997年逐年递增（表1）；出版专著24部。以“武术”为关键词共检索到文献8675篇，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6篇、863计划1项、973计划1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软科学研究项目8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8篇、共255项。近5年来平均每年发表1000篇。
表1 近10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数量统计
2.研究方向上武术研究为主流，各领域都取得一定进展
从理论体系的成熟程度以及理论发展的状况而言，武术有一套较为成型的理论与体系。武术研究的研究领域涉及体育教育、训练、竞赛、体育产业、文化等等方面，产生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拥有一大批稳定的专家群体，在全国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教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其相关的学术活动也日益频繁，有关武术方面的专著和出版物层出不穷。目前，武术这一研究方向有脱离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并自成一门学科的趋势。
3.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理论研究
理论的研究大多从学科本位出发进行研究，找寻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的本体，并试图对其进行本质性的把握，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学科体系。研究集中在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概念，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价值、功能、研究方法的等方面，现在看起来收效并不大。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对象涉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现象和规律，其基本内容可包括：民族传统文化与民与民族学、社会学、文化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研究。
4.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的研究
高校不仅具有人才培养的重任，也有文化传承的责任。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后，目前共近40所高等院校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培养目标、对课程体系、课程设置、课程结构等多个方面。学者们认为：“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武术专业，其他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选修课且课时量很少，这种设置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来讲没有实际的效果，自然也就谈不上形成自成体系的学科理论了”。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既要考虑社会需要，学科发展需要，又要考虑学生的基础与个性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其他地域特色问题及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问题。
5.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研究
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研究是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亮点。学者们对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的现状调查，如何更好的与学校体育接轨，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商业开发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中，多以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的为理论依据，采用实验法、问卷法、访谈法、质的研究方法等进行研究。
6.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以其鲜活的生命特征承载着民族情感、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但由于大部分传统体育文化本身的脆弱性以及现代西方体育文明的强烈冲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面临巨大挑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梳理与探讨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化、全球化、和谐社会建设、传统文化思想、奥运文化的关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功能、传播、发展趋势、发展策略；区域、民族特有体育文化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民族节庆文化等。
7.民族传统体育的其它研究
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不仅涉及到社会学研究的诸多方面，在体育产业领域及医疗卫生、全民健身领域、竞技体育领域也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包括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现状、政策与法制、路径与方法；民族传统体育特色旅游；民族传统体育与医疗保健；民族传统体育与休闲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国内外比较等。
二、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常规性选题较多，新颖性不够
从1999到2010年年学校体育方面发表的文献来看，研究选题呈现出常规性选题较多，多学科交叉性选题和新理论性选题较少。更多的选题依然分布在武术及传统体育文化领域，而一些重大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战略，民族传统体育国际视野，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一些高层次和有深度的课题则较少。
2.研究方法较单一，综合运用方法不足
综观学校体育学科文献，采用最多的研究方法依次是：文献资料法、社会调查法、逻辑分析法、数理统计方法、实验法、质的研究方法等。总体呈现出研究方法运用比较单一，综合运用方法，特别是新的一些学科的方法运用更少，方法论上缺乏突破，也反映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文献的质量。
3.基础理论研究较多，应用、开发性研究较少
多数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思想、理念的探讨与梳理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收集整理为主，而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与传承的路径及方法措施、法制研究、与学校体育相结合的研究等研究却较少。
4.作者单兵作战较多，合作研究较少
从研究作者群体来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作者单兵作战较多，广泛开展合作研究较少。不少作者可能为了晋升职称，随机选题，独自研读，进行文章的撰写，而能够打破学科壁磊、打破区域限制，广泛进行合作研究则较少。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课题较少，科研力量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支有组织的科研队伍。
三、结论
从总体上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从学科理论、武术项目研究、专业研究、文化学、社会学、体育产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缺乏对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偏少，应用基础和开发性研究相对薄弱。
参考文献：
[1]邱丕相，马剑.武术学科的科学化历程与面临的挑战[J].体育科学，2004，(4).
