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46:16
「关 键 词后现代主义，逻辑中心主义，后形而上学，反观性社会学
近10多年来遍及中国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无论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意识形态，都是针对现代而言的，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和否定，是用诸多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现代主义是18世纪以来工业化的产物，它以科学、理性、自由、民主、博爱、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为基本特征。而后现代主义则一反常态，提出近乎截然相反的见解，认为人类于最近几十年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宗教观、哲学观、科学观等领域，都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哥白尼式”裂变。那么究竟何谓后现代主义呢？
一、托夫勒的“新世界”概念
要界定“后现代主义”，需要先理解何谓“后现代”、“后现代观念”和“后现代性”。对此，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在瑞士哲学家汉斯??昆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看来，后现代就是指当代，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短暂时期，人类历史发生划时代裂变。所谓后现代观念、后现代模式、后现代思潮都是指与旧有传统相对立的当代意识、当代模式和当代思潮。概括这个新世界，基本上具有如下特点：
1.在这个新世界里，既不是原始的渔猎或畜牧业成为支撑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也不是落后的农业或标志现代文明的工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是服务性经济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以前，人类主要是出卖体力谋求生存。而从本世纪50年代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类不仅破天荒地挣脱了农业劳动的沉重枷锁，也摆脱了工业劳动的沉重负担，今天形形的服务性行业呱呱坠地，使得许多国家竟有80%以上的劳动者脱下蓝领衫，从事白领职业。因此，如果说是农业革命孕育了现代工业文明，那么今天正是工业文明孕育出一个更少工业情调的超工业社会——后现代文明。
2.这个新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局部变化，诸如战争、瘟疫、饥荒和地震都有可能触及这个五方杂处、联系密切的世界。在过去的非信息时代，一场残酷的战争杀死数百万民众，也很难引起世界范围的震惊，而今天凭借先进的电视通信、卫星传播，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危及人类生存的事件，都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介入。其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它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息息相关，即便一个艾兹病患者也有可能导致一个种族的绝灭。
3.新世界人的生命跨度增大，人的生活速率加快，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人类享受的时间和种类增多。保守、懒惰、散漫已经不适应于新世界的运转节奏。由于历史事件的重现，未来预言的提前，世界性信息的迅速聚集，千变万化的竞争形势和竞争手段，迫使愈来愈多的人无暇去“悠闲自得”。即便是享受生活，也成为生命中一种能动、自觉的行为，它刺激着生命活力的跳动，充满着发明、创造、离奇和新颖，表现了人类的勇气和智慧；而决不是处于落后、愚昧状态下的人们表现出的对于生存的消极态度、被动忍受，以及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支配下，以消磨时间为目的的生命浪费。
4.在新世界里，价值观上的长久性终结，短暂性、新奇性和多样性成为社会生活或社会联系的主流。超级市场经常变换，永久性的经济学变得陈旧，活动教室、活动操场、组合式、快速型和临时性建筑遍地皆是，人和周围事物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短。出租业日趋发达，人们只要求满足一时的需要，社会变成制造时尚的机器；向未来移民替代留恋故土，“在所有向超工业化过渡的国家，在未来人中，迁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摆脱过去的束缚，是向更富裕的未来迈进一步。”（注：阿尔文 ??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7、73页。）四世同堂成为故事，“核心家庭”也遭破坏，婚姻成为嫁聚系列；男女同居、试婚、再婚司空见惯。
在这个新世界里，一切旧的根——宗教、民族、社团、家庭、职业，包括全部制度和顽固弄权的政党组织，将无不在加速冲力的旋风式冲击下摇摇欲坠。此时此刻，积极的人性总是不断地激励着人们要提高适应能力，寻找全新的形式和途径，创建多元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实现新奇、生动、冒险、刺激、超然、洒脱、绝妙、美好的人生。这是当代社会中部分人类成员的自然要求，也是后现代思潮的基调和主流。
二、利奥塔的“后现代”阐释
在法国学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个部分。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纯粹的接替，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的确定。‘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既然是一种转向，旨在开创全新事物，就应该与一切陈旧传统决裂，建立全新的生活和思考方式。这既是一种后现代观念，也与现代观念密切相关。只是它源于对现实的退却，源于人的表现能力的不胜任，源于人类主体拥有的怀旧感，源于人的构想、意志、以及一种朦胧的动力。因此后现代主义总试图在表现里面召唤那不可表现的事物；拒绝有关品味的共识或共同体验；探索新的表现方式，寻找某种不可表现的事物的感觉。后现代的艺术家都俨然一副哲学家的面孔，“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工作，目的是确立将要创作的作品的规则”。（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据此，后现代的“后”字又是一种向上、神秘的解释和变形过程，目的是评述一种原初的遗忘；要人类普遍地回忆起：客体不过是被人类主体遗忘的部分；人类主体也不过是忘却了客体为何物的能指者。把客体定义为是“在场”的事物，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因此后现代主义始终要求对形而上学的物质论开战，要人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人；要人们认可理性和自由正在进步的观念已经消失；崇高的哲学
和美学突出的只是理性的、创造的喜悦和哲理的自娱，不再有客观真实的内涵。
正因为如此，至少从本世纪初，“西方对人类普遍进步的原则怀有的信心减少了。这种可能的、或是非常可能的和必要的进步观念只是植根于一个信念，即艺术、技术、知识、自由的发展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好处。”（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然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了一种加重而不是减轻这种不安的方式。眼下把发展看成为进步已不再可能。资本主义通过把科学技术专利化和产权化，使之成为对金钱、权力和新奇事物孜孜以求的无穷欲望。原先人们对它投以的巨大希望已逐渐变成失望。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没有带来一个美好的时代，倒是放任生活的总体性破碎成由狭隘的专业知识照管的独立的领域。
至于个人对人性的解放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升华的感觉，相反使人类愈益感到厌倦。他们厌倦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博爱、理性、科学和国家权力。正是国家极权和科学技术的结合制造了无数个“奥斯威辛悲剧”。它向人类广泛地显示“当代科学技术产生的主体对客体的把握并未带来更大的自由、更多的公共教育或者更多的、分配更均匀的财富。”（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而是加速了合法性的丧失，现实正在集中成工业社会和金融帝国。由此导致的现代性罪恶不是近代之前的杀君，而是杀民，是把更多的人推向绝境。此时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属于人民，而属于自由集体的理念。尽管现代性标志君主制的结束，也使科学技术完成一项自鸣得意的事业，使人类成了自然界的主人，但它同时又于当代深刻地颠覆了这一事业。科学技术的异化再次使人类丧失主体化地位。
为此，人们期待一个由维特根斯坦和阿多尔诺开创的后现代主义的启蒙运动。它鼓吹新的主体性，兜售“超先锋主义”和包豪斯事业。在这里，“知识只是电视游戏节目里的东西；东拼西凑的作品很容易找到公众。……此时的艺术和文学的研究受到双重威胁：一方面是文化政治；另一方面是艺术和书籍市场。”（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134页。）关于人类如何表现不可见物，康德运用无形式、空虚的抽象来说明“不可为自己画像的偶像”，证明不可知论；而先锋派的创作原则却是以痛苦给人以，通过表现可见物来暗示不可见物。这样一来，不仅非现实化的工作成为先锋派的绘画特征，也成为整个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哲学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人类并无责任去提供真实。他要做的是发明对可构想但不可表现的东西的暗示。而且这一任务不应引导人们去期望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实现最小的调和。因为康德的不可知论和先验哲学隐含的现实和概念之间的不可置换性，为思维和存在、形式和内容的分立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明。
因此在这个康德哲学被泛化的新时代，不是理性成为后工业化的主要特征，而是意志的无限入语言。未来世纪是在语言方面，根据最佳表现对无限的欲望进行投资。与作为社会契约的全部内涵的语言相比，金钱只是语言的一个可以进行说明、支付和信用的方面，一个对时空的差异性进行有效利用的方面。“因此对无限的欲望在语言里的投资，务必破坏社会生活中富有生命力的创造本身的稳定性。”（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1 页。）而突出后现代的理想：灵活性、速度、变形的能力、警醒和禅宗，都是首先围绕语言本身的性质进行。
