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18 15:03:34
一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该书的“不足”，实际上是城市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解之题。姑且不论现实当中著述活动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概念和历史理论都难以做到全方位地透视悠远混沌且广阔无垠的过去世界，尤其是面对城市这个几乎聚集了人类文明一切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的话来解释就是:“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历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人清晰的光线之中”。
[关键词]世界历史资本意蕴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就成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人们以往关注较多的是生产力与交往及其互动关系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而对资本的积极作用却关注不够。本文旨在对资本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进行深入探讨，并彰显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世界历史与资本的本性
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呢?马克思认为，这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统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民族社会内部，资本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并打破生产和交换上的一切行会限制和地方限制；另一方面，在国外，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使世界上所有的生产方式都服从自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要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资本家必定要突破国内市场而走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虽然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事实上就是这样开创出世界历史的。
资本走向世界，开辟国际市场，最初是由商品流通领域开始的。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不断渗透，生产的国际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且，生产的国际化最终战胜流通的国际化而在整个市场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在生产国际化的带动下，各种经济因素也日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最终使各国经济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世界市场总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值得指出的是，资本的这种国际化扩张，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日益显现出强劲的势头。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资本已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
资本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从“普遍性”的角度看到了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认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光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体系，而且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这就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因此，马克思讲：“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可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资本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世界历史与资本的形成、发展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本性上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而且从资本的形成、发展上考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
最早的资本，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集中在城市的行会里面。这些城市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通和交换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不同于现代资本，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是一样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资本。这种等级资本，虽说是一种最初级的资本形式，但相对于旧的剥削方式来说，它毕竟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这种等级资本，总起来说，发挥作用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它产生并生存于等级森严的行会之中，自然首先要受到行会制度的严重束缚，封建割据和行会的种种措施使得它的交往能力极其有限，同外部的交往不多，尤其是同本民族、本国家以外的交往更是微乎其微，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很不密切。所以，等级资本不可能真正打破地方限制而建立起世界性的联系。但它确是朝着世界历史方向走出的第一步。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商业和生产发生了分离，商人阶级开始形成。“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随着商业往来集中在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于是在生产和商业之间也产生了相互作用。商人可以根据市场的预期变化来组织生产，因而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发展，同时，也扩大了生产内部的分工。城市彼此间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到另一个城市，生产和商业间的分工随即也引起各个城市间在生产上新的分工，在每一个城市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工业部门占着优势。商人资本的“活动”性又使交往不断冲破地域的限制，使民族交往、国家交往日益发展起来，“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继商人资本之后，资本的又一跨越就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相对于商人资本而言，工业资本是一种更高级的资本形式，能满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工场手工业一出现，就吸收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同时，它还吸纳了大量力求摆脱行会控制的农民充实自己的劳动力资源，这样，工场手工业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增加和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而且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残酷。这种竞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工场手工业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是不能离开保护的：“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集中创造了大工业。大工业使竞争走向普遍化，它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这样，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人类开始步入世界历史时代。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是伴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形成，既是资本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
三、资本与世界市场
伴随着资本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步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直接诱发了欧洲商业革命的爆发，加速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移，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逐渐孕育成熟，由此开始了资产阶级开创新的世界市场的历史进程。为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明确指出：“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造成新的世界市场”。“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是从16世纪现代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出现的时候开始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起步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
第二阶段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殖民地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商业利益，一方面促使那些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的商品生产超出本国市场的需求而以各殖民地为消费对象；另一方面引发了这些国家争夺、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并进而达到殖民地的垄断。这个时期的世界市场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上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以宗主国、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关系为基本格局。在这一阶段，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等相继爆发了工业革命，完成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体现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取代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这不仅意味着欧洲这些工业国家的商品生产能力和输出能力全面增强，而且意味着整个世界市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至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发展达到了第三个阶段。1847年欧洲经济危机之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交通、通讯技术的变革，使资本的扩张获得了全新的技术手段，从而真正开始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过程，而“自1867年最近的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显然，这时的世界市场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显著的跃进，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无孔不入地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民族经济，并借助于政治和军事手段打破那些试图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大门。自此，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避开世界市场的牵制，经济全球化虽然尚未达到今天这样的深度和广度，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世界市场标志着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全球化的开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不可能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它一定要打破一切限制，而“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因此，“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
四、资本与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
如果说没有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世界市场的建立和扩张，就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那么，没有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主体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历史的形成。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了客观评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总量，而发达的生产力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前提。“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第二，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而且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消除了以往各民族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迫使落后国家的民族不自觉地加入了世界历史进程。它在亚洲等落后社会造成“惟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这对于表现不出历史首创精神的落后地区不能不起历史进步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世界成为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
第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已提上历史日程，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人由对人的依赖状态发展到人的独立性状态。资本主义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依附关系，人成为人身自由的个人。虽然个人不免受到各种物质关系的制约，尤其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人的主体价值终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人对自然力量的征服而宏扬出来。
第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锻造出将世界历史推向纵深发展的历史主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正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的使命，不自觉地担负起了开创世界历史的历史使命，充当了历史发展的工具，“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一
研究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即所谓的定位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直接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相关。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人把二者要么对立起来，要么等同起来。“等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致的。“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世界历史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全球化不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我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确立经济全球化位置的基本原则。为此，有必要简单阐述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纵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可分为广、狭两个不同的层次：就广义而言，是特指人类整体的历史发展，是把各民族的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思考之；就狭义而言，是指人类历史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整体发展的历史。在第二层意义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含义和经济全球化在过程的推进上有一致的地方，但又不能等同。因为马克思把这段历史仍分为两个具体阶段。第二，马克思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人类整体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由此出发，马克思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从纵的关系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横的关系讲，是从狭隘的、分散的、地域性历史向统一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前者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角度考察，后者主要是从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深入角度考察。马克思的深刻性，不仅在于他指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方向，还在于他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既有现实历史的维度上，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据、动力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第三，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确立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位置。马克思从两个层次全球化，并把它区分为两个阶段。所谓两个层次，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层次，即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整体转变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和各民族交往活动的扩大；二是生产关系的层次，即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主体。所谓两个阶段，一是以资本为主体的阶段，一是无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存在而形成的阶段。前者马克思是结合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他探讨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及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强调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但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始于资本主义，完成于共产主义。因此，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仅是马克思狭义世界历史的一个初始阶段，具体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它担负着为“新社会”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当然这一切又是在社会关系普遍异化的形式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描述了同一个过程，但是在对问题分析的立场方法及深刻程度上，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其一，角度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个历史观范畴，是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运用发展原则和历史性原则审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揭露其过渡的性质；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及其暂时性。其二，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价值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扬弃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既看不到其过程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也不可能找到被超越的根据，因而把经济全球化看作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一体化。其三，研究问题的原则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内含着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他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他揭示规律的价值取向是探讨人类解放的途径和条件，特别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途径和条件。他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评价不同历史对人类最终解放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他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历史发展的合规律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把它视为人类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点；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又深刻地批判了它完全颠倒人和物的关系，使人的世界深陷于物的奴役之中。离开价值原则，仅是对客观事实的指认和肯定，就会变成对当下现实的辩护。而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多是对当下现存的指认，而且是在维护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资本运行规律的指认，因而是非批判、非历史的。其四，价值主体不同：马克思是从过程角度、从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理解世界历史主体的变化。在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资产阶级确实起了主角的作用，而扬弃初始阶段的主体则是无产阶级。而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既然看不到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内在矛盾，也就始终把资产阶级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其五，对世界历史过程的理解也不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对资本造成的全面异化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生存发展的条件给予深刻的关注和同情，并探讨了资本被扬弃的根据和条件；而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抹煞矛盾，把资本推行的全球化的过程看作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乐园。因此，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理论、等同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不科学的。若是这样，在客观上就不能真正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自觉地扬弃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但是，如果看不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初始阶段，就不能自觉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会失去发展自己的机遇。以上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之一。
二
尽管上文已经肯定，目前正在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但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根据确定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如何划分。有学者明确指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并把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矛盾看作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考察社会形态性质的思想已经为经济全球化性质的确立提供了基本原则。为了确定一个社会形态的性质，马克思提出了“普照之光”的思想：“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之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页)就是说，不管一个社会有几种生产方式存在，但决定社会性质的只能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正是根据这种“普照之光”的思想，马克思将16世纪以来尤其是18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许多西欧国家确定为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就成为这一时代的本质特征。值得探讨的是，目前推进的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为什么是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各民族生产力、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处于主导地位和起决定作用。因此，其性质只能从决定时代本质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历史事实看，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和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是同一个过程。从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讲，虽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为全球化提供了物质手段，但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力量，是使科学技术服从资本的需要并推动经济全球化扩展的主要力量。资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不管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这就揭示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
