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11 17:36:27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后现代化；时空压缩
中图分类号：C912.82；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42－0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议》将新农村建设定义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因此，很多学者也从现代化的角度去理解新农村建设。例如，有学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战略基础”；有的则提出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和把握新农村建设。
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新农村建设仅仅视为一种政治纲领，而是从学理上对其做一个辨析，新农村建设意味着什么呢?还能够和“现代化”简单地划等号吗?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对现代化有过深刻反思的当下，新农村建设是否还有超出现代化内涵的新意蕴呢?
一、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及其问题
作为发展研究的主流理论，现代化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于西方国家，是“冷战”的产物，其目标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与模式为标杆，引导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倒向资本主义的阵营。雷迅马说：“美国政策制定者越来越把现代化理论看做是一种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思想。我要指出的是，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因此，现代化理论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现代化理论的种意识形态色彩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践中体现为两个具体的方面，即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内容和现代化的手段。从内容上说，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视为一个从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的转化过程。在个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与现代状态相联系，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与传统状态相联系，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从发展中国家当下的传统状态走向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状态。从手段上说，现代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战略中持一种指导者、规划者的姿态，对发展中国家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样一种发展方式后来也感染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展决策部门，它们在国内推行发展战略时，同样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策略，而无视具体发展地区和发展的目标人群的实际需要。
对于两个方面，学术界都有针对性的批判。对于现代化发展的内容，弗兰克指出，现代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理解为发达国家现代化之前的“传统”状态，是一种错误认识。他说：“我们对不发达国家历史的无知，往往使我们以为不发达国家的过去甚至现在是和目前发达国家的早期历史相类似的。种无知和种设想使我们对于当代的不发达和发达状态产生严重的错误认识”。弗兰克区分了“未发展”(undevelopment)与“不发达”(underdevelopment)两个概念。他指出，“未发展”是发展以前的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发达”并非一种传统状态，它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并非如现代化理论所言是一种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状态，而是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掠夺、剥削所导致的一种落后状态。弗兰克的个观点几乎颠覆了现代化理论以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转化为基石的理论架构。
对于现代化的手段，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那些由国家发起的、标准格式的、简单化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工程给发展地区的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因为以种方式“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地服从规则地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一点。”班努里对现代化发展模式持根本拒斥的立场。他指出，现代化理论减损其它可供我们选择的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模式，并且压抑第三世界本土自发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的潜在动力。
现在，我们可以从现代化内容和手段两个方面分别去考察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性质，看看用现代化来定义新农村建设是否合适。从内容上说，现代化理论的前提是传统状态与现代状态的对立与转化。那么，我们当下的农村是属于传统状态吗?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还较为落后，很多农民还不富裕，农村还不太文明。但是，种状态的农村是否就是传统农村呢?即使撇开新中国建立前由官方推动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民间力量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不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从那时起，中国的农村就不能再跟“传统”简单地划等号了。农村公社化、农业集体化，些努力本身就属于一种现代化的规划，虽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传统状态和中国农民的思想意识。其后，中国农村经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30多年改革洗礼，虽然还未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农村的发展水平，但是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组织方式的革新、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些都已经使得目前的中国农村不可能还是一个“传统”农村。中国农村目前的状态只是一种不发达状态，而不是“传统”状态。既然如此，我们把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划等号是不是有些简单呢?因为目前的中国农村并不是传统农村，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就不再简单地是一个从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化的问题。故而，用现代化理论是无法充分概括新农村建设的内涵的。
因此，客观地看，新农村建设包含现代化的未竟事业，有现代化的成分，但是新农村建设并不仅仅是现代化问题，新农村建设的含义超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内涵。
从现代化的手段上看，现代化理论及其实践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方略。种手段无视本土性、无视地区差异、无视人群差异的弊端已经在发展实践中显露无遗，遭到了学界的批判和发展地区的抵制。如果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被定位为现代化，那么是否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实现手段也是种现代化式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宏观发展规划呢?事实上，以样的现代化理念为指引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践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诸多问题。首先是白上而下的发展规划方式阻断了农村的主人――农民自身
对新农村建设的参与。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民动员不足，农民参与不进去。潘迎春认为：“中央虽然也注意到了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但新农村政策依然难脱传统的政策运行体制，从各地来看，基本上还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推动……在强大的公共权力面前，贫弱的农民既失去了参与的热情，更没有参与的渠道。”其次是种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发展规划忽视了农民的感受，甚至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拿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村土地的流转来说，就不无问题。《新京报》2010年10月7日报道：宅基地腾退，村民称“被代表”；《新京报》2010年11月5日报道：“新圈地运动”在“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政策可能给予了政府更多的权利，而农民很少能真正有发言权。
所以，如果以现代化理论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的方式进行新农村建设，其结果可想而知。也反过来说明，以现代化理念去把握新农村建设是有所欠缺的。
二、新农村建设：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新农村建设不能与现代化划等号，那么新农村建设除了完成未竞的现代化事业，还有什么历史使命呢?现代化自上而下的发展手段弊端重重，那么新农村建设又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手段呢?
其实，对于些问题，从一些著名的学者、官员或政策研究人员对新农村建设的不同理解中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林毅夫从农村拉动国内消费需求，即“拉动内需”的角度理解新农村建设”。陈锡文认为，新农村建设有四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要把坚持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作为第一个原则，(2)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3)要通过城乡统筹的办法，针对农民最关注又最无奈的突出困难，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4)要让农村有个新的面貌，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温铁军则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放弃单纯追求GDP的目标，而应该追求综合发展、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他强调农村和谐社会的建构，强调农民合作，主张引入外来志愿者帮助农民发展各种社会文化组织；强调农村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的全面恢复。郑新立注重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庄建设，强调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和公益项目的建设以及农户自主参与、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的建设。
可以看出，林毅夫、陈锡文的观点与温铁军、郑新立的观点有所不同。前面的两种观点倾向于强调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增长、生产力和宏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国家自上而下的规划；后面的两种观点则更倾向于农村社会文化的建设、农民的合作和参与、农村传统的价值以及农村公共性的建设，并不一味强调经济增长的绝对重要性。可以看出，前面的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跟现代化理念是有亲和性的，而后面的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则跟后现代化或者后发展话语有更多的亲和性。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在个过程中，现代化理论最看重的是经济层面的转化，即经济的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认为经济现代化的“滴流”效应可以自动带来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理论的种理念也被称为发展主义。发展主义是指“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是战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除了发展主义倾向，现代化理论还钟情宏观的发展规划，忽视发展地区的地方性、差异性、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参与性。可见，我们上述的前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和现代化理论的些特点是较为接近的。
后现代化话语或后发展话语是在反思和批判现代化理论或发展主义话语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事实上，当现代化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践纷纷落败之时，对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的工作就被一些持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提上了学术议程，后发展或者后现代化的理论主张相应地走向发展领域的前台。
凯蒂?加德纳和大卫?刘易斯指出，“本质上，现代化是一种进化论思想，它以工业化、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及都市化为依据，认为所有国家都处于一个直线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阶段，并最终将成为一个工业化、都市化与有序的社会。”而“后现代强调多样性、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及发展话语的殖民根基，强调第三世界问题”。
发展人类学家对发展主义的发展规划“最常见的批评之一是它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种批评认为，发展规划由来自远方的项目官员制定，些官员对于将要实施干预的地区或社区的状况、能力或需要一无所知。在种情况下，把他们所制定的项目强加到社区而不让社区参与到决策过程的做法，注定了干预活动要失败，因为只有来自‘草根’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作为发展项目主体的‘行动者’，使参与式发展、‘农民第一’运动及‘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等思想盛行起来。”
现代化的经济至上导向也遭到了批评，沃勒斯坦感叹：过去30年来，“人们几乎一致接受的社会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其他目标恐怕难以比拟。”
埃斯科巴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发展话语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个以草根运动、本土知识与文化、大众权力为发展基础的后发展时代构想，在个后发展构想中，他“呼吁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回归”。
美国学者殷格哈特(Inglehart)在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一书中，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新趋势称为后现代化。他认为，在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是核心目标，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在后现代化阶段，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核心目标是增加人类主观幸福和生活价值。
些思想可以统称为后现代化思想或后发展思想。后现代化或后发展思想强调发展地区传统和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注重发展地区民众对发展的参与，注重“草根”的发展、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由官方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标准化规划，注重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发展而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率。因此，我们说上述的后两种新农村建设观点更倾向于后现代化或后发展话语并非妄言。
从上述分别倾向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两类不同观点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的确存在着两类性质相异的任务及其实现手段。一是现代化性质的任务，强调农村经济发展，如农业的产业化、农民增收、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些目标，其实现途径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宏观制度与规划；二是后现代化或后发展性质的任务，强调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如农村社会与文化组织的发展、农村公益项目的建设、农民的合作、对传统价值和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对差异性或多样性的尊重。对于些目标，其实现途径倾向于发展地区民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合作。
三、新农村建设：时空压缩下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
如果新农村建设有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类性质相异的使命，那么就有样的问题：一般来说，现代化性质的任务和后现代化性质的任务本应该是属于不同时代的任务，怎么会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中交织到一起了呢?而且中国农村的发展水平似乎离
后现代化也很遥远，怎么会有后现代化的使命呢?
