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06 14:35:00
杨德志 江苏省灌南高级中学 中学高级
以不同的历史范式为中心线索，把孤立、分散的考点知识构建成为纵横相连的内在逻辑紧密的网络知识体系，是加深对考点知识进一步理解的重要环节，是备考复习的深化，是培养学生学科能力和素养的重要途径，而历史概念就是建构知识体系最重要的范式，是历史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它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质的、全体的和内部的联系抽象概括，有时空性、概括性、形象性、理论性和时代性等特征。下面不妨就以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历史主体认识的层次性（史实的确认、史事的理解、历史规律的概括及历史意义的评价）和历史概念的本质属性为视角进行构建知识体系例举：
一、借“点时段”历史概念构建知识体系
点时段历史概念是指对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本质的形象的高度抽象概括，既能揭示历史事实的质的规定性，又能反映历史事实发生的过程与范围。如果我们从微观出发，借助运用、分析和综合概括和抽象等逻辑方法，理解分析这类历史概念内涵与外延，构建出合符历史发展逻辑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对历史事实发生的原因、过程、性质、结果、影响、评价等方面的全面把握与理解，真正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达到进一步深化对史实的确认。在高考历史考点知识中像点时段历史概念很多，如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十月革命、巴黎公社、马歇尔计划、三面红旗、乒乓球外交等，可以说举不胜举，不妨就以对“光荣革命”历史概念的理解与知识体系的构建为例：
通过以这样思维导图的形式，构建直观的简约的英国光荣革命历史知识体系，是对光荣革命历史概念解释与理解的“透”和“全”的准确反映，客观上实现了对光荣革命历史事件的过程全貌的再认和再现，正确评价了光荣革命在英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培养了学生的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缺点和错误，让我们互相原谅彼此的愚蠢，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
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克制自己的浮躁，心平气和才能走得更远。
二、借“短时段”历史概念构建知识体系
短时段历史概念是指对发生在某几年范围里的具体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本质的、全体的和内部的高度抽象概括，特质着重突出史事在人类历史纵横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高考历史考点中这样的历史概念不少，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国民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土地革命、长征、三大改造、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等。如果能够对这样的历史概念进行多角度的准确的历史诠释与理解，构建出历史发展进程清晰的知识体系，用宏观的眼光，把史事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就会加深对史事本质的理解，掌握正确看待历史事实的辩证思维方法，提升学生分析和评价历史事实的能力和素养。以辛亥革命历史概念为例：
通过知识结构图的形式形成辛亥革命知识体系，能够从微观与宏观的二个角度，再现这场革命历史的原貌，体验革命的艰辛，感悟革命的价值，从纵的历史角度讲，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巨变，是中国近代化一座重要里程碑，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横向角度看，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工业文明扩展影响的产物，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部分。
三、借“中时段”历史概念构建知识体系
中时段历史概念是指对发生在某十几年里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从宏观的、特殊的质和量规定性角度出发，运用分析、比较、综合、归等纳辩证思维方法，进行阶段历史理论抽象概括，突出整个历史事实在历史纵向发展前后迥异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征。这类考点不少，往往是高考的二级考点内容。如：洋务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民主义、邓小平理论、赫鲁晓夫改革、勃列日涅夫改革、冷战 、两极格局、布雷顿森林体系、欧共体等。如果能够对这些历史概念以前后阶段发生的历史事实阶段特征作为参照物，构建出纵横相连的知识体系，再现出历史事物发展变化的脉络，从质到量的规定性上、从宏观与微观上进行全面地比较、理解与分析，归纳出本历史阶段在人类历史发展整个进程中本质不同的特殊的阶段特征，使由具体到抽象、表象到本质、感性到理性的历史认识过程直观化、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记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概念为例：
通过思维导图形式构建这样考点知识体系，能够对其认识实现从部分到整体、感性到理性的思维过程，揭示了“新”的内涵内容，它是相对于17―18世纪欧美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表现为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新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新的革命理想（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政治特征抽象理论概括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
四、借“长时段”历史概念构建知识体系
长时段历史概念是指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发生在半个世纪以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本质的、全体的和内部联系的高度综合概括，特别能够从纵向角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规律即历史法则，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具有表象相似性或本质共同性的历史现象及其内部和外部的本质联系，具有重复性、预见性、层次性、不确定性或开放性等特点。这样考点有：郡县制、三省六部制、军机处、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代议制、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如果让学生能够对这些高考考点历史事实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再认和再现、解释与理解、 分析与综合、 比较和归纳，构建出纵向的历史发展趋势清晰的知识体系，透过这些历史表象探讨其深层因果联系，揭示历史发展中普遍性、统一性、必然性的长时段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资鉴现实、预示未来。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历史概念为例：
通过这样知识建构图形成直观的历史概念知识体系，再现了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与交往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与扩展的基本历史事实，纵横因果联系紧密，彼此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发展，使世界经济日益成为整体化、全球化，是人类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只有先在心里肯定自己，你才能在行动上充分地展现自己。
如果在心里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你就会按照最优秀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五、借“主题”历史概念构建知识体系
主题历史概念是指从某一历史主题出发，对发生在几个世纪以上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进行本质的、全体的和内部联系的宏观理论概括，特别能够从整个人类历史角度来评价其历史意义（是指当今人们对历史人物、事件等一切历史现象从价值角度所做的认识）。这类考点知识在高考试题中出现频率非常高，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小农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 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人文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如果以这些历史主题概念内涵为线索，构建知识体系，围绕主题，收集有关历史事实，借助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具体到抽象的历史辩证逻辑的方法，运用正确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来评价这些具体历史事实，揭示其对现实时代产生的影响，只有借助过去才能充分理解现实，只有借助现实才能理解过去，“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让历史为现实时展服务。以现代化历史概念为例：
模式西方模式（英国）斯大林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
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
工业化道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农、轻、重协调发展
农业制度资本主义大农场集体化农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经济学；经济学范式；马克思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7－0016－05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说，资源稀缺性和人的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使人们不得不作出权衡取舍，以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欲望。当代经济学学派纷繁多样、错综复杂，但是，真正形成体系的是马克思经济学和由西方新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组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流派，它们互相对峙，相互竞争。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究竟是具有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相互融合、互相补充的可能，还是完全对立、无法耦合的两大逻辑体系，迄今为止，并未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究竟谁是科学的理论，我们暂不轻易地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对经济学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无论哪种经济学，它都只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正确地解释了世界，并赋予经济实践活动以相对真理性的理论指导。
一、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认为科学的全部是方法、研究课题和范式fParadigm)。范式一词首先由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第一版)一书中用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库恩后来在斛学革命的结构》第二版中对范式作了相对通约的定义，指出范式是观察世界和实践科学的方法，是特定学科的一般研究人员所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手段等的综合体。范式一词包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
库恩的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中。Peter Urbaeh指出： “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经济学家从这个一般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的范式，形成了主流经济学范式。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们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假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则擅长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以及经济系统的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进行分析，遵循“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价格论”的基本逻辑结构，以科学抽象法、辩证法、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法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然而，范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范式作为一门学科知识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学科范围内易被一批理论家和实践者所共同接受，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进而促进经济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另一方面，范式会使得各经济理论体系下的研究者产生“惰性”。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总体的逻辑系统，需要接受经济问题和经济实践的检验。在既定范式的支配下，只要现有范式的逻辑体系和方法论能够在一定经济分析工具的帮助下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这种范式就会得到认可和维护。即使经济分析的逻辑结论和现实经验并不相符，经济学家也不会怀疑范式本身是否出现了危机，通常是通过修正自身对范式的认识和理解，将反常的经济现象勉强纳入到既定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中，进而去维护旧范式，从而阻碍科学的进步。因此，在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构建中国经济学之时，要特别小心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使其走向科学，并将其纳入到时代的背景之下。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的范式不是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而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动态的发展逻辑。
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异同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在逻辑前提、研究方法、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等基本要素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一)马克思经济学范式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的特殊经济规律。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各概念、范畴之间较强的逻辑关系，对资本主义在19世纪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作出了最科学的概括。可见，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是从总体上去把握社会经济关系，整个体系的概念、范畴、环节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并从抽象到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的方法论，这样不仅可以正确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此来指导现实。
方法论往往是经济理论体系稳定范式形成的先导和标志。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并奠定其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反对庸俗方法论的过程中，把以往的经验归纳法与抽象演绎法的结合推向了高峰，以辨证逻辑和规范分析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此外，也采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数学的方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它在方法论上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的神话，指出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
由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追随者”和“维护者”曲解了经典作家的原意，过分注重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忽略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交换关系的研究，导致其理论分析的范式脱离了现实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实践。马克思经济学当然不是单纯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后人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过分强调事物的本质，导致了后人和理论应用者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应用的僵化。作为一个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其分析范式应强调经济学的“致用性”，而不是将自身导向经济哲学的虚幻高度。西方主流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是其并不注重将历史和制度因素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变量，而马克思经济学者也绝不应该将一个半世纪前形成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当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范式，如果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的经验事实硬要勉强地将纳入到其分析范式所蕴含的逻辑空间内进行分析，那么，只会使其丧失范式转换
的空间和生命力。因此，维护和巩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是辩证地继承和发展，而非一味盲目地维护。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
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由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从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开始)和对马歇尔过程分析进行了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组成，当代主要以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围绕假定前提、硬核、防护带、方法论原则等固定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强调事物的开放性、无序性、不确定性、非线性等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自马歇尔以来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硬核主要有三个部分：理性选择、稳定性偏好和均衡状态。防护带也分为三个部分：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充分竞争；经济主体面临的世界是无摩擦的世界；经济主体拥有的信息是完全信息。
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经济运行机制等一类较低理论层次的分析，注重运用富有特点的新颖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其研究目标是实用化和总量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经形成，再没有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而是致力于在新古典主义以来所形成的主流范式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数理化手段对主流范式进行维护和巩固。Robert Kuttnet(1987)指出：“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地把握，也有助于顺利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演绎方法是独创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未随时代变化而进行整体的理论范式变迁，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范式的“硬核”、“防护带”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对物与物关系的分析代替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非历史地说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怎样最有利地生产与使用资源和物品，把生产关系排除在研究方法之外，并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抽象为单纯制造产品的劳动过程，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既定的前提基点来研究经济现象，企图以所谓纯科学的方式(实际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经济现象，而避开诸如价值判断、思维规范等主观因素，使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看不到社会关系的实质，使其成为了一门“现象经济学”。
三、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
经济学范式发生了危机，一方面说明过去的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大批理论家和实践者对世界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又向真理接近了一步。当范式发生危机时，也正是理论创新的好时机。经济学范式的具体内容除了隐含在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外，通常还包括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假定前提、逻辑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等。具体来说，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也就是这些要素的耦合。
(一)背景
1.理论背景