但语言显然不是后工业社会的专利，而是自古有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笛卡尔的《沉思录》以及近代作家蒙田的所有散文，都充满后现代意识。为此，利奥塔认为：和现代性正相反的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古典时代的理念、精神和诸多占据统治地位的基本特征，如突出时空上的有序性、整体性、节奏性、统一性、和谐性，以及生命的总体性，而现代性则突出历史的回忆、个人的独特行动、崇高的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所以“后现代性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些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但正如我们曾说过的，这种重写在现代性本身里面已经进行很长时间”。（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尽管黑格尔式的哲学早就把现代性的标志：理性、自由、劳动力的解放，通过技术进步使整个人类富有，让灵魂皈依爱的基督导致人们的得救等“元叙事”一体化，使其哲学成为思辨的现代性的凝结，但随后不久，他所勾绘的理性的、思辨的美好蓝图，就被唯意志论和形形的非理性主义打得粉碎。接踵而至的是一个放纵的和不可理喻的新时代。在这里，“唯一的危险是意志把它们（语言）交给国家，而国家只关心自身的生存，也即创造信仰的需要。”（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1页。）舍此，都将退入无足轻重的地位。
三、德里达的反“逻辑中心主义”
法国学者德里达则着重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据核心地位的逻辑中心主义。在这种主义看来，人类的文化和认识领域，存在着由人类思维逻辑推导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真理。科学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种真理。不管这种真理实际上能否获得，人们总是孜孜以求。而德里达则认为在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中，逻辑中心主义代表着一种没有可能的、自我毁灭的梦想。其实质是认识主体利用人类得天独厚的语言工具设定出的一个个静态的封闭体，是人为地使它具有某种结构或中心，并被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名称，如实体、理念、上帝、宇宙、灵魂等。因此逻辑中心主义是指“在场”的形而上学与声音中心论的结合体；它意味着言语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
传统哲学总是将存在规定为在场，寻求确定的基础和第一因。而德里达消解结构的目的，就在于消解这样的中心和结构。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描述现实后反映内在经验的手段，只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没有任何东西充分存在于符号之内。我们不仅不能把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东西呈现给别人，也不能呈现给自己。因为我们反观或探索自己的心灵时，仍然需要使用符号。这就意味着任何交流都不是充分的或完全成功的，通过交流而得以保存、发展的知识也就变得形迹可疑。（注：柳鸣九：《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为此，在文学艺术领域，德里达反对传统的写实作品，认为应该去掉人物形象和性格的描写；在结构上要有意识地颠倒时间，混淆空间，把过去、现在和将来混在一起，把现实、幻觉和回忆混在一起，读起来使人恍惚迷离，各执其义；主张去掉文学中的华丽修饰和不必要的结构，找出文学的“无意识原形”；并认为一切阅读和欣赏都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一切语言都只是一种没有固定所指者的符号，它们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语言系统与所指者之间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关系。符号就是符号，不代表任何事物或真实的世界。现代的荒诞派作品具有可写性，虽然读起来不是一目了然，却回味无穷，读者可以从分析创作中得到快乐。符号指示的东西和包含的意义不是一个不变的存在物，只是一种痕迹，随着言语的发展和语境的不同，随着使用主体的知识修养、目的、动机、上下文关系的不同，其意义永远在变化和发展中。
德里达的消解结构论不仅影响整个文学艺术领域，也从语言学角度动摇了整个哲学的基础。他说，从古至今似乎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规定：逻辑就是客观规律；客观的东西可以想到就可以说出；说到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一切音符或言语都必然有所指谓。而在他看来，文字和言语的性质却有所不同。言语可以与客观事件相符合，而更具抽象性的文字则与现实远隔一层，它不能够与客观事件完全相符。尽管言语和文字都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但言语的指谓是内在的，而文字的指谓则是外在的，它往往要通过言语才能够直接与指谓对象发生联系和作用。正是由于文字本身具有这种间接性和外在性，因此人们决不能够只根据文本来确定其实在性；不能只根据历史课本来了解历史事件的真伪；不能只根据文字符号来确认它的内在含义。
言语和文字作为一类符号或能指者，与表征的对象或所指者不同，也与符号本身欲表达的意义不同。将能指者和所指者区分开是索绪尔的功劳，而将能指者与所指者和意义区分开则是德里达的功劳。这一区分的哲学意义是：降低了所指者的实在位置。原先
所指者是指客观对象与意义相同一；而这里，所指者的性质发生变化，在许多场合与前后关系中，再次变成单纯的符号，其意义完全由使用者的目的、动机和具体场景所决定。我们“永远不可能让语言停下来成为静止的此在，在我们刚意识到它的时候，它就在我们身旁一闪而过；因此它的此在既是即在又是不在。”（注：F.鲁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46 页。）这种此在就是所谓的“印迹”。它表明语言的指谓对象和意义永远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基于言语即“印迹”的观点，德里达才认为一切语言的基本结构本质上都是书写语言的结构。
既然如此，语言作为一种书写笔迹、书写体系或一种外在性的文本就必然在它与指谓对象和意义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人们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可以把一个个的指谓对象带出来，但却无法获得其终极意义。文本或语言符号的结构本身只具有某种比喻性质，只是一种无止境的复归和向下一层层推移的无穷运动。这种运动说明形而上学的“此在”基础已经被“印迹”或“符号”的概念所动摇。因为符号的含义一直被认为是所指的标志，是返指所指的能指，是不同于所指的能指；它自始至终由可感与可知之间的对立所决定。它的生命力正来自这一对立和它所建立起来的体系。这个书写语言体系表明它是最基本的阐释或解释标准；它高于一切的精神、生命、神谕和理念，是最基础的躯体和物质。在文字之外别无更基础的存在和判定标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语言和文字。
四、哈贝马斯等人的后现代哲学
哈贝马斯虽然没有象德里达那样欲从语言学角度消解所有结构，却也赞同“四种主题：后形而上学思维、语言转向、处境理性，以及颠覆理论对实践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或者说对逻辑中心主义的克服，与传统决裂。”（注：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他说，经典哲学的主题是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现代哲学的主题是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及结构主义；而后现代哲学的主题则更贴近现实与生活。在他看来，有史以来，“即使在最合适的条件下，含有实践意义的理论也不会为可能性假设提供更多的东西。这取决于持续性，不仅有知识自身系统的持续性，还有漫无目的的构成的持续性，以及于行为中调整自身反省的持续性。”（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9 页。）因此他的哲学更关心生活质量、人权、生态、个人发展、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力图消除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
他认为过去的所有哲学及科学理论对人类现实的基本困境，如犯罪、孤独和疾病等都一筹莫展，不能给人的精神带来安慰，无视个体对拯救的呼吁；它们所描绘或重建的大多都是冷酷无情的历史，忽视交往理论的研究。过去的神学家只关心主体与虚无缥缈的上帝间的关系；科学家只关心客体本身的关系和规律；而哲学家只关心主客体间的关系；很少有人深入到人际交往的3个方面：即认识主体与事件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行为世界中处于互动状态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以及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与自身的内在本质和主体性的关系。而后形而上学将要突破传统理论的栅栏，更多地关心人类的日常生活，以驱除内心的孤独，将个人真正融入到社会大家庭中。
正是立足于这一出发点，布尔迪厄也步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后尘，从社会学角度突出了后现代主义。他说，主观论者往往对信念、欲望、行为的判断估计过高；客观论者则力图从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或文化逻辑等方面来解释社会思想行为，并认为这些因素比人的经验更强有力。而他则认为必须从如下方面来理解社会生活，即要公平地对待物质世界、社会和文化结构、正在建构的实践和个人与团体的经验；必须提倡一门反观性（reflexive）的社会学，克服主体与客体、文化与社会、结构与行为的理论对立；把现象学和有关结构的探索有效地融入到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模式中。人类社会实际是一种游戏，在游戏中你无法做了某件事而又不引起连锁反应。社会游戏都是被规范的，是某些规律的所在地，比如富有的继承人通常取富有的、比自己年轻的女子。所谓规律实质上是现实中那些“玩游戏”的人们对游戏活动本身产生的某种感觉，或是对某种自发的逻辑秩序的遵循。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法律、行为准则，说到底都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某种 “协同性被客观地调节到适应于游戏的必然性”。（注：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而倡导“协同性实用论”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则主张从根本上抛弃“永远居高临下的哲学家的声音”。指出，那些想在人和非人的现实关系中描绘自身生存的人，在追求某种客观性的同时又想使自己脱离周围实际的人，这种自古就沿袭的“以一种直接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客观论传统，在追求真理及其证明方法时，势必产生形而上学困境。相反，那些力图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实用论者，却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真理看作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识能力。”（注：luó＠①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 1987年，第410页。）他们渴望客观性只是企求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使更多的人达到协同性认识。他们对知识的研究只具有功用性，不具有形而上学基础。他们不相信实证论的合理性，认为“应该抛弃知识与意见的传统区别，抛弃作为与实在符合的真理和作为对正当信念的赞词的真理之间的区别。” （注：luó＠①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第415页。）只要对合理性有更好的理解，对道德性有更好的解释，对社会有用，就达到了目的。为此罗蒂重新定义了“理性”，认为“理性”应该指谓某种清醒的合理性对象；指谓一系列的道德性，宽容，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说服；理性就是有教养。
