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18:3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世界经济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5-0297-02
引言
世界经济专业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分支，最早由中国人民大学设立，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更好的了解世界经济形势，国内很多院校都开设了世界经济专业，近年来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在世界经济领域有所专长的人才。但对国内七所重点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研结果显示，世界经济硕士培养中还存在专学不分、实践不足、课程设置趋同等方面的问题。因此，如何更加合理地对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培养，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就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一、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现状
1.研究方向。基于对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七所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研，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按照世界经济学科的知识结构大致分为：世界经济理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与投资、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世界经济运行与国别经济研究等；个别高校如南京大学基本按照地理区域将研究方向分为美国与欧盟经济研究、东亚经济研究、区域一体化研究。整体来看，研究方向的相似度较高，以宏观经济研究为主。另外，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采用导师负责制，授课模式以集体授课为主，学制一般为二至三年。
2.培养目标。七所高校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虽然表述不一，但十分清晰明确，概括起来就是要培育了解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的、能够洞察国际经济发展变化规律、具有较强的分析和研究中外现代经济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这些专业人才具体又包括两类：一是对中国经济运行、国家经济政策和世界发展状况十分熟悉，能够运用各种经济学原理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应用型人才；二是熟练把握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各种世界经济理论基础，能够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学术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3.培养模式。培养模式是根据人才成长的规律和社会需要，为受教育者构建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以及实现其结构的总体运行方式，反映的是培养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最优化设计以及诸因素的最佳组合。目前大多数高校普遍采取“学位课程+学位论文”的方式，学位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达到所要求的学分并经中期分流考核合格后，即可在导师指导下进入学位论文的撰写阶段。
二、当前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方向不够细化。从目前的世界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没有所谓“最优模式”，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由于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同，采取的发展战略和方针也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领域问题时，应该既研究具有普遍规律的宏观问题，又探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的具体问题，中国现有世界经济专业的培养方向大多比较宽泛且偏于宏观，明显不够细化，因而针对性不强。
2.培养模式较为单一。虽然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培养目标较为明确，分为“理论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两类，但是在实际培养中，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应用”这样一种倾向，因此这种单一的“学位课程+学位论文”的培养模式对多方面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当然，很多高校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培养过程中也比较注重校外实践这个环节，包括聘请校外导师、开展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但是大部分由于各种资源的制约，在实际运用中并不理想，与预期目标尚存在一定差距。
3.课程设置理论联系实际不足。课程设置是根据研究方向来制定的，由于中国高校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研究方向相对宏观，所以从课程设置来看，都是比较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但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世界经济格局进入调整期，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又使得所有的经济体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体系在实践面前显得有些“滞后”，一些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现象需要通过更具有时效性的课程设置和更灵活的教学方式来进行研究。
三、完善中国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几点建议
1.增设研究子方向。在培养方案中，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师资优势及地缘特点增设研究的子方向。虽然研究的是世界经济，但我们的最终立足点是通过学习世界经济，为中国更好的融入世界、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服务。因此，各个高校可以根据教师的研究方向、研究专长及学校所处的地区情况将研究方向细化，形成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既可以避免趋同性，同时又可以更好地为经济研究和实务工作服务。
报告建议，中国采取“结构增长+绿色经济”组合政策，通过结构增长理论实现确定增长，通过绿色经济改变发展方向，在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中实现结构增长。其中，以生态农业解决“六农问题”，以循环工业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以服务经济解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提升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增加社会就业，提高人民生活，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附注；
1、中国经济指数：
中国经济指数是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根据《中国经济智能管理系统》编制的国家经济指数。
2、0－1指数制度：
中国经济指数采用0－1指数制度，保留小数点后四位，精确显示相关指标、大类指标和综合水平，数值越大越好。
3、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发展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
4、指数：
指数一般是指两个数的相对值。在本报告中，正负指标及中性指标都调整为正向指标，指数越高越好。
5、失真：
中国经济智能管理系统基于准确的数据和系统的逻辑，当出现数据缺失、虚假数据时，预测和结论可能出现误差。
【关键词】巴厘一揽子协定；自由贸易区；贸易便利化；TPP
一、“巴厘一揽子协定”的主要内容
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于2013年底达成的“巴厘一揽子协定”，实现了世贸组织成立18年来多边谈判的零突破，也是多哈回合谈判12年来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协定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促进贸易便利化，简化通关手续、降低通关费用；二是农业议题，保护发展中国家为确保粮食安全而采取的低价储粮计划不受挑战、规定关税配额持续利用率较低时进口国采取措施取消进口限制，以及改善最不发达国家棉花出口市场准入等；三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优惠条款。