确立了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以后，还要进一步探讨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全球化的主体和载体的区别只能由是否是决定全球化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确定之。在全球化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处于主导地位并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力量，就是全球化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借以实现的形式可称为全球化的载体。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跨国公司则是全球化的载体。跨国公司虽然可以跨国界组织生产和流通，但它本身是被决定的，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执行国际垄断资本的职能。因此，跨国公司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而是其载体。目前有学者把跨国公司当作全球化的主体，把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矛盾。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在于：其一，颠倒了主体和载体的关系。因为决定全球化性质的只能是国际资本而不是跨国公司。其二，颠倒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虽然跨国公司的跨国生产和经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民族国家的利益，但这不是本质矛盾。跨国公司是跨国资本利益的代表，而民族国家是民族国家利益的代表，是民族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和最终权力。因此，笼统地提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且不说这种提法不准确，它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层面。本质层次上的矛盾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所代表的利益之间的矛盾。其三，这种提法本身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国家的存在恰恰是全球化的前提，而且当民族利益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出现时，国家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正是靠民族国家的存在不断发展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把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的矛盾当成主要矛盾，实际上是要用跨国公司去消解民族国家的。对发展家来说，是拱手放弃国家而融入资本的统治中去。当然这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政治国家将来不被扬弃，而是说在政治国家还是各民族生存的基础和前提时，这种提法掩盖了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掩盖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我们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区别之二，不在于是否承认资本是其主体，而在于如何认识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
三
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全球化倡导者的区别之三是关于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强调资本的一体化，主张把主义也化到资本主义中去。我们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为了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超越的根据。第一，他从的角度，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探讨了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逾越的限制的问题。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几个极限：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极限；价值实现决定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极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定其手段发展的极限。一方面，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力越发展便越排挤活劳动，造成无限地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与资本增殖有限目的之间的矛盾。因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发展的极限，惟一的出路就是扬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第二，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马克思通过对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对人的统治。商品、货币、资本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代表着特定的生产关系，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了主体不能驾驭却反过来又统治人的力量，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个将要被超越的社会。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已存在的情况下，全球化能否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体化?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当今的全球化是否解决了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一，经济全球化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只是使资本主义的国内矛盾国际化。其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只是实现形式的变化，并未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从现象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私人占有的性质。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国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占有形式不断扩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占有方式由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所有，到几个资本家的联合以及资本和国家的结合，再到当代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这些只是资本实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资本自身性质的变化。正如列宁所说，“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他们只会把资本输到国外去，输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列宁选集》第2卷，第784页)其二，国内矛盾的极限扩大为国际范围的极限。资本在冲出国内走向世界的同时，就把国内矛盾扩展到国外，就把商品经济的生产、资本积累规律等也带进世界市场。世界市场遵从价值规律。从形式上看，各个国家在市场上交换是自由的、平等的，但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即各国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不同，决定各自产品的价值也不同。国际间的竞争，必然形成国际生产价格，而国际间交换的单位不是国内价值而是国际价值。这就造成生产技术条件好的国家，产品的成本低于国际价值，而发展家产品的成本高于国际价值，使得发达国家可以以较少的劳动交换发展中国家的较多劳动，可以不断攫取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这就是国际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以及二者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因。从既成形态上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是生产力水平和技术垄断造成的，更深的层次仍是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造成的。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把市场经济全球优化资源和提高效益的功能发挥出来，同时也使其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突现出来，使竞争不仅作为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加剧了“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争斗，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由国内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仅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突出了，还造成了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和发展中国家无产阶级的复杂矛盾。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不是实体范畴，而是代表了一种客观的关系，即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扩张，也是这种不平等占有和分配关系向世界范围的扩张。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全球，就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全球消费市场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带来了更大的无政府状态。这说明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仍不能解决其自身的矛盾，只不过在更高的阶段、更广的范围，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中暴露出来。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集中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霸权的矛盾。生产的国际化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统一组织生产和消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不仅仅是通过贸易联结，而且是直接通过生产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不仅要求突破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局限，而且要求突破个别国家政府调节的局限，要求有一种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国际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实际上，这种形式已存在，但实质上却未真正形成客观的、公正的组织。存在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本上被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不可避免地带有为其自身服务的性质。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目前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不仅突出其“私”，而且还呈现其“霸”。其一，获利方式上的多样性。资本为获得利润，不断变换方式谋求对全球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初期和当代，资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初期主要采取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附属国实行兼并基础上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在当代主要采取经济、技术控制的方式以达到剥削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裸的武装入侵等手段，特别是把根据自身利益制订的“游戏规则”强加于人，对不遵从者动辄施以经济制裁，甚至进行野蛮的军事打击。其二，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也就是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特别是在当代，在发展的今天，人们在机上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快，就可以把巨大数量的资本从地球的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使一个地方的经济陷于崩溃。不管是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还是流通时间的缩短，都突出的是“快”字。其三，力求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总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也就是说资本的增殖是通过不断地开拓世界市场实现的，以开拓空间来缩短时间。流通速度和时间的加快等于拓展了空间，空间范围的扩展又缩短了时间。“快”和“夺”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资本扩张的表现，突出的都是一个“霸”字。然而这种表现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反而加快了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激化。所以，以资本为主体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最终实现资本的一体化，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全球化终将取而代之。
总之，我们与西方经济全球化理论倡导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经济全球化的主体是资本，而在于以资本为主体的全球化是具有的合理性还是具有永恒的合理性，其发展的趋势是被超越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一体化；所持的态度是分析其内在的矛盾、理性地驾驭它，还是盲目地服从。观点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立场、理论和上的区别。就方法而言，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倡导者是非历史、非批判的。他们既然看不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就不可能寻找被超越的根据，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的突出特征是其历史性、批判性，它不是对现存的直接肯定，而是要在肯定性中发现否定自身的因素，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发现历史的不合理性，并在实践中改造之。
【】
《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愈发显著，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则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下，如何让中国文化既能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新元素，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实现文化大融合，又能克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阻碍，是世界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需要深思和解决的难题。
( 一) 世界文化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产物。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是这样描述的: 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生产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文学，是指跨地域的民族之间，在艺术、科学、政治等上层建筑相互交织，形成的全球化的文化体系。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看法，根据其世界历史理论，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世界文化形成以经济的世界化为基础，它伴随着经济、商品、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世界化，经济的世界化造就了文化的世界化。第二，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本民族内部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状态，被各民族之间互相往来与互相依赖所取代。第三，世界文化与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关系。每个民族独有的文化，都是形成世界文化的重要动因，在世界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有特殊贡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 二) 世界文化的形成是不同主体追逐利益的媒介。一是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主导力量，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伴随着生产、消费世界化同时进行的是资产阶级利用一切野蛮、粗暴的手段在各国民族和地区推行自己所标榜的文明，旨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身于死地的武器; 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工人，即无产者。无产者们想要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向世界宣传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暴力将资产阶级政权彻底推翻，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
二是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具有外交职能。国家之间的外交在利益共赢的同时总是伴随着利益的冲突，这也使得国家在相互合作的同时，存在着彼此竞争的关系，这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全球化朝着多元化发展。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文化的较量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因此，只有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提升文化竞争力，才能在文化全球化中获得强有力的发言权。
二、世界文化背景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 一) 世界文化背景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在当今世界文化背景下，各国的先进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共享，中国文化发展无论从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文化方面，还是从对外展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方面都面临着良好的机遇。从国外文化走进来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底蕴存在差异性，互有优势，各有千秋，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要吸取精华，使其为中国的文化创新提供新渠道、新方向。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要多运用交通、媒体、互联网等信息载体，接收各国优秀的文化信息，引用先进的教育机制、借鉴严谨的法律制度等文化精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持续供给新鲜的养分。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政治、经济以外，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中国如果想在文化竞争中争得立足之地，就要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传播出去，使世界接受中国文化，接受中国，进而彰显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儒家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儒家思想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高尚品德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 二) 世界文化背景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的挑战。
1. 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习俗的消融。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西方节日走进中国民众的生活中，愚人节、圣诞节、情人节等，越来越成为中国民众注重的特殊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热潮逐渐被淡化。肯德基、麦当劳等食品相比于中国的传统美食，更加吸引着中国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中国房屋建筑逐渐西方化，小洋楼逐渐成为建筑楼房的新模式。日系、韩流、欧美风成为美发、时装等时尚服务行业的主流，这些外来的主流元素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元素。
2. 外来文化引发中国的社会动荡。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市场，力争与世界接轨。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使用文化输出战略，运用文化渗透、侵略的和平演变方式，以达到摧毁中国的目的。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在中国的哲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持续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道德准则。由此，引起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巨大的思想动荡。
三、世界文化环境下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策略
( 一) 整合世界先进文化成果，推动中国文化创新发展。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想要不断提升国际地位，稳固自己的大国形象，就要把本国的先进文化与国外的先进文化进行整合，实行文化领域的强强联合，推动中国文化不断创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既需要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创新，也需要对不同民族间的先进文化进行借鉴与吸取，以实现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关键词]世界历史 贡献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1-0008-01
今天,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拉大,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十分紧迫。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西方各种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和其他社会发展理论都无能为力,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断言,资本主义全球化表明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社会主义终结了,自由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于是,人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践证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它蕴含着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发展理念,即从整体上与过程上把握人和世界的关系。它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全球化实质与特征的理论武器,也是指导中国当展的科学方法论。列宁曾指出,不钻研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同时,不钻研和理解他的《历史哲学》,尤其是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性批判、超越,最终形成了科学。
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他进一步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在世界历史观发展史上,黑格尔是第一次对世界历史范畴做出逻辑规定的学者,这也是近代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理论完全成熟的标志。在他看来,哲学的世界历史指的是世界历史本身。在本体上,世界历史和世界精神是相同的。世界历史指的是世界精神本身的发展过程。在他看来,理性支配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实体和本质,“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做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在辩证法上,世界历史表征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联系。
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是历史中的“普遍的东西”,它只能通过特殊的民族与个人去实现。但个人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他把所有社会成员分成两类:其一是“再生产的个人”,他们是追求个人的群众;另一是英雄人物,是“世界历史个人”,他们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人”。他认为,英雄人物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自觉地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
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与目的的探讨,是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理论上的又一个重要贡献。他认为,在理性和的驱动下,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不断进步的辩证发展过程,其目的是世界精神的实现。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无非是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但世界精神不是一次性地直接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要借助于许多手段,经过许多环节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民族实际上就是在世界历史特定的阶段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它执行着世界精神在这个环节上的使命,具有“绝对的权利成为世界历史目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但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有自已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在实现自己使命的时候,也就是它走向衰落的时候。于是,旧的世界历史民族消亡,新的世界历史民族产生,这种前后相继的世界历史民族之间采取了辩证否定的方式,呈现出扬弃的发展状态。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有局限性。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自我发展来说明世界历史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以精神和理性作为历史进步的动力,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尤其是历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使他的历史观同他的辩证法一样,陷入了唯心主义。另外,黑格尔将世界上的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并把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所以黑格尔在论述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对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又忽视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把整体的世界历史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割裂开来,这种倾向使他不可能获得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因此,在他那里,始终找不到人类历史演变的客观物质基础,仅仅是一些纯粹的观念、原则、逻辑的推演。这也就决定他不可能从根本上阐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参考文献】
[1]向延仲.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2]梁树发.从源头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浙江学刊,2003年,第1期.
