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社会论文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1

关键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谐法治本位；社会控制

纠纷是社会中主体基于利益的冲突或别的原因而产生的双边或多边的行为上的对抗。纠纷源于社会中人的利益冲突和行为碰撞，纠纷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对秩序的破坏。人类对秩序的天然需求要求有良好的解纷机制以控制社会中的纠纷，纠纷解决便应运而生。

一、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总括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概念可归纳为：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法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而共同存在，结成一种互补并满足社会主体多元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状态。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包括：一是由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多元救济体系；二是由协商、调解和仲裁及诉讼构成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三是由法律法规、行业规约、乡规民约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依据；四是由司法、行政、民间机构等构成多元纠纷解决系统。

二、以和谐、法治为目标

和谐、法治是构建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出发点和目标。和谐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关系为：和谐社会不断化解矛盾发现矛盾的多元针对不同的矛盾选择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保障社会和谐。法治与多元解纷解决机制的内在关联为：法治社会法律秩序的确立权利义务边界明确社会主体享有并熟知权利义务社会主体以权利义务为指向，根据个人利益和偏好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保障法治。

和谐表明利益的平衡，要求纠纷能得到平衡的解决；和谐表明柔和，要求纠纷得到柔性解决；法治表明权利义务的明确，要求按照纠纷主体的权利义务化解纠纷；法治表明秩序的稳定，要求纠纷的解决必须考虑其社会影响。把握住和谐和法治的脉搏，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才会走向正轨。

三、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结构

（一）保障司法诉讼的核心地位

司法诉讼由于其强制力保障性决定了其在中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位，当纠纷主体的利益无法通过其他纠纷机制得到保护时，司法诉讼具有最终保障功能。并且司法诉讼制度也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良好的指导作用，能避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滥用和错误，为纠纷主体提供必要的权利救济，保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合理运行。

（二）司法和解、调解与司法诉讼的有效链接

将司法和解、调解与司法诉讼有效链接能充分体现纠纷主体的意思自治。在诉讼过程中，纠纷主体通过相互的交换主张、提供证据、展开辩论，将认识到双方在本诉讼中的力量对比和可得收益大小以及败诉可能，允许诉讼中选择和解、调解能够使纠纷主体有效的趋利避害，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双赢。

（三）发挥行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解纷功能

行政性解纷机制是以国家行政机关和准行政机关为解纷机构，合法合理效率的解决纠纷的非诉讼解纷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对弱势群体的维护、环境的保护、市场秩序的保障以及公共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必然加大投入，行政性解纷机制凭借其快速、专业等特征能祢补司法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必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四）构建法律引导下的多元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在法律的指导下，建立社区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组织，聘请了解本地生活习惯，知悉居民/村民的相互关系，有一定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的人员担任调解员，有效发挥社区和乡村民间纠纷解决组织的解纷功能，可以增加纠纷解决在最基层的机率，且能更及时有效的保护纠纷主体的利益。

第二，发展非营利性纠纷解决组织，如行业协会能有效的进行行业自律和内部协调，更专业的化解成员之间的纠纷以及与消费者的纠纷，产生很高的纠纷解决效益。又如公益性解纷组织能够更具有中立色彩，在解纷过程中不偏不倚，体现解纷的公正。

第三，建立非诉讼法律援助和律师调解，发挥律师的法律专业优势，向纠纷主体提供法律对某个纠纷解决的规范和可能处理结果，促使纠纷主体在了解相应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合法合理的和解决定，并且也不失为法治宣传的有效路径。

纠纷作为社会的常态，要求一国动用可用的所有资源去化解纠纷，在此过程中，一国的相关制度、规则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优化，法治的进程将随着纠纷的不断化解得到完善，和谐的社会必将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更加的成熟，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无疑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加大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步伐，是稳定社会秩序，构建法治，实现和谐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范喻．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范喻．司法制度概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4］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2

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走过十年历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具有天然的同质性，二者追求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一致，民主、秩序、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一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和谐社会构建中法治的重要作用，通过尊重保障权利，禁止权力滥用，大力培育市民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以及建立道德规范体系，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法治 和谐 法律 法治精神 道德规范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现代法治的原则包括:法的普遍遵守即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任何权力、高于任何其他规范、高于任何人，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良法的实体价值即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价值即良好的法律要具备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形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法治是在法律至上、人权保障、良好形式、基本制度设立原则下的一种社会状态。“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法治国家“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和谐社会的概念已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印记。什么是和谐社会?2005年2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设计，而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从二者的含义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秩序井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也同样是法治社会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首要之义，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社会主体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民主程序能够使民众感觉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恢复受到侵犯的权利和利益;反之，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可以说，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 和谐社会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权的承认、尊重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社，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事实上，法治也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制度安排，“以人为本”是深藏在它背后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精神力量和终极价值追求。法治的目的，是让人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并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人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仍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因此，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由法律建立和维护起来的有秩序的社会。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法律规则，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秩序的维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而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 和谐社会应该是体现法治的正义价值的社会，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正义的具体形态体现为平等、公正等，恩格斯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人类社会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处处充满矛盾。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剧烈冲突，直至暴力 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与正义不可分，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正义，法律有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是不足以维持的，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化、法 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社会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法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法治社会，法的基本价值—程序、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和平台上构建的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和谐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发展。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就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成。另一方面，虽然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目标与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稳定，社会发展全面持续的目标本质一致，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然而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法治社会则是从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建设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3

[关键词]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硬性灌输 软性灌输

[作者简介]房咏梅（1970- ），女，山东汶上人，通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吉林 通化 134002）周丹（1988- ），女，吉林通化人，江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江西 南昌 33002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056-02

“硬性灌输”指采用有形的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特定的内容传授给教育对象。主要包括理论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培训、理论研讨等具体教育形式，其在高校中表现为各高校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传授的教学形式。“软性灌输”指采用无形的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没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把灌输的内容融入一定的载体之中，使受教育者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软性灌输”贯彻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原则、民主原则、层次原则、激励原则等重要原则，是上述诸原则综合运用的一种理论成果。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有利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落后而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等问题，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为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服务的作用。

一、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有助于“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它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最直接的方式。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活动载体之一，能较好地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活化”，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只能在将受教育者个体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道德生活的直接经验与社会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智慧相结合的形式中才能取得，所以需要有一种媒介将两者联系起来，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两者相结合的重要媒介。一方面，社会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得以生动、形象、具体地展现出来，使受教育者能够直接感知它，并将对教育内容的理性理解和感性认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又在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而产生直接经验，能够更好地将教育内容内化，极大地感染人们，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因此，为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我们提倡高校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社会生产实践活动让受教育者知道了“硬性灌输”教育方法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是怎样产生的，让受教育者在知其然的同时又知其所以然，使受教育者在头脑中形成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首先，高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让学生学会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其次，教育者要及时将受教育者在生产活动中获得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将这些经验与书本中相应的理论知识进行比较，让受教育者在比较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生产活动相结合，不仅是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参加社区服务可以使大学生全面了解社会并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高校应坚持理论学习，同时与各种社区服务活动相结合，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开展“科技、文化、教育”下基层、进社区活动，让学生到基层接受锻炼、增长才干、坚定信仰，让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深入体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社会服务活动相结合，作为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方法之一，有利于受教育者亲自去领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现主人翁应有的权利。同时，它也间接地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改变原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过于抽象的问题。

二、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校园文化是校风、教风、学风最直接的反映，具有内在教育导向和潜移默化的功能，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佳载体。因此，在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方面，我们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从而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物质文化载体相结合，是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载体相结合的具体措施之一，它可以潜移默化地使受教育者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所讲授的理论知识，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奠定坚实的基础。高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建筑景观、校园绿化和美化、场馆布置、文体设施、教育教学设施等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让受教育者随时随地接受现阶段国家正在提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高校还可以根据高校培养目标、办学历史和办学传统，对校园建筑、公共设施、主要道路、办公场所等进行全方位的设计，赋予物质环境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充分发挥它们导向、凝聚、激励、协调等教育作用。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它主要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办学方针、治学态度、道德观、价值观、校风等。社会转型期，当代大学生往往处于反抗与屈从、自负与自卑、自信与气馁等困惑和矛盾之中。通过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精神文化载体相结合，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入受教育者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让受教育者在学习和工作中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并让所传授的理论知识更加细化地渗透到受教育者的头脑中。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校园精神文化载体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起到巨大的作用。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制度文化载体相结合。在高校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校园文化制度载体相结合，可以防止“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再次落入思想政治教育重制度轻育人的误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可以使校园制度更加合理化、人性化，使校园制度发挥其本来应该具有的育人功能，这也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发挥育人作用奠定了基础。在高校应充分利用师生道德行为规范、校园管理制度、勤工俭学制度、奖惩制度和社团活动制度等校园制度文化载体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潜移默化地传授给学生，促进学生养成文明举止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长期存在。

三、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学生社区载体相结合

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与学生社区管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学生社区载体对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积极作用，让学生在学生公寓和学生社团的各种活动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的结合。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公寓。首先，在学生公寓内设置党团的工作点，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发挥党团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其次，在各公寓中建立学生自我管理组织，使其成为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重要载体；再次，通过创建文明宿舍、宿舍文化建设竞赛、公寓板报、宣传橱窗，开展遵守公寓规定、诚实守信等活动，让大学生时刻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刻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个人素质。公寓是学生日常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也是对学生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场所，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推进学生公寓，更有利于促进“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并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学生社团。丰富的社团活动能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它不仅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还可以反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极佳渠道。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学生社团建设，不断强化学生社团干部的学习和培训，配备专任指导教师对社团进行分类指导，注重教育和管理相结合，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通过对高校学生社团的建设，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载体相结合

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上，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媒体载体相结合，正是充分利用了媒体时效性强的特点。

1.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电波媒体作为媒体的一种，其在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采用广播电视这样形象化的手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弥补了过去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僵化、时效性不强、内容传送滞后等方面的不足，为广大的学生更快捷、有效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因此，高校应积极地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电波媒体，使“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方法在高校中得以实施。

2.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平面媒体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等媒介。充分发挥平面媒体的作用，使“硬性灌输”所传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软性灌输”教育方法的帮助下，让受教育者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得到传播和弘扬。因此，我们提倡在高校中要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平面媒体，做到从无形中推动“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

3.积极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媒体。提倡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媒体相结合的过程中，不能缺少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网络媒体相结合这个重要的措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入网络领域，实质上就是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助推器，为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实现“硬性灌输”与“软性灌输”相结合的速度。另一方面，在网络领域中，高校通过切实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得到拓展，用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引导大学生的行为活动。

[参考文献]

[1]郑润权，陈杨.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6（9）.

[2]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程敬华，万宝方.马克思论实践与人的本质[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4

关键词：政治文明；辩证法；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55-02

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改造社会的活动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这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进一步深化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深刻体现。

一、政治文明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所强调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他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3]25

1.党的领导处于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核心位置，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用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的理论思想武装的政党。我们党在政治、组织、思想上领导着我国依法治国的体制不断完善，政府严格按着法律秉公执法、建立健全的法律监督机构，要求党和政府要不断地提升工作能力，以此来加快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当家做主产生实效。

2.人民当家做主是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它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共同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人民的切身利益得到满足；才能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复兴和到2020年我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就会形成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才能促进依法治国方针在我国顺利地开展进行。

3.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策略，是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效途径和法律保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关键是把执政为民与民主法治相结合，依照宪法法律来管理国家事务，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国家执法工作人员要做到执法必严，对待违法者坚持违法必究的原则，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切实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真正做到权力属于人民。

在世界多极化的格局下，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现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为此，要在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把握好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不动摇。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4]。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的政治文明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政治文明在本质上的区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扩展运用。

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概括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5]面对新时期的政治文明建设工程，同志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从制度上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6]。

我国的人民民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的真正的民主。要把民主政治建设好，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两者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是辩证统一的。

根据我国民主政治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报告中对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七个方面具体阐述：（1）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2）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3）完善基层民主制度；（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5）深化行政体制改革；（6）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7）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主是最有效的防止出现、极端个人主义、权力过于集中等消极现象的方法，是党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最便捷的方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文明必将走向一个更高的台阶。

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产生深远且广泛的影响，这就足以证明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是辩证统一的。

1.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断，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机制范畴精准的科学的概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的论述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本主义精神。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科学的论断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提出来，这是一次重要的理论高度的提升。

2.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价值。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出发，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政党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实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民主化、法制化，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保障；有利于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得以充分实现；制度创新的加强是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四、“四个文明”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报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把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而提出来的。同志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3]39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在“四个文明”中，物质文明处于基础的位置。“四个文明”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现实生产力。而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还会受到物质文明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制约。如果离开了物质文明空谈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那么就会有失去基础理论的危险。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仅是物质极大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提升的现实需求。在推进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关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与稳定、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也是关系到我国经济、政治、生态能否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3.政治文明建设是我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包含着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内容。政治文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文化生态等因素的制约，但同时政治文明又反作用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政治文明既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保障，又决定了先进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向，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提供了制度支持。

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幸福、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经济发展、物质生活富裕和国家政治环境稳定所必须坚持的前提和不可或缺的保证。发展是硬道理，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使人类持续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我们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同时也要增强自然界本身的再生产能力，极大地满足人们随物质增长所需的精神索取，也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局势。

由此，只有“四个文明”协调发展，才能够创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建构与“四个文明”的发展，在本质上、价值取向和归宿上是根本一致的，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在已经成为“四个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文化互相交融，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理论为指导，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理想社会，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四个文明”共同发展，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都能够在良好的政治文明环境中达到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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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一）[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75.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5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明，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包括政治行为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以及公民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行为上的反映。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上我国政治文明规范尚处在系统建设之中，政党、团体及公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也有待提高。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无视法纪规范的“大民主”现象，政治生活的盲从与自发行为，干部中的家长制作风，领导层的等级特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以及、、欺上瞒下、任人唯亲等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与政治文明不相符合的行为都是受一定政治思想支配的。它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化能力还不强，政治文明程度需要提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建设，进行引导，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直接阻滞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阻滞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政治思想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提高，事关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全局。

再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与法治规范、政治与法治程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制度上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制度等，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已经和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由于前面所讲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问题的存在，加上政治制度还不完善，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政治制度在执行中的合理性程度，政治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向往西方的民主、

自由竞选，就会质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就会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推行等级特权与家长制，就会在事实上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欺上瞒下、任人唯亲以及官本位倾向，就会违背民主集中制。因而，有政治制度不执行和政治制度难以制约违背制度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综合性问题，它表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文明要以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为基础，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要以政治制度文明为保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思想文明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建设。在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则显得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管理、政治传播手段发展，而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和规范这些发展有关。因此，进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更显得突出和必要。

总之，同志所提出的政治文明，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概括了政治建设的丰富内容，而且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发展状态，指明了政治生活进步的方向。社会和人们总是追求进步，反对落后；向往文明，憎恶野蛮；力求发展，避免停滞的。而社会文明总是各方面文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忽视哪一方面的文明，都会影响和妨碍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

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是根据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即目标中实现“富强”的目标，要靠物质文明建设，实现“文明”的目标，要靠精神文明建设，而实现“民主”的目标，则要靠政治文明建设。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并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执行基本政策的相应举措。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容更加全面、协调，建设的战略举措更加完善。

第二，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治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复杂系统，如何既全面又协调推进各项建设顺利发展，既是一个复杂的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前沿理论问题。从前面的理论阐述，可以将社会划分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大部分。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政治文明建设是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是动力。物质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推动，使之呈现一种竞争发展的态势。精神文明建设，也确立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与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国情有关，也与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明确向全社会提出有关。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挑战虽然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和科技，但它集中的表现形式是政治。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如何在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中争取主动，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和科技的问题，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问题。因此，政治文明建设事关国际大局。其次，从国内来看，我国不仅是一个广地域国家，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承受着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会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而且会使社会主体、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增强，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形成新的阶层。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建设进行协调和规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域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混乱与动乱，阻碍、破坏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文明建设举措。政治文明建设决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价值取向；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规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和良好的政治氛围。所以，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不仅可以指导我们站在国际、国内全局的高度，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层面开展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从战略发展上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的建设系统。这一系统，如果按建设的任务、目标来划分，则主要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此，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目标之一，并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

为了结合我国实际和新的发展实际，切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任务，提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注：：《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2000年5月31日。)这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明确肯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机联系，从而为探索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民主政治建设，是在社会各种矛盾交错、各种因素互动中进行的。就小康社会而言，民主政治将总是处在既迫切需要建设，又难于建设的矛盾状态之中。

一方面，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社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依托市场体制和现代商品经济，冲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和自然经济的束缚，从狭隘的地域关系和人际关系中走出来，成为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广泛联系，具有开放思维、开阔视野的社会个体；在交流与比较过程中，人们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更加全面的本质认识，既是人们政治素质提高的表现，也是人们对全局事务以及政治关注、知情、参与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一种民主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使人们增强了独立性与自主性，成为面向社会竞争、自主发展的主体，主体性的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另外，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为人们增强民主意识，摆脱自发自在与愚昧无知状态，激发人们追求文明 ，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供条件；文化领域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既以民主政治为条件，又以民主政治发展为特征，是突破价值取向单一性后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状态。

