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技术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分析了夏邑县的气候特点，并总结了夏邑县草菇栽培技术，包括地块选择、大棚建造、覆盖遮荫、土壤消毒、整地做畦、备培养料、菌种选择、铺床播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内容，以期为当地的草菇栽培提供参考。

草菇是一种腐生性真菌，主要食用其子实体，肉肥嫩，味鲜美，营养丰富。在商丘市比较集中，尤其在夏邑县车站镇，以车站镇为中心向周围乡镇辐射，种植面积达120hm2，产量达12~15kg/m2。

1气候特点

夏邑县属暖带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4.2℃，高于0℃气温的时间为305d，积温为5010℃；1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为0.7℃，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7.8℃。全年无霜期平均为216d，最长为251d，最短为184d，在80%保证率的情况下，初霜日10月20日，终霜月4~5月，冻土层为25cm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662.2mm，最多年份为1040mm，最少年份为325mm；年日照时数2220h，年日照率为50%。全年平均辐射总量473.63KJ/cm2，光合有效辐射总量为230.12KJ/cm2。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风速较大），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和日照多，冬季干燥低温多风；日照时间长，辐射能量充足，水热同步，蒸发量大，适宜草菇的生长。

2栽培技术

2.1地块选择

选择地势较高、排灌方便的地块。

2.2大棚的建造

塑料大棚的四周及棚顶均用塑料膜制成，棚内面积100~500m2，并用草帘覆盖。

2.3覆盖遮荫

草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线，尤其直射阳光，对草菇有害。所以对选中要种草菇的大棚，应进行覆盖遮挡阳光。方法是在大棚架上的塑料薄膜上再覆盖1层草帘，有条件时，在草帘上再盖上1层黑纱，并用压膜绳绷紧。草帘与黑纱要开盖方便。

2.4大棚土壤消毒

为了消灭大棚内害虫及杂菌，要将棚内土地精细翻耕，在播种前15d，施0.5kg/m2生石灰消毒杀菌。

2.5整地做畦

以畦面宽1m，人行道0.5m，畦长随意的要求，对整个大棚土地进行规划。以畦埂高10cm，宽20cm，整成一个个大小相等的畦，畦面要成微马鞍形。畦整好后，灌足水，水渗下后，均匀地撒施石灰50g/m2于畦面上，以消毒防虫。

2.6备培养料

选无发霉变质的麦秸，曝晒2～3d后压扁，切成4cm，用麦秸20kg/m2、牛粪5kg/m2、棉饼2kg/m2配料，拌匀后测含水量使其为70%左右，然后在水泥地上或铺有塑料薄膜的地上堆积；边堆边拍实，堆宽1.5m、高1.0～1.5m，长随料的多少而定。整个堆成上窄下宽的梯形，每隔1m左右，用粗10cm的木棒从上打1个到底的洞，再于堆中心插上2～3支温度表，而后盖严塑料薄膜。当料堆中心温度上升到60℃时，保持8h后进行翻堆，使培养料上下内外交换。然后再照样成堆覆盖塑料薄膜发酵。当料中心温度又上升到65℃时，保持8h后散堆降温。整个发酵时间约5d左右。发酵好的培养料，颜色金黄色，柔软，表面脱蜡，手握有弹性，无异味，手紧握有水珠滴下，pH值8～9。当料温降到38℃时，立即铺床播种。

2.7菌种选择

菌种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栽培的成败及产量的高低。自制或外购的草菇栽培种，一定要选择优良而无杂菌的壮龄菌种（菌丝长满料后5～7d的菌种）。这种菌种生活力强，生长快，接种后菌丝能很快控制料面，可抑制其他杂菌的发生。用种量为第100kg干料20瓶（750mL的瓶）或更多些。

