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5 04:16:52
关键词 自由教育 通识教育 嬗变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可以说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古典先驱。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最初的自由教育思想，到19世纪初美国的新兴教育家提倡通识教育，自由教育在这漫长的历史源流中，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它的内涵意义。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高等教育的理念不断发展创新，从19世纪初的美国开始，自由教育逐渐向通识教育演变，但这并不代表否定了自由教育。从本质上来说，自由教育是通识教育的思想基础，也是通识教育的灵魂所在。
1 自由教育的起源
自由教育，又称博雅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教育，它推崇的是对道德和智慧的培养，摈弃实用与功利，以达到身心和谐。在古典传统中的自由教育，是指“对自由人的教育”，或“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
古希腊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和海外贸易比较发达，文化、科学、哲学、艺术等人类文明也相应地发展较早。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的古希腊教育发展起来了，并天然地带有严格的阶级性和等级性。在那个时代，只有非奴隶身份的“自由人”才能接受正规化的教育，当时的理解认为，自由是由“地位、个人的不可侵犯、经济活动的自由以及不受限制的行动权利”组成的，而奴隶“就是这四项属性的缺失。”①这个时期的自由教育，是专门面向自由民、只有自由人才能享有的教育。
从其承担机构来看，自由教育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阿卡德米学院（Academy），是由柏拉图创立的，西方文明最早的有完整组织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中世纪西方古典大学的雏形。当时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艺”（ 文法、修辞学、辨证法）和“四艺”（ 算术、天文、几何和音乐）。
这个时期自由教育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三位，首当其冲的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在自由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于最早系统地阐述了自由教育关于教育的“理想人格”以及“自由人知识”的观念，对后世影响至深。第二位是提出“自由教育”一词的词源cultura animi（灵魂的耕作）的，②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Cicero），他宣扬对生来自由人或出身名门者的教育，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培养从事政治活动的雄辩家，正如布鲁斯・金博尔所论，西塞罗所代表的是雄辩家的自由教育方案。③另一位塞涅卡（Seneca）在自由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主要源自他的一封回答友人关于“自由人普通学科” （artes liberales）的书信，即著名的第 88 封书信。④在这封书信中，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自由教育理论，“自由”主要是一种“理智的自由”，真正使人自由的主要不是一个人的出身，而是心灵的自主。⑤
2 自由教育的探索
中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方面，教育开始从社会体系中分化独立出来，内部出现分流别派地偏向性发展，自由教育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神学和基督教在中世纪处于主宰地位，教会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解释神学，改组了古代希腊p罗马学校中的一般文化学科，古希腊的著作成为中世纪教育的主要内容。当时的自由教育思想，突出体现在以“七艺”为主要学科的构建，包括文法、修辞、辨证法、算术、数学、几何和天文。⑥在教会的眼中，七艺是为进一步学习神学以达于神明的基础学科。与基督教的神学知识相比，自由技艺成为了“世俗的学问”、“异教的知识”，其地位比古希腊时期降低了。13世纪初期， 以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为典型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出现，“七艺”构成了巴黎大学文学部的主要科目。
中世纪的自由教育不再是指充分发展人的理性，而是作为基督教的工具，服务于神学，这背离了传统自由教育为理性发展、为人的价值提升而存在的宗旨。⑦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基督教徒奥古斯丁，他在宗教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由技艺的合法性，在《论基督教教义》这本被称为“基督教文化”的著作中，奥古斯丁指出“自由技艺”蕴含了一些“非常有用的道德规则”以及一些“有关一神论崇拜的真理”，因此，基督徒为了理解圣经、传达福音，可以正当地利用自由学科。⑧
至文艺复兴时期，自由教育受到反对神性、呼唤人性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演变为一种人文主义教育。文艺复兴提倡通过古代经典来解放现在的人性，尤其是复兴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理想，成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为了更准确研究古希腊时期的教育经典，当时的自由教育将重点放在了学习古代的诗歌、历史、修辞学以及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典拉丁语上。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一些以自然和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教学内容甚至包括了自然科学。⑨
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古典文学的片面强调下，自由教育的概念慢慢地发生了重大改变：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就等同于自由教育。⑩这在实质上是对传统自由教育的又一次背离。在当时来说，推崇人文主义教育是具有进步意义和显著成效的，然后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的社会环境下，偏向性提倡古典人文学科逐渐凸显其格格不入的保守性，并且容易导致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盲目排斥。
这个时期自由教育的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他创建人文主义新型学校，以“文行并重”为宗旨，通过“完全教育”培养“全人”。另一位是P.P.韦杰里乌斯（Vergerrius.P.P），他提出“自由教育是一种符合于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最高才能的教育。” 并对七艺作了较大的修改，使历史、伦理学和雄辩术成为基础科目。
3 自由教育的演进
18p19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实用主义学科得到社会的重视，现代科学开始挑战自由教育的传统地位，培根（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昭示科学脱离哲学取得了独立地位。 大学课程不得不让与自然科学一席之地，自由教育的根基开始动摇。
在这种情况下，以纽曼（Newman）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坚守自由教育传统，提倡回归与科学教育、专业教育相对立的自由教育。他在《大学的理念》中全面阐述了他的自由教育思想，即大学应该传授所有的知识；大学的目的是自由教育，是心扩增，是理性文化的培养；自由教育是最具“有用性”的教育。这明显是对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尽管这种捍卫古典学和神学的意图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但纽曼关于大学理念，特别是自由教育的论述已成经典。
另外一部分学者则展开了对自由教育的批判，认为其已脱离社会实际，赫胥黎祖孙二人更是从理论上把自然科学纳入自由教育，并对自由教育进行了改造。祖父汤姆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将自然科学和实践能力加入到古典自由教育的内容中，把自由教育解释为文p理兼备的普通教育。 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祖父确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总体框架内论述了自由教育，认为自由教育应当为受教育者做两件事：一是锻炼受教育者的心智和情趣，发掘出受教育者的各种才能。二是供给一个宽廓的机架，其中的杼轴经纬是历史的、逻辑的、以至于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现象所交织成的种种关系。
4 通识教育的出现
高等教育的体系在工业化发展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驱使下逐步向多样化改变。欧洲传统的自由教育理念已经无法满足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中出现革新的呼声，提倡发展新的教育理念来取代已然不合时宜的从英国引入的自由教育理念，不少大学校长也开始在实践中进行此种改革。通识教育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以自由教育的替代物身份，来弥补专业教育与职业主义的偏窄。
1828年，美国耶鲁大学在对教学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耶鲁报告》，又称《为古典学科辩护》，为自由教育哲学和古典课程作了全面辩护，主要论证了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门课程都在学生心智发展中有独特的功用，进一步指出大学应该为学生提供全面且均衡的教育。为了支持耶鲁报告，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在北美评论上撰文，为大学课程设置中包括古典语文、文学和科学课在内的公共课辩护，认为作为进行专业学习的前提，学生必须学习这些公共课，以得到应有的培养，称这部分教育为通识教育。 这是通识教育概念的最早提出。
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的演变是一种“范式”上的嬗变，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指出，二者的不同取决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人性观和认识论。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化时，通识教育独立于自由教育，成为崭新的教育学概念。它既是对自由教育继承前提下的更新和升华，又是对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的批判和回应。
注释
①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M].竺乾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14
② 黄福涛.从自由教育到通识教育――历史与比较的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2006.04（4）：20.
③ 沈文钦.近代英国博雅教育及其古典渊源[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75-76.
④ Lucius Annaeus Seneca. Letters from a Stoic.Harmondsworth：Penguin，1969：151.
⑤ Martha Nussbaum.Cultivating humanity，1997：293-297.
⑥ 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4-45.
⑦ 王迎兰.论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2）：77-79.
⑧ Frederick Van Fleteren.St. Augustine， Neoplatonism， and the Liberal Arts.[A] Arnold， Duane W. H. De doctrina Christiana ： a classic of western culture，1995：14-24.
⑨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160-161.
⑩ 吕向虹，论自由教育向通识教育的演变[J].闽江学院学报，2008（6）：106.
滕大春等.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176.
胡毅，王承绪.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91.
[英]T. H.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惠，平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9.
如前所述，教育哲学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基本的倾向。而一种教育理论属于何种倾向，取决于它对上述九个基本的教育问题的解答。总体说来，教育保守主义是对以智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维护，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如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理性是人和动物界的唯一区分，教育合理而合法的依据就是发展人的理性力量”；在回答“如何认知”时认为，“但（教师）最终还是希望学生能够脱离感觉经验，运用理性能力来掌握普遍的原则性的知识”；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认为，应“首先专注于传承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和终极的”；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就是智力和理性，其他的机构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去祈祷、缝纫、烹调甚至施肥”；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依照发展和完善智力的要求来限制课程内容”；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以教师为中心……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授”；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因而评价相应也就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掌握程度”；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认为，“希望学生不仅仅限于对校方权威的尊崇，学校还必须培养每个学生理解、敬畏和服从上帝的戒律和人类的基本规范”。概言之，他们的观点源于一种主张有必要尊敬和服从权威的等级权威观，源于对规则、规范的信念，源于对各种违反规则者进行必要惩罚和对遵从者进行奖赏的观念。
教育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反，它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全面突破。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应“摒弃身心二元论”、“学生应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的有机体”；在回答“我们如何认知”时认为，“人类最确定的学习方式是以个人经验和在科学活动中高度精细的经验形式为基础”；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强调真理的动态性”、“学生不应抱有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事实、原则、法则和理论的幻想”；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在否定任何终极或绝对价值之上……价值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发生在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种事件”；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学生单纯的智力发展”；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把课程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在学校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必须提供许多不同的科目和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他们更重视学生的活动。一些自由主义教育家经常提到的口号“从做中学”，也许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的特点。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自由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决定了其评价对象将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术水平”；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抛弃了保守派教师权威式的态度和做法，而推崇学生自由行事和自由选择”①。从上述对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倾向的阐述中容易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具体来说，它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文化教育学正是在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它对教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与自由主义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反对赫尔巴特过多在教育中注入自然科学的因果控制的机械方法，使教育过程简化为‘目的—手段关系’，反对单线条的灌输式教育，而强调教师与学生良性开放的互动关系，反对理智至上的狭隘教育（赫尔巴特在偏重德育的背景下仍把智育作为首要的教育过程），主张尊重人的整个完整生命，包括非理性因素，反对从一般的人的教育结果中导出的抽象的教育原理而强调活生生的变化的独特的个人。”②狄尔泰及其他代表人物都对传统教育中以知识和智力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及对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感到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扼杀人的生命的教育”。他们进而要求创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使教育过程成为生活体验过程，使单一的“知的教育”变成知、情、意各方面具备的完整教育，从而形成理想的“总体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文化教育学彻底告别了传统教育模式，走向“生成”与“唤醒”的全人教育模式。很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主张尊重人“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完整生命形态，强调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反对以知识和智力发展为教育的唯一目标，反对单向灌输的教育方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教育自由主义观点。它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其他教育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这是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
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自由主义与传统教育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将重心由个人自由转向群体和集体的自由，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要求。Bollnow在《狄尔泰全集》第九卷前言中指出其教育学思想的四个基本倾向：“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这种教育学的任务源自它在民族力量的管理中的功能，针对一切分解的倾向它是维持统一与团结的力量，从而提升国民整体。”③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可以说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尽管同属教育新自由主义阵营，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还有着特殊的意涵，与其他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流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狄尔泰在批判传统教育学派别（如赫尔巴特学派）同时，也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学派，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式教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将人类行为的功利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们本来只是表达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斯宾塞等人却把它臆想成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狄尔泰认为：“对历史之深处及关联盲然无知，不知道事物曾是怎样……并陷入功利主义者的空洞理想与主观的伦理风尚；但历史学派却能告诉我们：从对存在物的认识出发如何产生关于应该存在之物之规则。”④再如，在“我们如何认知”这一问题上，狄尔泰不像叔本华、尼采等其他生命哲学家那样彻底否定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是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提出人是有着知、情、意的统一的人，以人的经验整体来对抗人性的分裂状态，这样他在如何看待理性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与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流派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以及在教育哲学谱系中的位置。德国文化教育学应属于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一些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其他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如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着特殊的意涵。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和理论特质对20世纪德国、特别是二战后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新自由主义倾向及理论特质对二战后政治教育的影响