总之，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既有力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否正确认识、适应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政治文明的进步，而且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在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发展和需要发展是一个方面，滞后发展与制约发展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从历史来看，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民主的传统相当薄弱，民众的民主意识并不深厚，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及文化条件也相对脆弱。因而，这种民主传统面对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就显得底蕴不足。一些封建社会的政治遗传，如等级特权、家长作风以及人治现象等，总要以不同的方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此，邓小平进行过深刻分析：“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之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其次，从经验教训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最根本的是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领导，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效抑制和消除封建专制主义遗传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难以得到强大经济的支撑与法制的强有力保证，加上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化集中，致使民主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而且使封建专制主义以新的形式一度复活，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取向长期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抑制民主的发展，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理、消化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而全”观念，高度集中的权力意识，人际依附的惯性，往往与封建社会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任人唯亲等残余混杂在一起，成为阻滞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顽症。再次，社会的民主意识与习惯比较淡薄，民主生活比较单一而且不成熟，其突出表现是，要么顺从专制或服从高度集中统一，忽视自身主体性；要么违反一定规范，不正确，甚至滥用民主，就是所谓“大民主”。在“”中，封建专制与“大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两极”表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所反映的，是我国民主与法制既不成熟，又不健全，这是对忽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惩罚，是社会的巨大不幸。“大民主”的政治斗争方式，冲击平等竞争方式；高度集中的强制统一方式，影响民主协商方式；传统人治方式，干扰法制规范方式。

总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将会遇到来自于传统与现实、观念与体制等各方面的阻抗，它也只能在不断消除这些阻抗过程中，与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任何关于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自发论”、“无关紧要论”都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国家，使法律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范与保证。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就会走向专制，没有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就会流于形式。社会主义民主薄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法制疲软；社会主义法制无力，也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民主脆弱。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理性取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证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法制建设的目的，是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以及民主等各个方面，使人民民主和的各个环节都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包括法制理论、法制思想、法律体系、执法机构、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在这些内容中，法制理论与法制思想建设，是法制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对其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制定了相关配套的法律条文，强化了司法、执法机构与队伍的建设，依法办事的风气正在我国形成，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应当承认，我国法制建设与过去相比，与德治建设相比，所投入的社会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法制建设的推进也比较曲折和艰难，这与法制建设所遇到的来自社会和传统的阻抗(与民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类似)有关，也与法制建设中的有形建设，即法律条文、法制机构、法制队伍建设与无形建设，即法制理论、法制思想建设不协调有关。

我国既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结束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那种目无法度和由“大民主”导致的混乱极为反感，渴望社会民主、平稳、有序，因而，加强社会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是社会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于是，法制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法律条文大批相继制定并初步形成体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执法机构，迅速恢复和新建，执法队伍不断扩充，执法装备不断更新。这些社会成本投入之后，虽然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普遍，执法系统发生了腐败现象，违法犯罪的情况危及社会稳定，群众很不满意。这一事实说明，有形的法制建设固然重要，无形的法制建设以及为法制建设提供基础和条件的建设，即法制思想建设、民主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缺少、不容忽视。如果有形法制建设没有相应的无形法制思想建设作为基础与思想上的保证，有形法制建设就会受到其他思想，特别是落后思想的支配，不仅起不到法制建设的作用，而且还会给社会制造麻烦和造成损害。同时，法制建设如果没有民主建设作为基础，法制建设也会因为缺乏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而自行其是，有失公正，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建设的障碍。另外，法制建设如果没有道德建设的配合，执法人员缺乏内在道德法庭的审理，执法的不道德行为就会直接损害法制的诚信与威信，引发社会上的道德失范，冲破道德底线而走向违法乱纪。因此，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制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顾，把有形建设与无形建设、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第一，加强法制思想建设与法制教育。法制思想建设，主要包括法制理论建设和人们法制意识、观念的培养与提高。法制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包括法制的科学理论与法制的价值理论，着重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需要法制与如何正确实行法制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有形法制建设才有正确指导和牢固思想基础，才能真正走向法制自觉，否则，只会是法制自发。法制自发必定引发法制建设的许多不确定性问题发生而导致法制建设不必要的曲折和反复。

法制思想建设在我国特别重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缺乏法制传统，民众的法制意识、观念比较淡薄。二是我国是一个富有伦理传统，重视德治的国家，人们在行为规范上，比较注重内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自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解决内在思想问题为主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富有传统和优势。因此，要使有形的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认识 和尊重民族的这一传统，发挥其优势。而且，法制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治本建设，它同道德建设的功能一样，就是注重用人的内在控制人的外在，这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探索治国齐家修己的基本思路，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重人的内在思想建设的思路，是以充分尊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的。没有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法制只会成为一种外在性控制或强制，而这种控制或强制，要么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要么难以持久维持下去。而有效的法制思想和道德建设，不仅可以减少社会摩擦与冲突，而且能够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所以邓小平强调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他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人都懂得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既能依法行事，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积极主动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6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明，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包括政治行为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以及公民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行为上的反映。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上我国政治文明规范尚处在系统建设之中，政党、团体及公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也有待提高。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无视法纪规范的“大民主”现象，政治生活的盲从与自发行为，干部中的家长制作风，领导层的等级特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以及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欺上瞒下、任人唯亲等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与政治文明不相符合的行为都是受一定政治思想支配的。它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化能力还不强，政治文明程度需要提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建设，进行引导，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直接阻滞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阻滞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政治思想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提高，事关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全局。

再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与法治规范、政治与法治程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制度上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7

邓小平的政治观述论邬贵光(4)

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探讨王韶兴(7)

试论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李承 杨超(16)

民间组织发展与执政党建设——对上海市民间组织党建实践的思考马西恒(23)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略论王庆洲(38)

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现代政治管理价值教军章(44)

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朱仁显(54)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王岩(64)

论政府信用建设王和平(73)

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安排与政治稳定何精华(78)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考察与反思侯保疆(83)

电子政务：因特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蔡立辉(89)

居民自治与城市治理——建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创建高民政 郭圣莉(96)

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比较分析彭宗超 薛澜 沈旭晖(104)

经验研究方法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应用的现状分析肖唐镖 陈洪生(113)

对“村民自治”及其相关概念英文翻译的一点看法王金洪(121)

全国政治哲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综述赵玲(123)

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材述评施雪华(126)

香港特区行政改革研究的意义与视角 ——《双重转型：“九七”以来的香港改革与发展》评介倪星(127)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开创中国政治学会工作新局面李慎明(1)

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战略思考及其现实启示陈前 吴敏先(14)

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恩格斯：《〈1848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研究梅荣政 李静(27)

苏共失败的政治教训——兼析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张树华(32)

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岳德常(41)

健全执政党拒腐防变机制的思考常光民 唐晓清(45)

中共执政方式的转变与公民权利的发展杨清(53)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经验论要孙秀民(58)

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儒家政治思想观念的一个分疏明廷强 林存光(64)

继承与升华：“和”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李承(77)

政府管理科学有为——浙江政府管理改革的历程、经验与启示(84)

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何艳玲(93)

领导干部任期制的理论考察与反思韩强(105)

政治学学科发展史略——兼论中西传统政治学的差异徐大同(112)

民主与参与：走出貌合神离的困境？——评卡罗尔·帕特曼的参与民主理论胡伟(117)

凝练学者聪明智慧 畅谈和谐政治理想——中国政治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军章 霍建国(122)

《人本政治论》析评刘德厚(127)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世界政党制度中一种独特的类型张献生(1)

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梁丽萍(8)

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比较李亚非(12)

试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辩证关系田改伟(16)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民利益表达王臻荣 常轶军(27)

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涵义、特点及价值魏星河(31)

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参政权周作瀚 张英洪(36)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中的自制规章与国家法律关系现状的分析赵一红(45)

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张雷(52)

论政府社会性规制职能的完善黄新华(60)

地方政府的政策规避与政策创新辨析王国红(71)

中国行政管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何翔舟(77)

中国古代君主与“民贵君轻”观念张分田(87)

略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魏澍(98)

国际公共事务管理基本理论问题论略吴显庆(105)

中国传统政治知识研究评述张树平(112)

现代氛围中的政治技术和政治技术化戴永翔(120)

《在民主与法治之间》评介高建(127)

党内民主的发展趋势及必须坚持的原则郑科扬(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与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社会公正的实现陈秉公 颜明权(10)

论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岳长利(19)

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共和制实践的基本特色王俊拴(29)

促进社会和谐的逻辑与路径李新生 徐彬(38)

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体系的新发展仲崇东(44)

从“分管”到“辅佐”：中国副职问题研究朱光磊 李利平(52)

近年来国内政府官员问责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肖光荣(61)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姜晓萍(70)

论区域一体化下的区域间政府合作——动因、模式及展望杨爱平(77)

新时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纪德尚 孙远太(87)

社区建设中的物品供给：制度困境及其对策孙朝阳(94)

政治博客现象及其公共治理陈潭 倪明胜(99)

韩非奉献给君主的根本治国方略王立仁(109)

再论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张兴国 张兴祥(119)

交流探讨中俄两国民主发展的经验和道路——“中俄两国的民主建设与国际环境”双边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陈海莹(126)

党的政策与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梁柱(1)

我国多党合作中的政党关系张献生(10)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民主发展观张树华 陈海莹(17)

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刘山鹰(23)

试论民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赵金鹏(32)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国家能力建设黄宝玖(40)

分配正义与社会和谐宋少鹏 龚蔚红(48)

军人退役安置制度的国际比较罗平飞(54)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常士阁(62)

中国传统民本文化的现代价值曹德本 禹嘉烘(75)

生态政治：老子生生和谐的政治价值情怀李承 宋新夫(81)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王乐夫(93)

试论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的价值李金龙 郑宇梅(101)

政事分开与事业单位改革的路径选择朱光明(110)

非政府组织：东亚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新角色杨鲁慧(117)

试论政府对初始条件的有限干预郑鼎文(123)

《当代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评介朱光磊(127)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王一程(1)

论中国共产党先进性教育的社会政治意义赵寿星(5)

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与党的先进性秦益成 王林丽(12)

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命题：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曾宇辉(19)

论对社会主义理想政治秩序的探求郭学旺 赵跃先(25)

试论政治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程竹汝(32)

新社会阶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意义王邦佐 谢岳(38)

关于民意的民主性思考胡东 李雪沣(44)

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徐增阳 杨翠萍(52)

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杨正喜 唐鸣(61)

试析当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定位汪青松(69)

论我国规范性文件矛盾的解决高莉 蒋来用(75)

政治发展中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探析黄新华(81)

秦汉之际法、道、儒三种“无为”的互动与共性——兼论“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统治思想张分田(88) 柏拉图和谐社会观新解胡晓燕(97)

政府社会保障职能与角色转换机制研究林毓铭(103)

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理论思考周敏凯(113)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8

关键词：中国法学；法学进路；法治实践；中国因素

当我们研究法律时，我们不是在研究一个神秘莫测的事物，而是在研究一项众所周知的职业。我们是在研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使其可以呈现于法官面前，或者可以建议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免于卷入诉讼。—霍姆斯[1]

一、引言

2005年，邓正来教授发表了《中国法学向何去》一文[2]。此后的3年中，正来教授又以同类主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下统称“邓文”）[3]。邓文的发表，在法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我认为，引起这种反响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邓文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恢宏、甚而惊世骇俗的问题，涵盖着所有中国法学人的价值、利益和关切。面对“向何处”这一根本性的设问或诘问，任何一个法学人都没有理由不对邓文投过一束关注的目光，并期待从邓文中获得某种答案，潜隐地比对自己在前行中的方位。其二，邓文中的一些观点及其论证，留下了太多可以质疑的空间，从而吸引了一批关心中国法学命运、学术激情丰沛的年轻法学人，尤其是博士、硕士研究生（主要限于法理学、法哲学专业）对相关讨论的介入。[4]如果不是法学界多数主流学者（包括其理论观点受到邓文重点批判的学者）对邓文抱以“不相为谋”的态度，可以想见，邓文所引起的反响必定会更为壮观。

始自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法治的实践，把中国法学也带入到“显学”的地位；法学获得了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社会意义。并且，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中国的法治必定有其独到的性状与特征，建构法治秩序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多方面的创造与探索，这又更加凸现出法治实践对法学的借重与依赖。因此，在中国法学与法治实践相伴而行30个年头的当口，法学人对这一历程进行审慎的反思，检视一下自己脚下的道路，无疑是必要而富有意义的。正来教授正是看准这一契机，提出了“向何处”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讨论。这也体现出正来教授对于学术机缘把握的敏锐以及在学术策略上的睿智。不仅如此，蕴含在邓文中有关中国法学不应脱离对中国问题的具体思考而盲目地接受西方法治理论，法学应当引领法治实践，为法治实践提供“判准”的立意（但愿在此问题上我没有对邓文做错误理解和概括），也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然而，在认真阅读了邓文以及参与这场讨论的其他一些论文后，我对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困惑并未因这些文字而得以释然；而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忧虑却由于这些文字而变得更为沉重。这是因为，邓文通过对中国法学界四种较有影响的理论[5]的反思批判而指陈的中国法学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刻意对这些理论做出“问题化处理”，亦即强行打上“现代化范式”的烙印后而使之成为“问题”的，[6]多少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意味，因而邓文所指陈的这些问题未必是中国法学当下存在的真问题。与此同时，邓文主张法学人从“全球时代”的“世界结构”视角去认识“中国问题”，进而建立中国人自己“理想的法律图景”，这样失之虚空的导引也显然难以为中国法学指点迷津。不仅如此，邓文在批判他人盲目接受西方理论或范式时所运用的正是一些西方的理论及范式。贯穿于邓文的主要知识节点，基本上都取之于西方流行的某些理论，如伽达默尔的“前理解”（邓文的“前反思接受”）、柯勒的“理想图景”（邓文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邓文的“世界结构”）以及曼海姆和舍勒的知识社会理论等。邓文实际上是用其在西方流行理论海洋中捡拾的贝壳，为人们搭建了一具观赏性的玩景。而在我看来，这种研究和讨论方式，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学当下的某种流弊。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愿意在这场讨论余温大体逝尽的今天，重提并接续邓氏设问，撰写本文。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打算对邓文作全面讨论。这不仅是因为，邓文的主要偏失在此前的不少讨论中已得到说明，更主要则在于，基于后面将提到的个人化因素，我的思维方式、认识问题的角度以及知识积累的偏好等，与正来教授具有重大差异，[7]因而我无力、也不愿与正来教授运用相同的知识元素，在相同的语境中进行系统的对话，——尽管我们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实在地说，邓文只是构成我写作本文的一个激发和勾引，同时，邓文也是我敢于借用“向何处”这样宏大论题而不忌其虚妄的理由。当然，在我的正面叙述中，将包含有我对邓文前述评价的必要证明，并且也会提及邓文的某些观点。

还应说明的是，对法学以及法学研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者个人的经历、处境、教育背景、知识积累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决定或支配着各学者的学术立场、学术偏好以及学术风格。为此，在表述我的观点之前，我必须交待可能影响自己思考与判断的几个个人化的因素。首先，在此以前的10多年中，我事实上已脱离了纯粹的学术环境。在正来教授黄卷青灯，“闭关”苦读，与休谟、哈耶克等西方学术大师卿卿我我，以及后来坐镇吉大，设堂（正来学堂）讲学的这些年头，[8]我正搏弈在市场经济与法律实践的交汇点上，从事着以法律知识为工具，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功利的律师业务，阅读与写作因之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在这一时期中并未停止对学术研究的关注，更未停止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并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且，我还根据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的感受，不时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论文。[9]这些大体表明，我是处于学术圈内与圈外之间的法学人。其次，我曾有过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受到过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多教育与熏陶，对体制内的实际运作机理有一定了解，对实践性功利目标有明确的偏好；同时，对于社会管理中的困忧有较多的理解，甚而对社会管理中迫于情境的某些非理性行为亦有较大程度的容忍。这决定了我在学术立场上可能务实、但势必保守的取向。再次，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时期中，我主要从事经济学，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并且，我始终认为，法学与经济学都是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实行法治和推进市场经济两大实践主题下，法学与经济学共同担当着贡献理性与知识的重大社会使命。因而，我常常依照经济理论研究中那种直面现实、“立竿见影”的方式与效应去认知和品评法学研究的方法及其得失。所有这些，或许是导致我与正来教授存有歧见的原因。

二、中国法学的发展进路与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和影响

悉心分析中国法学近些年的发展趋向，不难发现，中国法学在超越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大体完成了“注释法学”的理论建构之后，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逐步行进。“知识—文化法学”是我依据自身的体验对中国法学现状所做出的一种概括和表述。[10]在我的理解中，知识—文化法学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首先，知识—文化法学高扬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大旗，拒绝学术以外的社会实践性功利动机。在这一进路中，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深化与创新不仅是法学研究的根本追求，同时也是检验和评价研究成效的基本依据。与此相联系，法学人并不企求其观点与主张的外部传播，而着意于法学人相互之间的承认与接受，“文章写给写文章的人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法学研究被当作一个不依赖于社会现实而存在的自闭、自洽以及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其次，知识—文化法学遵循和守持法学人自我认知的学术研究标准、规则及规范，运用法学人自己才容易理解的话语体系和思维定式，进行圈内的交流和讨论。再次，知识—文化法学偏重于对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作学理探讨，研究中大量运用法哲学、法理学原理，并广泛借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元素，尤其是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中各流派的新潮观点和新颖研究方法，从而使法学带有浓厚的思辩色彩，法学的哲理性、抽象性愈趋突出。最后，知识—文化法学包含着明确的趋近世界法文化（更恰切地说，趋近西方法文化）的实际取向。无论是作为对“知识传统”的承继，还是基于“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当代中国法学人已习惯并热衷于在世界法文化语境中讨论问题，依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逻辑假想，力图在世界法文化中为中国法学寻得一席地位。

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是当代中国部分法学人在若干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本文后面将做具体分析）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这一进路有利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法学人理性思维的拓展，有助于增加法学的知识资源，并提升法学的理论品位和学术素养，从而使中国法学不再被归置于“幼稚”的层级。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在丰满中国法学的学术羽毛的同时，却使法学与法治实践渐次偏离。与近些年法学研究资源迅猛增加的态势相比，[11]与中国法治实践的实际需求相比，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却明显趋于弱化，法学对法治实践的影响力也有所衰减。特别是对于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全面实行法治，中国的法治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色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法学并未能贡献出应有的智慧。一些法学人除了信守西方法治理论中的某些经典命题，并强调其普适性外，并不愿对法治的中国因素或中国背景作更具体的分析；还有一些法学人则回避现实对法学的提问，在“真空社会”中叙说法律的应然机理和应有状态。具体地说，法学与法治实践的偏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学研究的主题缺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有关注。

