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2 02:55:22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在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其实告诉人们,这两个专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在19世纪末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一步。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兴办现代报刊,这些现代报刊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基本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要叙述语言的文学作品逐渐在这些报刊中占据更多的版面,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视为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形态的雏型。但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却是自觉提出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与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即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和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先天地注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局限。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 “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 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而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这种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建构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挖掘出代表着日常生活叙事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资源,并勾画出一张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地图。这张新地图无疑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显露出来,但由此颠覆以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
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 二 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潮
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宣泄的载体。 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而且也是最适宜进行启蒙的文学,因为启蒙是面对现实的启蒙,如果文学缺乏现实的内容,启蒙就变成虚空的启蒙,不可能打动现实中的民众。现代文学初期,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分别代表着“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主张。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直接呼应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生活在“人间”,感受着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苦难。创造社尽管强调艺术的激情,大举浪漫主义的大旗,但在启蒙和救亡的大的语境下,他们很快就转向了革命文学,创造社的代表性人物成仿吾反省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知道我们在热爱人类——绝不论他们的美恶妍丑。我们以前是不是把人类忘记了”。创造社的同仁们就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来表达他们的浪漫和激情,将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文学就因为先天性地承载着启蒙的思想任务而将自己托付给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就成为了最强音。当代文学作为革命胜利者的文学,也就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主潮。因此,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切入点。
仅仅从现实主义文学的角度去描述当代文学史,是不是过于狭窄了,是不是就会忽略文学的丰富多样性,就无法涉及到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以外的作家和作品。如果我们仅把现实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文学流派,那么就的确会影响我们对文学史的全面描述。然而,现实主义文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创作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一种世界观。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一格里耶曾经很深刻地谈到现实主义与文学的微妙关系,他说:“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为现实主义者,从来没有一个作家自诩为抽象主义者、幻术师、虚幻主义者、幻想迷、臆造者……”罗伯—格里耶对此的解释是;“他们之所以聚集在现实主义这面大旗下,完全不是为了共同战斗,而是为了同室操戈。现实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每个信奉者都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对付邻人,它还是一种品质,一种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历史上的情况历来如此,每一个新的流派都是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它以前的流派:现实主义是浪漫派反对古典派的口号,继而又成为自然主义者反对浪漫派的号角,甚至超现实主义者也自称他们只关心现实世界。在作家的阵营里,现实主义就像笛卡尔的‘理性’一样天生优越。”罗伯一格里耶提示我们,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要素。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的世界观为根本原则的。
因此从考察作家的现实主义态度人手来描述文学史是有理论依据的,是能够把握到历史的脉搏的。而中国政治赋予现实主义正宗的地位,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显在的、主宰的文学意识形态,从而也造成了当代文学基本上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潮的事实。因此,描述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下的千姿百态,剖析这种千姿百态的成因和意义,应该是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适当方式。
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强调对自然、现实的忠诚态度,是人类最早成形的世界观,与人类的思维史相伴而生。它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最基本的内涵便是要求文学艺术要客观再现社会现实。而“再现”本身就包含着对意义的诠释。20世纪最忠诚地维护现实主义地位的卢卡契是这样定义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原理的:“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整体性,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场景中,作为世界观的现实主义被凸显和强调出来,现实主义的主张其实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主张,具体到文学创作中,提倡现实主义的当代文学的文艺政策制造者们和理论家们所强调的正是主观认识这一方面,因此,现实主义在其文学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就演化为一个意义规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以现实主义来要求文学,从根本上说,并不是说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而是要求文学“正确”地反映现实。
1953年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要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扬说:“判断一个作品是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的生活的真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在“社会主义”这一政治内容上。但这种意义是政治以生硬的方式加进来的,并不是现实主义在叙述中自然生成的,因此,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作家在叙述中会有意无意地修正政治赋予的意义,会溢出规范化的意义,会让现实自身生成出新的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规范化确立期,随着规范化的确立,现实主义被限定到一个非常狭窄的政治框架内,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到了一个偏执的程度,它给文学留下的空间非常逼仄,这一情景在“”时期更是推向极端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演变为“三突出”原则,文学几乎失去了自由创造的能力。粉碎“”之后,文学界首先要解决现实主义的偏执的意义阐释,借助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现实主义文学导演了一场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从“五七干校”回来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以历史受害者的身份获得了优先的发言权,他们成为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主角,并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使得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成为新时期文学最具合法性的通道。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试图解除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意义承载,于是有了一次“新写实”的潮流。“新写实”强调零度情感,强调原生态。
新时期文学的30年,现实主义基本上仍是文学的主潮。但现实主义经历了一场自我解放的过程,在这之前,现实主义的意义阐释达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现实主义叙述受到偏执意义的严重束缚。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开始,拨乱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变意义偏执的状况,但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叙述与意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现实主义经历了疏离意义、放逐意义、重建意义的螺旋往复的过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大转型带来中国当代“新的现实”,则是重建意义的必要条件。“新的现实”是当代文学的重要资源,“新的现实”变幻莫测的生活万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经验对于当代作家来说确实也是充满诱惑力的,但由此在对“新的现实”的叙述中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写作模式和小说样式。20世纪80年代,由知识分子政治精英话语建立起来的新时期文学拨乱反正宏大叙事与现实主义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90年代的中国社会逐渐给市场化加温,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宰,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自由竞争原则诱使文学朝着物质主义和欲望化的方向发展,这为现实主义与拨乱反正宏大叙事的亲密关系的松动乃至瓦解创造了最合适的条件。但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摆脱意义约束之后,便朝着形而下的方向沉沦。 三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 中国当代文学是革命胜利者的文学,革命胜利者对它具有当然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理论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学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应该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学艺术界名人在北平商议成立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即以后的中国文联。1949
