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8 17:32:01
一尽管在阿克顿的许多作品中，很少看到他对康德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任何直接理解与评价等，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近代德国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有所吸收，德国人的“思想自由”和普鲁士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崛起也引起了他的注意。阿克顿自由主义的原则性思想与话语是康德式的，如“自由不是为了达到最高政治目的的工具。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的。自由之需要不是为了实现一种好的公共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对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最高目标的追求”［1］。“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能分辨出自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2］。他还看到，法国人注重实践的自由，德国人注重思想的自由，他们都分别为自由作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的缺点在于忽视自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由此自由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性观念出发，阿克顿分别界定了自由与自由主义的含义与构成要素。他认为自由的含义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它是对自身弱处的少数人的权利的保障。(2)它是理性对理性的支配，而不是意志对意志的支配。(3)它是对超越于人类的上帝所尽的义务。(4)它是理性支配意志。(5)它是公理战胜强权。”自由主义的构成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绝对正确的良知理念;个人优于大众的至高无上性;属于个人的永恒利益要优于属于国家的暂时利益;合法的权威来源于形成这种权威的舆论;其行为不正义的政府注定要被摧毁;革命是合法性的应有之义。”
［3］对自由与自由主义内容的分列，是为了突出二者的侧重有所不同，即侧重哲学与政治原理的不同。阿克顿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常常把历史、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联系起来考察现实社会的政治理论与实践问题。从自由史的角度看，自由、正义与文明的矛盾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三种力量;从政治国家的视角来看，自由不是一种抽象的权利，也不是原始的、必有的或遗传而来的，而是一种具体的、有限的、不均等的特殊权利，是通过实践获得的。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矛盾进一步展开，他除了看到平等与纯粹的民主对自由的威胁外，还看到自由面临着许多“新威胁”，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自由之内在敌人”［4］。另外，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也对自由形成了新威胁。在他看来，财富是形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但财富也创造不平等的法律、不公正的自由。当富人变成穷人时，只是一个不幸;而当穷人变得一贫如洗时，这就是一个道德上的罪恶，它会给社会和道德带来伤害。因此作为补救措施，穷人对富人享有某些权利，以免于贫困所生的道德堕落。阿克顿把权力欲、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不信仰宗教、绝对民主、社会主义都看成是自由的威胁与障碍;把叔本华、黑格尔、孔德、傅立叶、普鲁士、费希特都看成是自由的新敌人。此外，现代社会的最大危险是国家专制主义而不是君主专制主义，一旦这一危险变为现实，无论是代议制政府还是民主制度都无法使我们免受国家专制主义之害，而这种祸害又会被革命的浪潮不断地加剧。
二这些对自由的新威胁既是对“自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新威胁，又是权力对自由的构成要素即理性、少数人的权利、和道德的新威胁。因此就要处理好自由与权力、自由与道德、自由与宗教、宽容与妥协、自由与民主、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矛盾关系。
首先，阿克顿认为，要正确处理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要协调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私权与公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并以政治制度保障私人利益、个人以及少数人的权利等自由目标。在各种利益矛盾关系上，阿克顿坚持自由主义的一般主张。他认为，权威和秩序只是维护人类眼前的现实利益，而自由则是要维护人类永恒的长远的精神利益;个人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不能靠牺牲个人利益来获得。他也看到，以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精神处理公私利益关系问题，无力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财富与贫困的极度紧张关系，只能使整体的权力同自由之间相安无事。因此，缓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要在实践中坚持上述基本自由观念，达成思想观念中的自由与政治法律规范下的自由的妥协，“自由是意志和法律之间的和谐”［5］。在必要时把自由作为一种义务而牺牲一部分利益，乃至暂时牺牲自由的一些条件，以抗衡多数、强者而达到保护少数、弱者和自由的最终目的。他甚至说:“财产不是最神圣的权利。”［6］
这一主张并不是真的要放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让大私有财产拥有者对穷人尽一些道德义务，放弃或牺牲一小部分利益，以达成利益的和谐与妥协，而从根本上维护自由主义的原则。这也是阿克顿为对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所谓新威胁、新敌人，以及防止新革命而作出的一种理论考虑。在私权与公权关系上，阿克顿要为私权与公权合理划界，防止私权与公权的任何一方过度扩张，走向极端。他坚决反对国家权力对私人领域的权利的干涉与限制。因为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自由乃至高无上之法律。它只受更大的自由的限制”［7］。阿克顿通过对自由史的考察发现，古雅典人播种了自由，但在1000多年来权力的绝对统治之中，并未发展出真正的自由来。因为，古雅典人认为国家就是一切，所有的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在古雅典人的观念里，哪里存在着对权力的最多参与，哪里的自由度也就最大，“自由的增长就是权力的增长”［8］，导致国家权力的绝对化，侵入了个人自由的领地。而中世纪则国家权力太小，遭到宗教等的入侵，也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对自由的收获，是在现代英吉利民族国家中。因为，“我所谓自由意指这样一种自信，每个人在做他认为是自己的分内事时都将受到保护而不受权力、多数派、习俗和舆论的影响。国家只有在直接与之相关的领域能够合法地分配职责和划清善与恶的界限”［9］
。这即是说，现代人的自由存在于法律所划定的范围内、私人领域内的自由。从中可见，阿克顿在古代人自由与现代人自由问题的观念上与贡斯当是一致的，阿克顿在此问题上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强调了少数人的权利、自由与安全。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是看少数人享有多少安全，“自由的试金石就是身处弱势的少数人所享有的地位和安全状态”［10］。为保证少数人自由、权利与安全，也要防止个人主义可能对自由的威胁。因为从逻辑上讲，个人主义会导致绝对民主与平等，会要求给每个人分享相同份额的权力。所以他主张:“不是给个人，而是让每一种利益、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集团、每一种力量分享相同份额的权力。”［11］这样在国家的各个领域中就不会出现占优势的不正当的支配力量，使分立的或者多元的权威相互制衡，以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自由政府。
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阿克顿认为国家是保障现实的自由与民众安全之所，是从社团、市民社会发展而来的;社团、市民社会是不平等的，它追求的是公正、平等与自由，它出于意愿制造了国家，它的力量应该控制国家，而且它也要接受国家管理，也就是统治阶级在管理社会。他认为，一个阶级的思想肯定存在着缺陷，每一个阶级都不适合垄断统治，而应当由社会各阶级联合进行统治。当然，所谓的联合统治，是由新贵族领导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国家总是试图压迫社团、市民社会，在实际生活中成了社会压迫的工具，使自由成了专制主义所留出的一点余地和妥协。这会导致自由的危险，导致统母，自由是宗教的嫡传”;“天国的目标就是自由”［20］。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阿克顿自由观念的抽象逻辑，从道德认识—良知—自由的最高境界进一步上升到宗教—自由这个天国的目标。从解决分配问题入手，走进基督教圣经中的精神解决之路，也即是歌德小说中主人公浮士德的归途，最后把矛盾、敌人推向了自由的天国。这是许多西方学者在政治范围内解决自由问题的一个重要思维方法。
最后，阿克顿认为，宽容与妥协是现实政治社会自由的灵魂。在阿克顿看来，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德国人所喜欢的抽象的思想自由和法国人所喜欢的抽象政治自由，精神实质都是不妥协。他说:“德国人喜欢抽象而法国人则偏好精确，不过他们都厌恶前后矛盾和不讲逻辑。”［21］
他认为，中世纪的最后200年之所以没有产生自由是因为不宽容，神权政治、民主制与军事独裁专制一样不宽容，而且相互不宽容。神权政治信仰的是不宽容，民主制是理性的不宽容。所有这些不宽容、不妥协都是在于死抱一个原则不放，走极端，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宁要抽象，不顾及实际条件等，这些全是错误的，它们都会败坏道德、良知、宗教与自由。
阿克顿认为，宽容综合了政治、道德和良知。他说:“宽容都是一个政治、道德、神学的信条，一个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问题。”［22］
从宽容、妥协与中道这一重要的政治自由原则出发，阿克顿既不像柏克那样坚持政治与宗教合一，也不像潘恩、贡斯当和托克维尔那样坚持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他坚持政治与宗教的适度分合。他认为，政教分离对自由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二者联合，国家是不宽容的;如果二者分离得过分，宗教就不宽容;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是必要的。阿克顿也亮出了自由主义宽容的原则———不是鼓吹绝对和普遍的宽容，即像他所列举的:古代迦南人把他们的子女处死以送给火神莫洛赫，墨西哥人在一次纯粹的节日上处死八万人作为对神的献祭，英国人在印度实行种族灭绝。所有这些行为，都无权要求宽容。
三在现实政治中，阿克顿又从辉格党妥协的精神实质出发，阐发其政治立场。他认为，哈林顿、弥尔顿、柏克等是辉格党的理论家，辉格党人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把自由作为政党的目标。它所追求的自由不是国家的自由、阶级的自由、宗教的自由，而是政治的自由。“妥协是辉格党人的关键信条”［23］。在他看来，君主制、贵族制和主教制只要坚持宽容、妥协原则均可成为无害之物而被保存。
阿克顿以妥协的原则调和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调和各政治党派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存在于自由的朋友和其他人之间。从原则上讲，分歧是长久的、基本的、决定性的”［24］。所谓原则上的分歧，是指保守主义的利己主义原则与自由主义的宽宏大量的小分歧。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是一个时间、空间和策略问题”［25］。一个人可以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保守主义者，柏克便是典范。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都是辉格党人所能宽容和妥协的，三者之间的分歧很小。自由主义与辉格党人的差别仅在理论与实践、策略的哲学与哲学的策略、“在野与在朝”之别。
阿克顿心中最理想的组合是实践与理论统一的辉格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辉格党也只是理论与实践之别，都是为了保存自由，保护宗教、道德、财产、公正，不让这些受到任何威胁。托利党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很大，因为托利党保守主义否定自由，拥护暴力，这是保守主义所不能宽容与妥协的，也是自由主义、辉格党和辉格党自由主义所不能宽容与妥协的，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与信奉保守主义的托利党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这种对立也是永恒的。自由主义者、辉格党人阿克顿所激烈批评的是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托利党的联姻。如果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姻，也是可以宽容和妥协的。当代美国的主义者华勒斯坦，在考察了法国1830年和1848年革命后，也认为“1848年标志着自由主义者们和社会主义者们之间趋于一致的开始”;也寄希望于“一种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26］。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
近几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国内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热烈地讨论着政治哲学的基本范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也不甘落后,主动、积极地介入政治哲学讨论当中,他们逐渐地意识到需要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便有效地与西方政治哲学展开对话,并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政治价值作出客观公正的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如果它是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的分支?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察: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中指出,政治哲学是对获得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的知识这一目的性的追求,是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是对政治现象进行哲学的或科学的探讨。从施特劳斯对政治哲学的界定来看,他似乎把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看作政治哲学的核心,但在他的《论僭主》中又提出以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是不是会与他前面的观点发生抵触呢?其实,在施特劳斯那儿,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与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现实性,而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则体现了政治哲学的理想性。[1]这样,学界形成了关于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政治哲学话语。
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来看,政治是需要哲学的。哲学能够为政治共同体提供政治价值(善、正义、德行),使当权者依据政治价值制定出良好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让人民过上稳定的、秩序井然的生活。相应地,哲学也是需要政治的。哲学不仅探究政治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知识,而且需要政治为哲学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需要在政治上为把哲学理念转化为现实提供条件。这进一步说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
苏格拉底死于雅典民主制的事件教育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认识到,古希腊城邦政治应该坚守政治地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这使他们的政治哲学走上一种规范性和理想性的政治哲学之路。自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启蒙运动的兴起,商业经济的逐步发展,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持守的哲学地处理政治问题的方式走上一条事实性和现实性的政治哲学道路。由于他们都没有能够处理好政治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致使古希腊政治哲学走向乌托邦;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通过马基雅维里掀起第一次现代性浪潮,卢梭掀起第二次现代性浪潮,再到尼采掀起第三次现代性浪潮,最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难怪施特劳斯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实质就是“政治哲学的危机”。那么,如何解救这场危机呢?