就涉及到了一个“时空压缩”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问题与后现代化问题的确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早在工业革命之后就已实现，而后现代化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代以后才在西方出现的社会发展变迁的新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样的发展中国家，“时空压缩”的发展特性使得我们在发展路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了不同的轨迹。
“时空压缩”本是戴维?哈维提出来用于概括现代人的时空体验的概念。景天魁将其加以改造，用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建构性场景”：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先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然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而当代中国就不同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第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对话结构由二元变成了三元；第二，在欧美，三者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在当代中国，却必须把三个本来相互冲突的东西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就是发展社会学意义上的“时空压缩”的含义。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全球一体化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压缩”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种“时空压缩”特性，所以传统性问题、现代性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三个在西方国家本属于三个不同时代的问题在中国就被压缩到了同一个历史时代。具体到新农村建设，就是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和后现代化问题被挤压到了同一个历史时代，中国农村的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政治的民主化些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尚未完成，后现代化的参与合作、地区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尊重传统、生活质量等问题又不得不被提上议程。后现代化的新任务一方面是出于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而出现的，例如，因对现代化摒弃传统的理念的纠偏，后现代化提出了尊重传统的新理念；因对现代化自上而下的发展规划的反叛，后现代化提出了民众参与合作的新发展途径；因对现代化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目标的质疑，后现代化提出了追求主观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因西方的一些新发展趋势和新思潮的影响所致，例如参与式发展理念与实践、地区发展理念与实践、新公共管理理念与实践，等等。些新的发展理念与趋势源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化发展的表现。中国的发展水平虽然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些新的发展趋势和理念会很快传播到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发展实践。
目前看来，中国农村建设中的现代化任务和后现代化任务还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同时存在，无法相互取代。例如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属于典型的现代化任务，要实现建设新农村的目标，些任务就无法绕开。些任务不完成，后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和谐、生活质量、尊重传统等任务就是空谈。但是，仅仅专注于农业产业化样的物质性现代化任务，忽视了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文化传统等后现代化的“软”任务，也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
北京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面对世界难题
北京市京郊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正在面临二元经济、二元社会,从而导致二元金融的世界难题,这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北京仍是一个非典型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结构,由此带来非典型二元金融结构
虽然北京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上领先于全国,财政投入力度也是连年扩大,加上北京市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区位优势,使得北京市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上是率先发展的。但是,从城乡收入差距、三大产业发展差距、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状况、社会结构、文化教育与卫生状况等多方面研判,北京市目前,并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结构下。因此,农村金融难题,以及现代型金融体系与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不适应也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北京同样面临农村融资困难这样一个世界难题。
关于北京市非典型城乡二元经济的特征,我们仅用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民收入结构特征来作一描述(见表1)。
表1表明了北京市城乡收入差距及其不断拉大的状况。在1978～1985年间,由于农民率先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城乡收入差距由1.62倍一度缩小到1.17倍,城乡差别已经非常细微。但在1985年后,城市居民从改革过程得到的利益分配一路上升,并远远超过农村,这使得城乡收入差别由1.17倍一路上升到2006年的2.32倍,并在2007～2008年稍微回落到2.30倍。北京市城乡收入差别状况,虽然比全国3.3倍的差距情况要好,但仍显出非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特征,远远达不到城乡和谐发展的要求。而且,不仅城乡之间差距很大,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差距更大。2007年的一项20%高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对比统计表明,20%的城市居民高收入户收入是20%低收入户的3.90倍,而农村则达到5.17倍。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同样也大于城市。
与北京市的非典型二元社会和经济结构相适应,北京市的非典型二元金融结构明显。二元金融和金融城乡差距的特征表现为五个方面。
为农村提供的金融服务机构单一。比如,北京农商行一枝独秀,2009年上半年农商行涉农贷款发放规模为351亿元,占全市涉农贷款余额的48%,占乡村贷款余额达80%以上。
银行网点覆盖率较低。据零点公司调查,北京市村庄距最近银行网点的距离均值为3公里以上,只有5.6%的村庄在0.5公里内设有银行网点,近10%的村庄5公里以内无银行网点,农村金融服务便利性远低于城市。按人员计算,北京市十个郊区县,每万人拥有的银行网点数只有1.7个,比城区少0.5个。每万人拥有银行服务人员的数量是20.6人,比城区少31.8人。若比较产值贷款额差异,北京市十个远郊区县,每百元GDP拥有的贷款仅为80元,比城区少181元。
金融服务产品单一。金融服务方面连基本的“存放汇”这三大业务都相当缺乏,在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吸纳存款为主,缺乏灵活、多样、适合“三农”特点的金融服务产品。
农民面临巨大的金融排斥。主要表现为信贷排斥,即农民贷款难。原因有三:一是农民资产无法作为有效抵押品。农民最大的资产是房屋、宅基地、土地经营权,但几乎没有估价抵押和变现的机制,面临诸多制度和法律障碍。二是农民贷款担保难。据北京农商行调查,农户通过第三方担保获得贷款的比例仅占11.7%,其中商业担保公司担保不过6.72%。三是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不能通过实施贷款联保、合作组织担保等途径获得贷款。整体而言,十个郊区县人均贷款余额是2.4万元,比城区少15.8万元,贷款总额是1509亿元,仅占全市的7.6%。
农户贷款成本高,贷款手续比较繁琐。据北京市组织的调查显示,北京市农户万元贷款成本比城市高115元。实际上,北京市是中国资金最为聚集的城市。到2008年9月末,北京最大的十家集团客户的贷款,占到各项贷款余额的近三分之一,占32.7%。一方面,这是北京总部经济的效应;另一方面,却又可看出城乡信贷投入的巨大差异。
北京在正式金融安排上十分发达,但不足以解决农村金融难题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最新颁布的涉农贷款统计制度,到2008年底,北京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689亿元,占北京市本外币贷款余额的2.99%,或者人民币贷款余额的3.45%。大大超出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的1.1%,显出北京市农贷的公平政策,远高于全国状况。
在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结构条件下,实际运行着二元金融体系。一方面,有一个现代的正式金融体系(以获得金融许可证,纳入金融监管范围与否,来区分正式和非正式金融)来为城市和工商业者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又有一个传统的非正式金融体系来满足农户生活性需求、小额生产性需求,以及农村中小经济体的流动性需求。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泰国、菲律宾等)都采取过措施,强令正式金融体系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规定对农村的放贷比例,但最终结果却是金融部门只是“口号支农”或“账面支农”,农村融资的大部分需求(通常在90%以上)仍然依靠非正式组织解决。在这一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状况最好的,但据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多次普查,也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农村融资需求是由正式金融组织满足的,超过三分之二的农村融资,仍由非正式金融安排满足。但在商业化改造和强调金融安全的基本背景下,1998年以来,也已呈现“机构离农”和“资金离农”趋势。得到满足的农村融资需求主体,也多为农村中的精英(即“精英俘获”)。因此是商业化的“草尖金融”,而非普惠制的“草根金融”。
截至2009年6月底,北京涉农贷款余额为732亿元。其中,农户贷款46.9亿元,占总量的6.4%,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393.8亿元,占53.8%,城市农业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291.6亿元,占39.8%。北京市乡镇区域的贷款余额不足450亿元。目前,北京市涉农金融服务主要是三家金融机构,北京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涉农贷款余额的48%;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占15%;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占7.2%。
北京在资金归农上面临欠缺组织载体和内生金融机制瓶颈的问题
正式金融体系不能单独满足农村融资需求的背景原因,与上述所言的现代金融上层建筑不适应传统经济社会基础有关。但更为基础的原因,是意图使用陌生人社会法则来解决熟人社会问题,利用公权利来解决私问题,必然会面临障碍,具体表现为如下五大难题。
信息严重不对称。正式金融机构几乎无法掌握足够的、确实可信的农户和农村中小经济体的财务和还款能力信息。
抵押物缺乏。在信息难以确知,风险确实存在的前提下,现代金融机构通常会要求提供抵押物和担保等,以提供第二或第三还款保证,但法律框架、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与传统观念的制约,使得绝大部分农户和农村中小经济体的资产(土地、房屋、农机具、设备厂房等)不能当作抵押物,或者作价很低,而且几乎无法变现。
特质性成本与风险。农村经营主体的居住分散、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贷款规模很小,使得农村小额信贷的成本很高。据亚洲开发银行对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的测算,农村小额信贷的单位成本比城市工商信贷要高40%～60%。而且,与工商业不同的是,农业是惟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存在与自然协作中的自然风险、长周期性和季节性,农村经营主体面临的市场风险也常常比城市工商业者更加复杂,波动性也更大。这与现代金融机构所要求的资金“三性”(安全性、流动性和赢利性)是相违背的。
非生产性借贷。农户的借贷需求,很大一部分用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婚丧等非生产性目的,缺乏利润生长点和还款来源的这部分生活性借贷,是现代正式金融部门难以满足的。
组织规模的极度不对称。相对于现代金融机构,农户和农村中小经济体,在信贷合同面前,几乎形不成对等的交易关系。而位于农村社区的非正式金融安排,在解决上述五大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笔者多次提出,发展中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缓解农村金融难题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建立正式―非正式两部门垂直合作体系,利用农村的内生机制,将外生金融和内生金融相结合,使得城市的资金优势和农村的内生机制优势能够相互配合。
由于正式金融机构无法克服农村金融市场的五大难题,北京市虽然正式金融机构发达,但仍需要依照发展中经济体的基本经验,建立正式―非正式两部门垂直合作的金融体系,发挥内生金融机制的作用。可是,分田包产到户之后,农村近三十年的去组织化过程,以及政治、经济、金融、社会、文化等正式组织自上而下的影响与控制,使得北京市能够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农村基层组织十分欠缺,在承接正式金融机构资金,扮演资金转贷者角色的组织载体相对薄弱,不仅弱于我国的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都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甚至也弱于东北、华北等农民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但在链接正式―非正式金融上,党支部只是一个政党基层组织,村委会是村民的行政自治组织。只有合作社是经济组织,有可能担当起链接正式―非正式组织,发挥内生金融作用的平台。截至2009年6月底,北京市发展了近3000家合作社。但据笔者对平谷、大兴等区县的调研,大部分合作社是由原来的公司,或者龙头大户转变而来,根本不具有非正式组织的内生机制作用。而少部分真正由农民兴办的合作社,则常因农村自己固有的问题,成为“家族社”或“空壳社”。
推进再组织化的进程,推进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作用,推进承接上级各项行政、经济、金融、社会、文化职能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组织建设,可能是缓解诸多农村问题,当然包括农村金融难题的关键环节。
发展中经济体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两个基本模式
在发展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上,我们常常盯住欧美发达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北京同样也没有欧美大规模农场、劳均耕地面积广阔、巨额财政补贴和城乡一体化的基本经济与社会背景。我们若在农村小规模经营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下考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国际上只有两种可持续模式(还不能简单地叫做成功模式)可供选择。
网状模式。像孟加拉尤努斯创办的GB模式、印尼的BRI模式、拉丁美洲,如玻利维亚的Banco-sol模式,都是在全国铺设一个专业化网络,来提供小额信贷服务,但是利率很高(年利率在30%～60%之间)。
块状模式。像日韩台那样,将农村金融内生于综合农协框架里,与供销、信用、保险、推广这四大农协基本功能捆绑在一起,来提供金融保险服务。
韩国农协是综合服务型机构,农协的综合性是与小农家庭经营的兼业性,以及涉农领域利润微薄、周期很长、组织极为分散等小农村社制的农村特征相适应的。其特点是,将涉农的近乎一切经济、金融和社会领域的事项,都交由农协经营,使得农村能够统合各类经济和社会要素,成为一个对外相对平等交换,对内可以自我循环的经济机体。这一模式几乎限制了任何行政部门和外部资本控制农村领域,让农民具有主体性,获得了发展的自。
有别于以业缘为纽带的各类专业农民合作组织,韩国农协主要以地缘为纽带,融合业缘等各种关系。在管理设置上,主要按一定行政区域为中心设立基层农协,并为其组合员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在2008年,韩国农协被世界合作社联盟组织选定为世界第四位的合作社。韩国农协银行部门在全球1000家银行之中排行第90位。
上述两种模式可持续的关键,是前者发挥了规模经济,后者发挥了范围经济,都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也与经济、社会基本状况适应。但我国目前在农村正式金融服务体系上推进力度虽然很大,却还没有找到可持续的方向。目前铺设的新型金融组织,都只是一种点状模式。点不成线,线不成面,面不成网,正处于可持续发展的十字路口。在北京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铺设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北京市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应该走向饼状模式
有别于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模式,目前在中国出现的是点状模式。伴随北京两家村镇银行、若干小额贷款公司,以及资金互助社的成立和营业,北京市的点状模式特征也变得十分明显。但是单一的点状结构,无法通过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摊薄成本,使得其未来的可持续经营都会成为难题,甚至有可能酿成地区性财政风险,并危及地区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点状模式下的微型金融组织,既不具备大银行的规模经济优势、农信社的草尖金融优势,也不具备民间自发组织的草根金融优势,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
但是,目前允许成立的微型金融组织,在政策设计上存留了一定的发展空间,比如资金来源的多样性、置身县域经济、社会的半熟人性,以及与城市现代金融体系和农村传统金融体系的联结性。这样,这些草根金融组织就在资金的纵向传递上,可能扮演垂直合作的平台,担当资金批发转零售的角色、连接城市和乡村金融体系的角色,可以以商业性金融(如农行和农信社)和政策性金融(如农发行)为资金批发来源,零售给农村内生组织或农户,从而获得发展空间。而在资金的横向联合上,应该促进地区内不同微型金融组织间(图1以村镇银行为例)的联合,使得点状模式能够向饼状模式演进。北京市已经成立的金融局,是地方政府向饼状模式整合当地金融资源的操作平台。在饼状模式下,农村微型组织发展,具有了更大的自主性。能够增强微型金融组织增强相互调剂资金的能力,加强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能够提高与央行、银监会、大资本(商业银行和企业)、政府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得相对有利的交易条件;能够获得少许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好处。
所以,应该考虑利用已有的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的政策,并做出大胆创新,促进以区县或者以整个北京市为网络的饼状金融体系,能够在地区范围内形成,使得局部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得以实现,并不断配合城乡统筹和二元经济社会的改造,使得农村金融发展的第三种模式有可能在北京出现。从理论上讲,这有可能创造世界上农村小规模经营社会现实下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第三种模式。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四维度模型;创新机制
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支农、惠农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服务体系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农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稳健发展的势头，金融配套设施逐渐完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我国金融大发展、大繁荣是必然趋势。本文以建立健全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目标，利用创新服务的四个维度为研究手段，认真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及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改进措施。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和服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支持。
1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内容分析
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背景以及良好的经济环境推动下，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农村金融内容也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我国传统农村金融内容变化
从传统农村金融服务背景看，其内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农村生活基本需求，在农村的大环境下，生活方式和城镇存在较大不同，城镇生活金融需求主要包含房贷、车贷等等，而农村地区宅基地归集体所有，不能作为抵押和贷款，导致通过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较小，基本通过亲戚、朋友的借贷。其二，生产金融服务，农村的生产活动范围小，季节性强，金融服务的需求量较小。但是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持续增加，需要更多的金融服务作为支撑和保障，例如，购置大型的机械，承包土地开展发展现代农业，原有的金融服务范围的支持力度不足，迫切需要农村金融改革。
（2）新农村建设带来的金融内容的变化
新农村带来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农业结构转型，农村劳动力从从事第一产业为主，向三大产业横向发展的空间结构性变化。而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各种资金需求，无疑需要大量的金融融资和资金投入。其重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涉农企业和合作社需要小额资金的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农业保险，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活条件改善的金融服务等等，都是现代农村出现的金融内容的变化。
2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现状及问题
（1）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设置现状
