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1 15:50:21
关键词：建筑史；反建筑史；矶崎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building, whether Chinese or western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s a history of human inheritance and creation. In modern architecture is very valuable for reference. Building general history compilation are general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 development process has been completed on the substantive building types of classifying way, and for those who only exist in medium without physical entities of the building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which few refer to Japanese architect rocky battery new proposed "reverse architecture is the real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is article does not comment on what kind of view is right or wrong, only discuss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respectively the impact, in this sense, whether or not completed building built buildings, is the whole macro big part of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a tremendous impact, it is useful to humans, and treated equally.
Keywords: architectural history; Rever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Rocky battery new;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中图分类号：TU-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以中国古代建筑史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为例探讨已建成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建筑史
1、中国古代建筑发展史简述
我国古代建筑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封建社会是形成我国古典建筑的主要阶段。
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从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逐步创造 了原始的木架建筑，满足最基本的生活活动要求。在奴隶社会里，大量奴隶劳动和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建筑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陵墓等建筑。这时，以夯土墙和木构架为主体的建筑已初步形成，但前期在技术和艺术上仍未脱离原始状态，后期出现了瓦屋彩绘的豪华宫殿。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独特的体系，不论在城市规划、建筑群、园林、民居等方面，都有卓越的创造与贡献。
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风格的影响
（1）陕西博物馆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是对古代皇宫建筑的继承和发展。用水泥取代了传统古代的木质结构；处处体现现代与传统相互结合，整个博物馆既具备了传统元素又具时代气息。它的色彩构思更加突破了以往的红墙黄瓦的沉闷格局，反而以白、灰、茶三色为主调，使整个建筑庄严、典雅、宁静，具有雕塑感。
（2）传统符号应用于现代建筑――上海金茂大厦
所谓符号即是用一种明确的信息单元来表达一些概念和具体事物内涵。建筑中的传统符号则是通过一种高度概括和提炼的方法，以某一公认的具有代表性的图案或造型来强调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真正尊重传统的建筑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传统符号的简单叠加和堆砌，而是恰当地把握传统的神和意，抓住其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如上海金贸大厦。上海金贸大厦运用了中国古代密檐塔的传统符号。从第一节的16层开始，每节减少两层，逐步收进到第五节的8层，此后每节减去一层，如春笋般节节收分，最终形成了与中国传统密檐塔相近的外观造型。对照一下传统密檐塔西安小雁塔的外观造型不难看出其檐部向上层层收分的相似之处。
3、中国古代建筑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设计理念。无论是北方的传统建筑还是江南的自然林园，都有许多能体现出古人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设计理念。古代如此，现在也更是如此。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保护环境等等，这充分展现了我们的现代社会开始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的价值。现代建筑更注重对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充分利用。
（二）西方近现代建筑史
1、西方近现代建筑史主要建筑思潮简述
（1）19世纪的复古运动
19世纪在欧美出现的建筑上的复古运动是19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事实上，这场运动在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了。
这场复古运动是有着巨大进步意义的，而且在建筑形制上有所创新。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兴起，一直绵延不断的复古建筑才成为现代建筑形成和发展的障碍。
（2）工艺美术运动与新艺术运动
工艺美术运动,敌视工业文明，认为机器生产时文化的敌人，热衷于手工艺的效果与自然材料的美。莫里斯的“红屋”是工艺美术运动的代表性建筑。新艺术运动主张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能适应工业时代精神的简化装饰，反对历史式样，目的是想解决建筑和工艺品的艺术风格问题。其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室内，外形一般简洁。这种改革只局限于艺术形式与装饰手法，没能解决建筑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新技术的结合问题，是在形式上反对传统形式。这两场运动又被称为“新建筑运动”，为现代建筑奠定了形式基础。
（3）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是指20世纪中叶在西方建筑界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建筑思想。主张建筑师要摆脱传统建筑形式的束缚，大胆创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条件和要求的崭新建筑；强调功能主义，用科学的、客观的、理性的精神进行设计。这些理论用勒・柯布西埃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在实践中，也这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建筑形式的出现:金属、漆成自色的混凝土和大面积玻璃窗的使用，非对称的、非装饰的立方体形式的采用等。
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学说或学派，对其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也无一致的理解。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即采用非传统的混合、叠加、错位、裂变及象征、隐喻等手段，以期创造一种融感性与理性，集传统与现代，揉大众与行家于一体的即“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双重译码的设计风格，重现历史文脉，文化内涵及对生活的隐喻。
2、西方近现代建筑思潮对当代建筑的影响
现代主义建筑将继续发展、变化和充实。20世纪最后20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建筑思潮有的已销声匿迹(如粗野主义)，有的虽不成气候但仍有出现(典雅主义)，甚至后现代也成了强弩之末。但是相反，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卓越作品仍然不断出现，例如“纽约五人组”的“白色派”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迈耶的作品就是突出代表。
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未建成建筑的定义
1930年以前，建筑通史是忽略未建成的建筑的，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如果抛开未建成，建筑史就难以继续了。
在漫长的建筑史中，20世纪是杂志、展览、照片及影像等媒体具有最强大影响的时代。媒体的作用可以使得未建成的建筑具有物理性实体建筑相同的历史作用。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因此宣称未建成是20世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并撼动着现实的建筑界，如果没有未建成，就谈不了20世纪的建筑史。
（一）矶崎新的“反建筑史”
矶崎新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他超前的设计观念对日本、亚洲乃至现代世界建筑潮流都影响重大。矶崎新宣称“反建筑”正视建筑本身，认为唯有“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矶崎新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40多年的建筑事业中，每10年里有代表性的未建成作品即构成了矶崎新的反建筑，他对这些反建筑的述说也组成了其宣称的反建筑史。
1、20世纪60年代――空中城市
矶崎新20世纪60年代的未建成作品是多个空中城市方案和“孵化过程”，它们具有自由连接核心筒的自生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的功能和密度，同时过去和未来的废墟景象也同时被重合出来。
2、20世纪70年代――电脑城市
在70年代矶崎新最重要的未建成项目“电脑城市”规划中，计算机辅助设施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城市的范围，设计了一个蕴含着既存的各种机构的解体和再整合过程的城市模型。在这里，计算机网络被全面渗透到城市的各种活动中，这个城市被可以调节气候的穹顶所覆盖，被包容在其中的各种设施都具有可变的内部结构。
矶崎新的这个“电脑城市”是以先进的信息系统对现有的建筑形式进行了在编和分解，预见未来城市即是分散型的如便利店般包罗万象，又共存着中央集权式计算机的表象。
3、20世纪80年代――虚体城市
80年代矶崎新的代表作是“东京都新都厅舍”。矶崎新的这个设计方案充斥着柏拉图式立方体或可以解释成“风水”的几何体，并“明知故犯”地拒绝采用超高层，提出一个错综体结构的办公楼和一个体现民主的内庭广场。在此，矶崎新所关心的不是建造什么或今后的城市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而是关心在建造建筑物的时候如何去更改限制建筑设计的任务书，认为不修改任务书就无法建造建筑。
4、20世纪90年代―蜃楼城市。
矶崎新在这个10年的重要未建成作品是在中国的“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深圳证券交易广场”和“海市”以被压缩了的亚洲时空为舞台，前者是反映当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异想；后者探索者信息资本时代网络型都市模式的多种可能性。
（二）媒体时代的反建筑史
媒体时代使得空间和时间概念近乎消逝，而仅存“间”，如在网络中，因网络具有同时性，所以时间为零，而空间则是根本不存在的。矶崎新的未建成是对20实际媒体世界的这种现象的回应，这种回应过程超前而注定成为未建成。矶崎新的未建成建筑编织了一幅20世纪由非时间的事物构成的反建筑史。这种汲取了未建成的建筑史与以往的建筑通史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三）矶崎新的反建筑史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现存建筑将不复存在。那时，建筑史学家将怎样回顾现在？除少数的实物史料得以传世外，媒体储存的信息将成为依据，当作为原型的实体消失时，建成与未建成之间的差距亦随之缩小。将来的人们，有可能在矶崎新的未建成作品中，发现未来建筑的前兆。
结论
现代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恶化,非常有必要学习和传承古代建筑文化，把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的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纵观整个建筑发展史，不论流派，不论国别，不论古今，均可对现代建筑发展从思想到风格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未建成建筑则是对传统建筑通史的有益补充和修正，两者共同构成了一部人类建筑发展的宏观历史，对现代建筑具有重要的建筑意义。在今后的研究中，建筑史和反建筑史应该被放在同等的地位上。
参考文献
[1]梁思成.中国建筑艺术图集[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1.
[2]矶崎新 著，胡倩译.未建成/反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3]牟晓梅，李冬梅，牟卫东.西方当代建筑的发展状态与趋势[J].煤炭技术，2004.11.