理论的积累推动着经济学范式不断向前演进。经济理论最初源于人类实践，人类运用演绎思维能力，通过归纳形成了经验性理论。在假设演绎模型的基础上，通过间接验证原理来进行理论检验，避免归纳逻辑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产生了逻辑性理论。当在实践中进行解释和预言时，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原有理论的假设前提和概念基础上加入新的假设和概念，以符合检验现实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解释性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亚当・密斯、李嘉图等范式的理论基础。供求论、费用论、要素论(三要素论、四要素论)、效用论等，则是古典和新古典学派范式的基础，甚至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经济表明了知识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知识创造价值，因而把“知识劳动价值论”作为新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顺理成章之事。知识劳动价值论要作为两大理论范式融合的理论基础，需要其合理而有效地吸收劳动价值论、费用论、供求论和效用论的科学成分。此外，多学科交叉与多视角审视为经济学范式提供了演进空间，经济学数学化就是在经济学和数学两门学科本身获得极大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积累取得了质的飞跃的基础上发生的。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渗入，更为经济学范式演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惟有如此，经济学范式才可能在经济学理论积累的推动中不断向前演进。
2.实践背景
实践的发展是经济学范式演进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也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紧密联系。经济学理论不可能超越历史凭空设计出问题和对象，现实经济发展的历史性与必然性蕴含着经济学范式演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客观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使经济学拥有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逻辑，具体表现为经济学范式及范式的转换。从国际范围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相互并存。社会主义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新经济的挑战，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已经成为时代特征，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趋势；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其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时代背景的变迁和实践对理论的要求，必将加快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二)内容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其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较大差异，要完全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拒绝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是错误的，但试图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原理并应用于中国的实际，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1.假定前提的耦合
“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核心。“人”是多种社会属性的复合，经济属性是其一，所以，经济学认定“经济人”是其范式的核心。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在这一假设下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正确性的基本分析范式。此后，这一分析前提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要么回避对人的性质的分析，要么把人假设为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这种分析假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融合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既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经济
学分析中的“利他主义者”或“道德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具体到经济活动中，就是人的经济行为从本质上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分工和交易基础上的竞争成为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此时，如果市场经济中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是利他而非利己，那么经济个体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该经济个体选择了“经济人”行为，这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人所处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假定就是不合理。例如，在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条件下，由于并未出现分工和交易，合作而非竞争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此时，如果把人定性为“经济人”并不合逻辑。私有制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社会经济制度，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人”也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可能概括人的全部本质。
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是具有自利性质的人，对于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深化在人具有自利性前提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否则，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将缺乏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更谈不上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与发展。
2.核心概念和逻辑体系的耦合与创新
概念体系的创新过程是对传统的概念体系的扬弃过程，它可赋予传统概念以新的含义，也可直接创造出新的概念，使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如剩余价值概念促成了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形成、交易费用概念促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的形成等。在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中，存在着有一系列对立的核心概念。这些核心概念之间的分歧是成为两大范式耦合与创新的障碍。
(1)价值与价格。价值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着独特的含义，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其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一般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价值”一词代表“使用价值”或“效用”，而“价格”成为实现一般均衡的惟一力量。是以价值为基础，还是以价格为基础，这已经成为区分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标志。价值和价格作为理论基础能否统一，是否有共同存在的平台，这将成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耦合和发展的基石。樊纲曾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交换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阻碍这两大范式耦合的概念进行了尝试性的统一。
(2)阶级与个体主义。阶级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却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极力排斥，他们极力推崇个人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其实，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的“阶级”是一个社会存在，有其历史规定性。对个人行为的理解，应该放入“阶级”的背景中予以考虑。个人行为的性质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深刻性与群体有关，二者是辨证的关系，并非根本对立。西方经济学家D・诺斯在借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国家理论，并在经济史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国部分马克思经济学者借鉴个体主义分析了经济现象，结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因此，排除对阶级和个体主义的偏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提供新的核心概念。
在对两大范式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和耦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还需要相对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就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而言，规范而统一的逻辑体系包括从界定经济环境到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以及进行评估比较，从提供研究平台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以及提供分析工具等。㈣两大范式耦合和发展后的新经济学范式的分析框架应具有较高的规范性和较强的逻辑一致性。惟有如此，一个逻辑体系科学严密、研究方法先进的现代经济学范式才能得到支持与发展。
3.研究方法的耦合
研究方法的耦合与创新是经济学范式转变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最具对立性的是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强调实证研究，通过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建议，即“致用性”是第一位的，实证分析成为其主要分析方法，其范式通常具有在不作出价值判断时分析经济行为与运行过程的一般规律的特点。与之相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比较强调规范分析法，以共产主义信仰为坚定不移的价值判断标准和逻辑前提，形成了考察经济行为后果的规范分析范式。
作为对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理论反映，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绝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一个方面，而应该是两个方面的统一。这就决定了经过耦合后的现代经济学需要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两个层次上的各种经济关系。对经济制度的研究，涉及到制度变迁和生产关系的演变，所以，对经济制度本质关系的分析，应以规范分析为主，这样才能体现经济学的革命性和发展性。对经济运行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经济关系的分析，则只有通过实证分析，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经济矛盾的办法，才能对现实经济活动作出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和政策指导，才能体现出经济学的“致用性”。在两大理论范式没有真正实现耦合之前，一方面需要提高实证分析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需要提高规范分析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地位，使两者在研究方法上慢慢实现趋同和耦合，进而为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作好准备。
一、中国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civil society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丰富的涵义，甚至可以说是不同的意蕴。然而，从90年代开始，大陆学界对这一概念倾注了大量的热诚。对中国大陆的学者而言，借助于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于解决现实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来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理想框架。
1.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重新复苏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识来源。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之所以复兴，其原因在于：A.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面临着强大的民主化浪潮，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人们重拾了对市民社会的关注。
B.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日益暴露出来的高度集权的弊端使人们开始对斯大林式的全权国家进行反思。从70年代起在东欧的一些国家自下而上的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运动，一些学者借助于市民社会的概念对表达他们的反国家主义的思想，最终酿成了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有学者把巨变看成是市民社会复苏的直接结果。
C.从整个西方社会来看，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福利国家的危机，也促使一部分学者呼吁限制国家的权力和活动范围，向市民社会回归。国家中心论开始衰落，人们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组织比国家更能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80年代起，随着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国家权力重新向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理论展开研究。
2.中国国内状况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公民社会的复兴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经济的确立让学者们敏锐的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会促使在中国出现一个类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会的阶层，并推动政治社会体制变革，从而使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这样一个极具灵活性和挑战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看来，因为能够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带有了浓郁的本土色彩。
从中国大陆的研究情况来看，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理论介绍引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92年开始到上个世纪末。90年代开始，中国正值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正从无所不包的、社会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国家体制中转型，从个人的淡化到个人主体自觉意识的复苏，从分割的城乡二元体制到变迁的城乡结构。尤其是1992年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现实层面的发展需要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在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中国知识界在对西方理论进行甄别时，选中了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源于西方，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复苏的概念。
在这一阶段，知识界对公民社会的讨论主要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舶来”性紧密相连。这一时期的成果，除了探讨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以外，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评介上及对概念移植中国展开论证。（以〈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邓正来、景跃进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这是当代中国研究公民社会之滥觞（见邓文）。随后，这份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影响的文章，围绕如何建构中国公民社会，及中国公民社会有无可能而展开。（出版的国家与社会论文集）
到了上个世纪末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治理与善治的兴起，15大之后的政府机构的需要对中国政府的治理变革、创新制度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符合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见《治理的变迁》，俞可平）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对作为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社会之间疆域的确立、社会空间的建构及第三部门的发展展开切实的论证。二、
公民社会研究的内容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两个，一是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或是说中国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可以说90年代以来整个的中国公民社会研究都是围绕这两个论域而来的。
1.市民社会的概念及其建构
要解决论题一：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首先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如同众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国一样，首先就面临如何将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里。“civil society”一词在国内有着几种不同的翻译法，每种翻译都体现了译者对这个词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三种常见的译名。其实，在92年以前，市民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中国知识界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可谓不陌生，它来源于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拜读过“bourgeois”（关于它的词源学背景，可以参看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极其在现代的汇合》），然而，对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对同一个德文单词有的书有的地方翻译成市民社会，有的则译为资产阶级社会。随着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论述时学者开始比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会的译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资产阶级社会等同起来。不过，也仍然有学者遵照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的理解来谈论这一含义丰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地位》）。也有的仅从城市居民的狭义范围来理解市民社会，容易在语言转换时产生混乱。所以随着对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会的兴起，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采用这种译法。从中国大陆的研究状况来看，在第二阶段采用这一译名的比较普遍。而且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看，中国是一个拥有8、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如果采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无形中就将广大农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学意义上，侧重的是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所以在当下，这是一种较好且较为普遍的译名。至于民间社会则是台湾学者的译法，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为历史学家所喜欢，在分析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时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过于边缘化，带有台湾社会发展的显著痕迹，突出强调了官民对立和台湾社会的那种自下而上的运动特征，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备普遍性。（邓正来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对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其实就代表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实，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人们很难给市民社会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从西方的传统来看，公民社会的概念就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古希腊最初指城邦社会，代表的是高贵、优雅、道德的文明社会是civilis(这一概念的变化见布百科全书)到近代的两条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条洛克式的社会先于国家或外在于国家到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查尔斯.泰勒更指出还有孟德斯鸠式的以法治为核心的进路）（这一点，邓文、方文曾在国内着重介绍过，在国家与社会的书里也提到过）。到了当代，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场经济为划分点转到以文化领域的变化。而要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话语体系，就必须要对这个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对此，中国大陆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陆学者对公民社会的理解正如译法的多层次一样，在研究进程中也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谓二分法主要就是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强调市民社会是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构成，并强调市场经济作为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这种市民社会概念是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阶段主要则是三分法。