我们只有回到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从政治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入手,去寻找走出政治哲学困境之路。可以说,政治存在是有限度的,无法论证自身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它的正当性论证还需要哲学。哲学是从人类追求的伦理目的和政治内在终极价值来思考政治的,它可以弥补政治的缺陷,使政治趋向完善,使政治哲学所讲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应该是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只有这样的政治哲学才可以克服当前“政治哲学的危机”。
列奥?施特劳斯在面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时,回到了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试图通过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但却走上了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之路,并没有使现代政治哲学为之改观。罗尔斯通过恢复社会契约的方式重新激活了政治哲学,但复兴的政治哲学内部却矛盾重重。随之,无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还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挖掘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此回应当代政治哲学提出的问题。
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辩证地处理了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它既清楚地阐明政治斗争的使命和终极目的,又哲学地为政治斗争指明方向,即人类彻底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既指明哲学实现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又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即哲学。因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5-16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把规范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是探究人类最终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秉承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又超越和克服了传统政治哲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准确地把握了现代性的病因,指出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缘由,从而开启了颠覆形而上学、消灭资本、走出西方现代性危机即政治哲学危机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既不是对本体论的探究,也不是对认识论的研究;既不是要着力阐释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要发展实践唯物主义,而是关切人的美好生活何以可能,进而阐释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联合体问题,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逻辑前提。
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存在不变的事物和对象的观点称为形而上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受变化和关系的影响,要把握事物性质和特征就得把握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这种规律来自马克思主义关于运动自身的矛盾学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和思想发展是由生产制度中的阶级冲突和矛盾所推动,这种冲突和矛盾是无法调和的,最终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统治和压迫,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历史的重建,目的是为了证明历史实际上是受唯物主义辩证法支配的。根据这种重建,每个时代都继承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复杂的、与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发生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该生产方式本身所造成的需要的变化,但更直接的是由那些需要所促成的重要发现或发明。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而人们的关系仍然是由旧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那些关系。现存社会关系与新的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即旧的统治阶级与新崛起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是‘历史上一切冲突’的源泉。”[3]936这种“冲突”的终结意味着私有制的废除、压迫的消灭、强制的消失,阶级和国家随之消亡,自由人联合体成为人生存的样态,这些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关切的主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政治哲学
当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自然想到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并没有将它视为“政治哲学”,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内在关系的研究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要变革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深,资本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被严重地物化或异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治权力)却竭力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既然如此,无产阶级应该承担起历史使命,发动社会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打碎旧的枷锁,使人获得自由和解放,消除物化或异化状态。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研究物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以及由其经济关系决定和构成的人与人、集体和集体、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学说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而,一旦人们提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认为这种经济学就是指政治经济学,就不难理解了。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 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 文 章 来 自 教育 网
[摘 要]政治哲学复兴的学术意义在于重建哲学与现实的公共生活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分析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总体上仍然只是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较量对决,而且有意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或使之边缘化。实际上,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存在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不仅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及其社会文化的总体性问题,而且对非西方以及弱势群体的生存处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分析批判意义;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析批判,也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阶级分析方法与立场及其人类解放论,仍然是当下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
[关键词]政治哲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面世,哲学的主要潮流迅速从语言分析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而美国政治风向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又使得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走上前台。由此,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两大政治哲学的较量对决,占据了当代哲学的中心舞台;不同的哲学传统或流派也致力于开发和阐释自身的政治哲学资源及内涵,政治哲学渐成显学乃至于“第一哲学”。不过,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发现,对于在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要么只是在学理上作单一的人本式解读而归属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要么是作简单的实证主义解读并被看成是一般的共同体主义而归属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要么干脆打发为种种激进而又过度的民间情绪而有意旁落。事实上,如果综合地和历史性地考察当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及其与这一历史时代的本质关联,不仅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而且需要强化这—传统在当代的在场性意义。这同时也意味着,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合理深切并富于时代意义的发扬与阐释。
一
其实,哲学从来都是关注政治的。基于理念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敏感而又深刻的区分,哲学总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政治哲学内涵。前苏格拉底向苏格拉底的转变,乃是从自然领域向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转变。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人间,重要之处就在于他本人摆脱了早年那种不谙世事并且总是处于情绪化的心智状态,从而真正理智地思考诸如城邦、制度等公共生活问题。柏拉图醉心于“理念”世界的建构,其实是为了解决一揽子纷扰繁杂的“意见”领域的事务——政治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哲学家的理想总是隐含着一定的政治生活理想,由此我们注意到了传统哲学对于政治生活的宰制。亚里士多德直接把政治生活理想表达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这里,与其说是人的复杂性,不如说是政治的复杂性。近代哲学看起来是一个属于纯粹哲学的知识论时代,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时代,近代欧洲基本的政治生活框架得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近代知识论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儿、斯宾诺莎、洛克、莱布尼茨、休谟等,他们的知识论建构与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建构之间,其实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而,把近代哲学家的认识论从其政治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存在着严重问题。只有对近代知识论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有了足够的把握,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关于知识可能的探索与建构的意义,否则就会矮化其知识论及其相应的哲学观。比如,反思地看,法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与其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在人们的感觉中就相当地不对称。法国唯物主义的直观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是某种齐一性、还原性和物本性的思维方式,而他们的启蒙思想却是导向欧洲近现代民主政治生活理想的。对这一思想及其巨大历史意义的解释与承接,实际上超过了所谓直观唯物主义。大体上说,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出发来解释的法国唯物主义,还不能直接深达其社会政治生活层面,因而也难以深达其思想精髓。
当然,欧洲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其政治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区分。休谟问题的产生自有其原因,但所谓“应该”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问题,倒不如说是政治生活的问题。休谟的不可知论其实只是出于对常识生活的直观而展开的对理性生活的批判。在此,我们看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试图以哲学理念来建构世俗生活的政治理想失败了,至少,人们的日常生活不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知性方式就能够建构起来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日常生活本身仍然是被价值世界所规定的,而且主要说来还是被人们设定的应然的政治生活所规定。康德哲学问题的起点之一就是如何摆脱经验主义,其归宿与其说是人类学,倒不如说是历史与政治哲学,是其历史理性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人是什么”固然是最后一问,这一问通常被看成是经验人类学问题,但对康德而言实际取决于人如何在历史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普遍国家”的问题。因此,可以如此理解康德哲学的归宿:人是什么并不只是在伦理框架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提升到政治哲学框架内,这就是普遍国家及其历史的可能性问题。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在理性主义框架内铺开政治哲学,但这样一来,政治本身变成了抽象问题。如何建立起普遍的先验性的国家观念,从而给人及市民社会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抽象国家观与政治观。马克思的批判及其政治哲学,一方面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视域,另一方面,正如后面所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框架内,正是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近代契机。
谈到政治哲学的复兴,需要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一个评价。当代语言哲学的成就是需要承认的事实。在既定的哲学传统中,有两种主要的哲学范式:存在论哲学与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存在论乃是存在自我论证与阐释的哲学,其论域尚具有一种原初的丰富性,并且从形式上看也还是封闭的(自恋型)。认识论则是主体对象化的结果,其核心是主体对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图式。它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分裂出一种能够反映对象世界的客体性,客体其实是主体分化的结果(分裂型),但这种主体却仍然是自身同一的主体。在此,我们看到,认识论哲学实际上是存在论的进一步确证。但是,世界对于主体的差异以及世界本身的边界,却是传统哲学无法把握的。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也只是无差别的主体性,对于世界的边界,则是以一种知性的极限性替代了存在的无限性。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让人们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不是主体的认识如何可能,而是如何表达世界的问题,即语言问题。因此,哲学的主题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意识,而是语言。哲学研究也就是语言的分析与阐释。从弗雷格、胡塞