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教育理论，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特别是战后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政治教育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界向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治教育活动是特殊的教育活动，政治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政治教育的研究来说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德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政治教育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应该属于教育学的范围。它属于应用教育学理论，是理论教育学（或一般教育学）在特定领域（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尽管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毕竟也是教育，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在于，战后德国从事政治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教育学家，他们往往把政治教育研究看着是整体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常是先构建关于教育的基础理论，再从这个理论出发来研究政治教育活动。既然政治教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那么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必然要受到主流的教育哲学———文化教育学的强烈影响。可以说，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烙上了深深的文化教育学的烙印。
首先，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影响力的政治教育理论基本上是文化教育学者提出的。在这个时期，斯普朗格、李特等人出版一系列著作，如《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zurstaatsbürgerlichenErziehung）、《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politischeSelbsterziehungdesdeutschenVolkes）等，这些著作集中地对德国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有着广泛的影响。斯普朗格等人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和精神科学思想运用于教育研究中，提出了陶冶、理解、唤醒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并提出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主体自身的各种政治能力，使之臻于完善。这些范畴和理念大大拓宽了政治教育研究的视野。其次，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教育学派的政治教育理论是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据。德国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机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初期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它虽然不能给各州政府的教育机构发出指令，进行强制性的要求，但它所的指南和编写的《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等指导性的文件，一般被认为是官方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立场。在这些指导性意见中，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如《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就是李特所著《德国人民的政治自我教育》，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德国盛行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被视为战后政治教育的经典思想①。
最后，在文化教育学派的影响下，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理论有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1915年斯普朗格就写信给凯兴斯坦纳指出：“您是裴斯泰洛齐的真正继承者，这我毫不怀疑。因此，同样我也希望您离杜威的实用主义更远一点。经济的一技术的方面，并不能会穷尽德国教育的全部。德国的国家观念和德国的科学观念要更加丰富。”②斯普朗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只是从经济、技术等层面对教育进行关注，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德国文化教育学则通过自身特有的教化功能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因而更加完善。这不仅仅只是斯普朗格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占领当局对于战后德国的再教育（Re一education）政策出台后不久，福利特纳批判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再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指出文化教育学在政治教育基本问题，如权威与自由、青年人格形成等方面与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③。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只有从文化教育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战后的德国政治教育活动。政治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或满足某种政治体制（如民主政治）要求的教育体系。这种政治的要求可能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等。具体到德国的政治教育理论，就是要研究在战后德国怎样建立一种适应新的民主制度的教育方式。在这些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政治教育的目标方面，李特等人强调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对当时的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所阐述的“民主性”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观点有很大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Oetinger）发表了论著《政治教育的转折点》（Wende－punktderPolitischenErziehung．PartnerschaftalsPdagogischeAufgabe，Stuttgart，1951），引起较大的关注。该书正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消极、冷漠与“不合作”，提出要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集体意识”等来教育引导民众。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受到了文化教育学者的批评。
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Litt）出版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PolitischeSelbsterziehungdesDeutschenVolkes，Bonn1961）一书，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①，“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②。李特认为，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教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学校在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文化教育学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它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经常成为辩论的焦点。20世纪的德国教育界曾经在学校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教育的作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它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应该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准则来进行教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校有着自身的理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社会和生活的期望，因此应该与社会、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李特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青年一代不具备理解现有文化总体形态的能力，他们的教养不能完全通过“日常生活”来进行，应该让他们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因此，这种教育在一定的阶段必须在特别的公共机构———学校中进行。学校是“以符合青年人精神状态的形式，把青年与超出青年或不同于青年的事物，即‘客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学校以教学论上简化和条理化的模式，把青年即将涉足的文化现实介绍给他们。因此，学校所谓的‘脱离’生活，实际上正是为同生活结合作准备。”对于第二种观点，李特指出，学校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在青年心中预设未来文化的形态，否则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便会受到压制。当然，“学校应当在一定高度上寻找文化生活的价值。这一高度应超越日常的忧虑和需求以及一时的谋略”，“在教学和生活中给青年人在人的价值追求方面树立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③在政治教育“应该教什么”以及“如何教”的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者也有着独立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李特等人提出“文化课程”的概念———包括社会、经济、历史、文学等知识的综合性课程。这一课程服务于生活，但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感，引导他们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与构成。他们强调德国课程（Deutschkunde）的地位，认为它应该是文化课程的核心。这种课程要培养“新德国人”———不仅有教养，而且意愿坚强，行动有分寸，但有着强烈的价值意识和价值感。而对于政治教育“如何教”的问题，他们认为，政治教育必须通过“体验”、“陶冶”和“唤醒”等方式来开展，而不仅仅只是知识的灌输。“体验”是文化教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
1957年，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Spranger）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zurStaatsbürgerlichenErziehung），受新兴的美国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教育”在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强调“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因素的作用，从加强青少年社会体验的角度开展政治教育”①。“陶冶”是一种激活主体心理能量融注了学生们全人格的整体性心理活动。在陶冶活动中，不仅仅只是情感、知觉等某一个方面在起作用，而是所有的心理因素———知、情、意都被激活起来参与其中的生命的投入②。另外，文化教育学强调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文化知识，而是要诱导人的潜能，将沉睡的心灵“唤醒”。斯普朗格最先提出“唤醒”这一概念，他认为，教育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解放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博尔诺夫认为，通过“唤醒”，可以使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认识自己存在的处境、生命的历史和未来的使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具有自我意识和充满生命希望的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之所在。”③“体验”、“陶冶”和“唤醒”等都是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成为了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论文摘要:日本大正时期的新教育运动对传统的、注入式的教师中心主义教育教授方法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儿童中心主义的教育主张。通过创办新型实验学校和对公立学校进行改革的教育实戏，形成了一整套的教育理论、教授方法，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对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明治末期开始，曾经在日本盛行一时的以教师为中心、教科书为中心的赫尔巴特主义教育理论、教授方法在教学实践中遭到质疑和批判。进人大正时期(1912年一1926年)，随着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被迅速介绍进来，儿童中心主义教育观开始渗透人日本教育界，新教育运动在日本蓬勃兴起。
1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导人
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大力提倡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积极翻译、出版蒙台俊利(Montessori，1870-1952 )、凯(Key， E， 1849-1926 )、杜威(Dewey， J， 1859-1952)等人有关新自由主义教育内容的著作。1899年，留学三年的谷本富(186?一1946)归国，谷本富曾是赫尔巴特主义教育理论、教授方法的最忠实的崇拜者、推动者。为赫尔巴特主义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在日本的推广、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日本的赫尔巴特。在欧美留学期间，谷本富一接触到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马上就被其独特魅力所吸引，成为其倡导者。谷本富把新教育称为活教育，他认为通过这种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精神意志旺盛的特点。为此谷本富到日本各地讲演，宣传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于1906年出版了《新教育讲义》的速写稿。1907年又出版了《系统的新教育学》的速写稿。成为把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导入日本的第一人。
1911年，被誉为日本的杜威的教育学者西山哲治，在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归国后，首先翻译出版了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一书，又写作出版了《儿童中心主义研究的新教授法》一书。两年后的1913年又出版了《恶教育的研究》一书，在日本教育界引起轰动。在当时的日本教育学者中西山哲治是第一个使用儿童中心一词的。这一名词的使用在近代日本教育史上非常重要，表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开始正式被日本所接纳。西山哲治认为在日本的教育中，教授方法上的主要缺点是教师中心主义至上。学校的教授过程仅仅是教师一个人的研修，学生不过是教师研修过程中的旁现者。因此不可能培养出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他还认为当时日本的教育陷人了偏知主义、教师中心主义的泥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应以儿童中心主义的理论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此后西山哲治创立了私立帝国小学校，以实践自己的观点。
在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向日本导入的过程中，欧美教育学者的作用非常重要。当时给日本教育界带来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瑞典的女性教育思想家凯。一个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家、哲学家杜威。凯在1899年发表了《儿童的世纪》、《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等著作，凯反复强调应尊重儿童的个性。提出儿童天生存在善的本能，所以应该重视儿童的自己活动，反对外在的、强制性的教育。主张学校应取消考试和处罚，尊重个性，自由选择学科。这些内容于1919年一经翻译发表，立即引起轰动。
明治末期起，美国新教育运动领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就开始传人日本，1918年，教育学者帆足理一郎翻译，发表了杜威的《民主主义和教育》一书，这本书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最系统、最集中、最综合的论述，在日本教育界引起极大轰动。特别是此书被出版的第二年即大正8年4月，杜威亲自来到日本，在各地讲演。杜威认为一场教育变革正在开始，这场变革的主要内容是教育的重力中心的转移，它同哥白尼的把地球中心学说改变为太阳中心学说的理论一样具有重大意义。既在教育过程中儿童就是太阳、就是中心，教育的经营、教育的组织必须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杜威还认为人的本能和冲动是潜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一种天生的能力，儿童的身体之内潜藏着语言和社交、研究和探索、制作和构成、以及艺术表现的四种本能。儿童中心主义教育就是把人类潜藏着的这种冲动和本能作为出发点，让它沿着一定的进路进行发展。杜威又提出了教育既生活、学校既社会、从做中学的教育理论。这一切都给日本教育界带来强烈反响，为新教育运动在日本的展开提供了理论基础。
2新式教学方法的教育改革实践
欧美先进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新型的学校模式、新颖的教学方式，都给日本的教育界带来新的刺激，促使日本的教育学者迅速地行动起来，在创办新型私立实验学校和对公立学校的教学进行改革中，把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与本国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
第一，创立新型私立实验学校。
从1907年开始到1925年的20年间，新教育运动的改革者们先后创立了很多教学特色各异、个性鲜明的私立学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祝柳政太郎的成城小学校、野口援太朗的池袋儿童村小学校。
1917年4月，沮柳政太郎成立了成城小学校。 祝柳正太郎曾担任过文部省的普通学务局长、文部省次官等职务，具有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成城小学校是他离职后，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创办的实验学校。在学校的《创设宗旨书》中，沉柳正太郎阐述了四点办学主张，既个性尊重的教育;自然、亲情的教育;心情的教育;科学研究作为基础的教育。学校把实行春秋两期的人学制和每个班级30人的少人数教学作为基本原则。首先整备学习条件，允许越级制，在第四学年以上的各学科配备专职教师。在课程设置方面，第一到第三学年的低学年不开设修身课，修身课从第四学年起开设。算数课不从第一学年开设，而从第二学年开设。理科课程从第一学年开始开设(当时文部省规定，理科课程从第五学年开设)。教育家小原国芳被聘为成城小学校主事后，又导人了重视儿童的个性成长，重视儿童在各个成长阶段的个人差的自学系统。成城小学校的教育改革把儿童作为原点，不被特定的政治意图、社会舆论、世俗所左右，大胆变更国家制定的课程设置，在低学年废止修身课，在国语教育中特设欣赏课，这一切都给当时的教育改革带来极大震动。
在诸多实验学校中把儿童中心主义教育思想彻底地贯彻于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应是野口援太郎。1924年4月，以野口援太朗为中心的教育世纪社的四名同仁成立了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学校在初期教学中，本着生活就是教育的原则，不设置教室、年级、教师、课程表，实行彻底的自由教育。在这里凡是儿童们感兴趣的、关心的一切内容都被作为学习的素材，把学校办成了儿童和教师共同生活的场所。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对当时的学科、课程表、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根本的改革。一时这里成为自由教育运动的根据地。
