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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论文

时间:2022-07-08 09:56:14

地方经济发展论文

第1篇

关键词:路桥经济发展文化建设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报告把文化建设工作第一次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趋势的新认识、新总结、新概括,科学地揭示了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揭示了文化建设在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文化建设对一个国家说是如此,对一个地区来说同样是如此。因此,弘扬先进文化,加大文化建设力度,建设文化大市,是提升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路桥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背景。近些年,路桥区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领域建设较慢,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发展文化事业对路桥区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及意义,那为什么要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如何加强文化事业建设,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如开展“文化强区”建设,重视。农村文化俱乐部。建设等载体。

1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1从宏观角度分析

每个国家有其自身的文化,所以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方向是不同的,这和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对人的影响,受某种特定文化影响的人群将拥有一种基于此文化的思想和观念,而这种思想和观念会在潜移默化中指引这一群体沿特定方向发展。分析目前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经济特征,即一些民族文化的特质正在成为一些公司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核心力量,并主导着一些行业和产品,成为或正在成为世界一流或第一,而这些都跟人的因素有关。

1.2从中观角度分析

每个国家有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但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也有其自身的区域文化,从而使各区域存在差异,发展也不尽相同,特定的文化能促进区域的特定发展,同样也促进区域特定的创新趋势,如果能准确把握好区域文化,沿特定的方向发展区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浙江,有着比较浓郁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其显著特点是讲求实际,注重功利,重视工商,不尚空谈。由于国家的宏观控制力度较小,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比例一直很大,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较少,这就磨练了浙江的企业家与境外强大对手较量的能力,培育具有创新思维方式和。敢为天下先。、勤奋耐劳的企业家,形成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迅速发展的地域优势。

1.3从微观角度分析

现在人们[论文]越来越重视文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区域发展战略中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文化因素,但由于对文化的认识还不透彻,在文化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比较普遍的倡导就是。借文化搭台,让经济唱戏。,这种提法不错,但几乎都是在做表面工作。不管是发展旅游业,还是进行民族手工艺品的生产销售,这些都是区域特有的文化产物,不过都是属于浅层次的物质文化。我们在发展区域经济时,除了要注重区域物质文化外,

更重要的还是要真正理解文化的内涵,抓住区域的精神文化,以这种文化来带动区域内的人群,激发人们的创新创业精神,从而从根本上带动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

2路桥区经济快速发展迫切要求加强文化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必然涉及到各种现象和文化问题。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必须摆脱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真正认识自然经济规律和计划经济间的传统弊端,对制约路桥老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体制性因素要彻底改革。这就需要认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对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观念。

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要从增长方式上转变,即由粗放经营到集约经营的转变,这离不开文化观念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仅是在一定的经济系统内部的制度安排,在现实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也有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从客观上讲,粗放经营方式是计划经济观念的必然产物。由于资源配置上长官意志的影响,导致在经济建设上脱离实际,无视区情和原有的基础和资源的状况,追求高指标、大项目,摊子越铺越大,在实际运行中完全是凭主观意志办事,给路桥老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阴影。从主观上看,落后的文化环境也是其滋长的土壤条件。比如在文化观念上,有的人铺张浪费,大手大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有的人惟我独尊,我行我素;有的人自私自利,化公为私;有的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有的人不守信用,制假售假。他们那种以利己主义为文化内核的观念,使得路桥老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人心涣散,纪律松弛,企业生产不景气,产品粗制滥造,没有市场竞争力,严重制约了路桥老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转变文化观念,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才可为路桥老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在路桥[论文之家]老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必须在文化观念上破除安于现状的思想和平均主义的惯性。路桥在文化观念上有很多好的东西应当继承和发扬,但也严重存在着平均主义、等级森严的价值观,中庸无为、墨守成规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的心理积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常规陋习,以及“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意识。这些传统文化观念如果不彻底改变,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会遇到习惯成自然的强大的本能的抵触,经济的发展就会步履维艰。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必须从文化观念的转变开始,加强文化建设。

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已经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因此,从文化观念的转变入手,建设先进的区域文化,是加快路桥老区经济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

3路桥区经济发展对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努力适应这种客观要求,是路桥老区文化建设的立足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路桥老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3.1确立市场经济的现代观念,需要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品格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市场经济的一些重要原则,如平等原则、价值原则、竞争原则、效率原则、法治原则、诚信原则、科学原则、民主原则、智能递增原则等等,都体现着新的崭新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所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树立现代的健康的文明的先进文化观念,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及道德体系,培育优良的职业道德,树立尊法守信、开拓创新精神,发挥社会舆论对市场的监督作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条件。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2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树立人才资本的文化观念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全面推进工业化、产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建设,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在路桥老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取决于全体劳动者的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本的培育。过去路桥老区粗放经营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其根源很多,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者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不高。加强文化建设,可以给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路桥老区的各行各业输送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21世纪,人才资本越来越发挥着最主要和决定性的作用,知识生产已经成为现实生产力的推动力、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产品的生产、价值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增长都主要通过智力因素来实现。因此,作为智力经济核心的人才资本的开发愈显重要。物质资本与人才资本不同,物质资本是被动资本,属于递减型的消耗;而人才资本是主动资本,属于递增型,在开发利用中不仅不会减少,反而增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要把人才资本作为一种经济战略资源,用人才观念的优势来创造人才的优势,就不能不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强调教育的基础地位,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3.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单纯是一种超社会的经济行为,而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要使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不仅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还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中,要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如果我们只讲物质资料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忽视甚至贬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那么,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就不能真正实现,即使在某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也只能是短暂的。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繁荣。

4以文化的繁荣推动路桥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加强文化建设,转变文化观念,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可以带来文化自身的繁荣,而且可以为经济的发展牵线搭桥,为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抓好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就文化论文化,就经济谈经济。必须将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中的文化建设当作一项系统工程,加大文化复兴的力度,对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在路桥老区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抓好以下几点工作:

4.1牢固树立文化立区的新理念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从建设区域文化中心的需要出发,正确认识文化的功能、地位、作用,以思想大解放推动文化大发展。要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要进一步确立文化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服务的观念,破除“先经济、后文化”、“经济是目的,文化是手段”和“就经济抓经济、就文化抓文化”的思想,跳出文化建设文化。领导干部要重视个人的文化积累,不断吸取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营养,使自身的文化意识达到先进文化的要求,从而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文化建设的重担。

4.2坚持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要实现路桥老区经济社会的赶超型发展,必须着眼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借鉴和吸收一切先进的文化,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革的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事业永无止境。伟大的实践迫切要求我们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在区域经济理论、体制改革、有地方特色的科技文化进步的创新方面,不断扩展新视野,使路桥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总之,通过文化建设的开展,使老区人民树立起现代意识和竞争精神,进而在路桥老区形成良好的现代化社会的文化氛围,才能使路桥老区在市场经济大潮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4.3提高管理人员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

