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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论文

时间:2023-02-21 14:06:33

世界史论文

第1篇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该书的“不足”,实际上是城市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解之题。姑且不论现实当中著述活动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概念和历史理论都难以做到全方位地透视悠远混沌且广阔无垠的过去世界,尤其是面对城市这个几乎聚集了人类文明一切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的话来解释就是:“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历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人清晰的光线之中”。

第2篇

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分析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握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历史走向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哲学工具,其内容丰富而深厚,其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客观性以及世界历史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是该理论的两个重要维度。作为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世界历史理论,最早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系统化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史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都认为历史处在无规律的状态,偶然性是历史的主流,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首次深刻反思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本质、动力和规律。在他看来,历史不是孤立的个体,整个世界的各个地区、各个部分,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发展遵循着某种规则,呈现出规律性的更替。黑格尔以世界性的历史尺度整理凌乱的历史理论并以其规律化的历史哲学超越了以往历史哲学的狭隘的民族视界,这是黑格尔的一大理论贡献。对此,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恩格斯在高度评价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鲜明地指出其理论的“形式是那么的抽象和违心”等等的缺陷,其世界历史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是倒置的。黑格尔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绝对精神的演绎,是绝对精神通过一系列民族精神所体现的世界精神“,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领域,”[2]“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世界精神的辩证法。”[3]对此,马克思指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不是绝对精神的演绎,而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6]世界历史是经验的存在,是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的第一个样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的真正实现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完成的。资本主义大工业造就了一种走向全球的力量,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7]大工业需要依托全球的原料市场和消费人群,需要不断地向外扩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下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他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简历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民族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8]同时,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工业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资本主义大工业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并把一切民族相继卷入进来,造就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是其本性和不断扩张的源动力,马克思曾引证邓宁在《工联和罢工》中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9]。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资本必然冲破一切阻碍它盈利的限制,所有的生产都变成资本的生产,变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资本的趋势是(l)不断扩大流通的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10]在资本冲破生产的禁锢的同时,也在冲破流通的禁锢,“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的货币了。”[1]只有以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来支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能真正地实现,在不断冲破生产和流通的禁锢过程中,资本造就了全球化的生产和世界市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2]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和形成根源。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中国道路形成的时代场域

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慎重选择和自主探索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创举。这种选择、探索和结合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场域中实现的,世界历史构成了中国道路的时代场域,决定了其历史方位和走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中国的发展被纳入世界的体系中,成为世界发展体系的一部分,与世界的紧密结合是中国发展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首先实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是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必须科学地处理和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使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现代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法则成为时代的标尺;造就了全球化的时代洪流,每一个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国家交往、交流,向其他民族学习、借鉴成为每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基本途径。在这一场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道路必然坚持追求社会现代化为根本诉求,坚持对外开放,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行为姿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落后国家的革命也必然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向全世界衍射,就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化,使得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也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其由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提供了历史机遇。以中国革命为例,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追求民族解放独立的同时,又具有了世界的意义,对其他落后国家,特别是对亚非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仅为其提供了革命的范例,同时也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减轻了他们的压力。同样,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场域中,落后国家的发展也必然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和弊端,相对顺利地实现现代化并缩短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虽然“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能够缩短落后国家发展的时间历程,减少发展的曲折。中国道路是坚持对外开放的道路,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坚持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自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开放的层次、领域和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和扩展。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表征,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化是中国发展的自觉行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做“世界公民”,就是要以主动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一个没有摆脱封闭性、地域狭隘性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的民族;就是要努力承担起世界的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就是要以自己的建设成就为人类做出贡献,中国的发展强大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市场,支持“亚太世纪”的到来,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提供道路、模式或经验的积极影响和促进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等等。其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是世界的主流,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科学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科学的处理这一关系决定着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能否的存续和发展的大问题。共产党人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也在不断的调整和发展。在19世纪,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视为死敌,在理论上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目标上把将其消灭作为最崇高的任务。

二十世纪总体上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抗衡,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平行、对立的市场,不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只能是严重的对立和对峙。我国建国后虽然与资本主义展开了交往,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对立的认识还处于主流。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指出要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根本制度上是对立的,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艰难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防范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根本原则上不动摇,不让步。事实上,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等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得手之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和平演变的主要矛头迅速转向了中国,加紧了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手”:一手是与我们接触,另一手是要用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手同时使用,但后“一手”是根本的,前一手从属于后一手,因此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上,要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一面,这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相互合作、交流和借鉴的一面,看到这一面并积极的利用这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存的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着依赖性“,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革命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3]那种“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4]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先发国家,处在生产力的高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一切对自己有用的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要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看到二者根本对立的同时,要积极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并对资本主义作具体的分析,主张把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本主义制度剥离开来,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其体制机制区分开来,坚持对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但对积极的文明成果要认真吸取。中国道路不搞“全盘西化”,也不走“自我封闭”。

三、资本规制:世界历史时代中国道路的资本应答

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过是这一内在逻辑的现实运动。身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场域中的中国,要谋求自身发展不得不面对资本和市场。但是资本的幽灵从来就是具有双重历史作用的存在物,一方面,其在推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财富增长、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文明作用“,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价值,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能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的有用物;……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另一方面,资本在创造财富、促进交往、创造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发挥着另类牵引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详尽的史实和严谨的推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所具有的无比贪婪的本性,“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其吸血鬼般的逐利本性吞噬着人性,异化和物化着社会。如何面对资本,对于这一绕不过的课题,中国道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对待资本既要反“左”的错误,又要反右的错误,既要坚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又要以制度等多种手段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在资本上的“左”的错误表现为只看到了资本的消极的罪恶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其积极作用,因而主张消灭资本;右的错误则相反夸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其消极作用,主张以资本彻底改造中国。二者共同的错误在于都没有科学的定位资本,没有看到资本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资本作为推动技术、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杠杆不可或缺,我们要承认它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利用资本形式、特别是资本创新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此同时,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切必要的手段驾驭资本,不断削弱和消除资本的消极影响。

第3篇

一、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现状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着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着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着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着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着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着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综上,实践发展永远没有终点,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结合时代的发展来挖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仍然是我们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诉求。

第4篇

一、第二大社会阶段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

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是从1500年起直至今天为止,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使分散孤立的国家民族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区市场的商品经济不断向世界市场扩大,社会历史开始由国别史、地区史逐步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社会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历史阶段。早期(16世纪至18世纪60年代)主要是工场手工业阶段;中期(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主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不断发展的阶段,中期前段主要是利用蒸汽能源,后段主要是利用电气和石油能源;晚期为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这个时期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形成创造条件。16世纪至18世纪是西欧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封建行会手工业逐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取代。在这两个多世纪里,促进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5世纪末叶洲际新航路的开通,将世界各大洲开始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过去分割各大洲的海洋,一跃而变成连接各大洲的通途。

