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技术论文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分析了夏邑县的气候特点，并总结了夏邑县草菇栽培技术，包括地块选择、大棚建造、覆盖遮荫、土壤消毒、整地做畦、备培养料、菌种选择、铺床播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内容，以期为当地的草菇栽培提供参考。

草菇是一种腐生性真菌，主要食用其子实体，肉肥嫩，味鲜美，营养丰富。在商丘市比较集中，尤其在夏邑县车站镇，以车站镇为中心向周围乡镇辐射，种植面积达120hm2，产量达12~15kg/m2。

1气候特点

夏邑县属暖带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4.2℃，高于0℃气温的时间为305d，积温为5010℃；1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为0.7℃，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7.8℃。全年无霜期平均为216d，最长为251d，最短为184d，在80%保证率的情况下，初霜日10月20日，终霜月4~5月，冻土层为25cm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662.2mm，最多年份为1040mm，最少年份为325mm；年日照时数2220h，年日照率为50%。全年平均辐射总量473.63KJ/cm2，光合有效辐射总量为230.12KJ/cm2。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风速较大），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和日照多，冬季干燥低温多风；日照时间长，辐射能量充足，水热同步，蒸发量大，适宜草菇的生长。

2栽培技术

2.1地块选择

选择地势较高、排灌方便的地块。

2.2大棚的建造

塑料大棚的四周及棚顶均用塑料膜制成，棚内面积100~500m2，并用草帘覆盖。

2.3覆盖遮荫

草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线，尤其直射阳光，对草菇有害。所以对选中要种草菇的大棚，应进行覆盖遮挡阳光。方法是在大棚架上的塑料薄膜上再覆盖1层草帘，有条件时，在草帘上再盖上1层黑纱，并用压膜绳绷紧。草帘与黑纱要开盖方便。

2.4大棚土壤消毒

为了消灭大棚内害虫及杂菌，要将棚内土地精细翻耕，在播种前15d，施0.5kg/m2生石灰消毒杀菌。

2.5整地做畦

以畦面宽1m，人行道0.5m，畦长随意的要求，对整个大棚土地进行规划。以畦埂高10cm，宽20cm，整成一个个大小相等的畦，畦面要成微马鞍形。畦整好后，灌足水，水渗下后，均匀地撒施石灰50g/m2于畦面上，以消毒防虫。

2.6备培养料

选无发霉变质的麦秸，曝晒2～3d后压扁，切成4cm，用麦秸20kg/m2、牛粪5kg/m2、棉饼2kg/m2配料，拌匀后测含水量使其为70%左右，然后在水泥地上或铺有塑料薄膜的地上堆积；边堆边拍实，堆宽1.5m、高1.0～1.5m，长随料的多少而定。整个堆成上窄下宽的梯形，每隔1m左右，用粗10cm的木棒从上打1个到底的洞，再于堆中心插上2～3支温度表，而后盖严塑料薄膜。当料堆中心温度上升到60℃时，保持8h后进行翻堆，使培养料上下内外交换。然后再照样成堆覆盖塑料薄膜发酵。当料中心温度又上升到65℃时，保持8h后散堆降温。整个发酵时间约5d左右。发酵好的培养料，颜色金黄色，柔软，表面脱蜡，手握有弹性，无异味，手紧握有水珠滴下，pH值8～9。当料温降到38℃时，立即铺床播种。

2.7菌种选择

菌种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栽培的成败及产量的高低。自制或外购的草菇栽培种，一定要选择优良而无杂菌的壮龄菌种（菌丝长满料后5～7d的菌种）。这种菌种生活力强，生长快，接种后菌丝能很快控制料面，可抑制其他杂菌的发生。用种量为第100kg干料20瓶（750mL的瓶）或更多些。

2.8铺床播种

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运进大棚，在整好的畦上，先铺1薄层培养料（中间厚些，四周薄些），压紧后边处约10cm厚，再沿四周撒1圈菌种。照第2层的铺料播种法，再铺第3层培养料，因为这是最上1层，压紧后要满面撒1层菌种，菌种上面再盖1cm左右厚的土（肥沃、湿润、细碎，拌有3%石灰和0.2%多菌灵，并喷上500倍的敌敌畏），最上面还要盖上塑料薄膜。这样铺料播种，出菇面积大，产量高。2.9精细管理

2.9.1温度。播种后，棚内温度32℃，料温在34～38℃之间为宜，高于38℃时，喷水或通风降温。当料温降至35℃左右时，菌丝开始扭结，原基随即形成。低于24℃，高于38℃，都不利于子实体生长。

2.9.2湿度。草菇生长期间对湿度要求较高，播种时培养料的含水量要适当大些，以手握料指缝中能有少许水珠滴下为宜。播种后要及时盖上塑料薄膜保温。菌丝生长期间要求棚内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应将盖的塑料薄膜支起一些，以防水珠落在原基上影响其生长。子实体生长过程中，要经

常保持地面湿润，每天需洒水2～3次。如果需要往畦床上加水时，一定要用喷雾器喷细雾，切忌大水浇灌。

2.9.3通风。播种2d后，每天要掀动塑料薄膜1～2次，每次约15min，以便通风换气。出现原基后要延长通风时间，出菇阶段更应该注意通风。

2.9.4光照。草菇的孢子萌发及菌丝生长，一般都不需要光线，但子实体的形成，却需要一定的光照。适当的散射光照能促进子实体的形成，并使其健壮生长。

2.9.5防杂菌。危害草菇的杂菌主要是霉菌和鬼伞菌。霉菌多发生长菌丝体生长阶段，一发现就应及时喷2%～3%的石灰清水或0.1%～0.2%的克霉灵液。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2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天津近代技术进步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天津近代技术进步呈现出阶段性、多元性等特点，并且与工业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特征；历史证明，技术进步促进了天津近代经济增长和工业结构调整。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准备，因而在生产技术上明显地落后于当时的外资企业，但作为西方工业产品的替代品进入市场后，不可避免的会与泊来品在价位、质量、性能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企业进行技术进步迫在眉睫。技术进步也就成为近代工业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源泉所在。技术进步是某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又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继续前进的动力。在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壮大除了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外，更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天津近代工业技术进步的特点

（一）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

在近代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起了重要作用。天津三条石是天津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其铸铁和机器手工业作坊逐步完成了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过渡，其中真正影响三条石技术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秦记铁铺的出现，二是天津机器局的设立。秦记铁铺的秦玉清本是打行炉出身，能用干模、硬模铸件技术制作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秦记的铁锅，远近闻名。后来，秦记铁铺衰落，但秦记铁铺培养的徒工大都在三条石自立门户，成了铸铁业的技术骨干。秦玉清的另外两个徒弟，后来在法租界马家口与人合伙开设了著名的义顺铸铁厂。

（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依赖

在技术引进过程中，近代工业企业显现出了过度的技术依赖。20世纪之前，天津近代工业的技术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例如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坞，就让英国人掌握船体、轮机和财政大权。建成后，船坞的财政管理和生产大权都被英国人所控制。船坞生产的主要原料都是从外国买来的，而机床又是清政府用高价从英国进口的废旧设备。总之，从用人、购料、设备上看，大沽船坞完全依赖外国。天津机器局虽然没有被外国人控制，但机器设备甚至煤炭都要依赖进口。20世纪以后，虽然天津工业企业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仿制，但依然没有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三）技术进步的多元性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表现为生产关系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和工业结构多元化。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天津出现，它们常互相转化、混合。如大沽船坞由官办资本转为官督商办资本，开平矿务局被英商骗走矿权后由官督商办资本转为外国资本。还有天津北洋时期的大量企业都有军阀官僚资本加入，成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纽带的混合体。还有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如开滦煤矿、耀华玻璃等。在资本形态频繁变化的同时，为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断进行着技术引进。第二，近代天津在技术引进的资金来源方面也表现出多元化。早期的技术引进多采用“息借商款”、“复拨官款”的官商合资或向外国银行贷款的方式，企业为此往往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的同步性

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但对一个地区特别是对于一个企业的局部而言，实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别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走过的科技进步路程。对于天津近代工业来说，由于其自身所存在的资金、人才技术储备等方面的先天性缺陷，选择自主开发的原始性技术创新存在的难度颇大，而选择技术引进的技术创新模式，用先进企业的技术装备生产性能和质量更为优越的产品，无疑是一条切实有效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对于天津企业来说，通过技术的引进，不仅可以节约资金，降低风险，而且还可以由技术破译而积累技术学习的能力。

第一阶段，发端期（1860-1895年）。1860年以后，便有外资企业在天津设厂，使用现代机械设备修理船舶和农产品加工，官办与民办工业开始出现，主要以洋务运动期间的官办类企业为主，设立时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但数量与规模都不大，如188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仅5.6万关平两，1893年下降到2万关平两。进口机器的范围也很小，主要是原动机、锅炉和机械加工设备等。因为在20世纪以前，天津工业刚刚起步，对机器的需求较少，自然进口值不是太大，种类也不多，此时天津现代工业产业以出口加工业为主。

第二阶段，发展期（1895-1922年）。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天津内河轮船航运和铁路运输相继开通，成为现代工业成长的大动脉，有力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外商企业和外国洋行到天津投资，为技术引进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天津机器总的进口情况从海关册的统计中可见一斑。天津进口的机械设备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比前期更加广泛。因为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天津工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天津近代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民族工厂累计约有2304家，资本总额累计约8796.5万元，涉及66个工业门类，以纺织业、面粉业等为主的天津轻工业产业体系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波动期（1922-1940年）。据统计，193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由1922年的418万元下降到136.5万元，之后开始逐年增加，到1939年达390.6万元，基本接近1922年的水平，之后又开始下降。进口机械设备的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船舶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与前期基本相同。从进口比重看，1934年机器设备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21.8%，1935年为22.3%。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天津工业出现了波动发展，1928年后天津工业规模和数量开始下降，直到1936年才开始恢复，1941年达到最高，对应的机器进口自然也出现了波动发展。但在1936-1941年间，技术引进与工业发展的趋势并不一致。

第四阶段，衰退期（1940-194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进口的机器设备逐年减少，到1946年，机器进口值仅占进口总值的5.27%，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天津进口的消费品大量增加，1946年和1949年的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都在60%以上。因为这个时期，天津工业迅速衰退，很多工厂停业或倒闭，自然不会产生引进机器的动力。

结论

天津近代技术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近代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企业规模决定了当时技术水平的高低。近代天津工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很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资本注册的1153家企业中，仅有107家的资本在万元以上，占工厂总数的9.3%，而且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资本在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工厂总数的91.2%，而且这些工厂机械化程度低，很多还处在手工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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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澎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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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4

一、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编辑。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三、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摘要:在阅读科技史文献和日语技术论文献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在同日本学者进行中日技术比较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从技术过程论转入技术创新的研究,把技术创新看做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上述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技术论和技术创新哲学的理论基础。从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出发,对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和技术创新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并得出了三个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参考文献:

［1］远德玉,吴明泰.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02－10(3).

