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06 17:14:57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Mincer方程；城乡户籍；教育
0 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但相关研究多数集中在教育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上。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人力资本收益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依据Arrow(1962)的“干中学”模型、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以及Mincer(1958)关于人力资本收益的估计模型作了大量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大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农村人力资本收益大于城市人力资本收益。有些地区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却低于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这种结果是由于某些地区制度造成的障碍在人力资本收益上的反映，恰恰说明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人力资本的重要程度要求政府部门按照资源配置原则，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和配置，把生产要素投入到效率最高的地区和行业，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地区资源。
当前背景下，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现代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反映着城乡之间的制度差异。而在这种形式下，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统筹，根本途径是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的素质问题或者人力资本问题就凸显出来，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实现统筹城乡的最大障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或者说是城乡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问题，是城乡协调发展，使有利于要素合理流动的城乡就业机制问题。区域人力资本收益是制约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关键因素。国内外很多文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力资本和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作了相关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呈现非对称性，但对于同一地区尤其是区域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城乡比较研究文献仍较少。朱琪(2009)针对广东10个地区城乡不同户籍的劳动力通过Mincer方程对4443份问卷做了分析，得出农村教育收益率大于城市教育收益率，而在工作经验、劳动时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对工资的影响系数等方面，城市样本系数显著大于农村样本系数，这也验证了以往学者关于城市及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状况等基本结论，但该研究没有考察健康状况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应当包括教育、保健、劳动迁移及劳动信息的获取等内容，而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因素对于劳动生产率、对于人力资本收益都是有影响的。鉴于此，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同一地区城镇和农村人力资本收益作比较研究，主要考察同一地区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本在教育、工龄以及健康方面的收益状况，并提出相关的人力资本政策。
1 数据及模型
在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分析中，多数文献集中在教育的收益率分析上，其估计方法主要有内部收益率法和Mincer(1974)方程模型。由于内部收益率法只把正规的学校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学校教育的结束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束，这与人力资本内涵差距太大。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收益差异来源主要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积累差异。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收益水平与教育后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相关性。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以受教育年限、工龄等作为衡量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指标，同时引入健康状况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采用扩展的Mincer方程模型考察教育、工龄及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要素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
1.1 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6月至2009年12月对重庆市九龙坡区“十二五”规划所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总数为1867个，根据筛选条件，其中城市有效样本751个，农村有效样本462个，样本总体有效率64.97％。对城镇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相关性研究的调查主要包括收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要素。
对与收入相关的人力资本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设计的变量有：性别、教育年限、工龄、健康状况等。关于教育年限及工龄进行如下折算：小学及以下教育=6，初中教育=9，高中教育=12，大专及以上教育=16。假设样本的入学年龄为7岁，工龄=年龄-教育年限-7；关于健康状况变量，对健康水平进行衡量，求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
所有资料采用SPSS16.0版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表1、表2显示出研究变量及样本分部情况。
1.2 模型
传统学者估计教育对人力资本收益的影响，多数使用Mincer方程模型，利用在该模型中假定，所观察到的收入决定因素是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该模型认为，观察到的劳动力工资收入差别是由于不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不同而造成的。对教育、工作经验及健康状况的回报率的考察采用扩展的Mincer方程，对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健康状况的考察，代表集聚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投资。大量研究表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的回报率都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Schultz，1993)。因此，一般都将性别变量考虑进来，在将全部样本进行分析之后，考虑到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工资收入决定因素，将资料按性别分开估计不同性别的教育年限收益率和工作年限收益率。因此，本文利用扩展后的Mincer模型如下：
InYi(S，E，H)=α1+α1Si+α2Ei+α3Ei 2+
α4Hi+ξi
其中，Y指人力资本收益，一般用收入衡量，i为所描述样本，S为受教育年限，E为工作年限，H为健康状况。Polacheek等(1974)认为，使用对数函数
比使用线性函数更为有效，使用小时工资率作为因变量更为准确。由于缺少小时工资率，本文利用全年工资收入的对数对人力资本的收益进行考察，E2是工作年限的平方，在模型中起调节作用。
2 结果与讨论
利用Mincer扩展模型将教育年限、工龄及健康状况对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在城市职工收入中有些样本含有工资外收入部分，而且该项收入对总收入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在农村劳动力收入中，非农收入占有相当大比重，因此对城市和农村劳动力的收入衡量都是指年收入。分析结果表明，各模型的F值全部通过检验，且都在0.05的水平下显著(见表3)。
2.1 教育年限对收益的影响
无论是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可以发现教育对收入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对于城市总体样本，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且城市总体教育收益水平大于农村教育收益水平，这也是被用来解释劳动力流动的原因之一，即较高的教育收益水平是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对城市男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7.853％；在对城市女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8.030％。比较城市男性与女性的教育收益水平，发现女性较男性在教育收益上更为明显。在对农村男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5.819％，高于全部样本的4.729％；在对农村女性样本的检验中，教育对收入的影响系数为4.482％。比较农村男性与女性的教育收益水平，发现农村男性较女性在教育收益水平上更大，这一点与城市样本结论相反。结合前人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收益率是逐渐提高的，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收益率一般在3％以下，而到了近几年，教育收益率增加到10％左右，相关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
2.2 工作经验对收益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城市与农村的工龄收益率都是显著的，工龄收益率在性别方面城市与农村相同。工龄对收益的影响方面，城市男性工龄收益率为6.854％，城市女性工龄收益率为3.272％，男性与女性工龄收益率差别较大；农村男性工龄收益率为4.292％，农村女性工龄收益率为3.104％，男性与女性工龄收益率差别不大。比较城市男性、女性工龄收益率与农村男性、女性工龄收益率发现，男性工龄收益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别较大，而女性工龄收益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别不大。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解释：城市男性随着工龄的增长，其人力资本价值增加，而城市女性由于婚姻、生育等诸多因素，随着工龄的增加，其价值并没有得到体现。而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其工龄收益率并不会增加太多。城市与农村劳动力工龄平方的系数都为负，这一点与相关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收益曲线呈现倒“U”型，工龄的平方在模型当中起着调节作用。
2.3 健康状况对收益的影响
引入虚拟变量对人力资本其他要素中的保健因素，即身体健康状况对城乡劳动收入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健康因素对收益的影响在城市与农村都是显著的，且城市样本大于农村样本。其中，在城市样本中，男性健康收益率为7.598％，女性健康收益率为9.990％，女性健康收益率大于男性；在农村样本中，男性健康收益率为2.597％，女性健康收益率为1.490％，男性健康收益率大于女性。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解释：健康与教育、工龄类似，在城市由于受到平均工资等因素的影响，城市收益率也会大于农村。由于城市男女性别对工作影响并不明显，但受生育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健康因素对人力资本收益会有较大的影响。而农村样本中，虽然进城务工会增加劳动力工作收益，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脏累差的工作，收益率自然会低，且在家务农人员多是老人与妇女，女性健康收益自然会低于进城务工机会较多的男性劳动力。另外可以发现，城市劳动力健康收益远大于农村水平，说明城市劳动力在疾病及保健等方面的因素对收益产生更大的影响。
3 政策建议
城乡发展是以城市和乡村发展水平和速度的持续差距为特征的不平衡发展，是由现实的不平衡过程向理想平衡逐渐改变的过程。通过对重庆九龙坡区城市样本与农村样本中人力资本要素、教育、工龄、健康状况、性别等因素的回归分析，提出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3.1 转变思想观念，统筹城乡有序发展
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实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经验之一。我国目前进行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城市劳动力并没有向农村转移。农村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溢性，而城市人力资本则具有较强的内溢性。在农村人均收入逐步增加的同时，城乡差距逐步扩大是个事实。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还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拥有较强能力的农村劳动者持续外流，客观上加重了目前城乡差距的扩大。因此，在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同时，应该从根本上即思想观念上转变，改善农村人力资本发展环境，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使农村人力资本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最终实现城乡统筹。
3.2 加大教育投资，加强在职教育培训
人力资本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人力资本储备中对城市投资的严重倾斜和劳动力城乡流动与迁移的非对称性。这个问题靠市场的力量很难解决，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主导推动作用。在政府的引导下，加强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加大国家对农民教育、农民培训和农村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建立面向农业和农村的教育、培训和公共卫生体系。培育人才、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转变农村人才短缺和智力外流的状况，是农村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农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通过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使得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3.3 消除性别歧视，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迈入21世纪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是2l世纪人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稳定器”，虽然目前农村地区建立了包括医疗、养老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但是距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差距甚远。农村地区的土地一定程度上代替社会保障发挥着作用，重男轻女思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态势，这是农村地区对国家的社会保障缺位的“买单”，是城乡不平衡的表现之一。农村男性劳动力更容易找到工作，而女性则在接受教育、获取工作、获得较高劳动报酬方而受到歧视。因此，在消除性别歧视的基础上，应建立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社会优抚在内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
3.4 创造良好环境，推进要素合理流动
我国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同时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地区的进一步败落，城市也出现“大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在农村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实践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因此，以城镇化为主导，立足创造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的发展环境，成为解决城乡要素流动的根本出路。同时，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参考文献
[1]Schuhz W Theodore，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l(1)：1-17。
[2]Anow Kenneth J， The ecolqoml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3)：155-173。
[3]Lucas E，Robert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es，1988，22(1)：3-42。
[4]Mincer J．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il-bution[J]，The 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8，66(4)：281-302。
[5]侯风云．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J]，经济研究，2004(12)：75-84。
[6]姜道奎，柏群，张体勤，区域人力资本提升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研究[J]，科技与经济，2010，23(5)：75-78。
[7]王梦奎．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区域发展[J]，管理世界，2004(4)：1-8，29。
[8]马晓河，统筹城乡发展要解决五大失衡问题[J]．宏观经济研究，2004(4)：3-6，12。
[9]周琳琅，论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J]．学术论坛，2005(4)：95-98。
[10]Jamison Dean T，Gaag Van der Jacques Education and earnings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Economies of EducationReview，1987，6(2)：161-166。
[11]赖德胜．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1998(5)：42-49。
[12]朱平芳，徐大丰，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7(9)：84-95。
[13]侯风云，张风兵．山东省人力资本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J]．山东经济，2010(2)：143-149。
[14]侯风云，邹融冰．中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非对称性及其后果[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6-22。
[15]朱琪，城乡户籍与人力资本收益――基于广东省截面数据的观察[J]．经济地理，2009，29(3)：450-455，460。
[16]Lucas E，Robea Jr．Supply-side economics:an analytical review[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0，42(2)：293-316。
关键词：教育；健康；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03-10
教育和健康的经济效应，既可以从总人口角度也可以从个人角度来进行分析。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不仅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被许多经济增长理论所强调，而且在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中被视为生产效率和劳动报酬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肯定教育和健康作用的有意义的结论。
本文介绍了被用来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并通过评述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梳理了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微观经济效应，以及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如下：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考察了宏观层面的研究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在第四部分梳理了教育和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
尽管人力资本存在难以测度和加总的问题，但是关于人力资本的经验研究还是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结论。相关的文献主要采用教育指标与(或)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
教育指标包括：(1)入学率(schoolenrollmentratios)；(2)成人扫盲率(adultliteracyrates)；(3)受教育程度(educationalattainment)ll～。健康指标包括：(1)人体测量变量(anthropometricvariables)；(2)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1ifeexpectancy，survivalrates，ormortality)；(3)发病率(morbidity)；(4)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generalhealthandfunctionstatus)。
入学率按教育程度可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入学率等，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得到应用，Tilak对这些研究有过概括的论述。入学率是指，某个给定的教育程度的入学学生总数占法定的(或社会约定俗成的)相应学龄总人口数的比例。入学率反映了当前的受教育人口增量，这种流量不断累积构成了日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由于完成教育过程需要很多年，所以这种流量与存量之间的时滞是很长的。若要消除这种时滞，那么，不仅需要估计初始人力资本存量，而且期间的人口流动和人口死亡等因素都会给数据带来误差。因此，入学率并不是一个能够很恰当地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
与入学率不同，成人扫盲率反映的是当前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流量。然而，成人扫盲率只反映了当前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没有把接受更高层次教育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考虑进去；如果采用了成人扫盲率这一指标，就意味着基础教育以上的更高层次教育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不是十分重要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成人扫盲率也不能够准确地衡量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
前两个教育指标都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而受教育程度既可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也可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用于个人层面研究时，受教育程度的数值化指标为受教育年限；用于宏观研究时，数值化指标包括(成年人)达到各级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以及(全体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前两个教育指标相比，受教育程度比较恰当地度量了人力资本存量。尝试构建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集的文献包括Psacharopoulos&Ariagada、KanekolaI、UNESCO、Lau，Jamison&Louat、Kyriacou、Barro&Lee等；另外，Wang&Yao估算了中国1952―1999年的受教育程度，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估算了中国大陆30个省区市1982--2003年的受教育程度。
健康指标中的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这三个指标多用于微观层面的研究，如被用于个人健康对个人劳动生产率、个人收入等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人体测量变量包括体重、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等身体特征指标，以及各种营养摄入量等健康投入指标。采用这种健康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健康水平与身体特征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具有其内在的生理机制，而身体上和认知上的机能发育是个人经济潜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另外，营养摄入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的体力和精力，从而会间接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常见的发病率指标包括医疗诊断记载的具体疾病情况和症状等变量。疾病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并且使医疗费用和保健开支增加，因此疾病会影响个人收入与家庭财富，其影响程度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指标包括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其中前者具有主观性，而后者则相对较少受到主观偏见和其他社会经济学指标的干扰。