论文摘要：分析了传统的建筑文化具有的意义以及加强建筑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从规划性保护、点线面结合的保护、新建筑高度控制三方面介绍了保护城市建筑文化应采取的措施，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建筑文化，规划性保护，城市建设
任何城市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建筑历史文化的问题。为了当前经济的发展，将建筑历史文化拆除，还是谨慎对待予以保护，这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严峻课题。
1传统的建筑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有着许多著名的建筑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历史文化名城除了城市规划的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之中和城市附近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有宫殿、坛庙、陵墓、寺、观、衙署、府第、园林、石窟、民居、桥梁、关塞等等。这些古建筑和文物史迹，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形象化标志，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实物例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除此之外，它也是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都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彼此都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和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其建筑历史文化，自然也就是世界历史文化的财富。建筑历史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建筑文化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许多著名的建筑在世界建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所以，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为自己的建筑历史文化而自豪，并且要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建筑历史文化。我国的建筑历史文化是建筑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不反对向国外学习，但学习和借鉴应建立在尊重自己文化的基础上。
2在城市建设中应加强对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
建筑文化是历史文化的第一根支柱，因为它们是历史文化具体的形象标志。有了建筑才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才能体现出这座城市的本质形象来。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正为世界提供着巨大的建筑商机，现在洋建筑师纷纷抢滩中国，中国建筑师们反而成了打下手的配角。虽然我国有着灿烂辉煌的建筑历史文化和丰富的建筑遗产，但在近半个世纪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却出现了不少令人遗憾甚至是痛心的问题：一座座花费了大量金钱却毫无个性的建筑拔地而起，一个个面目雷同的新兴城市遍布全国，原有的古建筑群落受到破坏及新建筑的污染，更有以西化建筑风格为“卖点”。据报载，现在很多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的名称取的大都是洋名。
在当代人类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危机和机遇并存。积极投身于世界文化的洪流，本无可厚非，但是，很多城市在追逐世界洪流的同时，使当代中国的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光彩，让前来观赏中国独有的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自然风光和城市风貌的外国友人，所到之处感到和自己国家差不多，这就使人感到痛心。尽可以批评中国建筑师集体失误、崇洋、抄袭模仿造成了城市建设中的“文化流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只是看暂时的短浅的利益。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是区域文化向区域经济延伸的有力推进器。以山西平遥古城为例，自从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的旅游业、博物馆业餐饮业、服务业、特种工艺为数特色的文化产业圈很快形成。2002年游客接待人数就已经达到145万人次，门票收入达到2146万元；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的影响，门票收入还达到2289万元，旅游综合收入2．24亿元。试想，如果平遥古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经济的发展决不会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更不会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聚焦点。
诚然，目前有些城市的管理者似乎意识到了古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就投巨资修建虚假的过去，如“仿古建筑群”“文化城”等等(这些建筑无论如何也读不出厚重的历史、看不到鲜活的文化)。但是，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旦面对暂时短浅的利益，往往就见钱眼开，进而古建筑就面临被拆除的悲惨命运。
现在，很多地方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一方面复古，一方面毁古，最终使得整座城市无物可看，无史可讲，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城市建设和开发中一定要懂得保护城市的“文脉”，不能随意拆除，更不应盲目追求洋建筑，要明白建筑是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
3保护城市建筑文化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要保护城市建筑历史文化，就必须加大宣传，使领导者特别是城市管理的领导者对城市建筑历史文化有足够的认识，明白建筑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不能为了暂时的短浅的利益而破坏长远的利益，更不要错误地把保护建筑历史文化与新的城市建设对立起来。除此，在保护建筑历史文化方面还应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规划性保护
由于建筑历史文化名城既是历史的遗存又是在发展中的城市，它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在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建筑文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改变了，就不能说明当时的历史，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因此，对建筑历史文化应采取规划性保护，包括城市的古城格局、街坊、古建筑群、单体古建筑和各种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分布、保护范围、古城风貌等等，都纳入其中，使建筑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新的发展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如平遥县政府为了保护古城，聘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出谋划策，精心编制了《平遥县县城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着手制订与之相配套的专业详规，使其成为古城保护、城市建设、历史文化传承的法规依据，从而避免因领导的变更和局部利益的冲突而随意变更或调整平遥古城的布局规划。
3．2点、线、面相结合的保护
现在，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完整面貌虽然早已改观，但是古城的古街道、古居住区、古建筑、文物古迹等等仍然保存很多，要想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可采取点、线、面的保护措施。点，指的是单独存在的古建筑或文物史迹。如一座寺庙、一个古塔、一座古桥、一所老住宅以及一个石狮、一根石柱、一口古井等等。线指的是相联成线古建筑或文物史迹。如一条古街、古巷、古道等等。面，指的是成片的街坊、街巷、寺庙群、民居群等组成的大型古建筑群。这种措施可使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古建筑、文物史迹得到更多的保护。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城市并不鲜见。
关键词：建筑中国六十年； 建筑遗产保护； 标志性； 新建筑评选
Abstract: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60 years history of new China accompanied with the city evolution. Starting from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iss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ersonnel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dia.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three appraisals in history for "ten prominent buildings" in Beijing and the third relics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now in China，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city symbolic buildings on the city cul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editing the Directory of Excellent Architectural Relics of New China in Modern and Recent Time and the relative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
刚刚谢幕的第29届奥运会，在实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庄严承诺的同时，为北京、为中国创作出一大批新标志性建筑。建筑承载理念、建筑塑造城市，建筑使奥运创意成为可能。以至于当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有不少媒体要求我不仅应撰文写写北京奥运建筑，还希望一并呼吁要开展21世纪初的北京“新十大建筑”评选活动。无论是评点伟大城市及国家“赛事”背景下的北京奥运建筑，还是无数引人注目的奥运配套设施，也不论是我们该怎样思考北京新建筑将带给这座正步入国际化行列的都市影响力，中国改革三十年对设计的鲜明性的开发作用等都需要建筑界人士要从战略上去思索，因为面对即将到来的共和国六十周年的庆典，建筑界实在应有些举措，而这些举措应是展示给世界的，应成为对世界建筑界的中国贡献。
1盘点建筑中国六十年是历史与全社会的使命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建筑创作》杂志社均尚未接到“盘点”中国建筑设计六十年的任务，但为什么我自身有某种负重感呢？恐怕是责任，恐怕是由于这些年从事前瞻性传媒工作所具有的自觉意识。事实上，在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国工程勘察设计五十年”丛书第四卷《建筑工程设计发展卷》中笔者应邀完成了“综述”第一章，其中概述了中国建筑设计50年，特别从七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建筑设计50年的基本经验。它们主要是建筑设计理论、建筑设计的创新、中国建筑和建筑师在世界上的地位、工业建筑的发展、建筑艺术水准、中外合作设计、特大型建筑工程项目等。我以为对中国建筑设计六十年而言，不是只在过去“编年史”上增加21世纪以来的一大批新建筑，而是要从整个国家及城市文化的视角再去品评其新概念，并从中发现一批新建筑背后所反映的城市化进程及其新“风景”。
建筑中国60年的建筑分析不是独立的问题，它极有赖于业内系统化的城市化演变评析，这种评析会使新建筑的出现变得有所依据。从大的视角看新中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经历了两大历程，其一是1949年～1979年间的曲折历程，其中有平稳上升期（1949～1959年）、剧烈波动期（1958～1965年）、徘徊停滞期（1966～1978年）；其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我国城市人口从1980年的19.39％，提高到2000年的36.22％，超过了印度和一批低收入国家水平。但必须承认，在20世纪90年代迄今的时段中，虽然城市化率不断上升，但出现了不少没有特色的城市，因为大江南北，一眼望去，无论是办公建筑，还是大学校园类的作品太雷同，缺少个性设计的项目钻了城市化建设要快的“空子”，社会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的浮躁心态，使建筑丧失了传承文化的功能，变成了不能表达语义的“同一词”的堆砌，到处是“欧陆风格”的媚俗建筑越来越无法掩饰住建筑文化本身内涵的贫乏。也有国内评论家在总结五十年前的大城市建筑时说，面对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喜之者欢呼其为“日新月异”，而厌其者称之为“面目全非”，而在国外基本上截止20世纪始对新中国建筑的高度评价也一直停留在少数北京五十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等项目上。必须承认是新北京、新奥运的追求，给北京城市面貌以几个点上的新奇变化，在奥林匹克公园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国家体育馆”三大特色项目；在北京CBD出现了华贸中心建筑群及其在颇受争议中胜出的CCTV大厦；而长安街上的国家大剧院“巨蛋”因其建筑与艺术、建筑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也说明并启示了一大批传统观念作祟下的不拥护者。如今它们已成为用建筑塑造并反映北京城市精神的项目，它们的品质及其影响力越来越为世界所承认，当之无愧不仅是中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也令世界建筑界所仰慕。在用建筑项目去“盘点”历史的过程中，尤其发现之所以我们找准了建筑创作的方向，其功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国家精神，得益于我们广博地吸引并发展自身的建筑文化，得益于理性对待国外合作设计背景下的原创设计能力的再挖掘，这些都是有待于总结的建筑设计的发展史料。
2三次“北京十大建筑”评选与新北京“建筑地图”
纵观北京历史上三次不同的“北京十大建筑”（详见附录）会发现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力：
2.1五十年代北京国庆“十大建筑”
20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可以说完全是以政治为背景的产物。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师张镈先生（1914～1999年）曾回忆道：当时中国的“大跃进”之风已鼓动起来，而中苏关系趋于恶化，赫鲁晓夫在大肆攻击中国，所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时强调要搞几项经典工程，向世界证实中国的新面貌及实力。1958年9月5日确定国庆工程任务，10月25日陆续放线开工，仅用了一年时间，到1959年9月全部完成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迎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959年10月完工，现已炸毁后新建）共10座，总建筑面积67.3万m2，为此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盛赞这些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尽管五十年代十大建筑不一定代表建筑师创作的意志，但其意义至少表现在：⑴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⑵建筑中的集体创作，注定了建筑作品的折衷性而不具先锋性；⑶在当时即出现了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是极其可贵的，在新技术上暗含国际潮流，做了诸多以新结构为切入点的中国建筑的新探索。
2.2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项目产生于1980年1月1日～1987年12月31日期间竣工的作品，它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这时的作品强调“适用、经济、美观”的建筑方针，其入选的作品涉及文化、交通、旅游、园林、艺术、历史等功能建筑，既有现代的，也有民族的；既有中国人设计的，也有外国建筑师的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评选是首次通过专家评议，最终由广大市民直接投票选举，它较五十年代国庆“十大工程”的政府性进了一大步。这里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有些在建筑师心目中艺术价值很高的建筑榜上无名？为什么有些建筑师感到平淡无味的建筑却受到市民的推崇？是公众的建筑欣赏力不高，还是建筑师太脱离现实。我以为，一个真正的优秀建筑作品，不但能获得专家们的赞赏，也会换来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所以，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留给建筑师的思考是：建筑创作如何保持多元化的格局；建筑创作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运用好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对与城市形象和公众关系密切相关的建筑项目应更多听取公众的意见，避免形式成永久性遗憾；
2.3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于2001年5月15日正式揭晓，它是又一次对北京城市建设发展成就的大检阅。人们在祝贺“十大建筑”诞生的同时，也该思考一下已经成为城市建筑品牌记录的“十大建筑”丰碑般的含义及影响力。在本人主编的《北京十大建筑设计》一书（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中，原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在接受《建筑创作》杂志社专访时所言“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与过去不同，它充分反映了专家和公众的心声，这次共有60多万封来信投票，体现了公众关心建筑及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纵观“北京十大建筑”评选不仅要继续北京新十大建筑创作思想的研究，更要思考并营造一种氛围让建筑文化走进公众。
2.4北京有了新“建筑地图”