[3]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版,第1卷.
关键词: 新课程 高中历史新课程 世界史
邵光前老师著文《是世界史?还是欧美史?――浅议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世界史内容》(《历史教学》2008年12期,着力讨论了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以及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等问题,我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的合理性问题
新课程的专题史体例实行中外历史混编,但中国史专题与不含或极少含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专题之别依然较为清晰,中国史并未真正融入世界史之中。邵老师认为世界史内容中欧美史比例过大也是基于将中国史不作为世界史一部分来考察的。
关于高中世界史中欧美史所占比例,邵老师将必修三个模块中除中国史专题以外都划为欧美史,事实上除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等属于欧美史,其他专题如“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及“19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艺术”等都属于世界史。高中世界史内容取材是由世界史上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创建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决定的,而欧美在这些领域曾有诸多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所以欧美史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合理且必要的。
邵老师认为在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的情况下,不应该进入专题史学习。由于地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以及学生兴趣、努力程度千差万别,高一学生的通史知识基础良莠不齐,但片面认定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显然欠妥。另外,他认为专题史体例“为了‘创新’而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忽视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史学传统,实不可取”。专题史体例是否违背学生认知规律有待商榷,而指出专题史体例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及忽视史学传统是讲不通的。我国的二十五史即可看作是一种专题史,古今中外的专题史著作不胜枚举,国外中学历史编写体例亦并非囿于通史,我国的专题史体例可借鉴国外可取之处,不断探索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编写体例。
二、对质疑“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反思
通过分析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世界史内容,邵光前老师认为欧美史所占比例过大,亚非拉史太少,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这一观点值得商讨,邵老师所述“欧洲中心论”的起源及被质疑的学术渊源等有一些错误。
邵老师对“欧洲中心论”的介绍存在不少失当之处。如认为“自19世纪以来,欧洲人编写的多卷本历史,有的直接就命名为世界史,只是在涉及和欧洲有关的问题时才述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中心论的起源”。吴于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前还有“波里比阿的罗马中心论,奥托的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塔巴里的伊斯兰国家中心论等”。[1]而近代“欧洲中心论”发端于18世纪末德国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公元1744―1803年)。早在启蒙时代,著名历史学家赫尔德的世界史理论已流露出以西欧为历史发展中心的倾向。而后穆勒(公元1752―1809年)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始作俑者。19世纪的黑格尔和孔德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欧洲中心论”,兰克与阿克顿则编写史著实践了“欧洲中心论”。①
邵老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才有所改变。”“最早对‘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的是文化形态学派的历史理论。虽然这个学派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最为声名卓著,不过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则是俄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夫斯基(Nikolai Yakovlevich Danilevsky,1822―1885)。”[2]P73可见在汤因比之前有斯宾格勒,斯宾格勒之前还有丹尼尔夫斯基挑战“欧洲中心论”,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
关于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在高中世界史中的具体表现,邵老师指出:“‘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要求‘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这极易使学生以为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希腊文明产生的首要原因,现有的教科书又多从希腊境内多山、海岸线曲折等方面,让学生认识对希腊民族的特点和文明形成的原因,有些教师还牵强附会地和中国比较,得出希腊开放、中国闭塞保守的结论。”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城邦制度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合理且必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不可取,但不能忽视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对于学生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可以在教学中引导纠正。古希腊与古中国也并非全无可比性,古希腊文明被称为“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相对应的古中国文明被比作“黄色文明”,即农耕文明,两者的地缘环境都对这两个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使得两个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对于东西方政治体制的比较,邵老师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讲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而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却突出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社会经验和历史知识不多的学生来说,这就极易产生中国(东方)自古以来就是集权、专制,而西方早就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印象。”对这一问题,郭秀平老师的观点颇为中肯,他认为:“在教学中,将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同时期的中国专制制度相比较,其意并不在于苛求我们的祖先,目的是进行国情教育。应使学生明白: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同时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是在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意识的条件下起步的,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
高中世界史的欧美史占较大比例,并非是“欧洲中心论”倾向,而是介绍世界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现象时欧美处于较突出的地位。
高中历史内容取材首先应取决于是否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欧美曾经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事实不应回避,对于亚非拉地区出现过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及近现代争取独立与平等发展的呼声同样值得关注,但要取其典型,不必刻意突出。亚非拉史在世界史中的份额是要靠亚非拉人民在历史上的作为争取的,如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等灿烂的古代文明,甘地、凯末尔等引领本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与发展的政治家,泰戈尔、马尔克斯等享誉世界的文坛巨匠,等等。
新课程高中世界史并非欧美史,也不具有“欧洲中心论”倾向。邵老师提出专题史体例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对于专题史学习的困难等值得进一步探讨。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课程内容改革,加强中外交流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编写模式,探索是否可以在专题史的基础上实现中外历史的融合等,另一方面要提高初中历史的地位,着实提高高一学生的历史知识基础。另外,历史教师应更加重视教学研究与学术探讨,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专业硕士乃至博士进入中学,这势必影响中学历史的教研水平。
注释:
①该段参考了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1-49.
参考文献:
[1]吴于廑.吴于廑自传[J].晋阳学刊,1983,(4).
2002年夏，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联想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些现象，他的话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近半个世纪前，雷海宗教授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视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强调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国的世界史著述和教科书中，人们经常见到的，仍然是“地理大发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率先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自下而上的历史学（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他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这种观点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很少为人所知，自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影响。
不久前，哲学界在讨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引入西方概念和范式的结果，是以西式的哲学史研究取代了中国固有的经学史研究，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使中国哲学缺少自己的“魂”。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哲学研究，而且在世界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同样面临着植中国“根”，塑中国“魂”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回答了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时代的呼唤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史研究”却存在着人为割裂的现象，诸多的世界史论著强化了两者表面的差异，忽略了两者之间内在的共性。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时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的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这种盲目性来源于这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然而，并不是所有世界史研究者都这样认为。雷海宗、周谷成、吴于廑等先生作为中国世界史学家的优秀代表，在中国传统史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们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并将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建设，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例如雷海宗教授说：“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周谷城教授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他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如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即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吴于廑教授则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就不能试图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如果只知道是在研究“世界史”，而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中国人，那将是十分悲哀的。中国人应该写出体现自己思想境界的世界史，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地建构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我们首先应该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
一、探讨解读的新语境、新原则
列宁曾经指出，随着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会分别被提到首要地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遭遇正是如此。全球化当代拓展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剧变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这个诞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科学理论。尽管“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出现的历史很短，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个理论洞察全球化进程、本质与趋势的前瞻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任何一个试图把握当代全球化的严肃学者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然而，要从学理上真正澄明这一理论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并非易事。
哲学解释学研究表明，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一种“视域融合”。就本文的论题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要超越传统教科书式的解读模式，又要超越单纯经济学的解读模式，确立新的阐释语境和解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观点值得关注：
一是任平基于对《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新诠释提出“交往实践观”。他认为，资本全球化构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地平线，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观即他的全球史观，就是对这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批判性反思。交往实践观则是马克思把握资本全球化本质的理论核心，是打开资本全球化历史大门的哲学钥匙。没有资本全球化和交往实践观，就不可能有马克思的历史想象和当代意义。马克思的新世界（历史）观（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图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起点，到《资本论》真正完成。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以资本全球化为历史地平线的交往实践世界图景和相应的普世历史观。《资本论》的视域就是资本全球化幽灵及其本质性反思———交往实践。《资本论》“大写的逻辑”与其说是存在论的逻辑、人化或物化的逻辑、主体际的逻辑、断裂的逻辑，不如说是交往实践的逻辑。④
二是丰子义结合全球化的当展,主张确立“唯物史观全球性研究范式”。即改变以往只注重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简言之，立足民族性而又超越民族性，这正是研究范式调整的基本含义。实际上，这也正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视野和方法。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立离不开“世界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创造的世界体系中实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于各个国家、民族具体问题的研究也是纳入到“世界历史”的分析框架中来进行的。可以说，唯物史观是同世界史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世界史观，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没有世界史观，也就没有对各民族国家具体问题的正确说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的研究要具有时代性,必须具有全球性，确立全球性的研究范式。⑤这一观点虽不是直接源自对《资本论》的解读，但是对把握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三是聂锦芳阐述了解读《资本论》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他认为，当下的《资本论》研究存在明显不足：（1）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2）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同道者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3）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域、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4）无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地概括和极端性地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鉴于此，重新研究《资本论》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必须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第三部分“书信卷”涉及《资本论》的通信部分、第四部分“笔记卷”中作为《资本论》准备材料的四个笔记等。第二，必须突破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第三，必须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以及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⑥