2.8铺床播种

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运进大棚，在整好的畦上，先铺1薄层培养料（中间厚些，四周薄些），压紧后边处约10cm厚，再沿四周撒1圈菌种。照第2层的铺料播种法，再铺第3层培养料，因为这是最上1层，压紧后要满面撒1层菌种，菌种上面再盖1cm左右厚的土（肥沃、湿润、细碎，拌有3%石灰和0.2%多菌灵，并喷上500倍的敌敌畏），最上面还要盖上塑料薄膜。这样铺料播种，出菇面积大，产量高。2.9精细管理

2.9.1温度。播种后，棚内温度32℃，料温在34～38℃之间为宜，高于38℃时，喷水或通风降温。当料温降至35℃左右时，菌丝开始扭结，原基随即形成。低于24℃，高于38℃，都不利于子实体生长。

2.9.2湿度。草菇生长期间对湿度要求较高，播种时培养料的含水量要适当大些，以手握料指缝中能有少许水珠滴下为宜。播种后要及时盖上塑料薄膜保温。菌丝生长期间要求棚内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应将盖的塑料薄膜支起一些，以防水珠落在原基上影响其生长。子实体生长过程中，要经

常保持地面湿润，每天需洒水2～3次。如果需要往畦床上加水时，一定要用喷雾器喷细雾，切忌大水浇灌。

2.9.3通风。播种2d后，每天要掀动塑料薄膜1～2次，每次约15min，以便通风换气。出现原基后要延长通风时间，出菇阶段更应该注意通风。

2.9.4光照。草菇的孢子萌发及菌丝生长，一般都不需要光线，但子实体的形成，却需要一定的光照。适当的散射光照能促进子实体的形成，并使其健壮生长。

2.9.5防杂菌。危害草菇的杂菌主要是霉菌和鬼伞菌。霉菌多发生长菌丝体生长阶段，一发现就应及时喷2%～3%的石灰清水或0.1%～0.2%的克霉灵液。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2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天津近代技术进步的特点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指出天津近代技术进步呈现出阶段性、多元性等特点，并且与工业发展呈现出同步性特征；历史证明，技术进步促进了天津近代经济增长和工业结构调整。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准备，因而在生产技术上明显地落后于当时的外资企业，但作为西方工业产品的替代品进入市场后，不可避免的会与泊来品在价位、质量、性能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企业进行技术进步迫在眉睫。技术进步也就成为近代工业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源泉所在。技术进步是某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又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继续前进的动力。在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壮大除了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外，更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天津近代工业技术进步的特点

（一）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

在近代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起了重要作用。天津三条石是天津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其铸铁和机器手工业作坊逐步完成了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过渡，其中真正影响三条石技术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秦记铁铺的出现，二是天津机器局的设立。秦记铁铺的秦玉清本是打行炉出身，能用干模、硬模铸件技术制作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秦记的铁锅，远近闻名。后来，秦记铁铺衰落，但秦记铁铺培养的徒工大都在三条石自立门户，成了铸铁业的技术骨干。秦玉清的另外两个徒弟，后来在法租界马家口与人合伙开设了著名的义顺铸铁厂。

（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依赖

在技术引进过程中，近代工业企业显现出了过度的技术依赖。20世纪之前，天津近代工业的技术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例如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坞，就让英国人掌握船体、轮机和财政大权。建成后，船坞的财政管理和生产大权都被英国人所控制。船坞生产的主要原料都是从外国买来的，而机床又是清政府用高价从英国进口的废旧设备。总之，从用人、购料、设备上看，大沽船坞完全依赖外国。天津机器局虽然没有被外国人控制，但机器设备甚至煤炭都要依赖进口。20世纪以后，虽然天津工业企业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仿制，但依然没有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三）技术进步的多元性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表现为生产关系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和工业结构多元化。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天津出现，它们常互相转化、混合。如大沽船坞由官办资本转为官督商办资本，开平矿务局被英商骗走矿权后由官督商办资本转为外国资本。还有天津北洋时期的大量企业都有军阀官僚资本加入，成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纽带的混合体。还有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如开滦煤矿、耀华玻璃等。在资本形态频繁变化的同时，为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断进行着技术引进。第二，近代天津在技术引进的资金来源方面也表现出多元化。早期的技术引进多采用“息借商款”、“复拨官款”的官商合资或向外国银行贷款的方式，企业为此往往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的同步性

