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4 17:35:34
摘要：建设新农村首当其冲的是需要新农民，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民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导致农村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趋势日渐明显。这种趋势如不尽快扭转，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农民队伍就难以形成，宏伟美好的新农村建设目标也难以实现。主要针对农村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趋势不能胜任新农村建设目标要求的问题，进行成因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可见，建设新农村首当其冲的是迫切需要新农民。当前农村存在着两个反向的性别不平衡问题：①农村户籍人口性别比不平衡，即生育性别比倾向男子，呈男多女少的趋势，我国对这方面一贯比较重视，研究得较多，对策也有力。②农村劳动人口性别比例不平衡，即留守农民性别比倾向妇女，呈女多男少的趋势，有不少文章甚至称之为“农业女性化趋势”。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距太大的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有三大弊端：①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农村经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经济“献血”，客观加大了城乡之间两种生产力的差距，城市生产力相对发达，农村生产力则相对落后；②城乡的教、科、文、体、卫等公共产品和水、电、路、桥、邮等基础设施实行两种不同的投入方式，城市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农村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投入；③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市人享受着创业、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种优惠政策和优势资源，农民却被束缚在条件差、负担重的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的境遇和待遇至今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创业和就业，但农民工仍然无法享有城市人的全部优惠待遇。尽管如此，农民进城毕竟可以享受到某些城市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多挣一些活钱来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为此，越来越多的农民、特别是男性农民进城谋生挣钱，从而导致了留守农村的农民女多男少的不平衡趋势。可见，要根本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和最终消除城乡差距，使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条件、机会和权利。农村妇女是留守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半边天”。各级妇联组织应在《意见》精神指导下，组织制定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妇女发展纲要和目标体系，并争取将其纳入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同时，继续在全国各族各地农村妇女中深入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并进一步拓展巾帼建功立业的新领域，更加积极地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再立新功。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妇女素质偏低不易转移，千方百计提高农民妇女的综合素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基础工作。由于城市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妇女总体素质偏低很难适应，致使过剩的妇女劳动力不易转移出去。全面提高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可从两方面促进新农村建设。①可以使新农村建设必要的妇女劳动力更好地撑起“半边天”大显身手以大展宏图，②可以使新农村建设过剩的妇女劳动力更加顺利地转移出去来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把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在农村做一个好村民，在城市做一个好市民，在家庭做一个好婆媳作为自觉行动。在经济方面，要抓好典型引路、项目推广、技能培训、结对帮扶、跟踪服务等环节，采取田头示范、现场答疑、网络教学、专题授课、聘请顾问等形式，生动、直观、形象地培育妇女的创业、创收、创新、创优能力。在政治方面，要以学习宣传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为重点加强对妇女普法教育，增强她们依法参政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使妇女参与国家、社会、村民事务管理及决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文化方面，要保证女性在各级教育中的比例上升，逐步缩小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使农村妇女能够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劳务本领和竞争能力，用自己的贡献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欢迎。在社会方面，要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鼓励农村妇女继承和弘扬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更好地遵守社会公德、践行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在家庭方面，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农村妇女争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只有这样，广大农村妇女才能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留守也可多作贡献，转移也可多作贡献。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关键原因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男性多于女性，制定优惠政策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当务之急。由于男性农民具有前一部分所述的一系列优越条件，因而总体上男性农民的综合素质一般高于女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也必然大大超过女性农民。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趋势，当务之急的做法是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开拙潜力无限的“乡土能人效应”。乡土能人的共同特点是：有家乡感情，有共同乡音，有理想抱负，有文化知识，有创业精神，有实干作风；同时，他们又各具特色：有些是农业科技推广的能手，有些是多种生产经营的里手，有些是市场信息捕获的快手，有些是产品流通销售的巧手，有些是懂法参政维权的高手，有些是管理村民事物的抓手，……总之，他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代表的一个重要部分，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往往能起到留住和召回几个能人，盘活一个村；留住和召回更多能人，振兴一个乡的巨大效应。为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争夺能人的优势尚不可能马上改变时，要留住和召回乡土能人必须制定具有感召力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关键的就是将回报家乡的召唤和市场利益的引导有机结合起来招龙引凤。如可实施“乡土能人回归工程”，对志愿回乡创业的能人给以政策、资金、技术、农资、税收、信息等优先、优待、优惠；可建立“回乡能人项目招标制度”，对适合乡土能人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优先向乡土能人招标；可设立“回乡能人奖励制度”，对回乡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乡土能人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重奖；还可创立优秀能人晋级升职制度，对那些能力强、水平高、贡献大的乡土能人，优先提拔使用、优先晋级升职，优先充实到基层领导班子等等。只要各级妇联组织会同相关部门求贤若渴、政策感人，一定能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留住和召回越来越多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尽快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管理原因是农村男女劳动力无序流动，以“就地转移”为主渠道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力有序流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有效途径。无序流动即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任由市场选择和驱使，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难以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特别是女劳力难以转移输出。有序流动则是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调控，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转移输出。关于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的对策上面已及，要将过剩的男女劳动力有序转移输出主要有三层思路：首先应认清农村男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次途径。转移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转入乡村非农产业，使土地上的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非农民，被称之为“就地转移”。二是转入城市相关行业，主要在厂矿、商店、家庭从事第二、三产业或从事个体劳动，被称之为“异地转移”。城市由于劳动力本来就供过于求并且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所能吸纳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十分有限，因而第一条“就地转移”途径应成为当今农村过剩劳动力特别是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其次，各级妇联组织应争取参与制定乡村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加快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它可从两个方面为农村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①它可使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转移。②它是最能容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适宜妇女就业的特点。再次，各级妇联组织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农村妇女有序流动。可建立妇女劳务输出服务所，提供城市创业渠道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加强对妇女劳务输出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为过剩的妇女劳动力进城镇就业牵线搭桥；可设立农村妇女城乡创业启动基金，鼓励妇女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乡村开辟非农产业领域自主创业；还可建立引领农村妇女进城创业奖励制度，号召并奖励在城镇创业成功的男女乡亲引领家乡姐妹进城见缝插针地创业。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领导原因是相关政府部门对这一趋势重视不够，高度重视和全面调研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详情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前提条件。目前，相关报告、文件和资料显示，对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制约新农村建设的有关问题，大多还只是局限在妇联组织和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在政府建设新农村的大政方针中还很少见到。而在调研资料中又存在着“四多四少”的状况：①普查由户籍人口无序生育引起的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情况的多，普查由劳动人口无序转移引起的农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少；②从社会学意义上研究农村户籍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新农村建设不良影响的多，从经济学意义上研究农村劳动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对新农村建设不良影响的少；③探讨农村农民男女性别地位不平等问题及其原因的多，探讨农村农民男女性别比例不平衡问题及其原因的少；④局部定性定量分析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问题的多，全局定性定量分析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问题的少。对此，各级妇联组织应积极呼吁相关政府部门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协同其进行全面调研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详情，首先做到胸中有数，尔后才能有的放矢。建议全国妇联应尽早向国务院和国家统计局申请，争取全面普查或重点调查一次由农村劳动人口无序转移引起的、够得上劳动力年龄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农民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相关情况，包括留守农村农民和进城工作农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务职称、劳动门类、基本收入等等，并统计出各自的数量和比例，如果还能包括工作生活在农村的非农村户籍人员的同样情况就更周全了。以便供相关机构或人士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全局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实证性的而不是印象性的分析研究农民女多男少不平衡状况的分布，成因和对策，以及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其它问题，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建言献策，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局。
参考文献
［1］王秀娟.新农村建设妇女当撑半边天——就‘调动农村妇女建设新农村积极性’对话庞丽峰［N］.山西日报,2006-06-12.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有能力有思想的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跟随着历史的脚步抓住了机遇，创造了更多的财富。从此这批人成为了带动农民创造财富的领路人，他们致力于把农村经济搞上去，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工作立下了无数功劳。这是对农村经济精英最初的一个概念界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走出去的农村人开始回到自己热爱的土地上贡献自己的力量，笔者以为，他们都是带动农村经济富裕的先行者，都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精英人物。
目前农村精英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拥有着普通农民没有的资源，把这些资源汇聚在一起，就可以为乡村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在当今中国农村精英群体中，占据精英数量最大的是经济精英。可以说，他们对乡村的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二、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趋势与特点
现代乡村旅游市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的一种新型旅游模式，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我国的乡村旅游一般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为灵魂，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总趋势是乡村旅游已超越了以往的农家乐形式，进而向观光、休闲、度假等复合型方式转变。个性化休闲的时代已经到来，乡村旅游产品开始进入创意化、精致化的发展新阶段。
（一）发展趋势