葡萄牙和西班牙从16世纪起开始殖民扩张活动。首先遭到西方暴力掠夺的是中南非洲和南北美洲及其附近的岛屿。非洲腹地及南非一带,当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时,或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或刚进入阶级社会阶段。而美洲原居民(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以前仅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建立了初期国家,其他印第安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哥伦布航抵美洲以后,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西印度群岛,并进而深入中南美洲。在16世纪20-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进而征服墨西哥和秘鲁,把印第安人开发的古老文明地区沦为殖民地。在同一时期,葡萄牙殖民者不仅在东非和西非建立殖民据点,而且在这一东西方国际贸易线路上建立了许多要塞和商站,如亚洲的波斯湾、印度果阿、马六甲、安汶、中国澳门、日本长崎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还在南美巴西建立殖民统治。继西、葡之后,荷兰、英国、法国等也大肆殖民扩张,进行武力征服。从此西方殖民者在美洲经营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种植园,生产粮食、甘蔗和烟草,或开采矿产,掠夺金银矿产品。在17—18世纪,赤道以南的黑非洲则变成欧洲殖民者掠夺黑奴,贩运到美洲市场上出售,用以开发美洲。于是在欧、非、美三洲之间形成了“三角贸易”。

欧洲的奴隶贩子从本地装载食盐、布匹、朗姆酒等商品,运到非洲销售;然后装上黑奴,沿着“中央航路”,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贩卖黑奴;然后装上美洲产的蔗糖、烟草和稻米等产品,运回欧洲销售。这就是欧洲列强臭名远扬的“三角贸易”。同时欧洲列强还采用各种方式垄断了亚洲发达地区各种特产的贸易。东方古老帝国,包括明代中国、莫卧儿印度、萨非伊朗、奥斯曼土耳其以及新建封建统一政权的日本等,对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形势根本没有认识。最强烈的反应也不过是闭关自守,除此更无长策。此后几百年中,它们也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第二,新兴的工场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流通空前兴旺。工场手工业比行会手工业的优越之处,在于手工生产行业内部有较为细致的分工,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欧洲早在15世纪工场手工业就已经发展起来,那时最为繁荣的是意大利和佛兰德尔,但在16世纪以后国际经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意大利的工场手工业便走向衰落。而16至17世纪工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不可阻挡地集中于欧洲的一个国家——英国。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大批纺织品,自然是供应英国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而且英国大部分纺织品是销售于国际市场。正因为历史发展处在这关键的节点上,这种市场经济既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又培育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在普遍的商品交换中,货币是财富的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货币。封建贵族为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享受用的奢侈品,不得不把劳役租和实物租改为货币租。

在新航路发现后,从美洲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黄金和白银流入欧洲宗主国市场,使欧洲通货膨胀,物价飙升,发生了所谓“价格革命”。于是封建主的地租贬值,经济入不敷出。不得不将土地所有权抵押给钱庄以换取贷款。封建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逐渐丧失而走向灭亡。第三,此时工场手工业所有制关系已摆脱了中世纪行会资本的束缚,越过了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

进而使用一部分商人资本,更多的是使用自然形成的社会资本。英国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崛起,有效地吸收了封建制瓦解过程中社会上涌现出来的大批流浪汉。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变成了契约和金钱关系,完全失去了宗法色彩,这显然是历史的进步。随着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开通,世界上交往的范围扩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商品和资源被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之中。新大陆生产和需要什么商品自然牵动着远在天边的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上手工业新产品不断增加,跨洲贸易迅速高涨。进入流通领域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有利于工商业资本家的发展,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当时市场已经有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以欧洲殖民者冒险远征,大规模开拓殖民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段,即世界历史开始形成的阶段。第四,欧洲国家对外开拓殖民地的结果反而激化了它们内部的矛盾,除了商战、货币战和海运战之外,大大小小的真枪实弹的战争差不多就没有停过。16世纪最早发生的革命乃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者为反对西班牙的封建统治坚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武装斗争,在1609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新兴的荷兰是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强国。荷、英、法等国为争夺殖民地,又助长了各国之间商业斗争,开展贸易战,颁布保护关税制度,甚至进行真刀实枪的血腥战争。 1624年荷兰为垄断东方的香料贸易基地,竟然将英国势力赶出了摩鹿加群岛。1650至1651年英国两次颁布《航海条例》,直接威胁荷兰的海上航运利益,激化了英荷之间的矛盾,于是在1652至1654年英荷两国爆发了第一次商业战争,荷兰战败。后来在1665至1667年英荷双方又发生了第二次商业战争。这次战争不仅在欧洲本土争战,而且在北美殖民地也有战场。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新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遂将其更名为“新约克”(即“纽约”),一直沿用至今。第五,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得益于西欧强有力的绝对君主制政权的推动。在中古时代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大,割据一方,根本不把王权放在眼里。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阶级发展起来,他们需要消灭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市民阶级在经济上支持君主不断加强中央政权,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王权与市民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反对大贵族的分裂割据,鼓励发展国内市场和工商业。中古后期欧洲一些大国建立起统一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新建政治法律机构,改革军事组织,建立国家军队。因此君主政府强化对工商业的征税制度,竭力搜刮和掠夺殖民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极力争取出超,以加强本国政府的经济实力,从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阶段(18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不断推动整体世界历史的形成。以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大发展的中期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市场经济普遍发展起来,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大企业生产,科学技术是关键。在资本主义中期阶段,发生了三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实现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1764年英国发明了“珍妮纺车”,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8—18倍。后来进一步改进,提高效率上百倍。织布机也有新的机器用于生产。在纺织业机器生产的带动下,英国其它行业的技术革命也在积极推行。最重要的是这些新机器都使用以煤炭作燃料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运转。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这时除了大工厂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之外,在交通运输方面发明了火车和轮船。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主要成果是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应用。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继英国之后,在19世纪前期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德国人首先制成了一部发电机,随后比利时人又制成了电动机。有了电能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此机械动力、夜间照明、通讯报道、交通运输等产业广泛使用电能。同时在这个时期内,德国人奥托发明了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后来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又改进了内燃机,采用汽油作为燃料。内燃机马力大,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明显地优于蒸汽机。从而产生了汽车、拖拉机、燃油轮船、飞机等,世界面貌再次改观。因此电动机和内燃机的研发与创造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最后60年,科学技术成果为“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主要在军事领域使用。

此外,还有电子计算机和电子通讯设备,以及开发可再生能源,即利用太阳能、地热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生产可再生能源,供机器和交通工具使用。这些现代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并逐步付诸应用,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从产生到建成,迄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世界上的表现既有其文明的一面,又有其野蛮的一面。文明方面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力发展迅速,创造财富比较丰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一日千里,这方面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其野蛮方面主要表现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方面,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世界战争。20世纪前半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生灵涂炭和财富损失是历代所未见。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计,双方参战的人口达10亿多(含殖民地人口);投入战争的军队将近1000万人;死亡军人和平民超过5500万人;物资总损失约达4万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有史以来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共有5500万-6000万人死亡(其中苏联损失2700万,中国损失1800万人);物质损失,中国按照1937年比价计算,直接损失达1000亿美元,苏联按照1941年比价计算,达6790亿卢布。一次大规模战争造成的生命损失和资源破坏难以数计,可以使社会发展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人类不是野兽,人们应该懂得互助合作,共同从世界大战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学会和平相处与合作共赢。这才是真正世界历史的形成之道。

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电子产业大发展,计算技术空前的大进步,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二战后人类物质世界大变样。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全球化”了。“全球化”并不等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今天对待“全球化”这种说法应该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它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的500年间,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的确有所进展,有些生产建立起世界市场体系,为满足世界各国的需要而生产,有些消费只有靠世界市场来满足。世界各国相互依赖更加紧密了,企业之间互相竞