在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中，法学研究主题也呈虚化趋势。这主要指法学研究的“问题源”更多地产生于法学人在知识谱系中所形成的某些认知，而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讨论的问题，则很难进入到法学人的视野。

近几年来，我国各类期刊每年都推出约5000多篇法学论文，每年出版的法学书著（不含译著）数以千记。如果计入法学博士和硕士论文，每年形成的法学研究成果达3万余项。概览近几年主要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文题，可以看到，法学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于这样几类：一是对法理学概念、范畴、原则或价值的反复讨论。二是对各部门法理论中某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包括概念的辩析、制度的考证，理论模式或构架的重塑等等。三是介绍国外的某项制度、某种理论、某一学说，并将其作为中国的实然存在予以解析。这几类论题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大多是从知识和理论层面提出的“理论问题”，而直接针对中国立法、司法以及社会运行实际的论题在法学论文中所占比重较小。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很多法学硕、博士论文，往往俯拾某一既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对其进行一番源流考证，并对相关知识内涵重新作出一套解说，最后给出一个不着边际的结论。尽管不少论文的文题冠之以“我国”或“中国”之名，但对“我国”或“中国”的关涉大体止于立法层面。由于选择主题的视野狭窄，不少法学人已深感研究主题枯竭，而与此相关的论文选题高度重复的现象则十分严重。这种状况与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大量实际问题得不到理论上解析与回答的局面形成强烈反差。

第二，法学研究的语境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场景。

一些法学人偏好于加入西方法文化潮流，钟情于与西方法学大师们对话（我推测，大概不仅仅出于文化传播与介绍的目的），随时随地把西方诸流派的大师当作自己身边的张三李四，自得于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且断然是单向度的“学术交流”。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法学论文，无论主题是否关涉中国，但其内容则往往超越于中国，而以西方法文化、西方法律制度、甚至西方社会实践作为论述的语境和背景。文章中讨论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引证的是西方国家的立法制度，甚至援用的案例也是域外发生的事件。阅读这些论文，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这些论文是否出自中国法学人之手，论文的作者是否真的把中国读者作为自己言说的对象。

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已形成一个为人们所通晓的潜规则，亦即：熟悉和掌握西方法学理论是中国法学人必有的学术经历；而引用西方法学文献，尤其是引用西方法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则是中国法学著述的必备要素。不仅如此，对西方法学理论熟知的程度以及对西方著述引用的多寡，在许多情况下被当作学术水准的高低以及著述是否具有深度的重要评价依据。问题自然不在于对西方法学理论的参考和引用，重要的是，这种参考和运用常常被当作一种强势的证明方式。著述者的命题与假说只要与所引用的这些表述及观点达致契合，就获得了某种不可置疑的正当性，论证过程也随之完成。在此场合下，被引表述及观点的原有语境常常被忽略，作者的流派偏向也被舍弃。至于这些表述及观点是否真正适用于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则更难为著述者所深虑与顾及。

与大量引用西方文献并行的风潮是，中国法学著述中欧化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的盛行。在一些法学人看来，欧化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不仅能够增加文章的美感，而且也是文章具有“深度”的重要标志；通俗就意味着肤浅，不易读、甚而不可读的文章才有深度。受此风潮的影响，法学著述的表达方式和遣词造句与大众的阅读思维及理解习惯渐行渐远。不少文章句式冗长，用辞生僻，意向缠绵，语焉匪测，不仅考验读者（当然是中国读者）的汉语阅读能力，也挑战读者对这些文章阅读的忍耐力。这种现象在邓文以及一些讨论邓文的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不是基于对“向何处去”的关切，可以想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毅力去面对和忍受那些生涩难懂、洋洋数十万言的“黑格尔句式”。法学著述表达方式及语言风格这一看似不重要的问题，其实际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使得法学文献的读者群渐趋单一，从而也使法学人同决策层以及法律实务界之间的沟通因缺少“共同语言”而变得更为困难。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决策层或法律实务界会乐意接受法学人用不易听懂的语言所叙说的某种道理，即便理性地看所叙说的是可以接受的道理。

第三，法学研究中潜含着法学人刻意疏离法治实践的姿态。

在近些年推出的一些法学著述中，无论是学者所主张的观点与见解，还是这些著述字里行间所显现出的情绪或口吻，都不难看出一些法学人对法治实践刻意疏离的姿态。

首先容易看到的是居高自傲的姿态。由于我国实行法治的进程最初始于法学人对法治知识的传导，因而在与法治相关的问题上，“理论正确于实践，学者高明于实务人员”已成为部分法学人认识中的预设。在法学著述中，一些法学人常常以训导者或“布道者”的口吻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与见解；也有一些法学人在确信自己所认知的法治理想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法治理想的守护者，进而把自己视为法治真理的占有者。在对各种法律问题或法律现象的讨论中，一些法学人往往轻率、且武断地把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作为一切歧见的“判准”，而对于形成自实务界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实务工作中存在的、与这些法学人的认知和想象不尽相同的做法，则付之以漠视、轻视、甚而鄙视的态度。

其次是“超然物外”的姿态。一些法学人主动地把自己隔绝于法治实践之外，着力在书本知识世界和理论场域中建立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并在纯粹的学术或文化意义上寻找自己的价值目标，把自己当作一种纯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既不会改变这些学者的情趣和关切，更不会影响他们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与见解。这种现象决不仅仅存在于学科上有一定局限的法制史学以及法律思想史等领域，在法理学以及部门法学的研究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再次是对现实批判的姿态。在法学著述对法治实践的有限涉及中，法治实践往往是作为被批评和非议对象而存在的；一些法学人在法学研究中始终奉行着批判主义立场。不可否认，对现实的批判是包括法学人在内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功能，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维护的重要方式，这种批判现象并不独存于法学界。然而，问题在于，一些法学人对社会实践的批评常常是在缺少对中国情境的必要了解和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概念化的评价重于实际分析。如同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所描绘的那样：“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12]同时，法学人对实践的这种批评往往又不附有建设性意见的支撑，留给人们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与印象。不仅如此，缺少真实感染力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损伤法学人与实务界乃至决策者之间的情感，从而进一步加大法学与法治实践的阻隔。

三、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偏离法治实践

本文前一部分的分析表明，中国法学在选择了知识一文化法学作为主要进路的同时，事实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服务于法治实践需求的轨迹。这种状况的形成，决不应简单地用法学人的文化偏好加以解释，而应追溯其深层、复杂的社会原因。这方面原因主要是：

第一，部分法学人因法治实践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想象与期待而放弃对这种实践的关注和参与。

当代中国法学人是与中国法治共生共长的。由于在中国本土上没有先在而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实践经历，因而中国法学人对法治的应然状态都保有自己的某种想象，且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各法学人对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理解。这种想象不仅实际决定和影响着法学人的各种学术观点与主张，同时也构成法学人对于外部实践认知和评价的基本依据。

在我国推行法治的初始，“法治”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想而为各方面所接受和崇奉的。其时，对于法治的恰切涵义，尤其是在中国实行法治的具体状态，人们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此情况下，法学人与决策层及实务界在法治问题上具有很高程度的共识。然而，随着法治的具体推行，中国的法治实践似乎并未完全依循一些法学人所想象与期待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法治的具体状态与法学人所认知的西方法治国家的一般模式存在较多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中国实行法治的复杂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非理性的现象（如司法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司法腐败现象滋生等），也超出了法学人的预料和容忍，由此形成了部分法学人法治理想的挫失。这种挫失的进一步反应则是这些法学人在自认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玩不了实的玩虚的”，转而在知识—文化维度上确定自己的研究价值，在纯理论王国中寻求自己学术作为的空间。不仅如此，现有的学术生态环境也完全能够为法学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提供必要的支撑。

第二，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扭曲了法学人从事法学研究的功利目标。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法学人的具体研究行为是同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无法分开的。职称、学位、学术级别、学术组织的职务、发表著述的数量及期刊级别、基金、课题、奖项以及研究生点的设立、重点学科的确定等各种激励和评价元素，共同、实际地导引、甚而支配着法学人的研究行为。总体上看，我国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具有这样几个明显取向：一是偏向对研究成果数量的追求。发表著述的数量不仅是各法学人职称评定、业绩考核乃至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的基本依据，同时还往往是取得基金资助，竞争课题项目的重要参考。二是突出对“理论深度”的重视。中国法学著述一个最为常见的评价尺度即是著述的“理论深度”。所谓的这种“理论深度”，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并非是指对社会现实的深度解析，抑或制度建构理论的真正创新，而是指著述内容的深奥、抽象，哲理性强，甚至是主题或论述的虚玄。更具体地说，这种“深度”往往是根据其与大众思维及认知的距离加以测定的，亦即距离越远就越具有“深度”。三是过度强调学术形式的完善。在“学术规范化”与“国际接轨”等口号的倡导下，一些主流法学期刊把学术形式的完善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范式、分析工具、引证文献等形式要素的恰当，成为期刊选稿的起码标准。有学者甚至还根据法学论文引证他人文献的多少或被引证率的高低，排列出当今中国法学界主流学者的“梁山座次”。[13]

毫无疑问，中国法学研究的现行激励与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法学人对法治实践的注意力，淡化了法学人服务于法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然也扭曲了法学人从事法学研究的功利目标。对研究成果数量的追求，使法学著述常常成为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为满足某种量化要求，一些法学人不得不沉溺在概念变换、文章剪裁、注释堆积的“造文活动”之中，而对需要较多实践感验，需要大量、长时间调查研究的实际问题，则无暇顾及。与此同时，基于对“理论深度”的考虑，法学人很难对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对具体操作层面中的问题倾注较多的精力，因为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难达致前面所说的“理论深度”，而唯有纯理论、纯学术问题，才会有“深度发挥”的可能。尤为突出的现象是，越是级别高的法学期刊越倾向于追求这种“理论深度”，因此也就越疏远实践主题，而这类期刊对法学人的研究活动又具有很强的影响和导向作用。至于学术形式的完善，在实践性论题中更难以得到体现。由于实践性论题立足于决策层及实务界对学术主张的接受，因而相关论述应尽可能符合大众化的思维，这就决定了这类论题很难与学术界推崇的某些“学术范式”相吻合。总之，在现行的激励与评价机制的作用下，法学越发成为一种可以脱离社会实践，且不受制于实践检验的理论学科。

第三，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影响形成了法学人轻薄中国实践的认识偏向。

毋庸讳言，近30年中，中国法学始终处于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法治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中国法治建构无法避免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的借鉴；另一方面也在于，当代中国法学人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很大部分来自于西方的理论，西方著述在法学人的专业阅读中占有重要份量。不仅如此，今天活跃于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多数都具有直接留访美、欧（包括受美、欧的法学影响很深的日本）的教育背景。应该说，西方法治的一些理念、原则乃至某些制度已经深深地植入于当代中国多数法学人的心际。

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影响造成了法学人对中国实践的某种程度的轻薄。较为明显的例证是，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常常被法学人奉为中国必须效仿的“典范”和检视中国实践“判准”。在一些著述中常常潜含着这样的逻辑：西方国家存在的制度，中国就应当有；反之，西方国家没有的制度，中国也不应有。对于共有的制度，西方国家是此种性状，中国就不应是彼种性状，否则就是“不规范”或“不完善”。更为吊诡的是，对于法律实务部门根据自己的实践所提出或施行的一些积极的举措，法学人也往往从西方法学中寻求理论资源加以论证，援引西方法学家的某些论述为这些举措提供“正当性”的理论证明。其结果，不仅未能使这些举措的实际意义得到真正展示，而且还往往引起决策层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以至反感，导致某些有益的设想或方案胎死腹中。这种实例在前几年司法改革过程中并不鲜见。

第四，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限制了法学人接触并参与实践的愿望和条件。

与经济学理论界同经济实务界的之间的联系相比，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沟通并不很顺畅。这首先是因为，司法机构（以及公安、安全部门）习惯于封闭性运作，对包括法学人在内的外部参与具有某种本能的排斥。法学研究所需要的、可以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实务部门往往以种种理由而不予提供，加之实务部门的统计工作基础本身即很薄弱，因而法学研究中几乎没有借助实务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尚未形成学界检讨立法制度和评价司法案例的常规机制和风气。一方面，法学人对这些领域疏于关注，更很少涉及，另一方面，即便法学人做出一些讨论和评价，也难以引起实务界的重视。自然，前面所提到的法学人对于实务工作姿态上的偏误，也不同程度地加大了两者之间的罅隙。某种意义上说，实务界存在的过度自信与法学人的莫名自傲结合于一体，造就了事实上两者不尽谐调的局面。

法学与实务之间的隔膜还体现于另一个层面。近些年，虽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一些省、市的司法机构都相继设立了某些咨询组织，聘请部分法学界精英介入其内。各级检察机构甚至还选择一些学者到检察机关挂职。但是，法学界始终未能有重量级的学者真正对国家法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也有少数法学家受邀为中央领导开办法制讲座，但限于讲座这种形式，其象征意义仍然大于实际作用。经济学界老一辈如吴敬琏、厉以宁，中青年如林毅夫、樊纲等既在学界叱咤风云，引领风骚，又能登堂入殿，与决策者共商国是，且在实务界有重大影响的境况，对法学界而言显属遥不可及。其中原因，当然不仅仅在于法学人本身，但这一现象却又表明，法学界与决策者高层对话的通道尚未形成，而这对于法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位势又具有不言而喻的影响。

第五，法学专业分类细化的趋势限制了法学人的认知视野，从而削弱了法学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种普遍性趋势，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近些年法学的专业分类也趋于细化。每一项立法，无论其是否已经颁布，都有相对应的法学学科存在。传统的部门法学的划分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相关法学人自立门户、独据领地的愿望。不仅如此，在知识—文化法学进路的影响下，法学人越来越偏重于对学科中某些或某一知识点的深度研究。不少法学人执着地守持在某一知识点上，凭借这种“一招鲜”维持着自己的学术生计，如昂格尔所说，“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14]

法学专业分类细化的趋势固然从整体上增加了学科的知识含量，但由此形成的负面效应则是单个法学人的认知视野变得狭窄，知识的广度相对缩小。在法学界，不乏这样的现象：民事法学研究者可能对刑事法律理论和知识知晓甚少（反之亦是）；而实体法研究者则对相应的程序法知识和理论缺少基本的了解（反之亦是）。更有甚者，不少法学人对同类学科的其他部门法的理论和知识也近于陌生。这种状况事实上削弱法学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

毫无疑问，呈现给每一个法学人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而丝毫不会顾及法学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特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内，各种性质的矛盾交错一起，多元利益冲突蕴含于同一事实。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认识以至解决，依凭某一部门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尤其是依凭某一认知视角是很不够的。正因为如此，近些年，对于一些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商业信用的缺失，犯罪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社会冲突与纠纷日益复杂且大量增加等，本应有较大作为的法学，却因缺少综合性视野而提不出较有份量的解决方案。基于相同的原因，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应当发出声音的法学界往往缺席于这种讨论。而在有限的参与中，有些颇有影响的部门法学研究者对一些宏观性问题所表达的主张往往缺少应有的力度；而有些在法理学界知名度甚高的学者，在某些影响较大的司法个案的讨论中则显示出对相关部门法知识的生疏。事实表明，法学人自己构筑的学科壁垒以及法学研究中普遍采取的“单兵作战”的方式，已难以适应解决中国社会相关现实问题的要求，并由此成为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法学研究中尚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法学人对法治实践的深度涉及。

法学是一个关及政治，甚而无法避讳政治的学科。法学研究中必定包含着对政治制度的讨论。然而，或许是由于极“左”思想残余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不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挤压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我国法学研究中尚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禁忌，法学研究的外部环境尚不够宽松。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学人基于技术角度对某些政治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讨论，有时会被理解为学者立场与情感上的偏误，甚至法学人对既有制度（并非根本政治制度）的批评，往往也会招致政治上的否定评价。这种状况往往使一些学者不敢对法治实践作深度涉及，而不得不涉及时，又常常运用“春秋笔法”，虚与委蛇，王顾左右。与之不同的是，在经济学界，自“市场经济”“私有制”等话题不再成为禁忌后，经济学人在研究中可以畅所欲言，针砭时政，包括对政府的多种经济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总体上说，经济学研究中几无“犯政治错误”之虞，而法学研究尚未获得这样的宽松环境。这一因素也可部分地解释中国法学为什么会与法治实践形成一定的疏离。

转贴于 　 四、法治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

虽然如前文所述，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根本或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法学人对在中国如何实行法治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法治持有不同的认识。这就需要对影响中国法治走向及状态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近3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题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既往法治模式中所形成的，被认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某些理念、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进一步说，中国国情中的某些特有因素一方面显示出传统法治理论及既往法治模式的时空局限，另一方面更突出了中国实行法治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当然，也决定了中国实行法治的创造性与开拓性。

那么，横亘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现实政治建构不同于传统理论与既有模式中法治依存的政治基础。