［2］远德玉.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方法,1983(试刊):69－75.

［3］远德玉.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6］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7］远德玉,丁云龙,马强.产业技术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8］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

［9］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M］.吴永顺,陶建明,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2.

［10］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11］远德玉.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J］.求是,2002(6):50－52.

［12］远德玉.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9):31－34.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5

关键词: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远德玉教授是我国较早开展技术论研究的学者,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生涯中,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中,同陈昌曙教授一起全面阐述了技术的动态过程论思想。在同日本学者进行比较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并结合国内技术创新实践,拓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开辟了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今天,比较全面地回顾和评述远德玉教授技术过程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贡献和理论特色,对于我们将来能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从事技术论或技术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编辑。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

三、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参考文献:

［1］远德玉,吴明泰.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02－10(3).

［2］远德玉.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方法,1983(试刊):69－75.

［3］远德玉.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6］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7］远德玉,丁云龙,马强.产业技术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8］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

［9］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M］.吴永顺,陶建明,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2.

［10］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11］远德玉.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J］.求是,2002(6):50－52.

［12］远德玉.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9):31－34.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技术哲学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marx is not a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from two perspective: first, marx maintains that it was the growing market demands, not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 that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western europe. he also argues that technology itself was determined by societal demands. seco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as used by marx in his studies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ir changes.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however, is the opposite of dialectical reasoning.

key words: marx,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三种观点：1）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2）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3）马克思既是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在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呢？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对技术决定论的界定；2）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

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并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方法论两个方面提出论证。

1 技术决定论的涵义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有着多种定义。

按人类学家l. a. white的界定，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在这里，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社会系统乃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社会系统随着技术系统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n. rosenberg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技术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自变量，社会变迁是因变量。([7])

技术哲学家krogh将技术决定论定义为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认为：1）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关系；2）技术本身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8])

技术建构论者w. e. bijker认为，技术决定论包括两层思想：1）技术发展是自主的；2）社会的发展是由技术决定的。([9])

我国对“技术决定论”的权威界说，见之于《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 ( [10])这一定义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推向极端，明显地把技术决定论变成了贬义词。我认为是不妥的。其实，就连负责《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该条目的分科主编陈昌曙先生后来也认为这样的界定值得商榷([4])。

综合上述定义，本文提出：所谓技术决定论，即认为：1）技术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2）影响社会变迁的其他因素，是技术因素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技术是第一位的原因，其他因素是第二位的原因。本文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

2 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我们只要看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便可得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呢？ 如果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

研读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是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做出的反应，技术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1])

我在这里之所以做“文抄公”，是因为我认为这段文字是对“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反驳。现分析如下：

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做了原因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两次转型：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型，以及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两次转型促成的？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两次转型从根本上讲均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非技术使然。

2）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迁并分析了技术变迁的原因。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蒸汽和机器之引入到工业生产中；在大工业阶段，航海业和陆地交通的巨大发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技术变迁？是因为市场需求和营利机会的扩大。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我承认是市场需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技术变迁，然而，市场需求的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明显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技术（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技术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上文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两次提到航海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市场和商业机会的增长所致：第一次是在第一段“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第二次是在第四段“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言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不是技术变迁；技术及技术变迁，也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不是什么自变量。也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市场需求是第一位的原因，而技术变迁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不看重技术因素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调节人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人作用于物质世界，不仅改变了自然（自然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器官），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走向自我实现。

3 对“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误读

最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比如，r. heilbroner引用这句格言，把技术决定论确立为“马克思的范式”(转引自[1])。确实，这句格言看上去是给人一种印象，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我认为，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必须进行语境分析。

这句格言，出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的，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接着，马克思写出了那段引文。

我同意krogh对这段引文所做的语境分析，他认为把这段话诠释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是错误的。([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宗旨，是批驳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倾向，即试图从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事件。正是与这种倾向一致，所以马克思才在同一部著作中写道：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1])

所以，krogh认为，这段引语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马克思主张，技术系统只有把它放到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之框架中去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社会作用。如果把技术从具体的时代背景（context）中抽象出来，这样的出发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段引语实际上正好表达的是与技术决定论相反的观点。krogh最后评论说，仅仅凭这段话就把马克思说成是技术决定论者，这样的文本阐释是极其肤浅的。([8])

另一个被人们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 把这句话解释为技术决定论，就好比说体温是由温度计决定，大气压是由气压计决定的一样。把表征时代的指标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无疑是错误的。

4 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跟他对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应用到对技术（和科学）的研究，这是他为什么在对技术（和科学）的认识上比其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更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7])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分析社会阶级而不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作为社会集体过程来分析。不管科学家和发明家其个人天才在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活动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都不能视作个体行为。因此，马克思在探讨技术变迁时，他的分析焦点不是放在个体科学家和发明家身上，不管他们有多么的伟大，而是聚焦于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受制于其所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二，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它既表现出连续性，也会出现间断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又经历着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三个阶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历史的、动态的眼光。

第三，辩证的方法 马克思对历史变迁的分析，始终贯穿着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无论是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新的生产力出现，绝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使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结果。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互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辩证的方法也是理解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何以具有特殊洞察力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因果分析，不是做单向的因果分析，而是强调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和反馈。这一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对技术创新的模型从早期的线性模型发展到互动反馈模型，肯定是有启发的，因为后一模型的提出者rosenberg是很欣赏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观点 。

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与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把马克思划归为技术决定论者，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在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没有采取辩证的分析。然而，事实明摆着，辩证分析在马克思的整个研究中是贯穿到底的。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我认为，在探讨马克思的技术观和技术哲学时，应该明确这一点。

最后，我想指出邓小平对技术决定论的一个论述。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13]我认为，这跟马克思的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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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顺基.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26-436.

[6] 陈文化，李立生.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34-37.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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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范文7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 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 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 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 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 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 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 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 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 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 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 。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 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 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 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 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 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 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 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 ，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 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 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 。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 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 技术 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 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 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 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 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 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诸如知识形态的技术与物化形态的技术 ，有形的技术与无形的技术，潜在的技术与现实的技术，一品技术与多品技术，等等。技术形态 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由主观技术构想、创 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 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现实的生产技术。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 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 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 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

［7］。

二、 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

从技术动态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术活动并不仅限于技术发明，它至少包括两部分的 内容，其一是技术发明活动，即技术知识的创造、积累，科学知识的拓展;其二是技术创新活动 ，即把技术发明活动的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技术的目的性。这两部分内容对于技术活 动来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实际上，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技术发明的出现，这样 的技术发明仍可申请专利，而且其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时滞也许更短，因为这种发明是更加 接近和适合市场需要的。因此，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技术。正 如 英国牛津版《技术史》一书的主编T·I·威廉斯在该书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们不能把 技术的发展与管理部门和工会的作用分割开来。在当代，曼哈顿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实现，代表 了技术发展的顶峰。但是，公正地说，这些成就既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精湛的技术能力工作 的结果，同样也是这些极为复杂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胜利［8］。

熊彼特最早对“发明”与“创新”进行了区别。他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把新发明引入生产 系统，创新则是发明的第一次商业化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那么它在经济 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实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创新，是同它的发明完全不同的一个任务， 而且这个任务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发明创造同技术创新相区别，被认为是熊彼特的 重大贡献之一。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创新与发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为从20世纪40 年代至60年代的技术发展，包含创新与发明两方面的内容。作为这个时期标志的创新是众多 发明的产物，一系列革命性的发明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动力，掀起了滔滔不绝的技术创新的洪流 ［9］。我国理论界也探讨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区别。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 合著的《技术选择论》一书，较早地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 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他们认为， 技术发明是技术创新的一个环节，而不是技术创新的全部和实质。技术创新是研究、开发、 工程设计、市场分析和管理决策等相互交错的全过程，是把发明应用于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 的全过程，是过程创新［10］。陈文化教授则把技术发明比喻为“鸡下蛋”，把技术创 新比喻为“孵小鸡”，认为技术创新是“孵化企业”的过程，只有不断地孵化出企业，才能实 现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相反，如果把创新等同于创造，就是阉割了创新的本质和灵魂，其结果 又会退回到科技与经济相分离的老路上去［11］。对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进行的这种 区分，其意义在于指出了技术(经济)活动包括的丰富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发明，事实上停留 于技术发明的技术活动是不能为一国或一地区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活动还有其更为 重要的一面，即技术创新。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 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的技术形态转化过程。