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改革实践。
在一部分学者积极创办新式私立实验学校的同时，另外一部分学者也在公立小学校对旧的教学方式进行了多样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所进行的实践，创造出一系列新式教学方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教育理论。明石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及川平治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创造出了分团式教育法。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木下竹次创造出了合同学习法。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北种一创造出了操作教育法。长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教师衫崎路创造出了研究学级教育法。千叶师范学校附 属小学校教师手缘岸衡创造出了自由教育理论等。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在日本一直是各公立小学校的观摩示范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教育实践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各地公立小学校的教育改革。它在教育实践中创造的新式教学方法、形成的教育理论不仅给各公立小学校带来根本的影响，同时又给各私立新型实验学校带来新的促进和借鉴。
进人1920年，新教育运动已在日本全面普及，1921年，随着教育学者们《八大教育主张》的发表，日本的新教育运动达到最高潮。据统计，包括39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25所私立学校在内，当时，全日本共有234所学校导人了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对旧的教学方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3日本新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形成及意义
日本的教育学者在吸收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创办新型私立实验学校、对公立学校的旧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八项教育理论:既褪口长市的自学教育论;河野清丸的自动教育论;手爆岸衡的自由教育论;千叶命吉的一切冲动皆满足论;稻毛今七的创造教育论;及川平治的动的教育论;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论;片山伸的文艺教育论。这八个理论在日本教育史上被称为新教育运动的《八大教育主张》。
八大教育主张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是:第一，其根本理论源于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第二，是在教育改革、教学实践中形成、总结出来的理论。
第三，这些理论一般不完全直接而系统地全部吸收欧美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想，都是针对日本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间接地运用和吸收欧美新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某些观点而诞生出来的。第四，都具有重视学生的自由、表现、创造、个性、活动、操作、自发的态度等共同的特征。第五，普遍提倡班级授课中自学，道德教育中自治，学校经营自由的主张。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朱熹的教育思想，发掘朱熹教育思想中的自由因子，来突出朱熹的自由教育思想。
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一贯如此。自由是人的本性，教育又使人成为人，所以教育更需要自由。自由教育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格自由，唤起潜藏在人们心底的道德，它的目标就是如何实现人的自我发展。虽然把“自由”与教育结合起来的“自由教育”这个概念虽然来自于西方，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其实也是有其自由精神的，而蕴含文化传统的中国古代教育也应该有其自由的特质。让我们截取一个断面，通过对影响深远的朱熹教育思想的研究，来挖掘其中蕴含的自由教育思想。
一、为己之学——自由教育的目标
朱熹教育思想的根本目标是“为己之学”，与自由教育追求人的自我发展类似。这句话出自于孔子的《论语·宪问》，强调为学为己，而不在希求别人的称赞。朱熹的父亲在朱熹早年就把这个目标教给朱熹，认为它与认知自己、尽一己所能以实践自我有相等的价值。这个目标于是成为朱熹出仕为官及居家为学的指导原则。
朱熹十八岁便通过科举取得进士，从当时的标准看来，他已经荣获时下学者所能获取的最高荣誉。朱熹经常勉励诸生说：“学者所以为己。”他还惋惜说：“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因此他规劝学生们应该学古人“学以为己”，而不应该“学以为人”，意思是要他们立志了解自己，充实自己，而不应该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读书。朱熹认为，教育学生真正“为己之学”，就要做到“明人伦”，做“仁人”、“圣贤”。教育学生首先就要使学生明义理，会做人，而并非只是为学得书面的知识，做些华丽的文章，用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
在朱熹与吕祖谦合编的《近思录》第二卷《问学》中，引用了程颐论孔子“为己之学”这句话的说法：“‘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知于人也”。“为己之学”在这里其实可以解释为：一个人应该自己找寻其道，好得到内心深刻的满足，得以解放内心。另外，朱熹在《论语精义》中也引述其他宋人的说法，解释“为己”为“自信之己”，“正心诚意”。他认为“为己”不仅为自爱之学，而实际上是以修己为开端，并推以及人。而成全自我不只是追求私己的满足，也是在于成全了别人。
朱熹在玉山书院讲学的讲义后来成为他教育哲学最成熟、最正确的说明。他说：“盖闻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故圣贤教书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认为“为己之学”是学问的终始，自始自终他总是主张这种精神的，只有道德的“学问”才真正可以取代应付科举的浮夸功夫，真正提高人的自身。
二、克己复礼——自由教育的要求
就正面而言，“己”是为学的目的，而“礼”则是用来代表节制一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客观规矩。一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只有相对的自由，我们追求的自由是心灵上的，我们应该在公众的群利或社会的益处的前提下克制自己的私欲。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克服私己与他人间的冲突，这才能真正完成他自己。
朱熹在《近思录》中将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典型定义安置在有关自省、克己的第五章。朱熹认为自省、克己是很基本的道德教养，大家需要用理性和道德来自我克制，所以克己经常与自制互相通用。与“克己”连在一起的“复礼”从儒家来说指的是回复到礼节或规矩。“克己复礼”指的就是一个人通过自我强烈的考验和训练，以及自我克制而达到自我超脱、自身发展，这是朱熹在教育上的要求。事实上，这种自我考验与训练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一向被认为是“自由的”教育。因为它强调的是通过发展和训练，使一个人得到能解放自己的能力，而达到“自己了解自己”。朱熹在《近思录》第五章引程颐的话：“人之视最先，非礼而视，则所谓开目便错了。次听，次言，次动，有先后之序。人能克己，则心广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乐可知。有息，则馁矣。”对于人来说，其实有两个“己”。一个是原来、内心的真“己”；另一个是带有的“己私”，为自意所支配的“己”。朱熹认为教育学生，不能仅仅靠外在的约束来控制他们的“己欲”，而应该把他们的内心发扬出来，这样不仅能充实自己，并能推己及人，在外在礼节的社会秩序中，用正式的方式与其他人和谐相连。
三、平民教育——自由教育的模式
朱熹倡导的是平民教育。他不仅关心地方学校，还关心地方事务之组织与活动。他兴建藏书阁，建造祠堂，祭祀地方先贤，以便人们能追思及模仿他们的规范；他恢复久已凌夷的典礼，教导学生、部属去实行它们；编写一些规劝文字，让可能没有机会受教育的普通人知所规劝。希望能以自尊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推重而自然地维持一种自发地社会秩序来劝谕人们。如朱熹从程颐弟子吕大均处借鉴了“吕氏乡约”，用来作为地方团体自治的基本。它的主要规定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强调了个人人格，对于人的需求和欲望的相互尊重，远过于重视产权或物质交换中斤斤计较的厉害关系。
从朱熹所写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正其义，不谋其私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等来看，朱熹教育学生自己训练自己，并要体谅别人。朱熹把自发的信念和推己及人的态度从平民教育中延伸出来。他重视学者的自发性，而绝不主张宽纵，他所希望强调的是以个人为主体，而不要立规章去指导他，束缚他。如果没有个人的意志，那么受教育者便达不到“为己之学”的目的。
四、师生互为主体性——自由教育的方法
这种教学方法最早体现在先秦儒门的教育中，在朱熹的教学中也有重要体现。这种教学方法很活泼，师生参与的讨论诉诸老师和学生最切己的生命体认，并交换自己的思考或体认经验，充分展现所谓“自由精神”。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便认为学习过程的起点在于“博学之”，这是基础。在朱熹的教学理论中，教师和学生都是在走向自我人格并为之努力的个人，所以教育是在一种教学相长与启发教学的过程中帮助每一个人自我训练与奋斗而成就圣人的事业。他的教育方法肯定了植根于相互尊重的个人问答的方法。朱熹指出学习的方法是由讨论开始的，不只是依赖师生之间的交谈，还必须依赖学生之间的公开讨论。所有的知识探索和研究、审查和结论都必须在这种一来一往的过程中进行，让学生有充分的自由来完成自己的判断，并为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负责。
朱熹的自由教育的本质就是“为己之学”，培养学生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能力，以达到内在的需要和全面提升自我的目标，最后达到“学以为己”的最高理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虽说朱熹的自由教育思想不能和我们今天的自由教育相提并论，但是以人为本，重视人的身心全面、和谐发展，最大提升个人的主动性来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思想正是我们所倡导的自由教育最核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论文联盟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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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关键词 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作用 教育与学习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1 有关教育
教育，一个人类永恒的话题，它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远古时期的人们为了生存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部落，也是为了生存，将狩猎、采摘等各种生存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人类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虽然有些动物也存在学习行为，但因为人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类的学习和动物的不同。教育，不是一门纯粹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门人为的科学，那么在教育领域中是否存在绝对的对与错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这里可能更多的是适合与不适合的问题。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另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是一种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自己改造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的存在，即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并具有实践性的。所以，人类懂得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自己，更好地启发自己的智慧，更好地发展自己，这就是教育，是一种人类自发地发展自身的方式。
2 教育的目的
然而，教育就是人类发展自己的唯一方式吗？学习的范畴应该比教育大得多。接受教育只是人发展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人类的科学知识、生活规范等等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它们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但不能因此就用这一切去抹杀一个人除了接受教育之外的所有发展的可能性，从内容上和途径上都不应该。教育自身不是目的，什么才是教育的目的呢？教育的目的应当是让每一个人以及全体人类生活的幸福、快乐，引导、启发他们发展自己，当然不是只考虑个体的幸福，最重要的是要从全人类的角度去考虑，要使社会进步，科学发展，因为这些都是促进更大部分人类生活幸福的因素。
教育的目的在很多教育学家的思想理论中都有所体现，教育学的思想来源于古代哲人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思想，并且从较早分化出来的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教育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秉承了柏拉图的理性说，认为追求理性就是追求美德，就是教育的最高目标。14到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维多里诺、伊拉斯谟、拉伯雷、蒙田等人提倡教育目的是使人类天赋的身心能力得到和谐的发展，即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和学识广博上的多方面发展，以便使人能够从事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独立活动。
今天，社会分工已经非常精细化、专业化，教育亦是如此，各种观点、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从人本的角度去考虑教育，教育不是存在于大自然中的一种金属元素，亦不是一道数学方程式，而是面向人的，而人是最复杂的，是不能被简单处理的。
马克思曾经谈论过未来的某一天人们会快乐地去劳动，而不是迫于生计被人逼迫地去做，因为人类需要、想要去劳动，难道学习不是这样吗？人类有聪慧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如果让他们闲置应该是不符合人类的天性的，人类需要去学习，唯有如此人才是快乐的。
3 教育与学习
教育与学习，两者的范畴都非常大，教育别人与受教育，学习文化知识与学习生存技巧等等，这里专指接受教育与自由学习，如同做一道菜一般，教育可能是油、盐、味精之类，而学习才是真正的蔬菜，教育的作用应该是用来启发、促进学习能力的发展。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位耄耋老人在给一个孩童讲授人生道理和知识，这是一种教育，如果这世界上只有这两个人，那么老人不对孩子进行教育，这个孩子又从哪里去学习这些人生道理和知识呢？这是一种矛盾吗？如何才能使接受教育与自由学习之间更好地和谐起来呢？
现代学习理论很多，分成了许多不同的主义、流派。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学习刺激与反应的联结，主张通过强化或模仿来形成与改变行为。认知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认知结构的建立与组织的过程，重视整体性与（下转第29页）（上接第4页）发现式的学习。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发挥人的潜能、实现人的价值的过程，要求学生愉快地、创造性学习。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的大多数行为是通过榜样作用而习得的，个体通过观察他人行为会形成怎样从事某些新行为的观念，并在以后用这种编码信息指导行动。
接受教育看起来相对于自由学习是被动的，自由学习的内容是个体选择的，感兴趣的、想去学习了解的，包含着学习者的热情。显然，我们现在的教育是过分强调了接受教育而忽视了自由学习，因为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同样的时间是更多地用来接受教育还是去自由学习，时间与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接受教育与自由学习应当和谐统一，学习是教学的基础，学习论是教学论的基础。自由学习是需要教育的约束与规划的，自由学习的范畴太大了，如果每个人都只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去学习，一方面一些应该学习的内容可能无法学到，另一方面是不是想去学的就可以去学呢？比如学习如何杀人放火、如何烧杀抢掠，显然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样的学习侵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有些知识需要学习者在教育相关部门的规划下统一学习，因为学习者可能自己无法规划周全，或者是涉及到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并且是所有学习者都应该去学习了解的内容。
4 教育的作用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对象;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82－07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是教育学研究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也是教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自现代教育学建立以来，有关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就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受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也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从而使得教育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也一直不能清晰起来。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有两个核心问题有待思考: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二是如何理解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定?本文尝试阐述和分析这两个问题，以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提供一个视角。
