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4 17:35:31
乡村旅游既是农业发展的新途径，也是旅游业发展的新领域，做大、做好、做活乡村旅游，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能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思路的引领下，乡村旅游需要提质升级，走旅、农、工、贸综合发展的产业化道路，持久地发挥其振兴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作用
乡村旅游是把农业与旅游业结合在一起，利用乡村景观和农村空间吸引游客前来观赏、游览、品尝、休闲、体验、购物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态，即以农、林、牧、副、渔等广泛的农业资源为基础开发的旅游产品。近年来，我国各地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据调查，迄今已有至少1万个村、约300万人口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致富，乡村旅游已成为旅游业新的成长点，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亮点，但其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方面还有待完善。
从宏观环境来看，在国内很多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并具特色的地方，当地政府已把兴办乡村旅游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然而，出于扶贫解困等目的，部分地区违背了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发育规律，造成对自然旅游资源和原生传统文化的损害，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从资源开发来看，中国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多彩，但部分投资主体的市场认识狭隘，过于注重现实需求，追求短期利益，对资源只进行表层开发。有些地区急功近利，甚至放弃自己的原生态文化和民间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和流失；有些地方为建设观光型农业科技园，盲目引进技术和资金，但效益不高；有些地区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忽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
从产品结构来看，目前各地的乡村旅游均在向集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但产品类型和内涵都有待加强，以进一步提高产品品位和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例如，部分以农事活动为依托的传统观光型农业旅游产品，仅停留在游客入园摘果、采茶和赏花上，可供游客参与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娱乐活动不够；部分以民俗风情为依托的乡村文化游，仅限于住“农家屋”、吃“农家饭”、游“民俗村”，知识性和趣味性不强。
从经营管理来看，由于乡村旅游业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培训，市场竞争意识不强、经营理念缺乏、相关业务技能和管理经验能力不足，跟不上市场发展的要求。经营者更乐意在建筑、设施、设备上花钱，而对吸引游客至关重要的一些因素，如地方特色、乡村环境、服务水平与质量等往往重视不够。
总体来讲，乡村旅游具有旅游行业的一般特征，即劳动密集性高、关联带动性强、就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等，这些特征使乡村旅游具备了产业化发展的条件。随着旅游者对乡村旅游品种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和体验的差异性要求的提高，乡村旅游也要因时而变，提质升级，在“新农村、新旅游、新体验、新风尚”思路的引领下，乡村旅游应逐步过渡到旅、农、工、贸综合发展，走上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以持久地发挥乡村旅游振兴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作用。在具体实施产业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应关注以下方面的内容：
——提高产业化认识是乡村旅游产业化经营的前提。中国农村受土地分散的影响，乡村旅游项目类型多，但规模小，没能组建成大的旅游企业集团，未能形成旅游服务六大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一条龙的产业体系，影响了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有不少经营者忽视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部分重要环节（农业资源基础、旅游基础设施、卫生环境等），简单认为通过开发现有农田、果园、住宅便能建成一个乡村旅游区。乡村旅游产业化是乡村旅游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实现乡村旅游特色化、规范化、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就必须提高乡村旅游地政府、企业、农民的产业化认识。
——加强政府主导与科学规划是乡村旅游产业化发展的重点。为丰富乡村旅游活动、规范乡村旅游业发展、扩大乡村旅游发展规模，从资金的投入、乡村旅游地方标准的建立、基础设施的建设到人员业务培训等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各地各级政府的主导。加强政府主导，对乡村旅游进行统筹安排、科学规划，既可减少乡村旅游的投资失误，避免无序开发和重复建设，又可以实现区域城乡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乡村的健康、稳定发展。乡村旅游规划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乡村旅游布局区位的选择，二是乡村旅游的产品设计，三是乡村旅游的容量确定，四是乡村旅游市场特征与需求的分析，五是乡村旅游地形象的确定。
——建立利益联接机制和联动发展模式是乡村旅游产业化健康发展的关键和核心。政府、企业、农民等主体在参与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结成了一定的利益关系，经济利益是其追求的共同目标。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近年农业产业化实践中出现的诸如合同制、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利润返还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促进企业与农民的分配机制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利益共同体转变，与农民在产权上结成更紧密的利益关系。此外，通过发挥乡村旅游的乘数效应和拉动功能，可形成以旅游业为中心的产业链，建立旅—农—工—贸联动发展模式，从而推动农村产业分工。由乡村旅游延伸开的产业链包括：旅店经营、种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运输业，甚至装修业、建筑业和文化产业等。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应围绕乡村旅游这个龙头开展各项产业活动，并带动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提高组织化程度是乡村旅游产业化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根本途径。乡村旅游要向更高层次发展、取得更大的顾客满意、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提高乡村旅游企业的组织化程度。然而，由于乡村旅游企业的经营者多为当地农民，其组织化意识不足，且乡村旅游企业年限均较短，因此，提高乡村旅游企业组织化程度将是一个长期的阶段，离不开政府的主导。在乡村旅游组织化发展过程中，要把握好几个关键点：首先，要以旅游者为导向，始终把旅游者排在首位，以此牵引各方的积极力量；其次，要直接面向市场，规范乡村旅游企业的规则和制度、提高乡村旅游企业成员的素质，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再次，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摸索出适合当地条件的发展模式，不可盲目照搬其他企业、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经验；最后，要寻求规范化、规模化发展，乡村旅游企业多为个体经营，在寻求规范化、规模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地做出变革，变革重点在于旅游者导向基础上的企业经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一、引言
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20字总要求”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三农工作的纲要（贺雪峰，2018）。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大陆出台了许多利好台胞的农业政策。海峡两岸在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地理状况等方面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农业合作也有许多互补的优势，这些构成了闽台合作的基础。闽台合作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规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然而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变成政策去落实在闽台农业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如何实现“两岸一家亲，乡村共振兴”的共同愿景，是当前闽台农业合作关注的焦点问题。在“20字的总要求下”，两岸合作可以在产业转型、乡村改造、设施配套、生态治理、文化复兴方面进行，并且应该得到适当的政策扶持与倾斜。
二、台湾乡村发展的主要经验
早期的时候，农业在台湾的整个社会结构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二战后“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崛起，台湾工业迅速取代了农业发展的地位，使得农业的发展成为了工业的从属。费孝通（1993）指出，乡村“去农业化”现象渐显，乡村人口外流、基础设施落后、乡村文化特色的逐渐丧失，使得乡村建设秩序近于解体。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如1983年“社区发展工作纲领”、1994年“社区总体营造策略”、1999年 “9·21重建暂行条例”、2000年“农村新风貌计划”、2010年“农村再生计划”......这些政策的推出说明台湾当局意识到农业发展的重要地位，也对农业、农村与农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然而，在这一系列的政策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台湾当局对乡村的发展的推进逐渐由“自上而下”型转变为“自下而上”型的模式。许标文等（2014）指出，“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是台湾当局通过审视过去乡村振兴政策，运用整合性的规划概念，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为中心，挖掘乡村价值，重构乡村秩序的一种新的思维理念。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完善乡村制度体系的建设。从计划到制度再到规章，台湾对乡村农业的住房规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建设、文化的保护等方面无一不指定了详细的规则，使得每一条计划都具体的落到实处，每一条制度都有法可依。第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 2005—2008) ”指出要强化在地农民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建立自下而上提案机制，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乡村是农民的乡村，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民，加强农户自身管理，将权力回归到社会中，摆脱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固定思维，极大的激活农民积极参与建设的热情。第三，坚持乡村全面发展。台湾“农委会”针对台湾不同地区的特色，因地制宜的帮助各个社区发展特色产业链。坚持多元发展，并同时注重文化的传承与环境的保护，提升乡村的综合竞争力。第四，注重本土人才培养。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素质较低等问题试图推出各种政策吸引人才，但是效果却不佳。“培育农村再生的根本人才计划”以乡村人口为主体，由高校学者在乡村开设不同类型的课程与培训，从根本上提高热爱乡村、热爱农业群体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与建议
（一）区域特色
自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XX市市委、市政府积极围绕的“三农”工作战略思想，积极推进工作与并创新工作机制，将小城镇综合改革、山地农业综合开发、美丽乡村建设、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千亩设施农业和扶贫开发这六项工作整合为一体，推动全面发展的格局，形成了属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XX区域特色。
小城镇的综合改革，立足于地区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的发展。这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式的发展能够积极的通过项目的推进、产业的改革来增强乡村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山地农业的综合开发过程中，XX市政府采用工业化发展的理念，大力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增加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投资，兴建农业示范基地等一系列的措施实现农业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
美丽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旅游业的发展，XX市结合天然的山海资源优势，创新发展生态旅游业,体现着这种山海经济模式下美丽乡村的建设。
乡村的振兴离不开企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品牌效应。XX市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来优化企业的融资环境、提升企业的服务范围。积极打造科技推动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与竞争与良好的示范。
田地是农业的基础，农业设施更是其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的重要工具。XX市政府统筹资源与资金参与建设农业大棚、开发农业创业园区土地等一系列的农业设施，助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扶贫工作始终是XX市党委、政府的工作主线。在针对历史传承的基础上，经过艰辛的探索，使得地区贫困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优势与劣势
总体来讲，XX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与推进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自上而下进行政策的推进、资源的调配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政府的身影，政府成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流砥柱。在发展的规划中，也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的优势，大大的节约了乡村产业规划建设中的成本。该规划将区域特色与全面发展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做到了六位一体的全面推进。
然而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首先，在XX的发展模式中，夹着太多政府的背影，这就使得农户或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过多的依赖政府资源，这一点在资金方面尤为明显，如果财政的划拨中断，将会使得一些具有较好收益的项目出现“烂尾工程”，造成前期资源的浪费。其次，在乡村建设中严重缺乏基层村民的自主性规划，乡村是农民的乡村，是农民体现自身价值的生活场所，只有农民才清楚自己的需求，利用专家与政府人员参照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来改造农村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户的利益，会降低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再次，在人才培养方面并未看到有创新可行性之举，政府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应该同时培养一批热爱乡村、热爱本土文化的一代青年，为乡村自主性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人才基础。最后，乡村的发展更多依赖自然资源的挖掘，未对这种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然风险做好充分的评估与预防。此外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度较低，并未带来较高的附加值。
（三）政策引导和成效
为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部署，我省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XX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土资源在乡村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因地制宜的做好乡村振兴下土地资源的编制规划，保障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土地资源的需求；积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做好农村“三权分置”工作。《XX银行业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提出三年计划，包括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供给，重点支持特色产业的发展、乡风文明的建设、基础环境的改造等方面。《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建设特色现代农业的意见》指出要加快农业供给侧的改革，推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科技强农，做好扶贫攻坚工作，增加农民收入。
在一系列的政策扶持与引导之下，XX乡村振兴的工作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在千亩设施农业方面建立了11个高优农业示范园，帮助农户增收8945万元。山地农业的综合开发新增达到1.63万亩，并利用这些土地培育了336个特色品牌。全市的龙头企业大幅增加，2017年全市120家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累计实现总产值214.68亿元，税金同比增长4.4%。全市创建40个美丽乡村示范村，30多万边远山区贫困群体通过异地搬迁与工程改造使得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
（四）几点建议
鉴于以上提出的各种问题，本研究认为XX的乡村振兴措施的改善可以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要牢牢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明确自身定位，提高实施成效。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乡村振兴需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形成特色现代农业产业格局，努力把农业打造成有奔头的产业。同时也提出二十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性历史任务。
1.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围绕产业兴旺，更加重视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实现农业农村的多元化发展，大力改进农业基础设施，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重视新型农业产业的发展，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多元化农业。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与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建设，倡导农业价值链的转型与升级。利用政策与制度为农业的转型与升级夯实基础。农业不是工业的附属，要改变产业的发展思维，彻底抛弃“以农补工”，使得农业在社会经济的地位有显著性的提高，更多的实现产业融合的附加效应。深刻学习和利用产业的互补优势，打造共赢局面。在推进的产业兴旺的同时，要注重社会资本的介入，不能过于依赖政府资源。一方面积极调动社会资本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益，避免资本的低效率利用，另一方面也能带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使得农户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去规划自己的生活空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构建美好生态环境。
生态宜居乡村环境离不开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摆脱传统农业对资源的依赖，改变以往先开发再治理的思维模式，顺应人们对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与向往。构建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生态环境，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积极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保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对农业农村要求提供优质的生态农产品与适宜的居住环境的需求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要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建设美丽乡村。
优化产业结构中，注重金融的扶持，通过“融资”与“融智”积极加入农业的优化升级。为符合生态标准的绿色项目拓宽融资渠道，降低门槛，解决龙头企业、优质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服务功能，吸引外商投资。消除投资壁垒与管制，提高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XX自贸区金融服务的范围，增强地区优势。在具体措施方面，应该开发更多的涉农贷款的产品，用来解决外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守住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外资银行的融资模式与理念，为XX的金融管理优化升级提供更多的参考。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鼓励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企业构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3.坚持文化自信，培育淳朴民风。