第二种健康指标预期寿命、存活率与死亡率的测量对象为总体人口，因此不能用于个人层面的研究，通常被用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例如国民健康对经济增长、人均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指标影响的研究。MurrayεIopez证明较高的预期寿命跟较低的发病率和良好的总体健康状况相关联，Shastry&Weil发现成年男性的存活率与他们的身高线性相关，而身高是很重要的人体测量变量之一，经常被用作人力资本的度量指标。由此可知，预期寿命、存活率和死亡率指标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口群体的健康水平。事实上，几乎所有宏观层面的研究都采用预期寿命、存活率或死亡率来度量健康水平，Bloom，Canning&Sevilla对这方面的文献做了汇总，并汇报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使用的估计方法以及实证结果。
二、教育和健康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是不相同的；而且在那些强调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没有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作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Solow模型和Ramsey模型关于生产过程的一个假定就是，资本、劳动和技术以外的投人品都是相对不重要的。这些模型的生产函数包含四个变量：产出、物质资本、劳动和技术水平，其中技术进步率为外生给定的。人力资本在这些模型中既不是一种投入要素，也不会促进技术进步。
与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不同，人力资本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UzawaL93]与Lucaslss]认为仅有物质资本还不足以全面反映资本的重要性，并对资本的概念予以扩展，使其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为正，致使单个资本积累就可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
Romer的研究与开发模型中，人力资本是研发部门的一种投入要素。研发部门利用人力资本与现有知识(或技术)来创造新知识(或技术)，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低将会影响研发部门的创新能力，影响技术进步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强调入力资本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文献还有Becker，Murphy&Tamura、Tamura、Mulligan&SMa-i-Martin、Lucas以及Goodffiend&McDerott等。
Aghion&Howitt指出，在内生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相同的积累速度导致了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如Uzawa和Lucas都属于此类研究。①这类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放人生产函数，人力资本的增长将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人力资本的增长便不会有经济的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原因在于人力资本能够持续地增长。第二类模型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可用的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认为即使没有人力资本积累，也是会有经济增长的。在这一类模型中，人力资本存量是技术进步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例如，Romert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寡会影响创新能力，Nelson&Phelps(1966)认为人力资本存量高低会影响模仿、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因此，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将影响技术进步速度，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问题，我们还要提到杨立岩和王新丽。杨立岩他们把Lucas的人力资本开发部门引人Romert的研究与开发模型，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活动在经济增长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最终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杨立岩和王新丽的研究目标为同时内生化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并强调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其研究目的不是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但是，客观上他们的模型和研究结论意味着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那么，人力资本究竟以何种方式影响经济增长呢?已有实证研究使用教育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来验证过这个问题。Benhabib&Spiegel利用Kyriacou和Barro&Leet的受教育程度跨国数据，检验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对增长的经济效应。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的回归结果不显著，甚至回归系数的符号也不正确，而人力资本存量则存在显著的正的影响；所得结论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人力资本存量而不是人力资本积累。然而，Krueger&LindahlL认为，Benhabib他们之所以得出人力资本积累不显著的结果，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跨国受教育程度数据误差比较大引起的。(pritcheul已经注意到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可能造成的一些问题。)由于估算过程比较粗糙，导致跨国的受教育程度数据测量误差大且可靠性低。KydacouL和Barro&LeeLlOj所测算的68个国家198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为0．86，然而，从1965―198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量的相关程度却仅有0．34。Krueger&Lindahl指出，这些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严重削弱了对人力资本积累的GDP增长效应的估计，并且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尤其是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变得不显著了。他们使用Benhabib&Spiegel所用的教育数据重新做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包含控制变量――物质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积累是显著的；他们还发现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为了检查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是否因教育数据的测量误差引起的，他们证明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数据的测量误差，不会引起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增长之间产生一种虚假的正相关关系。最终结论为：人力资本积累与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两者都会影响经济增长。
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2--2003年中国分省受教育程度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他们发现，人力资本积累与可用于生产过程的人力资本存量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而且前者的影响力可能比后者的更大；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关系。
此外，大量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发现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Senguptatsa指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中扮演者重要角色。Chen&Feng采用中国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大学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测量指标，研究了催动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原因，结果发现高等教育对所在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Wang&Yao发现中国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相当快，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贡献是巨大的；并且指出，中国应该对当前教育投资力度下降的趋势予以关注。Barro以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国际间可比较的测验分数衡量人力资本质量，对大约100个国家做了实证分析。Barro发现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男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正相关，由于这部分人员承担着新技术的创造、传播和模仿的重任，所以这个结论表明了技术扩散的重要性；经济增长跟具有中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成年女性的初始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在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成年女性未能人尽其才；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相比而言，人力资本质量的作用显得更重要一些。
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采用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或者兼用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Bhargavaetal．研究了成年人存活率(即年龄达到15岁的人能够存活到60岁的概率)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基于多个国家间的面板数据，他们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成年人存活率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例如，在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成年人存活率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将上升大约0．05％；而投资占GDP的比例上升1％，相应的GDP增长率的上升幅度仅为0．014％。Bloom，Canning&Sevilla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引入生产函数，采用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工作经验等指标度量人力资本，研究了健康、教育及工作经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健康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预期寿命增加1年能够促使产出增长4％；预期寿命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能够解释各国间收入差异的相当大一部分，而工作经验在解释收入差异方面作用不大。
除了我们在上文中所谈到的旨在验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式的实证研究，以及在不做理论模型设定的情况下所做的有关教育和健康的实证分析之外，还有一些实证研究针对某些刻画人力资本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验证。Mankiw，Romer&WeilL把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入到
Solow模型中去，利用跨国数据检验了原Solow模型与加人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发现加入人力资本之后的Solow模型可以很好的描述跨国经济增长。这个经过改造的Solow模型依然是一个外生增长模型，这就是说，Mankiw，Romer&Weil的研究结果表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能够很好地刻画人力资本的影响；不过，他们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仅使用了教育指标，未采用健康指标。只采用教育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的做法，如同把人力资本狭义地等同于教育，这就有可能低估了人力资本的作用，甚至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经验数据分析了人力资本及其各形成要素的影响。他们首先检验了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发现在仅采用教育指标而忽略健康指标的情况下不能拒绝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模型，但是在兼用教育指标与健康指标的情况下，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作用太大了，以致于推测出的参数值已经不能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这就表明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不能够恰当地刻画中国自改革以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加人人力资本的Solow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并不影响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率依然是外生的。这样的模型设定虽然重视了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但是却会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产出的影响全部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然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论述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存在正的影响；如果设定的模型把人力资本的作用都归功于人力资本积累，必然会过高估计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从而导致错误的参数估计。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作用都考虑进去，人力资本既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又是技术进步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这样的模型设定既体现了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功劳。他们在此模型基础上做实证分析，估计了生产函数的参数，并且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许多实证研究兼用了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但是直到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才给出教育、健康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具体构成形式。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在分析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以及健康与教育两者之间相互影。向的关系基础上，认为教育和健康既非完全替代关系，又非完全互补关系，并设定了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教育和健康按照Cobb―Dous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人力资本。
三、教育和健康的微观经济效应
人力资本的微观经济效应是研究个人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劳动报酬等方面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第一部分已经介绍过用于度量人力资本的教育指标和健康指标，其中在微观层面研究中通常使用的教育指标为受教育年限，健康指标包括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了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回报，被广泛采用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是Mincer收入函数。Mincer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因为人力资本决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也越高，所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越高。Mincer考虑的人力资本度量指标包括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他证明，如果接受学校教育惟一的成本是接受教育期间的机会成本，如果增加受教育年限导致收入增加的比例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那么，劳动者收入的自然对数与其个人的受教育年限线性相关，这种线性关系的斜率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持有类似观点的研究还有Becker与Becker&Chiswick等。
劳动者参加工作以后，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而提高；但是，随着个人年龄增大，体能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会下降，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能随着社会技术进步而及时更新，于是劳动生产率就开始下降了。因此，Mincer在个人收入函数中加入了工作经验的一次项和平方项，来反映工作经验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Psacharopoulos基于Mincer收入函数，采用OLS回归方法估计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发现Mincer收入函数对各国数据都有很高的拟合度，虽然这些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差异；各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0．05---0．15这个范围内，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稍高于男性。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一直都很低，如Maurer―Fazio采用198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只有2．9％。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以后有上升的趋势。岳昌君在Mincer收入函数的基础上，对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职工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教育对个人收入的直接影响是显著的；在目前的学费水平下，高等教育投资的直接教育净收益是正的，如果再考虑高等教育的间接受益，那么高等教育的总回报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有关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有Byron&Manaloto、Zhang&Zhao、Li、陈晓宇等、李实和丁赛等。
个人教育收益率属于教育的微观经济效应，考虑的是个人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货币回报；全社会从教育投资中获得的回报属于教育的宏观经济效应，被称为社会教育收益率。社会教育收益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如果教育存在正的外部性，那么个人教育收益率就不能涵盖教育投资带来的全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将高于个人教育收益率。Machlup与Spence注意到，接受教育有可能除了获得一纸文凭之外，并没有提高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教育收益率就会低于个人教育收益率。另外，社会经济制度也会造成社会教育收益率和个人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巨大悬殊。Heckman指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的工资制度以及许多针对工资设置的限制政策，造成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很严重，致使劳动者的工资反映不出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因此，那些基于Mincer收入函数得到的很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反映不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教育的真正贡献。Fleisher&Wangt估计中国的社会教育收益率可高达30％或40％，这意味着在90年代初个人教育收益率只反映了教育对社会经济所做贡献的1／10。
健康使劳动者工作精力充沛，而疾病却会导致缺勤率上升。拥有健康不但是劳动者正常工作的保证，而且健康的劳动者工作效率更高。许多微观经济研究采用人体测量变量、发病率、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等健康指标，证明健康会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和个人收入。如采用身体特征、营养状况指标的文献
有Imminck&Viteri、Wolgemuth，Latham&Hall、Sahn&Alderman、Strauss&Thomas、KnaultSlj、Hass&Brownlietn、Thomas&Frankenberg、与Case，Lubotsky&Paxsontnj等；采用发病率指标的文献有Sehuhz&Tanselkslj、SmithL、Bradley et al与WU等；采用总体健康与功能状态的指标的文献有Strauss et al．、Gruber&Hanratty、Mete&Schultz与刘国恩等等。Strauss&Thomas采用美国男性的身体特征指标，发现身高越高的男性和(给定身高)体重越重的男性，他们的薪水也越高。Wu采用发病率指标，发现严重疾病会对家庭财富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已婚女性病情发作的影响大于已婚男性。Mete&Schultz同时使用自我健康评价指标和功能障碍指标，发现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老年人中，这两个指标越高的人(即越健康的人)，其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越高。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作为决定人力资本的两个关键因素，在微观层面上影响个人劳动生产率和个人收入水平，在宏观层面上影响技术进步速度和经济增长率。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的增加、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和DGP增长等直接经济利益，还包括认知能力、家庭生产和抚育健康孩子等许多家庭福利指标的提高。例如，Glewwet发现(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跟婴儿的健康水平正相关，跟生育率负相关。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效益上，就会低估教育和健康所带来的整体效益。
四、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研究发现医疗保健费用，甚至收入水平对健康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却发现教育和各种健康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收入、种族、职业及其他的个人特征之后，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正相关性依然显著，并且是高度相关的。Grossman&Kaestner与Grossman有关于这方面的综述。Kitagawa&Hauser发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死亡率都存在显著差异。此后，很多研究有类似的发现，如Elo&Prestont在控制了很多影响死亡率的因素之后，如收入、种族、婚姻状况、居住地及出生地等因素，Rogers et al在进一步控制了保健服务、保险、吸烟、身体锻炼、职业及其他因素之后，证明了受教育水平和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教育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很普遍的，并且相关程度很高。一些研究甚至指出在上个世纪中，美国、英国与欧洲大陆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群体之间健康状况差距扩大了。例如，美国在1960―1986年之间，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标准化死亡率从5．7％降至2．8％，而同期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死亡率仅从9％降至7．66％。
已有的文献对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有着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促进健康。Grossman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受过教育的人会更好地保证和维持健康。①这可能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制定较好的保健决策，并且(或者)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得到较多关于健康维护的信息，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存在这种因果联系的研究还有Berger&Leigh、Sander、LeiSh&Dhir、Goldman&Lakdawalla、Lleras―Muney与Grossman等。