一“教育问题”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的一门科学。我国的教育学教科书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这样认识的。例如，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主编的《教育学》就认为，“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1］。其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教育学》也明确指出，教育学“研究学校教育这一特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2］。只是，这个时期的教育学者还没有对“教育现象”的本质规定做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这种未言明的“教育现象”以隐含的科学意涵为基础，从而间接地赋予“教育现象”一种含义。但“教育学研究教育现象”的立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质疑，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教育现象，而应该是“教育问题”。这种质疑似乎与学界翻译的、由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关。1984年，日本教育学者大河内一男主编的《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开始在中国出版发行。该书在探讨有关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时，首先讨论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并且认为教育学是作为“教育问题的科学”。大河内一男反对把教育行为或教育事实和教育实际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同样反对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理由是，“现象”一词意义含混不清，既包含着“教育事实”，也包含“教育问题”，没有能够充分地说明“教育现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相互重合的关系，并且以为“现象本不是原来就存在的，它的的确确是显现出来的”。大河内一男认为，即便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也不是自然现象，自然科学发端于“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只有在把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3］或多或少与这种主张有关，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以及元教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发生变化。例如，发行量非常大且有一定代表性的、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两位先生主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开始改变之前所持有的立场，认为“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4］。这种提法后来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进入新世纪，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的《教育学》则干脆直接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只有把各种教育问题和各种教育材料作为客观的问题加以研究，形成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体系时，才能超越前科学认识进入科学时期”［5］。由此，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由“教育现象”而变为“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迄今关于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转化，并没有获得基本的理论辩护，并且存在独断论的倾向，其理据不外乎引证大河内一男的观点，以此说明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有“教育问题”才是教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从论证的逻辑来看，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理性的辩护而言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把教育问题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辩护者以为，教育现象并不能引发研究，只有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研究才能开始。大河内一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否定“教育现象”而极力主张“教育问题”，后来者似乎也没有跳出这个思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检视这个主张，就会发现，这种主张实际上混淆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起点的关系，误将起点当作对象。研究要从问题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就是研究对象。把观察到的现象作为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现象仍然是研究对象。人们对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感到好奇，对教育实践本身感到困惑，由此而提出相应的问题，并试图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教育学研究。没有所观察到的教育现象，何来教育问题?因此，布雷钦卡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问题对象，即认识对象，便没有问题。”［6］4至于大河内一男所谓“现象”一词意义含糊不清，并由此断定教育现象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更有模糊语词与世界、概念与对象、名与实之嫌疑。其次，教育问题是人们主观建构的结果，不能成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一个所观察到的现象，一般而言，作为客观存在，并无所谓“问题”。只有当客观的存在与主观的期待不相符合时，只有当已有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时候才会因理智的困惑而产生问题。同样的教育现象，在不同的人那里，可能会是不同的问题。这就是说，观察到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而观察者的主观期待则是教育问题产生的前提。这样一来，教育问题便充满了主观性。一个由个体主观建构的东西何以成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而作为主体研究的对象，无疑应具有外在于主体的客观性，是一种存在，而非一个主体建构。再次，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问题，这只是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教育学研究的任务是否适合或恰当，这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和对象之间画上等号。教育学研究要解决教育实践问题，但要完成这个任务，则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或揭示制约或影响教育实践的诸多因素。没有这样一种以认识为目的的教育学研究，则教育实践问题便难以有效地解决。任何教育学研究都是要解决教育问题的。这些教育问题，可能是单纯理智的问题，也可能是教育实际问题;可能是有关教育的本质问题，也可能是有关教育的价值问题或事实问题。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只是教育学通过研究要完成的任务，却并非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二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之关联
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者理论建构之选择的结果，因而是一个与教育学学科性质有关的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实质是一个有关教育学的理论体系与其所描述或规范的教育世界的关系问题。对这种关系的理论抽象，则构成教育学对其自身逻辑性质的认识。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认识，决定着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进而规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教育学学科的性质，教育学者通常多在理论性或实践性之间选择相应的立场。教育学是一门理论性的实践性或应用性学科。它不全然是理论性的，也不全然是实践性的。即便教育是一种单纯实践的领域，即便这样一种单纯的实践领域需要教育者的实践智慧，有意义的教育实践仍然需要理论性的教育知识，需要实践者的理论性的思维。从教育实践的逻辑看，任何一项教育行动，即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而实施的教育行动，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三种意识活动，即认识(对实践情境及实践对象的理解)、评价(对实践对象的表现所作出的评判)以及实践决策(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选择)。而实践行动则是上述三种意识活动的外在表现。教育实践的逻辑特征决定着实践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则正是教育学理论所要满足的。教育学要能够满足这种教育实践的目的需要，则教育学理论就必须既能够提供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同时又能够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规范。因此，教育学既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如英国的奥康纳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纯粹实践性学科，如英国的赫斯特所主张的那样，也不应是可以划分为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和实践教育学那样的可以分立的学科，如德国的布雷津卡所主张的那样，而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互融合的学科，教育学既是描述和解释性的理论，同时也应该是实践规范性的理论;既应该能够解释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教育现象，同时也应该能够为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实践所需要的指导。教育学的理论性质内在地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教育现象。即使对教育学理论性质持不同的看法，也无碍“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教育学无疑应该向教育实践者提供有关教育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理论。只是，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并没有为学界所认同。奥康纳就认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奥康纳所谓的“最严格意义”的“理论”，是指一种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立场。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认为，把教育学称为“科学理论”，只是对它的“一个尊称”［7］467，言下之意，教育学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或者说当教育学自称自身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它不过是教育学的自我加冕，它实在算不上是一门科学理论。从理论或科学这个词最严格意义出发，奥康纳无疑是正确的。并且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实际上能够看到奥康纳对教育学理论的一种期待。一门科学，就理论本身的定位而言，它无疑需要能够对所关注的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倘若一种教育理论不能对所研究的教育现象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样的理论还能否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显然是值得怀疑的。然而，对于如何提升教育学的理论性或科学性，奥康纳受逻辑实证主义影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教育学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法论选择忽略了教育学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对象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忽略了人及人与人的教育交往活动所内含的意识性和精神性特质，但是在这种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思考中，所隐含的则是奥康纳对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所关涉的教育现象，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提供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知识。［7］484只是目前教育学还未达到这个水平罢了。实际上，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并建构科学的教育学理论，在实验教育学那里已经做过非常出色的探索。实验教育学否定旧教育学用知觉、内省观察和观察别人进行研究，相反，实验教育学试图采用“全面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方法，来补充和完善旧的研究方法。实验教育学的选择无疑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然而由于忽略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在社会活动中的人们的感受和体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发展中的外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得实验教育学并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提高教育学和整个教学专业的地位。［8］144拉伊持有和众多教育学者一样的理想追求:教育学是一门科学，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这门科学基础之上的艺术。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所用方法则是自然科学的观察、统计的方法。与此相反，由于各种努力并没有使教育学进入真正科学的行列，另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因此而提出，这就是英国的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所提出的理论主张: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性理论，即有关阐述和论证一系列实践活动的行动准则的理论。”［9］441赫斯特关于教育学理论范式的立场，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科学理论范式的取向。为了实现这样一种范式的理论建构，赫斯特提出了他的“操作性教育理论”命题。他采取理论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的态度，通过对当前教育实践的考察，通过对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性对话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的分析，揭示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教育原则、信念和知识，然后再借助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已经揭示出来的教育实践原则、信念和知识进行说明，以便“为制定和用实践来检验实践原则，提供一个在理性上更站得住脚的信念和价值观背景。”［9］457教育理论的性质和任务，使得赫斯特认为，构成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应该是教育实践话语，而研究的方法则主要是分析哲学的语言分析的方法。教育理论的性质与对教育本体(研究对象)的设定，仍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述有关教育学理论的认识，归结起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把教育学看作是理论性的学科，另外一种则把教育学看作是实践性的学科。对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不同认识，也带来了教育学学科任务的差异。前者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的解释力，后者则强调教育学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虽然教育学理论建构的取向不同，但就教育学研究的对象而言，两者却并没有不同之处。对于赫斯特来说，教育学作为实践性理论，其研究的对象是表现和反映教育实践的实践性对话;对于实验教育学来说，虽然教育学“只追求解决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实际问题”，然而这不表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实际问题，而是把解决教育实际问题当作研究的目的和任务，相反，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教育现象，“如果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它就必须把每一种教育现象看作是各种原因的结果。”［8］11对教育学理论性质的不同认识，并没有在教育学研究对象上造成根本的分歧。分歧只在于，他们关注教育现象的不同方面，并试图通过聚焦于相关的教育现象，来获得有关教育的知识。
三不同教育学理论对“教育现象”之理解
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教育现象。然而，如何理解“教育现象”，却有不同的取向，因而也因此会形成不同的教育学流派。根据卡尔的分析，可以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大体可以区分为四种不同的取向，即科学取向、常识取向、批判取向和实践取向［10］。不同取向的教育学理论，对其研究对象持一种共同的立场———教育现象，却对教育现象做出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正因为对“教育现象”有不同理解，才形成了不同的教育理论取向。这种关于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路径，实质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教育学所从属的学科类型的角度来分析教育学理论取向。由此，教育学在学科性质上便有了自然科学(或简称“科学”)取向教育学、社会科学取向教育学、分析哲学取向教育学以及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人文科学取向教育学关于教育对象———教育现象的意涵在下节讨论。科学的教育学取向，从经验－实证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及其构成都有其本质的特征。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现象而显现出来的。人类的理智可以把握其本质特征，而要把握其本质特征，则需要通过经验来验证。人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不是依靠直观推测得到，也不全是通过思辨方法悟出来的，而是通过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实验方法归纳出来的”［11］。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研究，当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对象时，更多是把教育学看作是教育科学，并且因此而试图描述和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布雷钦卡指出，教育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获得因果性知识”，教育科学不是一种单纯对事实进行描述的科学，而是一种以目的、原因－分析为方向的科学。教育研究从问题开始，力图获得一种分析性的认识。［12］由此，布雷钦卡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教育现象，只是在布雷钦卡那里，教育现象被划分为教育现实、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手段关系。“从教育对象的界定中可以产生三种互补性的研究任务:描述－规则任务、技术任务和批判任务。”［6］10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关注教育的因果关系，因而特别重视对教育现象解释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实践指向上，它试图通过把研究所发现的因果关系转化为实践原则，从而以客观、科学的法则来代替传统的实践原则，以教育知识来代替实践者的教育经验。然而，问题在于，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过分关注教育现象的外在联系，而无法解决实践主体在情境中所产生的体验问题，无法解决教育无法避免的价值导向问题，从而暴露了它的内在的不足。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取向，从语言分析出发，试图通过对教育实践中的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好的教育实践中所隐含的规则和原则，从而为教育实践提供规范性指导。以赫斯特为代表，常识取向的教育学认为，教育实践体现了它自己的观点、原则和信念，在实践范围内能够阐明教育理论的观念，因而教育学的任务就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表现了教育实践观念和信念的“实践原则”。在这里，日常实践对话成为教育现象，因而也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在理论的性质上，强调教育学是实践性理论，而在研究的方法上，则突出语言分析的方法。尽管教育实践者所拥有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经验合理性，但是，由于常识本身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是否具有普遍可适用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所揭示出来的实践原则，其合理性，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从事一定的教育实践，就要依照一定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来思维和行动”［10］，但社会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背景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的否定，因而教育实践所依据的传统的观念、知识和技能便会面临现实的挑战和质疑。由此，把教育实践者的日常语言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有其内在局限性。如果常识取向的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实践所隐含的东西，科学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揭示教育世界外部的因果关系，那么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主要是把教育学当作社会科学，试图揭示实践者所拥有的教育信念、对教育实践的常识性理解以及对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系的把握，并且倾向于认为，实践者的教育信念和教育观念，乃是外部客观世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教育现象的本质是教育实践者的主观理解与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理解并不必然是合理的，但是可批判和可质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理的，是对教育实践的误解。批判教育学把人的主观世界与身处其间的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对教育实践者错误观念的揭示并非是教育学的最终目的，而是通过将错误的观念与环境意识形态的关联，而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解放教育实践者。与批判取向的教育学不同的是，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实践者对教育实践的自我理解，以及教育实践主体与实践情境的辩证关系。实践情境的变动不居性，个体存在的独一无二性，使得将普遍性的规则或法则应用于教育实践时面临恰当性和合理性困境。情境与普遍性知识，两者总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解决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有赖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对教育现象的不同理解，则形成不同的教育学建构方法论。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可观察的、并且不同事物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主张采用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在教育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现象(实践对话)，因而采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批判取向的教育学，由于把教育现象主要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因而主张采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理论上的辩护，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得到新的阐述和发展。实践取向的教育学，则把教育学看作是一种意义现象。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主体对客观对象意义理解的结果。教育学研究就是要揭示实践者的意义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教育实践的指向与意涵。在所有的这些努力中，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指向作为现象存在的教育实践主体，或者指向教育实践主体的主观世界和教育实践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将教育实践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来分析或批判，或者指向教育实践者对实践的意义理解。教育现象的不同指向，预示着人们对教育研究对象本体的不同认识。