尔开始,特别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及罗素这些当代最着名的哲学家那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人们通常认为,政治哲学的转向乃是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事情。但是,在当代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学理上的断裂。在这方面,我宁愿相信这样一种分析:与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正在发生一场包括范式、对象、内容以及方法在内的全方位转化乃至转变,这些变化的不同侧面之间高度关联并且交互叠加,因此,从当代哲学关注的诸多维度、课题及要素,都可以透视出当代哲学的整体变化。事实上,今日学术界渲染的诸多“转向”,正是从不同角度透视整个当代哲学变革的结果,诸种“转向”之间其实乃是“家族相似”。语言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同样如此。语言的分析与阐述,并不只具有实证性的或语义上的意义,语言学转向也并不只是为了语言学的问题,而在于提示人们关注人类、表达人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关联的特殊存在方式。语言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因此,对语言的分析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认识,服务于人的存在,把一种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抽象的和观念性的表达方式转换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有着一定符号依赖性的新的表达方式,即语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语言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要探究语言本身是如何成其为语言的,即语言的用法问题。语用不同于语义,它所关涉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具体关系,这一具体关系呈现的是语言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更直接地说就是权力关系,是政治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本身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也延续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智慧及洞察力)。维特根斯坦早晚期哲学的变化就说明了这一点。维氏早期的图像说,实际上是要求用对象性的语言替换传统的形而上学,在政治哲学上的要求则是拒绝政治理念即政治乌托邦对具体政治结构的直接侵入。我们可以看到,早期语言哲学其实是服务于一种结构化的政治体系的,但由此是否就可以保证人工语言完美无缺?就可以保证结构化的政治体系没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相信政治结构以及政治生活本身具有自洽性?早期维特根斯坦对人工语言哲学相当自信,深信制度化的政治结构不会被形而上的政治理念侵入。但是,十多年以后,通过游戏理论以及生活形式的发现,维特根斯坦全面推翻了人工语言论,而相信日常语言的存在更具决定性。这里蕴涵的政治哲学意义就在于,维氏更愿意相信政治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或者说相信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本身的复杂关联。决定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是当时生活世界观念的深入人心。而这一转变又是与在胡塞尔晚期以及海德格尔那里十分明确的对生活世界的高度关注与自觉分不开的。生活世界问题,更直接地是在一种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变革中呈现出来的。完全可以说,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是整个当代哲学生活世界转向的成果形式,而生活世界转向仍然是在存在论变革的基础上得到理解的。当代政治活动开始高度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从制度形式上界划不同的生活与文化类型。其实,分析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正是要服从于某种新的政治哲学意图——本质地说,他们都试图对人类生活作出可能的制度性的区分。这在福柯的谱系学努力以及其他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已变得十分清楚。后现代哲人们已不满意于在语言哲学这样一面旗帜下冒险,而希望直接从权力关系讨论语言。换言之,他们对语言的探讨,其实是直接服从于他们对权力的探讨的,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求直接表达权力诉求。突破了语言哲学的壳,政治哲学终于冒出头来。
政治哲学的兴起的确是对语言哲学的反拨。当代语言哲学一度陷入过于烦琐的逻辑分析及概念游戏中,这种过于学院化的状况显然引起了众多哲学家的不满,特别是引起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哲学家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引起了巨大反响。在伦理学领域内,罗尔斯实现了从摩尔的元伦理学或分析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的转变(这也是人们认为从分析哲学向政治哲学转向的一个理据)。哈贝马斯甚至认为:“在最近的实践哲学史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标志着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因为他将长期受到压制的道德问题重新恢复到严肃的哲学研究对象的地位。”政治哲学其实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强音,前后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政治理论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洛克等,而且总体说来是自由主义传统。但此后,政治哲学的确相对沉寂。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政治以及道德问题完全从属于哲学逻辑学,并且对这类问题的解释通常是通过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以及心理学等实证学科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象学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兴起是要进一步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延伸意识哲学,这就进一步约束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
思想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政治哲学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自群体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认知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加深，在阶级社会之中所论及的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支配地位，本身而论，其是属于一种“小我”思想，带有一定的自私性。长期以来，世界大半历史都处于这种“小我”的政治哲学探讨过程之中，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言及政治哲学时，都必定站在自我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并完善统治阶级的政权，同时使之正常运转、长期存在。这种群体性的支配思想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即为政治哲学，它属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必须经过社会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也是社会物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
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看来，立足时代和现实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途径，现代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的认知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论和唯心论，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所考虑的便是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事物进行思想哲学层面上的反思。在当前时代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经济的发展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越发突出，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政治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治哲学界也纷纷转向对现代政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从而导致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致使社会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多变，国家经济建设处在时代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执行，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大多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平衡中国的权力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一党执政，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关键词 思想 政治哲学 兴起 原因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哲学是一种精神世界内的现实，客观环境在发展过程中会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投影”，如社会客观物质的自我反映与认知，社会意识总是反映社会物质现实，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思想哲学就是时代的精神，而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则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处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过程中，人们每天都会面对对自身命运以及生活现实处境的探索，从具体来说，人们需要考虑如何改善自身的生存环境以及对社会生产资料如何分配等问题，而对于这种思想的具体论述便是政治哲学。不同的时代的政治哲学所研究的侧重点都不同，但是，其都表达了人们要求改变社会现实的愿望以及对社会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的批评与反思。自古至今，我国思想政治哲学都在探索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研究我国不同历史时代的思想政治哲学对于现代人们处理政治关系来说具有不同忽视的重要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套与现实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不断地实现社会的自由、平等与正义，从而实现人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政治理想。
1 思想政治哲学解构
思想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政治哲学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自群体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认知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加深，在阶级社会之中所论及的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支配地位，本身而论，其是属于一种“小我”思想，带有一定的自私性。长期以来，世界大半历史都处于这种“小我”的政治哲学探讨过程之中，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言及政治哲学时，都必定站在自我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并完善统治阶级的政权，同时使之正常运转、长期存在。这种群体性的支配思想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即为政治哲学，它属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必须经过社会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也是社会物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 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
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 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
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 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看来，立足时代和现实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途径，现代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的认知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论和唯心论，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所考虑的便是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事物进行思想哲学层面上的反思。
在当前时代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经济的发展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越发突出，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政治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治哲学界也纷纷转向对现代政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从而导致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致使社会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多变，国家经济建设处在时代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执行，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大多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平衡中国的权力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观点。
我国现代政治哲学思想正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不是要去跟随西方研究者的脚步，而是要形成解决中国实际政治问题的独立思想和判断意识，对于学术界而言，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性、联系社会实际已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研究思想。在新世纪的开端，中国政治哲学家们应该主动地进行政治反思，以科学的方法不断地调查、积累、研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问题，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也必将推动中国政治制度逐步走向完善与成熟。
参考文献
一、时代使命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