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机结合，发挥乡土精神风貌，培育积极向上、尊老爱幼的淳朴民风，借此激活农村沉睡已久的潜能，提升乡村文明的文明度与农民的幸福感。乡村文明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以来的优良传统，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带来工业化、城镇化与信息化，在利用工业、信息所具备的技术与优势推动新型农业发展的同时，保留淳朴的乡土文明，构建公共文化体系，推进红色文化、畲族文化、区域特色文化传承发展。此外，XX地区乡村的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较为严重，但是其民风较为淳朴，可以参考台湾的“培根计划”，通过高效授课与培训的方式提高这些留守人员文化专业水平与素养，对于热爱本土文化的青年一代，积极的为他们谋取农业就业的管理岗位，将先进的技术理念与淳朴的乡土文明进行有效的结合，使得其积极的参与乡村振兴中。对于不具备劳动能力的留守人员，可以发展农业副业，以支持多层次、多方位的农业发展。
4.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要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就应该做到既让广大人民满意又能够科学有效治理，健全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党和人民的关系，保证乡村和谐有序健康地发展。台湾注重对职业农民的教育，周向阳等（2014）指出台湾目前虽然没有统计新型职业农民的人数，但是依据《台湾农业统计年报》数据可以粗略判断，从1990年开始台湾职业农民比例呈现增长的趋势。而XX农村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应该加强对农民职业教育的重视，积极创办新型职业农民的课程，增加农民的专业知识。对于村民管理上，应该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能力。台湾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台湾的乡村遍及了农民组织，而农民就是这些组织的会员。农民组织配备了农事经营班、农业产销班等产销经营组织，用于指导农民应该如何对农产品进行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XX的乡村振兴的战略应建设乡村农民参与平台，确保农民能够积极的参与建设，满足农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5.发展重点项目，促进居民增收。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2017年党的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对农村金融提出的任务是，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2018年9月，中央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明确了金融如何支持乡村振兴，从健全金融支农组织体系、创新金融支农产品和完善金融支农激励政策三个方面提出了农村金融如何发展与发力的框架规划。
乡村振兴战略是此前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升级版，实施该战略意味着中国进入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新阶段。对应于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金融服务需求总量也出现大幅提升。比如，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要求涉及到对大量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建设与维护的金融支持，尤其是绿色金融服务支持。同时，各种经济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和供给结构的改变。比如，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村庄空心化等问题，这意味着与老年人和少年儿童相关的金融服务需求会相对增加。农村大量中青年放弃农业生产，同时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市民化，会加速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经营方式取代分散小农的经营方式，从而影响有关人员的储蓄、消费和投资的选择，城乡之间的储蓄和信贷需求结构分布。
总之，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强大的资金投入保障，需要农村金融机构立足优势，发挥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力军作用。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农村工作的总纲领和中心任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继“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党在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飞跃，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战略选择，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重大行动，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更加深刻、全面的总体要求。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五句话、20字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贯彻落实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全面准确把握总要求和理解新内涵。
（一）产业兴旺是核心，就是要紧紧围绕促进产业发展，引导和推动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旺盛活力。
（二）生态宜居是关键，就是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
（三）乡风文明是基础，就是要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发展，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四）治理有效是保障，就是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让社会正气得到弘扬、违法行为得到惩治，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
（五）生活富裕是目标，就是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
三、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现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运行的血脉，金融兴，则经济兴。在中央连续多年聚焦“三农”，一号文件以来，金融在政策引导下对三农经济进行了有效支持，在三农领域进行了大胆创新，取得了良好效果，亦存在短板不足：
（一）涉农信贷连续增长，但缺口依然不足
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2016）》（逢双年出版，2018年尚未面世）现实，自2007年创立涉农贷款统计以来，全部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累计增长361.7%，9年间平均年增速为18.8%，涉农贷款余额从2007年末的6.1万亿增加至2016年末的28.2万亿（预计2017、2018年继续增长）。但这一规模仍然无法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需求，调查发现，至少30%有金融需求的农户仍难以获得贷款，缺口较大。这一缺口的填补，需要的不仅仅是各金融机构加大放款力度，更重要的在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
（二）银行网点不断增加，但尚未达到全覆盖
目前，农村地区银行网点和助农取款服务点数量分别达到12.66万及86.49万个（数据来自全球经济数据网站），对行政村覆盖率超过90%，金融全覆盖进度大幅提升。但整体来看，金融网点覆盖密度不够高，农村交易结算仍以现金为主。近几年，互联网及移动支付等方式在农村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适用对象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人群，普及率不高，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居民难以享受服务。
（三）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多样化，但风险管控难度增大
近两年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农村地区大范围布局，城市文化与农村传统思维不断碰撞，以此为基础突破传统金融，兴起了电商金融、农村P2P、农业产业链金融、农村消费金融、公益理财助农等众多互联网模式，成为传统金融的有效补充，有效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数字时代的信息交流超越了行业和领域界限，让金融与非金融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也让金融知识匮乏、风险识别能力不高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三农群体面临着很大的风险。
四、乡村振兴战略中农信机构的优势与机遇
农信机构始终坚守立足“三农”、服务中小的市场定位，熟悉农村的现状、农业的特点、农民的需求，是金融业服务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农信机构持续做好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工作，具有先天优势，也面临历史发展机遇。
（一）多年根植农村形成的客户基础
截至2018年末，全省农信资产总额达到 万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 %，涉农贷款余额 万亿元，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亿元，涉农贷款余额、扶贫小额贷款余额分别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和 %，在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金融服务三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省机构网点最多、业务规模最大、服务“三农”和普惠金融领域贡献最为突出等基础优势。
（二）国家顶层惠农政策引领
再次明确了国家对三农基础性地位的肯定和重视，从中央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核心落脚点是促进城乡资本流动、要素流动，最终实现全面小康。在顶层政策引领下，工商资本集群下乡、土地规模流转经营、农民财产收入增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将成为新时代下“三农”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并由此形成新的资金来源、实体来源，为农信机构回归本源、持续服务三农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目标客源。
（三）强力的产权改革为农信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开拓了创新路径
提出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至2058年。长期性和稳定性使得农村土地的含金量大幅提升，在“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引领下，农村产权的交易、抵押、担保功能将被有效激活，从而改变过去农村地区缺乏抵押物的传统格局，提升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大大丰富农村地区融资方式、对象和渠道，为农信机构回归本源、持续服务三农发展提供创新抓手和途径。
（四）差别的监管调控为农信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充实了资金支持
宏观调控日渐精细和精准，央行对金融机构的差异化货币政策已迈出实质性步伐，三农金融债、支农再贷款、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定向降准、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等差别监管动作已全面落地，愈发强化且鲜明的监管引导将为农信机构回归本源、持续服务三农发展注入更多支持。
（五）日趋健全的财政支持机制为农信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了风险保障
财政政策对三农金融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直接资金投入和间接补贴引导双轨并行。预期未来三农业务的多方风险分担机制将更为健全，为农信机构回归本源、持续服务三农发展强化稳健性。
五、农信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角色定位
农信机构因农而生、因农而长，努力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全面、有效的金融服务，既是强化“四个意识”、履行政治使命的重要要求，也是把握历史机遇、迎合形势发展的重要路径，更是强化市场优势、助推改革转型的重要选择，要着力扮演好五个角色，突出主力军作用。
（一）做衔接新政策的主力军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从中央到省市，相关规划政策密集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线图逐步清晰。农信机构要切实发挥对三农政策的研判、分析、解读能力，强化政策衔接，既要清晰掌握国家的顶层战略方向，又要充分了解服务区域内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措施部署和重点领域，深度开展调研工作，掌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动向、新需求，结合实际形成自身的工作意见，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
（二)做引领新业态的主力军
积极顺应乡村振兴的各类新兴业态，不断深化和丰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工作内涵，发挥农信机构地缘优势，按照统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有效推进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深加工、科技农业、农村电商、物流仓储、文化康养、生态旅游等延伸产业链和客户群的服务渗透，积极支持乡村旅游、绿色金融、田园综合体、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发展，通过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农业，推动传统三农业务转型提质。
(三)做服务新主体的主力军
积极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引导下产生的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做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支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来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变革创新，推动订单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新模式发展，持续推进金融服务主体由单一农户、农企向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延伸，推进客户结构提档、升级。
(四）做激活新要素的主力军
密切跟进国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政策落地，及时研究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农村宅基地、农民住房财产权、林权、土地增减挂钩等政策实施情况，以“三权分置”改革和延长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为契机，加大金融产品的研究和创新，缓解三农经济实体“贷款难、抵押难”问题，大力支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推进。
（五)做推动新动能的主力军
根据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等发展机遇和动能，进一步优化服务渠道建设和网点布局调整，加大科技金融研发及推广工作，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县域金融服务网络，在让广大农民享受方便快捷金融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助力农业农村发展动能转换。
六、农信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领域和举措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遵循，也明确了农信机构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领域。
（一）围绕“产业兴旺”总要求，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大力支持质量兴农、品牌强农。以区域特色农产品为重点，大力支持生产加工骨干企业做大做强。以品牌农业为重点，大力支持“三品一标”认证企业。以特色资源为重点，支持水电、旅游、文化等特色资源开发项目，实施“一区（县）一策”。
大力支持现代农业、科技农业。支持高端农机制造、良种培育、生物工程等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成果转化运用。做好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园区新主体综合服务。以设施农业为重点，不断提升种养业主要环节机械化生产水平。
大力支持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更好带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以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重点，支持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农业服务业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新业态，大力支持都市田园综合体创建。
（二）围绕“生态宜居”总要求，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积极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支持农村水污染防治、“厕所革命”等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发展两型农业模式，加快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推广生态养殖模式，服务县域新型城镇化工作进度，建立发展新农村。
积极支持特色（生态）小镇建设。认真研究各地政府特色小镇规划，立足资源禀赋、产业积淀和地域特征，在特色小城镇基础设施、特色产业开发、公共服务体系、古镇保护改造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提升特色小镇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水平。
积极支持美丽乡村建设。以各地美丽乡村示范村为重点，推动“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向乡镇延伸。探索支持农村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资源环境综合开发项目，推动自然风光、历史人文、乡土风情与现代化生活方式有机融合。
（三）围绕“乡风文明”总要求，推进城乡融合一体发展
推动县域旅游产业发展。结合区域资源、文化、产业差异，做好知名景区和旅游大项目开发改造支持工作，大力支持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等优秀乡村旅游项目，推动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发展。
推动农村医疗文化教育等事业发展。探索运用贷款、保理和产业基金等业务，支持大企业开展整村开发、农房改造、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项目建设。加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公建设施配套建设资金支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推动消费信贷和民生金融业务。把握农民市民化和农村消费升级发展机遇，大力拓展农民进城购房、自建房、汽车消费和生活消费信贷业务，提高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四）围绕“治理有效”总要求，推进农村金融生态建设
深化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机具的布放和互联网金融推广，畅通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渠道。依托网点下沉、渠道广泛的优势，在普惠金融服务渠道全覆盖、消灭空白村的基础上，进一步走村入户、延伸服务，加大对普惠金融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贫困户、三农实体等乡村振兴精确开展金融行为。
深化农村改革配套服务。持续推进全国“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协助各地政府建立健全农村产权登记中心、评估中心和交易流转平台，不断创新丰富农村产权信贷产品，助力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深化农村信用环境建设。积极参与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工作，与政府共同构建“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助力政府增信体系建设，配合政府建立多种形式的涉农风险补偿基金，加大对乡村振兴领域信贷投放。
（五）围绕“生活富裕”总要求，推进金融精准脱贫攻坚
扎实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加大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入户宣传力度，开展对有劳动能力、有贷款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信用评级全覆盖。推动扶贫小额信贷依法合规发放，对符合信贷条件、有贷款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严格落实“应贷尽贷”。
乡村振兴战略是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提出的新战略。小偏整理了2020关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培训个人小结作文汇总，欢迎参考借鉴。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培训个人小结一
今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了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详细阐述整个战略的内涵与实施。我有幸作为培训班的一员，亲历了整个培训过程，感觉受益匪浅、收获颇丰。在课堂上，聆听了学院教授玹玉秋、胡志宏所作的《生态文明治理的“三治”经验》、《党建+生态：红色引领推动绿色发展》的专题辅导，让我对湖州市践行两山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推进乡村治理、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有了整体的了解和宏观的感受。现场教学，先后观摩学习了长兴县水口乡的全域“景区+农家”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南浔区和孚镇荻港村以“桑基鱼塘”为特色的传统村落—特色小镇文化旅游开发模式、双林镇向阳村“魅力水乡、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模式，“中国白茶第一村”—县溪龙乡黄杜村脱贫致富的路径、“两山理念发源地”—天荒坪镇余村坚持绿色发展的过程、刘家塘村“慢生活”乡村旅游的理念、“田园鲁家”—递铺街道鲁家村“无中生有、创新发展”的过程，德清县阜溪街道五四村发展休闲农业旅游、下渚湖街道二都小镇“防风非遗文化”的开发和莫干山小镇发展郡安里(洋家乐)的做法，吴兴区仁皇街道桥西村“红色拆迁、发展集体经济”的举措，以及南太湖旅游度假区党建引领、实施生态保护、发展旅游产业的成果等等。
与同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分别是朔州、湖州的下辖县，又同是指示和肯定的县，两县、两市的发展有其相似性，发展的阶段又出现明显的差别，究竟背后的规律是什么呢?