四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现象，不是语言哲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也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现象。这里所说的“教育现象”，是指教育实践者(包括受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观感受、体验、经验、意义理解、情感、认识、意识、理性思维及判断等。这样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13］23，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或通过行为而表现出来的意义世界。换言之，在人文科学的意义上，教育学所研究的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实践者及与此相关的受教育者的意识和主观世界，是教育实践者在实践中所经验的对象。这种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并不是指单纯客观意义上的“事实”，既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不是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在人文科学意义上个体所经验到的客观世界，是进入到人的主观世界中的现象，或者说是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对教育现象的这种理解，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密切相关。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必须研究“意识”，研究各种体验、行为和行为相关项。“摆脱一切迄今为止通行的思想习惯，认识和摧毁那类通行思想习惯借以限制我们思想视野的理智束缚，然后以充分的思想自由地把握住应当予以全面更新的真正哲学问题，这样才能达到向一切方面敞开的视野。”［14］这意味着，对胡塞尔来说，单纯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是主观意识到的存在，因而个体所经验到的事物，总是既含有客观的成分，同时也是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果，并且受到某些前反思态度的影响。现象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称之为“现象”。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在舒茨的社会学和范梅南的教育学中得到很好的应用和进一步的阐释。在舒茨看来，虽然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其研究对象问题仍然处于争论之中。舒茨写道，“有些学者认为，探讨社会现象可模拟于探讨自然界的现象，社会现象可以被看成受因果法则所决定的外在的世界变化。有些学者则主张这两种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现象乃是客观精神世界的对象，虽然可以被理解，却不能采用法则的形式。”［15］4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两种立场，舒茨并不赞同。相反，舒茨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这个被我们以有意义设定与意义阐释的方式体验到的世界”，因此，“所有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科学，无不回头指涉社会世界生活的有意义行动，回到日常生活里指向其他人的经验，回到我们对既有意义的理解，也回到我们对新的、有意义行为的设定。”［15］11－12由此，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便是由体验、行动与意义构成所组成，通过对社会的及个体的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的阐释，由此揭示“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或“周遭世界的独特结构”。舒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最终确立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学社会学流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提供了参照点。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在范梅南看来，“教育学要求我们对生活体验(孩子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保持一种现象学的敏感性。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的教育意义。”［13］2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范梅南特别强调，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应该以“呈现在人们意识当中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因而现象学教育学特别关注“人类的意义世界”，“是对我们生活经验的意义的描述”。当现象学教育学把人类的意义世界，特别是把人类教育的意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时，则这种研究对象的设定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行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实践观。与常识取向的教育学相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它们都强调实践的第一位性，理论则是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是，常识取向的教育学强调理论是分析实践对话的结果，而现象学教育学认为，理论是反思实践的结果。其结果是，教育学就必须要对情境中的典型的意识节点进行分析、阐释和说明，并且是直接引证人们的普通经验，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以描述教育实践中的人们的行为、意图和经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然把教育现象作为教育学研究的对象，然而，在这里，“教育现象”的内涵及其本质构成，已经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它不再是传统的经验教育学或常识教育学或批判教育学所理解的“教育现象”。教育现象已经不是全然客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事实，也不再是纯粹主观意义上教育实践者所持有的系统的或零散的教育观念和信念，也不是个体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某种因果关系。相反，它指向实践者的生活体验以及在具体的情境中行动所要实现的意图———教育学对行为意图的理解或把握，也就是对实践者行为意义的理解;它不仅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更关注个体的意义世界与其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恰恰是实践者所身处的生活世界，赋予了个体意义的世界。此外，教育学还关注个体间相互交织的意义世界的关系，由此既揭示教育实践者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在具体和独特性中发现某种普遍性。作为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现象，是日常生活中教育实践者的有意义的行动、他人的经验等，核心是与教育相关联的社会行为方式和个体行为方式的主观意义。教育学通过对教育行为方式(社会的和个体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揭示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从而为教育实践者更好地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意义提供理论的参照，为教育者改进自己的行为方式提供意义的向导。教育是一个复杂的活动世界。人的多重及其复杂性意味着教育现象是一个包含多重规定性的客观存在。它既蕴含着因果联系，同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也无处不显现着意义蕴涵。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发展或许需要多学科视角的努力。提倡一种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并不意味着彻底地否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努力。一个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学能够解决其他学科视角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当教育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教育现象”时，这种定位预示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对教育世界的意义结构有把握，要求教育学要应用理解或意义阐释的人文科学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校．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1．
［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1．
论文关键词：康德，《论教育学》，启蒙，道德教育
有关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教育学说，相关研究颇多。康德于哥尼斯堡大学1776-1777学年冬季学期首次主讲教育学讲座，开启了在大学讲坛讲授教育学课程的先例，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光辉由此普照整个世界。后来他的教育学讲座内容结集出版，名为《论教育学》。
一、《论教育学》是怎样产生的
康德在教育方面写就的专门著作有两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内容主要是讨论大学中哲学与实用学科如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的关系），而前者尤为重要的集中表达了康德的教育思想。据文献记载，康德曾先后四次讲授教育学。
奇怪之处则在于：康德身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怎么会讲授教育学方面的课程呢？这要与当时德国大学的发展情形相联系起来。康德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快速发展壮大，大学逐渐成为了学术中心，涌现出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这样杰出的大学；与此同时，与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相比，原本属于下级系科的哲学系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中心地带，此时学术地位开始上升。“……神学、法学和医学都为实际目标和目的开展研究，尤其前两者往往倾向于仅仅用于教会或国家的目标；但是，哲学院囊括一切旨在确立真理的学科，不管这真理定义为纯形式的还是实在的，也不管它属于方法还是知识。”因而，这也是康德于1798年秋出版《系科之争》的时代背景。不管怎么说启蒙，哲学系在大学逐渐壮大并在后来成为了各系科的领导力量，占据了一定的天时地利，此时的哲学系不仅开设传统的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而且讲授天文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科目，还开设了教育学、历史学、美学等讲座或课程，这些学科和课
程深受启蒙思想及理性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18世纪德国大学的哲学系也成为德国近代教育学诞生的母胎。”
到了1774年，此时，康德年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直到1776年冬季才轮到康德首次以哲学教授的身份主讲教育学讲座，成为西方大学教育学讲座
的创始人之一。与此同时，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巴泽道在德绍(Dessau)创办了一
作者系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师范基础部教师，教育学硕士。
家名叫“博爱”的学园，其使命在于改革教育事业。在学园内，巴泽道对教育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而康德对这种新教育的试验极为热衷，并发表了两则随笔以示支持。1774年后当教育学讲座变为正式的公开讲座后，根据当时大学教学章程规定，教授讲课必须指定教科书；而且，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教育大臣策特利茨本人也很重视教科书的作用，曾通过政府再三责成哥尼斯堡大学的教授严格遵守大学教学章程的规定。于是康德便把巴泽道的书做为教材，和往常一样，他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看法和补充意见，在康德逝世的前一年，即1803年，他的学生林克据康德讲课的笔记，整理成《论教育学》一书出版。
二、《论教育学》的主要内容
王坤庆先生研究认为，《论教育学》主要反映了康德五个方面的思想，即康德对教育目的、价值极为重视；康德在教育的发展方向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即为了将来的社会才需要教育；重视道德教育；重视智育和体育。其实，除了这五个方面之外，康德在宗教教育和性教育方面都做了详细的阐述，而康德的性教育思想几乎为人们所忽略小论文。我们对前者研究不作重复阐释，而是针对康德的重要教育哲学思想进行解读。
1．“教育”。康德开篇第一句话便写道“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那么何谓“教育”？他认为是指“保育（养育、维系）、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他以人同动物区别为例分析教育对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人”的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他特别强调“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把教育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性的教育，而前者是“关于人和动物共同方面的教育，即养育，”后者“是指那种把人塑造成生活中的自由行动者的教育”。人是教育的产物，据此康德特别重视早期教育，并用大量篇幅笔墨着力于儿童早期教育启蒙，实际上，康德深受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并且试图在德国实现卢梭的那些思想。康德在文中特别提出了教育的最复杂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于要把服从法律强制同善于运用自己的自由权力结合起来。儿童从小就应该有行动的自由，但同时也要忍受强制，必须让儿童懂得只有为他人提供达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他们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2.“启蒙”。康德生活在启蒙运动发展的中后期，同时也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康德认为“人要么是仅仅被驯服、被调教、被机械地训导，要么是真正地得到启蒙”。但是，单单靠驯服是达不到教育的目的的，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会人们思考，“对那些一切行动由之而出的原则进行思考。”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必须依靠教育来完成。他在《对这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实际上，康德在此表示了对教育的殷切期望，希望通过对儿童的教育来使得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行动，而不是被愚昧、无知所蒙蔽。这是启蒙的重要使命。
3.“道德教育”。这是康德教育思想，更是其哲学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康德从他的批判哲学出发，试图通过教育建立一种主体性的道德原则，让人们服从“绝对命令”，教育使人的发展达到了这一步，人便成为具有普遍理性的人了。这就是个人发展的境界和人类要追求的目标。而“道德教化以人为目的， 在于尊重人作为实践理性的自主和自律， 尊重人的运用理性的自由， 即思想的自由。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把一切准则放置于理性的考察之中， 这样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而行动。在康德的视野里，道德培养必须以准则而非规训为基础。因为，他认为，道德是极其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人们不能把它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教育的第一要务是确立一种品格，也就是按照准则来行动的能力——开始时是学校的准则，然后是人性的准则。故而，只有个人在道德教化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个人才能做出源于实践理性的生活决定， 才能自由地实现价值判断和以行动来履行和承担道德责任。如果道德教化没有或者缺乏这种尊重，个人的自由就受到剥夺，实践理性的自律就不存在。
4.“宗教教育”。在这个方面很多研究者很少提到启蒙，一般也都是一笔带过，这当然与近代教育改革中宗教教育“去学校化”有很大关系。在十八世纪，宗教教育依然占据学校教育重要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下，康德认为“儿童必须学会首先敬畏作为生命和世界之主宰的上帝，进而敬畏作为人类之看护者的上帝，最终是敬畏作为人类之法官的上帝。”“人们必须教给儿童一些有关最高存在者的概念。他说“宗教就是……一种应用了对于上帝的认识的道德学。”宗教需要一切道德。但是需要人们注意的是，不能从神学出发进行宗教教育，因为单纯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宗教绝不会含有道德性的东西，所以，康德最后写道“道德必须先行，神学紧跟其后，这才叫做宗教。”实际上，康德依然追寻着希望在宗教教育中渗透道德教育的理想。他始终坚信“如果宗教不与道德良心结合，它就没有作用。没有道德良知的宗教只不过是对神的迷信的侍奉”小论文。所以，康德的宗教教育，我们可以说是借宗教教育之虚以谋道德教育之实。
5.“性教育”。这个方面几乎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而实际上，康德在两百多年前就提到了性教育，可谓是先知先觉者。他把性教育分为两个层次：一方面，儿童感知到性的差异；另一方面，儿童对于等级差异和人的不平等的认识。前者，康德明确的提出，针对儿童的性问题，人们不能保持沉默，“沉默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人们“必须直言不讳、清楚明确地跟年轻人谈论这事。”康德并且还针对年轻人可能遇到的一些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教导方式和教育手段，他奉劝“年轻人要及早学会体面地尊重异性，通过无邪的举动赢得对方的尊敬，并且由此寻求幸福婚姻的嘉奖。”；后者，康德认为，“必须让年轻人知道，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既成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一个人总是力求保持比他人优越。”他让年轻人平静的认识等级差异和不平等的阶级之分，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取成功的果实。除此之外，“还要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并且有世界公民的情怀。我们在灵魂中所关切的是：1）我们自己，2）与我们共同成长的人，3）以及世界之至善。”
由上不难看出康德深邃且卓有远见的教育哲学思想启蒙，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在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即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三、《论教育学》对后世之影响
历来的教育学教科书大都要提到康德及他的这本教育专著《论教育学》，这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无论康德的教育思想，还是其哲学思想，对其当时以及身后两百多年以来的学术发展均提供了极大地精神养料，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后来者。作为教育学家，他的两个最直接的受益者是赫尔巴特和费希特。赫尔巴特是康德在柯尼斯堡大学哲学讲座职位的第一个继承者，他从康德哲学中发掘出了“统觉”心理学思想，并把它作为建立教育学的基础；又从康德教育思想中吸取了最根本的内容：研究教育的哲学思维方式和道德（或伦理学）范畴的教育目的论，从而实现了对原有的教育学理论的彻底改造，建构了一种无论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观点上或是在实际应用价值上，都臻于完备的教育学体系。赫尔巴特本人曾称自己是“1828年的康德派”。