二、“巴厘一揽子协定”的重大意义
第一，对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而言，协定将减少全球贸易障碍，加快货物通关速度，建立并完善全球性的贸易规则，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WTO、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及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预估，协定将为全球经济带来1万亿美元的潜在效益，新增2100万份就业，其中发展中成员将增加1800万份就业。
第二，对于WTO而言，协定保住了世贸组织作为全球首要多边贸易谈判机制的地位，避免了WTO边缘化和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各成员国为重振世贸组织，动用政治资本达成协定，表明各国认为更加完善的世贸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仍具有合法的领导地位，重拾了对WTO的信心。
第三，对于美国而言，协定达成将使美国重新重视WTO。美国主导的新兴贸易规则的影响力仍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TPP、TTIP等组织的谈判仍有众多难关及后续工作需要攻破。美国制定的新贸易规则也需要WTO这种更加开放、参与度更高的平台来倡导和推行。
第四，对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协定使得他们有意重返WTO。首先，农业和发展议题将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及最贫穷国家的出口能力。其次，各国认为参与数量繁多的双边FTA谈判投入产出比低，贸易规则的复杂性导致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也降低了FTA利用率，海关监管及企业的成本也随之提高。再次，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中贸易转移效应显著、原产地规则使优惠关税受限以及环境、劳工标准、知识产权等新规定都会使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外，他们自然有意重新回到多边轨道上来。
三、“巴厘一揽子协定”的局限性
第一，不同成员的根本性利益不一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均有不同。发达国家要“自由”，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双方都希望对方对于经济复苏和增长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美国还提出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汇率失衡等新议题，而这些在协定中并没有涉及。
第二，协定的突破点有限。巴厘岛谈判期间农业议题中海关合作、报关行、装船前检验等问题、使谈判中断的粮食安全问题、古巴等国家禁运问题的后续计划及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问题等均没有被纳入“巴厘一揽子协定”中。
第三，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存在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预计，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减少发达国家10%、发展中国家15%的贸易成本。相关研究表明，贸易便利化措施生效可减少中国13.2%的国际贸易成本。依据出口额计算，中国每年将增长2800亿美元。但是短期内要想达到新贸易通关标准对欠发达国家来说绝非易事。
四、结论
“巴厘一揽子协定”能够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便利，但是众多局限性也让我们看到目标的达成并非易事。一个以WTO为代表的相对低标准的协定和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高标准新兴贸易规则并存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协定的新特征。美欧等大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将决定着全球FTA的发展态势。新兴经济体虽有意重返WTO，但现阶段仍会密切关注美欧FTA的动态并积极参与或构建自身的自贸区网络。目前来看，这种态势仍不会减弱。
参考文献：
[1]Joshua Meltzer. The 2013 WTO Bali Ministerial： Prospects and New Horizons. Brookings.2013.12.25
[2].TTIP and TPP： The Catalyst for the WTO’s Deal in Bali？. Atlantic Council. 2013.12.11
[3]肖志国.后WTO时代中国外贸转型升级[N].国际金融报，2013.12.16
[4]WTO成果反映国际贸易规则新变化.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CEEM（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讨论稿，2013.12.17
陈继勇。1953年生,湖北省应城市人,经济学博士。1991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同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世界经济学科点学科带头人及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陈继勇于2003年成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2007年成为湖北省教育系统“三育人”先进个人称号,2008年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2009年成为武汉市劳动模范。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教育部经济学教学指导会委员、国际贸易组组长等。
陈继勇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8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指导毕业硕士研究生70多名,博士研究生30多名。陈继勇教授研究视野开阔, 多年来锐意进取、笔耕不辍,在美国经济、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研究领域硕果累累。他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内外各级科研课题20多项,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求是》、《世界经济》等刊物上发表文章200多篇。其研究成果先后30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研究领域。2000年以来,主持并完成主要研究课题10余项,主要包括: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国‘双赤字’与世界经济失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互利共赢对外经济开放战略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知识溢出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非均衡增长的影响途径与数量测度”;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基金重大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经验总结、前景展望及对策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项目“美国新经济及其经济周期研究”等。先后公开出版《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发展趋势与我国对策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美国新经济与经济周期研究》等专著,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求是》、《世界经济》等经济学重要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