二、厘定基本方位、梳理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主要包括世界历史生成发展的阶段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机制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双重后果论、世界历史性个人论、资本极限与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论等。该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涵盖了马克思学术生涯的全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是创立时期的代表作，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无疑是这一理论走向科学形态的显著界标。深入研究《资本论》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大体沿着经济学、哲学两个路向展开。
1.经济学路向的研究主要着力点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等方面。顾海良主张立足经济全球化的现实“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因为手稿尤其是“六册结构计划”，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路、结构和方法。⑦（1）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不能只限于《资本论》，还应该十分注重经济学手稿的研究。（2）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研究譬如“六册结构计划”中的《世界市场》册中相关思想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3）要突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理解。《资本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基本方面。我们应当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的实际研究之中。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就《资本论》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具体讨论。⑧赵景峰等人梳理了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研究只留下一些简短的提示和论述，但是对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研究启迪甚多。（1）马克思阐述的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2）马克思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全球性意义、资本扩张本性决定其推进世界市场、市场经济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的扩展等多个层面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论述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3）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式包括：建立殖民地、商品输出、生产国际化、资本输出、劳动力输出等，这些形式是当代经济全球化各种形式的基础。（4）马克思全面论述了世界市场的作用，主要有：各国利益依存格局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世界资源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巩固资本主义的国际经济基础、打破闭关锁国、将各国融入世界市场等。（5）世界市场危机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它一方面对现有资本主义矛盾暂时进行暴力解决和瞬间的强制平衡，为自身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广泛的危机，推动资本最终超越自己的资本主义前提。⑨
2.哲学路向面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演变进程中完成的。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世界史观的理论地位，主要有三种看法“：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集中阐释和表述于19世纪40年代，50、60年代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深化发展。⑩“发展的转折点说”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转折点，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潜在整体说”认为，《资本论》蕴藏丰富的世界历史思想，拓展了《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观点，但该文本只是世界史观的一个潜在整体。因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思想并未完成；研究视野也有局限，马克思倾向于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作为典型蓝本，对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东方只是略有涉及。虽然《手稿》对“三大形态”做了概括，但是基于对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基础，缺少真正大量的历史事实根据。基本定位的不同决定了内容阐释上的差异。“
深化和发展说”认为，马克思《资本论》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和《资本论》结构的调整；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三是对东西方社会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第二个方面最突出，具体特点是：（1）世界历史是马克思重要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2）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但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阐发。所以，应主要从经济分析来把握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理论。具体来说，其内容包括：资本原始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起源；关于资本本性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对世界市场的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国际矛盾，即国际交换与国际剥削；论述了资本主义对待世界经济的双重手法，即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刻画了资本主义“中心与”的世界图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指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也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潜在整体说”将《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内容概括为七个方面：（1）商品二因素是资本论的逻辑体系的起点，也是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2）世界历史是由劳动社会化、交往普遍化两种趋势以及两种趋势的结合而形成的。（3）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经济基础，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4）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遵循“国家内部-国际间贸易-世界市场”的逻辑走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随之从一个国家内部发展为国际间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5）世界历史的中介———分工和货币等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6）普遍性的危机是世界市场发展的结果，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中包含着深刻的危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取代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也是一种必然趋势。（7）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大社会形态。
“发展转折点说”认为，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的认识发生了实质性突破。第一，提出并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国际竞争”等问题；第二，从社会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考察了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第三，在总体上把握住了经济危机、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彻底解体三者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第四，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世界史的分期问题。其中，核心是关于资本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形成标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研究，从质的关系角度上的把握过渡到了从质量统一即度的关系角度上的全面研究。
3.分析“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内在本质。此项探讨同属哲学路向的研究，不过专题分析的特点更鲜明。汪帮琼主要以《手稿》为依据，明确提出抽象劳动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深层内涵。（1）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历史的深层基础是特殊劳动。这时，物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于特殊性基础上。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狭隘的、特殊的自然条件，人类历史表现为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界的崇拜。（2）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导致特殊劳动下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统一关系的解体，由此造就的自由工人、游离出来的劳动客观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历史前提，也为“转变”创造了历史条件。（3）“转变”的深层内涵是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作为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成为普遍存在，并占据了生产的统治地位。于是，原先的狭隘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之间狭隘关系的解体，劳动的个人建立了相互间的普遍联系，进而造成了全面的世界性的生产体系、以及相应的全面的人的需要体系；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彻底分离，上述世界性的体系却成为脱离劳动的个人而独立的、支配人们的异己力量。赵士发认为，马克思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深层本质的分析，是从资本和劳动两方面展开的。一方面，“转变”是劳动辩证发展的结果。（1）民族地域历史的根基在于尚未发生异化的特殊劳动，即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在这种形式下，占主导地位的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直接统一。（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彻底瓦解了特殊劳动，抽象劳动即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获得普遍发展。（3）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既是一条异化之路，又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之路。另一方面“，转变”又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归宿。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既要肯定必要劳动，又要否定必要劳动。这决定了资本既要突破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开创世界历史，但又只能是世界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其次，在流通过程中，资本既要想方设法扩大流通，又要尽可能地消灭流通。这决定了它既要通过扩大交往开创世界历史时代，但又通过尽可能缩短交往时间从而为新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准备条件。最后，在总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无限增值的本性使它具有无限发展生产力、开创世界历史的强大动力。可是，资本生产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又为生产力的发展设定了无法克服的界限，由此决定了它终究要被世界历史扬弃。
三、多方面揭示历史与现实意义
《资本论》及其手稿承载着马克思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重要理论创获，其中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对于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意义重大，而且对于剖析当代全球化问题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探讨。任平从阐发马克思思想当代性的角度，论述了《资本论》“大写的逻辑”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他看来“，大写的逻辑”本质上就是表征旧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交往实践观。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和理论意义：一是对整个全球化本性的精妙揭示，这对研究今天的全球化有着重大意义；二是囿于旧全球性若干特性的局限，需要在新全球化时代加以调整的理论纲领、范畴和观念，这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传统视野转向当代视野的内在驱动力。应当看到，资本全球化正在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全球化结构构成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全球化时代“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的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从商品、工业和金融资本等实体控制转向文化、信息、科技、政治以及大众传媒等控制方式；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从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上述转变凸显出五大新问题：知识经济对全球生产方式变革的哲学意义；新全球化所带来的交往、主体际和公共治理问题；重写现代性问题；新全球化时代对全局格局的挑战；新全球化时代对多元文化冲突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唯有主动反思和解答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问题，才能显示其当代性。
赵士发等人论述了世界历史理论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视野。没有这种整体眼光，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科学创立。（2）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广历史视野，使唯物史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马克思本人明确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不是某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发展规律，而是整个现代社会（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此种看法，叶险明并不赞同。
在他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既不是和其他内容并列的一种观点，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整体性方法,而是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主构架而存在的，集中地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旨趣所具有的“世界历史规定性”和所依据的“经验事实”的全球性。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世界历史规定性”是指哲学批判目的所具有的与进步观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性，主要包括作为马克思哲学人文本质和终极目的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的世界历史性。第二，马克思哲学所依据“经验的事实”的全球性即“问题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来自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发轫于工业革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是世界各国都要大体经历的社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全球问题”迄今非但没有解决,且日趋严重，越来越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当代人为限制这种危害付出了种种的努力，但这离“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社会相去甚远。正因此，马克思哲学无疑具有鲜明的当代性。黄皖毅认为，《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更好把握马克思的连贯性、一致性。因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既是《资本论》的逻辑归宿之点，也是马克思晚年笔记思想、尤其是以世界市场为中介桥梁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的起点。可见,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和有关阐述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资本论》关于“世界市场”的构想和阐述对列宁、、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有关思想在本质上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第三，《资本论》中的世界史观尤其是世界市场理论对理解当今的全球化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当代全球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能够朝纵深发展,与世界市场的日渐成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顾海良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创立的总体性方法有助于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1）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角度把握经济全球化概念的内涵。自然属性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2）将国际生产关系研究作为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以“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3）既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一般规定性，也要研究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要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再现出来。赵景峰也对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进行了讨论，包括总体方法论、立足政治经济学批判探寻市民社会的奥秘、唯物辩证法、历史分析法等。