年6月30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正式召开,7月23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全国文协的领导成员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为文协党组组长,冯雪峰为副组长。全国文协在 1953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大会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但实际上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特别机构,理论上说是群众团体,实际上是被纳入到国家正式编制中的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列人到国家决策计划之中,是有国家正式编制和相应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协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产物,它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国家内部的作家协会或作家同盟组织。在20世纪阶级斗争对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协会机构,随着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这些国家的作家协会也形存实亡,或者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的态度,反映了在阶级对垒分明的时代,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文化领导权的愿望。这一愿望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显得更加迫切,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东方****文化土壤上开展的革命,缺乏资产阶级文明的广泛传播和精英阶层的集结,无产阶级政党以唤醒民众的方式,将启蒙与革命合为一体,这一切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成立不久,便创办了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时任主编的茅盾在创刊词中是这样阐述刊物的编辑方针的:“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
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这一编辑方针更像是在完成一项政治思想任务,而这恰恰说明,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被纳入到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宏伟规划之中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国作家协会等相应的文学组织,只是国家全方位领导文学的方式之一,国家领导文学的方式是多方面的,还表现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学制度、文学体制和文学生产方式的确立,等等。总之,国家通过多种方式使其领导和组织文学事业的意图得以实现。这一切,给文学创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更为准确、全面地描述当代文学史,就不能忽略对文学制度的考察。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文学中的文学制度和文学体制问题,并将其引人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为我们率先做出了一个良好的样板,他在这部着作中注重从文学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学现象的成因,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来文学制度的专着。他在这部专着中阐述了文学制度的现代性意义。
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社会制度,文学制度更为隐性,更多地通过一种社会习惯和精神指令加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文学制度,文学制度是一个社会使文学生产获得良性循环、文学能被广大社会成员接纳的基本保证。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制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执政者对文学有着明确的政治要求,其文学制度是为了最大化地保证其政治要求的实现,通过相应的文学制度,将文学纳入到政治目标中,这使得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这样一种文学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与文学的自由精神相冲突的,因此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内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锐,这导致了文学制度和文学创作双方的相互妥协和调整。尽管当代文学制度最初明显表现出与文学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积极性。但我们在对待这一历史现象时,不应该轻易地从否定文学制度的角度来总结历史经验,菲合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新中国的执政者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通过文学制度来干预作家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首先通过组织建设保证了对文学的统一领导,但随着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文学的领导者发现,光有组织上的严密建设,并不能保证每一个作家以合目的性的思想进行创作。为了确保文学的合目的性的发展,执政者在文学领域开展了规模广泛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文学批判活动。1950年《人民文学* 第3期上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这篇作品今天读来仍能感觉到作者力图站在工农兵立场上的态度,对有着知识分子情调的“我”采取了自我反省式的批判。但即使如此,这样的作品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有距离,因此在几乎事隔一年之后,展开了对《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与此同时,一些新的作品如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白刃的长篇小说《战斗到明天》等被认为有相同思想倾向,也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为了从思想上保证当代文学的合目的性,就必须改变作家的思想,从而产生了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文学制度,这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运动。建国之后,相继开展了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5年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的反斗争,每一次运动都是发动了全国思想文化界参加,在全国各类
大型报刊上展开,有的还是全民性的运动。这种运动方式无疑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显然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的自由精神是有冲突的,这种冲突也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 当代文学在文学制度上的过于刚性的要求,则导致了文学体制的脆弱和功能退化,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学体制陷入重重困境。无力解决文学的问题,而将文学问题政治化。“”结束之后,执政者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调整文学制度,特别是9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也推动着文学制度的变革,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格局逐步形成,体制内文学与体制外文学并行不悖,一个显性的文学制度逐步让位于一个隐性的文学制度。在这样的趋势下,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与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和自由精神的冲突不再像当代文学发展初期那么尖锐和突出,当代文学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也被大大地削弱,但当代文学的这一特征并没有彻底改变,只不过组织性和合目的性不再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行政性方式实现,而是渗透在文学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之中。如今,中国作家协会已经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目前有会员近万名,每年还以批准三四百名新会员的速度递增,至于各省市的作家协会所拥有的会员数就更多了。作家协会虽然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运作方式,但仍通过不同方式养了一批专业作家。
[关键词]现代汉语；文字规范化；问题与对策
文字是语言的极为重要的辅交际工具，因而，我们需要正确的书写和使用文字。汉字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比如：咿咿呀呀学语的小孩口里吟唱的汉字，小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本的过程中会认真地学习还不认识的汉字，到高中乃至大学的学生们对优秀语言文字和文学作品的痴迷，再到书法爱好者对汉字书法的喜爱及人们对汉字的深厚感情。为了更好地传承汉字文化，要求我们规范书写汉字。我们国家最早的汉字规范化是秦始皇实行的“书同文”。明清科举考试，要求写字不能出现任何错误。1956年国家语委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建立了现代的汉字规范。[1]1977年的“二简草案”也提供了汉字的规范书写标准，但是已经废除。“”以后，吹起了一股复古风，简繁乱用。而且各地写法不同，似乎“以乱为美”成了一时时尚。[2]这并不是正常现象。
现今人们写的不规范的字，一般可分为三类：第一，写了多笔画、少笔画或笔画不对的字，如（伟）“拔”“长”“蚌”（“长”应为四画，而写成五画）等；第二，写错偏旁的字，如把“偃旗息鼓”写成“偃旗息鼓”，把“辨析”写成“辨析”等；第三，写了不规范的简化字，如“餐”“菜”并没有简化等。
汉字数量巨大，字形与字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人们认读时很容易把字念错。最常见的读错字音的现象有四种：一字多音，该读作这个音时念了那个音；如：“参差”、“处分”等易读错。把字的某一个偏旁的音读作该字的音；如：“蹴”读为“就”、读“犴”为“干”等。两字形体相近，把这个字读成那个字的音，混淆两个字的读音；[3]如：读“桨”为“浆”，读“沮”为“阻、祖”等。没有根据国家的规范文件正音，按旧读音读；如：读“期”为“几”音。
汉字有相当数量的字读音相同或相近，形体相似，字义相近。如“安和按”、“扳和板”、“班和斑”、“辩和辨”等等。如果不注意这些音、义、形相近字之间的区别，就很容易用错，写了别字。如把“自己”写成“自已”、“竞争”写成“竟争”、“裨益”写成“脾益”等。因此，为了不写或少写错别字和提高全民语言文字的运用水平和规范化水平，我们要注意积累容易用错、用混的字，具体分析原因并指出应该如何正确使用。[4]我们要以国家正式公布施行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则》等为规范。
另外，现今网络用语的不规范使用的影响人群的范围很广。如 “吃饭饭”、“吃奶奶”、“睡觉觉”等、网络交际用语把“不要”说成“表”，把“男朋友”说“男票”等。一种新用法在刚出现时，往往会被盲目跟风。所以会有一部分人担心汉字的写法和使用规则受到了挑战，我们的汉字受到威胁？当然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危言耸听，但是不用过分担心。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未中断过。新出现的汉字写法或用法如果经济适用被大多数人们接受会自动保留下来，如果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不符合人们的需要，不经济实用，便会自动消亡。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一种新用法已形成大势所趋了，而且这种用法越来越符合汉语语言系统的规则，更加经济方便实用，我们就应及时调整规范的要求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比如“三个臭裨将顶个诸葛亮”，现实生活中都用成了“臭皮匠”了，何不因势利导，承认“臭皮匠”为规范？如果硬要倒回去坚持“三个臭裨将”，并指责“臭皮匠”是文化低下的表现，这真的没有必要。
为了使人们有意识地避免书写不规范的汉字，经过多次努力，我们探究出一些方法，即对汉字进行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
定量指的是对现代汉语中常用的汉字数量进行精确的计算，确定现代汉Z常用、通用汉字的数目。现行汉字的定量工作已作了下面几个很重要的工作：选定常用字；常用字的选定考虑了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使用频率高的；第二，学科分布广的；第三，日常生活学习中常用的。这三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应该综合运用，不能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做决定取舍。
定形就是规定汉字使用的统一字形。异体字的整理和异形字的整理是汉字定形工作的两个关键方面，为了给现代印刷通用字提供字形规范。
南腔北调现象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普通话水平出现地域性不平衡性。于是国家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确的发音和声调的正确认读对提高普通话水平及其重要，可以说是学习标准普通话的一个突破口。汉字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我们要为汉字提供共同遵照的读音规范。1985年国家语委、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广播电视部等机关联合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了异读字的标准读音，要求全国所有部门和单位均以这个新的《审音表》为准。
在书写汉字时我们很需要专业科学的字典。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属性，根据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建立起字序，经常用到的是形序和音序。汉字的字序法有部首法、笔画法、四角法和音序法。汉字的排列方法包含义序法、形序法和音序法。义序法是根据汉字的义项顺序的整理。音序法是按照字音排列汉字的顺序。形序法按照字形排列字的顺序，主要有笔画法、部首法和号码法三种。笔画法指是依照汉字的笔画数目和笔顺编排汉字。部首法依据偏旁来排列汉字。号码法按字形确定的号码编排汉字。[5]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学习汉字的检索方法的理论知识，为汉字定序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全社会要根据国家及政府职能部门制定的各种正字法标准使用汉字，不能各行其是，放任自流。我们在用汉字的时候不要随心所欲，需要熟悉规范、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学校语文老师有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帮助同学们规范使用汉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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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红. 现代汉语读音规范手册 [M]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5-20.