获奖情况。研究成果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如2001、2003、2007、2009年先后四次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03年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优秀成果三等奖;2003、2005年两次获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2006年获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08年获商务部“扩大对外开放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征文三等奖;2009年获湖北省发展研究奖一等奖和武汉市第十一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重要学术观点。针对当前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热点和前沿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深层次难点问题,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失衡、美国经济、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政策建议,引起理论界和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精辟的论述了美国新经济的形成、特点和影响,从理论视角研究新经济对美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开创性地用实证方法探讨了美国贸易逆差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新特点。二是在充分把握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重点分析了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发展的主要特点以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从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的角度研究了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为中国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三是在国际贸易研究方面,陈继勇教授对世界贸易组织和中国入世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和对策研究,为中国加入WTO提供了极其有实用价值的对策咨询建议;开创性地研究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与环境保护等理论前沿问题;并深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中对美贸易逆差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优化贸易商品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实现中国“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发展战略。
陈继勇教授始终立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入研究中国对外开放外部环境的变迁和当代经济强国的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在理论上,拓宽了世界经济学科的研究范畴,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学术观念,同时其研究成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借鉴。
2011年，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日本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国外媒体的“过分关注”不同，中国国内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共舆论对所谓的“世界第二”都保持了理性的、客观的认知态度。的确，随着中国GDP的不断粗放式增长，国人的幸福指数却无法与GDP同步提升，人均GDP的现实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是 “依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GDP第二”的中外言论对比与分析
国外：充分关注，热烈议论
2011年2月15日，比利时《晚报》、《自由报》、《回声报》等主要报纸均在财经版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消息。报道称赞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率先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10.3%，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华尔街日报》用“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文章表示，“1967年日本超过当时的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那以后的数十年一直不曾动摇。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
德国《商报》题目是“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让日本成为过去”。
法国《世界报》说，“尽管日本政府仍然镇定地宣称，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也许是日本人最后一次有机会这样说了，中日经济排名换位恐怕已毫无悬念。”
美国《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里程碑”，“尽管早就被预测到了，但这仍然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确处于优势地位，世界其他国家必须重新评估这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
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一场“亚洲大超越”。
美国CNN援引摩根大通分析师杰斯珀・科尔的话说，“中国经济在今后的十几年里仍然将保持以8%的速度增长，而日本只有1%。用不了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成为日本的两倍。”
国内：政府、专家、民众的“低调”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例行会上表示，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近年来，中国GDP保持较快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要看到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差距与不足。他表示，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指标。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其中心的内部刊物《中国与世界观察》上著文指出，成为世界经济老二的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加复杂更加严峻的经济形势。“韬光养晦”应该成为未来三十年间中国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大战略，成为大国心态下的文化基石。
户籍改革的逻辑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蔡 等
“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论文
户籍制度产生于传统发展战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并在改革时期因城市居民在城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谈判地位而继续得以保持。彻底拆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有赖于三个条件。第一，地方政府发现阻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政策既无助于解决失业，其实施也不再有充分的合法性；第二，城市居民发现外地劳动力并不直接构成他们就业的竞争，他们能够充分就业并不取决于外地劳动力的存在与否，以及数量多少；第三，城市福利体制的社会化，依赖自我融资而不再依赖补贴。
户口所含有的福利因素与户籍改革的关系决定了改革的逻辑顺序：从小城镇、中等规模城市，到大城市乃至北京、上海这些传统体制的最后堡垒；户口的放宽按照不同类型的情况和具体的人群，逐次开放户口进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连的传统福利体制，将城市发展从补贴性转到自我融资性的机制上面，取消户口的含金量。
中国能否补偿加入WTO的受损者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王绍光
《管理世界》2001年第6期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初次分配结果已经恶化。开放可能带来许多好处，但这种好处不可能自动分配给社会的贫穷群体。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职能纠正不断增加的不平等。关键是政府是否愿意和有能力向那些被结构调整置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有效的补偿。经济一体化使中国重新构建公共财政体系，海关关税和针对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收一直在下降，这对穷人的再分配是不利的。首先，随着贸易税和所得税的重要性下降，国内对消费征收的间接税变成主要收入，整个税收体系向累退的方向更进一步；其次，总税收的下降导致了一般的公共支出的减少，特别是社会支出和转移支付的减少，也使税收体系向累退方向发展，而且税收和支出占GDP比重的下降削弱了二次分配的效果。
【金融】
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研究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曹力群课题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研讨会论文