四、深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由上可见，国内学者围绕《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探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奠定了下一步研究的良好基础。然而，无论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受关注度，还是比对《资本论》之经济学、哲学思想的研究投入和取得的成果，现有的研究都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笔者以为，推进该主题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当从思想特质角度，准确把握和阐发《资本论》世界历史理论的批判本质。从上面的综述可以发现，一些学者不加区别地使用“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两种提法。这种做法无形中回避了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根本性质以及与当下全球化理论的异同。事实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之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质上是“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而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学说。尽管创立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离不开历史学研究，但批判性始终是马克思思想的特质，目的就是要揭示资本的世界历史性生存逻辑及其限度，展现“新世界”的历史地平线。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聂锦芳的观点，从资本批判的视角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批判”的角度审视《资本论》，就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发现。就理论方面来说，《资本论》对世界历史开展的批判既包括“副本”批判，即黑格尔世界史观、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世界市场理论批判，也包括“原本”批判，即资本的“物质的生活关系”批判。
关键词：年鉴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历史时段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采鉴关系
二十世纪是反思的世纪，不仅反映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反映在历史学。有人曾把十九世纪视为史学世纪，主要鉴于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磨灭。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时效性一样，它不可能在随时随地都能起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功能，都有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所谓“一劳永逸”的真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兰克学派发展到了顶峰，顶点的出现意味着衰弱的开始，极度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促成了史学百家齐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一大批新学派的出现，使历史学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当然，年鉴学派是最有富影响力的一个学派，而且年鉴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对封建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作了宽广的考察，开创了真正的比较历史学，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第一代、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主要成果在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但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的采用，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分支学科的出现，如人口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是年鉴学派凯歌进行的时期。1946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范围，更好地反映年鉴学派的总体史风格。年鉴学派的大发展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1946年布罗代尔进入年鉴学派的核心领导层，成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编辑之一，1956年在费弗尔去世后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及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主任。他对年鉴学派的最大贡献是于1949 年和1967年出版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书。它成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范本和经典之作，完成了年鉴学派的理论建构，提出了历史时段理论。虽然历史时段理论奠定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如果不当地运用该理论来分析具体历史时，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历史粹化现象”，而与年鉴学派的宗旨总体史研究背道而驰。
正当年鉴学派处于鼎盛时期，50、60年代悄然兴起了现代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从5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如经济学界出现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政治学界出现了阿尔蒙德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即政治现代化只有摸仿英国的参议院民主制和美国的总统民主制；社会学界的帕森斯主张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这些发展理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了现实的强烈批判。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反帝、反殖、反霸成了该时期的主题。另一方面，一体化在部分地区出现，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发展问题不再是某国的问题，而是带有世界性的。与此相应，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现代化理论”、“反西方化理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美国学者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单独发展，以及把现代化理论假定存在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行性。因此，他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纳入到了世界整体来作综合的考察和把握。
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学派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华勒斯坦也不是布罗代尔的直系学生。但是，若仔细分析历史时段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存在诸多共同之处，而且世界体系理论中许多概念直接采鉴于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曾仔细研读过布罗代尔的著作，而且私人关系极好。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对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三部著作各抒自见。华勒斯坦也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布罗代尔与华勒斯坦在许多方面取得共识。1976年华勒斯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创建了一个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华勒斯坦为什么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来命名呢？1971年华勒斯坦开始写《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并将写好的章节寄给久负盛名的布罗代尔，随即华勒斯坦被邀请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授课。从1976年开始，华勒斯坦半年在美国工作，半年在法国工作。可见，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与年鉴学派关系之不一般。如果说以上仅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两者在理论上有何传承或扬弃关系，那么下文将从学理上分析历史时段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学术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上的采鉴关系。
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论战”专栏上发表了《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从理论上阐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层次及其价值。在他看来，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历史事件。它尤如“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是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①事件虽发出光亮，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是最富欺骗性的，并不能反映历史背后的深沉本质。传统的历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类事件的历史，“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 重大事件' 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付出的代价。”②这些事件对历史来说，意义十分有限。它们就象大海中的浪花一样，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第二层次是所谓“态势”、“周期”。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时间观念。历史学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时，需要一种更加宽广的时间尺度。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如此，还不足以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
第三层次，即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结构”是指 “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③这种结构长期存在而且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为障碍，它对人类社会的限制是人类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道：“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象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而短时段的历史，报纸上就' 当前历史时刻' 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海面，是只要载入书籍簿册就会冻结和凝固的表面”。④布罗代尔分别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巨大而沉默的历史之海”对历史学家更有价值。不仅如此，他在那篇跨学科研究的宣言书《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说，“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 ⑤“长时段仅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应该看到还有其他的共同语言”。⑥世界体系理论在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方面受益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同意布罗代尔用“长时段”来书写历史，同时也同意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华勒斯坦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在总体的宏观整体研究思路指导下完成的。在世界体系周期和趋向上，华勒斯坦采用了长时段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的是较长的周期，即那些平均为50-60 年，通常被称作康德拉捷耶夫周期，还有更长一些（200-300 年）的，有时也被称为长周期”。⑦世界体系理论对年鉴学派的采鉴最主要体现在概念的运用和分析的视角上。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都存在三种层次：腹心层、中间层、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次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演伙伴的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或地狱一般的生活”，⑧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世界的腹心层或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次中心需要转移，都有新中心形成。中心的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华勒斯坦全面汲取了布罗代尔的思想，并使之更加系统化。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 “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贸易、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等等。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形成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区。而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化过程。显然华勒斯坦在论述世界的三个层次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时，比布罗代尔更加清晰、有说服力。
在布罗代尔那里，中心与之间存在供应与需求的关系。而华勒斯坦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个新概念：“融入”和“边缘化”。世界体系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6世纪的欧洲产生以后，通过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已在全球建立，从而完成了近代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张过程。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的关系。“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由于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进入体系的，所以能在体系中占有利位置。如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实践；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由于缺乏主动态势，只能依附于中心，现代化进程尤为艰难，如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华勒斯坦在世界划分上存在部分思想继承关系，但是也存在分歧。华勒斯坦认为欧洲经济世界建立时间在16世纪以后，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