政治哲学是以哲学的方式解读政治，是“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好坏之别的价值判断，它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理念支撑，即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理念基础”［2］（P14）。政治哲学是生活的智慧，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在西方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在中国则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王权观念。然而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内，以追求“知识的严格性和可实证性”为目标的科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事实描述”取代价值判断，“科学求证”取代形而上的追问。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和应然形态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后半叶起，政治哲学又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复兴，一度被宣布“已经死亡了”的政治哲学再度兴起，“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显学。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如前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存方式。就人类政治实践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试图以“福利国家战略”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调整的努力深刻地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直统治着西方社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这种改变在缓解传统冲突，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安全的生存网络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伴生了一系列新形式的政治冲突和抗争，如文明间碰撞、族裔冲突等。这些冲突和矛盾难以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下得到合理的解释。就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的剧烈变化，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纷纷转向，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新分化、新格局。社会主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也引发了一系列全新的政治问题。在世界范围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迈向全球化的时代，并没出现福山们所期望的历史终结，恰恰相反，它却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和冲突的时代，一种传统的理论模式已无法把握的矛盾体系、风险模式和冲突类型。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和各种问题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受到尊崇，既往的秩序不再稳定，旧有的社会结构将会在新的基础上重构。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在被现代化和全球化毁弃了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家园？这个家园的建构应当遵循怎样的正义原则？人们迫切地需要有为社会整合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理念的政治哲学，去发挥它对社会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作为经验科学的政治科学关注的是“作为经验事实存在的政治事物，是政治事物的具体表现、政治活动的具体过程，是通过对政治事物的经验性研究而把握政治活动的过程、公共权力的存在形式及运作规则等。”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表明，仅仅从经验层面考察政治事物，是不能满足理论和实践的需要的。不只是囿于对“是什么”的经验考察，政治哲学追问的是“应当是什么”的问题，是对人类应当怎样生活即人类生活的伦理目标进行哲学的追问。这种追问是哲学式的，它所要追问的不是政治活动的具体目标，而是由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决定的终极价值。政治哲学主要是通过对政治事物总体性特征的反思而把握它的内在本性，通过对涉及公平、平等、正义、自由等基本社会价值的研究而把握政治评价的基本准则。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是理论的自觉、时代的使命。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
按照马克思哲学本身的逻辑来认识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是当今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3］（P8）马克思主义哲学鲜明的实践性与革命性，使其有别于古典哲学的形而上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意蕴的适宜维度便是实践。“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57）。既表明了“新唯物主义”在“实践性”这一点上与以往旧哲学的区别，同时也更加突出了变革现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革命性，这可以说是其理论的最终归宿。从理论整体上看，可以把马克思哲学界定为一种属于马克思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包括“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分别论述包括现在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的产生及灭亡”［4］（P802）。马克思本人也曾经指出：“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任何的社会需要、法律等等都应当从政治上来考察，即从整个国家的观点、从该问题的社会意义上来考察。在政治抽象的国家中，这种要求就表现为社会需要或法律被赋予一种形式的、同自己的现实内容以外的其他力量（内容）相对抗的意义”［3］（P395）。马克思在阐述阶级、国家、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这些原理的时候，正是基于对现存政治的非正义性的剖析，试图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为建立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做出不懈努力。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的总体性阐释与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无抵牾之处。从改造世界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政治哲学也可以称得上是“实践哲学”。恩格斯恰当地评价道“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5］（p777）。
如果说卢梭的民主制度观念是基于阶级平等与自由，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是基于财产权理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基于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在对不合理的政治模式的批判中去探索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马克思所特别关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升到哲学高度来看的话，其中也隐含了政治哲学的内容：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6］（P13）。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得出结论：唯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符合人性的正义的社会秩序，并且唯有共产主义模式才能根除异化、不平等与非人性的祸害。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要以一种崭新的视域超出现有的解释框架，从整个理论背景和落脚点上把马克思哲学作为政治哲学来理解。其实，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米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一种政治哲学”［7］（P17）。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的政治哲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而事实上作为一种科学的、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因应着时代的发展。“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起的”［8］（p544）。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时代化的产物，其生命力依存于其与时俱进的特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强调，“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5］（P465）。“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9］（P162）。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包括一代代思想家的理论思考；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包容了多元性的实践总结，具有多样性风格和内容。缘自其“历史视野、实践思维方式及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10］（P48）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哲学宝库中瑰宝之一。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马克思坚持认为作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对国家、政权、制度等政治事物没有单独论述，多半是“不系统和片断式的”，“不是现成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基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的剖析，对经济视域的过分强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难免产生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因而其政治哲学是“未完成的”。“不是现成的”和“未完成”的特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必要性和可能性。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在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也在于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变迁了的政治的理论回应和预设［11］（P22）。国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在其被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叙述”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导论中，指出马克思思想观点的一些矛盾或待完善之处：在经济学方面，基本原理还不清晰，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在社会学方面，把阶级对立简单化，关于农民的论述“留下一大空白”；最大的缺陷在政治学上，未注意到民族主义现象，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在哲学方面，早期马克思曾主张“扬弃哲学”，并断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哲学将失去其作用。”“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且发生在马克思极少留意到的地方，因此，指望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具体观点在今天仍然适用，便毫无道理了”［12］（P2）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13］（P2）。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大都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西方高校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教科书均将马克思的相关哲学列入其中，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中汲取灵感，致力于使人类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理想成为现实。他们回溯政治哲学的思想源头，以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作为思想的文化存在方式，同时借鉴马克思实践的思维方式，关注现实政治的发展，试图建构“现实的乌托邦”。
时代主题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客观要求。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在满足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同时，以人的公共性建构和谐的社会共同体，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课题。反思个人与社会或人的个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可能且现实的意义上谋求其内在的融通，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代化发展的基本要义。
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建构
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无疑会波及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整个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历着空前的历史性的大变动。中国已经无可选择地汇入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界历史进程。可是，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庞大的人口压力、落后的生产力未能完全消除的旧有计划体制的影响等等，为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进程设置了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世界各个国家所共有的诸多“时代难题”在中国的表现则更为复杂。驾驭这种复杂的局面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清醒明晰的政治理念。推进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和政治工程，完成这一伟大工程需要观念上的自觉，而这种观念上的自觉则依赖于哲学的智慧。面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变革之大局势，各种潮流的政治哲学纷纷提出自己的建构方案，而相对于自由主义等流派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政治生活，却不仅反应滞后且缺乏有力的声音。对于建构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社会目标不多见从政治哲学高度予以理论重构的有分量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些宣传层面的东两”［14］（P53）。怎样从时代生活的要求出发开展政治哲学的研究，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从而提炼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政治理念，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迫切的时代课题，其中当然地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建。
在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的复兴过程中，我们决不能也无法忽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当代美国伦理和政治哲学家乔治•C•布伦克特曾指出，有两项广泛的运动影响了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发展：一是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二是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可以说，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面对社会现实，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实际上，影响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发展的这两项运动是同步进行的，而这一发展上也正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转变为“第一哲学”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独特拯救及其“第一哲学”意蕴也就越发凸现出来了。这正如阿伦特所言，虽说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并未特别精雕细刻，只有一些“结论性论断”：如“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等。但他的这些“结论性论断”所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从政治哲学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都少不了马克思的声音。特别是在克服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学和现代性的危机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意义就更加凸显了出来。