中国上下五千年中，文化传播曾出现过多种形式，而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则是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唐朝，日本、大食、新罗等国家就派出遣唐使来学习中国文化。唐代长安国子监曾接纳大批西域国家的留学生，他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接受中国式教育，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这些遣唐使和留学生成了当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强，外国人对中国这个神秘大国越发感兴趣，“汉语热”持续升温。据统计，至2013年各类外国留学生已经达到了35万6499名，并且分布在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和部分教育机构中接受教育。毋庸置疑，各国留学生的来华学习将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对外汉语教学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有意识地将汉语知识教学与中国文化教育相结合，引导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内涵，减少两国文化间的冲突，从而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传统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比较侧重语言结构的学习，忽略了文化教学和学生背景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系统教学。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时代变迁，其背后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没有文化支撑的语言，就如婴孩的随手涂鸦，虽有其形却无其意，亦无人通晓。所以，透彻理解一种语言必须与其文化背景紧密联系。在平常的对外汉语课堂中，留学生主要学习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在这些知识点中渗透的中国文化比比皆是，教师更应高度重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提高留学生汉语学习效率，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化教育的内容落到实处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中国文化课程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学，在现代对外汉语课堂中，教师会在语法教学上进行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让学生在不同层面对所学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这种强化式教学方式无疑是一种好方法，但笔者认为，在知识统合方面这种教学方式会让学生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对文化零散浅显的认识加上学生主观因素的认知和负迁移的影响，容易造成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所以在汉语学习的基础上，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有必要计划性地增设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课程，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增加文化教学的比重，有针对性地开展文化教学，加深留学生的文化底蕴。
针对留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各高校已经有意识地开展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为语言学习打下基础。但由于课程开展中出现一些问题，使得教学任务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
1.学生个体学习情况
（1）对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性不强。在华留学生当中，部分学生以学习汉语为主要目的，忽视对中国文化的学习，认为语言是主要学习的方面，文化只是辅助语言学习的一个小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影响对汉语的学习。
（2）汉语基础差，对中国文化课失去兴趣。每个人学习语言的接受能力都有差异，所以在同一个班中的留学生汉语水平也参差不齐，在中国文化授课过程中，会有学生出现迷惑，感觉力不从心，跟不上节奏。
（3）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方式各异。大部分留学生喜爱从亲身实践中感受领会文化的魅力，而相反，部分学生更愿意听老师的讲解，通过第三者的引导学习，对中国文化有理论上的认识。
2.文化课教学质量情况
（1）课程安排不当。在留学生培养方案中，学校主修课程多以汉语学习为主，而中国文化课程则以选修课或是课外活动的情况出现，课时相对较少，且在选修课当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同时，部分高校对文化课设置带有随意性。参看下表：
表 一
表一是某高校的汉语春秋季班（为期18周）必修课与选修课课程设置，该高校根据不同汉语水平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在语言必修课大致上都设置了比较明确的学习方向，选修课中也出现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但选修课中的文化课程比例相对较少，未有明确的选修课课程安排计划，可以看出某高校较忽视中国文化课程的比例，更加侧重语言教学。
（2）教师教学能力不足。高校中并不缺乏擅长中国传统艺术的教师，在对留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课教育时，这些教师可以大放异彩。但是由于缺乏对授课对象的充分认知，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有时让留学生们觉得隐晦难懂。本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多半注重对汉语言的研究，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探究，在教授文化课上教师本身处于似懂非懂的状态。
（3）教学手段缺乏创新。文化课集中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主要以讲授为主要手段，学生亲身体验的时间占少数。基本上很难实现“走出课室，走进社会”，体验切切实实的中国文化氛围。
3.课堂资源筹备方面
文化课内容单一，覆盖面窄。中国文化课一般会设置较容易开展的课程，如包饺子、剪纸艺术、书法等，而像中国传统乐器、舞蹈、中国哲学思想等内容很少出现在文化课上，导致留学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单一性，缺少全面接触本土民族文化的机会。如下表：
表 二
表二是某高校汉语短期进修班其中两个星期的课程安排截图，不难看出该高校对文化教学有相对集中的时间，但文化学习的方向仅仅围绕中国功夫、剪纸和书法这三块内容进行。这样，对于曾对中国文化有所接触的学生来说，可能会缺乏兴趣，也可能会让学生存在这三块内容等同于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错误观念。
三、如何优化中国文化课程
1.课程设置安排
（1）优化文化课程设置。学校应将更多的中国文化课纳入必修课当中，并增加在必修课中的比重。在选修课中，要求留学生修满中国文化课程的学分方可毕业，避免留学生不选或漏选中国文化课的情况出现。
（2）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对于初次接触中国文化的学生，多以实践代替理论知识，实践性的活动能让学生初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为以后的课堂教学打下基础。偏重理论内容的学习可以放至中级或高级阶段，这样，随着学生语言程度的提高开展不同难度的文化课程，使学生的文化知识框架得到不同层次的扩展和延伸。
2.教师资源方面
（1）注重“双文化意识”教师的培养。对本土文化有深刻了解的同时，对学生的文化背景也不觉得陌生。在文化课的教授中，有清晰的教学目标，明确课堂教学目的。这就要求教师大量阅读关于跨文化交际类的书籍，将各国家的基本国情与习俗牢记于心，培养对文化与异国文化之间的敏感度，避开文化忌讳，减少文化冲突，向学生传授具有实用性的中国文化。
（2）鼓励教师多学习文化知识。对外汉语教师不仅要擅长讲解语言语法，还要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在文化教学中才能得心应手。参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人文科学专家要注重对自身语言的精简，将深奥的学术用语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语言，在文化课堂中，让每一位留学生都各有所获，各有所得。
（3）因材施教，尊重学生接受文化知识的差异，课上互动，课下多与学生谈心，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感受体会、知识接受的程度，从而在学生的反馈中，不断增强教学能力，改进教学方式。同时让学生感受到教师对其尊重与关心，方便日后文化课的开展和教学目标的实现。
3.课程教学方式
（1）以参与式教学为主导。“参与式教学”，简单来说就是全体师生在平等的人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作用，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互动学习，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学习的主人，并能投入到学习的快乐之中。人文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提出，教育的目标应当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在能力，使他们能够愉快、创造性地学习和工作。将这种教学方式引入留学生中国文化课堂当中，颠覆传统文化课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教师离开讲台走进学生群体，切切实实与学生交流，融入学生群体，让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一起“解决问题”。
（2）以小组合作式学习为中心。合作式学习方法主要体现为学生间的小组形式，教师要充分了解留学生的个人背景，合理安排分组，减少出现小组成员中的偷懒行为。以广外南国商学院中国国画课为例，考虑到留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在课上，每两位留学生都会搭配一个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数对自己所负责的留学生比较熟悉，过去在校曾有不同方面的接触。在教学过程中，留学生可以在中国学生的协助下完成老师布置的教学任务。这种利用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合作的学习方式，降低了留学生学习课堂内容的难度，提高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必须重视留学生个体情况，科学合理分配小组任务，鼓励每位学生都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用集体的力量出色完成教学任务。