另外一种观点是反方向的，认为较差的健康状况导致了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一方面，健康的人认知能力更强，并且能够维持更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因而学习效率也就更高；另一方面，健康状况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人们能够从教育投资中获得多少回报，跟个人的健康状况及寿命长短有很大关系。健康状况越好，寿命越长，从教育中获利就越大。因此，存活概率和寿命预期势必会影响人们在教育上的投资行为；父母在决定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时候，子女的健康状况也是他们的考虑因素之一。一些研究发现健康含有很大的外生成分，这些外生成分跟科学知识与技术进步无关。Fries指出基因决定的寿命上限为岁；Preston对预期寿命的变化与收入、卡路里消费量、疾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变化的大约50％归因于跟经济发展无关的“结构性因素”；Soares证明近年来各国死亡率的下降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可能是健康状况决定了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反过来。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因为存在一种既影响教育又影响健康的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基因特征或父母的背景等。Fuchs与Farrel&Fuchs发现能力强或贴现率低等这些不可观测的特征使当事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较有耐心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较多，耐心较小的人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也会较少。
当然，这些解释教育和健康之间的高度相关关系的各种观点之间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有可能是共存的。
当前，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由规模扩张到精神内涵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系统呈现出层次不清、关联性不强等状况，成为阻碍现代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绊脚石，因此，我们必须要实现职业教育的改革。
一、职业教育发展及作用
（一）职业教育产生过程
现代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社会劳动者群体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效率，转变劳动者自身的生存状态，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通常职业教育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从事于社会岗位生产型劳动的劳动者群体。
最初形态的职业教育是占代传统作坊中的学徒制度，小学徒们在固定的时期内抓紧学习技能，并且在作坊中工作，实现工学一体化，从简单的工作到繁冗的工作，逐渐掌握熟练的工艺技能。而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在当今德国推崇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依然还有一定内容的保留。随着当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工业文明替代了传统的手工生产作坊，而人们的劳动技能提升，社会岗位对劳动者群体的数量需求逐渐增加，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劳动的需求，因此，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了。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我国职业教育重要作用
1.为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实现了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物质性生产资料的增加与科学技术的提高，必然会需要劳动者具有更高的生产技能。而物质性的生产资料的提升过程具有商业性特点，并且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提升也属于社会过程，是当代社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果。
2.通过提升社会劳动者的专业技能来转变其生存状态。我国整体人口素质依然较低，劳动者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只能从事薪水较低的简单劳动岗位。而通过现代职业教育，能够让较低素质的社会劳动者提升其劳动技能，进而让他们可以去从事相对复杂的劳动。一方面，可以转变他们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能够促进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
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职业教育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存在着一定差距。当前的研究对于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缺少较为科学的界定与划分，从具体方面来说：首先，对于西方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普遍采用“拿来主义”的原则，存在人云亦云的状况，并没有针对我国现状来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缺少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与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论点。其次，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对使用典型教学案例不够重视，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对于某些基础性概念缺少必要认识，甚至会出现误区，例如，院校教育模式与方式之间的关系概念混淆不清，对于一些教育类研究文献中将职业教育模式混淆为教学方式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许多教学方式研究的文章是通过理论性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部分内容脱离了实际情况，使得教学研究成果与当前教育实际不符。
（二）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
当前依旧存在着推崇知识理论文化教育，忽略职业技能训练的传统观念，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定位与目标是培养出较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模式；而这种教育取向与传统教育观念是相悖的。由于受到传统“重视知识理论，忽略职业教育”的巨大影响，职业教育自身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被完全接受，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会遭到歧视。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导致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规模失调严重，导致人们缺乏理智地去选择普通教育。
（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
一些职业院校的招生专业只是集中于机械电子、计算机技术、艺术设计、会计管理、汽修等专业，然而涉及医学、畜牧业等专业几乎没有。职业院校这种专业设置方式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变化进程，使得这些专业出现了饱和状态，而新的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职业院校之所以会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状况，就是因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脱离，而根本出发点并没有针对市场实际需求，没有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院校专业设置的根本导向。
（四）现代职业教育育人目标定位存在误区
对于我国职业院校的广大生源，教书与育人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职业院校的学生在中学时期多数学生成绩不够理想。当进入到职业院校之后，应试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得部分学生显露出厌恶学习、违反校纪等多种问题。然而，教师们难以对学生们进行正确引导，甚至会抱怨这些学生很难教。而一般教师的说服教育难以起到效果，从严处罚学生又会导致他们产生抵触心理，甚至引起强烈抵抗。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成才，成为职业院校教师们亟待解决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人才培养观念与心理学理论角度着手，充分认识与理解学生群体，就会发现每个学生都很有才，需要帮助他们成才，就要转变传统教育模式，从细微着手来规划学生们的职业生涯，可以说科学有效的职业教育对学生们的一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现代职业教育社会服务不足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院校学生为主的，而对于社会人员的短期教育培训功能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在近几年，虽然我国政府提倡，院校有实际行动，但是由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没有完善建构，因此，依然带有明显的学习教育特征。
三、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策略探析
（一）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支相对稳定的职业教育研究队伍，其中要包括在职业教育一线的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群体。对于现代教育方式开展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要从教育改革的实际需求出发，将职业教育的专业建构、专业课程改革、专业教材建设等成果从理论转化成为实践工作，在实践工作中实现优化发展。教育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类似于专家论坛的交流活动，为我国来自职业教育不同领域中的学者们进行交流讨论构建广阔的平台。
（二）摆正现代职业教育中文化课程的位置
专业课程与文化课程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扎实稳固的文化课程是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学生的基础，也是提升职业院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基础。并且职业教育中的文化课程也面临着教育改革，需要通过专业课程整合、选修、必修等形式来组织文化基础课程的教学。教师要根据学生个体兴趣、个性化发展与实际需求，来加强学生文化素养的教育，深入挖掘与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我们需要转变重视专业课程，忽略文化课程；注重专业技术培养，忽略文化基础课程教育；注重眼前就业，忽略自身未来发展的倾向；学生们要处理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两者之间的关系，让职业院校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
（三）强化我国政府统筹，进而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通过实践表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主导，而是要强化政府统筹功能实现健康发展。在现代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背景下，要想强化政府统筹工作需要一个好的载体——职业教育集团化的办学模式。现代职业教育集团需要由国内重点职业院校带头，引导其他团体机构、企业与其他院校参加，以专业化发展作为纽带，进而共同创建实训基地，以校企模式作为发展重点，提升整体办学水平。
（四）树立专业技能实用、劳动最光荣的思想观念
[论文摘要]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就业后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研究生隐性失业的原因可以从职业序列及其刚性结构、雇主风险最小化原则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等职位竞争视角去分析，建议国家、高校和个人都要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研究生隐性失业。
[论文关键词]职位竞争；研究生就业；隐性失业
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毕业研究生的数量不断增长，就业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处于就业难的境地。据统计，从1982年到2008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每年1．1万人增至44．63万人，增长40倍。在校研究生规模从2．6万人增至128．3万人，增长近50倍。2006年到2008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分别为39．79万人、41．86万人、44．63万人，仅这三年的毕业研究生就有126．28万人…。另外，2010年全国应届本专科毕业生也将达到61l万人，比2009年增加52万。而与高校毕业生人数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几年工作岗位数却没有明显增加，特别是适合研究生工作的岗位数不升反降，从而导致研究生就业竞争十分激烈。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造成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研究生去抢本科生的饭碗，本科生去抢大专生的饭碗，这种在就业市场出现的“错位”现象已屡见不鲜。一部分研究生在“错位”的工作岗位上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能力与岗位要求未能实现充分有效的结合，处于部分闲置的状态；也没有获得适当的劳动报酬，即处于隐性失业状态。研究生属于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如果研究生就业不能“人尽其才”，由此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是社会的重大损失。研究生也会产生挫败感和不满情绪，一方面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用人单位的长远发展。本文将运用职位竞争理论，透析研究生隐性失业问题。
一、研究生隐性失业的概念
国际劳动组织将隐性失业定义为：“具有劳动能力并在职工作，但工作量不足，不能通过工作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具体讲，隐性失业就是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构成失衡，劳动力供给超过了由生产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出现的低效用或负效用现象。有的学者将劳动力未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的状态称为隐性失业。
本文所指的隐性失业是指有劳动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适合的岗位上工作，所在岗位与其能力不匹配，不能充分发挥其生产能力，或是与其专业特长不一致，劳动力处于部分闲置状态的现象。也就是说在隐性失业的情况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实质上的有效结合。
研究生隐性失业主要有以下特点：研究生表面上已经就业，没有像失业人员那样处于“无工作”的状态，但工作岗位不能使其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对工作不满意，不能获得社会认可的正常收入。
二、用职位竞争理论透析研究生隐性失业
职位竞争理论(JobCompetitionTheory)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1972年莱斯特·瑟罗在《教育与经济平等》一书中提出了职位竞争模式，之后他又在1975年提出“工作竞争”理论。1974年菲尔茨第一次正式提出“职位排挤”模型，他认为，教育是用于筛选求职者并决定个人工作报酬的主要依据，即教育水平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的位置就越靠前，越容易获得好的职位。
本文所论及的职位竞争理论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职业序列及其结构具有刚性，即每个岗位按照自身的技术能力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而形成由高到低的序列，位置愈前，岗位愈好。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每个求职者按照教育水平、职业经验、性别、年龄等个人特征的综合水平形成的一个序列。在序列中的位置愈靠前，获得好职位的可能性愈大；对于雇主来说，在一系列的个人特征中，教育水平愈高，雇主所支付的成本愈低。三是高度结构化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不同职位的培训成本是不一样的，某个员工一旦进入某一职位且受过相关培训，他接受进一步培训以就任更高职位所需的时间就比从公司外新雇的员工进行培训所需的时间更少，成本更低。
(一)职业序列及其结构具有刚性
每个岗位按照自身的技术能力要求、生产力特征和工资标准而形成由高到低的序列，位置愈前，岗位愈好。研究生心仪的大都是职业序列较靠前的岗位，这些岗位的要求较高，且数量有限。由于研究生就业市场供大于求，必然有一部分人被挤到更靠后的位置，造成这部分人的隐性失业。另外，还一些职业要求较高岗位与研究生工作能力不匹配，即供不符求，达不到这些岗位要求的研究生就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职业序列靠后的岗位，也造成一部分人隐性失业。
(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从雇主角度来看，职位竞争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雇主在雇佣员工时不知道其将来的表现怎么样，被雇佣者在进人工作岗位后，并不一定能马上胜任工作，而是要经过相关职业培训后才能进入角色，那么预期培训成本的大小成为雇主最关心的问题。一个人的培训成本与其受教育程度成反比，因此受教育水平就成为雇主筛选员工的标准。
研究生受教育水平较高，在求职者序列中位置比较靠前。在雇主心目中，研究生学历是显示其高智力水平等影响未来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可能意味着只需要支付较低的培训成本就可以赢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于是，越来越多原本能适合岗位要求的本科生、专科生被筛选下来，这也是被菲尔兹称之为“职位排挤”的现象。同时，由于研究生教育扩张造成培养质量下降，雇主在不确定求职者真实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不会冒险去雇佣高学历的人，为了风险最小化，雇主会按照平均受教育水平来判断，这样研究生可能会排到低于正常位序的位置上，从而造成研究生的隐f生失业。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8月底，全省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就业率为84％，本科生就业率为82．23％，高职高专生就业率为88．1％。一些高校部分专业的研究生签约率比不上本科生。不少研究生对工作的期望值高于本科生，但在就业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优势，出现了“高不成低不就”或是“高学历低就业”的现象。
(三)高度结构化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由于毕业研究生大多没有工作经历，很少接受相关职业培训，虽然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但要想胜任岗位要求，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相比之下，在职的已经接受过培训的雇员所需的培训时间更少，成本更低，所以新雇员就会被排挤到较低的岗位上，造成隐性失业。
根据职位竞争理论的分析，很多毕业研究生目前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原因在于社会对研究生需求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毕业研究生数量增长的速度。另外，研究生培养的结构失衡，理论研究型人才过多，实践应用型人才不足，都可能造成研究生的隐性失业。
三、政策建议
研究生隐性失业现象可能会在今后愈发凸显。国家、高校及个人都要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保证我国高学历人才队伍的稳定，避免人才浪费。
(一)国家要做好职业岗位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毕业研究生数量远远超过国家能为其提供合适岗位的数量，更多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造成隐性失业。如果政府相关部门能及时做好职业岗位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工作，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使毕业生数量与社会提供的合适工作岗位相适应，保持供求平衡，减少隐性失业。
(二)高校要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转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
研究生培养类型和结构不合理，是当前毕业研究生出现隐性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研究生培养分为“学术性学位”和“专业学位”两类，即学术研究型和专业应用型，前者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主要培养学科专家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后者重视实践和应用，培养在专业和专门技术上受过正规、高水平训练的高层次人才。
当今社会迅猛发展，职业分化越来越细，岗位对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我国现今研究生培养结构是以学术研究型为主，专业应用型为辅，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可适当从学术型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划出一定比例，安排到专业应用型研究生招生计划之中。不过，应用型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需要更多与之匹配的高教资源作支撑。只有这样高校培养的研究生才能适应社会需求，研究生的职业能力与岗位要求才能相适应，实现充分就业。
关键词：教育；就业；中国；述评；展望
教育与人们就业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学科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强凋“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属性被定为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教育的职能被定为“为阶级斗争服务”，中国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基本停滞。再加上当时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实行计划体制下的“统包统配”，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就业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现实要求。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为中国学者开展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的一些教育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出现了专门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章节。而且中国学者们随着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自觉不自觉地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的问题进行工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和理性思考。本文旨在梳理近二十年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并对此一研究进行展望。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者冲破思想的禁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论研究成果，开始对教育与劳动就业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初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角度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社会就业的作用。首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教育学界开展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不少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认为教育对生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推动作用得以发挥的中介，就是教育能够生产劳动力，即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性质和形态，增强劳动者适应和改变社会的能力，充分肯定了教育的经济价值，及其对人们劳动就业的重要而积极的影响。其次，厉以宁教授从社会就业问题的表现形式，讨论了教育在解决一般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第三，靳希斌教授等学者借鉴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和劳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了教育与劳动力供求的关系，认为教育培养训练出来的熟练劳动力必须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质量和结构相吻合，教育供求必须与劳动力的供求相协调，否则就会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因而教育结构必须要与社会产业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就业结构相适应。