争更加激烈了,世界范围的商品流通,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和亚非美一些新兴国家,确实存在比过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但是这种“全球化”的实质,亚洲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商品制造厂,这些工厂有相当一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建立的并为其服务。他们把企业迁到发展中国家来,主要是为了利用它们廉价的土地、劳力和资源;同时也为了利用东方广阔的销售市场。而他们本国还经常对这些企业提供补贴。而这些企业在新兴国家往往提供的却是概念、知识产权、工业技术、品牌和销售网络,因而最大的附加值落到产品的创新和技术方面,以及品牌和销售方面。这说明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地位上是不完全平等的。 此外,所谓“全球化”也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关。自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家大力倡导下,在世界普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即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一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这种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给一些不法之徒造成违法和欺诈的机遇,好像市场异常繁荣,商品流转通畅,贷款消费简便易行,由于美国政府监督缺失,使世界市场乱象环生。21世纪初(主要是2008年)美国终于首先爆发了次贷危机,随后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海啸。确凿的事实说明,所谓“全球化”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制造的假象,金融危机给世界造成的伤害迄今挥之不去。虽然二战后一些新兴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很快就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走上迅速发展的经济轨道。但是,世界上亚非拉还有许多前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不起来,广大人民仍旧挣扎在饥饿线上。因此,目前世界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终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a当今世界各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各地区之间、每个地区内部、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也不平衡,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创建世界历史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下去。

二、第三大社会阶段的形成主要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重要贡献。首先,他们批判了以康德、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b同时,他们还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就会突破地域性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其二是随着生产力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使地域性的个人都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世界历史的形成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虽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却使人们“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才会结束史前史,真正进入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使命的承担者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由无产阶级推进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a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论述,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必然带来的结果。首先需要了解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同有产阶级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世界的上古时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到了中古时代,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封建贵族阶级的农奴。在英国工业革命前(16—18世纪中叶),西欧地区的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他们师徒也有的渐渐变为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18世纪后半期,在工业科学技术革命中才出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欧洲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后来也发生在其他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于将新的机械装备用于工业生产而引起的,其中有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等。这些新发明的机械装备价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只有大资本家才能买得起。这种新机器用于工业生产,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排挤了许多原来的工人,而且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以前手工业生产的商品质量好、产量高、价格低。这就使机器生产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本家的手里。于是资本家大发其财,而工人却一无所获。从此在布匹和呢绒生产方面,广泛推行机器和工厂生产制。纺织业新兴的机器和工厂生产制度,很快就推行到其他工业生产部门,例如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金属品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机器生产使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这就使工人完成自己的生产工序更快、更简单,因而也就使劳动更便宜。机器生产分工使工人的生产活动变成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机器操作。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失去了最后一点独立性。机器和工厂制度的生产发展很快,几十年后在一些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按照工厂制度进行经营。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后社会上最终出现了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吞了以前所有的阶级。大资本家阶级几乎独占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国家中占据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完全没有财产,为了换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半饥半饱地勉强维持生活。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只有靠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

无产阶级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起来革命,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要靠整个无产阶级对自己阶级处境的感受和认识。大工业把机械装备用于生产和运输,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飞跃进步,生产力普遍增长、社会交往也普遍发展,但这种社会进步的收益全部落到大资产阶级的手里,无产阶级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处境更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a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这是因为其一可以使各国各民族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其二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其三使地域性的个人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所代替。只有全世界各民族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所以说世界历史是生产力普遍增长和人们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5篇

论文摘要: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跨越国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学思潮、流派、运动、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学科。纵观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累进式发展的三大阶段,即影响研究的欧洲阶段(法国)、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阶段(美国)和跨文化研究的亚洲阶段(中国)。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陈???锞耙ⅲ?惶煺?比较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6篇

一、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主要内容的解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丰富的理论价值和巨大的实践意义。对于任何理论学说的研究,都有必要了解该理论学说包括哪些具体内容、观点、论断以及逻辑上的论证过程。因而明确研究对象的工作,在理论研究者中广泛开展。王学川通过回顾思想史上世界历史理论的演变过程,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作出了三点归纳:首先,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历史必然性,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生产力和交往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的。第三,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结果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5]曹荣湘关注的中心是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涵盖多方面,应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世界历史发展的矛盾过程、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世界历史与人的发展、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五部分加以论述,其中暗藏的一条逻辑主线,则是世界历史从产生之处,到发展演变,到最后成熟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6]闫宏斌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归纳为四方面:第一,各民族的历史演变成为世界的历史,是由于生产力、交往和分工的发展,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规律和趋势。第二,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上,共产主义将成为资本主义的世界联系所形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决定着单个人的解放程度。第四,由于各民族和国家所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所以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从而人类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7]赵兴宏通过追本溯源,把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概括为三方面: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决定性力量。第二,全面认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8]这些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容的普遍认可,但是目前为止还很少有学者对这一理论的内容分段进行研究,因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早期、中期和马克思晚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将它们混为一谈,将会导致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曲解。所以也希望今后的研究者们能够按照马克思开创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程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以及《资本论》逐个进行理论挖掘。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全球化的关联

全球化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国内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们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与对全球化的观察视角相联系,通过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写照,实现从理论到现实的双重超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学术界有很多种观点,我们只有深入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本质,通过进一步考察全球化理论合理化状态,再去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丰子义明确指出,马克思当年对世界历史所作的基本分析和基本判断,同样适用于分析今天全球化探索中,但是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时代的变迁使得当代全球化与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及的世界历史,已经不能等同看待。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必须坚持,但又必须注意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对全球化问题作出新的探索,给以新的解答。”[9]李士坤从正反两方面考量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关系,首先,站在世界历史高度考察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其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冲突的,所以必将冲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走向共产主义的一面。第二,他从全球化过程的内在矛盾和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全球化在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必将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以及破坏社会的公平等问题。这也就提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理解跟他们自身的状况和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10]伍辉在强调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全球化的指导作用中指出,我们在应对全球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优先发展生产力,尤其是要重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地参与贸易自由化,并从中学会向全球扩张;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方针,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应该在接受的同时学会文化创新。[11]向延仲通过辩证的批判“对立论”和“等同论”,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今全球化的关系,而后又从物质基础的一致性、全球视野的一致性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西方全球化理论之间的共同点。[12]随着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身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并致力于引领这一领域走向更为开放性、多元性。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提醒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从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进行认识,才能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全球化进程中,采取切实有效的发展战略,适应历史发展的趋势。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环境的启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人类的发展和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社会分工问题,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角色,即为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或技术含量低的一般加工品,其间不乏伴随着污染的转移和原料的掠夺,这是也导致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枯竭和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的重要因素,不得不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其中,陈学明以建设生态文明为前提,强调“倘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工业文明,还有生态文明,或者说是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结合,那么我们就不能只是去利用资本,还要限制资本,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3]因此,在我们还处于全球化主导下,为维护生态环境,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张剑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出发,将“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框架内,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带有明显剥削与掠夺性质的经济、政治行为”称之为生态殖民主义,而后又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质的批判,她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在他们为自己获利而意满自得之时,不仅客观上为人类埋葬资本主义在创造物质前提,也必然要承担资本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恶果。”[14]蔡华杰、林美萍就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生态意蕴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就介绍了世界历史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后为我们发展中国家认识全球化下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三条建议,即,“生态治理要有‘世界历史’眼光、引进资本要避免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生态问题、建设生态文明要警惕生态帝国主义”。[15]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人对自然的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才能引起普遍交往的建立,进而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等问题上,虽然目前还无法彻底避免,但各个发展中国家大都开始在努力寻找解决办法,以期能够保证国家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四、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从19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跨越了百年的历程。近年来研究者们对其高度重视的原因,不乏因全球化而起,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全世界普遍交往的今天,如何使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成为这一领域研究者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庄福龄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从实践上为马克思主义开辟道路,同时推动世界历史向纵深发展。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外国的发展同样如此,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同时,实践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根基和发展趋势,“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和实践,表面世界历史必将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16]所以说,新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更应把握时机,沿着世界历史的轨道继续前进。于炳贵认为,我国之所以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而且“问题的关键主要不是取决于中国社会本身的性质,而是取决于是否具备“跨越”的条件和如何利用这些条件。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给我们的重要方法论启示。”[17]江丹林、董乃桂通过分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之后的快节奏发展,总结出:世界历史的形成,任何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保持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一个国家走向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本国的历史特点固然重要,但同时要受世界潮流的制约。这一点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为重要。[18]王作印认为,“和谐世界”思想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世界历史理论的广阔视野,与时俱进,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关系作出的科学表述和科学说明。和谐世界理论主张尊重世界多样性,强调多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和平并存,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包容.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和谐世界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19]由此可见,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和研究问题上,国内学者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多数学者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实现的途径,以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当今的全球化问题和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只有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识它的当代价值,实事求是地看待它的历史局限性,才能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创新,从而为解决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提供总体性的理论指导。