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但对一个地区特别是对于一个企业的局部而言，实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别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走过的科技进步路程。对于天津近代工业来说，由于其自身所存在的资金、人才技术储备等方面的先天性缺陷，选择自主开发的原始性技术创新存在的难度颇大，而选择技术引进的技术创新模式，用先进企业的技术装备生产性能和质量更为优越的产品，无疑是一条切实有效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对于天津企业来说，通过技术的引进，不仅可以节约资金，降低风险，而且还可以由技术破译而积累技术学习的能力。

第一阶段，发端期（1860-1895年）。1860年以后，便有外资企业在天津设厂，使用现代机械设备修理船舶和农产品加工，官办与民办工业开始出现，主要以洋务运动期间的官办类企业为主，设立时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但数量与规模都不大，如188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仅5.6万关平两，1893年下降到2万关平两。进口机器的范围也很小，主要是原动机、锅炉和机械加工设备等。因为在20世纪以前，天津工业刚刚起步，对机器的需求较少，自然进口值不是太大，种类也不多，此时天津现代工业产业以出口加工业为主。

第二阶段，发展期（1895-1922年）。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天津内河轮船航运和铁路运输相继开通，成为现代工业成长的大动脉，有力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外商企业和外国洋行到天津投资，为技术引进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天津机器总的进口情况从海关册的统计中可见一斑。天津进口的机械设备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比前期更加广泛。因为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天津工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天津近代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民族工厂累计约有2304家，资本总额累计约8796.5万元，涉及66个工业门类，以纺织业、面粉业等为主的天津轻工业产业体系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波动期（1922-1940年）。据统计，193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由1922年的418万元下降到136.5万元，之后开始逐年增加，到1939年达390.6万元，基本接近1922年的水平，之后又开始下降。进口机械设备的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船舶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与前期基本相同。从进口比重看，1934年机器设备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21.8%，1935年为22.3%。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天津工业出现了波动发展，1928年后天津工业规模和数量开始下降，直到1936年才开始恢复，1941年达到最高，对应的机器进口自然也出现了波动发展。但在1936-1941年间，技术引进与工业发展的趋势并不一致。

第四阶段，衰退期（1940-194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进口的机器设备逐年减少，到1946年，机器进口值仅占进口总值的5.27%，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天津进口的消费品大量增加，1946年和1949年的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都在60%以上。因为这个时期，天津工业迅速衰退，很多工厂停业或倒闭，自然不会产生引进机器的动力。

结论

天津近代技术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近代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企业规模决定了当时技术水平的高低。近代天津工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很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资本注册的1153家企业中，仅有107家的资本在万元以上，占工厂总数的9.3%，而且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资本在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工厂总数的91.2%，而且这些工厂机械化程度低，很多还处在手工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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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技术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4

一、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编辑。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三、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摘要:在阅读科技史文献和日语技术论文献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在同日本学者进行中日技术比较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从技术过程论转入技术创新的研究,把技术创新看做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上述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技术论和技术创新哲学的理论基础。从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出发,对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和技术创新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并得出了三个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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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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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

［9］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M］.吴永顺,陶建明,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2.

［10］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11］远德玉.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J］.求是,2002(6):50－52.