如果说北京历史上的十大建筑评选树立的建筑“丰碑”已令世人瞩目，那么21世纪迄今的八年，伴随着“新北京，新奥运”建筑的迭起，北京的建筑新地标，更牢牢地吸引着世界的目光。2008年元月我主编出版了《北京新建筑指南》一书，它全面记录了自2000年至2008年北京新建成的主要建筑项目，在中国建筑师分会的支持下确定了近80个代表性项目（其中2008年奥运工程12项），我之所以编撰该书缘于两件事的启发：其一，由“新七十奇迹基金会”发起，全球超过9000万人投票参加的“世界新七大奇迹”评选结果2007年7月7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晓，它们依次是：中国万里长城、约旦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秘鲁马丘比丘印加遗址、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城邦遗址、印度泰姬陵。尽管对此有人说其评比商业色彩过于浓厚、有人怀疑其评比的权威性等，并对长城当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的事实也呈现多元化的争论。我则认为，如当长城选票落后时，许多人已焦虑万分，当长城胜出时，又有人质疑指责，对此不难设想，如果长城真未中选，恐怕招来另样的疾呼吧！因此，我以为，不论评选还是编书选项，贵在要有明确的取向，难求永远的平均和平衡，如果持此心态，我并不认为评选世界“新七大奇迹”会混淆历史视听，会传递消极信息；其二，2007年7月10日英国《泰晤士报》说，该报已评出全球正在建设中的十大“建筑奇迹”，它们依次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埃及吉萨大埃及博物馆、阿联酋迪拜布吉大楼、耶路撒冷的“宽容博物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扩建工程、罗马国立当代艺术博物馆“maxxi”、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伦敦主教门大厦、纽约世贸中心重建工程。《泰晤士报》在评论中说，它们属正在建设中的十项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这些建筑都让人过目不忘，也有少数颇有争议，但多数可称得上是建筑的奇迹。在谈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事务所的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的建筑与价值时，设计师正通过这座体育馆测试大量最新技术，一切努力均是为了实现将“表皮”和“建构”融为一体的新建筑梦想。无独有偶，拥有130年发行历史的著名建筑专业杂志《建筑新闻》也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评选出“令人惊异的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其中中国2008年奥运的国家体育场和央视新址同样赫然在列。
对于21世纪初叶的北京新建筑我们可以有充分信心地说北京建筑不仅令世界瞩目，或许正在变成一种自豪的令世界建筑界检阅的项目，因为它们是可以写入北京城市发展史的精品建筑：
钢骨“鸟巢”耀眼世界。当你看到这貌似“鸟巢”的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时，相信你一定会惊骇于自然界的巧夺天工竟然能被人类给无限次地放大。规模最大、用钢量最多、技术含量最高、结构最复杂，这些“世界之最”均由国家体育场独揽。如今它不仅是北京的新地标，也是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典范。以至于2008年元月英国首相布朗在参观“鸟巢”后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场，它将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伟大贡献”；
安德鲁和中国国家大剧院。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对他的“愿望蛋”——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成有一个愿望，希望所有人，无论贫穷或富有，都能有机会亲自走进他的建筑里，接受艺术的感染和熏陶。现在不少人说，喜欢夜晚的国家大剧院，因为夜幕中剧院外墙上会亮起点点“星光”，仿佛不知不觉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步入了另一个艺术的殿堂，对此安德鲁说“我希望人们走进国家大剧院时，是一个把心沉淀下来，远离尘嚣，预备接受艺术洗礼的过程”；
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首都机场T3航站楼。为适应首都航空业迅速发展及2008年北京奥运需求，T3航站楼被定位为一个国际、国内综合型枢纽机场，其目标是争取达到2020年旅客吞吐7200万人次的服务能力。每一位置身于此的中外朋友，都会为它集观赏性与功能性于一身的现代设计手法所感染，有专家将这些归纳为T3航站楼建筑的众多“看点”，即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巨龙昂首卧于北京的东北方向；它不仅建筑外形在时尚元素中融入中国古典意象，景观设计凸显深厚文化底蕴；国内机场首次运用大规模自然采光设计，人文关怀融入细节；方向清晰、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国际最先进的自动分拣和传输系统；高度信息化的系统使T3成为数字化机场；拥有世界领先的助航灯光系统等。
虽然上述仅仅是北京新建筑中的代表性作品，但它们同数以百计的北京新建筑一道正成为影响城市布局的“风景”，愿我们伴随奥运会关注北京的城市阅读，相信你必将从中发现并感受到这座城市建筑越来越多的新气象。
3建筑中国六十年不可缺少建筑遗产保护策略
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行列中，欧洲一直走在前列，但其中的许多变化也难以为世人所察觉。许多有识之士在不断审视过去保护经验之余，更着眼于现实的困境，如该怎样对待数量日增的保护建筑和保护区域；为了当代和未来城市建筑的需求，要保护多少建筑物及历史城镇与街区呢？事实上，我们不仅要预测未来的艺术品位及价值，也要论断未来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实上，不少为世人喜爱的建筑、景观正从人们的视线与旅迹中淡出，却有越来越多的以前不被注意的“建筑风景”正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欧洲古堡及乡村游不仅成为“时尚”，而且还极其频繁地登上了各类城市与建筑的明信片。建筑遗产保护尤其是新中国以来建筑遗产保护凸显的问题不仅多且越来越尖锐。
转贴于 如上所述，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十大工程”的经典建筑华侨大厦因诸多难以说明的原因被强行拆除了；令世界建筑界尤其是医院建筑设计师学习的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儿童医院附属建筑，曾被定为20世纪中国建筑经典（中国只选出20年项目），后又在2007年被市政府定为北京188个保留建筑，奇怪的是竟在报刊上公布这则保护名单的前夜又被拆掉了；于1908年建成的济南老火车站，曾经是济南市的骄傲，也是建筑学教科书中的范例，其坚固的构造设计会让它再支撑100年，然而为了建新火车站，它却在1992年被拆除了；上海音乐厅建于1930年，原名南京大剧院，是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范文照、赵琛先生设计的，也属上海现存的最老的华人建筑师设计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音乐建筑，是上海文保二类单位，按法规“建筑的立面、结构体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内部装饰不得改变，其它部分允许改变”。2003年由于上海城市建设的需求，上海音乐厅被整体平移，同时按保护要求进行了修缮。由于整体平移，原与民房紧贴的两面墙变成了外墙，必须重新设计。为了做出“整新如旧”的效果，设计者还特请宜兴某仿古砖陶厂，研制了质地色彩与音乐厅墙砖非常相似的“旧砖”。在这里尽管“新与旧”做到浑然一体，但却违反了保护的可识别性原则，从而使上海音乐厅的历史沧桑感大打折扣，是否真正的历史原迹变得无法求证；2008年2月23日，设计百年寿命只用了11年的上海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开始拆除，它不仅说明城市规划设计未着眼于整个系统，更质疑城市建筑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始建于1932年的广州白云机场是“八一通航”、“中巴通航”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见证及发生地。该航站楼大厦于1948年动工，1949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该建筑由于受到当时美国机构航站楼设计风格的影响，其建筑形式及风格无不体现现代航空建筑的特点。可如今广州旧白云机场航站楼被改造他用，已面目全非，有历史学家及建筑人士十分痛心该建筑的处境，认为它是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建筑，现在的作法无疑在促使它“非典型性死亡”。
我这里举例说明多座城市无视传统历史建筑，其后果令人痛惜，因为他们几乎不懂何为城市文化，何为倍受尊重的城市文化。我以为，没有载体的历史文化等同于死亡，我更以为没有历史年轮的城市难以成为令世界认同的国际化大都市。面对正开展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动，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多次明确要求我们能以规划设计界的敏感去把握1949年以来新中国优秀建筑的总体状况，应该说由于国家缺少对这批现代建筑的保护法规，使相当多的“历史”建筑未列入保护范围，现在的情形是只有靠业主自觉性去保护，处于一种不仅被动且危险的境地。说其被动是指无从在资金、物力上予以有效支持；说其危险是因为有相当多的现代建筑，就因为几十年失修或因“文革”时挪作它用而被“废弃”，所以人为地被进入要拆除的“黑名单”，面对城市的建设性破坏，面对因种种活动需要而改变城市面目的“三边工程”，我以为我们能做的必须是确立法规并强化监督。虽然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反复从“文化遗产”角度解读并分析它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并强调它们将成为一个城市的全记录，城市的存在必须要通过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清晰展现。20世纪以来的新中国建筑遗产内涵丰富，有不少项目背后是见证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体现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自强不息的各界志士及劳动者精神风貌的，所以是更加宝贵的财富，它们已成为21世纪建筑界奉为至宝的经典建筑。如今的奥运新建筑再好，它只代表21世纪初叶的北京新貌，它无法取代20世纪50年代末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同样现代照明与舞台技术高超装扮下的国家大剧院则无法取代位于动物园附近的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更不能因为有了CCTV新办公大厦就忘记了五十年前开播中国电视的转播建筑及设施……
作为新中国建筑遗产保护策略这样的政策性、规划性大事，我更以为不可简单论之，它应该融入当代中国建筑设计问题研究的使命、宗旨及方法论之中。基于此我有三点考虑及建言：
3.1城市的时光如何重来?
于2008年8月7日部分开街的前门商业街已吸引了数百万中外宾客，由于它是历史上直接连通皇城气脉的地方，老北京百姓称它是“最好时光”的市井文化区，是旧城与新城规划都绕不过的重地。当人们赞美了开街后的前门时，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讲，最是风景要看不足。此话何意？2003年北京市圈定前门、大栅栏开展文保区试点。具有600年历史的前门文化会在这番改造中荡然无存吗？争议之声迄今不止。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曾引以为豪的3千多条旧胡同，保存至今只剩下不足500条了，更何况全国各地“修旧如新”的大量粗陋改造、格调低俗的所谓复制建筑的出现，都成为众专家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们的任务是要让城市中类似前门商业街改造之类的大型项目作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能因城市发展而改变原有构成要素，万不能为了全部升值的地产商需求，“食”掉城市中最宝贵的地段。
3.2要从文化整合上看待建筑遗产保护。
我们诸多大城市为了发展干脆抛弃文化，一拆再拆。而相对于蛰居于远东一隅的澳门，无论对葡国还是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弹丸小地，可在这里却庇护和保存着中国内地逐渐磨灭的古老事物。因此，保护澳门建筑文化的独特个性不仅应了解澳门“文化遗产”的背景，更要为重要的可恢复建筑做好“记忆原型”的整合。所以，借鉴澳门的经验，对我们确定有效的建筑遗产保护策略有益。对于建筑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中西两种宗教文化、两种宗教类型的并行发展上，对于建筑文化延续性，澳门较好地处理了中西“异质”城市空间形态相遇之后，如何进行相互嫁接，形成一种澳门式的“宗教商市”的城市格局。正是这样当两种文化难趋同且超规时，也能不拘泥一种原型建筑而做自由发挥；这一点尤应给国人以启示：为什么我们在建筑形式上总站在“十字路口”，或偏重于民族形式或偏重于现代主义形式，这种摇摆不定给建筑遗产的保护形成障碍，怎样定标准？如何保护那么多优秀作品？
关键词：近代历史建筑;殖民建筑;地域文化特征;现代再生
中图分类号：TS958文献标识码： A
近代历史建筑对于城市来说，不单单是旅游景点，也不只是历史遗迹，而是应该发挥其作为建筑的初衷，融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发挥近代建筑应有的文化性、实用性，成为当今社会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近代建筑的间断性研究
中国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从未发生过间断，我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体系中独树一帜。鸦片战争的枪炮，在近代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影响，其中中国的建筑体系也因此发生了巨变，逐渐融入了西方的理念与技术，并结合中国自身的文化特点，形成了一套中西结合的建筑体系，对于当今中国的建筑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虽然近代建筑对于中国建筑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近代建筑的研究一度中断。中断因素主要来源于政治方面，由于近代建筑多建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时期中，加之近代建筑中西结合的外观，使得一些人们不认同近代建筑属于中国建筑的范畴之内，因此研究工作一直中断至结束之后。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布的精神，使得中国对近代建筑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改观。主要精神为要正视以往已经发生的历史，对于近代遭受列强的历史，换个角度进行看待，明确吸收先进技术文化对于发展自身，免受外敌欺辱的重要作用，正视这段历史与爱国主义并不发生矛盾，积极吸收西方包括建筑在内的各项先进理论知识，拥有广大的胸襟，展现一个大国应有的气象，拒绝满清时期闭国锁国，夜郎自大的落后思想，防止近代屈辱历史悲剧的再次发生。因此我国建筑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恢复了对中国近代建筑的系统性研究，并在几十年的研究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不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以往中国对于近代建筑研究工作的空白。
中国近代建筑本土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立
中国近代建筑被包括西方研究学者在内的部分中外相关研究人员，长期认定为是“欧洲中心论”的建筑体系，认为中国近代建筑的基础即为欧洲建筑，是欧洲近代殖民时期，广泛散播于世界的欧洲近代建筑体系之一，即为“舶来品”。但欧洲建筑传播至中国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异，从根本意义上讲，已经与欧洲本土的欧洲近代建筑有了很大差异。
其实“欧洲中心论”只是过于看重近代欧洲殖民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播，却忽略了传播之后在不同地域的不同成长、转变。当欧洲建筑体系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地域环境以及文化环境，势必要经历本土地域化的变异，而这一过程，正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过程，如果忽略此点，就自然会得出较为片面的错误观点。
看待中国近代建筑的地域文化特征必须以中国的建筑领域发展为出发点，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承认西方外来文化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影响的主要作用，同时也要正确认识，西方近代建筑在中国大地上经过的地域本土化变异过程以及结果，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变化正是将外来文化消化于自身土壤的主要手段，也是使其得以在中国生存，获得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强势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有机融合、互相影响的全新结合体。明确中国近代建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西洋建筑复制版，是经过了中国地域文化再创造的建筑形式，是有着中国文化特征的建筑体系。
近代建筑的现代再生
随着我国经济城市建设进程的逐步加快，越来越多新颖的现代建筑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而随着城建事业进程的不断加快，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也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先通过对近代建筑的文化特质和意义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阐明分析，从中也可以了解到，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是当今社会城市建设中必须要做的工作。可近代建筑的区域之中，势必会降低土地使用率，与当今现代化城市建设事业中对土地的高利用要求背道而驰，这样就会带来诸多不便。
在近代建筑的保护以及利用的过程之中，往往会因为某些人为因素，由于利益趋势，使得这些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尤其是在加大城市化建设的今天，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主要就是由于人们对于近代历史的价值缺少足够的认识，所以使保护和利用工作不能得到很好的进展。因此可以将这些历史建筑赋予新的时代意义，更好地服务于当今社会，使人们在与近代建筑的沟通中，得到历史的感悟，增加亲近之感。例如沈阳在当代城建规划中，将时期的近代建筑，改建为多个社会基础设施机构，如沈阳中山广场的中国工商银行，就是原时期横滨正金银行沈阳支店，另外还有将原满铁奉天公所改建为沈阳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多个近代建筑再生创造工程。总之通过这种形式，将很多近代建筑赋予新的意义，使人们与近代历史建筑可以有更加自然亲密的对话，使其在当今社会中，继续发挥其作为鲜活建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真正实现近代建筑的现代再生。
结束语：
我国拥有着大量的近代历史建筑，其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随着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地变换着，它们作为曾经历史的见证，自然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而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将其作为历史古迹、文物标本的话，那将失去建筑本身的价值与生命，因此必须使这些近代建筑赋予全新的时代含义，让人们可以与之产生自然亲切的对话，进而使这些近代建筑可以在当今社会中获得全新的再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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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红，夏青.中国历史风貌建筑总览[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09).
