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5 04:38:32
[关键词]八股文与诗歌；《论语诗》；律诗与律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98－05
田子爽(1982－)，女，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八股文与明清文学。(江苏扬州 225002)
在文学史上，以八股文文体来进行的小说创作并不多见，明代袁黄创作的《七十二朝人物演义》实现了八股文与小说创作的嫁接。明清之际，处于独尊一体地位的八股文也对律诗产生着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诗歌这种文体千百年来一直处于正统文学的殿堂，唐代就曾以试律诗取士，科举社会诞生以来的1300年中，诗歌与应试文体可以说一直结伴而行，文人既咏诗，又作科文应举，诗与科文在同一人笔下发生了微妙的交叉影响。
一、律诗兼律文：《论语诗》的文体属性
王夫之云：“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对此，黄强有着深入细致的论述：“八股文虽作为文之一体，却与作为诗之一体的律诗有其相通之处：它号称‘代圣贤立言’，同样是以儒家教义为其哲理基础……八股文与律诗的这种‘同构’关系，使得明清文人很容易由此及彼，出入于八股文与律诗之间。换言之，与其他诗体相比，律诗更易于契合明清文人的心理结构。”因此，明清之际，律诗的创作呈现出一个繁盛的局面。尤其是七言律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七律之法，起结散句，中二联排偶。其体方，方则滞。叙景言情，远不如古诗之曲折如意。”七言律诗的章法与八股文的程式非常相似，七律“起结散句”，八股文的破题及收结皆用散句，七律中二联排偶，类似于八股正文中的分股排比对偶，虽然七律不如古诗那样在抒情时婉转有致，但其与八股文在程式上的相通，使得经常作八股文且惯于模拟程式的文人们易于把握律诗这种形式。所以，一些文人士子在研习八股文之余，选择律诗这种“合于举业之式”的形式进行诗歌创作。
尤侗在《论语诗·自序》中说：“唐人以诗取士，亦用四子题……寂寂白日，笑人作诗则违众，作文则近于效颦，因仿唐人法于诸公。三试，日各赋十题，酒酣耳热，叉手便成。观者当悯其无聊，勿以嬉笑怒骂律之?”顺治九年壬辰(1652)二月，尤侗参加京都会试，看到士子们以制艺之法来做诗歌，不禁技痒，逞才大试身手，于是，效仿诸人以制艺的做法来作诗歌。在题目上，尤侗亦效仿唐人以诗取士用“四书”文句为题的出题方式，他是从《论语》中取题，考试三日，每日十题，写成《论语诗》30首。这些题目的文句主要出自于《论语》前9卷中，其中有八股文的大题，也有从文句中割截出来的小题。如同孙仁孺、袁黄以经言命题作戏曲与小说一样，尤侗以八股文的题目来做诗歌，且多达30首，成为一个作品系列。我们知道，尤侗擅长作八股文，据《清稗类钞》中“制艺之兴废”条，说“尤侗、王广心之作，熏香摘艳，文有赋心，当时称为‘尤王体’”，坊肆将两人的文稿编为《尤王合刻》，供士子们揣摩学习，成一时之风气。八股文的思维模式、章法布局早已了然于心，所以，即便是游戏之作亦能游刃有余。明清文人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那就是时文有助于诗歌的写作。《随园诗话》卷6有云：“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置某公诗一册，某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与程渔门论及，程亦韪其言。余曰：‘古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即今之时文者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可见，八股文章法上环环相扣、细致入微的说理议论同样有助于诗歌的创作。
明清文人之所以普遍声称八股文有助于诗歌的创作，具体到作法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表现：
首先，紧密围绕题意。题目是八股文的灵魂，须紧密围绕题目阐发题目主旨。作诗也如此，薛雪在《一瓢诗话》中云：“一题到手，必观其如何是题之面目，如何是题之体段，如何是题之神魂。做得题之神魂摇曳，则题之面目、体段，不攻自破矣。”可见，诗歌与八股文一样，要紧密围绕题目，抓住题目之神理，将题目做得神魂摇曳，题意自然流出。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互证等方法,探究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其诗歌风格形成的关系,结论认为:欧阳修经世致用的独到儒学见解,为其诗歌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他以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令诗歌表现出内容的扩展性,风格的议论性及以文为诗、平易流畅等完全不同于唐代诗歌的面貌,也为宋诗风格的逐步形成,创造出自由纵横之广阔天地。本文由中国
苏轼对欧阳修评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正可说明欧阳氏深刻精辟之儒学见解和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学术史而言,文史哲本为一体,那么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与他的诗歌创作之间又有哪些关系呢?思考这个问题,更能深刻把握欧阳修诗歌创作逐渐深化和丰富的过程,以及对宋代诗风产生的深远诗学意义。
一、对“人”的关注与诗歌内容的扩展性
北宋建立伊始,急需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来巩固新生帝国,以加强集权统治。但这时的儒家思想随着隋唐时期佛、道的发展,已日渐式微,它的作用和影响也遭受了巨大冲击。这种思想上出现的混乱状况,令有识之士有所警觉。恢复儒家道统,复兴儒学,成为这些人首当其冲的任务。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欧阳修身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肩负起了对儒家思想价值重新认识和阐释的艰巨任务。在他看来,儒家之道不仅仅只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一套具体制度和道德规则,它除了讲究礼乐刑政和道德仁义之外,还应该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他认为儒家之道决不是玄之又玄,无法追求的东西,它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社会政事之中,包含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戚戚相关。不难看出,欧阳修是一个儒学的实践家而非纯粹的书斋学者,在主张贴近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儒学关注的落脚点,在以往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宣教之外,更关注人,以人之常情为出发点,以人事为归宿。他不仅对凡人的人情有深刻的体察,也将圣人拉下神坛。在欧阳修看来,圣人也是人而非神:“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圣人之言,在人情不远。”圣人之道蕴藏于百姓日用之间,正是:“教人树桑麻,蓄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所以人情是世人易知而近的日常生活和规律,也是人所共有的生活习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与认识方式。
哲学是存在之思,浓缩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精华;而“文学是人学,文学艺术的每一个毛孔都透射着人性的光辉”文学作品的立足点就是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发掘,诗歌也不例外。欧阳修以人情为关注对象的儒学思想,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他的诗歌创作达到契合。如果说他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性的对人类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观照,那么他的诗歌则在感性层面上抒发了对人和人生的真诚体验,显示出他对生活意义的重视。这首先表现在他对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上,比如《边户》,儒者情怀借助诗歌的表现力更深入人心。其次,表现在欧阳修擅长用诗歌来议论时政和社会问题,诗歌成为欧阳修政治主张和社会意识的独特体现。如《夜宿中书东阁》、《宝剑》、《班班林间鸠寄内》等都是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及激切批评。最后,表现在欧阳修喜欢书写日常生活的琐屑小事或奇异事物上。欧阳修不断在士人生活中发觉美的意味,在表达上则更富于情韵,宋调渊雅的精神特质也已初步显露。
欧阳修对于人情、人事、多层面、多角度的深沉体味,突破了生活的外在表象,深入到现实生命中,这种突破一旦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会对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也会不期然地影响到诗歌创作的内容,扩大其表现范围,令它散发出面对社会现实巨细兼容的特质,为宋诗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宋诗疆域的不断推广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论议争煌煌”的精神体现
欧阳修认为真正的儒者应该“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达其理,而酌时之宜尔。”儒者对于经籍的正确态度是“不徒颂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能施于今”。而对于仅仅醉心于文字之间的儒生,欧阳修感叹曰:“今之学者,莫不慕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儒者要从书本中脱离出来,真正起到经世致用、匡救时弊的作用,就必须联系现实,在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阐发议论,并积极实践。欧阳修从小就接受儒家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教育,注重砥砺自身的品行,培养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并注重发扬儒家“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仁义思想,时刻将自己个人的得失荣辱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以心系天下的广博情怀,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而献身。他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之力,徒以常有志于学也。今幸以文字试于有司,因自顾其身、时、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他认为自己非常幸运地占据了身、时、偶三个有利条件,就更要将这些条件充分利用,为国家人民,积极进取;关心百姓疾苦,担负起道义与责任。遇到不合理、不公正的方针政策与社会现象,理所当然不能沉默自保,要敢于议论朝政,批评时局。欧阳修这种立足现实、勇于批判的儒学观照成为一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构成了他反观自身的最高标准。而当一种认识升华成一种价值观念,并深深根植于作者心中的时候,它必定也会影响其内在的审美需要。所谓“哲学的个性观则是艺术个性观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根源”。那么以“关心百事”为既存的审美框架,在诗歌创作中敢于“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大胆地阐发议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倾注更多的审美感悟与生活体验,就会令诗歌摆脱空谈性理,无的放矢的倾向。欧阳修诗歌议论化的风格通过这种思想的充实与强化,也渐渐成熟起来,新的诗歌标准也随之建立。再者,欧阳修善于对儒家经典进行深刻思索与学习,如他治《春秋》,不仅是去探索《春秋》的本义,更对《春秋》之笔法心领神会,《春秋论》云:“《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他研究《诗经》也有感触,“《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愉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于心,此诗人之意也。”这种出于公心,物无遁形,以寓褒贬之手法与“美者善之,恶者刺之”的原则融合于诗歌创作之中,对形成欧阳修诗歌的议论特征具备潜移默化的影响。“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不仅是其精神的体现,更是欧阳修一生诗歌创作的自我写照。
对欧阳修来说,当务之急是复兴儒学传统,重建儒家礼乐制度的绝对权威。那么自己的儒学观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人理解与接受,就取决于这种思想的现实影响力,要扩大它的现实影响力,就必须对它进行广泛传播。传播思想的途径除文章之外,同样能起到昭示真理作用的诗歌无疑成为最佳选择。借用诗歌弘扬儒家之道,自晚唐逐渐流行起来的律诗,因体制短小的缘故,自然远不能够适应他的这种创作欲望与要求,只好借助能酣畅淋漓、综合表达的古体。元好问云:“百年才觉古风回,元祐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对欧阳修大量创作古体诗也有肯定的评价。以大容量的诗歌来表现社会生活,宣扬客观、冷静的儒家教义,兼用大量议论,这与散文的功用及表现手法渐趋相似,欧阳修又是散文大家,诗歌和散文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相互渗透影响,彼此启发。欧阳修诗歌以文为诗的特征,便“巧得来不觉”的自成法度了。李调元以为:“欧阳文忠诗,则全是有韵古文,当与古文合看可也。”至此欧阳修完成了对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特征的初步建构,为宋诗创辟一代面目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奠定了其上承中唐、下开两宋的诗坛地位,还为具有绵长生命力的儒学思想在渗入宋代诗史主流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简要与平易的构成