首先，地方政府开始起主导作用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发展迅猛，乡村旅游消费的群体规模也在逐步扩大，目前已经成为中国旅游发展中的一大特色。因为旅游人数的增多，乡村旅游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开始把把乡村旅游纳入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让它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颗新星。把乡村旅游当作重点项目来培育与管理，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此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
其次，投资趋势更加多元化。由于乡村旅游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甚至当地政府为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特意出台了一系列的乡村旅游政策。因此，随着旅游人数的扩大，吸引了一些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或者企业前来投资，而且投资的主体也在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既有农垦个体或合伙经营，也有村集体投资经营，一些较有实力的公司、集团等城市资本也纷纷介入乡村旅游开发。
最后，开始注重产品的升级与改造。随着投资趋势的变化，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发者们开始思考产品的创新之路。其中，一批农村经济精英开始介入，他们利用手中各种优势资源开始对乡村旅游业进行整合与改革。以前只是单纯的通过各种渠道对外传播乡村旅游的好处，而如今随着不断地变化与发展，发现原有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发展要求。于是，开始注重对乡村旅游产品的升级与改造。这些农村经济精英们大多已完成了原始积累，一方面要求开创更大的事业，一方面也已经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所以必然要求把乡村旅游事业做大做强。
（二）发展特点
一方面，乡村旅游业发展更加全域化、特色化和精品化。由于??家和政府对乡村旅游的大力推崇，越来越多的乡村开始发展自己的特色产品，扩大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范畴。在助力推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同质化的现象，各个地方乡镇都开始走全面变化的道路。这里的变化主要包括全域化、特色化和精品化。大家都开始潜心挖掘适合自己乡镇的旅游产品，精心设计，力争让自己的旅游产品更能代表这个乡村。
另一方面，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现在乡村旅游发展很快，走在前端的主要是南方的几个发达城市。其中江苏省出现了一系列的乡村旅游新业态，山东省的扶持力度也很大，每一个县都做乡村旅游规划，省政府给予每县乡村旅游规划资金支持。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精英又开始探索与研究新的发展道路，那就是让旅游产品继续走出去，开发新的旅游模式。比如一些省份的乡村开始做起了生态果树园的旅游发展新模式，利用农业来带动乡村旅游，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独特的旅游发展业态。据了解，我国现在的乡村旅游有了十大新业态，它们分别是国家农业公园、休闲农场/休闲牧场、乡村营地/运动公园/乡村公园、乡村庄园/酒店/会所、乡村博物馆/艺术村、市民农园、高科技农园/教育农园、乡村民宿、洋家乐、文化创意农园。
三、农村经济精英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
（一）使资源得到了合理利用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城市与乡村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异质化基础上的。但是它作为资源层面的吸引要素是不能直接面向市场的，于是农村经济精英的参与就有了存在的意义。经济精英们依据以往的经验和对市场发展的预见性，使他们成为乡村旅游地与外界市场之间最好的衔接主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存在提高了乡村旅游业的市场化运作程度，使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
（二）提高了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
首先，农村的文化教育还没有大城市那样普及，从实际情况来看，乡村旅游业的服务人员素质偏低，所以必须对乡村旅游业的服务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工作，这样才可以提高他们的服务水平。而农村经济精英们恰好明白现代人对服务的需求，可以更好的给予他们指导。由农村经济精英们带动当地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这样就很好的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健康和规范发展。
【关键词】趋势外推 贵州 喀斯特 乡村旅游
一、由趋势外推法到问题的提出
趋势外推法（Trend extrapolation）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断未来的一类方法的总称，用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其理论要点体现为：一是决定事物过去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该事物未来的发展，其变化，不会太大；二是事物发展过程一般都是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跳跃式的变化，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依据这种规律推导，就可以预测出它的未来趋势和状态。因此，趋势外推的含义可以定义为：依据经济事物的历史数据，先描述出散点图，辅之以数学模型，进而预测出未来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的数值，是一种探索型的预测法。
由上述可推断，趋势外推理论有两个假设和两个核心环节。“两个假设”：一是预测对象的发展趋势不变；二是预测对象的发展过程是渐变，而不是突变。“两个核心环节”：一是找到合适的趋势拟合曲线方程；二是确定趋势曲线方程中的参数。进而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针对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探讨，可以通过选择差分法，而采用生长曲线趋势外推法中的龚珀兹曲线预测模型；第二，其中龚珀兹曲线预测模型表达式为：其中y：观察值；：估计值或预测值；t：年次；k，a，b：待定参数。从中可以看出，在影响事物过去发展状况的因素中，选取对当前该事物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因素a，而且是以b的幂指数次方来影响，同时随着时间t的推进a与b的取值是不断变化的；第三，用最小二乘法拟合曲线过程中，参数a，b，c，d…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不同的旅游主体、不同的发展事情可能代表不同的影响因素，比如：旅游者追求最大效用因素；经济利益能否持续化因素；社会文化是否达到生态效益；旅游核心产品或旅游有形产品等产品因素在旅游者当中的吸引程度等等；第四，最终确定的因变量yt+1可由前面几期的数据来拟合求出。
二、趋势外推法与贵州喀斯特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
趋势外推法作为一种最为常用的经济预测方法，是一种利用过去来推测未来状态的方法。由于经济发展的过去和未来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是外推法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经济发展虽有跳跃式，但主要是渐进的。通过对贵州省大量乡村旅游发展过程的总结，人们发现其中的发展过程很多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掌握这种经济的过去发展规律，就可以遵循这种规律进行推导，以确定乡村旅游经济发展的未来，这就是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外推法的基本原理。
同时，外推法所基于的如下两个假设前提是能够吻合乡村旅游发展过程需要的，其一：决定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决定经济的未来发展，变化是不大的；其二：经济发展过程一般属于渐进变化，而不是跳跃式、无规则的变化。随着社会结构、经济形式和参与主体结构图的变化，结合趋势外推原理新的乡村旅游发展理念便呼之欲出。
三、趋势外推对喀斯特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指导——HB理念
1.贵州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回顾
在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同时，贵州乡村旅游目前主要采取了五种体制和模式，如下所述：
（1）以股份制为主的“天龙模式”：平坝县天龙镇以特有的“屯堡文化”资源，提出了“旅游强镇”的发展思路，镇政府负责旅游规划、保护资源、协调关系等软环境建设；成立旅游公司负责基础设施、项目包装等硬件建设，同时与旅行社合作开发市场。对于以天龙村为核心景区的“屯堡文化”资源，按村民房屋庭院所处的位置、观光价值，在村民自愿原则下，折算成资源股纳入统筹管理，按章分红。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村民开发经营手工艺品、参加“地戏”表演、导游解说等活动，拓宽就业门路，增加村民收入。目前，已有超过80%的村民成为股东并参与乡村旅游业。
（2）以出租反包制为主的“金山模式”：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引进客商落户金山村，成立起农业科技开发公司，以每亩800元年租金向农户租赁连片低产旱地和荒坡，首期工程已建成近千亩生态农业观光园、3000平方米竹木结构的亭台楼阁，推出集观光、休闲、娱乐、食宿为一体的旅游项目，引来游人如织。目前，金山村已有130多户农民土地出租后，又被公司反包给他们分户经营，农民从中又增加了一笔承包费收入。
（3）以协会合作制为主的“董公寺模式”：遵义市红花岗区董公寺镇，在总结过去开展“农家乐”经营中各自为政、低档次恶性竞争的弊端后，引导各村先后成立起旅游等协会开展自律和新一轮发展工作，同时采取“支部+协会”办法，发挥村级党组织作用，帮助解决协会活动场所、启动经费等困难，并组织协会成员外出参观学习，举办各种乡村旅游节、研讨会、餐饮竞赛等活动，使全镇旅游业升级换代，走上了服务配套的“山庄型”发展新台阶。
（4）以工分制为主的“郎德模式”：该村以“国宝”级的苗寨文物和苗族歌舞表演为特色资源，全民参与旅游业，村里根据每个村民所能担当的角色，制定不同工分标准，制作相应工分牌。游客来到寨门口，男女老幼闻声而出，或参加欢迎仪式、或参加节目表演，活动结束时，分别到发牌人那里现场领取工分牌，作为日后结算分红的根据。这种管理体制在苗寨和谐社区建设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5）以民办公助制为主的“卡蒲模式”：平塘县卡蒲乡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乡，开展民族文化旅游前景看好，但受到资金和人才制约，启动困难。该县制定出规划后，采取部门对口扶持办法，开展村民培训、水电路建设、房屋庭院包装、改厕改圈改厨建沼气池等工作，对旅游餐饮接待户还配送电冰箱等设备，帮助村民开发民族餐饮资源，提高服务质量。如今，卡蒲村正以崭新面貌迎接四方来客，乡村旅游业迈上了跨越式发展的路子。
以上模式是目前开展乡村旅游的主要模式——以村寨为载体、农民为主体，它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不同的喀斯特地区，其开发乡村旅游固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但是所依托的开发理念肯定不能苟同，应依据本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具体条件为根本做适当调整。
2.HB理念的探索
(1)新的发展观——HB理念。HB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了短视盲目的资源利用方式，认识到乡村旅游真正的限制因素不是资金，不是客源，是“有价值的旅游资源”，从而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且有度的开发。因此，HB理念的资源配置方式首先要求建立新的旅游发展评估体系，以“可持续”为宗旨，兼顾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三大效益，确立真正能够体现旅游发展“质量”的各项指标，比如人均消费额，游客的逗留天数，大型项目的投资回报率等。要确实体现旅游发展从“粗放”向“集约”，旅游战略从“硬”向“软”的转变，最终实现对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政策无论制定的多好，取得成效还得依靠贯彻和落实，所以该评估标准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从根本上遏制盲目的项目投资。其次，旅游资源的增量开发固然重要，但是存量的盘活和再利用同样需要重视。开源和节流并举才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之道。因此在对新项目审批从严的同时，要鼓励对既有资源的保护和深度开发，在产业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2)HB理念指导下的旅游产品开发。盲目地随市场而动是现在很多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的通病，须知消费者的需求总是瞬息万变的，供给商不能总是处在被动适应的地位，而是要引导消费，创造消费，真正从长远利益考虑本地或本企业的未来发展以及产品的开发。而HB理念下的产品要求其在开发过程中，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市场为先导，以效益为准则，根据当地资源本身的特点，扬长避短，合理地设计适合本地情况的旅游产品，同时注重相关资源的配套建设。比如一个以风土人情见长的小城，就不能盲目跟风以商务会展旅游为重。
而在具体的项目规划时，需要谨慎地控制物质和能源的投入。每一个大型旅游项目必须经过科学的评估，仔细的成本效益计算，明确责权才能动工。可以成立一个专业评估机构，由市政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组成，其评估结果对该项目能否上马有最终的决定性作用。
(3)HB理念下政府角色的演变。HB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市场经济并不融洽。在现实中，想要依靠市场或企业的力量去实现HB理念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仍然是推进旅游业模式转变的主导力量。新形势下政府角色的扮演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贯彻“和谐平衡”的新型发展观，从宏观上控制整个乡村旅游发展的合理节奏与进度；第二，落实更为合理的新的“旅游资源评估体系”的建立；第三，完善旅游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制定产业政策，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最后是在产品开发上对大型旅游投资项目进行严格把关。与此同时，政府应该严守自己的职责范围，保持对整个旅游的客观立场。惟有如此，才能克服“补偿性反馈”，从而实现整个旅游系统的和谐发展。
四、结论
HB理念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模式。它以“和谐Harmonious”为灵魂，以“平衡Balance”为准绳，以旅游业的长远利益为目标。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我们追求的不再是“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而是如何控制“游客规模”，通过消费结构的优化来增加旅游收入；不再是经济性指标单方面的“突飞猛进”，而是包括生态、社会等各项指标的全面进步。整个旅游系统将在“适当的速度”下螺旋式地前进，从而更加稳定，更加可持续。
趋势外推理论指导下的HB开发理念关系如下图所示：
参考文献
[1]保继刚.旅游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程道品.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及案例.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07.
[3]陈理.民族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开发.民族出版社，2007，11.
[4]王继庆.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2007，(4).
西部及内陆地区的金融发展在现在的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受到政府的重视，逐步建立起西部的金融中心，新建立的金融中心通过提升内部的软环境来发挥其在金融机构中的潜在优势，积极的吸收一下外部的金融机构从而形成一些金融聚集区。例如，广西在承接一些产业的转移时，就应该拓展各个方面全方位的产业转移的渠道，积极发展如国际证券融资，BOT融资以及海外投资资金等的比较多样的投资转移的方式。从以上两个分析的情况来看，西部地区以及内陆的金融发展确实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区有着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地区需要采取的相应的措施也是不尽相同的，北部湾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在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趋势上也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地区，所采取的相应的对于金融发展改革措施也不尽相同。
二、沿海地区与内陆及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的差异