一、21世纪以来的研究
云南民族传统歌舞乐是中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此领域的研究，在近年陆续有研究成果问世。其中一部分是以舞蹈为论域，从历史、文化、创作、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对云南民族舞蹈进行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云南民族舞蹈史》（石裕祖2006）、《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石裕祖主编2010）、《舞蹈文化论》（曾金华2010）、《云南民族舞蹈研究》（陈申2010）等。另一部分是以音乐为主题，其中虽涉及歌舞乐，但仍以音乐的分析、民族歌舞创作和舞台实践、民族乐器的描述等为研究的主要目标，如较有代表性的《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张兴荣2006）、《云南民族音乐散论》（钱康宁2006）、《云南民族乐器图录》（吴学源2009）等。还有一类是从人类学、文化学的学术视野，对云南民族歌舞乐进行的研究，如《云南民族音乐论》（周凯模2000）、《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申波2011）、《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杨民康2012）、《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黄凌飞2013）等。论文方面，较多发表在各类刊物中，以音乐、舞蹈分类的学科意识对云南民族舞蹈、歌舞形态、表演创作等方面的一般性研究最为普遍，在一部分文章中文化视野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等概念开始凸显。以上研究中，从云南民族舞蹈史学的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云南民族舞蹈史》，该著在历史线条的贯穿下，采用了一种近似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试图勾勒一幅云南民族舞蹈发展历史的轨迹和风貌。《民族舞蹈文化传承发展论纲》以论文集的方式，收录26篇文章，内容涉及云南彝、纳西、白、傈僳、佤、景颇、傣、藏等民族的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试图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前瞻性的开发思路，实现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可持续发展。”[2]（P12）《舞蹈文化论》是一部文论集，收录作者各种文章，按性质、体裁、形式分类的方法，大体分为：文学台本与演出串词、学术论文与舞蹈评述、调查报告及诗词随笔三个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对云南民族舞蹈的特征、表演、创作等做了论述。《云南民族舞蹈研究》主要运用艺术符号学原理，采用部分史料对云南民族舞蹈的形态、情感、仪礼以及审美方面进行了综合研究。《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云南民族音乐散论》、《云南民族乐器图录》是从歌、舞、乐的不同角度，对云南各民族的音乐形态、乐器及创作演出做了描述和分析。《云南民族音乐论》是作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对云南各民族所创造出的内容丰富、色彩各异的音乐文化类型以及这些音乐文化类型在相关民族中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做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其中对云南民族歌舞乐的“乐”文化特征做了不同以往的阐释。《文化记忆与歌舞乐韵》虽是以正在消失的文明———云南古戏台为焦点，但对云南民族乐舞民俗的文化生态以及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做了文化学意义的研究。《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用民族志方式对云南特有族群的音乐进行研究和撰写的著述，作者用“一维两阈”的架构，对布朗族人生仪礼与社会、宗教礼仪、人生仪礼及个体性音乐活动、群体歌舞等内容做了音乐人类学意义的研究。《拉祜族葫芦笙舞的实地考察》是作者通过对滇西南古老的山地民族———拉祜族葫芦笙舞的田野考察，试图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这一与西方音乐体系的“听觉艺术”截然不同的一种带有明显东方身—声—意三位合一艺术特点的“体化实践”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在课题项目领域，2007年艺术学项目“彝族哈尼族（坻施洛孟）大型原生态歌舞乐套曲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模式研究”项目，是对红河地区部分彝族哈尼族的歌舞乐套曲进行的专题研究；2010青年项目“云南省石屏彝族花腰歌舞音乐及其文化形态研究”，以“音乐”为立足点，对其音乐形态、文化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探析，此两项均属于区域性的音乐歌舞研究。2008年艺术学项目“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文化传承规律及发展趋势研究”，研究成果为探索现代社会变迁中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论文集。2012年艺术学西部项目“云南15个特有民族舞蹈生态研究”，以“舞蹈”为核心，以生态为论域，拟进行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此两项均为民族舞蹈学的专项研究。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到自进入21世纪，云南民族歌舞乐领域的研究尽管还是在音乐、舞蹈各自的学科立场进行，但在人文社会多学科研究的影响下，云南民族艺术的研究已逐渐成长。如音乐学、舞蹈学等，不但完成了大量基础资料的积累和音乐形态结构、舞蹈形态的研究工作，同时开始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本土的传统艺术，研究文本也越来越呈现出对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以多维视角进行研究的特征。对于云南诸多的无文字民族来讲，文化的记忆及表达多是以肢体和声音为主的，这是本土文化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然以极其鲜活，充满生命力的态势存在着。传统乐舞是本族人对生活与文化意识的表达，在造就了民族的性格与文化的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其生存的环境和对信仰的恪守。这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艺术事象，需要我们用文化整体角度和东方文化的维度，将其置于特定场域和时空的文化之网上进行研究，这为中国民族本土艺术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知范式和新的可能性。
二、云南民族传统乐舞研究学术视野的转换