在施特劳斯看来，虽然尼采高扬希腊悲剧，海德格尔力图返回“前苏格拉底思想”，他们都曾以最大的努力批判现代性而试图返回“古典”世界，但由于他们都是向着现代“历史观念”的方向去努力。因此，不但没有能够返回古典的自然世界，反而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大地推进了现代性的方向，也即他们仍然是在现代性的逻辑之内继续“筹划现代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施特劳斯（包括阿伦特）批评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一直到尼采、海德格尔等这些现代思想巨人实际都是现代性的“共谋者”，但由于他们返回古典本质上是以“德性”对抗“技术”，仍然难以对抗现代性的逻辑，最多只不过是想从源头上“修正”现代性的方向，因而也无法真正拯救现代性的危机。而罗尔斯对现代性危机的拯救，虽然强调“权利优先于善”，但“权利优先”的最终目的，仍是追求作为社会基本制度“正义”的“善”。罗尔斯完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力图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善”进行改革和完善，因为这种理论既不要求取消财产的私有制，也不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所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实质上仍然是在现代性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内部的“修正”，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但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使马克思的正义有别于罗尔斯式的正义的，并非资源应该被平等化到怎样的程度，而是这种平等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唯此正义才是可能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从卢梭发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徒子徒孙的现代性批判，实际都是从西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西方现代性。因此，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从而进一步暴露“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
实际上，它们仅仅是沿着资产阶级现代性思想的“”做了一次“思想之旅”，最多只能算是对西方现代性做一些“内在修正”。而真正克服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打破其“内核”而实现“外在超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从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资本中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被看做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可以说，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历一种复兴，这种复兴有助于开启关于现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视野。因此，正是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这一颠覆和超越，才使政治哲学真正从天上降到地下，为我们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开创了一条可能性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分析和对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严格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思想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发展而来的，虽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却也用了一些西方社会的思想补充，重建，革新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是20世纪具有相当深远的国际影响，它对中国的转型期的文化也有理论参考和现实意义。
作者：宋卓单位：长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关键词] 罗尔斯的秘密； 斯退士； 黑格尔； 正义理论； 分析哲学； 政治哲学； 当代经济学
张国清：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经历。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学或受教育过程，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个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参与或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技进步、民族分裂或独立战争、种族或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和更替、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包括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具体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为一个具体时所当然的结果。我们研究和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具体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诸多具体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哲学家本人说出或公开的东西，还需要研究他没有说出或可能故意隐藏的东西。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隐秘事物，笔者称之为“罗尔斯的秘密”或“罗尔斯秘密”。
罗尔斯秘密的具体表现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和学术原因，罗尔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学术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因素以及解决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当代经济学路径。在以功利主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幌子下，这些隐藏加上他一再明确表示的分析哲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误导世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来解读他的政治哲学。像“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重叠共识”、“正义原则”甚至晚年的“万民法”等众多概念或术语，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给予解读，忽视了它们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由于国内的罗尔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罗尔斯秘密，他们便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后果都是严重的。
自大卫・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尽管世人一般认为探索客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是高度一致的，但要从哲学上论证这种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大贡献在于明确表示，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别属于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一致性。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价值断定不是科学的，而是“情感的”，“价值陈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1]116。有关真理问题的探索属于事实领域，有关正义问题的追求则属于价值领域。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属于价值领域的政治哲学的死亡。
正当人们对政治哲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之际，罗尔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正义理论，1971年面世的《正义论》震动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界。罗尔斯试图模糊分析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把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可靠的分析哲学工作建构起来。比如他在此书第一节里的一段话似乎要把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进行全新解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3 通过仔细解读和考察，我们发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不仅印证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之论断，而且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晚近的哲学总是更加成熟的论断。随着罗尔斯在哈佛的两大授课笔记《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的陆续出版，罗尔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部分得到了呈现。“虽然《道德哲学史讲义》只是一部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讲座用的讲义，但是，透过《道德哲学史讲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哲学和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的实际工作和实际身份。罗尔斯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史学家。”[3]1《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呈现了那种关系，罗尔斯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是清晰的。问题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或者说，罗尔斯和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
除了梳理已为学界熟知的思想来源外，本文将探讨“罗尔斯的秘密”，重点考察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为解读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 罗尔斯和分析哲学：马尔柯姆、伯林与哈特
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学家，其正义理论经由分析哲学四大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修造而终于成型。理查德・罗蒂把罗尔斯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分是极其粗线条的，但它的确为区分哲学教授提供了一条捷径。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喜好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只要看他书架上摆放的书就知道了。如果他的书架上都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原著或者研究他们的书籍，而没有摆上戴维森或罗尔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称作喜好大陆哲学的教授。”[4]120罗蒂以及罗尔斯的老师、哈佛同事和同时代哲学家对于罗尔斯的分析哲学家身份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罗尔斯的哲学启蒙老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识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致力于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他对罗尔斯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影响。马尔柯姆向罗尔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入门课程，这是罗尔斯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学训练，以至于罗尔斯传记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说，罗尔斯几乎是靠自学成才的[5]2225。得益于马尔柯姆的指导，罗尔斯选修政治哲学并以之为一生事业。
1952―1953年，罗尔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牛津的博士后经历使罗尔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在那里，他是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贵宾桌成员，法哲学家哈特成为他的导师。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学讲座，参加以赛亚・伯林和斯图亚特・汉普谢尔的哲学研讨班，他还参加了在吉尔伯特・赖尔住所定期举行的哲学研究小组。青年罗尔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规则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对“惯例”（practice）和“行动”（action）做了区分，让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学名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学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显带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迹，给人留下试图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的印象。
罗尔斯在牛津时的这些哲学家秉承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注重语言分析和逻辑演绎。罗尔斯不仅继承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继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题，他运用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哲学常用的逻辑方法。罗尔斯试图回答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论难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境，而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排序，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基本正义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价值的完备性。罗尔斯一生追求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罗尔斯对待语词的态度并非分析哲学家应持有的态度。罗尔斯对正义观和正义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除了有限的语词界定外，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并无太多对语词分析的关注。罗尔斯对概念所处的语义环境亦并不十分关注，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长处，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样背离了分析哲学，把正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价值领域的事物，像公平、正义、爱、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罗尔斯想把“社会基本结构”客观地揭示出来。因此，正如《两种规则概念》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样，分析哲学对罗尔斯来说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 罗尔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尔和斯退士