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核心,无论是在政治、学术还是在立身处事上,他都强调要注重现实的社会实践,关注百事生活。从这种实用角度出发,“平易”、“简要”的思想就成为除旧布新不可或缺的一环。欧阳修认为所传之道应该“易知而可法”,所说之言应该“易明而可行”。他深信只有简易、平易之道才能根植现实,远离天命,更迅速为百姓大众所接受,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关键词：文学 唐代 诗歌 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5（b）-0226-02
皎然，字昼清，是谢灵运十世孙。从小出家为僧，和书法家颜真卿、诗人韦应物、皇甫曾、秦系、顾况以及一些士大夫文人多有交往，常有诗歌唱和，被时人称作“江东名僧”。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伴，时余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幼年的刘禹锡即得到皎然与灵澈二诗僧的亲自指导，皎然可算是刘禹锡的启蒙老师了。而大诗人孟郊也常常称赞皎然为代表的“江调诗风”清新玄远，隽永脱俗。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评论：“释皎然之诗，在诸唐诗僧之上。”可见，皎然在唐代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
然而，皎然的诗并没有其诗论有影响力。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指出唐人诗话，“唯皎然《诗式》，《诗议》二撰，时有妙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对《诗式》、《诗议》评论道：“往时住西林寺，定余多暇，因撰序作诗体式，兼评古今人诗，为《昼公诗式》五卷，及撰《诗评》三卷，皆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而在皎然所做的三种诗论中，《诗式》有是最受好评的一本。因此，综上来说，《诗式》应该是皎然对中唐诗坛最有价值的贡献。
《诗式》有一卷本、五卷本两种，《四库全书》收一卷本，以清人陆心源《十万卷丛书》中所收的五卷本最为完备。皎然《诗式》创作于唐德宗贞元元年乙丑（公元785）―贞元五年已巳（公元789）年，是时，大历诗人已步入晚年，而中唐各流派诗人正值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除孟郊39岁稍长外，韩愈22岁，白居易18岁，柳宗元17岁，刘禹锡18岁，李绅18岁等等。可见，正是中唐诗人刚刚步入诗坛的时刻，踌躇满志的寻找诗歌创作的成功之路。因此，《诗式》作为一部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对年轻的中唐诗人产生影响是必然的，而且这种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唐时代。
1 齐梁诗风的复兴问题
大历时期，已经初露回归齐梁诗风的迹象。到了中唐，更是出现了齐梁诗风复兴的态势。有的学者认为是《诗式》从理论上倡导齐梁诗风的结果，但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皎然赞美和提倡的是齐梁间诗风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创新，而不是基于齐梁诗风的“丽”与“艳”。
从整部《诗式》所表现出的倾向来看，皎然强调一个“变”字，着重在于积极追求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创变，而这种倾向，比较集中的反映在他对陈子昂和齐梁诗的评价之中。皎然认为，与建安诗歌相比，尽管齐梁诗歌有“格弱”的表现，缺乏建安风骨那种刚健朗畅的精神气质，但它确是诗歌艺术形式的创变，可以说是“体变”，而不能说“道丧”。对于一味的依据、模拟古人之作，皎然大不以为然，他反对依傍、模拟，但并不排斥学习与借鉴古人。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皎然主张“复”与“变”的统一，强调“通于变”。他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道，亦诗人之造父也。”而中唐时期齐梁诗风的复兴则纯粹是对齐梁诗风的模拟与再现。权德舆的《玉台体十二首》，白居易的“格诗”、“半格诗”，元稹的艳情诗……这些诗都没有跳出齐梁诗风的狭隘圈子，仅仅是对齐梁诗风的简单效仿与追随，在艺术形式与内容方面都没有进步和突破，远远没有达到皎然“复”与“变”的统一要求，更谈不上“通于变”了。另外，皎然在《诗式》卷一《三不同：语、意、势》中就学习借势分为“偷语”、“偷意”、“偷势”，“偷语”是直接抄袭，“偷意”是在内容袭前人之意，“偷势”则是内在的精神旗帜相通，取前人而不露痕迹，且能自创新意，贴切自然。如果按照皎然的这一要求来衡量，那么中唐对齐梁诗风的复兴只能称之为“偷语”又“偷意”了。
由以上可见，皎然并不是倡导齐梁诗风，而是要诗人从中学习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但客观上又确实起到了推动齐梁诗风复兴的作用，在这点上，恐怕是中唐的一部分诗人应负主要的责任吧。诗人们面对盛唐诗歌已经发展到鼎盛的局面，在无路可走的无奈与无法突破的压力下，求新求变心切，以至于对诗歌理论中的个别段落产生了曲解，这点是讲的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就是一部分诗人自身在创作中存在问题，即使主观上有创新的念头，客观上却欲突破而不得，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尴尬。或者有的诗人干脆就是在走齐梁诗歌的老路，完全背离了皎然在批判齐梁诗时的积极把握，没有真正领会皎然的主张。例如诗人权德舆，当然，权德舆做齐梁诗也是其馆阁生活的反映，但不管怎样，不可低估权德舆在掀起中唐齐梁诗风复兴潮流中的作用。所以，齐梁诗风在中唐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离不开皎然的《诗式》，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诗式》的倡导，因为皎然称赞齐梁诗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是完全相悖离的。
2 诗与禅的结合
佛教的盛行是诗歌与宗教结合的最主要的客观原因。中唐时期，儒学衰微，佛道盛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宗教思想与宗教文化渗透在诗人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诗人的理性思维和情感世界。皎然的《诗式》进一步将诗与禅沟通，借（南宗禅）禅宗来阐发诗理，最终发展为严羽“以禅喻诗”的诗歌理论。
南禅宗的悟是一种当下直觉的心理体验，这和诗歌产生过程的心理状态是相同的，诗人内心情感因某种机缘的触发而与外在的客观事物产生交流契合，诗就在这种直觉的审美体验中产生。诗歌创作的主动取境与禅宗的心可以能动的待境取境变境是相类似。
皎然的意境论，就是建立在禅悟之境的基础之上的。他根据自己对禅境的领悟，认为诗境有实有虚，虚中有实，实中见虚，难以分辨。他解释“静”境为“意中之静”，解释“远”境为“意中之远”等等，都是用禅境来论述诗境的。皎然的这些关于诗境的论述，无疑在诗歌创作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拉近了诗与禅的关系。盛唐诗人的创作也明显的受到禅学的影响，但他们毕竟还只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而中唐诗人在《诗式》的影响下，自觉的将诗与禅结合，以诗写禅，以禅写诗。白居易的《爱咏诗》：“辞章讽咏成千首，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绝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全唐诗》卷446）。再如刘商的《酬问师》：“虚空无处听，仿佛似琉璃。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全唐诗》卷304）。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佛教对世俗诗人的主观引导和世俗诗人向佛教的主动靠拢。
另外，诗与禅的相结合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诗僧”这一群体。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僧人，有双重身份；既懂作诗，又懂禅学，有双重学问，是最符合诗禅结合的要求的，恰哈能够直接运用《诗式》中的创作理论进行创作，这就推动了僧人作诗的社会风气的高扬。事实上，出家诗僧自中唐后差不多成为诗坛的盟主。《新唐书》中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不能否定，禅宗于中唐的确立是中国诗禅结合、诗僧发展到高潮的最主要原因，但诗禅结合、诗僧的出现决非一种纯粹的宗教产物，而是诗性文化与佛禅精神双向遇合的结果。《诗式》在诗禅双向遇合的过程中是一个宣传者、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
3 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中唐之前，除了《文心雕龙》，几乎没有一本专门论述诗歌创作理论且有影响力的著作，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多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例如曹丕的《典论・论文》、萧统的《文选序》、杜甫的《论诗绝句三十首》等，因此很难从整体上对诗坛的创作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以盛唐为例，在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是为情而写诗。多是诗人的诗兴被引发后，便一气呵成，自然流畅，不假雕饰，有清水芙蓉之妙。李白的诗歌就是典型代表，其创作无法可循，无技可求，一派天真烂漫。《诗式》作为一本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在诗人们急于在创作上有所新变的时代，必然为诗人们所重视。当作诗有了一定的章法、技巧可循，有一定固定的要求和理论时，诗人创作便会产生顾忌的心理，常常是为了作好诗而作诗。在诗兴过后，对所作的诗歌反复的修改与润色，或者作诗的时候字斟句酌，以致迟迟不下笔，一首诗要很久才能完成，可能诗作完成的心情早已异于创作的初衷了吧！韩愈、孟郊、李贺皆属于追求人工美的苦吟诗人之列，无疑受了皎然“至苦则无迹”、“苦思”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中唐诗歌人工雕琢的痕迹明显，与盛唐的天然美相反，呈现出一种人工美，推敲锻炼之美，这与诗歌创作理论的出现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另外，中唐诗歌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条线索：一条是有关诗教方面，重视诗歌的内容，从元结的尚“风雅”之道到元白的“补察时政，泻导人情”；另一条则是有关诗歌艺术形式与技巧，重视诗歌形式，从王昌龄的《诗格》到皎然的《诗式》、《诗议》。这两种诗歌理论分别影响了以元白诗派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和以韩孟诗派为代表的诗人群体，共同构成了中唐诗歌创作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体系内部的角度来看，这两种完全相反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对立恰恰形成了中唐诗歌理论二元对立的平衡状态，二者互为对立面，又互为依存者。不能想象只有一种诗歌创作理论的中唐诗歌创作该是多么偏颇与单调！诗歌理论的多姿多彩是中唐诗歌创作多姿多彩的原因之一。因此，从诗歌理论体系内部来看，《诗式》的理论指导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总之，皎然在《诗式》中强调一个“变”字，倡导积极追求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的发展创变，倡导诗人在艺术上的发展与创新；皎然在《诗式》中进一步将诗与禅沟通，在禅悟之境的基础之上开创了意境论；同时《诗式》作为一本诗歌创作的理论著作，使作诗有了一定的章法、技巧可循，有固定的要求和理论，不仅在诗人们急于在创作上有所新变的唐代备受推崇，对后世的诗词创造也产生了和深远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关键词：诗歌翻译 再创作 文化融合 文化交流 文化差异性
一.诗歌翻译之文本独特性呼吁再创作
诗歌是一种韵律性很强，意向丰富的一种文体。它体现了诗人思想的活跃性和感情的丰富性。诗歌的英译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性。无论是外诗中译还是中诗外译，都面临着归化和异化的选择。不同国家和时期的诗歌，表现形式和手法也不一。诗歌文本的独特性是其生命线，故诗歌的差异性意味着诗歌翻译走向异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诗歌翻译要融入他国市场，也呼吁着译者一定程度的再创作。正如，谢天振学者所说：文学翻译不可能有定本。这个事实为无数有才智的翻译家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空间。[1]同样地，诗歌翻译也没有定本。本雅明便认为翻译出于译作，源于译作“后起的生命”，同时又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2]
二.诗歌翻译的再创作是读者文化融合诉求的体现
诗歌翻译最终的面向的是读者。读者享有对译本的接收和评论权。这便存在着译本与读者审美的同一问题。而读者对现有译本的评论便是其对译本所承载的文化和译本本身的态度体现。诗歌的读者同样有着对译本文化和审美的追求。不同的读者受到其社会地位，意识形态，经济因素，文化素质因素的影响其对文本的评判有着不同的见解。著名学者勒菲弗尔便清楚地看到“那些不会失去地位的‘典范性’的经典之作，经过重新解释或‘重写’以符合主流诗学的变化”。[2]诗歌翻译所面临的主流文化便是读者本身所处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诗歌翻译在异化的同时也融合本土文化，符合读者的文化审美诉求。因此，只有在保留原有文化信息的同时，译者对文本进行再创作，实现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读者才会欣然接受。