关键字：全球化；现代建筑；地域建筑；建筑文化；民族性
一前言
从人类居住历史的发展来看，人们在本地区生活过程中，有意识地创造并美化居住环境，并通过总结经验并不断的创新，而慢慢形成了建筑科学，所以建筑反映的既是一门技术，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通观世界各地，建筑往往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载体，而文化则成为这些建筑的灵魂。建筑是某个地区的文化产物，它的形体及功能布局是有当地明显的地域性的，只有具体的地区的建筑，它扎根于具体的环境中，受到所在地区的历史、地理气候条件、具体的地形条件、自然条件所影响。
二全球化对地域建筑的影响
全球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随着全球化势力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已涉及到各国政治、教育、社会及文化等学科领域，全球化的现象，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也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又起了某种破坏作用。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今天，如何对待各地的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传统建筑文化，已再一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如何面对全球文化与地域文化关系，是我们必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长帕金森认为：“全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这是很遗憾的，因为我们生活中许多乐趣来自多样化和地方特色。”
所谓建筑的“地域性”， 是着眼于特定的地点与文化，关心日常生活与真实且熟悉的生活轨迹，并致力将建筑和其所处的社会，维持一个紧密与持续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地域主义试图从经验里学习，借此达到修补，细心琢磨、接纳、排斥、调整与响应当地特色，地方历史、地理、人性价值、经济、传统、科技以及文化生活等这些可使人有身历其境的真实情况都是地域主义的来源”。地域性通常表现在建筑的外在形式上，但是同时应该更多地是反映在文化的价值取向及内涵上，地方文化才是建筑的灵魂及精神，而对一个城市来说，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就是这个城市建筑的灵魂。在这个地区的生活活动，必然是有着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及人文历史的，只有将这些地域文化反映在城市建筑之中，城市的建设才会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味道。
三地域建筑的再生
现代建筑第一代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遵循现代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就创造出了属于芬兰的、独特的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现代主义建筑，如沃尔夫斯堡文化中心、纽约国际博览会芬兰馆等，他的设计思想就是追求现代建筑的民族化和人情化。在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著名城市学家和史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就曾对地域建筑传统的消退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推荐了美国加州海湾与新英格兰地区的地域建筑。这个行为也带动了一些美国建筑师提出应根据美国当地的文化和自然条件发展自己的建筑文化。20世纪50年代，日本建筑师丹下健三设计了如香川县厅舍、东京代代木体育馆等这样一些属于日本地域文化的现代主义建筑。上世纪60年代，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现，人们对建筑的历史性、关联性方面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印度建筑师查尔斯•柯里亚在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条件，发掘自己的资源优势，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的思想、理论、著作、作品等都体现了他的探索与创造，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建筑现代化过程开拓了新的道路。安藤忠雄的作品中，在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单纯、抽象、简洁的空间及造型，总渗透出一股浓烈的日本民族气息，同样地，他反对单调乏味的国际式建筑，致力于现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融合。
四对地域建筑的分析
地域建筑的保护、发展、创新，是需要建筑师在融入全球文化发展的同时，积极汲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传统建筑文化精华，发掘地方文化特色，体现对当地人文的关注，在现代建筑设计中融入传统的生活元素，在现代生活的内容中，创造出令当地人觉得认同的生活情感空间。这要求建筑师有着既广泛又深厚的文化素质修养，也要了解当代建筑发展的情况，以及当代建筑的发展趋势。方法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研究地域建筑空间的特色
地域概念依据现代地理学理论是一个得到历史认同的概念，并且它和行政区域划分相关。我国地缘辽阔，民族文化形式丰富，各地的气候特征差异较大，各地的建筑风格类型也各有特色，岭南地区的骑楼、陕西地区的窑洞、新疆地区的土生建筑、客家的土楼等等建筑类型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深度及文化特色。可以着力于如何发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创造出具有各地特色的地域建筑作品。地域建筑文化的发展应该是以区域经济和文化为基础，根据当地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对这些地区的地域传统建筑文化进行重点研究。
（2）尊重建筑所处的自然文化环境
建筑本身是需要在特定的地域环境、条件文化中，根据对建筑环境的深层本质与规律的理解，才能形成人－建筑－自然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个需要对本地自然文化环境进行深刻的理解，思考如何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如果不根据具体的环境进行创作，只能创造出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怪物。
（3）建立生态可持续发展观
事实上，地域建筑就是一种朴素的生态建筑。生态建筑的定义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运用生态学、建筑技术科学的基本原则，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合理地安排并组织建筑与其它领域相关因素间的关系，使其与环境之间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建筑师如何将这些因素加以提炼，并用新的材料及技术来表达出来，就形成了具有地域性而又有生态形式的建筑形式，而它也在当地是得到认可的、可持续发展的。
（4）更新地域性建筑语言
传统的处理建筑材质特性的表现方式是地域建筑文化的基本语汇。在当地人长久的历史生活中所积累的建筑处理手法，有其现实性和科学性。这个需要建筑师在虚心向民间建筑学习过程中，学会如何充分利用建筑材质特性以及建筑因素，使建筑更加与地域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对地域建筑文化的延续。
五 发展我国地域性建筑
随着全球化对中国的各个领域的冲击，其对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已不可避免。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进步，城市建设所出现的大规模快速发展是任何时代、任何其它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然而在取得了惊人的变化和成就同时，在创作实践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建筑师。从香山饭店、北京西客站，到后来的仿欧风建筑、后现代主义、国家大剧院，中国建筑在急功近利而又迷惑的状态下一步步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近年来，更加随着国外建筑师在我国参与设计的项目越来越多，我国建筑风貌与国外建筑风格越来越接近，各地的城市风貌也越来越趋于雷同，这种现象也慢慢地让我们感到忧虑。
在规划和建筑领域，我们一方面需要学习国际建筑界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必须清楚认识到应该如何面对国际建筑文化的冲击，保护并发展中国的城市与建筑的特色。如何建立现代中国建筑的理论，设计出具有真正划时代意义的建筑，提高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师在世界建筑的地位，是摆在每一位中国建筑师和规划师面前的一项十分艰辛而又是十分迫切的任务。随着对目前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反思和环境恶化所造成的代价的认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优秀传统建筑和地域建筑的保护的重要意义，尤其是随着当代地域建筑研究和创作活动的逐步深入，对如何处理好全球化与地域建筑文化的关系，是成为中国建筑“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的发展和延续。
中国建筑界一直重点关注的日本当代建筑在传统向现代转化问题上比较成功，但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却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日本，新的建筑造型总是和理论一起出现，在传统问题上，日本建筑师往往更多强调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进行思考。但是在我国关于建筑造型和形态构成的理论研究却严重地缺乏，认为有关理论或基本思维方法的研究没有必要，也没有价值，只热衷于认为是实用性的东西。
在我国多年的建筑实践创作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建筑师，他们在地域建筑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在建筑地域性创作实践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国建筑师王澍就凭借着他的地域建筑特色，在刚过去的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评选活动中获胜，这标志着中国建筑界在建筑实践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同时也说明了，地域建筑在日后的发展前景必定光明，然而如何在取得这个成就之后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个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六结语
《多少往事烟雨中》是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所写的纪事文学，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那些因《梁陈方案》付出过青春岁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为了实践一种科学的理念和信仰，为了献身于保护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遗产的老一辈们，他们都是千年古都默默无闻的忠实守护者。他们的名字，不该被遗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同志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苏联专家和中方专家梁思成、陈占祥等人。一九五〇年二月，陈占祥和梁思成先生联合草拟长达两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上报有关部门和领导，成为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这份规划书是以保存千年古都现有的面貌，在西城建立新的中心区为主旨，而苏联专家提出要以天安门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进一步阐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最终国家采用了苏联专家的方案，以旧城为基础扩建新城，城墙及一批古建筑拆除，建起一座座钢筋水泥大厦。梁思成、陈占祥等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过尖锐抨击，结果是陈先生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先生虽幸免于难，亦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梁陈方案》从此夭折。但这段写在古都历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为一座城市、一种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护者及其团队、亲友们的命运，则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真实记录。它能唤起的思索，远比故事本身更丰富深远。《梁陈方案》的诞生和夭折，引起了国际建筑规划界的密切关注。三十八年后，陈占祥被美国柏克莱大学聘为该校享誉极高的“校董会教授”、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教授”、“康奈尔大学访问教授”，也正是为了表达国际建筑学界对于为维护学术真理而勇于坚持的中国学者的敬意。
记得好像是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我们有能力建无数座曼哈顿、纽约，但我们永远没有能力建第二个北京。一位看过北京旧城改造后的德国历史学家说了一句话：“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而你们曾经有的，我们永远不会有，你们也不会再有了。”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的话更令人刻骨铭心：北京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革命，而是毁于建设。
十七至十八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蕴藏浩瀚中华历史文化信息的宝库，吸引着全世界规划师的目光。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虽百年积弱，千年古都屡遭兵燹，遍体鳞伤，但承载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体尚存。新中国的襁褓时代，激情满怀的梁思成先生和作者的父亲陈占祥，曾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建国初期，担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职北京建设局企划处处长的陈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时梁思成先生四十九岁，陈占祥三十四岁。同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专业上的志同道合，使陈占祥与年长他十多岁的梁思成、林徽茵夫妇结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规划的重任。那段岁月，是他们生命中的节日。他们把积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绽放于这份《梁陈方案》里。这是两位受过完整系统西方教育的中国建筑师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们奉献给古都北京的一份未来发展的蓝图。梁先生是中国建筑学界的泰斗。《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陈占祥留英八年，贺尔福勋爵是陈占祥在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就读城市设计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他是唯一进入英国贵族院的建筑师，贺尔福在建筑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英国建筑学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师和教育家。阿伯科隆贝爵士是陈占祥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他是享誉世界的“大伦敦计划”(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他实践了在世界规划界酝酿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机疏散论”，即把超负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释放到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及区域。此前，大都市周边的小城镇仅供居住，称为“花园城”或“卧城”。阿伯科隆贝的“大都市/区域计划”——亦称大都市圈计划，对伦敦周边各小城镇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各新城镇的功能范畴作了合理的安排，一改“卧城”仅供居住的弊病，为具有各自独特功能的新城镇，创造了居民就业的机会。这一改变，为人口膨胀的伦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与周边区域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大伦敦计划”实施之后，伦敦人口从一千二百万下降到七百多万。这一行之有效的科学理论与实践至今被世界各国仿效沿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大学的“都市规划系”被称为“城市与区域计划系”，阿伯科隆贝的名字也因此而载入史册。师从世界上两位学术巨擘的中国人陈占祥在参加并完成了二战后英国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区域规划，不满三十岁成为英国皇家规划师学会的会员，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