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这种探讨与研究，对于冲破“教育是上层建筑”的教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人们看到了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巨大贡献，教育事业才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各级各类教育才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尚处于萌芽阶段，同时教育供给也严重不足，大中专毕业生仍然沿袭“统包统配”的就业模式，使得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即个人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大致就会有相应什么样的职业岗位。实践如此，理论自然也就集中在肯定和阐述教育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方面。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在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提高个人工作收入中的作用不断显现出来。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中国学者进一步探讨了教育在解决一般性就业问题、结构性就业问题和个人职业选择性就业问题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教育可以改善劳动力供给结构、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观念、促进就业问题解决等。有的学者还对教育产业自身的发展对社会就业的拉动作用予以了重视，研究发现教育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会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其次，中国学者还研究分析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教育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来充分发挥这一作用，认为要改变传统的劳动就业观念，学校应当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自觉调整人才培养计划，调整专业结构，增强学校办学、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对劳动力结构的需求，从而更有利于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中国学者运用西方教育经济学关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方法，对—中国各级教育的收益状祝进行了估计和解释，为教育对人们就业收入的贡献提供了实证的依据。研究者们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显著增长的过程：根据抽样数据估算，1988、1995、2000年中国城镇职工教育明瑟收益率分别为3.8％、5，7％、8.53％，教育对就业收入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工作年限的影响，教育明瑟收益率虽然仍低于但也基本接近国际平均水平。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明确中国学校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仍然设有摆脱单方面地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就业关系的束缚。教育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就业问题本身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考虑到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而不考察多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教育对就业的作用机制，这对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三、近期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各级各类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教育供给严重不足、劳动力低质量供给的局面。但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开始增加，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也开始受到普遍关注。这在中国应该说还是新生的现象。中国研究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至目前，这些解释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教育过度。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弗里曼把美国自70年代初以来的教育收益率下降、“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难于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等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教育过度，即教育的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并从供求双方的变化来解释这一现象的发生。中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现阶段也存在着教育过度现象，如赖德胜教授认为教育过度在中国表观为四个方面：一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二是被迫上学，即有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报考研究生是出于一种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三是高能低就，即现在的高文凭者只能干以前低文凭者就能胜任的活计；四是高文凭者多有受挫感，人们把接受教育看成一种投资，是为了在将来获得理想的回报，但现实却是，毕业后工作并不能如人所愿，所干活计不是自己感兴趣的，工资比预期的低，领导似乎也并不特别重视。
二是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赖德胜教授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还表现为不同行业间同工不同酬和相同行业不同地区间同工不同酬的差别。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和最终去向。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例，高等教育的招生是面向全国的，而本科、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去向却是非全国性的。这突出表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来自农村，但他们却把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当作工作的首选之地，很少回农村工作，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想留在城市工作，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大大地超过城市对他们的需求，而在农村则是恰好相反，这是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三是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出现三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各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处境不同，有的学科专业的毕业生能够比较顺利地获得工作，有的则感到压力很大；二是高层次和高学历毕业生挤占本科和专科层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状况；三是高等学校毕业生本身的综合素质不高，知识面比较狭窄。这三个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育的供给结构有关，即教育供给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结构不相适应的问题。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根本的途径在于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强学校教育的专业和学科调整，并调整现有的教育结构，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需要。
四是大学毕业生就业观念落后。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虽然说中国近几年高等教育规模突飞猛进，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从业人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左右，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仅占4.7％。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5％，仅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而不少人认为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属于“伪问题”，表面的人才过剩只是相对过剩。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就业观念落后，在于毕业生的不良择业行为。在城市工作岗位增长逐步放缓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择业时希望能够找到劳动环境舒适、工资待遇优厚、上班时间合适、离家距离较近的城市工作，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单位和岗位，更不愿意到亟需人才的广大农村去工作，结果出现了大学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与自愿性失业并存的局面。
在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对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若干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如行业因素、学历因素、就业成本因素等。显而易见，上述解读中国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四种观点，其实际内容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在此我们存而不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中国教育发展和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主张和对策，对于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已走出了单纯考察教育对就业肯定而积极作用的圈圈。
不过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考察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是从普遍性出发，对毕业生就业的总体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但又无法据此解释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个体现象。同样是在被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每一个毕业生都存在就业困难。这几种解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事例来印证，但都难以在整体上对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种种矛盾现象自圆其说。对于“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其说服力也还是显得不足。
同时，上述有些观点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改善教育供给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既是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试图通过改善教育供给结构，使之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相一致，达到解决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不仅与教育培养周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时差的事实不符，而且教育供给若纯粹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息来决定，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又如，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人们确实需要转变就业观念，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的需要。但如果把接受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毕业生就总会对就业有一定的预期，希望找到一个“划算”的职业岗位。当然，毕业生的就业预期确实存在过高现象，有不合理的成分。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毕业生择业观念滞后问题。作为研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毕业生的就业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就业预期居高不减的原因又是什么？到底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如果说是主观原因，那么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就不成立，即俗话说的“不懂事”；如果说是客观原因，毕业生就业预期过高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要求毕业生改变就业观念就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明显并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要求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广大中小城市和乡村去就业，也有不合情之处。
四、研究展望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对诸多问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地回答和解释。这些研究对于充分认识现代社会中教育与就业的密切联系、肯定教育对劳动就业的价值、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地位、指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近期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在关照中国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教育与就业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并向更深层次发展。
目前中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居民教育需求，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但对接受了教育的个人来说，则因此而减弱了因受教育而获得的“比较优势”，即接受教育的人越多，受教育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排他性”就越差。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转变，实践的发展也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与内容，给中国的研究者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首先，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现实的教育与就业关系中，接受相同教育的不同个体的就业处境往往并不相同；个体选择接受某一阶段的教育，其结果也有多种可能，至少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工作岗位，也有可能相反。这意味着教育对人们的就业仍有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并且在教育规模扩展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有着内在根源。教育与就业关系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由于其程度与范围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目前却已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如果在理论上不能认识到教育与人们就业之间存在不确定性的一面，传输给人们的仍然是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积极而确定性的影响，一方面就会使得人们更加盲目追求教育；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们形成对教育与个人就业关系的不合理预期，最终毕业生就业困难现象势必愈演愈烈。在理论上认识清楚教育对人们将来就业收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形成，及其可能的程度与范围，才能帮助人们合理地进行教育选择和决策，并形成合理的教育与就业关系的预期。
其次，教育对个人就业产生影响的机制及约束条件。已有的研究大都是对已经发生的教育与个人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观察、概率统计和静态分析，而没能在动态上指出教育影响和作用于人们就业的方式和机制，又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约束。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对新的就业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纪律性，加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促进受教育者参加经济活动井做好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条件下，劳动能力与劳动纪律性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在工作场合，决定个人收入的因素当中，教育的作用在不断提高，但显然还要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甚至一些细小的因素决定了教育对个人就业影响效果的性质。
第三，教育规模扩展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大量的毕业生失业显然对社会稳定和教育自身的健康稳定发展都是有着极大危害的。因而教育发展与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中国目前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教育规模扩展所造成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诸多因素中，哪些是教育规模扩展之外的因素？如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经济快速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哪些是可以通过改革而避免的？与教育规模扩展因素相比较，哪些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教育规模扩展应有什么样的节奏，才能保证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协调？同时还需要正视这样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对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承受力有多大？在追求教育规模扩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效益的同时，还有多少空间来关照不能顺利就业的毕业生？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大学生；就业；对比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7-0183-02
一、中俄两国大学生就业环境对比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原有精英教育逐渐向大众教育转化，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近660万人，创历史最高纪录，2011年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只有77.8%，虽然比同期有所增长，但我国大学生面临就业形势依然很严峻。这样现实告诉我们，在当今21世纪劳动市场中，大学生已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已不再是稀缺社会资源。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国家，虽然我国教育已经转化为大众教育，但全国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不超过10%，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结构上出现严重的不平衡，面对激烈的竞争使得大学生在就业中出现巨大压力，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逐渐成为了大众教育，使得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仍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自己就业期望依然很高，这种就业期望值与目前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不相符。与幅员辽阔的俄罗斯相比，它作为教育大国，高等教育水平局世界前位，教育普及程度也相当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俄罗斯拥有500多所高等学府，在校大学生已达到近300多万，它不仅是在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成为国际上高教人才输出的主要角色。而它的劳动力总量及大学生人数都比较小，且在多年内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为了保持正常运转，劳动力市场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是俄罗斯长期以来所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如此，由于俄罗斯的高等教育相当普及，每年都会80%～90%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教育，这样高的比例同样说明了：俄罗斯与中国一样，大学生已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已不再是稀缺社会资源。中俄两国大学生面对同样就业环境与就业状况，使得两国大学生在就业观方面存在着异同。
二、中俄两国大学生就业观对比分析
1.中俄两国大学生就业观相似点。由于中俄两国大学生面对同样就业环境与就业状况，两国大学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①就业选择方面。通过《2012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调查研究：“中国大学生职业选择热度高为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金融财会等职业”；而俄罗斯大学生职业选择热度高为研究所从业人员、商业、贸易等职业。②就业价值方面。两国大学生在就业价值方面都追求“收入”与“兴趣”，忽略对于社会的贡献程度。③求职途径方面。两国大学生在就业求职途径都认为亲朋好友等熟人的介绍是最为有效，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中俄两国在职业领域处于“人脉蜘蛛网”的状态。④就业主体条件方面。两国大学生面对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要想立足于职场中，他们都看重自身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多劳多得”、“按质论薪”的市场规则。
2.中俄两国大学生就业观不同点。虽然中俄两国大学生在就业观上有诸多相似点，但仍有不同之处：①就业态度差异。由于中俄两国大学生面对同样激烈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形势严峻的状况，中国大学生对待就业的态度积极向上，希望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找到好的工作，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条件；而俄罗斯由于曾因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使得本国经济受到严重挫伤，国家经济萧条，人们生活水平曾大幅下降，面对这些境况，一部分俄罗斯大学生在就业态度缺少积极，拒绝工作等方式来表达对国家的不满。②自主创业观点差异。中国大学生面对就业的严峻形势，在求职无望和中国政府各方面给予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员选择了自主创业，据《2012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调查研究表明：中国大学生自主创业比例连续两年略有上升，尤其是2011届高职高专毕业生自主创业比例（2.2%）远远高于本科毕业生（1.0%）。而俄罗斯大学生因受到俄罗斯初期“经商热”的影响，在自主创业的态度上更为理性。③就业领域差异。中国大学生在就业领域方面大多追求财务/审计/税务/统计、计算机与数据处理、教育等职业领域，忽略服务领域；而俄罗斯大学生较为看重国家提供的就业服务，国家向大学生提供非营利性的公共性的就业服务，以帮助他们做好职场的准备，找到满意的工作。④就业主体条件差异。中国大学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更为注重自身学历的提高，据《2012年大学生就业蓝皮书》调查研究表明：2011届本科毕业生读研比例为9.2%，比2010届（6.7%）高2.5%，比2009届（8.4%）高0.8%。可见中国大学生对提高自身学历很看重，而忽略对今后就业考虑；而与俄罗斯中国大学生相比，他们更加注重所学的专业，面对职业准备更为务实，心态较为平和，对就业的期望值一般不高。
三、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启示
综述对比，中俄两国在就业环境与就业状况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尽管入场，两国大学生在面对就业形势上也表现一定差异，这是由于两国社会经济现实所决定的。对于中国而言，应当借鉴俄罗斯有益经验，结合我国就业现状对大学生就业进行指导，帮助和正确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了解自我，树立正确就业观，以便更好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具体包括：①树立正确就业观。大学生能力与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和民族未来兴衰，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我国正处于老龄化人口加剧时期，青年将成为劳动力珍贵的社会资源，为此，我们要通过国家和大学生自身两方面的共同努力，树立正确的就业观。②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优化专业，重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得培养人才符合社会的需求，适应社会要求，同时也要有效地控制不同专业、不同领域人才的供给，以防出现市场供不应求。③发展和完善青年就业指导和服务机制。目前我国虽然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俄罗斯建立的青年就业服务机构对大学生就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第四，加强对大学生就业指导。根据我国目前面临严峻就业形势，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就业提供指导和帮助，将就业形势、政策及相关就业知识融入到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对大学生就业心理、技巧、价值观念、职业规划等方面进行系统指导和教育，帮助树立正确的求职定位，树立就业信心，提高就业率。
参考文献：
[1]邢士彦，柳海英.全程化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学术版），2008，（4）.