但前面说过，国内对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所以国内研究文献为数众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研究上以及与此相关的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兰西等人的市民社会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从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观点，并想发掘出马克思市民社会观的历史意义。
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有学者撰文指出，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商品经济的对应物 ,看作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显示出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探析--兼论“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王岩江海学刊 2000年04期）
而在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研究中，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作为规范和标准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体性哲学模式之上,是一个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表现为从“家庭”经过“市民社会”到“国家”的概念各个环节的辩证发展, 体现着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一概念对于黑格尔的伦理概念及其辩证运动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正是在伦理概念的运动过程中,“市民社会”表现出了深刻的辩证性质,黑格尔结合古代与现代熔于一炉的伦理实体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说是必然的。（郁建兴，《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人文杂志 》 2000年03期）。在对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并探讨了他与马克思的观点的异同之处。（《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与马克思 》，郁建兴 ，《 哲学研究》 1997年04期）。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个人的市民社会观念，更多的属于评介性质的。在这一层次上，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经典原著的解读，希望重现原著对这一论题解释的本来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讨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他们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会的译法，这样，在对这一概念介定时，往往把市民社会等同与城市居民，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一个问题，容易产生歧义。（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为经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两篇文章则详尽的从词源学的意义上阐述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指出现代市民社会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社会两种观念的总合，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国家公民”的社会，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而成。
最有代表意义的则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的文章，而汇其精华的是邓正来的《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概况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总结。邓文围绕当时市民社会的研究状况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针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生学背景，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其实是在原来的知识界讨论背景之外的一个全新领域并指出市民社会的研究对学界来说有两大可以运用的资源，一是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实体社会的资源；一是作为认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解释式的资源。作为一种解释模式，市民社会在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邓文论述的重点，以此为出发点，邓文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中国化概念后，对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指出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或发展的具体道路有两段论模式和三阶段三种动力滚动驱动式，中国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应该是良性互动说。（指出“市民社会概念能否确当地适用于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具体运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的具体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几个特色：（1）
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的，（2）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治的契约性关系；（3）市民社会遵循法治原则（4）市民社会奉行自治原则（5）市民社会通过公共传媒表达其意见和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6）市民社会内部的民主发展进程（见邓正来《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总言之，邓文主要是从二分法来谈论市民社会的，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市民社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人们几乎就是想用这样一个纯粹西方的术语来找到现代化的道路，所以，这段时期的文章尽管纷繁多杂但1.脱离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围绕现代化的进程而展开。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观点。
在当时，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与几个因素有关。在90年代初的大气候下，正值市场经济方兴，面临的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其时，被压抑许久的社会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习惯的还是它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其实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社会”这一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都是国家的、单位的附属物，没有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领域，所以知识界对市民社会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认识的时候，无疑，适应当时大气候的形式采用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当时的中国社会，谈论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还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了通用的译法，也被知识界所认可。
到了第二阶段，随着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西方理论的进一步了解，学界逐步对三分法产生了兴趣。当代西方的学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国家-经济-市民社会来代替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我们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的领域（尤其是志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公共交往形式所构成的”。（）这一观点无疑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反映了西方社会市民社会理论重心的转移。因为经济系统的过分扩张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会阻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而中国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各种社会团体的兴起，私人自主的社会生活空间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也促使了对这一问题重新审视。
这一时期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了大量的介绍当代西方理论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骏的第三个向度——与政治、经济关系微妙的市民社会；陈晏清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当代演变及其意义》则分析了近、当代市民社会观念难得不同，指出市民社会观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换关系而结合起来的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领域转为当代自主的社会文化领域论。而王新生的博士论文则以市民社会为题，在厘清近当代市民社会的差别之后，力图表达出市民社会是一个由家庭、“需要的体系”、公共领域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社会生活空间，而且这三个方面是一种历史递进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侧重点不同。并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三种不同意蕴：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价值性的。这是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门的兴起之后，有了要素说来说明公民社会的概念。在国内有这样一个趋势，采用公民社会译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为代表，吸收当代公民社会的研究成果。他们采用西方学者Gordon.white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它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个：1.私人领域2.志愿性团体3.公共领域4.社会运动。一般而言，主张公民社会译法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重点倾向与公民社会与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关。
2.如何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厘清了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学者就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论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来，主要围绕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认识而展开。关于这个问题，其实质就是如何建构当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
如何正确理解处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各自相对独立而又共存一体的功能界限。而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则有五种模式：公民社会制约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互补。并指出，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这五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首先。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的学者就否认中国有过市民社会，有的也只是宗族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内似西方历史上完善的市民社会阶层。（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学者认为西方的发展模式很难适宜于中国社会的情况，因为西方社会是在权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但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较早。而对许多后进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和政治结构是同质的，因此内部的理性没有完成，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道路。反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市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必须依赖外部条件，尤其以政府的促进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状况出发，中国市民社会论者主张“良性互动说”，它既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又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理想形态。（邓文）理解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
市民社会是和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观念，早在黑格尔，就明确从从市场经济出发来分析市民社会的《法哲学原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更进一步的将其理解为“物质的交换关系”。现代后自由主义者约翰.格雷把市场经济看做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成分，认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上而下展开的，原来被压制的个人和社会开始凸现。国家虽然仍然是社会资源的控制者，但与改革前相比，社会也已经成为控制资源的潜在有力力量，社会占有资源多元化，社会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现明显，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个人与社会力量，一大批非营利组织和独立社团的出现促使学者对此现象的关注。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需要必须而且能够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任何一种成功的市场体制不仅需要完善的内在竞争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来配合，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造就了一个完善的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及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造就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拓宽了空间、培养了意识形态、营造自治机制（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储建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年01期）
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制约体系的自我构建，将社会成员以内在和外在两种方式整合成为经济有机共同体，并通过对企业、利益集团、社会组织、社区这些不同的组织机构的结构性整合而使之形成为一个形态完整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是市民社会。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的胜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会与法治：
市民社会是以一种普遍的契约关系和契约精神建立起来的，并以此来保障其良性运行。从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来看，它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确立密切相关。
查尔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对专制主义的市民社会时期，孟德斯鸠就强调一种“来自国家并针对国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总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国家相符合的，自由状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来源与宪法。强调了市民社会和法治的关系。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发展，法治的约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会成为真正的文明社会，也必须要以法治为保障。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效运作的体制条件是法治，而法治则是通过其两个经济作用来为市场经济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约束政府，二是约束经济人行为。
有学者认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法治运行的基础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矛盾互动发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中得以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有效的分解了国家权力，遏制了公权力的专断倾向。市民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新构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共权威和良善之法。（马长山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与界限）。
三、是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
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或者称为NGO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西方兴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论层面展开研究，而随着公民社会理论家开始对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公民社会进行实证的研究，第三部门也开始关注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及其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双方开始寻找理论契合点，两者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会理论的研究倾向与政治哲学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就反对极度扩张的国家权力，认为国家的干预对公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分离。以契约为基础，法治为保障，依靠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来制衡国家权力，公民社会被抽象为一种理想的模式。而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减少，公民社会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扩大社会自治领域，限制国家活动范围，对于政治民主意义重大。而第三部门的研究正是专注于对社会自治性团体的研究，对社会社团的基本结构、从业人员、对政府社会影响能力和服务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对社区的大的趋势的调查。与公民社会的侧重于理论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实证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其实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两者都是在看同样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想用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从公共事务的角度，从制度治理角度，从更多的更复杂的管理治理角度来进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趋势中，二者结合在了一起。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构架中，社会基本结构发生的最根本变化是，由政府－单位－（作为单位人的）个人的单向、单维的关系，转变为多元、互动、社会参与与自组织形式的结构。政府不再是一个全能的部门，它行使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调控等有限职能，并主要通过监督、规范、政策优惠等间接手段调控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行为。这一改革过程首先从企业行为的独立开始，改革开发以后，企业逐渐扩大了自主权，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属的“工厂”的“法人”，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最终还要归于社会自组织体系的形成。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大量的公民自组织形式为基础，个人作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社会的成员，形成广泛的自组织形式，构成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或称“非营利部门”，是大量具体社会功能的直接履行单位。所有这一组织结构以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会的研究方法：