湖州市是“两山”理念的诞生地、美丽乡村建设发源地，是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当全国首个省级地方标准—《省美丽乡村建设规范》正式实施后，湖州的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转变。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结出丰硕的成果。此外，还有一点让感触很深，就是农村社会管理的精细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高效化、比较优势发挥的化、服务群众的细微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眼界决定高度，创新决定广度，思路决定出路，勇气决定举措，担当决定成效。只有“跳出看，走出朔州看朔州，对照看，对比湖州看朔州”，才能准确客观的发现我们的不足和短板。作为一名基层乡镇党委书记，如何创造性地贯彻好、落实好市委六届六次、七次全会精神，在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色区和践行“两山”理论的示范区”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想在先、走在前呢?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
一是思想上要解放。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纪法律范围内主动破除制约乡村发展的条条框框，为创新松绑、为发展撑腰。要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全方位反思以前在农村农业工作方面的不足和问题，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探讨乡村振兴瓶颈的举措，把讨论活动变成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过程，用讨论的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展。要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为乡村振兴想办法，不为不作为找理由的浓厚氛围，树立为干事者担当，为作为者负责的正确导向。
二是政策上要吃透。结合现场教学所去村庄，感悟最深的就是湖州人把政策用足用活了。这恰恰是我们工作的一大短板，我们的习惯做法是用政策限制，不是用政策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法规的学习培训和宣传力度，提高执行者的业务素质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政策研究的力度，提高解读政策的能力，创造性地提出贯彻落实政策的细则或举措，让政策更接地气，更服水土，而不是机械教条式的执行政策，更不能把政策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和依据，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政策变成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
三是资源上要激活。这里所说资源指政策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首先政策资源。五四村、鲁家村、向阳村等已经全部完成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全部流转，股权化既保证了农民的土地收益，又弱化了农民个体实际地块的界限，限度地降低用地成本，化解了土地纠纷，很好地处理了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极大地释放和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集约经营。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一政策，我们还未用足用活。其次社会资源。乡村振兴不是一部门的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需要统筹整合使用政府资源、统筹调动社会民间力量，引导企业资本参与。参观的乡村，村级都设有统一战线工作组，统筹调动乡贤、名人等力量助力乡村治理，这个做法真的不错，值得借鉴。第三文化资源。一是湖州的所有村都有文化礼堂，都有讲习所，都有文化长廊，都有农风家训，都有村史馆，都有农家书屋，都有老年公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随处可见深入人心，文化育人、文化兴村、耕读传家的氛围很浓。二是村级党组织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眼光和远见着实让我们佩服，可以说照此下去，下一轮的发展引领者仍然是湖州。三是对文化资源的挖掘也要做到极致。这次学习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湖州的博物馆很多，湖笔博物馆、桑基鱼塘博物馆、荻港村名人博物馆等等。国级传统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等都做到了极致。我们的传统古村落、非遗等资源相当一部分在沉睡，未能发挥文化资源在促进经济、教化乡邻、抚育文明风尚中应有的作用。
四是责任上要担当。从鲁家村的成功案例，到向阳村党支部、村委会、村务监督委员会集体决定、共担风险，处处闪耀着为民担当、干事创业的情怀。创新发展，先行先试，需要担当，就要大力传承弘扬精神。一要有为群众为集体利益担当初心。二要有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不怕挫折、不怕失败，愚公移山的恒心。三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天下为公的公心。这既是对干部个人的要求，也是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
五是党建上要加强。党群服务中心是每个参观点最突出、最显眼的标志。“为集体操心、让群众省心、请组织放心”、“村庄发展快，要靠书记带;群众生活美，要靠班子领;火车开的稳，要靠党员撑”、“党员农家乐”、“党员文明户”、“党员责任牌、责任区”、“党员请您歇歇脚、上下楼梯慢慢走”等暖心提示清晰显眼，处处体现了党员示范带头，服务群众的理念，体现了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中领导核心作用。任何一个美丽乡村的建设，都离不了党组织引领、党员示范带动，只有强一个支部，才能促一个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要通过党建引领，不断强化“三基建设”，激活基层党委、农村党支部内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观能动性。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培训个人小结二
现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两不愁”到“三保障”，各级干部咬紧牙关、认准目标、真抓实干。从打响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再到开启乡村振兴战略新纪元，各种政策，应运而生、水到渠成、承上启下，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实惠与责任共存、发展与义务相当，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我们既享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红利，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这其中脱贫攻坚正是补短板，乡村振兴恰好扬长处。在我认知里，2008年泥泞土路摇身一变水泥大道，实现村村通、户户连;2012年砖瓦洋房聚居而起，草屋土房不见所踪;2018年万亩虾蟹池塘，春日微风，波光粼粼，成片银杏，摇曳绿芽，道听途说的村集体经济不再是在路上、在纸上，实实在在惠及着每一位老百姓。据有关机构对村集体经济调查，在发展集体经济中农户不仅收益土地流转费，同时参与集体经济管理获得报酬，还分取集体经济分红。以前说，面朝黄土背朝天，弯腰一干是一天、农村十年不及沿海半年。话虽不假，经济高速发展，大城市永远是资源的中心。但离不开农村的老弱病残幼，以及种种原因留在老家的中青年人，依旧摆脱不了农村的束缚，改变不了自身面临的窘境。而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正慢慢改善他们的衣食住行，提高百姓的精神文明享受，也减少外出务工者对家后顾之忧，这正是老百姓所期盼的。
我从未想过大山深处的老家，会有马路、洋房、水泥地、篮球场、集体养殖场、瓜果蔬菜种植基地，社会的发展把小山村描述得像世外桃源一般，而这一切已经出现在我归家的路上。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培训个人小结三
更加注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机制整合，确保两项工作有效衔接，不断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随着脱贫攻坚顺利推进，已经出列摘帽的县区乡村，还要齐心接续为乡村振兴的事业而奋斗。
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成绩有目共睹，基层干事创业环境的改变更值得称道：干部群众“抱得紧”，数百万工作队员奋战脱贫一线，和贫困户、乡亲们结成了亲戚;上下级、各部门“抱得紧”，五级书记抓实脱贫;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抱得紧”，形成全社会帮扶大格局。三个“抱得紧”，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机制保障、组织保障、作风保障。这场前所未有的人类减贫实践，本身就在为乡村振兴“补短板”。五级书记抓脱贫的责任体系，贫困地区统揽全局的动员体系，第三方评估严格抽查的评价体系……这些做法，都值得乡村振兴借鉴参考。
乡村振兴，同样需要发扬斗争精神。已脱贫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保持责任不变、力度不变、队伍不变，巩固好脱贫成果，也需要在措施上逐步实现从精准到共享、从特惠到普惠、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基层脱贫攻坚中一些临时性、地域性、超常规的举措，不宜照抄照搬到乡村振兴中来。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乡村振兴而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不少地方的探索，已经显现成效。以云南省临沧市为例，省市县挂钩包点确立指导和责任机制，出台文件明确乡村振兴的内容标准，让相关工作变得更加精细、更易操作。同时，理出农村人力、物力、存在问题和所需项目4个清单，摸准乡村振兴的基层实际。临沧市下面的双江县，在“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加挂“乡村振兴办公室”牌子，集中办公、整合机制，确保两项工作精准理念延续、政策措施延续、帮扶力度延续、成效检验延续。
由此来看，实现乡村振兴，精准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论。比如，建立相对明晰的指标和责任体系，不宜大而化之;摸清乡村困难问题和资源条件，规划先行、步步为营;打开大门、敞开市场，把更多的资源、人才引入乡村共襄盛举;把“指导振兴”和“我要振兴”结合起来，更加注重理事会等的内生动力培养;注重“典型引路”和“提携后进”，有重点“抓两头”来促进全体振兴……更加注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机制整合，确保两项工作有效衔接，才能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不断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在实施中必须贯彻“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我国脱贫攻坚已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秉承新发展理念，借鉴脱贫经验，用脱贫经验“金钥匙”打开乡村振兴之门，广袤乡村必将呈现更新更美的图景。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培训个人小结四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90%以上的贫困县实现摘帽，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这充分表明，当前，我国已处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指出，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起来。聚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共进，既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培育长效脱贫机制，又有利于促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一、当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共进的问题思考
(一)理论支撑与思想认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具有基本目标的统一性和战略举措的互补性。当前，还有一些乡村对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缺乏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对二者内在逻辑和有机衔接的认识不到位，认为脱贫“摘帽”就可以“松气歇脚”“到站下车”了，没有从“三农”工作全局去把握二者目标一致性、工作连续性和阶段性统一。
(二)发展现状与实施基础。据调查，一些贫困县，县域工业底子薄，经济活力不足，城市化率低，城乡融合层次低，县乡产业缺乏特色，单一化、同质化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门路少。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产业发展相互脱节，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基础相对薄弱，农业综合改革协同性不强，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
(三)体制机制与政策供给。据调查，一些县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缺乏相互通报机制、沟通机制、协调机制，对脱贫攻坚成熟的工作体系，缺乏有效的借鉴和吸收及创新性运用。对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之间政策的过渡接续谋划不够，缺乏统筹性的政策设计和支撑。
(四)规划引领与实现路径。据调查，一些地方，乡村振兴规划与脱贫攻坚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原有的规划缺乏有效整合、优化和重构。交汇期工作任务叠加，工作内容和工作重心转移，两战略有机衔接的工作方法和工作路径缺乏有效探索和实践。
二、聚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共进的对策建议
(一)做好理论衔接共进，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基础。一是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党领导“三农”工作的新思想、新方略，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继承“精准”理念，总结脱贫攻坚先进理论和优秀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根本遵循。二是广泛动员干部群众，践行群众路线，转变工作作风，在乡村掀起“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热潮，实现“被动扶”到“主动兴”的转变，进一步提升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能力，让人民群众从内心深处转变观念，主动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早日过上富裕生活。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既问需于民，又问计于民，发挥群众首创精神，集众智，聚民心，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民意基础。
(二)做好机制衔接共进，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障。一是借鉴脱贫攻坚形成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做好“五级书记抓扶贫”与抓乡村振兴的衔接共进，将其总结提炼、推广运用到乡村振兴中。建立健全责任体系、监督体系、评估体系在内的制度体系。二是建立防范返贫和新生贫困、解决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巩固脱贫成果长效工作机制，严格落实脱贫“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摘帮扶、不摘监管“四个不摘”要求，着力抓好基本产业、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基本技能培训、基层组织建设。三是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统筹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项目实施等重要事项，提高财政、土地、科技、人才、金融等各项工作的协同性，构筑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体制机制。科学研判脱贫攻坚项目中需要延续和升级的内容，并纳入乡村振兴的推进机制中。四是落实考核评价机制，在乡村振兴初期应借鉴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较为成熟的评价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阶段性考核指标体系。
(三)做好规划衔接共进，为乡村振兴提供实现路径。一是清晰明确地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短期过渡计划，将脱贫后待完成的任务、工程等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或实施方案，发挥长效作用。二是衔接好各专项和行业规划，将脱贫攻坚规划部署中仍需巩固拓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美丽乡村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等项目，有机嵌入乡村振兴发展规划中，增强规划的持续性和衔接性。通盘考虑土地利用、居民点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注重保持乡土风貌。编制县域乡村振兴规划，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切实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三是按照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对县域内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措施作出总体安排，针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类型的地区，加强分类规划指导，梯次推进。大力提升城镇化水平，用“大马拉小车”，以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乡村振兴。四是制定产业振兴规划，在乡村振兴总体规划指引下，发挥各地特色，制定阶段性的产业规划。保持产业扶贫力度不减，将产业发展重心转向县域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四)做好政策衔接共进，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源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是加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政策统筹，分类确定需要取消的、接续的、完善的或强化的政策，研究现行倾斜性支持政策的延续时限、内容与脱钩方法，注重总结梳理脱贫攻坚中成熟的理论成果、实践经验，用于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制度框架。二是转变政策供给方式，促进相关政策向常规性、长效性转变，均衡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强化产业、金融等政策供给，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三是合理拓展部分扶贫政策惠及的对象范围。打好特惠性政策与普惠性政策的组合拳，既要持续关注对特殊群体的兜底保障，也要高度重视推动乡村的整体发展。通过政策拓展，将在脱贫攻坚中增强贫困户发展能力的政策举措，转变为能够帮助广大农户参与乡村振兴并分享乡村红利的政策安排。
(五)做好资金衔接共进，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支撑。一是强化政府“主导”，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协同作用、社会资金的参与补充作用，确保资金投入与提高脱贫质量、巩固脱贫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相匹配。二是强化资金“整合”，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把脱贫攻坚、公共事业发展和涉农资金等多方投入统筹起来，充分发挥资金整合规模合力效益。三是强化资金“撬动”，借鉴并创新脱贫攻坚的资金筹措方式，通过以奖代补、贴息、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研究出台市场化方式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
(六)做好人文衔接共进，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一是强化人才培养及提升，实现人才振兴。脱贫攻坚与锻炼干部、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特色扶贫的重要经验。在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通过“内育”与“外引”相结合，培养乡土人才，引进懂科技、懂管理、懂市场、懂法律的现代化人才，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二是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要求贯穿始终，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道德教化、实践养成和制度保障，形成良好的家风家规，同时外化为自觉行动。三是做好扶智扶志与文化振兴的有效衔接。一方面扶贫扶志扶智并举，实现乡村文化改善。另一方面，多管齐下补齐乡村文化短板、增强乡村文化自信。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农村文化产品供给;因地制宜挖掘特色乡土文化内涵，充分运用特色文化提高村民凝聚力，为乡村振兴铸魂。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省泗县县委)