城市规划是一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建设发展的综合性计划。其中包括，确立城市发展性质、规模和用地范围;制定产业、居住、道路交通、共用设施、文化教育、环境卫生和商业服务业的建设标准与布局，以利城市沿着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环境卫生的方向永续发展。
中国的古建筑史，建筑规划理论，写出来应该是浩如烟海的宏篇巨著;极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国建筑，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可是数千年来，中国的科举只考道德文章，虽说“学而优则仕”，但学的都不是自然科学。连下旨编纂《四库全书》的乾隆，也把科技书籍与小说戏剧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不得跻身于《四库全书》。不注重发展自然科学的王朝，怎么可能强盛?怎么可能长治久安?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坚炮利的殖民者欺凌?我们有大名远播的古都长安、北京、开封、洛阳，我们有无数辉煌的古建筑群;中国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然在中国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挂齿之匠人雕虫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没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
研究中国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东、西方的审美、价值观都相距甚远，假如追随西方人的标准来研究中国建筑，你一定会失去自己。“自己”就是个性，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有国际性。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的东西不是鹦鹉学舌。要把好的东西吃下去，经过消化之后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生成了新物质的化学反应;东拼西凑的“混合物”是最简单的物理现象，不足取。齐白石老人有一句话说得剔肤见骨：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学”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似”是一种毫无创意的模仿。
中国建筑对风水的高度重视，决不是什么浅薄的迷信，那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只是被江湖术士和愚氓们曲解了。对风水的严格考量表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智慧，表现了中国建筑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与融合。我国优秀的传统建筑，小到民居、庭园，回廊牌楼，大到宫殿、宝塔，寺庙，陵墓，都高度重视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尽量顺乎自然，充分利用山光水色、树木丛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态，在有限的物质空间中营造开掘出无限的视觉与心理空间，使建筑美与自然美融为一体，达到天与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树，冬季树叶散尽，阳光无遮无挡地洒满房间，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温暖。夏季浓荫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阳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着冬暖夏凉的大自然恩泽。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顾及建筑物与阳光、风向和水流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的建筑思想体系中，表现这种建筑意境的语言其实非常简洁，那就是以最简单的木结构开间为基本模数。但这最简单的基本模数却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创造出无穷尽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学家伽利略所说的：“数字是上帝用以描绘世界的基本语言。”犹如简单的“零”和“一”可以构成计算机要表达的万语千言一样。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目的很明确，即充分利用和表达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建筑就是用各种建筑语言来与自然、与人进行交谈对话的载体。中国的诸多名胜古迹、亭台楼阁，总会有无数对联诗句或词赋伴随其间。这些诗词歌赋并不仅仅是装饰，而是对此时此地建筑物与自然相融合的环境设计的评价，表达了这种环境在古代骚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馈。数世纪以来，这些诗词歌赋为中国建筑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而出色的建筑创作又为中国文人和艺术家们提供了无尽的灵感。西方人海德格尔对建筑的理解居然与遥远的东方建筑意念不谋而合。海德格尔认为，建筑就是容纳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物”，人类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实现自己“诗意栖居”的梦想。他说：“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体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体地实现的唯一方式。从正统方面论述，模数的排列组合也可以用来表现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形态。譬如故宫，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礼制在建筑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建筑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话。陈占祥讲过一个外国使臣出使中国的故事。乾隆年间，自认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爷要求外国使臣在谒见中国皇帝时必须三跪九叩，该使臣执意不从，自己亦是一国之使，岂有下跪之理!该使臣穿过天安门、午门等一道道铜墙铁壁的大门，连绵不绝的宫殿森严雄伟，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阶，更觉自己渺小如蚁，在刀枪明晃晃，双目如虎狼的卫队中穿过，不禁又加了一层胆战心惊。当该使臣在高大阴森的大殿中见到乾隆时，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这是建筑群对其心理的压迫，建筑群所能释放的意蕴就是建筑与人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中国古代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区别是，中国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间上起伏呼应。造成平面与空间处理上充满音乐的节奏感，浑然天成的内在韵律使整个建筑群和谐优雅，把这种组合推向具有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极致。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表现在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闭的。这与向外扩张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别。大至国家，有万里长城包围塞北疆土，有壁垒森严的城墙包围城镇，有高高的围墙包围私人的宅院。城府森严，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态。甚至我们的包子、饺子、馅饼、汤圆，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内敛的，你不打开它，就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馅料。自己耕种，自己收割，自己养畜，自己酿制……自己把大门一关，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各种生息功能齐备。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构成完全自给自足的独立城郭。兵临城下，即使围困一年半载，亦不妨碍城内居民的生存。历史悠久，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把这种封建生活形态和文化品相发展到顶峰。工业革命后的西方，生产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文化差别就更大了。海外扩张使他们的文化充满开放意识，因而也出现了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开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标志。他们的大学没有围墙，他们的住宅没有院墙。白宫或国会大厦可以购票参观。国会议员们的会议，参观者可以驻足聆听。他们的“匹萨饼”馅料花花绿绿地铺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选择或挑剔。开放必然导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广阔的视野和襟怀，这来自于实力的强大。
无论人们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他们的文化素养、人格气质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理解与沟通就不会困难。文明的土壤上会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动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离相差着半个世纪或者更多，文化的冲撞就会化作刀枪剑戟，最终酿成知泯灭、人性蜕化的惨剧。
尽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罗马、伦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样，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藏。若与其他城市有区别，那就是她不仅文物景观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应当被整体保存的浩瀚的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她的建筑规划在空间格局的运用上，数百年前就炉火纯青。中轴线上起伏有致的空间布局，从城市的任何一个角度都清晰展现的北京城优美天际线，壮阔的紫禁城建筑群，树海中优雅静谧的四合院，环绕古城的巍峨城墙……哪一样不令世人叹为观止!古塔祠庙、牌楼民居、城墙古刹，还有无数古老的胡同街巷，无数与周围百姓息息相关的学校、药铺、医院、餐馆，经营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号……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砖石，它们是一个民族长年生存下来的经验和记忆，是先祖在历史长河中筚路蓝缕的足迹，是他们留给子孙的精神财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后人可以扬弃历史的糟粕，但不可践踏蹂躏先人留下的文化财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遗留，后人必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片土地上，还会有什么尊重、崇敬和关爱的美好情感吗?一个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孙一样令人鄙夷。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还有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与情感。建筑师规划师的任务不是用推土机摧毁他们，而是要让它们变得更丰富、更美好。
从美学上讲，古建筑的价值在于它们的内在美或者“古董”美，换句话说，就是物以稀为贵③。正是这些令人憧憬和向往的古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观瞻，感受文化的厚重与博大。欧洲的建筑保护理论起始于19世纪“风格性修复”（stylisticrestoration）理论。1844年，法国建筑学教授马利•维奥勒—勒—杜克（EugeneViollet－le－Duc）提出了这一理论，认为，建筑保护必须站在建筑物原建筑师的立场去设想，把文物建筑修复到原有模样，以完美展现原初的风格。“复原一座建筑物不是去保存它、修复它、重建它，而是使建筑物恢复到完整的状态，即使在以前从未存在过。”④它强调建筑师应客观地理解过去而后呈现事实，主张以必要的物质手段介入建筑修复工作。“风格性修复”理论一经提出，立即得到了法国建筑学界的认同，所以在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中后期极为流行，并很快应用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实践。这种理论的提出自具重要意义，但也有缺陷，即对建筑遗产存在的真实性重视不够，易于抹杀岁月留下的遗痕。许多历史建筑就是因为按照这种理论进行修复，才丧失了它们的原真性。被后人尊为建筑艺术精品的巴黎圣母院，在修复过程中，为了追求风格的纯正统一，改变了原本存在的结构上的不合理，使得七百年的沧桑遗痕从此归于消失。除巴黎圣母院之外，皮埃尔封寨堡和卡尔卡松寨堡的墙和塔也都以这种理论为指导进行了修复。从建筑师的角度看，这种修复是成功的。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却是失败的，因为修复的部分已经不再是古建筑或文物了。文物保护首先是文物，其次才是建筑①。马利•维奥勒—勒—杜克的理论奠定了法国派的基础，而由于力主从建筑师的立场出发进行修复，也被称为建筑师派。英国经历了拆旧建新的过程，这个过程曾使英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也使英国的建筑保护形成了全新的理论。1840－1960年间，英国很多历史建筑不断翻建、重建甚至新建，由于缺乏规范，大量历史信息在修复中丧失，造成了巨大损失。于是，人们指责“风格性修复”理论误导了英国古建筑保护工程，由此爆发了“风格性修复”和真实性修复的论战。英国建筑保护学家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和威廉•莫里斯主导的批判“风格性修复”的反干预理论开始盛行。这种理论认为，历史建筑的修复是以史料原真性为核心的保护性修复，不应使用新的物质手段干预古建筑原有的状态。莫里斯的理论很快引起了英国许多建筑学家的支持，由此形成了英国学派，或称浪漫主义学派。莫里斯是英国历史古迹保护的先驱，他力主保守性整修，提出新旧要有区别。著名建筑师吉尔伯特•斯科特也强调修复工作应保护各历史阶段不规则的形式和风格，而“风格性修复”导致了古建筑原真性的丧失。有的建筑保护工作者更坚决否定古建筑的翻新或仿造，认为内部设备可以按照现代化的要求装修，但外观绝对不能改变，而且要及时做好维护工作。总结英国的保护理论，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修复古迹要证据确凿，反对主观臆测；二是尊重时间断层的历史叠痕、修缮加固中的新旧部分要进行严格甄别，避免任何形式的伪造或模仿②。这时的指导理论是将建筑遗产不加区分地看作古董化标本，将史料原真性视为基础与核心③。这也引起了后来建筑保护学家的批评。随着考古学与文物修复学的形成和建筑遗产保护的发展，英国建筑保护开始关注本土的珍宝型建筑，如城堡、教堂等，以期用新的理论指导这些建筑的保护。