三.诗歌翻译之再创作与译者文化倾向性
如此，诗歌翻译便对译者的要求极高。首先，诗歌的译者本身要具备一定的诗歌鉴赏能力。只有译者对译本有充分的分析和理解下，才能对文本进行更好的诠释。其次，译者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诗歌创作才能。诗歌翻译要做到绝对的一一对等是比较难的，译者在传达诗歌基本的思想文体之后，还为了体现诗歌整体的完整性，需要对诗歌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也就是所谓的再创作。 此外，诗歌的译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因为诗歌的翻译不仅仅是对诗词的字面翻译，更多的是对文化的传播。“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 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 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3]如著名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经典诗歌《当你老了》的译作便有多种版本，学者傅浩，文学家余光中，翻译家袁可嘉，作家冰心都对其进行了翻译。但本人认为冰心的译作更加接近原作，也更加巧妙地实现了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同时也体现了诗歌文字，蕴意的美。这可能和冰心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作家诗人有关系，她能更好地诠释原诗作的语言美，韵律美和整体美。其中“deep shadow”翻译成“深幽的晕影”，“a little sadly”翻译成“浅浅的伤感”，其选词处处体现了译者的诗歌文字功底。最后一句“And hid his face amid a crowd”冰心翻译成“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诗歌在这一句当中并没有how“怎样”这个词，冰心了为了体现诗歌的排比形式，在译本上面再创作了两个“怎样”。及保留了诗歌原本的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符合中国诗歌手法的诗歌美。可见，译者的文化倾向性与翻译的再创造性密不可分。译者的再创造性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译本的传播质量。
四.结语
诗歌翻译是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角逐。诗歌翻译的再创作是诗歌和翻译发展的趋势所在。经典性的诗歌经得起开放性的翻译，甚至呼吁着延伸性的创作。在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不断撞击和融化下，诗歌翻译衍生出为宽阔的腹地。
参考文献
[1]谢天振.海上译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2]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P182;P240
【关键词】唐代诗歌；意境
一、诗歌的意境
意境是诗歌创作与鉴赏理论中的核心问题。所谓“意境”，从创作主体而言，它是诗人的主观之情、理与被表现的客观事物之形、神以及诗人对现实人生的独特感悟所形成的艺术画面。绝大多数的诗歌不以塑造人物，描述故事为己任，它所要表现的是诗人心灵思绪的片断，借助的常常是与之相对应的山水草木等事物的形貌，赋之以灵性，寄之以情思，它们不同的艺术形态，则是诗人独特匠心的展示。从接受主体而言，则是凭借诗歌艺术语言的媒介，糅合一己之人生经验，再现诗歌中的艺术情景，并从中体悟、玩索与反观自身，从而产生心灵的回应与共鸣。
最早将“境”作为诗学术语引入诗歌领域的是唐人。唐代诗僧皎然《诗式？取境》云：“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里的“境”，就包含了主客观统一、驰骋艺术想象的意思，就是指意境的创造问题。皎然还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槃经义》中有“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的诗句，也说明了诗人的情思是包容在诗歌的意境之中的。只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意境”，古人往往只称“境”或“境界”。概括古人意境理论之特点，大致具有发散性、相关性和多样性之三端。
二、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王昌龄：诗三境说
王昌龄最早提出诗歌“意境”这一概念。在其《诗格》中，他对诗境的种类与特征作了分析，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关于“意境”他说：“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他的“意境”说具体是从“意象”角度出发，作用于“意象”并思考，是偏重于物象、偏重于表现情、偏重于表现心的意境。他又在其文章中提出了“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二曰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三曰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此“意象”是构思中的“意象”即心内之象。
王昌龄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意境概念，从此意象理论与意境理论并驾齐驱，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美学体系的两块基石。从王昌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对比来看，就“意境来说便显出了其创作与理论的矛盾。只有到了皎然，吸收佛教的认识论后，才完成了佛教境界说到艺术境界说的转变。皎然就是将掸理和儒遭有关的文艺思想结台起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诗歌美学体系，从此唐代意境理论走出了关键的一步。
（二）皎然：三境合一说
皎然《诗论》云：“夫境象不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境”在皎然诗论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指能够引起主观情思的客观景物或生活环境。皎然在《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经义》中“深穿其境”的“境”义同。二指诗歌作品中创造出来的让人体味无穷的诗境。
诗境既然有实有虚，皎然进而提出“采奇于象外”的观点。诗歌要达到有意境，就不能满足于对事物有限的逼真的描绘，而且要上升到无限之象，从有限之象进到无限之象，审美主体通过联想和想象，体会到诗中的无穷韵味。通过对“象外”之“象”的把握，便可领会“文外”之意”。
然而，身为佛徒的皎然，他所论及的意境也较多地侧重于禅悟之境，因而他所悟的禅境，也就是诗的意境。主观的情性、客观的物象，在皎然那里都被视为禅中之境。禅与诗都能超脱表面的矛盾而趋向通融，即对世界有相同的关照方法。它们追求的都是超自然的，模糊的，非逻辑的，精神的，心灵的王国。在他看来，可以说诗人的情致来自于诗人的心灵，因而不表现心灵就无所谓诗歌，诗的创作过程，实际上就是心灵的感受与展现的过程。
（三）、司空图：四外说
晚唐的司空图提出了“四外说”，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韵外之致”、“昧外之旨”，是对“意境说”全面而深刻的表述，进一步扩大了意境研究的领域，标志着“意境说”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构架已经确立，意境说已经走向成熟。
总的来说，它有两大因素、一个空间，即情与景两大因素和审美想象的空间。这就是所谓“境”。这个“境”包括两个部分，即“象”和“象外之象”，即实境和虚境。《诗品·缜密》云：“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是”指缜密的艺术境界或缜密的艺术构思。“真迹”是自然的迹象，或者是天然固有的秘密。当“意象”在人们头脑中出现时，它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有如天造地设的一般。所谓“意”，是指作家主观的思想情感，创作动机；所谓“象”，是指自然景物与社会生活的场景。艺术思维的过程，也就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互相渗透、融合、再造的过程。意象是意境的具体体现，意境是意象的组合、序列与整体所形成的。司空图强调“思与境偕”，其意要在艺术构思中营构成情景交融的审美意象，从而塑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所以说，构成意境的基本要素是情与景。
我们都知道，中国唐代的诗歌创作在意境的运用上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关于“意境”的理论却只是处在初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由王昌龄提出了“意境”一词，并对意境构成的心与物之关系作出了论述；进而皎然将“情”与“境”联系起来，看到了“文外之旨”。正是在、皎的基础上，司空图进一步完善了意境理论，使意境理论不断发展，并渐臻于成熟。
总而言之，在整个唐代诗歌创作实践中，意境理论的提出无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诗人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王昌龄“三境说”，皎然的“三境合一说”以及司空图的“四外说”的影响，不管这种理论的指导意义是否确实，但是从整个唐代诗歌的创作艺术上来看，诗歌理论的演变也促成了诗歌作品的变化，似乎，随着时间的变化，那种诗歌理论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诗歌创作。
【参考文献】
[1]韦学芳.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史概说[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8）.
关键词：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创作风格；创作影响
一、前言
早在十九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运动在当时的欧洲各国就风靡一时，很多文人墨客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生演变，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创作思想，以追求自由和浪漫的创作风格，进而充分调动起来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力，结合那个年代百姓的朴素生活，为当时的诗歌创作创造了一个新的氛围。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
在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后，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浪漫主义诗歌便在这时开始了萌芽，并通过渐渐发展获得了一定的收获。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咋发展中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发展初期，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为主要代表的湖畔诗人最为活跃；另一个是以雪莱、拜伦、济慈为主要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他们的出现则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推向了一个高潮。
（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的初期
在浪漫主义的浪潮袭来之时，华兹华斯等人便逐渐打开视野，他们的作品也相继登上了诗歌的舞台。华兹华斯的作品中，不论是言语的表达还是体裁的运用，都打破了古典主义驾驭语言的常规，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的高潮
继湖畔诗人之后，雪莱、拜伦等人的出现，更是冲破传统语言和风格的主要力量，他们在华兹华斯的基础上，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和意义，其中济慈将古典主义的代表布瓦洛进行抨击，并称他是“一个由浮华和蒙昧主义培育的派系”，而拜伦被称为“恶魔诗人”，他们的作品中多追求自由浪漫和精神的解放，这毫无疑问是对古典主义的诗歌精神的冲击和挑战。
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风格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不仅时间很长，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也很大，总体来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风格不仅形式多样，情感表达细腻，语言简单、平淡、朴素，两大诗派的主要作家在创作时更是追求自然，解放思想。以华兹华斯和拜伦两人为例，他们的创作风格在当时影响了很多诗人。
华兹华斯的创作都是以大自然为载体，多赞美自然景象和普通的劳动者，其诗歌的语言简洁、清晰，并富有深刻的内涵。他认为自然对于初期的浪漫主义诗人而言是创作的基本[1]。同时很多作品都是以“美”的形式来感染读者，让读者情不自禁的陶醉于作品之中[2]。例如在他的作品《孤独者的收割人》中，以一个孤独的收割姑娘的朴实而甜美的歌声为描写对象，描绘出一幅平淡的收割图。作者在创作时有两处也运用了大胆的想象，一是他将姑娘的歌声比作沙漠中夜莺的歌声，联想到当沙漠中孤独的旅途者听到如此动人的歌声而作出的反应；另一个是将姑娘的歌声比作驱散严寒的杜鹃声，从侧面表现姑娘歌声的温暖。简单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便是当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风格。当然，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无论是欢悦的《水仙花》，还是充满泛神论思想的《丁登寺旁》，无不是以自然景物、生活实物为主要描写对象，进而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可见华兹华斯在创作时非常注重将自然界的事物进行比拟，并赋予自己的感情基调。