（3）以活动式教学为手段。由于文化背景各异，学生对教师的讲解有不同的理解，同时无法在课堂当中体现真实的文化情景，容易形成文化的“刻板效应”。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枯燥的讲解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文化的动力。笔者曾对15名在华留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偏爱亲身实践的形式。在文化课堂中，教师有必要开展相关活动教学，让学生亲身体验文化，直接获得经验，通过不一样的学习形式，使学生对教学内容有新的认知。在活动过程中，学生发挥想象、思考判断、综合分析，动手完成任务，并要以汉语为交际用语克服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隔阂。这样，活跃的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学习文化的兴趣，使学生更进一步体验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追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追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語，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的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 标（书）词 书面语 书面语词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是一部较全面反映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中型语文词典，从类型上看属规范型词典。该词典在描写上注意了词汇的语体特征，采用加标（书）的方式，在处理现代汉语中的文言词语问题上做出了一定的努力。《现汉》凡例部分对标（书>词的说明是：“标（书）的表示书面上的文言词语”，还说：“（口）、（方）、（书）等标记适用于整个条目各个义项的，标在第一义项之前；只适用于个别义项的，标在有关义项数码之后。”这种处理方式无疑是有益的。那么，从实际的标注实践来看，究竟情况如何？目前看到的文献中，最早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刘延新（1999），他从“古语词”视角对《现汉》（1996年版）标（书）词进行了频度调查。冯振广（2000）指出了《现汉》标（书）词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但未做进一步分析。苏新春（2007）全面考察了《现汉》（1996年版）的标（书）词，并对相关理论问题做了讨论。柴红梅（2009）考察了《现汉》第5版和之前的增补本部分标（书）条目的增删情况，重点讨论词义的演变。已有的这些研究为深入认识有关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标（书）词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因为牵涉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现代汉语？什么是现代汉语词汇？曹先擢、晁继周（2004）谈到：“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上要全面反映现代汉语的词汇面貌。一方面，它要把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收进词典，不要有太多的遗漏；另一方面，要分清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限，普通话词与方言词的界限，不要使文言词（及早期白话词）、方言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混杂相列。”说明了收词的原则，应该是没有错的。问题是，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限究竟该如何划清？问题还是复杂的。比如曹先擢先生据上述文章中列的《国语辞典》收了而《现汉》未收的四条文言词（“好鸟”、“好官”、“好合”、“好逑”），强调是否文言词“从所引书证可以看出”。这是可以推敲的，因为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成为普通话中口语和书面语通用的词语，很多来源于有书证的文言。例如现在一般用于口语中的“半道”在《战国策》、《墨子》等文献中就有用例。由于界限的模糊，就带来了标注上的问题。我们发现，同样是文言词，对“之”和“其”的处理就不一样，“之1”、“之2”、“之3”均标有（书），而“其1”（代词）、“其2”均未标，何以如此不甚了然。两词均用于现代汉语书面语，均源自文言，似应做统一处理。再以“哀”字头名词为例，标（书）的有：哀辞、哀荣，未标的有：哀歌、哀启、哀思、哀乐。无论是从构词成分的角度还是常用度角度看，至少“哀启”应与“哀辞”和“哀荣”同等看待，相对来说“哀乐”等三个词常用度要高一些。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1）共时性的规范词典是否应当承担查考功能？（2）作为现代汉语词汇总体的一个部分，所谓“文言的书面语词”和其他书面语词之间有无清楚的界限？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共时性的规范词典应该纯化其功能。正如刘庆隆（1981：2）指出的，“为了备查，收一部分，实际上解决不了阅读古汉语著作的问题。原因是这类字、词数量非常地大，星星点点地收一点儿，大量的还是查不到，而且收的这一点儿还未必就是常要查的。”即使要兼顾查考的功能，也要严格收词及标注标准。
本文重点讨论和第二个方面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和现代汉语书面语词界定有关的几个理论问题
主张纯化规范词典的功能，是否就意味着不需要给《现汉》中主要或基本用于书面语的词语标注语体属性？我们认为，作为共时性的规范词典，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指导语言运用，因此，语体属性标注是完全必要的。《现汉》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上做了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如此一来，界定现代汉语书面语词的标准就成了一个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1.文言词和现代汉语词的关系
关于现代汉语中的文言词是不是现代汉语词的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过讨论。先是卢绪元在《中国语文》1961年3月号发表了《究竟什么是文言词？》一文，张世禄（1961）针对此文指出该文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文言词的性质和特点，而是文言词是不是现代语的词”。对于这个问题，他指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答：一种是就现代语吸收文言词的结果来说，断定文言词是现代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另一种是从文言词的历史来源和它被吸收的经过方面来说，认为文言词原来是跟现代语的词相对立的，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因为表达上的需要而被吸收到现代语里来，以至逐渐转化成为现代语的词。”他持后一种看法，主张动态的观点，认为不能静止地看吸收问题，指出“在现代语上有些文言词被吸收进来，其他一些不被吸收，这完全是由语言表现上需要不需要和实际语言中使用不使用来决定的。”我们赞同张世禄先生的观点，这是符合现代汉语实际的。语言（不仅汉语）应该看作一个具有自组织功能的系统，语法系统如此，词汇语义系统也如此。某些词语（无论是否文言）是否被使用，完全取决于其在表达上的价值。比如介词“于”是典型的文言词，但并不因为有“在”，“于”就失去其“现代汉语性”。请看下面的一个调查结果：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wWw.lw881.com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文革”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四人帮”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国家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朱德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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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际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运用能力,提高他们运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改中要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来进行理论先导的利用和先进的思维平台的构筑。
二、《现代汉语》的理论认识
从理论上来讲,《现代汉语》要想更好地完成课程改革的转型目标,就必须正确认识自我,并在能力教育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全面的认知,从而把握好理论认识上的四个重要关系。
(一)方法与知识。《现代汉语》教学方式是以知识为载体,依靠一定的科学方法,以此来加强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由于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被赋予的社会性,它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现如今,汉语中传统的结构和语法已经发生了极大地改变,也从一方面反映了汉语方法的与时俱进。因而要处理好方法与知识的关系,就要努力拓展知识的涵盖面,加大对相关方法的提炼,并逐步将教学重心从知识向方法转变。
(二)理论与事实。就《现代汉语》而言,课程教改的目的是要在以扎实的语言事实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先进的理论指导课程教学,着眼于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同时对在现代汉语中出现的语言现象和规律进行探析,探求二者之间的制约因素,也是课程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保证《现代汉语》事实描写的基础上,加强对理论解释的深化,利用理论的先导,加深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三)教法与教材。在传统的现代汉语教学中,教学方法与相关教材往往是相脱离的。但是在教改的要求中,明确规定了二者的双向互补性。在以前的教学方法中,课本知识往往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载体,缺乏系统教材,无法有效的利用理论的先导和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也不能很好的将知识与理论转化成技能,也就无法将具体落到实处。因此要通过老师的讲授,如通过动态介绍、案例演示等教法,在教材的基础上,将教师定位为现代汉语的研究者,由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批判性思维,并做到最终脱离教材,达到教改的最终要求。
(四)教师与学生。《现代汉语》的课程教学模式,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按照现代汉语的教学规律,在利用理论先导的基础上,在思想上重新确立师生关系,从而实现技能和知识的有机结合,也很好的活跃了课堂气氛。
三、《现代汉语》的能力培养
《现代汉语》的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而又有层次的问题。在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的基础上,如何落实到能力培养,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编织现代汉语的知识网络,扩大语用案例的体系。在进行《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中,要能够与时俱进,紧跟国家教改的步伐,响应国家教改的相关政策。同时在构建思维平台的基础上,以本学科的知识为基础,扩大与邻近学科之间的关系,将语法和修辞的有关内容进行有机联系,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结合,也是重要的教学方法。与此同时,借鉴案例教学法,增加一些如社会方言、地理方言等灵活生动的例子,扩大学生的视野,加强课程的实践性、针对性,增强《现代汉语》教学的实用性。
(二)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在新时期,对我国语言文字提出的重要任务就是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这也是《现代汉语》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在教改时,在构建思维平台的同时,注重对普通话语音关的重视,通过利用一定理论教学和训练, 进行阶段性测试, 记录学生普通话存在的问题,。此外还要规范汉字的使用,在当下汉字规范化的观念已然淡薄,有的学生对汉字的概念理解也是片面的。因此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在教学内容方面也要有所侧重,对汉字的信息处理、正确使用汉字的内容等进行深化。并对以往汉字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以语病警示系统规范对汉字的使用。