在重新定义“理性”后，罗蒂主张消解科学和哲学，指出：“人文学科、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可以取消。一旦科学不再具有令人尊敬的意义，就无需用它来分类。”（注：R.Rorty：Science as Solidarity，in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7，P：44.）科学作为一种通常的语言形式，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传统哲学之所以占有决定性地位，至少从近代起，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判定各门科学理论真实性的法官，认为只有它接触了终极实在，把握了超人类的非历史真理，为科学、艺术和宗教等一切领域提供了认识论主张。然而，后哲学文化则完全打破科学和哲学的神话，没有人会相信“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以及何时与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物理学家，还是诗人、政客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注：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由心灵产生的信念不是自然的一面镜子，只是人的心灵对认识对象的一种理解，一种由美学升华出的理想。它是自由自在的生命花朵，不是现实的准确再现。
罗蒂反对传统哲学和科学的实质，是旨在“摧毁读者对‘心’和‘知识’的信任”，“摧毁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注：luó＠①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第9页。）追求一种文化自由主义和多元论。在他看来，不论是哲学、科学还是艺术都只是一种文化样式和谈话的声音。为此他反对“第一哲学”的思想，提倡“无境哲学”；坚持心灵和社会的协同作用，主张用新的说话方式教化他人，否定传统哲学和科学的认识论和实在论。
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到布尔迪厄的社会游戏说，再到罗蒂的“协同性实用论”，基本上代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学、哲学和一般知识论中的作用和表现。它突出了人的个体性、主观性、个体间的协同性、实
一、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的解析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视野中，它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换言之，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纯粹的、抽象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和现代化恰恰是一种“重合”的世界历史进程。(参见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世界现代化或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因此，他们确实不曾提出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概念。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赋予人类社会以种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与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相反，马克思后来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模式中去。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避免俄国重蹈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的设想和要求：“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和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又予以重申。他们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的思想。
历史的事实是，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按照马克思原先设想的要求取得胜利的，并且，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这一设想，但始终没有改变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现代化结果的思想。他们一直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告终结。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俄国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必须在直接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肯定成果基础上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但俄国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并不存在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这在客观上就使得通过占有资主义的肯定成果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成为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对的历史课题。撇开关于这一历史性课题的种种论争不言，我们之所以说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理念，其根本的理论依据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坚持历史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占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切肯定成果的可能性。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马克思的这一精神被赋予了实践的意义。综合有关学术观点，并按照我们的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思想可具体明确为，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定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限制、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的苦难和屈辱，而继承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在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实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取代。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决非是简单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首先，两种现代化各自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恩格斯曾说过：“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页)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其次，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有两个本质的特征：一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各阶层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普遍享受到每一阶段现代化所实现的文明成果，而不是以部分社会阶层眼前和长远利益的相对丧失为前提。二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可以限制和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严重扭曲、各种社会公害的普遍流行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灾难。(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正是这两个基本特征确立了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吸收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的根本意旨应该在此。倘若忽视这个方面，也就违背了历史的辩证法。