之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设置主要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随着国家对金融机构改革和放开，06年开始，我国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放开，开始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专门从事农村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这填补了我国金融服务较为单一的现状，丰富了金融服务范围，也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完善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2）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内容现状
从目前来看，农村金融服务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逐渐向城镇金融服务靠拢。各金融服务机构也抓住机遇，不断在金融服务产品上下功夫，加大创新力度。出现了诸如开办农村小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等多种多样的农村信贷业务。并且结合农村发展实际，开设农村保险、农村理财及投资服务。在内容上的不断丰富，在形式上的不断创新，为农村金融服务注入新的活力，也不断丰富农民的金融理财意识。
（3）农民金融理财意识不断增强
农村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大大推进了农村金融理财意识的增强，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剩余资金可以通过理财的手段获得更大的报酬，其对于最主要的两件金融理财方式就是存款和买房。银行的存款数额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在乡镇甚至城市买房，金融理财的意识不断增强，也开始投资，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我国金融市场的活力。
（4）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快速发展的农村金融服务市场，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和不足。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较少，覆盖面较窄，并且功能不全。商业银行的基层网点还较少，一些金融服务机构只有简单的存储功能，这限制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金融服务机构将大量的资金吸储进去，投入其他市场，对农村的贡献率较小，受到贷款门槛过高的影响，农村的贷款较为困难，大量的资金外流，金融服务的造血能力较差;最后，农村金融服务分工不明，效率较低。现在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还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出现一家独大的现象，这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和发展。农村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分工不明，导致政策性导向不明，而且商业银行发展困难，这在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存在相同的现象。
3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四维度模型
农村金融服务亟待创新思维，拓宽思路。结合创新服务的四维度模型理论，把农村金融服务的各个服务环节进行科学划分，可以看出农村金融服务四维度模型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顾客层面、服务组织层面、服务理念层面、服务方式及内容层面。这四个层面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组建了农村金融服务的全部内容。
顾客层面，顾客是金融服务对象和主体，是满足顾客金融服务需求的具体体现，只有通过分析顾客的心理需求，满足顾客的实际需要，通过服务组织，提供科学的服务方式和丰富的服务内容，实现顾客层面的满足和提高。服务组织层面，作为金融服务提供者，是完成服务的内部资源管理系统，是金融市场实现发展和进步的推动者，其主要目的是服务农村，实现盈利;服务理念层面，是服务系统层面，通过收集和分析顾客的实际需要，通过创新载体，丰富内容来实现金融服务目的;服务方式和内容层面，是通过服务理念的完善，利用具体的提供服务载体和手段，将服务内容服务到顾客手中，满足顾客的各种金融服务需求。这四个维度，相互影响，共同搭建其农村金融体系。在改进金融服务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利用这四个维度切实抓住其中内涵，组织好、发挥好四者之间的联系，达到满足农村金融服务的要。
4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改进措施
（1）顾客层面创新--发掘、了解
顾客层面创新主要是指通过对顾客金融服务需求的分析，提高对顾客服务的针对性。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发掘顾客，扩大顾客群，提高顾客的金融理财意识，提高金融服务顾客群体增量。了解和掌握现有顾客和潜在顾客的需求，提高对顾客信息的收集能力。面对不断变化的农村金融服务内容，顾客群体的不断增大，金融服务机构应该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了解顾客所需，发掘客户以及发掘顾客的需求，做好对当今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趋势分析，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其次，了解顾客的潜在需求，满足客户的实际需要。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并且农村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金融服务机构应该考虑不同层次的顾客需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满足。
（2）服务组织层面创新--管理、协调
服务组织主要指的是农村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机构。在组织层面，应该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和协调能力。首先，强化内部管理，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能力。机构内部应该根据客户的需求，对组织内部的机构划分，职责划分进行明确，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升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利用现有的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进行适应性培训，挖掘员工潜力，优化组织配置，满足组织需求。其次，协调内外部关系，做好金融服务。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组织应该保持较强的改革创新能力，认识农村金融服务的意义及潜力，充分利用国家政策支持，协调组织内外部关系，把组织建设和顾客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服务理念的创新和服务方式及内容的创新，实现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不断走向正规化、科学化。
（3）服务理念层面创新--强化、满足
金融服务作为一种无形的服务，其创新成果不能通过有形的产品来衡量和计算。其金融服务的理念创新是一种概念的创新和提升。首先，强化思想认识，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认识，城乡的金融服务差距，农村市场被根深蒂固的认为是发展缓慢且没有前途的市场。但是从国家经济发展趋势以及市场环境的影响，农村金融服务必将成为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又一新增长极。在思想和认识要意识到农村市场的重要性，提高对农村市场的重视程度;其次，满足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农村金融服务发展不健全，其复杂性不低于其他金融服务，在服务理念上，应加大创新力度，满足顾客需求。
（4）服务方式及服务内容创新--多样、拓展
服务方式是服务的载体和手段，服务内容通过载体和手段实现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在这个层次上创新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提供多样化的载体和手段，提高金融服务的适应性。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优化载体，切实将顾客需求和服务组织联系在一起，找到二者的切合点，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其次，拓展服务内容，现代农村不仅需要储蓄这么简单的金融服务，还需要丰富、安全的投资和理财渠道。
5 总结
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性和地位日益凸显，在新的市场环境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改革势在必行，结合创新服务的四个维度，分别从顾客层面、服务组织层面、服务理念层面以及服务方式和内容层面加大创新，并且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和监督力度，保证农村金融服务的快速、安全发展。
参考文献：
[1]顾晓安.差异化农村金融体系构建[J].上海金融， 2008（01）.
[2]杨轮.中国农村金融服务问题研究[D].天津商业大学， 2012（05）.
【关键词】农村体育；发展；现状
为了贯彻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在“十一五”期间把国家体委《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的意见》落实到实处。有关计划和意见的的实施，给群众体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不断前进的群众体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和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发展农村体育也有利于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进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本文就通过我国农村开展体育教育的意义和我国农村体育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以及我国农村体育的现状三个方面来评述和分析。
一、我国农村体育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农村体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农村体育组织领导进一步加强，95%以上的县市建立了全民健身领导机构，农村体育设施状况也在改善中。通过国家的号召和媒体的宣传，农民的健身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农民体育运动会也在蓬勃的开展起来了。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体育发展也在不断增强的同时，我国农村体育管理机构也是在不断地完善，坚持了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原则。然而在我国农村体育不断发展的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也导致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我国农村的体育基础设施匮乏，据统计，1996年我国约有60多万所体育场馆，而广大的农村占有资源却只占其中的20%。同时，在农村，体育器械难以管理，经常发生被盗和故意破坏现象，难以维持其安全性，维修不方便，也影响了农村体育设施的配置和完善。另一方面，农村体育活动缺乏必要的组织引导。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体育活动处于自发状态，主要是跑步和下棋这些活动最为常见，都是一些个人的体育活动，团体活动基本上开展不起来，归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必要的组织引导所致。体育活动没有被经常化、普及化。
二、我国农村开展体育教育的意义
大力发展农村体育教育事业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健康是以人为本的基础，体育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强身健体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息息相关。开展和发展农村体育活动是促进人的全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次，大力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对促进和谐社会农村具有重要的作用。农村体育集中地展现了人类的力量、智慧、自身的美好和人与自然的的和谐，具有培养人们健康文明文明的生活方式、塑造美好心灵、磨练坚强意志、弘扬社会正气、传播先进文化的多种功能。长期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以其内容丰富，项目繁多，健身效果显著，深受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喜爱，它具有广泛的大众基础和发展空间，如果将其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使之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和人际交往的纽带和桥梁，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不同类型的健身群体，这样更有利于不同类型的人的全方位发展，有利于全面认识并充分发挥农村体育对人民群众的强身健体、培养情操、弘扬民族精神、启迪人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三、我国农村体育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我国人口众多，同时我国也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事关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农村体育作为农村发展的一件大事，不仅是我国“三民”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下发的一些有关农村体育的文件，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体育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同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太平衡，因此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能否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推进农村体育的快速发展是摆在我国农村体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持续的健康的高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加，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文明的需求，开展和参与体育文化活动的愿望越来越高，最主要是农民已经有精力也有闲暇的时间来参加体育活动，例如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农村因为经济起步较早，发展速度较快，农村体育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2004年是农村体育年，各级体育部门纷纷出台扶持农村体育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开展以体育设施、体育健身指导、体育科普宣传为内容的“体育三下乡活动”。因此通过各渠道的大力宣传“圣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第一”、“生活奔小康，身体要健康”等的体育意识已经逐渐被农村的群众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体育锻炼中去。当然，有机遇就有挑战，我国目前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想当落后，在解决温饱问题后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追求精神层次的需要，同时科学体育馆的培养也是要经历过漫长的过程。这些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过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四、结语
新农村体育是我国大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蓬勃发展关系到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发展农村体育事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全方位发展。综上所述，发展新农村体育事业是势在必行的。
【参考文献】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和经济面貌，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收入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已成为共识。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相对于农业收入而言，非农业收入的分布较为不均匀。而且，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从总体上改善农民收入的同时，加剧了农民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在贫困地区。
既有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唐平，1995；赵人伟等，1997；Rozelle，1996：ChenandFleisher，1996；李实等，1998；陈宗胜等，1999；万广华，1998）。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于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李实等，1998）。可是，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变化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构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李实、赵人伟，1999）。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度扩大的结果，那无疑是制度变迁和经济政策在执行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或现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着缺陷。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和地区差异，以及农村非农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作用进行认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现状和特征如何，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国各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现状、特征和变动趋势是什么，等等。
二、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如果国家间收入差别是由各国资源的初始禀赋不同所造成的，那么，随着各国经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这些差别会逐渐消失。换言之，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同，落后地区最终将赶上发达地区（Barro，1998）。但是，也有学者对超过100个包括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绝对趋同现象（Ben-David，1998）。林毅夫等（1998）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类地区之间。蔡昉等（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在改革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趋同现象，却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趋同“俱乐部”。同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有条件趋同。
以库兹涅茨假说为核心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两会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收入差距会扩大，而后经过短暂的稳定，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尽管有大量的学者利用截面资料或历史资料对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做了进一步的论证，但是，这些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受到了另一些研究人员的质疑和批评（卢嘉瑞、陈永国，2001；彭玉生，1998）。王检贵（2000）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计量方法上看，“倒U假说”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捍卫“倒U假说”的文献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
在中国，关于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倒U假说”在中国成立与否和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展开的。陈宗胜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和赵人伟的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利用不同的收入差距测度指标，不同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和不同的数据来源，对全国总体上及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别得出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总体上及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扩大的结论（赵人伟等，1994；陈宗胜，1999；赵人伟等1999：陈宗胜等，2002）。
如果以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指标和计算方法来区分，泰尔指数方法，高鸿桢（1995）、魏后凯（1996）、李实等（1998）、张平（1998）、蔡昉等（2001）分析了全国不同区域或者不同人群组间的收入差距的变动状况。根据基尼系数分解法，向书坚（1998）、陈宗胜（1999）、陈宗胜等（2002）分析了中国全体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基于不同的计算方法和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得出了两种不同的基尼系数，可是，对研究方法和使用数据来源的认识上的差异，引发了两方对收入分配研究的学术争论（陈宗胜，2000；李实，2000；陈宗胜2002；李实，2002）。