(三)挖掘语言文字的内涵,养成语文调研习惯。要深入挖掘汉语文字的文化内容,让学生从现代汉语的侧面,认识到自身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在利用理论的先导和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的基础上,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由于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汉字, 是汉文化的瑰宝。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语言调研机制,鼓励学生对社会中语言的趋势和特征、不足进行实际调查,改变以往的封闭式教学,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感知能力和判断能力,从而弥补现实课堂的不足。
四、结论
在社会日益发展,文化日益繁荣的21世纪。《现代汉语》作为一门讲授现代汉语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传授现代汉语教学基本规律和方法的双重任务的学科,在课改下面临着极大地挑战。因此在面对新情况、新形势时,应进一步开阔视野,在利用理论的先导和构筑先进的思维平台的基础上扩大思维,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从而为国家造就一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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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汉字；去汉字化；再汉字化；汉字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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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这个题目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审视，暗含着一个“制度陷阱”，因为它预设了汉字的文化属性，而文字的定义――依西方文化的教诲――早已被否定了文化内涵。手头一本已经翻烂了的伦敦应用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译本）对文字的定义是：“用惯用的、可见的符号或字符在物体表面把语言记录下来的过程或结果。”也就是说，文字的存在价值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个冰冷的定义让中国人显然很不舒服，它和我们传统语文对汉字的温暖感受――“咬文嚼字”、“龙飞凤舞”乃至“字里乾坤”――距离太远了！抽出我们的《辞海》，看看它对文字的定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的文明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这就在西方语境中尽可能照顾了中国人独有的汉字感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首先是因为汉字字形有丰富的古代文明内涵。且不说汉字构形映射物质文明的林林总总，即在思想，如《左传》“止戈为武”，《韩非子》“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字形的分析总是一种理论的阐释，人文的视角。姜亮夫先生说得好：“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画一个物也以人所感受的大小轻重为判。牛羊虎以头，人所易知也；龙凤最详，人所崇敬也。总之，它是从人看事物，从人的官能看事物。”[1]69我们可以说汉字的解析从一开始就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意义，而不仅仅是纯语言学的意义。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又因为汉字构形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其结构规则甚至带有文化元编码性质，这种元编码成为中国人各种文化行为的精神理据。汉字在表意的过程中，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根据事象的特点和意义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每一个字的构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是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而这种样式的理解，基本上是以二合为基础的。也说是说，汉字的孳乳，是一个由“一”到“二”的过程，由单体到合体的过程，这正体贴了汉民族“物生有两”、“二气感应”、“一阴一阳谓之道”的文化心理。
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意象使汉字具有卓越的组义性。莱布尼茨曾说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而这一特点离不开表意汉字的创造。在汉语发展中大量的词语组合来自汉字书面语的创新，由此大大丰富了汉语书面词汇。组义使得汉字具有了超越口语的强大的语言功能。饶宗颐曾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言，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2]183他说的正是汉字极富想象力且灵活多变的组义性。难怪有人说汉字就像“活字印刷”，有限的汉字可以无限地组合，而拼音文字则是“雕版印刷”了。比较一下“鼻炎”与“rhinitis”，我们就可以体会组义的长处。《包法利夫人》中，主人公准备上医学院了，却站在介绍课程的公告栏前目瞪口呆：anatomy， pathology， physiology， pharmacy， chenistry， botany， clinical practice， therapeutics，hygiene and materia medica。一个将要上大学的人，对要学的专业居然“一字不识”，这样的情节在中国人听来匪夷所思。
汉字成为一种文化，更在于汉字的区别性很强的表意性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第二语言”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汉字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功能，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索绪尔晚年在病榻上学习汉字，明白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汉字对汉语“言语异声”的表达进行观念整合，达到“多元统一”。这样一种“调洽殊方，沟贯异代”（钱穆语）的功能，堪称“天下主义”！一位日本友人说，外国人讲日语，哪怕再流畅，日本人也能发现他是“外人”。而她走遍了中国大地，中国人并不在意她的口音――在西北，有人以为她是南方人；在北方，有人以为她是香港人或台湾人；而在南方，人们则以为她是维族人。中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整合性，在这位日本人看来，与英文相似，是天然的世界语。（当然，汉字的“世界性”和拼音文字的世界性，涵义是不一样的。）汉字的观念整合性，一方面自下而上，以极富包容性的谐音将汉语各方言文化的异质性在维护其“言语异声”差别性的同时织入统一的文化经纬，另一方面又自上而下，以极富想象力的意象将统一的文化观念传布到九州方域，凝聚起同质文化的规范和力量。由此我们可知，汉字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是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如柏杨所说：“中华字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一样，把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声，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4]472
与汉字的观念整合性相联系的，是汉字的谐音性使地方戏曲有了生存空间。汉字的观念整合走意会的路径，不涉音轨，客观上宕开了方音艺术的生存天地。在汉字的语音包容下，汉语各方言区草根性的戏文唱腔与官话标准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相安无事，中国几百种地方戏曲源远流长，由此形成西方拼音文化难以想象的异彩多姿。汉字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多样性，也就保护了中国各地方文化的精神认同和家园意识。当然，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即方言尤其是中原以外的方言及其戏曲，不再具有汉字的书写性，从而不再在中华“雅文化”或者说主流文化中具有话语权。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在汉民族独特的文学样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这里，与其说是汉字记录了汉文学，毋宁说是汉字创造了汉文学的样式。在文字产生前的远古时代，文化的传承凭记忆而口耳相传。为便于记诵，韵文形式的歌舞成为一种“讲史”的仪式。闻一多解释“诗言志”之古义即一种历史叙事。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韵文史”渐渐不堪记忆和叙事之重负，西方产生了散文化的叙事诗，而中国却是诗歌在与散文的“混战”中“大权旁落”，淡出讲史的领域，反过来强化其诗。在这一过程中，汉字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复旦大学的张新教授在多年前就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字的肌理能决定一种诗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与西方文字相比，中国文字具有单音的特点。单音易于词句整齐划一。‘我去君来’，‘桃红柳绿’，稍有比较，即成排偶。而意义排偶与声音对仗是律诗的基本特征。”西方艺术虽然也强调对称，但“音义对称在英文中是极其不易的。原因就在英文是单复音错杂。”另一方面，“中西文法不同。西文文法严密，不如中文字句构造可以自由伸缩颠倒，使句子对得工整。”张新认为，“中国文字这种高度凝聚力，对短小的抒情能胜任，而对需要铺张展开描述的叙事却反而显得太凝重与累赘。所以中国诗向来注重含蓄。所谓练字、诗眼，其实质就是诗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5]在复旦大学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2003级新闻系同学对汉语是什么的回答，此时听来更有体会：汉语是炫目的先秦繁星，浩渺的汉宫秋月；是珠落玉盘的琵琶，“推”、“敲”不定的月下门，“吹”、“绿”不定的江南岸；是君子好逑的《诗经》，魂兮归来的《楚辞》；是千古绝唱的诗词曲赋，是功垂青史的《四库全书》……
汉字何以成为一种文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回答：汉字记载了浩瀚的历史文献，汉字形成了独特的书法和篆刻艺术，汉字具有很强的民间游戏功能，等等等等。一旦我们用新的视角审视这个历久常新的问题，我们就会从中找到中西语言文字、中西文化、中西学术的根本分野。此时，我们完全可以重新为汉字定义：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
二、从去汉字化到再汉字化
中国独特的人文传统有三个通融性：
其一是小学（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的通融。许慎强调想接绪历史传统、读懂儒家典籍，就必须对汉字的形音义关系进行正本清源，字义明乃经义明，小学明乃经学明，强调汉字是“经艺之本”：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说文解字序》）许慎的“本立而道生”实际上借助字学（小学）建立了经学与识古（史学）之间的同构关系，消解了典籍散佚所带来的历史认同危机。经学建立的记载阐释历史的模式得以延续。
其二是经学内部表现为文史哲的通融。苏轼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在我们看来，这“意”，就是汉字元编码为传统文史哲提供了统一的思想资源和表述方式。因此清代经学家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开卷便宣称“《六经》皆史也”。经、史之所以相通，实际上基于汉字的表意思维或元编码：表意汉字既是一种对事实的照录（“史”的方式），又是一种对世界的形象表达（“文”的方式），还是一种对现实独特的认知方式（“哲”的方式）。文史哲的通融，实为汉字表意性元编码的体现。