加快经济发展,大力推进基础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领导,在于经济决策和管理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水平的高低。路桥老区各级领导机关和决策管理人员,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氛围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应该说,是能够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的。但是,也还存在着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能同步的问题。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外,文化素质和决策管理能力不高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不熟悉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在素质上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距甚远。在一些贫困落后的县乡和长期亏损企业,由于领导者文化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贫乏,不是盲目蛮干,浮夸虚报,就是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因此,我们既要提高广大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着重提高经济决策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和管理能力,努力造就一支思想觉悟高、文化素质好,讲政治、懂科学、善经营、会管理的决策管理队伍。

4.4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普及科技文化知识

要加大教育投入,巩固和发展义务教育的成果,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在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的基础上,选拔和重用高、精、尖科技人才,重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提高现代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践证明,凡是文化发达、科技普及、劳动者素质高的地方和企业,集约型经济就发展,劳动生产率就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就快;凡是科技不兴、文化落后、劳动者素质低的地方和企业,经济发展就缓慢,经营就粗放,劳动生产率就低,社会生产力发展就不快。路桥老区部分农村贫困的根源主要还是教育普及率低,有技术、有文化的劳动者比重低。因此,我们要做好扶贫工作,就必须进行科技输血,帮助劳动者提高技术本领,使他们增长智慧。超级秘书网

4.5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法制文化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剔除落后封建糟粕;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路桥的诗词、楹联、山歌、调声是路桥特色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悠久的传统,是传统文化中的奇珍瑰宝,要光大发扬;建祠堂、做斋,搞宗族宗派活动是封建糟粕,要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积极推进文化的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

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的重大区别在于:小农经济是以人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是以法治为基础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把法制文化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要使法律从外在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变成人们内在的自觉的意识,自觉的行动,就必须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今年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了法律进万家、领导干部学法讲法、村民自治试点村庄全面普法等活动,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用法蔚然成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只要长期坚持下去,灿烂的法律之花,必将结出丰盛的经济政治之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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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化建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崔慧霞,企业家天地(下半月),2005/01,

第2篇

摘要:为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有必要回首新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并探究伟大成就的取得原因,以此展望新疆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和进步。

一、新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

中央新疆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不仅明确了新疆的发展方向,还带给天山南北的建设创造了很多机会。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回顾历史,新疆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受全球金融危机和“7.5”事件双重影响的2009年之外,30年间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全国一样取得了伟大成就。

(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回首改革30年,新疆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预算、人均收入均有了显著增加。1978年,新疆实现生产总值39.07亿元,2008年达4203亿元,是1978年的107.57倍。2008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361.06亿元,是1978年的50.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19元增加到2008年的1143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19.17元增加到2007年的3503元,分别增长了35倍和28倍。

(二)农业发展稳中有升

新疆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地光热资源,粮食、棉花、畜牧、林果富有特色,产量稳中有升,1978-2008年,粮食由370.01万吨增加到1022.85万吨,棉花由5.5万吨增加到301.55万吨,林果由71万亩增加到1300万亩,畜牧业发展已占农业总产值的27%。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1978-2007年,水利建设投资总额达到415.8亿元,是改革开放前29年的76倍,2008年完成了投资100多亿元的塔里木河综合治理项目,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新疆农业灌溉,还改善了工业用水、居民用水的条件。

(三)工业经济势头强劲

西部大开发以来,新疆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电力、建材、纺织等现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形成,天山北坡经济带、乌昌一体化、库尔勒-库车石化工业带等建设良好,2008年工业增加值达到1790.7亿元,是1978年的16.6倍,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52.3%,一批水利、铁路、公路、民航等重大项目的建成,17个一类口岸,12个二类口岸,与167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为全疆工业发展提供了有利保障。

二、取得伟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新疆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30年中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进展,靠的是什么?除了依靠全区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之外,最主要的是靠优越的社会制度。历史一再告诉世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生产关系,而先进的生产关系又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新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没有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致于许多人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荒谬论调,把社会主义和贫穷划等号。直到后来邓小平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他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南。

邓小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30多年来,全疆生产力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迅猛发展,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从1978年的1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314亿元。教育投资从1978年的1.44亿元,增长到2008的187.7亿元。特别是2001年至2007年,自治区加大了贫困乡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发展力度,累计投入资金79.8亿元,累计解决了208.5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帮助140多万贫困人口越过了低收入贫困线,累计解决了2264个扶贫重点村的人畜饮水困难问题,为886个扶贫重点村通了电,为864个扶贫重点村通了公路,为931个扶贫重点村通了广播,为1194个扶贫重点村通了电话,为1884个扶贫重点村新建了科技文化室,为1652个扶贫重点村新建了卫生室。从1978-2008年,新疆的贫困人口由532万人减少到253万人,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截至2008年底,已累计投入城乡抗震安居工程建设资金412亿元人民币,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房189.5万户,其中南疆三地州农村共有74.23万户贫困农牧民入住抗震安居房。30多年来巨大变化不仅仅是数字的改变,也是各族人民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社会制度以短短三十多年的历程就改变了千百年都是黄沙漫漫、荒无人烟的新疆旧面貌,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础,才有今日新疆的巨大变化。

(二)党的领导是取得伟大成就的核心力量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让各族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消灭”。改革开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始终保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0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农牧民收入持续增长,免费义务教育、抗震安居、改水防病、通电修路、合作医疗、广播电视村村通、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等各项利民措施扎实推进,各族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切实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从而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新疆的各族人民要达到共同富裕,经济实现繁荣昌盛,必须有一个真正为民服务、为民着想、代表人民利益的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大量事实证明这一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哪些长期以来妄图破坏社会主义、颠覆党领导的各种分裂势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表面上打着各种旗号,煽动群众,实际上才是祸害人民的幕后黑手,实际上是不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而大肆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这与党的各项民生、民心工程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天山南北的巨大变化用事实证明了党对于新疆各族人民的关心和支持,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新疆。

(三)各族人民大团结是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保障

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最高利益所在,是新疆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和保证。

三十多年来,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把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与新疆民族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正确把握维护国家统一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证国家整体利益与兼顾民族区域自治利益的关系,紧密结合新疆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不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用足、用活、用好国家赋予民族地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自,各族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得到了发展、繁荣,少数民族干部队伍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活动日益深入人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切合新疆的发展战略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因素

改革之前,新疆的面貌基本可以形容为“一穷二白”,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党的各项优惠政策吹遍新疆大地,新疆的经济发展开始以市场为导向,先后实施了优势资源转换战略、科教兴新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3篇