改革开放发展的这几年来，国家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比较重视而忽略了中部和西部一些内陆地区的发展，造成了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性。根据统计表明，在国有资产量上东部地区是西部的4.6倍，中部的3.1倍；在经营性的国有资产中，东部地区是中部的2.3倍，是西部的3.8倍；在省均的国有资产总量中，东部是西部的4.3倍，中部的2.5倍。东部、中部、西部的经济条件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下，一些金融体系主要是一些垂直架构的以银行为主体的就比较排斥中部和西部地区，特别是近十年来，银行发放贷款要先考虑安全问题以及企业的资金偿还能力与运作周转的能力，其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国有的商业性的银行实行的负债比例管理。这一举措的实施使得一些中西部的一些原本经济效益就比较差的国有的大中型企业更加难以在银行争取到贷款，导致资金严重的倒流现象。
三、城市与乡镇金融发展的差异
我国城市与乡镇的经济结构呈现二元化的发展趋势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金融发展的区域性在城市和乡镇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那么怎样来准确的度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城市和乡镇的金融发展的水平进行合理的计量。我们一般都用贷款和GDP的比值来说明金融发展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贷款问题来说，就是用乡镇的企业贷款加上农业贷款来说明；而对于农村的GDP，就用其主导产业的GDP加上乡镇企业的增加值来表明；对于城市来说，这两方面的情况则由全国银行的总贷款与农村贷款之差和全国的总GDP与农村的GDP之差来表明。根据统计表明，近几年来城乡的金融发展的差异一直处在一个下降的趋势，而形成这一趋势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和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实行，使得农民真正的成为了自己的土地的主人，大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从而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在工业方面，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迅速兴起，一些农村的年轻人以及剩余劳动力向这方面开始转变，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使农村也能吸纳更多的资金。而且国家在此基础上还加大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进一步重视，对于农村发展所需要的一些金融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从而使之与城市的发展差异越来越小。
四、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的发展趋势以及可行性建议
1.区域差异的发展趋势。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会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当代讲究可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未来的发展变动趋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据统计，各省级间的金融发展在经济环境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之间的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大。而对于东部、中部、西部的金融发展差异来说，在未来的发展形势下差异也会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东部地区，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中，经济发展迅速，所面临的的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大，而西部与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的差异则会慢慢的减小。根据数据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在其区域内部的发展可能会慢慢缩小，但是区域间的金融发展的差异则会进一步加大。城乡的金融发展的的趋势如果不进行一些必要的政策调整，它们的金融发展的差异也会逐步加大。
2.对于区域发展趋势的可行性建议。
2.1促进城乡金融改革的发展。因为现在城乡的金融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差别比较大的状态，这样的趋势是对于其经济协调发展是很不利的，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要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模式进行改变，在不改变其金融主体的情况下，建立一种新型的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的一种创新的模式。二是要对农村的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塑造农村新的金融主体，建立一些新型的中小金融机构从而推进对信用社的产权改革，实现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政府要因地制宜，虚心接受群众提出的好的意见和建议。三是要营造一种金融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制度环境，建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从而对农村的金融产业化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政府要做好相应的协调。把“三农”放在农村发展经济的首要位置，积极调整符合其发展的战略结构，从而达到金融与经济的双重发展。
2.2促进东中西部地区金融的良性互动。现在这三个地区的发展差异趋势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失衡，导致局部聚集大量的金融风险，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现东部、中部和西部的金融发展的良流互动。加大金融的创新力度，加强中部和西部的金融改革，使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缩短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异。
五、结语
关键词：中国；乡村旅游；政策趋势；市场趋势；规划方向
1. 引言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和田园风光为对象系统的一种旅游类型。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增加乡村居民收入、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新形势下破解“三农”问题、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经历多年的发展之后，无论从国家政策方面还是市场方面都对乡村旅游发展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基于此，笔者通过对新形势的分析，提出乡村旅游规划新方向。
2. 乡村旅游的政策趋势
2.1. 城乡统筹下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村家庭承包的土地通过合法的形式，保留承包权，将经营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行为。
通过土地整理和土地流转有了多余的土地，就有了投资商和社会资本的介入，农村的旅游接待设施水平才能随之得到提高，才能有规模较大的集约化开发的乡村旅游项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乡村旅游的真正升级，乡村休闲产业也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2.2. 美丽中国政策。注重“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的美丽中国战略，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是一个绝好的机遇。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要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支持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这意味着乡村旅游将在政策、资金、人才、设施等方面得到惠及，这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给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3. 乡村旅游的市场趋势
3.1. 乡村无景点旅游化趋势。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刻意选择景区，而是倾向于选择一个环境优美、风景宜人的地方，进行自主、自愿、自助、自由的游览活动，注重休闲与体验、追求无拘无束的游历，并不十分看重景点的反传统的旅游方式，即无景点旅游，已经在我国悄然兴起。良好的生态和宜人的风景是无景点旅游的要素，广大的乡村地区无疑是无景点旅游开展的合适选择。乡村无景点旅游不仅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也是乡村观光旅游向乡村度假旅游的转变升级。
3.2. 慢旅游化趋势。慢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理念，可以表述为：缓行、静赏、参与、闲聊、慢餐、酣睡、乐购、养生、修学、感悟。
缓行，旅游者更多地关注旅行途中的风景和感受，更愿意通过徒步、自行车、牛车等慢通工具完成旅游活动，在此过程中达到五感的享受。静赏，慢旅游强调神闲气定地欣赏、品味风景。用心发现美、感受美，从而达到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升华人格的目的。参与，旅游的实质就是在异地的殊异体验。追求亲自参与和深度体验，通过身临其境、融入场景，加深对事物的理解，获得难忘的感受。闲聊，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交流。社区居民是旅游地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因此，加强与当地居民的交流是了解旅游地最好的途径。慢餐，强调一种放慢脚步、慢慢品味食物美味的优质生活方式。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一种重要的休闲的方式和文化体验的路径。酣睡，慢旅游中的旅游者希望在外出过程中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得到真正的身心放松。通常静谧的环境是住宿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乐购，在慢旅游中，强调愉快的购物过程，即乐购。除了商品交换这一环节外，通常包括了解相关知识、亲自参与加工、个性体验的成分。养生，慢旅游倡导放缓旅行节奏，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有利于身体康健的活动。修学，修学是包括出于兴趣、专业、职业而进行的一切学习和深度体验活动，是深度旅游的重要体现。感悟，在旅游中，旅游者暂时摆脱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处于一种放松状态。但旅游之前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仍处在潜意识中，当受到某一信息触发时，可能产生新的思路，从而促进该问题的解决。
3.3. 全域旅游化趋势。全域旅游指各行业积极融入其中，各部门齐抓共管，全城居民共同参与，充分利用目的地全部的吸引物要素，为前来旅游的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体验产品，从而全面地满足游客的全方位体验需求。
全域旅游理念落地要在全要素、全行业、全过程、全方位、全时空、全社会、全部门、全游客等八个层面加以落实。全要素即将整个目的地作为旅游的吸引物，目的地的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都有可能成为吸引人们前来旅行的吸引物。全行业即旅游在整个目的地产业结构中具有突出的地位，是目的地未来产业发展的融合点和动力点。全过程即指从游客进入目的地开始，一直到离开目的地的整个过程中，保证旅游体验无处不在。全时空即指无论淡旺季，无论白天夜晚，无论核心旅游区内还是核心旅游区外，都能够提供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全方位即在满足 “吃住行游购娱”方面的需求外，还应增加“文化、科教、资讯、环境、制度”等相关要素上的供给。全社会即吸引目的地最广泛的居民参与到旅游业服务、经营中来，同时也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提升目的地的好客度，提高旅游体验的满意度。全部门即全域旅游发展要吸引目的地各大部门积极参与旅游开发、建设、管理中来，从而既推动旅游业发展。全游客即在目的地发展旅游的过程中，体现出“游客即居民、居民即游客”的理念。
4. 乡村旅游规划方向
4.1. 原乡规划。原乡规划指以保护乡村原生态景观环境、本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原真性民俗文化为基础，以村庄聚落的原有布局为本底，以最少的人工干预和谐处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中国传统乡村的布局理念为主导，统筹安排、科学规划旅游要素的乡村旅游规划方法。
原乡规划对于乡村旅游规划的指导，包括以下几个核心内容：
一是以乡村景观和乡村意象打造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通过景观设计、风貌控制与建筑保护，维护乡村地区的原乡风貌。通过乡村聚落、建筑空间、社会状态和文化风俗等要素构成乡村意象。
二是重视乡村文化在景观中的表达。首先，体现乡村的自然性，即原乡的山水环境所表现的自然特征。其次，建筑及其所组合的城镇、村落、街巷的空间特征是原乡固有的基因密码及文化符号。在规划中，要保留其自然特色和生活的真实场景。最后，原乡规划还要力图通过规划唤醒当地居民的文化意识。
4.2. 旅游创意农业规划 。根据厉无畏先生的说法，创意农业以农业生产场所、过程、产品为依托，以文化创意、艺术创造和技术创新为核心，以丰富农业功能、开拓市场需求、提高农业附加值为目的，是传统农业发展的新阶段。
旅游创意农业是创意农业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的产物，是新时期农业发展的新形态，它在传统农业生产场所、过程和产品中融入文化创意、艺术创造、技术创新，以满足城镇居民观光、休闲、购物等旅游需求。
根据旅游创意农业的价值来源，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科技创新型，指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形成新型农业景观和产品，主要载体是各类农业科技示范园。
二是艺术创造型，是用艺术家的眼光和创造性来改造传统农业，以形成特色景观和产品，具有代表性的有农田艺术景观、麦秸画等。
三是文化创意型，利用传统农业文化、挖掘农产品的文化内涵、塑造农业生产及相关活动的象征意义。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借助农村制度创新和“三农”新政策的动力，我国新乡村建设事实上已自下而上广泛展开，集中表现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以及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农业产业化与合作化、乡村工业化、村落集镇化或社区化、农民生活方式市民化、基层治理结构民主化的大趋势（简称新乡村“五化”建设）。
中国乡村建设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是知识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改良，是乡村建设救国论的理论表达和实验活动。新中国的建立使乡村建设派追求的目标变成了现实，乡村建设由此而中断了。
198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是新乡村建设的第一波。它是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是以提高农户和村集体的生产经营能力为出发点，以现代农业、乡村企业、小城镇的发展为基本内容，并且与乡村治理结构重构（撤销三级体制、恢复和重建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等）结合在一起。它奠定了我国农村总体小康的制度和物质基础，造就了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的起点。
进入新世纪，我国启动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同时，为扭转工业和城市经济快速扩张与畸形繁荣、农业农村经济萎缩和萧条的局面，相继启动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三农”新政策。统筹城乡发展推动了以城乡居民基本权利平等化为中心的新一轮制度创新，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等。这些改革为农民享受国民待遇和公共财政的阳光提供了体制和制度保障，成为第二波新乡村建设兴起的动力；而减免农业税费、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转移支付等“三农”新政策的实施，则为新乡村建设拓宽了投资渠道。可以说，第二波新乡村建设的兴起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转折点，是对我国长期实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体制和政策的矫正。
综上所述，中国新乡村建设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它继承和弘扬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乡建学派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承接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温饱的努力和发展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新乡村建设范围之广阔、内容之系统、工程之浩大史无前例，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区域差异：