谈及此，不得不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研究方法做一概述。总体印象是，规范性研究在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因为，前面说过，公民社会理论一直是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恪守一种社会政治理想，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别的理论家用以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来加以研究的，公民社会概念被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来运用。作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会为中心来研究问题，一方面反对以国家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对以经济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社会实体或历史实体，人们从不同学科分析其起源、发生发展过程及未来前景（何文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98 2期市民社会：民主化的希望还是偶像——80年代以来国外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然而，随着第三部门研究的兴起，实证性的研究逐渐凸现。他们找到了共同的研究兴趣，而且实证性的研究极大的拓宽了公民社会研究的范围，使的公民社会的研究泛理论的研究注重了对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民主与全球化等专门问题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论，深入调查进行个案研究。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这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如美国学者读《使民主运转起来》就是历时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从大陆的情况来看，这一方面还相对薄弱，虽然这些年关于基层民主已经成为显学，但是对这一问题显然还只停留在乡、村一级。而从中国的行政体制架构来看，乡显然不属于一级政府，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需要我们把视野拓宽。目前进行调查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静悄悄的革命——中国当代市民社会》，该书从四个层次：个人层次、基层层次、阶层层次、NGO组织（社团组织）层次探讨了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大致结论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个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个层次当中最为活跃；基层层次讲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变化、城市单位组织的变化，由于社会大量的变化，基层层次也成了非常活跃的层次；阶层层次不太明显也不活跃；而第四层次也不太活跃。我们认为市民社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刚刚发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国市民社会很明显的两个特征是自我冲动的特征和自我约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理论本身知识界仍然有几个问题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会问题讨论中往往将近代市民社会观和当代市民社会混为一谈，这就产生了概念的歧义。如仅仅将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主的经济交换领域；及单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城市居民，这就容易剥夺广大农村居民的权利，使的这一概念过于狭隘、片面，没有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另外，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将一个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国，而这个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语境的，在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西方的模式为标准，对中国的现状加以评判，或者是简单的依据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对中国社会做一简单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经验，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说明中国的市民社会早已经存在。这是后进国家在全球化的强势下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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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现代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而且必然内含法律理念的现代化。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执法和守法，要达到最理想的现代化效果，都离不开现代法律理念的导引。精神理念上的择优决策，直接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没有现代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本文通过对法律理念的定义和功能的深入，阐述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以及地位，展示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力图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寻求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理念准则。
一、法律理念的内涵与功能
从词源上考察，“理念”（：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宗教、、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尽管“理念”的含义如此广泛，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但并不妨碍将它引入法律领域。康德早就作过这种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以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不过，康德并未提出“法律理念”这一专门概念。这一缺憾实际上可以说是由黑格尔补救的。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这一专门术语，并给它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在对法律理念进行专门后“将法律概念同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随后，英国的法学家罗伊德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的理念》（ Ideao fLaw）的专著，“告诉人们如何来运用缜密的思想，分析法律的理念，达到至美至善之境。”虽然罗伊德未对“法律理念”下过定义，但他明确指出：“法律理念过去曾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法律之理念，谓‘法律应如何’。”而法律理念与法律目的的区别则在于“法律之理念，为法律的目的及其手段之指导原则。”“理念为理性之原理”，不同于感性的法律观念。至于法律理念与法律理想的区别，史尚宽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确：“理念（idea）与理想（ideal）不同。理念为原则，理想为状态。理念为根本原则，为一无内容无色透明的不变之原则，基于理念作成理想状态，具体的实现理念之状态为理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幸福”、“自由”、“博爱”、“平等”均带有感性色彩且动摇不定，均“不得为法律之理念”，只有“‘正义’为法之真理念”。史尚宽先生这最后的结论似乎又“皈依”到了新康主义施塔姆勒那里，加之他将法律理念看作“不变不易之原则”，有不少失之偏颇之处。
大陆一青年法学工作者则从本体论、知识论角度对“理念”进行“简略的清理”后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有。差不多可以说，实在法、理性法、自然法都有自己的法理念或内在精神，然亦有交叉或综合的法形态的理念精神。”面对这一界定，另一青年学者看到了其中隐含“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指出“作者基本上是在与‘法精神’、‘法观念’含义相同的基础上使用‘法理念’这一概念的。”接着，他自己为法律理念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法律理念乃是指对一种法律目标指向的实现”。尽管这一学者对“法律理想”与“法律理念”作了专门的区分，但从其定义来看，仍然没有完全避免那种将“法律理念”泛化为“法律理想”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律理念首先是对法律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具体地说，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式、法律信仰或信念、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构建的理性图型。作为其视域的对象、概念和方法，不是表层的、单向的、孤立的，而是本质的、立体的、普遍的，它摒弃人类关于法律的偏见，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及其本质的观念从感觉或经验状态提升为理性认知形态，从宏观和总体上把握法律的基本走势，图解法律与变迁的根本关系，为法律发展或进化提供理念准则和导引。简言之，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一种理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态度，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法律理念作为一种理性认知形态，来源于法律实践，必然反作用于法律实践。因为法律作为关系的调节器，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和自发的，而是通过法律理念的中介来完成的，可以说，法律理念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法律建构的前提条件。但法律制定是为了付诸实施的，法律的实施同样离不开法律理念的作用。“依法之理念以指导立法及法之运用。故法之理念，不独为立法原理，而亦为法的解释之指导原理。……立法不依法之理念，则为恶法，窒碍难行。解释法律不依此指导原理，则为死法，无以适应社会之进展。”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完美的法典，不是以完备的法律理念作为基础、前提和指导的。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从总体上看，在法律进化和发展中，法律理念不仅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一是对法律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的揭示和高度概括，一是对普遍原理、原则、方法、方案和模型指导法律实践。具体说来，法律理念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表征和指称功能，即法律理念具有对法律的表征和概念指称作用。法律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但又不可能自动生产出来。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要不可能直接具象化为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法律理念的表征和指称功能的转化。“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的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圆满的运用法律之原理。”法律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然后通过法律概念的指称，再转化、整合为法律上关于各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从而为法律创制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中介和外化功能，即理念将立法动机具象化为法律创制工作，转换为法律规范。法律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上，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当生活对法律的客观需要转化为立法动机以后，就要将这种法律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立法者通常运用法律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选择，使之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可见，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法律理念构成了社会立法需求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法律理念的外化使法律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法律模式。而英美法律理念与欧洲大陆法律理念的差异导致重判例的普通法系与重法典的民法法系并行不悖。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法律理念仅仅是社会客观的法律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连接点，并不是法律产生的最终根源。法律的最终源头始终是客观的社会基础和物质生活关系。
第三，的预测功能，法律理念可以对法律制定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法律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依靠法律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法律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实际进行正确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法律得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在论述立法时曾指出：“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这就是说，离开法律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可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偏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恶法”，造成法律实施的障碍。
第四，导引功能，法律理念对法律的运作有巨大的导引作用。法律理念不仅为法律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人类实现这些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运用法律理念对具体法律行为进行、评判以及对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认知和优选，而且需要依据法律理念把握立法精神和对法律成本收益进行效益判断，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执法者和司法者缺乏正确的法律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或司法偏差，甚至出现执法或司法专横，而守法者一旦缺乏法律理念的引导，就不可能自觉运用和遵守法律，永远只能作“法律的奴隶”。
第五，文明进化功能，法律理念是推动法律制度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扫除法律进化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充分利用民主法制机制推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而言之，法律理念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避免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中作出流于偏执的、武断的结论。进一步说，只有确立现代的法律理念，才有可能洞察比感观世界更丰富、更深刻的法律本质及其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现代法律价值，构筑现代法律精神，营造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幸福、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
二、法律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与法律理念的嬗变
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性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处在不断地从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向另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升华的多维立体式时空模型。这种运动意味着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法律传统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进入文明起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氛围、文化模式等交互作用下孕育和生成的法律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理念的总称。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呈现出连绵不断、一脉相承、难以割裂的特征。而法律的现代化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的先进性法律制度与法律理念的总汇，蕴涵着世界文明大道上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美国哈佛大学葛兰特教授在1966年发表的《法的现代化》一文中，将现代法律概括为统一性、无等级性等11个特征。这是不少西方学者认同的划界标准，但在实践中，当代西方法律体系却朝着与上述许多特征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论据，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第三世界法律体系的发展，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法律”并非法律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应对不同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展开全面的比较，然后再归纳出法律现代化最一般的特征。具体说来，法律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法律的全民性和普遍性特征相当明显；先进的法院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成龙配套而形成综合的法治系统，开业律师界兴盛、发达；独立的法学家和法学研究共同体及其相关团体、协会、学术机构的发展壮大；各种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技术、方式科学化；法律以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私法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权利本位”或“社会权利本位”在公法和私法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以维持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为目的，而应致力于开放、公平、民主、自由、和谐的秩序的维护，等等。这些特征，大部分是指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即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概括，法律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三者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对各种法律文明的整合，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进化的根本性转变。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则无法形成立体层面的转变，那么，法律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至多只能出现“法律变革”或“法律更新”。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演变，而是一场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各个领域的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并非肇始于市场经济的提出，因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渐进的积累和部分质变的长期演进过程，经历了传统化至近代化以至准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性演变。之所以中国法律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忽视了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法律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礼法并重”、“出礼入刑”、“义务本位”、“民刑不分与诸法合体”等法律理念的制约下，一直在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中演绎，“泛刑主义”、“专制主义”和人治思想在法律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律发达程度低、法治环境欠缺。这种状况以战国李悝编纂《法经》为发端，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和发展，再到隋唐时期被《唐律疏义》进一步强化以及宋元明清各朝的沿袭、充实和巩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法律制度由于特定的法律理念的导引，“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度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这在清末沈家本修律时也未能超越。沈家本在修律之初一直认为，刑法是中华法系的主体，修律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引进西方刑法制度。虽然他后来发现西方法律制度的文明不只在于刑法，更重要的在于程序诉讼及私法中的民商律的完备，但沈家本未能把握好这一法律理念并向国人传播，应是他的修律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沈家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引进创制的《大清新刑律》，被清朝保守派斥责为“不合吾国礼俗”而未能实施，两部诉讼律草案则根本未予公布。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则是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它将审判、陪审、律师辨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壁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理念的同步建构，这种中西合壁的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沈家本修律引发了中外法律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在这一次法律文化大交流中，虽然引进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域外法律制度，但由于封建制度并未被推翻、传统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引入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迥异的中国社会中即使艰难地生存下来，也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现代”的意义和特征。