[2]李霞.大学生创业指导工作探究[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10，（12）.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失衡 劳动力市场分割 农村劳动力 流迁就业收入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结果有两种情形：一是仅仅转移城市就业并不改变农村户口属性，即农民工就业，具有流转性；二是转移就业的同时并市民化，具有迁移性。这两种转移就业情形合起来成为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二者并不是分割开来的，它们不仅仅具有总体上先后进行的特性，而且也具有相互关联性。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直接影响其将来是否市民化，市民化后群体的就业收入也会影响转移就业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选择。
学术界对于劳动者工资的高低的解释一致存在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Sakamoto Arthur，1988）。个人主义研究强调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所接受的专业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结构主义研究认为个人主义的完全竞争假设和在证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关变量对工资收入的决定作用（LewirrEpstein，Noah，Moshe Semynonv，1994）。现有研究较多地验证了我国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存在相关城市倾向性制度安排（李实，1997；蔡、都阳、王美艳，2001；蔡，2005）；户籍分割对城乡劳动力群体工资收入异性有显著差影响（张展新，2004；陆益龙，2008）；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型分割和户籍型分割，这会对劳动力工资率产生影响（李芝倩，2007）；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分配的主要因素，但市场部门对劳动力的分割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王甫勤，2010）；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和市民工资差异都有显著影响（黄利、周密，2011）；培训和行业分割对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具有同等重要作用（赵显洲，2012）。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以2006年以前的数据为基础，同时缺乏针对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的两种情形的考虑。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开放统一和户籍改革，农民工工资是如何决定的？农村劳动力迁移城市就业收入与原有市民收入的工资是否存在差异？导致城乡收入差异、农民工内部收入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本文重点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人力资本分割和户籍分割，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失衡出发，探寻以上问题的答案。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农村劳动力流迁收入决定
本文所提到的收入也以工资替代，将自由职业者和自行从事商业者剔除这一群体。收入决定相关文献研究一般以经典的明瑟（Mincer）工资函数为基础，工资的影响因素主要考虑教育程度（EDU）、培训状况（TRAIN）、工作经验（EXPERIENCE）及工作经验平方（EXPERIENCE2）等衡量下的人力资本水平。这种人力资本回报式的工资决定分析受人力资本个体差异及社会资本的影响（黄利、周密，2011）。所以一般要修正工资函数增加性别（SEX）、年龄（AGE）、婚姻（MARRIGE）、父亲受教育年限（FATHEREDU）、母亲受教育年限（MOTHEREDU），根据研究对象不同本文加入是否农村出身（ORIGIN）这一变量，根据我国市场分割类型主要有人力资本分割、户籍分割和行业分割加入是否是高中以上学历（Dedu）、是否农村户口（REGIST）和是否在国有单位（INDUSTRY）三个控制变量。根据研究目标需要从CGSS（2008）数据中选择了三类不同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分别是非农就业劳动力总体样本、农村户口非农就业劳动力（农民工）样本和高中以上城镇非农就业劳动力样本，非农就业形式只选择“有无固定雇主”和“劳务工或劳务派遣人员”。
针对以上三类样本分别利用以上解释变量建立模型，并采用OSL估计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剔除不显著解释变量和调整模型形式。本文利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1所示，三个方程均通过F检验和WHITE检验，同时进入各个方程的每个解释变量均具有显著性，说明被解释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三类样本群体的收入变化。
由总体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力工资收入决定除了受人力资本影响外，还受个体差异因素（性别、年龄、父母教育背景）影响，同时是否在国有单位工作变量并未进入该模型，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劳动力比高中以下学历劳动力每增加一年教育导致工资增加要高近5.6%，农村户口劳动力比城镇户口劳动力工资少14.4%。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以高中学历为界限存在人力资本分割，低学历劳动力一般就业于工资较低的二级市场，由于农村流转劳动力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为71.3%，城镇劳动力中高中以下学历的比例为3.4%，所以农村流转劳动力绝大部分就业于城镇二级劳动力，究其原因表面上是二元户籍制度导致的，但根本原因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差距。
通过农民工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因素中培训对提高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最大，有过培训经历的比无培训经历的农民工工资高出35.2%。进入国有单位的却比没有进入的农民工工资低34.8%，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内部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些国有企业存在合同工、劳务工和临时工等多种内部制度分割等级。通过高中以上学历样本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出身劳动力比原有城镇劳动力工资低13.6%，原因可能是城乡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质量）差异导致的同等学历下的个体差异，当然也无法排除社会资本的作用（黄利、周密，2011）。
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现状
从以上分析得知，影响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人力资本分割、户籍分割和行业内分割，而究其根本原因却是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存在差距。人力资本形成来源于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教育和培训，所以有必要探讨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状况。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和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农村均低于城镇，2011年家庭人均教育投资为237.77元小于1994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投资250.75元；城乡家庭人均教育投资比率从1994年到2011年并没有缩小趋势，反而呈现扩大趋势，2011年城镇家庭人均教育投资是农村的4.67倍；国家生均义务教育段预算内支出农村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生均教育投资水平与全国均值的差额呈逐年增加趋势，小学阶段由1994年的37.37元增加到2011年的120.81元，初中阶段由1994年的82.99元增加到2011年的200.82元。
所以，我国目前实施的依然是偏向城镇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差距仍趋于扩大，这无益于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分割状态，同时也将加剧农村劳动力流迁就业收入与城镇劳动力就业收入的差距。农村低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势必会影响教育质量，农村出身的劳动力即便是与城镇劳动力具有同等的受教育年限，其人力资本水平也相对较低，会影响其就业和工作能力，这也是具有较高学历的农村出身劳动力收入依然低于城镇出身的劳动力收入主要原因，同时这种现象仍然会持续多年。
由于近些年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起薪趋同和大学生就业率不容乐观，农民工对高等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减少和机会成本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选择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受挫。再加上城乡高中教育的差距，以及国家对职业培训投资偏低和城乡职业培训投资失衡，造成农村劳动力追求高中以上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均不足，同时以低学历为主的农民工获得职业培训的机会较低。CGSS（2008）数据验证农民工高中以下学历比例为71.3%，同时2011年中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比例是68.8%。所以农村人力资本提升途径失衡将会加剧农民工内部收入差距，限制大部分农民工收入增长，抑制农村高学历劳动力比例提升。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人力资本分割，承载低人力资本农民工处于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中高学历群体呈现城乡出身不同工资分化现象；二是提升农民工工资的人力资本投资途径是培训；三是剥离户籍与学历差异影响因素后承载高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后就业收入依然相对较低；四是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在数量和投资途径上都存在失衡。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城乡统筹发展要求，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平衡城乡人力资本总体投资，特别是平衡各类各级教育投资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投资；二是建立农民工信息化培训机制，不仅仅要增加农村劳动力培训投资满足其需求。
参考文献：
1.Sakamoto，Arthur. Labor Market Structure，Human Capital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Metropolitan Areas，Social forces，1988（67）
2.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3.蔡，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
4.张展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2）
5.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6.李芝倩.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J].南开经济研究，2007（1）
7.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J].社会，2010（1）
1.我国中小学生体育教育的现状。
体育教学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新课程标准实施的需要。新课程标准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想，当前许多体育教师对新课程标准理解不透彻，缺乏应有的教育观念和教学理念。大多数教师已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方式，面对全新的课程标准难以适应，因循守旧，致使新课程标准难以落到实处。同时，由于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育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对体育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往往由教育工作者提出，而教育理论工作者由于缺乏中小学教学实践经验，有时难以充分考虑到教学实情，导致新的教学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身体素质一直在下降，其中爆发力、力量、耐力等体质指标，都呈现出明显的不良趋势.
2.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
近年来，国内的心理学和教育工作者对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小学生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占总数的10%左右；初中生占15%左右；高中生约为19%。他们普遍存在着嫉妒、自卑、任性、孤僻、焦虑、逆反心理、情绪反常、神经衰弱、社交困难、学习不良、学校恐怖、吸烟酗酒，乃至自杀、犯罪等心理行为问题。根据相关的研究和调查发现，这些心理行为问题主要包括学习、自我、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尤其是对小学生来说，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方面体脑不协调、不适应的学生逐渐增多，5年级小学生问题最多。学习习惯方面的问题，2年级小学生最多，3年级最少。从整体发展趋势看，3～6年级小学生学习方面的心理行为逐渐增多。在人际关系的信任感方面，2～5年级小学生问题逐渐增多，5年级最多，6年级小学生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小学生的人际建设性不断增强，在对社会自我、家庭自我、学业自我和自我认同上，小学2～5年级学生的评价渐趋消极，而6年级则有所回升。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要预防、减少和解决青少年学生的这些心理健康问题，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就离不开扎实而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二、加强体育教育对学生心理素质养成的重大意义
1.体育教育为心理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体育运动能促进身心发展，通过体育运动，促使身体正常、健康地发展，为心理发展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这是心理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且体育运动也是推动心理发展的发动机：体育运动与日常自然的身体运动相比，内容和形式都不同。学生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或战胜对手而进行的运动活动中，原有的心理水平便慢慢获得提高。
2.体育教育是释放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
体育活动可以使人的注意力转移，情感发泄，兴趣改变，紧张程度得到松弛，情绪趋向稳定。体育运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运动强度、速度、幅度和节奏对人的心理施以不同的影响，破坏心理障碍患者的消极心理导向，消耗他们长期集聚的大量不利的心理能量，为郁积的各种消极情绪提供一个公开的，合理化的发泄口，尤其是可以使遭受挫折产生的冲动通过运动得到升华或转移，从而可以消除障碍，达到心理平衡。
3.长期的体育教育能对消极情绪进行长期有效地控制。
关于体育锻炼对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的作用，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对长期体育锻炼和一次性运动活动效果的比较上。长期体育锻炼是指每天都进行的锻炼活动，且这种锻炼活动持续很长时期。研究的长期体育锻炼安排一般都持续10天到2个月，一次性体育锻炼是指持续时间为30min左右的活动。有研究报告，仅一次自行车功率机的练习就使健康和不太健康的大学生焦虑程度下降。但是，这种一次性运动没有对消极情绪的长期控制作用。因此，必须定期坚持体育锻炼，才能维持对消极情绪的长期控制.