作者:张颂心

从全球竞争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低碳技术的拥有作为其未来产业发展的制胜点和杀手锏,其核心技术的引进和购买,已经成为台州企业遥不可及的奢望。因此,要实现低碳经济,台州市科技的综合能力表现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低碳道路上的进程。而2010年台州市在科技表现(表略)上却实在差强人意。其综合排名仅居全省第6,且与排名第一的杭州相差非常之大。其科技/GDP之比为88.53%,更是远远低于排名第一的杭州市。从而证明,其科技发展水平与GDP发展情况并不协调,也即意味着台州市在依靠科技发展提升产业效益仍留有空间。产业创新的综合环境现状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会增加企业创新的主动性,提高创新的成功率。产业创新环境主要包括国家财政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及创新融资环境。近年来,尽管台州市政府对企业的科技拨款逐年增加,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总量仍然不足。此外,原本有限的科技经费管理较为分散,并且在立项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非重点项目或“关系项目”,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直接降低了总体投入效果,影响了全省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忽视了基础研究的低碳技术储备和共性低碳技术的开发推广,导致创新的基础和后劲日趋匮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市产业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构成创新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台州市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往往选择简单的仿造,来节约开发成本,大量的侵权案件在仿造过程中产生。据统计,2010年,台州市专利执法,共出动执法人员900余人次,检查超市、专业市场170余家次,查处侵权商品近万件;另一方面,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却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极为薄弱,在科技成果研究出来后,往往不会第一时间去申请专利、寻求保护,而往往被其他仿造者捷足先得。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到位,也直接影响着企业对产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融资难一直是困扰台州市中小企业创新的一个难疾。中小企业作为一个存在较高风险的借贷群体,没有稳定的收益和确定的偿还能力,一直以来是银行趋利避害而舍弃的首要人选。而产业创新投入,尤其是低碳技术的研发,作为“高风险、长周期”的一种项目,往往短期内效益不明显且回报率不确定,这一特性,更加决定了企业难以从银行贷款的途径获取资金支持。尤其在今年以来,中央一再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为艰难。产业创新的管理创新现状管理创新作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因子是将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需求的关键因素,也是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成果的重要桥梁。企业只有通过有效的科学管理,才可能把科学技术知识物化为新的产品和设备,才可能形成或创造出新的生产工艺和方法,从而掌握行业领先的核心低碳技术。它是企业把握市场能力和对创新产品营销能力的综合体现,是企业将低碳创新成果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然后,台州市大部分企业管理还停留在“家族式”、“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大部分管理者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在创新管理上,则体现在缺乏一个科学且独立的科技投入、科技计划及项目评估的管理机制,未能全面采用科学的事前评审、事中监控、事后考评的有效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很多时候,企业的创新投入在没有得到充分调研就盲目启动,或是事中监督力度不够或不到位,更缺乏事后的科学评价,因此难以保证产业创新投入的绩效。

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的数据采集均来自于1999-2009年度的台州统计年鉴,本文用单位能耗强度代表低碳经济发展现状(Y);用科技产出代表产业创新的科技综合能力(tech),用政府对科技的拨款(gov)、知识产权的申请数(knw)和中小企业融资比例(fina)代表产业创新的综合环境;用成本费用利润率(mag)代表产业创新中的管理创新程度。基本分析框架及模型这么我们用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利用上述的变量,对低碳经济的函数表达关系可表示为:Y=f(tech,gov,knw,fina,mag)利用EVIEWS软件分析得到方程式(1)Y^=2.3-0.052tech-0.526gov+0.024knw-0.005fina-0.329magR2=0.72D.W=2.25从回归结果可看到,R2=0.712,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水平显著,但是解释变量中代表产业创新环境的金融环境和知识产权这两个因素没有通过检,并且知识产权保护符号代表的含义与假设相违背,因此我们剔除以上没有通过检验两个因素再重新对剩余的四个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如下模型:Y^=2.26-0.516tech-0.532gov-0.362magR2=0.712D.W=2.15结果分析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台州市的低碳经济是受许多因素影响,其中科技综合实力、创新环境中的政府支持度、管理创新与我市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较显著,并且都于之呈负相关关系,符合现实意义。且模型拟合度达到了70%以上,这足以说明产业创新在降低我市能耗方面确实存在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上述模型可知科技综合实力对于能耗降低的作用低于管理创新和政府支持度,这是因为台州市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技术的能力不足,导致了我国的技术创新成果并未能实现产品和市场的进一步创新,从而并没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实现对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未能起到降低能耗强度的作用。从结果中,我们也发现了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度对台州市的能耗降低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情下,宏观调控在各个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可以说,在我国,任何一项产业的发展和强盛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并且在以中小企业为经济主力的台州市,更鲜有企业可以自主承担起自主创新的人力、物力、才力的投入。正因为如此,我市的产业创新对于政府支持的依存度也就愈加高。