就目前所见到的技术史方面的著作来看，重点是研究技术发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时候用什么 方法发明了什么新技术，而且对做出过发明的人物生平进行较为详细的叙述。这种研究是很 必要的，因为只有从这些发明家身上总结并吸收更多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有利于我们在今天 和 未来的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发明来。然而，仅有这种研究又是不够的。从过程论的角度看，只有 深入到技术创新的内部，揭示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因为在当代社 会，发明家的创造性成果只有经过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形成技术商品而直接被最终消 费者所使用和体验，技术发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术发明物的价值才能得以展现，才能实现技术 的现实过程。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创新成为唯一能够揭示技术存在的方式，人们正是通过对技 术创新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的具体把握，才能领会技术的真实含义。不弄清技术创新问题，就 谈不上真正理解技术的本质问题;脱离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进行的有关技术本质和意义的 探讨，也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活力的［12］。

三、 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

从过程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的内容可以理解为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 。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 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 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 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三种 创新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技术的过程创新在创新的开始 阶段比较强，随着创新过程的发展，技术的创新内容呈现弱化趋势，而经济的和管理的过程创 新则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 接生产力［13］。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 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 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都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 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 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 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中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这种新范式以技术创新的经济学 研究、管理学研究、技术学研究、政策学研究等为基础，认为技术创新既不是纯经济学范畴 ，也不是纯技术学范畴，更不是纯管理学范畴，它是经济与技术相互结合的，既具有经济特征又 具有技术特征的技术—经济范畴。在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过程中，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 从企业来看，技术创新是把发明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使之向产品化、商品化不 断逼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函数的多次转移，技术在形态上的多次改变，最终成功地 把创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才是完成了技术创新的一个周期。技术创新一 开始就是技术实践、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技术 实践、生产经营实践与管理实践的三重属性。尽管在整个技术创新实践活动中的不同阶段， 上述三者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现实的技术创新活动;而只有三 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使技术成果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企业带 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创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线性思维的误区，需要充分把握技术创新 过程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充分调动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各种途径对已有的技术创 新活动进行必要的认识和总结，从中发现不同创新活动在其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表现以及遇到 的具体问题，从而根据这些创新活动暴露出来的共性问题，预见现实技术创新过程可能遇到的 不利情况，以便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加以特别注意，减少技术创新活动的盲目性。把技术创新看 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 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 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刘则渊教授在《试论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一文中指出，以陈昌曙教授为代表的技术哲学专家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技术哲学的东北学派，他们基于技术本质、特 征、体系、结构以及相关范畴的哲学分析，并把这种哲学的分析应用于技术选择的现实活动 。其中，技术创新哲学理论是技术哲学东北学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论技术》中关于“技 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 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率先提出“技术形态的过程创新”思路，在技术创新实践中实现技 术、经济、管理三方面的过程创新［14］。这种评价从过程论的视角来看，是比较中 肯的。

四、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技术创新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质上反映着技术创新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在这里，技术创新哲 学并不是从最普遍的哲学或“元哲学”中发展派生出来的，而是从技术创新研究和实践提出 的问题中引导出来的;同样，也不是技术创新研究需要有哲学转向，而是哲学研究需要有技术 创新的转向。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进行哲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探讨影响和制约 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研究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与动力机制，以便为技术创新实践及其理 论研究提供方法论指导。

就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来看，陈其荣教授在对不同的技术创新观点进行归纳、 比较后，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 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 ，并说明了技术创新的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15］。肖信华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 手，对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 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与内容［16］。夏保华教授则呼吁自然辩证法学者 应特别着力于进行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并为发展一门技术创新哲学而努力。他还开列了关 于技术创新的本质、客体、活动、主体、动机、知识、条件、方法等八组哲理性问题［17］，并探讨了作为哲学范畴的技术创新，认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

人与人、自然 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18］ 。宋海龙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药、火器理论及技术的发展为例，讨论了哲学思想对技术 创新的影响，认为哲学思想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主体的创新意识、创新题目的选择、创新方法 的设计以及创新成果的理论解释等渠道，渗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实验为 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于技术创新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 哲学思想对于技术创新具有消极影响［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 东北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自1993年获得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授予 权以来， 远德玉教授和关士续教授就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 先后指导完成有关“技术创新主体”、“技术创新的制度安排”、“产业技术生态化”、 “技术创新的历史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整 合”、“基于信息过程的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创新的契合模式”、“企业技术创新的多 层次分析”、“产业技术范式的演化分析”、“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的历史与实践分析”、 “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IT企业的知识管理与技术创新”、“创新系统中的知识流动分 析”等14篇博士论文， 另外陈昌曙教授、陈凡教授和娄成武教授分别指导其博士生完成了技 术创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学位论文， 内容涉及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结构、技术创新组织及 其演化、企业孵化器创新功能及其实现机制、企业形象及其创新、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创新 系统中的多主体合作及其模式、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模式。 这些博士学 位论文的选题与完成， 均以过程论作为方法论指导， 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 究， 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如今，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仍然继续招收“技 术发明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创新哲学”方向的博士生， 并就高新区自主创新、技术创新的 价值取向、技术创新柔性激励机制、技术创新过程的协同创造、技术创新文化等内容展开哲 学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也是以过程论为方法论的， 正如李宏伟博士在自己的学位论文的 致谢辞中所说的， 过程论思想已经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方法， 成 为贯穿论文始终的思想基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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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范文8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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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范文9

关键词:杜威;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的选择

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然没有像科学哲学那样早已形成公认的研究纲领,但是建立其自身的研究纲领问题业已引起学者们不同程度的关注,如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一文中以技术与科学的划界为出发点,提出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和内容。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在该刊2001年第7期上发表的《也谈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cd2]兼与张华夏、张志林教授商谈》论文中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肯定了制定研究纲领的必要性,并且赞同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纲领的出发点,但是在研究纲领的多重划界的标准、科学和技术的划界、技术哲学的产生以及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方面存有分歧。本文从二者的共识出发,选取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研究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纲领的出发点,并借用著名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lakatos,1922—1974)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原理(只关注其合理成分)作为分析该纲领的有效的方法论工具。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一方面,尽管学界的著名专家认为仅以科学和技术的划界作为出发点和根据可能是不够的［1］。但是作为研究的一个视角,我们并没有理由完全排斥它,相反,在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共同的范式之前,可采取一种拿来主义态度,暂且以其为出发点,以更好地在同一前提下“商谈”同一主题,从而减少分歧,增加可比性,最终澄清真正的实质性问题。另一方面,杜威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杜威认为,科学是一种技术,一种“高度熟练的技术”［2］。显而易见,因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在一定时期和场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它同样适用于杜威所言的科学,同时在杜威看来,科学也是一种技术,因此可以将该科学研究纲领应用于对技术的分析之中。这样,本文探讨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的出发点即是科学和技术的划界。具体而言,是杜威的有关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观点。

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简称msrp),是由匈牙利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科学发展模式。这种关于科学理论的结构模型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纲领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由某种坚定的信念所支撑的整个理解系列所组成,它是开放的、可变动的,因而具有很大的弹性与韧性,不是轻易可证伪的。二是纲领具有精致的结构,分为“硬核”与“保护带”两层。硬核是不可触动的深层的核心假说或本质特征,它由一组陈述所组成,对所研究对象的根本性质作出断言,并决定着研究纲领发展的方向。硬核的周围是保护带,它是由各种辅假设组成,为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反常出现时,科学家就把否定的矛头指向这些辅假设。通过修改、更换辅假设来保护研究纲领的硬核,使研究纲领免遭反驳或证伪。同时,研究纲领还有两种方法论上的规定。反面启发法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反面的禁止性规定,它本质上是一种禁令,禁止科学家把反驳的矛头指向硬核,而要求科学家竭尽全力把它们从硬核转向保护带并以修改、调整保护带的办法,保护硬核,使它免遭经验的反驳。正面启发法是一种积极的鼓励性规则,它鼓励科学家通过增加、精简、修改或完善辅假设,以发展整个研究纲领。硬核和保护带之所以能构成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关键在于纲领有着这两类启发法。如果说研究纲领的硬核是基础理论,那么保护带的辅假设则是它的具体理论。

拉卡托斯对科学发展模式内在结构的探讨,对我们分析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是有启示作用的。首先,该理论模式告诉我们,一种理论应该有一个“核心”,且该核心应是这种理论的内在规定因素,也是这种理论同其他理论相区别的根本因素,因此,核心应该受到保护。保护的原则是调整保护带,调整的方法应根据“启发法”的指引。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的启示下,我们尝试分析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对应科学研究纲领的三个部分: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核心是“工具主义”,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保护带”是从工具主义出发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理论假设;而工具主义方法论则相当于“启发法”。

三、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工具主义

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是实用主义的核心内容。杜威发展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关于“知识是行动的工具”的思想,赋予他所探索的实用主义一种“工具主义”的形式。他认为:“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中。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点,包括着一场。这个世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它不安宁,不稳定,不可思议的不稳定。”［3］人们的思维是应付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环境的工具。在杜威看来,“各种概念、理论、体系,不管怎样精雕细琢、自圆其说,都只能算是一些假设。……它们是工具。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的”［4］。可见,思想、概念、术语、理论等,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

具体就技术问题而言,杜威的工具主义意味着技术生产和建构。技术很早就被与工具的使用联系在一起,而科学的技术的特性在于为了进行有序的、生产性的实验而利用各种工具。在工具主义者看来,技术控制的实现不在于范畴之间的差别,而在于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别。但是经验模式是依赖于态度的,正如杜威所言:“当事物作为被经验到的事物而发生时,这些事物的发生就肯定依赖于态度和性向;它们发生的情况是被一个有机的个体的习惯影响的。”［3］人类经验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一些建议看做是具有潜在的重要性,使之取得有意义的成果,并享受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结果的附加价值。人类每时每刻、日复一日地这样行事。这种基本活动类型多样,具有不同层次的意义。它们彼此重叠,为获得优先权而彼此相互竞争。这样看来,人类生活的目的不是静观享乐,而是实现一个生产的循环:产生新的意义、新的感觉、新的享受手段及新的生产技巧。概言之,这就是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技术观,也是其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硬核”。