现阶段农村民间金融活动有几个特点。第一，无息借款比重低，高利贷比重高。农民对资金的理解和使用出现了显著变化，有息或高息借款越来越被认可和接受。第二，大额借款占了一定的份额。农户小额应急的借款变得越来越少，大额借款不断增多，但所有的大额借贷都是高利借贷，并不断引讼纠纷。第三，借贷方式不规范。有时口头约定即可完成，即使有借据，内容也非常简单。第四，逾期贷款多，由此引起很大的纠纷。农村民间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因此借款逾期不还成为普遍现象，并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第五，放贷人成分复杂，其收入来源也多种多样。
农户借贷资金中，生活性借款超过了生产性借款，主要用于建房、婚嫁和治病。生产性借款分为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农业生产中种植业投入由耕地规模决定，绝大多数农户的自有资金就可以满足，缺口主要是畜牧水产业。非农生产贷款是近几年农户贷款的主要部分。此外，农户的非正常性借款近几年有扩大的趋向。
货币政策要防止历史性失误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姚余栋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动态
2001年12月18日
过去三年，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逻辑上讲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没起作用；第二种是积极财政政策没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起作用；第三种可能是积极财政政策起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起作用。
中央银行要进一步贯彻扩大内需的方针，迅速执行适度积极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快速增长；金融监管不能做过头，还要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考虑促进商业银行放宽信贷管理权限，调动信贷人员营销贷款的积极性。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小企业及农户的金融支持力度，与积极财政政策更好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外贸】
中国外贸形势十分严峻
摘要：本文运用2003-2012年我国10个东部沿海各省、直辖市面板数据，对我国三种技术引进方式的技术溢出效应、引进技术吸收能力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进口贸易技术引进方式对我国TFP的作用最大，其后是OFDI方式；在吸收能力上，只有IFDI方式吸收国外R&D能力较强，OFDI进口贸易技术吸收能力不佳。
关键词 ：OFDI；IFDI；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TFP
目前技术引进方式，一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即通过国内企业在国外并购企业，吸收先进技术的方式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二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IF?DI）带动我国技术进步，即通过中外合资合作引进外商直接投资随之而来的先进生产管理技术的扩散示范效应，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三是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先进国家研发技术，即从技术先进国家直接购买技术图纸设备、引进人才，提高国内技术水平。
一、三种技术引进方式技术溢出效应对TFP 作用机理及文献综述
1.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为提升竞争力，通过收购国外高技术企业、子公司或海外绿地投资，成立海外R&D 分支机构，既能得到国外高新技术资源，又能避开国际技术贸易壁垒，将高新技术带入国内市场，通过模仿或合作，带动整个相关产业链中的技术提高和吸收。国内研究对此有所研究。李梅、袁小艺等（2014）在研究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时，间接得到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有很好促进作用[1]；赵伟、古广东等(2006)在研究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中提到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作用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但其促进作用较小。[2]
2.IFDI 正向技术溢出效应
I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由国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通过员工培训，教授技术经验，中国合资或合作企业技术水平会有很大提高，产品更具有竞争力。产业链上游下游企业需要通过与合资或合作企业合作吸收技术，实现技术进步，技术人员流动也会促使整个行业及产业链技术提高。IFDI的技术示范效应因此可辐射到周边地区。一些研究成果表明，I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显著正相关的。聂爱云、陆长平(2014)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表明，FDI在东道国经济绩效十分显著[3]；李杏、Chan（2009）在运用面板数据基础上比较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时得到IFDI对技术进步有因果关系[4]。但也有研究显示，IFDI对我国技术进步是显著负相关的。金成晓、王猛(2009)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时，得出IFDI技术溢出效应呈倒U型。[5]
3.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
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是通过直接购进技术图纸、机械设备，聘请国外技术人才等，对我国TFP起作用。对此，国内外有很多学者研究。国外学者主要研究国际中北北经济合作、南北经济合作、南南经济合作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Coe，Helpman 等（1995）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上研究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以进口占进口国GDP 比率作为引入国外R&D 资本权重，得出进口贸易对该国TFP有显著的正相关，从研发水平愈高国家进口，受其影响也愈大。[6]Schiff,Wang等（2002）在产业水平上研究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生产率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R&D资本受发达国家影响，并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直接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的直接效应是对TFP 有正作用。国内也有学者也有相关研究。[7]李小平等（2008）在研究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中证实，进口贸易方式能促进中国TFP 的增长。[8]于燕、杨致远（2014）利用Schiff,Wang方法得出，进口贸易带进技术溢出效应能显著提高我国技术能力。[9]
二、变量选择、计量模型及数据处理
1.计量模型
目前很少有学者将这三种方式放在一个模型中研究对TFP的作用。本文尝试运用2003-2012年我国东部沿海10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三种技术引进方式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TFP的作用。
计量模型选取上按Coe，Helpman 国际研发支出溢出计量模型构建计量模型1如下：
其中，i表示某个省市，t表示某段期间。TFPit 表示某地区某段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某地区某段期间OFDI带来的国外R&D资本量，表示某地区某段期间IFDI 带来的国外R&D 资本量，表示某地区某段期间进口贸易带来的国外R&D 资本量，α1 、α2 、α3 分别表示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即对1nTFPit 的作用程度。
引进的技术只有吸收才能更好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本文利用人力资本与三种技术引进方式的交叉项作为衡量对三种技术引进方式带来的技术吸收能力。技术吸收的能力愈强，说明对1nTFPit 的作用就愈强。计量模型2为：
2.变量介绍和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2年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以及广东为样本。
