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论文范文1

摘要：通过分析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论述了地方文献的重要作用，以及图书馆应如何做好地方

发展文化产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以便经营好文化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要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认真继承优秀的地方文化和创新发展传统文化。实践证明：地方文献不仅能为地方的经济建设提供知识信息，而且还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和资源保障。本文试图从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和地方文献的重要作用方面，谈谈图书馆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做好地方文献的搜集、开发、利用工作，促进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

1 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关系

地方文献是以区域内容为中心的记载物，反映一个特定地区在经济、政治、历史、文教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情况，是该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也反映该地区的文化深层的结构，其中包含了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原始文化素材。

所谓“文化产业”就是“产业文化”。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产业资本”所作的详细解释，目前，在我国较统一的“文化产业”的含义，即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和利用，并使之市场化的运行系统。

1．1 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和先导

地方文献是史料性很强的文献信息，它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和发展依据。任何文化产业的开发，都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作为考证，在此基础上，无论新建设的产业项目，还是本地独有的传统名胜景点，才会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才能更加显示出这些产业项目的独特魅力和风采，才会形成市场竞争力。如：宜宾长宁县竹业旅游的发展。长宁县的竹业资源极为丰富，发展竹业旅游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时，查阅了大量的地方

文献，对长宁县竹业文化发展历史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发展长宁竹业旅游业的规划。这些年来，长宁县依托中国国家风景名胜区、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全国首批AAAA级旅游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蜀南竹海”大做竹文章，发展竹业旅游，让中外游客前来领略竹君子的风采，感悟竹子的文明。每年，长宁县接待中外游客50多万人次，旅游经济收入1．5亿元。旅游业现已成了长宁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反之，如果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没有地方文献资源做先导，地方文化产业发展就缺乏佐证，许多事就无从谈起。

1．2 发展文化产业是地方文献价值真实体现的一个方面

图书馆搜集、整理和开发地方文献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利用。通过开发地方文献为地方文化产业服务，使地方文献的价值得到真实体现，其例不胜枚举。如：宜宾的哪吒文化。相传宜宾是哪吒的发祥地，我国古代商周时，在两江终点、长江起点的三江口，哪吒惩治了利用水息兴风作浪的海龙王，才使江河畅通，地域变成泽园良田。从此，哪吒被人们尊奉为治理水息的神人。三江口也因此成了亘古洪荒水患得以治理的标志。总之，有关哪吒的神话传说和人文民俗胜迹

在宜宾这个古老的土地上俯拾即是、流传至今。今天的哪吒文化，正是在这些神话传说和人文民俗胜迹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地方文献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才得以开发、利用使之成为宜宾文化体系中一朵奇葩。现在宜宾翠屏山“哪吒行宫”已成为海峡两岸同胞公认的哪吒祖庙，每年春秋两季、尤其是九月九哪吒传统贺诞，台港澳等地同胞络绎不绝前来朝觐，形成了宜宾在两岸特定政治背景与人文地理条件下的特色文化现象。哪吒矿泉水、哪吒酒也相继出炉，走俏市场。取得了旅

游业和经济建设双重丰收的效果。

可以说，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文献的文持，地方文化产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丰富地方文献的内容。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辅相存的。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基础和先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地方文献价值的真实体现。

2 地方文献在发展地方文化产业中的作用

由于地方文献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反映了地方事物的真实面貌，因而它在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作用主要有：

2．1 地方文献是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教材

杜定友先生在《广东文化与广东文献》一文中提出要“研究乡帮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在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和热爱乡土的教育活动中，地方文献工作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宜宾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纪念馆，由于珍藏和陈列有丰富的革命文献和文物，曾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为国家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基地。每年都有许多单位、学校组织前去悼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由于赵一曼是在东北抗日牺牲的，所以，每年都有许多东北人专程到宜宾来参观赵一曼纪念馆。

为纪念革命先烈赵一曼，宜宾市二中—— 赵一曼的母校，还编写了赵一曼母校之歌《共创辉煌》，作为该校校歌，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2．2 地方文献可以为旅游业的发展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旅游活动的本质属性，旅游景区都包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古寺名刹记录着各自不同的宗教文化；文物遗迹跳动着历史的脉搏；名山大川则诉说着各种传说、朗诵着古诗名赋。只有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并使之融入旅游活动之中：才能使旅游景点各具特色，才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和生命力。而地方文献中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正是旅游开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如：宜宾的焚文化开发。作为焚文化开发的主要景区、景点建设之一的珙县“石堡古寨”群

景点的建设，正是根据《珙县志》记载的“石堡古寨”群，其传“为焚人所筑”，“焚人避兵之所”(现属省级文物保

地方文化论文范文2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是造成司法权地方化，进而影响投资环境的主要原因。