1998年底，中央在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部署1999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做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着新的阶段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还越来越受到需求的约束。这次会议提出，要抓住机遇，适应阶段性变化，在新的起点上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2000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又做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指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在新阶段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在200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六大变化：一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产品供求大体平衡、丰年有余。二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移动因发生重大变化。加快由种植业向养殖业转移，由农业向非农业流动。三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来源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四是农村发展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发展的互补性、互动性增强。五是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农业联系紧密，农产品国际竞争加剧。六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更加注重提高效益和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做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判断的基本依据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表明，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已有本质区别，农业的发展目标将由解决温饱为主转向适应小康生活的要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农产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将由总量矛盾转向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和质量矛盾，如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多样化的食品的需求的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将由过去主要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约束，市场需求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形势是确定任务和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引起农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政策措施的一系列变化。从此，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巨大转变：过去为解决温饱问题而主要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生产，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开始突出质量和效益；过去由于短缺而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现在有更多农产品用于发展畜牧业和各类加工业，农产品转化增值规模扩大，农业正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过去迫于生存压力而过度开垦的土地，现在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逐步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过去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现在正在加快步伐，随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农业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对此，中央做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基本目标。近几年中，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对我国“三农”工作取得新的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明确“重中之重”战略思想
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既是“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全党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始终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央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理性分析发展现实，着眼未来宏观目标，在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提法表明，党对“三农”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指明了全党工作战略部署的重点。
“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对于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13亿人口，9亿多农民；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生产力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加快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必须更加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二，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虽然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改变。目前，我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农业不仅要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料，还要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原料。如果农业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出大问题。其三，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才有保障，广大农村才能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广大农民才能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扎实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党对“三农”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党在发展战略决策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展示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信心。按照这一思想，国家近几年来进一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下发“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支农、惠农政策，形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的基本框架。各地都按照这一思想的要求，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加大农业投入，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
三、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多予”，就是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就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放活，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放活农村经营，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最早是在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该《决定》指出：“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2002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200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的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和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又一次强调这个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已成为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从新阶段“三农”工作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首先，这是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依然是薄弱环节。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要求，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改变过去对“三农”给得比较少、取得比较多、管得比较死的做法，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二，这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必然选择。我国农业和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外流严重，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致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三，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农民权益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三农”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把农民增收作为实现农民根本利益的核心，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因此，必须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对“三农”进行支持和保护，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实施，带来了“三农”工作的新变化。一是推动了“三农”政策措施的创新。按照这一方针，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例如，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实行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两减免”政策；对农民实行补贴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三补贴”政策；以及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农业投入，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等。二是引起了农村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农村土地制度、金融体制、文化卫生体制等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三是有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快了农村小康建设步伐。实行这一方针，有力地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
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方略。其实质就是要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中统筹安排，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这一方略的最早论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首要要求。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方略。
确立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3.23：1。如果再将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同时剔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还要大。目前，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10~15年。占全国人口近70％的乡村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6％，而仅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却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4％。在教育方面，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在医疗方面，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重高达90％，而城市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仅占总医疗费用的60％。在社会保障方面，城市实行了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绝大多数人享受基本社会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只在个别地方起步。这些差距的存在，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三农”问题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更加紧密，迫切要求把城乡发展统筹起来考虑和安排。只有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方略，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凡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处理好城乡关系的国家，发展都比较快，经济和社会也越来越发达；反之，则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困境。
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我国新时期对“三农”发展理论和思路的重大创新。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近期目标，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村在2020年如期实现小康。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护农民权益、富裕广大农民的重大举措。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筹划，开始从“三农”外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开始加快打破长期约束“三农”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带来“三农”工作思路、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变化。按照这一方略，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革措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三农”的重大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这对促进“三农”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必将有助于建立新型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五、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从发展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全面发展城乡经济。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仅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和城市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3万亿元，城镇化率达到41．8％，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失时机地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另外，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就要适时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成功之道。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新时期制定“三农”工作政策和措施的理论依据。我国正处在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得当，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反之，就会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影响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把“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作为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2005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这是贯彻落实“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重大举措，必将对解决好“三农”问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也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运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都把工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看作消极的。20世纪50年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后，发展经济学开始重视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强调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认为农业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如果农业不发展，或发展缓慢，就不能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农产品剩余，从而使工业扩张受到阻碍。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家再次强调农业发展，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粮食政策、粮食保障以及农业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国家应及时根据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调整农业发展政策，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正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这些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运用。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发展理念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是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进一步升华。这对于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新阶段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六、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
“两减免”是对传统农业体制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对农业生产和经营征税的制度，这对过去一个时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政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农业税收制度的积极作用逐步消退，而其制约农业发展、增加农民负担等消极作用不断增强，且征收成本高，也与国际通行的政策不符合。目前，国际上除越南等极少数国家征收农业税以外，其他国家都不征收农业税。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了改革农业税收制度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出台“两减免”政策。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逐步降低农业税，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取消农业特产税，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进展出乎寻常地快，动作之大也是原先没有预料到的。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规定：“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免征力度，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国有农垦企业执行与所在地同等的农业税减免政策。”2005年，取消农业税的进度进一步加快。2005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2006年全部免征农业税。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减轻、规范农村税费；第二步是取消农业税。“两减免”政策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两减免”政策的落实，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带来了我国农村体制和政策的重大变化。
“三补贴”政策使我国农业政策及其实施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农业补贴主要补在流通环节，补在粮食企业，包括粮食进出口企业，其效果并不是很好。实施“三补贴”政策，彻底改变了多少年来补贴流通环节、补贴城市消费者、补贴企业的做法，使农民成了国家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实施“三补贴”政策，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规定：对农业的国内支持主要分为“绿箱”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指与农产品价格没有直接关系、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措施，没有数量限制；“黄箱”政策指与农产品价格有直接关系、容易引起贸易扭曲的措施，对各国都有数量限制，我国的补贴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发达国家均给予其农民以各种支持和补贴。据有关资料统计，一些国家农民每年人均享受到的各种农业补贴为：美国1．4万美元，欧盟1．7万美元，日本2.3万美元；如果按照耕地面积计算，每公顷土地农业补贴的幅度是：美国100~150美元，欧盟300~350美元，日本600美元左右。而我国的“黄箱”政策空间较大，2001年为134.7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0.58％，扣除农业税后为负值；“绿箱”政策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很大。因此，实施“三补贴”政策，是我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强农业保护的重要举措。虽然这三项补贴政策的范围和操作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直接补贴，即直接补给农民，这是我国农业政策的一大历史性进步。
实施“两减免、三补贴”政策，预示着2000多年与农民相伴的种田纳税制度的历史即将终结，标志着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标志着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农业体制和政策正在朝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向迈进。
七、采取四项农业保障措施