在世界文明问题上，华勒斯坦与布罗代尔也存在采鉴关系。布罗代尔对世界文明持多元论，“乔治。古尔维奇说过' 整体结构（文明）始终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类型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连贯性和可比性其实纯属幻觉'.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或基本合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乐于承认这一点”。⑨在讨论世界文明问题上，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场”。文化场首先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学的范畴。文化场同样分为中心、核心、边界和边缘。他认为在文化场的边缘往往最能认清文明的特征、现象或趋向，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借鉴和拒绝两种方式。布罗代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未来决不是跑道的终点，也不是摆脱千百年来经历的种种悲剧的障碍，而是人类从诞生以来不断更新的希望”。⑩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在华勒斯坦看来，文明是多元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虽然在16世纪以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文明，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追求科学成了文明的象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西方文明成为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文明或强势文明。对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核心地区的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很难享受核心地区文明的益处；如果接受，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所具有的文明。华勒斯坦认为，未来文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单一的世界体系被打破，形成多种历史体系；二是现在的历史体系转化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范围的历史体系；三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他对什么样的体系最可能实现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而且这三种未来文明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演绎而已。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学理上的渊源便可窥见一斑。虽然70、80年代，年鉴学派接受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但是年鉴学派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却在世界体系理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扬弃”。年鉴学派的 “幽灵”依然徘徊于世界史坛，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注释：
[1]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76 页。
[2] ，同[1] 书，第177 页。
[3] ，同[1] 书，第180 页。
[4] ，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91页。
[5] ，同[1] 书，第202 页。
[6] ，同[1] 书，第203 页。
[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美，《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9 页。
[8] ，同[1] 书，第102 页。
2005年11月1日至4日,由江西师范大学、“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组委会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二届年会暨中国史学会世界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南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机构及出版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大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历史中的文化交往与民族交融”、“全球化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研究”以及“中外世界历史研究范式转型和重要问题”等专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一、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与世界历史体系构建。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世界史学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如何抓住机遇发展中国世界史学科是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于沛先生从继承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优良传统、促进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而理性的回顾。于先生指出,近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是从19世纪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开始的。此后,在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伴随着对国外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借鉴和吸收,都贯穿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面向世界、服务时代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优良传统,推进中国世界史学科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迅速地向前发展。齐世荣先生提交的《20世纪中国世界历史教学概况》对20世纪中国世界历史教学概况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世界史教学工作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钱乘旦先生也就世界史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世界史学科要发展,必须争取自己应有的学科地位、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认同,同时还要有自己的学科抱负。
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历史体系、创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话语系统,是关系到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王敦书先生提交的《关于世界史观和世界史体系之我见》一文提出了自己的五段世界文明史体系划分:远古前文明时代、上古农业文明时代、中古农业文明时代、近代工业文明时代、现代工业文明时代及全球扩张时代。庞卓恒先生提出中国世界史体系的构建,应该紧扣时代脉搏,树立“人类史观”,应该阐明世界各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彼此之间又是如何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的。裔昭印教授在肯定重构世界史应当具有全球视野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对学术上欧洲中心论的话语进行挑战,要重视对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与传播的探究与描述,注重差异研究,发现被传统历史叙述边缘化的东方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张健华教授则对世界现代史体系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二、西方史学理论与学术动态。刘新成教授对什么是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对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尤其是早期近代史研究的借鉴意义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认为“全球史”实际上是一种编撰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史编撰过程中以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在描述人类“跨文化互动”的基础上重绘人类历史画卷。全球史观对于我们重新评价地理大发现的意义、重新判断16到18世纪东西方实力的对比、重新确定世界近代早期(1400-1800年)的历史定位、认识国家性质以外的“横向联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王玮教授分析了全球史观与世界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认为全球史观的横向史学思维范式,从合理性和逻辑性层面颠覆了长期在世界史研究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历史分期研究方法。但是,历史的纵向发展是不可能全然漠视的,任何史学阐释体系都要注入时间矢量,世界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仍将继续。张广智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进程中与西方史学之关联这一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始人批判继承西方史学遗产的历史启示。
张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史学从对抗走向对话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代西方的历史命运,表明史学之存在与进步,离不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梁民愫教授从研究霍布斯鲍姆的整体社会史研究成果、分析霍布斯鲍姆整体社会史观的特点入手,论证了以霍布斯鲍姆为代表的整体社会史观和整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底层往上看”或“自下而上”的史学观念是相互感应、相互促进的。陈新教授以“历史比较”为例,论述了“历史的比较”和“历史地比较”两种认识行为的差别。他认为前者强调的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后者强调的是作为研究行为的“比较”。由于事物的本质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人们从来就没有过那种主体与客体截然分离的历史对象,人们对人类历史的描述多多少少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以自身理解并接受的观念建构的结果,因而“历史地比较”较之“历史的比较”更具有现实意义及其历史性。李剑鸣教授认为最近十余年美国史学界新趋势的最主要表现是“新文化史”和“全球视野中的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学的新动向,既推动了美国史学的发展,对我国研究世界史乃至中国史也有重要启示。此外,俞金尧、孙若彦、张晓校、李勇、江华、周春生、曹维安、张澜、王立端、孟海泉诸先生分别对剑桥学派、文化形态思维中的世界史、沃勒斯坦与弗兰克的世界史体系、新社会史的文化语境、文化霸权与史学批判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起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三、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往与民族交融。黄正柏教授和余建华研究员都尝试从宏观历史进程的层面,研究当代欧洲国家、民族的认同问题。黄正柏教授在考察了历史上欧洲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之后提出,欧洲历史上曾经有过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有助于欧洲走上一体化道路,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取消欧盟各国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也没有形成新的欧洲认同。余建华研究员则从历史的角度探寻了当代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国家凝聚力薄弱的根源。刘文鹏教授在对若干典型木乃伊面具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指出,古埃及木乃伊面具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埃及人丧葬意识的流变,而且体现了古代埃及与希腊罗马之间艺术风格上的交流,是西方文明有其东方溯源的例证。金寿福教授研究了古代埃及居民对周边民族的观念和态度,认为古代埃及居民对外族的态度由鄙夷、宽容到仇恨的变化,是与古代埃及在对外交往中由封闭、称霸到被外族奴役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相关联的。杨巨平教授通过考查位于阿富汗东北部的阿姆河上游地区的阿伊•哈努姆古城遗址,探讨了“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王铁铮教授认为从西汉经唐代直至宋元明代的中阿交往是多领域和全方位的,又是互动性和开放性的。中阿文化在融汇与碰撞、冲突与整合中,推动着双方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王亚平、徐松岩、何志龙、赵汝清、吕昭义、陈文海、李鸿宾、李江、洪霞等对中世纪西欧社会宗教间的冲突与对话、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民族融合、塞浦路斯早期民族交往、中世纪法兰西共同体以及历史上的民族政策问题阐述了他们的最新研究心得。
四、当代世界史的其他重要问题。“全球化”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董正华教授认为,面对歧意纷沓的全球化解说,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对已经发生过的全球化历史进行批判地分析。已经发生的全球化进程并不限于经济领域,由新自由主义所支配的经济全球化,给众多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更像一场“全球化颠峰状态”的车祸。以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体系为载体、以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为标志的“现代化”必将被超越,作为这种世界体系和现代化继续的“帝国”和“全球化”也必将被超越。王晓德教授在讨论“全球化”和“美国化”的关系时认为全球化和美国化本来是指两种在时空范围内并不相同的现象,但由于二者从技术的迅速进步中获得了相同的动力源,加上美国逐渐成为全球化机制与规则向外辐射的中心,所以全球化成了美国化的外部推进器,全球化与美国化于是在内容上有了重合之处,但两者是否一定是大致内容相同的不同表述仍需进一步讨论。卢少志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起步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当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难,但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迹的制度、体制和原则,已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问题。余伟民教授从整体世界史的特定角度反思和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从世界历史的尺度上看,极端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乃是酿成世界性战争惨祸的两个病灶。李世安教授分析了雅尔塔国际体系至今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原因,赵仕国教授则就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联盟进行了探讨。黄世湘教授从经济角度探讨了作为政治策略的“绥靖政策”与当时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国际经济形势之间的联系,认为英美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绥靖外交”是直接导致二战爆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张倩红、白建才、陈宏海、李工真、刘云等教授对纳粹屠犹的社会后果、冷战期间美国大战略体系、美国新世纪军事战略的形成、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转移、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等问题畅谈了各自的观点。
[关键词]全球史 世界历史 平等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102―08
1955年，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首提“全球史观”的概念，1963年美国学者麦克尼尔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面世，标志着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式兴起。但直到30多年后，随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文版的出现，这个新的史学撰述路径才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而中国史学界对它予以较为集中的关注，并欲将之引入中国的史学领地，还要等待近10年的时间。2005年初，《史学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一北一南几乎同时编发了关于全球史观的笔谈，全球史教学国际研讨会同年10月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专门的研究机构和连续性出版物也在这段时间先后出现，全球史观自此成为中国世界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学术领域。
按照目前国内诸多学者的阐释，全球史观的核心观念是：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思维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整体地考察世界各个社会或文明之间联系互动的过程。其背后浸透着浓厚的世界文化平等主义思想，即认为这种史观有利于在史学方面摆脱“西欧中心论”模式，在文化方面颠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霸权。这种史学观念自20世纪中期之后的出现，其最直接的现实动因，无疑是战后世界格局的革命性变动：伴随着西方殖民帝国的瓦解，曾经压抑在帝国体系下的世界突然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它自90年代之后呈日益盛行之势的根本助推力量，同样是因为世界格局的新的演化，也就是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但是，促成这种史学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并非仅止于此，自古至今人类漫长的史学撰述和思考累积下来的成果，以及平等主义思想在近代世界的稳固进步和深入人心――从关注一国一民之平等扩展到对整个人类共同体平等的认同，都为西方学者思考当今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蕴，构成了当代全球史视野兴起的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一
以世界的宏阔目光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我们大体上可以将人类智识活动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划分为两种类型加以缕述：一是有关历史观念的著述，既包括诸多探讨人类历史总体发展进程和动力的著作，也包括阐释历史学观念的著作；二是具有“世界”目光的史学著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这种世界目光所及的广度和深度不同。