第一，新乡村建设不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而是在总体小康基础上，政府领导下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体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发达地区的新乡村建设是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为城市工业文明辐射下的新乡村“五化”建设的大趋势。尽管各地称谓不一（比如，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现代化示范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都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手段，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各类工程为抓手而展开的。比如：苏南的“农田向规模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浙江全省范围内的“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义乌的农业产业化、工业园区化、农田标准化、农民知识化、城乡一体化（大五化）以及农村社区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小五化）；绍兴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金华的康庄工程；台州的“五化一平”进村活动等。这些工程展示了发达村域经济社会全面加速向现代工业社会转轨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在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新乡村建设是以改造、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为基本内容，以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建设项目为载体，以扶贫新村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村（或生态文明村）创建的活动为内容而展开的。比如改水改厕、通电通路、农田标准化建设、异地扶贫、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制度重构等。这些开发和建设，初步显示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重要作用。
新乡村建设任重道远
新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很多，其中，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其利益格局重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与乡村政治、文化类组织资源有效整合，村域经济社会转轨发展与基层治理格局再造，以及农村公共品生产、供给体系和制度创新等最具紧迫性。
首先，新乡村建设遭遇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资源转移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冲突，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不可避免。据我们调查发现，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的三大趋势值得关注：第一，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诱发农地在农业内部大规模流转，表现出向种养大户（社区民间资本）、非农村住户（城市工商资本）、外资（港澳台资）集中的趋势；但实行农业税减免和“三项补贴”政策后，已流转土地又呈现大量回流、提高价格、缩短期限等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化逆向发展，且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第二，农村土地大批量向非农用途转移，形成国家建设、园区开发、乡村集体圈占三分天下的局面。尽管国家严格了土地用途管制，但新乡村“五化”建设对土地需求强烈，农村非农建设用地市场呈无序化趋势。第三，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和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引发了农民对以往征地、拆迁补偿的追诉，土地纠纷空前增多。在上述情况下，家庭承包经营、耕地保护等制度的运行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无论《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是乏力的，农村土地制度亟须根本的变革。
其次，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及其与乡村政治、文化类组织资源有效整合，是新乡村建设中最有意义、最具挑战性的大事。历来的乡村建设都十分重视农民组织尤其是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我国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崛起，大体包括四种类型：一是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形式有土地股份合作社、资本型股份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型股份合作社；二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能人和大户带动型、农技部门牵头型、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型、基层供销社改造型等；三是专业（行业）协会，有经营性专业协会和服务型专业协会之分；四是各种经济联合体，如种植养殖型联合体、加工型联合体、经销型联合体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长三角农村富民合作社的发展，它的产生源于村级有组织地批量非农开发利用集体土地，地方政府给农村集体划出一定数量的非农建设土地，村集体联合富裕成员以资金入股，建立（资本型）股份合作社，用农民联合投资的形式，开发土地、建设标准厂房和打工楼，向进入本村的企业和农民工招租，以此作为稳定村集体和农民收入来源的长效机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
乡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亟须研究解决两大问题：其一，作为一种政治权衡，有必要在支持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同时，允许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联合，用发展合作联合社的办法，释放建立农会的要求，替代农会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农民组织化将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当前，由专业合作――（走向）社区合作――（再到）合作社之间联合的趋势已露端倪，有可能像美国农场局一样，形成从联邦到州县的农场局体系，正常合法地表达农民利益。其二，根据我们的调查，我国农村存在类政权组织、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维权组织、民间社会文化组织等四大类组织，其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何既允许、引导，又规范农民组织发展，有效整合农村各类组织资源，促进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形成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合力的任务，空前紧迫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再次，加快推进村域经济社会全面转轨发展，是新乡村建设重要任务。我们判断，我国村域已大体形成农户、集体和工商业主经济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而长三角等发达村域已经完成了三大转轨，形成新的“三三”制结构。根据农业部316个观察点2002年底的观察数据，每个行政村村均生产性固定资产843.39万元：其中农户所有345.34万元（占40.95%），集体所有171.98万元（占20.39%），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及私营企业所有326.07万元（占38.66%）；村均经营性总收入2705.45万元，其中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1126.43万元（占41.64%），集体经营收入429.47万元（占15.87%），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及私营企业收入1149.55万元（占42.49%），这表明，农户、集体和工商业主经济大体形成了4：2：4的结构。
村域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对“乡政村治”格局形成严重挑战，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发达村域如何面对外来人口增多的局面，平衡村集体成员和外来农民工的利益摩擦；乡村集体经济、工商业主经济、外资经济如何分享村域财富积累，并分担乡村建设和外来农民工基本待遇的成本；如何让村集体成员和外来农民工平等参与剩余分配、共同分享经济增长好处；如何化解劳动力和资本的对立冲突，防止农民或农民工的经济利益纠纷转化为对基层政权的冲突。很明显，农村基层治理结构亟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也越来越多,旅游业在其他行业的带动下,也是得到了绝佳机会,获得了蓬勃发展。乡村旅游更是利用自身优势,异军突起。当然,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因仍处于摸索阶段,故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前景还是可观的。
1乡村旅游的相关认识
1.1乡村旅游的基本概念
乡村旅游特指在乡村地区开展的,以特有的乡村人居环境、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风光、农业生产及其自然环境为基础的旅游活动,即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环境旅游范畴,以具有乡村性的人文客体为吸引物的旅游活动属于文化旅游范畴。所以,乡村旅游包括了乡村性的环境旅游和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在某一乡村地区开展乡村旅游活动,活动内容究竟是以环境旅游为主,还是以文化旅游为主,取决于该地区的本质特征。
1.2乡村旅游本质特征的认识
乡村旅游始于法国,其最初的发展是欧美度假旅游发展的一种空间选择。始于一群贵族到乡村度假,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船,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他们重识了自然,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后来,各国相继有了乡村旅游。至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乡村旅游已走上规范发展的轨道,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大的发展潜力。
2 乡村旅游的市场开发
开发农业旅游资源,主要是对农事活动、农村部落、农民生活、农业生态、农业收获物等农村事物进行开发。分析各省的发展农业旅游的条件,包括发展农业旅游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农业特色优势和客源优势等,为区域农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依据。进行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多重意义。
2.1乡村旅游开发的意义
它迎合了都市人“回归自然”的心理需求,且从另一面也圆了都市人的绿色梦,亦丰富了我国生态旅游的内容;符合我国旅游产品结构化调整的客观要求,是旅游开发形式转型的新探索。
2.2乡村旅游市场特点
就国际市场而言,旅游业市场已发展成熟,已形成了“观光(感知)、度假(享受)、专题(认知)”三合为一的旅游产品复合体。即乡村旅游具有田园观光、休闲度假、自然生态和民俗文化专项旅游的综合功能。
就国内市场而言,因国内旅游市场起步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绝大多数乡村旅游者享受到的是较低价位的消费水准、较低档次的旅游服务和较低层次的精神感受,对旅游景区、农业生产的收获活动和传统节庆活动具有极大依托性。但对自然环境的天然性、纯净性、优美性要求越来越高,对人文环境的古朴、新奇、“乡土味”、“民族味”的呼声越来越强,作为旅游目的地,这些都是吸引游客的必备条件。
2.3乡村旅游需求趋势
单说国内,对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仍表现出明显的需求层次初级阶段的特征,尚停留在观光——休闲娱乐阶段,表现为乡村旅游产品类型单一,产品粗糙,经营粗放。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旅游正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国内旅游多极化趋势和旅游消费个性化发展趋势正旺,国内乡村旅游也正向着融观赏、考察、学习、参与、娱乐、购物和度假于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国内的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当前乡村旅游需求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趋势,游客对环境旅游与文化旅游紧密结合的多功能、复合型乡村旅游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
就旅游产品而言,乡村旅游是一个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旅游活动,是系列产品的集合,是一个产品集,它所提供给游客的旅游产品,可以是复合型的,可以是单功能型的,能够很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者。也就是说,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对乡村旅游产品都会有一定的需求,所以乡村旅游开发和建设面对的是整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应根据个性化需求分层次进行开发和建设。
2.4乡村旅游产品的规划与设计:以案例研究为主
有的专家,如王仰麟、祁黄雄,借鉴区域旅游规划的一般流程,结合农业开发实践,对区域观光农业规划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即在对市场、区位、自然、社会经济、农业基础、旅游发展基础等开发条件的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确立了规划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分,并对观光农园进行了CI形象设计。
而章锦河等专家分析了安徽黑多县宏村古村的情况后,提出了宏村古村落旅游形象定位理念,并就主题口号、视觉形象、行为形象进行了方案设计,另有多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西双版纳胶园农场度假区、南京汤泉农业科技师范园、昆明市呈贡县观光农业、广州市郊满山农庄进行了旅游规划的案例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内容。但这些案例研究的缺点是: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归纳总结水平上,缺乏理论的抽象,研究方法也比较简单。
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发展策略是我国乡村旅游研究的另一热点,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目前观光农业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观光功能、区位功能设计简单、重复,缺乏特色;农业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客源市场有限;生态环境和景观的破坏;观光农业园土地使用的非农化倾向突出等。对此,我们既要坚持持续发展,又要根据现实分阶段发展;既进行生态消费,又要注意生态保护;既要促进农业用地的合理流转,又要保证农业土地的正确使用方向等相应的对策和主张。
3.2相应的对策
如以旅游城市为客源市场的乡村旅游开发,我们可以提出面向回城知青、城市离退休职工、周末工薪阶层、城市学生和自城市输出的外国游客等几个富有潜力的市场,开发农业旅游、乡村民俗旅游的策略。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可以把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相融”作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来讲。
都市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可想而知,旧难敌新,现代文化的魅力难以抗拒也不应抗拒,要发展就得接受新事物,乡村旅游也不例外。乡村旅游从业者应有超越农耕文化社会阶段的现代意识,既是农耕文化“戏中人”,又是农耕文化这场戏的“导演”,清醒地抉择两种文化的精华,使其有主宾、分主次地熔铸与乡村旅游大地上。 当然,要搞好乡村旅游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其前景还是广阔的。它投资少,风 险小,是一项创意到位即可“点石成金”的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原因；实证研究