伴随当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全球范围开始重新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近十余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不断来到云南进行民族文化的交流、考察等活动，为民族文化生态及人文资源的抢救、传承、保护和开发提供帮助，意在使数千年来存活于云南具有独特生命内质与活力的民族传统艺术能够应对强势文化的侵扰。近年，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渗透，对民族传统歌舞艺术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如即将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13年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第42届年会，专门设定了“少数民族音乐与舞蹈的呈现和再现”、“音乐和舞蹈传统的传播方式之间的互动、综合或是冲突”、“仪式、宗教及其表演艺术（音乐、舞蹈与戏剧）”等议题，该主题强调“再现民族音乐学与民族舞蹈学中文化实践的历史维度，以及研究者参与民族志历史书写的不同方式，意在探讨历史在传递和影响文化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并开启一条研究者为现实目的而运用历史资源的路径。”①。这一研究取向表现出当民族传统艺术成为民族志书写主题时，音乐舞蹈可以以不同方式给我们的研究传递信息，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此会议同时期望在音乐舞蹈学院和表演艺术学校中所形成的现代标准化实践也纳入批判性和比较性讨论的范围，请与会者提供重构民族传统歌舞艺术个案研究的论文。在对云南民族歌舞乐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可以发现，云南民族传统乐舞作为内心体验外化的一种方式，拥有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信仰系统。时至今日，各族群的信仰观念、时空观念、内部社会秩序等文化记忆依然在以身—声—意为主体行动的乐舞中保留得最鲜明、最完整。传统乐舞在“体化实践”传承过程中，在约定俗成的人文环境中，在观念的不断演进中，依然是一种具有完整的庞大系统和鲜明的艺术个性的文化体系，在身体、声音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意义系统。而云南民族歌舞乐的身体意向性，以及群体舞蹈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意向性的沟通和互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化图景，这种东方身体运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需要我们在人类所处的后现代境遇中重新认识和挖掘，将民族传统歌舞乐作为构建文化的一种环境或场域，寻找新的研究命题，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作为一种生活实践，传统乐舞充满着远古生态的智慧，至今在各族心中仍具有情感联通的功能与意义，仍然存在于这方水土之中。在具有民族性、地缘性和血缘性这个文化生态系统里，各族群历史、语言、、文化心理和传统艺术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活跃，渗透在乐舞中的文化基因至今仍然作为一种历史精魂贯通于日常生活中，并不断按照自身的传统习惯和族群信仰来维护和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其主要功能是“使人们在自己的文化体验框架内，进入到共享的体验中”[3（]P40）。如何从云南民族传统乐舞厚重的文明底蕴中，吸取文化的精神、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做出当代意义的文化阐释，并以新的意义建立起当代的实践，给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建设发展的中国艺术教育体系提供一种中国精神和中国经验，这是云南民族传统乐舞未来研究中重要的学术使命。当今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使人们的研究视角在观念、思维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艺术行为”和由此蕴含于其中的“意义系统”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论域。当代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1908-1961)将体验视为一个境域，他认为身体和世界应该是弥漫式的相互涵融，这是梅洛-庞蒂通过对身体和世界的阐释所要呈现的一个核心思想。关于“身体现象”如何显现意义系统以及身体如何在意识中得到构成、不同文化中的身体体验、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实践、身体的空间性等理论，在国内音乐、舞蹈学界的研究中一直是被忽略的。而“身体转向”是当今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焦点论域，其特点之一在于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所进行的研究。的确，“身体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它也是一个行动系统，一种实践模式，并且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贯的自我认同感的基本途径。”[4]（P61-62）等理论视角，将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研究提供新的可能性。
三、结语
时至今日，有关少数民族音乐、舞蹈研究的范式与民族学学科在国内发展的势态紧密联系，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建立民族艺术本体研究中的分析观念及文化立场，将学术界所共识的艺术形态的辨识方式，放置到本族社会文化的背景中去研究，透过艺术行为“深描”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这是中国民族艺术研究新的开始，无论民族音乐学界或民族舞蹈学界都期待着具有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的学术研究成果。如何体验文化持有者的艺术经验，如何描绘出异文化的文化图景和意义系统，需要当代学术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并运用民族志方法对其进行描述与解释，不断创生出新的学术论域和学术话语，在现代文明的社会实践中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在当今世界及国家的文化政策发展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及传承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一部分。关于“原住民文化是任何一种区域文化的基础和开端”的观念已经成为共识，人们意识到地方性的制度与民间伦理共同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保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当云南民族传统乐舞这一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与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本土文化的现代性如何实现，如何实践，需要政府、学界同仁们的积极思考。
作者：黄凌飞 柴雨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