四、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

1.杜威对技术定义的理解

杜威反对有关技术问题的传统观点,并对“技术”概念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认为“技术”意指所有智力性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自然的和人类的能量被加以引导并被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技巧是与工具、人工制品在一起的习惯性技能,而技术则是对技巧的系统化探究。技术活动是人类利用各种工具与自然和社会不断发生贯通作用的过程。换言之,杜威所指的技术通常是“科学的技巧”,即使用工具、仪器及实验技巧的科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可能发生于工业和工程中,也可能发生于物理学家、化学家或生物学家的实验室中。他认为,“理论研究”也是一种技术。他说:“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5］技术就是制造人工制造物的过程,这种人工制造物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如科学、语言、法律、概念等,其中语言是工具的工具),但都属于广义的工具范畴。工具只有在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它们也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被使用。因此,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之间的区别是功能上的,而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可见,杜威以工具论而非实体论的观点看待技术,他的反对本质主义、反对基础主义的立场决定了他排斥技术的本体论地位,因此杜威并没有给出某个单一的技术定义,而是用技术这个词表示各种不同活动的特征,并将技术视为通过各种探究工具对某一问题境遇的适当改变。在他看来,当人类仅仅享用火,或把火当成上帝所赐时,还谈不上探究,因此也就没有技术;而当人们造火,并有效地控制火时,人们就从仅仅享用和思考火的“本质”是什么,转到了关心“如何”生产和使用火,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探究活动,因此技术也就应运而生了。杜威强调应在不同的背景中理解技术,例如技术可以指对生产性技能的积极使用;或者指最令人满意的探究方法;或者是民间和工业艺术品;或者是使伽利略时代的科学革命有别于其之前的科学的标志;或者是对包括作为工具的工具的语言在内的工具的普遍使用;或者是工商业;或者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或者是实现有关人类社会的和政治安排的特殊计划。而且,技术远不止如上所述［6］。

2.杜威的技术探究理论

探究一词最初由查理·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sanderspeirce)提出,其功能在于确定信念。而杜威更多地强调探究在确定环境方面而不是确定自我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探究是试图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欣赏及洞察事物意义的需要,它开始于摆脱困境的努力,使我们由动荡不安的环境进入了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杜威用探究意指认知过程,他从工具主义的视角加以阐述其技术探究理论,并将其应用到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理论中,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他扩展了探究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控制有问题的自然和社会政治境遇,积极地用生产性技能(即技术)引导经验,从而使环境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杜威用探究这个术语来表明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存世界的一般性特征的一种考虑,但是,他反对以主观的态度去理解其有关探究的工具性的论述,因此杜威的探究是客观的,是积极主动的。

杜威认为探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其中也包括政治探究。由于政治探究是在诸多价值中评价和选择最令人满意的价值的一种重要形式,所以对杜威而言,尽管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是最高级的或最主要的技术形式,但它确实是一种技术探究形式。它是人类经验的一个领域,如果要取得满意的结果,就需要成功的工具性的探究［6］。此外,杜威还认为哲学的探究与其他形式的探究一样,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为特定的时空服务的。

就探究的范围而言,杜威认为,探究作为一种技术,在广泛的经验意义上起作用,而不能仅用认识论加以说明。探究的逻辑要比认识论广得多。杜威致力于在我们的日常技术活动和其精致的形式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即建立一种贯通于从世俗事物到科学、逻辑直至形而上学的探究理论。反省经验在杜威的有关探究的技术化的理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实现对问题境遇有效控制的工具,具有实践的力量,也是用以丰富后来经验的工具。

3.技术的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问题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技术价值中立”(value?neutral),二是“技术价值负荷”(value?laden)。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7］。技术中立论是从技术的自然属性角度来理解技术本质的。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技术中立论持相反观点的技术价值负荷论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该观点认为:“所谓的价值负载,实质上是内在于技术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内化于技术中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和权利利益格局互动整合的结果。”［8］技术价值论主要表现为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和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两种理论观点。其中,技术决定论又有乐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之分。

在技术的价值问题上,杜威反对技术价值中立论,认为技术是负荷价值的。因为“一切思想都是应用于实验操作中的智能工具,以解决经验中出现的问题”。在杜威看来,工具常是因解决特定的现存问题所需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他承认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丰富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工具和机器本身可以产生不为人所预料到的后果,因此,其制造和使用也是丰富“知”所不达的人类经验领域的一个手段。尽管杜威把工具的应用与其最主要形式即“知”联系起来,但他同时指出,有时工具被习惯性地加以使用,即没有被反思地加以使用。这种使用以及作为其使用后果而产生的思想都属于广义的技术范畴,所以杜威主张,技术既不像反技术文化批评家所认为的是反价值的(因此是反民主、反伦理、反艺术的),也不像多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认为的是价值中立的,它是负荷价值的,该价值必须通过“多元的计划”,与文化中的其他价值结合在一起［5］。

因此,杜威认为新的技术不负载单一价值,而是具有多元价值的。它们提供多种新的可能性,迫使使用技术的人精心地选择和负责任地使用工具和物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价值。例如电子技术可以产生反对或者支持民主的人工制品。杜威认为各种类型的技术决定论往往起消极作用,人们应该抛弃技术决定论。他主张,当我们面临的环境不能改变时,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特定的态度来适应它们,并习惯之;当环境可以改变时,我们积极地改变环境来适应人们的需要。人类发明各种技术,并将之作用于环境,使环境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公共事物也是技术产品,没有中性的公共事物,它们是由人们创造并需要人们去维护的公共产品。杜威还指出:政治计划上的失败(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所采纳的)确切地说,就是由于对技术所隐含在生产工具并在其中加以利用的境遇之中的价值的误解所造成的。

4.科技伦理道德观

杜威生活的时代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引起了人们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这也是杜威的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杜威倾其一生都在密切关注着科学的发展,对科学在改造人类事物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深信不疑,并试图将他的哲学与科学结合起来。他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杜威的经验哲学,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9］。杜威本人也曾直言不讳地说:“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10］正像杜威反对一切形式的二元论观点一样,事实上,他是反对将科学与人文截然二分的,主张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于人的经验、活动和生活之中的。因此,“杜威的主要论点是:对于基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研究应与根据哲学观点对价值的关心结合起来”［11］。

就科学和道德的关系而言,首先杜威将研究自然科学和道德的相互作用作为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说:“人类具有为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信仰,相信事物的实际结构与过程;他也具有关于调节行为的价值的信仰。怎样把这两种方式的信仰有效地互相作用着,这也许是人生为我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中最一般和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了”［12］。而且,杜威赋予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以哲学的中心问题的地位,(杜威进一步)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12］。杜威将理性作为沟通自然科学和道德的桥梁,将自然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道德问题的工具,指出:“科学的思考方法上的改变对于道德观念的冲击,大致是明显的”［10］。同时他将自然科学知识作为道德发挥调节作用的必要条件,并将解救人类苦难作为自然科学的目的和道德的标准。

五、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研究纲领的“启发法”工具主义方法

杜威把他的工具主义贯彻到他的方法论中去,这就是他的“思想五步法”。他于1910年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的第六章中指出:“思维就是探究、调查、深思、探索和钻研,以求发现新事物或对已知事物有新的理解。总之,思维就是疑问。”［13］在杜威看来,思维起源于某种疑惑,由某种事物作为诱因而产生。但是,思维未必都是反思性的。只有人们心甘情愿地经受疑难的困惑,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究,才能有反思性思维。整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划分为五个步骤:①察觉到困难;②困难的所在及其定义;③可能的解决方案的暗示;④由对暗示和推理所作的发挥;⑤进一步的观察与实验,它导致对设想的接受或拒斥,即作出可信或不可信的结论［14］。杜威强调指出,尽管反思性思维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但是这五个阶段的顺序不是固定的。怎么安排和处理,完全依靠个人理智的灵活性和敏感性。如果发现有错误的话,最好是通过检验而找出失误在哪里,那才是明智的做法。我国学者胡适曾把杜威提出的这五步概括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15］。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基本符合杜威的“思维五步”的本意。这种学说,既是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即实验—探索的方法,又是他的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它具体地表明了思想发挥工具作用的过程。杜威认为:科学的概念工具包括科学规律是建构性的,当然这种建构不是无中生有的。知识不是被“发现”的,不是事先有一个“实在”在那里等待人们去发现,而是被人们“生产出”的。即使是抽象的数学知识,最初也是从原始经济生产材料那里建构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感知的需要和愿望,也有智慧和偶然性。这样,杜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探索领域,可称之为概念工具的生产性分析。这种技术方法抛弃了科学实在论。其好处就在于使哲学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关注广泛的人类事物,它使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等联系起来,使哲学意识到现实的问题。

综上所述,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前者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它相当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而杜威的技术哲学体系中的以工具主义为核心建构的其他一系列理论,如技术定义、技术探究理论、技术的价值以及科技伦理观等,则类似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保护带。杜威的工具主义方法论与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启发法具有相通性,它贯穿于杜威的整个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之中。其中杜威用工具主义的方法对理论体系的不断建构相当于正面启发法,它是为了促进以硬核为中心的保护带而建立的;而科学研究纲领中的反面启发法原意是理论体系对外在冲击的反应,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理论,使之更趋于合理化,与此相类似的则是杜威以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观点对反对者理论的驳斥,从而进一步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因此说,尝试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来分析建构实用主义技术哲学体系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这种做法将为技术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的可能的路径,即借助于科学哲学的某些研究范式来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借鉴,以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搭建起对话的平台,从而进一步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在更广阔的人类知识视野中从宏观和微观不同层次探索未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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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范文10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文化逻辑；文化自觉；教育技术文化