第4篇

[摘 要] 完善的外贸促进体系与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科学分析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制定符合地方外经贸发展实际的外贸促进体系至关重要。文章从外贸促进体系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入手,以江西九江为例,提出了完善地方外经贸发展促进体系的具体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外贸促进体系 地方经济 政策建议 外经贸促进体系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而专门建立的支持服务体系。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来说,制定科学的外经贸促进体系引导对外经贸活动的发展方向,促进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可行而且必需。 一、依靠外贸促进体系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行性 1.能有效促进地方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践表明,对外贸易对于实现技术进步、提高各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2.能加速地方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外贸发展水平。比较优势是一个地区的独特资源,是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若能发挥得好就是核心竞争力。绝大多数地方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形成并凸现出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地方外贸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基本依赖,所以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想方设法将其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如九江作为一个实力弱、底子薄、经济欠发达、发展中的内陆城市,没有外资的投入和外贸的出口,比较优势就难以发挥,产业发展将缺乏空间。为更好发挥出比较优势,就必须通过外贸促进体系大力开展“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但是对于一般发展中的地区来说,目前这些战略存在着引进的外资项目大多处在产业链的末端,生产过程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组装环节,加工贸易比重高,一般贸易比重低,且出口商品总量较大,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导致这些项目对当地企业的带动性不强,形成了“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强烈反差。要妥善解决这些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难题,可以加快建立外经贸促进体系,将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发挥殆尽,提高各地区的外贸依存度,提升其外贸发展水平。 3.能较好适应地方政府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要求。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推进地方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原有产业结构的改造升级,为地方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个地方要更好的参与国际分工,加速外向型经济发展,应当有科学的外贸促进体系来推动之。一方面通过外贸促进体系可以加速引进技术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项目,加速培育重点进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基地打通出口外销渠道,加速做大做地方支柱性企业,以实现“外向带动”促外贸出口,逐步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出口产业集群,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外贸促进体系可以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以加速地方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通过外贸促进体系这两方面的作用大力推进地方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以全面提高地方外贸的竞争力。 二、完善地方外贸发展促进体系的具体建议 1.建立财政金融支持体系。财政金融支持通常是促进地方外经贸发展必要手段,实施过程中,通常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以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手段鼓励企业出口。各地在外贸实践中,往往是有意向出口的企业不具有出口能力,有能力出口的企业为规避风险和缩减出口。因此,应当利用进出口银行对企业出口提供包括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在内的融资方式推动出口贸易,同时利用出口信用保险保障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政府或行业协会应当在出口信贷、收汇保障、资信评估、商账追收、贸易融资等方面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第二,设立“走出去”专项基金以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企业“走出去”是国际经济合作的高级形式,也是我国地方区域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政府来说,各地除了建立完善支持“走出去”的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境外资源类项目、境外加工贸易项目、承包工程项目和外派劳务培训基地建设外,还应当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设立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专项基金,化整为零,加大支持,用 于政府投资促进活动和企业“走出去”项目的奖励、市场开拓、调研论证、人才培训、保费补贴、服务平台体系建设等,加强对企业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等。 2.建立产业配套服务体系。积极促进产业集聚,形成具有地方行业和地区特色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要认真分析所在地区产业的优势和外资企业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引导、鼓励各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积极为主导产业进行配套,形成产业集聚。建立配套协作的项目库,建立信息开放和相互交流网,促使企业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组和整合。为加快形成产业集聚,省级政府应当设立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和重点项目配套鼓励支持资金。通过贷款担保和贷款贴息等举措,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围绕大型企业和重点项目发展配套工业,拉长产业链和产品链,形成产业集群。 3.建立进出口贸易信息共享和与咨询服务机制。外经贸发展中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建立外贸政策信息服务平台。从刚刚改革开放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外贸发展的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的作用还未能充分发挥,实施效果还不尽人意,主要原因就在于部分企业经营过程中对国家和地方的外贸政策领会不深以致无法真正将政策用足用活。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面向企业、信息可靠、免费提供的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为各类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法规等方面的服务。 另一方面,要建立能提供国际市场信息的咨询机制。实践中,在提供及时的市场信息以正确引导企业规避各种市场风险方面,政府的作为极少且很不到位。有些地方虽设有商务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但收费过高、效果不明显。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外经贸部门的职能作用,通过建立如出口商品数据库、进口商品名录数据库、商展信息数据库、涉外政策法规库、国际经贸公约与惯例、对外贸易指南、投资指南、合作指南等,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行情、相关产业的国外技术动态及准入制度、有关国家的投资环境等各方面的信息。 4.地方政府应建立合理的产业保护机制。尽管WTO对各国保护本国产业提出了较多的限制,但在地方经济发展实践中,还是要根据通过深入研究WTO规则,灵活运用WTO规则,加快建立产业保护机制,以合理保障地方外贸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产业安全,这对于地方外贸经济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地方政府在对企业的扶持保护过程中,应当对企业进行合理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对事关地方经济发展的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的进行监控分析,尤其关注地方重点敏感产品进出口数量、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建立科学的产品出口和市场预测预警体系,防止企业出口中遭遇国外反倾销调查。同时,还应当对对国外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的份额进行仔细观测,以防国外产品大量进入对本地同类企业造成冲击。 5.建立配套的环境支撑体系。这里的环境主要包括制度、社会信用、人才、通关、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良好环境作支撑。 一是要为企业进出口提供一流的基础设施硬环境。各地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深入推进,各种现代通讯设置、路桥交通、沿江及沿海港口以及企业电力等设置都应当与时俱进,以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对外贸企业的承载能力。 二是要提供高效便捷的“大通关”环境。改善通关环境,提高通关速度。真正形成大通关,简化通关程序,实行“提前报关”、“预约报关”、节假日加班等通关措施,增强服务意识,完善口岸功能,将口岸功能向内陆延伸。加快推进通关作业信息化建设,加快口岸公共信息平台建设,降低企业通关成本,实现口岸通关效率和整体服务水平的全面提升。 三是要为企业进出口提供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信用环境。各地要鼓励信用服务中介组织的发展,逐步实现社会征信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形成社会联合征信机制。建立以信用信息征集、信用状况调查、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外部信用制度。培养和树立企业的信用风险意识,加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防范来自外部的信用风险。 四是要提供同外经贸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环境。如九江对外贸易多采取通过港、澳、台中间商代理,导致九江出口货物没有真正辐射到国际消费市场。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提高九江外向型经济的外向度,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培养、吸引一大批熟悉国际贸易规则、营销能力强、会经营管理、懂法律知识、能引领国际市场的外贸复合型人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应通过和谐的人才环境加快引进外经贸发展需要的紧缺人才。 新型外贸促进体系.广东经济,2006年04期 彭继增:德国贸易促进体系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价格月刊,2006年02期 刘绍坚:构建新型贸易促进体系迫在眉睫.时代经贸,2005年01期

第5篇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西部区域;发展水平

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

(一)写作背景及目的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形势之下,经济利益是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企业生产也更加注重经济利益的获取率,无论是哪个经济团体都更倾向于将生产资本投入到配置合理生产高效的地区,希望以此带动整个地区的效率和效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适用于同样的道理,若想获得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需要让不同区域的经济要件满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为此,国家从“九五”计划开始,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民经济发展方针,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了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2008年开始,国家密集出台和实施了一批区域规划,使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断完善。在地方层面,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共识,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五年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部分区域还编制和实施了区域规划、区域发展战略等,推动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协调发展,并积极参与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行动。

(二)论文研究方法

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本文使用定性与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而且参阅了大量的期刊、论文、图书和一些权威的网站本文中的资料均来自相关图书、期刊、论文和专业网站的信息。通过收集、分析、整理、挑选出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相关的内容,形成本文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有力支撑。

二、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方面共同造成的结果。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理念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福利政策也各不相同,因此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借助经济学相关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区域内的科学技术应用性不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将科技成果不断应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对于商品化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极大的促进。创造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竞争力,形成一个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大法宝,只有通过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将先进的技术以及应用理论应用到生产中不断优化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竞争优势。我国许多区域的科技投入力度明显不足,科研费用的投入远远低于国家水平。

(二)区域内难以形成后发优势

梯度转移理论是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它主张让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优先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随后通过产业转移以及要素转移来带动经济不发达地区甚至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整个区域的经济整体提升。

(三)主导产业缺乏强有力的带动作

用主导产业是带动一个地区发展的关键元素之一,一个地区的主导产业越强劲,对地区的辐射带动范围越广泛,辐射带动效用也越强大,可以聚集其他相关产业迅速靠拢,不断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