无论是西方法学的经典理论，还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既有实践，往往都把“三权分立”作为法治赖以实行的政治基础。[15]在这些理论与实践中，“三权分立”不仅是实行法治所必要的政治条件与前提，同时也是法治本身的重要内容，是体现法治的一个主要标识。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我国从理论到实践都明确否定“三权分立”制度作为中国的政治建构的可能。辅以多党合作的一党执政，是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波折后做出的政体选择，至少是不可改变的政治现实。因此，无论如何，法学人不可能企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建构来适应传统意义上当代中国法治的要求，更不应把基本政治制度的变更视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进路。更进一步说，如果务实地把法治当作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来看待，那么，如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寄生于私有制社会一样，法治也并不绝对地依存于某种特定的政体；法治所蕴含并维护的公平、正义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在“三权分立”以外的其他政体中同样会得到相应的展示；实行法治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执政者对于法治核心价值以及法治基本运作机理的态度。这一点不仅被近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所证实，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直接感受。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政治制度没有依照实行法治的要求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不仅如此，在一党执政的政体中，如何设定和处理执政党的权威与法治权威这两种权威体系的关系，如何防止人治因素的复萌与扩大而损伤法治运作的应有机理，尤其是如何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进行司法审判活动，以及如何借助法治的方式强化执政党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更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探索与积累。

第二，中国区域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的高度分化对法律的统一性具有一定影响。

统一性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属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法治理论中最为经典的原则。毫无疑问，中国实行法治也必然包含着对法律统一性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承认与维护。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高度分化的现实则对法律这一属性的体现以及法治这一原则的贯彻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在立法层面上，有限的法律条文以及立法技术难以涵盖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重大差异，也难以反映和顾及各主体均有一定合理性的社会诉求。表面上公平、公正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和主体境况的不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可能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作为对这一状况的顾及，立法机构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策略，加大规范的容量，放宽法律处置的幅度，希求为执法和司法预留充分的空间。然而，由此形成的实际效果却未必符合立法者的初衷与愿望。在执法和司法自由斟酌能力扩大的同时，执法与司法的随意性也相应增加，最终仍然使法律的统一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次，在司法层面上，区域及主体之间的重大差异同样造成了法律统一适用的困难。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对于不同的主体，司法机构很难采用完全相同的处置方式。近些年倍受社会关注的民事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以及刑事审判中的“同罪不同刑”等问题正是由此引发的。而这些现象的存在，又使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追问。

还需指出的是，世界各国为解决法域过大与法律统一性矛盾而采用的方式是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当然，联邦制的实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通过不同联邦成员立法，相对缩小国家立法的法域。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并且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因此，解决前述矛盾需要有更富创造性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

第三，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的急剧变化使法律难以保持必要的稳定。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交往的实际内容，乃至各种社会行为及现象的评价标准都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中，这种变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无疑是社会快速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表征，但从实行法治的角度看，这种状况给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法律总是以某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状态作为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背景，只有依据于这样的背景，法律才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并由此为人们未来的各种社会行为提供确定的预期。社会各种因素的急剧变化，一方面增加了法律制定的难度，有些立法草案甫经提出，即因为社会情势的变更而不得不重新考虑，有些立法方案则因为立法者难以把握相关事项的未来趋势而不能获得实质性推进。另一方面，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大大缩短了立法的实际生命周期。不少立法出台不久，即存在与社会情势不合、不尽适用的问题，只能依赖于大量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弥补。与此相联系，立法的频繁修改也成为中国法治现实中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近30年来经全国人大通过和颁布的现行有效的215项法律中（不含决定、条例等立法性文件），经过一次以上修改的法律就有71项，共计修改达114次，其中修改最为频繁的刑法已先后经过7次修改，[16]仅2001年一年之中就修改了两次。即便是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在过去的30年中，也历经了4次修改。法律稳定性的欠缺，不仅对法律的实际运用造成一定的不便，更重要的是，这种欠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有可能进一步动摇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念与信心。

第四，中国社会治理资源的多元化对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手段的运用形成一定的限制。

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实践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决策者也重视和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治理并不十分依赖于法律手段，法律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功能及其运用的范围、程度都很难达致人们对法治国家一般模式的想象。务实地说，无论中国法治进程推进到何种地步，西方国家中的“法律中心主义”，“法律至上”这些理念或原则都很难成为中国的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法律以外的多元社会治理资源。这里所说的法律外的多元社会治理资源，在外延上远异于苏力教授所说的“本土资源”。在我的理解中，苏力语义上的“本土资源”，实际上指的是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乡土资源”[17]，而所有这些，概括不了这块“本土”上还存在的政党、行政等强大的社会治理力量。这些力量与法律共同承载着中国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现实对法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法律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广泛运用，不仅减缩了法律手段在规范人们行为，尤其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方面的压力，而且政党及行政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协调力以及民间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能够产生出法律所难以达及的社会治理效果；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格局中，无法避免包括“苏力悖论”（传统乡情民俗与现代法律制度相悖）在内的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冲突。特别是在政党及行政权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法律的应有作用可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某些法律原则也容易受到贬损。因此，法律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资源的如何协调运用始终是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对法治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在“向何处去”的讨论中，邓文也有明确的涉及。所不同的是，邓文主张中国法学人应当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中思考中国问题。[18]诚然，在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下，包括法治（或法制）在内的所有社会存在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不失为审视中国问题的一个视角。但我同时也认为，就中国法学或法治而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决不是思考中国问题的唯一视角，并且，相对于前述中国因素，它甚至不是主要或重要的认知维度。这是因为，全球化趋势所形成的压力或强制尚不足以造成中国对自己基本守持的改变或放弃；而能够对中国法治状态与走向产生实际影响的，依然主要是内在于中国的前述因素。不仅如此，要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之间建立某种“勾连”（邓氏语），尚需借助于若干事实的过渡。[19]因此，邓文留给中国法学人的只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失之于大而无当的导引。

五、中国法学人的应有共识

法治的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的前述矛盾无疑使中国的法治道路显得更为艰难。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矛盾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人心灵深处难以言状的痛苦。是信守这些普适性原理、原则以及制度还是消极、宿命地认同各种现实，成为很多法学人心中的哈姆莱特设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得以成立的实质背景和原因也正在于此。问题似乎十分清楚，如果长期阻滞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那么，本来得之于“时势”的当代中国法学人不仅难有较大的作为和建树，而且还有可能耗空自己的学术春青。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学必须解开前述缠结，走出目前的窘境，明确自己的“去向”。在此方面，法学人似应建立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不会改变中国实行法治的总体方向，对中国法治以至中国法学的前景应当抱以乐观、积极的态度。

尽管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实行法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是在传统社会管理理念及方式影响下人治因素的复萌，还可能导致法治道路的曲折性以及局部过程的反复性，但中国实行法治的总体方向不会发生改变。这不仅是因为，法治已经成为执政者既定的政治决策，同时还在于，执政者由于推行法治而受到了更高程度的社会拥戴，从而成为法治的最大受益者，并且，法治还是执政者巩固执政地位，提升其执政能力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普遍的社会理想，法治的一些重要价值已经构成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向往和主要的社会诉求。与此同时，法治的基本构架在中国已经全面形成，法律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依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并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日益成为人们思维定式和生活习惯。此外，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潮流和趋势的影响下，法治也只能是当代和未来中国不可改弃的选择。因此，恰如中国不可能放弃市场经济而改行计划经济，任何力量也不会使中国的法治道路发生根本性逆转。这一判断既是中国法学人认识和思考一切与法治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认识中国法学发展前景的根本参照。

法治实践是法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中国实行法治的总体方向决定了中国法学应当是有作为、有出息的科学。毫无疑问，任何理论形态与社会实践之间，任何社会现实与学术人所守持的社会理想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距离与差异，但这种距离和差异不应成为学术人回避现实、放弃对现实关注，乃至倾力改变现实的理由。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够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20]我认为，韦伯这段针对政治职业者所作的劝导，对中国法学人具有同样的启迪意义，中国法学人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自己学术生命的支点，更何况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积极向上，值得为之献身的世界。

第二，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需要中国法学人反思自己对于法治模式的固有认识。

应当客观地承认，许多情况下，法治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的矛盾，是因为中国法学人固守自己认知中的法治模式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的。如果我们对认知中的这种法治模式进行审慎的反思，将不难得到这样几方面认识：首先，法学人认知的法治模式主要产生于自然法学派所描绘的图景。在西方法治理论中，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具有基石地位。自然法学派对于法治应然状态的描述，代表着西方国家法治的完美理想。因此，中国法学人最初接受法治理论的启蒙时，不能不表现出对自然法学派理论的特别偏重，并进一步从这些理论中汲取各种元素，依照自己的理解，组合成自己想象和认知中的法治模式。然而，事实上，自然法学派所描绘的法治图画，充其量只是一个理想性启示，即便在法治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西方国家中也未曾出现过。自然法学派关于法治图景的虚幻性，在现实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理论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和批判。因此，基于自然法学派的理论而形成的对法治模式的想象与认知，或基于这种想象与认知而对中国的法治现实的评价，都是不尽恰当的。其次，在坚持法治核心价值普适性的同时，必须承认法治类型的多样性。在承认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样一些核心价值普适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各国的法治实践实际上是千姿百态的。姑且不论西方各国分属于两大不同法系，法律的历史渊源、法律形式、司法程序等诸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仅就英、美这两个典型的法治国家而言，两国在国家结构形式、政治制度构建、行政分权形式以及政党权力的作用等方面也各显其异。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各国的状况更是斑驳杂陈，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理性和法治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没有特定的法律推理模式特定的法律制度安排或特定概念体系可以确定为我们定义的法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21]再次，西方法治施行的过程，尤其是司法过程，并非是对法条（或判例）的机械、刻板的墨守，而是丰富、生动，能够因应社会变化的过程。我认为，就了解西方法治的实际状况而言，在众多的西方法学理论家中，庞德、霍姆斯、卡多佐以及波斯纳等人的论述更应值得我们重视。这是因为，这些法学家不仅在理论上卓有建树，同时也亲历法治实践，他们的理论直接产生于他们在实践中的感受，也更接近于西方社会的现实。而他们对法治精神的倡扬，并不体现于对判例或立法的形式崇奉，而在意于法律对社会控制的能力，法律对社会经验的承认与尊重，以及法律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效能。为此，庞德十分强调法律规则及司法对地方社会情境的适应。他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经济和历史条件要求司法必须因地制宜、适时调整。”[22]卡多佐甚至认为：“司法过程是一种妥协，一种矛盾与矛盾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崇尚书面文字的拘泥字义与破规律及有序的虚无主义之间的妥协。[23]庞德、卡多佐等人的这些观点，或许能够为我们缓释诸如守持法条主义与应对现实需求这类矛盾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三，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不仅赋予中国法学特殊的社会使命，同时也为中国法学的开拓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法治不可能完全依赖于传统法治理论的指引，也不可能完全沿袭西方国家的既有模式。中国法治实践亟需法学理论对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做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法治原则如何同中国因素恰当协调做出具体、且有操作意义的回答。正如柯勒所强调：“法学家的使命就是发现并且构造这些存在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明的法律前提，并由此给出一种评价性的理论，指出立法应符合的理论状态，从而使法律体系的资料得以通过法律著作、法学教育和司法判决发展并被适用。”[24]因此，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使中国法学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使命。法学人不仅应当据此建立起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直面在中国实行法治的这些难题，把全部情感和精力倾注于这些难题的解决，而且更应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中国因素作为理论阐释、制度设计、功效评价的基本背景与条件；把自己的各种观点、见解和结论建立在对中国因素的充分认知和考虑之上。

从另一角度看，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又为中国法学人展示自己才华与智慧，为中国法学丰富自己的原创与想象，独辟法学发展蹊径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和机遇。如果说中国法治基于中国因素而成为一种特有的法治类型的话，那么，植根于其上的中国法学也可能、并且应当是独树一帜的法文化形态。不仅如此，中国实行法治近30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法学提供了大量的实际素材，已经为法学人基于中国因素建构中国法治的框架，设计中国法治的具体制度奠定了一定的经验基础。于此，中国法学人也具备了根据自身的实践，而不是依赖既有的学说和模式，建立自己的法治理论体系的外部条件。更进一步说，中国法学人只有直面这些中国因素，探讨并形成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中国法学才可能有真正的作为与建树，中国法学也才会真正在世界法文化中获得自己的应有位置。在此问题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张艺谋效应”同样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与此相适应，中国法学有必要对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做必要的检讨，对业已形成的学术评价和激励机制以及学术研究的一系列套路做必要的审视以至调整，特别是应当对法学作为应用性科学的社会功能形成明确的认知。

因此，如果确实需要概括地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设问的话，那么，我会借用并扩充孙笑侠教授的结论：与中国法治同行，并能够引领中国法治实践。[25]

六、结语

作为长期处于学术边缘的“非典型学者”，[26]我在本文中对中国法学所做出的评价，尤其是批评性评价，也许会受到学界基于“批评主体不适格”而提出的质疑。同时，在“主义”盛行的时下法学界，我在本文中所表达的这些观点也很容易被责之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犬儒主义”或“反智主义”。然而，这些年游移于实务和学术两界所形成的体验，特别是在阅读了“中国法学向何处”讨论中的一些文章后的感受，迫使我不惮“主体权利能力”的可能缺失，也不避“主义爱好者”们可能的诟病与訾议，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相关见解。因此，本文毋宁是我个人胸臆的一种抒发，个人心中块垒的一种消解，同时也是个人学术主张的一种张扬，个人研究理路的一次梳理与自我调校。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以“中国法学”为对象的某些批评性评价，并非是一种全称判断。事实上，本文所涉及到的中国法学中的某些流弊，在法学不同学科中是有着重要的程度上差异的。受制于表达与行文的局限，我难以用准确的措词做出区别性界定。此外，我在本文的批评中没有更多地涉及特定的学者及著述，但这并不表明相关批评没有实指，而是我认为，对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仅仅用个别学者及著述作为例证，既无很强的说服力，也不尽公平。同时，当下中国法学界亦未形成学者们能够从容地接受相互间公开批评（包括可能不恰当的批评）的气氛，我不愿使我与相关学者建立多年的互敬关系毁于我可能偏颇的批评。至于本文不能不涉及的正来教授及其著述，我宁愿认为正来教授会乐见此情。因为我相信，正来教授在提出“向何处”这样宏大的主题时，已经包含着对各种批评性评价的预想甚而期待。不宁唯是，在我对正来教授的了解中，直率而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从来就是他倾力倡导并乐于运用的风格或方式。

注释：

[1][美]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2]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

[3]这些文章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批判与回应：寻求中国法学的主体性》，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就＜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答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理想图景”、“世界结构”与“定义中国”——与邓正来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2期；《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4]《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河北法学》和《浙江社会科学》等期刊先后就邓文开辟了讨论专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小平、蔡宏伟主编的《分析与挑战：学术传承的方式——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专题论文集。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相关讨论论文达近百篇。

[5]这四种理论分别是：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以及梁治平的法律的观点文化论。

[6]在邓文的语境中，一切推崇诸如正义、民主、人权、规则乃至国家法等法治元素，或倡导法律向现代化转变的主张，都会落入“现代化范式”的套路而成为一种错误，都是对西方理念和规则的“前反思接受”，都是缺少“主体性”的思考。

[7]总体上说，正来教授注重“形而上”，我则注重“形而下”。

[8]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和建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9]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效益：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法律的经济分析》，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我国民事经济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近期发表的主要有：《试论我国社会中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资源分享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10]我这里所说的“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与苏力所说的“社科法学”有某些相同。我理解，苏力对“社科法学”分类的依据也是基于这类法学对知识、文化因素的偏重。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11]据统计：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队伍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已有3000多人；有权授予法学博士学位的高等院校2005年为48所；现在读的法学博士研究生达7000多人；法学类期刊126种，其中中文核心期刊21种，CSSCI来源期刊27种（含扩展版）。

[12][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尽管苏力并未直白地表明引注或被引的多少同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具有关连，但明眼人在这种量化的排列中不难看出各学者的座次。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1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5]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5页以下，关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论述。

[16]以上数据统计自2008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17]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18]参见邓正来：《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9]值得一提的是，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唯一涉及中国法治现实的是有关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的讨论。在论证中，邓正来力图“高瞻远瞩”，把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认定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冲击下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困境”。在我看来，这种分析与其说是深刻，莫若说是虚空、矫情。因为“假冒行为”与“世界结构”的影响这两者虽然会有一定的联系，但其间的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计。这样的分析，难免使人想起马季先生在相声名段《宇宙牌香烟》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幽默。

[20][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117页。

[21][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语。引自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2][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余履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3][美]本杰明·N·卡多佐：《演讲录·法律与文学》，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4]前引[20]，第135页。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9

关键词：中国法学；法学进路；法治实践；中国因素

当我们研究法律时，我们不是在研究一个神秘莫测的事物，而是在研究一项众所周知的职业。我们是在研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以使其可以呈现于法官面前，或者可以建议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免于卷入诉讼。—霍姆斯[1]

一、引言

2005年，邓正来教授发表了《中国法学向何去》一文[2]。此后的3年中，正来教授又以同类主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以下统称“邓文”）[3]。邓文的发表，在法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我认为，引起这种反响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邓文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恢宏、甚而惊世骇俗的问题，涵盖着所有中国法学人的价值、利益和关切。面对“向何处”这一根本性的设问或诘问，任何一个法学人都没有理由不对邓文投过一束关注的目光，并期待从邓文中获得某种答案，潜隐地比对自己在前行中的方位。其二，邓文中的一些观点及其论证，留下了太多可以质疑的空间，从而吸引了一批关心中国法学命运、学术激情丰沛的年轻法学人，尤其是博士、硕士研究生（主要限于法理学、法哲学专业）对相关讨论的介入。[4]如果不是法学界多数主流学者（包括其理论观点受到邓文重点批判的学者）对邓文抱以“不相为谋”的态度，可以想见，邓文所引起的反响必定会更为壮观。

始自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法治的实践，把中国法学也带入到“显学”的地位；法学获得了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社会意义。并且，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中国的法治必定有其独到的性状与特征，建构法治秩序的过程必然包含着多方面的创造与探索，这又更加凸现出法治实践对法学的借重与依赖。因此，在中国法学与法治实践相伴而行30个年头的当口，法学人对这一历程进行审慎的反思，检视一下自己脚下的道路，无疑是必要而富有意义的。正来教授正是看准这一契机，提出了“向何处”的问题，进而引发了一场讨论。这也体现出正来教授对于学术机缘把握的敏锐以及在学术策略上的睿智。不仅如此，蕴含在邓文中有关中国法学不应脱离对中国问题的具体思考而盲目地接受西方法治理论，法学应当引领法治实践，为法治实践提供“判准”的立意（但愿在此问题上我没有对邓错误理解和概括），也应当得到充分肯定。