（1）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借鉴Caves等在1982年的研究[10]，章祥荪、贵斌威(2008)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指数法评述与应用》中的阐述，TFP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得到的[11]，各省TFP 可用DEAP2.1 软件测算。各省产出用各省每年GDP表示，劳动力投入用各省每年年末就业人数表示，资本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的资本存量，Kit =Iit +(1-δ)Ki,t -1 ，其中δ 为资本存量的折旧率，本文取10%的资本折旧率（张军等(2004)取9.6%[11])。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OFDI 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根据Coe，Helpman 等（1995）用进口占进口国的GDP比率作为引入国外R&D资本权重衡量进口技术溢出效应方法[12]，Potterie等（2001）年的方法[13]，本文计算 如下：
其中代表需要计算的某时期所有对外投资带来的国外R&D 资本，OFDIit指某时期某省的OFDI存量，OFDIAt 是某时期全国OFDI存量，比值作为一个整体，成为计算各省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权重。的获取由如下计算得到：
其中，OFDImt 是我国某时期对某国对外投资额，GDPmt 是该国这一时期的GDP，是该时期该国的R&D资本。同样，其他两种技术溢出方式，采取同样计算方式。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额和流入额、进口贸易额的目标国，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荷兰、瑞典、挪威、比利时、奥地利、新加坡、韩国、香港、卢森堡、芬兰、丹麦、爱尔兰、以色列以及捷克22个全球经济发达或技术先进国家。这些国家在我国OFDI、IF?DI、进口贸易额中占较大份额，时间段是2003年至2012年。
这些目标国的R&D资本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而得。本文通过OECD 数据库中有关R&D投入量占各国GDP比率与历年各国名义GDP总值计算得到。我国各省、全国总体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数据来自2011以及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我国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IFDI）数据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各省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外商直接投资额是所有省市加总计算得到的，全国及各省进口贸易额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人力资本Hit 。人力资本采用Barro、Lee1993年提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法计算。[14]把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大专以上的受教育年限设为6年、9年、12年、16年，各省市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教育人口比例作为教育年限权重，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16。各教育层级人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比重是根据各省市教育层级人数与受教育总人数之比得到的。
3.计量模型检验过程、分析及结果本文采用Eviews7.0软件检验建立实证计量模型，对建立模型1和模型2中每个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对变量1nTFPit 来说，只有PP-F 检验是不平稳的，三种方法表明平稳，才能说明1nTFPit 变量序列是平稳的。剩余变量都是平稳的，且都是同阶单整（0阶单整），若模型1和模型2中的变量分别都存在协整关系，即可继续进行回归分析。本文运用Pedroni协整检验、Kao检验，结果如下：
Pedroni协和Kao检验得出同样结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他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2的协整检验也如此，表3四种统计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在Kao检验中，残差的ADF检验的t值为-7.784772，所伴随的P 值为0.0000。同样表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时存在协整关系。
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后，就可进行回归分析。但为确保避免横截面的异方差与序列的自相关性，本文运用OLS可能会产生结果失真。为消除影响, 采用不相关回归方法( 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估计方程对模型1 和模型2 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表4 对模型1 回归结果发现R2 为0.925379及调整后的R2为0.923047，说明实证计量拟合效果不错，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P值为0，说明每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1nTFPit 的影响非常显著。F统计量值为396.8326，表示残差越小。D-W检验量非常接近2说明该模型无自相关。三个解释变量系数分别为0.045,-0.095,0.522，说明对TFP 影响最大的是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其次是OFDI带来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而I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确为反向效应。出现OFDI比进口贸易对TFP的影响小的原因是：OFDI是我国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而OFDI反向技术溢出对TFP的影响存在时间滞后，即OFDI是通过跨国公司并购目标国公司获得技术知识，之后将获得的技术从公司内部传入本国市场，再通过产业链提高相关公司技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达到效果。而进口贸易是将技术直接用购买方式解决，我国对外开放相当长时间，进口贸易额相当大，从基数上说比OFDI额大得多，所导致的结果。IFDI对TFP呈负相关原因是：外资企业到我国投资是为了使用低廉劳动力及资源生产产品，再出口到国际市场。国内相关产业链没有得到技术只是节省了成本，外资企业技术很多对外保密，不能带动其他相关企业技术进步。
表5 中对模型2 的回归结果发现,R2为0.948941，调整后的R2 为0.946225，说明模型2 的拟合度也很高，D-W 值为1.939886，非常接近2，说明无自相关。这些解释变量系数的P值都小于0.05，说明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非常显著。三种技术引进方式和人力资本交叉项系数值分别依次为- 0.019520，0.629912，-0.137776，说明除IFDI能对技术很好吸收外，OFDI及进口贸易都不能很好吸收带来的技术。原因是进入我国的IFDI是国外夕阳产业或扩展市场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外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先进程度并不高；合资或合作企业通过技术培训，很容易将技术吸收。而对OFDI及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与1nTFPit 呈负相关，是因为我国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较大，并购国外高新技术子公司或投资买进技术都需要技术人员长时间研究才能吸收，吸收难度系数比IFDI大得多。我国技术人才储备不是很充足，也导致所谓的“门槛效应”。
四、结论
1.OFDI 对我国TFP 有促进作用但仅次于进口贸易对TFP的作用，与我国技术型OFDI 规模不够大,处在成长阶段有关。随着OFDI的上升，带来的技术更多，对我国TFP促进作用会更大。当我国对外OFDI 达到顶峰时，对我国TFP的促进作用降低，即我国对外OFDI对我国TFP作用可能呈倒“U”型。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高度时，对外投资不再集中在技术引进，而是海外市场占有及劳动力的廉价，就会出现此情况。目前我国对外OFDI带来的技术的吸收能力不理想，可能与发达国家技术、经济发展或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差距过大，导致技术获取和吸收能力受限。
2.随着IFDI 的增加，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对我国TFP 没有起积极促进作用大量的IFDI的进入是为抢占中国市场，需要廉价劳动力。尽管有一部分带来技术，但技术含量不太高。这类技术通过企业培训等方式吸收，吸收能力相对其他两种技术引进方式最强。
3.三种技术引进方式中，进口贸易对TFP 促进程度最强
这是因为我国进口贸易基数大，时滞效应不大。这种引进方式系数仅5%，促进作用不是很好，可能是因为进口贸易中的技术贸易壁垒导致的。由于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大、我国技术人才层次不够高，导致我国对进口贸易带来的技术不能很好吸收。
参考文献
[1]李梅,袁小艺,张易.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J].世界经济研究,2014(2)：61-75.