生活在自然和社会当中的人类，为了把握自身的命运，或为了获取生存的确定感，几乎本能地要求认识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因此，勾勒描摹人类世界发展的路向及其动因在人类文明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古今。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生活在近东的犹太民族即已表现出卓越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源自该民族艰难而独特的生存经历――倍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领导下离开埃及。在求生的艰难处境中．他们创造了人类文明中影响深远的文化成果，也就是后来的《旧约圣经》。这部典籍“主要是一部历史著作，在三十九部中有十七部是很明显的历史；五位大先知和十二位小先知的著作，大部分也是历史”。其中在开篇的《创世记》里，犹太人借着全知全能的神灵，对世界的形成，以及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和世界各民族的由来，给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尝试构建文明发展通史的记录。尽管《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大多数是神事而非人事――推动历史的是神的力量，但事实上其中浸透着犹太人看待文明的一种独特目光，他们把过去(事件)一当前(事件)一未来(事件)整合到了一起，形成一条源源相接纵向发展的链条，并认为它们朝着一种特定的终极目标前进，这深刻地体现了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的认知逻辑，与西方古典世界把历史时间的展开视为一系列的循环往复迥然不同。
罗马帝国末期兴起的基督教传承了犹太人创造的典籍和宏观的世界发展观，并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合自身的需要。例如，圣徒保罗就将历史分为以亚当、摩西和基督3人为代表的3个时期，其终极的发展目标是“上帝使所有人属于同一个种族，居住在整个地球表面上”。基督教的这种改造，“为中世纪的那些世界通史准备好约束它们的框框”。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典型地反映了中世纪教会史学的世界史理论。在该书的后12卷中，奥古斯丁系统地阐述了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起源、发展和最终归宿。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进程就是代表至善和永久和平的上帝之城与代表贪欲和争斗的地上之城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当新天新地来临之时，两城的对立终结，善人就此得永生，而恶人就此得永刑。这样，奥古斯丁对人类历史发展历程给出了一个线性的诠释，当中隐含着人类历史向至善发展的进步主义观念，上帝则是历史发展背后的绝对动力。显然．世界通史在这里成为教会为上帝服务的工具。
与西方世界密不可分的伊斯兰世界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观。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1332-1406年)是14世纪伊斯兰最杰出的学者，“使他出名的是他那部伟大著作《世界史》”。该书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发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接着他分别论述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记述了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从远古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以及柏柏尔诸部落在北非建立的王国的历史。他是“第一位阐明人类生活中一切社会现象都应当是历史写作的对象这个主张的人”，他对阿拉伯人和北非历史的撰述至今仍然是史学家们了解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卡尔顿的史学贡献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史学理论家，直到300多年后维柯出现之前，任何时代或任何国家都没有堪与之比肩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丁都不能与他等量齐观……”。
卡尔顿的史学观导致他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他称之为“文化学”。按照他的定义，“这种科学……有其自己的主题，即人类社会；也有其自己的问题，即在社会类型方面彼此相继的社会转换。”据此，他阐发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兴衰动力的规律。他认为，“社会内聚力”(social cohesion)是将一个落后的民族群体带上权力中心舞台的核心因素，但也将是它衰落的原因所在，王朝或帝国势必会被一个具有更强内聚力的后起民族所征服。他的这种周期循环的文明兴衰理论，一再为后世学人所引用，被赞誉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先声”。
递及近代早期，随着西方对外部世界了解的逐步增多，以及内部人文精神的成长和理性主义的萌发．学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开阔起来。拉・波普利尼埃尔(Henri Lancelot Voisin de la Popeliniere．1541-1608年)是法国首位尝试将超越一国范围的当代史扩展到哲学讨论层面的学者。他所著的法国史，包含了1550-1577年间法国和欧洲邻近地区的历史，并且在该书的前言里表达了求真求实的史学思想。在1599年出版的《史学史》里，他批判了让・博丹等人的史学方法，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史学观念。他认为，研究史学“惟一而纯粹的愿望就是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和情况，直到此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前辈所发现的任何其他目的”。更重要的是，受文艺复兴崇尚古典文化之风影响的波普利尼埃尔，按照文化形式考察世界的变迁。在他看来，自然产生的歌曲、舞蹈和符号是世界历史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然后进入凭激情创造的诗歌阶段；随着人类理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历史进入了散文写作阶段。波普利尼埃尔计划要创造一种“整体的历史”，即世界通史。然而，他既没有付诸努力也没有金钱去完成这个计划，但他做出了写作史学史的第一次尝试，体现了史学家的高度职责意识，并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历史编纂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波普利尼埃尔之前，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就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世界万物的兴衰与变化》一书中，路易・勒鲁瓦(Louis Le Roy，约1510-1577年)论述了世界文化循环兴衰的基本机理。他通过分析他所知道的各个文明内部诸要素的兴衰变化，认为世界历史经历了埃及、亚述、米底、波斯、希腊、罗马到欧洲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扩展到他目所能及的范围，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把它们的历史演变历程皆纳入他所归纳的兴衰变化规律之中。此外，比勒鲁瓦出身稍晚的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试图通过历史弄清世界的普遍法则。在1566年出版的《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中，他通盘考察了人类历史演化的轨迹，认定今天的人类文明社会，是从原始野蛮的状态中一步步地发展而来的。
通过上述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从总体上诠释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或探讨它的兴衰更替之道，在人类的智识创造中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人类对文明演进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文明环境的改变，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在沙漠中苦苦追求生存的犹太人，将人类历史的一切归于上帝，是蒙昧状态下求取心理慰藉和生存希望的手段。中世纪神学将历史的终极目的归于上帝，则是在信仰推动下的有意识的说教，将史学变成普及上帝信仰的工具。到中世纪晚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和西方世俗化进程的缓慢启动，尽管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依然强固，但从16世纪人文主义学者的观察目光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曾经上帝独享的荣耀，正在缓慢地转移向人本身，人类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历史视为主体，并试图透视它、理解它。
二
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眼光并从人类本身观察历史的著述，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大量涌现。究其原因．如吴于廑先生所分析的：“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发展，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著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在笔者看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17世纪左右自然科学的发展，戏剧性地改变了西方人对自然和地球在宇宙中位置的观念，打破了神学宇宙观对人们观念的束缚。科学的发展不仅丰富了西方人精密的思维推理能力，而且加速了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缓慢的思想变革，怀疑精神和理性主义快速成长。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大行其道，汤普森对此有着精道的描述：
科学已经把神学和教条那些狭隘的围墙推倒，而且在人类过去的历史领域开辟了奇异的新天
地。人们的头脑往日从中吸取营养的传统历史已经满足不了哲学家的需要，他们提出一些新问题：
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少年了?人类社会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起来的吗?过去曾否有过一个黄金时代?
原始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人类全部活动的意义、人生在世的目的究竟何在?
意大利学者维柯在1725年出版的《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则》可以说是西方近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兴起的先行者。在这部著作中，维柯意欲将创立一门“新科学”――历史科学。他要撰写一部“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探求“一切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的历史。因为现实世界确实是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应该认识它。在维柯的勾勒中，包括异教徒在内的人类的天性到处都是相同的，所以诸民族都会按照神祗、英雄和人3个首尾相接的时代向前发展，人类社会就是按照这样3个阶段呈周期性的循环运动，每个阶段背后的动力都是“天意”。在这里，维柯不仅创制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共同规律，而且将这种发展过程之根源解释为人的天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维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即集体心理才是不断变动的文明的创造者。从他这样的解释中，我们不仅联想到今天全球史的整体观，还能看到20世纪年鉴学派集体心理史研究的实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维柯依然信仰上帝，把神看作是历史方向的终极动力，弃绝当时流行的笛卡儿理性主义知识论，发展出类似于波普利尼埃尔等人的人类文明各阶段循环论，但他把创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主角都归于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历史(包括对历史的解释)的中心是人本身，而非上帝，中世纪的神性原则悄悄地为近代的人性原则所取代。
维柯历史哲学的继承者是18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学者赫尔德。在他的巨著《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他描述了天文、地理、动植物生活、各人种的具体特征以及环境和气候对历史的影响，赫尔德认为历史就是这些外部力量和内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在我们业已考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规律是什么?按我的看法，这就是，在我们地球的每个地方，能发生之事都该是，部分与具体地方和该地需要相符合，部分是受环境和时机所决定，部分与各民族内在的或正在形成的特性相一致。”在他看来，一旦人类能动的力量在特定的时空里释放出来，人类历史的转变就会发生。他把这个转变的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即诗歌时代、散文时代和哲学时代，每个时代都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并且，赫尔德认为，地球上每种文化都是当地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并无高低之分。他宣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不是精选的民族；欧洲文化是最不可能被当作人类的善良和价值的标准的。”
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今天全球史的主流思路――整体地考察历史和文化平等主义，事实上早已贯穿在维柯和赫尔德对历史的探究里。但他们远非18世纪西方的主流精神，推崇普适性和进步性的理性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概要》是启蒙理性“宏大叙事”的经典表述。这位有着数学天才的思想家，欲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将人类文明进程表达成像数学方程 式那样精确的图式。按照他的解释体系，在方程式的这一端是科学知识和理性精神的累积进步，那一端则是人类拾级而上的10个发展阶段。孔多塞深信，人类从蒙昧的野蛮状态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成为人类精神不断进步的动力之源。整个的人类历史表现为科学与迷信、自由与暴政、启蒙与愚昧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前者不断战胜后者，人类精神因此而呈阶梯性进步。这位启蒙之子在最后对未来的预期中，还乐观地论断说：“人类的可完善性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
从孔多塞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自中世纪晚期西欧开启的世俗化进程，到启蒙时代终于落地，理性上帝彻底取代了神性上帝，对人间天堂的信仰取代了对上帝之城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多塞的世界历史观，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善恶二元永恒斗争的线性史观一个倒转的影像而已。
启蒙哲人康德甚至将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归于理性。他提出，使用理性是人的自然禀赋，而且人使用理性逐步趋于完美，推动了人类社会从粗鄙野蛮走向永久和平，这个过程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因此，有学者指出，“康德实际上引入了‘理性史’的清晰概念”。
自19世纪以降，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历程或动力机制的哲学性分析层出不穷。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表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作为世界历史确定不移地向前演进的动力。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的概念阐释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直到20世纪西方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才开始把目光从历史本身转向了对历史学的关注。
三
除上述这些以人类总体历史为关注对象的著述之外，还有许多纯粹的史学著作，展现了开阔的历史视野，史学撰述者将所知的世界都纳入了其中。
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是以记述希腊和波斯冲突为核心内容的西方第一部史学名著。作者不仅以流畅优雅、充满诗意的行文开创了西方“最早、最古老的‘叙事史’这一类型”，而且展现了古代希腊人对世界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将目光投到他们所知的广阔世界。这部著作，在地理范围上，除希腊本土之外，还广泛地涉猎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西徐亚等异邦人世界；在时间范围上，述及的历史达至各族人民记忆所及的时代；在记述内容上，除记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过程，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还以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希腊、近东和西亚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历史往事、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等内容。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不拘于‘世界史’这个概念的现代涵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历史》)可称得上是一部‘通志’，一部上古世界的‘世界史’”，也就是希腊人所知世界的世界史。在《绪论》里，希罗多德也明确地表达了他为人类立言的抱负：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
来，是为了保存人类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
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
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将东方各族称为异邦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东方各族文化持轻鄙的态度。相反，他记载了东方文明对希腊的种种影响，他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自身习惯的结果，因此应当彼此尊重。
希腊人在史学上的探索精神和开阔视野，在波里比乌斯那里再次得到延续。跟随罗马军队东征西讨的经历，使他对罗马世界所及的广袤地理范围有所了解，并能够观察到随着罗马历次征战的进展．世界已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可以这么说，以前，世界事务曾经是分散的，它们被(史学家)笼在一起，没有丝毫的动力、
结果或区域的统一性；但自这个时代开始，历史已经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
与希腊和亚洲的事件相互联系在一起，一切都导向一个目的。
因此，他要为人们写一部“系统的历史”(systematic history)。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世界史，才能对罗马崛起为世界强权做出充分的研究。他自诩道：“使我的著作具有特殊的品质的原因，并成为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的原因，正在于此。”波里比乌斯指责那些仅通过历史教育和坐在图书馆里撰写历史的学者缺乏对世界整体的了解和认识，“我的同时代人中没有哪一个业已动手写一部通史”虽然波利比乌斯以追述罗马统一为首要目的，他的目光主要是罗马世界所波及的地理范围，但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眼中的世界。而且，他内心的动机非常明确，即撰写一部世界史，透视一个彼此相互关联的世界，“因而他被学界视为撰述世界性历史的创始者”。“此后，在西方古典史家中，继续尝试写世界史的还有波息多尼阿、狄奥多洛斯等人。”