法、英建筑保护学派的理论虽然存在一定缺陷，因而备受争议，但其中也包含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建议。维奥勒—勒—杜克要求负责修复的建筑师要熟悉各时期各流派的风格，强调修复工作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根据可靠的文献记录实施修复计划；莫里斯等英国建筑保护学家认为，建筑遗产是历史的纪念碑，价值超群，而建筑师对文物建筑保护认识的局限性破坏了建筑的历史价值。这些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随着历史建筑保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建筑保护与修复工作，并提出自己的保护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派开始形成。意大利派的奠基人、著名建筑师波依多（CamilloBoito）教授认为，对历史建筑应该实施保护（Conservation）而不是保存（Preservation）。他说：“加固一幢建筑优先于维修，维修优先于恢复。任何现代的干预都应该被发觉或标记；更新或附加的部分应被看作结构的整体组成部分；被拆掉的任何碎片或要素都应悉心记录，并且，如果可能就保存原址。”①意大利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物建筑保护学家贝尔特拉密（LucBeltrami）指出，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事先进行历史的、考古的研究，要证据确凿地进行修复，不能仅仅靠自己的感官进行分析和推断。艺术史学家阿洛瓦斯•里格尔（AloisRiegl）也强调，古建筑应注重保护（conservation）而不是恢复（Restoration）。意大利派是一个后起的学派，它借助法国和英国两个派别的一些观点建构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建筑遗产具有多方面价值，保护过程不仅要尊重原生态建筑物，而且要尊重后来添加、改动的部分；文物建筑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缺失也是一种历史，不应轻易补缺；对于实际已经破损的建筑物，不能像维奥勒—勒—杜克那样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风格；此外，文物建筑的环境也要得到相应保护。应该说，意大利学派的理论具有总结性意义，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一些国际性建筑保护法规更多是在这个学派的理论上形成的。“敬重历史”的必然逻辑是“留住历史”。而“留住历史”正是对历史的最好敬重。早在19世纪，英国的约翰•罗斯金就说：“建筑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应“小心呵护看管每一座老建筑，尽可能守卫着它，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着它不受破坏”。“留住历史”并非将历史上已有破损甚至毁坏的建筑重新复原。因为复原意味着仿造，不仅欺骗了当代，也欺骗了后人。所以罗斯金说：“所谓的修复，其实是最糟糕的毁灭方式。”②在他看来，废墟同样是一种景观，破损和毁坏增加了历史的沧桑感，诱发人们的思古幽情，有利于教育后人。古代建筑如雅典卫城、罗马斗兽场，中世纪城堡；艺术作品如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像等，既已残缺，就应原样保存，这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先进、可行的理论只是实施遗产保护的初始条件，在理论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方能使历史建筑得到保护。而得不到政府相关部门支持，常常一遇障碍便难以排除。随着理论的成熟，英、法、意三国在建筑保护探索过程中实现了由理论到法规的过渡。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1913年颁布的《历史纪念物法》是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的基础。在这部法令中，保护范围仅限于文物建筑和与其有直接关联的部分。随着对古建筑价值的认识的提高，范围逐渐扩展到“历史保护区”。1943年颁布《纪念物周边环境法》，规定，古建筑周边半径500米以内的环境必须进行保护。1962年又制定《马尔罗法》（MalrauxLaw），以“保护区”的形式加强了对历史环境的保护，指出，历史建筑与周围环境须一同实施保护，而且强调这种保护须从城市发展的高度进行；1887年出台的《历史性建筑法规》（HistoricBuildingsAct）则强调了法国政府对保护历史性建筑的权力。为了保证历史保护区的地位，法规还规定了历史建筑等级划分制度，对列入保护名录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文化遗产实行不同的保护改造和再利用政策。另外，法国十分重视专家在遗产保护方面的作用，法规授予建筑师与规划师以很高的权威性。他们可以充分行使专家权力，参与遗产建筑和周边环境的管理，直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③。在理论形成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制定了许多官方文件，如国情介绍、文化主管部门的年度报告以及政府的《英国年鉴》等，并相应颁行了一系列法规。1882年颁布《古迹保护法》（AncientMonu－mentsAct），是英国第一部关于遗产保护的法规，首次将一批建筑确定为历史古迹。1900年，《古迹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具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的普通建筑物。1953年颁布《古建筑及古迹法》，进一步确立了建筑保护制度。1967年出台《城市文明法》，将一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区域列入保护范围。以上法规无不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放在首位，他们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将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妥善保存，以创造新的文化产品，为公民提供更多的享受文化遗产和现代艺术的机会①。同时，英国政府还制定了专门古建筑保存条例，规定，1840年以前的建筑物，一律加以保护，且不得更改外观；1900年前后的建筑物，根据是否有保留价值而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若不能加以利用便可以进行重建②。此外，文物登录制度是建筑保护中的重要环节，是欧洲各国普遍采用的制度。英国政府于1947年颁布《城乡规划法》（TownandCountryPlanningAct，1947），确立了登录制度的框架，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有权不经过财产所有者的同意便可将具有重要价值的建筑登录在册。爱尔兰古建筑保护法规的诞生稍晚。20世纪50年代，爱尔兰的古建筑一度面临被摧毁的命运。当时无论公众还是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也没有专门资金用以维护，所以常见开发商把价值几百万英镑的建筑推倒而将地皮用作他用。
20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保护意识的提高，专家与公众的呼吁开始影响政府决策，有关古建筑保护的政府文件和法律法规遂陆续出台实施，对古建筑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得到了比较好的保护，城堡成为现在爱尔兰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前来游览。意大利的建筑保护与修复工作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居于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主导地位。由于意大利派形成较晚，这个学派吸收了19世纪英国派和法国派的建筑保护理论，所以相对来说更加科学、合理、可行。1872年，意大利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这部法律源于教育部1870年拟定的关于保护古建筑的条例，法律将保护对象划分为两级，即部级和地方级，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市政府或大区政府负责维护。同时规定，不得任意破坏文物建筑的完整性和稳固性③。1932年又颁布了《文物建筑修复标准》，提出了建筑维护和修复的基本标准，并对现代材料在古建筑中的应用做了详细规定。同年，在这些法规的基础上，国际建筑保护会议制定了《文物建筑修复的意大利》（简称《罗马》），成为指导文物建筑修复的国际技术规范。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国际法规都源于意大利派的理论。如前所论，在《威尼斯》制定以前，英、法、意三大派别就已经出台了很多建筑保护法规。后来随着一些建筑保护国际组织的建立，许多文件、宣言、法规、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具有权威地位的建筑保护法规体系。在这些国际组织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CouncilonMonumentsandSites，ICOMOS），这是一个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它颁布的许多法规和目前仍具有指导性意义。主要有④：由上表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焦点开始由单体建筑逐渐扩展到广义概念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城市、历史园林、甚至无形遗产等。回顾过去50年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可以看出国际保护组织平均每10年致力于解决一到两个主要问题，同时关注新的问题。60年代形成了统一的理论准则；70年代对遗产进行集中估价；80年代对遗产地进行管理；90年代则采用了新的遗产分类，如文化景观、宗教圣地、乡村聚落等，引发了人们对原真性的激烈讨论；进入21世纪，由20世纪90年代的讨论引发的关于无形遗产保护领域的探索开始受到广泛关注①。这种理论的形成和转变促成了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对历史建筑整体环境的保护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欧洲本土保护组织如欧洲理事会（CouncilofEurope），也颁布了大量宣言、决议和，并举办了一些旨在推动建筑保护工作开展的活动。1975年，推出了“欧洲建筑遗产年”活动，欧洲各地踊跃参加，对于历史建筑、历史城镇及城市的保护具有划时代意义②。这次活动制定了《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和《阿姆斯特丹宣言》（TheDeclarationofAmsterdam），强调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In－tegratedConservation），标志着遗产保护由单体到整体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后，建筑遗产范围不仅包括品质非凡的单体建筑、周边整体环境，还包括城镇乡村等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区。建筑遗产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地区都应视为整体环境的一部分，予以保护③。
现代意义的文化遗产保护始于20世纪初。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国际组织已经颁行了很多国际和公约等文件，其中涉及建筑保护与修复的举世公认的法规文件主要有《雅典》和《威尼斯》。《雅典》是第一份有关历史遗产保护的国际性文件，首次提出了古迹修缮中的“可识别性”原则④。《威尼斯》是国际文物建筑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国际历史遗产保护运动的里程碑。它总结了欧洲各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科学可行的修复方法和原则，规定：补足的部分必须与整体保持一致，同时又必须与原有部分明显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①。也就是说，修复和补缺的部分要跟原有部分形成整体，保持景观上的和谐一致，以有助于恢复而不是降低其艺术价值和信息价值；任何添加的部分都要跟原来的部分有所区别，使人们能够识别哪些是修复的、当代的东西，哪些是过去的原迹，以保持历史建筑的可读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而关于原真性（au－thenticity）的定义，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也作了明确规定：物质上保持原始或真实的建造状态，并保留随着时间消逝留下的老化和风化痕迹②。欧洲各国实际建筑保护工作遵循国际法规，严格执行了雅典原则和威尼斯精神。英国温莎城堡（WindsorCastle）的维护就严格遵循着上述原则。温莎古堡是一座规模庞大、历史悠久的英国王家城堡，属于国家财产，是迄今为止最大的居住城堡，无论是女王宴会厅还是会客厅，都保留了当年的风格，给游人身临其境的感受。1992年，城堡部分房间在一场大火中烧毁，对于这样一座极为敏感的历史建筑，一开始皇家建筑师和皇室就承认，原封不动复原城堡已不可能，因为它的一部分已经在火灾中消失。于是在不改变外观的基础上，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20世纪的印记便留在了城堡之中。在法国卢浮宫的保护工程中，建筑师贝聿铭采用新要素介入历史建筑的方式扩大了建筑内部空间，这些改造全部融入卢浮宫古老的内部结构中，是古今对比的成功案例之一。在建筑立面就可以看到加建部分的年份和建造者，有助于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增建的“金字塔”式入口将过去和现在完好地融合在一起，在艺术上实现了古与今的对话。卢浮宫改建成功后，游客比原来增加了一倍。这样，所得资金就可以部分用于日常维护，无疑是解决昂贵维护费用的最好办法。意大利维罗纳城堡博物馆也是贯彻执行雅典原则和威尼斯精神的典型案例之一。博物馆的原型是一座建于1354—1356年的城堡。这座建筑曾一度陷入改建误区，直到建筑师卡诺•斯卡帕接手，才开始遵循整旧如旧、修新以新的原则，最终成为建筑改造中较成功的作品。19世纪时，拿破仑曾将城堡改建为防御工事及营房。20世纪早期，又改造为中世纪艺术品博物馆。当时的建筑师试图重建城堡使其恢复原状，以杜克的“风格式修复”理论为指导，结果彻底混淆了原真性与可读性。当斯卡帕接手进行重建时，他不主张恢复原貌，因为在他看来历史正是在与现实的对话甚至冲突中才能充分展现出存在的意义和美感。这次改建留下了多个历史层面，原有肌体与新增部分保持一定距离，游客可以清楚地辨认新老元素，从而使新旧并置与对比在此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历史对白③。再如，米兰的斯弗尔查城堡的改建，建筑师将城堡公爵庭院的一层改造为一个十分前卫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很多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与古朴庄重的城堡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古典与现代的交流。
中国古建筑保护可以从欧洲古建筑保护体系的形成中获得启示，而这种启示须从新中国建立后对古建筑拆毁的反思开始。新中国建立以迄今天，古建筑拆毁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爆发。在这一阶段，始建于元代、竣工于明代、世界规模最大、被誉称为“真砖真墙真古董”④、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的北京城墙惨遭拆毁，可谓拆毁的典型案例。第二阶段从开始至1980年，主要是10年。如果说建国初期的破坏还没有形成规模，那么，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发生，以拆毁古建筑为重要表现的破旧立新运动迅速覆盖全国。特别是初期，在“破四旧”的口号下，古建筑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①。但是，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古建筑破坏的终结，改革开放后又开始了新一轮拆毁。济南火车站标志性建筑德式钟楼于1992年铲除②，令济南市民扼腕痛惜。一代建筑大师、建筑保护泰斗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于2011年底和2012年初拆毁。梁、林为中国建筑事业穷尽了毕生精力，设计各类建筑无数，绝难想象连他们自己的栖身之所也成为拆毁的对象，很具讽刺意味。显而易见，三个阶段的拆毁各有不同特征：第一阶段主要出于直观或朴素的阶级意识。第二阶段则经过了意识形态的深度思考，且发展为全国或全民规模的运动。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在程度或规模上呈现了不同特点，却也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披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拆大建却不同了，意识形态色彩已然淡化，经济利益的强大驱动成为主要动因。但是，无论意识形态还是经济利益，都不可能直接作用于拆毁本身，而必须借助某种力量才能达到目的，这种力量便是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产生了决定性作用，构成了三个阶段的共同特征。北京城墙动拆之前，梁思成、林徽因等曾予以奋力抵制，但因书生文弱人微言轻而难以阻止一言九鼎的强权推行，而林徽因也终因拆毁的哀痛而含恨离世。爆发后，拆毁虽已演化为全民运动，实际上仍然是“最高指示”起了决定性作用，权力色彩异常鲜明。而这种权力，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至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在形形的拆除中，仍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形成鲜明的比照，西方古建筑保护体系就非常成熟和健全。这个体系将古建筑视为国家和民族的瑰宝，予以倾力维护。以至于同样是城墙，在这里经历了与在北京截然不同的命运。与北京城墙相比，英国约克城墙更加古老，却因为精心呵护，至今仍保存完好。在这种保护体系的作用下，有时为了维持一座有价值的建筑或遗址而保护了一个景观。一座教堂，一座城堡，一所民居，尽管在历史上遭到了自然抑或人为的破坏后仅留下断壁残垣，人们还是设法将它们保存下来，周围植以花草，以供居民和游客来此休闲和观光。而这种断壁残垣置身鲜花绿草中，处处可见，构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这是西方文明境界的体现，而只有身临其境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和体验这种境界的意蕴。在这个成熟的保护体系中，学者居于主导地位，民众发挥重要作用，理论、法规作为修复保护的最高依据而得以遵循，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只发挥协调作用，负责组织、实施工作。学者是建筑保护专家，提出相关理论设计，制定保护计划，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发挥指导作用。法规规定和确立学者包括建筑师与规划师的权威地位，以保证他们在保护实践中充分行使专家权力，参与遗产建筑和周边环境的管理，直接影响政府的相关决策。而学者也不能任意而为，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下根据相关研究制定指导意见。民众或公民是古建筑的所有者或相关者，自然在是否拆毁或怎样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在做出拆除或保留的决定之前，通常首先听取学者的意见，然后举办听证会，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这样，一座建筑的拆与留，都不是任何一方的决定，自然不会出现权力独断的现象。古建筑的“保护”，针对两个目标：一为古建筑的自然性破坏，如长期风吹、日晒、雨淋而造成的损坏；一为人为的破坏，如搬迁、拆毁。中国现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是后者，即如何使更多的古建筑面对城市化造成的强拆而幸免于难。这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体系。