当西方法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时，中国法律却始终未能越过近代化的栅栏进入现代法治形态。这中间除了封闭的经济和专制政治等因素的外，根本原因盖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的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厌讼轻法、权力崇拜等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滞后的法律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法律也本可以获得现代化的良好契机。但是因指导思想和政策的长期失误，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被根本否定，几乎完全套用了苏联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因而使得中外法律文化第二次大交流主要移植了以苏维埃法律思想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律文化，结果法律被完全政治化了，加之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破坏，几乎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成果也否定掉了。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法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大交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初步得以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等原则逐渐深入人心，现代审判制度、辩护与制度日益完善。不仅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现代化迈步较大，而且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从总体上看，中国法律正在沿着现代型态或近似于现代形态的准现代化进程演变。
关键词：大城市；公共交通；公交体系；公交系统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15-0093-02
1 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不仅让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转向城镇，让城乡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城乡间的人员流动也正在不断地增多，进而出现了客流量大增的现象。同时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市问题也正在日益显现，例如城市污染、城市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的增多，当前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间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主要体现城市人口增多和流动性比较大，农村人口减少。20世纪末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缩短了城乡间的公路客运，这在很多程度上解决了城乡间居民的出行及流动。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间及城市间的物流及客流的增多，原有的公共交通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原有公路管理模式的弊端已经显现，城乡间的运输方式发展不协调，管理体制表现为多头领导及交叉。城乡间的道路建设及使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在城乡间的短途客车与城市间的公交形成不公平的竞争，在城市间的车辆缺乏一个统一调度、统一规划，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间的客流不断增多，但是城乡间的短途客车却人为地分割了市区与城镇间的频繁交通联系，已经严重制约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现代大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理念由此酝酿而生。
2 有关概念与内涵
城市公共交通作为大城市的命脉，这也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关系到城市能够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公益事业，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人们理论认识的发展，国内的很多城市根据自己城市的基本特点，提出了城市发展公共交通战略，大公交体系、城乡公交统筹、城乡公交一体化、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基于TOD模式的公共交通、快速公交系统等理念引人关注。
2.1 大公交系统的概念和内涵
大公交及大公交系统这些概念在近几年出现在一些论文、杂志及研讨会上，同时在网络上也出现了这些概念，对这两个概念不同等人有不同的见解，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这两个概念学者们并没有给出权威的界定，在一些刊物及杂志上对大公交的定义为公共交通中的主体地位，能够为城乡提供经济、方便、高效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更好实现城乡间的交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共交通事业不断深入，在大城市发展大交通、大公交已经成为大城市区域公共交通发展的大趋势，对于大公交的定位主要是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的主要地位，能够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在大城市中能够建设一个经济、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交通系统，更好地实现城乡间的结合。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公交系统能够更好地确保城镇发展对公交系统的
需求，结合学者的研究和当前大城市在构建大公交系统的实践，对其定义为它是在现代化城市进程中，确立了以人为本、公交系统优先发展的理念，运用先进技术及社会的综合资源，建立一个经济快捷、安全可靠、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公共交通体系，更好地实现城市内及城市间的公共交通系统。关于公共交通系统的内涵主要包含了几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公交系统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其核心就是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满足城市的发展。第二，大公交系统包含的内容非常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公交车、轨道公交、出租车外，还有免费的自行车、缆车及水上渡轮等，为了人们更便利出行。第三，大公交系统的发展有利于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第四，大公交系统具有很强的辐射性，能够辐射周边村镇及城镇。第五，要与城市的对外交通系统进行有效的对接，更好地实现区域经济发展。
2.2 有关城乡客运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城乡客运有一些相近的提法或者说法，这些提法主要有城乡交通一体化、客运一体化、农村客运公交化及城乡道路一体化建设，在这其中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概念，例如城乡公交统筹、城乡公交一体化、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等概念，同时提出了一些内涵比较相近的容易让人产生混淆的概念，这就需要同一概念，更好地为大公交提供学术支持，随着城乡道路设施不断完善，我国城市道路系统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对其相关研究也正在不断增多，尽管出现了很多概念，但是通过对这概念进行分析，基本都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第一，概念背景相同或者相近，这个背景主要是城市的快速发展，都为了更好地对客运体制改革及打破城乡客运二元结构为出发点，更好地服务城市交通。第二，指导思想相同，城乡客运的融合，主要是围绕城乡遵守统一法规、统一规划及统一管理的方式。第三，目的相同，都为了更好地服务城市发展，给人们提供更为便捷的出行工具。
对城乡客运的改革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好地让居民享受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资源。对城乡客运的改革应该是以公共交通理念为指导思想，使用城乡公交一体化或者公共交通这些概念来概括城乡客运更为贴切，城乡公交一体化主要把城市的公交设施与乡镇的诸多客运设施相结合，让其有机结合，利用公交化运作方式，实现旅客有序乘坐，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最终达到居民出行方便，更好地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
2.3 基于TOD模式的公共交通
TOD模式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其英文为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这是一个交通布局紧密、功能混合的一个社区，在这样背景下，建立一个公共交通枢纽，经过合理的布局，让更多的人乘坐公交，减少私家车的出行，这种模式经过不断的实践，TOD主要由一个概念转为特殊的用地单元，这种模式与传统的小公交为导向的城市交通理念有一定的区别，这种模式能够积极引导城市合理拓展，能够对私家车及小汽车的使用起到正面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出现了非常快的发展，针对大城市大战的趋势，公共交通作为民生的基础，要把城市的规划和公共交通的发展进行结合，在城市里构建基于TOD模式的公共交通系统，这也是我国城市对城市公共交通实现的一种重要途径。
2.4 快速公交系统
BRT是城市快速公交系统，其英文Bus Rapid Transit，缩写为BRT，这种系统主要是来源于巴西的快速轨道与常规公交之间的一个新型的公交系统，这种系统能够承载大量的运量公交方式，被形象地比喻为地面上的地铁系统。这种公交系统主要是利用现代化公交技术结合智能交通技术和运营管理，在这个系统中公交专用道路和建造新式公交车站，能够更好地实现轨道交通与普通交通的无缝隙结合，已达到轻轨服务水准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城市客运系统。
快速公交系统的基本特点就是高效率、高品质、低耗能。低污染及低成本，这些特点符合时代的标准和发展趋势，这种公交系统能够更好地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这种公交系统已成为国际上普遍推行的新型公交方式，在我国这种方式已经被相关部门重视，在一些大城市已经被应用，例如在北京、广州、郑州、厦门等等。
3 大公交概念的内在联系
通过上面对公交概念的概述，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概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些概念是在城市空间迅速发展中出现的，同时也是在公交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它们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大及城乡间关系往来的不断增多，人们对公交的需求也正在增多，这样就促使我国公交系统的大发展，特别是促进BRT的诞生。同时，公交系统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我国公交系统的快速发展正是基于TOD模式，这位城市发展理念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国际国家的分析，我们能看出TOD是城市发展的模式，BRT是城市发展的支撑。快速公交模式的发展正是这两种模式的结合，并且更好地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
大公交系统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关于城乡一体化是大公交系统发展的初级阶段，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城镇一体化的不断成熟，大公交系统在城镇化的发展中的作用日益体现，能够更好地利用先进技术和各种公共资源，能够建立起一个安全经济、高效快捷的区域公共交通系统，更好地促进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设大公交系统是城镇公交一体化的建设的最终目标，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发展。
针对我国大城市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公共交通是城市发展趋势，也是环保发展的趋势，为了保障公交系统的高效和服务质量。高效的城市公交系统是需要有快捷的交通方式，高服务质量能够让居民出行，更好地使用公共交通服务，能够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同时我们更要保障公交系统价格优势，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给予支持，更需要市场杠杆起作用，发挥公共交通在城市客运系统中的主体作用。大公交系统的发展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城市的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符合城市用地发展，大公交系统的发展还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城市公交系统，运用新的管理方式更好地用好促进到公交系统发展，鉴于此，未来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基于TOD模式和BRT支撑的大公交系统的构建。需要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的城市要从不同地区自然条件、人文背景实际情况出发，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大公交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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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到来，教育形式、教育手段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以网络教育为主体的现代远程教育形式，给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对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及其特性的研究，是现代远程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远程教育经济分析、政府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远程教育机构发展决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结合教育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研究成果，从各层面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成本概念进行了梳理，界定了现代远程教育相关成本的涵义，并从教育成本研究目的、划分标准、成本性态等不同角度，对远程教育成本进行了分类，设计了远程教育系统成本的计算方法，建立了相应的成本计算数学模型，为进一步研究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奠定了基础。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概念(一)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概念。教育成本概念是随着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的。1958年,英国研究教育经济学学者约翰·维泽在出版的《教育成本》专著中计量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教育经费的变化情况，首次提出了教育成本概念。从维泽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把教育经费视为了教育成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其1963年出版的《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提出了“教育全部要素成本”概念，他认为教育的全部要素成本可分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成本,和学生上学时间的机会成本两部分,其实质上是教育的货币成本和教育的机会成本。对此，笔者将其称之为广义教育成本。我国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取得了较大成就。虽然大陆学者王善迈、靳希斌、袁连生，中国台湾学者盖浙生等一些代表人物对教育成本内涵也有着不同的表述，但归纳总结来看,都认为教育成本的本质是提供或接受教育服务时所耗费资源的价值量。在这个成本概念中，不考虑教育的机会成本。依照我国学者对教育成本的一般性定义笔者给出了现代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即指在网络环境中，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多种媒体资源进行教学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或接受该种形式教育服务时所发生的资源实际消耗价值量。在这个远程教育成本的一般性概念中，笔者注重的是“资源实际消耗”，即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物化劳动价值量和活劳动价值量实际消耗的货币形态表现——货币成本，较之我国学者提出的教育成本一般概念更为具体化，笔者称之为“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二)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模式。会计成本是指针对一定核算对象、可用货币计量的成本费用。从会计的角度讨论成本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是谁的成本，二是成本是否可计量。狭义远程教育成本依然是一个笼统宽泛的成本概念。从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看，教育成本的承担主体是个人、教育机构、国家（政府）和社会，讨论研究教育会计成本时应针对某一教育成本承担主体而言，即个人教育成本、教育机构成本、政府成本和社会成本。目前我国远程学历教育机构与普通学历教育机构有所不同。在管理体制上，它是一个“二元交叉管理系统”，一个教学服务网络结构体系。在这个教学服务网络系统中，一方面，各级层是分别独立的法人单位，人、财、物受地方行政部门制约，另一方面，在教学资源、教学管理、教学支持服务上形成了教学管理网络系统，系统各个层级之间存在资源共享、相互支持服务的关系，也即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因此，其教育成本承担主体具有系统成本承担主体特点。现代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宏观上是指整个远程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服务的货币成本,也即整个远程教育系统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总成本；微观上，远程教育会计成本是指构成远程系统的各教学单位的货币成本，可称为系统子成本。系统总成本等于构成系统的各子成本之和。本文所讨论的远程教育成本均是指远程教育的会计成本。二、现代远程教育成本分类(一)按成本支出与成本核算对象的关系,可将远程教育成本分为直接教育成本、间接教育成本、教育总成本。直接教育成本是指为对某一成本核算对象（如某专业、学生、课程等）提供直接教育服务而发生的支付费用的总和
由于一些初中学校对历史学科不太重视,加上一些地区中考把历史当成副科处理,许多初中学生历史学习状况堪忧,基础薄弱。而高中历史新课程又在初中时序式教学的基础上直接采用专题式的教学体系,在课程标准和高中教材中出现的一些抽象又常见的历史基本概念,对高一新生而言是不如新时期历史学习殿堂的巨大门槛。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通俗、简明地阐释这些基本概念术语,便于新生理解学习,顺利地登堂入室。这是我们登上高一讲台时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
阐释的方法和原则:
首先,细心收集,归纳分类。
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熟读课程标准和教材,了解学生状况,倾听学生疑问,把哪些需要阐释的概念整理出来,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查阅资料,把握含义。
对于这些基本的重要概念,如果轻易地想当然地给学生解释,一旦出现歧义和不完整的情况,对学生整个时期的学习理解都可能造成重大误导性后果。因此教师必须查找权威工具书、着作文献或规范的网页,首先要求自己对其概念的含义形成科学规范完整的理解。
再次,联系现实,贴近生活。
教师在准确掌握概念的基本含义后,要对照联系学生熟悉的事物,用现实生活语言准确阐释这一概念,使学生一听就懂,记忆深刻,应用方便。
最后,取长补短,交流学习。
教师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毕竟有限,同组同行老师如能经常性地互相交流其感悟成果,在听课时及时抓住对方的闪光点和灵感,记录下来为我所用。观看近年来《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等纪录片也可从中学到专家学者对一些概念的通俗浅明解释。这样我们对这一难题的破解和自身的成长就更快了。
个人阐释的一些实例展示:
一、民族资本主义即指近代民营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即指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有些学生竟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都分不清,在历史作业中经常混用。熟悉现代经济生活或政治学经济常识的学生都知道企业、民营企业、企业家是什么。对比现在,我告诉他们,简而言之,前者指企业,后者指人。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指由私人投资经营采用机器生产雇工经营的企业,即近代民营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即投资创办近代民营企业的群体,即近代民营企业家或近代私营企业主。
相应的,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即近代外商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近代官办或官府控制的企业。