［12］远德玉.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9):31－34.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5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技术观；和谐技术观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15―06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负面影响。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切合时代要求的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技术观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技术观。技术观在具体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同时技术观又对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起指导作用。现代技术观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部分条件论(包括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技术观和、技术人文化和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条件总和论(包括适用技术论)。工业技术观在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破坏性，局部甚至是毁灭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之进行反思、批判，重新审视技术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修正，这方面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等理论。另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完全否定，形成了适用技术论。这些技术观虽然各自适应了不同发展观的需求，但都割裂了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与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系统有一定差距。

二、现代技术观评析

(一)技术的三维角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与经济、自然、社会四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技术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力，技术系统对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和巨大的。为了清楚有效地分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我们尝试以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为三个轴向，在x轴经济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y轴自然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自然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自然效应；在z轴社会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组合的八个卦限：第1卦限(x正，Y正，z正)、第Ⅱ卦限(x负，Y正，z正)、第Ⅲ卦限(x负，Y负，z正)、第Ⅳ卦限(x正，Y负，z正)、第V卦限(x正，Y正，z负)、第Ⅵ卦限(x负，Y正，z负)、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第Ⅷ卦限(x正，

Y负，z负)。如图1所示。x正、Y正、z正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分别受到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正效应；x负、Y负、z负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不受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负效应。由于技术应用导致的效应的不断变化，人们对技术的形成、发展看法不断发生变化，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技术观。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评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相同的社会后果，无论其社会环境如何，技术规则决定一切，任何社会一旦做出发展现代工业技术的决定，则社会后果的模式就将由技术规则所决定。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力量，技术的状况、影响和后果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改变，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结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等，均要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推断和控制。技术决定论是现代西方世界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社会思潮，按其对技术应用的效应评价与预测上划分，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和观点：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消除社会弊病、造福人类的法宝，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消极后果，但这些消极后果终将再为技术所消除。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新技术革命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大工业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等现象。从图1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1卦限(x正，Y正，z正)。西蒙的“没有增长的极限”、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

2、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导致社会灾祸、危害人类的根源，把一切自然、社会的问题都归罪于技术，认为技术对人类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文明的殁落。为了消除技术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本身的发展。从图1来看，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观和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的“单向度的人”理论都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同缺点是：它们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问题，把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端地夸大为唯一的、决定的统治力量，极端地看到了技术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

(三)部分条件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技术人文化等理论。

1、生态技术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技术范式提出质疑，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反思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一种新型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观，生态技术观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从图1来看，生态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经 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自然系统的制约；同时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应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V卦限(x正，Y正，z负)。生态技术观指导下的生态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工艺和产品的总称。

生态技术观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封闭性、垄断性、排他性、征服性，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生态技术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的技术价值观。

2、文化主导论

技术决定论从人的物质需求与满足的过程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得出了现代技术统治人类社会的片面结论。而文化主导论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技术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文化仅仅是亚文化系统，同时技术又是整个文化环境的一种结晶，是人类在对自然客体的考察和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主导论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把握现代技术的价值、意义及其发展趋势，突出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默顿(RobertI(ingMerton)在谈到新教对科学的刺激时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从图1来看，文化主导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文化因素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文化效应应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文化主导论否定技术的自主性，强调文化传播、观念文化在推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价值观念决定或提供的。文化主导论不再把技术作为出发点，去定位现实世界，不再用技术来左右人的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而是把它限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日本著名技术评论家森谷正规曾对日、美、欧的技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每一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技术的长处就是它来自日本的环境和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本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技术或制成品，全都是该国文化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地域环境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性质决定了技术效应的差别。

3、技术的人文化

技术人文化主张技术的发展要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科技与人的融合，从而克服技术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技术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为目的，使技术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技术。从图1来看，技术的人文化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人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要以人为中心，社会效应应该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科技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他们，除非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故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并没有消解科学、贬低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技术人文化的实质就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主张一切合乎人性的技术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技术。

在制约现代技术发展的诸种环境因素中，自然、文化、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生态技术观、文化主导论和技术的人文化在解决技术决定论所导致的某一方面的负面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部分条件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完全否定技术的自主性，片面强调某一类限制条件的重要性，无法使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