[2]赵伟,古广东,何国庆.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J].管理世界,2006(7):53-60.
[3]聂爱云,陆长平.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4(4):80-86.
[4]李杏,M W LUKE CHAN.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基于面板因果关系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2):70-77.
[5]金成晓,王猛.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J].南方经济,2009(1):42-53.
[6] DAVID T COE,ELHANAN HELPMAN.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5,39(5): 859-887．
[7] SCHIFF M, WANG Y L, OlARREAGA M.Trade- Related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theDynamics of North-South and South-South In?ternational [J].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2.
[8]李小平,朱钟棣.国际贸易、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06(2):31-43.
[9]于燕,杨致远.行业R&D 强度视角下中国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J].世界经济研究,2014(4):44-50.
[10] CAVES D W,CHRISTENSEN L R,DIEW?ERT W E． Multilateral Comparisons of Out?put, Input and Productivity Using Superlativeindex Numbers[J]. Economic Journal,1982,92:73-86．
[11]章祥荪,贵斌威.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分析:Malmquist 指数法评述与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6):111-122.
[12]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35-44.
[13] POTTERIE, FRANK, LICHTENBERG.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1,83(3):490-497.
[14] BARRO R, LEE J W.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J].Journal ofMonetary Economics, 1993,3:363-394.
[15]李小平,朱钟棣.中国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J].管理世界,2005(4):56-64.
[16]刘再起,谢润德.中国对东盟OFDI的国别贸易效应市政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14(6):80-86.
[17] 刘明霞,王学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9(9):57-88.
[18]沙文兵.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5):60-73.
[19]李梅,金照林.国际R&D、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1(10):124-136.
[20]郑秀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研究述评:1994-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58-68.
[21]高凌云,王洛林.进口贸易与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J].经济学(季刊）,2010,9(2):391-414.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所有机构中高盛最悲观，预计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3.2%，其他机构多预计为3.6%、3.8%的水平。在我看来，2012年会走出一条与2011年完全相反的曲线，很可能低开高走。全球经济隐忧存在，但衰退风险在逐步缩小。
最大隐忧在欧洲债务。目前，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在向核心国家意大利、法国蔓延。问题已经暴露的爱尔兰、葡萄牙等PIGS国家占欧元区GDP比例不大，但意大利占16.9%，法国占21.1%，如果这两个国家出问题，欧元区一半经济就要出问题，就要分裂。
欧债最危险的也在核心国家，意大利1.9万亿欧元的巨额债务，法国3A评级或被下调，这都将会影响到德国、美国、英国。有数据显示，美国银行持有德国、法国和英国1.5万亿美元的债务，而英国、德国、法国持有1.3万亿欧元的“欧猪五国”债务。
欧元经济很有意思，只要欧元不破产，它的危机就会长期化，更大的危机会出现更大的改革，欧洲永远都是在危机中重生。如果希腊要脱离欧元区，意大利也要脱离了，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革命性措施比如统一财政。近年来，欧盟不缩反扩，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欧洲的问题不只是债务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制度设计问题。欧洲财政统一，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这可能是市场所希望的，那么德国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这又是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如果用打分数的方式来说，我认为，欧盟破产的几率在20%-30%；小欧洲也就是核心国家比如PIGS国家脱离欧元区的可能有50%-60%；危机后重建一个欧洲，统一财政，欧洲央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可能性也有50%-60%。
当前的欧美债务危机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即便得到解决也将是一个“病去如抽丝”的痛苦、漫长和曲折的过程。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警惕债务危机向银行蔓延，一旦出现银行危机，银行出问题就是系统性问题，就是金融危机。银行最危险的时间在今年上半年，这段时间正是欧债的还债高峰期。
不过银行已经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了。2011年10月底，欧洲银行监管局提出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到9%，是在救银行；12月份，六大央行下调货币互换利率50个基点，是在救银行；后来欧洲央行还为各商业银行提供了总额高达489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融资，也是救银行。
风险防范及时到位，银行的问题可能不会爆发。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全球资本流向要发生变化，欧洲银行要充足资本金，就要从新兴市场撤资。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从去年10、11月开始巴西的雷亚尔、墨西哥的比索都在出问题。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小，管理金融市场能力弱，可利用资源少，很可能被危机化，货币升值变为贬值，经济由过热逐渐变冷。这也是最大问题。
2012年，全球宏观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经济下滑，欧元区将陷入温和性衰退，新兴市场经济继续扩张但增速将放缓，将真正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80%将来自新兴市场，2012年也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及7个样本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相关分析法、图表比较法对中国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同性、差异性特征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特征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文章认为：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以期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共同周期 经济 相关分析法 协同性 差异性
研究背景
世界经济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现象，是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整体，具有阶段性特征及协同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也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以及不同代表国经济间的波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多个国家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了经济发展趋势的协同性和隐藏于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规律性和特征性，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特征，本文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数据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截至200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样本国选择不同发展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本文主要选择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和南非作为样本国，样本国家数据除美国外全部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78到2008年，都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的数据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