二、自由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
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亚当斯密提出建立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随之自由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普遍发展起来。怎么理解自由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岳麓版教材有这样一段描述:“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平衡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因此,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生产收益如何分配,都无需政府干涉,政府惟一的作用就是当好‘守夜人’,即防止暴力、偷窃、欺骗,确保个人自由和公民机会均等。这种经济理论的信条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联系高中政治教材讲的学生熟悉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的作用。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我转换一种通俗的提法把它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可称呼为私人财团或企业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西方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三、近代化
这个概念更抽象。教材、练习中又比比皆是。我的解释即由古代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但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简单概括如下:
1.经济
①生产力:由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
②产业结构: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体现:洋务运动、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
2.政治
①政治体制:由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
②管理手段:由人治到法治
③民众地位:由臣民到公民
(体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
3.文化
①指导思想:由愚昧迷信到科学理性
②文化政策:由禁锢封闭到自由开放
(体现:新文化运动等)
4.外交:
由闭关自大到平等开放
(体现:1861年总理衙门的设置等)。
作者简介:王东升,男,1974年生,中学一级教师,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实验中学从事高中历史教学,校历史教学组长。
阐释的必要性:
由于一些初中学校对历史学科不太重视,加上一些地区中考把历史当成副科处理,许多初中学生历史学习状况堪忧,基础薄弱。而高中历史新课程又在初中时序式教学的基础上直接采用专题式的教学体系,在课程标准和高中教材中出现的一些抽象又常见的历史基本概念,对高一新生而言是不如新时期历史学习殿堂的巨大门槛。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通俗、简明地阐释这些基本概念术语,便于新生理解学习,顺利地登堂入室。这是我们登上高一讲台时迫切解决的重要问题。
阐释的方法和原则:
首先,细心收集,归纳分类。
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要熟读课程标准和教材,了解学生状况,倾听学生疑问,把哪些需要阐释的概念整理出来,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查阅资料,把握含义。
对于这些基本的重要概念,如果轻易地想当然地给学生解释,一旦出现歧义和不完整的情况,对学生整个时期的学习理解都可能造成重大误导性后果。因此教师必须查找权威工具书、着作文献或规范的网页,首先要求自己对其概念的含义形成科学规范完整的理解。
再次,联系现实,贴近生活。
教师在准确掌握概念的基本含义后,要对照联系学生熟悉的事物,用现实生活语言准确阐释这一概念,使学生一听就懂,记忆深刻,应用方便。
最后,取长补短,交流学习。
教师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毕竟有限,同组同行老师如能经常性地互相交流其感悟成果,在听课时及时抓住对方的闪光点和灵感,记录下来为我所用。观看近年来《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等纪录片也可从中学到专家学者对一些概念的通俗浅明解释。这样我们对这一难题的破解和自身的成长就更快了。
个人阐释的一些实例展示:
一、民族资本主义即指近代民营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即指近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有些学生竟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都分不清,在历史作业中经常混用。熟悉现代经济生活或政治学经济常识的学生都知道企业、民营企业、企业家是什么。对比现在,我告诉他们,简而言之,前者指企业,后者指人。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指由私人投资经营采用机器生产雇工经营的企业,即近代民营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即投资创办近代民营企业的群体,即近代民营企业家或近代私营企业主。
相应的,近代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即近代外商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即近代官办或官府控制的企业。
二、自由资本主义即自由市场经济
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亚当斯密提出建立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经济体制,随之自由资本主义在欧美各国普遍发展起来。怎么理解自由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岳麓版教材有这样一段描述:“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平衡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因此,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生产收益如何分配,都无需政府干涉,政府惟一的作用就是当好‘守夜人’,即防止暴力、偷窃、欺骗,确保个人自由和公民机会均等。这种经济理论的信条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联系高中政治教材讲的学生熟悉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的作用。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市场经济。我转换一种通俗的提法把它叫做“自由市场经济”。
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可称呼为私人财团或企业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西方国家干预下的市场经济体制。
三、近代化
这个概念更抽象。教材、练习中又比比皆是。我的解释即由古代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过渡。但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简单概括如下:
1.经济
①生产力:由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
②产业结构: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
【关键词】 财务管理理论； 创新； 原则
财务管理理论是人们对财务活动规律和财务管理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它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以及它们在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各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结方式所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细胞，如财务管理目标元素、财务管理主体元素等。二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它是指组成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各个元素在一定阶段的具体选择与内容。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分析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始终未形成独立的财务管理学科和相应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建立了集中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理论，它对恢复我国经济和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企业虽然经过多次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些成就仍然局限于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全面创新作铺垫的各自独立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领域内。从总体上看，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因而它就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系统性不强
系统是一组依一定结构存在的具有密切联系的元素组合，它以整体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系统科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用一般系统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科学的思想才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运用。而我国则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广泛运用系统科学来研究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显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即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修正，也不可能真正按照系统科学的思想去建立新的财务管理理论，也就不可能从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构成元素着手，进而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纵观全国比较权威的几本财务管理专著中所论述的财务管理理论，均未对财务管理理论应包括哪些元素予以明确交待，有的将财务管理理论范畴概括得过窄，以致应该属于理论的内容（如有关财务管理主体的理论、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等）未能概括到理论之内；有的则恰好相反。并且，现行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只是将各元素简单的罗列出来，而对各元素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严密逻辑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系统的、哲学的方法来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二）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规范性欠缺
这主要表现为有关财务管理概念很不规范，不同版本的财务专著或教材对同一概念下的定义不相同，有的出入还很大。
例如，关于什么是财务管理就有如下几种定义：“财务管理这个术语意味着要使资金按照某种计划流转。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企业内部管理资金流转问题”；“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它是从制定财务计划开始的，其次是根据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最后据以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它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管理，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财务管理是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工作”。比较上述几个“财务管理”的概念可知，不同国家的论著对财务管理概念的表达方法不同；同一国家的论著，不同版本的表达方法也各异。有的概念明确指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的则不明确指出；有的将财务管理的对象限定为货币资金，有的将其限定为资金；有的涉及财务本质，有的不明确指出财务关系；有的把财务管理作为财务计划工作，有的将其作为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有的对财务和财务管理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加区分，经常作为一个概念来处理。类似情况在其他重要财务管理的概念上也屡见不鲜。概念的不定型、不统一，说明了财务管理的理论不成熟。概念的混乱会直接影响财务管理学科的顺利发展，还会对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够完整
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对财务管理理论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全面、完整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而现实的财务管理论著对诸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没有规范的解释，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很少提及，更不讲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讲财务管理假设，对财务管理职能、方法的表述也五花八门。这说明现行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基础薄弱，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同时，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实践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往往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而国内对此理论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初级阶段。比如企业内部重构时的资产剥离理论、企业并购时的资本运作理论等等，我国学者对此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还不能说是完整的。
（四）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前，我国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企业更多的是要适应这种要求和变化，而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理论还没有适应各类环境的变化。
1.不适应法律环境的变化。
经济生活的法制化是必然趋势，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制定，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如果不熟悉这种变化后的新的法律法规环境，可能导致财务决策失误，招致不必要的处罚或诉讼，甚至可能将自己推入破产或被恶意并购的深渊。
2.不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
外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在我国开展业务，这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发生全面而深远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将有更多新的金融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使金融工具出现多样化的特点，以满足企业不同的需要，但同时也派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规避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将不可回避全球采购、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的历史趋势。
3.不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更加频繁而复杂，经营管理的全球化将迫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观念作出重大调整，促使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内容进行新的扩展。另外，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原有一些受保护的部门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诸如汽车、仪器仪表、棉花、小麦等将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已形成规模经济且技术成熟的部门则将从中受益。比如服装、玩具、食品、化工、钢铁工业、洗衣机、彩电等行业，这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一些资产素质较差的企业加速倒闭，企业破产时的重整和清算等等都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原则
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基于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明确以下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所谓系统性原则，也就是以包括整体观点、关联观点、环境适应性观点、发展观点在内的系统观点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其中，整体观点是指将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着眼，部分着手，统筹考虑，各方协调，达到整体的最优化；关联观点是指创新时必须理清各元素之间具有的紧密内在联系；环境适应性观点是指新的财务管理理论必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发展观点则是指创新时必须树立起超前观点，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以适应我国将来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规范性原则
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对每一个财务管理理论元素都明确其含义和质的规定性，以体现其规范性，从而避免某些概念不必要的混淆，为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原则
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自身的建设上，都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显露出其不足。但是，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中包含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经验，都是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的。因此，要注意把握好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我国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法，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其中一些具体方法有其先进性、实用性。例如分级归口管理、厂内银行制度、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等等，都是被实践证明比较科学的方法，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不能将其全部否定，应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认真进行提炼，吸收到新的理论中来。
（四）吸收国外先进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原则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首创于西方，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以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分配决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但是必须注意到，西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它要求企业必须在自主理财的前提下，通过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多渠道的筹资方式和多样性的投资行为，参与商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并且有丰富多样的选择，其理论是活跃的，也能够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理财实践予以指导。而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新旧体制尚在磨合之中，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理论，将对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实践缺乏必要的指导意义，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所以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又要注意吸收其理论中的科学和精华。
上述这些原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且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集合体，应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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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经济；绿色发展；关系
一、研究背景简介