其三是小学内部表现为语言与文字、书写文本与非书写文本的通融。我们分别表述为字词通融和名物通融。首先看字词通融：汉字倾向于使自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来记录汉语的语符（语素或词），这要求汉字保持一个有意义的形体、一个音节、一个词义三位一体。这种对应使得汉字的字义与词义、字形与词形之间难分难舍，呈现一种跨界、整体通融性，体现了汉字与汉语独特的既分离又统一的张力关系。再看名物通融：从言文关系看，汉字代表的是一个语言概念单位，而从名物关系看，汉字对应的则是一个现实物，这就要求汉字对现实物具有形象描摹性即绘画性特征。如“仙”这个简化字，字面义是用“山中之人”的意象去表达某个现实物的。汉字的这种意象性打通了书写与绘画、书写与物象的界线。这种书写与非书写之间的越界，进一步造就了汉字书法、文人画这样的书写编码与非书写图像编码相通融的文化景观。
这三个通融显示了汉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本位性。“本立而道生”，说明汉字不仅是汉文化的载体和存在基础，也是中国语文得以建构的基本条件。
中国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主要发生在“五四” 前后的新文化思潮时期。该思潮引进了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立场，把文字看作是单纯的记录口语、承载语言的科学工具，因此将是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和口语看作是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根据此标准，远离口语的汉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众矢之的。废除汉字、提倡文字拉丁化和白话文， 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颠覆，这成为“五四”时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将这种思潮称之为“去汉字化”运动。此后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汉字化”一直是中国学术和文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八十年代起，去汉字化所造成的传统断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批评。不断有学者强调写意的汉字与写音的字母之间的文化差异，认为汉字是独立于汉语的符号系统，要求对汉语、汉字文化特性重新评估，提出艺术、文学创作的“字思维”或汉字书写原则，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对去汉字化和全盘西化的批判，越来越表现出回归汉字的情绪，“再汉字化”思潮初露端倪。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言学，是“再汉字化”思潮的先声。文化语言学把语言学看作是一种人学，把汉语言文字看作汉文化存在和建构的基本条件。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中以陈望道、张世禄、郭绍虞等前辈学者为代表的本土学派的研究传统的继续，文化语言学强调汉字汉语独特的人文精神，强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文史哲融通的大汉字文化格局中研究汉语，尤其注重汉语中的语文精神即汉字所负载的传统人文精神的研究。郭绍虞是最早提出汉语的字本位性的学者，文化语言学派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汇通中国社会科学诸领域，进一步形成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两大主题。
文化批判方面的思考主要有：批评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西方语本位立场[6]，五四以来现代汉语研究是“印欧语的眼光”[7]，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归结为“去汉字化运动”[8]，五四以来中国学术在西方文论面前患了“失语症”[9]，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走向进行重估[10]，反思现当代文学中的“音本位”和“字本位”思潮[11]，对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汉字本位为特征的“母语写作”思潮进行总结[12]，《诗探索》从1995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字思维”的文章。有论者认为，关于母语思维与写作的讨论，“将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前一次可能扭转今后中华文化乾坤的大讨论。”
文化建设方面的思考主要有：强调汉字对汉语的影响及汉语的字本位性质，提出文化语言学理论、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1988，1995，2001）；提出字本位语言理论（徐通锵1992、1998，苏新春1994，潘文国2002）；提出或倡导文学的“字思维”原则（汪曾祺1989，石虎1995，王岳川1996）；提出汉字书写的“春秋笔法”是中国学术的话语模式（曹顺庆1997）；中国经学是“书写中心主义”（杨乃乔1998）；提出以汉字和汉语的融合为特征的“语文思维”概念（刘晓明2002）；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写”和“说”、“字”和“词”（叶秀山1991）；提出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强调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既是汉语的最基本问题，也是汉文化的基本问题（孟华2004）。
“再汉字化”思潮或中国学术的“汉字转向”的核心问题是汉字与汉语、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以及汉字在这种关系中的本位性。
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文化和学术转型都是围绕汉字问题展开的，抓住这一点，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史的许多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在西方国家，由于使用拼音文字，西方学术界普遍将文字看作是语言的工具，文字学甚至不是语言学内部的独立学科。国内学术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引进了一种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文字学立场，将汉字处理为记录汉语的工具，汉字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记录的汉语的性质，汉字独立的符号性及其所代表深厚的人文精神被严重忽视。重新评估汉语言文化的汉字性问题就是文化语言学的“再汉字化”立场。它不是简单地对传统语文学的肯定和回归，而是要求重新估价汉字在汉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利弊，以实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差别化和对话：一方面使自己成为西方学术的一个有积极建设意义的“他者”，同时又使西方学术成为中国学术的积极发现者。因此，中国学术二十一世纪面临一个“汉字转向”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化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汉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这是中国学术，包括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存在的基本条件。这种“再汉字化”立场，是中国文化语言学为世界学术所贡献出的最为独特的东方理论视角。
“再汉字化”转向，也顺应了世界学术的大趋势。当代世界学术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向，一是语言学转向、二是文字学或图像转向。
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表现在文史哲诸人文领域开始思考世界存在的条件是建立在语言的可能性基础上的，文学、史学、哲学都开始关注语言问题，并从语言学那里吸取方法论立场。复旦大学的文化语言学在八十年代举起了中国学术语言学转向的大旗，其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界、文学界等人文学科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谓的文字学转向，一般认为肇始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他的“文字”概念是广义的，泛指一切视象符号，如图像、雕塑、表演、音乐、建筑、仪式等等，当然也包括汉字、拉丁字母这样的狭义文字。德里达的基本观点是，现实、知识、真理和历史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文字”的可能性基础上的。因此，文史哲在考虑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条件时，由对其语言性的思考再进一步转向对语言、文字、图像三者关系性的思考。因为现实、历史和知识不仅仅是以语言为存在条件的，文字、图像也同等重要（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尤其如此）而且更易被忽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汉字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符号系统，它处在语言和图像中间的枢纽位置，它既具有图像符号的视觉思维特性，又具有语言之书写符号的口语精神。中国文化的汉字本位性一方面抑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像思维，又抑制了汉语方言的话语精神，汉字自身替代了图像、话语，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学、知识、思维、现实存在的最基本条件。这就是汉字的“本位性”问题。该问题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最核心和最基本的问题，学术界和文化界对该问题的觉醒和重新阐释，这就是“汉字转向”或“再汉字化”。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引领中国上个世纪末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再次擎起“文字学转向”的旗帜，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再汉字化提出的汉字文化的新视角，基于这样一种学术理念：语言（言）、文字（文）和视象符号（象）三者构成了文化的核心要素和条件。中国语言、学术、文化的基本问题是一个汉字的问题，即以汉字为枢纽，在言、文、象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格局中研究其中的每一个要素，并将这种以汉字为本的言文象三者既分离又统一看作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存在的最基本条件。它要求我们冲破传统学科分治的壁垒，在一个大汉字文化观的格局下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术立场也可叫做“新语文”主义。
以“再汉字化”为宗旨的汉字文化新视角研究，具体围绕五个基本主题：
第一，汉字文化特性的研究。
第二，汉字的语言性研究。
第三，汉字的符号性研究。
第四，汉字书面语研究，具体分为三个层次：
（1）现代汉字书面语的历史发展研究。
（2）现代汉字书面语的文化特性研究。
（3）现代汉字书面语的网络形态研究。
汉字文化新视角的研究，预示着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在一个世纪的“去汉字化”的历程之后，将要实现“再汉字化”的世纪转向。这一转向的本质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重新确认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巨大功用和远大前景。
参考文献：
[1]姜亮夫.古文字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商务印书馆，1980.
[4]柏杨.中国人史纲（上）[M].中国友谊出版社，1998.
[5]张新.闻一多猜想――诗化还是诗的小说化//新诗与文化散论[M].学林出版社，1995.
[6]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是思辨录[M].学林出版社，1989.
[7]徐通锵.语言论[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10]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11]郜元宝.音本位与字本位――在汉语中理解汉语[J].当代作家评论，2002，（2）.