再次，现代化的目标不同。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现代化形态，还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它所要实现的目标，即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执行的历史任务并非是向“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向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转化，这种转化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部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它起步之时起就必须承担起实现人的现代化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目标的历史重任。(同上)
二、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现代化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对此，邓小平曾精辟地概括道：“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他郑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回眸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对邓小平这一论述会有更为深刻的感知。一百多年来，试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挽救民族危机，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英不乏其数。当各种资本主义的努力和试图都以夭折和失败告终之际，中国的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发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暴露出种种弊端和不足，给人类带来了种种灾难和屈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进一步尖锐化和表面化。使得某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产生对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困惑。这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就有了试图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的思考。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赋予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新的前途。他们发现，那些在中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本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俄国经过十月革命已经得到迅速、彻底的解决。走俄国人的路——是当时各种历史条件交汇的结果。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样，就“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开始发生根本变革——超越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旧框框。”(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尽管我们说，社会主义现代化无论从形态还是实现方式上都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对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包括中国来说，在历史实践中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于这些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一般都面临着在经济社会综合指标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艰巨任务。因此，既要完成逐步吸取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同时又要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无疑增加了实现的难度。其次，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所首先承担的是努力构建作为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沿着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途径上均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努力的制度基础。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合理科学的制度基础也是这些国家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再者，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时存在的。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并将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整个20世纪中，尽管资本主义遭遇了几次重大的危机，但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仍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仍然存在着发展空间。面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资本主义必然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和途径来限制、制约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上述种种，必然大大增强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性和难度。(参见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曲折发展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解决这一历史难题方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在这里总结的主要是主观方面的问题。
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无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社会属性上的本质区别。但在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片面追求过于纯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失误。这一结果使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不适应的状况。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这些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片面地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忽视具体实际，简单地否定市场配置资源的历史作用，将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次，在实践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面，存在着牺牲一些劳动者阶层如农民的利益的做法，而没有能够全面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方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还有，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方面，在对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追求过程中，存在着片面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做法。
当然，看待这些由于主观失误而产生的问题，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之置于当时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而不能简单地、片面地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积极努力。但20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道路所必须依托的基础。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正是依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这一道路的哲学基础。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初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以初步的实践成就验证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进行新的探索。经过2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具备了比较完整、科学的体系。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科学理论作出了比较全面的科学概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现代化所依托的社会基本制度方面，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做法，而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适当恢复和发展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满足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这一改革原则的指导之下，经过20多年的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断，在坚持宏观计划调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在现代化的实现方式方面，一方面，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逐步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注意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努力限制和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弊病，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一举措既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的必须经历的环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具体努力。