自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如废弃物、噪声、农药、大气等污染危害、能源稀缺的潜在危机、淡水资源匮乏、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和草地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全球变暖等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世界性议题，特别是美国女作家蕾切儿・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二十世纪以后的人类绿色关怀和绿色意识。伴随着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人们最初提出“绿色经济”的思想，试图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环节应对环境和生态危机，例如2010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与环境、生态的联系日益密切，“绿色发展”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国首次把“绿色发展”提到“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强调“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笔者查找目前已有的文献，发现尽管两种理论的单独研究较为丰富，但未找到关于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二者关系的直接研究，已有的资料大多将二者等同于一个概念，或者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理念。因此本文试图清晰梳理“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区别和联系，准确界定二者的内涵与关系，从而有助于后来者的研究，以及更好地理解绿色发展理念的现实价值。
二、概念解析中的比较
绿色是自然界中一种常见的颜色，是很多种类植物的原色调，最多见于万物复苏的春天，象征着清新的自然、友好的环境、带有活力的生命以及宁静舒适的生活等。中国学者黄志斌先生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别从感性直观、知性分析和理性综合三个层次来阐释绿色的内涵；首先将感性直观中关于“绿色”的视觉性、联觉性、象征性认识综合起来，其含义；蓬勃的生机、旺盛的活力、绵延的生命；其次从优先考虑环境属性的角度阐明了“绿色”知性分析的含义：节约、回用、循环；最后在感性直观、知性分析含义的基础上，厘清了“绿色”的哲学意蕴；生生、协变、臻善。“绿色”概念既有其直观感性层面的表象含义，亦有其技术应用层面的本质规定，还有其深藏的哲学意蕴，而这就是本文中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内涵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决定了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的相通性。
“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学者大卫・皮尔斯等发表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式”。目前世界组织和国内外学者关于绿色经济的定义颇为丰富，总体上都认可绿色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形式，例如中国学者刘思华认为“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另外绿色经济的目标可概括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减少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增加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最终改进人类福祉其特征可简单概括为能源低消耗、资源高利用和可持续状态等：具体内容包括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绿色工业、绿色技术、清洁交通、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土地管理等。
尽管研究生态与发展关系的问题很早就是人类思考的热点，但“绿色发展”概念最早只能追溯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研究报告里，并且只是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通俗性代称，其要义是通过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的革新，解决人类正面临的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困境，也就是实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目前国外关于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较为分散，以致于有多种名词的提法，例如一些国家倡议的绿色增长、绿色经济等观念，等同于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概念。但国内外学者在提及绿色发展概念时，均重点强调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福祉。不过绿色发展从最初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生态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与绿色经济的概念相吻合，随后逐渐扩展为如何整体构建一种可持续的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其内涵可简要概括为原则上强调人、自然、社会的一体性；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增加人类绿色福祉；具体内容包括绿色生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绿色政治发展、绿色文化发展、绿色社会发展五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子系统。
三、二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
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二者的理论来源、价值目标、评价指标、演化历程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存在着共通之处，但其侧重点又有着细微差别。
首先，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生态环境却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和脱钩理论成为绿色经济的理论基础。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恶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脱钩理论认为，当经济发展不再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即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资源利用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则呈脱钩关系，反之，则呈耦合关系。因此绿色经济的侧重点在于关注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的直接关系，并从经济层面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关于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自17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注，例如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指出劳动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这是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由此可见，绿色发展与绿色经济的理论源头基本一致，但早期学者的研究不单纯是从财富增加的视角思考问题，也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尤其是随着人类绿色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理念的转变，人类的绿色发展延伸至人口学、生态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亦来源于众多学科理论的交叉分析。
其次，尽管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一种可持续发展，但其侧重点略有差异，“绿色经济”期望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生态和环境，更多注重经济系统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自然与社会系统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因此，绿色发展的价值目标要远远高于绿色经济，不偏重于经济系统，而是要经济、自然、社会系统三者整体协调，共同发展。换言之实现绿色发展也是绿色经济的目标追求。二者目标的细微差别亦导致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目前国外未有明确关于绿色经济或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的欧美发达国家均是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状况，例如瑞士最早创建了瑞士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M0NET），涵盖了健康、收入、社会治安、生物多样性、能源消耗等多项指标，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的各个方面，整体而言，这个指标体系更符合绿色发展的内涵要求而中国自2010年开始每年中国绿色发展指数，从资源环境承载潜力、经济增长绿化度和政府政策支持度三个方面，全面评估中国各省市的绿色发展情况。另外，我国学者建立了实证研究中的绿色经济评价体系，例如学者张雪花、张宝安提出“以碳产出水平、碳排放水平、低碳资源、人民生活等四大方面为准则建立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绿色经济。综述所述，虽然二者的评价指标存在众多重叠的地方，但绿色发展涵盖的范围依旧大于绿色经济，而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最后，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相关理论，绿色经济和绿色发展观念的诞生，最早一定是源于人们对于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进程中导致一系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危机的反思和觉醒。起初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实现生产力发展、物质财富增加、经济基础充实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绿色经济层面的思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对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了更高的要求，人们的思考点不仅仅重点停留在经济系统对自然、社会系统的影响上，而是开始研究经济、自然、社会三个系统之间如何实现和谐、均衡、协调、统一及共赢的发展。因此，将绿色经济视为绿色发展的起点和组成部分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 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但会计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近1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提会计要素不谈会计对象，即会计对象不明确，要素的设置就会失去客观的依据，则难以保证其合理性。(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
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演变一般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只承认这一脉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都是立足于本国资本主义,有其偏颇之处。要了解市民社会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播情况,我们需要先了解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演变的基本情况。苏联是第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苏联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斯大林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是存在偏颇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没有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早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根本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再容纳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了,这一根本矛盾的具体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无法靠资本主义自身来解决,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生产浪费。每个企业家都是“理性人”,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哪个行业能赚钱,他们就会将资本投向哪个行业,但是当众多的资本家将资本投向某个行业的时候就会出现供求相当,或供过于求,即便出现了供过于求,被利益激起热情的资本家也不会停止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资本投向该领域,因为他们缺乏宏观经济意识,这最终将导致某一行业的生产“供”远远大于“求”,经济危机的发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一边是贫困工人急需生活资料的救济,一边则是大量的物品被浪费,因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家不可能像慈善家那样将物品白白赠送给工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要求整个社会对经济有宏观的指导,但资本家不可能将手中的生产资料拱手让予社会,所以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社会是发展进步的,未来的代替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应该扬弃资本主义的不足,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计划的社会,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这是早期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这种认识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而且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应该是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起来。到了19世纪后期,马克思发现地处东方的落后国家俄国革命形势良好,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马克思只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没有来得及做详细论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忙于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无暇研究在贫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话题。“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最终还只是设想,没有详细论证。
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就摆在了苏联面前。列宁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发展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等政策,应该说这些政策是适应当时的生产状况的。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发展出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他将这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向其他国家强行推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框架就是吸收借鉴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说,苏联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有其优越之处,但这种模式的问题也是明显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缺乏社会空间和社会活力,整个社会都被政治所宰控,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要服从政府指令。这种社会主义并没有融会贯通马克思的理论要旨,而是片面夸大了计划经济的作用。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市民社会是非政府的领域,是以商品交换关系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苏联都不存在。市民社会没有现实基础,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统一的,所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几乎没有人关注市民社会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相似,没有社会空间,所以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很少受人关注,相关的研究文章非常少。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社会的管控,社会空间逐渐扩大,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有了,学界也开始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了。学界关注市民社会理论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邓正来和俞可平等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在我国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有大量的有关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论文公开发表,活跃在这一领域的着名学者有俞可平、邓正来、郁建兴、韩立新、张一兵、王南湜、李佃来等,也有相关着作问世,如郁建兴的《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蒋红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洪岩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就是典型成果。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的研究不仅有概念的辨析、文本解读,也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进行研究;不仅重视马克思早期着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也重视《资本论》等着作中的市民社会概念;不仅注重从文本中归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还注重翻译、引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研究,等等。可以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市民社会思想研究已经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了。总体而言,从市民社会概念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命运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概念存在一个被边缘化,而后又被重新关注的过程,从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市民社会概念之所以不被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认同,就是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社会空间,没有市民社会的现实基础,作为现实能动反映的理论也自然没有为市民社会留下理论空间。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空间的出现为市民社会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实践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范式,市民社会理论逐渐为大家所关注。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反映思维方式的变迁。在苏联社会主义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认定,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当时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市民社会、人道主义等理论的深入研究反映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迁,已经从原来那种思维定势中解放了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思维方式。第三,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话语体系也在发生着一定的改变。苏联时代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主要是无产阶级、计划经济、公有制等等,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一些话语开始发生改变,联产承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按劳分配等话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市民社会概念的被关注就是新的话语体系变迁的一个重要例证。
二、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对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