(一)制定切实可行的地区考核体系

我国针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之所以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是因为没有一个完善的适合实际情况的考核体系。切实可行的地区考核标准是加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方向标。地区考核标准的制定可以将地区间的经济协调发展真正落实,不断加强区域之间的联合行动。考核体系的建立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考核的标准,另一方面是考核的内容。关于考核标准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实行不一样的考核侧重点,不能使用统一的考核标准,对于经济发达的区域,需要鼓励其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需要偏重于考核它的人均水平以及环境保护状态,积极转变剩余劳动力,提高城镇化的水平。

(二)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进行资源配置

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如今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将两者放在一样重要的位置。在我国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资源配置上,立足于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立场,从我国的整体利益以及长远发展出发,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与选择。兼顾效率和公平可以有效地避免政府与市场失去主导问题的出现,是国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力法宝。

(三)发挥市场的主体地位

增强政府的主导力量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元素,市场作为主体地位,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调节也存在了一系列的弊端,比如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容易造成地区的经济波动,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还需要借助政府的主导力量进行有效的调整!政府应该完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增强对区域经济的合理布局。

四、结论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不断动态变化的过程,不同的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不断摸索,不断探究,结合最新的时代形势,把握时展的新变化,适时制定适合当下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需要站在全局的观念之下,秉承着科学的精神以及务实的态度,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参考文献:

[1] 覃成林.论经济市场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经济纵横,1991.45

[2] 覃成林,郑云峰,张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及特征分析[J].经济地理,2013.46

[3] 陈甬军.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J].中国经济问题,1996.67

[4] 马龙龙.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市场体系建设[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5

[5] 李大升,冯伟.主导产业选择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4

[6] 吴小康.垃圾围城:突围,刻不容缓[J].半月谈,2011.14

[7] 覃成林.论经济市场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经济纵横,1998.22

第6篇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 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 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 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 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第7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学科架构;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6日

一、民族经济学发展历史

20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事业服务为主要任务,在1979年施正一教授首次提出了建立民族经济学这一分支学科;20世纪八十年代为民族经济学初创期,这段时期研究主题主要是民族地区如何发展;20世纪九十年代为民族经济学的徘徊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学者也对民族经济学开始了经济学的探索;21世纪开始为民族经济学的困惑期,民族经济学由于理论多年还处在探索阶段,逐渐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

二、民族经济学当前困境

(一)学科困境。在民族经济学内部“自娱自乐”,无论是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还是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问题是其学科属性是法学还是经济学不清晰,研究方法有的研究以数理研究为主,属于经济学方法加“民族地区”数据,有的研究以演绎法为主,只是停留在我国民族经济理论关系及概况介绍上,由此出现了官方不认可,主流经济学界也不承认的学科困境。

(二)研究内容问题。1、在研究过程中,存在“民族经济学”、“民族地区经济学”、“少数民族经济学”多个学科名称;2、研究民族地区经济时,如果进行一般性的区域经济研究,就会丧失了其“民族性”特征;3、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民族地区”一部分,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还没有专门的统计,研究时无法完全拆开,可在实际中又会出现民族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经济“分离”,地区的发展往往不等于民族的发展,民族经济关系到我国政治的稳定,必须重视所存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三、民族经济学宏微观层次

(一)民族经济学的宏观层次。民族经济的宏观层次这里指的是世界民族经济,有人质疑为什么要研究世界民族经济,笔者认为世界民族经济的研究,绝不是以前那种对世界各地区民族经济的简单介绍,而是需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要素分析法,对一些有影响力的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如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等和一些世界主要民族如阿拉伯民族、犹太民族等,分别从资本、劳动力、技术、资源、制度等方面进行要素分析,从各民族的民族基因中抽象出先进的民族文化因素,从而找出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的主要原因,并在宏观上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这种方法也避免了和以民族学研究方法为主的经济人类学的冲突,体现了民族经济学的经济学本质。

(二)民族经济学的微观层次。民族经济学的微观层次这里指的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根据龙远蔚的观点,从县域层面开始,少数民族经济就与县域经济分离了,县域经济通常表现为多个民族共同活动的结果而并非单一少数民族,因此民族自治地方的县级政府制定政策时,就会出现“一刀切”,发展中忽视少数民族的利益。笔者认为,对少数民族经济应做以下分类:对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的经济称为民族地区经济;对没有少数民族参与的经济称为民族区域经济;对有少数民族参与的经济称为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经济相对国家层面的民族经济是一个不完整的经济系统,但从微观层次来讲,研究重点可以放在最能体现少数民族的民族性的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上,从传统的少数民族特色农业、畜牧业到现代的民族餐饮业、民族手工制造业、民族歌舞演出业等等都可以进行个案分析,由此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同质化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民族“同化”趋势。

四、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民族学方法。对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分析时,一定要体现其“民族性”,把注意力盯在少数民族文化上,因为少数民族文化最能反映各少数民族的特点,文化这种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在研究民族地区时经济学有许多解释不了的现象,恰恰可以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通过具体的乡村或社区调查,以剖析案例的方式反映一定社区的文化现象,以“以小见大”的方式深层次地揭示民族经济的运行规律或状态。新形势下的民族学个案研究重点:一是特色民族企业和产业的调研;二是单一民族的经济发展研究。

(二)经济学方法

1、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其中借鉴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特有经济现象进行个案分析,另外也要注重从非正式制度经济角度分析各民族所特有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

2、借鉴法经济学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出台了相应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运用法经济学正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去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是如何规定民族地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问题的。

3、借鉴发展经济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大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而发展经济学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少数民族无疑受到经济总量发展的“涓滴效应”影响,不同程度上都有发展,但与我国主流经济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脱节,在未来发展中需要借助发展经济学理论寻找民族地区优劣势,寻求突破。

4、借鉴区域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分析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地区作为我国的一部分,其发展必须运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合理的布局与规划,与全国发展协调配合。还要运用产业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

五、民族经济研究重点

在我国,少数民族经济一直处于非主流经济的地位,尤其对于部分保持着传统农业、畜牧经济结构或以手工业为主的少数民族更是如此。从中国少数民族的微观层次而言,如何为民族地区探寻最佳发展道路与开发方式是重中之重。笔者认为,一是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资源分配问题;二是土地富集民族地区的大农业发展问题;三是文化富集民族地区的特色手工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发展问题,都是值得研究发展之路。而对于世界民族经济的宏观层次而言,我国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由于条件限制,至今成果很少,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研条件的改善,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会取得相应进展。

主要参考文献:

第8篇

关键词:未确知测度 信息熵 熵权 指标评价

作者简介:艾广乾,男,1982年8月出生,山东省郓城县人,青岛大学经济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

秦贞兰,女,1983年1月出生,山东省郯城县人,海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60-03