尽管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出发，对中国居民收入区域间差异做过许多研究，但是，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区域间差距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少之又少。只有张平（1998）、万广华（1998）、彭玉生（1998）、蔡昉等（2001）、唐平等（2001）和张晓辉（2001，2003）等通过对抽样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区域间收入分配差异和形成差异的原因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张平（1998）指出：既有的研究描述了农村区域间家庭人均收入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分析了拉开中国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原因，认为农村非农化，特别是乡镇企业，是拉开中国农村区域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还有研究指出：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的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区域间不均衡。除了一类地区的乡镇企业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重达到14.5％外，其他地区的这个比重分别只有4.6％，2.8％，1.3％（唐平、来维宁，2001；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由此看来，依靠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提高农民收入和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乡镇企业并没有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在全国均衡地发展。特别是1998年以后，受国有企业改革、外资企业进入和城市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乡镇企业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极不平衡，这无疑是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和数据来源
为了弥补既有文献的研究缺陷和不足，同时，为了避免上述关于收入分配的学术争论中所出现的由于对研究方法和数据资料的认识不同而发生不必要的误解，本文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利用Excel软件处理数据得出基尼系数，研究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与既有文献通常局限于分析农村三大区域之间或者农村三大区域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有所不同，本文以省（区、市）为分析单位，详细分析全国农村各省（区、市）间及各省（区、市）内部收入分配的状况。
（一）指标说明
测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指标有很多，比如舒尔茨系数、基尼系数、阿特金森尺度、泰尔指标等，本文将使用基尼系数来测定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1.基尼系数的计算模型。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很多，本文采用一种比较简洁的方法，即将研究对象按人均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分成若干组，计算每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W；和人口比重Pi。
2.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定义。虽然基尼系数可作为测定社会收入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分配平均程度的主要指标，但是，由于基尼系数只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相同数值的基尼系数可能表示极不相同的收入分配善，而且基尼系数数值易受收入人分组的影响而导致数值大小的变化，因此，用基尼系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并非尽善尽美。
在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假说”的基础上，S·罗宾逊（1976）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证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一个仅含极少假设条件并且非常简单的模型（王检贵，2000；王韧，2003）。本文重新定义了该模型中变量的经济含义，借鉴该模型分析省（区、市）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动趋势。即假定一省（区、市）内部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在农村居民总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W1和W2，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收入的对数均值分别为Y1和Y2，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收入的对数方差分别为A2和A22，Y表示一省（区、市）的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均值，A2表示一省（区、市）的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方差。
众所周知，一个群体内部成员收入的方差本身就表示了收入的离散程度，因而，方差经常用来测量群体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方差愈大，表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愈高，反之则不然。将方差取对数后，这一性质不仅不会改变，而且有利于统计上求和。因此，本文将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方差（A2）定义为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用于测算一省（区、市）内部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3.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计算模型。中国农村经济由农业部门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部门组成，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于农业部门和非农产业部门，因此，按收入来源不同可以将农村居民分为农业居民和非农产业居民两大群体。因此，一省（区、市）的非农产业居民人口比重W1，和农业居民人口比重W2的关系为：
W1＋W2＝1（2）
如果一省（区、市）农村居民的总数为T，非农产业居民和农业居民的数量分别为T1和T2，每个居民的实际收入为M；则有：
因此，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对数方差为：A2＝W1A12+W2A32+W1（Y1-Y）2＋W2（Y2-Y）2（4）将（2）和（3）代入（4）中，可以消去W2得：
A2＝aW12+bW1+c（5）其中，a＝-（Y1-Y2）2，b=（A12-A22）+（Y1-Y2）2，c＝A22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中非农产业人口的比重将不断增大，从（5）式可以得知，A2是变量W1的一个二次函数，由于a≤0，因此，该函数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
（二）数据来源
本文搜集了1996～2002年全国各省（区、市）农民收入分配的原始数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计算基尼系数使用的是农业出版社公开发表的、由农业部统计的各省（区、市）农民收入分配的原始数据，这与《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按收入五分法计算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不同。同时，本文计算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使用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统计的全国分县（市）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始数据。笔者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1985＝100），对全部数据进行了处理，保证了所用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可比性。尽管存在误差，但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尽可能完整地代表了全国农村各省（区、市）各年农民收入分配的真实状况。
四、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和地区差异
（一）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
图1(略)是1998年和2003年全国农户收入总体分布图。从图1(略)可以判断，全国农户收入的对数分布表现为偏正态分布曲线，而非对称的正态分布，这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全国农户收入的对数分布曲线从1998年的负偏正态分布向2003年的正偏正态分布转化，其特征表现为收入分布曲线从1998年的“瘦高”状态向2003年的“矮胖”状态转换，表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户的数量在增加，半数以上农户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
（二）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
表1(略)是以农民人均收入的不同统计分组计算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分别以县、乡、村为分组单位）。从表1(略)可以看到，以不同的统计分组所得到的同一年的基尼系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县分组和按村分组的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差距主要是由农民人均收入分组间距的大小不同而造成的。由于相同分组的各年之间的分组间距是相同的，因此，并不影响同一分组的不同年份的基尼系数的比较。从总体上看，1996～2002年，按县、乡、村分组的农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都表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持续恶化之中，无明显改善的迹象。其中，按村分组的基尼系数最大，从1997年的0.2742上升到2002年的0.3017。结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李实等，2004）”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的研究结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与张晓辉（2001）和龚红娥（2002）的研究尽管在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上存在着差异，却是一致的。
（三）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地区差异的比较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改革深入，农村居民收入应该出现不断增长的局面。可是，1985年后，由于城市改革推进，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除个别年份有所缩小外，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宋洪远等，2003；张晓辉2003；盛来运等，2003）。农民增收难，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更难（盛来运等，2003）。1997～1999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再次放慢。这期间，受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回落，1997～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分别增长4.6％、4.3％、3.8％，3年平均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不足1996年的1/2（唐平等，2001）。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2001）的研究则指出：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不断下降，成为增加农户收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中部、西部地区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下降是造成东部与中部、西部农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最主要因素。但是，笔者认为，区域之间农业生产结构的差异和非农产业分布不均匀无疑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自然条件等要素的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不应忽视。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上涨造成生产成本上涨更是造成粮食主产区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
表2(略)是全国（除外）各省（区、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以村分组的基尼系数变化率。笔者提出用基尼系数变化率来判断不同省（区、市）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希望对不同收入区域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和正确判断。从表2(略)看，以聚类分析结果划分的不同收入组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区域特征，而同一收入组内部各省（区、市）基尼系数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在高收入区，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基尼系数变化率明显偏高，江苏、广东与其他高收入省（区、市）相比较，收入分配的变化迹象较小，而福建和天津的收入分配则出现明显的恶化倾向。在中等收入区，只有吉林和海南的基尼系数明显缩小，其中，吉林的变化率为28.21％，引人注目。湖北、安徽的基尼系数变化率在2％上下波动，尚无明显改善的迹象。而该收入区的其他省（区、市），除广西外（广西也是中国的大米主要生产省之一），全属于农业部设定的粮食主产区，其中，既有乡镇企业发展先进的山东、辽宁，也有传统粮食主要生产省黑龙江、江西、河南和湖南，还有小麦主产区内蒙古。
相对于中等收入区的粮食主产区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恶化的倾向，低收入区的西部传统贫困省（区）的收入分配则出现明显改善的倾向。除了山西、新疆和青海的基尼系数变化率分别为-12.35、-7.71％、-13.38％外，宁夏、陕西、云南、贵州、甘肃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改善都引人注目。对此，至今尚无有文献专门报告过。因此，分析这些省（区）收入分配明显改善的原因，对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开发和西部地区扶贫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意义。贫困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改善究竟是至今为止所实施的扶贫政策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效果，还是非农产业落后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引起收入结构变化的效应，尚有待今后的调查研究。
综上所述，在农业部核定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中，除了吉林和四川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的改善外，江苏、湖北和安徽表现出不明显改善的迹象，其余省（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则有明显恶化的倾向。从总体上来看，高收入区和低收入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明显改善的倾向，而中等收入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则表现出日益恶化的倾向。
图2(略)表示了1997年和2002年中国（不含、台湾、香港、澳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基尼系数的关系。由图2(略)可以知道，目前在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村居民没有出现收入差距缩小的迹象，相反，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不断扩大。
（四）中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和地区差异的比较
农村居民收入可以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由于农村分区域的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无法得到，本文以分区域的农村的农业增加值和非农产业增加值作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的代替值。在不考虑人口流动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扣除农业增加值以外的农村GDP是由该地区农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居民创造的。根据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计算模型，可以计算出2002年全国农村总体及各省（区、市）的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本文在计算进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公开发表的由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统计的全国分县（市）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始数据。根据计算结果分析，2002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和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相关系数R2为0.3865，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发展间不存在比较显著的关系。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在各省（区、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见图3(略)）。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最高的是上海和浙江，分别达到了1.059和1.22，最低的是安徽和江西，分别是0.232和0.286。与表2(略)中基尼系数的地区差异相比较，可以发现，各省（区、市）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的地区差异显著大于各省（区、市）基尼系数的地区差异。
将全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收集原因，台湾、甘肃不包括在内）划分为与表2(略)相同的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类地区，从图3(略)的结果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在三类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在同类地区内的各省（市、区）之间也表现出了分化的特征。在高收入组，北京、江苏、福建的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明显低于同组的天津、上海和浙江，农业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的差距可能是造成这些省（市、区）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组，黑龙江、吉林、河北的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明显大于同组的山东、辽宁、海南、湖北和内蒙古。在低收入组，四川、山西、青海、陕西的农村居民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明显大于同组的其他地区。可见，影响中国农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尽管非农业收入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区域间差异，但是，同属于粮食主产区的各省（市、区）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指数又表现出明显分化的特征，其中的原因尚待今后的调查研究。
五、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关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和区域之间差距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对数分布曲线从1998年的负偏正态向2003年的正偏正态转化，表明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农户的数量在增加，半数以上农户的家庭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户收入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版权所有
第二，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在持续恶化之中。目前在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还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
第三，在粮食主产区中，除了吉林和四川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的改善外，江苏、湖北和安徽表现出轻微改善的迹象，而其余省（区）则有明显恶化的倾向。从总体上来看，高收入区的北京、上海和浙江以及低收入区的宁夏、陕西、云南、贵州和甘肃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明显改善的倾向，而中等收入区的粮食主产省（区）的农村则表现出收入分配日益恶化的局面。
关键词农村水贫困；灾害风险指数；主客观赋权法
中图分类号F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083-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3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的瓶颈问题。随着我国人口的膨胀和城镇化脚步的不断推进，人们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愈演愈烈，干旱等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问题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水贫困基于一般的贫困理论，综合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以及人们利用水资源的能力和生计影响等多维度考虑，形成了关于水资源短缺相对独特的研究视角，为水资源短缺问题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1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水贫困的研究较早，但起始阶段的研究多为思辨性成果，并没有形成分析框架，直到1989年瑞典水文学家 Falkenmark，提出以人均水资源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水资源供需关系是否紧张的指数（Hydrological Water Stress Index，HWSI）[1]，才真正开启了对水贫困测度的研究，但HWSI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水质以及社会供水能力等问题，其指标构建方法也对水资源短缺评价有较大的主观性影响。为了消除HWSI的缺陷，德国学者Leif Ohlsson在HWSI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水缺乏指数该指数融合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建立起了水资源缺乏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阐述了水贫困对社会系统产生的影响作用，但由于HDI指数涵盖的有限性，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的人类活动无法在指数中有所体现，利用SWSI反映水资源短缺也存在着局限性。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Caroline Sullivan 综合水资源状况、普水设施、供水能力、用水效率和水环境5个方面内容，建立了水贫困指数4]和气候脆弱性指数（并对流域尺度上的水贫困状况进行了评价。