4.体育活动对消除疲劳具有特别显著地作用。
疲劳是一种综合性症状，与人的生理和心理因素有关。当一个人的情绪消极时，或当任务的要求超出个人的能力时，生理、心理都会很快疲劳。然而，如果在从事体育活动时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和信心十足，定能延缓和减少疲劳。体育活动能提高诸如最大吸氧量和最大肌肉力量等生理功能，这就能够减少疲劳的产生。因此，体育活动对治疗神经衰弱具有特别显著的作用。
三、结语
【关键词】 健康；健康投资；就业；收入
1 引言
1.1 健康及健康投资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身体虚弱。健康作为一种存量资本，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持续减少或贬值，而且越到生病的后期贬值速度越快，但也能通过健康投资而维持或增加。一般认为，健康投资就是为了防治疾病，恢复和发展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劳动生产能力而消耗的卫生资源。[1]改善健康的健康投资有多种实现形式，包括改变行为生活方式、改善遗传因子、提高生活消费水平和改造生活环境以及加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等。本文健康及健康投资主要是分析健康投入的增加是如何提高健康存量的，就健康来说，主要是指身体、心理、社会适应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就业及收入的。
关于健康对就业的影响，国内早期研究，樊明利用美国国家医疗支出调查数据对劳动参与进行研究，结果认为，健康对劳动参与具有显著影响；魏众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测算了健康状况对农户就业参与的影响，结果认为，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在传统的种植业领域，健康并不是劳动参与的决定性因素[2]。关于健康与收入关系，大多数研究认为健康与收入正相关，国内学者刘国恩等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结果表明，个人健康与家庭人均收入高度相关[3]；张车伟测算健康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认为，健康对种植业收入具有显著影响[4]。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健康对收入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如魏众的研究认为健康因子与工资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健康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正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采用OLS分析方法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并希望有新的发现。
1.2 我国健康及健康投资现状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健康意识及健康投资观念的提高，我国整体健康水平显著改善。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1949 年以前，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 岁，到2000 年上升到71.4 岁，2009 年，平均寿命是73.05 岁，其中男性为71.3 岁，女性是74.8 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9 岁。人口死亡率由1949 年20‰下降到2009 年的7.08‰，其中2003 年最低达6.40‰。婴儿死亡率由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2005 年的19.0‰。居民营养状况也得到明显改善，从营养结构上看，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比重从1989 年的68.8%、19.3%、11.5%到2004 年的60%、27.5%、12.5%。[5]就疾病发病率来看，居民两周发病率平均下降6.8‰，其中0～4 岁婴儿发病率由1998 年201.8‰下降到2003 年的133‰，下降了68.8‰。
就健康投资，卫生总费用增长迅速，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很大。卫生支出从1978 年的110.21 亿元增加到2009 年的17204.81 亿元，增长156 倍，占GDP比重由3.02%上升到5.13%，其中政府卫生支出比重分别为32.2%、27.2%，社会卫生支出比重分别为47.4%、34.6%，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分别为20.4%、38.2%。这些数据表明，尽管我国卫生总支出绝对数在增加，但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实际在下降，个人卫生支出在大幅上升。比较城市和农村健康投资状况，农村的医疗保健支出明显低于城镇居民。2009 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分别为12264.6元、3993.5 元，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856.4 元（7.0%）、287.5（7.2%）。
2 健康人力资本投资与就业
2.1 健康对就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健康对就业的影响通常表现为对劳动者的劳动参与能力、劳动时间分配以及工资收入的影响。包括两方面经济学含义：一方面健康存量提高增加了厂商对劳动者的需求。假设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下)，则利润函数：
由（4）知，利润与健康正相关，即随着劳动者的健康存量增加，产量将增加，进而厂商利润增加，反之，则相反。
另一方面，健康存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者闲暇、工作和其他时间分配（这里定义为健康生产时间）。由效用函数U=U(H，G)与健康生产函数H=H(I，L，0; )得到：
（5）
劳动者的效用最大化是劳动者效应水平和预算约束水平相互作用的结果。总预算约束包括时间预算约束（ ）和收入约束（I=W）。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分配以及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总预算约束和效用水平。如果劳动者健康状况恶化，收入水平将下降，工作时间和闲暇会减少，健康生产时间就会增加，总预算和效应水平下降，劳动者最终退出劳动力市场。
2.2 计量分析
2.2.1 数据、变量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08 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该调查涉及全国94 个县（市区）、470 个乡镇（街道）、940 个行政村（居委会）、56400 户家庭，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研究对象正是这94 个样本地区。
本文的变量选取包括人口特征、健康状况以及经济特征三个方面。其中人口特征选用性别（男性比重）、婚否（在婚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三个指标，健康状况以疾病严重程度（每千人两周患病天数）、失能（每千人两周卧床天数、每千人两周休工天数）、 医疗费（门诊就诊费、住院费），经济特征（人均年收入、就业率），尽管这些指标不能完全说明三个变量特征，但不乏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本文也是处于数据采集和操作方便的次优选择。
2.2.2 回归分析结果
本文以计量回归方法分析健康对就业率、收入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检验健康投资对就业和收入是否有影响，并试图通过这一研究从微观层面来考察健康状况同就业与收入间的关系。
①健康对就业率的影响分析
以就业率为因变量，以性别( )、婚姻( )、人均受教育年限( )、每千人两周患病天数( )、每千人两周卧床天数( )、每千人两周休工天数( )、就诊费( )、住院费( )为自变量建立就业率多元回归模型：
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到：
由回归结果看出患病天数、卧床天数、休工天数对就业率影响很不显著，分析原因可是由于这几个变量间存在共线性的原因，根据P值情况，依次剔除自变量X4、X6和X5（可能解释：X8与X4和X5线形相关，X6与X5线形相关，X7与X4线形相关，分别作相关变量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可证明），最终得到下面结论：
LNY1=1.09792872095*LNX1+0.671357167806*LNX2+-0.780974673022*LNX3-0.0772985633554*LNX7 -0.118917142341*LNX8
观察此方程，尽管与原设定模型变量有偏差，但并不对我们的预期结论矛盾，患病天数、卧床天数、休工天数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就诊费用和住院费上，“理性人”不会因为无病或病轻而加大医疗费的支出，所以用患病时间内发生的医疗费来估算疾病损失反映健康状况。结论看出就诊费和住院费对就业率的影响都是反向的，符合客观事实，即健康状况影响就业率，好的身体状况对就业有利，差的身体状况不利于就业。其原因在于患病导致劳动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并最终退出劳动市场，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共同提升了地区失业率。还发现，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就业率有正影响，男性和在婚有助于找工作，现实生活中存在此现象。同时方程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与就业率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是调查数据显示当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8年，过低的受教育年限不利于劳动力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就业，从而降低了就业率。因此，提高受教育年限对提高就业率具有重要意义。
②健康对收入的影响分析
健康状况恶化或患病都会使总预算约束发生变化。根据上面的分析剔除共线性后，本部分用患病天数、卧床天数、休工天数等指标分析健康对收入的影响，以人均年收入为因变量，以男性、在婚、受教育年限、每千人两周患病天数、每千人两周卧床天数、每千人两周休工天数作为自变量，采用同样方法建立收入多元回归模型：
使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得到：
由回归结果看出患病天数、卧床天数、休工天数对收入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卧床天数与收入负相关，这客观事实相符，而患病天数、休工天数与收入正相关，与事实不相符，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患病并没造成工作影响，劳动者能坚持工作，不对其收入产生影响。休工可能是由于休工期间仍会有工资发放或补贴，所以整体也不会对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另外，在婚否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而性别和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且男性与收入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女性参与的增加，男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逐渐减小，女性对收入的贡献更大。受教育年限与收入正相关，这与事实吻合，通常受教育年限越高，工作能力越强，得到报酬越多，对家庭收入贡献越大。
3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我们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健康对就业率与收入有影响，对健康进行投资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与收入能力。本文对于健康对就业率和收入的贡献没有做定量说明，这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其次，性别对就业和收入有影响，男性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收入决定上，女性的贡献要比男性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反，值得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教育在就业及收入决定中有显著影响，提高受教育年限是增加就业率和收入报酬的重要途径。最后，本文在健康指标的选择上更多的是出于数据的可获得和易处理上，代表性和说服力未能够进行强力检验（和其他健康指标作对比分析，检验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尽管如此，但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个体的健康状况，健康因素的测量指标有待比较筛选。
参考文献
[1] 杨敬宇，李岳峰.编.卫生经济学[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157.
[2] 魏众.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经济研究[J]. 2004，(2):64-74．
[3] 刘国恩，William H．Dow，傅正泓，John A?kin.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J].经济学，2004，4(1):101-1l8．
[4] 张车伟.营养、健康与效率[J].经济研究，2003，(1):3-12．
[关键词]人力资本；人口红利；中等收入陷阱；产业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4-0057-09
一、引 言
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成功跨越了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但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人力成本的上升，依赖较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不再明显，中国作为以传统劳动密集性产业为主的出口贸易大国，在新的贸易环境下，很容易因失去增长动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想合理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亟需转变对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依赖，鼓励创新以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人力资本，作为一国人力资源优势的根源，决定了劳动者知识技能的积累以及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从而影响着一国的竞争力与综合经济实力。
二、“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研究现状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路》这篇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它主要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各种问题相互交织引起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长时间发展也难以突破人均国民收入1万美元大关以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状态。自2008年以来，关于中国潜在“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研究已成为一大热点，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指出了我国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综合大多学者的观点，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发展模式转型问题。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尽管“中等收入陷阱”是由多重问题相互交织形成的复杂经济现象，但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和可持续问题，大多数研究已认识到转变不合时宜的经济发展方式在寻求增长的动力和效率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郑秉文[1]（2011）从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角度，将经济成长概括为“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发展阶段，然而，随着我国迈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依靠劳动、资源、资本和土地等“有形要素驱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这标志着我国从2010年已开始面临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的压力，效率驱动阶段成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刘伟[2]（2011）认为中国经济显现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低效率、低成本下的量的投入扩张所带来，这种增长方式难以持久并必将导致泡沫经济，在经济增长约束性条件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要想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关键在于微观上的制度改革与技术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陈亮[3]（2011）则从“比较优势理论的困境”角度证明了发展模式会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所引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不足的问题，我国在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转变为劣势，如果继续以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将可能使中国陷入由“比较优势陷阱”引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着力培育长期竞争优势。
第二，基于两极分化担忧的社会建设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出逐渐攀高的趋势，城乡之间、沿海和内陆之间、行业之间、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分配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必须着手实现收入分配的不断改善（郑秉文，2011）。蔡昉[4]（2008）的研究发现，我国的不平等状况目前存在扩大的趋势且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适当的收入差距会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若收入分配恶化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阻力，阻碍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仪明金[5]等（2011）通过分析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以及马来西亚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现实探索，也认为应该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作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器。针对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迫切需要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市化与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机制问题等多方面入手，不断消除贫富两极分化给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带来的重大隐患。杜传忠[6]（2011）认为建设极富和极贫者极少、中等收入者占绝对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冲突和动荡、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导致一国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因素很多，除了发展模式、经济结构和社会建设滞后这三大问题以外，还包括资源环境冲突、政治改革支撑、福利陷阱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等，且这些因素往往相互关联共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然而，一旦涉及如何有效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自主创新和技术革新总是摆在相对突出的位置而成为问题解决的关键，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人口转变已进入新阶段，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到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条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要求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实现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终将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创新因此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如果能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研投入来换取创新能力的提升，则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有可能早日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刘伟，2011）。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现状，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在挖掘现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推动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尝试从问题的根源—人力资本角度来解释如何有效规避中国经济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三、现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状况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突出的表现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三个方面。具体来说，劳动力数量变化表现为人口资源优势衰减；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差距使经济面临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多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风险，劳动力质量方面的健康水平差距则有可能成为社会公平与进步的阻力；劳动力的供求结构调整决定了其能否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力量。
1.劳动力数量角度：“人口红利”优势衰减带来劳动力成本上升
2011年4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表明，中国0岁～14岁人口约2.2亿，占16.60%，60岁以上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3.3%，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岁～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6.3%，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即伴随着我国“老龄化”①趋势的加快及持续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图1），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结束，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再朝着具有生产性的方向变化。“人口红利”②优势逐渐衰减意味着依赖劳动力供给量大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优势条件丧失，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巨大压力。蔡昉（2010）指出，尽管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将引起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但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可能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然而，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基础性要求是教育资源扩大带来的劳动参与率逐步提高，也就是通过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就业者培训等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保证劳动力供给量转变背景下充足的高质量劳动力供给。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衰减，其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即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成本的急剧攀升。自2004年我国开始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以来，持续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劳动力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小企业成本，挤压了低层次企业的生存空间，一批产品附加价值低、靠廉价劳动力赚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被淘汰。这些企业要想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必须开始寻求改革创新以充分挖掘现有的生产潜力，提高用人效率以间接降低人工成本。
2.劳动力质量角度：劳动者技能、教育和健康水平差异
（1）劳动者技能供需矛盾加剧结构性失业现状。从近10年的市场发展结果来看，技术因素对现实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劳动力供求之间始终存在不均衡状态，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却始终保持在一定水平，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由此对具备高知识技能水平以及较强适应力的劳动力需求更加旺盛。然而，因为劳动者技能条件欠缺带来的劳动力供求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仅以2010年不同技能等级条件下的劳动力供求状况为例（见表1），各技术等级均处于需求人数大于求职人数的状况，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相对较高的是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和技师，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87、1.89和1.87。从短期来看，由技能需求与供给的差异引致的劳动力供求失衡直接表现为“用工荒”问题的频繁出现。我国在2003年、2006年和2010年分别出现了三波“用工荒”，2010年的“用工荒”问题甚至危及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以外的传统劳务输出地区，“用工荒”一度成为全国性的热点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并非劳动力数量短缺，而是技能短缺和低工资双重作用下的结构性短缺[7]。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信息，截至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人，这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相对低下，只能在城市中从事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等低技能要求的工作，相应的工资水平也偏低，较低的工资待遇以及较高的城市生活成本使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率很高，导致企业工人的流失率较高，结果就会在低工资地区造成“民工荒”或“用工难”问题，并且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高流动性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外部风险性，一般企业不愿意花费成本对外来工进行培训，这导致外来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长期无法得到提高，工资水平也因此很难增长。从长期来看，高技能人才的匮乏将使劳动力市场丧失活力，特别是限制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大环境下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升级，最终制约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城乡教育水平差距使经济面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因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的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据西南财经大学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即无论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都过大，并且日益凸显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想彻底扭转这一局面，短期来说可以借助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节，但是长远来看必须依靠均等化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投入推动收入水平均衡增长。