在现代化的目标方面，在坚持不断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努力推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页)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既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又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是针对我国作为不发达、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而体现的。
尽管经过建国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对于我国而言，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邓小平立足于这一具体实际，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描绘了实现第三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在21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的灾难和不幸决不是我们一定要重复的悲剧。倘若承认这些灾难和不幸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必须付出的代价，那就从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客观地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在努力限制、克服或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方面，在对实施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人和社会、人和自然全面、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和战略选择方面，应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的。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虽然决定了实现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程度很高，而且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应该检讨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得到完整体现，这就必然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态的最终实现。在欢呼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不无发现，仅仅20多年的时间，生产盲目性和生产过剩现象恶性发展、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失业增多与贫富分化加剧、拜金主义思想和社会腐化现象回潮等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病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如何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依然需要我们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
四、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辩证分析
我们还不能不对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外部条件予以重点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仅仅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剧变标志着两个平行市场的结束，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显示这一时间的特殊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确有要求合作的一面。这一面集中体现在经济上，即西方对我国资源、市场和劳动力的需求上。而我国之所以融入经济全球化就是在利用这一优势，通过广泛学习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利用西方资本来达到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目的。可以认为，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新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尝试。
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交流和矛盾、对抗中发展和完善自己。(参见本刊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访经济学教授顾海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这一主题在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尤为突出。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采取简单对抗的历史同时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表明：仅仅通过政治斗争和军事对抗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思维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这一点对于在经济上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认识应当更为深刻。因此，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的条件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应该抓住机会，在坚持捍卫国家、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前提下，主动和积极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开经济、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尽快地壮大自身的力量。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的动机从来不曾放弃过。而且，20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历史业已证明，“和平演变”已经逐渐代替武装干涉、经济封锁越来越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基础性手段和策略。所谓“和平演变”，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在通过军事和经济的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受挫后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强调了“和平演变”战略的意义。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对此早有深刻揭示：这表明美国是在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阴谋使资本主义复辟。(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8页)
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平演变”也必然会继续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1989年，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在加入WTO后不久，同志也明确指出了西方的这一企图。(注：同志2002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WTO”专题研究班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从本质上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美国不会放弃遏制我发展的政策，把我作为其潜在的对手的策略不会改变。它是有自己的战略考虑的，我们还是不可天真。通过推行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推行所谓政治上的自由化，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分化”、“西化”的一个重要战略手段。美国与我达成世贸组织协议，是与其全球战略紧密相连的。这一点，克林顿曾明确作了表露。他在《关于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致国会的声明》中说：‘加入世贸组织只将给千百万中国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带来信息革命。这将加速中国国有企业的瓦解。这一过程就是使政府远离人们的生活，并催发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一面，依然集中体现资本主义在政治上试图进行和平演变，在经济上力图维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力图用资本主义价值观替代社会主义价值观。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就其狭隘的利己性而言，其本质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反向清算和逆向报复。”(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理论动态》课题组：《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9月17日)它就不可避免地充当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