1.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增速平均在10% 以上，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扩大趋势，经历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978年我国居民城乡收入比为2.57：1，此后几年连续呈缩小趋势，1985年达到1.86：1。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总体又呈上升趋势，2007年城乡收入比扩大为3.33：1，2010年城乡收入比例为3.23：1，绝对收入差距达到13190元。世界银行显示，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1.5：1，超过3：1的情况比较少见。从趋势和现状来看，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十分严峻。中共十也把收入差距问题摆在关系全局的突出位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如何做出政策制定和调整，前提是搞清楚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以及各种原因对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影响水平和影响程度，这样政策制定就会有的放矢，实现精确调控。
2.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形成原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来自多方面。学者对此问题做过许多研究，有的面面俱到，有的关注一个点进行剖析。从什么视角分析这个问题？笔者基于两方面考虑。一个是能抓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另一个是能够实现定量化，也就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能够通过一定的统计指标和变量来进行反应。鉴于此，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库兹涅兹倒U理论，当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会出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状况，有历史必然性。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先扩大，后稳定，再减少”的趋势。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正处于倒U曲线的前期阶段，随着经济发展，会出现一定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现象。
二是二元经济结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殊的国情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社会背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体现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主的城市经济与以传统农业部门为主的小农经济并存，在生产方式、生产规模、生产效果、资源投入、技术状况、产品交换方面有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城乡收入产生较大差距。
三是财税政策。财政税收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弱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状况，城乡公共财政非一体化，各类税费依然给农民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当前亟待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调整财政分配结构，把支持和保护农业作为公共财政的重点，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畴，使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四是公共建设。城乡在交通硬环境和金融软环境上差异较大，基础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居民增收的空间和潜力有差异。尤其是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在硬件方面，农村的公路、电网、通信网络、水利设施等条件较城市有很多差距，我国许多偏远山村至今尚未通车和通电。一些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易涝易旱靠天吃饭的地方，农民几乎失去了种田的积极性，怕投下去无收入，或投得多收得少，更谈不上农民增收。
五是教育文化。农村较城市已经输在起跑线上，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的教育程度差距一直呈现扩大趋势，政策上一直是重城市而轻农村。城乡学校的数量差距大，教育经费投入差距大，师资待遇差距大，教育歧视依然存在，农民子女就学和高考政策等都存在城乡间的不公平性。无论从教育投入还是教育政策来看，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相提并论，长期倾斜的教育政策让占学生数量绝大多数的农村学生一出生便输在了起跑线上。
3.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
从经济发展阶段、二元结构、再分配政策、公共建设、教育文化五个方面来看，对我国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程度、影响方向和影响水平是什么？表现出哪些规律和特征？本文基于我国1978年-2010年各类年鉴数据，将五个影响方面继续细化为七个指标，利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多元回归、分位数回归四种定量方法，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因果关系、显著性关系和敏感度关系。
3.1 实证分析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稳定关系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影响因素是否有统计意义上的长期稳定关系可以通过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78-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非农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国家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情况、农牧业税占总税收比重情况、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异、城乡社会投资差异、城乡教育文化支出差异七个指标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有长期影响；财税政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非同步性，税收和居民转移性收入的调节作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非立竿见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教育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教育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大约在七年以后显现出来；社会投资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传导时间较短，传导周期不超过两年。
3.2 实证分析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影响因素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影响因素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可以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Test of Causality）是根据历史数据用来分析不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统计方法。当然，格兰杰因果关系不是绝对的逻辑认知，是一种统计判断方法。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建立该方法。本研究检验表明（10%置信水平），我国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因素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影响的传导周期在一年左右时间；我国农牧业税占总税收比重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影响的传导周期在一年左右时间；我国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影响的传导周期在三年左右时间；我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文化支出差异同样是导致收入差距的原因，影响的传导周期在五年左右时间。
3.3 实证分析三：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影响因素的依赖性及敏感性分析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影响因素是否具有显著的依赖性以及敏感性多大可以通过回归方法进行分析。一方面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整体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另一方面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不同阶段的依赖性和敏感性。
整体来看，1978-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产生显著依赖于非农与农业生产率差异指标、农牧业税占总税收比重指标、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异指标、城乡社会投资差异指标、城乡教育文化支出差异指标（5%置信水平）；随着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进一步测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每增加1%，相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缩小0.05%；随着我国非农与农业部门生产率差距、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城乡社会投资差距的进一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测度，非农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的比例每扩大1%，相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扩大0.38%，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比例每扩大1%，相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扩大0.06%，城乡社会投资差距的比例每扩大1%，相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扩大0.5%。
分阶段来看，一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随着我国人均GDP的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有缩小趋势。2000年以前人均GDP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的比例下将0.05%-0.08%。二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方面。三十年来，随着非农与农业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且这种影响先增强后减弱。三是在财税政策方面。农牧业税比重这一指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在2.57之下时，时间大约在2000年以前，影响较为显著，随着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时间上大约2000年之后影响不显著。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指标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在80年代初较为明显，之后不显著，进入90年代后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大，尤其是收入差距比例扩大到2.86后，影响又开始显著。四是在公共建设方面。三十年来，我国城乡社会投资的差距扩大始终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但近年来这种影响有减弱趋势。五是在教育文化方面。1995年之前，我国城乡教育文化的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之后这种影响关系逐渐减弱。
4.主要结论和建议
本文对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的研究结论和建议有：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我国农村居民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劳动者，城镇居民是工业和服务业的主要从业者。农业与工业、服务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导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劳动回报上巨大差距。从全国情况看，1984年我国农业人均年生产率为750元/人，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均年生产率为2823元/人，两者相差3.7倍，是三十年来差距最小的一年。到2003年，我国农业人均年生产率为4801元/人， 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均年生产率为31558元/人，两者相差6.6倍，是三十年来差距最大的一年。本研究表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生产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具体影响程度上较其他因素最大。平均来看，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产率差异每扩大1%，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38%。
二是我国城乡社会性投资不均衡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显著原因。近三十年来，在我国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从而带动地方居民收入增长的发展模式十分显著。这与我国长期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关，如果一个地区的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投资增强，一方面带来大量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来产业集聚和规模效益，当地居民的收入相应增加。相反，如果一个地区长期缺乏投资，基础设施配套落后，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具备，会限制当地居民的收入增长。从实证结果看，1978-2010年我国城乡社会投资差异每扩大1%，相应地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5%，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这种效应尤其显著。1981年我国城镇全社会投资711亿元，农村全社会投资250亿元，城市是农村的2.8倍，同期我国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值差距是2.3。到2010年，我国城镇全社会投资241431亿元，农村全社会投资36691亿元，前者是后者的6.6倍，同期我国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的比值差距是3.2。应该注意我国城乡投资的差异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是我国财税政策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从本研究实证结果看，财政支农和税收手段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果并不十分显著，转移性支付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一定显著性。经测算，1978年-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差异每扩大1%，整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0.06%。分配调节应该在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卫生、救济救助等方面发挥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从而通过间接或直接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国长期以来财政支出重城市而轻农村，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农村投入，但历史造成的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依然影响着农民增收。以社会保障为例，2010年以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如2003年占全国总人口65% 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只占社会保障费用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5%左右的城镇人口的支出达到87%。