“块”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管理体制是滋生地方保护主义的温床。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4]。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吗。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块”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以外，所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也是分别由相应的同级权力机关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法官，而不是国家的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块”管理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块”管理却让当地政府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审判、检察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吗。

综上我国司法环境诸多弊端，司法权地方化对我国投资法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司法权地方化的成因

由于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在办案中自然有来自地方领导部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方方面面的非法干扰；还有来自亲情、友情等关系网的说情；更有来自某些当事人的请托利诱，加上财政困难，办案经费不足，少数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由此产生的权力案、关系案、金钱案屡禁不止。因此，立案、审判、执行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机关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所致，析言之，司法管理体制地方化、从属化，造成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是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主要根源，是造成我国投资法制环境不佳的主要原因。

首先，司法机关属地方管理，必然造成在执法中受到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严重制约。虽然学者如王利明等人对此已提出检讨、评论[5]，但是有的党委、政府仍视司法机关为其下属的职能部门，有的乡镇把法庭视其为下属机构，司法机关的一切必须绝对服从当地统一指挥、安排。同时对地方领导定调子、打招呼、批条子的案件要经常请示、汇报，一举一动都受地方牵制，稍有疏忽，党委不提名，代表不举手，政府不拨款，院长日子难过，司法难以运作，法院要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依法办案，确实难上加难。

其次，司法机关的人事归当地方党委管理，法官、检察官的职级待遇、职务升迁、政治命脉都掌握在地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得不看地方领导的态度行事。另外，在进人、用人上，也是党委说了算，尽管年龄偏大、文化不高、业务不懂，也要无条件接受或提拔任用，严重影响司法队伍素质。这种情形，虽在2002年3月举行首次国家司法人员三合一考试之后会有所改善，但是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仍不乏其人，助长了枉法裁判、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

再次，司法机关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这就必然要维护当地利益，因为经费是司法机关的命脉，法院吃的是地方的饭，用的是地方的钱，政府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法院工作能否正常运转。法院与当地政府是利益共同体，同进同退，加上财政吃紧，法院要自找办案经费，故在审判、执行中不能吃里扒外、胳膊往外拐，法院乃成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伞”、地方保护主义的积极实施者，司法独立缺乏有力保障，很难实现司法公正。

综上所言，司法机关现行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特别是人、财、物受制于当地，必然导致司法权力地方化、从属化，成为名副其实“地方的法院”，助长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严重影响独立审判、司法公正，所以改革法院管理体制，不但是排除非法干扰，确保司法公正的根本出路，而且显已迫在眉睫；在此方面，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司法改革的经验，诸如司法预算独立、法官审判独立制度等，足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

四、克服司法权地方化的对策

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深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也为推动司法机关改革、实现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制度常常受到司法权地方化的伤害，不仅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国内外当事人的信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WTO规则的全面接受将使我们下决心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7]。具体说来，入世后对人民法院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1、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将更高。2、需要强化审判独立。3、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已无法回避[6]。因此，大可利用我国加入WTO这一有利时机来治疗顽疾，以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司法权地方化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弊端。笔者认为，应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其具体内容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最高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在财、物等司法资源的供给上，则应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拨款，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自然，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是在与海关、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首先，从法治的角度来分析，产生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皆可归为司法权力地方化、附属化等制度性缺陷。因为制度是法治社会基础，任何一种社会公害滋生的原因都可从制度欠缺、紊乱方面获得最终解释，反过来说，任何一种社会公害的根治也都可以通过制度的创新、完善得到最终解决。其次，司法机关不仅缺乏与地方其它团体、组织相抗衡的力量，而且处处受制于地方，现行的司法制度实质上是使“司法”这个瘦弱的肩膀扛着“公正”这副沉重的大担。因而首要的问题是通过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第三、改革现行司法体制，不能简单理解为司法体制改革与审判方式的改革，要以司法体制独立制、司法财政单立制为原则，从机构设置、职权划分、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等方面进行力度较大的创新和完善，从制度上确定司法机关的客观、中立地位，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中立、公正地行使职权，使其在体制上脱离地方的控制，不被迫也不主动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第四、通过改革司法的设置，使司法权获得自身的独立、中立、公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院长所讲的：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人。所以，随之而来是改革现行的法官制度，建立法官考试制、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制、法官高薪制、法官异地任职制、法官终身制及法官惩戒制等制度。

不得不提的是，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首先还在于应扭转思想认识，要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一说到垂直管理就认为这是在党内，是脱离党对司法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应当看到，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都是党的领导，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