4、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是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荷兰人比克和美国人平齐于1987年主编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标志着社会建构论技术研究的开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物，社会因素决定技术内容，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断，更体现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价值。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分为强社会建构论与弱社会建构论，弱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技术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强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内容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对技术的成功和失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效用或内在结构做出功能主义的说明，而需要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技术所以是这样而非别的什么，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性质，而是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技术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自然，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从图1来看，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主要受社会系统的制约，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四)条件总合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研究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是不够的，现代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的总和构成了制约技术存在、发展的技术环境，决定着技术活动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方向，因而，研究技术环境的整体性质是正确把握现代技术发展特点、趋势及其规律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图1来看，条件总合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应取得经济、自然和社会综合效应，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适用技术理论是条件总和论的代表理论。

适用技术是指能够切合于一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自身具有合理的动态结构，取得最佳的效益以保持与人类和自然持续协调发展的技术系统。印度学者A・K・雷第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适用技术归结为三个目标。(1)环境目标。尽量节约能源，循环使用各种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促进各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2)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最基本要求，提供富有创造性和引人入胜的工作，能与文化传统相互交融，促进社会和睦。(3)经济目标。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采用地方资源并生产地方消费品，把经济引向分散经营。

条件总和论的出现，根源于现代技术系统同经 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一体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反映了现代技术日趋复杂化、系统化、综合化的特点与趋势。条件总和论有助于全方位地考察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关系，纠正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的片面性倾向。条件总和论重视了技术环境对技术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却忽视了技术实践主体适应和改造技术环境的能动性，不能揭示技术与技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和谐技术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技术理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还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等诸多社会发展子系统构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系统，现代技术观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系统。

构建新的技术观，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认为技术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不能单独直接地通过技术去说明哲学、政治法律观念、宗教和艺术等的本质特点。同时，技术能否得到顺利发展，技术的成果被用于什么样的用途，均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技术应用的消极后果的防治和治理程度，也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批判、借鉴现代技术观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技术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谐技术观是指以人为本，强调技术与人、经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互动中实现各子系统及整体和谐的技术价值观。

(一)和谐技术观的特征

和谐技术观通过对各种技术观的扬弃，提出多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在内涵、原则、目标上体现了与和谐社会要求一致的契合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手段和有效途径。和谐技术观之所以能在与工业、生态技术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新趋向和时展的新潮流，这些新趋向和新潮流，又是通过和谐技术观的特点体现出来的：

1、随目标的变动性。相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企业或部门，在不同时期、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在取得最佳效益的总原则下，和谐技术对于不同的目标或更注重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或更关心扩大劳动就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或更强调维护生态平衡，消除环境污染；或更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等。

2、时变性。和谐技术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有一定的时效期，具有鲜明的时变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改变了，和谐技术也要发生变化。

3、区域性。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使得和谐技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4、高效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不仅指高效率，而且更是指高效益。高效率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量的要求，高效益则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质的规定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正是高效率与高效益，量与质的辨证统一。

5、生态性。和谐技术的生态性是指它能够服从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谐技术是一种生态技术，是一种环保技术。

6、人文性。在“人――技术――自然”大系统中，和谐技术不仅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够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要。

7、协调性。和谐技术可以调节好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这些子系统的互补互进。

(二)和谐技术的功能

和谐技术观下的和谐技术是指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在互动中实现最佳综合效益的技术系统。和谐技术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技术有以下功能：

1、促进自然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综合利用本地的资源、能源，发挥资源优势，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2、促进经济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投资水平，产品有市场，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

3、促进文化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文化变迁互为补充，能与文化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

4、促进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5、促进技术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促进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学技术水平，使其逐渐达到技术自立。

6、促进人口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就业压力，逐步消除社会不公。

上述六个功能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和谐技术正是为了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促使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和谐技术的功能如图2所示。