四是我国可能将迈入倒U曲线的中期阶段。通过本研究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可能正接近库兹涅兹倒U曲线的拐点。根据倒U曲线形状，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到了经济发展中期，城乡收入差距趋缓，当跨过拐点后，随着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减少趋势。本研究实证表明，我国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人均GDP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05%。尽管从敏感度的绝对量来看，这种效应不是十分显著，但是从方向性来看，已经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也就是说，我国正在接近倒U曲线的中期阶段，可能已经出现了伴随经济发展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初始萌芽状态。从国际经验看，当第二产业比重为50%左右时，收入差距状态达到倒U曲线的拐点。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16万亿，全年我国GDP为40万亿，占比约为40%，正逐步接近50%的国际标准，因此我国可能正在接近倒U曲线的拐点。
五是通过教育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教育因素与城乡差距有密切关系，而且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周期较长，即教育因素影响一般要经过若干年后才显现。通过教育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体现在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和制度设计的不公平。具体来看，需要解决农村地区教育的财政投入、教师的待遇和社会保障、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严重不均、职业教育缺乏、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歧视等一系列问题。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只有通过长期不断努力逐渐缩小我国城乡居民素质和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才能从起跑线上解决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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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2012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778元，实际增长12.3%。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速高出2.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由上年同期的2.77∶1缩小到2.72∶1，为近年来同期最低，并连续三年呈缩小态势。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978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即因为农村的经济改革而持续缩小。1985年是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年份，此后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持续拉大，到2009年达到最高值，中国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到3.33 ：1。从2010年开始，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又见缩小，其中2010年是2.94：1，2011年2.77：1，今年进一步缩小到2.72：1。
农研中心主任宋洪远指出，城乡收入差距连续三年缩小，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转折点。不过，他也表示，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持续缩小的态势，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取决于城乡收入的变化，以及中央惠农补贴增长幅度和农资价格上涨情况。
宋洪远指出，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主要得益于农民收入增长。中国农民收入主要由“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年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增幅较低，务工收入占农民年收入的比例仅40%，近年一直是农民增收的“主引擎”。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增长。其中，中央惠农补贴增加，农村承包地流转率提高15个百分点，承包费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此外，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都保持20%以上的增长。
不过《报告》也指出，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成本时代，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抑制了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增长。国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不少企业特别是作为就业主体的中小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工业利润下降，影响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长。随着国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以及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应递减，继续保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市居民的难度加大。
《报告》还认为，农业农村发展出现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值得关注。首先，农业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保持主要农产品供需总量与结构平衡难度加大。2012年我国主要粮食生产有望再创新高，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人口增加与膳食结构改变、饲料与工业用粮的增加，在维持农产品总量紧平衡的态势下，供给与需求的品种、结构、区域矛盾更加突出。
其次，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快速提高，农业生产已进入高成本时代。我国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农业用地、用水成本将不断增加，农业生产的农资、农机等物质费用投入增加趋势难以改变。农业劳动用工的成本将不断提高。
第三，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风险时期。受气候异常变化影响，全球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的势头难以逆转，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自然风险增大。国际国内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变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农业生产面临的市场风险明显加大。
第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农业从业人员进入多元化时代。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务农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明显，农业兼业化副业化越来越普遍。同时，专业化、规模化种养大户不断增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五，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农业政策效应递减，保持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势头难度加大。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成本时代，而农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抑制了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的增长。
一、农民收入增长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
我国农民收入的官方统计一直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负责。在调查中由于采用科学的抽样调查方法并建立了垂直管理的调查组织体系，因此，比较好地避免了地方行政干扰，降低了调查误差，农民的收入数据比较真实可信。根据统计调查制度，农民收入在形态上可分为实物收入和现金收入；在来源上可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或按产业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收入；其中，农业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第二、第三产业收入、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又包括在乡村政府或学校等非企业组织就业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主要是本乡范围以内）企业得到的收入、外出（本乡地域以外）打工的收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
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产活动单一、收入来源单一，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为主体，以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但是，改革开放25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物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现金收入比重显著提高
1985年，农民实物收入和现金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6.9和63.1％；1997年，这两项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2.8％和67.2％；2003年分别为15.6％和84.4％。从1985年到1997年，现金收入的比重提高较慢，12年只提高了4个百分点；而1997年以后，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收入的比重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二）农业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非农业收入比重显著提高
1985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一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1990年以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又开始缓慢下降，1997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比重变化为58.4％和41.6％；1997年以后，随着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农业收入的比重快速下降，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格局进一步演变为45.6％和54.4％。近7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
（三）种植业收入比重下降，林牧渔业收入比重提高
1985年，农民种植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林渔业收入占农业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6.6％、19.7％和3.7％；1990年，这一格局变化为75.3％、21.3％和3.4％，5年间变化不大；1990年以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接连两次提价，粮食连年丰收，农民从种植业得到的收入保持了较高的水平，1997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达到80.0％，牧业和林渔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下降到16.7％和3.3％；1997年以后，农业结构调整加快，畜牧业发展较快，林业和渔业也成为农民争相发展的产业，因此，2003年，三者的比重变化为74.1％、20.5和5.4％。
（四）粮食收入比重大幅度下降，经济作物收入比重显著提高
1985年，农民种植粮食的收入和种植经济作物的收入占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5.5％和24.5％：1990年，这一格局变化为67.0％和33.0％；1997年为73.4％和26.6％；2003年为56.9％和43.1％。虽然1990年和1997年两个时间段由于粮食产量及价格波动，粮食收入和经济作物收入的比重有所反复，但粮食收入的比重下降、经济作物收入的比重上升的基本趋势没有变化，特别是1997年以后，这一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民来自粮食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2004年年景特殊，粮食增产，价格也大幅度反弹，粮食收入占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又回升到60％以上，但这不可能改变其比重下降的基本趋势，2005年，农民粮食收入占种植业纯收入的比重很可能再次回到60％以下。
（五）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所占份额下降，外出务工收入比重提高
2000年，农民来自非企业组织的收入、在本地企业得到的收入、外出打工的收入和其他工资性收入占整个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9.9％、29.8％、34.2％和16.1％；2003年，这一格局变化为16.2％、27.5％、37.7％和18.6％。近3年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农村居民从本地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的比重下降，而外出打工收入的比重显著增加。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0.6％、12.2％和16.1％，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可见，改革开放25年来，特别是1997年以来，虽然农业和农村市场经济形势并不是很好，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农民收入来源市场化、多元化和非农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农民收入结构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工资性收入增长是推动近年来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但增速已呈下降的趋势
（一）1997～2003年6年间，由于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农业收入一直不好，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成为推动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住户调查，1997～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共增加了532元，其中，有404元是由工资性收入增长贡献的，占76％；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贡献了60元，占11％；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总共才贡献了68元，占12％。分年度看，199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量占纯收入增量的82％，1999年和2000年提高到117％和167％（这两年农业收入呈负增长），2001～2003年，工资性收入增量占纯收入增量的比重虽有下降，但仍在50％以上，分别为62％、63％和53％。可见，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推动了这期间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是由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推动的
1997年以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在工资性收入中占有突出地位。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达到36.5％；2002年达47.5％，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61.4％，比上年提高13.9个百分点。2004年，外出务工收入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14.9％，对工资性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0％。