[12]乐.母语与写作[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2015年10月新疆自考科目安排（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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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词义学 母语课程名称 演变 争论
一、引言
中国母语教学独立设科已逾百年，母语课程名称也几经更改，虽然“语文”这个名称沿用时间最长，但却也是争论最多的。不少学者认为，如英国的“英语”，俄罗斯的“俄语”，西班牙的“西班牙语”一样，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在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同时，必须体现我国的民族性和国别性。回顾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演变历程，笔者发现不同时期的母语课程名称，在体现我国的民族性和国别性上都有一定缺失。
二、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演变
中国母语教育历史悠久，如果从夏商之交的“庠”“序”“校”算起，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但那时的母语教育是与经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结合为一体的。1904年，光绪帝批准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学制”，也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实际推行的学制。学制要求，初等小学设置“中国文字”一科，高小及中学则开设“中国文学”一科，它可以被看作是母语课程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正式开始。“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这两个母语课程名称有较强的语种限定语，体现了较强的国别性，但是却没有体现出较强的民族性。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政府革故鼎新，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各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1]1912年1月，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将各类学校“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合并，正式定名为“国文”。这可以被视作母语课程独立设科以来第一个正式的统一的名称。
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兴起，1916年10月，蔡元培、黎锦熙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倡议改“国文”为“国语”。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指令，国民学校统一改“国文”作“国语”，这是我国以政府名义明令使用“国语”名称之始。
我国母语课程定名为“国语”后，语体文教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封建复古主义的阻挠，随后在母语教学中出现“国语”“国文”并存的局面。192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母语课程小学侧重语体文，名称仍为“国语”，中学侧重文言文，改称“国文”。“国文”和“国语”相较于之前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国别性有所减弱，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这里的“国”就是指“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我国母语教育的发展也掀开了新的一页。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出版了全国统一的母语课本：《初中语文》《高中语文》。“国文”“国语”的课程名称被取消，母语课程名称正式定为“语文”。
1953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中学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但是，这一举措因政治和教师素养等问题很快被叫停。1958年3月后，“文学”“汉语”课程重新合并，我国母语课程又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时代。此后，这一母语课程名称延用至今。然而“语文”这一母语课程名称由于缺乏表示语种的限定语，不能明确体现我国的民族性和国别性，历来备受争议。
三、从词义学角度看母语课程名称的争论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母语课程应该以“汉语”为名称，有的认为应该称之为“中文”，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更改为“华语”。笔者从词义学的角度出发，分别从释字义和论词义两方面来比较“汉、中、华”三个字。
（一）释字义
1.释“汉”字
“汉”，从水，难省声，最早指汉水（今汉江）。《说文解字》：“汉，漾也，东为沧浪水。”[2]后刘邦发迹于汉水边的汉中，建国后称汉（历史上的汉朝），定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故“汉”又指朝代名。如《汉书・李广苏建传》：“匈奴留汉使。” 汉朝因强盛且统治长久，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一系列与“汉”字有关的词语，且一直沿用至今。随着这些词语的广泛流传，“汉”字也有了更广泛的含义，但在当今时代，以“汉”来指代中国或者中华民族都是不可取的。
2.释“中”字
“中”读作zhong，本义为“内、里”。《说文解字》把“中”归于丨部：“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 如柳宗元《笼鹰词》：“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后由“内、里”引申为“中间”，一定范围内部适中的位置。如：“居中”又可引申为“内心”，如曹操《短歌行》：“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而我国之所以简称为“中国”，与之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而“中国”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2]“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为“中国”，在春秋战国各诸子列书中屡见不鲜。如：《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又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因此我们得知上古所谓的“中国”，即指后世所谓的“中原”，与蛮、夷、戎、狄对举，仅仅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事实上我国古代各王朝都没有把“中国”作为正式国名。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才把“中国”作为国家的简称确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沿袭至今，并且为国内外所广泛使用。而“中”字在特定语境下代指中国，如“中美建交”“中非合作论坛”。
3.释“华”字
“华”字本义是花。[2]《说文解字》：“华，荣也，从U，从R（xū）。”指一切类似泛光的现象。故凡从“华”之字，如“铧、晔、哗、烨、桦、”，其中含有的“华”皆为“泛光、散发”之义。
中国古称华夏，既为国名，亦为族名，如“华夏民族”。《说文解字》释“华”为“荣也”，释“夏”为“中国之人也”。“华夏”意即“荣夏”，是“光荣的中国之人”的意思。“华夏”可分用，也可合用。《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尚书・舜典》：“蛮夷猾夏。”孔安国传：“夏，华夏”，而这里的“猾”则是“骚扰”之义。
“华”字用如“夏”字的文献资料虽不见于《尚书》《周易》《诗经》、三《礼》等经典，但东汉以后，“华”字在解释上已基本取代“夏”字，成为当时国族的通名，其专名则用去声以为训读。如：《后汉书・西域传赞》：“不率华礼，莫有典书。”又如：《魏书・韩显宗传》：“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华”字正式成为国家的名称。现如今，“华”字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的代称，如“××国家领导人访华”。
由此可见，与“汉”“中”相较，以“华”字指代中华民族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二）论词义
词典是记录词语的语言仓库。[3]词典收词及释义的变化是我们考察有关字词特性的一个窗口。笔者主要考察《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以“汉、中、华”为上字的词语的意义，分析其在民族性和国别性之间的差别，探究其使用范围。
1.论“汉”字头词
“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①指朝代；②指汉族，如汉人。笔者考察其中所有跟民族性或国别性有关的“汉”字头词语及其意义，认为“汉”字头词语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民族认同。例如：
汉化 其他民族被汉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同化。
汉奸 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
汉民 指汉族人。
汉人 ①汉族人；②指西汉、东汉时代的人。
汉文 ①汉语，如翻译成汉文；②汉字，如学写汉字。
汉姓 ①汉族的姓；②特指非汉族的人所用的汉族的姓。
汉语 汉族的语言，是我国的主要语言。
汉字 记录汉语的文字。
汉族 我国人数最多的民族，分布在全国各地。
2.论“中”字头词
“中”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指中国，如古今中外”。根据其中所有跟民族性或国别性有关的“中”字头词语及其意义，我认为“中”字头词语代表的则是国别认同。例如：
中餐 中国式的饭菜（对“西餐”而言）。
中华 古代称黄河流域一带为中华，是汉民族最初兴起的地方，后来指中国。
中文 ①中国的语言文字，特指汉族的语言文字；②中国的语言文学，特指汉语言文学。
中医 ①中国固有的医学；②用中国医学理论和方法治病的医生。
3.论“华”字头词
“华”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①指中国；②汉。笔者考察《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有跟民族性或国别性有关的“华”字头词语及其意义，认为“华”字头词语集国家、文化和国别于一身，并且在地域范围上更为广泛[4]。例如：
华北 指我国的北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和内蒙古中原。
华东、华南、华西、华中都是我国的某个地区。
华工 指在国外做工的中国工人。
华侨 旅居国外的中国人。
华人 ①中国人；②指取得所在中国国籍的中国血统的外国公民，如美籍华人。
华裔 华侨在侨居国所生并取得侨居国国籍的子女。
华商 境外有中国血统的商人。
华文 指中文。
华夏 我国的名称，泛指中华民族，如传承华夏文化。
华胄 华夏的后裔。
华语 指汉语。
综上可知，“汉”字民族性较强，既可以指汉族，也可以引申为现在的华夏民族，相较于德意志民族、阿拉伯民族而言。“中”字国别性较强，主要指中国，相较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而言，是一个政治概念。而“华”字，既包含民族性又凸显国别性，对内可指代“中华民族”“华夏儿女”，对外则可指代“中华人民共和国”[5]。“华”字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意义上，使用范围都是最为广泛的。因此“华”字作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限定语是最适合不过的。
三、结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的家园。”母语是我们的文化身份证，是国家民族尊严、民众享受文化权利的一个象征。[5]母语教学就是要指向本民族的语言。当然这里的语言既包括口头语言，也包括书面语言。叶圣陶在解释“语文”时认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由此可见，叶老也认为母语教育分为口头语言教育和书面语言教育两大部分。但是在这里笔者认为可将“语”“文”合二为一，统称为“语”，即语言的意思。这一点，仅从其他国家母语课程名称便可得到印证，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现在仍然用“语言”来给该学科命名，它们的语文学科分别叫作“国语”“英语”“德语”“法语”。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以“华语”为我国的母语课程名称更为合适。
参考文献：
[1]雷芳.汉语母语课程名称“语文”应更为“汉语”[J].当代教育
论坛，2007，（6）.
[2][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3]余永.“华”字新解[J].中国语文，2004，（1）.
[4]郭熙.以“国、中、汉、华、唐”为上字的词与社会认同感[J].
语言教学研究，2007，（4）.