作者:姜珊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思政教研

第7篇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以作为一个系统而加以讨论和研究,找出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揭示一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P86)。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3.“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现代科学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问题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第8篇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http://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第9篇

孔静(1984-),女,回族,河南周口人,助教,历史学硕士,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研究方向是世界史。

摘 要:伏尔泰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同时也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历史学家,他为编纂历史开辟了新的领域,在他看来,政治、军事、科学技术、农工商业、文学艺术乃至民情风俗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看作历史编纂的对象,打破了西方2000多年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近代史学发展史上,他是第一个把文化史引入历史学领域的学者,倡导“文化史观”,批判神学史观,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开始把人类历史当做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和比较的研究。伏尔泰对后世西方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为后人所瞩目。本篇文章将就伏尔泰对历史学所作的贡献简要介绍。

关键词:伏尔泰;理性主义;文化史观;世界主义

中图分类号:K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2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兴起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用笔当做武器,用他们的著作去戳穿宗教神学的虚伪,揭开了专制暴政的真实面目。他们控诉社会不平等的罪恶,打开封建专制的重重,反映时代的要求,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强大有说服力的公众舆论。这种舆论对18世纪的法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以“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和迷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特权和黑暗统治。

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为大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并在世界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启蒙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是法国18世纪一大批杰出的文化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正是在这批领军人物的带领下,法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启蒙时代的欧洲是法国的欧洲”。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是18世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勇于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抨击天主教会的野蛮行径,进行了持久战斗,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活跃在18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仅是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而且还是以为颇有建树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是“理性主义历史学派”的奠基者。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主要有一下几部:《查理十二史》、《路易十四时代》、《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和《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查理十二史》写于1731年,作者通过对北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的事迹,刻画了一个“好战的国王的形象”,宣扬了作者的反战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有进步意义的。而《路易十四时代》则主要详细记载了1638年到1715年间,法国文化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详细阐述,可贵的是伏尔泰阐述了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在史学界一直认为是近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它从全球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文明史,摒弃了以基督教文明委中心的世界史体系,建立起以人类文明为中心的新的世界史体系。《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中,作者把彼得大帝描写成俄罗斯的伟大改革者和开明君主,赞美其改革后俄国出现的变化,成为“奇迹”,寄托着作者的政治思想,他认为可以通过这些开明君主的明智,去改变旧制度,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

在伏尔泰的历史著作中,体现了这样一个倾向:他力图冲破旧史学的藩篱,凸显出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努力描绘出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继承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史料充实、取材广泛的传统,第一次打破了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要内容的史学传统,为历史编纂学开拓了新天地。他写的是世界史,尤其致力于描写人类精神的进步,把笔墨着重描写在人类智慧方面的文化成果上。他所开辟的道路成为后来包括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内的历史哲学家们所遵循的规范。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不仅包括法皇路易十四的雄才大略、显赫武功和卓越政绩,还包括那个时代的司法、商业、科学、习俗等各方面内容。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指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着重描绘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记忆的日臻完美”。汤普森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他认为伏尔泰有两大贡献:第一,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第二,他把历史理解为人类一切活动所表现的记录。这包括艺术、学术、科学、风俗、习惯、食物、技术、娱乐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伏尔泰在历史哲学世俗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在他的那个年代是很不简单的。

18世纪的西欧的世界史著作不多,但却充满了人类进步的观念,反对神学的偏见,有世界主义倾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风土人情。其中伏尔泰的作品《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是最具有代表性,被认为是近代史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这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代的世界史,突破了基督教的世界史体系和政治史传统,他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畴,综合研究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方方面面,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从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始,历史学家们便把眼光投向了本土以外的世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把眼光投向希腊以外的世界,主题虽是希波战争,实际上写的却是他那个时代希腊人的“世界史”,他笔下的世界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在这方面,他是表达普世的、全球的、或“世界的”这类含义的先行者。其作品此可称得上时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他没有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而是非常重视东方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比当时的希腊人有着更远大的历史眼光与超群的智慧,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间。此后的修昔底德及其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则成为古希腊史学的最高成就,他以记载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编写体例,成为西方史学家长期效仿和尊奉的史学传统。而进入中世纪的历史时期,基督教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在神学史观的影响下,西方的史学从世俗的书院转到了僧侣的庙堂,所叙述的对象不再是现实的人间而是空渺的彼岸世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确立了基督教的世界史理论。1681年法国主教博絮埃德《世界史论》这种神学史观统治了欧洲乃至法国近一千年之久。

随着西欧一些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述,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分散的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在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结构的制约下,世界历史发生了大变革,西方文化也发生了一个新的转折,文艺复兴运动打破了中世纪思想锁链,也给西方史学带来新的变革。而启蒙运动则有力地推动着西方历史学的进步,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反对宗教神学,斗争中,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西方史学发展史上,伏尔泰是最早提出“历史哲学”一词的,但他并没有写过一部完整的书籍对历史哲学的内涵作系统的阐发。他所提出的历史哲学一词指的是历史学家撰写历史,不应当是一种史实的铺陈,而是运用哲学或者理论对之进行思考,然后作出解释。18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赋予伏尔泰比他前辈更成熟的史学思想。在启蒙年代,伏尔泰猛烈抨击了奥古斯丁和博絮埃的神学思想构筑起来的神学体系,他在批判以博絮埃的《世界史论》为代表的中世纪的神学体系时,不但探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等世界史理论,而且又亲自编著了《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这种“新类型”的世界史,对后世的世界史理论研究和世界史著作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伏尔泰眼里,世界史不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写历史也不应根据奇迹,更不能根据神话,而要根据历史事实。他彻底否定了历来那些按照神话传说来写历史的人。伏尔泰明确指出,《圣经》不是解释历史的最高权威,全部的人类文明史在时间上都要早于《圣经》的记载,而且论述的范围要远远超过基督教徒或犹太人所知的地域。他论述了东方各国,如迦勒底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史,有力的说明了基督教神学所构建的世界史体系是何等的谬误百出,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创建的史学体系。