通过辩证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在更为直接和方便地吸收西方一切肯定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加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削减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原则的可能性。这样，就面临着以往社会主义实践所不曾经历的新的风险。孤军奋战于西方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若想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和复杂。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苏联、东欧各国放弃社会主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作为幸存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众矢之敌。另一方面，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举措，以及为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动，也使资本主义进行“和平演变”变得更为直接可行，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捍卫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复杂程度，也增大了被“西化”和“分化”的危险。如何在积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的同时，维护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就成为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课题。
从来没有类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基本是在与资本主义体系对立中，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的。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马克思的具体支持，他给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理念就足够了。而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依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对西方的政治图谋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在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的同时，捍卫国家和民族独立，避免成为资本主义附庸的危险。尽管这一课题十分复杂，但有几个原则却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和价值目标，充分体现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主义属性。我们固然需要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经济增长并非全部。我们还必须考虑分配的公平、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我们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应与欧洲原发的市场经济有着重大区别，它理应受到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的框定和限制。
其次，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在与资本主义相处中，“国家的、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诸如演变论、弱化论和全球治理论等鼓吹民族国家及其过时的理论其实质是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张目。全球化起初就是和民族国家相伴相随的。这个道理并非复杂。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挡住比自己强大的对手，以求保护自己，它必须依托国家、。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资本成长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就把疆界和国家统统踩在脚底。因为此时，固定的国界(和)已经成为它扩大资本积累的消极界限了”(参见王锐生：《全球化的几个哲学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事实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根本不是民族国家即将消亡、国家有限等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愈为凸显了民族国家的主导作用。融入全球化只是为了获取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决不能因此丝毫损害国家和国家安全。
最后，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但必须强调，融入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而不能“溶入”其中。不然，在丧失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属性的同时，也必然会同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也是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也是历史的必然。正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我们一定能够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迎接世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994年版。
：《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靳辉明、罗文东：《人道主义与现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995年版。
本刊记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境界——访经济学教授顾海良》，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
王锐生：《全球化的几个哲学问题》，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叶险明：《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叶险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
【关键词】 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抽象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当代主义
教学实践期间听导师点评学生作业。作业是要整理20世纪的流派大纲，学生是美术史专业大三的学生。但在梳理美术史的时候，仍有很多学生把波普艺术紧挨着抽象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回来查阅了一些书，至少在我拿到的资料中，波普艺术和超现实主义之间还有个抽象表现主义，在安纳森的西方现代艺术史中，甚至还要加上美国20年代初期的艺术现象，包括八人画派和军械库展览。
我不知道他们把抽象表现主义放到哪里了，对于美术史的学生来说，抽象表现主义是不可以忽略的艺术现象，而把抽象表现主义放到波普艺术之后呢？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因为美国的波普艺术发生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后，并且是作为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反抗而产生的。
在《英国的波普艺术：现代主义在理论上的终结》中，可以读到“汉密尔顿曾经是新达达主义艺术家，杜尚的门徒，深受后者艺术哲学的影响，而且跟杜尚一样，人和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思辨性，是波普艺术当仁不让的理论家。”1
汉弥尔顿是波普艺术的开山者。初学美术史时，看到的第一幅介绍波普艺术的图片就是他作于1956年的《到底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非凡，如此有魅力？》。提到英国波普艺术，这件作品就是绕不过去的。当把英国波普艺术和美国波普艺术混到一起作介绍时，这件作品变成了波普艺术的开端。
在能查到的资料中，波普艺术的时间是从英国波普艺术算起，把英国的波普艺术与美国的波普艺术混同在一起了。事实上，这两者应该分开来算。一个是美国波普艺术并不是从英国波普艺术发展而来，二个是在世界艺术的发展进程中，这两者的地位相差是很大的。英国波普艺术进入世界艺术史，更多的是体现当时进入消费社会并且作为艺术史的细节，保证艺术史的完整而存在。对世界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是美国的波普艺术。
而事实上，稍微留心一下，在艺术史的课本中，大多是把波普艺术放在60年代的艺术流派中。它们在50年代英国就出现的开端只是作为对波普艺术的补充描述而存在。这是因为波普艺术在60年代才在美国兴起，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英国的波普艺术只能说是提醒了美国人要关注他们自己社会，就像杜尚初到美国时促使纽约的艺术家们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城市，从而引发出精确主义一样。
波普艺术对达达主义和杜尚的传承不用多说，众多的美术史课本上都会提到波普艺术的“新达达主义”名号。并且波普艺术常用的拼贴手法确实来源于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团体在1922年之后与达达主义团体很难完全分开了。这也是学生们看到波普艺术对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的传承的一部分，以至于他们把波普艺术紧紧地编排到超现实主义之后。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王林《形态学》讲古典主义的那一章里已经分析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进程，“文化的交叉和政治的分裂形成欧洲美术传统在地域上的扩散和在历史上的断裂，由此造就二评论经传统的更替，而不是一元性文化传统的兼并。”虽然这只是归纳的结果，而不能作为演绎的根据，但我们在学习西方艺术史时应该有这么一种基本的观念在其中。西方文化的更替和批判更容易造就一种隔代继承的状况。在西方艺术史中，这种状况比直接传承更普遍。
印象派反抗古典学院主义的权威，走出尊重个人感观的第一步，后起的现代主义运动纷纷效仿，要绘画和艺术摆脱文学和宗教的绑架，走向“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路子。美国的抽象主义艺术家们吸收了抽象形式的宇宙性和普遍性，放弃了理性的分析；他们剔除了超现实主义精致描绘的细节，保留了自动绘画，最终把这两者揉合成带有美国气质的抽象表现主义，把世界艺术的中心从巴黎转到美国。