递及近代，人类知识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增长让世界史的撰述进入新的阶段。启蒙哲人伏尔泰的《风俗论》是一部纵贯古今、瞩目世界的巨著。该书简短的序言里已经透露出伏尔泰的写作意图和雄心。首先，“艺术和科学”构成了他“主要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不是写一部编年史和世系录，“而是对各个时代的描述”。至于其背后的主要目的，则是“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因此，伏尔泰对包括欧洲在内的东亚、非洲、美洲等地区各个民族的历史、地理、科学、艺术、工艺、宗教、习俗等都做了尽可能详尽的介绍，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各重要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以及人类从愚昧迷信走向开明理性的文明历程。在书中，伏尔泰将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置于了优先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他尤其将中国文明放在了开篇的位置，对中国文明赞赏不已：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当我们还是一小群人在阿登森林踟躇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中国的历史，是唯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城市很大；中国的报纸是世界上最可靠、最有用的报纸；中国人很早就铸造了金币和银币：中国有着几乎所有已经移植于我们欧洲的以及许多我们还没有的果木；中国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制造了精美的丝绸和宏伟的长城，等等。我们可以说，从伏尔泰所关注的历史广度和深度来看，他不仅是近代整体世界史的奠基者，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开创者。20世纪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诸多发展，都可以从这本著作里找到可资印证的踪迹。他对异域文明的这种强烈的兴趣和关注，也体现了他历史观深处的文明等值思想。
18世纪撰写了世界史的还有德国人冯・施罗泽(August Ludwig yon Schltizer，1735-1809年)，他把世界史看作是“一切已知的时期、国家和重要事件”的集合，因此欲“从地球和人类最重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进行思维，其目的在于对二者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到19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利奥波德・冯・兰克，虽然接受了浪漫主义历史思想的影响．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者强调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普遍一致性”的观点，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特点以及自身的特定价值，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研究和撰写个别民族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但他在晚年仍然口 授了7卷本的《世界通史》，从略述埃及和西亚的历史开篇，一直叙述到1453年。尽管他的世界通史内核并未脱离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但他将他心目中的“世界”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撰述历史，对于后世的史学家不乏启示意义。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可以说，“世界历史”在久远的过去已经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类智识的不断积累，这个世界在不断地扩大，终至全球连结为一个整体。但这在兰克之后还需等待近百年。
四
20世纪30年代，荷兰文化史家赫伊津哈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技术的突破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一个“地球村”，人们看待世界的目光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国内学者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史观”这才应时而出。这种新兴的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述为：首先，关注全球性的联系互动。那些关系全球各个文明发展和彼此间交流连接的共性因素受到重视，如生态环境、文明交往、和平、安全、人口、疾病、食品、能源、犯罪等问题。这些因素，既是不同信仰、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文明发展需要直面的，又是它们之间彼此交流、进行合作乃至相互促进的基础。因此，政治性内容在这种史学中相对淡化了，而那些在长时段里真正决定文明形态发展的基础性因素――文化和社会生活得到了凸显。其次，以平等的价值观审视和重构历史。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非西方民族以独立的主体出现在世界舞台，世界共同体范畴里的平等主义思潮也随之滋生。在此情况下，欲审视这个共同体，必须改变此前的观念，探索新的路向。譬如，巴勒克拉夫在他的著作里就自问道：“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我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在讲授十分之九的篇幅中只介绍世界上四分之一居民的那种历史呢?”既然不能，那么必须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或任何文明的经历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除战后全球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这个直接的现实因素外，本文所关注的智识因素，在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一，知识材料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家寻找审视世界的新视野、新方法提供了必要的智识支持。19世纪初期，当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和语言学家在急剧地扩大学者有关古代世界视野的时候，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则在急切地整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各种令人兴奋的资料目录。到20世纪中晚期，尽管这些整理工作并不十全十美。但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和材料已非常巨大并十分可靠，足以让学者从事全球历史研究。譬如．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获得了大量在16世纪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的材料，以及白银在十六七世纪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历史学家可以据此探索诸如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印度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或研究来自秘鲁、墨西哥和日本银矿中的白银流通到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的情况。在这些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通过全球联系而不只是局部个案研究可以找到更好的历史模式。这种解释模式的扩大有助于确定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确定解释模式。这种路径被称为解释世界史的“内在路径”(Internal Route)。
此外，还有另一种被称为“外在路径”(Extemal Route)的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这个研究路径则利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之外经久积累下来的大量新材料，如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有关环境变化、疾病史以及人类进化各个阶段的材料。
第二，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痛苦记忆、核毁灭的危机、去殖民化的来临、全球范围对种族歧视的批评、石油危机、国际组织的兴起、移民浪潮、多元文化的扩展等，刺激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或这个时期不断推陈出新的理论思潮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哲学家的世界史，如索罗金(Pitirim A．Sorokin，1889-1968年)、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年)、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年)等人的著作；社会学家的世界史，如现代化分析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文学家的世界史，如布尔斯廷(Daniel J．Boorstin，1914-2004年)的《发现者》、《创造者》、《探索者》等；艺术史家的世界史，如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1909-2001年)的《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宗教史家的世界史，如道森(Christopher Dawson，1889-1970年)的《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环境与生态学家的世界史、女性主义的世界史，等等。历史学之外的这些学科的关注，大大地拓展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域范围，使世界史的图景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历史学家自然可以从这些学科所关注的本体对象中得到启示，将它们纳入到史学研究当中。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全球化；历史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形成现实性基础
对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形成的现实性条件，目前学界主要的看法是基于生产力、分工和普遍交往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人们进行远洋航行和陆地探索有了可能，这些都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扩张提供了可能。分工的不断细化使得工人对于资本家的依附程度加强，并且分工也使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更分散，而不是集中在某一地方，进而全球各地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得生产力的推广和继承成为了可能，各民族地区的物质联系、精神联系以及其他方面的联系逐渐加强，全球不同民族之间的各种冲突和对抗也不断增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世界往发展结果的表现之一。总而言之，分工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世界性普遍交往的形成等因素加速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笔者认为分工基础上劳动的异化也是世界历史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进行分工之后，使得生产更专业化，工人的劳动产品本应是工人所得，但是劳动产品却反过来压制和控制着工人，工人想要生存就必须依附于资本家。资本家为了更大程度、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劳动力作为商品，只是仅仅服务于资本家剩余价值的获得。原本劳动是工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自由发挥，但是在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本那种自由自觉的劳动已经被异化。劳动的异化导致资本家只要觉得有利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就不断地在全世界进行开发，从而使得资本家对大自然的改造的范围不断扩大，改造的强度也不断增强，工人的创造水平以及创造量不断膨胀，资本家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没有了界限的限制。这种异化了的劳动，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否有人消费，是否对自然资源有所浪费，是否违背了大自然的规律，一切的初衷都是基于利润的多与少。正是在这种逻辑思维之下，资本家不择手段地在全球各地进行盲目生产。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若干范畴的理解与辨析
（一）世界历史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思想前提，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经典文章中，马克思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我们可以用一句概括，就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决定现实社会生活。所以很多人比较认同在谈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时候，必须有其逻辑的前提，那就是立足于现实的社会生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社会状况出发的，离开了这个前提，就不能和其他哲学家所讲到的世界历史理论有所区别。其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世界历史是互为前提的。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众所周知，世界历史理论并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看待世界历史理论的角度是继承黑格尔的基础之上的。黑格尔看待世界历史更多的是从绝对精神的层面，是在纯粹的精神层面兜圈子，马克思不光看到黑格尔所提出的这些，与此同时也看到了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生产，所以从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与此同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由于资本逻辑的推动，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在全世界各地游走，处于边缘的地区逐渐被卷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马克思本人不仅看到了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事实，他更从本质上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奴役和压迫的这个现实。
（二）马克思语境中的世界历史和历史学中的世界历史的区别
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主要是指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历史，它是人们对历史研究的一种学科门类，笔者认为这是对人类社会诞生以来所有实践活动事实的一种描述，缺少辩证法的眼光，就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所说：“如果摒弃或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1]目前我国学者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由于生产力、分工、交往以及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结果；其二，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专指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其三，世界历史更多蕴含的是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四，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结果。这些研究结果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理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不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大发展大繁荣的这一经验事实的描述，他更多的看到的是蕴藏在这些经验事实之中的社会关系，看到的是生产力大发展基础上社会生产关系的考察。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及工人阶级为何贫困的实质，正是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从而寻找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以及廉价劳动力，并且运用资本的魔力为其在全世界进行疯狂的掠夺。落后民族、国家和地区被卷入到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当中，同时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被压榨、剥削、毒害和欺压，这些都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意义当中最深层次所洞察到的。其次，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是马克思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他强调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个体的境况。马克思所讲的个体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个人的生存状况以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发展的最终旨归，这是他考虑比较多的地方。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使得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当中，个人受到不可想象的非人的对待，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之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了动物的东西。”[2]所以，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当中认为世界历史最终的发展是朝着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在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里的人其实就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最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历史编纂学的味道，尤其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问题研究，可以说是哲学和史学意义上的结合。马克思晚年的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更是深化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的内涵。可以这么说，世界历史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空间的狭隘格局被打破，其实这些都有史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一种结合，二者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三）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