然而，在认真阅读了邓文以及参与这场讨论的其他一些论文后，我对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困惑并未因这些文字而得以释然；而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忧虑却由于这些文字而变得更为沉重。这是因为，邓文通过对中国法学界四种较有影响的理论[5]的反思批判而指陈的中国法学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刻意对这些理论做出“问题化处理”，亦即强行打上“现代化范式”的烙印后而使之成为“问题”的，[6]多少有些“为批判而批判”的意味，因而邓文所指陈的这些问题未必是中国法学当下存在的真问题。与此同时，邓文主张法学人从“全球时代”的“世界结构”视角去认识“中国问题”，进而建立中国人自己“理想的法律图景”，这样失之虚空的导引也显然难以为中国法学指点迷津。不仅如此，邓文在批判他人盲目接受西方理论或范式时所运用的正是一些西方的理论及范式。贯穿于邓文的主要知识节点，基本上都取之于西方流行的某些理论，如伽达默尔的“前理解”（邓文的“前反思接受”）、柯勒的“理想图景”（邓文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邓文的“世界结构”）以及曼海姆和舍勒的知识社会理论等。邓文实际上是用其在西方流行理论海洋中捡拾的贝壳，为人们搭建了一具观赏性的玩景。而在我看来，这种研究和讨论方式，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学当下的某种流弊。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我愿意在这场讨论余温大体逝尽的今天，重提并接续邓氏设问，撰写本文。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打算对邓文作全面讨论。这不仅是因为，邓文的主要偏失在此前的不少讨论中已得到说明，更主要则在于，基于后面将提到的个人化因素，我的思维方式、认识问题的角度以及知识积累的偏好等，与正来教授具有重大差异，[7]因而我无力、也不愿与正来教授运用相同的知识元素，在相同的语境中进行系统的对话，——尽管我们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实在地说，邓文只是构成我写作本文的一个激发和勾引，同时，邓文也是我敢于借用“向何处”这样宏大论题而不忌其虚妄的理由。当然，在我的正面叙述中，将包含有我对邓文前述评价的必要证明，并且也会提及邓文的某些观点。

还应说明的是，对法学以及法学研究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学者个人的经历、处境、教育背景、知识积累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决定或支配着各学者的学术立场、学术偏好以及学术风格。为此，在表述我的观点之前，我必须交待可能影响自己思考与判断的几个个人化的因素。首先，在此以前的10多年中，我事实上已脱离了纯粹的学术环境。在正来教授黄卷青灯，“闭关”苦读，与休谟、哈耶克等西方学术大师卿卿我我，以及后来坐镇吉大，设堂（正来学堂）讲学的这些年头，[8]我正搏弈在市场经济与法律实践的交汇点上，从事着以法律知识为工具，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功利的律师业务，阅读与写作因之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我在这一时期中并未停止对学术研究的关注，更未停止对学术问题的思考。并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且，我还根据自己在社会实践中的感受，不时撰写并发表了一些论文。[9]这些大体表明，我是处于学术圈内与圈外之间的法学人。其次，我曾有过政府机关工作的经历，受到过主流意识形态的较多教育与熏陶，对体制内的实际运作机理有一定了解，对实践性功利目标有明确的偏好；同时，对于社会管理中的困忧有较多的理解，甚而对社会管理中迫于情境的某些非理亦有较大程度的容忍。这决定了我在学术立场上可能务实、但势必保守的取向。再次，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段时期中，我主要从事经济学，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研究。并且，我始终认为，法学与经济学都是应用性、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实行法治和推进市场经济两大实践主题下，法学与经济学共同担当着贡献理性与知识的重大社会使命。因而，我常常依照经济理论研究中那种直面现实、“立竿见影”的方式与效应去认知和品评法学研究的方法及其得失。所有这些，或许是导致我与正来教授存有歧见的原因。

二、中国法学的发展进路与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和影响

悉心分析中国法学近些年的发展趋向，不难发现，中国法学在超越了法律知识的普及与传播，大体完成了“注释法学”的理论建构之后，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逐步行进。“知识—文化法学”是我依据自身的体验对中国法学现状所做出的一种概括和表述。[10]在我的理解中，知识—文化法学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首先，知识—文化法学高扬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大旗，拒绝学术以外的社会实践性功利动机。在这一进路中，学术意义上的理论深化与创新不仅是法学研究的根本追求，同时也是检验和评价研究成效的基本依据。与此相联系，法学人并不企求其观点与主张的外部传播，而着意于法学人相互之间的承认与接受，“文章写给写文章的人看”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法学研究被当作一个不依赖于社会现实而存在的自闭、自洽以及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其次，知识—文化法学遵循和守持法学人自我认知的学术研究标准、规则及规范，运用法学人自己才容易理解的话语体系和思维定式，进行圈内的交流和讨论。再次，知识—文化法学偏重于对法律制度和法律现象作学理探讨，研究中大量运用法哲学、法理学原理，并广泛借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元素，尤其是吸收当代社会科学中各流派的新潮观点和新颖研究方法，从而使法学带有浓厚的思辩色彩，法学的哲理性、抽象性愈趋突出。最后，知识—文化法学包含着明确的趋近世界法文化（更恰切地说，趋近西方法文化）的实际取向。无论是作为对“知识传统”的承继，还是基于“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当代中国法学人已习惯并热衷于在世界法文化语境中讨论问题，依照“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的逻辑假想，力图在世界法文化中为中国法学寻得一席地位。

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是当代中国部分法学人在若干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本文后面将做具体分析）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这一进路有利于（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着）法学人理性思维的拓展，有助于增加法学的知识资源，并提升法学的理论品位和学术素养，从而使中国法学不再被归置于“幼稚”的层级。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在丰满中国法学的学术羽毛的同时，却使法学与法治实践渐次偏离。与近些年法学研究资源迅猛增加的态势相比，[11]与中国法治实践的实际需求相比，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却明显趋于弱化，法学对法治实践的影响力也有所衰减。特别是对于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全面实行法治，中国的法治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色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法学并未能贡献出应有的智慧。一些法学人除了信守西方法治理论中的某些经典命题，并强调其普适性外，并不愿对法治的中国因素或中国背景作更具体的分析；还有一些法学人则回避现实对法学的提问，在“真空社会”中叙说法律的应然机理和应有状态。具体地说，法学与法治实践的偏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学研究的主题缺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有关注。

在知识—文化法学的发展进路中，法学研究主题也呈虚化趋势。这主要指法学研究的“问题源”更多地产生于法学人在知识谱系中所形成的某些认知，而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讨论的问题，则很难进入到法学人的视野。

近几年来，我国各类期刊每年都推出约5000多篇法学论文，每年出版的法学书著（不含译著）数以千记。如果计入法学博士和硕士论文，每年形成的法学研究成果达3万余项。概览近几年主要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文题，可以看到，法学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于这样几类：一是对法理学概念、范畴、原则或价值的反复讨论。二是对各部门法理论中某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包括概念的辩析、制度的考证，理论模式或构架的重塑等等。三是介绍国外的某项制度、某种理论、某一学说，并将其作为中国的实然存在予以解析。这几类论题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大多是从知识和理论层面提出的“理论问题”，而直接针对中国立法、司法以及社会运行实际的论题在法学论文中所占比重较小。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很多法学硕、博士论文，往往俯拾某一既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对其进行一番源流考证，并对相关知识内涵重新作出一套解说，最后给出一个不着边际的结论。尽管不少论文的文题冠之以“我国”或“中国”之名，但对“我国”或“中国”的关涉大体止于立法层面。由于选择主题的视野狭窄，不少法学人已深感研究主题枯竭，而与此相关的论文选题高度重复的现象则十分严重。这种状况与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司法实践中大量实际问题得不到理论上解析与回答的局面形成强烈反差。

第二，法学研究的语境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场景。

一些法学人偏好于加入西方法文化潮流，钟情于与西方法学大师们对话（我推测，大概不仅仅出于文化传播与介绍的目的），随时随地把西方诸流派的大师当作自己身边的张三李四，自得于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且断然是单向度的“学术交流”。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法学论文，无论主题是否关涉中国，但其内容则往往超越于中国，而以西方法文化、西方法律制度、甚至西方社会实践作为论述的语境和背景。文章中讨论的是西方学者的观点，引证的是西方国家的立法制度，甚至援用的案例也是域外发生的事件。阅读这些论文，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这些论文是否出自中国法学人之手，论文的作者是否真的把中国读者作为自己言说的对象。

近些年，我国法学界已形成一个为人们所通晓的潜规则，亦即：熟悉和掌握西方法学理论是中国法学人必有的学术经历；而引用西方法学文献，尤其是引用西方法学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则是中国法学著述的必备要素。不仅如此，对西方法学理论熟知的程度以及对西方著述引用的多寡，在许多情况下被当作学术水准的高低以及著述是否具有深度的重要评价依据。问题自然不在于对西方法学理论的参考和引用，重要的是，这种参考和运用常常被当作一种强势的证明方式。著述者的命题与假说只要与所引用的这些表述及观点达致契合，就获得了某种不可置疑的正当性，论证过程也随之完成。在此场合下，被引表述及观点的原有语境常常被忽略，作者的流派偏向也被舍弃。至于这些表述及观点是否真正适用于对中国现实的认知和判断，则更难为著述者所深虑与顾及。

与大量引用西方文献并行的风潮是，中国法学著述中欧化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的盛行。在一些法学人看来，欧化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不仅能够增加文章的美感，而且也是文章具有“深度”的重要标志；通俗就意味着肤浅，不易读、甚而不可读的文章才有深度。受此风潮的影响，法学著述的表达方式和遣词造句与大众的阅读思维及理解习惯渐行渐远。不少文章句式冗长，用辞生僻，意向缠绵，语焉匪测，不仅考验读者（当然是中国读者）的汉语阅读能力，也挑战读者对这些文章阅读的忍耐力。这种现象在邓文以及一些讨论邓文的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果不是基于对“向何处去”的关切，可以想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毅力去面对和忍受那些生涩难懂、洋洋数十万言的“黑格尔句式”。法学著述表达方式及语言风格这一看似不重要的问题，其实际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使得法学文献的读者群渐趋单一，从而也使法学人同决策层以及法律实务界之间的沟通因缺少“共同语言”而变得更为困难。我们确实很难想象，决策层或法律实务界会乐意接受法学人用不易听懂的语言所叙说的某种道理，即便理性地看所叙说的是可以接受的道理。

第三，法学研究中潜含着法学人刻意疏离法治实践的姿态。

在近些年推出的一些法学著述中，无论是学者所主张的观点与见解，还是这些著述字里行间所显现出的情绪或口吻，都不难看出一些法学人对法治实践刻意疏离的姿态。

首先容易看到的是居高自傲的姿态。由于我国实行法治的进程最初始于法学人对法治知识的传导，因而在与法治相关的问题上，“理论正确于实践，学者高明于实务人员”已成为部分法学人认识中的预设。在法学著述中，一些法学人常常以训导者或“布道者”的口吻表达自己的各种观点与见解；也有一些法学人在确信自己所认知的法治理想的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视为法治理想的守护者，进而把自己视为法治真理的占有者。在对各种法律问题或法律现象的讨论中，一些法学人往往轻率、且武断地把自己的见解与主张作为一切歧见的“判准”，而对于形成自实务界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实务工作中存在的、与这些法学人的认知和想象不尽相同的做法，则付之以漠视、轻视、甚而鄙视的态度。

其次是“超然物外”的姿态。一些法学人主动地把自己隔绝于法治实践之外，着力在书本知识世界和理论场域中建立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并在纯粹的学术或文化意义上寻找自己的价值目标，把自己当作一种纯文化意义上的存在。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化，既不会改变这些学者的情趣和关切，更不会影响他们对于法治问题的认识与见解。这种现象决不仅仅存在于学科上有一定局限的法制史学以及法律思想史等领域，在法理学以及部门法学的研究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再次是对现实批判的姿态。在法学著述对法治实践的有限涉及中，法治实践往往是作为被批评和非议对象而存在的；一些法学人在法学研究中始终奉行着批判主义立场。不可否认，对现实的批判是包括法学人在内的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项重要功能，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维护的重要方式，这种批判现象并不独存于法学界。然而，问题在于，一些法学人对社会实践的批评常常是在缺少对中国情境的必要了解和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概念化的评价重于实际分析。如同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所描绘的那样：“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12]同时，法学人对实践的这种批评往往又不附有建设性意见的支撑，留给人们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与印象。不仅如此，缺少真实感染力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损伤法学人与实务界乃至决策者之间的情感，从而进一步加大法学与法治实践的阻隔。

三、中国法学为什么会偏离法治实践

本文前一部分的分析表明，中国法学在选择了知识一文化法学作为主要进路的同时，事实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服务于法治实践需求的轨迹。这种状况的形成，决不应简单地用法学人的文化偏好加以解释，而应追溯其深层、复杂的社会原因。这方面原因主要是：

第一，部分法学人因法治实践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想象与期待而放弃对这种实践的关注和参与。

当代中国法学人是与中国法治共生共长的。由于在中国本土上没有先在而系统的法治理论及实践经历，因而中国法学人对法治的应然状态都保有自己的某种想象，且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各法学人对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理解。这种想象不仅实际决定和影响着法学人的各种学术观点与主张，同时也构成法学人对于外部实践认知和评价的基本依据。

在我国推行法治的初始，“法治”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抽象的理想而为各方面所接受和崇奉的。其时，对于法治的恰切涵义，尤其是在中国实行法治的具体状态，人们既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此情况下，法学人与决策层及实务界在法治问题上具有很高程度的共识。然而，随着法治的具体推行，中国的法治实践似乎并未完全依循一些法学人所想象与期待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法治的具体状态与法学人所认知的西方法治国家的一般模式存在较多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中国实行法治的复杂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实践中存在的某些非理性的现象（如司法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司法腐败现象滋生等），也超出了法学人的预料和容忍，由此形成了部分法学人法治理想的挫失。这种挫失的进一步反应则是这些法学人在自认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玩不了实的玩虚的”，转而在知识—文化维度上确定自己的研究价值，在纯理论王国中寻求自己学术作为的空间。不仅如此，现有的学术生态环境也完全能够为法学人的这种生活态度提供必要的支撑。

第二，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扭曲了法学人从事法学研究的功利目标。

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法学人的具体研究行为是同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无法分开的。职称、学位、学术级别、学术组织的职务、发表著述的数量及期刊级别、基金、课题、奖项以及研究生点的设立、重点学科的确定等各种激励和评价元素，共同、实际地导引、甚而支配着法学人的研究行为。总体上看，我国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具有这样几个明显取向：一是偏向对研究成果数量的追求。发表著述的数量不仅是各法学人职称评定、业绩考核乃至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的基本依据，同时还往往是取得基金资助，竞争课题项目的重要参考。二是突出对“理论深度”的重视。中国法学著述一个最为常见的评价尺度即是著述的“理论深度”。所谓的这种“理论深度”，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并非是指对社会现实的深度解析，抑或制度建构理论的真正创新，而是指著述内容的深奥、抽象，哲理性强，甚至是主题或论述的虚玄。更具体地说，这种“深度”往往是根据其与大众思维及认知的距离加以测定的，亦即距离越远就越具有“深度”。三是过度强调学术形式的完善。在“学术规范化”与“国际接轨”等口号的倡导下，一些主流法学期刊把学术形式的完善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范式、分析工具、引证文献等形式要素的恰当，成为期刊选稿的起码标准。有学者甚至还根据法学论文引证他人文献的多少或被引证率的高低，排列出当今中国法学界主流学者的“梁山座次”。[13]

毫无疑问，中国法学研究的现行激励与评价机制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法学人对法治实践的注意力，淡化了法学人服务于法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然也扭曲了法学人从事法学研究的功利目标。对研究成果数量的追求，使法学著述常常成为批量化生产的文化产品。为满足某种量化要求，一些法学人不得不沉溺在概念变换、文章剪裁、注释堆积的“造文活动”之中，而对需要较多实践感验，需要大量、长时间调查研究的实际问题，则无暇顾及。与此同时，基于对“理论深度”的考虑，法学人很难对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对具体操作层面中的问题倾注较多的精力，因为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难达致前面所说的“理论深度”，而唯有纯理论、纯学术问题，才会有“深度发挥”的可能。尤为突出的现象是，越是级别高的法学期刊越倾向于追求这种“理论深度”，因此也就越疏远实践主题，而这类期刊对法学人的研究活动又具有很强的影响和导向作用。至于学术形式的完善，在实践性论题中更难以得到体现。由于实践性论题立足于决策层及实务界对学术主张的接受，因而相关论述应尽可能符合大众化的思维，这就决定了这类论题很难与学术界推崇的某些“学术范式”相吻合。总之，在现行的激励与评价机制的作用下，法学越发成为一种可以脱离社会实践，且不受制于实践检验的理论学科。

第三，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影响形成了法学人轻薄中国实践的认识偏向。

毋庸讳言，近30年中，中国法学始终处于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法治作为西方社会的“舶来品”，中国法治建构无法避免对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的借鉴；另一方面也在于，当代中国法学人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很大部分来自于西方的理论，西方著述在法学人的专业阅读中占有重要份量。不仅如此，今天活跃于法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多数都具有直接留访美、欧（包括受美、欧的法学影响很深的日本）的教育背景。应该说，西方法治的一些理念、原则乃至某些制度已经深深地植入于当代中国多数法学人的心际。