（二） 方法定义
针对中国经济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比较与分析。
方法一：滚动相关系数法。该方法是基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使用分析，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出滚动相关系数，进而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i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ik}，j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jk}，在样本范围内的滚动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
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中国与另一样本国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计算多个不同的样本国数据，根据交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比较进而分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相关度高、中、低的国家类型（规定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中国经济变量组为U，样本国经济变量组为V，利用数学方法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线性组合，把这两组变量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令x=（U1，U2，...，Um），y=（V1，V2，...Vn），计算x和y之间的交叉相关系数r，则标准化U和V的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
研究分析
（一）协同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协同性。所谓协同性，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表现为一个国家与该整体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还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滚动相关数法，考察二者间的相关性。
首先，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绘制从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如图1所示。
通过图1中的波动振幅变化规律可知：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位势比中国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更高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从微观上看，中国的波动变化规律是先动荡后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具有动荡性。但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强大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故具备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在1994-1998年出现大的波动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其次，利用方法一的滚动相关数法，计算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值，绘制成表格与图形如表1和图2所示。
由图2 可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滚动相关系数一直在0.5左右波动。在1997-2001年期间相关系数是负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正是体制转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最艰巨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动荡，使得这段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是负值。进入21 世纪之后，两者的滚动相关系数又突然升高了。因此，总的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且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二） 差异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跌宕起伏来理解。通过对差异性的研究可以进行类别的归类，同时为把握国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国有针对性的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两大类，分别考察这些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推进阶段（1978-1992）、改革开方深化阶段（1993-2008）的同步相关性。根据特定的数据源，利用文本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公式依次计算中国与各个样本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具体的数据见表2与图3。
通过对图3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发达国家（美、英、日）、发展中国家（马、新、巴、南）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呈现不同的类型，在1998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周期的相关性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期的同步性高于与发达国家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并且在2000 年以后差异性更加明显。
中国与亚洲国家（日、马、新）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与亚洲以外国家（美、英、巴、南）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政治上重视亚洲国家、经济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中国与亚洲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重点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两种特征，并对出现该特征的原因做相关分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所处于的位置及发展趋势做好相关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1.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J].南开经济研究，2001（4）
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
3.宋玉华，周阳敏.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12）
4.刘金全.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4）
5.蔡莉萍.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及发展趋势[J].科学决策，2005（11）
6.刘恒，陈述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J].管理世界，2003（3）
7.方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独特性[J].宏观经济，2008（10）
与低迷的世界经济相比，全球航运业的巨额亏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自年开始运力的过剩，海运费开始就一路走低。集装全球运力增加了14％，而运量只增加3％强，利润巨幅下降。据克拉克松预计全球海运界2011年亏损达200亿美元。不仅如此，马士基打出了建造1.8万TEU的巨轮计划和天天马士基的24小计划，搅得业界惶惶不可终日；淡水河谷40艘40万吨VLCC的巨轮计划和Berge Everest号最近靠泊大连港如同火上浇油。
尽管世界经济和航运经济寒风阵阵，但中国经济却寒梅独秀，虽然增长放缓，然而仍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尤其是港口经济。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港口吞吐量在全球需求不振的背景下，保持了10％的增长，吞吐量达91亿吨。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3170万标箱，再次稳坐世界第一大港的交椅。