作者简介：覃泽宇，王卓玉(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作为独立的本科专业始于1983年，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则始于1993年，历经几代学人殚精竭虑的建设，其彰显的中国教育文化特色日益显著，正如“信息化教育”的提出承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的文化脉络，以及AECT历次定义的译介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应中国教育文化的契合点。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生机勃勃的中国教育文化图景中，描绘着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但是，纵观教育技术学自身的文化发展脉络，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困境，包括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等。借鉴科学的逻辑方法对其文化逻辑进行厘定，从而为教育技术学人的文化自觉提供推理思路。

一、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

“逻辑(logic)导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原意主要是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1]，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2]。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为逻辑学说的三大发源地，意味着逻辑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我们在现代文化中证明：无论在元理论还是在对象理论层面上，无论是从描述还是从规范的角度看，逻辑均相对于文化”[3]，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逻辑的发展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化向度。逻辑如果离开了文化，便丧失了生发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普遍意义上的言说方式。文化如果离开了逻辑，便成为无法把握的神秘之物，与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

“文化逻辑”出自美国文化学家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但他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逻辑起源于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逻辑的完备。通过归纳，可发现文化与逻辑的交融分为：第一，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的范畴，从文化上为逻辑推理骨架赋予血肉，以实现逻辑观念上的文化功能。第二，将逻辑作为变量引入文化的范畴，从逻辑方法上考察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说理方式和交流方式，以达到提升人类理性精神、构建公共话语和改造文化性质的目的。第二个层面上的文化逻辑，即是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化逻辑作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相对的真理体系，是人类认知文化的有效思维模式，即对客观事物的文化规律进行探索和改进的思维方法。将文化逻辑引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借鉴逻辑方法，对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图景和发展趋势进行勾勒与推理，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发展。但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仍有限度。第一，逻辑的产生不仅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运用也受制于文化的类型和发展水平。在中国教育文化语境中，逻辑的运用会呈现出中国的直觉思维逻辑和西方的科学思维逻辑相结合的特征；第二，逻辑所包含的归纳、演绎、矛盾和对称等推理方法，明显受到推理主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文化逻辑既包括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知推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第三，教育技术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直面具有能动性的复杂的人，其文化发展呈现出人文性和科学性相互交融的复杂局面。

厘清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是为了更好地界定研究边界，这也是运用逻辑方法的应然要求。

二、当前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文化困境

(一)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

教育逻辑与技术逻辑，曾经在人类生存和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混沌的一致性。正是在早期教育的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等技术和经验的传递与模仿中，人猿得以揖别，人类也才能不断改造和重组生存的经验，逐渐走向更高级别的文化形态。

教育是人之为人的特殊实践，它遵循内在的生命发展逻辑。教育逻辑是关于促进人类生命成长和发展的教育规律，既包括主观意义上的对教育价值规范的思维规律，也包括客观意义上的教育各要素之间组合和运行的规律。教育逻辑亦是生命逻辑，是在教育视野中对人类生命起源、发展和完善的思维，是对实现完满人性规律的探索，即叶澜先生所言之“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虽然教育形态会随着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断更迭，但生命逻辑作为内在的逻辑，始终坚如磐石，具有恒久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还体现在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因此，教育逻辑是生成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即人的生命成长具有建基于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上的无限可能性，是主观价值尺度和客观普遍本质相统一的生命逻辑。

技术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活动，但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连续发展逻辑，即技术逻辑。勒鲁瓦—古兰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察技术逻辑的普遍性，并提出了“技术趋势”的概念。他认为“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虽然构成趋势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具体地实现于各种不同的种族区域中，但是趋势本身却独立于种族的文化区域。”[4]这种普遍性指的是技术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上具有抽象的共性，即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认为的，技术能在历时性上自组织地形成和发展“技术体系”。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现存的技术物体从来不可能完全具体，它们永远不会被有意识地构思并实现。具体化的‘逻辑’是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它是一种几乎具有生存意义的逻辑。”[4]技术在发展意义上的逻辑，意味着技术在与人的耦合中，会朝着组合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不断走向更加智能的发展形态，形成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

“乘离”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市场指数或收盘价与某条移动平均价格之间的差距。用乘离来描述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在人性发展方向上的偏差，凸显出更为形象的文化画面感。在现代化进程中，“教”“技”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源于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的乘离，这种现象会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深入愈演愈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认为，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技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它们横跨物理、数学和生物几大领域的互动，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革命有着本质不同。”[5]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技术作为人体的物理性替代，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但仍处于人类的可控范围之内。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展逻辑仍然遵循人类生命发展的逻辑。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技术在理论上能极大地渗透甚至改变人类生命的进程。“基因人”“机器人”等将会集成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成为能够独立于人类存在且生命机能很有可能全面超过人类的“超人”。因此，构建教育技术文化体系，从根基上消弭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之间的乘离，使人类的生命逻辑继续保持对技术的发展逻辑的规范与引领——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二)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

“‘学理’源自法学概念‘学理解释’(academicinterpretation)，它是指教学研究机构、学者、专家、法律工作者等非官方主体对法律规范或案例所作的阐述与解释。”[6]学理是某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内所应具备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相融合的学术理路，它包括概念、话语、知识等基本理论体系和主流的实践文化脉络。学理逻辑则是在阐述或建构学术理路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形式，是文化逻辑中的学术体系。学理解释的主体和思维不同，决定了学理逻辑的立场与推理不同；基本理论体系和实践文化脉络不一，也决定了学理逻辑的出发点与发展方向各异。

从文化层面对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其存在较为明显的游离特征。游离即根基不稳、依附不牢、脉象紊乱。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主要是因为基本理论的孱弱。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教育技术基本理论主要源自其他学科，其中，“媒体派”主要源自教育学和传播学，“学习派”主要源自教育学和心理学。但是，教育学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贫乏以及心理学理论的自我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就导致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先天不足以及文化脉象的紊乱。

自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问世，教育学已诞生近400年，赫尔巴特曾开创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先河。但直至今日，教育学理论一直饱受争议，其与实践的脱离更是为人诟病。传播学孕育于20世纪20年代，其理论来源颇为庞杂，如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等。至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对当时颇具影响的传播思想进行整合，建构了至今仍占主流的施拉姆派传播理论，但其理论体系的完备也并未见长于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内部的相互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出对其他理论的排斥。因此，教育技术学在历经“视觉教学”“视听教学”“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学(信息化教育)”等发展阶段中，经常对教育学、传播学和心理学等不断涌现的某种理论显示出较为单一的偏好，并且这种偏好呈现出极大的跳跃性。因此，教育技术学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时也会呈现出迷茫的状况，并且在这种迷茫中很容易将技术发展的标准作为衡量自身发展的尺度。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对教育技术学的发展比理论的渗透影响更为明显，这是导致其学理逻辑游离的根本原因。

基本理论的孱弱必然导致学科话语的失真，这也是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游离的主要表现。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却备受其他学科的质疑，引起了教育技术学和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对话[7-8]。虽然教育学原理没有在其堆积如山的“教科书”中很好地向教育技术学提供高效的技术性理论，但教育技术经常被夸大为革新整个教育体系的力量，也同样令人对其产生怀疑。学科话语的失真，原因在于学理逻辑推理主体普遍存在着理论焦虑，也反映了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建构的艰难。

(三)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

实践主体的多元化和主体实践的试错欲望，是导致教育技术实践文化漂移的根本原因。我国教育技术实践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是有目共睹的，研究人员涉及教育、心理、计算机、物理、电子和传播等多个领域。多元化的实践主体，决定了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多元背景。而且，马克思赋予了“实践”以“试探、冒险探索和开拓性的含义”，即“通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来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活动。”[9]这与当代西方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试错”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教育技术主体实践的试错欲望，可以说是教育学领域最为强烈的。这主要表现在研究人员热衷于将高新技术引入教育领域，并对技术呈现出明显的“喜新厌旧”态度，在目不暇接的“试错”中证明高新技术促进教育的有效性。“试错”固然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但缺乏了理性的规整，“试错”不仅会沦为单纯的试错，还会衍生出僭越于教育之上的利益链条。

我国教育技术学的西学东渐，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漂移的外部原因。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简称AECT)1994年对教育技术的定义中“设计”“开发”“利用”的价值取向，虽然有效地规定了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但也不可避免地凸显了极其强烈的“有用性”思维，不仅在中国教育技术的实践中投下了巨大的工具理性阴影，还弱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文化脉络，强力改变了其文化发展方向。“教育技术的工具定位，使得教育技术研究取向物化，研究者忘记了其所置身的领域和应用的对象，并建立了‘媒体技术发展等于教育技术发展，教育技术发展等于教育发展’的等式。”[10]当AECT2005定义将AECT1994定义中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评价”等五个范畴整合为“创造”“使用”“管理”等三个范畴，再次在我国掀起波澜之时，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中国教育技术界如何建设自己的专业？中国如何确定自己的‘教育技术定义’？我们如何借鉴AECT的经验，通过专业协会汇聚全国的智慧和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11]等根本性问题。难以避免的是，在引进西方教育技术理念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依附，以及使用发达国家文化模式来裁剪中国经验事实等现象，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这也使我国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进一步加剧。但是，教育技术定义的本土化探索一直在不断进行，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技术研究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AECT2005和AECT2017都对技术伦理给予持续的关注，这在我国也同样如此。

三、诠释中国经验的教育技术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奠基者孙明经先生，曾“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将电影当作唤起民众之利器和教育之有力工具”[12]，致力于通过技术来普及教育和改造文化，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南国农和萧树滋等先生，完成了遭遇“文革”浩劫后电化教育的文化重建。当代诸多先生，则实现了当代教育技术学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在新时期，教育技术学只有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吸收更多的养分，汲取西方的有益经验，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经验的表达。

(一)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

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就是要将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置于文化逻辑的框架内加以调适。以文化经验来统合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能使教育技术的发展无限趋近于人类生命成长的向度。通过探寻教育技术文化的范畴、规律和功能，实现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的理论复调和实践交融，从而不断地改造人的文化经验，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