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影响造成了法学人对中国实践的某种程度的轻薄。较为明显的例证是，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常常被法学人奉为中国必须效仿的“典范”和检视中国实践“判准”。在一些著述中常常潜含着这样的逻辑：西方国家存在的制度，中国就应当有；反之，西方国家没有的制度，中国也不应有。对于共有的制度，西方国家是此种性状，中国就不应是彼种性状，否则就是“不规范”或“不完善”。更为吊诡的是，对于法律实务部门根据自己的实践所提出或施行的一些积极的举措，法学人也往往从西方法学中寻求理论资源加以论证，援引西方法学家的某些论述为这些举措提供“正当性”的理论证明。其结果，不仅未能使这些举措的实际意义得到真正展示，而且还往往引起决策层在意识形态上的警惕以至反感，导致某些有益的设想或方案胎死腹中。这种实例在前几年司法改革过程中并不鲜见。

第四，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限制了法学人接触并参与实践的愿望和条件。

与经济学理论界同经济实务界的之间的联系相比，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沟通并不很顺畅。这首先是因为，司法机构（以及公安、安全部门）习惯于封闭性运作，对包括法学人在内的外部参与具有某种本能的排斥。法学研究所需要的、可以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实务部门往往以种种理由而不予提供，加之实务部门的统计工作基础本身即很薄弱，因而法学研究中几乎没有借助实务部门的统计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尚未形成学界检讨立法制度和评价司法案例的常规机制和风气。一方面，法学人对这些领域疏于关注，更很少涉及，另一方面，即便法学人做出一些讨论和评价，也难以引起实务界的重视。自然，前面所提到的法学人对于实务工作姿态上的偏误，也不同程度地加大了两者之间的罅隙。某种意义上说，实务界存在的过度自信与法学人的莫名自傲结合于一体，造就了事实上两者不尽谐调的局面。

法学与实务之间的隔膜还体现于另一个层面。近些年，虽然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一些省、市的司法机构都相继设立了某些咨询组织，聘请部分法学界精英介入其内。各级检察机构甚至还选择一些学者到检察机关挂职。但是，法学界始终未能有重量级的学者真正对国家法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尽管也有少数法学家受邀为中央领导开办法制讲座，但限于讲座这种形式，其象征意义仍然大于实际作用。经济学界老一辈如吴敬琏、厉以宁，中青年如林毅夫、樊纲等既在学界叱咤风云，引领，又能登堂入殿，与决策者共商国是，且在实务界有重大影响的境况，对法学界而言显属遥不可及。其中原因，当然不仅仅在于法学人本身，但这一现象却又表明，法学界与决策者高层对话的通道尚未形成，而这对于法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位势又具有不言而喻的影响。

第五，法学专业分类细化的趋势限制了法学人的认知视野，从而削弱了法学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种普遍性趋势，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近些年法学的专业分类也趋于细化。每一项立法，无论其是否已经颁布，都有相对应的法学学科存在。传统的部门法学的划分方式，已经满足不了相关法学人自立门户、独据领地的愿望。不仅如此，在知识—文化法学进路的影响下，法学人越来越偏重于对学科中某些或某一知识点的深度研究。不少法学人执着地守持在某一知识点上，凭借这种“一招鲜”维持着自己的学术生计，如昂格尔所说，“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14]

法学专业分类细化的趋势固然从整体上增加了学科的知识含量，但由此形成的负面效应则是单个法学人的认知视野变得狭窄，知识的广度相对缩小。在法学界，不乏这样的现象：民事法学研究者可能对刑事法律理论和知识知晓甚少（反之亦是）；而实体法研究者则对相应的程序法知识和理论缺少基本的了解（反之亦是）。更有甚者，不少法学人对同类学科的其他部门法的理论和知识也近于陌生。这种状况事实上削弱法学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

毫无疑问，呈现给每一个法学人的各种社会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而丝毫不会顾及法学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特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内，各种性质的矛盾交错一起，多元利益冲突蕴含于同一事实。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认识以至解决，依凭某一部门法学的知识和理论，尤其是依凭某一认知视角是很不够的。正因为如此，近些年，对于一些困扰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商业信用的缺失，犯罪率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社会冲突与纠纷日益复杂且大量增加等，本应有较大作为的法学，却因缺少综合性视野而提不出较有份量的解决方案。基于相同的原因，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中，应当发出声音的法学界往往缺席于这种讨论。而在有限的参与中，有些颇有影响的部门法学研究者对一些宏观性问题所表达的主张往往缺少应有的力度；而有些在法理学界知名度甚高的学者，在某些影响较大的司法个案的讨论中则显示出对相关部门法知识的生疏。事实表明，法学人自己构筑的学科壁垒以及法学研究中普遍采取的“单兵作战”的方式，已难以适应解决中国社会相关现实问题的要求，并由此成为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法学研究中尚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法学人对法治实践的深度涉及。

法学是一个关及政治，甚而无法避讳政治的学科。法学研究中必定包含着对政治制度的讨论。然而，或许是由于极“左”思想残余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不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挤压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空间，我国法学研究中尚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禁忌，法学研究的外部环境尚不够宽松。尤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学人基于技术角度对某些政治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讨论，有时会被理解为学者立场与情感上的偏误，甚至法学人对既有制度（并非根本政治制度）的批评，往往也会招致政治上的否定评价。这种状况往往使一些学者不敢对法治实践作深度涉及，而不得不涉及时，又常常运用“春秋笔法”，虚与委蛇，王顾左右。与之不同的是，在经济学界，自“市场经济”“私有制”等话题不再成为禁忌后，经济学人在研究中可以畅所欲言，针砭时政，包括对政府的多种经济政策提出任何批评。总体上说，经济学研究中几无“犯政治错误”之虞，而法学研究尚未获得这样的宽松环境。这一因素也可部分地解释中国法学为什么会与法治实践形成一定的疏离。

四、法治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

虽然如前文所述，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根本或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法学人对在中国如何实行法治以及实行什么样的法治持有不同的认识。这就需要对影响中国法治走向及状态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做出进一步分析。

近3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题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既往法治模式中所形成的，被认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某些理念、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进一步说，中国国情中的某些特有因素一方面显示出传统法治理论及既往法治模式的时空局限，另一方面更突出了中国实行法治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当然，也决定了中国实行法治的创造性与开拓性。

那么，横亘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现实政治建构不同于传统理论与既有模式中法治依存的政治基础。

无论是西方法学的经典理论，还是西方法治国家的既有实践，往往都把“三权分立”作为法治赖以实行的政治基础。[15]在这些理论与实践中，“三权分立”不仅是实行法治所必要的政治条件与前提，同时也是法治本身的重要内容，是体现法治的一个主要标识。然而，与之不同的是，我国从理论到实践都明确否定“三权分立”制度作为中国的政治建构的可能。辅以多党合作的，是我国经历了长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波折后做出的政体选择，至少是不可改变的政治现实。因此，无论如何，法学人不可能企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建构来适应传统意义上当代中国法治的要求，更不应把基本政治制度的变更视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进路。更进一步说，如果务实地把法治当作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来看待，那么，如同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寄生于私有制社会一样，法治也并不绝对地依存于某种特定的政体；法治所蕴含并维护的公平、正义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在“三权分立”以外的其他政体中同样会得到相应的展示；实行法治的关键主要还在于执政者对于法治核心价值以及法治基本运作机理的态度。这一点不仅被近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实践所证实，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直接感受。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政治制度没有依照实行法治的要求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不仅如此，在的政体中，如何设定和处理执政党的权威与法治权威这两种权威体系的关系，如何防止人治因素的复萌与扩大而损伤法治运作的应有机理，尤其是如何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进行司法审判活动，以及如何借助法治的方式强化执政党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深入研究和讨论，更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探索与积累。

第二，中国区域发展的极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的高度分化对法律的统一性具有一定影响。

统一性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属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法治理论中最为经典的原则。毫无疑问，中国实行法治也必然包含着对法律统一性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的承认与维护。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以及社会群体高度分化的现实则对法律这一属性的体现以及法治这一原则的贯彻形成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在立法层面上，有限的法律条文以及立法技术难以涵盖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重大差异，也难以反映和顾及各主体均有一定合理性的社会诉求。表面上公平、公正的权利义务配置方式，由于地区发展差异和主体境况的不同，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可能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作为对这一状况的顾及，立法机构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策略，加大规范的容量，放宽法律处置的幅度，希求为执法和司法预留充分的空间。然而，由此形成的实际效果却未必符合立法者的初衷与愿望。在执法和司法自由斟酌能力扩大的同时，执法与司法的随意性也相应增加，最终仍然使法律的统一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其次，在司法层面上，区域及主体之间的重大差异同样造成了法律统一适用的困难。相同的事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对于不同的主体，司法机构很难采用完全相同的处置方式。近些年倍受社会关注的民事赔偿中的“同命不同价”以及刑事审判中的“同罪不同刑”等问题正是由此引发的。而这些现象的存在，又使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意义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追问。

还需指出的是，世界各国为解决法域过大与法律统一性矛盾而采用的方式是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当然，联邦制的实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通过不同联邦成员立法，相对缩小国家立法的法域。与此不同的是，我国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并且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可能改变这种国家结构形式。因此，解决前述矛盾需要有更富创造性的政治智慧和制度设计。

第三，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的急剧变化使法律难以保持必要的稳定。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主体交往的实际内容，乃至各种社会行为及现象的评价标准都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中，这种变化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无疑是社会快速发展与进步的重要表征，但从实行法治的角度看，这种状况给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这是因为，法律总是以某种相对固定的社会状态作为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背景，只有依据于这样的背景，法律才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并由此为人们未来的各种社会行为提供确定的预期。社会各种因素的急剧变化，一方面增加了法律制定的难度，有些立法草案甫经提出，即因为社会情势的变更而不得不重新考虑，有些立法方案则因为立法者难以把握相关事项的未来趋势而不能获得实质性推进。另一方面，社会的急剧变化也大大缩短了立法的实际生命周期。不少立法出台不久，即存在与社会情势不合、不尽适用的问题，只能依赖于大量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弥补。与此相联系，立法的频繁修改也成为中国法治现实中的一大特色。据统计，近30年来经全国人大通过和颁布的现行有效的215项法律中（不含决定、条例等立法性文件），经过一次以上修改的法律就有71项，共计修改达114次，其中修改最为频繁的刑法已先后经过7次修改，[16]仅2001年一年之中就修改了两次。即便是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在过去的30年中，也历经了4次修改。法律稳定性的欠缺，不仅对法律的实际运用造成一定的不便，更重要的是，这种欠缺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有可能进一步动摇人们对于法治的信念与信心。

第四，中国社会治理资源的多元化对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手段的运用形成一定的限制。

与西方法治国家的实践有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决策者也重视和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但事实上，中国的社会治理并不十分依赖于法律手段，法律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功能及其运用的范围、程度都很难达致人们对法治国家一般模式的想象。务实地说，无论中国法治进程推进到何种地步，西方国家中的“法律中心主义”，“法律至上”这些理念或原则都很难成为中国的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着法律以外的多元社会治理资源。这里所说的法律外的多元社会治理资源，在外延上远异于苏力教授所说的“本土资源”。在我的理解中，苏力语义上的“本土资源”，实际上指的是乡俗民约、家法族规等“乡土资源”[17]，而所有这些，概括不了这块“本土”上还存在的政党、行政等强大的社会治理力量。这些力量与法律共同承载着中国社会治理的功能。

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现实对法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法律以外的其他社会治理手段的广泛运用，不仅减缩了法律手段在规范人们行为，尤其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方面的压力，而且政党及行政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和协调力以及民间非正式制度的潜在影响力，在某些方面能够产生出法律所难以达及的社会治理效果；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治理资源多元化的格局中，无法避免包括“苏力悖论”（传统乡情民俗与现代法律制度相悖）在内的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冲突。特别是在政党及行政权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法律的应有作用可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某些法律原则也容易受到贬损。因此，法律手段与其他社会治理资源的如何协调运用始终是中国法治实践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需要提及的是，对法治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在“向何处去”的讨论中，邓文也有明确的涉及。所不同的是，邓文主张中国法学人应当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中思考中国问题。[18]诚然，在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下，包括法治（或法制）在内的所有社会存在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不失为审视中国问题的一个视角。但我同时也认为，就中国法学或法治而言，“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决不是思考中国问题的唯一视角，并且，相对于前述中国因素，它甚至不是主要或重要的认知维度。这是因为，全球化趋势所形成的压力或强制尚不足以造成中国对自己基本守持的改变或放弃；而能够对中国法治状态与走向产生实际影响的，依然主要是内在于中国的前述因素。不仅如此，要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与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之间建立某种“勾连”（邓氏语），尚需借助于若干事实的过渡。[19]因此，邓文留给中国法学人的只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又失之于大而无当的导引。

五、中国法学人的应有共识

法治的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的前述矛盾无疑使中国的法治道路显得更为艰难。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矛盾也构成了当代中国法学人心灵深处难以言状的痛苦。是信守这些普适性原理、原则以及制度还是消极、宿命地认同各种现实，成为很多法学人心中的哈姆莱特设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得以成立的实质背景和原因也正在于此。问题似乎十分清楚，如果长期阻滞在这样的二元对立中，那么，本来得之于“时势”的当代中国法学人不仅难有较大的作为和建树，而且还有可能耗空自己的学术春青。因此，我认为，中国法学必须解开前述缠结，走出目前的窘境，明确自己的“去向”。在此方面，法学人似应建立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不会改变中国实行法治的总体方向，对中国法治以至中国法学的前景应当抱以乐观、积极的态度。

尽管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实行法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尤其是在传统社会管理理念及方式影响下人治因素的复萌，还可能导致法治道路的曲折性以及局部过程的反复性，但中国实行法治的总体方向不会发生改变。这不仅是因为，法治已经成为执政者既定的政治决策，同时还在于，执政者由于推行法治而受到了更高程度的社会拥戴，从而成为法治的最大受益者，并且，法治还是执政者巩固执政地位，提升其执政能力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与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法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普遍的社会理想，法治的一些重要价值已经构成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向往和主要的社会诉求。与此同时，法治的基本构架在中国已经全面形成，法律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依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并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已日益成为人们思维定式和生活习惯。此外，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总体潮流和趋势的影响下，法治也只能是当代和未来中国不可改弃的选择。因此，恰如中国不可能放弃市场经济而改行计划经济，任何力量也不会使中国的法治道路发生根本性逆转。这一判断既是中国法学人认识和思考一切与法治相关问题的基本前提，也是认识中国法学发展前景的根本参照。

法治实践是法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中国实行法治的总体方向决定了中国法学应当是有作为、有出息的科学。毫无疑问，任何理论形态与社会实践之间，任何社会现实与学术人所守持的社会理想之间，都会存在一定的距离与差异，但这种距离和差异不应成为学术人回避现实、放弃对现实关注，乃至倾力改变现实的理由。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够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20]我认为，韦伯这段针对政治职业者所作的劝导，对中国法学人具有同样的启迪意义，中国法学人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自己学术生命的支点，更何况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积极向上，值得为之献身的世界。

第二，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需要中国法学人反思自己对于法治模式的固有认识。

应当客观地承认，许多情况下，法治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的矛盾，是因为中国法学人固守自己认知中的法治模式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的。如果我们对认知中的这种法治模式进行审慎的反思，将不难得到这样几方面认识：首先，法学人认知的法治模式主要产生于自然法学派所描绘的图景。在西方法治理论中，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具有基石地位。自然法学派对于法治应然状态的描述，代表着西方国家法治的完美理想。因此，中国法学人最初接受法治理论的启蒙时，不能不表现出对自然法学派理论的特别偏重，并进一步从这些理论中汲取各种元素，依照自己的理解，组合成自己想象和认知中的法治模式。然而，事实上，自然法学派所描绘的法治图画，充其量只是一个理想性启示，即便在法治最为发达、最为完善的西方国家中也未曾出现过。自然法学派关于法治图景的虚幻性，在现实主义法学、批判主义法学理论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和批判。因此，基于自然法学派的理论而形成的对法治模式的想象与认知，或基于这种想象与认知而对中国的法治现实的评价，都是不尽恰当的。其次，在坚持法治核心价值普适性的同时，必须承认法治类型的多样性。在承认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样一些核心价值普适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各国的法治实践实际上是千姿百态的。姑且不论西方各国分属于两大不同法系，法律的历史渊源、法律形式、司法程序等诸方面都存在重大差异，仅就英、美这两个典型的法治国家而言，两国在国家结构形式、政治制度构建、行政分权形式以及政党权力的作用等方面也各显其异。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各国的状况更是斑驳杂陈，以至于有西方学者认为：“理性和法治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没有特定的法律推理模式特定的法律制度安排或特定概念体系可以确定为我们定义的法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21]再次，西方法治施行的过程，尤其是司法过程，并非是对法条（或判例）的机械、刻板的墨守，而是丰富、生动，能够因应社会变化的过程。我认为，就了解西方法治的实际状况而言，在众多的西方法学理论家中，庞德、霍姆斯、卡多佐以及波斯纳等人的论述更应值得我们重视。这是因为，这些法学家不仅在理论上卓有建树，同时也亲历法治实践，他们的理论直接产生于他们在实践中的感受，也更接近于西方社会的现实。而他们对法治精神的倡扬，并不体现于对判例或立法的形式崇奉，而在意于法律对社会控制的能力，法律对社会经验的承认与尊重，以及法律解决具体问题的实际效能。为此，庞德十分强调法律规则及司法对地方社会情境的适应。他认为：“特定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经济和历史条件要求司法必须因地制宜、适时调整。”[22]卡多佐甚至认为：“司法过程是一种妥协，一种矛盾与矛盾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崇尚书面文字的拘泥字义与破规律及有序的虚无主义之间的妥协。[23]庞德、卡多佐等人的这些观点，或许能够为我们缓释诸如守持法条主义与应对现实需求这类矛盾提供一定的启示。