为了确保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的成效，国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加大农业投入、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四项措施，构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的四项保障措施。
一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耕地是农业生产特别粮食生产的必需要素，也是广大农民的“命根子”。近年来，耕地被乱占滥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98~2003年的5年间，我国耕地面积由19.45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净减少9363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872万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2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考虑同期增加耕地2901万亩的因素，这5年间实际减少耕地面积12264万亩，平均每年减少2452万亩。而且我国耕地中的中低产田比例大，在18.51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为12.20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4.58％。针对这些情况，2004年，国家果断暂停耕地占用审批，严肃清理各种开发区和园区，坚决制止和纠正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坚决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土地出让金使用、制止占用基本农田植树、尽快恢复撂荒地生产、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并严格土地管理等5项紧急通知，这5个通知构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中农村土地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是加大农业投入。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支撑和保障。较长一个时期以来，虽然我国农业投入数量不断增加，但投入不足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即使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投资仍然增长缓慢，2003年，全社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2002年增长3．7％。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严重制约着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针对这种状况，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2004年，国家对农业、农村的基本建设投入明显增加，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共2626亿元，比2003年增长22.5％以上。另外，在国债资金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2004年，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农村“六小工程”（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小型农村基本建设的专项投入达到285亿元；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投入也继续增加。国家还出台了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政策。这样大的投入力度，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是调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2004年，化肥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农民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成本比上年增加约50元以上。同时，在种子、农药、肥料和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制售假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这样势必影响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对此，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化肥生产和进口的税收、价格优惠政策，明确了化肥的进销差率、批零差率和零售的最高限价。政府通过大力整顿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严厉打击随意抬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制售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力度，遏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势头，保护农民利益。
四是实行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价格支持政策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限量使用的“黄箱”政策，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多年来均充分利用此项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对本国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以保护农民利益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例如，美国有“无追索权贷款”和“反周期补贴”政策，欧盟实行了“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政策，日本对10类农产品实行了5种形式的价格支持政策。从发展趋势看，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所支付的补贴资金逐渐从原来的收购环节向生产环节转移。因此，我国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根据国内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于2004年及时公布了早籼稻、中稻、晚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并完善了储备粮调节制度。
八、结语版权所有
关键词：都江堰；乡村旅游；SWOT分析；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07－03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各级政府将乡村旅游业列入发展议程和重点扶持对象，乡村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5.12地震后，都江堰乡村旅游业被作为重点重建的对象之一，获得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2009年，都江堰政府编制完成了《都江堰市乡村旅游总体规划》，并提出计划在2020年将都江堰打造成“天府之源，蜀味乡村”的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一、 都江堰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都江堰是我国少有的拥有双世界遗产的优质旅游城市。都江堰乡村旅游业依托都江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发展状态。2006年，都江堰城乡旅游人次达到了305万；到2007年，仅乡村旅游人次就达到了217万，乡村旅游收入19 502万元。5.12地震后，都江堰乡村旅游业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经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后，乡村旅游发展势头更加迅猛。2009年1―6月，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3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亿元，分别是2007年同期的146.41%和260.67%，2008年同期的147.6%和124.6%。目前，都江堰乡村旅游业正面临着转型升级。都江堰已经形成了虹口乡高原新村、安龙镇徐家林盘、紫坪铺镇沙湾村、蒲阳镇花溪村、大观镇茶坪村、石羊镇桃花源、青城后山泰安古镇等乡村特色旅游点。
二、 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SWOT分析
SWOT分析方法是20世纪60年代由哈佛大学教授安德鲁斯（Andrens）提出来的一种综合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并对其进行系统评价，从而选择企业最佳的发展战略的方法。SWOT分析代表分析企业或者行业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s）。现在，SWOT分析法被广泛地应用在企业竞争环境分析和各种行业战略规划报告中。本文对都江堰乡村旅游的发展做一个自我分析，以有利于都江堰乡村旅游经营与管理者充分认识到都江堰乡村旅游业发展所处的环境，利用本区乡村旅游的优势，从而为都江堰乡村旅游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战略性的决策。
（一） 优势分析（S）
1.具有优质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国际旅游资源
根据国际乡村休闲旅游区的成功经验来看，在引导游客进行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因素中，自然环境的本底质量居于核心地位。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一年四季分明、气候温暖湿润，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59.59%，大气环境和水质达到了国家一级标准，有“天然氧吧”之称。都江堰有13条河流穿境而过，境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包括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动物35种和珙桐、银杏等珍贵濒危植物46种。都江堰是融山、水、城、林、堰、庙、桥为一体的旅游胜地，境内青城山-都江堰是闻名世界的世界文化遗产和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都江堰全市均为部级生态示范区，此外，都江堰还获得了“首届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联合国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良好示范奖”等。这些品牌优势都给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独特的传统文化是吸引休闲度假游客的重要元素。都江堰乡村旅游文化依托于2 260多年的水文化、1 800多年的道教文化和养生文化，以及5 000多年的农耕文化等核心文化。都江堰水文化和青城山道教文化成就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文化，并使蜀文化经历一千多年，成为中国文化的亚文化中心。历经几千年而不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存留、以生态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巨大水利工程；以川西林盘为核心的都江堰的田园风光蕴涵着都江堰深厚的独特的川西农耕文化和水文化内涵；以“人间仙境”、“青城天下幽”而闻名世界的青城山是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道教文化旅游资源丰富。都江堰有着“长寿之乡”的美誉，而与道家文化息息相关的道教养生文化、中药养生文化也逐渐成为都江堰乡村旅游独特的资源，乡村休闲养生的旅游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
3.有发达的交通网络
优秀的外部交通串联为游客到都江堰体验田园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交通依托。都江堰已经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已建成成灌高速公路、国道213线、省道106 线、灌公路、 灌郫公路、灌温公路、灌崇公路。成灌快铁可以使游客从成都出发，20多分钟即可到青城山脚下。成青旅游快速通道使从成都市区到青城山的路程将比以前的路程缩短近20公里，并且在成青旅游快速通道两边增设了健康步道。现在成郫灌城际铁路和成都市至都江堰市轻轨交通线已经正式运营。都江堰乡村内部交通网络基本完善，全市已实现村村通工程，乡村旅游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
4.拥有良好的品牌和规模优势
都江堰的乡村旅游发展比较早，规模和特色都比较突出。都江堰为适应国际乡村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长寿资源、茶叶、中药材和农家庭院优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起了青城红阳猕猴桃农业观光基地和青城绿茶农业观光基地和农家休闲旅游、中药材、花卉苗木、银杏、茶叶、双孢菇等菌类、生态畜禽等特色农业产农业产业园区。目前，都江堰已建成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214个，百亩以上示范园区106个，产业化示范园区17个。都江堰是全国最大的猕猴桃出口基地，远销日本、欧盟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江堰种植生产的地道药材川药应用历史悠久，栽培技术成熟，产量大、质量优，川芎市场占有率已达10%。现在，都江堰正在加大生态观光农业发展，并加大力度进一步挖掘现代生态农业旅游观光、生态体验功能，以便丰富国际乡村旅游产业的内容。
5.乡村旅游国际化有大都市成都作为依托
旅游业是一个依托性强的产业，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旅游大环境。“天府之国”成都，不仅是我国西南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交通中心，而且是亚洲首个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成都倾注了大量的力量，用于发展旅游景点、餐饮、住宿、会议展览、运输、娱乐休闲、购物、安全和卫生保健等，以保障更多游客的旅游。成都为旅游活动提供了完善的配套设施。此外，都江堰、青城山和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与九寨沟、黄龙、峨眉、乐山连成一线，相得益彰，成为西部黄金旅游线上的枢纽。
（二） 劣势分析（W）
1.开发档次较低，与国际旅游目的地不相匹配
目前，都江堰的乡村旅游的主题旅游资源以乡村景观、乡村生活和特色种植园为主，当地乡村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多层次体验方式的营造方面还不够。农家乐经营项目比较单一，满足不了市场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大部分农家乐仍然局限于展示农家活、农家菜、农家景，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缺乏对乡土风情、民俗传统、养生文化等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和利用。都江堰的整个乡村旅游当前核心特色的提炼和整体形象的塑造仍然是不够的，这和打造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不相匹配。
2.人才缺乏，整体经营水平不高
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当地的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系统和专业的旅游工作的培训。因此，业务水平、服务水平、管理水平等都比较低，没有达到国际水平。由于人才的缺乏，乡村旅游经营者经营观念落后，缺乏创新和长远的竞争意识。很多经营者的目光仍停留在菜品味和价格上，以文化特色和服务水平等吸引游客的不多。
3.营销力度不足，国际营销能力弱
国际乡村休闲度假目的地的打造需要很强的国际乡村旅游营销管理。目前，都江堰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销售大多没有形成体系，乡村旅游产品立体营销能力不强，国际营销能力弱。很多乡村特色产品的精心策划包装和促销不足，导致乡村旅游产品国际认知度低，影响能力十分有限；乡村旅游的客源最主要还是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国外远程客源市场的开发能力远远不足。农产品也只有少数的远销国外市场，大部分仍是以国内市场甚至只以四川市场为主。
4.相关产业和配套设施发展滞后，满足不了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需求
与一般的农业观光旅游景区相比，国际乡村休闲旅游度假目的地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旅游服务设施的配套上要求更高。都江堰的乡村旅游形式还比较单一，农业、商贸、服务产业之间的联系不很密切，还没有形成互补、互动、高效、共生产业一条龙协调发展的局面，不能充分地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乡村旅游区内旅游标准设施还没有完善，只有设置了部分景物介绍牌、标识牌和数量不多的游憩休息设施，而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和观景设施还只是初步建立，不能对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打造形成有力支撑。
（三）机遇分析（O）
1.灾后重建给乡村旅游国际化带来了发展契机
地震后，都江堰的乡村旅游业被作为重要的重建部分之一，相应的救助政策、项目扶持、金融支持等给都江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带来契机。都江堰乡村旅游在来自上海的对口支援专家的协助下，对旅游资源重新进行整体规划和整合。利用地震后地形地貌的变化，都江堰虹口景区、虹口漂流都有了专门设计的方案，一批地震遗址公园也成为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资源。同时，全国首批高端乡村连锁酒店和10万亩现代农业聚集区已经开始投入建设。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的多场推荐会上，都江堰与上海一直是“捆绑”宣传；都江堰利用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海旅游节等契机，开展都江堰旅游专题推介，借助上海世博会走向国际化。
2.城乡统筹和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机遇
成都是全国城乡统筹试验区，而都江堰是试验区中的示范区。都江堰的产权制度改革成果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2009年，成都市确立了建立“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成都全域和成都经济区范围内形成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都江堰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质自然资源的世界遗产城市，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3.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受到政府的重视
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2008年，省政府《关于加快恢复振兴旅游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扶持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政策，2009年和2010年的省委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推动乡村旅游加快发展、规范发展。都江堰政府提出，将都江堰打造成中国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典范试验区、中国100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使都江堰市乡村旅游成为驰名中外的“天府田园”的代表，成为中国乡村旅游的形象之一；都江堰市作为“全域成都”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的旅游龙头之一，使其乡村旅游成为中国第二代旅游产品的国际化标本。
（四）威胁分析（T）
1.由于地震的破坏，都江堰乡村旅游不可能短时间内全面恢复
5.12地震中，大量具有旅游价值的民居、院落坍塌或者损毁，部分植被、田园风光被改变；以青城山――都江堰为背景的乡村旅游资源被严重破坏；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受到了损伤，并对旅游企业正常运营和基层旅游管理机构运转造成较大影响。部分乡村旅游资源正处于旅游业的恢复重建期，但恢复重建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同时，都江堰乡村旅游的形象的恢复和升级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2.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给都江堰乡村旅游国际化带来压力
近年来，由于乡村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成都市周边地区很多特色乡村旅游业都给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带来了竞争压力，如知名度非常高的三圣乡的“五朵金花”、温江花博园、郫县农科村等。国内其他地方很多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比较成熟，有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如云南丽江乡村旅游业已经从单一的农业观光型向生态农业型、科级示范型和农村民俗型转变，每年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的前往。国外乡村旅游业发展比较早，特色鲜明，已经形成了品牌效应，并且成为很多国家乡村旅游发展的学习典范。如澳大利亚葡萄酒业旅游、日本的务农旅游、匈牙利的文化乡村旅游等。
三、都江堰打造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策略
（一）SO策略分析
发挥双遗产的核心吸引力，挖掘都江堰乡村独有的文化底蕴，充分利用水文化、道教文化、养生文化和其他川西民俗文化，将文化特色融入到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中去，丰富乡村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的内涵。同时，保持乡村自然人文环境的原真性，营造都江堰独特的天府田园乡村氛围，对国内外远程游客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另外，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客源营销中心，并通过网络营销，将都江堰独特的乡村魅力推向世界。
（二）OW策略分析
利用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体系。建立长期完整的人才培训机制，加强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通过国内外各种会交流，借鉴先进的管理和服务理念，提高乡村旅游管理的水平。以电子商务为平台，建立都江堰乡村旅游的立体的营销体系，增加都江堰乡村旅游在国际互联网上的曝光度和旅行策略的强度。
（三）ST策略分析
将传统的乡村休闲度假旅游转化成为生态观光和乡村文化体验并重的模式，塑造具有独特文化品味和特色的核心乡村旅游产品，培养都江堰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树立国际乡村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四）WT策略分析
创新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使之与都江堰全市的发展相协调、相融洽。借助各方面的援助和技术，整合都江堰的乡村旅游资源，避免产品单一，使资源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优化配置，使形成农业、商贸、服务产业共同发展的旅游产业集群，强化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李坚.基于SWOT―PEST分析的乡村旅游发展的战略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4）：193-194.
[2] 杨涵.成都乡村旅游促进田园城市发展的思考[J].中国商贸，2010，（14）：143-144.