参考文献：

[1]：WTO与法治论坛，《投资环境论文》；

[2]：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2002年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第47、67、190页；

[3]：台北市企业经理协进会，《2002年传统产业中小企业台商赴大陆投资与经营现况调查报告》；

[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5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5]：王利明，《论权力机关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监督》，中国司法审判论坛第二卷第11、43页，2002年11月第1版；

地方文化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地方性知识；跨文化传播；视角

人类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跨文化传播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起步的。跨文化传播本身研究的是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形成了两个分支：其一，强调文化对国际传播的影响；其二，强调传播对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在介绍、研究跨文化传播方面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跨文化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和外语领域，缺乏批判精神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在考察了近十年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后指出，“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著述，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是中国学者研究跨文化传播常用路径，“因而，著述中通论式的多，专论式的少，宽泛的多，深入的少。这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创新性视角的缺乏，的确是导致此领域研究薄弱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提升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水平，有必要探索一条适合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

1典型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各种文化正是由于吸收不同文化的有益因素，使自己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思想新资源。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互相参照”的主体是民族和国家。跟人类所有的传播现象一样，跨文化传播离不开“国家、民族”和“市场”的双重介入，国家之问、民族之间、阶级之问乃至性别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影响甚至操纵着跨文化传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文化问的交流和冲突更加严重。强势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必然带来一些弱势文化的萎缩，文化霸权正在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也导致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必须从根本上反思这种权力关系及其影响。

在反思跨文化传播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后殖民主义”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典型研究视角。的确，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反省和批判，更揭示了人们对于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思考与认识。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广阔视野，同时也为探讨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宜的角度。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西跨文化传播时也以它为理论向导，在对西方传媒与西方舆论的认识和评判中，时时显露这一理论思维方式的运用。然而，毋庸置疑，后殖民主义视角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后殖民主义是在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基础上对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表述，对此，我国学者始终是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反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霸权，保护民族文化的。同时，“后殖民主义”表述对中国人来说还包括了许多民族情绪：它包含百年屈辱留给中国人的对西方文化的敌对、仇视和恐怖的情感；它是“帝国主义”印刻在中国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它是一种民族主义而非殖民化的文化抵抗；它还带有自卑情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视角泛化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难免会导致研究者在审视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以及双向的交流传播时欠缺理性思考。另外，“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也仅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而涉及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时则变得无力。因此，在全球文化风暴刮起时，“后殖民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坚定的文化立场，不能作为对跨文化传播的认识模式或普遍化的研究视角。

考察跨文化传播应具有世界眼光。无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传播领域存在多少种理论、分歧与辩论，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即世界上的各种文化构成了一种复杂、重叠和离散的秩序，这种秩序使得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往“中心——边缘”模式认识世界各种文化现象，而应该用综合与发展的眼光去探讨，平等地看待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抓住跨文化传播的精髓所在。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跨文化传播在21世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多种文化互学、互动、互渗、互补的时代、各种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共同进步的时代、人类新文化交汇与整合的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这种变化也促使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适合这一变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视角。而近几年来社会科学中地方性知识研究，顺应世界这种变化，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知识、文化的传统看法，尽管这一成果主要分布在人类学和哲学领域，但是无疑打开了我们研究跨文化传播的视角。下面笔者将从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功能、分析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探索式的阐述。

2地方性知识视角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分析功能

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与21世纪跨文化传播有相通之处，这些相通之处到底表现在哪里?要解开这个问题，让我们首先回归到地方性知识提出的背景与含义当中。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学术和文化背景。根据学者叶舒宪的概括，在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所谓“普遍主义和历史特殊主义之间的方法之争”。普遍主义者相信能在研究中发现或者寻找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或者普遍规律；而历史特殊主义者则强调各种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主张通过具体的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揭示和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他们不再追求普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只进行特殊性解释、经验性解释。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领域兴起了更为尊重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以回应随结构主义兴起的不见人、不见特殊文化的独有精神品性的普遍主义。

如果说结构主义背景下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是地方性知识出现的学术背景的话，那么全球现代化的过程和思潮则是地方性知识产生的文化背景。全球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潮流，荡涤着一切地方性、民族性，使得文化变得愈来愈趋同。这种全球化和现代化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所谓“现代性”的叙事框架。因而，现代性也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敌视地方性的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和思潮的特性。在这种强大的思潮发展的同时以及发展之后，许多有见识的西方学者看到了现代性的问题和弊病，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关于其他民族知识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其他民族知识的重要性和认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地方性知识”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针对现代性的文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另类文化。