如前所述，欧美历史上也非没有人为的破坏，问题在于，当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到来的时候，他们早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当他们回首、反思过去的历史时，他们为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感到惊讶和懊悔，同时也为积累了经验总结了教训而感到庆幸。这些经验与教训并非为这些国家所独有，而是属于全人类，特别是对那些正在进行或尚未进行城市化的民族和国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购买西方先进的高科技是必要的，借鉴这些无须购买的现成经验、接受他们的教训，以避免堕入现代化、城市化的陷阱、重蹈他们破坏的老路可能更为必要。如果说建国以来以迄改革开放的30年，大规模毁坏是相关法规阙如或虽有制定却位在权力之下、长官意志至上、官员以权压法、轻视甚至无视学术研究、外行领导内行的必然结果，因而限制和制衡权力只能是奢谈或理想，那么，随着法制化进程的深入和网络事业的发展，官员的权力已经受到一定的监督甚至限制，不仅官员，而且民众的法制意识也空前提高和改观。在这种形势下，学习和引进西方经验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立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护体系不仅已经可能，而且已经可行。即将学者置于保护体系的中心地位，将理论、法规作为修复保护工作的最高依据，让民众发挥重要的参与、监督作用，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只负责组织协调工作，而政府相关部门也必须吸收专业人士参与。接下来，便是如何拟制相应法律，西方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立法必须具体、有针对性和层次性，上自世界文化遗产，下至各市县甚至各乡镇地方名胜，都要启动登录制度，制定相应法规或起草法规性文件。无论官位多高，权力多大，都必须服从法律，只要触犯法律，就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注重学者的作用，听取市民的意见，每拆除一座古建筑都必须认真论证，并展开广泛讨论，从而将损失降到最低。其次是重视理论研究，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制定相关理论，采取措施，推进保护意识的普及工作。要让民众和官员明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和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意义，而不只是停留在某一建筑某一文物价值多少钱或挣来多少钱的认识上。二是加强保护理论研究。要大力开展中外学术交流，立足中国实际借鉴西方经验。相关理论提出后经过反复论证一经成熟，就可以作为实际工作的依据而予以遵循、贯彻和执行。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并通力合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功效。三是加强保护、修复技术的研究。西方保护、修复研究起步很早，已经积累了很成熟的技术。但我国古建筑有其独特的情况，主要是木质建筑，不同于欧美的石砖结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依据古建筑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引进西方技术。对于一些相近相通的领域或项目，可以加强合作，必要时聘请外国专家，携手开展保护修复工作。这样的保护理论体系一经形成并得到切实贯彻，中国目前的大拆大建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古老而珍贵的建筑就可能幸免于城市化厄运，悠久的历史古国就可望重展新容，而国人的文明素质也必然更上层楼。这是中华文明的千古事业，任何一位炎黄子孙都无权置身事外。只要人人献上一份力，祖先留下的遗产就会得到珍视和保护，传之久远。（本文作者：顾方哲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外来文化 北京 近现代建筑 影响
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举办，一时间使北京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聚集地，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建筑业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的建成，使北京成为世界顶尖建筑师们的竞技场，促成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的又一次碰撞与融合。那么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中，作为首都，北京的建筑是否也受着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外来文化对北京建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影响下北京近现代建筑表现出哪些主要特征？这将是本文主要论述的内容。
本文的“外来文化”，指的是外来的建筑文化和思潮，主要是指19世纪中叶至改革开放以来曾对中国近现代建筑体系的形成产生过影响的西方和苏联的主流建筑思想。
本文的“近现代”，指的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78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
一、北京近现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历程
1.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西方化”阶段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开始了被动的“西方化”过程，建筑风格也开始了“西方化”演变过程，这些变化最初主要发生在外国租界区内，以西方人来建筑设计。西式建筑成为当时整个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逐渐扩展到整个华人社区。北京近现代建筑文化的“西方化”是在庚子之变以后，清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变革，整个社会风尚从鄙视“洋化”转为崇尚，“西化”的建筑形式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2.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近代化阶段
这一时期建筑文化与前期的“西方化”不同，近代教会建筑的尝试，使国人激发了民族自尊心，给予摆脱西方束缚，争取独立发展，在新建筑中掀起“中国固有形式”的传统复兴浪潮。这一时期中国的近现代建筑十分繁荣，主要大城市的基本格局风貌形成。
北京近代化建筑的变化主要出现在“建筑师”这一职业群体出现以后，先是外来建筑师对中国“固有形式”的探索，之后是留学建筑师归国成为近代北京建筑的主体设计师。此时的北京建筑，现代结构空间与传统形式得到了完美结合，并出现了折衷主义的倾向。
3.20世纪50年代——70年代：“苏联化”阶段
这一时期伴随着国内的政治变化，建筑领域出现了一股“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倾向，欧美等西化思潮的影响一度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的巴洛克古典主义风格。此时的建筑思想完全受苏联的建筑思想影响，具有一种与政治和计划经济紧密联系，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相结合的倾向。
二、外来文化对北京近现代建筑的影响
1.外来式建筑的移植
北京近现代建筑存在着“西方化”和“苏联化”两次对外来建筑形式的模仿和照搬，第一次是西方在北京建立的教会建筑，成立的教会学校，第二次是建国后“一边倒”学习苏联，北京建筑脱胎于“苏氏”的建筑，推动了后期的教会大学乃至整个北京。如当时建立的北京展览馆是由中苏合作设计，是苏俄建筑思想在中国全面展开的标志性建筑。
2.折衷主义建筑的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建筑师及传教士将当时欧美流行的折衷主义传入中国，而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的一边倒，又将另一支具有浓郁色彩的折衷主义引入，使得一“资”、一“社”两大派别在中国相遇。北京建筑的折衷主义是把中国和外来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形式进行组合折衷的建筑形式，做到相互交融。
3.设计主体的转变
19世纪20世纪初，外来建筑师成为北京建筑的设计主体，其设计风格大量采用外来建筑的形式。而随着我国建筑留学生的回归，归国的建筑师开始登上本土建筑设计的舞台，成为北京建筑的设计主体，这一时期的北京建筑也开始更多的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本位。
三、北京近现代建筑在外来文化影响下的表现特征
1.建筑发展相对滞后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同时期世界的发展步伐，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发展也相对滞后于世界的发展，当世界建筑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革时，中国的建筑还在自我体系中延续。鸦片战争冲破了这一原有的自我体系，但是我们的建筑体系却一直处于被动和盲动中徘徊不前，其建筑在整体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发展过程也相对滞后。因此北京近现代建筑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
2.独特的政治文化印记
在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北京先后经历了清王朝、北洋政府及新中国的首都，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地位，因此受政治因素影响巨大，政治文化印记成为北京近现代建筑的独特特征。
例如20世纪初期清政府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使西式建筑成为当时的社会时尚，一时间，清政府就先后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大清银行、陆军部等众多仿照欧洲古典风格的官办事业建筑。受其影响，很多民间的建筑也开始模仿西方样式，出现了很多具有外来建筑文化影响的折衷主义建筑。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边倒”学苏联，建筑的设计逐渐开始以政治和计划经济作为衡量标准。这些都足以证明北京近现代建筑中带有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印记。
3.传统文化本位贯穿始终
虽然经历了“西方化”阶段、近代化阶段和“苏联化”阶段，但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始终贯穿始末。随着外来文化的进入，中外文化的碰撞使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顽强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本位的创作具有一贯性，从固有形式到民族形式，以至于到20世纪80年代的“形似、神似”，即便采用了外来的风格特征，也都在传统情节和传统文化心态上有所表露。纵观北京近现代建筑，建筑设计长期呈现了传统文化本位与西方建筑并存的折衷主义，如北京图书馆、西客站，都存在着很深的传统本位渊源。
结束语：
中国近现代的特殊历史环境，作为各种文化汇聚中心的北京，经历了“西方化”阶段、近代化阶段、“苏联化阶段”，造就了北京建筑中的许多特征表现：建筑发展相对滞后、独特的政治文化印记、传统文化本位贯穿始终等。面对当今经济的全球化，建筑文化的国际性也会越来越多，民族特色会逐渐减少，汇聚了国际强大的设计团队的北京的建筑在未来的建筑创作路上将何去何从，近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将给予我们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王力霞.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北京近现代建筑[J].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位论文，2008
2001年9月11日,美国的两幢高417m的摩天大楼——纽约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 Towers,110层,1973年建成),被恐怖分子所劫持的飞机撞毁、倒塌,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曼哈顿地标不复存在了。恐怖分子选择以攻击标志性的超高层大楼来打击美国的做法,令全世界感到震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标天际的建筑物在人们的心目中,确实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从“9.11事件”后人们对高层大楼的关注态度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甚至,有些杂志还就此展开了有关高层建筑的讨论。实际上,高大建筑物从古至今就一直普遍受到人们关注,它不仅是人类财富和技术实力的表现,是社会物质文明的象征,而且还代表着人类精神的追求和创造的愿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人类的建筑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新的建筑高度的历史。
一、古代的高大建筑
人类的建筑历史已经有数千年。在古代,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即已为建造更高高度的建筑而努力,从《圣经》中的通天塔(《旧约全书》)到秦二世“起云阁欲与南山齐”(《三辅黄图》),都表达了这一夙愿。从文献记载和建筑遗存来看,最早的高大建筑,当推埃及的金字塔①、巴比伦的观象台②、玛雅人的塔庙③和中国古代的高台建筑④。其中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Khufu,公元前2500年)的高度,已经达到了146.5 m,但是这些建筑虽高,却都不过是建筑形体的高大,并非使用空间的立体化,而真正靠楼层的叠加、向高层大楼发展的建筑演进,则很可能是起始于中国汉魏时期的楼和塔。
中国汉代时期楼阁建筑已大量出现,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木构楼阁的高度都超出人们的想像。《汉书·郊祀志》中记载,汉武帝曾效仿黄帝建“井干楼,高五十丈”。《历代宅京记》中载:铜雀台“经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又于屋上起五层楼,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等等。当然,这些文学性的描述往往会有些夸张,但是汉代出土的明器和画像石中的楼阁,却多是3~4层的多层建筑,其中最高的竟达到了7层。而且,出土的数量之丰富,分布的地域之广阔,也足以证明其时木构多层楼阁之发达。
至南北朝,楼阁建筑又与佛塔相结合,并影响到日本。按《洛阳伽蓝记》:北魏洛阳的永宁寺塔高9层,“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这就表明,在罗马人用砖石材料创造前所未有的高大建筑空间的时候,中国人开创了木构架叠层架屋的建造方式(框架结构),将建筑的使用空间推向高空。或许可以认为,中国人在约2000年前进行的这种建筑实践,就是后来建筑向高层发展之滥觞。
二、中世纪宗教建筑的塔楼
随着技术的进步,宗教建筑的发展,塔式建筑开始在世界各地控制着城市的天际线。中国的佛塔、伊斯兰建筑的光塔和哥特式教堂的塔楼,占据了世界各地人类聚集地的领空,人类开创的建筑文明,在中世纪又创造出了新的建筑高度记录。
中国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是建于10世纪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塔高9 层、67.3 m.最高的砖塔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建造的河北定县开元寺塔,13层、83.7m高。印度德里的库特普塔(Qutb Minar)建于12世纪,塔高72.5m.埃及开罗的苏丹哈桑礼拜寺(Madrasso Sulten Hassan)的光塔高达81.6 m.而其时,欧洲一些教堂的塔楼高度,已经接近或是超过了100m.如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的钟塔(Piazza San Marco Bell Tower)高98m,法国沙特尔教堂(Chartre,12 世纪)的塔楼高107 m,英国索尔兹伯里教堂(Salisbury,12世纪)的主塔楼高124m.而在中世纪,建筑高度达到了顶峰的,是德国的乌尔姆教堂(Ulm,14~16世纪),它始建于1337年,建筑高度161m,超过了埃及“胡夫金字塔”的高度,而成为当时世界第一高塔。欧洲教堂塔楼的这种高度竞赛,直到19世纪都没有停止,工业革命到来之际,意大利的The Mole Antonelliana (始建于1863年)更以164m的高度,打破了乌尔姆教堂保持了200多年的高度记录,而成为迄今为止最高的砖石结构建筑。
超过100m的砖石结构建筑,已将材料特性和当时的建造技术推向了极致。与古代高大建筑物服务于王权不同,中世纪的这些宗教建筑则维系着人们的信仰和精神寄托。这些巍巍壮观的塔楼,后来又被广泛地运用于市政厅建筑,其象征性力量始终震撼人心,并对文艺复兴建筑和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工业革命和高层建筑
18世纪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促使建筑技术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新材料、新结构、新设备和新的施工方法,使建筑物可以被建造得更高。钢铁被大量生产并应用于建筑业。早期钢铁结构建造的建筑多为植物园中的温室,第一座铸铁框架结构的多层建筑,是美国纽约的哈帕兄弟大楼(Harper and Brothers Building,1854年建成),虽然它只有5层高,却为钢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的大量出现奠定了基础。
1889年,一座空前高大的钢铁建筑出现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它就是闻名遐迩的埃菲尔铁塔。铁塔全部以钢铁建造,高达328m,在当时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得最高的建筑。以当时的经济情况、现实需求和建筑技术而论,要建造这样高大的建筑物还只能选择“塔”这种形式。但是,由于它采用了全新的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这便预示了今后建造具有实用价值的摩天大楼的可能性,而埃菲尔铁塔本身,也成为古代象征性高塔和现代实用性高层建筑之间的分水岭。
19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和资本经济的形成,一种新的建筑类型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再次拉开了人类建筑高度竞争的序幕,这种新的建筑类型就是“高层建筑”(high-rise building)。众所周知高层建筑的出现,主要得益于钢铁、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进步和电梯的发明。至此,人类建筑高度的竞赛热点,便也很快由非实用性的高塔转向实用性的高层建筑。
第一座高层建筑,是1885年在美国芝加哥兴建的“家庭保险公司大楼”(Hom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uilding,10层,55m)。这座大楼首次采用了钢框架结构,在结构体系、材料应用等方面开创了历史新纪元。此后,美国的芝加哥等地又陆续兴建了一大批高层建筑,并形成了所谓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至19世纪末,美国最高的两幢大楼“卡比托大楼”(The Capitol,22层,1892年建成)和“公园街大楼”(Park Row,29层,1894年建成)的高度,已经分别达到了91.5m和118m.