他从宏观的角度来综合考察人类文明史,他的视野从波斯到阿拉伯各国,从印度到中国,从日本到秘鲁,正是这种全球角度观察世界,使他能够开创性的运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得出了与先前历史学家尤为不同的新见解。伏尔泰尤其赞赏中国,在他看来,中国的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对中国古代的历史给予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的合情合理”。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做到了摆脱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来撰写历史。伏尔泰还首次提出了整体史的编纂方法,他的历史观从国别的文化史迈向了世界文化史。从最初的《查理十二史》的瑞典,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再到《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地球上的诸民族,无不体现了他的历史观的发展进步。

伏尔泰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开拓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上,而且还突出的体现在他把哲学或理性精神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西方史坛缺乏批判精神,在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面前,缺乏一种明察秋毫、鞭辟入里的历史眼光。17世纪曾一度出现过怀疑主义思潮但没有在学术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以哲学家的眼光,驰骋于迄未受到批判精神挑战的广阔领域,沉重打击了盲目轻信的风气,把哲学引入史学领域,是西方史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伏尔泰把18世纪的西方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理性主义史学阶段,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最终确立的世纪。

参考文献

[1]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第10篇

一、中国“和合”文化蕴含的辩证思维观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史实:统一时期,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分裂时期,则战争不断、生产停滞、社会动荡、文化衰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基于历史,中国逐渐形成了“和合”文化,“和合”思想逐渐成为帝王将相、诸子百家和黎民百姓共同认可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的“和合”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当时的中国,各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诸侯和卿大夫之间为己之私相互征战,形成了当时的“国际社会”,诸子百家为解决当时混乱的局势,提出了“和合”思想作为回应[1]9-10。和、合二字最早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起初并没有联用,到春秋时期才形成一个概念,见之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472。”意思是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2]474。还记述了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2]477。”在这里,史伯把“和”与“同”做了明确的区分。“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与“同”存在本质差别。只有存在多样性的统一,才能不断产生新事物,事物也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儒家、道家、墨家在这一时期,都提出了“和”或“和合”思想,“作为回应和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以及东西南北中不同文化、文明冲突的最佳方式”,“和合”成为当时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1]10。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3]1。”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原本存在着差异,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和”,有了“和”,事物之间才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如果压抑个性而求共性,或者强调个性而放弃共性,则会阻碍事物的发展。中国的“和合”观强调内在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重视利用内在矛盾,追寻是与非、得与失、长远与眼前等对立事物的内在张力,力求在互利共赢中寻求发展,是辩证思维观。“和合”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渗透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注重相互尊重,实现各方利益的协调。作为古代强大的帝国,中国没有殖民地,而是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封贡体系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把火药用来制作武器;与西方城堡强大的防御能力相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是扁平的,是用来防御的;在与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汉民族没有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而是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形成了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土司制度;在认识事物和人格培养中,中国人善于从变化中思考得失,强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视“大气”“大智慧”“大智若愚”,从大处着眼,目光长远,不拘小节。“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至理名言,体现着“和合”文化的意蕴。因此,“和合”文化是中国人从长期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与理论精华,是被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个人之间与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

二、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和合”意蕴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全球侵略与扩张,打破了以往各民族孤立、分散的状态,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历史。这一进程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产生了“合”的思想,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思辨概念始于黑格尔,他用“世界历史”的概念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历史。黑格尔眼中的世界历史,不是史学意义的历史,而是哲学范畴上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4]75。“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4]56。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绝对精神主宰下发生的一个合理的过程。“举凡一切在天上或地上发生的——永恒地发生的——上帝的生活以及一切在时间之内的事物,都只是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与自己相结合。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但却是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为了能够回复自己[5]。”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绝对精神回归到自身的过程,是合理的正当的,他指出,“从对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质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4]10。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赞成“统一”,把“统一”置于很高的位置,带有了“合”文化的意蕴。基于对“合”的合理性的认识与赞同,黑格尔高度赞扬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认为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4]459。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6]3。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辨证思维观,具有系统性、辨证性与过程性的特点。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个“世界历史民族”前后相继不断推动的结果,他所说的“世界历史民族”是指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族,“它具有绝对的权力成为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研究的担当者”[7]354。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多元的,但在历史上是一元的。他们的民族文化是平行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流,但并不能改变民族文化的本质。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其自身也都有生长、繁荣和衰亡3个时期。因此,世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身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4]18。这一全体历史发展依次经历了3个阶段:东方民族、古希腊罗马民族、日尔曼民族,他把这称之为“转化的辩证法”或“过渡的辩证法”。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中的各个民族,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和贯通,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和借鉴,共同推动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是多元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他用辩证的、系统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7]347。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的辩证思维特征与中国“和合”文化中的辩证观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有许多暗合之处。虽然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蕴含“和合”文化的思维,带有辩证思维的特征,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性存在”,“绝对精神”所体现的民族国家和法律也是高高在上的,而作为“物质性存在”的特殊性个体“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所以是直接跟这种事业同一的,但是这种事业又躲避着他们,所以它不可能是他们的客体和目的”[8]。所谓“理性的狡计”体现为国家与个人的分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因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中虽然具有辨证思维特征,但是他的辩证法仍然带有旧思维方式的痕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9]。而“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0]。

三、马克思对世界性“和合”历史形成的认同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观点,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体性。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超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逐渐形成了世界政治格局,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在《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一文中,马克思谈到取消爱尔兰的独立对英国人民说来也是不幸的,因为爱尔兰起义的被镇压和英爱议会的合并不仅巩固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爱尔兰的统治,而且也巩固了他们对英国人民的统治,并且强调爱尔兰问题“对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11]10。因此,马克思主张突破国内的局限而投入世界历史的眼光,从整体上把握世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他主要关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一体化问题,晚期他更加注重于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的个别性、特殊性和多样性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有一句经典描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51。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及其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完善以及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是带有进步意义的。因此,虽然世界历史的形成伴随着血腥的屠杀和疯狂的掠夺,但是马克思在强烈谴责列强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的同时,还是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谈到了侵略带来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马克思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作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敲门砖,“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12]111-112。殖民侵略的过程,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其次,他将侵略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导致交往发展的必然阶段,将其看作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2]149。从先进性的角度谈征服,蕴含着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对于世界性“合”历史形成的认同。随着“世界历史”的延伸和民族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晚年马克思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转移,他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把研究目标指向各民族多样性、特殊性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预言“世界历史”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要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加深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相互借鉴、吸收、融合的“统一”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世界各民族并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相反,各个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特征日趋明显,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并作为一种逆潮流涌入西方。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多样性的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影响,越来越关注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应该有的地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他放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把几乎全部精力用于人类学研究,写下了阅读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等人著作的大量笔记。马克思重视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作了纠正、发挥和补充,显示出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辩证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13]Ⅲ,强调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多样性,同时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对于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进行破坏的行径,“殖民当局的这些做法,不会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任何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13]Ⅲ。马克思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史前社会的结构以及东方农村公社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世界历史背景下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可能的发展新道路,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样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否认西方化是各民族发展的唯一路径。