一、 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逐步涌现出了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带,以广州、深圳和佛山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带,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塘经济发展带和成渝经济发展带等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在各区域经济日益壮大的同时,各经济带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指标有很多,比如地区内生产总值(GMP)、三大产业的增加值和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等。但是,如何使各个指标能够建立某种联系,如何衡量或者改进这些指标,从而使各个经济指标能够综合而且真实地反映该经济体的水平,该经济体的发展潜力到底会有多大等问题也日益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方面。

本文主要应用熵权理论和未确知测度空间的相关理论,建立未确知测度综合模型,对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为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未确知测度综合评价模型的建立,有利于进一步使经济的决策者发掘自己的潜能,同时发现自己的问题与不足,从而为下一步进行决策的调整和区域内的结构优化提供参考,实现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未确知测度综合模型的设定

(一)信息熵与熵权理论

信息熵是信息论中的重要概念,随着信息理论的不断发展,信息熵理论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日益完善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应用到统计学和经济学等相关领域。

信息熵理论是由C.E.Shannon提出的,他认为信息是对事物运动状态或存在方式的不确定程度的度量。信息的获得是与事物状态的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的,而信息熵就是对信息获取的不确定程度的总体测量。

根据信息熵理论,某项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就越小,该指标的相对权重也就越大。反之,如果该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就会越大,从而该指标的相对权重就会越小。将信息熵理论应用于经济发展测度中,有利于消除人为因素对经济指标测度的影响,也有利于缩小极端值对综合评价指标的影响,是对传统熵权理论的重大改进。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实证分析

(一)评价对象及评价指标的选取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标很多,而且指标的选取指向影响到对评价指标的测度。为了综合反映区域的增长潜力问题,本文结合山东省2007年十七地市的七个主要经济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以此来综合研究在过去一年里,山东省各个地市的各自发展潜力问题。

根据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选取的经济指标有:

(1)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三个产业的同比增长速度,它们的增长速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2)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这两项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一年人民的相对财富的增长情况,更能反映居民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成果的情况。这两项指标是评价经济发展能力的有力指标。

(3)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和年末银行类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长率。这两项指标中,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增长率越快,可以反映政府的作为程度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作用。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增长率是衡量企业或者居民投资或者储蓄情况的重要晴雨表。增长率越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的发展后劲,是衡量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指标。这七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原始数据见表1.

根据置信度识别原则,具体计算公式见(4),对评价对象进行识别。取=0.6,则可以对十七地市的基本情况进行分类,并做出评价。

结果显示,济南市、枣庄市和威海市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而滨州市、菏泽市和日照市的发展相对较快,其它城市的发展速度比较适中。

总体来看,山东省绝大多数地市的经济发展比较均衡,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评价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潜能问题,会涉及多目标的选择问题,而且各指标对经济系统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引入信息论的熵权理论,建立多目标未确知测度评价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各目标的权重问题。在阐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证实了多目标未确知测度评价在实践上的可行性。同时,也从一个角度证明未确知测度评价模型是评价区域经济增长程度的一种有效方式。

拿经济发展潜力不够大的枣庄市来说,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过低,明显低于其它城市。这是其发展速度较慢的重要原因。建议政府在提高居民基本生活和基本物质保障方面加大财政投入,使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得到进一步提高。而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的老工业区,存在着老城改造和城市产业结构亟需优化升级的重任,加上济南市财政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发展速度逐步放缓。所以两个城市只有努力弥补不足之处,才能进一步提升地方经济的发展潜力。

菏泽市发展较快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山东省加大了对菏泽市的扶持力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政府政府转变服务角色,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加大财政支出,扩大招商引资规模,使三大产业的结构逐步优化,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很大提升。日照市加大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力度,强化公共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给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政府的公共服务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开第.城市环境质量的未确知测度评价[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9,19(12);

[2]郭奇,李亚.未确知测度模型及其在环境评价中的应用[J].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2001,18(2);

[3]朱雪龙.应用信息论基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著,吕明,袁周译.熵:一种新的世界观[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8;

[5]王海红.浅谈信息熵[J].鸡西大学学报,2004,4(1);

第9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课程教学 经济理论 经济现象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134-02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教育及教学的任务,有着极为特殊的课程及学科发展的地位。从该门课程的理论性、政治性上来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组成了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学说体系。从该门课程所具有的价值判断功能及社会历史观的功能上来看,它又是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视角去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过程及其趋势的指引器;从该门课程在当今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性、应用性方面来讲,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矛盾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有用的理论知识工具。它所具有的理论性、思想性、功效性成为该门课程最具有价值的意义所在。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及知识结构创新的需要,对该门课程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变革的要求。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也越来越凸显出六个方面所应给予关注的问题:

一、传统及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内容,主要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中矛盾现象的分析和判断,例如,商品理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内容和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所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来的矛盾性、斗争性和针对性。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经济关系、所固有的本质及其变动发展的历史逻辑轨迹。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否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然缺少了其时代性、发展性和科学性。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内容丰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经济关系变革发展的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的研究。

这样,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就要求将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与非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关系、经济矛盾的研究并重;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中存在的特殊形式及其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关系不同方式的结合融合也应成为教学研究和讲授的重要内容。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经济范畴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逻辑性应与现实性普遍性的要求相结合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往往重视和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侧重于对经济理论、经济范畴的系统性逻辑性历史性地讲授和研究,因而一些经济范畴、经济理论往往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内在的联系性。

在今天,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及分配关系出现了新的存在方式。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范畴的含义及所阐明的内容和范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拓展。例如,资本这一范畴的概念及其理论,包括资本的来源,资本的职能,资本的流动,资本的投资,资本利润的来源及形成和构成,资本之间的联合兼并及重组等等;再例如,一些经济理论所揭示的经济过程的本质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又具有了一些相近的特点及变化的规律,如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一些相类似的矛盾和特点等等。

对许多经济范畴及经济理论必须作出符合当今客观社会发展现实的解释和说明。没有这种继承与发展并重的结合,没有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没有这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就无法去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说体系。

三、对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的研究应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并重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的是对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研究,更多的是对社会总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特点、矛盾运动等本质性总体性的问题。

而在今天,人们不仅关心这些本质上的规定及其结论,也同样以极大的热情去关注社会发展现实中所出现的经济理论及经济现实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要求更好地去认识和把握我们周围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是对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质的规定性的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客观经济发展现实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而这些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既涉及到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同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比较,也涉及到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广泛和深入地解释和分析,并同时也涉及到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问题的手段、方法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及其综合的评价。