国内学者关于水贫困理论的探索性研究较少，大多是对WPI指数就不同研究尺度进行测度。曹建廷[9]、何栋材[10]等将水贫困的概念引入国内，并详细介绍了水贫困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不同尺度上水贫困评价方法；邵薇薇、杨大文[11]利用WPI指标体系，对我国主要流域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孙才志[12]将WPI与ESDA模型相结合，对省际水平上我国水贫困状况进行空间关联格局分析；曹茜，刘锐[13]在WPI指标框架下，选择适应性指标，对我国赣江流域水贫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鲜有文献对农村水贫困进行系统研究。与城镇相比，我国农村地区水资源短缺状况更为严峻，2011年我国农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82 L/人，不足城镇人均生活用水的一半，农村居民用水被城镇用水无偿压缩，用水权力遭到抑制；农田水利设施老化，节水灌溉力度不足，水资源浪费严重；农药和化肥高施用量更造成了土壤的深度污染，农村水资源短缺的局面迫切得到改善。针对农村水贫困问题，孙才志、汤玮佳[14]利用WPI指数，构建了农村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呈现了我国农村地区的水贫困状况。以WPI为中心的水贫困测度，综合多方面因素影响，对水资源短缺状态进行描述，但水贫困状况的发生根本上取决于供水和需水两方面，受降水、径流以及人为等因子的影响，供需水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水贫困具有一定随机性，即存在一定灾害风险，如何缓解和避免由于水贫困风险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应是当下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灾害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在对水贫困灾害性进行透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适用于省际间可比较的水贫困灾害风险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村水贫困的灾害风险进行分析，以期为不同地区农村水资源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依据。
孙才志等：基于灾害学视角的中国农村水贫困测度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2水贫困的灾害性透视
Cullis & O’Regan[15]将水贫困定义为获得水能力的缺乏或者利用水的权力的缺乏，水贫困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自然属性，水贫困的发生最直接的因素来源于生态环境的自然异变和人类活动诱发的异变，不仅表现在水资源短缺客观存在方面，更表现在其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社会属性，水贫困的发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人类及其活动在内的社会及各种资源正是水贫困发生过程中的承灾体；经济属性，水贫困发生必定会损失已形成的资产和资源，给社会经济造成破坏，带给社会负经济效益。由于水贫困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决定了水贫困是一种灾害，灾害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属性特征始终贯穿于水贫困的内涵中，水贫困不仅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还会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威胁，增加人类脱贫的成本。因此，基于灾害学的视角对水贫困进行研究，可以综合考虑水贫困发生过程中各种灾害风险和系统内部的性质特点，建立具有代表性和可行性的水贫困灾害风险管理框架，针对性提出水贫困风险管理建议，对水贫困动态变化的观测和灾害风险预警体制的形成起积极推动作用。
3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3.1研究方法
3.1.1灾害风险指数
灾害风险是指灾害活动所达到的损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灾害风险一般是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和脆弱性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灾害风险函数可以表示为：
灾害风险=f（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
3.1.2主客观赋权法
水贫困研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众多，单纯利用专家主观赋权法，主观性较强，结果依赖于分析者的经验判断，往往会因为分析者不同，差异性较大，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熵值代表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和无序性程度，也可用来表示指标的分散程度，数据越分散，其对结果的影响就越大。水贫困灾害的发生与指标的分散化发展趋势有关，因此，采用熵值法确定的客观权重能够比较好的反映指标对水贫困灾害风险的影响程度。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实现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主客观相统一，本文综合层次分析法（AHP）和熵值法（EVM）的优缺点，保证指标权重的合理性，选择两种方法共同确定满足主客观条件的指标权重。灾害学视角下农村水贫困风险测评值从2000年的0.889下降到2011年的0.480，充分说明了我国农村水贫困状况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态，在2000-2011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波动，但整体下降趋势明显，可具体分为2个发展阶段：①2000-2007年快速下降阶段，水贫困风险指数出现了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0.889发展到2007年的0.570，下降幅度较大，这一时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分别从2000年的0.877和1.084下降为2007年的0.707和0.381，虽然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风险测评结果也呈现出下降的变化趋势，但整体作用不突出，2006年水贫困风险测评结果上升作用明显，在资源系统的拉动作用减弱，生态系统风险化发展的背景下，其他系统并未形成承接性推动优势。②2008-2011年波动发展阶段，期间内水贫困风险测评值下降速度放缓，综合测评值在0.45-0.60之间波动，尽管资源系统风险指数拉动作用减弱，但经济子系统发展强劲，风险得到有效管理，弥补了社会和生态系统风险对农村水贫困表2中国农村水贫困子系统风险得分
4.2农村水贫困子系统风险分析
为深入剖析不同地区间农村水贫困风险差异，进一步了解各地区农村水贫困程度及灾害风险原因，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子系统历年风险测评结果（见表2）与农村水贫困风险测评结果（见表3）进行比较分析，探寻农村水贫困发展中各子系统的风险现状和发展局限，将各子系统的风险发展状况进行如下分析，限于版面问题，表2仅列出部分计算结果。
4.2.1经济系统
比较2000-2011年各地区经济系统与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值得分及其排名，层次划分明显，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性大。其中，福建、广西、海南、云南、、青海和宁夏经济系统风险整体优于农村水贫困风险，经济系统风险管理水平有效地降低了农村水贫困灾害形成的可能性；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重庆、贵州、甘肃和新疆等16个地区经济系统风险排名与农村水贫困风险得分排名基本一致；而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和陕西8个省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对农村水贫困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具体体现在，天津市农业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政府在农林水三项中的投资比重过低，导致地区经济系统出现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的发展状况；河南和陕西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产业结构未实现优化转型，第一产业比重过高，成为地区控制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障碍因素；山西省农业经济发展偏离度高、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以及农林水三项财政支出比重不足，使经济系统高灾害危险性、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状况交织出现；内蒙古是我国生产农畜产品的主要省份，随着农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农牧业结构调整逐步优化，但较高的农业经济滞后率、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比重和环境治理力度不足的现状，使得内蒙古农村经济出现高危险性和低适应的风险化发展趋势；湖南和广东经济系统风险化发展表现为农村经济系统高暴露性和低适应性，政府部门应加大农村改水投资比重、注重农村水污染问题的解决；四川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经济系统风险化发展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较低而引发的经济系统高危害性及系统高脆弱性，适应性发展能力不足，更使得经济发展不具可持续性。总之，对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西部地区而言，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制定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则显得更为重要[19]。
4.2.2社会系统
观察2000-2011年农村社会系统和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得分和排名，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和重庆地区农村社会系统对水贫困风险的降低起积极拉动作用，天津、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河南、湖北、四川、贵州、、甘肃和青海等14个地区农村水资源能够较好的承接社会系统的稳步发展，其他地区社会系统与全国社会系统的发展状态整体一致，社会系统风险较大成为农村水贫困风险管理的重要限制因素。在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以社会基础保障设施为主体的农村民生保障体系未完善的背景下，系统风险恶化了农村水贫困状况，北京、河北和山东由于农村社会系统的高危险性和承灾体的高暴露性，使农村水贫困风险压力较大，体现在区内农村饮用水安全未得到有效保障，境内氟水、砷水、苦咸水等不达标水质类型分布广泛，此外，河北和山东农村人口比重高，粮食产量高，暴露于灾害中，易遭受较大损失；辽宁、江苏、陕西、宁夏和新疆社会系统的高灾害风险体现在系统的高危险性、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农村改水受益人口和乡办水电站数量不足直接制约了农村水资源的利用和配置，科技事业投入费用不足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不高，使社会系统成为农村水贫困发展的“短板因素”；云南受地形的限制，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高、社会配套基础设施展开困难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资金支撑作用不足，农村人口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系统易陷入高危险性，高暴露性、系统高敏感性和低适应性的恶性循环中，爆发水贫困的风险较大。
4.2.3生态系统
与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结果相比，江苏、安徽、河南、贵州、、陕西和新疆等地区农业生态系统风险得分整体优势明显。内蒙古、吉林、浙江、湖南、广东、广西、云南、青海和宁夏生态系统发展滞后于农村水贫困发展，增加了总体水贫困系统风险，其中，内蒙古和吉林位于我国东北地区，水资源年际变化较大，农田易遭受水旱灾影响，农业节水灌溉面积比重不足等造成农田生态系统的高危险性和高脆弱性；浙江和湖南生态系统风险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系统的高脆弱性，具体表现为浙江省的高生态需水率和湖南省的农业节水灌溉面积的不足；广东、广西和云南地处我国南部，生态环境本底条件优越，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农田亩均用水量较高，农田旱涝保收面积比重较低，加剧了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高暴露性、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使农村生态环境有灾害化的发展倾向；青海和宁夏地处我国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地区，年降水量少，耕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水土流失严重，青海省有“中华水塔”的美誉，更是我国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境内生态环境的失衡会严重影响中下游流域的水质，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的农村生态系统风险化发展对我国水资源影响意义深远。除以上省份以外，其他省份生态系统发展状态与农村水贫困状态基本一致。
4.2.4资源系统
对比2000-2011年资源系统和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得分，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等9个地区资源系统风险得分高于水贫困得分，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地处我国华北平原，降水年际变化较大，自然水资源短缺严重，跨流域调水等引水工程的建设有效的缓解了地区用水压力，但由于产业间用水结构分配不合理，使得农业用水大量挤出，农村水资源系统高危险性和高脆弱性使得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有加大的趋势，辽宁省资源系统风险控制的障碍因子主要在于系统的高脆弱性和低适应性，分别体现在农村人均生活用水和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方面；上海、安徽、福建和江西地处我国东南部，区内河网密布，降水量丰富，水资源本底优势明显对农村水贫困的缓解起良好的推动作用，但从另一角度而言也间接增加了系统暴露性，由于该部分地区大多是丰水区，用水压力小，人们易形成了水资源“无限可用”的观念，节水、爱水、护水意识不强，综合作用导致万元GDP用水和单位农业增加值用水降低不明显，高暴露性和低减灾能力使得地区面临水贫困加剧的风险。湖北、四川、贵州、和青海地区资源系统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波动，但农村水资源系统风险整体优于农村水贫困状况，积极拉动水贫困状况的改善，而其他省份农村水资源能基本负担农村生产生活的各项需要，对水贫困系统风险作用不明显。吉林、陕西和青海省农村水贫困风险主要是由于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的风险化发展造成的。以青海省为例，青海省是我国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其人均水资源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5倍，水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局面制约着该地区水资源的整体利用，跨流域调水和蓄水工程的不断推进，有效的改善了自然水资源不均衡局面，但是大量的财力、物力的投入也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土地沙化不断加剧，水环境保护力度远远不足。海南省水资源丰富，降水密集，其农村水贫困的灾害风险重点体现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应充分利用其优越的水土资源，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积极开展绿色农业，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积极引导农业模式的转变。重庆和贵州经济发展优势不明显，地处云贵高原上，农村水利设施难展开，用水成本较高，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风险恶化了水贫困状况；是我国水资源的重要储备地区，藏东南低山平原区更是我国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其农村水贫困发展的弊端在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高风险，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境内多冰川灾害，高寒的恶劣气候，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难以展开，不能有效提高边疆地区农村的生活水平，应稳步将未开发利用的水资源纳入框架，真正的改善农村水贫困状况。山西、宁夏和新疆位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村水贫困的灾害风险体现在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由于自然降水不足，蒸发能力大，农村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产业用水激增的局面更使农村水贫困风险状况堪忧。
4.3.2中度风险水贫困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和甘肃等11个地区。根据地理位置可划分为两个集群，分别是以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南和甘肃为中心的集群和以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为中心的集群。关于第一集群，北京、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人口密集，自然水资源短缺严重，为保证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其他产业对农业用水形成挤占趋势，迫使农业过多的挤占了生态用水，地下水资源过度超采恶化了生态环境，该地区农村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灾害化，内蒙古、河南和甘肃等地区农村水贫困风险化状况是由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灾害风险发展造成的，以河南省为例，河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应积极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普及节水设施和节水技术，政府应加大农村水利基础建设投入，实现农村经济和农业用水的和谐发展。第二集群全部位于我国南部，农村水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江西、湖北和湖南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网密布，淡水资源丰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由于粗放农业发展的遗留问题，水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不断扩大。云南省位于长江流域上游地区，境内水资源多源于大气降水补给，人均水资源丰富，但境内多灾害，旱灾波及范围广，发生频率高，高暴露性进一步恶化了该地区农村水贫困状况。广东和广西省自然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供水水源污染严重，粗放的农田灌溉方式及其他形式的用水不当加剧了地区农村水贫困状况，在各项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应注意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降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系统风险，逐步缩小与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间的差距。
4.3.3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
包括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和四川等10个省（市）地区。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也是我国最早实现农业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省份，其农业发展模式积极带动了其他产业的转型，虽然整体农村水贫困较低，但从用水结构上看，农业用水仍是该地区用水比重最高的产业，而农田灌溉用水又占据了农业用水的主体部分，农田用水效率低下，灌溉设备老化以及节水灌溉普及率低等现象普遍，增加了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的系统风险；河北和安徽位于我国中部，自然水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地区间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输供水不足，但在农村基层水利工程的持续深入过程中，有效改善高硬度及含氟量高的水体质量，节水农作物的普及，有效的压缩农田灌溉用水量，配套喷灌、滴灌、和波涌灌等节水技术的使用，改善了社会系统和资源系统的风险状况。四川省虽然属于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但应积极引导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以扭转农村经济的风险化发展趋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山东属于我国东部沿海省份，自然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条件相对优越，水资源承受的压力较小，农村经济生活较为富足，政府在农村水利工程实施过程中起较好的调控作用，使得地区农村水贫困压力较小，各地区应均衡各子系统风险发展的状况，使各系统风险得到有效控制，进而促进我国农村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几年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水资源问题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严峻的挑战性，如干旱灾害和洪水灾害等频发，温度和降雨量或蒸发量变化规律和趋势难以预测等问题突出[21]。低度风险水贫困地区应在承灾体高暴露性的状态下，有效控制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风险，协调各子系统的发展，彻底解决水贫困返贫化的趋势。
5结论
本文在对水贫困理论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结合系统灾害风险的相关理论，以灾害风险为研究切入点，遵循综合性、可比较性、可获得性的原则，对农村水贫困问题进行新的探讨，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和资源系统中，选择能够表征危险性、暴露性、承灾体脆弱性和适应性的指标，构建灾害学视角下农村水贫困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各省份4个子系统与农村水贫困风险测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到不同地区子系统发展状况以及对农村水贫困状况的影响作用，为降低系统风险程度，提高子系统能力找到突破方向，综合子系统的影响作用，利用农村水贫困风险综合测评得分，对31个地区进行分类研究，从空间角度上看，农村水贫困风险呈现出从东南向西北不断加剧的发展趋势，并利用实证计算结果分析不同层次农村水资源发展的限制性条件，为相关部门因地制宜的制定农村水资源管理政策提供理论借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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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财务管理工作较为混乱，且国家也没有起到足够的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村地区的财务管理工作难有起色。农村地区的财务状况一般都会反应整个区域内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因此，如果财务状况不清晰也就会直接影响带我国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质量。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财务管理状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没有完善的系统机制