拜伦的诗歌，具有很浓的抒情基调和很强的主观意识。他创作的方式并不是循序渐进的，随着事情的发展进行创作，而是选取整个事件的突出点，以爆炸性的方式展开诗歌的写作，而“自由”是他创作的精髓。在著名的作品《唐璜》中，不仅涉及到的人物众多，其场面更是恢弘，语言平淡却富有极强的讽刺意味，而这部作品最大特色是将小说与诗歌的风格融合在一起，作品中的主人公唐璜更被作者赋予了“拜伦是英雄”的典型形象。同时整首诗歌并不是按照历史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创作，而是以唐璜的爱情纠葛而进行远航冒险开始这首诗歌创作的，来揭露英国贵族的拜金主义。这首诗歌中的“风暴”、“沉舟”等场景描绘的异常精彩，而诗歌语言的幽默、简单、凝练对后世也有很深的影响。同样在作品《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异教徒》、《海盗》等长诗，更是通过塑造众多才华出众、意志坚强的主人公来批判当时英国的专制暴政。
在当时的英国诗歌领域中，同样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诗人还有柯勒律治、济慈等人，他们的作品中也大量的运用想象，从而对诗歌整体进行美化，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去感化读者，简单的语言，朴实的意象都能够让读者走进诗人的情感世界，体会诗人的情感所在。
四、创作风格对后世影响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无疑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冲击，尤其是创作风格方面，拜伦等人的出现，影响着很大一批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创作风格，自由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现实生活中的意象运用的淋漓尽致。当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兴盛时期，拜伦等人的创作风格在欧洲乃至亚洲影响至深。
（一）重视情感的抒发，创造了文学创作本体的价值
情感是一个人对待人或事物产生的一种特别的感觉，是人在创作时的灵感来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多以抒感为主，诗人在创作中将生活中的事物赋予了大量的深刻的内涵。这样的创新弥补了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缺陷，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有一定的严格要求，从三一律格式到精准华丽的语言，使古典主义诗歌创作都暗藏着贵族阶级的观念，很多诗人在创作时仅仅注重追求华丽的辞藻，而忽视了情感的作用，是诗歌没有任何感彩。然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完全打破古典主义诗歌的这种局限，其崇尚自由、浪漫和注重情感的抒发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新的创作模式、新的创作风格、新的创作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文学创作本体的价值所在，很多诗人在创作时都摒弃了古典主义文学那种庄严而沉重的语言，是诗歌的内容更加倾向于生活，倾向于大自然。尤其是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多以歌颂百姓为主，这不仅影响到英国的诗人，同样对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的诗人都有很多的启发。
（二）丰富的想象力，对现代派诗人影响颇深
浪漫主义诗人在创作时广泛的运用想象，让诗歌的创作更加灵活多变，这对艾略特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4]。正如英国著名的评论家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诗歌的创作应该以诗人的良知为载体，丰富的幻想为外表的服饰，创作行为是诗歌的生命，想象力则为诗歌整体的灵魂，并且这“灵魂”无处不在，是一个美和智慧的化身[5]。在他看来想象是一首诗歌创作成功与否的核心，没有了想象诗歌就失去了活力。可见十九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是极其重视想象的运用，只有大胆的想象才能让诗歌具有更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在后来的诗歌创作领域，想象这一创作手法被广泛的采用，包括后来产生的印象主义者、表现主义者以及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也都能看到想象的存在。
（三）自由的追求，丰富了诗歌的创作素材
“自由”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追求的一个最主要的创作风格，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不仅可以激发诗人们非常丰富的创作灵感，更是诗人们净化心灵的地方。随着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很多文人墨客都摒弃了传统的创作思想，使诗歌的创作更加大众化，诗歌中的主角不再是贵族介级的专属，而普通人民也可以欣赏到诗歌的魅力。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创作的作品中，可以体会到浓厚的抨击封建教会思想的韵味，他们通过诗歌表现自己封建阶级的反抗。因此，在当时英国诗歌中很多作品的创作素材突破了古典主义创作的局限，平淡的生活、象征自由的大自然以及人们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成为了诗人们创作的原材料，让诗歌的内容更加丰富。
结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当时的诗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的兴起和发展影响到了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同时也改变了很多文人的创作形式，冲破了传统思想的牢笼。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语言和创作手法上都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和规定，尤其是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济慈等人创作，不仅开启了诗歌创作的新局面，更为诗歌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其创作的别具一格，是思想的解放、自由的渴望以及浪漫情感的抒发的集中体现，是由贵族文学诗歌向大众诗歌的转变，不仅影响了当时很多文人，美术学、建筑学和音乐学等领域也有深远的影响意义。
参考文献
[1]杜维平.以诗论诗——英国经典浪漫主义诗歌解读.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
[2]张娜.浅析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特征[J].剑南文学.2011，（11）
[3]汪小玲.超经典时代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新视野.《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03期
[4]杨莉.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68）
关键词：以诗论诗；杜甫；元好问；优越性
一、“以诗论诗”的起源――杜甫与《戏为六绝句》
用诗歌来评价诗歌，前人也略有涉笔。比如李白评价谢I“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评价鲍照、江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文学批评形式文质兼美，读来清新可感。而第一次系统性、全面的用诗歌形式对前人诗歌创作加以评述的，当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戏为六绝句》是杜甫最为知名的诗歌理论作品，在当世对如何评价庾信与四杰存在激烈争论的背景下首创“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形式，集中表现了杜甫对前人诗歌遗产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在对齐梁文学的看法上，杜甫难能可贵的辨证的去看待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对齐梁文学进行全盘否定。
他倾向于取其清丽而舍其轻艳。在评价庾信时，杜诗有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意为庾信的文章到了老年就更加成熟了，其笔力凌云才思泉涌。首诗除了充分肯定庾信的文学创作成就之外，也表现出他对齐梁文学辩证看待的文学思想，对当世一些后辈对前代文学遗产的全盘否定十分不满。本着文学发展中的观点，不仅对前人庾信，对颇受齐梁靡丽诗风影响却开创唐诗新特色的初唐四杰也给予力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嘲讽那些批评初唐四杰的人们自己却轻薄为文，最后身与名灭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而初唐四杰的文学成就依然岿然不动万古流芳。在与齐梁之风略有沾染的初唐四杰都遭到无情和盲目批判的文学环境下，杜甫能勇于肯定四杰的文学创作成就实在难能可贵。更加佐证了杜甫对诗歌继承和反思的辩证性。
二、“以诗论诗”的发展――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的先河之后，引得后代诗人纷纷效仿，杜牧、李商隐、元稹、白居易等在文坛拥有卓越地位的文学大家也有论诗的诗作传世。也许杜甫也不曾想，在他创作了如此精彩的论诗著作后，也有后人如此去评价自己的诗与人品。如元稹的《酬孝甫见赠十首》：杜甫天才颇绝伦，每寻诗卷似情亲。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直抒胸臆的表达了对杜甫其人其诗的赞誉。诗中十分推崇杜甫的独创精神，以古人为师却也转益多师。不全然依傍古人而有所创新。这也正与白居易，元稹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精神不谋而合。而将“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形式推向巅峰的，当数金元时期元好问所著的《论诗三十首》了。
《论诗三十首》是元好问继杜甫之后创作的绝句形式的阐发诗歌理论的组诗，评论了汉魏六朝到宋代的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在该组诗的第二首中，他称赞建安诗人刘琨“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钟嵘曾评价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价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评价刘琨“有清拔之气”将刘琨与曹刘并举，是同时称赞他们三人所具备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此外，元好问还对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做了相关探讨：“眼处心声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批评了西昆体、江西诗派等脱离现实的模拟文风，指出了诗歌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眼到心到写出的诗句自然生动传神。在别人的诗文中读到的景致再由你想像一番呈现在纸上就不是真实的了。这不仅是一种正确的价值导向，也反映出元好问的可贵人格。
三、明清以来“以诗论诗”的新变及其两面性的分析
明清时期，文学作品开始更加面对现实。传统诗歌面临新兴的小说、戏曲等下里巴人的文学形式的冲击，对诗歌的文学批评也将面临新的局面。清代涌现了一大批“以诗论诗”的新秀诸如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等。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论著。如清代王士祯，他受家庭熏陶，自由能作诗，并有诗名《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是模仿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而作，共十二首，与元著一样也从建安时期的诗人说起，但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对李白的评价，王诗运用对比、烘托等手法，试看其三：“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前两句将李白诗和六朝诗作对比，肯定了李白的艺术成就，否定了六朝的浮艳、颓废。后两句又在肯定李白的基础上，肯定谢眺在绮靡诗风充塞诗坛之时所作出的贡献，并用他烘托李白。此外，还有赵翼的组诗《论诗》，在对前人诗歌创作进行议论的同时，抒发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见解。最为著名是其二“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
综上所述，“以诗论诗”的文学批评方法有着形象性、具体性、可读性强的优点，以诗歌的形式对某一诗人或诗歌创作现象展开评价，极具针对性。由于其本身就是诗歌，具有独特的韵律美从而更能广为传诵。由于诗歌体式的限制，论诗者要兼顾声韵与篇幅，也增加了表情达意的难度，不免有“以诗害意”之嫌。但论诗诗仍然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瑰宝。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6-117.