四、“和合”的“世界历史”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在国家和民族交往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造成的民族间的误会、分歧乃至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加上一些国家和民族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榜为“普世价值”,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行为,加剧了民族间理解和认同的难度,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合”之道为恰当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及其人自身内部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和合”的“世界历史”为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实现世界和谐与共同繁荣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第一,“和合”的“世界历史”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辩证的思维看世界,把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看作是世界发展的推动力量。各个国家和民族有其独特的历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呈现不同的文化特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世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相互交往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共同推动整个世界的繁荣。但是以“分”为特征的个体意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在一些国家仍然发挥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美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的政策和态度跟亨廷顿的理论不谋而合,它把建立“新罗马帝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和民族时,坚持二元思维,采取“文化保守”甚至是“文化偏执”的对外政策,总是用西方价值观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其他国家,对与自己政治制度、文化不同的国家进行指责或采取惩罚、限制措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导致局部战争与世界局势的动荡。人类历史发展证明,那些能够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因素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排斥拒绝其他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走向灭亡。因此,辨证地看待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摒弃以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和合”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和合”的“世界历史”指明了构建和谐世界应该遵循的原则。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他们看待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有所不同,对每个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依附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就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当今世界历史进程做出不同解释的两种理论。解释理论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对世界历史进程认识的不同,各民族在应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因此,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成为能否实现世界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指出,要“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1]14。这一论断为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也是“和合”的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之道,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是世界历史理论题中之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承认各国存在的矛盾和差异,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存在的各种矛盾;面对矛盾和差异,采取合作的态度,用协商的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和合”的世界历史理论所要求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这一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第三,“和合”的“世界历史”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考系。全球化进程增强了世界内部的联系和发展,世界生产力对于国际经济、政治结构的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等提出了质的要求,国际经济协调和国际政治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文化联系的纵深发展也深刻改变着由历史延续而来的传统习惯和价值标准,发展怎样的“世界意识”对于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和平统一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合”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思想结晶,也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辩证思考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必然会给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鲜动力。“经典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论”“历史终结论”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唯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上。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都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为评价标准,这显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不符,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和合”的“世界历史”理论倡导世界多样性发展,充分尊重每一民族的文化特点与发展道路选择,肯定各种文化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种价值观念超越了以往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考系的做法,为我们正确处理国际问题,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考系。

作者:安玉娟 单位:德州学院 思政部

第11篇

关键词:中国特色;世界史教育;学科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极为迅速。新世纪新形势,人类社会生活出现的新变化,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使世界史学工作者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为该学科领域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在世界史教学中充分体现人类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是所有世界史教师面临的严肃问题,也凸显出世界史学科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变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时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学者们同时热议的是如何在世界史教学中强化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理论。

强化在世界史教学中的学科理论首先就要加强学科理论建设,在世界史学科理论建设中则应该提倡更多的创新思维。由于研究理论思维的变化,传统的历史研究将会增加更多观察问题的新视角,而研究视角的变化将使人们在研究资料的整理和选取、史料的解读、史实的构建和解释、历史经验的总结方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推进人们对世界历史的新认识。这里笔者原意向同行们推介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理论,并认为这种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理论,应该在教学中加以强化。

以吴玉廑先生为代表的我国世界史学者提出了一种“世界史纵横发展论”,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它们构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纵向序列。这个纵向序列并非一个机械的程式,不是所有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无一例外地按着这个序列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阐明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方面已经作出了不少可贵的成绩。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

对于当代世界体系,他认为世界史(体系)出现的原因在于农业文明孕育了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发展则否定了农业文明的合理性,并以其强大的物质和精神生产能力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他关于农本与重商、农耕世界与工业世界的研究,深刻揭示出工业文明的产生和优势所在,以及工业文明以其强大动力由点及面的世界性扩展,经历了世界其他地区工业和农业文明间的冲突与反应,最终形成了一个“整体世界的体系”。这里,历史发展逻辑的连贯性得到充分的展示,世界各地历史发展之内因和外因的有机结合,以及“世界体系”形成后引发的全球性影响和结果,都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得到了真实的诠释。

当今这个多变、多样、多元,且联系空前紧密的世界给我们制造了过于复杂的局面,令人眼花缭乱,难于把握。各路学者都力图回答人们的现实困惑,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文明冲突论”,还是多种“世界现代化理论”、“多元文化对话主张”等等,都试图对现实的困惑做出合理的解释。在此方面,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纵横发展理论也提出了明确的见解。吴于廑先生在多次会议发言和若干文章中,对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世界史发展进行过全局性的观察。他认为当前世界历史发展横向联系的作用越来越强烈,特别是殖民主义对整个世界的争夺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以意识形态为特色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抗。冷战后表现为两种现代化模式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以更为错综复杂的多种形式表现出来,既有南北两大阵营的博弈,也有三个世界的分化、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较量。他明确指出当代世界体系的实质在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以何种现代化方式完成全球的工业化进程。而认识现代化的共性与特性,就在于前者源于人类发展进化的共同要求,而后者源于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理论正确地预测了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世界范围两大工业文明体系的发展前景,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性。

上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理论已经具体落实在由吴玉廑和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通史》教材中。虽然其中有关生态环境史的内容尚需补充,但是其理论上的完整性和合理性,目前已经得到我国世界史学科同仁的认可,可以在教学实践中大力推广。

我们非常赞同关于“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世界历史是人们构建出来的”说法。纵观现存的多种世界史学科理论,其提出和完善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得到提升。19世纪时,随着欧洲大工业文明的兴起,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理论兴起,传播到整个世界,至今仍然占据着主导话语权。20世纪,在科技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和两种社会制度或明或暗的前景,引发了思想文化界对世界体系理论认识的争论。人类对“世界体系”认知的热情从来没有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样高涨。“欧洲中心论”体现出来的优越感和心理优势在急剧变动的形势下受到冲击,对资本主义前景抱悲观态度的思想家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类历史,世界史观也在这种大背景下得到发展。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说”影响广泛,他以历史综合比较研究方法对欧洲文明和其他文明进行同一尺度的考量,无疑是世界史观的进步。他提出“重大的、往往也是惊人的公共事件是一种挑战,它激起了以历史诊断为形式的一种应战”,“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奠基人雷海宗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就严厉地批评了“西洋中心论”历史观。二战后,人们普遍注意到人类由彼此隔绝、分散孤立、各自封闭的状态发展成为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共同利益日益增多的事实,与此相应的世界史观也得到普遍的认同。苏联科学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理论指导下出版的数十卷本的《世界通史》是“社会经济形态说”历史观的代表作品,它力图在重视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人类社会变革的规律,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历史纳入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模式。法国年鉴学派的“整体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析方法实现了整体史学的纲领。年鉴学派理论的优劣自有公论,但是其缺乏对“世界史”的关注却是明显的,或者这个学派有意回避这一课题。巴勒克拉夫提出整体观察世界历史的方法,他将公元前九千年开始直到1975年的人类历史纳入其考察范围,阐明了世界历史从孤立分散向整体发展的过程。明确提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的争论,他认为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世界性帝国”,16世纪以后则表现为以西欧北美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一个我们所说的欧洲世界经济体产生了”,即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是,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指出的:“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阿拉伯裔学者阿布—卢格霍特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和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则希望通过实证性研究说明在16世纪以前存在的“世界性帝国”及其“世界体系”。仅举上述几种关于世界史的理论就可以说明,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动,人们认识过往世界历史的理论也在不断创新发展。在这些世界史学科理论中,吴玉廑先生提出的理论具有更突出的合理性。