（三）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数量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个行政村的抽样调查，2003年，农村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11390万人，比上年增加920万人，增长幅度为8.8％。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23.2％，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常住户（居住在乡镇行政管辖区域内的住户）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为8960万人，比上年增加840万人，增长10.2％；举家在外务工（整户离开居住地到居住地所属乡镇行政管辖区域以外务工）的劳动力为2430万人，比上年增加80万人，增长3.4％。
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的形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离土不离乡”向“离土又离乡”转变。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到大中城市务工的劳动力的比重提高。2003年，有60.7％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到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约6910万人，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4.2个百分点。二是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增多。三是跨省流动的劳动力增多。2003年，跨省流动的劳动力为5620万人，比上年增加250万人。四是长期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增多。2003年，外出务工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为6950万人，比上年增加340万人。
（四）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呈现出增势趋缓的态势
1997～2003年，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虽然是推动当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但其增长速度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199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为11.5％，2001年下降到9.91％，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9.3％，下降了1.2个百分点。2004年，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8.6％，一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
2004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虽然在继续增加，但其增长趋势也呈现出减缓的势头。2004年，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比重为19.1％，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据此推算，2004年，新增外出务工劳动力不到500万人，明显少于上年增加840万人的数量。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部分地区年轻劳动力供不应求，也许不是偶然的。
因此，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外出务工人数这两个增势趋缓的苗头应该给予高度关注。这种趋势如果得不到扭转，不仅会影响非农收入增长和农民纯收入增长，而且对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变动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新形势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思路
1997年以后，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多元增长的格局已经形成。虽然2004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受政策、市场和气候多种有利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大幅度回升，但是，支持当年农业收入增长的有利条件难以持续，2005年，农民收入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和非农收入的比重上升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因此，农民增收政策一定要顺应农民收入增长新格局，在保持农业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强化非农收入增长。
（一）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制度环境，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拓展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长空间
1997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非农收入增长来推动，其中，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的增长是主要的推动力量。这是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农民收入增长格局的新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正视这种变化，积极主动地出台一些大的政策，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向城市拓展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从长期看，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的快慢。因此，一定要想办法抑制当前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增速减缓的趋势，避免农民工大量回流；要想办法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稳定性，创造条件使农民工能稳定留居城市，并最终完成人口迁移过程。中国农村劳动力和流动转移走了一条与国际上一般迁移过程不一样的道路，即有流动、无转移或转移很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和长期形成的制度壁垒。因此，要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就必须从城乡统筹的高度加快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一方面，要加快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各种收费，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和环境，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家庭经营等非农产业，扩大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规模，增加本地非农收入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放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企业就业不景气和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增长不快。1995年，乡镇企业人均工资增长率为36.3％，此后逐年下降，1999年下降到4.1％。近年来，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199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了458万人，1998年又比上年减少513万人；1999年，乡镇企业人员从止住了下降的势头，较上年增加了167万人，2000年增加约200万人，但是，就业规模也仅相当于1995年的水平。近年来，农民家庭多种经营也受市场疲软、消费需求不振等因素的影响，增速出现了滑坡。这些都制约了农民非农收入快速增长，进而也制约了农民纯收入快速增长。为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增加农村非农贷款，在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实行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为非农产业发展创造条件。
（三）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用10年时间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许多有关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其收入水平成正比，农民的文化素质越高，越容易发现致富的机会，收入水平也就越高。农民打工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个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相对容易找到就业机会，并得到相对高的报酬。因此，国家值得倾10年之功，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培育和造就一代新型农民。这是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治本之策。然而，现实的情况并不乐观。目前，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教育状况堪忧。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仅相当于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全国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88％；外出务工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不足15％。从“普九”情况看，全国农村7～15岁儿童入学率仅为94.4％，有近一半的省该入学率在90％～95％之间，其中，云南、、青海在90％以下。一些地方中小学辍学率偏高，有的地方甚至高达10％以上。这意味着每年仍有上百万计的新文盲在出现，新一代的贫困人口在生产。为此，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减免农村适龄儿童学费，在农村强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近期，应调整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将扶贫资金重点用于减免中西部地区农村学龄儿童的学杂费支出，保障所有儿童都能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争取享受高中教育。目前，中西部地区农村有1亿学龄儿童，扣除40％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有6000万左右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需要助学，按小学生平均学费支出每人每年200元、中学生400元标准计算，这部分学生每年的学费支出总额是180亿元，而每年国家财政用于农村扶贫的拨款是250亿元左右。从扶贫效果看，这样做政策执行成本最低，最容易让穷人直接受益。另外，要坚持实施农民培训工程，特别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版权所有
［关键词］收入差距；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69-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虽然青岛市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但和全国一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对和谐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而且是事关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问题。本文运用数量经济的分析方法，对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发展趋势和农民收入来源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快提高农民收入的对策。
（1）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990-2011年青岛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7.59倍，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99倍。然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增长速度慢，1990-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复利增长14.6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复利增长只有12.90%，城乡居民收入比自1990年起不断上升，自1990年的1.71最终上升至2011年的2.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2）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呈现明显的阶段性，这与20多年来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这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三个阶段：1990-1995年，为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导致的市场交易费用下降更加明显，居民收入年增长速度尤其是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增长速度迅速攀升。1996-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低迷。乡镇企业遭受沉重打击，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尤其是1997年，首次出现（也是20余年来唯一一次）农村居民收入负增长。2000年至今，为再度增长期。经过2000-2002年的调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居民收入稳步上升。期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引起国家重视，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和实行各种农业政策补贴等，使农民收入自2004年起迅速增长。
（3）居民收入比震荡上升。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相对指标。由图1可以看出，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在缩小扩大的循环过程中小幅度迂回上升，这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特别是在2004-2009年，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路上升，这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2010、2011年这2年的居民收入比呈微小下降，但还不能说改变了城乡收入差距上扬的趋势。
三、 青岛市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分析
1．青岛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分析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提供劳动力要素所取得的收入，又名劳动报酬收入。根据调查资料，青岛市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在非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中的从业收入，三是本地常住农村人口在外地的从业收入［2］。根据表3中数据可知，工资性收入占青岛市农村居民总收入中的比重较为稳定，始终在40.5%～43.5%这个区间浮动。最近10年，青岛市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稳定增长。
目前，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水平不断上升，青岛市第二产业的升级与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已成必然趋势，对农民工的需求规模也在不断增长，加之国家对农民工职业培训力度的重视，技能型民工数量的增多，使得农民工的就业能力与劳动力报酬率也在不断提高。这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同时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也存在以下问题：（1）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一直存在。许多企业没有建立以贡献和效益为依据的工资增长机制，农民工的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相当数量的民工在节假日未享受过加班薪酬。（2）工资被拖欠、克扣甚至吞噬的现象时有发生。在走访调查中得知，因为胶州、胶南与黄岛地区的工厂、建筑工地较多，青岛市农民往往并不外出而是主要集中于这三个地区务工。几乎每年春节，这几个地区都会发生数起拖欠农民工薪酬事件，无形中加大了农民外出务工的隐性成本。（3）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与组织化程度不高，技术能力缺乏，制约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于很多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务工者，他们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力低下，维权能力不足，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2．青岛市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分析