所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与分析也应构成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体系中最富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注重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在课程教学内容上的交叉和互补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更多侧重于理论经济学的讲授和分析,这种带有浓厚的理论经济学色彩的教学,往往以讲授和分析一般经济理论、经济过程、经济现象、经济规律为主,更多地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的经济规律及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和经济现象,主要的目的是认识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中一般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及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规律产生的方式、作用及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社会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经济矛盾和经济问题往往除了具有制度性、一般性的特点外,往往还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同时这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往往又与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汇率问题,物价指数的变动,利率水平的变动,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失业与就业问题,居民收入的变动与消费水平的变化,货币资本市场的问题与发展等一系列诸多的具体经济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不但无法回避这一系列具体而又现实的经济问题和理论问题,而且还应有意识地主动地去联系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给予正确地分析和解释。因为许多一般的、基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矛盾的存在及演变都与这些具体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有着无法割裂的、极为密切的关联性。

因而,恰如其分地借用和引入部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并有机地融合进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之中,对具体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给予尽可能深入地、必要地解释和分析,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不断丰富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五、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科应注重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理论观点的融合和借鉴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往往侧重于政治经济学本学科领域理论和知识的讲授和研究,注重的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学科自身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虽然也十分注重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理论体系经济学理论的相互借鉴,但这几乎全都是经济学本身学科体系内部理论观点的比较借鉴和运用。

然而在今天,政治经济学所要分析和涉及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所固有的范围,往往需要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融合和借鉴、借用和引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和观点,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加以综合性的分析、说明和判断。这样,通过政治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融合相互交叉,全面性综合性的对于现实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作出尽可能广泛性综合性的讲解和分析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也十分必要。

我们以前往往批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割裂与阻断,其实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割裂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有一个凸显的特点,就是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性,它们都是从不同方面对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因而在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中,应特别注意经济学科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和观点之间交叉和融合,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补充进去更多地广泛性、深刻性和综合性的内容。使我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经济现象的解释和分析能够更加科学、准确和全面,有效地克服和消除原有课程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和片面性。

六、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必须把其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功能与经济学理论知识传授的学习功能有机地相结合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有着重要和独特的宣传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它通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授和学习,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对抗性的矛盾及其历史的局限性,并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全面认识,掌握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性、规律性和方向性。

但是,仅仅注意和单纯强调这种宣传和意识形态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一定的介质才能加以传播和接受。否则,只能简单地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很难取得真正有效地宣传和教育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产生的历史逻辑来讲,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之所以最终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学说的传播,并不是简单的同情工人阶级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并考察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及工人阶级运动的实践所得出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正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没有对哲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以,要崇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要认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信心,就必须用理论和知识去教育我们的学生,武装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的认同不是简单地被动地建立在一般的思想宣传教育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真正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牢固的基础之上。这种建立在掌握了科学的理论知识并懂得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才是最为可靠最为坚定的。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必须加强和丰富对政治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讲授,同时要对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经济理论、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经济过程及复杂的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地讲解;加强和提升该门课程内容的知识性和理论性,掌握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知识去解释和回答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这样,思想理论教育的结果与学习知识所获得的科学能力才能同时内化为学生良好的思想素质和知识素质,从而真正地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目的性和作用性。

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应关注的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并不是要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和主要内容,而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及社会发展的现实,增加和赋予了该门课程新的更加丰富的内容,并推动该门课程在教育教学思维方式上的转变及内容的创新。对这六个方面问题的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有效地解决,会在许多方面更加有效地解决我们原有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使政治经济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体现出更多的时代性、理论性和知识性,使我们的课程教学有更加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好地去回答社会发展中的经济热点和难点问题,提高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从而极大地提升它的思想性、理论性和实效性。

参考文献:

1.[美]巴里・克拉克.王询译.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高钻译.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第10篇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第11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5-03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2] 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第12篇

【关键词】:西部电视特区 文化产业 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 经济特区 行政特区

西部丰富而深厚的文化资源,是西部文化建设的基本条件,更是西部电视业发展的资源优势。但由于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较低、自然环境恶劣等问题,以及西部电视的发展在全国电视业迅猛发展和中国加入WTO的环境中遭遇冲击,使得西部电视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电视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制订战略的依据不仅包括本国(地区)据以发展的各项因素和国际背景及世界传媒业业已形成的格局与发展潮流,还必须有一套从内外部与之相适应并且是互相适应的战略与文化价值观。在理论分析和对策研究过程中,除了考虑国内传媒业的竞争外,还必须考虑国际环境下西部电视的生存空间。西部电视的“自然(特别是地缘条件)、经济、价值观等弱自增长条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正如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储蓄之于收入或高利率对投资产生抑制之于原有投资乘数效应的漏损效应” ①。通过对西部电视发展之路的探寻,我们认为,不论从西部电视自身的发展,还是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进行更加宏观的彻底的改革尝试,不但是一条具有突破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思路,而且是西部电视抓住机遇和应对挑战的必要举措。

一、概念阐释

面对国家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时代,西部文化建设也要走创新之路。西部文化不能在抱残守缺中陶醉,不能守着陈年老店苟延,而要在创新中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电视业无疑是文化产业的主体,因此西部电视业需要解除观念上的束缚,需要创新性的思路,需要借鉴经济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像当年建立经济特区一样,建立“西部电视特区”。

“西部电视特区”,旨在为探索中国广播电视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新道路,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搭建一实验平台。其实质就在于:在承认经济发展水平的根本制约作用前提下,摒弃庸俗、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通过理念、体制方面的变革和资源的整合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在体制上政策上市场培育上得到的更多优惠政策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使西部能够逐步发展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基地。

传媒区域扩张需要制度保障。西方媒介通过不停地跨区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扩张,才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与政府随着社会、产业的发展不断修正、补充法律、扶持传媒扩张有直接关系。法国、意大利、德国等欧洲国家分别颁布法律,取消了对广电领域的国营垄断,从而催生了媒介私有化、集中化的浪潮。而1996年美国新的电信法的出台,为传媒企业尤其是广电集团的兼并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引发了传媒领域前所未有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以至产生了像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介巨人。西部电视特区即希望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克服现行我国媒介制度结构的矛盾,将西部电视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给与相应的地位,依靠西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中国电视业的全面发展。