费希特则是从多方面接受了康德的影响，在哲学领域，他将康德的批判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的哲学，曾受到康德的赞赏。他将康德的主体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绝对自我是无限自由”这一基本原理，并认为这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在教育思想上，费希特将康德的教育价值论运用于解决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写了《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一书。这是他直接受到康德教育思想影响的产物。
康德除了直接影响上述二人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哥尼斯堡大学首次开设的教育学讲座，使教育学在西方学界开始被确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使西方大学成为近代教育学说和教育理论产生的重要基地和学术中心，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教育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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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命 教育 生命性教学
论文摘要：在技术统治一切的时代中，教育封闭了通往灵魂之路，对生命的异化和漠视使教育迷失了方向，离生命的原点越来越远，一个呼唤教育回归生命，以人为本的时代已经到来。文章基于对生命与教育关系的理性探索，探讨生命性教育教学的理念、特点，并努力探索出一条生命性教学的实践之路。
人是由自然生命和价值生命所构成的，无论是自然生命的发育，还是精神生命的成长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说，“人是唯一必须接受教育的造物。人只有受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已然成为一种“工具”，对教育的关注不是因为人本身的需要，而是因为社会的直接需要，为培养社会人而存在。这种工具主义的思维方式导致功利主义教育盛行，造成了生命意识的缺少。
生命性教学理论的提出是新课程改革的一大突破，该理论在认识到生命与教育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有效、可行的课堂教学实践，不仅在理论上将生命教育的理解上升到新的层次，而且在实践上也探索出具有创造性和有效性的教学策略。以下将首先从生命性教学的理论基础出发，并对生命性教学的特征和实践性进行探讨。
一、生命性教学的理论基础
纵观教育的历史发展进程，面对传统教育留下的一系列漠视生命的弊端，新世纪的教育迫切需要一个以人为本，为人自身发展，体现人的生命意义的教育理论。生命性教学理论的提出正是满足了现代教育的需要，也由于中西教育历史上对生命本性的尊重，使整个生命得到全面发展，为生命性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1.西方教育思想奠基。古希腊哲学确立了人的理念，强调对人的尊重，并使其充分发展。他们认为知识的种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教师的作用就是帮助学生自己发现真理，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柏拉图的教育引发潜能说，亚里士多德把教育看成一个内在发展的过程，是自我展开和自我实现的过程。14～17世纪的文艺复兴把人从中世纪的经院教育模式解放出来，赞颂人的伟大，提倡人的尊严，反对禁欲主义，尊重人的个性，走向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的教育是对生命的第一次追寻，他强调教育按照人的天性，促进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另一个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他提倡教育要顺应自然，培养反封建的“自然人”，主张根据儿童的特性实施教育。自卢梭的《爱弥儿》以儿童发展为本的教育，关注儿童当下的教育再到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关于“教育即自然发展”的理念，实现了尊重人权到尊重童权的过渡。六十年代兴起的人本主义教育是以马斯诺和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思潮为先导的，是以“完整的人”的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充分发挥潜能的基础上，实现丰满的人性，强调人要理解自己和他人，并与他人友好相处；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强调人向自我实现的发展。这种教育将帮助人尽其所能成为最好的人。人本主义体现了教育对完整生命的复归，对个体自由的诉求，对生命的个性呼唤。
2.中国教育思想探索。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所表现的思维方式更整体偏重人文伦理，就教育而言，由于封建制度和宗教法制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及西方，在关注个体，关注自由和个性上受到压制。但是在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群雄争起的多元文化，影响至今的是儒家和道家文化，儒家思想以孔子为先导，其中，孔子因材施教、启发式教学、学思结合等都是主体教育的成功实践。如果说儒家是通过伦常礼教来规定生命的内涵，那道家就是将人性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认为生命的本质不是外在的规定，而在于他的自然本性，教育就是把生命置于自然的背景下，使其自然本性自由发展，这就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近代受资产阶级革命影响，推翻封建制度，从根本上为教育发展人的主体性、关注自我和生命提供了保证。在近代教育史上主张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教育家有蔡元培、陶行知等。蔡元培通过自由个性的教育，培养完整的人格，在教学上尊重思想自由，顺应个性发展，在办学上追求“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陶行知在留美归国后，借鉴和扬弃其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合一”。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上改变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存方式，教育要“以人为本”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教育研究在20年前才开始关注个体生命。“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课堂中极力引发学生的主体性，成为理论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共识。其中，叶澜教授的《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的命题，从生命的动态生成角度，给主体教育作了新的阐释。该文指出突破“特殊认识活动”的传统框架，必须从更高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这包括：①是课堂教学成为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②课堂教学目标上应该关注生命的全面发展，即认知和情感的协调发展；③课堂教学蕴含着极大的生命活力，因此教学过程不应机械设计，而应具有生成性。
二、生命性教学的特征与实践探索
生命性教学是生命化教育在课堂教学上的实践表现形式，其特征表现在对生命的敬畏，对儿童的尊重，对生活的关注和对人文环境的关怀。
1.敬畏生命，让教学体现生命意识。由于生命具有两重性，人是意识动物，为意义而存在，然而没有生命的存在就谈不上生命的意义。对生命的关注首先要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保护生命。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只是知识的传授者，只注重知识技能的培养，还有责任和义务教育学生尊重生命，学会关怀他人，并与他人相处。生命性教学的目标，基础是教人珍爱生命，更高层次则在于教人体悟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理想。生命性教学是知识、智慧和人格教育的统一。把知识归结为创造性的智慧，把智慧归结为时时处在价值抉择中的人的灵动的生命。
2.解放儿童，让课堂体现生命关怀。所谓解放儿童，就是要在教育中树立正确的儿童观，一方面把儿童当“人”看，教育过程尊重人的特性，另一方面，把儿童当“儿童”看，承认童年生活的独特价值，让他们的生活充满童真、童趣。儿童的天性是自由活泼的，现在严肃的课堂纪律让生机勃勃的课堂变得死气沉沉，学生课上正襟危坐，课下狂乱反叛。犹如弹簧，压得越低，释放后反弹得越高。今天解放儿童的任务应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吧儿童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其次，课堂规训不应成为阻碍学生自由思考和创造的障碍，第三，让儿童走出成人世界，活在当下，尊重他们身心的自由发展，不要将成人的意志强加在儿童身上。
3.融入生活，让教学充满生活情境。关注学生个体生命自由成长的教学，必须在生活世界中进行。个体生命的发展不在抽象的科学世界，而在富有韧性的完整生活世界里。课堂教学不应只是将死板的知识灌输给学生，没有生活联系的知识对学生是没有意义的，更不能真正理解掌握，因此创设生活性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做中体验学习的乐趣，还学生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情境之于知识，犹如汤之于盐，盐需要融入汤中才能被吸收，知识也要融于情境之中，才能显示出活力和美感，才能被学生理解、消化、吸收。这就是情境的价值。”
4.人文关怀，让教学评价以人为本。功利性教育的盛行导致教育成果的评价也具有很明显的目的性，“以分数论成败”的观念依旧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主体性缺失和情感性缺失等弊端主要的根源。因此，努力探索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就显得极为重要。需明确的是对教师和对学校的评价源于对学生的评价，应着重探索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在具体评价学生时，评价的内容要向着多元化方面发展，既要重视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也要重视学生日常行为中所反映的道德品质、兴趣爱好、特长等其他方面潜能的发展。此外，还要注重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的考察。
新世纪初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指出，教育要满足儿童多方面发展的需要，促进他们和谐发展，教育从关注社会，作为服务社会的工具，到关注人，作为人的发展的自觉需要；从关注知识、能力、情感单一的发展到关注让人的身心完整的发展，不断的实现向生命的回归。生命性教学理论作为一个新的突破，将对新课程改革注入一股强心剂，对教育工作者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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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质量；教育研究；对话；文化创生
中图分类号：G40-0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4289（2013）07-0028-03
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者关注的重要教育论题。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之间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存在着“二元分离”。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创生一种新的对话的文化机制，促进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之间真正地走向对话。
一、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关系的实质性追问
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真可谓“仁者见仁”。不同研究者站在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的更深层次地认识和理解。但同时也因为多种视角的融合与“争鸣”，进而引发了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钟摆现象”，即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间的“平衡化”问题，争论尤为激烈。
不同的研究者尽管对两者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观点，但纵观多数学者的观点可以发现，对教育研究和教育质量两者关系的认识仍存在很多相同点。其中，强调最多的如“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间的相互融合”、“教育研究要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教育质量的提升有赖于教育研究的进行”等。这种看似很和谐的关系中实质性上蕴含着诸多方面的不一致或矛盾，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间确实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教育研究在研究的议题上是多元化的，有的研究具有前瞻性，而有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会影响教育质量的提升（在这里并没指责教育研究的质量之意）。如果我们随便地说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要“融合”、“相互促进”，这种认识是否值得商榷呢？我们是否考虑过“怎么样的教育研究才能够真正促进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升”，“教育质量真正需要怎样的教育研究，包括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内容的选择等”。
其二，影响教育质量提升的因素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如现代教育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文化基础，以及现代教育的科技基础等[1]。教育研究仅仅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一个因素，教育研究对教育质量的影响力有多大，以及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在相互影响上到底是何种关系等。对这些问题是否简单地“融合”就能解决呢？
其三，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各自有自身的文化视域，这种视域有时是相互冲突，甚至相矛盾的。如教育研究可以跨文化地进行，而教育质量的提升必须要考虑到其自身的民族性、国民性，及其本土化特征。对外来的研究（不仅仅是教育研究），有的民族或地域不能很好地与之相适应，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抵触”、“恐惧”的心理，甚至有的还持一种“鄙视”、“自我封闭”、“仇视”等态度。
不少研究者都想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力求两者间的统一，这当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事实上这两者的关系并非“有彼由此”或“由此及彼”之间的简单“融合”，两者之间有着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据此继续追问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关系之实质。
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之间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对话性关系，这种对话不是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沟通与交流，不是一种“我—你”、“我—他”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我—我”之间的对话，这种“我—我”之间的视野的交融才能够真正地使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融为一体。然而，在现实教育实践中，两者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视域的交汇，教育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都缺乏对教育质量的“人文关怀”。当教育研究走到了“象牙间”，而教育质量还像一位衣衫褴褛的“乞讨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实质上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面性的对话，也是上文所述两者为什么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融合”之故。当然，追求世界研究前沿本来是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责任，但教育研究的真正使命在哪里？在于发现教育质量的症结，进而提升教育质量。时代呼唤教育研究的回归，教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回归到教育质量本身，发现教育实践中的症结所在，并与之进行真正的“心灵对话”。然而，在教育实践中，这种双向的、平等的交流与对话实在太少，教育质量有时候被教育研究给“遗忘”了。
教育研究不仅要关注本学科或本领域的研究动态或世界前沿，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关注教育质量的提升，引领教育的进步和发展。那么，导致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间缺乏对话的机制或者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两者不能在动态发展中保持平衡？
二、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二元分离”现象的文化透视
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在现实教育实践中处于“二元分离”状态，这在上文中已有论述。那么导致这种“二元分离”的原因何在呢？这也成为了许多学者们苦苦追寻的问题，即教育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教育质量，如何更好地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目前不少人对教育深感“怨恨”。如不少人认为高等教育中经济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按照现在农村的家庭收入水平计算，仅靠农村的家庭收入很难供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针对这种现象，“读书无用论”、“教育无用论”等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日益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观念。这种观念如果持续蔓延的话，不仅会影响到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同时也将不利于我国整体国民素质的综合性的提高。而导致人们“抱怨”教育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质量，无论是基础教育、中职教育或普通高等教育。除一些教育机制的原因，教育研究应该承受更大的教育责任。
教育研究不仅仅是研究教育中的专业化问题，同时更要关注教育质量的现实困境。但在现代技术理性占主导的时代中，教育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日益严重，教育研究成了理性时代的附庸，追求的更多的是物质财富的拥有和享用，教育研究在功利化的驱使下失去了自身的精神家园。这不仅是教育的“悲哀”，同时也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更难于真正提升教育的质量，两者间很难实现真正的对话。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之间形成“二元分离”的形态，其主要原因是在技术理性占主导地位、功利化取向日益严重的现时代中，两者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对话机制，这种文化的缺少，使得教育研究和教育质量间彼此疏离。这也进而导致了两者的相互分离而不是相互融合或促进。
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间对话文化机制的缺失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将会影响到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本身的提升。鉴于此，加强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间的对话是社会及其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应然选择，同时也是每位教育研究者理应考虑的重要教育课题。
三、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走向对话的文化创生
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之间要真正地走向对话，就必须创生一种新的对话的文化机制。
（一）人的发展是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走向对话的核心
“教育质量是对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评价”，“最终体现在培养对象的质量上”[2]。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关注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无论是哪方面的教育研究，其关注的核心都应该是人的发展问题。当然有的教育研究，如教育政策研究、教育法规研究，教育投入研究等，虽然不直接涉及到人的发展，但其终极目标仍然要回归到人的因素。如果说在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大写的“人”的因素被忽略了，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很难或者说不可能真正地提升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的文化创生首先必须将人的发展置于首位，同时人的发展也应成为这两者进行对话的核心因素和沟通的桥梁。
（二）创生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间平等的对话文化机制