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原因或学术原因，一些思想家会给自己的思想改头换面，有意隐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当时不讨人喜欢的某些因素。罗尔斯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是否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分析哲学启发，来源于分析哲学，还是有意隐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欢迎的非分析因素，却披上分析哲学的外衣？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19世纪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中，一直有一个黑格尔传统，这在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柏拉图全集》英文译者乔维特（B.Jowett）那里有明确的起点。乔维特的学生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当时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积极自由和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格林后来成为著名黑格尔研究者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师，鲍桑葵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对20世纪英美国家学说有着深刻影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和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格林几乎与马克思处于同一个时代，是英国19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权利理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学习，师从乔维特，毕业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经担任怀特讲座道德哲学教授。格林所处的时代，劳工阶级崛起，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融入现代产业制度之中，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当时英国的整个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同或支持劳工阶级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义，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积极自由”等概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格林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英美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为英国公共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格林的弟子，鲍桑葵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提出了“国家至上”理论。他说：“国家的公共意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14他在这种理论中明确加进了黑格尔因素，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鲍桑葵谈到了“穷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林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后来罗尔斯关注的问题，只是罗尔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穷人”概念。“国家是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因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于是，他关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主张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一种说法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结于黑格尔思想。黑格尔赞扬战争调和了市民社会因人们需求不满足导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国家自我完善的途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对于防止民族堕落、促进民族发展有正面作用。“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341由于黑格尔明确鼓吹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真实爆发，人类受尽苦难，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以后，黑格尔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学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学术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学家阅读康德，接受康德的影响，却闭口不提黑格尔。同为牛津学者，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从黑格尔出发来解读现代性问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学传统中，既有英美分析的传统，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因素被刻意掩盖了起来。这一点在罗尔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罗尔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罗尔斯的个人经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使他在内心对黑格尔学说充满着排斥，他在意识层面坚决拒斥黑格尔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康德。他在哈佛讲授的“道德哲学史”课程几乎以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为主题。正义理论以他对康德尊重人的观念的解读为基础，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从《正义论》“正当先于善”的观念以及公平正义的康德式解读，到康德（以及后来的政治）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独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人格观、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区分，最后到《万民法》拒斥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和“实际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观念，罗尔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迹。康德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动。一切事物都须经过理性的裁判。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人们在原初状态下做出理性选择，为免于受到侵害，人们必然服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于是，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在经验理论的框架内对康德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程序性解释。
康德强调人的自主理性，黑格尔则重视制度的优先性。在这一层面上，罗尔斯却是接近于黑格尔而远离康德。追随于黑格尔之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罗尔斯特别提到，公平正义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这一政治观念尤其适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它们在社会合作中融合成一个整体[9]389。理性制度建构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实现公平的正义。由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有关人类基本制度结构的设计性著作，因此，虽然罗尔斯更加欣赏康德的哲学主张，但他和黑格尔实际上有更多共同的学术偏好。
因此，罗尔斯一直掩盖他与黑格尔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好掩盖其同另一个未曾公开露脸的人物的关系，他就是斯退士。罗尔斯从本科开始就追随斯退士，并师从斯退士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英语世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斯退士的存在对罗尔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德莱本（Burton Dreben）说：如果抹去《正义论》的作者，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文版哲学译著
这个说法转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纪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一样，罗尔斯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把罗尔斯整个理论以及他同其历史先驱的关系放在一个较大语境中来考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观点。在方法和风格上，罗尔斯都摆脱了分析传统。（他的朋友伯顿・德莱本曾经将罗尔斯整体论方法同黑格尔方法进行比较，并在谈到《正义论》时说道：‘它读起来像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见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顿・德莱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斯退士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以至于《正义论》的结构框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罗尔斯有意无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正义论》的主要论题，即《正义论》由三编组成，分别为“理论”、“制度”和“目的”；每一编下面又有三章组成，如第一编的三章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第二编的三章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额”、“义务和职责”；第三编的三章为“理性的善”、“正义感”、“正义的善”。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安排。其中第三编的三章很有黑格尔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东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他指导罗尔斯学习黑格尔哲学，也学习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知识。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跟随斯退士研修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罗尔斯有意隐瞒了与斯退士的师生关系，但罗尔斯通过斯退士仍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起斯退士，也没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谢甚至提到这位老师，甚至很少谈起他同黑格尔的关联。一旦揭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欧洲大陆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
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直接指向社会基本制度。虽然罗尔斯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法理依据或道德基础，是一项政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工作，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秉承分析哲学传统，但《正义论》开场白却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叙述。罗尔斯不仅进行事实描述，强调人们经由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判断，甚至整个正义理论得以构建都是基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价值判断。
罗尔斯故意隐去斯退士影响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点可以得到明确判断，那就是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黑格尔是被美英分析哲学界完全无视的人物。罗尔斯只有通过隐去在其学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进而抹去其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使《正义论》显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学两大重镇普林斯顿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维特根斯坦嫡传弟子马尔柯姆的直接调教下，在哈特和以赛亚・伯林等人影响下成就的政治哲学成果。
在斯退士和马尔柯姆之间，在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宗教神秘主义和常识理性主义之间，罗尔斯做出了艰难但聪明的选择，罗尔斯离开普林斯顿而投入马尔柯姆的康奈尔哲学阵营怀抱即是明证。弗雷曼干脆说，罗尔斯只受到马尔柯姆的少得可怜的政治哲学教导，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学，即功利主义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淡化黑格尔传统尤其是斯退士的影响。但弗雷曼还是不经意间披露了罗尔斯的秘密，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黑格尔起源。罗尔斯本人越是拒绝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越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意识地呈现。他可以掩盖他同斯退士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哲学著作掩盖不了那层关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国加州拉古钠海滩去世，四年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罗尔斯在《正义论》序言中，提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老师对他的帮助，其中唯独少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斯退士。在整个《正义论》中，他只在一个脚注中提了一下：“有关这一点见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罗尔斯秘密的消极后果
正像当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黑格尔秘密”一样，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罗尔斯秘密”。罗尔斯秘密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学术后果，主要表现为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其他思想的误读，有些误读较为严重，已经产生消极的影响。鉴于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地位，本文在此对由罗尔斯秘密导致的误读的具体表现只是点到为止（至于由这种误读产生的其他后果，将另文论述）：如果说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2]56，把短语“total system”或词语“system”译为“体系”，一开始就把《正义论》中文读者对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理解引入了误区，罗尔斯本人负有一定责任，那么，当罗尔斯在回应哈特的批评从而弃用“system”术语后，用来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至关重要的术语“scheme”仍然被译为“体制”[13]70、“图式”[10]5或“体系”[14]47，就不再是罗尔斯的责任了。同样，在译介罗尔斯原著的翻译实践中，短语“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4]47，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译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10]5，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译为“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的体制”[13]70，这些译法都偏离了罗尔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表述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罗尔斯研究者已经深陷入罗尔斯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其实，在这里，无论“system”还是“scheme”，都只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罗尔斯对“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证。同样，在讨论第一个正义原则时，“scheme”不能译为“体系”、“图式”或“体制”，而应译为“组合”、“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译为“一套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则译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罗尔斯在1971年《正义论》中第一次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恰当中文应当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那种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类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义理论基本内涵一道，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是罗尔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考察，罗尔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当代不甚重要的哲学家的关系。罗尔斯在谈到《正义论》的写作动机时，只说自己的工作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继续，有意回避我们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对其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罗尔斯这种舍近就远的做法误导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者。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有着清晰的分析哲学来源。罗尔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关系的紧密性超过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即使从政治哲学史上来看，他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与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示罗尔斯政治哲学同当代经济学的关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话足以呈现这种关系的基本轮廓。他说：“1990年，罗尔斯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访谈时说，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开始搜集与后来的《正义论》有关的笔记。在这个时期，他师从鲍莫尔学习经济学，认真研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一般平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弗兰克・奈特的《竞争伦理学》以及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论。”[5]13