四、“恭城模式”：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技术理论的成功探索

我国很多地区运用和谐技术观指导实践，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如“恭城模式”。广西恭城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光、地瘦、人穷，是广西49个贫困县之一。但是，恭城独辟蹊径，通过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大力发展沼气建设的思路。随着沼气技术的推广，恭城县找到了一条适合该县发展的和谐技术系统，走出了一条以沼气技术为纽带，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的道路。经过20年的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催生了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恭城被农业部、科技部、环保总局等国家部(委)、局先后授予了“部级生态示范区”、“部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全国水果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中国月柿之乡”、“中国碰柑之乡”、“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称号。

恭城和谐技术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沼气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3―1988)，大量发展沼气池；二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9―1994)，“一池带四小”(即一个沼气池带一个小猪圈、一个小果园、一个小菜园和一个小鱼塘)的庭院经济在全县迅速推广；三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成熟阶段(1995―2000)，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即“恭城模式”，生物防治技术、无害化生产技术、农业节水技术、水果改良技术、储存保鲜技术等得到应用；四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技术系统发展阶段(2001至今)。到2005年，恭城沼气入户率达88％，并建立“规模养殖、集中建池、统一供气”的示范点，还实施了农业科技人户示范工程项目，包括推广水果新品种、新技术、提供信息服务、做好物化技术服务等内容。

地方技术论文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技术哲学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marx is not a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from two perspective: first, marx maintains that it was the growing market demands, not the technological factor that determined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the western europe. he also argues that technology itself was determined by societal demands. second, the dialectical method was used by marx in his studies of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their changes. the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t, however, is the opposite of dialectical reasoning.

key words: marx,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三种观点：1）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2）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3）马克思既是又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这个问题在我国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为什么在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的问题上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呢？我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1）对技术决定论的界定；2）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

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并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和马克思的方法论两个方面提出论证。

1 技术决定论的涵义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有着多种定义。

按人类学家l. a. white的界定，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在这里，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是因变量。社会系统乃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社会系统随着技术系统的变迁而发生变迁。

美国经济学家n. rosenberg在这样的意义上界定技术决定论，即技术力量是导致社会经济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说，技术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自变量，社会变迁是因变量。([7])

技术哲学家krogh将技术决定论定义为这样一种理论，即它认为：1）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所有其他社会关系；2）技术本身的发展独立于所有其他因素。([8])

技术建构论者w. e. bijker认为，技术决定论包括两层思想：1）技术发展是自主的；2）社会的发展是由技术决定的。([9])

我国对“技术决定论”的权威界说，见之于《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其他社会因素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控制。” ( [10])这一定义将技术决定论的观点推向极端，明显地把技术决定论变成了贬义词。我认为是不妥的。其实，就连负责《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该条目的分科主编陈昌曙先生后来也认为这样的界定值得商榷([4])。

综合上述定义，本文提出：所谓技术决定论，即认为：1）技术是决定社会变迁的根本原因；2）影响社会变迁的其他因素，是技术因素派生出来的，也就是说技术是第一位的原因，其他因素是第二位的原因。本文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

2 从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者？我们只要看马克思对重大历史事件所做的解释，便可得知。在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兴起的呢？ 如果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兴起归结为技术因素，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说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

研读马克思的有关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和发展，是对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做出的反应，技术因素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没有起到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11])

我在这里之所以做“文抄公”，是因为我认为这段文字是对“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这种观点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反驳。现分析如下：

1）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做了原因分析。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两次转型：封建的工业经营方式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型，以及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转型。是什么因素决定着这两次转型促成的？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两次转型从根本上讲均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非技术使然。

2）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变迁并分析了技术变迁的原因。在工场手工业阶段，蒸汽和机器之引入到工业生产中；在大工业阶段，航海业和陆地交通的巨大发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技术变迁？是因为市场需求和营利机会的扩大。