第三，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不仅赋予中国法学特殊的社会使命，同时也为中国法学的开拓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决定了中国法治不可能完全依赖于传统法治理论的指引，也不可能完全沿袭西方国家的既有模式。中国法治实践亟需法学理论对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做深入研究，尤其是对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法治原则如何同中国因素恰当协调做出具体、且有操作意义的回答。正如柯勒所强调：“法学家的使命就是发现并且构造这些存在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文明的法律前提，并由此给出一种评价性的理论，指出立法应符合的理论状态，从而使法律体系的资料得以通过法律著作、法学教育和司法判决发展并被适用。”[24]因此，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使中国法学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使命。法学人不仅应当据此建立起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直面在中国实行法治的这些难题，把全部情感和精力倾注于这些难题的解决，而且更应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中国因素作为理论阐释、制度设计、功效评价的基本背景与条件；把自己的各种观点、见解和结论建立在对中国因素的充分认知和考虑之上。

从另一角度看，法治的中国因素的存在，又为中国法学人展示自己才华与智慧，为中国法学丰富自己的原创与想象，独辟法学发展蹊径提供了充分的可能和机遇。如果说中国法治基于中国因素而成为一种特有的法治类型的话，那么，植根于其上的中国法学也可能、并且应当是独树一帜的法文化形态。不仅如此，中国实行法治近30年的实践，已经为中国法学提供了大量的实际素材，已经为法学人基于中国因素建构中国法治的框架，设计中国法治的具体制度奠定了一定的经验基础。于此，中国法学人也具备了根据自身的实践，而不是依赖既有的学说和模式，建立自己的法治理论体系的外部条件。更进一步说，中国法学人只有直面这些中国因素，探讨并形成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中国法学才可能有真正的作为与建树，中国法学也才会真正在世界法文化中获得自己的应有位置。在此问题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张艺谋效应”同样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与此相适应，中国法学有必要对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做必要的检讨，对业已形成的学术评价和激励机制以及学术研究的一系列套路做必要的审视以至调整，特别是应当对法学作为应用性科学的社会功能形成明确的认知。

因此，如果确实需要概括地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设问的话，那么，我会借用并扩充孙笑侠教授的结论：与中国法治同行，并能够引领中国法治实践。[25]

六、结语

作为长期处于学术边缘的“非典型学者”，[26]我在本文中对中国法学所做出的评价，尤其是批评性评价，也许会受到学界基于“批评主体不适格”而提出的质疑。同时，在“主义”盛行的时下法学界，我在本文中所表达的这些观点也很容易被责之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犬儒主义”或“反智主义”。然而，这些年游移于实务和学术两界所形成的体验，特别是在阅读了“中国法学向何处”讨论中的一些文章后的感受，迫使我不惮“主体权利能力”的可能缺失，也不避“主义爱好者”们可能的诟病与訾议，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相关见解。因此，本文毋宁是我个人胸臆的一种抒发，个人心中块垒的一种消解，同时也是个人学术主张的一种张扬，个人研究理路的一次梳理与自我调校。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以“中国法学”为对象的某些批评性评价，并非是一种全称判断。事实上，本文所涉及到的中国法学中的某些流弊，在法学不同学科中是有着重要的程度上差异的。受制于表达与行文的局限，我难以用准确的措词做出区别性界定。此外，我在本文的批评中没有更多地涉及特定的学者及著述，但这并不表明相关批评没有实指，而是我认为，对于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仅仅用个别学者及著述作为例证，既无很强的说服力，也不尽公平。同时，当下中国法学界亦未形成学者们能够从容地接受相互间公开批评（包括可能不恰当的批评）的气氛，我不愿使我与相关学者建立多年的互敬关系毁于我可能偏颇的批评。至于本文不能不涉及的正来教授及其著述，我宁愿认为正来教授会乐见此情。因为我相信，正来教授在提出“向何处”这样宏大的主题时，已经包含着对各种批评性评价的预想甚而期待。不宁唯是，在我对正来教授的了解中，直率而不留情面的学术批评，从来就是他倾力倡导并乐于运用的风格或方式。

注释：

[1][美]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明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2]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4期。

[3]这些文章主要是：《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自序＜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10期；《批判与回应：寻求中国法学的主体性》，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中国法学的批判与建构——就＜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答吉林大学理论法学读书小组》，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1期；《“理想图景”、“世界结构”与“定义中国”——与邓正来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2期；《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4]《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河北法学》和《浙江社会科学》等期刊先后就邓文开辟了讨论专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小平、蔡宏伟主编的《分析与挑战：学术传承的方式——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专题论文集。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的相关讨论论文达近百篇。

[5]这四种理论分别是：张文显的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以及梁治平的法律的观点文化论。

[6]在邓文的语境中，一切推崇诸如正义、民主、人权、规则乃至国家法等法治元素，或倡导法律向现代化转变的主张，都会落入“现代化范式”的套路而成为一种错误，都是对西方理念和规则的“前反思接受”，都是缺少“主体性”的思考。

[7]总体上说，正来教授注重“形而上”，我则注重“形而下”。

[8]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的重建——批判和建构》，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5期。

[9]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效益：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兼评西方法律的经济分析》，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1期；《我国民事经济审判制度的价值取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论我国民事权利司法保护的疏失》，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近期发表的主要有：《试论我国社会中非常规性纠纷的解决机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资源分享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10]我这里所说的“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与苏力所说的“社科法学”有某些相同。我理解，苏力对“社科法学”分类的依据也是基于这类法学对知识、文化因素的偏重。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

[11]据统计：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队伍中，具有正高职称的已有3000多人；有权授予法学博士学位的高等院校2005年为48所；现在读的法学博士研究生达7000多人；法学类期刊126种，其中中文核心期刊21种，CSSCI来源期刊27种（含扩展版）。

[12][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3]尽管苏力并未直白地表明引注或被引的多少同学者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具有关连，但明眼人在这种量化的排列中不难看出各学者的座次。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14][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5]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5页以下，关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论述。

[16]以上数据统计自2008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17]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

[18]参见邓正来：《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2期。

[19]值得一提的是，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唯一涉及中国法治现实的是有关消费者权益法律保护的讨论。在论证中，邓正来力图“高瞻远瞩”，把假冒伪劣商品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认定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当下世界结构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冲击下所必须面对的一种困境”。在我看来，这种分析与其说是深刻，莫若说是虚空、矫情。因为“假冒行为”与“世界结构”的影响这两者虽然会有一定的联系，但其间的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计。这样的分析，难免使人想起马季先生在相声名段《宇宙牌香烟》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幽默。

[20][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中文版，第117页。

[21][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语。引自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22][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余履雪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3][美]本杰明·N·卡多佐：《演讲录·法律与文学》，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24]前引[20]，第135页。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10

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民主化是指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专制政府不同，威权政府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政体形式，通常具有工业化的发展导向。在类型比较的意义上，威权政府具有与民主政府不同的特征，它缺乏自主的政治参与和有效的选举竞争。威权政府实行较为严格的权力集中和社会控制，这既与统治者信奉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发展中国家加强政治整合、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激荡下，诸多威权国家向民主政治转型，带动民主转型问题逐渐从政治发展理论中凸显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围绕民主转型问题，研究者采用的分析方法至关重要。传统的制度主义理论奉行国家中心主义的范式，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移植发达国家的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就能迅速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以西方国家宪法为蓝本设计民主制度大多以失败告终。客观的政治现实表明，依据正式制度考察公共权力的配置，将误导人们对实际政治过程的认识。只有摆脱国家中心主义的误区，正视社会力量对政治过程的复杂影响，才能确定文本书写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之间的差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学兴起了行为主义运动，研究重心从国家转移至社会，社会力量如何影响民主发展纳入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模式。社会结构分析试图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确立影响政治行为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比如国民收入、经济总量、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根据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民主转型的动力。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形成了民主转型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社会结构的经济分析和社会结构的文化分析。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兴起，显示了当代西方比较政治学的重大转向。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政治组织被视为研究的重心，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而在对发达国家的原有研究中，鉴于西方民主政体的架构已经确立，选举政治或政策过程被视为研究的重心，民主制度的发生过程并不构成重大的现实问题。对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分析改变了上述学术格局，对民主政治的功能性研究开始转向对民主化动力的研究。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国家推广民主制度的倾向，但也激励着研究者从学理上思考民主发展的重大问题：发达国家民主化的历史模式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样板；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等多重目标时，是否存在优先发展的可行战略。

二、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

在对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中，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揭示民主化的动力占据显著位置。由于威权社会缺乏充分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一般依赖于经济绩效，以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因此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重要进路。根据社会结构分析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作为先决条件，民主既是实现公共权力和平更替的政治系统，也是政治行动者职位竞争、达成共识的社会机制。民主化发展源于社会力量的驱动，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性，“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减少农业人口的比重；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逐渐形成对民主规范的信仰；改善了社会下层的处境，使其避免接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培育了中产阶级队伍，弱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改变了上层阶级的政治价值和行为方式，使其克制对社会下层的歧视和排斥；鼓励了政治宽容，在社会中树立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政治评价标准；催生了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中介组织，保证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之间存在功能性相互依赖，从彼此关联中产生的社会资源可以转化为支持民主的政治力量。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术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现实的政治关怀。在当今世界，民主国家和富裕国家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西方学者根据欧美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易于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而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强大的赶超压力，易于得出建立民主政治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围绕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最终出现了“正相关”、“负相关”和“无相关”三种不同的观点。正相关论者指出，经济发展促进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无法维持民主，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是“经验常规”闭。亨廷顿甚至认为：“如果你想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资源可供分配，造就了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提升了政府控制经济系统的成本，衍生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权力中心，为倡议民主制度创造了条件。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存在作为中间环节的“转型带”，威权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转型带区间(100(0--3000美元)后，将会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前景。负相关论者认为，收入是否平等是民主化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抵消预期的民主化效应。尤其是中等发达水平国家，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形势十分严峻，劳工阶级进入政治过程改善福利状况的诉求较为强烈，导致统治集团抵制政治参与的扩大。无相关论者则指出，必须准确区分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和民主政治存续的条件。经济发展有助于维系民主制度，但经济发展并非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由于富裕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民主国家更容易生存，而贫穷的民主国家比贫穷的非民主国家更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现有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布局只反映政体类型在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可能性，并不能从中得出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结论圈。有关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还从历史比较的维度反思了民主化的多元模式。社会结构研究的思路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将民主转型视为国家总体发展的组成部分。但依据发达国家的局部经验确定民主化的普遍形式，容易得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与探讨社会新兴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对民主发展的作用形成对照，巴林顿?摩尔则指出，必须首先关注农业群体的社会状况。民主化的现实道路取决于农业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商品41=程度，并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6xr''''3)。政治变迁是社会行动者利益冲突的结果，阶级力量之间的对抗或结盟将决定民主发展的方向。社会结构研究依据经济增长解释民主化的动力，具有系统概括的优势，但对结构形式的强调缺乏历史情境的观照。

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社会结构研究可以选择性地作出回顾式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难以作出前瞻性分析。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生类型，公民社会的成长伴随着强制权力的收缩，从商品经济土壤中衍生的阶级斗争最终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实现了平衡，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代议民主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的制度体现。基于民主化的比较视野，西方国家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路线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教条主义模仿的样板。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始终处于西方“示范效应”的压力下，物质生活的反差形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在国家实施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发展与国民寻求政治参与提高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巨大的紧张。在此情势下，威权政府在进行资源动员和长期投资的同时，通常会限制政治参与和当下消费的需求。高度自主性的威权政府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易受社会力量渗透的民主政府此时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81。在工业化成熟以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人口膨胀、收入差距等问题会进一步强化政府干预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政治民主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民主转型是多种条件复合作用的结果。非西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民主的局面，一般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初步建立，公民自组织力量趋于成型。作为对社会结构研究的补充，有必要重视民主化过程的客观情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情境既包括社会结构变迁等内生因素，也包括国际环境等外生因素。西方国家曾经为了地缘政治的目的进行对外援助或外交干涉，并不以推广民主制度作为直接目的，实际上成为许多威权政体的支持者。而在冷战结束后，民主话语取得了空前优势，威权国家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三、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

威权政府除了借助经济绩效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外，还进行意识形态投资，通过影响大众心理维持统治秩序。以政治文化作为重要的结构变量，成为民主转型研究的另一重要进路。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等研究者赋予政治文化以特定的含义：政治文化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和评价【let(P13)。为了顺应科学主义潮流，政治文化理论摒弃了民族性格等抽象术语，采用定量的方法考察政治过程的社会心理基础。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各国政治文化对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影响，以直观对比的形式彰显了西方文化的优势。英格尔哈特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政治文化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共时l生研究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变迁维度，导致政治文化成为“静态的概念”【l11。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背景下，如何从经济发展的视角论述政治文化的演变路径，成为民主转型社会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张力关系，保持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的动态平衡是合法性统治的重要条件。威权政府并不满足于在事实上控制权力机构，它们需要唤起公众的认同，保持统治与服从的一致。社会大众也不只满足于物质利益的获得，他们需要对政治现实作出有意义的理解，保持行动与认知的一致。在威权统治中，政治文化一般具有依附性特征，社会成员彼此间缺乏宽容与信任，易于对权威表示顺从。如果说民主政府需要“民主人”心理支持的话，威权政府则获得了“专制人”心理的配厶【t一。然而，威权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非恒定不变的常量，它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自我更新。当政治结构丧失政治心理的支持时，政治统治将不具有合法性，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契机。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转型之间，公民文化发挥了“关键联结”的作用【ll】。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门槛，跨人经济发展的门槛才可能通过资源再分配实现政治妥协。而当社会中存在难以妥协的文化价值冲突时，民主转型的前景将十分黯淡。与经济发展相比，民主化实践与“嵌入在政治文化中的价值”存在更强的联系【埘。经济发展是民主转型的基础条件，但只有在经济发展催生出公民文化时，民主转型才获得直接动力。在低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大众的优先目标是获得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这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具有一致性，政治统治可以获得社会心理的支持。而在经济发展促成工业社会的建立后，公众的fir值观将发生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主义目标的“文化转向”。

社会成员将自由表达和政治参与作为优先目标，这便与威权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塑造合法性的策略发生冲突，提供了向民主转型的现实压力。从威权政体的运行过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具有主观上塑造合法性和客观上衍生公民文化的双重效应，支持民主社会心理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增长负反馈的文化过程”[1l】。政治文化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改变公众的认知和判断，随着威权国家工业社会的成熟，政治文化将实现“从生存价值观到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逐渐转变”，有助于实现民主转型【-。经济发展确立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具体包括：宽容，信任，政治行动和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在超越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政治参与的诉求将打破封闭的政治过程。对于政治转型而言，“民主是国民而非个体的属性”，自我表现价值观是社会心理的总体特征㈣。民主转型的持续动力需要公众营造自由表达的社会氛围，而个别精英的操纵将导致扭曲的民主形态。自我表现／o1"值观还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支持源于规范性承诺而非工具性动机。从实现经济目标的角度，民主政府同威权政府相比并无稳定的优势，民主政治的优势在于为公民参与打开制度化渠道，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权力更迭。只有当公众赋予民主政治以自我表现的独立价值时，向民主转型的时机才会成熟。从政治文化理论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它实质上将经济发展作为民主转型的潜在条件。经济发展的民主意义在于，推动大众从满足生存需求的经济动机过渡至自我表现的价值关怀。民主转型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没有政治文化的配合，难以实现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标。政治转型源于公民人格的成长而非物质技术的进步。政治文化理论强调社会心理变迁的重大意义，从中可以引申出如下推论。

首先，社会大众是民主转型的基本力量。受精英主义影响的学者通常认为，后发国家公民社会的力量比较薄弱，民主转型的现实路线是关键人物之间的谈判和妥协。而政治文化理论对普通公民的政治能力充满期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先于民主制度的出现。其次，渐进主义是民主转型的一般特征。政治文化变迁是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的中介环节，而文化IS,理的改变通常比较缓慢，容易出现“路径依赖”现象ft同。与经济成就的表象形成强烈x,：l-照，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般是“静悄悄的革命”。而一旦形成偏好民主的政治文化，它就成为独立于短期经济变迁的持久力量。后物质主义fir值观反映了西方国家工业社会成熟后，随着等级制组织、工厂工业的衰落和服务部门、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形成的大众心理。而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借助公民文化的力量实现民主转型引发了各种批判性反思。政治文化分析从超越经济利益的角度论证公民对民主价值的忠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社会信任和政治宽容是政治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民主转型的力量如果不来源于世俗而普遍的利益基础，就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支持者。在充满冲突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民主政治通常是争取潜在利益的集团与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体现I，删n。公民文化的意义并不在于限制了经济动机，而在于提供了政治妥协的适当条件。其次，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先于民主政治的出现，“3c~x,：l民主的塑造似乎远超过民主对文化的塑造”【堋，这在事实和逻辑上是可以辩驳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但公民文化并非经济发展自动出现的副产品，政治观念的塑造是民主化实践适应性学习的结果。民主政治的过程是“和平式集体行动”，它为建立合作信任提供了制度化机会【19】。而从大众对民主价值的信奉推论民主制度的自发出现，颠倒了政治发展的时序。对于建立民主制度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人们的主观信念，而是能够采取何种行为。将民主转型视为民主信念制造的压力，忽视了集体抗争行动的社会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理论意在说明公民认知对制度发展的自主性，但将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导致文化机制的作用处于模糊紧张的状态。

四、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困境

民主转型的社会结构研究具有系统分析的宏观视野，认为社会和国家是关联性领域，威权政府需要借助经济发展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而经济发展及其衍生的公民文化却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政治力量。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它们影响行为规范并提供社会支持，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政治转型也将发生。对于置身制度变迁情境的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转型。为了从复杂环境中选取民主转型的重要条件作为逻辑基础，社会结构研究通常将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或政治文化等变量，也暴露出诸多局限。