根据清华大学吴彤教授的归纳，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地方性知识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地方性知识总是与西方知识形成对照，知识的两极是西方以外的知识与西方知识，也就是知识的一端是西方知识，另一段则是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性知识。二是地方性知识指代与现代性知识相对照的非现代知识，此处所指的地方性知识有两个纬度：当代可能不总起作用的知识和在当地起作用的知识。三是地方性知识一定是与当地知识掌握者密切关联的知识，是不可脱离who，where和context的知识。

由此看来，跨文化传播与地方性知识有相通之处，首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否定了西方应当主导世界文化格局的观念，认为西方以外的地方性知识同样是构成世界文化格局的组成部分。其次，既然知识的本性是地方性的，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跨文化传播中要持有公正的态度，尊重西方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再次，在跨文化传播当中我们应当注重地方性知识生成的语境。

那么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不是否定了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呢?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按照人类学的观点，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导致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来，文化对话的各方所提供的知识，最初都是地方性知识，当一方在对话时将自己的知识普遍化时，造成了对话各方文化的紧张。尤其当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是伴随着全球化而来，势必会产生文化相遇时某种地方性知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先在性的问题，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强弱之分。某些地方性知识由于处于保守的境况中，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守势状态，最终被强势文化所占据。我们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从空间关系来看，现代之为现代，是一个“发现”现代或“制造”现代的文化体系提供特定意义上的“现代”的人类活动时段。西方文化之所以就此具有某种强势支配的理由，是因为西方文化凸显出“现代”特质。地方性知识的普遍化导致了所谓的“全球性知识”，使得某些在其存在的地域起作用的知识演变为一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按照学者任剑涛的解释，这种同情性的全球性知识，一方面被初具典范性的全球性知识所掩盖；另一方面，成为绝对边缘化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即在文明文化的对话过程中仅仅被列为人类学的对象的古典地方性文明文化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的提出，重在说明知识的产生、形成、传递，以及辩护的情境均离不开具体的地方性情境。在以往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忽视了文化传播的参与性、机会性特征，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文化也具有具体性、情境性的本性。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地方性情境考虑到文化传播中去，就会发现，文化传播的内容正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

众所周知，歌剧和话剧《白毛女》在我国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被俘的士兵看了该剧之后，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们积极地加入到中国人民的行列，掉转枪口对准军队，教育的效果相当好。但是，电影《白毛女》给抗美援朝中被俘虏的美国士兵看了，士兵们却说，杨白劳欠债还钱合情合理，欠债自杀不值得同情，根本产生不了在国内的那种效果。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是最不受中国读者喜欢的角色，但在美国读者中却是最受欢迎的人物。有的对外宣传品“讲我们的下乡知识青年如何艰苦创业，人在水田里拉犁。这在我们看来是艰苦奋斗，但拿到外国去看，就会觉得知识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是不值钱，太可怕了”。如果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情境性，就不难理解上述传播现象。

3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分析思路：以晚清译书业为对象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于英美的象征人类学与阐释学，强调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达到普遍化的结论，而应去发现个人和族群的独有精神品性。如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侧重于从仪式的象征解释中去把握特定社会秩序的再生产，阐释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吉尔兹则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借助于对文化他者的认识反过来观照西方自己的文化和社会，终于意识到过去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原来也是人为“建构”出来的，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相同，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不过被传统认可(误认)成了惟一标准的和普遍性的。用吉尔兹的话说，知识形态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是人类学给现代社会科学带来的进步。虽然“一般性理论”仍在我们中有其信众，但其实质已逐渐空，这种企望已渐被视为虚妄。

用地方性知识的视角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得益于美国学者柯文提倡的中国中心论。长期以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皆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在美国，战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受到费正清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西方冲击到来之前已经停滞。只是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才发生“千古变局”，转向以西方普世的价值观为取向的现代化之路。美国学者柯文总结道：西方中心观在研究中表现出三种思路：一是“冲击一反映模式”；二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西方是万世师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后现代国家只能以西方现代化的价值为终极目标；三是帝国主义模式，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时间社会崩溃、民族灾难、社会停滞发展的祸根。在批判上述三种模式后，他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的观点，具体方法原则是：“(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的历史)的撰写；(4)热忱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瑚这种内部取向(internalapproach)的研究方法考虑到了中国复杂的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从中国社会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的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尽管外来影响在不断加强。正如柯文所言：“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陆续将地方性知识观念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经学、政治何宗族——中国帝国万亲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艾尔曼)、《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州文化”观的形成》(程美宝)、《儒学的地域化的近代形态》(杨念群)。

以地方性知识分析中国的近代史，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分析视角可用于晚清译书业的分析当中呢?我们知道，跨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l8跨文化传播倚重的翻译是语言与语言的沟通中介，是文化传播的活性转换器，翻译的重要性体现在二度编码上。以地方性知识角度考察这晚清译书业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传播形式——笔者称之为跨语际传播，对其含义的把握应根据与近代翻译史相关的地方性知识要素。