“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通过这些网上纽结，人类可以对客观事物编织合乎逻辑的认识之网，进而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范畴之网的编织，遵循存在论(本体论)、本质论、概念论的先后顺序。教育技术文化范畴的研究，即是对教育技术文化存在(本体)、教育技术文化本质和教育技术文化概念等三个方面进行推理和论证。教育技术文化存在的范畴，是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技术文化、教育文化等原始的教育活动和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基本范畴，是教育技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教育技术文化的本质范畴，既揭示内部各要素发展的普遍属性(共相)，也探索作为“教育技术文化”有机整体的独特个性。教育技术文化的概念范畴，则是在存在和本质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的学术化表达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大厦。

教育技术文化的规律，取决于教育和技术的文化逻辑及其融合。相对于教育来说，技术的文化逻辑更容易受到忽视。技术的工具理性成分固然是异常凸显的，但应将其视为内涵更为广泛、更具人性化的技术理性范畴，强调其充满文化品位的实践属性。“马克思把技术实践看做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人的整体生存方式，它表征着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内蕴着人之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关涉人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14]简而言之，技术实践也属于人之为人的文化过程范畴。技术实践渗透于教育领域，不仅是教育上的进步，更是文化上的改造和突破。教育技术博物馆的诞生，正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当代交融所生成的教育技术文化标识。

教育技术文化的功能，应该聚焦于人的文化经验的改造。马克思认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经验作为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认识自己、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技术性体验。“教育的定义应该是经验的解放和扩充”[16]，“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16]。文化经验，是人类在特定文化体系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性思维与惯习。经验作为文化的内核，不仅建构了文化的模式，还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机制，而文化则是不断被诠释的经验。教育技术不仅是教育的工具，其文化功能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对教师和学生文化经验的重组与改造。譬如，虚拟现实技术作为逻辑和形象的有机结合，不仅能使人通过虚拟实践体验到与真实经验相媲美的人工经验，还可以改造封闭式的班级授课制教育文化经验，使教育趋近于回归真实的生活与文化场景。

(二)廓清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

廓清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包括厘清自身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和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前者是探寻学科的文化之本，后者是形塑学科的文化形象。

厘清教育技术学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即探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理论渊源，不仅要从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中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还应将理论之根扎进文化的土壤，在中华文化母体中探寻其基本理论的生长点，注重对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以及两者交融的逻辑进行考察。教育文化的目的是文化经验的传承，内蕴教育理论的文化生长点、文化理路及文化表达方式，伴随着教育活动的始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儒家讲究伦理、道家讲究无为、法家讲究法治、墨家讲究逻辑等，都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诚如梁启超所言之“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之“国性”，构成中国教育技术学文化之根。技术文化的逻辑支点是技术理性，它“在其中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是技术发明与改进的逻辑支点，引导和驾驭着众多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17]我国古籍中同样蕴含丰富的技术文化思想，如《庄子》《天工开物》等，奠定了中国技术文化发展的逻辑基础。因而，教育技术在形态上是教育与技术的结合，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经验的教育文化与理性的技术文化在人的生命成长向度上统合的规律。这正是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基本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是形塑教育技术学学科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教育学在结构上是一种统合性学说，在其多元化发展的既定情况下，只能为绝大多数的教育活动提供普遍性的理论。教育技术学要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应秉承“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遵循由重叠共识到公共理性的对话逻辑，致力于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公共文化的要义在于意义共享，包括交融的思想、有效的表达、严谨的对话等。事实上，“教学设计”“教育信息化”“信息化教育”等概念，自教育技术学引进或创制以来，基本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形成了教育学的公共概念，实现了学科对话的公共理性。但是诸如“慕课”“翻转课堂”“魔灯”等概念，还是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因此，教育技术学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应当充分考虑中西文化的异同、话语逻辑的理性规约、说理方式的严谨性等因素。惟其如此，教育技术学的话语体系才具备自明性、完备性和通约性，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学中，涵养和建构教育学公共文化，使其学科文化形象更加清晰和饱满。

(三)培育教育技术实践主体的文化自觉

教育技术的实践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能在构建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持续发挥育人的效应。因此，通过提高实践主体的理性能力，培育其文化自觉，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旨归。

康德认为，“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18]康德建构了以理性为能力，从而自由通达目的的文化图式。理性是文化的内核，文化自觉的实现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提高。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因此，在实践主体多元化既定的情况下，以理性来规整主体的试错欲望，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得以稳定生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要求教育技术实践的主体，把兼具认识理性和解释理性的理论理性与兼具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过程理性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不仅要依据技术的尺度进行实践，还要将教育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将技术改造成能够持续促成个体生命成长的稳定的文化场域。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11

关键词:心理咨询技术;社会思潮;本土化

学校心理咨询的根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成长,为在心理适应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提供心理援助。显然,学校心理咨询在学校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学校心理咨询技术――作为咨询员为了达成助人的目的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是完成咨询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通过咨询技术的运用,我们才能将咨询时所发生的那些复杂的交互影响引导成条理分明的内容;通过咨询技术的帮助,才可以使咨询过程向前发展。因此,学校心理咨询员在具备爱心的前提下,还必须掌握最新的心理咨询技术,才能更好地为学生解决心理问题。

我国学校心理咨询从20世纪80年代正式开展以来,经过20多年的准备和积累后,开始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学校心理咨询技术也在日新月异地发展着。那么未来的心理咨询技术将如何发展?显然我们还没法预测新技术的完全面目,但我们却可以推测新技术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学校心理咨询技术的发展方向应该体现以下几点:心理咨询技术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革新;心理咨询理论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思潮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并迅速反映到心理咨询技术的革新上;我国心理咨询工作者在引进西方先进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的过程中,应不断地探索适合本土文化和实际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

一、心理咨询技术伴随新科技的应用不断革新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为心理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也为心理咨询提供先进的、精密的工具和仪器。如在心理治疗和咨询中,计算机被直接用于临床信息与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成为心理诊断的组成部分。许多临床研究用计算机分析与记录临床EEG等生理指标,并通过计算机协助行为治疗,进行自动监测和反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一直在促进心理咨询技术的发展,而计算机科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心理咨询技术的影响最为明显。

一些西方心理学家预测:在当前使用的38种心理治疗技术中,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治疗将会成为未来10年内最重要的心理治疗技术,分列第3位和第5位,一些传统的治疗技术,将会急剧减少。1993年起,VR技术被应用于心理治疗领域,该技术突破了以往心理治疗技术的局限性,具有逼真的现场感和趣味性以及可控的个性化训练环境,在心理治疗中有较强的仿真感和安全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VR技术将更完美地模拟现实,价格更加低廉,应用更加广泛。

近年来,网络心理学的服务已经迅速发展起来。有心理治疗专家预测,通过互联网开展心理咨询在未来10年内将成为第二大快速增长的服务领域。广义的网络心理咨询包括求助者通过专业网站提供的信息,学习掌握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能,被咨询者通过网站的各种互动功能向求助者介绍心理学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援助的一种活动。网络咨询的显著优点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易于记录和保存、有利于督导和研究。

二、心理咨询技术伴随社会文化与思潮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在心理学史上,伴随社会文化与思潮的不断发展,心理咨询理论流派也不断涌现,如传统的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认知学派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学派都有自己的咨询理论和技术侧重,如心理分析学派强调释梦的技术、自由联想法等,行为派多使用放松训练法、系统脱敏法、角色扮演法等,人本主义学派则强调人际关系技术等,认知派大多强调认知重构法、高级同感法等。社会文化和思潮的不断前行,必然迅速反映到心理咨询理论中,而心理咨询理论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心理咨询技术的变革。

20世纪末,世界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心理学是西方心理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取向,它强调心理现象的建构特性和心理知识的文化相对性。这一取向贯彻到心理咨询领域,就出现了新的理论模型。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是后现代世界观中的一种治疗观点,它强调来访者的事实,而不争论这种事实是否真实合理。在治疗过程中,他们把来访者当做自己生活领域的专家,采用合作伙伴的治疗关系。

人和环境的问题是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这实际上涉及生态观的问题。生态心理学认为,人类行为乃是个体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患有心理障碍与疾病乃表示个体行为与环境配合不良,是生态系统失衡的结果。心理咨询就是帮助人们解决个体和环境之间的适应与发展、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等问题。近年来广为流传的认知行为疗法及家庭治疗便是应用此理论的典范。可以认为,生态观将成为21世纪心理咨询发展的大趋势之一。

三、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的本土化

心理咨询中占主导地位的体系是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一经产生便是面向欧美的,而不是面向全世界的,更不是面向中国的;心理咨询理论无不打有文化的烙印,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塑造的心理咨询人员和来访者具有独特性。因而作为舶来品的心理咨询在中国的运用需要一个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改造和消化的过程,即本土化的过程。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一种以中国人为对象的、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心理咨询体系。

实现心理咨询技术的本土化,有专家建议以下方式是可行的:一是洋为中用,发展中国特色。对心理咨询中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文化的适应性检验,而后对不符合中国文化习惯或不易被中国人所接受的地方加以适当的变动。二是根植本国,总结升华。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心理学思想(如道家的清净无为与知足知止、气功治疗等),对中国传统的心理咨询思想及实践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同时有选择地结合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有针对性地进行咨询和指导,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最终形成自身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体系。三是立足实务,提炼创新。在心理咨询实务中,直面求询者的心理问题,在不带预定理论套路的情况下,不断观察一些有效咨询的实际过程,实事求是地提炼和概括出新的符合国情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

四、传统的咨询理论和技术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传统心理咨询流派是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集中反映了心理咨询理论对正常心理和心理障碍的认识,也是心理咨询技术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柱。

精神分析理论是当代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重要理论基础,其理论对理解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的根源及矫正这些偏态心理、行为都有重要的意义。