在我国国家政策的正确引导之下，新农村内的建设确实有着极大的起色，许多农村地区开始发展第三产业，不断提高经济水平，甚至有些农村地区的人民群众已经步入小康社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国就更加应该对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状况予以重视。由于过去传统经济方式的限制，我国的农村地区还没有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迅速转变，而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体现在许多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都没有建立真正完善的系统机制。而正是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没有建立完善机制，才导致其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阻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农村地区的财务管理机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财务管理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农村地区经济财务工作运作的过程之中，通常需要一个有效的、严格的监督机制，而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中并没有建立这样一个有效机制，使经济管理出现漏洞。二是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缺乏透明化。一般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将经济管理的内容透明化，并将经济管理的内容阳光化，使每一个人民群众都能够无条件地参与到经济管理中来。而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并没有以透明化和阳光化为主要宗旨，这样就会使经济管理脱离群众，造成管理上的缺失。
(二)农村地区经济资产、资金管理混乱
除了没有完善机制之外，农村地区经济资产、资金管理混乱也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相对于其他问题而言，农村地区的资金以及资产的规划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资产、资金的管理状况十分不理想，这种不理想的管理方式造成了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资产、资金的大量流失以及浪费。而我国农村地区经济资产、资金管理混乱的具体表现应体现为两点:意识我国农村地区干部的思想不够深刻。虽然现在国家正在重点对农村地区进行建设，但是一些农村干部仍然没有对经济管理起到足够重视，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之中，农村干部对于经济管理的问题严重认识不足，甚至只凭借自己的喜好来对经济管理进行决策，导致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总出现大量的错误决策。比如，一些农村干部为了提高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顾区域的综合因素，对生态环境进行大肆破坏，或兴建大量工厂，而不顾及后果，这样的片面决定不但不能引导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还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进程。二是国家对于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还不是十分健全。国家缺乏农村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相关政策，会使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失去依据，从而使经济管理变得更为混乱。总之，在管理混款的情况之下，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经济资产、资金都出现了流失的现象。
(三)人才储备不足
由于农村地区的地域性，区域内的高素质人才较少，而外来的高素质人才的数量也不大，所以就形成了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管理工作人才储备不足的现象。由于农村地区的经济没有专业人员进行管理，许多经济管理工作都缺乏科学性，而一些农村地区虽然配备了专职管理经济的工作人员，但是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也有待提高。所以，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管理就处于一种人才储备不足的现状。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会严重影响我国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
二、解决农村经济管理问题的主要对策
(一)完善经济管理系统机制
首先，农村地区要完善经济管理系统机制。每个农村地区的地域不同，经济管理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差异，而无论是何种经济管理方式，都应该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为满足这个要求，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就应该建立一个完善的经济管理系统机制，加强农村地区的经济管理力度。首先，要先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对经济管理以及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防止在经济管理中出现漏洞;其次是将整个经济管理内容透明化和阳光化，建立阳光管理工程，使每一位人民群众都能够看到经济管理工作的具体情况，从而保障农村地区经济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二)加强经济资产、资金的管理
资产、资金管理不严格是我国所有农村地区经济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国家应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约束农村地区的经济资产管理和资金管理，使农村地区的经济资产、资金管理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农村干部也应该提高自身的素质水平，提高自身的决策能力，保障科学决策，不能由自己主观臆断来判断资产、资金的去向，从而保障农村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增加人才储备
增加人才储备是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主要要求之一，增加人才储备，应从两方面来进行。一是国家应该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并鼓励高素质人才下乡就业，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水平;二是农村地区政府对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应进行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经济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从而加强政府经济管理的水平，带动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三、结语
〔提要〕提升农村经济水平是目前我国发展建设的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其关系到人们的幸福指数，影响国家的安定与团结，是社会实现繁荣昌盛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管理依然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本文对现代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解决建议，旨在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有效的帮助。
〔关键词〕现代农村;经济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机械化生产已经逐渐代替人工生产，这为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另外，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农村经济建设的脚步，这使得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发生了变化。农村经济管理的质量与农村的发展存在直接关系，因此需要对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效解决，不断提升农村经济建设的水平以及质量，真正让人民富起来。
一、现代农村经济管理概述
（一）现代农村经济管理概念。现代农村经济管理具体是指结合当地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将家庭发展为基本的方针战略，对生产发展的目标不断进行明确，自发性地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效调控和管理。其能够借助生产管理、消费群体决策、组织协调等多种不同的手段，与当地的真实发展状况相结合，充分发挥当地优势，并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计划，结合计划的实施情况不断做出调整，促使其为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导。（二）我国现代农村经济管理的现状。农村经济管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促使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环节。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将建设发展的重点集中于此，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条款条例来保证农村经济的发展与管理质量，为农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即便如此，目前现代农村经济建设以及管理工作中还是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如农村经济发展存在失衡的现象、政府对农村经济建设监管不到位、农村管理层干部的综合素养较低、未建立起竞争意识等，这些问题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相关部门需要重视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工作质量的提升。（三）农村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地区处于比较偏僻的位置，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使得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不断出现问题。农村距离城市比较远，基础性设施建设不完善，难以避免沟通不顺畅的问题。二是相关的部门在制定农村经济管理政策时未能完全考虑农村的真实生活状态，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影响了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措施的有效落实，致使农村经济管理水平比较落后。三是对农村的经济进行管理的人员大多为当地的农村人，虽然这样的人员配置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如对当地的现实生活情况比较了解，能够根据当地的情况找到针对性的方案，也更加具有说服力。但是凡事有利必有弊，如在对问题进行处理时难免存在偏袒的现象，无法做到真正的公平公正，同时也存在不能正确理解上级颁布的政策情况。因此，国家需要不断提升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扶持力度，为我国现代农村经济管理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典型问题是缺乏竞争的观念和意识。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建设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分散式管理的模式，对企业缺乏有效的经营与管理意识，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不利于农村经济建设。
二、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国家来说，依法治国是根本。因此，在农村开展经济管理工作时需要着眼于完善与经济建设相关的法规，这是为农村经济管理提供保障的基础。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需要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在制度的规范性上做出努力，同时不断加强执法的力度，明确相关的岗位职责，按照既定的分工来完成相应的工作。当然，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时需要重视工作过程中执行的规章制度的完善，从而建立起相对完整并且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体系，为各项政策的实施提供保障。除此之外，相关部门也要对信息反馈机制的优化和完善加以重视，促使有效解决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未来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保障。（二）培养专业团队。为了能够培养出专业素质强的农村经济管理专业团队，需要不断提升培训的力度，对农村经济管理所涉及到的专业知识进行普及，不断为相关工作人员专业素养的提升做出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朝着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需要不断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促进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稳步进行。除此之外，在对农村经济管理的工作进行安排时需要充分考虑安排的合理性，所安排的工作需要与个人的特点相匹配，对岗位的职责进行明确。领导要发挥出积极带头以及监督的作用，不断强化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开展力度，有效提升管理工作质量，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三）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所建立的监督机制需要面对广大的农民群众，需要真正做到公平和公正。这体现着政治民主与公平，要及时纠正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调动农民参与经济管理工作的积极性，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管理工作。同时，可以根据农民的切身需求对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找到针对性强的方案，对参与农村经济管理的干部进行监督，减少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实现对农村建设环境的有效净化。农村经济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完善农村经济管理的举措，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升工作效率，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产业建设发展，争取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做好发展的工作，发挥出示范区域的带头作用，充分考虑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探索出一条与我国农村实际状况相符合的特色经济管理道路，全面提升农村经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三、结语
近年来，国家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农村经济管理上，为了有效解决农村经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首先需要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解，剖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找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管理建设工作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政策完善、法律法规完善、提升专业人员素养等方面，为我国农村经济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促进加快我国农村建设的步伐，为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做出相应的贡献。
作者:樊漓单位:山西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纵观我国的历史发展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研究内容非常少，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是非常有限。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产业之一，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没有任何的地位而言，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人口的占比越来越少，农业对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少。但是，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社会福利做的相对比较健全，人民享受的福利越来越好，这样一来，即使农民每年的农业收成不好，政府可以给予相关补助，以此来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不管政府的福利做的再好再完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农业是当前经济产业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它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纵观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仍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和世界上很多的发展国家一样，我国应该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的国家并不够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国家把大部分的金融资源用来帮助发展其它的产业，让其它的产业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认为只要其它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好了，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反而可以弥补农业经济发展这一块的不足，带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过程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因此，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其次，通过引用以前的研究资料，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做出详细的研究，在研究之中力求新成果，不同的领域多多少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作出过研究，并且有相关的数据资料，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好这些研究的资料，借鉴这些资料，并把他们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之中去。从当今的情况来看，由于研究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工作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站立的角度大不相同，所以，得出的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结论也不相同。
2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分析
2.1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1）运用明确指标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如何全方面的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作出分析，首先相关的研究人员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这是研究最基础的一步。种植业、水产类渔业、林木类、其它副业等组成了我国的农业，我国每年的农业生产产值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些产业的产值情况来体现。因此，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农村居民最基本的收支和生活水平状况。做好这些指标之后，我们再以金融指标为依据，这里的金融参考指标指的是农村的金融，通过这样参考的办法，方便我们清楚的明白农村资金的流动状况。明白农村金融资源的流动情况如何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指标的选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信用贷款业，另外就是农村企业贷款金融业。我们选择这两种数据的依据原因是，这两种数据都来源于农村，能更加真实的反映农村发展状态。从这两种指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并且它一般不会受到范围限制，在广大的范围之内都可以通用。由于它的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很多的农民会普遍的选择用它们来维持经济生活，通过农民选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研究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2）借用数据知识和建立模型原理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数据相比较其它的数据来源来说更加可靠和真实，还具有说服力。如此一来，我们在分析最近几年数据资源的时候可以列举出种植业、水产类、其它副业的产值数据情况，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到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之间的数据关系，引用这些数据创建一个包含横纵两个方向的数据模型，通过纵向和横向上面的变化数据，相关研究人员观察横向和纵向的线路走势图，从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今后的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做出估测。
2.2以动态为出发点，分析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