[3] 叶琼秀，覃建雄.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SWOT分析及发展模式探讨[J].四川地质学报，2010，（3）：97-100.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学习心得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求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采取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正如强调的：“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下来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党中央、国务院公开《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是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制度保障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近年来，从乡村振兴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再到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现在到了全面推开的时候了。应当十分清醒地看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要瞄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就要把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要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土壤污染、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等治理和修复。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接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合理确定村庄布局分类。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加快构建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提高乡村善治水平。
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40多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我们就一定能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关键词：乡村旅游；营销；创新
我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特色和悠久农业生产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农业资源和独特的田园风光，以及淳朴的风土民情和乡风民俗。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已成现代旅游发展的主题旋律，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城市居民越来越渴望能回归自然、享受清新的田园风光和淳朴的乡村风情。因此，构建乡村旅游市场营销模式是提高乡村旅游竞争力，实现乡村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目前对乡村旅游的开发还没有统一的体系和标准，其营销模式也没有系统的规划，因此本文通过探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营销现状及问题，结合本次项目经理的系统性学习，分析了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发展趋势，提出了营销模式构建策略。
1.乡村旅游
1.1乡村旅游的概念
乡村旅游顾名思义就是以农村地区为特色，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旅游资源为依托，在传统农村休闲游和农业体验游的基础上，以旅游活动为内容，促进农村发展的社会活动，拓展开发会务度假、休闲娱乐等项目的新兴旅游方式。
1.2乡村旅游特点
时间上多为假期或农产品成熟季节；空间上多为市郊、山林、岛屿等农村地区；经营主体多为农户；参与主体则多为市民；活动内容主要是游览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参与农事劳动、了解民俗风情等。
2.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2.1现状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旅游、乡村休闲游、民俗旅游将成为农村旅游业的主体，我国农村将逐步成为深受喜爱的旅游观光目的地，从而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近几年通过市政府推动发展，乡村旅游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但由于各种原因，乡村旅游市场营销策略的滞后，导致乡村旅游发展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借鉴兄弟省份发展乡村旅游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建议，以作探讨。
2.2问题分析
2.2.1乡村旅游产品种类不够丰富
我市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类型较少，大部分以特色蔬果采摘、农业休闲庄园观光、鸡鸭美食等为主导产品，产品类型单一，同其他市县、乡镇相比，特色不明显。使乡村旅游发展处于一种低端的状态，不能适应旅游需求市场的发展要求。或者是在开发过程中，偏离了乡村旅游的主旨，盲目的上项目，结果使乡村旅游地失去了乡村味，丧失了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2.2.2认为乡村旅游越土越好
现在不仅是乡村旅游的开发者甚至于很多的专家都有一种误区，就是乡村越土越好，土得掉渣才好呢！事实上大家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2.2.3盲目削价竞争
许多旅行社把降价作为主要竞争手段，报价远远低于成本。合理的低价策略能够增加经济效益，但是过度的低价营销会导致乡村旅游经营的恶性循环，影响了旅游企业的产品形象，损害了旅游企业自身利益。
2.2.4缺乏统一规划管理
从旅游规划来看，大多数乡村旅游的开发缺乏专项规划，呈现无序经营，遍地开花的状态。从管理角度看，大多数乡村旅游仍处在经营理念低下、片面追求利润低循环局面，且由于盲目的简单模仿，不少地区出现建筑风格相似、经营项目以及管理方式的相互抄袭的商业浅层状态，严重影响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
2.2.5品牌意识淡薄，缺乏竞争优势
品牌是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各种关系的总和，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必须树立品牌意识。龙岩是中国著名的老区，具有相当丰富的红色、绿色、金色旅游资源，由于开发的点多面广，乡村旅游缺乏统筹安排和相互协调，线路组合难度较大，乡村旅游与城市旅游和传统景区之间缺乏有机联系，降低了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就难以形成乡村旅游的品牌。有的知名度很高，但旅游产品点小、面多，规模不大。比如上杭的红色旅游，古田会议会址、蛟洋文昌阁、才溪乡调查报告等这些景点闻名全国，但规模小且面广，无法形成规模。多数乡村旅游景区知名度不高，缺少品牌，管理者也缺乏足够的品牌意识，也就更谈不上乡村旅游的品牌营销了，从而使得我市的乡村旅游产业缺乏应有的竞争优势。
2.2.6时间季节性较强，后续不足
由于旅游业属于假期经济，本身具有明显的时间性，而农业生产又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所以乡村旅游具有不可避免的季节性，导致在旅游淡季时村民的旅游收入得不到保障。
3.营销策略
3.1乡村旅游的营销
乡村旅游产品是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服务的总和，它与别的产品不太一样，对于旅游产品来说后者更为重要。乡村旅游营销首先要以品牌资产为资本，策划项目，吸引游客，对不同客户应有不同的经营策略，尤其对潜在客户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想尽办法开拓新市场。
3.2对策
任何一个知名的旅游产品品牌都要有一套成功的市场营销方案。乡村旅游产品质量和特色需要营销活动来进行展示，以便于旅游者从众多的旅游产品中顺利识别；还可以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并不断改进产品；持续的旅游市场营销活动也能给旅游者和社会公众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进而可以在公众中树立并强化本乡村旅游产品鲜明的品牌形象。虽然我国乡村旅游的销售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体系，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乡村旅游含义，但不论乡村旅游如何定位，对其品牌营销更是重要。
3.2.1形象营销
目的地形象是公众以一个潜在或现实旅游者的眼光对一个地区的评价，是旅游者对一个地区的信仰、印象和想法的总和，因此，在发展乡村旅游时应增强形象营销意识，注重形象塑造，个性设计以及形象传播。
3.2.2人员推销
人员推销就是旅游企业从业人员直接与旅游消费者或潜在消费者接触、洽谈、宣传介绍旅游产品或服务，以达到促进销售目的的活动过程。它是旅游企业所有促销手段中唯一利用人员所进行的最直接的促销活动，是构成旅游促销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2.3广告推广
广告推广就是利用任何想象得到的形式来传播。可以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进行广告宣传，还可在城市干道悬挂路牌广告等。
3.2.4加强与中间商的合作
我市的乡村旅游景区应该与目标旅游市场的中间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尽快打开市场。
3.2.5采用会员制
组织旅游爱好者沙龙和旅游俱乐部，广纳会员，不断举行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吸引旅游者参与，宣传乡村魅力与文化，培养旅游爱好，以加深旅游者对乡村的印象，激发旅游者的消费欲望。
3.2.6网络营销
网络营销就是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进行的，为达到一定营销目的的营销活动。使潜在的客户利用互联网，通过电话、邮件、QQ等方式联系到旅游目的地，将潜在客户变成有效客户的过程。其中可以利用多种手段，如E-mail营销、博客与微博营销、网络广告营销、视频营销等。
3.2.6.1制定搜索引擎营销计划
搜索引擎营销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点击进入网站/网页进一步了解他所需要的信息。一般有搜索引擎优化(SEO)、关键词广告、固定排名、竞价排名四种模式。
3.2.6.2博客营销
博客就是网络日记，简单地说狭义的博客，它是网上写作的一种特有的流水记录形式。从客户分析入手来评估一个网站的商业价值是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手段。
3.2.6.3微信营销
灵活利用所有线上线下推广渠道，在微博、人人网等平台的皮肤模板右侧都加上了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在其的内容中也多次通过文字图片植入关注微信公众号的信息。
4结束语
关键词：乡村旅游;土地流转;旅游开发;博弈
中图分类号：F301.3;F590.75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4）12-2958-04
Rural Tourism in the Land Transfer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Linkage Game Analysis
LIU Yun
（Zunyi Normal College，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Management College， Zunyi 563002 ，Guizhou，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land transfer policy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land use and promoted to achieve scale effects of land-use basis. This paper set rural tourism as a research object， used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analysis method to analyze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cess of land transfer and linkage， analysed the demand of stakeholders in the different demands of the land transfer， and made the effective suggestion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land transfer; tourism development; game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土地这一重要的物质载体，旅游产业也不例外。新型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有利于土地规模化效应的形成，也将对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土地流转使乡村能够提供更多可用土地，增加旅游用地规模，拓宽乡村旅游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产业通过提高农村土地的综合利用程度使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在现实中，土地流转与乡村旅游开发依然面临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基于旅游资源开发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如何理顺旅游资源开发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乡村旅游为研究视角，应用博弈分析法对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开发策略的联动关系进行分析，剖析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流转中的不同诉求，从而为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促进中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1 土地流转与乡村旅游开发策略的联动关系
农村土地流转实质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是在现有土地所有权和性质的基础上，促使农民让出土地经营权，以便其他经济组织能够对土地进行更深入的开发和利用。随着经济发展，旅游产业强大的经济带动能力逐渐成为乡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乡村旅游的独特竞争优势逐渐使其成为旅游产业的重要分支。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围绕农村土地流转所产生的相关问题也日益受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重视。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土地流转新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村土地流转效率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土地状态由分散逐步转变为集中，成片可利用土地资源为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也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提供了更多选择。大规模可利用土地资源还能够为乡村旅游开发提供资源支持，在获取发展资金上更具优势。然而，土地在实际流转过程中依然面临很多的现实问题。一方面，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导致农村土地呈现分散局面，难以对土地进行整体规划，无法形成具有规模优势和竞争力的大型农业旅游产业，这直接制约了旅游投资者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乡村旅游的规模化发展。另一方面，对农村土地的开发必然牵涉到当地农民的合理利益，包括如何在土地征收流转过程中切实保护农民基本利益，如何在政府、投资者和农民之间分配土地级差地租等[1]。由于农民维权意识较弱，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这制约了农民参与土地流转的积极性。然而，考虑到旅游产业相比传统农业的巨大经济优势，发展乡村旅游是中国农业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中国土地利用率的重要发展策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正确处理好土地流转所导致的利益纠纷，换句话说，就是要正确处理好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理解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可以从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入手。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国外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研究的文献，可以将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政府推动型、市场驱动型和混合成长型。在发达国家，乡村旅游的发展更多地依赖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包括当地政府、投资者以及当地农民三者的相互合作，政府出政策，投资者出资金，农民出土地，按照股份参与项目开发和管理。中国与发达国家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农民只拥有土地的经营权，政府拥有所有权，且中国面临庞大的农村人口，政府必须考虑农民失去土地后的生活问题和社会稳定，这使得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开发策略成为了一个联动的循环。国内学者在研究乡村旅游发展时，更多是从开发和经营主体的角度入手。从乡村旅游开发主体来看，存在公司+农户、公司+社区+农户、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股份制、农户+农户、个体农庄6种模式。无论开发模式如何变化，最有效的开发策略应当是让当地居民更多地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中来。农民既是资源系统的实际拥有者，其生产生活场景又是资源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民的态度和行为将直接影响乡村旅游产业的资源系统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强调政府、农民与投资者三者利益的协调统一，使农民深度参与真正落到实处，是乡村旅游产业中土地流转的关键（图1）。
新的土地流转政策为土地集中利用开发提供了制度基础，也为乡村旅游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更多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促进乡村旅游产业多样化发展。当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民利益未得到有效保护，这一问题将反过来制约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解决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矛盾，不能片面地分析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合作博弈，还应当综合考虑乡村旅游的开发模式，让农民能够更多地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才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促进乡村旅游有序发展。
2 土地流转效率与乡村旅游开发策略的联动博弈
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土地集中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增加当地税收，所以政府往往趋向于选择支持土地流转，政策上支持乡村旅游产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的经营者，是否放弃对土地的经营权取决于其付出的成本和取得的收益，他们的效用函数与政府并不一致。本文通过博弈法分析政府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所付出的成本和取得的效用，来探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当地农民和旅游投资者之间的战略选择过程。
2.1 博弈分析的条件假定
土地流转的实质是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出让。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作为土地经营者是土地流转过程中的重要博弈双方。要实现土地的高效有序流转，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双方的投资成本与收益分配问题。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基于成本效益原则。假设政府和农民都是有限理性，他们的决策都是基于成本效应原则，即农民是否支持土地流转取决于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所取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额，政府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同样遵循该原则。另外，博弈双方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当地农民与政府的有限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双方均能独立计算成本收益关系，不存在博弈一方强制另一方接受博弈条件的机会，也不会存在更聪明一方欺骗另一方接受博弈条件的机会。
2.2 土地流转中当地政府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农民作为土地资源的经营者和未来旅游开发活动的参与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复杂的利益诉求，一是出让土地经营权所要求的补偿诉求;二是失去土地后的旅游产业参与权。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其政策考虑并不仅仅基于农民的利益，它与全社会不同主体都存在委托关系，其行为往往要兼顾多个利益主体[2]。与此同时，政府作为单独的利益主体，还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有提高地区财政收入、业绩指标和权力寻租的动机。这些目标可能与当地农民的既定利益产生冲突。因此，无论从农民还是从政府角度出发，土地流转都会引起双方的博弈。
中国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只拥有使用权，当需要对土地变性使用时，不能够直接从农户进入市场交易，必须要由政府对土地进行征收后，通过挂牌出让或协议转让的形式才能够让旅游投资者使用。这说明政府在土地流转环节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主动权，农民在土地征收流转过程中很难与政府进行同等地位的对话[3]。与此同时，中国实行分级限额的土地审批权限，土地征用和调配权利都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的多目标权衡往往使得农民利益诉求并不能得到完整的满足。只要出让土地的收益大于其承担的成本，政府就有交易土地的意愿。而出让土地的收益并不完全由农民享有，如果土地征收行为和后续发展不能满足双方的需求，两者将难以达成协调统一[4]。在现实中，政府和原住民之间围绕土地的争端和纠缠充斥着各个乡村旅游地，政府的土地征收计划很容易受到农民的抵制而搁浅，而强制的以及不合理的土地整合和调度行为又会给乡村旅游的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由图2可知，在选择是否进行土地流转时，政府与农民都有两种选择。由于政府决策有信息优势，博弈分析以政府决策为起点。如果政府拒绝土地流转，那么政府可以获得因保护农用土地所带来的农业产值收益，以及因保护农用地所带来的政治安全和荣誉。但是也会损失发展地方经济的机会成本。两者相比较，地方政府拒绝土地流转所获得的收益为0。如果农民在政府拒绝土地流转时选择合作，那么说明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对于农民来说更具吸引力，但是没有政府支持，农民无法单方面的出让土地使用权，因此，其收益为失去了获得更高收入机会的成本，其综合收益为-25。如果农民也选择拒绝土地流转开发，那么说明该开发项目并不具有吸引力，失去该发展机会的成本为0。若地方政府选择支持土地流转，说明乡村旅游产业整体上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若农民拒绝流转土地，那么开发成本将直线上升，最终可能导致项目流产，政府因此要蒙受基础设施建设等前期投入成本，收益为-25。由于政府和当地农民均为理性人，他们会在博弈过程中不断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帕累托最佳状态为政府和当地农民达成合作关系。只有两者相互合作、分工协作才能够有序地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
2.3 不同开发策略下的土地流转效率分析
土地的流转与否取决于博弈双方所获得的收益与承担的成本，只要收益大于成本，双方都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由于当地政府、农民和旅游投资者处于整个旅游产业链条的不同阶段，他们的决策都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重大影响。离开旅游投资者，政府和农民难以筹集建设所需资金，由于缺乏旅游业的开发和管理经验，也会制约政府与农民发展旅游产业的积极性。对旅游开发企业而言，当地农民的不合作无疑会对开发效益造成严重的影响，农民如果无法从当地旅游产业中取得合适利益，其相关活动将影响旅游产业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根本目的是发展地方经济，离开投资者或农民都无法单独完成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基于上述分析，政府、农民和旅游投资者合作开发乡村旅游产业能够达到最大效用。一方面旅游投资者具有开发旅游资源的专业经验，使土地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乡村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从而达到帕累托改进。在现实情况中，农民和旅游投资者往往在经济利益分割上存在难以自行协商解决的矛盾，要想化解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做好居间调节工作。政府应当明确其职责定位，居间协调双方关系，不能以行政力量强制各方执行，通过政策扶持来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能够促进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挖掘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价值，这需要政府、农民和投资者三方相互协作。如果采取不合适的旅游开发策略可能会产生反作用，降低土地利用效益，不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旅游投资者作为盈利主体，将资本优势和经营才能投入到乡村旅游发展中，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拥有制定旅游发展政策和规章制度的政治权力，同时兼具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利益诉求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必须兼顾投资者和农民的利益。只有不断加强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利益保护，才能够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乡村土地流转，形成乡村旅游规模化（图3）。