冯云[8]（201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获得的收入水平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上的差距是造成我国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推算可得（见表2），我国的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9年，城镇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年，而农村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6年。与此同时，农村的文盲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7.26%，比城镇文盲人口的比例高出1.5个百分点；在城乡人口的学历结构方面，城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异更加显著。如图2所示，虽然从总体来看，城乡的义务教育水平所占比重均较大，反映出我国近几十年来在初等教育方面的成就，但从具体的学历层次来看，一方面，农村地区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比例显著高于城镇人口；另一方面，农村地区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也远远低于城镇相应的人口比例，特别是本科以上学历的农村人口占比还相当小。这表明我国农村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暂时还处于初等教育普及阶段，城乡之间如此悬殊的教育水平差异从长期来看存在极大的隐患，不仅危及到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积累的城乡劳动力技能素质差异会阻碍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3）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距成为社会公平与进步的阻力。劳动力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现阶段人口的身心健康状况。以往研究大多采用教育水平来预测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国民健康水平状况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当代社会，人们的健康需求涉及到公共卫生服务、营养状况、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尽管从整体来看中国居民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并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中东西部地区间及城乡之间的健康水平差异还很明显。近几年，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明显，但由于城乡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等原因，乡镇地区基层卫生人才紧缺和医疗技术水平落后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改善，与城镇职工和居民相比，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偏低，国家对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财政投入补助仍然落后于城市地区的相应水平。如表3所示，对比分析2000年到2010年的城乡妇幼卫生服务情况，虽然城乡的孕产妇死亡率均显著降低并趋于一致，但农村的新生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仍远远高于城市地区，即城乡的卫生服务状况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统计数据，尽管城乡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险覆盖面均大幅增加，分别为71.9%和92.5%，但随着慢性疾病的快速增长，居民的疾病负担仍然较重，如城镇住院患者的医疗报销费用占其住院费用的66.2%，农村住院患者的医疗报销费用占其住院总费用比例却仅为34.6%，其中多达70.3%的患者因“经济困难”原因无法接受住院治疗，由此可见，农村的疾病负担大大高于城市人口。以结核病患病率为例，2008年我国每10万人次中的结核病患病人数为273.2人，其中城市的结核病患病率为204.3/10万、农村为297.7/10万，农村的结核病患病率显著高于城镇患病率。刘生龙[10]（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对中国农村居民的劳动力参与有着显著的影响。平均而言，健康状况每上升一个等级，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48个百分点。因此要想缩小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与进步，必须加强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投入，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防止因公共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社会生活水平差距拉大而使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劳动力供需结构调整将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撑力量
根据2010年我国不同行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数据来看，61.5%的单位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吸纳了15.1%的劳动力；而以高技能高知识含量为依托的信息和计算机软件行业、金融业、科研技术服务业所吸纳的劳动力不足5.4%，即我国仍然是以低端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根据产业经济的发展规律，当前我国已面临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现实需要，这一现实需要给今后的人力资本培育模式和教育发展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人口条件转变的背景下，低附加值和低经济效益的企业必须意识到人力资本的作用，力争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质量，以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与创新并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对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能否培养一批具有丰富知识积累和较高能力素质的劳动力，决定了其能否真正发展知识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以大幅提高经济附加值的和国民收入水平，并力争在短期内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困境。
四、对人力资本预防“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分析
尽管目前我国的人口资源优势呈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但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在将人口资源优势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方面存在无限潜力，一旦人力资本投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其特殊作用，我国将更加顺利的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早在20世纪50年代，明塞尔[11]就提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缩小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舒尔茨[12]也认为人力资本存在于人的身上，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价值的总和，其收益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对技术、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无论是“拉美”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失败经历，还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均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在其中的关键作用。
1.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促进长期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缩小
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突出的表现在其收入效应方面，通常来讲，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为拥有专业化知识和熟练劳动技能的人更易于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资本，能够因此明显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创造更多的经济社会附加值，劳动者也因此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因此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投资有助于实现个人收入的增长，改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现状，促进社会收入分配更趋公平合理。特别是对诸多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显著地缩小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避免由于社会动荡混乱造成一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纵观经济发展史，新加坡、韩国和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因收入差距问题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收入困境破解之路。
新加坡在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调整，“人才工程”[13]成为新加坡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新加坡政府[14]把教育看作对国民的一种投资， 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 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的比重最低年份为12%，最高时达到35%以上，教育投资仅次于国防[15]。通过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途径，新加坡在重点培养各种科学家、工程师和专门人才的同时， 还开展了各式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包括延续教育、特别教育和技能训练等多元化教育形式。最终提高了劳动力素质， 使非熟练劳动者成长为熟练劳动者， 而且提高了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 缩小了不同收入阶层的差距， 促进了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和壮大。为了缩小贫富差距，韩国则通过农村的“新社区运动”将接近一半的政府投资分配到农村社区，集中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成人教育等方面， 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减少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反，拉美地区的一些国家因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最终陷入了所谓的“增长性贫困”，即一方面经济呈低速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贫困率保持居高不下。以大城市畸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城市化，使拉美许多国家出现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的局面。
2.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促进社会稳定进步
人力资本能够从多方面产生外部效应。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专业化知识能够使其他要素投入产生递增收益，进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在加快社会技术与信息传播、提高人力资源市场运作效率、改善劳动者健康状况、提高社会和谐程度、降低社会犯罪率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拉美国家在这方面成为失败的典型，战后拉美国家的教育投入并没有实现与东亚国家同等的经济效应，原因在于拉美国家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投入，而对劳动力素质起更大影响的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以至于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社会贫富差距、社会冲突、等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社会发展积累起的自身矛盾难以克服，诱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甚至引起了社会动荡，由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对于已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如何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多方面协调国家内部各部门经济，实现社会公平效率，稳定民心将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人口大国的中国，要想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社会建设正的外部性。经验表明，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部门的劳动力人口在传播社会文明知识，加速技术转移扩散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即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进步。
3.人力资本积累支撑起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国内外现代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如果能够相互协调、协同发展，将会更大程度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传统社会，农业所占比重最大，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贡献率最小，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的投入；在起飞阶段和工业化阶段，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逐渐增大；在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最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贡献最大。总之，人力资本提升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全过程，相辅相成。
为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技术人才，韩国政府大力推进产学合作，先后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职业训练法》、《国家技术资格法》等教育指导法案，通过设立“实业教育审议会”、“实业技术研究院”以及“实业高等专门学校”，专注于研究产业专门知识理论与产业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中坚产业技术人员。同时，为了配合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韩国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战略性地位，专门提出把研究生教育作为知识产业、技术革新、文化创造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经济腾飞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人才短缺问题。韩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分别于1959年普及了6年义务教育（毛入学率为96.4%），20世纪70年代末普及了初中教育，1990年普及了高中教育（毛入学率超过90%），2000年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5%，已开始进入高等教育的普及阶段。韩国仅用了时间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人均GDP从1987年的3，000美元，达到1995年的11，469美元），在这一历程中，韩国的各级各类教育与不同时期的产业发展方向和社会经济发展重点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韩国提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加速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式发展战略转为依靠研发投资和科技创新的技术密集型发展方向。通过大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整顿轻纺、 纤维、染色等低附加值产业，将汽车、造船、机械、电子、钢铁等产业的制造工程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国内主要抓研发、设计等前端工程及营销、 售后服务等后端高附加值工程，大大提升了产业竞争力，抢占了全球产业链调整的先机。人力资本支撑下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及经济发展战略的彻底转型，成为韩国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
五、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力资本投资策略
1.教育投入方面
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20 世纪末占GDP 的比例应该达到4%，这一比例我们现在仍未达到。在2010 年的《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显示，我国在G20 国家中，人力资本构成指数连续5 年排名第18 位，但指数值仅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0；教育指数排名第14 位，指数值却不及欧盟的1/10，只有美国的1/3。因此，当前急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中国的城乡收入比由1985年的2.1上升至2011年的3.13，大量研究表明，教育不平等已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缩减教育获得的不平等程度必须作为当前教育发展的重点与前提，而政府在其中将继续扮演其重要角色。针对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改善并提高国民教育水平。
（1）由浅入深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国民素质高低的关键在于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质量水平。当前，我国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进入了巩固提高与内涵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多原因，群体间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面对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迫切要求，我国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推进义务教育质量提高和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第一，深化教育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制度上建立和完善教育均衡保障体系。目前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相对于城镇依然突出，城乡之间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规模还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特别是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的背景下，加上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匮乏，教育水平与质量的落后，农村学龄人口的外出务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不利的示范作用，使更多的同龄人降低升学预期而提早结束教育，结果使农村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成为难点。基于基础学历教育的高投入性和低回报率，政府部门必须履行自身职责，切实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纳入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引导各部门形成财政资金优先安排教育、经济社会发展优先考虑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优先满足教育的良好氛围与机制，从根本上改善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现状，推动教育均衡向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第二，完善现行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建立完善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教育作为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始终建立于充足的财政支持基础上。经后的教育经费投入方向应重点关注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通过不断增强的一般性教育转移支付力度，加强教育经费的科学化管理以提高经费使用效率，逐渐构建涵盖中央、省级、输入地与流出地等各级各地财政的教育保障机制，适时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进行合理分担。
第三，保证基础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均衡。一方面要始终保证城乡教师队伍的完善，通过缩小城乡师资水平差距缩小地区间义务教育的不均衡发展，改变农村教师相对短缺和教师素质水平相对偏低的现状。另一方面，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群体之间、阶层之间存在的“信息教育鸿沟”，需要不断加强远程教育工程建设和优质教育信息资源共享，国家应设立免费的公共教育资源网络以提高农村地区的信息网络覆盖率，同时还要鼓励东部及发达地区将优质的教育资源无偿提供给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2）科学定位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近年来，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机会在短时期内猛增，但阶层之间、城乡间及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相关研究特别指出，城市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6.3 倍，即城市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高于农村人口。其次，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不一致的状况比较明显，特别是成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存在定位不清、质量不佳的问题；最后，由于现行的教育投入管理体制，出现经费投入总体不足，经费来源结构不合理和经费保障水平的区域差异问题，结果地方高校学生以较高的私人成本接受了较低质量的教育，社会等各方面对地方高校的满意度不断下降。高等教育作为一国发展的战略性人力资本投入，其使命是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提高全民素质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因此迫切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应对。
首先，处理好市场需求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未来的高等教育应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及自身发展规律，通过调整专业结构，优化课程设置等手段，分阶段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同时又准确把握学科专业的自身规律，避免因过度迎合短期市场需求导致的“学历教育”与“过度教育”。由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育发展史可见，产学研相结合对于转型经济的作用较为明显，因此可以充分利用高校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善于将学校教育的课堂知识与经验转化为生产实践的创新技能与方法，着力提高人才质量和教育的收益水平。其次，重视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成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作为未来教育的一支生力军不容忽视，当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转型方向即从职业型转变为学习型，破除成人高等教育的师资、设备等限制条件，提高继续教育的生源质量。职业教育则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为适应不同的岗位技能要求培养出高技能人才，促进科学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和转化。再次，针对地方高校的经费现状，国家必须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解决地方高校经费总量不足的难题，同时调控地方高校的区域发展差距。
2.技能培训方面
现实经济中，农民工群体在教育体制中还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农民工及其子女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才能获得城市的教育服务，这加速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和代际传递。与教育投资的长期性和收益滞后性相比，技能培训能够直接瞄准现有技能缺口，有效改进劳动者的工作方法并快速提高其工作效率，因此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对于诸如农民工一类的特殊群体，与学历教育相比较，农民工对职业培训的需求更强烈，由政府或企业推动的职业培训计划将显著提升员工技能和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因此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成为今后人力资本投资的重点方向。然而，由于水平低下的教育回报率、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和就业保护不平等，广大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还不强；又因为农民工较低的职业稳定性，企业对其进行系统性职业技能培训的动力也不足。因此，加快城市的户籍制度、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由政府促进一些就业培训项目将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在产业集群集中的地方，鼓励行业协会和工会设立职业培训中心，为当地的企业发展提供更加适合的人才培训，经过职业培训，农民工不再单纯依赖体力劳动等简单劳动，而使掌握关键技能并快速满足岗位要求，这样一方面缓解了企业的技工荒问题，也能够在农民工中培养出现代产业工人，使劳动力的职业更趋稳定，收入因此显著提高，农民工开始有学习和培训的动机，企业也具备对其进行培训教育的动力，长期的结果即为企业带来显著的人力资源优势[16]。同时我们注意到，我国农民工仍然具有很强的非定居性移民的特点，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返乡置业，这就要求城市部门的职业培训不应局限于现实的工作需要，还可提前为其回到农村做准备，比如学习财务知识、管理知识和农业新技术等等。
3.预防为主，重点关注健康资本
健康投资是其他各种人力资本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注重健康资本投资，才能使其他人力资本投资更为有效。尽管近几十年来，卫生费用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但城乡之间的健康水平差距凸显出健康资本配置在地区间的差异性，因此政府需要不断深化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正合理的公共卫生体系，实现健康资本的合理化配置。具体来说，首先需要合理统筹城乡医疗资源，要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求，统筹规划并合理布局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保持规模适当，扎实推进城市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对口支援与合作。其次，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继续实施卫生人才培训项目，落实好医务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积极研究乡村卫生院和医疗机构的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再次，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在健全服务基础设施的同时，按照分级财政的要求，适时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障的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逐步缩小城乡保障水平差距。最后，基于我国在医疗卫生投入上存在的重医轻防现状，今后的发展战略应更加强调疾病预防，通过大力宣传普及健康教育，实施健康管理，将卫生工作的重心逐步由疾病治疗转向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
[注 释]
① 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将“老龄化”作为概念，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0%，作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如果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5%以上，则为“超老年型社会。
②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郑秉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2] 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G].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
[3] 陈亮.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开放创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3）.