行为疗法是建立在行为学习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包括一切通过学习和训练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具体的治疗方法是很多的,如系统脱敏法是行为疗法中的一项基本方法和技术,该方法在矫正不良行为时有明显的效果。

人本主义心理治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别谈话治疗,一般用于有心理冲突或心理疾病的患者;二是通过“交朋友”小组进行小团体治疗,主要解决交往障碍和生活中存在的心理问题。此外,罗杰斯、马斯洛的健康人格理论在青年心理咨询体系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当代心理咨询技术发展迅速,但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心理咨询技术。当代的心理咨询技术早已融入了传统的心理咨询技术的优秀成分,很多新的心理咨询技术本身就是传统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整合发展而来的;传统心理咨询技术在对应的心理障碍和疾病时具有自身特有的优势,是其他咨询技术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学校心理咨询实践中传统技术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新的学校咨询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往往需要到传统心理咨询理论和技术中汲取养分。

参考文献:

[1]郑日昌.心理辅导的新进展[J].心理科学,2000,(5).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12

［内容提要］ 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于以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再探讨、再认识。文章从3个方面进行论述： ① 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② 讨论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 ③ 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理性地审视、评判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及学术界以往对该理论的主要批评，以期使麦氏理论在新形势下重新起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影响的思路之作用。［关键词］媒介技术 再认识 唯物辩证法 科技动因 社会意图 技术决定论 机械化 在世界闻名的传媒理论家中，若论在学术界所受到的评价的起伏、落差之大，恐要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最为突出。他的以“媒介即讯息”论断著称的媒介理论，于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后，曾迅速风靡欧美各国，极受褒扬，他也因而名噪一时，频受传媒报道。但是，在“麦克卢汉热”似一股旋风刮过后，国际上学术界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其理论，对该理论提出诸多批评。而在经历褒扬和批评的起伏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麦氏及其理论似乎退居于较少引起注意的位置。事过境迁，随着电脑互联网络（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关注再次出现高潮，以媒介技术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又从寂寞中走出，重新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引起学术界的探讨。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时代呼唤传播学界加深自身对于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作用之认识。因而，对于专门论述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重新思考，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并对照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和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麦氏理论来一番再探讨、再认识。 I.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魅力及其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翻开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史，以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对受众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堪称根深蒂固。 不论是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初期四大先驱的研究还是被称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里程碑的几项大型的重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或其影响展开的。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却一反这种研究传统，沿着将媒介技术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学术先驱、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尼斯（Harold Innis）开创的研究方向，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明/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从而为在传播学领域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这一创新之举开拓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的形式特性与社会的文化特征，媒介特征与人的感官、心理活动过程等，从而使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得到了拓展。此外，麦氏理论的表述颇多别出心裁的比喻和新奇惊人之语，如“媒介即讯息”的断言，称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媒介的提法，将电视节目等通常意义上的媒介内容比作“窃贼所拿的多汁的”、“旨在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的肉片的比喻，“地球村”的概念，等等。 而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等著作中对“电视一代”与“书本一代”之间的代沟和对美国60年代的校园抗议等的关注，显示了他善于探索贴近现实的热点问题的敏感性。 新颖，出语惊人，善于联系热点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使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具有极大魅力的因素。而这些又恰恰同传媒时时追新、讲究轰动效应的特征相吻合，麦氏一度在美国大众传媒中频频亮相，可说决非偶然。 当然，对于学术界而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主要观点，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麦克卢汉有关媒介对人体的延伸有三个阶段的观点为例，虽然，由于60年代电脑技术的发展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多媒体技术、虚拟技术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尚未出现，因此麦克卢汉笔下的新媒介以电视为代表；但是，麦氏在其富有想象力的预言中并非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后的媒介发展。他这样描述媒介对人体的延伸的三个阶段：“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在空间中的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取消了时空。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⑴尽管当时麦克卢汉尚不可能对后来迅速崛起的互动型媒介，作出清楚的描述，但是他还是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虽不无模糊但却大胆地对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将使知识、信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资源的趋势，作出了预言。他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中写道：“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物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职业变成‘有偿学习’，所有形式的财富都来自信息的流动。发现职业或工作可能被证明是难题，而发现财富反倒轻而易举。”⑵他还说，“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都化为乌有。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类结束了其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工作并承担起收集信息的角色。今天，收集信息重新占据包罗万象的‘文化’概念，完完全全如同原始的食物采集者在同整个环境完全平衡的状态下工作一样。我们在这一新的游牧和‘无工作’世界中的追求目标，就是知识和对于生活及社会的创造性过程的洞察。”⑶这些论述可说含有对人类目前正在步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轮廓性的勾画。麦克卢汉的深刻洞察力和预言能力，不能不令人赞叹。 再以他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中心论点为例。这一观点，乍听上去给人以一头雾水之感：媒介是传播过程赖以实现，使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发生关系的中介，讯息是通过媒介传递的内容，媒介怎么会就是讯息呢？ 但如果细加思考，就会发现它非常耐人寻味。麦克卢汉从功能和影响效果这两个角度，对“内容”这一概念作出了标新立异的解释。对于麦氏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视为媒介的“内容”——媒介带给社会的讯息，我国学术界早已熟知，这里不赘述。关于从媒介技术的功能的角度理解“内容”，麦克卢汉出语惊人地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言语的。’”⑷他还将媒介效力强归因于一种媒介总是被赋予另一种媒介作为其“内容”。按照麦氏提供的思路，从媒介的功能作用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理解“内容”。应当承认，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一旦进入信息流程，便会以其自身的特征与活力，对社会与其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由于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之一，因此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例如，当印刷传媒在社会传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重视书面语言符号的使用技巧，重视文章的逻辑、修辞等。一旦电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人们对书面语言符号使用技巧等的重视程度就有所减弱，而开始转而强调声像效果、形象等。近年来，随着电脑排版的应用与电子出版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印刷物的版面设计、格式等产生了新的期望，日益重视这方面的视觉效果。近年来出版的电脑排版的书籍，往往插图丰富多采、排版精致、格式考究，与以往的书籍在外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证明，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含义深刻，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倍显出其指导意义。 正是因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阐述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文明进程的关系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前瞻性，他的理论才会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再度出现突飞猛进的质变时重新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应重新给麦氏的理论以较为肯定的评价。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例如，1995年，加拿大麦吉尔–昆思(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迪斯·斯坦普斯（Judith 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格伦·威尔莫特（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保罗·本尼戴逖（Paul Benedetti）和南希·德哈特（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基本出版社（Basic Books）发表了W·特伦斯·戈登（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黑玫瑰出版社（Black Rose Books）出版了保罗·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近年来，因特网上也出现了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http://www.Mciuhan.Toronto.edu〉和〈http://hosted/beaulieu/Mcluhan/default.htm〉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例如，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虽然与会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则可说是他们的共识，即：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正给社会带来巨变的今天，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值其时。 又如，美国《传播学杂志》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年夏季号刊登了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Frederick Wasser）教授撰写的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上面提到的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5本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文章指出，这5本书均“赞美麦克卢汉战胜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客观主义方法。”根据沃塞的书评，这几本书显示出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作出了多种多样的解读。有的将麦克卢汉视为语言学家，有的把他看作文学分析家（文学一词在他们论述麦克卢汉中用作广义），有的视麦氏为历史学家，有的将他视作诗人。⑸这些不同的解读多少折射出美国和加拿大传播学界正试图重新思考麦氏理论的闪光点所在。 在我国，近来也已有学者提出应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并有学者联系传媒新实践重新探讨麦氏理论的启示作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徐耀魁先生在今年第一期《国际新闻界》上“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文中提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学说大都为社会实践所证实，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麦克卢汉的学说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⑹又如，《新闻大学》今年春季号刊登的华中理工大学屠忠俊先生的论文“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提出：“在人们力求对因特网现象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的时候，麦克卢汉又从‘无声无息之中’走了出来，重新扩展、启发着人们的思路”。⑺该论文极为重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以及“凉”、“热”媒介的区分之观点，对它们进行了新的探讨。透过徐、屠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出我国传播学界当前也已开始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认识，以期使之重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作用之思路。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重新思考，必须将以往这一理论所受到的指责和挑战考虑在内，否则这种重新思考便难以全面。有鉴于此，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讨论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非议、批评。 II.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缺陷的批评 既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自有其魅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位“传播学怪杰”及其媒介理论后来在学术界受到诸多非议、批评，跌入低谷的呢？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沃塞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指出，麦克卢汉在生前因其缺乏学术严谨性、连贯性及其空前出名而受到学术界的蔑视。⑻缺乏学术严谨性和连贯性，则可说确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缺陷之一。麦克卢汉著述的写作，带有一些按学术严谨性来衡量属于缺陷的特点：在其藐视实证研究的结果、轻视逻辑推理的思想指导下，麦氏的著述文体散漫，以书籍写作而模仿电视“马赛克”的表述方式。 他对媒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考察和论述，虽然深刻，但却失之于缺乏严格按照逻辑进行的推敲，结构松散，不讲究严谨的论证。就连对他非常推崇的美国传播学者梅罗威兹（Joshua Meyrowitz）也指出，麦克卢汉虽然对各种媒介的作用作出了概括性的断言，但是这些断言却没有形成清晰的、连续结构的论证和论据。⑼他虽然旁征博引，但引用的往往是文学作品或传媒作品，却忽视史料的引用，更不必谈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引用。因此，麦克卢汉的论著，颇有点像文学批评，有些部分甚至带有神话评论色彩。如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中，麦氏引用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神话来说明新的媒介导致的“麻木”和“麻醉”状态，书中的这一部分就带有神话评论色彩。麦克卢汉原是文学批评家，他使用的语言带有文学色彩很自然，而且可说不无优势，例如，这可能使其论述“富有诗意”而能打动许多人的心灵。但这不能取代严密的逻辑性、结构的连贯性等所能带来的说服力。即便是麦氏理论所显示的一些观点的深刻性，也无法取代学术论著的严谨性要求；思想家和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麦克卢汉洞察深刻的思想可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家，但若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缺乏严谨性却是一大缺陷。 此外，麦氏对其著述中的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界定。他笔下的媒介等基本概念，既不同于学术界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所取的意义，又未经他本人作出必要的界定，从而使之缺乏解释，缺乏明确的科学界限。例如，在他的笔下，金钱、时钟等都是媒介，这同传播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概念显然不同，但他却未对自己使用“媒介”一词的定义作出任何界定。又如，“凉媒介”、“热媒介”概念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缺乏严格的科学界定，以致他本人在使用这些概念中也不能完全一致、连贯。麦氏忽视对标新立异的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从学术研究规范性和严谨性角度来说，这终究是一种不足。