3 基于联动博弈关系特征的合作对策
土地流转政策为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如果采取合适的开发策略，整合当地政府、农民和投资者三者之间的利益诉求，基于三方利益诉求的博弈就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本文基于土地流转与开发策略之间的联动博弈分析，对中国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土地流转活动提出以下优化建议，以促进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3.1 增强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的力度，推进乡村旅游资源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伴随着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程度的不断深入，土地经营逐渐呈现专业化和规模化，这为依托土地规模化发展的乡村旅游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升级[5]。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加强旅游土地的流转管理，减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纠纷，依法保障各方在土地流转活动中的基本权益，为土地流转市场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的规模，从而促进乡村旅游更加迅速的发展。
3.2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理利益，建立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
土地流转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是资源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应当注重对农民利益的保护，建立具有旅游资源禀赋的土地交易市场，合理评估农村土地价值，保障农民土地转让基本收益。在土地转让后，应当给予失去土地的农民以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旅游投资者应当在就业岗位上优先考虑当地农民，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多地分享乡村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3.3 加强对土地流转活动的监督管理，保障土地合理利用
土地流转过程中最大的利益冲突是土地收益的分配不均，导致各利益相关者难以达成有效合作。政府作为外部监管力量，应加强对土地活动的监督管理力度，理顺土地在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建立对当地农民的价格补偿机制，确保产业链条上各个参与者的基本权益。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土地牵涉范围较广，土地管理部门应严格审查监管土地建设房地产的合理性，保障土地的合理利用，不得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触犯政策红线。
3.4 建立信息流转平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信息不对称是制约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措施，例如建立地方土地交易网络平台，及时当地土地的供给需求信息，使投资者和农民都能够及时获取土地流转的信息，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与此同时，土地流转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作为制度保障，使得土地流转的规范性得不到保证[5]。政府应在适当的时候出台有针对性的土地流转制度，从农村土地流转的范围、程序、条件以及收益分配、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以确保农民享有农村土地的流转增值收益。
4 结语
农村土地利用与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联动关系，相互协调，相互影响。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得出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的参与度，对土地流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土地流转过程中，加快土地市场流转的透明度，规范土地流转市场行为，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合理收益是乡村旅游过程中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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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浙江通过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路径，实现了从自发性的城乡关系变迁到自觉性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演进，探索形成了城乡一体化路径的“浙江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共同推进。
浙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坚持“先行探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科学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在全国率先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模式，从而使浙江在城乡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及两者差距缩小的程度、城市化水平、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度及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均等化发展程度等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因而，研究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路径特征，对于浙江自身统筹城乡战略进一步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推进全国其他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由于受到以往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极为明显，这种结构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而且以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形式进一步固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城乡的环境激励约束条件不断变迁，城乡主体行为也随之做出适应性选择。这种效应促使浙江的城乡一体化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自发性市场驱动、探索性政策引导和自觉性战略主导这样三个重要阶段，从而实现了从市场驱动的自发性城乡关系调整向政府主导的自觉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
（一）基层自发动力驱使的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变革（1978－1992年）
浙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制约，首先是从农村基层开始，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行农村所有制变革；从突破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经济格局到乡镇企业、小城镇和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经历了一个在农村基层自下而上自发动力驱动下，以农村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为先导的城乡关系变迁历程。这些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促使浙江农村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种经营发展，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三次产业并举，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向“国有、集体、民营、个体”等多种形式共同发展，从单一的乡土经济向离土离乡进城办厂务工经商的转变，形成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欣欣向荣、专业市场蓬勃发展和千百万农民闯市场的全新格局。
从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基本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机制得到明显强化的基础上，乡村内部“以工促农”、“以商兴农”的内生机制开始形成；第二，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第三，其动力源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驱使。所以，这一进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使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的城乡关系结构在一定范围和层次得以变革。虽然这一阶段还仅仅是初步促成了农村内部“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机制的形成，或者说“它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为脱贫致富而不得已的选择”（邵峰，2006）。
（二）市场化推动和政策引导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探索（1993－2003年）
从1993年开始，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的进程，一方面，浙江通过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全面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力求在市场主体形成和产权制度上有所突破，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形成市场机制运作的微观基础，使浙江在社会经济体制机制上形成明显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宏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强县扩权”改革，进一步强化县域和城镇发展活力，从而为浙江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应该说，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取得明显成效，这就为浙江消除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革主要特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使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在县域层次促使城乡间“以工促农、以商兴农、以城带乡”联动发展机制的初步形成。然而，就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性质主要还是基于农村自身发展和县域层面的城乡一体化，这当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政策性引导，但都是政府基于基层自下而上自发性探索实践的经验和问题而进行的一时性或局部性政策导向，这种推进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无法彻底消除城乡一体化中的主要障碍。
（三）政府统筹发展战略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整体推进（2003年以来）
无论是最初通过乡镇企业发展的“以工补农”效应，还是以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虽然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农村发展的层面改善了城乡的结构关系，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上看，由于缺乏从整体上的推进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二元结构状态，因而浙江先期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只能是在局部的范围和初级的层次推进。随着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特别是浙江社会经济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新时期特殊背景形势的迫切要求，从2003年开始，以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一系列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举措为标志，浙江进入了以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为主导的自觉性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根据进程的演进特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
1、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决策和准备（2003－2004年）。围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首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同时在一些地区进行先行试点。比如，2003年浙江义乌和嘉兴先后率先在全国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2004年初浙江省又在嘉兴市召开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一体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头几年尽快使城乡一体化工作步入轨道，一些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和推进体系；第二步，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第三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标志着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及总体构想已经基本形成。
2、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梯度推进（2005－2007年）。在先期试点探索的基础上，2004年底浙江省正式推出并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它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根据《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要求，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主要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和农民为主体的作用机制下，通过全面统筹和整体建设、因地制宜和分步、分层次推进的方式全面展开、步步推进和不断深化。
3、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纵深发展和总体提升（2008年以来）。2008年底，随着《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特别是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和《浙江省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2008－2012年）》，标志着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进入全面向纵深发展和层次提升的全新阶段，已开始向更高层次目标挺进。
二、浙江城乡一体化演进的路径模式
不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都会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但其二元结构一定是嵌入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之中，即不同国家或地区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消除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外约束条件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就应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考察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其路径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浙江城乡一体化推进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制度创新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性体制，在制度和体制层面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实现融合的机制通道和作用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缩小明显的经济差距，从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互动平台。
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阶段，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甚至会持续扩张，这是社会演进中的一种自然过程。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又会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基本趋势。由此可知，就发达国家通常意义上的基本经验来讲，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一体化的核心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工业化的反哺带动和城市化的推进融合就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一般规律。
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却具有其特殊性。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它遵循着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工业化的进程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作用，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强化。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一般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初期自然分化的结果，那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化进程初期的“自然分化”与计划体制强制的“人为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即一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特性主要是“经济性”的，而我国的二元结构特性却是“经济性”与“体制性“的叠加。这表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还应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问题，这是“中国趋向”的特殊性。
（二）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代表了“浙江模式”从起初创新崛起到重大转折再到深化完善的路径特征（陶济，2008）。以往国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主战场基本都在城市，即主要是直接得益于城市工业的重新布局（城市工业企业向农村的迁移）。然而，与发达国家这种通过“工业农村化”推动和实际导致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不同，浙江广袤的农村却成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温床。
浙江之所以选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农村内生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一是由于浙江人口密集并且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且当时城市工业比较落后，如果期望通过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会面临更多制约，促使农村先行改革发展更加符合浙江省情也符合国情。二是基于浙江启动改革与发展的根据地都是在农村，代表浙江特色的各种形式无论是“民营经济”、“块状经济”还是“专业市场”的发展都始源于农村，这表明农村具有内生并先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础条件。三是一旦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使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和分业、农业人口的转型和就近转移、以及农村村落的社区化变迁等都具备了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这些对于整体上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三）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实现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进步内在要求的一种客观趋势首先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但是由于这一进程在整个利益格局上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不同群体的意愿，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下微观主体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机制驱动，从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不能自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朱允卫、黄祖辉，2006）。所以，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政府必须通过统筹发展的长期战略实现这一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仅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发协调根本无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并保证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的形成，而完全依靠政府的作用也是难以解决这一巨大系统工程全面性、持续性运作的动力来源和经济保障。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作用和政府战略与政策的他组织作用不可或缺。
比如，伴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浙江各地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通过自发性市场机制的自组织驱动在乡村广泛展开。此时政策的效应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使基层主体自主性得到强化，从而充分激发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所以，浙江虽然受到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约束，但由于具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环境条件，同时又存在地方特有的文化传统，这些都对农村主体拓展自我发展空间形成了很强激励，从而导致主体内在自发动力的有效生成。因此，从这一时期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启动发展的机制来看主要是基于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动力驱使所致。
市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会议
3月1日上午，**市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会议召开。会议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农村工作暨脱贫攻坚会议精神，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精准脱贫攻坚作出全面部署。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书记***作重要讲话，***委副书记、市长***强作具体安排，市委副书记***主持会议。
会上，曲沃县、尧都区围绕农村工作作了典型发言；隰县、乡宁县、大宁县、浮山县围绕脱贫攻坚工作作了典型发言。