晚清译书业关涉中西地方性知识，它是一种由压抑了并贯穿于东西地方性知识间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产生出来的跨语际传播。探讨晚清译书业的发生、发展就是要探讨文本、词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如何在中国地方性知识和话语情境中被移植、再现并取得合法性权威地位的历史。晚清之时，中西方原本隔绝的地方性知识在近代中国相遇，猛然问在中国地方性知识的面前出现了一个“他者”。因此，对“他者”的考量，就成为我们认识自己和他者的起点，而这一切又是或多或少地是建立在西方译本上的。当时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正是用西方的文本、词语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发现”和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的。

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看，近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本质上是中西方这两种性质相异地方性知识普遍化造成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知识，依然固守“华夷格局”，它要求周边及远近各国，在“君臣父子”等儒家学说框架原则下，同建立和平、稳定的关系。而西方知识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展，将其价值观念普遍化。两种具有普遍化的知识的相遇呈现出权力的不对称，这便是晚清译书业所处的情境。

依据地方性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晚清译书看成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向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旅行”。这场旅行在近代中国经过了三个阶段：首先，译书业存在着出发点，或者类似于一组起始的环境，在此思想得以降生或者进入话语之内。如晚清对译书业的认可是通过荒谬的“西学中源说”。其次，中西方知识的通约存在着一个被穿越的距离，使得一方的思想进入另一种时间和空间，并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用易经中的“天演”一词对接了西方的“进化”一词。第三，存在着一些接受的条件，或者是抵抗的条件，抵抗的条件对抗着被移植过来的理论或思想，同时也使得对这种理论和思想的引进成为可能。正是越过上述的时间和空间，晚清译书业这一跨语际传播在遭受了抵抗和批判之后，最终取得合法地位的话语被作为“事实”来表征着某种思想或理论，它们作为新的话语权力，直接对历史、社会和文化产生效应并施加影响。随着文本、语言的话语权力在译人语中得以确立，所有的表述也就被当作“事实”来接受了。

4余论：地方性知识视角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如上所述，地方性知识视角所具有的独特跨文化分析功能，如强调了跨文化传播中双方文化的平等性，应对限定于生长地域的彻底区域化知识保持应有的尊重，分析了不顾及地方性知识具体情境性而将地方性知识片面普遍化是导致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中不对等的原因等等，无疑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问题有着建设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文化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在运用这种视角进行分析时，必须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首先，地方性知识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的分析思路，而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对于跨文化传播的决定论。在把握跨文化传播中编码者和解码者的文化特征时，不仅要分析其文化内部的结构和内涵，而且还要将这种内涵和结构与社会经济层面结合起来认识。例如，对中国近代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相遇的分析，必须从两种经济制度所导致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人手。

其次，本属于人类学领域的地方性知识一词最近一再出现在兴起中的科学实践哲学里，人们也一再把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混同一谈。澄清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是地方性知识观念应用于跨文化传播的前提所在。

以吉尔兹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概念，是与民间性模式(folkmode1)有关的知识概念，即来自当地文化的自然而然的东西，固有的东西。所谓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知识系统，从价值上看与形形的“地方性知识”一样，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有着颠覆作用。吉尔兹曾讽刺把一元化知识时代的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告诫人们道：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本来就不能像物理现象那样用机械的因果模式去处理。

这样看来，吉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可拓展到我们跨文化传播研究当中，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无视“他文化”的存在，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西方推行的文化霸权和媒介帝国主义是有悖于地方性知识的生存现状的。

那么，我们在反对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权力是不是等于在说向西方学习是没有必要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从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知识对此解释已显无力，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下的地方性知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地方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地方文化；语文教学；利用；价值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5-0046

一、引言

地方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民在长期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作为一种长期以来创造、积淀和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地方文化有其地域鲜明的本土特色、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内涵。

初中语文一线教学可巧借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育人功能，让优秀的地方文化震撼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拓宽学生的视野，进而陶冶其情操，促进学生健康而有个性的发展。

二、地方文化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开发与利用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学校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认真分析本地和本校的特点，充分利用己有的资源，积极开发潜在的资源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表明初中语文教学要十分重视和强调校内外的语文教育资源，组织语文实践活动，使“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改变应试教育下只读教材现象，在实际社会大环境中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

然而，长期以来，初中语文教学却常常忽视地方文化的教育功能。一方面，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得学校漠视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学校教学对地方文化比较冷落，未能有效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教材片面强调普遍性，缺乏对地方文化的引入和利用。