经营性收入是指纳税人通过经常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收益。对于青岛市农村居民而言，经营性收入是农户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根据表3的统计资料，青岛市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具有以下特点：（1）绝对数值不断增长。（2）历年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百分比均超过了50%，是农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但是总体上看，其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呈缓慢下降趋势。（3）从增长率上看，其增长具有阶段性。2004年以前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但是自2004年开始迅速增长。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往往从农产品生产环节和商品流通环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3］。对于生产环节，一般是从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技推广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流通环节，往往是从农产品销售终端市场、农产品销售方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承袭这一研究思路，笔者对青岛市部分地区的农民进行访问调查，同时和青岛市农技推广处的同志进行交谈了解情况，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农业科学技术的普及对于农民经营性收入起到很大的正向作用，目前农产品市场上，已经从以量竞争转移到以质竞争的阶段，营养价值、产品质量甚至是农产品外观的改变都会给原本价值不高的产品带来巨大的溢价，但是农技推广部门在良种类型和农业技术多样性工作上尚有欠缺；（2）农业合作组织较之传统集贸批发市场在增加收入上更具优势。其原因在于在传统集贸市场上，农民在市场中力量单一，而参加到农业合作组织，农民便形成了合力，增加了在市场经济中的话语权，改变了弱势形象；（3）销售方式的创新对于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具有积极意义，典型的例子是部分农产品收购组织使用冷库或者地窖进行农产品储存，然后反季节销售，反季节销售能够使产品售价大大增加，但是也对农产品的质量要求更高，所以这就更要求农民在合理权衡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做到农产品精细化的生产与销售。
3．青岛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分析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对于青岛市农村居民而言，财产性收入是指农村住户的私有资金以储蓄、入股、信贷等方式取得的利息，也包括从集体得到的集体公共财产的财产性收入与征地补偿等。转移性收入包括价格补贴、赠送收入等［4］。根据表3统计资料，青岛市农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具有如下特点：（1）绝对数值不断上升。（2）占总收入百分比低，虽然该比值连年震荡上升，但是截至2009年仍低于10%。（3）增长迅速。除2004、2006年增长率较低外，其他年份均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增长。
青岛市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农民投资机制的建立健全、农民的投资理念、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这三个方面。目前，青岛农村已初步建立了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与农业发展银行三者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仅仅依靠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支持农村金融仍显不足。农民投资意识落后，投资理念匮乏。较之前两者青岛市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发展至今已较为完善。所得补偿费逐步上升，这对于增加财产性收入起到了积极作用。青岛市农民转移性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公共财政的支农补贴。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推进，对增加转移性收入起到积极作用。公共财政支农在绝对数额上连年增加，但占财政支出百分比却在下降。实际操作中，财政支农也存在效率低下、用于行政性事业花费而不是对农村农民的补贴等问题。
四、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可知，青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震荡上升的趋势。在短期内若不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将无法使这一差距回归至合理水平。从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看，各年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都占93%以上，但近些年财产和转移性收入却呈较快的增长势头。根据以上分析，对提高青岛市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出以下建议：
（1）将推进城镇化与改革城乡户籍制度结合起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市化水平，表现之一是新入城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青岛市应积极探索改革青岛市现有户籍制度，消除市民与农民的身份差异，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而且有助于农民获得心理上的被认同感和归属感。
（2）将加快推动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工作与加强执法建设结合起来。青岛市农民外出务工取得收入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体，但很多时候因为法律的不完善与执法不到位使得农民务工完成时却没有取得应得的报酬。应加快推动基于保护农民外出务工合法权益的立法工作，贯彻《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同时应加强执法建设，使损害农民权益的集体或个人付出补偿。
（3）将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与发展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结合起来。根据2009年全国城乡科技创新与推广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从“一五”时期的19.9%提高到目前的51%。青岛市科研院校集中，智力资源丰富。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进一步开展农业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大力发展高效、多产、优质农业，鼓励、支持、引导各区县在产业上的集约经营。
（4）将稳定完善对农民的补贴与建立健全农村投资机制结合起来。青岛市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和比重，优化财政支农的结构与效果。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与转移支付，减少农村行政性事业花费。同时要切实培养农民的投资理念，建立适合青岛市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的投资机制。
（5）将加大农村居民的职业培训与提高农民的素质结合起来。青岛市的经济正在“转方式，调结构”中迅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不断提高。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国家出台的对农民职业培训的扶持政策，针对地方的经济社会需求，培养农民的职业能力，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赵国庆．计量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徐永新．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 2010（3）：60-62．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城乡统筹;体制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的历史任务。把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创新思路,扎实推进。
一、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着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多管齐下,在增加农民收入上下工夫。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一,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在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培育壮大主导产业过程中,政府要通过良种补贴、培训补贴、大中型农机具补贴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第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通过安排专项资金、给予财政贴息和补助等形式,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第三,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要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加强对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引导和服务,在市场准入、融资条件、政策支持等方面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第四,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强和改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订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创办和扶持发展一批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第五,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努力拓展外部增收空间。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增强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强化统筹城乡发展理念,形成城乡互动、以城促乡的良性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统筹城乡发展,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建设新农村,要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有机统一起来。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着力提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水平,带动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建设。
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规划先行,科学解决好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的问题。搞好科学规划是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必须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把新农村建设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来统筹谋划和安排。要把新农村建设规划与“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统筹编制城乡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城镇体系建设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
建设新农村,必须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要进一步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努力改变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状况;改革经济社会管理方式,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劳动和就业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摘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握好关键环节,以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城乡统筹作为基本理念,以创新体制机制作为重要保障,以培育新型农民作为基础工程,努力探索符合实际的新农村建设新路。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城乡统筹;体制创新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重大的历史任务。把这一重大历史任务落到实处,必须抓住关键环节,创新思路,扎实推进。
一、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着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多管齐下,在增加农民收入上下工夫。要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一,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在加快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培育壮大主导产业过程中,政府要通过良种补贴、培训补贴、大中型农机具补贴和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等多种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第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通过安排专项资金、给予财政贴息和补助等形式,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有机结合的组织形式,让农民从产业化经营中得到更多的实惠。第三,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民非农收入。要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加强对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引导和服务,在市场准入、融资条件、政策支持等方面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第四,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强和改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制订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创办和扶持发展一批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第五,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努力拓展外部增收空间。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也是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增强制造业和服务业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
二、强化统筹城乡发展理念,形成城乡互动、以城促乡的良性格局
统筹城乡发展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统筹城乡发展,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建设新农村,要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有机统一起来。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着力提高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水平,带动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