[2]钟嵘.诗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57-158.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
[4]王士G.带经堂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关键词：滋味说;内涵;价值
前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被誉为齐梁文苑诗坛“奇葩双树”之一的钟嵘《诗品》，第一次较为具体地提出了“滋味说”这一诗学体系，并形成特定涵义的审美理论。
关于钟嵘《诗品》的研究历来的学界还是研究得非常多，通过对中国知网键入“钟嵘《诗品》”的检索显示有793条记录，（不包括日韩等国学者的研究）。虽不及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那么多。但其分别从①钟嵘生卒年问题、②三品不公和陶诗出于应璩、③《诗品》与《文心雕龙》文学观异同的论争、④“滋味说”及其它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细致研究。而“滋味说”作为钟嵘《诗品》中重要的理论，学界对其展开的研究层次大抵停留在①“滋味说”探源、②“滋味说”内涵③“滋味说”的接受以及影响、④“滋味说”与中西诗学的比较异同等方面。而针对前三个层次的研究，笔者认为学界对“滋味说”的真正内涵以及内在的统一完整性是没有做出准确合理的把握，使得“滋味说”在接受诗学上和历时层面上的影响没有充分体现，从而对“滋味说”的重要价值产生了遮蔽。
针对于此，笔者试图从理论重读、文本分析以及接受诗学的研究方法入手对“滋味说”的真正内涵加以厘清，从而展现“滋味说”在接受诗学上和历时层面上的影响，进而为我们正确了解和认识到“滋味说”的重要价值提供一种可能。
一、“滋味说”溯源
“味”的概念起源于饮食，先秦时期，味的含义主要是指味觉及其所带来的生理，与声色等而视之。《吕氏春秋・仲春纪・》：“故耳之欲无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无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皇帝，其欲桀纣同。”这说明味只是一个表示生理感受的词语，还没有同艺术联系起来。但古人又认为，饮食之味实蕴有审美的因素在内，《说文解字》训“味”为“滋味”也，“滋味”不仅指咸、酸、苦、辣诸般味道，还特指能引起人的愉悦心理的味感，这种味感里面即包含美感的成分。《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是以“肉味”来比喻音乐有韵味，孔子把听乐时心理上所产生的美感与甘美的肉味在生理上所获得的加以类比，认为前者超过了后者，并对音乐有如此大的美感效力感到十分惊奇。孔子已经初步感觉到诗歌、音乐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开了后世以“味”即以美感论诗乐的先河。自魏晋以来，“味”开始同诗歌等文学创作发生了直接关联，在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中，第一个明确地用“味”来说明艺术感染力的是陆机的《文赋》，把“味”引进了文艺鉴赏的专论中，他说：“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弦之清汜，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陆机之论，应是从《乐记》之文中获得启示，用肉味来譬喻诗文，雅而不艳，他认为只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既有美质又有文采的文章，才能产生真味、余味，给人以美感。《文心雕龙》也多次使用“味”这个词。
钟嵘所提出的“滋味”，是以生理上的味觉感受比喻精神上的审美享受。这一点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传统上的拟人化、形象化、比喻化，把文学与自身和生活密切联系起来。钟嵘在其《诗品序》中提出滋味说，一方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同时也具有非凡的创造性。钟嵘改变了“味”或“滋味”仅仅是作为一种印象式、片面化的文学理论批评词汇出现的局面，第一次系统地阐释了诗歌领域什么是“滋味说”，怎么样的诗歌才有滋味，诗歌有什么滋味能给人审美愉悦等一系列问题，展现了“滋味说”作为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三个维度里的和谐统一。使“滋味说”真正的成为一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范式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
二、“滋味说”内涵
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其“滋味说”有专门的文字论述。如下：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以上文字显示了诗具有滋味，那么它在内容上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能够指说事情，摹写形状，穷尽情感，描写物体;在艺术手法上是采用兴、比、赋，适当酌情的加以运用，主张“风力”、“丹采”的结合，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在审美感受上是能够带给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审美愉悦。据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录》一书，《1980年以后中国钟嵘<诗品>研究概观――以“滋味说”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直接论述“滋味说”（有时亦表述为“诗味说”）的主要论文如下所述：
1、吴调公《说诗味：钟嵘的诗歌评论及其美学思想》
2、李传龙《论钟嵘的“滋味”说》
3、高起学《浅谈钟嵘的诗味说》
4、武显漳《浅谈钟嵘的“滋味”说》
5、陈建森《钟嵘的美学思想“滋味”》
6、郁源《钟嵘<诗品>“滋味”解》
对以上80年以后学界对钟嵘“滋味说”研究成果的罗列和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是：“滋味说”相关论文的第一个共同点是把“指事造型，穷情写物”作为“滋味”的根本;各家论文的第二共同点是认为作诗要斟酌运用兴、比、赋三义的手法，并使“风力”与“丹采”融为一体，即“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这是构成“滋味”的两个要素。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滋味说”内涵中包括了钟嵘在诗学理想中所遵循的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三个维度里的和谐统一。
（一）、“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
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地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章学诚称之为“诗话之源”。“滋味说”在《诗品》中的提出与阐释，其首先应该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在《诗品》中得以彰显。“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体现在了对诗人的品评中。
《魏陈思王植诗》说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于五言诗最推崇曹植，《诗品序》誉为“建安之杰”，“文章之圣”，曹植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诗歌创作中有着建安风骨中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其诗歌具有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情感和文质彬彬的特点。从钟嵘对曹植的评价上看，其表明了钟嵘对曹植诗歌中展现的骨气、词采、情感、文体的赞美，深度符合了“滋味说”中要求指事穷情、丹采风力的原则。而在评价中品诗人张华时说：“其体华艳，兴托多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犹恨其儿女情多，少风云气”。评价中品诗人刘琨时说：“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评价下品诗人孝武帝时说：“雕文织采，过为精密”。评价下品诗人惠休时说：“惠休，情过其才”。以上这些对诗人的品评都把“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情感与词采上加以扬弃。
由此观之，“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自始至终、潜移默化的贯穿了钟嵘《诗品》的始终。
（二）、“滋味说”作为一种审美标准
虽然“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在钟嵘《诗品》一书中得以提出和遵循，但是在“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的同时，其作为了一种审美标准在《诗品》中有所体现。
钟嵘认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最好的诗歌，换句话说，一首诗歌能够带给人无极的滋味，心动的感觉，这才是最好的、最具美感的诗歌。这便是钟嵘对诗歌的审美标准。魏晋时期，玄学兴起，玄言诗成为了当时诗歌创作和思想的主流。但是钟嵘认为此时的诗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对玄言诗的批判，反映了钟嵘对诗歌应具有“滋味”的审美要求。而为了客观的评价玄言诗以及倡导良好的诗风，因此钟嵘提出“滋味说”对诗歌应该呈现的美学风格和美感要求提出标准。
“滋味说”作为钟嵘品诗的审美标准其间已将鉴赏者和接受者作为诗歌本体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里的“味之者”、“闻之者”无疑指的是鉴赏者和接受者。从接受诗学的角度讲，“滋味说”不仅应该作为钟嵘对诗歌的审美标准，更应该在鉴赏者和接受者这里进行传释活动。所谓传释活动就是指中国古典诗里（作者）传意和（读者）应有的解读、诠释的活动。在这种传释活动中，将“滋味说”的审美标准上升为普遍读者的审美标准以及不仅仅是限于五言诗的审美标准。
（三）、“滋味说”作为一种创作方法
“滋味说”的内涵里还包含了一种诗歌的创作方法，具体体现在“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曹旭说：“此言酌用赋、比、兴以为作诗之法。仲伟总览五言创作，独抒己见，绝无依傍而开唐宋诗法者”。可见钟嵘认为诗歌的创作是兴、比、赋的合理运用，并且在诗歌内容上注入风力，在词采上加以润饰，这确实充满了一种独创性和深刻性。而究其产生的原因也与当时的诗歌创作形式密不可分。
在钟嵘时期的齐梁时代，沈约等人提出的声律论正是方兴未艾的时期，声律论在当时的诗坛已成为诗歌创作的“圣经”。“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而钟嵘认为“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因此，钟嵘反对这种伤害诗歌“真美”的创作方法，转而提出“滋味说”，对创作具有诗味的诗歌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创作方法。
同样“滋味说”作为一种诗歌的创作方法，在传释活动中也应该被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诗歌创作方法。
三、“滋味说”的价值
上文从三个角度抽绎出“滋味说”作为一种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的体现，实际上只是从不同的侧面对“滋味说”的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对总体上把握“滋味说”的内涵，充分认识到“滋味说”的价值是尤为不足的。如要真正廊括“滋味说”的价值我们还应该把诗评原则、审美标准、创作方法三方面在总体上加以把握。
“指事造型，穷情写物”作为“滋味”的根本，其代表了最根本的诗评原则;“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构成“滋味”的两个要素，其代表了最主要的创作方法;“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又代表了最高的审美感受。但我们割裂其中的任一方面来谈“滋味说”似乎都不妥。因为“指事造型，穷情写物”的诗难道不是“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运用了赋、比、兴，文质彬彬的诗难道不是“指事造型，穷情写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同理如果一首诗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那么它也一定是“指事造型，穷情写物”的，运用了赋、比、兴，采用了风力和丹采结合创作手法的。
由此，“滋味说”是一个独立而完整并且系统地诗学体系屹立于中国千古诗话的源头，而且深远影响到后世的诗论。诸如唐代司空图的“韵味说”，宋代严羽的“妙悟说”，苏轼的“至味论”，清代王士G的“神韵说”，乃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在不同程度上从钟嵘的“滋味说”中汲取了养分。在此“滋味说”真正的价值便得以显现。（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项目基金：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钟嵘“滋味说”的内涵及价值项目编号：CX2015SP178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著：《诗品》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
[2]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3]曹旭：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关键词：姜夔；诗歌；《诗说》；综述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江西鄱阳人，他少年孤贫，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才情学问甚高，于诗、词、音乐、书法无一不工，因才华出众而“得盛名于天壤间”。姜夔著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等作品，其诗现存179首，多为交游之作，其交游之人也是当时的名家，如萧德藻，范成大等，其诗也受到了他们的赞扬，且经常诗词唱和。本文主要从其诗歌的整理，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诗歌与《诗说》之间的关系，诗词相较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1对其诗歌的重视和整理