平等的对话机制即是一种“我—我”关系的对话。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两者间要建立起真正的对话话语体系，必须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文化机制。教育研究的主体是人，教育质量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处于一种客体地位，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里的教育质量不错”、“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办得很好”等话语。教育质量经常是根据某些客观性指标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而进行判断的。但这种判断经常导致人们的质疑，争论甚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教育质量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很难用一个比较合理、科学的手段进行评价。教育研究的动态性更强，具有前瞻性、国际性等特征。因此，教育研究必须考虑到如何更好地处理其与教育质量间的动态性平衡问题，尽管教育研究对教育质量有着很强的引领性和启发性，但必须要回归到与教育质量间的平等性对话之中。
（三）创生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间自由的对话文化机制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间的自由主要是指教育研究可以从教育的现实层面出发，追寻教育质量的症结和不足，并可对教育质量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表其自由言论。当然这里所谓的“自由言论”并不是一种无中生有或者说是“凭空制造”，而是教育质量中确实存在的“真”问题。而教育质量同时也必须以一种真诚的态度予以回应，并与教育研究者进行共同的对话与交流，创造出一种自由的、和谐的对话气氛。当然，这种自由气氛的形成在现实教育实践中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阻力的，如教育研究者深知其教育质量的某个问题，但迫于各方面的原因，不能够直接地将其揭露，并公开于世，因此只能以某种委婉的话语与其对话。同时，教育研究也可以受到教育质量的批判或质疑，研究者必须对自己时刻进行反思，随时审视自己的行为。因此可以认为自由对话文化机制的形成是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相互进步的必然选择。
（四）创生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间民主的对话文化机制
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间要形成对话，除内部机制的相互调节外，还需要外部环境如社会政治制度、管理体制等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其中民主教育氛围的创造是教育质量与教育研究两者间形成对话文化机制的外部保障条件。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的终极目的可以说就是要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以及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进步。鉴于此，政府有责任为教育研究创造出更有利的研究条件、吸纳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办学理念、大胆创新教育模式，进而促进教育质量的全方面提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质量无论是在数量或质量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整体教育质量还需要不断地改进。而为教育研究与教育质量创造出一种民主的对话文化机制实为促进我国教育进步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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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现代 现代美育 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9-0043-02
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开始兴起。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想与新文化,使我国美育在民主和科学思潮的鼓舞下,引起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普遍的关注。“五四”以后,美育依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论题,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元培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我国美育和学校艺术教育的历史进程经过不断的改革、充实,艺术教育学科建设趋于系统化,从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课程建构到教材编写,都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美育理论框架。当时的美育实践基本是按照以审美的方式启蒙大众,即塑造符合新文化的道德标准、科学标准和审美标准的“新人”。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大众化的小说和戏剧书写新的道德意识、科学观念和民族理想,使重塑国民性成为中国现代美育启蒙的核心。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现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拥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涉及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理论构架、操作原则等方面。关于中国现代美育建立的研究文章,如杨平的《中国现代美育之建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作者认为从范式的角度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其至少要涉及到几种学科范式的转换,一是美学范式的建立,二是教育范式的转换,最终才是美育的建立。并且认为美育在世纪初是一种宽泛的教育范式,也就是说,美育是一种大美育的观念和体系。关于其理论构架的,如杜卫的《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现代美育学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自己的范畴系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继承与借鉴中创新。关于其操作原则的,如易健在《“通过自由给予自由”――谈现代美育的操作原则》(《美育时代》,2006年第2期)中提到,现代美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自由性原则、交流性原则、体验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深远性原则。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审美教育活动其具体的操作原则既要遵循审美活动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如何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科学地总结、制定出现代美育科学的操作原则与实施手段,是现代美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经久不散,这和它本身的种种特点和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因而其本质特征及特点也是研究内容之一。姚全兴在《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特点》(《江西教育科研》,1989年第4期)中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的统一性;人生(社会)和艺术(美)的结合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关性;现实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二重性这四点。姚晓南的《论现代美育的本质特征》(《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中,作者认为美育不应被排除在教育方针之外,把美育看成是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从而取消其独立性,不利于美育的实施,也有悖于美育的本质。现代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这一本质使美育明显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决定了美育具有自由性、愉快性、个性化和非实用性等教育特征。
易建在《现代美育是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生命教育》(《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认为,美育确实是一种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本体、本源的教育,一种全方位的生命教育。美育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人的自我完善、自我优化。
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美育是一种偏于感性的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始终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的生命的教育。这一观点在其专著《现代美育研究》中也有体现,并且更为具体。姜艳华也认同这一理论,在其硕士论文《现代美育与人的感性发展》(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性范畴,“审美”的核心意义本来是“感性”,“现代美育是一种促进感性发展的教育”。
陈建翔在《现代美育:从结构主义到节奏主义》(《教育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与《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学术论坛》,1992年第2期)中,都提到了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的关系。前者认为现代美育在“立美育人”过程中,不但需要结构主义的观点,而且应当建立节奏的概念。受教育者主体的生命节奏是他们审美学习的重要条件和立美发展的“核心细胞”,现代美育应把它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后者认为现代美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美育,它是指“要将美的准则付诸教育的操作形式、内容结构和目标系统本身,建立教育与美的内在本质联系,创造出教育自身的美,亦即达到‘立美育人’。”在这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寻找和确定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作者认为,人的生命节奏是人感受客体之美以掌握世界的内在的方法论,是人建立主体之美以获得全面和谐发展的核心细胞,因此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是人的生命节奏。
关于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研究文章,如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及艺术教育的实施,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中对20世纪上半叶以蔡元培和鲁迅、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美育理论进行总结,并对以刘海粟、丰子恺、颜文梁等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育理论和艺术教育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现代美育的功能的文章,如李政云的《现代美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育探索》,2002年第7期)。文章通过对现代美育的阐释及其与创新精神间内涵联系的梳理,揭示了现代美育的感性教育、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功能,及其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认为现代美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对生活、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徐景熙的《现代美育与现代人格塑造》(《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现代美育是美育的“与时俱进”,是为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的自身的机制更新、功能更新。它除了具备传统美育形象性、情感性、渐进性等特点外,还应注入新质新貌,形成自由美育观、发展式美育观;以多元化、个性化、高品位的当代审美文化提高受众审美层次,弘扬民族精神,完善、优化现代人格塑造,促进人的自由、主动发展。
此外,还有对现代美育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的文章。如杜卫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中,作者首先对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论述了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最后指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局限。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另外,张雪在《综合美育是现代美育模式发展的必然形态》(《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首先谈到了现代美育模式理论和实践框架的建立发展及弊端。作者认为当今的美育模式是种片面美育,其在教育心理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和自身在根本上难以克服的弱点,必须进行改革。而具有合理性、可行性与优越性的综合美育的实施,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可行的模式。
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具有回顾性、总结性、前瞻性的文章,如段茂南、杨留兵、段晓静《百年中国美育的回顾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美育和艺术教育发展与演进的艰难历程,指出美育和艺术教育对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就新世纪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目标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梁红燕的《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梳理了我国20世纪美育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美育研究的理想色彩与教育、心理研究的片面性以及美学界与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缺乏共识等问题,提出未来美育研究需关注或改进的地方。作者认为20世纪的美育一直处于“附属性”地位,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脱节现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美育发展中得到改善。
谭好哲在其《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初步探索时期,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恢复以至繁荣发展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探索各有其关注重点和时代特色。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为兴业强国的目的而新民立人,始终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目标和使命所在,从而使中国现代美育具有了深刻的历史与人文蕴含。而程镇海则在《从“立民”到“立人”――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转向》中梳理了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肇始、衍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展示了本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终完成从“立民”到“立人”的转向。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之,目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已趋向成熟。由于中国现代美育的思想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该课题仍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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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教育 通识教育 发展观 中国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8-010-03
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高校扩招后,我们更经常听到大学老师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不好办了。还有一种常见说法是,通识教育把教学质量降低了。要探讨这些看法有无道理以及实际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辨析大众教育、通识教育的理论及其发展。
本文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同通识教育的发展观相结合,初步探讨大学教育的一种发展观架构。
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学教育不断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高校内部具备了更多的发展条件,但相比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杨黎明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规模较小,比例很低的大学生常被视为社会精英。及至1999年,政府基于社会经济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举世空前的大发展阶段,直到2007年国家审计署开始控制招生规模,将重点更多地转向提高质量,才告一段落。
将近10年的扩招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好处。对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从精英教育跨入了大众教育阶段。除此之外,其益处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人的方面,使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提高素质的机会;在社会层面,有利于发展经济、推迟就业等等。
高校规模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内部,表现在教师、教学、管理、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和不足。此外,上述的两大方面好处也尚未很好地实现:就人而言,学生的素质不够高;就社会而论,高教对社会经济贡献有限。
有众多观点和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和问题做出了各方面的探讨,但至今研究还很有必要深化。在各种理论中,有两个相当突出并对中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通识教育理论。前者是国外从规模扩张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观;后者则是从教育的功能角度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
大众教育理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丁・特罗(Martin Trow,1926-2007)在归纳了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刚刚经历的迅速扩张后,于1972年提出的。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其规模等级分为3个阶段:当社会的高校毛入学率很低时可称为精英教育(Elite education)阶段,超过大约15%后就会进入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阶段,当毛入学率高于50%后就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特罗强调高等教育本身这1个方面的量变,最终必然引发高等教育内部至少10个关键方面的质变(潘懋元、谢作栩做了最早的引介)。此观点很快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诸理论中简洁鲜明的一支,并开始对不少高等教育规模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亚洲,此三阶段论被日本改造发展,推动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潘懋元、胡玉君等人对此有具体的论述。大众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正值1999年政府开始大幅扩招之时,由潘懋元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把此理论引入。之后,提前实现15%的大众化目标,成为政府力争实现的任务。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因大众教育理论而加速,那么,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有什么贡献,对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有何助益和缺欠呢?下节对其精华和不足做一小结,以备引出进一步的理论。
二、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同特定的教育发展观密不可分。马丁・特罗的大众教育理论中的一些相关观念,至少有三个方面可能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所助益。但这些助益有多大,能够形成本质上的指导作用吗?