以动态的角度为出发点，在探索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上面，时间轴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加方便的分析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在动态分析的过程之中，我们对时间轴加以利用，如此一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明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在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的过程之中，把相关的全部数据进行整合，再通过检验得到初步结论，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内，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在其它的时间之内，两者之间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和变化。从这里面我们或许可以明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基本规律，从而探索今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另外，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运用函数的方法来探索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基于静态角度方面的探索分析，借用模型研究的原理，把模型研究和函数原理研究相互结合，通过这样的办法，研究人员可以清楚的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增长还处在发展阶段，同样，农村金融发展也是发展阶段，因此，研究人员在探索农业经济和农村的金融发展期间或多或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虽然我国的种植业、水产类渔业、其它副业等还是发展阶段，但是这些产业的生产情况要远远比预期的生产情况高。相关的研究人员在探索农业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的金融发展的过程之中，研究者深刻的认识到了经济和金融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发展现代金融，即现代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动态分析之中可以了解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依靠农村金融的发展，农业经济的提高需要农村信贷的帮助，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增长的过程之中需要高度重视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3结语
[关健词]湖北省 农村产业结构 调整优化
一、改革开放前湖北农村产业结构
（一）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湖北省自古就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但解放前的湖北农村，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加上连年战乱，河道失修，灾害频繁。广大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端贫困。解放后，湖北从变革生产关系入手，开展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增加农业投入，从1949年到1957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5%。1958年到1962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加上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全省农业生产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滑坡，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减1.0%。从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湖北省及时纠正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消除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调整了农业经济政策，农业生产中得到较快恢复，并有新发展。三年间，全省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1.6%。时期，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牧副渔业生产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从1965年到1975年，全省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2.2%，其中1967年――1969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建国初期，湖北农村只有少数以农副产品简单加工和中小农具制造修理为主的手工作坊，劳动生产率和和商品率都很低。改革开放前，湖北乡镇企业虽有发展，但规模很小，到1978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只有19.71亿元，在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只有19%。
（二）通过考察湖北农村产业结构成长的历史过程，可以总结为下列几个基本特征。
1．结构不完全。湖北农村的产业结构是一种片面的种植业结构，即使是作为农村基础产业的林、牧、副、渔也没有摆脱从属地位，更谈不上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配套发展。农村工业也不是作为独立的第二产业，而被当作副业，只能限于“三就地”（原材料，生产、销售）的封诸状态。一方面农村还是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并没有引入市场的社会化生产的因素；另一方面，城乡产业的不合理分工，城市从农村获得大量物质资源，通过产品加工升值，再把成品返销到农村，使农村成为资源和价值的双重贡献者。
2．比例不适当。主要是农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因而造成了资源利用不合理，并且长期依靠掠夺经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1978年林业占农业总产值的4.9%，牧业占农业总产值的12.8%，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0.6%，副业占农业总产值的4.2%，种植业占农业产值的绝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6年到1975年，十年间的农业总产值只增长了24.7%，平均每年增长2.2%，特别是1967年至1969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跌，“以粮为纲”并没有使粮食大副增产，反而因围湖造田、围垦滩涂、填塘种粮，更进一步破坏了我省的水产资源，1978年湖北省渔业仅占农业总产值的0.8%，这与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农业大省地位是不相称的。
3．发展不协调。农业占有绝对比重，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十分落后，从而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1978年我省农业，农村工业，农村建筑业，农村运输业，商饮业分别占农村总产值的84%、12%、1%、1%和2%。从农业内部结构看，种植业占有绝对比重，林、牧、副、渔虽有增长，但相对比重提高幅度不大，从而造成农村资源利用的不合理和不充分。从种植业内部结构看，我省长期受农业大省发展思想的影响，只重视发展粮食生产，而其他各类经济作物如棉、油、糖、麻、丝、桑、茶、果、烟等产品的发展速度却相对缓慢。这种不顾各地资源优势而片面地推行以粮食生产为主的方针，不仅限制了经济作物的全面发展，也使粮食生产的稳定增长受到了制约。
二、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农村产业结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长期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农民的生产的极积性倍增。全省农村经济在改革中活跃起来，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经济效益显著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湖北农村经济走了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道路。
（一）湖北农村产业结构的总体考察
1．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明显，生产结构日趋协调。首先，从农业部门结构来看，农林牧渔业产业结构逐渐合理化，种植业在总量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比重逐年下降，由1980年的68.1递减到1999年的57.4%，下降了10.7个百分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甲鱼、河蟹、青虾、鳗鱼、珍珠等高价值的水产品养殖业，在改革开放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特产养殖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农业结构已基本改变了种植业挤压林、牧、副、渔业状况，使各业都得到了全面发展。
2．农村产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总体结构趋向合理。改革开放以前，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种植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主体，林、牧、副、渔业及农村第二、三产业极不发达，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在1992年农村第二产业的产值就超过了农业产值实现了我省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第一次飞跃，由原来的一、二、三产业结构序列向二、一、三序转变。
表1：湖北农业生产结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湖北统计年鉴》（历年）计算
表2：农村社会产值结构（%）
资源来源：根据《湖北统计年鉴》（历年）计算
（二）湖北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内部结构考察
1.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状况
农林牧渔业全面增长，内部结构变化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在农业生产全面发展的同时，农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农业单纯依靠种植业、种植业只注重发展粮食生产的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局面向均衡协调的方向发展。
2．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状况
从表3中可以看出农村第二产业在近20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其中农村工业占了第二产业产值的近八成。从图中看农村工业在近20年的不同时期是不平衡的。
表3 农村第二产业产值结构（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湖北统计年鉴》（历年）计算
改革开放20年来，湖北农村第二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内部结构不合理现象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发展脱离其他产业呈现出“中间沉、两头轻”的畸形结构，发展低级状态与膨胀状态同时存在，导致其发展潜力逐渐丧失。生产方式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主，使得农村工业的发展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同时在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和延伸增值方面做得不够，导致增值空间小，利益流失多，发展困难。第二产业内部建筑业与运输业的发展滞后于农村工业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状况
湖北农村第三产业自1980年以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个体农户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农村服务业体系。但我省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多以零售业和餐饮业为主，第三产业产值在农村总产值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左右，从业人员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也低于百分之十。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力被困在农业内部，人均资源、资本占有量低，农产品流通不畅，从而限制了农村一、二产业的发展。
三、现阶段调整优化湖北省农村产业结构的思路
优化农村产业结构需引导资源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使资源合理分配，最终实现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致相等，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各产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
（一）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1．重视粮食生产。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耕地少的发展中国家，需要用占世界耕地总量7%的耕地，养活1/5世界人口，解决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我们永远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农业生产是国家的基础，粮食生产则是基础的基础。只是粮食生产稳定持续的发展，其他产业如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才能发展，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如果因为目前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盲目乐观而放松粮食生产，势必造成农产品供求关系再度紧张，推动物价全面上涨，引发通货膨胀的局面，使得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陷入被动局面。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运行价格杠杆引导农民提高粮食品质。在目前粮价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更要把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落到实处，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2．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都对农业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湖北省农业基础设施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是比较脆弱的，低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许多地方还是靠天吃饭。当前正运行的农业结构调整，对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有进一步搞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为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提供更大的回旋余地，为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二）大力优化品种结构，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
前几次结构调整也曾提出要发展优质高效农业，但每次都是浅尝辄止，然而，受这次的农产品价格全线上涨和近期内国民经济紧缩的不明朗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此次结构调整难以在外延上做文章，只能注重农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其中全面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是关键。当市场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由原来的吃饱向吃得安全，吃得健康转变。因此下大力气全面提高农产品品质，选育、推广优良品种，发展绿色食品成为此次结构调整的重点，要立足于各地的自然资源条件，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尽量减少分散的种植项目，形成区域经济带和发挥区域优势。
（三）深化农产品流通改革，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农业产业化这一经营方式较好的解决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结问题。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农业已不是单一的生产环节，而是包含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在内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即所谓“从田头到餐桌”，农业的效益来自这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我们通过把发展乡镇企业与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结合起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途径。
在推进产业化经营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合同农业”、“订单农业”过去农产品供不应求，农民生产什么就卖什么，不愁销路。现在大部分农产品供过于求，农民虽然也知道“什么赚钱种什么”，但却容易造成一哄而上，大家都种，一种就多。暴露了原有农业经营方式的局限性，必须对农业经营结构进行调整，由原来的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也就是发展“合同农业”“订单农业”。农民要想真正作到以销定产，必须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龙头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调查市场，吃透行情，找到商品销路和客户以后，再给农民下订单，从而实现分散经营和大市场的连接，实现产销的有机衔接。这种做法使企业获得稳定的符合质量标准的货源，使农民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增加了效益，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四）以农村城镇化建设为契机，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高重复率，加剧了全国工业结构不合理状况。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把低价值的原料加工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制成品。从湖北省乡镇企业整体结构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第三产业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第三产业存在两低现象：一是第三产业产值在农村各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重低，第三产业滞后于农村工业的发展，使农产品流通不活，卖难问题突出。当前，应以搞活农产品流通为重点，发展一批为生产服务的运输、商贸、金融、信息、教育、环保等第三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主要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各类新型合作制中介组织，鼓励私营、民营、集体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流通组织参与竞争，还可以通过农业产业化组织农民进入流通。政府要制定实施有关的扶持政府，解决其后顾之忧，推动农村流通企业发展。
加快小城镇建设有利于拓宽第二、三产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加速发育农村市场体系，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步伐，解决我国因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的矛盾。我们要抓住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机遇，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步伐。
（五）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和企业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以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困县名单中所列的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朔州市、长治市、忻州市、晋中市、临汾市、运城市、吕梁地区九个地市的35所部级贫困县的农村中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对各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体育教学、体育经费与场地器材设施、课外体育活动、训练、体育师资现状进行考察研究。
2.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调研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系统分析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研究方法。发放教师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26份，问卷回收有效率84.0％。发放学生问卷370份，回收有效问卷326份，问卷回收有效率88.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体育教学现状与分析 1.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执行情况。调查显示：完全执行大纲的占28.6％；部分执行大纲的占36.5％。有34.9％的学校使用自编教材，这与山西的特殊地理概况以及新大纲规定的一些内容需要更多的场地、器材设施有关。在学校体育经费、场地、器材十分短缺的情况下，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编教材确定教学内容。每学期都具备教学计划的学校占50.8％；部分学期按计划执行的占38.9％；而有17.5％的学校无教学计划。
2.体育教学教案的执行与教师上课的基本情况。调查显示：每学期都具备教案的学校占51.6％；但是，也有20.6％的学校教师无教案。这也反应出学校领导对体育教师学期教学计划、教案的检查和管理制度的不健全。能按照体育课的三部分(准备、基本、结束)进行教学的占22.5％。教师在上课时只带准备部分和下课前进行集合的部分，课的基本部分让学生自由活动，教师只在旁边进行看管，以免学生发生意外。较正规上课教学的学校占35.6％。而教师只在课前集合发放器材，然后学生自由活动。教师不管不问的“放羊式”教学占调查学校的42.9％，这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3.体育课的开课情况。调查显示：每周开设两节体育课占86.5％。每周开设一节体育课，占11.9％。还有两所学校不上体育课。造成体育课开课率低的主要原因是体育教师缺乏、追求升学率以及受“智育第一”的教学观念影响。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学校体育的检查与评估，以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顺利开展，转变教育观念，制止为追求升学率而少开体育课的现象。
(二)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课余体育现状