事实上,世界史理论的创新发展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化、不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新形势在历史研究领域引发的必然反应。由于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漫长曲折,因此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呈现出多样性。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核心富有历史远见和洞察力,也为我们进行世界史学科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这是否应该引起世界史学科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呢?传统历史研究中注意不够的环境和资源问题是否应该成为观察和解读世界历史的新的视角?在考察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因素是否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尝试对吴玉廑先生的世界史理论稍作补充。

整部人类历史既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演化变动持续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生存环境的历史。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制度和思想成果,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资源、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先于“生产”而存在的关系,“一切生产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马克思语),人类社会的其他关系和成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某种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首先决定于特定人群在特定生存环境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特定环境中人们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决定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特征。从世界历史中,我们可以大体确定采集的、游牧的、农耕的、工业制造的这几种生产生活形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在以采集为主的以数百万年计算的时代,人类纯粹自然地处于各自的生存环境中,被动地接受来自自然的各种压力,并且为了种群的繁衍本能地应对各种自然挑战,从其周围自然资源中直接采集使用生活资料。人类从动物和植物的采集中发展出来游牧和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意味着人类为应对自然压力而驯化了部分自然生存能力较弱的动物和植物,也获得了更稳定的生活资料。在人类提高其利用自然资源能力的同时,他们也在改善自身生存的质量。由于人类在近万年来采用游牧和农耕两种方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不同的关系,并因其从自然资源中索取生活资料的手段不同,决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游牧民族利用的是土地“表层资源”,即草场,而农耕民族利用的是土地“浅层资源”,即农田。前者通过放牧牲畜将杂草转化为人类可以食用的动物蛋白,而后者通过犁耕土地和选育高产植物生产碳水化合物供人类食用。前者满足单个人生存需求的“表层”自然资源的面积比后者的需求大得多,而且脆弱得多。正是这种脆弱性造成了游牧生活的不稳定性。与之相比较,农耕方式从“浅层”自然资源获得生活资料更稳定,这使得农耕民族普遍能将多余的产品转化为“财富”。两种方式在“财富”积累的速度和方向上的区别,又导致在两者形成的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种种差距,并演化出前工业时代两大世界之间的三次大冲突。

工业的出现标志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新时代的到来。首先,工业方式是从“深层资源”中获取生活资料,表现在对地表以下数千米内资源的开采,对采集、游牧、农耕产品的再加工,以及对多种形态物资的开发。其次,工业方式逐步改变了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传统思路,增加了从自然资源转化生活资料的渠道和方法,人类开始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改变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人类科技和能力迅猛发展。更由于工业时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完善,使更多“剩余人口”及其“剩余智力”加入到开发自然资源新手段的队伍中去,人类总体数量及其智慧和知识因此“大爆炸”,信息时代迅速到来,在数百年间超越了数百万年间的知识积累。由于世界各地区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不同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呈现明显的多样性,这就影响了各地区各民族发展过程和水平的不平衡性,从而形成了经济和文化特点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文化交往和联系的前提。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关系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这样一种考虑世界历史发展的思维也许可以称之为生态环境史理论。当前人类面临自然资源枯竭、生存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已经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模式,因而具有特别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意识逐渐成为观察和解读世界历史的新视角,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受到学者们更多的重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突出了其非常明确的批判指向,即对工业文明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反思,对当代诸多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历史反思,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对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进行批判。生态环境史的批判意识引导人们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趋向对立,这不仅表现在工业文明具有强烈的反自然倾向,而且表现在过渡膨胀的“理性”暴力和“科技”暴力都将自然作为敌视的直接对象。正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将人类推入了自杀式的生存模式,无限制的开发、生产、消费导致生产生活“废物”大量积累,人工制品无限扩散,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被挤占,自然资源日益匮乏,生态系统迅速失衡,直至人类自身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其次,它使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资本主义制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瓦解了人与社会的自然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不再保持其数百万年形成的传统,不再自然地为人提供保护,而转化到人的对立面,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再者,它使人与人之间已经或正在远离“温情脉脉的”自然关系,“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本主义工业片面强调的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使人性被异化,进而使得人际关系趋于紧张,这种紧张关系从人类个体升级为群体间的竞争与对抗,形成了全球化的竞争漩涡,各国(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盲目地谋求经济增长和实力扩张,而这种增长又是以对自然进一步掠夺为前提的。

生态环境史批判性的研究将进一步引导人们深入探讨人类生存和发展进程中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全部历史,使人们有可能对人类发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重新进行考察。例如某些古代农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无序利用对这些文明自身命运的影响。又如涉及灾害、疾病等领域的个案研究因此显得十分重要,而新的研究将对传统历史研究的结论提出挑战。近万年来的农业及与之并存的游牧生存方式的发展是以开发利用多种自然资源为代价的,同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从局部性破坏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破坏。人类改造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虽然能够得到自然的消解,但是自然对人类污染的消解能力是有极限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的速度大大超过自然消解的速度。自农耕时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也不断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只是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认识到大自然报复的真正意义。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多种前资本主义文明灭亡的生态环境原因吧。

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的问题意识还将在理论和哲学层面上考察人类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认识,并将导致某种根本观念的转变。工业文明引发人类社会的变动相当剧烈,资本主义打乱了人类长期生活的节奏,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旗号下加速进行,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使得部分资源几告枯竭。今天我们仍然处于工业时代的不成熟阶段,从世界史发展的角度看,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远未完成。一方面,个别地区和国家的所谓“发达工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和国家甚至全球的“廉价”资源为代价,另一方面,世界大部分地区和国家仍然停留在农业发展水平上。只有当人类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然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活资料,即在加工过程中不产生“废料”,同时不以损坏生存环境为代价时,人类才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成熟阶段。也许只有当人类在物质的“原子水平”上获得能源和生活资料,使所有自然资源改变为可再生资源,并从外太空获取新资源时,才能走出工业时代,即进入“后工业时代”。人们已经看到,目前国内外相关个案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传统研究的补充,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结论,丰富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通过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过往的经历,正在逐步形成科学发展理念,建立一种新的生存智慧。

如何在现有世界史教育特别是高等学校世界史教育中加强世界史学科理论教学,是我国世界史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有关世界史课程体系的争论也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教育部领导下的我国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之初,这个议题就提上了工作日程,当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安排两大通史教学”。经过长期的探索,目前开设世界史课程的高等院校采取的教学模式各自都有优长之处。大体分析,可以归纳为两种世界史课程体系。其一是通史重而专史轻,其二是专史重而通史轻。前者在教学时间安排上,通史部分教授2~3年不等,专史部分2~1年不等,后者的通史部分只有1年,专史部分则增加到3年。两种世界史教学体系,都应该加强世界史学科理论教学。