转贴于 然而，比严谨性和连贯性的缺乏更为强烈地引起学术界对麦氏理论的批评和挑战的，则是该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倾向。就这方面的批评而言，英国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批评堪称富有代表性：它不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深有影响，而且至今仍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对麦氏理论的评价中，占主导地位。⑽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理论的根本要点，就是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⑾威廉斯曾在其力作之一《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尤其是该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专门进行评论。他认为麦氏的技术决定论是由形式主义的发展与精制化而来的很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具体而言，威廉斯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几点： 威廉斯认为，在麦氏理论对媒介的描述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影踪：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之特征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社会意图之间的相互关联。由于麦克卢汉一味只谈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导致的结果，却丝毫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哪些社会因素导致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媒介史和文明史，因此，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整个理论极其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意识。他指出，麦氏的著作虽然关注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但却没有把媒介视为实际运作，而是根据其主观意愿武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将它们归类。如此一来，麦氏的理论不但隐去了各种特定的意向，而且也隐去了各种一般的意向，把媒介的本质仅说成是心理上的调适，说成产生于概括化的人体器官同普通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威廉斯认为，麦氏居然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牵强附会地设想出一系列社会阶段的形象，预言人类社会将经由“电子传媒时代”重新回归部落化生活，整个社会将紧缩为“地球村”，这是荒唐的。 威廉斯尖锐地指出，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显然对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状况毫无批判态度。他提出，麦氏的理论既然把媒介（技术）本身说成是原因，那么，所有的其他原因，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现象的事物，在这种理论中就都化成了效果。而在别处被视为效果，因而必然接受社会、文化与道德要求的批判的事物，在麦氏的理论中却被排斥在外，视为毫不相关，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相比之下，媒介所带来的生理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的效果，更为直接。 威廉斯指出：麦氏在阐述讯息瞬时传递这一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物理上的事实”（physical fact），将之说成是“社会的事实”而毫不思考、注意这些讯息的传递，“既是由现有的社会权力当局所筛选的，也是由他们所控制的”。威廉斯文笔犀利地评析说，麦克卢汉将控制问题一概抽象成对于特定的媒介的分配与搭挡，以便造成特定的心理效果；麦氏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现存制度的“媒介人”的欢迎，决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按这一理论来推论，则传媒由谁来控制或使用以及控制者试图插入什么内容，似乎都对传媒效果无关紧要，人们似乎尽可忘却平时的政治与文化上的辩论，而让技术自行运作。⑿ 威廉斯在指陈麦氏媒介理论的缺陷之后，提出麦氏的理论无法令人信服，除非人们在真实的时空意义上抹煞了历史，但是，对历史的抹煞从本质上而言即是抹煞当代社会。威廉斯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这些批评，确定深刻表达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而且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佐证材料丰富。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对麦氏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中，影响深远。而且，即便是非常推崇麦氏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学者，也对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的批评，高度重视。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的作者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教授，他是颇为称许麦氏理论的，他在文章中称，“数字化传播的激增已证实他（指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和传媒环境的预言式的论述。我们对于麦克卢汉的兴趣在持续是因为他同时做了几件任何别的人都弄不清如何去做的事”。⒀但是，他还是承认，威廉斯说麦克卢汉无视控制与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要点简化为声称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⒁ III. 对有关问题之我见 但是，以往学术界对于麦氏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的批评，虽说的确切中要害，却也未必毫无偏颇，未必丝毫不受文人对科技理性的抵制情绪和（因不熟悉技术而产生的）对技术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去年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就有位学者在分析传播学界不愿教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原因中，提到人们的反技术的偏见以及人们对决定论的恐惧。⒂就威廉斯的著述中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批评而言，也有一定的疏漏，那就是：未能肯定麦克卢汉以科技作为动因解释社会变迁的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未能肯定麦氏的理论在启发人们对于（作为当代科技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技术的重要作用的思考方面之贡献。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当笔者对照传媒实践的最新发展，对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历史进程这一范围广泛的课题，试图重新进行新形势下的再认识时，笔者发现：麦克卢汉在解释社会变迁中以科技作为变化的原因，其思路中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成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些原理，含义深刻，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而且在因特网的崛起正在挑战传统的传媒及传播学理论的今天，倍显出其启迪意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越来越清楚地印证马克思所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⒃和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其特征即以知识、信息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正日益明显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性基本要素中。有关数据表明，科技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度提高：在本世纪初，这一比重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仅为5%—10%，而现在，这一比重在发达国家已高达60%—80%，在有些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甚至高达95%以上。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导之信息传播新技术，不但在传媒文化/讯息生产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新产业的开辟，信息产业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国民经济的转型中，都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理论的最终检验应来自实践。以人类社会当前的生产实践、传播实践来验证，把媒介技术描述成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在思路上、原则上而言并无不当。科技原因说并非一概不能成立，而是不能被引向机械的、排斥其他原因的极端，把科技当作游离于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之外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中恐不无疏漏。 笔者认为，学术界不必闻科技为动因即色变，惟恐一承认科技为动因即会陷入唯技术决定论。关键在于：要辩证地看待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系，认识其互动性；对于因果关系，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的。另外，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因果关联也具有复杂性，并非总是一因造成一果，而是存在着多因多果、复合因果、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等情况。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麦克卢汉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还使他毫不过问人类发明与应用传媒技术的社会意图。这一点，也正是使他遭到学术界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所在，威廉斯的尖锐批评即是重要的一例。不可否认，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试图为他开脱掉说他犯有机械的技术决定论的指责，例如，加拿大学者Judith Stamps于1990年争辩说，麦克卢汉使用一种“否定式的辩证法”。⒅又如，美国缅因大学的Paul Grosswiler（1996年）在加拿大《传播学杂志》上，认为麦克卢汉使用了辩证的方法。Grosswiler分析说，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看法，显示了他的辩证方法，因为麦氏对那喀索斯（Narcissus）神话中自动截肢的理论之运用中，蕴含着否定的否定的意思。Grosswiler还认为，麦克卢汉的另一观点也体现了他的辩证方法，这一观点是：媒介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点后会转向它们的后面，从而出现“型式倒转”现象。Grosswiler争辩说麦克卢汉不是一位（唯）技术决定论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Grosswiler引用了麦氏著作中的一小段，在这一段落中，麦克卢汉承认社会“可以在我们推出一些事物之前彻底考虑这些事物”。⑴⒆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麦氏在对待媒介技术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陷入唯技术决定论。Grosswiler引述的那句话出现在长篇累牍的关于媒介技术引起变化方面的效果之论述之中，从而显得就像淹没于一片大叫技术的力量的叫嚷声中之微弱声音。就Grosswiler提到的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来说，其中也许包含着有关过程的概念，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对每一延伸的“否定”，而每一延伸然后又变为新事物，但是，这不足以驳倒对于麦氏的唯技术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就麦克卢汉理论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解释来说，该理论并未研究诸如社会决策、经济力量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当然，任何学者的任何著述都不得不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我们并无理由批评麦克卢汉将论述的焦点放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上。但是麦氏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将媒介技术视为一贯是变迁的动因。这一绝对化倾向却不是以研究焦点为理由就可辩护的。 笔者认为，只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就可以做到既肯定麦克卢汉理论的阐述科技决定作用中的合理成分，又摒弃其在忽视社会意图方面的错误，从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与科技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人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科技渗透到生产力各实体性要素之中的表现之一，即是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的技术和技能。科技发明与应用的主体、生产实践的主体，都是具有意识与主观能动性的人。人类的一切实践，其特征之一即能动性，即人的精神因素与意识的能动作用。而且，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活动的。因此，人类的所有实践，都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实践中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社会决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承认传媒技术对于传媒文化生产及其社会效果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重视人们的意图及社会决策对于传媒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其效果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所述，以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曾因其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而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但是，瑕不掩瑜，这一理论对媒介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阐述中还是包含着非常有用的成分：肯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作用，可说正是麦氏理论的闪光点。如果我们对麦氏理论的机械性和单因论解释予以摒弃，那么其对传媒技术作用的强调就并无不当。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对待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且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审视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以便在有关科技与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上，既避免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又不低估技术的力量和作用。 ⑴Mcluhan， Marshall(1964).Understanding Media(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p.19. ⑵Ibid.， p.65. ⑶Ibid.， p.130 ⑷Mcluhan， Marshall(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e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pp.23-24 ⑸⑻⑽⒀Wasser，Frederick(1998).Current Views of Mcluhan. Jourual of Communication，Vol.48，No.3，pp.146-152. ⑹徐耀魁“《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一期，第22-26页。 ⑺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21-26页。 ⑼Meyrowitz， Joshua. (1986)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0-21 ⑾⒁⒂⒆ Ibid. ⑿Williams， Raymond.(1974).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Wm. Collins & Co. Ltd. Pp.126-130 ⒃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0页。 ⒄《光明日报》，1998年4月24日。 ⒅Grosswiler， Paul.(1996)《The Dialectical Methods of Marshall Mcluhan， and Critical Theory.》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1，No.1.http://www.cjc-online.ca上网日期：Aug.14，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