（1）诗歌笺注。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宋代诗文研究的浪潮，人们对姜夔诗歌的研究也加以重视，相关的整理也更加完备。姜夔诗词的笺注和整理也相继出现，刘乃昌《姜夔诗词选注》，孙玄常的《姜白石诗集笺注》，杜子庄的《姜白石诗词》，这些笺注和整理的出现促进了对白石诗歌的研究，其中以孙玄常《姜白石诗集笺注》最具代表性。这本书“依照旧例，笺注文字音义，用事出处，及书中所涉白石事迹，往来交游，山川郡国等”[1]加以注释，注重对音义、典故、交游、地理的考察，参考诸多版本进行校对，交游多参照夏承焘的《行实考》《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陈思的《白石道人年谱》等，内容准确，考据严密，是研究姜白石诗歌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但是由于其所据版本众多，笺注过于繁冗。
（2）对其诗歌的赞扬。骆玉明在《中国诗学（第二卷）》中指出：“姜诗初学江西诗派，以后逐渐摆脱影响，自成一家，擅长七言绝句体，多记述游历及写景咏物之作，诗境清远俊逸。”[2]这是对白石诗歌切中的评价，指出了他清雅俊逸的风格，同时也指出白石诗歌的独创性。许总认为姜夔“诗作运思精密，风骨高秀，自成一家”[3]。杨万里在《进退格寄张功甫姜尧章》曾高度评价过白石的诗歌：“尤萧范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杨万里认为白石的诗歌甚至超过了范成大，况且据夏承焘《行实考》记载，淳熙十四年三月后，白石游杭州，通过萧德藻认识了杨万里，杨万里称赞他“文无不工，甚似陆天随”[4]，并且“以诗送往见范成大”。可见白石的诗歌价值是很高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对白石诗歌的研究与日增多，但大部分都是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图书中，罗宗强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程千帆的《宋诗选》、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也收入了姜夔的诗歌。值得一提的是贾文昭的《姜夔资料汇编》[5]，这是南宋以来有关姜夔最为翔实的研究资料，它主要从白石的生平事迹及其家世、交游、诗论、音乐、书法以及他各类著作进行考证，这是学术界最新，也是最完备的研究姜夔资料的汇编，内容充实全面，评论详细，参考价值很大。
虽然关于姜夔诗歌的研究很多，但是大都不成体系，专著很少，都是以章节或者几首诗的注释的形式散见在文学史或者文学作品中，很难发现对其研究的整体风貌。
2有关姜夔诗歌的研究
（1）关于姜夔诗歌创作道路的研究。徐鸿翔、吴华峰批判了学术界认为姜夔诗歌缺乏独创性的观点，认为姜夔后来脱离了江西诗派，而独创了自己的诗风，应该恢复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姜尧章自序》中，姜夔便“三熏三沐黄太史氏”，作诗模仿黄庭坚，受其影响，白石论诗提倡自然高妙，推崇杜甫和陶潜，黄庭坚把杜甫当成楷模，却学习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用字功力，泯灭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姜夔的一些古体及律诗，典故众多，语言硬瘦，如其五律《答沈器二首》就是如此。其次他出江西而追踪晚唐。针对江西诗派雕琢章句的弊病，白石追求高妙自然之法。杨立萍《姜夔诗词分期研究》认为姜夔“从外露转为内敛，心态静观内省，寓深悲于淡远”[6]，姜夔的诗风逐渐趋于成熟和稳定。
《姜尧章自序》载“参政范公以为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4]，姜夔的雅士性格，清客身份使其追求潇洒自由、超脱功名利禄的神仙般的生活。他的《三高祠》：“越国霸来头已白，洛京归後梦犹惊。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1]就表明自己向往范蠡、张翰、陆龟蒙的隐士生活，追求内心的恬淡与自由，所以晚年的诗风跟他的经历有关，高雅淡远。在关照姜夔探求创作道路的同时，注重其诗词风格的转变，从文学作品和年谱出发，探索他转变的轨迹，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2）关于姜夔诗歌思想内容的研究。姜夔的诗歌多咏物抒怀，交游唱和，感慨身世等，学术界多认为姜夔的诗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唯美和形式主义倾向，甚至姜夔抒发自身失意愁苦的诗歌也被认为带有颓废主义色彩。
谭子泽认为，虽然姜夔很少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但是他往往通过黍离之悲，咏物怀古，委婉的表达出家国之思以及对现实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吴小丽在《姜白石诗歌略论》[7]中进一步从咏史、咏物的角度去分析姜夔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姜夔往往借古言今，在叙写兴亡之感的时候流露出家国之思。《同潘德久作明妃诗》用昭君出塞的典故，来比喻靖康之变后宫北迁的现实，这在他的词《疏影》：“昭君不顾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中也有体现。孙玄常认为：“白石所作，唯以明妃远嫁匈奴为恨，深寓故国之思，殆为陷虏臣妾而作，故拳拳君国乃尔。”[1]咏物面目下的政治诗主要体现在白石化实为虚，运用比兴，来表达政治意义，白石的《虞美人草》就是借助虞美人草为对象，抒发现实之感。白石也有一些直接描写现实的诗歌，如《丁巳七月望湖上书事》。
胡绍玲在《浅论姜夔诗作题材的丰富性》中也“认为白石诗歌有关注民生、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性，有揭示其身世感喟、酬赠言怀诗歌的思想内涵。”[8]她把姜夔的诗歌内容分为恋情闺情诗、民生诗、酬赠诗等六类，充分证明姜夔诗歌内容的丰富性。评价姜夔的诗歌，不能只看到他的恋情诗，还应该看到其沉重真实的一面，对其诗歌的评价和理解要做到公允客观。
（3）关于姜白石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研究。白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还是一位见解独到的诗论家，这主要体现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这本书篇幅短小，语言精致，在诗学史上地位很高，郭绍虞认为《白石道人诗说》是在继江西诗派之后，《沧浪诗话》之前，具有承上启下的有关宋诗评论的著作。
《白石道人诗说》与白石诗歌创作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白石论诗主张创新，他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叙》中说：“余之诗，余之诗耳。穷居而野处，用是陶写寂寞则可，必欲其步武作者，以钓能诗声，不惟不可，亦不敢。”[4]由此而知，白石写诗主张自成一家，追求属于自己的风格，注重对自我心灵的书写。 白石在《诗说》中提倡四种“高妙”学说“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9]白石主张立意新颖、思想超脱，追求诗歌高远的境界，注重浑然天成，追求自然高妙。如姜白石的《过垂虹》：“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一诗就做到了自然高妙，小红低吟浅唱与我的悠扬箫声混融在一起，周围的景色时隐时现，恍如仙境，这首诗音调和谐，自然天成，意境优美，颇有韵味，所以白石在诗歌创作中也达到了自然高妙的境界，与他的《诗说》理论一脉相承。
张皓月的《姜夔诗歌研究》中在“姜夔的诗学思想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10]一节中，主要从诗歌的体例、风格、源流和特征进行论述，认为白石追求自然，反对模仿。古建军在《姜夔诗歌美学思想初探》中认为“诗词意境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追求‘含蓄’、‘幽微’的审美风格和‘高妙’的审美理想三者构成了姜夔诗歌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11]气象浑厚，体面宏大，血脉贯穿，韵度飘逸，这四种审美要求扩大了诗歌的审美视野，含蓄的审美理念和意高妙、想高妙、理高妙、自然高庙构成了白石诗论和诗歌的特色。
（4）关于姜夔诗词相较的研究。对姜夔作品的研究，一般认为词的文学成就高于诗歌，近年来，由于对其诗歌的关注，出现了诗词相较的研究新方向，如杨晓慧《姜白石诗词比较》、许芳红的《词学视野下的诗歌》等论文。姜夔诗词有相通的一面，许芳红在《词学视野下的姜夔诗歌》一文中指出：“诗心与词心的相通无意间促成了文体的融合与渗透，其诗有了词的韵味，其词又有了诗的格调。”[12]姜夔的诗词均是情感饱满，以情取胜，他的词《踏莎行》和诗《同潘德久作明妃诗》都是情致哀婉，幽微细腻，所以缪钺先生评论他说：“白石才情，精细深美，故词胜于诗。此乃才性自然发展之结果，而非有意抑扬轻重于其间。”[13]姜夔诗词善用外在景物来表现含蓄深沉的情感，多追求“意高妙”，即要有言外之意，要蕴含某种藏而不露的微妙情韵。
杨晓慧的《姜白石诗词比较》[14]重点分析了姜夔诗词之间的不同，她认为由于“诗言志，词缘情”的特殊要求，姜词多写恋情，咏物；其诗歌多写忧民之志，酬赠之情。在艺术手法上，姜诗真诚率真，内容丰富；词多含蓄，颇有寄托。姜夔诗词相同的原因在于任何一个作家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社会及作家个人的经历、性情等因素，所以他诗词中多表现黍离之悲，家国之慨，身世之悲。姜夔受儒、道的影响，以及自身多才多艺的特征，加上宋代以文为诗，诗词同源，姜夔以诗为词的做法，使得诗词相互融会贯通，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
对姜夔诗歌的研究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其诗歌的专著，还未形成系统，对其诗学理论与诗词创作之间的关系，用诗歌去考订他的生平，诗歌的艺术成就等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成熟，对其诗歌的研究还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参考文献：
[1] 姜夔.孙玄常.白石诗集笺注[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1，202，161.
[2] 汪涌豪，骆玉明.中国诗学（第二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202.
[3] 许总.宋诗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764.
[4] 周密.齐东野语[M].中华书局（卷十二）.1983.
[5] 贾文昭.姜夔资料汇编[M].北京市：中华书局，2011.
[6] 杨立萍.姜夔诗词分期研究[D].江南大学，2011.
[7] 吴小丽.姜白石诗歌略论[D].广州大学，2007.
[8] 胡绍玲.浅论姜夔诗作题材的丰富性[J].文教资料，2011（7）.
[9] 张葆全，周满江.历代诗话选注[M].西安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100.
[10] 张皓月.姜夔诗歌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8.
[11] 古建军.姜夔诗歌美学思想初探[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12] 许芳红.词学视野下的姜夔诗歌[J].求索，2009（1）：164.
关键词：费经虞 诗歌创作 现代意义
巴蜀地区幅员辽阔，山川纵横，拥有古老而灿烂的文明与辉煌的文化。此地在明清之际，出现了费经虞的《雅伦》。费经虞（1599-1671）四川新繁（今新都）人，博学能诗，著述甚丰。其诗学著作《雅伦》二十六卷（实为二十四卷），由其子费密增补而成。此书详论历代之诗，广征博引，洋洋四十余万言，分为源本、体调、格式、制作、琐语、音韵等十三门。其书在诗歌创作理论方面具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
明代很多诗论家都崇奉严羽的“妙悟说”。费经虞也同样继承严羽“妙悟”说，其《雅伦•琐语》：“诗不妙悟而不能入，不力学则不能精。”他也认为不仅要妙悟，且要悟透，即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所谓：“诗道亦在妙悟……然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如《雅伦•琐语》：“诗之大端无他，一言以蔽之，曰：透过不透过，终隔一层，非是作者语。”认为诗歌创作的大端，也即根本是要悟透，而不能处于透过不透过之间而终隔一层。老学究虽然熟识经史典籍，但如不善于悟，或者没有悟透，便做不出好诗。《雅伦•琐语》：“可解，非以训诂通其意也。不可解，非以声牙隐僻乱其法也。不必解，非不求要领，仿佛规模也，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此先辈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之旨耳。”他认为诗歌有可解、不可解与不必解三种，所谓可解，是单纯以训诂通其意；不可解，即：通过一般的办法无法明了其真意；所谓不必解，也就是能够自然领会参悟，是“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费经虞赞成的是“可以神会，不可以言传”的阅读理解，也就是悟透。在此基础上，他继承了胡应麟的“深造”说：“严（羽）氏以禅喻诗，旨哉！禅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咳唾，动触天真。然禅必深造而后能悟。诗虽悟后，仍须深造。”《雅伦•琐语》：“有谓诗非学力可致，有谓诗以工苦得之，分而论之，皆偏也。盖天资、学力二者皆不可少：无天资而全用学力，道也只道得八分；若恃天资而不本学问，误却大半。”他认为专恃天资或者专恃学力都很偏颇，应该是二者兼重。同时，他还认为学力比妙悟更重要，也就是妙悟只能解决诗歌创作入门的问题，而升堂入室进入精妙的境界则要靠学力，这符合历代诗歌创作的实际。
在谈到诗歌的创作方法上，费经虞认为诗歌创作要善于继承，《雅伦•琐语》：“古人用事有法，辞可用则用其辞，字可用则用其字，名可用则用其名，地可用则用其地，俱不可用，只取其事，润以佳辞而出之。古法不传，后世不悟，稗官野史，鄙字陋辞，乱妄入笔，以为阔大学杜，而诗遂恶劣矣。”这段话以用事为例论述继承要掌握一定的方法。他认为古人用事有法，或者用其辞，或者用其字，或者用其名，或者用其地，并不是无选择地使用，如果都不可用，则“只取其事，润以佳辞以出之”，即：点化活用。《雅伦•琐语》：“若要成家，不可随人转动，又不可妄自主宰。倘自此等病痛，便苏李下生，也救伊不得。”“诗要晓转换，得闻一法，执定不移，此不知诗者也。又要入规矩，师心冥行，率意捏造，此未悟诗者也。”如果诗人“得闻一法”便“执定不移”，即完全效法继承前人，按照前人的规范创作，这种人是“不知诗者”，创作不出真正的诗歌；反之，如果只是“师心冥行，率意捏造”，完全不学习前人，不参照前人的规范来创作，则是“未悟诗者”，即未能真正悟透做诗的根本。于是，他提出了创新的观念。《雅伦•琐语》：“诗要吐弃一切，不食烟火，方能超脱凡流，所谓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这段话主要论述诗歌创作要雅而不俗，创作时要摒弃一切杂念，进入痴迷状态，才能写出超凡脱俗的诗歌，达到高逸不凡的境界。但他所谓的“吐弃一切”即认为只有不为前人的作品所拘束，不为成法所拘束，才能写出超凡脱俗的佳作。但他又反对一味的创新。《雅伦•琐语》：“或是前贤已说，或是未说，只要是自己悟的，不可耳上来胡抹乱为。”他否定了只有不同于前人才是创新的偏颇观点，反对“胡抹乱为”的胡乱创新，言外之意是创新也不能违背诗歌的基本规范与常用格律。