学历层次
主考院校
专业
星期六（10月21日）
星期日（10月22日）
上午（9：00-11：30）
下午（14：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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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改革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海外汉语教师。随着汉语热的到来，很多新建本科院校都开设了这样一个新兴而热门的专业。《现代汉语》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是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一直承担着传授现代汉语基础理论和知识的重任，这门功课的教学效果，直接决定了学生将来从事汉语教学的能力。然而，由于师资力量、办学经验、教学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新建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热情并不高，学习效果并不理想。
以笔者任教的晋中学院来说，我们给2011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100余名学生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对《现代汉语》这门课“很有兴趣”的学生仅仅占15%，“有一定兴趣但不知道怎么学”的占50%。调查结果显示了对《现代汉语》课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针对晋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拟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式上进行初步的改革和探索，希望能改变该专业学生的学习现状，也希望能对新建本科院校的相关课程建设有一些启示。
一、晋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课时安排不合理
在任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的教学目标。晋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自2007年成立之初，只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大纲等方面体现出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略有不同，对于《现代汉语》这样一门在两个相关专业同时开设的主干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时数甚至于教学内容上都没有任何分别。而由于师资有限，我们讲授《现代汉语》课程的老师既要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讲，又要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讲，这就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一样的老师、一样的教材、一样的内容、一样的课时，但我们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学生所学专业不同，他们对知识的需求也不同。从人才培养目标上讲，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培养“从事汉语国际教育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工作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而汉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能在学校、机关、新闻出版部门、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才”，所以，《现代汉语》在不同专业应该有不同的教学目标。
在教学时数的安排上，目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现代汉语专业是相同的，都是每周3课时，但是从教学实践来看，这是不够的。教师经常是匆匆地讲完课本上的基本知识，根本没有时间去延伸和拓展这些语言理论。
（二）教学内容与专业实际存在脱离现象
在我们组织的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道多选题：
你认为现代汉语课应该教哪些内容比较好？A.以教材为体系的教学内容；B.关注生活中的语言现象；C.组织与语言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D.了解语言学界最新动态。
有15%的学生选择了A，60%的学生选择了B，40%的学生选择了C，15%的学生选择了D。从学生们的选择上可以看出，该专业的学生普遍重视语言知识的实用性，小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满足于教材知识的讲解，小部分考研的学生希望能了解学术前沿的动态，绝大部分学生都希望在今后的教学中跳出课本，选例注重现实性，讲解注重知识的实用性。
（三）教学方法古板单调，缺乏创新性
《现代汉语》作为一门传统课程，学生对这门课的印象就是“枯燥乏味，内容死板”，造成这一印象的主要原因是教学方法单一化，即以老师为主体，先讲些枯燥的语言理论，再举几个“循规蹈矩”的例子。而如今，用这样单一的教法去教这门传统课程，在“汉语国际教育”这个新兴专业面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以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目标是“用好汉语”，而现在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目标是“不但要用好汉语还要会教汉语”，学生在具备更深厚的汉语知识的同时，还要具备解决汉语运用中所出现问题的能力。这时，单一化的教学方式根本满足不了教学需求，必须进行改革。
二、《现代汉语》课程改革中应采取的对策和方法
（一）重新确定教学目标，修订教学时数
为了使学生胜任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工作，我们应当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的教学目标明确为：系统掌握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及文化语用的基本规则；正确使用现代汉语普通话，并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释汉语的言语现象；掌握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的重点、难点，能发现学生在语音、词汇、语法及文化语用上的错误，并能够运用所学汉语理论知识进行分析和指正。
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对现代汉语理论知识要求更高更细，建议由现在的每周3课时增至4课时，这样教师也能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设计练习和课堂教学模拟环节，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合理整合教学内容
结合新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的现实需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教学内容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即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部分进行适当调整，并根据教学需要，增加文化语用部分。具体如下：
语音部分：语音部分除了要学好普通话的声韵调，还要强调汉语语音和其他语言的差异。语言学习者的母语与汉语的差异，往往就是学习的难点。例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声母就是难点；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学生，韵母是难点；对我国维吾尔族学习者来说，复韵母是难点。对于大多数学习者来说，汉语的清浊辅音、声调、语流音变现象、儿化现象等都是教学重点。这些外国人语音学习阶段的重点和难点，应该在语音教学部分予以强调。学生不仅要准确地说出每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还要用舌位图等方法来说明如何发这些音。
文字部分：文字部分的学习仅仅要学生掌握教材上有关汉字的笔画、笔顺、构造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知道，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组成汉字的笔画数目众多，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认知汉字的过程是音、形、义的结合，对于习惯拼音文字的使用者来说，必然会感到汉字难认、难记、难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想教会他们深层次地认知汉字，必须把握汉字的构成规律，了解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熟悉传统的字源学“六书”理论， 能运用“六书”理论对一些汉字进行音、形、义的解释。
词汇部分：在讲授词汇部分时，教师要在学生能够正确理解运用词汇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生进行词汇解释能力的训练。要让学生学会引导留学生对现代汉语词汇分类别进行学习：对于基本词汇，重点要了解其理性意义，有多个义项的还要注重分项理解；对于一般词汇，除了要介绍理性意义，有的还需要介绍来源（如“模特”），有的要介绍感彩（如“老头子”），有的要介绍文化色彩（如“走狗”），有的要说明形象色彩（如“美人蕉”）等。对于汉语词汇中独有的一些文化词（如“红娘”）、一些很难使用的虚词（如“并”与“并且”）、一些难以辨析的同义词和反义词、一些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词新义（如“给力”）则需要通过使用实物或图片、运用对比或类比法进行练习。
语法部分：目前国内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一般都很注重语法部分的教学，而且学界的共识是要重点突出外国学习者易出现偏误的语法现象。这一点当然很重要，外国学习者容易出错的把字句、被字句、兼语句、连动句等都是教学的重点。课堂上就要训练学生针对具体的语法偏误现象进行分析并纠错。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的教学内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语法教学还要格外注重语言对比教学，如在讲授词类时，可以从汉语和英语的对比入手，让学生认识到两种语言的个性不同，认识到汉英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截然不同的关系，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以后的语法教学问题。
文化语用部分：目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大都没有语用章节，但是很多语言交际是离不开语用知识的，如中国人的见面问候语、告别方式、道歉、请求之类，这些文化语用规则必须渗透进教学中。
（三）教学方法多样化，提倡创新性和实践性
在单一化的教学方式根本满足不了教学需求的现实下，我们认为，应该从以下两方面改进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方式。
1.方法多样化，提倡创新性。在现代汉语课堂上，不能仅仅采取单一的教学方式，而要实现教学方式多样化。我们可以使用比较法，拿学生熟悉的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进行比较，还可以把方言和共同语进行比较，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对比，让学生对语言理论有全面的理解。例证法是《现代汉语》教学常见的方法，但传统的例证教学法往往是举一些“循规蹈矩”的例子来验证语法规律，至多再举一些不“合乎规矩”的例子来分析其不合乎常理的原因。这些都是在围绕着语法规律说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上，我们更应该围绕着语言学习者说事，即从留学生学习汉语的角度出发，采用“案例教学法”，大量搜集留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集中出错的案例，“对症下药”，分析其容易用错的原因，培养学生的思考精神，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2.学以致用，提高实践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必须提高实践性，决不能局限于教师的“讲”，还要留部分时间让学生去“讲”。教学中要安排一定的实践教学环节，开展一些语言规范化知识竞赛、“找错误”趣味游戏、地方方言调查、演讲比赛等活动，拓宽学生对汉语知识的认知，加深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另外，我们在使用案例教学法时，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学院留学生的资源，建立起留学生与我院学生的联系，让学生在课余时间从留学生身上搜集“活生生”的有偏误的例子，并把这些例子进行分类，让同学们自己去分析他们为什么会错，应该怎样纠正，用什么方法去纠正。
通过以上的改进，我们有理由相信，《现代汉语》一定会改变自己“枯燥乏味”的形象，变得更具体、更鲜活生动，学生也会改变自己的听课状态，变成课堂的主人，提升自己学好汉语的能力，具备教好汉语的专业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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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道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课教学改革探索[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5）.
[4]张强.关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现代汉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