1.量变引发质变的观念有多大意义。大众教育理论认为毛入学率突破15%后,这一高校规模的量变就会导致一系列深刻的质变。这一判断十分简明、实用,但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论。这一尺度大体符合马丁・特罗所归纳的不少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程。但量变同质变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这么简单。
潘懋元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结合中国情况对特罗理论的修正,即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他还引用韩国、英国、甚至特罗理论来源的美国的发展历程,论证“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过渡阶段所存在的局部质变推动总体量变的特征”,即毛入学率在远低于15%时就已经开始了朝向大众教育的质变。这一修正可以看为对大众化理论的完善。在后面对通识教育的分析中也能看到,中国、美国高等教育基本理念的变化在精英教育阶段早已发生。例如中国的毛入学率在1990年仅为3.4%,在大幅扩招前的1998年也只有9.8%(黄悦等人的数据),但在中国的精英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理念。
但以量变为依据来划分发展阶段仍有一定的意义。中国在2002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特罗所警示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果然出现了,但我们在许多方面却未能充分重视特罗的预警来对现实问题做出更好的回应。而且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区域的高等教育在全国平均毛入学率远低于15%时就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这是由中国分化巨大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于经济学和社会研究中很受重视的中国二元结构问题,在大众教育的讨论中却提及不多:于海棠借鉴经济学家胡鞍钢“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观点初步提及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极度区域不平衡,黄悦指出“少数发达地区如上海和北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于2003年分别达到53%和52%”。中国的特点是,占人口比重较小的城市区域,却是高校学生的主要来源地和主要就业去向。中国的城市适龄人口早已出现了大众化阶段典型的入学机会大、质量下降、甚至就业困难等特点。可以认为,对大众教育理论的恰当运用,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发展观。
2.大众教育理论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于此论题,国内外已有很多讨论。主流的观点认为大众教育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或此或彼的质变做出预警,而理论的数量指标只不过是一种预警信号,是次要的(杨黎明、胡玉君等多人对此都有论述)。特罗本人在接受邬大光访谈时也澄清道,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15%的数量指标“没有任何数学工具的支撑,或者说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它是我的一种想象和推断,是一种根据事实而进行的逻辑判断……并不代表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邬大光因此提醒人们对大众教育阶段论的作用不要抱过高的期盼,它主要是一种笼统的预警理论而非目标理论。国内应该继续纠正广泛存在的以其为发展目标的较盲目的发展观,以减少高等教育发展的混乱。
大众教育理论的预警作用固然十分简明、重要;但不仅其量变指标是笼统的,而且作为核心的10项质变指标也较为笼统,不能完全适合各国高教发展的历程。不过,人们似乎也不必要为此而否定它。本文认为它作为一个架构,可以部分含纳其它研究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论,如通识教育理论,以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3.高等教育的新阶段对于旧阶段如何抛弃或兼容。比较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三阶段所赋予的10种性质,让人感到这三个阶段的性质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三个基本性质方面,即平等教育观、教育理念与功能、以及课程设置方面,差异相当悬殊、分明。这似乎表示着不同的阶段是难以相互兼容的。因此特罗教授对邬大光特别提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可以共处于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这种可贵的兼容,甚至使美国的精英教育有了实际进一步的发展,也使得大众教育的理论在应用中可以避免简单化一的刻板观念,增加教育的多样性。但也要注意反面的例子:意大利试图在精英教育的体系内发展大众教育甚至普及化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悲剧”(见黄悦等文)。
这些反差带来一个似乎不常被问及的问题: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在基本性质上(除了普及程度以外)的差异应该如此巨大吗?其实,前面已经提及的特罗对10种性质的表述同真实情况相比是有失简单、偏颇的。高等教育更为本质的属性在各个发展历程中应该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教育阶段背景下的通识教育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回答。
4.大众教育理论的不足及可能的扩展。从上述大众教育发展观的三方面贡献可以看出,它在具有鲜明优势的同时,也有不少缺陷或未能触及的领域。这一理论视角更多地是一种“学术概念”,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在多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并存的西方“并没有被广泛采用”(邬大光语)。其主要欠缺可归纳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上,它缺乏同社会经济的关联分析(方展画的观点);在发展的内部动因上,没有从人自身的发展观方面深入探讨教育的功能。但本文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理论架构,部分包含进其它的高等教育理论,例如下节浅述的通识教育理论,来一同更好地探讨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三、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马丁・特罗在他对高等教育三阶段10种性质的表述中,大致将每个阶段同一种典型的教育理念对应起来。他基本上认为,精英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持有自由教育的理念;大众教育持有专业教育的理念;到普及化教育阶段则转为通识教育的理念。这种简洁又分明的分类被中国不少高等教育研究者直接使用。许多文章认为由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大众教育应以专业教育为其主要发展观。
诚然,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大致走过了从自由教育为主宰,到专业教育兴盛,最后到通识教育渐居主流的历程。但这先后三种演化的发展观在西方的进程中,并不是同特罗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一对应的,甚至在美国更不对应。考察中国高教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观,恐怕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及西方高等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历史和渊源做一简析。
1.中国及西方高等教育中的专业教育发展观。上世纪中期,中国全面引入了前苏联的高等专业教育体系(见黄福涛2007年文章)。虽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在初等、中等教育中被较多提及,在高等教育中却少有体现,教育的理念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进一步加强了教育的目的是为应用这一功利主义发展观。倾向于人才即“人材”的实用性理念使得专业教育被强化。前已提及1990年中国毛入学率仅为3.4%,基本上是严重的精英教育,但当时专业教育的比重却比当今大众教育阶段高很多,这同特罗的对应关系基本相反。未来的中国随着大众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通识教育的更加普及,这二者的对应关系应该更明显地相反于特罗所说的大众教育以专业教育为本。只有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才应该与特罗的表述相同,即通识教育更居主导。
西方的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或称职业教育,是作为自由教育的补充或对立面在近代出现的。黄福涛在其2006年的文章中介绍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西方高等教育最早的理念,起源于古希腊雅典培养道德、心智、身体与美全面人格的公民教育:就目的和功能而论完全不为实用,而是为着人的理想发展;就对象而言是居少数的非奴隶的自由民;就课程设置来看包括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自由教育的词源来自其后古罗马时期的“灵魂的耕作”,再后逐渐加入了实用性的医学、建筑学课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催生了科学革命和人本的实用主义。社会的需要使大学的医学、法学、神学等专业教育成为主流(自由教育改为在大学预科进行);到19世纪,专业教育已经在规模不断发展但仍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的美国占据了高等教育发展观最主流的地位(徐小洲对此也有介绍),但以哈佛和耶鲁大学等传统大学为代表的自由教育并未消失。
2.西方及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发展观。虽然专业教育的发展同教育民主化和规模扩张有密切的联系,如潘懋元等提到,美国19世纪下半叶新型的公立“赠地学院”开始向更多大众传授职业技能;但是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及实践没有继续主宰很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逐渐让位给通识教育(见皮凤英论文9-10页)。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中,黄福涛发现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往往对应于精英教育的晚期,通识教育往往在此时兴起,并将于大众教育或普及化教育中逐渐上升为本科教育的核心。
正在专业教育于19世纪逐渐兴盛之际,自由教育已经逐渐演变成为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的发展观: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功能等不少方面同自由教育往往可以混用,皆旨在人的更全面发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识教育倡导非少数人的、民主的教育。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 Newman,1801-1890)曾这样论述自由教育的价值,“虽然实用的未必总是好的,好的却总是实用的。好的事物的属性之一是它不仅本身是好的,而且能够再产生出好的”(徐小洲译)。哈佛大学通过1869、1909和1945年的三次教学改革,在美国以至世界率先创立了通识教育的发展观和课程体系(陈向明文),使通识教育在美国刚刚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就迅速扩展,并很快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
通识教育追求不计功利的人的发展,是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更高级的动因;而讲求实用的专业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得力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可以结合互补,促进教育及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大众教育阶段,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的培养逐渐从本科教育上移到研究生教育中;而一般的职业人员的教育大多下移到中等职业教育中完成。这使得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理论和成功的案例表明,以此高等教育发展观培养的学生能对自我和社会都更为有益。
中国的通识教育发展深受美国的影响。依黄福涛的研究,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传入日本(译作一般教育),1951年传入香港(译作通识教育),1956年影响中国台湾(先译作通才教育,后改为通识教育)。中国在未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1994年就开始大力推动以“厚基础”、“宽口径”和“高素质”为理念的素质教育,这可视为通识教育的雏形。几乎与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热潮同步,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并把它迅速推广。
如今中国的通识教育仍在迅速发展之中,仿照美国模式建立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体系已具雏形,并在继续完善。然而观念和现实的不少因素仍然对其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
3.西方及中国普及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与对策。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发展以及成为合格有用公民的基本素质,其理念重要但似乎实用性不强。在经济竞争和就业竞争激烈的大众教育条件下,这一更好的教育模式不会一帆风顺地发展。即使在发展较好的美国,人们对通识教育理念的接受程度也不十分高。当遇到社会经济等外部问题时,通识教育的发展可能遇到较大的阻碍。如皮凤英所例举的(在其论文第10页),在美国1970年代经济危机时期,高校为了争夺减少中的生源,曾极力迎合学生对求职的关注,加强专业教育,消弱通识教育。
在中国,通识教育发展观的普及会遇到比西方更大的阻力。在黄福涛(2007)的一项关于本科教学改革的问卷调查中,“美、日、中三国回答‘本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作为一般市民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的百分比分别是82.5%、62.7%和59.2%,美国的比例显然高于中日两国”。中国推广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至少有3个方面。(1)若从教育体系内部看,中国的教育机制存在着更多的问题。(2)若从外部的社会经济因素看,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难处,使得多数学生的择业挤向城市里较稳定的部门,易于使专业教育的需求过度。(3)若从学生及社会的观念来看,高等教育长期重视专业教育的功利观念难以很快减弱;更为深层的问题还有中国自古流传的“学而优则仕”等功利主义的观念,使人们容易把本科专业教育的减少误解为教育质量的降低。
针对这三方面的阻力,有效的对策恐怕仍有赖于在这三个方面促成更好的变革:在高等教育自身,更为健全的教育大众化和更为正确有效的通识教育会减少对通识教育的抵触和疑惑;在外部环境方面,更合理的经济改革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扩大学生的就业面;对于人们的观念,希望借着更好的教育和关怀,提高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学习观和就业观进行变革。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作为一个简明的预警器和发展阶段的框架,有其应用上的长处与短处;而在历史中形成并深化的通识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功能有着深入的洞见,但需要配合相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应用。本文认为两套发展观有部分的重叠和联合应用的可能。将二者在理论和具体发展历程中联合运用,有可能形成对高等教育发展观更深刻的理解,和对高教发展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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