原本绘画摆脱文学是为了追求自由，当形式主义的清规戒律成为了权威之后，又成为了对自由的限制，失去了反抗最初的目的。他们的艺术脱离生活，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在市场和理论的重压下陆续出现了严重的精神问题。波洛克醉驾死亡，形同自杀。罗斯科在卧室中割腕，警察的报告中写着“明白无误的自杀”。
此时，艺术家们再一次发动了追求自由的革命。由形式主义发展而来的极简主义硬边艺术等抽象艺术虽然存在，但此时在艺术舞台上唱主角的成了美国的波普艺术。这在美国已经是60年代的事情了。他们继续杜尚的思想，把形式主义者们看不上眼的东西拿来摆在画廊里，指定它们为艺术品。他们表现消费社会为人们欢迎的大众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与印象派反抗学院艺术对艺术家的限制与压迫，着重表达人的感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到这个时候，从超现实主义到抽象表现主义再到波普艺术的关系已经是很清楚了。即使挑出艺术史年表中的一些相关的事件，这几个流派间的关系也是一目了然的。
1915―16年，达达运动出现于瑞士。他们提倡自动性和偶然性。当时的社会情形使得达达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破坏性与批判性。
1922年超现实主义召开巴黎大会，正式取代了达达的地位。此后，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社团很难完全分辨清楚。
1940―41年，蒙德里安和超现实主义者们来到美国，促进了抽象表现主义的产生。
1947年，超现实主义者们回到欧洲，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们摆脱了超现实主义的束缚，陆续发展出自己的签名风格。
1955年，劳森伯格展出结合绘画《床》，既是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反抗，也是拼贴与抽象的结合。
1956年，汉弥尔顿《是什么使今日的家庭变成如此与众不同，如此吸引人？》成为第一件波普作品。
关键词 现代主义 流派 代表 作品 主题思想 精神象征
所谓现代，哈贝马斯是这样解释的：“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而在艺术领域特别是美术领域的的现代派，即指20世纪以来所有具有前卫特色、与传统文艺分道扬镳的各种美术流派和思潮。而在现在这个信息网络，技术传媒的时代，随着艺术关系的不断变化，质疑，改变……我们对于艺术的主题探索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探寻在当代之前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主体性，追寻那些活跃在“现代主义艺术”前列的艺术的“影子”，我认为，是每个与艺术工作有关的人的必修课程。在整个现代主义艺术的演进简图，也即1850-1973年的时间段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认识的丰富，思想的进步，社会的艺术主题性也在不断地发展，拓宽。从主题的非神圣化到主题的平淡化，日常化；从主题的形象客观化到形象的破碎化；从形象的除此消失再到形象回归；最后，由形象的彻底消失到最后的绘画零度。这样的社会艺术的发展过程，构造了一个前卫，先进的艺术氛围，也带来了一位位思想特别，表达自由，技术精湛的艺术家。下面，我将分别从现代艺术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美术流派，以及该流派的具体风格走向，艺术家代表，艺术作品代表以及前卫的代表思想为表达中心，以大概的时间发展为轴线，来简单的阐述一下，我，对于，现代艺术中各个流派主题性的探索，学习。
（1）野兽派，出现时间1898年。代表人物：马蒂斯。野兽主义（Fauvism）是自1898至1908年在法国盛行一时的一个现代绘画潮流。它虽然没有明确的理论和纲领，但却是一定数量的画家在一段时期里聚合起来积极活动的结果，因而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画派。以H.马蒂斯为代表的一群年轻画家，在1905年的巴黎秋季沙龙中，展出了一批风格狂野、艺术语言夸张、变形而颇有表现力的作品，被人们称作“野兽群”,由此“野兽主义”得名。野兽派画家热衷于运用鲜艳、浓重的色彩，往往用直接从颜料管中挤出的颜料，以直率、粗放的笔法，创造强烈的画面效果，充分显示出追求情感表达的表现主义倾向。
（2）立体主义派，出现时间1908年。代表人物：毕加索。立体主义画派，即用块面的结构关系来分析物体，表现体面的重叠、交错的美感，是立体主义追求的目标。1908年,另一群年轻画家以P.毕加索、G.布拉克为代表，在法国推出立体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的原则最初出现在毕加索的油画《亚威农少女》中。这幅画被认为是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分水岭。立体主义画派的特点就是注重画面的分解和结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主题形象非客观中的主观变形。
（3）荷兰风格派，出现时间：1917年，代表人物：蒙特里安。荷兰风格派，是由于一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而与卷入战争的其他国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相互隔离。在极少外来影响的情况下，一些接受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观念启迪的艺术家们开始在荷兰本土努力探索前卫艺术的发展之路，且取得了卓尔不凡的独特成就，形成著名的风格派。风格派的核心人物是蒙德里安和杜伊斯堡等人。显然，风格派作为一个运动，广涉及到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整个20世纪，抽象主义基本上遵循着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两个方面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有所变化而已。
（4）未来主义画派，出现时间1910年。代表人物：博乔尼。未来主义画派，在现代工业科技的刺激下，用分解物体的方法来表现运动的场面和动的感觉。在雕塑领域内反映比较具有代表性。未来主义的画家和雕塑家U.博乔尼于1912年4月签署关于雕塑艺术的宣言，并把未来主义的原则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代表作为《在空间连续的形》（1913）。
而且，属于善于运用主观变形的未来派，还热衷于用线和色彩描绘一系列重叠的形和连续的层次交错于组合，并且试图用线来描绘光和声音。这也是未来派的一大特色。
（5）抽象主义，出现时间：1910年前后。代表人物：康定斯基。抽象主义画派，是在现代主义艺术中，主题形象的初次消失。他的代表人物康定斯基，用点、线、面的组合、构成，参照音乐的表现语言，用绘画来传达观念和情绪。他的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1912)、《点、线、面》(1923) 等奠定了抽象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实践家，他主要从事抒情抽象绘画的创造，但同时也在几何抽象方面有所探索。
（6）至上主义，出现时间：1913年左。代表人物：马列维奇.至上主义画派，属于几何抽象的范畴。该画派风格在平面构成上的努力，在探讨艺术的虚、空、无方面的尝试，应该说是在那个时代非常之有意义的。风格派的核心人物是蒙德里安和杜伊斯堡等人。显然，风格派作为一个运动，广涉及到绘画、雕塑、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其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整个20世纪，抽象主义基本上遵循着抒情的抽象和几何的抽象两个方面发展，只是在各个阶段有所变化而已。在这种艺术流派中，他们强调的是超越绘画的方式，以体量的突破，带给人以一种量上面的突破感，与“旧艺术”与人们的传统思维进行碰撞，产生不同于以往的一种艺术体验。
当然，在后来，还相继出现了新现实主义，事件艺术，激浪派，概念艺术等等一系列的艺术流派。在这些后来的艺术流派中，艺术家们注重的已经不仅仅是画纸上的表现，他们更注重空间，材质，媒介，光影的表现。他们期望通过那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活，活动，工作物件来产生艺术的碰撞，紧接着，以达到，让人类解放思想，感受生活，贴近艺术的效果。相对于以往艺术阶段人们对他们的比喻，我更喜欢把“现代主义艺术”比作一位有思想、敢突破、善表达的男性。他的各个流派主题，风格宛如他的人生的各个阶段：有年少轻狂无知（野兽派）；有少年自信满满（立体主义）（表现派）；有青年豪情壮志（未来主义）（抽象主义）（至上主义）；有中年成熟稳重（荷兰风格派）；有老年的豁达释然（超现实主义）（波普派）。
总的说来,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主义美术,适应了现代社会人们的需要，创造了一批可以列入人类经典文化的作品。还是那句话，对于：“现代主义艺术主题性”的学习研究，是每个与艺术工作有关的人的必修课程。
我们只有在不断地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去了解这些艺术的流派在视觉艺术、空间艺术等领域的不同表现、表达，才能更好地去学习现代主义艺术，也才能更好地去将现代主义艺术的精髓去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
[1] 项晓敏.欧美现代文学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
表现主义先锋高更和凡•高身处在后印象主义中，其艺术也从浪漫、现实、印象主义甚至巴洛克中汲取营养，又影响着野兽、立体、综合等主义。表现主义之父蒙克，从后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探索中发展出自己的路子，也不乏象征性的内容、野兽派的色彩。还有两位现代表现主义不得不提到的人物，即恩索和康定斯基，而恩索又是超现实主义和20 世纪幻想派之父，康定斯基则是抽象派之父。看来很难判断哪位画家、哪幅作品、哪个时期是表现主义的，而各种主义更多是艺术批评中运用的公式或标签，更应是一个概念或理念。如果说绘画从对宗教的弘扬和自然的再现这一传统中解放出来，发生变革，那么现实主义是将自然与社会结合进行表达；印象主义是将自身的感受与自然结合进行表达；而表现主义则是终于摆脱自然，独立于自然之外，对人自身的内心、精神、情感、感受等的表达。而后的许多主义又脱离了人，就绘画而绘画，发掘绘画世界本身的价值。从另一个方面说，所有绘画艺术都有“表现性”和“再现性”，两者是相对存在的。即便如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或雷诺兹、安格尔的绘画也有表现性；如康定斯基或蒙德里安的绘画也有再现性。