第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神秘之处。罗尔斯以经济学为武器，以分析哲学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义为批判对象，解决基本自由的问题，将自己与社会契约论传统联系起来，构建起完善的正义理论。除了在方法论上部分继承分析哲学传统，无论在行文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是正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黑格尔风格。黑格尔这位巨人很大程度启发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构建。在《我的教学工作》（1993）未公开发表的说法中，罗尔斯提到在《正义论》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恰恰是从黑格尔和斯退士那里获得的部分。
第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罗尔斯在《正义论》发表之初便说明这一理论得益于黑格尔，那么这本书也许会失去许多读者，至少它将无法进入一流哲学评论家的眼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本来交叉重叠，学习两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的情况，罗尔斯或许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做了艰难选择，运用分析哲学外衣，巧妙隐藏大陆哲学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们试图揭去罗尔斯分析哲学的外表，揭示其深层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尤其是一直隐藏其中的黑格尔因素，以表明罗尔斯哲学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欧洲大陆的传统。如此，长期以来在罗尔斯和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罗蒂等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学派与学派的争斗，而更像是同一个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争”。这一家族的家长有时是康德，有时是黑格尔，有时则是马克思。无论家长是谁，它显然有着纯正的欧洲大陆血统，而与英美分析传统无涉。如此，罗尔斯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鸿沟。分析哲学反对黑格尔，实用主义则对黑格尔充满好感，黑格尔成为区分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罗尔斯距离黑格尔并不遥远，离实用主义也不遥远，因此，从深层来说，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欧洲大陆哲学家。
总而言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罗尔斯本人的主观原因，罗尔斯没有明确地澄清他个人的思想来源。罗尔斯政治哲学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思想成果，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其中，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提供了精细的方法论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因此，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要想精确地把握其正义理论，必须从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来源开始，尤其是要注意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学因素，否则，仍将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浅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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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哲学 “资本统治”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人们的哲学致思路向由抽象的观念辨析转到对现实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建设方面来，政治哲学在当代社会重新兴起，“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马克思作为哲学史上重要人物，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致思起点、核心及价值追求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致思起点。马克思对于现代市民社会的论述是围绕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展开的。与古希腊时代相比，现代市民社会已经与政治国家分离开来，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两者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关系。黑格尔以理念论解释一切，在他那里，国家是其伦理观念发展的最高形态，而市民社会只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并且随着国家发展到理想形态而消亡。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思辩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因为从现实的政治构架和政治形态发展的角度来讲，政治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家庭和承载现实政治生活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如果不以之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基于此，马克思从实践的社会历史性方面立论，认为要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必须进入到现实发展着的、具体可感的市民社会之中。
现代市民社会的运作方式，即“资本统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立足于社会实践，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的概念放置于三个层面。首先，资产阶级革命把市民从封建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造成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市民成为原子式的自由个体，私利性是此阶段市民社会成员的根本属性，他们在个体利益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其次，受现实生产力的制约，原子式的个人在追逐私利的过程中必须相互协作才能实现自身的目的，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结成基于一定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在这个阶段，“社会关系”将国家与市民社会重新建立起了有机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已经非“依附式”的，而是转化为基于社会分工的“协作式”的。最后，建基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市民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最终转化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市民社会，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方式统治者整个社会的运作。因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审视和超越都是建基于“资本统治”的分析之上的。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思路来看，剖析和解读市民社会不是最终目的，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才是其政治哲学的旨归。在这一意义上，既然资本统治了市民社会，要超越市民社会，就必须从根本上克服资本对社会成员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统治，进而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这需要从社会成员的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转变。
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政治解放使社会成员从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形式上的个人自由。同时，在拥有人身自由的同时，他们也自由得一无所有。为了获得维系生存的必要物质条件，他们要受现代经济力量（具体来说便是资本统治）的制约，他们尽管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却又陷入资本主义的以资本占有为核心所构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了物化的倾向，出现了“资本拜物教”。换言之，市民社会的成员仍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资本统治下的人权也非真正的人权，它只是一种脱离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抽象人权，此时的人权仍然受到各种“拜物教”的束缚。为了使人类（主要是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自由，实现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必须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革命的形式才能彻底终结资本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消除各种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说，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当代政治生态中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历史视野、价值追求以及立足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在当代政治生态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问题意识、人文关怀以及对于中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力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角度看，政治哲学必须关注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处境和命运。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人学向度，其政治思想始终围绕着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处境，立足资本主义环境下人的日常生活，而非纯粹的理论假设与思辨论述人的解放和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之后的人性回归。这种研究向度是政治哲学研究应该坚持的正途，同时，他立足社生活的实践本质关注和思考现实的人的命运，对于我们当前判断现实政治生活的走向、审视当代条件下人们自由发展的限度与超越的路径、在利用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理想政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人文关怀角度看，马克思对人类理想政治生活的向往并非致力于完善某种政治架构或政治生态的营造，而是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关注各种政治样态对人的本性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自由（规律之必然与价值之应然的统一）状态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预见也从根本上扬弃了政治，将人的世界还给人本身。在当今这样一个日益迈向全球化的时代，矛盾冲突与发展机遇并存，全球秩序和各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在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中，会呈现政治生态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评价和应对这些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需要站在马克思人文关怀的立场上，从历史演进和人类解放的角度进行评价，确立政治价值的和谐维度，使人际交往和国际交往超越零和思维，朝着自由人的联合的方向迈进。
再次，对于自由主义的发展而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为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代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固然重要，并且应该始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但如果个人自由只立足于个体关怀，不能确立一种公共性和理想性，不能从个人的自由发展导向自由人的联合，那么，这种自由主义仍然是不完美的或者是有待发展的“自由”主义。
最后，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架构和政治哲学发展而言，我们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借鉴资源，一个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另一个便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且这两个方面并不相互区隔。马克思在超越市民社会的论域中，在人类解放的高度上开创了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不同的传统，同时也留下了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的张力。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在这二重维度内所作的努力，就是在马克思政治哲学传统之内形成的代际传承。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应在这一传统的框架下结合中国实际，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公民平等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中国化，从而实现“中国发展模式”的后续发展，是当代我国政治哲学和制度实践的重大课题。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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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白刚：《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6期。