[4] 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 低中等收入陷阱”[G].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163（1）：13-18.
[5] 仪明金，郭得力，王铁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1（3）：57-60.
[6] 杜传忠，刘英基.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的警示[J].理论学习，2011（6）： 50-54.
[7] 刘林平，万向东，张永宏.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民工荒”问题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8）：45-53.
[8] 冯云.城乡教育发展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1（10）：13-18.
[9] 刘巍.“人均受教育年限”三种计算方法的比较[J].北京统计，2003（6）：19-20.
[10] 刘生龙.健康对农村居民劳动力参与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8（8）：25-33.
[11] Jacob Mincer.人力资本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12] 西奥多·舒尔茨. 教育的经济价值[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13] 曾铮.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基于“中等收入陷阱”视角的分析[J].经济学家，2011（6）：48-55.
[14] 陈新年.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战略措施[J].经济研究参考，2005（5）.
关键词：法学实践教学；社会调查；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7-0145-02
实践教学是法学专业愈来愈强调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改变过于强调纯理论知识的灌输和探讨的教学模式，强调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主要是法学专业本科学生实际分析及处理法律实务案件和实际解决纠纷能力的培养。《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指出：“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少于总数的15%。”“加强校内实践环节，开发法律方法课程，搞好案例教学，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
社会调查方法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材料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观察研究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或实验等科学方式，τ泄厣缁嵯窒蠼行有计划的、周密的、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借以发现存在的社会问题，探索有关规律的研究方法。
一、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问题研究现状
目前而言，法学专业特色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的理论研究都比较多，且形成一定的理论成果和系列论断。学者黄本莲、刘慧频在《试论社会调查在法学教育中的应用》指出：“社会学法学的研究成果拓展了法学思维范式及研究方法，也为法学教育方式的更新提供指导意义。社会调查在提高学生法律实践能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可在法学教育中广泛应用。”学者胡辉、周世中在《社会调查与法科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应用法学专业‘需求导向型’实践性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成果之二》指出：“社会调查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实、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一项实践活动。它对提升法科学生的实践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者程皓、杨熠在《社会调查与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指出：“将社会调查方法纳入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是法学专业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也是培养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在法学教学中实施社会调查，应当积极发挥院校组织作用，重视师资队伍培养和配套课程建设，完善调查过程监控，及时总结调查成果。”学者郭庆珠、黄国富在《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指出：“社会调查与现代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有很好的契合性，是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法学实践教学中运用社会调查，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思辨能力，有助于现代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社会调查的反思性可以促使法律价值的规范性表达更为科学化，并且能够打破法学理论自我封闭的趋势，扩大法律体系的开放性，为实定法的完善提供动力。社会调查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真正起到作用，需要学生在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社会调查方法的基础上与教学活动实现良好的互动。”学者付胥宇在《论法学专业学生在社会调查中的“五个结合”》指出：“社会调查是法学专业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提升社会调查能力要考虑法学专业的特点，强调“提出问题”与“大胆假设”的结合，调查方法和调查目的的结合，客观事实和主观无涉的结合，调查信度与调查效度的结合，注重积累和善用工具的结合，这样才可能形成科学的调查结论。”以上研究对于法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农民工权益保护简述
农民工对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休息权、获取报酬权、劳动保护权、子女受教育权、享受医疗、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权却缺乏应有的保障和关怀。如何在法律层面保障农民工权益是一项亟待解决而又相当艰巨的任务。恰恰这个选题，十分适合法学本科学生，作为社会调查技能训练的样板。
学者曾书琴、陈绍华在《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工权益保障调查――以东莞8个特色工业园区为例》中指出：“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农民工社会权益的角度对东莞8个各具特色工业园区进行了实地调查，深入分析了各种社会权益的缺失对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影响，提出了‘积极践行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教育平等权，创新保障住房模式，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等对策，以期在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双方共赢。”学者严静在《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岳阳地区为例》中总结：“我国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问题主要包括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工资薪酬保护、工伤赔偿及保险、社会保障制度、遭受不法侵害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该文以岳阳地区为例，从三个视角进行调查分析：一是基于需求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二是基于供给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三是基于现实层面的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现状调查，主要从立法层面分析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从各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权益保护工作，例如工资发放、生产安全、社会保险等，已经逐渐取得较大的进步和成绩。这些成就也能给参与社会调查的法学本科学生提供正能量的主流价值观教育。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生；关键能力
关键能力是与具体职业和专业课程无关，而对现代生产和社会的顺利运行起关键作用的能力的总称。加强关键能力培养是当今社会对职业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培养关键能力已成为当代国际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热点。然而，我国对关键能力开发的理论研究还很不充分，还没有专门针对关键能力开发的法律法规出台，也还没有建立起较完善的培训机制；行业和个人对关键能力培训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我国关键能力标准体系还很不完善，且缺乏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多为各行业自己的行业证书和上岗证书，证出多门，各种证书间缺乏通用性，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对劳动者职业素质的高要求以及关键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就目前情况看，职业教育培养学生关键能力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建立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开发体系
这关系到职业教育学生的关键能力开发体系，应从以下四点入手：
政府应承担起推动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开发工作中的职责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法》，出台一些推动职业核心能力培训的政策和规章制度，如对青少年实行关键能力培训计划、建立统一的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互通，实现关键能力课程学分的通用化，成立关键能力培训考核机构等。这些措施都能很好地促进关键能力的培训，但这些措施的实施离不开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政府应协调教育机构与行业企业之间的关系，使两者很好地协调到关键能力开发工作中来；政府还应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们认识到培养关键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个体主动参与到关键能力培训中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教育机构对关键能力开发应发挥其重要作用在日常教学任务中，应把关键能力培训课程渗透到教学和培训中，把关键能力培养目标纳入日常教学目标考核中来；教师要不断探索和研究关键能力培训的有效方法和措施，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和提高其关键能力。
行业企业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关键能力培训工作中劳动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行业企业的效益，行业企业应根据其不同需要加大对劳动者关键能力的培训。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来鼓励和提高行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如对那些积极主动为员工进行关键能力培训创造条件的行业企业，可从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而对那些不参与关键能力培训的行业企业，应有相应的引导和一定的惩罚。
个人提高认识，自觉地参与关键能力培训，提升素质在这个变迁的社会，市场需求变化多样，职业流动性增大，这些都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掌握终身受用的关键能力是应对这些变化的有效途径。每个人都应主动地参加关键能力培训，对参加培训的个人应给予各方面的方便和政策支持。
完善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培训体系
在我国现有职业教育关键能力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该体系，可按如下思路进行：
独立开发的关键能力培训体系要与现有培训体系相配套从他国现有的关键能力开发经验可知，关键能力的养成可从个别的职业技能培训中独立出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将关键能力培训与现有的职业技能培训人为地划开一道鸿沟。相反，建立关键能力培训体系还应发挥如下方面的特殊作用：首先，要满足全社会对提高关键能力的需要，为设立专门的关键能力培训机构提供支持和服务；其次，要满足在校学生素质教育的需要，为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关键能力培训的模块及教学方法；此外，还要满足各类在职人员终身教育的需要，为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提高关键能力提供自学的内容和方法。
独立开发的关键能力考核体系要与现有的考核体系相配套我们知道，如果脱离职业的要求和劳动者的本职工作独立地考核一个人的创新能力等核心技能，这种考核就会脱离为企业发展和劳动者终身教育服务的目标。因此，推行专门的关键能力考核和认证体系，不能游离于现有体系之外；相反，关键能力考核体系应对现有资格考核体系的深化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要满足社会对人才综合素质认证的需要，为建立专门的核心技能考核认证机构提供支持和服务；其次，要适应各种职业特定技能的考核向其他技能层次发展的需要，为之提供配套的核心技能模块及相应的考核方式；此外，还要满足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为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关键能力水平的提高提供自我考核的方式和渠道。
完善职业教育关键能力标准体系
关键能力开发的成败决定于关键能力标准。我国的关键能力标准体系极不完善，在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及测评依据等方面的规定都较粗糙，有待细化。对此，可从以下方面加以思考：
标准关注技能还是技术人的技能主要是运用方法和技术的能力，在制定标准时，经常采用“能够使用某种技术进行某种活动”的描述。但是，标准制定的逻辑出发点到底是技能还是技术，人们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往往把标准理解为掌握各种技术的要求，而不是对掌握这种技术去完成某种活动的要求。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些技能标准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纯粹的技术和方法，是一个技法的武器库，而没有看到人的主体性和工作活动的目的性。因而，这种标准必然会误导培训和考核只注意对技术本身的掌握，而忽视对运用技术的人本身及其客观外部条件的关注。因此，在制定标准时应体现这样一个理念：技术只是工具，关键是人能够运用工具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标准等级的设置和划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根据什么来划分关键能力的等级是个技术难题。经验证明，通过对其因素的难易程度或复杂程度的分析，可比较明显地区分出能力要素的等级。为此，需要将分析重点从能力要素本身转向能力活动的对象、范围、工作条件和可利用的资源等方面。因此，为了更明确地区分标准等级，一方面要求对关键能力标准结构中的“能力要求”部分，通过对工作活动范围等因素的限定来说明差别，另一方面，也要求在“相关知识”、“工作活动”和“考核指导”等部分里尽可能地体现标准等级的差距，以提高关键能力标准的可操作性。
考评证据的确定考分决定考生的一切，这是传统考试体制的弊端。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应采用所有可证明考生能力的证据，包括考分。但在实际工作中，哪些证据可以采用，如何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在技术上和操作上都有一定的难度。参照英国的成功做法，可把考评员的观察作为考核依据的第一选择，同时也建议采用其他证据，如第三方的证明，以及考生在学习和实习过程中所做出的成果和表现等。但实施这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要建立相应的工作现场考评和督考制度以及相应的质量控制措施。
重视职业教育关键能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从我国职业教育关键能力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在这方面还非常薄弱，如在关键能力的培养目标、培养策略、课程建设和培养效果评价等方面都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加强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内容的研究虽然在职业教育中培养关键能力已经在世界各个国家展开，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不同，各国对关键能力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应根据本国的教育现状、劳动者现状及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确定及适时调整我国职业教育中关键能力的具体内容。在研究中应突出以下内容：一是关键能力内容的超前性。由于产品更新周期缩短，市场需求变化多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不稳定，所以，核心能力应该强调当前劳动者的职业变化或年龄增长所需的新内容。二是关键能力的内容表述应具有精确性。根据核心能力的培养目标，必须对关键能力的内容进行准确的表述。每一项能力应该分解成若干能力要素，用科学准确的语言对每一项能力和能力要素进行描述，力求精准。三是关键能力的内容应具有可操作性。对关键能力的内容要求和标准应采用功能分析法，即关键能力内容应根据模拟情境或实际工作确定，必须使能力通过实际操作或表现展现出来，才具有实际的意义。
加强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培养目标的研究应根据我国实际教育状况和经济发展形势及劳动者的需要来确定科学而有效的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培养目标。恰当的关键能力培养目标描述是进行能力培养和评价的关键，它能保证不同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这个能力目标和标准有一个统一的理解和认识，使参加评估的人员有“法”可依。
加强职业教育关键能力培养策略的研究目前来看，世界各国在关键能力培养上主要采取三种策略，即整体策略、基础策略和渗透策略。由于我国对关键能力的研究还不成熟、现存多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形式，所以，我们在研究培养策略时应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各类学校的教学特点，选择合适的培养策略，这样才能在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实现全面培养关键能力的战略目标。
加强职业教育关键能力课程建设的研究目前，整个世界的关键能力课程建设都还有待提高，我国在这方面更显不足。目前，我国在培训试点中用到的关键能力课程培训教材大多是参照国外一些经验而编写的，具体实施效果如何还有待考评。目前，对关键能力课程理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哲学层面，如何把它应用到职业教育实践中去还面临许多问题。如关键能力课程对教学条件的要求是什么、如何评价和管理关键能力课程、根据什么来评价关键能力课程、关键能力课程应占整个职业教育课程的比例等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