于是，他强调创新与继承并重。“李贺诗幽奥如画鬼，虽清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亦耳目手足位置如故。今之学贺者，尻出于项，目隐于脐，要如乱蛇，臂如僵豕，失也远矣。”这段话认为李贺的诗歌“幽奥如画鬼，虽清奇古怪，令人毛骨悚然”，是创新的典型，但“耳目手足位置如故”，即不违背诗歌创作的基本规范，在创新中有继承，而后世仿效者则“尻出于项，目隐于脐，要如乱蛇，臂如僵豕”，完全违背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规范，成了怪物，因此，与李贺的诗歌有本质的区别。《雅伦•琐语》：“若字字句句要有出处，必流于浊陋；若句句字字要新奇，自然成妄诞。古人用过字才用，不浊陋便高爽；古人说过话不说，不妄诞便新奇。”“古人所见也是这些道理，所遇也是这些事物，所入也是这些意思，所用也是这些字眼。何以古人便高妙？后人便卑鄙？此处岂可不着实寻思，求得一条身分正路？做诗意要深远，篇要浑成，句要稳秀，字要清新。深远则意不佻，晦不可；浑成则篇不杂，敷不可；稳秀则句不庸，嫩不可；清新则字不陋，生不可。”他在指出字字句句都要有出处与都要新奇两种极端做法的弊病后，接着指出做诗的关键在于语言运用的恰当适度与巧妙灵活。他进一步提出了诗歌创作在字、句、篇、意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意要深远，篇要浑成，句要稳秀，字要清新。这既是较为全面的创作要求，也是其随之产生的审美效果。这是对诗歌创作如何继承与创新的辩证而全面的阐述，值得后世诗人进一步研究。
明代诗论家十分重视诗人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费经虞在此基础上首先对诗歌创作方法进行了综合论述。《雅伦•琐语》：“下字琢句立篇，不要求奇，不要求新，不要求别，不要求古，不要求深，不要求高，只要求妥当。所谓妥当，精妙恰好，亦奇、亦新、亦别、亦深、亦古、亦高。”这段话指出了创作中下字琢句立篇的种种忌讳与要求，忌讳是故意求奇，求新，求别，求古，求深，求高，而要求则是妥当。他认为“妥当”即“精妙恰好”，即恰到好处而又精妙异常，如果妥当，达到了精妙恰好的境界，则也达到了奇、新、别、深、古、高等境界。即达到恰到好处而又精妙的境界。他进而对创作的主要环节提出了综合要求。《雅伦•琐语》：“诗有五佳：一意佳，二句佳，三字佳，四事佳，五题佳。”这段话列出了诗歌创作的主要环节，即立意、炼句、下字、用事、标题等，认为这些创作环节都要追求“佳”，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妥当”，即所谓“精妙恰好”。他还进一步论述，《雅伦•琐语》：“炼句要骨中有肉，若无肉者，是谓之枯。属对要律中有力，若无力，是谓之松。立篇要格中有致，若无致，是谓之板。下字要锤炼中有自然，若无自然，是谓之雕。倘肉不从骨中出，是谓痴肥；有力不从律中出，是谓莽荡；致不从格中出，是谓柔靡；自然不从锤炼中出，是谓率易。”这段话全面综合辩证地论述创作的下字，炼句，属对及立篇等基本问题。即下字用词要锤炼，但又要通过锤炼达到自然的境界，追求语言的自然之美，进而达到整首诗歌的自然之美，如果不自然则谓之雕琢；反之，不经锤炼的自然则不是真正的自然，而是率易，是所谓蓬头乱发。追求自然之美，但并不是不雕饰，而是锤炼而至于无痕，是锤炼的最高境界。
基于此，他提出自己的诗歌创作观，《雅伦•琐语》：“杨岱尝问近体法，答曰：‘先贤有个微妙精深之秘诀，长老相传，历代宝之，今以遗子，子善守勿失：一起便一落，一露便一藏，一到便一转，一过便一舍。起落者，势也；藏露者，意也；到转者，篇法也；过舍者，句法也。知起不知落，则失势；知露不知藏，则失意；知到不知转，则失篇；知过不知舍，则失句。起要陡，落要捷，露要含蓄，藏要了然，到要实在，转要透脱，过要轻妙，舍要断绝。此四语互相为用，亦各自成局，倒翻之亦可。一首或全有其法，或不全有其法。千岐万派，要不出此四者，此乃古人所谓啮镞良技。苟非其人，莫妄传授！’”以书法的笔势来比喻诗歌内外节奏的诗势，认为诗势要抑扬顿挫，要有起有落，“知起不知落，则失势”；诗歌的主旨要有藏有露，“知露不知藏，则失意”；篇法要有承接与转折，“知到不知转，则失篇”；句法要有过渡，既衔接贯穿，有舍，即休止、断绝，“知过不知舍，则失句”。后面他对这些具体手法提出了具体要求：起要陡，落要捷，露要含蓄，藏要了然，到要实在，转要透脱，过要轻妙，舍要断绝。他的这些创作手法可谓通俗而实用，而这正是他在广泛继承前人的创作技法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钻研与思考归纳出来的，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
费经虞的《雅伦》可称为明代诗学的百科全书。它产生于明末清初，此时的诗歌创作理论经历了明代诸多文人学者的研究与探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费经虞正是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记录并保存了大量前人的珍贵资料，并对其归纳总结，从中汲取精华；另一方面，在客观审视明代以前包括明代庞杂的诗歌理论典籍之后，以自己的视角对其进行的归纳与补充，又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探索钻研，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总体看来，费经虞在诗歌创作观念上既重视创新又提倡继承，既注重才华又强调学力，既注意字句锤炼又不拘泥于诗法诗律。他一方面客观审视明代文人的诗歌理论成就，汲取其中的精髓与养分，又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独到的创作方法与技巧。相对于明代文人，费经虞少有门户观念，较少偏颇之见。相对于明清之际文人较为普遍的对“诗言志”的强化与对诗歌政教功能的强调，费经虞则显得较为通达，这充分体现了他开阔的审美视野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这又是与他作为四川文人长期以来跟中原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密不可分的。研究费经虞在明清之际诗歌创作观念上的转变，既是古代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全面把握诗歌创作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其现代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周维德：《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
【关键词】大概念；现代诗歌；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7）23-0026-03
【作者简介】1.汪颖华，江苏省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江苏宜兴，214200）教导主任，一级教师，无锡市语文学科带头人；2.庄婷，江苏省宜兴市城南实验小学（江苏宜兴，214200）副校长，高级教师，无锡市语文学科带头人。
文艺理论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应该从读诗入手。”因为诗比其他的文体更纯粹，读诗可以让人领悟人生、感悟文学，所以“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1]现代诗歌以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等特征，成为优秀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课标的每个学段也都对现代诗歌的教学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另外，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安排的一些现代诗歌都放在每册书的前几篇课文中。
现代诗歌的教学不能就诗论诗、就段论段，而应立足“大概念”对诗歌教学进行整体架构。“大概念”反映了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提取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一个共同的概念。基于“大概念”的现代诗歌教学将不再仅仅着眼于有关诗歌知识的旁枝末节，而是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升，从语言、意象、情感、结构等方面去整体架构课堂的教与学的活动，循序u进，由浅入深，引导学生浸润在诗歌的世界中。
一、反复诵读，品味语言
汉语言本身具有音律美，诗歌更是强调平仄合韵，抑扬顿挫的美感。“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学习诗歌时引导学生在诗歌的语言中浸染，音韵、节奏、形象一切尽在诵读中。学生合着诗歌的节奏，熟读成诵，然后回忆、理解、消化，最终将诗歌语言内化为自己的语言。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诵读，品诗语言的音韵。
只有不断诵读，我们才能真正领悟现代诗歌的内蕴。朱光潜先生说：“写在纸上的诗只是一种符号，要懂得这种符号，只是识字还不够，要在字里，见出意象来，听出音乐来，领略出情味来。”[2]诵读是走进诗歌灵魂的必经之路，将诗歌中的情感用心揣摩，用声表达。诵读，不能仅仅发出声音，而更应读出情感和语气，读出节奏韵味。在教学过程中，不仅仅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或者为读而读，它需要教师不断地予以方法的指导，由表及里，由外而内，读出节奏，把握声韵，品出意味，悟出情思，逐步提高学生诗歌品读与鉴赏的能力。
在教学苏教版五上《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时，朗读前教师首先要让学生明白整首诗的基调应该是清新明快的。开篇激情满怀，走进绿色大自然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朗读的时候，语速应该略慢些。此刻走进大自然，一切都是新鲜的、有趣的，大自然正向我们徐徐揭开其秀美而又神秘的面纱。在节奏、轻重、缓急、情感等方面可以这样处理：
祖国M敞开了U绿色的大门（清风徐来）
给孩子一片U清凉的绿阴（满心愉悦）
去吧，U去呼吸山水间M芬芳的空气（激情洋溢）
去吧，JU去打开大自然M绿色的M课本（心潮澎湃）
2.推敲，悟诗语言的精妙。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说的是诗人在创作古诗词时对语言的推敲，现代诗歌也是如此，其语言或富含哲理、含蓄隽永，或凝练传神、充满情感，往往言有尽而意无穷。教学中，应引领学生在诗歌描绘的世界中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实在诗歌的语言中品悟，得语言之真滋味。
读中品，品中读，只有反复诵读，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领悟。叶圣陶先生说：“惟有不忽略讨究，也不忽略吟诵，那才全而不偏。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一种可贵的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3]
二、发挥想象，再现意象
意境是作者在诗作中所创造的一幅画面，是读者获得审美趣味的基石。怎样由意象进入意境，把握意蕴呢？“重演”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在现代诗歌教学中可以将原本简洁明快的文字，单个独立的形象进行想象、重组，从而构建整体形象，准确把握内涵。
1.虚实相生：在想象中明朗。
社会生活广阔，诗人不可能将所有的内容都融入诗中，因此，诗人往往用“实”表现“虚”，或用“虚”表现“实”。虚实相生，相互映衬，是诗歌创作的一条艺术规律。诗中的“虚”就是思想感情，诗中的“实”就是景物形象。为了能够实现从“虚”中见“实”，在“实”中悟“虚”，展开想象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文艺评论家谢冕先生在《重新创造的艺术天地》中说：“文学的欣赏活动，凭借语言这种无所不在的符号来进行，从符号再返回丰富的世界中来，这是一种再创造。诗歌的欣赏活动更是一种确切意义上的再创造。再创造的主要方式是想象活动。”这实际上说的就是通过想象去把握诗歌的意象，并且丰富地再现诗人创造的形象。
2.前后相应：在重组下清晰。
诗歌具有形象性和跳跃性，诗人要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丰富的内容，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即所谓的“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进行合理想象，还必须适时地点拨和适度地拓展，将诗歌意象进行理清、重组，寻求诗句之外包含的不尽韵味。一首诗歌，作者所采用的意象有时是单个，有时有多个。如果是单个的，我们要进行重组，发现其前后意象的不同，知晓作者的情感之路，因为意象其实就是诗人情感的化身；如果是多个的，我们更要将这些进行重新排列，要知道作者为何如此安排，更要知晓情感移动的方向。
同样以《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为例，诗人在文中列举了一个个鲜活的意象：翠竹、果园、鸣禽、野花、青山、绿水……如果放在每个自然段中，这些意象都是独立的，而我们的教学应该跳出段落看整体，当这些意象完全融合在一个场景中时，它们完全变了，都映在青山绿水这样富有诗意的环境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片竹林、一个果园、一群鸣禽、一丛野花……它们应该是一个整体，置身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
三、知人论世，升华情感
循着现代诗歌的痕迹，我们回归诗歌创作最原始的状态、初期阶段去看诗歌所表达的内涵，即可用“胚胎学”来解读诗歌的源头。何谓“胚胎学”？它是研究有机体的发生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诗歌的创作受到社会背景、生活环境、文化元素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这就注定了我们学习诗歌必须“溯源”。