二、渊源阐释

在全国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西部电视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由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我们提出建立“西部电视特区”。西部电视特区的理论设想渊于西方经济学家的“非均衡理论”。 特区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就在一个“特”字上,特殊的政策,特殊的规则,特殊的办事效率,使特区由此实现跨越式的腾飞。“西部电视特区”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特区”,在现实操作中,之前先行一步的“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的成功经验为“电视特区”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1、理论渊源——西方的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针对均衡发展战略提出的,其代表人物是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与古典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均衡”观点相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均主张不平衡增长②。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资源,平衡增长是不现实的,投资只能有选择地在若干部门进行,其它部门通过利用这些部门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赫希曼认为,发展的历程好比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它部门,从一个产业通向另一个产业。经济发展通常类似踩跷板的推进形式,从原有的非均衡走向新的非均衡。因此,发展政策不是取消而是维持紧张、不成比例和非均衡。不发达地区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重点战略部门、区域投资,当这些部门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可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1957年,迈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模型也对“稳定”、“均衡”的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认为,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循环累积的过程。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三种效应在同时起作用,即极化效应、扩展效应和回程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与分散。极化效应作用的结果会使生产进一步向条件好的生产要素高密度地区集中,扩展效应则会使生产要素向周围的低梯度地区扩散,回流效应的作用却是会削弱低梯度地区,促成高梯度地区进一步发展。但是,回流效应和扩展效应在落后地区的作用是不均等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区域发展存在两个相关关系:同富国相比,穷国国内的地区不平衡要大得多,富国的地区不平衡在缩小,而穷国的不平衡在扩大。这两个相关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国家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扩展效应就越强,反之亦然。迈达尔还指出,一个已经陷入恶性循环的地区单靠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经济起飞的。区际贸易、资本流动、移民等经济运动虽可促进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反过来对不发达地区产生强烈的“回流”效应。价值规律的作用,比较效益的驱动,使各种生产要素以不同的形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从而扩大区际发展的不均衡,亦即:区域经济增长中总体效率和空间平等不可能兼容。要改变这种情况,缩小地区差别,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加强国家的干预,通过种种政策手段使区域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目的地发展。

国内区域经济学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将赫希曼、辛格、罗斯托等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开发模式,如“梯度推移论”、“差异协调发展论”、“点一轴开发论”、“优区位开发论“等等。这些理论对我国特定时段的区域开发战略起了重大指导作用。非均衡开发模式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富帮后富思想,先沿海后内地战略及“三步走”目标是这一理论的主要内涵。非均衡发展战略是邓小平在总结建国后经济发展布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

“西部电视特区”的思路更是直接来源于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其“经济特区”、 “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思想。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具体应用于操作层面是指区域内某一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资本优势、人才优势等而以快于其他地区的速度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的增长极,并通过点——轴渐进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发展西部电视业的主要思路是先对西部部分地区在投资、开放和优惠政策上实行倾斜,以此促进其先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地区的电视业发展,将西部电视业发展为西部具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以此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西部电视尚处于欠发达阶段,发展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短缺,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资源的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区位优势。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西部地区或在西部选择部分基础较好的地区进行改革试验,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电视产业政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灵活的电视管理体制,以此推动地区电视业的迅速发展。

2、西部电视特区的现实渊源―――经济特区的启示和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经济特区的启示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于中国这样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来说并不稀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先后经历了两次战略大转变:一次发生在改革航船刚刚启航的1980年,另一次发生在世纪之交。建国之初,国家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主线是基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在投资的地区分配和项目选点上,过分强调缩小地区差距,实行“向西大转移”的方针:“三五”时期,全国基建投资达976亿元,其中东部沿海占26.9%,中部占29.8%,西部占34.9%。而“四五”时期内地投资比重更占到57.5%。其结果是,虽然为中国内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撒胡椒面”式的投资使区域经济发展难以获得有效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优先地位,“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的发展”的大思路,不仅使我国的投资布局开始向沿海地区倾斜,而且为特区的诞生助产。实践证明,“特区”对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使部分地区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又吸纳了大批中西部劳动力,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

(2)、行政特区的示范作用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构想下,我国已在1997年、1999年分别对香港、澳门顺利地进行了交接仪式,相信不久的将来,台湾也会回到祖国的怀抱。“一国两制”及“特别行政区”构想已在香港成功实践,并正在澳门实施。特别行政区保证了港澳地区的持续繁荣,并对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都是用非常规的发展思路解决问题的典范,是中国传统智慧与现代管理艺术的结晶。它们(特别是“经济特区”)是邓小平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指导结果,邓小平独创性地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到经济领域,解决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问题,促进了思想观念的解放,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理论。

3、西部电视特区的应用

现在,我们再次把非均衡发展战略运用在我们的文化产业、电视产业发展上面:设立“文化特区”、“电视特区”,政府给出政策,先行发展某一地区文化电视事业,利用地区的资源、财力、管理、技术、人才、对外开放等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发展速度先快一些,然后通过发展,对其他地区起一个示范和鼓舞作用,为中国的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探索一条道路,最终带动整个文化电视产业的发展进步。

在中国这样有长期计划经济、而且有高度集中习惯意识背景的国家中,政策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差异与平衡的作用力是特别强的。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崛起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中的重镇,浦东从一片穷荒之地崛起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耀眼的明珠,都是政策下的受益者。“东南沿海经济 起飞有五大因素:时代因素和地缘因素,港澳台因素和华人因素,历史文化因素,政策因素,特区因素。这五大因素中,如果只有前三个因素而没有后两个因素,东南沿海经济是 不可能有现在这种局面的。” ③实际上,特区因素归根结底也属于政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沿海一带,广东、深圳,一批新闻传媒乘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有利条件,凭借经济迅速强大的区位优势,率先突破地区经营的限制。在信息就是财富的信息时代,伴随着传媒的经济属性、产业属性在中国日益被人们认识和重视,传媒开始直接介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并扮演起日益突出的经济与政治、文化交织的重要角色,沿海媒体充分利用这一先机和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政策给其媒体、带来的巨大政策优势,抢先发展——优先吸取全国各地的信息资源,也包括传媒经济资源,加快地方传媒经济资源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也包括地方传媒人才往沿海传媒的流动,使沿海传媒成熟并优先成长起来。

因此,作为政府主管部门来说,对于“特区”的探索要给予充分的政策宽容,在行业准入、信息发布、资本融通、运行体制、人才高地等方面,尝试与传统媒体比较相对宽松和鼓励创新的“特区”政策举措,并允许在探索中暂时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实践已经证明,政府主管部门的放手和承受能力,将是“特区”建设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

更具操作意义的是,西部地广人稀,地处边远,在全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均落后于东部,改革纵有不太顺利之处,对全局影响不大,而若有成功经验的话,更易于推广,所以西部电视媒介的改革,西部电视特区的设立是可行的。综观我国经济、政治特区的设立,地域上均处于东部,那么,从考虑地域发展平衡性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文化(电视)特区”的设立应该在西部,以文化(电视)事业的超常规发展带动整个西部发展,缩小东西差距,以求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我们有理由坚信:建立 “西部电视特区”,发展西部电视产业,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推进国家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将是西部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注释:

①黄汝德著《试论漏损现象及其克服途径》,载《区域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第78页

②刘吉端《国外二十种经济发展学说介绍》,《经济研究参考资料》总第1304期,第17一180页

③黄寅逵《长江流域沪蓉经济合作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

参考文献

1、[美]艾德加,M.胡佛,王翼飞译:《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