在此，笔者认为将地方文化引入初中语文教学，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 融入课堂，文化教育

由于初中语文教学主要是在课堂上进行，要想引起学生关注地方文化，必须想方设法将地方文化资源融合进语文课堂教学。语文教师要参照《语文课程标准》，根据教学目标合理地选择利用地方文化的方式。以地方文化作为语文课堂教学的辅助材料或者把地方文化作为课堂教学的突破口，提高学生兴趣；或者设立地方文化专题讨论会，以地方某方面的文化为侧重点，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学习。

2. 实践活动，探究学习

由于语文课堂教学时间是有限的，讲授的理论也略显枯燥，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很难对地方文化有深刻的领悟和认识，有感官的、细致的体会。同时，初中学生所处的年龄段又生性好动，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将学生引领到生活实践中，鼓励学生利用课外时间积极主动地探索身边的地方文化。地方文化孕育在实际生活中，中学生只有走出教室，主动探索，把自己融入到浓厚的地方文化氛围中，领会其人文精神，这样比课堂学习更有效、更有主动性。

3. 生活中贯穿语文，行动中渗透文化

语文教学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只有热爱自己生活中的人、周围的事，才能激发自己学习语文的动力。地方文化正好为中学生语文学习提供了这样一片天地。学生身处于地方文化之中，细心观察，用心体会，热爱与自己共同生活的风物人情，认同时间积累下的历史文化，使学生认识到自己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更应该对文化具有传承和发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将大大提高学生对地方文化的感受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初中语文教学的发展。

三、初中语文教学引入地方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将地方文化引入初中语文教学之中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教育意义，对青少年健康全面的成长也有很大的价值，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

1. 有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感情

地方文化在长期以来的积累过程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它为语文教学提供了鲜活的宝贵的课程材料，同时为培养学生良好性格和塑造健康的人格，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基础。青少年通过对地方文化的认知、感受和理解，了解本地文化的历史和由来，确认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形成自己的人格修养和文化品格，培养他们热爱家乡、报效家乡和国家的美好情感。

2.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初中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地方文化资源中生动鲜活、丰富多彩的文化材料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实践感受需求。例如参观古迹、寻访名人故居、观赏民间戏曲、搜集民谣民歌等等。在这样的学习活动过程中，学生只有相互支持、相互配合、通过有效的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这种实践性较强的语文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开展。

3. 有利于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地方文化的活力和开放性使得语文“这本小书”和生活“这本大书”融为一体，超越狭隘的教育内容，强调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联系，密切语文课堂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引入地方文化，强调语文生活的教育意义，使语文课程不局限于教科书、教师甚至学校。而将学习语文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生活世界，让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学习语文、利用语文，则有利于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四、结束语

地方文化论文范文5

1.1对于冲突的认知与表述

考察江西地方民俗的表现形式以及现状，我们认为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为此，课题组就地方民俗与农村教育是否冲突以及冲突的表现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调研。调研主要采用了发放调查问卷和进行访谈两种形式。现以回收的486份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以下问题：针对“是否曾觉得小学教学与地方民俗有冲突”一项，有12%（58人）的教师选择了经常，36%（175人）的教师选择了偶尔，52%（253人）的教师选择了没有，选择了冲突或偶尔有冲突的教师中，又有8.6%（20人）的教师选择影响了教学内容，37.3%（87人）选择了影响学生入学情况，54.1%（126人）选择了影响教学效果。对影响的原因及表现，表述大意主要有以下几种：1）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家长认为孩子的成绩无关紧要，教学全靠老师，家庭不能给予应有的配合。2）学生及家长比较重视民俗活动，或因此而请假，从而影响了良好的纪律意识的培养并影响学习效果。3）一些家庭生的小孩较多，生活比较困难，这时候，女孩子辍学是较常见的，有些家长会留女孩在家中做事，能读完小学已经很不易了。4）农村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因此农村男孩入学率比女孩高。5）学生的成绩和家长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如一些家长认为，学生交给学校，就是学校的，考得好，是家长的基因好，考得不好是老师不会教。6）学生在庙会时，帮家长打理生意，从而影响了学习。就以上调查结果，结合其他问题的答案，我们初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有一部分教师认识到了地方民俗与现行小学教育的冲突问题，但是这一比例并不是很高，52%的教师认为完全没有。2）选择有冲突的或者是偶尔有冲突的教师中，有90%的教师，在“您是一位研究型的教师吗”这一问题下选择了“是”。因此，我们认为，越是一个经常思考的，有问题意识的教师越容易感觉到民俗与教育的冲突问题是存在的。3）对民俗与现代农村小学教育之间的冲突关系的感知与学科有一定的关系，语文、思政老师更容易感觉到冲突的存在。而英语、数学老师，几乎意识不到冲突的存在。4）结合教师给出的对于冲突的原因及表现的叙述，可见教师对民俗与现行教育之间冲突的认识更多地是停留在表象上，缺乏基于对民俗本质、教育本质的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深刻思考。综上，研究表明：部分一线教师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冲突，并流露出了一种无奈的情绪。但是仍有较大一部分教师未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此，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教师对民俗本身又有多大程度的关注，又或者作为与民俗最为接近的农村小学教师们是否意识到了传承民俗文化，并寻求民俗文化与现代教育之间平衡点的责任所在。