***指出，要坚持以总书记关于“三农”和扶贫工作重要思想为统领，切实增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过去5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脱贫攻坚开创新的局面、取得决定性进展，根本在于总书记“三农”和扶贫工作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全市上下一定要深刻领会思想精髓，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近年来，在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委始终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进一步加强对“三农”和扶贫工作的领导，坚决落实强农、惠农、富农各项政策，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推动全市农业农村发展取得重大进步，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市情、农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要深刻地认识到，***“三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比较突出，充分说明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格外必要和格外紧迫。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和历史方位，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紧紧抓住这一新的历史契机，坚定信心，狠下决心，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扎扎实实做好工作，不失时机向前推进，不断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强调，要加快推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临汾路径。***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是，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三农”重中之重地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临汾路径，实现农业全面转型升级、农村全面繁荣进步、农民全面富裕发展。一要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特色化、精细化、标准化、功能化的方向，加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在扩大规模上做文章、在提升质量上做文章、在科技强农上做文章、在融合发展上做文章，努力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竞争优势。二要扎实推进城乡统筹体制机制建设。一方面，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政策，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盘活用好闲置农房和宅基地，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另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机制，促进各路人才“上山下乡”，引导工商资本“上山下乡”，推进公共服务“上山下乡”。三要扎实推进美丽宜居新农村建设。要落实退耕还林还草应退尽退政策，认真落实河长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快建设吕梁山生态脆弱区、太行山水源涵养区、百里汾河经济带湿地植被恢复区三大生态屏障。要狠抓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要扎实推进优秀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现代文明要素提升传统乡土文化。要将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和优秀传统乡土文化作为独特优势和靓丽名片，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要不断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大力开展移风易俗。五要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要进一步深化拓展农村“三基”建设，不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抓好党建促进自治，强化农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在乡村振兴中唱主角，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广泛普法严格法治，广泛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农村警务、消防、安全生产工作，建设平安乡村。要树立新风倡导德治，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注重树立宣传典型，感召带动农民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要求，要准确把握扶贫格局新变化，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以总书记亲力亲为抓脱贫攻坚为榜样，把脱贫攻坚放在全国大局、百年目标、全党使命的高度，准确把握扶贫格局新变化，确保脱贫攻坚战连战连胜，夺取精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努力走在全省前列。一要坚持聚焦深贫，集中攻坚发力。要坚持精准施策，鼓励永和、大宁两个深度贫困县先行先试，形成以改革促脱贫的工作格局。要做好深度贫困自然村整村搬迁，有效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全过程工作。要瞄准全市2.2万深度贫困人口精准帮扶，探索完善、跟进落实保障性扶贫措施，确保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二要坚持质量为先，确保脱贫成色。要加强分类指导，在集中攻坚深度贫困县的基础上，积极打造脱贫特色县，巩固提升摘帽县，统筹推进非贫困县，确保工作有的放矢，不留死角。要综合施策，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实行开发式帮扶，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行保障式兜底。要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重点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突出抓好具有普惠性、标志性的重点工作。三要坚持把好标准，保持正确导向。确保脱贫攻坚正确方向，最核心的是准确把握好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三保障”标准。四要坚持自我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要把扶贫与扶志、扶智、扶德结合起来，加快补齐“精神短板”，坚持正向激励，加强思想教育，引进新思想、新业态、新模式，树立脱贫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鼓励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五要坚持责任到位，持续狠抓落实。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带头落实“双签”责任，层层向下传导压力。要强化督导，改进考核，深化领导联系、单位包村、县际结对、企县合作、专业人才挂职和学校医院对口“六个帮扶”，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格执行脱贫攻坚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一要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党委全面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落实县(市、区)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绩考核制度，倒逼乡村振兴战略工作落实。二要强化规划引领，推进精准施工。要在高质量制定规划上下功夫，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体现乡村特色、展现乡村魅力。三要强化资金支持，确保投入到位。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切实增加各级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积极探索乡村振兴资金筹措新机制，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四要强化队伍建设，提供干部保障。要真正把懂“三农”工作、会抓“三农”工作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进一步充实力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广纳贤才、广育英才。五要强化宣传发动，营造良好氛围。要创新宣传形式，积极发挥示范引领和典型带动作用，形成全市人民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乡村振兴局面。
刘予强强调，要抓住重点，强化措施，推动“三农”工作取得新突破。一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快乡村振兴步伐。要从实际出发，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全面规划设计，切实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同时，同步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专项规划和体制机制创新专项规划“5+1”六个专项规划编制工作。二要聚焦产业兴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三区两品牌”(三区：优质农产品出口示范区、黄土高原有机旱作农业先行区、休闲农业全域旅游区；两品牌：“隰县玉露香”和“安泽连翘”两个品牌)创建为抓手，重点发展特色产业，打造龙头企业，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三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要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来破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点抓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扫尾工作、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国有林场改革、集体林权配套改革。四要加大环境治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要突出抓好卫生城镇创建、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厕所革命”，着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不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生态治理和修复、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工作，推进农村绿色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五要创新人才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要培育新时代新型农民，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开展乡村干部培训，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六要强化要素支撑，加大“三农”投入力度。要把乡村振兴战略真正摆上优先位置，强化科技财政金融投入，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刘予强要求，要精准发力，靶向施策，确保全市脱贫攻坚连战连胜。一要抓好特色产业扶贫工程，把发展特色产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加快培育、做大做强贫困地区支柱主导产业，促进脱贫增收。二要深入推进贫困村提升工程，重点抓好住房安全、通村公路、安全饮水、物流网络、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抓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信息等公共服务提升。三要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强化规划引领，科学选址安置，规范工程管理，加快资金拨付，建立奖补机制，推进拆迁复垦。四要扎实开展健康扶贫工程，全面落实“三保险三救助”医疗保障帮扶政策，深化健康扶贫“双签约”服务。五要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工程，扎实开展教育扶贫、民政扶贫、健康扶贫、残疾人帮扶四方面24项政策的进村入户，确保兜底线、救急难、保民生。六要积极推进生态扶贫工程，继续实施“五个一批”林业生态建设扶贫工程，推广大宁县购买式造林扶贫经验，大力发展造林专业合作社，实现生态改善与精准脱贫同步推进、同步见效。七要持续推进光伏扶贫工程，严格把握时间节点，高起点谋划，高质量建设，高速度推进，确保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见效。八要继续抓好金融扶贫工程，建立金融支持脱贫攻坚新机制，着力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和企业贷款难问题。九要深入开展扶志扶智工程，加快补齐贫困群众“精神短板”，激发内生脱贫动力，让贫困群众想干、敢干、能干、会干。十要统筹推进社会力量帮扶扶贫工程，特别是要加大企县合作帮扶力度，创新合作方式，完善利益联结，带动群众发展生产就业增收。
一、充分认识加快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国家经济产出最重要的基地，乡村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的集聚地，乡村的发展对区域和国家发展全局影响重大。创新型城市是指自主创新能力强、科技支撑引领作用突出、经济社会可继续发展水平高、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乡村。加快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重大。
（一）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柱。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型乡村具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创新资源集聚的优势，具备率先发展和辐射带动的条件。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目标，必需要有一批乡村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创新型乡村建设对创新型国家建设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创新型城市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发挥着核心带动作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型乡村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能够有效支撑激进产业升级，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城乡统筹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区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三）建设创新型城市是探索乡村发展新模式的迫切要求。当前。乡村发展要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解决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不高、产业结构失衡和生产方式粗放等问题，必需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道路，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乡村发展新模式。建设创新型城市，国乡村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也是探索乡村可继续发展道路的积极实践。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20年）确定的一项重点任务，四）建设创新型城市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加快建设各具特色和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创新型乡村具有较强的创新资源集成能力和综合配套能力，区域创新体系的中心节点，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一定区域范围内促进各类创新资源的统筹协调、优化配置和有效互动，将促进形成各具特色、充溢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有效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二、开展创新型乡村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推进创新型乡村建设要试点先行、积累经验、逐步推开。选择一批创新基础条件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对周边带动作用大的乡村进行试点，国幅员辽阔、乡村众多。体制机制和创新政策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其率先进入创新型城市行列，将示范和引导更多乡村走上创新发展的道路。
（一）总体要求
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学发展为主线，开展创新型乡村试点工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着力创新体制机制，以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着力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基地建设，增强可继续创新能力；着力落实和完善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不时优化创新环境。
（二）基本原则
实施乡村创新发展战略，1突出自主创新。试点乡村要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学发展为主线。统筹创新资源，形成创新合力，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创新驱动、促进科学发展上取得明显效果。
围绕制约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重大问题，2坚持改革开放。试点乡村要深化科技、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溢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
明确创新发展目标，3强调各具特色。试点乡村要根据资源禀赋、产业特征、区位优势、发展水平等基础条件。突出自身优势特色，探索新型发展模式，对其他乡村和所在区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选择一批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乡村(或城区)进行试点，4体现总体布局。结合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和区域发展规划。分区域、分类型、分层次进行布局，分期分批启动试点工作。
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试点乡村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条件保障，5加强协同支持。试点工作以地方为主开展。所在省（区、市）要给予重点支持，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协调和指导，上下联动、形成合力推进试点工作。
三、创新型乡村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
试点乡村要结合自身特点与发展需求，依照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围绕以下试点任务，突出重点、力求突破、做出示范。
（一）确立乡村创新发展战略。把自主创新作为乡村发展的核心战略。增强创新能力，完善乡村功能，探索新型发展模式。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不时完善创新政策环境，进一步加大科技、教育和人才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集成各类资源支持创新发展，提高乡村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辐射和带动区域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激进产业，提高激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推进激进产业优化升级。瞄准国际产业发展新方向，结合乡村现有基础和发展优势，科学选择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未来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提高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建立多元化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引导科技和现代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人口健康、公共平安、环境维护等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提高乡村信息化水平，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建设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和谐宜居城市。加大科学技术普及力度，加强科普能力建设，提高公民基本科学素养，促进科技效果更多惠及民生。
（四）大力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深入实施技术创新工程为重点。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依托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构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支持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合作方式，鼓励建立多种形式的战略性、临时稳定的合作机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技术辐射和产业配套能力，促进形成产业集群。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合作研发，建立海外研发和转化基地。
（五）加强创新人才培养和创新基地建设。深入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促进人才的有序流动，集聚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守业人才和优秀团队。加大海外人才和智力引进力度，建设国际化的合作研发基地，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科学布局各类创新基地和服务平台，建立覆盖创新全过程的研发基地、新型研发组织和创新服务载体，促进创新主体互动和要素流动。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增强技术贮藏和继续创新能力。以提升创新能力和完善服务功能为重点，推进高新区“二次创业”充分发挥高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集聚、辐射和引领作用。
（六）加强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为科技效果转化和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进一步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技术市场等的服务功能和专业化水平，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各类技术转移和服务机构，建立高素质的科技中介服务人才队伍。加强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和科技资源共享网络建设，完善开放共享的保证政策和运行机制。创新投融资体系，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的信贷支持，探索建立科技银行，完善科技型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加大对社会资金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引导支持和风险补偿，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
（七)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环境。全面实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激励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政府推销政策、科技金融政策等为重点。不时完善区域创新政策体系。建议开放、合作的乡村发展理念，努力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乡村国际化和区域合作水平。大力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培育富有特色的乡村创新文化。
（八）推进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深化经济、科技和社会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调统一，形成自主创新的整体合力。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激发民间发明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乡村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建立以创新驱动、科学发展为导向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健全和加强科技管理机构，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探索分工协作、协调推进的工作机制。
四、创新型乡村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
科技管理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创新型乡村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动员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形成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
（一）加强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科技部对创新型乡村试点工作进行总体布局和统筹协调。发明良好试点条件。试点乡村要成立以主要领导同志为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市科技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建立试点工作实施的考核评价机制，充分调动市直有关部门和所属区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形成联动协同的试点工作推进机制。省（区、市）人民政府推荐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做好沟通和协调工作。试点乡村要认真研究制订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落实保证措施，扎实推进试点工作。科技部支持各地结合实际布置开展省级创新型城市试点，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三）加大对试点工作的引导支持。科技部与有关省（区、市）把推进创新型乡村试点作为部省会商优先议题。将试点乡村符合条件的重大科研任务、重点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创新基地和创新服务平台、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等，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和相关渠道优先支持。对试点乡村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先行先试创新政策等，联合有关部门和地方加强指导、加大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