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恩之后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也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和研究,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统一学术派别,它包括观点各异的众多学派。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并非这些国家的主流,但它们也有正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备的优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注并不系统,但有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我们关 注,即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市民社会派。我们这里就以这三个方面简要梳理非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的关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总书记,也是20世纪最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关注并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用马克思的思路,他没有单单从物质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概念,他更多地从文化角度,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来关注市民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包含在国家之中,“我们往往把国家和政府等同起来,而这种等同恰好是经济—团体形式的新的表现,也就是混淆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新的表现,因为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7]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的层次,只不过它是观念上层建筑。在葛兰西看来,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不仅包括以暴力和强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其阶级统治是通过有形的国家强制和无形的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领导权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形式来实现的,而实现文化领导权的这些领域就是市民社会。在葛兰西看来,要“剥夺剥夺者”,资产阶级的统治,光靠取得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还远远不够,还要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如果仅仅取得了国家机器———政权,而没有取得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那整个社会是不会认同新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旧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文化基础还很深厚,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暴力革命和文化革命两个层次。葛兰西还指出,在东方国家,市民社会薄弱,革命只要砸烂反动政权就能成功;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不仅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还拥有强大的市民社会领导权,所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够打稳扎稳打的“阵地战”,而不能打速战速决的“运动战”,因为速战速决只会取得机器,而无法获得市民社会领导权。[8]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地强调文化领导权,这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和葛兰西既有相似性,又有重要区别的是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既受葛兰西影响,也有重要的创新,他的市民社会概念更多的是结合他的公共领域理论来解释的。在哈贝马斯看来,18世纪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就是私人领域(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但“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9]35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社会不仅包括市场这样的私人领域,也包含公共领域,他指出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了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9]29这里的市民社会概念和当代市民社会概念较为相近,这样的组织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有别于公共权力领域,它是介于公共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领域,是公共舆论形成的领域。随着哈贝马斯理论旨趣的转变,他改造了普遍语用学并引入交往范式,将公共领域概念发展成为生活世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市民社会,以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个时期的市民社会概念排除了私人经济领域,成为不同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如果说此前哈贝马斯总体分析框架是“政治国家(公共权力领域)—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公共领域)”,那么这个时期哈贝马斯的分析框架调整为“系统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世界(市民社会)”,以此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就会发现,晚期资本主义最大的危机是系统世界的工具理蚀和吞没了生活世界,因此抵御系统世界的工具理性,重建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就成为了重构理想市民社会结构的必要前提。[10]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也是一个文化领域,但是他毕竟不同于葛兰西,他更多地从公共领域这个角度来关注市民社会。
梳理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传播史除了上述两个重要任务之外,有必要梳理一下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日本虽非显学,但它也有其独特的优势:日本传播马克思主义比较早,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很多都是通过日本转手转播过来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没有经过斯大林体系的影响,注重文本诠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本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市民社会派,市民社会是20世纪60年代最为核心的关键概念。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派可以追溯到战前,战前“讲座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曾对市民社会问题进行过阐释,战后大冢久雄和高岛善哉等人通过让马克思与韦伯对话,内田义彦通过让马克思与斯密对话逐渐发展出一个用市民社会概念来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潮流,这一研究逐渐系统化,直到70年代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才完成这一系统化的工作。日本之所以关注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动力来源于解释日本的现实:反思日本为什么走向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试图推动日本从东方专制主义转向现代市民社会;批判日本的资本主义;对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体系。[11]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派和葛兰西、哈贝马斯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更加专注于从诠释马克思的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他们的研究法方法是文献学、版本学,力图以求真的态度复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当然他们在做这些文本考据研究的时候,其理论旨趣在文本之外,如刚才所说,他们研究的原动力还是为了解释日本的现实
（一）传统生产力概念的合理性
目前，哲学界对于传统生产力概念存在着许多方面的争论，普遍认为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概念存在片面性，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含义。但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教材中的生产力概念，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一种解读，长期以来，指导着人类的实践，对于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即传统生产力概念有其合理性。1.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从人类的创造力和人类自身的生存出发，把人类逐步从自然界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力量空前加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特别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通过科学技术征服和改造自然，获得了愈来愈多的前所未有的物质和消费品，促使经济不断地快速增长。2.生产力揭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3]生产力作为社会总体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与它相关联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生产力是构建整个社会历史大厦的核心要素，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都得到广泛认同，在实践中，无论哪一个国家，都紧紧抓住生产力总体或部分要素，促进生产力，进而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传统生产力概念强调利用自然为人类发展所用，是抓住了生产力的核心的。3.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的人，通过改变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活动，在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自然和社会条件，不断促进自身的解放。可以说，生产力的发起是人自身，生产力的最终目的也是人自身，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来看，传统生产力概念把人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之一，把生产力的实践规定为人的实践，并强调在生产力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没有狭隘地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人类解决生计的一种手段，把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主体素质发展作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最深刻的基础。这对于几千年来“神创论”的观点，推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二）传统生产力概念的局限性
社会在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变化，传统生产力概念提出是在人类亟需摆脱自然的限制，不断创造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生产力系统中的某些因素，导致了一系列关系到人、自然、社会发展存亡的大问题的出现，传统生产力概念存在局限性。
1.传统生产力概念以人为中心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以从几个对传统生产力概念的经典表述中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都有“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表述。强调单方面的人对自然的改造，从自然索取人类所需要的各种财富，强调“改造”和“征服”自然为我所用，把自然放在与人“对立”与“掠夺”的位置上，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沟通”和“协调”。没有看到人对自然的受动性、依赖性，忽略了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产物，不可能超越自然。在这种观念误导下，人凌驾于自然之上，把“改造”自然和“战胜”自然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并作为人的价值实现的体现。事实上，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目前出现的生态危机，其实质就是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无视自然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的恶果，是人类未能处理好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果。
2.传统生产力概念强调社会生产力而忽视自然生产力。传统概念都认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而把自然生产力从生产力范畴中完全排除出去，这是生产力概念的共同特点。事实上，生产力概念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自然生产力，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自然生产支持并推动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力也依赖并推动自然生产力。二者始终是相互联系、互动发展的。“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因此，“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可见，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
3.传统生产力概念缺乏可持续发展内涵。生产力概念是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反映的是“财富至上”，即“经济发展是首要任务”的物化思维，把生产力物化，把生产力的主体人也物化，物质财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当人类把所有创造财富的行动纳入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占主导，人类非理智、无节制地向自然界开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一味向自然索取，使生态问题全球化使人类面临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危机和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危机。
二、生产力概念的新界定与内涵探索
传统教材中的生产力概念带有工业文明的时代特色，以人为中心，过分强调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方面，忽视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必要性，以及保护自然的问题。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既然存在以上局限性，根据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原则和要求，在人类进入生态文明形态时，需要生产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生态文明是一种新型文明，是对前工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扬弃，是迄今人类对文明模式的最新追求，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处的全部努力和成果。也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因此，综合时展对生产力的要求，我们可以对生产力界定为：生产力是人类和谐利用自然，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发挥人的主体性，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能力。对生产力的这一新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生产力概念中必不可少的核心内容，是生产力概念的基础。在新的生产力概念中，人对自然绝不能再是“征服和改造”的关系。自然界孕育了人类，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也不可能有人类社会；无论人类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在和发展。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毕竟是最高级的动物，因此，人仍然要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并学会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造福。人类活动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仆，人与自然互利共生；自然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深刻影响着其它系统。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我们既要反对以自然为中心的纯粹保护主义理论，同时要反对一味追求财富的富裕论，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上，合理、科学地开发利用自然，以求人与自然长期地和谐发展。新的生产力的概念必须从这个立足点出发。因此，人类利用自然的方式应当是和谐利用、友好利用，而不是“征服”，否则就会破坏大自然固有的平衡。第二，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重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结合。当今时代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了举世公认。但传统生产力概念并没有将科学技术单独列为生产力的要素，科学技促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渗透到现代生产的方方面面，是现代生产力必不可少的一环。因此，应当“确定无疑简单明晰、直截了当地将其界定为生产力,界定为生产力中一个同其他要素一样完全具有独立品格的要素。”在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的今天，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力概念的表述中应有所反映，才能反映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所占的位置。生产力包括很多要素，尽管学界在划分标准和具体要素方面还有不同的观点，但对劳动力的主体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躯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传统生产力三要素中，人始终处于主体的地位，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在明确了劳动者主体地位和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不能忽视其他要素，要重视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发挥各种因素的最大作用，取得整体最优效果。第三，科学发展的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无论是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创新，都是对发展———根本上是对生产力理论的不断完善。在当前，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发展，又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既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也为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定了方向。共产主义主张，不管什么样的发展，只有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发展，这需要我们在当前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真正既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又能不断实现人的解放的生产方式，在与自然的和谐沟通中不断解放人类自己。
三、生产力概念新界定的现实意义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不应该否定传统生产力概念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合理性。今天，我们应当立足和反映生态文明的时代精神，给生产力概念作重新界定。新的生产力概念，具有新的现实意义。
（一）生产力概念新界定符合可持续发展
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这种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粗放性、功利性、掠夺性和征服性关系基础上的文明方式，对自然的无节制的开发活动严重导致了世界性人口膨胀、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恶化等严重问题。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和破坏大大超过了自然界自身的再生能力和自我净化能力，其结果是导致了地球生态系统的退化。这不仅严重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对人类的生存和延续构成了严重威胁。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经过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无序发展而造成的“全球性问题”，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应考虑后代人的需要，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满足自己的需要。由此出发探寻人类活动的理性规则，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人类需求的自控能力、以及人类活动的整体效益准则和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通过平衡、自制、优化、协调，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同、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可持续发展体现永久发展、全面发展、共同发展的原则。这是对经历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掠夺性占有的生产方式的颠覆，对传统生产力以人为中心、以当代人为中心，认为自然界是无限的观念是巨大的冲击。其提出的科学的观念无疑丰富了传统生产力概念的内涵。
（二）生产力概念新界定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地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要求经济增长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牺牲子孙后代利益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尊重经济规律，还要尊重自然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加强对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对“生产力”做过论述，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时，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重要的一环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也是目的。毋庸置疑，科学发展观在牢牢抓住根本任务的基础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紧密联系时代，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三）生产力概念新界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