1．社会结构研究具有明显的结构一功能主义色彩社会结构分析以系统论的思维理解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认为当政治体制无法容纳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时，功能性失衡将表现为民主转型。研究者一般会指出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性，但其对社会结构的强调容易将政治转型的相关性变量视为因果性变量。人们从中会引申出乐观主义结论，认为威权政府先天包含自我否定的结构性危机：当经济长期陷入困顿时，威权统治将丧失社会基础，大众将不再对政权表示忠诚；而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复杂的市场体系、新兴的阶层力量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将对威权控制提出抗议。依据社会结构Ys-析的逻辑，威权政府的运行特征决定了它只能作为过渡政体而存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并不表现为政治制度的线性发展，社会结构分化在衍生抗议力量的同时，也会伴随政府能力的增强。社会结构研究易于混淆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31。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威权社会中，政治制度也会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业化的特征，但它们可能只是威权政体限度内的发展，并不能视为政治民主化的组成部分。威权政府并非经济发展的被动作用对象，权力的自主性构成新兴阶层抗议力量的约束条件，“削弱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211(P5“。民主转型的前景取决于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民主化伴随着去民主化的对抗。

2．社会结构研究指出了民主化的潜在趋势，但缺乏明确的过程研究政治文化理论认为，威权政府的长期统治需要社会心理的配合，政治系统的维持应该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政府所完成的事业至少应该以使公民满意，使他们不会起来反对政府”[1O／(1"2。在民主政体中，缺乏合法性的政府将失去选民支持。而在威权政体中，权力系统自上而下建构，并无常规的制度途径将大众的抗议心理转化为现实的抗议行动。威权统治在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代表政治制度存在合法性危机，“除非政治制度的中坚分子也相信它们没有合法性”口8)。不同于政治文化的解释路径，民主化并非社会大众将政治心理转化为集体行动进而实现制度转型的自然过程。只有抗议者能够自我动员并采取集体行动时，社会压力才能转换为民主转型的动力。民主转型的启动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的政治机会，但在缺少组织动员的条件下，推进民主发展的集体行动并不会出现。

3．社会结构研究把民主转型视为连续发展的过程，对社会条件的强调带有决定论的痕迹，伸张结构性力量反而显示出公民行动的无能为力[171(P71民主发展并非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表现出复杂的阶段性。罗斯托指出，民主转型包括四个关键步骤：民主转型的背景条件，实现国家一体化、赢得国民忠诚；民主转型的准备阶段，),A~Ys-4g中形成的集团力量围绕权力分享等重大议题冲突对抗；民主转型的决断阶段，精英人物接受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事实并相互妥协初创民主程序；民主转型的适应阶段，社会大众在政治实践中试错学习、建立信任[铡。把民主化分解为面I临不同历史任务的时段，可以清楚地区分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不同，也能够动态地显示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从民主转型历时发展的角度，精英或大众采取的集体行动可以在不同的关节点施加影响，加速或延缓民主化过程。民主转型并不意味着朝向既定目标的渐进发展，它是连续不断的社会抗争、政治妥协的行动后果。民主化与去民主化力量之间的冲突制造各种政治变数。对民主化动力的探索，必须从功能性的社会条件转向现实的政治过程仁卿。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11

关键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

自2006年秋季开始，我国所有的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一道，将全面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新方案。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调整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这既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的重要契机。我认为，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统一起来。

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重要性

人文教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以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人的价值的实现为目的和尺度的，是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人文教育是教育的本义。在我国，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蓬勃发展。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部分，是职业教育的高层次，应当体现高等教育的属性，高职院校同样是高等学府，是学生成人、成才的殿堂。绝不能狭隘地将高职教育理解为就是职业能力培训，就是以培养“才”为唯一目标，而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忽视对“人”的培养。否则，高职教育就会变成能工巧匠式或“手艺匠”式的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高职院校就会变成生产合格“产品”的“工厂”。因此，必须从职业教育和人文教育和谐发展的角度理解高职教育的内在属性，将人文教育渗透在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和各门课程的教学当中。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不能例外。

人文属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属性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教学目标首先在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纪律、道德和法制教育，使其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的信念与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认同并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政策，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推进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极工作，贡献力量。这一点对于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功能定位是至关紧要的。但也要看到人文属性同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固有的内在属性，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学科来看，不是只涉及单一的某个学科，而是涉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轴心的人文社会学科群，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所有门类。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关注的是人生的价值、人民的福祉、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与世界的前途，只有从政治属性和人文属性的统一中，才能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内涵。

人文教育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效果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的努力，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和教书育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大学生整体精神面貌积极向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功不可没。但是，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受学生认同和欢迎的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有些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只是单调的理论宣传和乏味的政治说教，远离火热的现实生活和学生的思想实际，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想共鸣，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育效果，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大力发掘思想政治理论课本身的人文内涵，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人文教学的统一，通过倡导人文教学，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领域，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贴近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展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文意蕴，摆脱说教意味，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大学生的认同感，这是切实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功能的必然要求。

完整理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属性与人文属性兼备的课程，人文属性是与技术至上、功利至上、个人至上相反对的价值取向，具有开放性、超越性，集中表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体现着深刻的人文教育内涵，概括言之，有以下四个方面：

人文自觉与价值理性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不是以“致用”为目标的课程，而是追求“无用之用”。这种定位在表面上看与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育指导思想相矛盾，但这不能成为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由。专业课的用处是显性的应用之“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无用之用”则是隐性的，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旨在唤起学生的人文自觉与价值理性，使学生不为专业所局限，不为技术所束缚，自觉按照全面发展的人的标准来思考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关注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不把别人当工具，不把自己当奴隶；遇事能够思考是否应当，进行价值评估（价值理性），然后分析是否可行，提出行动方案（工具理性）。

历史意识与未来关怀人们都生活在现实之中，要更好地理解现实，就不能缺少历史意识；要更好地把握现实，就不能不关怀未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教育内容。虽然高职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本身就是一门史论合一的课程，离开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无法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无法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充满着热切的未来关怀，教育学生要具有未来的眼光，关心社会和自己的未来，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最美好、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个人理想要自觉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历史课，也是理想课。

社会责任与公民素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将来是社会的中坚和栋梁，所以，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如何，直接决定着将来社会的面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责任课，要帮助大学生摆脱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狭隘观念，从理论上说明人的价值是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但主要在于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和为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可以通过伟人和先进人物的具体介绍，展示其胸襟抱负、理想情怀、奉献精神和人格魅力，激发大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要教育学生树立在艰苦中锻炼、在实践中成才的择业观和创业观。思想政治理论课还是现代公民课，要使学生摆脱数千年专制传统遗留下来的权力本位（亦即官本位）意识、特权思想、人治观念，教育学生树立现代社会公民必备的权利义务观念、公德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规范，养成相应的行为习惯。社会责任和公民素质应当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核心部分。

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在现代世界，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如果没有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是难有大作为、大成就的。虽然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目标上以训练实践操作能力为主要方向，而不是以学生的理论水平为衡量标准，但是从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和青年学生的长远发展来看，必要的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能力应当成为高职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学生的基本理论素质与创新思维方面有自己独到的优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坚持并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高职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既可以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也能够把握其中蕴涵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矛盾分析、大局视角、求实态度等方法论原则，从中学到创造性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

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实现

要切实挖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统一，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努力转变观念，确立人文教育意识高职院校大都是从中等职业教育或成人教育转制而来，建校时间相对较短，历史文化积淀不足，尚处于创业阶段，自身传统还在形成之中。所以，与人文学科齐全、文化积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相比较，人文教育容易成为高职院校的一个“盲点”。在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中，思想政治理论课由其特殊的人文属性所决定，必须在人文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任何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与活生生的人的对话，在教育者的心中一定要时刻有“人”的存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在教学过程中牢牢把握政治原则，遵守政治纪律，切实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但是，也不能单纯地从政治教育的角度去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和内涵，必须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会到人文教育之中，在人文教育之中自然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认识自己所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双重责任，树立人文教育意识，这是开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教育内涵的思想前提。

全面改革教学，贯穿人文教育理念高职大学生正处于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其内心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对人生、对社会的困惑，还有一点青春的迷茫甚至叛逆。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主动贴近他们的思想实际和内心世界，主动适应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知识水平和思维水平。要想真正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意蕴，必须全面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把人文教育的理念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并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调动其学习、思考的积极性，使其成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在教学内容上，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要严格贯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使其成为教学活动的依据和指导，又要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要善于捕捉青年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思想困惑和难点问题设计教学内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思想引导，证明理论的力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要引导学生既要认识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要认识了解张思德、雷锋、王顺友这样的普通人，认识他们的人生经历、思想世界和精神追求；可以尝试指导学生阅读一些文字浅显、篇幅适中的原著，在原汁原味的阅读中领略理论的魅力；在课堂教学的组织上，要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可以采用案例分析法、讨论法、辩论法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要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术，通过精心设计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历史图片、专题纪录片、电影等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之中受到教育，获得启示。在考核方式上，要把学生平时学习情况和课堂表现作为重要依据，考核的内容既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和了解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也要适当增加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内容，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尊重学生的个性思维，使考核具有开放性，切实体现人文素质教育的指导理念。

提高教师素质，树立人文教育榜样亲其师方能信其道。发掘并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文教育内涵，教师是关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的同时，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自觉地以“人师”而非“经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砥砺德行，学习新知，言行一致，对自己的职业满怀自豪，对学生充满真挚的热爱，用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学识和高尚的师德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提升自己的人文内涵，使自己真正成为学生可亲、可敬、可学的良师益友和榜样。教学是一门艺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要不断提高教学业务水平，钻研教学艺术，修炼表达能力和表达技巧，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摒弃说教，增强教学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如春风化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自然地滋润学生的心灵世界，使其受到人文教化。

参考文献：

[1]刘玉清.职业技术院校实施人文教育的策略[J].教育与职业，2000，（5）.

[2]高云伟.加强高职院校人文教育[J].机械职业教育，2001，（4）.

[3]裴云.对高职教育本质的解析[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3，（1）.

[4]顾明远.推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结合[N].南方日报，2005-02-02.

[5]邬大光.以校园文化为基础构建人文教育环境[N].南方日报，2005-02-02.

法治与社会论文范文12

    

    历史即将进入21世纪，这对于正在步入现代化的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焦虑与期待同在的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讨论中国法治的建构问题，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寻常的。

应当说，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法治的建构，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理论热点问题之一。但若深一步考察，学界关于法治讨论的主旨是有所变化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人治—法治”论辩（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此一阶段，法学家们就治国方式上到底采取“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以此为中心，学界的同仁们还拓展了相关的论题向度，例如“权与法”、“共产党的政策与社会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等等。这次论辩，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基础。随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人治—法治”理论论辩已经达到了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第二阶段，“法制—法治”的辨析。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学者们在更为广泛的语境中讨论法治的建构问题，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乃是对“法治”与“法制”之语义的解析。其实，在此之前，学者们已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法制并不仅仅是一个“有法可依”的问题。只提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已无法确切反映和容纳我国法制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走过恢复、重建为主的阶段之后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即要实现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在此意义上，法制不等于法治（国）：“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关注的焦点是秩序；法治的焦点在于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比法制含有更深一层和更高一层的内涵。”而且，法治的实现是个更复杂的过程，并非任何一种文明当中都包含有法治的契机，也并非任何一个强调法制的社会都能名之为法治社会。

“法制—法治”的辨析，并不完全是概念的纯语义学诠释，它反映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语言背景，表明学者们已不满足于形式主义的法律制度的设计，而呼唤与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相直辖市发展的法律精神和新的法律体系，要求推行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使之与国际上通行的法律规则相接轨。于是，与法治建构相关的论题，如法律本位/法律精神，法律/法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法律的移植、借鉴或继承，法制改革或法律体系的重构，法律文化，法律价值，等等，逐渐成为学者间谈话的主要话题。这些不同论题向度的拓延，展现出中国法治建构的不同层面、结构，也提示出中国法治的特别式样和它所将要经历的变迁的复杂性。

二

90年代的法治讨论，呈现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理论话语的多元化。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旨趣、逻辑出发点和不同的话语渊源出发，建构或诠释中国法治化的道路。大致有三个不同的理论向度（一）人文主义（权利定向）的法治论。这种法治论强调西方启蒙朝代以来的人文主义话语，以尊重人、关怀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主旨来建构中国当代的法治模式，因而在“个人权利—国家权力”双向秩序中较为注重对个人权利、自由的保护，主张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倡导普遍的契约自由原则，要求建立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和以宪法为基础、以私法（民商法）为主干的新的法律体系。（二）改良主义法治论。此种法治论强调政府在法治建构中的主导地西半球，认为：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社会演进型的法制，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制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与思考，取决于政府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中国当代法治的出路，在于从整体上设计出法制（法治）的部分（加强法制）与核心部分（政治体制改革）相统一的法制发展战略。（三）历史主义法治论。此种法治论认为，在中国不可能有先验确定的法治之路；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是一个渐进发燕尾服的模式，它最需要的是时间；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法治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从中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我们之所以要对当前法学界流行的各种法治建构的话语作上述类型学归结（当然，任何类型学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非此即彼”的武断色彩），目的在于理清我们当下所要谈论话题的语路和语境。笔者感到，学者们关于法治建构问题的争论，其实并未超出19世纪末以来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出现 的“礼法之争”、“体用之辨”这个大的历史语境。所不同的是，今天所谓的“礼”、“法”、“用”已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被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在更为广泛的语义空间展现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守土/西化、整合/解构、一元/多元、特权/平等、人治/法治、集权/分权、稳定/发展、权力/权利、政府/公民、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等等多重矛盾的话语。这些多重复杂矛盾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在建构当代中国法治模式时不可能舍弃的言谈条件（前提）。舍弃这样的话语，我们就不可能寻求到大致认同的知识范式和共同商谈（或论辩）的思路。

三

笔者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外发型的，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它起始于以英、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列强“船坚炮利”的刺激和对这种刺激、挑战的回应，因此一开始就带有仓促、焦躁和被动抉择的特点。反观中国近现代的法治化进程，我们也看到了大体相同的景观。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中国的法治化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并发的法治化过程是有所不同的。中国已失去了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由内部创新自然引发法治化变迁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换言之，随着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渗透和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已不能完全重复西方发达的法治化道路。事实上，法律近（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新法律体系的建构之初，即与中国经久既久的传统法律文化发生激烈的对抗，而始终处于一种不即不离、相互消长的张力作用状态。也许是我们的法律文化的积淀太深厚，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抗拒过于强大，所以我们国家，没有像同样深受儒学传统影响的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那样完成法制的现代转型。而这样的法律文化的冲突、煎熬过程，也使中国在进行现代法制建设时进进退退、曲曲折折，曾为此付出了较为深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近（现）代化过程又确实受到了西方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像任何其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样，在受到外力的介入而与传统的历史断别之后，一时尚不能自生一整套现代社会的文化和制度，而不得不依照西方现代国家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中国，从清末修律到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的创制，甚至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都不同程度地参照或借鉴了西方法制（尤其是法典法系）模式。一些体现现代法治要求的法律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等等，也渐次被接受为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制度。这表明：中国初步建立起的新法律体系，已经在形式和内容上融入了现代法律的精神，不公体现了国家性和民族性，而且也体现了构成现代性要素的合理性、科学性、民主性和理性。或者说，当代中国的法制（法律制度），已摆脱了“富于情感和激情的秩序”特征，而部分地实现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称谓的“法律的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 des Rechts）。

但不幸的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同一个“地球村”和“共时态”结构。本来尚未完全成熟的法治建构，却鬼使神差地被抛入“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语境之中。中国的法治化，不得不与那些发达国家的法治一道，接受丹尼尔。贝尔（Danidl Bell）的称的”后工业社会“挑战。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现代化程度还远远没有资格患有”后现代综合症“（如经济、理性、动机、合理性的危机，政治的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矛盾与冲突，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但随着当代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密切，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将不可避免被动承受”后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的负面效应。

因此，在建构法治模式时，必须看到中国当代这个“共时态”结构中饮食有前现代（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种“历时态”法律文化的混合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必须在两个极端的语境（前现代与后现代）的巨大张大之间来进行现代的法治（或法制）建设。一方面，中国的法治化将继续承受改造和继承传统（前现代）法律文化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消解以“封建专制主义”为特征的变态人治统治所造成的负面成本。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面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否定性”、“非中心化”、“反正统性”、“反权威”、“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等反理性话语的冲击。中国的法治建构理论必须为以理性、科学为根基的法治“现代性”，提出足够合理的理论论证。

四

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化充满着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问题，甚至具有某种令人难以预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所以，我们在建构中国法治模式时，既要看到法治化是一种有目的、有价值理念导引的法律（制）发展过程，又要看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既然法治化是有价值导向、有目的的活动，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变迁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它与“法律变迁”这种社会法律制度的纯粹事实变化还不能够完全等同。也就是说，将中国法治化看作是一种自然演化的时间流程，不能说完全错误，但至少是消极悲观的。笔者认为，中国的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离开前者，仅仅依靠社会生活中习惯、惯例和传统的磨合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来促进法治化，将会延宕这一过程的尽早实现，而且自然的磨合和积累可能会产生无目标、无序化或多向目标的冲突，将会使法治化过程无端浪费、消耗更多的资源和成本。离开后者，把法治的实现仅仅说成依靠政府的法制发展战略的框架设计，将会忽略亿万民众的法治化过程中的首创精神。这样的法治设计，无论怎样缜密周详，都将丧失其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历史恰恰证明，任何缺乏民众支持的变法改革，是不会获得成功的。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强调，中国未来的法治建构，应当激活政府与社会两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很好地将两方面的经济、政治资源利用起来、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