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根据2011年前三季度的季报和对全年上市公司的推算，港口15家A股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达643亿元，同比增长9.2％，净利润增长可望同比增长4.4％，达143亿元，净资产收益率有望达1.6％，每股盈利可望达0.28元。唐山港、天津港、宁波港、上港集团、深赤湾、盐田港、天津港、锦州港、营口港，大连港、连云港、日照港、厦门港、广西港口集团等港口上市公司将不同程度呈现净利润增长的势头。与亏损的航运上市公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口公司的利润犹如寒冬的报春梅，昭示着经济复苏的姗姗来迟。
在欧美日各国走出金融危机的困扰之前，港航经济在2012年里仍将是举步维艰，港口在大规模投资有效地解决了大型化、深水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港口功能性问题后，深层次的转方式、调结构等深层次矛盾有待解决。以下问题将成为2012年的首要问题：
一、吞吐能力过剩
投资过大，已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2007年港口总资产周转率为47％，2008年为38％，2009年为32％，2010年为28％，2011年将为22％。以铁矿石码头为例，吞吐能力已达25.5亿吨，而2011年的进口总量维持在6.6亿吨左右。如果按每年10％的速度递增，中国港口铁矿石的吞吐能力在2025年以前处于装卸能力过剩的状态。
二、同质化竞争
我国港口从南到北相距200公里就有一个港口，且铁矿石、油品、煤炭、粮食、集装箱、散化等产品是其主要的装卸产品。这种地理位置的近距离、装卸功能的无差异导致港口企业竞相压价，导致装卸利润下降。在面临如淡水河谷国外货主有被各个击破的潜在危险。
三、高危港口
根据萨勃拉曼尼亚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的贸易和GDP总量将增长为美国的1.5倍，并保持着世界最大的资金提供者的地位，美国依旧是其最大的提供对象。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美元却光彩渐失。萨勃拉曼尼亚建立了衡量经济主导能力的三个主要决定因素，即资源和财富、贸易和外部金融关系，而对一个国家做出的有关这三个决定因素的衡量，是以这个国家占世界总量的多少来表示的：一个国家所占的份额越大，其他国家，包括其竞争对手的份额就越小。
萨勃拉曼尼亚还对1900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认为上述三个方面的规模，即GDP、贸易和对外资本净输出的规模，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110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70%的原因。也就是说，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他预测了到2030年时的世界经济和货币的主导，认为随着人民币开始与美元竞争储备货币地位，中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同样也会延伸到货币领域。储备货币不仅仅是由收入决定，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贸易和外部金融关系，后者将影响储备货币对外部经济体的吸引力。
萨勃拉曼尼亚分析了在中国经济遭遇衰退（即假定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硬着陆”）和没有遭遇衰退这两种情况下，位列全球前三甲的强国的经济主导指数（从1870年到2030年）。即使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遭遇衰退，到2020年中国的GDP、贸易和对外净资本输出在世界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将超过美国。而如果中国经济在2012~2013年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经济主导指数超过美国的程度将更高。
《大预测》
作者：【美】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翻译：倪颖 曹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定价：45.00元
《精益财务官》
作者：【美】杰罗尔德·所罗门
翻译：林 海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定价：38.00元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关于企业如何成功完成“精益财务管理”（l e a n a c c o u n t i n g）的书，是“精益管理小说”系列之一，讲述了一家企业怎样以财务管理为导向，最终完成全方位精益化变革的生动故事。它不是一本商战小说，而是一本管理方面的情景小说。它讲的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提升过程，尤其是介绍了财务管理的提升方法。本书作者杰罗尔德·所罗门（J e r r o l d M. S o l o m o n），有着在三家制造型企业担任首席财务官兼生产副总裁的经历，在财务管理和生产管理方面都具备丰富的经验，对“精益”的理解拥有独特的视角，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准和阅读价值，并有两部作品获得“新乡奖”的殊荣。新乡奖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作“全球制造业领域里的诺贝尔奖”，是世界精益管理领域的最高荣誉。
《我用微软改变世界》
作者：【美】保罗·艾伦
翻译：吴果锦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迪拜一度被称为中东石油经济转型的成功范例，此次债务风波引发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发展模式的重新考量。对于正处在经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来自这场危机的启示尤其值得关注。
吹大的地产泡沫终将破裂
地处沙漠的奢华之都迪拜，早年因石油资源濒临枯竭而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选择的高端地产开发路线，5年来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吸引了石油国资金和全世界热钱的追捧。借助房地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迪拜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最活跃的商业中心。
然而，“迪拜世界”债务风波使其代表的地产神话遭遇破灭的危险。从此次“迪拜世界”债务风波，到尚未结束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乃至上世纪90年代日本直接受累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失去的10年”，房地产泡沫过大就终将会破裂。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政策，造就了利率极低、资金丰沛的金融环境。危机中情况相对较好的新兴市场普遍获得资金追捧，国际资金和热钱纷纷涌入，股市、房市价格不断飙升。
数据显示，韩国、新加坡等地房地产市场普遍上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楼市均价一年涨幅超过120%。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房价急剧下跌的香港，住宅价格最近半年急速攀升，基本已回升至前高点附近。而京、沪、穗等城市现房价格平均涨幅已超过三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表示，在当前国际经济体系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应尤为关注在我国股市、房市出现的资产泡沫。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方明认为，迪拜危机暴露出其增长模式中的资产泡沫风险，“而排查和挤压境内存在的资产泡沫，则是中国应从迪拜债务危机中吸取的教训。”
但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他说，引发迪拜债务风波的房地产问题与我国的情况不同，“我国房地产面临的问题是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成为投资产品，超出了百姓的支付能力，但商业地产并没有透支。”
据了解，目前我国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存在债务比率过高的问题。这种情况若遇到经济大幅下滑，其所蕴藏的风险可能会集中爆发。
李稻葵强调，迪拜发展模式对于我国资源性城市和地区仍有重要借鉴作用，从目前的情况看，尚不能因迪拜此次出现短期融资问题而完全否定其发展模式。
国际游资可能冲击
中国资本市场
长期研究迪拜经济模式的中国安邦咨询公司首席研究员陈功说，此次债务风波最大的问题是全球资本对新兴市场模式的信任是否可以持续，“如果这种信任被摧毁，那么毫无疑问会引发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沉重打击。”
专家认为，石油美元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涌入，近些年支撑着迪拜房地产价格的快速提高。这次债务危机的发生，将使迪拜这些年吸引热钱的磁铁效应消失。再考虑到最近越南盾贬值，市场普遍担心游资对新兴市场的判断有可能发生改变。
方明认为，国际资本可能会在恐慌中面临着流向的重新抉择：一方面，国际资本将重新考量新兴市场的安全性，另一方面，无处释放的热钱或将加速流入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的、安全的、经济发展速度较高的国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则表示，迪拜危机爆发后，热钱流向可能重新调整。目前我国资产的虚拟化程度较低，财富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因此无论是短期投机还是战略投资，中国对国际资本吸引力都很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