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学业在当代学院体制中的位置亦不无尴尬。例如政治哲学应该属于哲学系还是政治系？应当置于法学院还是文学院？对此我们或许只能回答，政治哲学既不可能囿于一个学科，更难以简化为一个专业，因为政治哲学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种超学科的思考。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深入地重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历代儒家先贤对理想治道和王道政治的不懈追求，对暴君和专制的强烈批判，以及儒家高度强调礼制、仪式、程序和规范的古典法制主义，都有待今人从现代的角度作深入的探讨、梳理和发展。近百年来那种粗暴地全盘否定中国古典文明的风气，尤其那种极其轻佻地以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标签而一笔抹煞中国古典政治传统的习气，乃是最不可取的现代人的无知狂妄病，今日必须加以彻底的扭转。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同意晚近出现的另一种矫枉过正的极端，即以一种过分理想化的方式来看待儒家，似乎儒家或中国古典传统不但与现代世界没有矛盾，甚至还包含了解决一切现代问题的答案，有些更以儒家传统来否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统，这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取的。我们以为，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同时，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而恰恰需要充分展开而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固然将以儒家为主的中国古典文明为源头，但同时则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政治哲学的研究不但要求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不断重读古代的经典论著，不断重新展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古老争论，同时更要求所有对古典思想的开展，乃是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的。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毋庸讳言，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尚处在幼稚阶段，无论是批判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还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都有待我国学界共同努力，逐渐积累研究成果。但我们相信，处在21世纪开端的中国学人正在萌发一种新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必将首先体现为政治哲学的思考。我们希望这套“政治哲学文库”以平实的学风为我国的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一个起点，推动中国政治哲学逐渐走向成熟。
人类解放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初步确立1844年初,马克思同激进自由分子卢格创办了《德法年鉴》。马克思认为,创办此刊的任务是,对旧世界无情、彻底地批判,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进行社会斗争“,并积极建立新世界”这一“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2]67,以表明自己当时的政治态度和哲学主张。为此,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一文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犹太习气以及追逐金钱、利润的思想是由“做生意”的资本主义现实决定的;产生社会压迫的根源不在宗教中,而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要实现人的自由,就要消灭宗教产生的社会关系;“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人从私有制和金钱统治下解放出来,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已初步找到了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钥匙,即其社会政治哲学———“人类解放”的理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借用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对宗教进行了批判:“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但他对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分析又超越了费尔巴哈:“人不是抽象的蛰居在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199-200马克思还初步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历史使命,这是包括德国这个落后国家在内的现代国家的无产阶级下一步的世界历史任务,即实现“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这个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只有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彻底解放。无产阶级是人的本质复归的重要物质武器与物质力量,它要彻底宣告旧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否定私有财产。马克思在探索实现“人的解放”的道路时,论述了“批判的武器”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指出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要创造能掌握和引导群众的彻底的理论,即能抓住事物根本、关心人、关注人类解放的理论。这样,才能实现理论和现实的密切统一,即“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一旦一切内外条件成熟,就能实现人类解放。《〈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完成了政治上的转变。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并非是一种注重理论静观的哲学,而是一种紧密联系社会政治历史发展实际的哲学理论,注重变革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哲学理论,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政治哲学。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部未发表作品的研究一直很热,对这部手稿的学科属性与中心问题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这部《手稿》的中心问题是从政治经济学、哲学方面出发论证共产主义这一中心问题的,体现了马克思新的整体性的哲学世界观。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及当时错误的四种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首次以唯物的、历史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论证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297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批判继承了当时欧洲国民经济学、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尤其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之精神辩证法的一个结果,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初步确立。
有利于更完整准确地阐释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精神实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以往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他们在以静观的方式探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体系。而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力图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结合改变世界;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的终极旨归,是为人类解放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要付诸于行动。1844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是以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想为中心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即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学说。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看作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但非他所说,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作为社会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一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不是近代西方启蒙理论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国这个所谓千年王国,也不是现当代西方学者如福山等所宣扬的历史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历史就终结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即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终点。
有利于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至于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要全面完整地梳理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轨迹,而不是割裂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更不能制造人为对立。为此,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要遵循的三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其一,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整体,看清楚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阶段。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他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37年至1843年2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是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至1843年底,马克思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44年1月后,马克思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早期的很多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蕴含了后来马克思整个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与雏形,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与秘密所在。马克思在后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还需注意,不要把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未成熟、不太科学的思想当作成熟的、科学的思想来加以阐述和运用;也不要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贬低马克思1845年以后文本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那是马克思思想力衰退的表现,而把马克思早期文本看成是其思想力深刻的标志,进而误读或否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西方乃至中国有一些学者抓住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谈论人权、民主问题的个别词句不放,抓住《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个别词句不放,提出全部马克思思想就是在宣扬人道主义,说马克思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围绕《手稿》进行的讨论,就带有这方面的倾向,至今它还有一定的影响。毫无疑问,马克思早期思想受到了伴随启蒙而来的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但马克思决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在马克思1843年的文本中有明确的证明。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批评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理论时就说“: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2]64这里很显然,私有制和人道主义是同一的。后来马克思提出公有制必然战胜私有制,公有制与共产主义是同一的。其二,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像马克思那样现实地、历史地、辩证地思考问题,思考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问题,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与创新,进而达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旨归。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这在马克思早期关涉社会政治哲学文本的研究中就已开始。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肯定伊壁鸠鲁宣扬自我意识的内在自足性自由时,也批判了伊壁鸠鲁追求的自由不能在现实的定在之光中发亮,他说:“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1]75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批评了理论研究和现实相脱节、在象牙塔中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理论家,他说:“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
马克思早期每一部作品以至后期作品都充满了现实的针对性,从现实问题出发,辩证而历史地解决问题,才能够实现彻底的理论革命,也才能发现新世界、创立新世界。马克思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方式,为当今中国的理论工作者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应有理论自觉、文化自觉,自觉深入现实生活,发现真问题,寻找现实的即建设性批判的解决方案,而非是不负责任的没有思想教养的进行批判甚至制造思想混乱,要在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科学理论的桥梁,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服务,从而实现文化自强、文化强国之目的,提升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力。其三,要完整把握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理想性与现实性,并把二者适当结合起来,创立当代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导当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理想性维度是十分清晰的,就是要建构一个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新社会,并把未来新社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争得民主,在这一阶段还不得不实行资产阶级法权原则。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与中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列宁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创新为社会主义,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创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都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破解了长期困扰人们关于“过渡时期”从哪一阶段到哪一阶段的问题,也为现实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建构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据此,陈晏清、王南湜、王新生、阎孟伟教授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考:当前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大使命是构建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我们要和自由主义共享某些权利原则。总之,当代中国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真问题为导向,积极实践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政治解放,继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宝贵资源,借鉴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哲学的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