1.早操、课间操开展情况。早操、课间操是学校体育及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精神文明的窗口，是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早操、课间操活动能使学生养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习惯，形成正确的身作姿势，并对调节学习节奏、形成良好的校风校纪有良好的作用。调查显示：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有11.3％的学校做早操，有近90％的学校不经常做或不做早操。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农村中学生源较分散，走读生较多，学生家离学校较远，无法按时出早操；第二，体育教师都住校外，组织早操确实有困难，因此不开早操或天气好开展，不好则不开展；第三，农村大约90％以上的中学在山区、半山区，不利于开展早操。《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普通中小学、农村中学、职业中学每天应当安排课间操，每周安排三次以上课外体育活动，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课外体育活动时间”。调查显示：有大约18％的学校不做课间操或不能坚持天天做课间操。主要原因农村中学缺少场地设施和体育教师。部分农村边远中学除了进校的路是平整的外，其余的就是坑地和山沟，学生无法集体做操。还有的学校没有体育教师，无人组织课间操。部分学校对体育工作不重视，使课间操时间成为自由活动的时间。
2.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次数与时间情况。调查显示：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每周安排课外活动的学校有65所，占调查学校总数的51.48％。每周开展三次活动以上的学校仅占4.68％；有48.52％的学校不开展课外活动。这说明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多数没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排课外体育活动。农村中学每次坚持～小时以上课外活动的学校有10所，占调查学校总数的7.53％；每次活动时间在30分钟～1小时的学校有46所，占到36.82％大部分学校每次活动时间在30分钟以内，可见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生每天活动的时间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要求相差甚远。
3.课外体育活动开展内容与形式。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所有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学校，开展的内容男生多数选择运动量较大，竞争性较强的项目；女生则选择一些强度中等、游戏性较强的运动项目。访谈发现以田径类项目作为活动内容的主要是参加中考的初三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无体育教师指导、无人组织的学校占一半以上。这说明有的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只是一种形式，没有认真组织管理，没有把学生课，体育活动作为一项工作认真去抓，这严重影响了农村学校课，体育活动开展的质量。
4.课余体育训练与比赛。《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在体育课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课余体育训练，提高学生的运动技术水平”。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仅有16所学校有代表队，有87.6％的学校没有任何代表队。整体评价：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工作较为落后。《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四章第十四条规定：“学校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以上以田径项目为主的全校性运动会”。有24.9％的学校不组织全校性的田径运动会。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场地器材的限制，导致只能举行一些单项比赛，如广播体操比赛、拔河比赛、乒乓球比赛等。
(三)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体育经费、场地器材设施现状与分析
1.体育经费。《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学校体育经费在教育经费中占的比例不得低于1％。体育经费短缺是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瓶颈。学校体育经费按照教育经费的1％计算，曲宗湖、刘绍曾1997年在中国农村学校体育基本现状和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指出，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学校中学生人均体育经费应在2.6元年；并运用探索性外推法等方法预测到2000年时，我国农村中学生人均体育经费为4.34元年。通过调查得知，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初中学校体育人均经费远远低于这个标准，应加大投入力度。
2.体育场地、器材现状。调查显示：足球场地，校均拥有0.14块；篮球场地，校均拥有1.22块；乒乓球台较多，共311副，校均拥有2.47副。乒乓球场地最多，其次是羽毛球场、篮
球场，主要是因为这些场地的占地面积较小，器材投资较少。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多数学校场地是田径场地套用的，这样一来，难免会出现几种活动在同一场地上进行的场面。这种状况必然会影响正常教学和课外活动的开展，容易发生运动时的意外事故。大约90％以上的中学分布于山区、半山区，学校体育场地面积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同时也会造成农村初中学校体育场地不标准。通过调查发现，农村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与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有显著的差异。
(四)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体育师资队伍现状及分析
1.体育教师的配备情况。通过访谈了解到，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专职体育教师缺乏。主要原因是当地农村经济水平较低，体育院系的毕业生不愿回到当地农村教学，而是通过各种路子进入到地理位置较好、交通便利、福利待遇较高的城镇中学去；还有一部分体育生毕业后，不愿选择体育教师职业而另谋高就，致使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的学校专职体育教师的缺额。
2.体育教师的年龄与性别结构。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中青年体育教师所占比例较大，占调查总人数的86.2％。体育教师队伍呈年轻化趋势。《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规定：“除普通小学外学校应当根据学校女生数量配备一定比例的女体育教师”。根据专家意见，中学体育教师中，体育女教师的比例在25％～30％比较合理。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女体育教师占体育教师总数的16.56％。显然女体育教师所占比例偏低。
3.体育教师的学历结构。调查显示：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体育教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非常少；大专学历者占61.8％；中专学历占19.8％。可以看出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体育教师的学历普遍较低，这可能与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缺乏继续教育有关，也可能与体育的学科特点和学校的不重视有关。
三、发展对策
1.组建一支数量更大、质量更高的合格体育教师队伍。调查发现，制约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中学学校体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体育教师队伍是十分突出的因素。应当根据农村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需求状况，有计划地为各农村中学定向培养体育教师。为了稳定体育师资队伍，尽可能的改变农村体育教师待遇，正确对待体育教师的地位、荣誉，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改善体育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热情，为有效开展学校体育提供保证。
2.结合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学校体育工作。山西省部级贫困县农村学校应根据农村自身的环境、场地、器材、师资等条件因地制宜地选择对场地、器材等物质条件不具备的项目作为教学内容。例如武术、摔跤、爬山、越野跑及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使贯彻实施大纲内容与因地制宜地选择教学内容相结合，以弥补因条件的限制而不能完全实施教学大纲的不足，根据农村实际情况，自制各种体育器材，充分利用当地农村自然条件，开展具有民族传统和乡土特色的体育，改善农村学校体育的教学现状。
本文作者：陈超刘红光工作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国农村发展的约束瓶颈
农村人居环境差，有效需求得不到释放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弱，一家一户分散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能使广大的农村地区在城乡大市场中享有发言权，只能将工业化过程中的打工收入用于购买自用的工业品，而无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因此一般农村地区的供水、用电、道路、煤气、住房等基本生活生产设施普遍落后，人居环境较差。这也是我国许多地区农民可以购买得起彩电、摩托、洗衣机等消费品，却在饮水、洗澡、生火做饭等基本的生活方面仍比较落后的原因，也是部分地区出现个别富余农户很先进的自建房与泥泞的土路、污染的水沟常年相伴的根本原因。而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则不仅水、电、路等基础设施较差，而且居住条件也很差，仍存在大量的危房老房。农民切实的生产生活状况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善，以户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不能通过深化农业分工提高福利，加之未来生活、医疗、子女教育等没有相应的保障，所以农民只能将国家的政策性补贴收入连同农业剩余一起用来购买工业产品，而供水、供电、道路等更多真实的需求得不到释放。因此，改变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共支出能力，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经营不利于农业分工化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农业经营规模小、效率差，户均不足10亩的经营规模虽然能够满足农民基本生存的需求，但却使农民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增加了农民改变现状的惰性。同时也阻碍了农业机械化步伐，因为其经营规模明显达不到使用机械耕作方式的经济规模，使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业分工的深化发展缓慢。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在一开始可能会取得成功，但是在以有组织的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大农业市场中将会失去优势[12]。农村制度不利于农村市场化长时期城市偏向政策的实施和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使农村地区成为边缘地带，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大量农村资源和农业剩余流向城市。学者们曾经对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以各种形式实现的农村资源向城市的无偿转移进行估算，归纳起来大约在6000亿~8000亿元[13]。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的计算是，与财政的百亿级的增加投入相比，农村资金正以千亿级的速度，通过金融机构向城市、向沿海地区输出。农村资源与农业剩余无法用于农村自身的发展，除了加深农村作为城市工业产品市场的牺牲程度外，还从供需两方面制约着农民对多样化产品（包括社会化服务产品）的投资和需求，从而制约各类农民组织的良性发展，不利于农村内部市场的扩大。教育水平和生活观念落后不利于农民技能化目前，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生教育经费仅占38%。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农村劳动力、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到城镇的迁移劳动力，其受教育年限分别是6.69年、9.34年、8.66年，即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仅略高于小学，而中学入学率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教育水平的落后是导致农民素质低的关键原因。另外，农民安于现状的生活观念和封闭式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当前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伞下形成的农村“高水平均衡陷阱”使原本就比较保守的农民更加不愿意改变现状，而只是消极地等待接受政府给予的好处。
新兴经济学理论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新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学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这些新兴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并重新发现了收益递增，解决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得出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止的尴尬问题。技术进步与分工深化：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将收益递增视为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从而改写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将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产物，强调经济增长源泉的内生化；第二，重新发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总体收益递增中的重要作用。劳动分工的演进会扩大市场规模，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贸易依存度和内生比较优势，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根据新增长理论的观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区域内部。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应该在发挥外部动力引导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村自身的内部动力。将有限的力量用到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业分工深化上来，改变农民生产供给曲线和生活需求曲线，打破生产生存的低水平均衡状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外部力量必须运用得当，如果只是一味地对农业进行保护，对农民进行补贴，那么无疑只是缓解了农业内部的良性矛盾，延长了农村低质均衡状态被打破的时间。因为这些补贴会连带本应用于农业资本积累的农业剩余通过购买城市工业制品的方式一同流向城市，最终反而不利于提升农村内部比较优势，阻碍农村的发展。交易成本与制度创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科斯交易成本范式经济学基础上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是决定分工和市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城市的出现正是出于对降低交易成本的要求。而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主要由制度环境所决定，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其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开发一种制度环境，充分利用制度安排这一资源，使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增进社会的经济效率。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仍以一家一户为主体，农民之间缺乏有效分工协作，资源要素不能在农村内部有效流通，农村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大市场的腹地和附庸，农村内部缺乏交易。再加上上层管理机构中的城市偏向政策以及农民自身改变其低水平均衡惰性的存在，使农村地区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不能显现出来。如果政府通过适当的外力作用，建立起乡村内部要素的自由流动体制及其风险预防机制，同时调动基层管理机构和农民的积极性，鼓励农村地区改变现有生产组织方式，让农民清楚认识到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则新农村建设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对策探析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改善农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民生产生活各项活动的重要载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多、村庄分布散、农村经济实力薄弱，加上长期公共财政对农村投入不足，导致农村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长期空白并严重滞后于城市地区。农村人居环境落后的现状已经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影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借助农村地区制度创新与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变迁的时机，进一步增强农村经济公共服务支出能力，加大农村经济对自身人居环境建设的投入，强化农村集体观念和规划意识，重点加大对涉及农民生产生活的供水、排水、农房改造、道路、生活垃圾等设施的改造与升级，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加快制度创新与改革，促进农村市场化1978年我国农村地区自发引起的制度变革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曲折过程，而在目前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创新应该致力于促进农业生产向“大分散、小集中”的市场化农业过渡。“大分散”是指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分离开，而“小集中”则是指将每个环节的资源向单个人手中集聚。目前我国农村制度导致的基层政府依赖性和农民自身的被动性是阻碍上述农业生产过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农村制度改革与创新应该着重于调动基层管理机构和农民两方面的积极性。首先，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和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后，逐步建立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在建立高效的行政反馈与监督机制的基础上，赋予基层管理部门充分的自，上级政府应承担部分农村义务教育支出，减小县乡级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其能够将更多的财政用于农村其他公用事业的建设。其次，从农民自身角度考虑，建立保护农民权益的长效机制，如建立农民土地流转机制、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有助于解决农民创业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促进各类农民组织和为农服务的各类事业良性发展。第三，建立有利于农民的农村商品市场组织机构，如农产品协会、市场信息中心等。以保证农民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有利于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发展。加大教育投入与技术推广力度，提高农民素质政府通过全部取消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逐步发展职业高中义务教育，是调动农民提高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与从业技能积极性的良好途径。除了通过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建立政府加科技人员加农户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深化农业分工的关键内容，即根据农民对技术的需求，将科研人员攻关形成的技术通过政府设立的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向农民免费培训和推广。总之，通过素质教育与技术推广两方面的努力，培养各种行家里手，提高农业技术含量，是深化农业分工，加快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鼓励农民多元化经营，促进农业分工从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经验来看，通过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将农户生产过程中产前、产后的环节分化出来，将农户无法承担或勉强承担却不经济的一些生产和经营职能，由社会化服务体系承担，有利于形成专业化的适度规模经营。我国新农村建设应在宣传、解放农民思想、提高农民素质和建立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及其创业风险补偿机制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鼓励部分农民从农业耕种中分离出来，投入到为农业耕种劳动者提供生产生活的服务行业中去。这些服务不仅包括为农业生产提供种子、化肥等产前服务和统购统销等产后服务，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为农民吃菜、饮水、洗澡、生火做饭等提供生活服务的消费。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农村大量隐性失业劳动力的问题，还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带来农村地区的革命性变化。
在新兴经济学理论视角下，本文认为通过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工业化和我国东南地区在政策机遇下的农村工业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实现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迅速发展是不现实的。目前我国农村的发展已经到了转型时期，农业生产面临着组织方式变革的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改革、素质教育及技术推广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生产分工深化，同时加大农村经济对自身人居环境的建设投入对农村地区的发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总之，鼓励农村制度改革和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促进农村内部生产生活的分工，增强农村经济公共服务支出能力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很好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