1.追时代背景，明创作取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这句话是说，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平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苏教版六下《长江之歌》这首现代诗歌的教学中，学生发现作者没有实写长江的景象，而是用第二人称，将长江作为一个抒情的对象来赞美她。此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追溯创作的源头。1981年秋，作者胡宏伟坐火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时，看到宽阔的长江，翻滚的浪花，心头涌上两句词：“你从雪山走来，你从历史走来。”但再往下便没词了。那么他后来的创作灵感是如何如水流泉涌的？知晓了相关背景，当学生再读整首诗歌时，对祖国母亲，以及L江的热爱，就喷涌而出了，它不需要多加渲染，只是一种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且这种情感会与日俱增。
2.晓创作心境，赏诗境趋向。
心境会给诗人创作活动的各个环节和过程涂上一层情绪的底色，不管是对生活的观察，诗料的选择，还是在作品的构思，情感基调的定位，乃至创作方法的使用，审美理想的表达方面，都与心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走进诗歌，首先要走近诗人，走进他所处的年代。
当学生知道《我们爱你啊，中国》（苏教版六上）的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或作家，而是一家公司的副总裁时，不禁对这位作者有了更多的追问：是什么促使他创作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
3.读代表作品，释风格趣向。
纵观古今，作者的创作风格往往由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所决定。诗歌中总是传递着诗人个体对于人生的领悟。每个诗人都有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虽然小学阶段出现的现代诗歌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引导让学生了解诗人的人生经历，体会其常见创作风格。
在学习苏教版三上《让我们荡起双桨》时，学生应该了解“词坛泰斗”乔羽。教师可以读《乔羽论》，知晓他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传奇，认识这位敬重的“乔老爷”，了解他幽默风趣的性格，特别是他贴近生活的艺术创作风格，再将内容转化到课堂，找到三年级学生需要知道，能够领悟的知识。
四、关注结构，体会秘妙
“结构论”可以帮助我们研究某样物体、模型等的大致框架。文学大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文质兼美的优秀诗篇，其精美既体现在形式上，包括它的语言、音韵、节奏和修辞律，更重要的是诗篇表现出的完美的表达形式，恰当贴切的表现技法。教师可以用“结构论”的方法引导学生去探究诗作言语的秘妙。
1.全盘扫描建筑美。
教学时，如果让中高年级学生留心现代诗歌的结构，他们不难发现，《走，我们去植树》《去打开大自然绿色的课本》《春光染绿我们双脚》《我们爱你啊，中国》《长江之歌》等很多诗歌都会采用总分总的结构，甚至有些诗歌开头、最后两个自然段是相似的，或者开篇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一样的，即常用的反复手法。
2.局部聚焦灵动感。
现代诗歌形式自由，内容开放，读者总能品味到它灵动的美感。以《我们爱你啊，中国》为例，作者在写作技法上有两点是值得欣赏与借鉴的：一是定语后置的表达方式，如“桂林山水的清奇俊秀”“杭州西湖的浓妆淡抹”等，能够更突出地表现景物的特点；二是第二至第五自然段结构严谨，上下对仗非常工整，且都采用了金字塔型的结构。教师不仅要努力把握少量字词蕴含的丰富含义，而且要努力去寻求诗句之外包含的不尽韵味，更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诗歌的创作。
诗无达诂，有很多诗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站在儿童的角度，站在更高的立场，用更广的视角，从自己的“文学阅读”走向课堂的“教学阅读”，充分体现新课标“语文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的理念，让现代诗歌教学成为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让学生喜欢、学会阅读现代诗歌，进而能自我阅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享受阅读，努力实现“大概念”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349-350.
[2]朱光潜.论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5-47.
关键词：现代新诗；传统诗歌；关系；胡适；郭沫若；“新月派”
在早期的现代诗歌起步阶段，胡适、郭沫若等皆主张新诗应与传统文化、古体诗决裂，未免有些矫枉过正。文学形式的革新绝不像辛亥革命封建君主专制一般简单。一旦废除古体诗的格律，随之而来便是诗歌创作形式的“极端”自由，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新诗来说，旧的诗歌形式被“废除”，新的诗歌理论尚未建立，这时是诗坛最混乱的时候，许多新诗人简单地将白话当作白话诗。这也是为什么五四时期部分人士反对白话诗，认为新诗不是诗，即便是当时提倡并写作新诗的俞平伯也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中国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1]，“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要拿机器来试验的。”[2]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白话新诗”在诞生之时便强调要打破传统诗歌的形式，割裂与传统诗歌的联系。然而这个联系真的就这么容易被打破吗？答案是否定的。当代著名诗人任洪渊说：“那么多文字的/明月 压低了我的/星空/没有一个/殒/蚀/等你的第一声呼叫/抛在我头上的全部月亮/张若虚的/王昌龄的/李白的/苏轼的/一齐坠落”。[3]五四一代诗人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深厚的古代词功底，这使他们在开始创作新诗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诗词的印记。因而传统文化、传统诗歌做为古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在诗歌创作中是无法绕过的，也就是在诗歌创作中会出现不自觉地回归传统的现象，胡适也不能例外。
第一位宣布与古体诗决裂的白话诗人胡适同时也是第一位提出现代诗歌创作理论的学者。胡适提倡“作诗如作文”，即“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然而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仍然有割舍不掉的传统诗歌的形式：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萧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醒来）我自披衣开窗坐，谁人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可作为胡适早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从表面来说语言上努力向白话文靠近，内容通俗易懂但从深层次的选题和诗歌形式上看仍然可以看到古体诗对于胡适的影响。首先诗歌的题材并不新颖，写诗寄友、以诗酬友这类题材的诗歌在古体诗中屡见不鲜，比如，《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酬乐天初逢席上见赠》等等；其次从诗歌的形式来看，胡适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多以五言、七言律诗为蓝本，在此基础上通过添加词语来扩充诗歌的篇幅，这种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反映出胡适内心深处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胡适的《尝试集》刚一入世就被钱玄同批评“未能脱尽文言窠臼”。胡适也曾经自己反思道之前的尝试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其缺点就在于“句法”：
“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子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4]
比起一面要割裂传统，一面又不自觉的被传统所影响的胡适，郭沫若则是对传统的彻底的断裂者。《天狗》、《笔立山头展望》、《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诗歌脱尽古体诗的影子，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思想无不体现着一个“新”字。他所选取的一意象多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地球”、“宇宙”、“太平洋”皆是现代地理观；工厂的黑烟在他看来是“黑玫瑰”，他的笔下是对工业社会的赞美，对都市文明的憧憬。郭沫若是五四时期与传统文化割裂的最彻底的一位白话诗人，其诗歌创作具有很强的文学创作引领意识，具有很强的“先锋性”，然而郭沫若自己却坦然说对他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屈原，而郭沫若也并非当时人们公认的成就最高的白话诗人。
真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交汇点上的诗派应当数“新月派”。不像胡适提出与传统割裂却在创作中回归传统，也不想郭沫若与传统的全面决裂，“新月派”在一开始便表明了应该部分地恢复传统的态度。闻一多提出诗歌创作应追求“三美”，即“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其中“建筑美”和“音乐美”都体现着对古体诗的继承。“建筑美”主要是指从诗的整体外形上看，节与节之间要匀称，行与行之间要均齐，虽然不必呆板的限定每行的字数一律，但各行的相差不能太大，以求整齐之感。“音乐美”同样是闻一多对古体诗的回归。他对胡适的“自然音节”理论进行了批评，“胡适之先生自序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中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鸣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之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中，有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inherent）音节。声与音的本体是文字里内含的质素；这个质素发之于诗歌的艺术，则为节奏、平仄、韵、双声、叠韵等表象。寻常的言语差不多没有表现这种潜伏的可能性底力量，厚载情感的语言才有这种力量。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所以能将这种潜伏的美十足的充分的表现出来。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我们若根本地不承认带词曲气味的音节为美，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甘心作坏诗――没有音节的诗，或用别国的文字作诗。”[5]闻一多的诗歌理论的提出对于规范白话新诗，重塑诗歌严肃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志摩为“新月派”的又一代表诗人，可以算的上五四时期第一位“真正的”白话诗人。徐志摩的诗歌具有《诗经》哀而不伤的特点。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诗歌都带着古典美，两人都写爱情，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不见愁苦，语言明亮，戴望舒则不然，放眼看去所到之处皆是愁怨。徐志摩的诗歌同时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令人久久难忘。他不刻意追求平仄押韵，对于语言文字具有高度的敏锐度，字里行间充斥着行云流水般的自然。例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徐志摩的诗歌语言清新自然，不用再刻意地修饰、渲染便已境界全开。郭沫若的全然背离传统，表达的内容是自己内心的纯粹的情感的宣泄和迸发，而这种激烈的情感很难引起人们心中的共鸣，而徐志摩的出现才算真正满足了人们对于现代新诗的期待――用简单的白话文，塑造精致的古典味；用清新自然的语言，含蓄委婉的抒发淡淡的心绪。徐志摩的成功也可以来说明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即便年轻人们努力寻求着新的诗歌创作方式，传统诗歌的含蓄蕴藉、语言优美、声调和谐仍然对人们审美情趣和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新诗究竟应该割裂传统文化还是继承传统文化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五四一代诗人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把握是他们赖以创作的土壤。至于胡适等人提出新诗创作应的割裂传统诗歌这一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矫枉必过正，在白话新诗起步的阶段，如果不能抛开传统诗歌“格律”是无法催生出新的诗体的。但盲目的将传统诗歌与现代新诗作为二元对立的两方，认为保留着部分音律的新诗是改革“残次品”，是不彻底的则有失妥当。
中国现代诗歌毫无疑问应当保留传统诗歌中的精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文学越是民族才越是世界的。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和谐、稳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这种新的文化背景给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关系的可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关系，不仅可以对此前新诗的发展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总结新诗发展的经验教训，而且会对未来新诗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M].杨匡汉， 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2]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M].梁启超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3]任洪渊《词语击落词语 第一次命名新月――给女儿T.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