所以作为艺术运动的“表现主义”的提出，本意是以革命者的身份与“再现”对立的立场，而“再现”的承载不是绘画的再现性，它应是当时学院派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等既有艺术。一般认为“表现主义”一词在1911年被《狂飙》杂志正式使用。但在这之前，1880年就有批评家用“表现主义者”来描述表现自身情感的现代画家。1901年在巴黎举办的画展上，画家茹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以《表现主义》命名自己的油画作品。“表现主义”的产生是“革命者”区别“旧艺术”而创造出的“新艺术”的名称，它的本质与现代艺术运动“革命与实验”是一致的。“高更把绘画的本质看成是某种独立与自然之外的东西，当成记忆经验中的一种‘综合’，而不是印象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直接的知觉经验中的东西。”“凡•高试图用红色和绿色为手段，来表现人类可怕的激情。”蒙克将内心世界的表现发挥得淋漓尽致，造型问题是第二位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才是第一位的。他的艺术作品表现人类的苦难、贫困、暴力和激情。主题多暗示和寓意病痛、孤独、恐惧、忧郁、死亡、暴力和。恩索奇特的幻想、对恐怖的探索揭示了艺术家纷乱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强烈程度，作品践踏了形式原则以便表达主题，空间组合的杂乱无章是为描画世界的杂乱无章。康定斯基强调纯色的心理效果，渴望通过一种纯“心灵性”的新艺术使世界更新。绘画本身抽象的色彩与形式的和谐，必须“以触及人类灵魂的原则为唯一基础”。以上五位画家可以说蒙克是比较纯粹的“表现主义”，所以表现主义和蒙克通常一起提及，同时与表现主义一起提及的还有德国。
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艺术巨变中
法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心，几乎所有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思潮都以它为中心展开，在造就了本土艺术家的同时，它还是各国艺术家的圣地，很多艺术家到了巴黎才有了成功。但从表现主义开始，这种与巴黎的疏离与对立有了兆头，与法国的那种试图建立一种世界性流行语言相反，表现主义强调个性和种族性，它以斯拉夫民族和北欧国家的宏大、悲悯情怀为精神依托，对所处时代的动荡不安有着最细致和钟情的表现，并以悲剧的形式面貌和气质为其总体的特征。客观上讲蒙克的影响对表现主义在德国的重大发展有着相当的贡献，但表现主义在德国有最集中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主观与精神气质方面的契合，德国由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再到表现主义，都体现出了一种敏感、激荡的民族心理情绪，这不是一个容易简单地快乐起来的民族。
除了精神气质的契合，还有一个理论背景，新康德派哲学家菲德勒大概是第一个认识到作品是“内在需要”所产生的评论家，他认为艺术作品本来就是艺术家独特的视觉知觉对象，以他的选择能力所得出的自由形式，还有“移情作用”这一理论得出的色彩、线条、形状或空间，都是一种特定情绪特征的提示。随后沃林哲认为现代艺术家在走向对自然的有选择性的组合或抽象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冲动”。桥社、青骑士等众多德国画家将这些理论、观念充分强调和实践。20 世纪初德国有“桥社”和“青骑士”等艺术团体。“桥社”是蒙克的追随者，成员基本都出生于普通家庭，其作品给予普通人同情；惊讶大城市的魔力同时又表达身在其中的焦虑；热衷表现舞蹈的瞬间，这可能与他们的15分钟素描法训练有关；此外在艺术上融合了非洲艺术的一些元素。“青骑士”的作品更为抽象，他们对内在精神和情感更感兴趣，并试图用视觉的形和色来表达，可谓纯“心灵性”的新艺术。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普遍有“革命”色彩，强烈要求变革已有的艺术形式，规模宏大的叙事性题材极少出现，而经过简化和夸张的人物、风景和景物大量涌现。其作品倾向表达痛苦、绝望、紧张、狂喜之类的极端情感。虽然20世纪初德国大部分表现主义画家在画面上始终没能走出蒙克、凡•高、高更、马蒂斯等现代艺术巨匠的阴影，但他们的坚持是值得肯定的。
不应否认，相对弱小的文化形态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会溢出于自身的文化范畴，从而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文革”期间，民间形态的许多东西大行其道，比如血统论。而在经济模式、价值观念、社会型态转型期的当代，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是江湖文化的一些思考问题的视角和价值倾向，正在以侵蚀性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有些江湖性的社会共识正由此形成，而且有些江湖性的认识方式，正被当做时尚。其实江湖文化影响于社会，绝对不是现代才有的新景观，江湖文化影响传统文化、影响社会生活，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事实。像江湖之义气、结拜、拉山头等，都曾对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有一种持续性的影响。今天江湖文化声威显赫走入现代生活，除了原有的江湖文化一些招牌式的特征外，还有江湖一些经典的意识方式与游戏规则。人是社会的动物这句话在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一般说来，人是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人以集体的方式存在，又以个体的方式存在。但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人首先是群体状态的人，然后才能是一个为自己的人。也就是说人首先是一个家族的人、地域的人、某一个门派或学派的人，然后才能显露出自己的特色或个性。社会上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获得自己群体性的方法和途径。比如那些因科举而走入仕途，也就是说加入文官集团的人，他们获得自己群体性的方法是多种路径，正像黄仁宇所说：“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传统文化背景下，偏偏为各阶层的人等立体式地发展自己的群体性，既提供了众多的方便之门，同时又提供了合情入理的理论依据。
江湖文化对帮派这一利益共同体的历史形成贡献良多。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从江湖文化或者说是江湖现象的显性表现上看，真实的江湖就是由散落于各处的派性鲜明的帮、派、会等构成的。换言之，帮派现象只有在波翻浪涌的江湖才是合理合法而且是旗帜鲜明地存在着的。如果说社会上的各种团体、组织对帮派一说还有或多或少的忌讳的话，那么江湖上的只要是有名号组织，都是在不遗余力地张扬自己的帮派性。情况往往是这样，江湖上的帮会只有把自己的帮派性传扬到全天下都知道的时候，这个帮会才能有巩固的江湖地位，并为人所敬重。江湖人物见面，首先要打听的是对方师出何门，属于哪门哪派，只有对方的出处打探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而且江湖中的人物，从参加帮会的那一天起，就被赋予一种维护、纯洁和传承自身组织帮派特征的神圣使命。从江湖文化所张扬的江湖美德——义来分析，江湖之义最后只能归结于小团体之义。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一个“义”字是有着各种各样思想文化来源的。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义，儒家系统的侧重于忠义之意的义，与墨家系统中重在侠义之意的义是不一样的。同时，统治阶层与社会上倡导的义称作基本义的义，与江湖上无处不在的义可以称作特殊义的义，也是不一样的。传统的伦理道德，不管被宣扬得怎么天花乱坠，口沫横飞，在实践层面上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费孝通所讲的差序格局的递减效应，另一是因人不同而变化。对朋友、熟人、陌生人、敌人等，所要实施的义也是各各不同。传统背景下有关亲属关系的称谓以及对社会各色人等的称谓十分复杂，实际上是为伦理道德的“变脸”，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刘备派系中的张飞，不会对孙权讲义气，所谓义气只局限在江湖小团体之内，只是对张扬江湖帮会的帮派性有利。
再从兄弟情谊角度看帮派性的形成。兄弟情谊是义的一种表现形态，也是江湖的一条无形规则，也是江湖给人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兄弟情谊张扬的是一种伟大的江湖伦理。这种江湖伦理有一个伟大的企图，就是要建立一个同男女之爱同样伟大的感情区域，那就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情谊。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所倡导的侧面，同时也有自己的忌讳之处。因为兄弟情谊正是构筑江湖的凝聚力量，因而江湖世界对于违反兄弟情谊的种种事件都是特别忌讳并深恶痛绝的。《说唐》给我们讲了一个秦叔宝与罗成兄弟之间相互传授武艺的故事。罗成的罗家枪独一无二，秦琼的秦家锏天下无双。他们在罗家后花园练武时忽然萌动相互传授武艺的念头，在相互传授之前，他们赌咒发誓不得隐瞒一招一式。罗成道：“说得有理。哥哥，做兄弟的教你枪法，若还瞒了一路，不逢好死，万箭攒身而亡。”叔宝道：“兄弟，我为兄的教你锏法，若私瞒了一路，不得善终，吐血而亡。”他兄弟两人并没有按照所盟誓言去做，罗成与秦叔宝各自保留了一套最拿手的绝招。结果他们的结局就如他们当初所赌咒的一样。对于兄弟情谊有一丝一毫的亵渎，都有可能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兄弟情谊一般用结拜的方式证明和巩固下来。由于江湖伦理对于兄弟情谊的过分看重，就很容易使兄弟情谊变成兄弟间的无条件友好，这样兄弟情谊过度到帮派性就是非常方便的事情。帮派性的前提条件是眼中只有自己的兄弟，千方百计维护自家兄弟小团体自身的利益，把其他所有规则和考虑都可以抛于脑后。帮派性是兄弟情谊最坏的一种结果。帮派性张扬的是个别的义，也就是派别内部之义。这种帮派的个别义，是以可以对江湖其他成员不义为前提的。帮派性的存在，很有可能会对江湖道义与江湖伦理造成伤害。兄弟情谊与帮派性其实不是互相矛盾的。帮派性是兄弟情谊极有可能发展的一个结果。
人际往来上的江湖化与事情处理上的江湖化，这些都是泛江湖主义之表现。称兄道弟，表面看来是表现了伦理文化的发达，实则是江湖结拜现象的一种延伸。古代的政治、现代的政治都免不了与江湖文化的勾连，古代的读书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也不能拒绝江湖文化的影响。就说现代知识分子吧，这些看来与江湖文化相距最远的人，也会在不经意间，表露出一些江湖的气息。那些初次交往的有学识的人，一般都是称对方为先生，以示尊敬。但在不断加深了解，相互变得熟识以后，先生的称呼就显得太文气，就会以“兄”字来接替先生所要表达的尊敬之意。这个给感情发展留下无限弹性空间的“兄”字，不同于江湖上赤裸裸的“大哥”“老大”的称呼方式，但实际上已具有了要与对方进一步发展兄弟情谊的江湖意味。那些以这种方式使用“兄”的人可能并不一定自觉到其中所潜藏的文化含义，但也正表明了江湖文化跨疆域的影响力。说到现在的香港演艺界，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称呼及他们的名号上，就能感到一股极浓郁的江湖气息。“大哥”与“大姐”这是一种叫滥了称呼方式，“大哥大”、“大姐大”已变成了对有实力人士的一种敬称了，而直接来自于江湖的“天王”或是“小天王”已成为对有突出成就演艺界人士的的一种命名方式。对于事情处理的江湖化在现代生活中也有诸多表现，就是把所遇到的事情以江湖的方式处理，只以感情论是非，只以小圈子论短长，只以兄弟拍胸脯，把需要用理性分析、定位的问题用江湖处理，这种做法有一种江湖的爽快成分在内，但这毕竟是一种低俗的处理问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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