1.2对于二者互利关系的认知与表述

就所进行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结果来看，农村小学一线教师对民俗与教育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的认同度，远远高于二者之间存在冲突的认同度。在调查问卷“您认为将民俗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可能吗”问题的回答中，仅有2%（10人）的人选择了不可能。选择可能且有必要的占到了28%（136人）。另有23%（112人）的人选择了可能，33%（160人）的人选择了不确定。我们以某校25位教师的问卷为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出了如下特征：1）对民俗的关注程度与学科的关系较为密切。本次调查的教师涉及语文、数学、英语以及其他学科的教师，总体而言，语文教师对民俗的关注度更高，在对民俗关注程度、教学中运用民俗案例等问题的回答中能够有话可说的5位教师中有4位是语文教师。2）教师将民俗引入教学的案例普遍不多。在25位受访者中，对于“你是否主动引领学生接触民俗知识一项中”5位教师为“经常”，3位教师为“没有”，其余17位为偶尔。3）多数教师认为有将民俗引入课堂教学的必要。受访的25位教师中，认为可能的为19人，其中认为可能且有必要的为6人。综合考量问卷的调查结果，考虑到部分教师不认真回答问卷的要素，结合其他学校的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上述统计结果基本可以说明几点：1）多数教师认为是可以将民俗知识介入到课堂教学中的，并有部分教师提出了民俗引入课堂对民俗文化保存及培养热爱家乡情怀的重要意义；2）多数教师对地方民俗知识的挖掘不够，以至于不能主动将民俗知识介绍到课堂中；3）有的教师也在积极进行将民俗知识介入到教学中的尝试，并体会到了教学效果提升的乐趣。有的老师物理课讲解杠杆原理时，将玩龙灯时的撑杆引入到了教学中；有的老师讲授课文《春节》时引导学生收集过春节的习俗，在课堂上加以比较。这些都是教师将民俗知识引入课堂教学的成功案例，教学效果提升，老师也获得了教学的乐趣。通过综合考量问卷结果，可以发现一线农村小学教师，感受最明显最普遍的应该是教育民俗对农村小学教育的影响。教师地位的高下、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教师与家长互动对教学效果的作用进而引起的教学效果等问题，都受到教育民俗的影响。在访谈中，多有教师表示，家长对学生学习的不重视，是教师进行教育工作的一大障碍。一位刚入职不久的老师，深刻感受到了家乡民众对待教育的态度与工作所在地民众对待教育态度的区别，虽然这两个地方都是位于南昌新建县的村镇。在她的家乡，孩子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失败都会引来家长的关注，家长热衷于积极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在工作所在地，更多的家长抱有的态度是：学习好就继续学，学习不好就去打工。究其原因，她认为是风气好，在她的家乡因别人的孩子成功了，其他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期望值也会提升。

2结语

地方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客家；客家方言；客家文化

萨丕尔认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反映了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并且在其《语言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语言和我们的思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同一回事。语言能够反映文化已经成为毋庸赘言的事实。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人们的观念与习俗，或者说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在其语言生活当中。或者直接说，他们的语言就是其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客家人的客家方言的背后同样蕴涵着深厚的客家文化。

要通过客家方言去了解客家文化，首先须弄清何为“客家”。

一、客家民系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权威的《辞海》中“客家”这一条目这样说道：“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四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渡江，至唐末（九世纪初）以及南宋末（十三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赣、闽以及粤东、粤北等地，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当地原来的居民，后遂相沿而成这一部分汉人的自称。”客家人与当地生民、土著共处，开发了东南沿海腹地这片蛮荒山区。他们在适应、改造崭新的自然物质环境和社会习俗过程中，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汉族古老文化和语言，没有随祖地中原汉人走相同的变化道路；另一方面，也发展、变革了自身，以及与操赣、闽、粤语的旁系和百越后裔土著接触，又融入了他们的一些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与中原汉人有别的群体。宋末至明清时期，在赣南、闽西的这个群体又一批批陆续往粤东北迁徙，被当地的福佬人及广府人称为“客家”。从此，“客家”这一称谓便一直延续至今。