显然,两种世界史课程体系的出现是为满足通才型和研究型两类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适应不同教学要求。第一种强调通才,第二种强调专才。前者的意图在于通过通史教学解决学生对世界史的知识性、整体性的了解,后者的意图则在于强化学生对世界史框架性、研究性的学习。客观而言,无论在1年还是3年时间,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全部世界史知识是比较难的,必须借助世界史学科理论的统领。

比较而言,第二种世界史课程体系在通史部分的教授中不像第一种体系那样侧重详细的知识点,而强调通史教学的“通”、“论”、“宏观”。所谓“通”就是在大约200学时中将世界历史主要发展线索完整地展现出来。所谓“论”就是展现人类社会在全球多样性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突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宏观”则是指在通史教学中建立的大的框架。那么,通过通史教学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世界历史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可以避免学生过早陷入对世界史细节的追求而忽视总体的把握,系统而有重点地学习世界历史。第一种体系存在的“通史不通、专史不专”的问题也许可以得到部分的解决。在第一种世界史课程体系中,同样应该重视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在长达2~3年的通史学习中,没有或者缺乏理论的把握,学生很难掌握大量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也无法理解古今中外复杂的历史发展线索。

我国世界史教学起步较晚,相对于中国历史的教学,从事世界史教学的师资人数不多。任何一个高校,都没有可能建立起囊括世界历史各个领域教学的教师队伍。这一点从我国目前各个高校已经形成的教学科研不同特点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也符合世界史教学科研的规律。鉴于这种国情,第一种世界史课程体系教学中更多暴露出师资力量的不足,一个从事上古历史教学的教师可能只对埃及或古希腊有研究,那么对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等其他部分的教学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现行的高校教学管理体制又不允许我们使用多名教师讲授一门课,而“”以前,各个高校教师可以在不同院校间流动授课的体制又被废黜。因此,通史教育在第一种课程体系中凸显出知识点的分布不均匀这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通过第二种课程体系大概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目前更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各学校在世界史教学中加强世界史学科理论部分。

第12篇

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是不可分割的,它构成了科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整体的规定性。

二、世界历史与“三阶段”、“五阶段”的划分

(一)“三阶段”和“五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

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这是苏联和中国理论界根据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有关论述所做的传统的划分。长期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五阶段的理论曾被我国理论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或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经典表述。然而,近十年来随着马克思的“伦敦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社会发展“三阶段”或“三形态”理论的提出,我国理论界一部分学者,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五阶段”或“五形态”理论提出了疑议,其主要理由如下:

1.“五形态”理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和曲解。2.马克思晚年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其实质是对他50年代形成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的否定。3.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按照“五阶段”或“五形态”的秩序依次演进的。4.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五阶段”理论一方面虽然比较好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主义“早产儿”、资本主义“补课论”提出的理论根据。5.“三阶段”说与“五阶段”说相比,一方面它较好地说明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避免了“五阶段”说所造成的认识混乱,另一方面它还能更好地说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

对上述观点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认为,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准确地表述过社会历史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基本的经济形态依次更替,但“五阶段”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奠定的。其理由如下:

1.“五阶段”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两书中提出的,虽然存在着用“部落所有制”、“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术语来表述原始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具有不确切性。

2.斯大林关于“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的经典表述渊源于马克思。从现有资料看,最早指出人类的社会有五个发展阶段的不是斯大林,也不是马克思,而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他根据人类文明发展程度和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神学和封建的社会、过渡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即15世纪以来破坏神学和封建体系的时代)、未来的“实业和科学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但因圣西门根本不懂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最终动力,坚持唯心史观,这种历史分期只是一种猜测,而没有作出理论上的阐述。马克思的最突出贡献在于对社会形态依次更替规律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指出了更替的内在依据。

3.对单个的社会有机体(民族和国家)来讲,在历史上是很少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但就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而言,用五种社会形态来概括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却是成立的。因为在一定时代,总有一定所有制的社会有机体,用为世界性的体系,位于该时代历史发展的中心,它的存在和发展影响到当时人类历史的全部过程。例如,17、18世纪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形态,可就人类历史发展整体而言,却意味着封建时代已告结束,世界的资本主义时代已经降临人间。所以,对人类社会五种所有制形态依次更替过程及其规律的把握,只能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总体或“类”出发,而不能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现象。

4.“三阶段”说也是马克思社会历史进程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它在马克思著作中只占有次要地位。“五阶段”说与“三阶段”说有不同的历史作用:前者能较好地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后者则能较好地说明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超越商品经济阶段。“三阶段”说中的第二种形态属于商品经济,马克思的本义也是指资本主义,而不包括社会主义。我们今天以“三阶段”说作主题来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只是对马克思理论的运用,而不是马克思的“本义”;如果把这说成是马克思的“本义”,即把马克思理论同对这一理论的运用不加区别,硬把二者说成是一致的东西,就不对了。

(二)“三阶段”与“五阶段”划分的视角及其关系

有的论者认为,“三阶段”说是马克思从人的发展角度对依次演进的社会形态进行划分的;而“五阶段”说则是马克思从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划分的。有的论者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生产的“普遍的光”的观点的论述认为,“三阶段”和“五阶段”的划分是马克思分别从社会生产、生产方式的不同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概括。社会生产虽然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基础,但由于社会生产的不同形式即“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所起作用的方式、大小、范围的不同,从而使整个世界的历史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来。“三阶段”与“五阶段”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展开和深化。有的论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98页注32的有关论述认为,“三形态”是从“社会生产类型”的角度来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三大形态实质上是社会生产的不同类型。“五形态”则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划分的。二者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展开来说,生产方式=社会生产类型+基本生产关系。社会生产类型是生产方式的抽象形态;生产方式是社会类型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展开。并且一种生产类型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关系,它们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有的学者认为,生产关系的二重结构(人们对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是理解“三形态”和“五形态”关系的枢纽。“三形态”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宏观结构的历史运动,它反映了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五形态”说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微观结构的历史运动,它反映了人们对个别劳动占有关系的历史变化形式。

三、世界历史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是否有一个中心

第一种观点认为:与黑格尔的日尔曼中心主义相对立,马克思并不承认世界历史体系有什么特定的中心。在马克思看来,真正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开创世界历史的,并不是哪个国家、民族的直接推动,而是世界范围内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如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就指出:“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第二种观点认为:在确认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过程的前提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否认某个或某些民族和国家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的领先或“中心”地位。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把世界历史分为两部分:“机器生产中心”和为中心发展工业服务的“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区”。恩格斯也曾形象地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同时这种观点还认为,承认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某种中心的存在与“欧洲中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依据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及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规律,来确定“中心”和“非中心”的。而“欧洲中心论”则是依据所谓种族的优劣、国力的强弱、战争的胜负等来确立“中心”和“非中心”的。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个“中心”的形成是世界历史时代的整体作用的结果。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中心”是与生俱来的。其三,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看来,“中心”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这里所讲的“发展变化”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心”本身的变化;二是“中心”的转移)。而“欧洲中心论”则认为,西方世界的中心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其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了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而“欧洲中心论”则撇开这种相互作用,把“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或“超世界历史化”。其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说,确定“中心”也是对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作典型分析的需要。目前学术界有的人为了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欧洲中心论”区别开来,断言前者不承认世界历史时代中有什么“中心”,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尽管其用意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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