也许有人会辩解说，我承认是市场需求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技术变迁，然而，市场需求的增长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归根到底是因为航海技术的发展。本文认为，这种解释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这明显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技术（和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决定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技术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在上文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两次提到航海技术的发展是由于市场和商业机会的增长所致：第一次是在第一段“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第二次是在第四段“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概言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市场需求的增长，而不是技术变迁；技术及技术变迁，也是由于市场需求的增长所致，而不是什么自变量。也就是说，社会的变迁，市场需求是第一位的原因，而技术变迁只不过是第二位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马克思不看重技术因素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作用。事实上，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经济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论述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调节人与外部世界的媒介。人作用于物质世界，不仅改变了自然（自然成为了人类活动的器官），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改变了人类自身的自然），走向自我实现。

3 对“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误读

最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比如，r. heilbroner引用这句格言，把技术决定论确立为“马克思的范式”(转引自[1])。确实，这句格言看上去是给人一种印象，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然而，我认为，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必须进行语境分析。

这句格言，出自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的，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接着，马克思写出了那段引文。

我同意krogh对这段引文所做的语境分析，他认为把这段话诠释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是错误的。([8])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宗旨，是批驳马克思称之为蒲鲁东倾向，即试图从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y）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某一历史时期特有的事件。正是与这种倾向一致，所以马克思才在同一部著作中写道：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11])

所以，krogh认为，这段引语的最合理的解释是：马克思主张，技术系统只有把它放到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条件之框架中去分析，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社会作用。如果把技术从具体的时代背景（context）中抽象出来，这样的出发点很难说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段引语实际上正好表达的是与技术决定论相反的观点。krogh最后评论说，仅仅凭这段话就把马克思说成是技术决定论者，这样的文本阐释是极其肤浅的。([8])

另一个被人们常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一段话是：“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 把这句话解释为技术决定论，就好比说体温是由温度计决定，大气压是由气压计决定的一样。把表征时代的指标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无疑是错误的。

4 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看，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马克思对技术变迁问题的研究，跟他对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应用到对技术（和科学）的研究，这是他为什么在对技术（和科学）的认识上比其同时代其他任何人更为深刻、更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7])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着重分析社会阶级而不是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作为社会集体过程来分析。不管科学家和发明家其个人天才在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活动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都不能视作个体行为。因此，马克思在探讨技术变迁时，他的分析焦点不是放在个体科学家和发明家身上，不管他们有多么的伟大，而是聚焦于作为社会过程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这些活动受制于其所在的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

第二，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它既表现出连续性，也会出现间断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中，又经历着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三个阶段。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中，始终贯穿着历史的、动态的眼光。

第三，辩证的方法 马克思对历史变迁的分析，始终贯穿着辩证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斗争是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它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无论是在历史的哪一个时期，新的生产力出现，绝不是某种神秘力量使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现存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结果。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互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辩证的方法也是理解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何以具有特殊洞察力的最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技术变迁的因果分析，不是做单向的因果分析，而是强调经济与技术的互动和反馈。这一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对技术创新的模型从早期的线性模型发展到互动反馈模型，肯定是有启发的，因为后一模型的提出者rosenberg是很欣赏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和观点 。

技术决定论是非辩证思维，与马克思的辩证分析是根本对立的。如果把马克思划归为技术决定论者，这就等于说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分析中、在对技术发展的分析中没有采取辩证的分析。然而，事实明摆着，辩证分析在马克思的整个研究中是贯穿到底的。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因而马克思的技术哲学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我认为，在探讨马克思的技术观和技术哲学时，应该明确这一点。

最后，我想指出邓小平对技术决定论的一个论述。他说：“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13]我认为，这跟马克思的技术观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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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凡. 马克思主义是技术决定论吗？——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探讨[n]. 科技日报，1988年10月10日.

[3]牟焕森. 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吗？[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2(9): 32-37.

[4] 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189-193.

[5 ]黄顺基.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26-436.

[6] 陈文化，李立生.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34-37. 36.

[7] rosengberg, n., inside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5-36.

[8] krogh, k., technology and rationality[m], ashgate, 1998. 58.

[9] jasanoff, s., et al., handboo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 sage publications, 1995. 238.

[10] 于光远等. 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25.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3-274，142，141—14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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