客家方言是客家人所说的话，属于汉语方言之一。它有别于其他的七大方言都是以地域而得名，客家方言则是以客家这一民系来命名。这也侧面反映了客家民系在世界范围内分布之广。客家话的词语丰富多彩，既保留有相当一批古汉语词语，反映历史的沉淀；又有了自身变更、创新的以及与土著或旁系接触融合的一些词语，承载客家特有的文化。下文主要从客家方言中的语词、熟语、谚语等语言现象来揭示其反映的移民文化和地理文化。

二、客家方言体现的移民文化

一般学界认为客家的形成有五次迁徙，如此大规模的迁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因此还有“东方犹太人”之称。这是客家文化中的移民文化。客家先民从遥远的黄河流域一路迁徙至今天的粤、闽、赣交界处。因外来人的身份而被迫到了偏远的山区安家落户，与当地的百越土著共同磨合、共同开发蛮荒山区。

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先民对于故土有着沉重的思念，而身在异乡最好的寄托便是乡音。客家先民也认为客家方言是中原音韵，是族群的象征，也是联系起整个客家民系的纽带。因此即便过去千百年，客家话也还保留着中古音韵。在客家人中也有一句“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组训，这也可以看出客家方言对于客家人的重要。但是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汇更是这个语言系统中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不管客家人怎样固守客家话，在与古百越少数民族长期的接触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古百越语的痕迹遗留在客家方言当中。最明显的即表现在客家方言的词汇上。

邓晓华在《客家话与苗瑶壮侗语的关系问题》（1999）一文指出，词汇学的证据表明了客家话与苗瑶语（特别是畲语）和壮侗语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最基本、最常用，最有客家话特色的一批词来源于苗瑶语和壮侗语。在他列举的68个客家话最常用，最基本的口语特征词当中，有三分之二的词的音义形式与苗瑶语更接近。这就反映了在历史上，由中原而来的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地区后与古百越的畲、苗瑶语族群以及壮侗语族群之间有过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这种语言上的接触正是客家移民文化的印证。

在客家族群的先后五次大迁徙中，曾出现过回迁的现象。这就导致了闽西、粤北地区的客家话内部比较一致，而赣南地区的客家话则比较复杂。不同的移民层次带来的差异也反映在了词汇上。以“荸荠”为例，赣南的早期移民所居地域以及移民层次较单一的地区今一般说“马荠子”或“马荠”（于都、宁都、石城、瑞金、安远、定南等普遍如此），而移民年代较晚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今一般说“荸荠”。据韦树关（2000）考证，“马荠”一词中的“马”是台语素，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中的水果即为“mak7”，那么很显然“马”这一语素是古百越语在客家话中的底层遗留。“马荠”又是客家方言与古百越语接触的一个例证。而移民年代较晚的和移民层次纷杂的地区，如大余、南康、崇义，上犹等，没有与百越杂处的历史，因此用的是“荸荠”

三、客家方言中的地理文化

在前面提到过，客家先民南迁到粤闽赣交界处的山区，在那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在客家方言中有很多语词及熟语能够反映出客家先民的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很多的词汇与山居稻作相关。这些词当中有一批是外区罕见的特征词，这类词对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对外有很大的“排他性”，是客家方言的“代表”。（温昌衍，2005）

例如“”，山脊义，有屋（屋脊）、岭。“坑”，ha1，山沟、山谷义。在客家话中，如果说一个地方很偏僻、很闭塞、很多山，也会说成“蛮山”、“蛮坑”。vo1，凹陷成窟处，有熟语“大～细湖唔好行”，值得注意的是，因地面凹陷成坑，则有可能会有积水，而客家方言是将之称为“湖”的。小小的水洼，也能称作湖，可见客家先民居住的地理环境特点是山多湖少。

还有一些词汇是与稻作文化有关的。如“陂”，pi1，堤坝；“圳沟”，te5k1，水渠，水沟。圳沟通常是在水田之间用作储水用的一条水沟，陂则是为拦水而垒砌的堤坝。而同样的客家话中的“旱地”hn6 thi3一词，则是指山上种作物的地（与水田相对）。由此可见客家先民有着深厚的山居稻作文明，并且形成了这样山地的地理文化。

结语

客家是我们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客家方言很好的记录了这支民系在迁徙中所形成的客家文化。其实，本文所谈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客家文化还有很深厚的内涵值得挖掘。我们研究客家方言与客家文化，是为了更好的发扬、传承这种文化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商务印书馆，1985

[2] 罗美珍，林立芳，饶长溶.客家话通用词典[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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