四、20世纪初的摩天楼
20世纪初,由于美国经济中心的转变,高层建筑的建设中心,也从芝加哥转移到了纽约。社会经济实力的发展、人口的集中、攀比心理和商业广告效应的作祟,促使美国的高层建筑竞赛大大加快,建筑高度大幅攀升。纽约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Metropolitan Life Tower,50 层,206m,1909年建成)是世界上第一幢高度超过200m的摩天大楼,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座超过古代埃及金字塔和中世纪乌尔姆教堂塔楼的实用性建筑物。
但是,好景不长,这一记录只保持了4年,便又被“渥尔华斯大楼”(Woolworth Building,52层,241m,1913年建成)打破。接着,1929年建成的“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77层,319m)又再破建筑的高度记录,成为超过300m的建筑,此时高层建筑的出现才仅仅半个世纪,而建筑高度的升幅却超过了已往。至1931年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20层)建成,建筑高度更达到了381m,超过了埃菲尔铁塔成为世界第一高楼,这一世界记录一直保持了40余年,这也使美国成为继欧洲之后的世界建筑高度记录保持者。
与美国相对,这段时间世界其他地区高层建筑的建设却少得多,甚至一些国家还限制高层建筑的建设,对高层建筑多少存在一些抵触情绪。
欧洲由于城市建设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基本完成,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建筑理论。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人们对传统城市风貌的保护意识十分强烈,从而导致了许多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用“建筑法规”来限制建筑物的高度。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也使得整个欧洲缺少发展高层建筑的经济刺激。直至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的汉堡和杜塞尔多夫,才出现了一些体量较为高大的多层建筑,然而最高的也不过9层,而且还建在远离传统建筑的地方。
在亚太地区,当时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开始对高层建设加以限制,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由于当时结构抗震理论尚未成熟,所以政府部门只有通过控制高度来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日本1920年颁布的法规规定建筑物的高度最高不得超过31 m,这项法规在日本一直沿用了45年。澳大利亚曾在20世纪初尝试过兴建高层建筑,当时最高的建筑是“澳大利亚财产和投资公司大楼”(Australia Property and Investment Company Building),高45.7m、12层。但是由于消防和日照等原因,澳大利亚很快便又对建筑物的高度加以限制。1912年悉尼率先实施45.7m的限高,此后墨尔本也实行了40.2m的限高制度,到1920年,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也都相继实施了对建筑高度的限制。
就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高层建筑加以限制的时候,亚洲另一个经济发展得最快的国家——中国,却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积极探索高层建筑建设的地区。当时,中国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利用西方的技术、材料,甚至直接聘请欧美建筑师进行设计,建造了一批接近当时世界水准的高层建筑。特别是上海,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建有 10层以上的建筑 28 座。1929年第一座超过 10 层的高层建筑“沙逊大厦”落成,高77 m、13层,由公和洋行设计。1934年“四行储蓄会大厦”(现上海国际饭店)建成,高86m、23层,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最高的建筑。另外,除了外国建筑师在中国设计的高层建筑之外,中国的建筑师也设计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层建筑,如76m高的“中国银行大楼”(陆谦受设计,17层,1937年建成⑤和68.4 、m高的“广州爱群大厦”(陈荣技设计,14层,1937年建成)。
五、二战以后世界性建设热潮中的高层建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相关技术的日趋成熟,高层建筑的建设,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兴盛时期。世界各地的许多主要城市都建起了摩天大楼,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建筑高度都达到了100m,至70年代中期又突破了200m.美国在此次世界性的高层建筑建设热潮中,仍然处于统领地位。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在高度竞赛中又再次打破了人类建筑的高度记录,突破了400m(纽约世界贸易中心110层,417m,1973年建成),而且,高层建筑的建造数量也大大增加,从几个主要城市发展到遍及美国各地。在高层建筑设计理论、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等方面,美国也仍然走在世界的前列。1974年在芝加哥建成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110层),以443m的高度成为世界最高的建筑,并称雄世界22年。
在欧洲,高层建筑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中心城市,如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意大利的米兰等地。高层建筑在保守派的反对声中,突破了教堂的尖塔,成为控制城市天际线的新型标志。1952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建成的“塞森·阿德姆大楼”(Thyssen Adm Building,30层,160m),是欧洲第一座高度超过100m的现代高层建筑,而法国的“梅因·穆特帕萨斯大楼”(Maine Montparnasse,64层,229m,1973年建成),则是欧洲第一幢高度突破200m的建筑。与此同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修改了建筑法规,成为高层建筑建设的热点地区之一;而南美的巴西在1940年就已经建造出 30层、120m高的高层建筑。
日本在解决了结构抗震这一最为棘手的问题之后,也开始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建筑法规一经废除高度限制,第一座高层建筑——“霞关大楼”(Kasumigaseki,36层,1968年建成)的高度就达到了147m,而仅仅6 年之后,建筑高度便超过了200m,建筑高度发展的速度之快,超过了欧洲各国。至1978,“阳光大厦”(Sunshine 60,60 层)又以其226.3m的高度成为亚洲第一高楼。就100m以上高楼的建设数量而论,到70年代末,日本已建成40 余座,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六、20世纪80年代至今崛起的亚洲高层建筑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经济持续萧条,建筑业发展缓慢,高层建筑的建设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建设的侧重点也从数量的增多、高度的增加,转化为质量上的提高。而此时,亚洲太平洋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领先于世界,加上该地区的人口密度极大,这就促使这一地区成为当今世界新一轮高层建筑建设的热点地区。随着亚洲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建筑高度的竞赛也开始由美国转向亚太地区。
继日本之后,新加坡、香港、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台湾等亚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高层建筑建设热潮。在短短的20~30年间,新加坡、日本的东京和中国的香港、上海、深圳等城市便已成为高层建筑的密集之地,不但建设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欧美,而且建筑高度也急起直追。
1985年建于槟城的Kompleles Tun Abdul Razak大厦以245 m的高度,打破了日本保持7年的亚洲第一记录。仅仅相隔 1 年,新加坡的“海外联合银行中心”(Overseas Union Bank Center,66层),又以280m的高度再破亚洲记录,而1989年在香港建成的“中银大厦”(Bank of China,70层)更成为亚洲首次超过300m的建筑。至1996年吉隆坡建成“佩重那斯大楼”(Petronas Towers,88层,452m),高度突破450m,超过了美国的“西尔斯大厦”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这就说明,自高层建筑出现以来,一直由美国保持了100多年的高度记录,已于20世纪末转由亚洲国家所取代。据世界“高层建筑与城居委员会”1999年统计,世界上超过400m的高层建筑共有6座,其中3座位于亚洲,超过300m的高层建筑共有20 座,也有10座位于亚洲,而20年前,亚洲却没有一幢超过300m高的大楼。可以明显地看出,亚洲地区高层建筑发展的速度之快,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所以有人曾预言,21世纪的亚洲,将会成为世界高层建筑发展的中心和高度记录竞争的热点地区。
注释
①埃及的金字塔始建于公元前3000 多年以前,最有代表性的是吉萨金字塔群,其中最大的一座胡夫金字塔高146.5m,是古代建筑遗构中最为高大的建筑物。
②古代西亚地区文化十分发达,巴比伦王朝时期的城市中曾建造过很多高大的观象台,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也是建于一系列高大的建筑平台之上。
③玛雅人常把庙宇建在阶梯形的金字塔之上,提卡尔城的一座塔庙高约70m.
④中国上古时期以高台建筑为最高,《诗经》中就有关于着名的“灵台”的记载。《陵贾新语》中曾载:“楚灵王作乾豀之台,百仞之高。”《史记》中说西汉的神明台,高五十丈。
⑤ “中国银行大楼”的原设计为34层,约100m,计划要建成中国当时最高的建筑,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被迫改为17层,76m.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量的摩天楼由于地产的因素,得以在城市里实现。他们中大多数是由一些经营良好的私人事务所设计。
1917年,建于美国旧金山的Willis Polks Hallidie Building首先实现了完全玻璃和钢框架体系。
1921到1922年,Mies设计了两个玻璃摩天楼方案,一个是多边形,另一个带有古怪的外墙。
20年代,处于经济的原因,在高层建筑上没能有突出的表现, 美国在此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时期美国高层建筑界所表现的倒退和复古和22年的芝加哥竞赛一致。
1922年的芝加哥透平机塔楼的世界竞赛, 是20世纪前半期最大的摩天楼的集合展。本次竞赛的获胜者是John Mead Howells 和Raymond Hood,他们的方案是一个哥特式建筑,没有任何创新和改革。
而第二名Eliel Sarrinen的设计却被认为对后来的高层建筑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闪烁着美学上的新理念的光辉。(下左一:Eliel Sarrinen;下中:Geropius)
但是整个20年代,高层建筑在技术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还是钢框架上垒砖石结构。芝加哥竞赛之后的20年代被认为是高层建筑史上最可怕的时期。
作者对比中国和日本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建筑设计及理论的发展，分别从客观和主观方面得出中日当代建筑设计和理论发展差距的原因。而由此可以得到中国建筑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日本；当代建筑思潮；传统文化；信仰危机；野武士
绪论
放眼当今世界建筑界，有很多耳熟能详的日本建筑师名字，安藤忠雄、矶崎新、妹岛和世、黑川纪章……而且他们设计理念和风格正在不断渗透到我们年轻一代的意识里。反观华夏大地，能够自己闯出一片天地的建筑设计师却寥寥无几。
中日两国的建筑文化系出同源，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下，古代建筑形制、结构、材料乃至核心理念都很类似。近代以来，两国同样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本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虽然历史境遇相同，却走上了不同的社会变革道路。而建筑设计的理论和观念随着这两条路， 一边如疾风暴雨般地迅猛发展，硕果纷呈；另一边却经历了艰难叠涩，举步维艰。现在日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以西为师”的成长历程，完成了把西方文化和日本文化结合交融的任务，走向了建筑文化向世界输出阶段。 因此，研究当代日本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和经验对我国建筑设计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历史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思想变革
思考历史的重要意义
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任何社会现象都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成长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与日本当代建筑师的成长及其思维方式的关系其密不可分，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2 岛国文化的土壤
长期的贫弱使日本在进入近代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本国特有的岛国意识，而这些性格对未来日本的走向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同时在文化和经济层面影响着日本建筑的发展。
忧患意识、自卑感和自尊心：国土的贫瘠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使日本国民对外扩张的野心和妄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自身的弱小和这种野心又是一对近似于矛盾的心态，因此在更多的时间里，日本国处于向强有力的靠山学习的状态，而又没有停止过自身崛起的野心。长期的这种状态能使该国在面对新形势新技术时迅速改变策略寻求最优的方向。
对细节的重视：在物资匮乏中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对自然、自我、外物的哲学思考尤其是汉化佛教的影响下。日本武士阶层和官吏贵族阶层不断对本国文化艺术进行思考。进而将目光扩大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而同样是因贫弱而自古以来养成的勤奋，和这种对细节一丝不苟的态度一直影响到当前各个领域。
战国文化多元化：日本的战国时代大约百年间政局纷乱、群雄割据的日本历史。在这个时代，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成为多国大名乃至于“天下人”都成为可能。日本国分裂成68个城邦式的以“大名”为首的小国。而其中但凡有些见地而成为枭雄的大名都有着自己的执政理念和世界观。例如上杉谦信的“极乐地狱之端必有光明，云雾皆散心中唯有明月。四十九年繁华一梦，荣花一期酒一盅。”明显带有禅宗色彩；而明智光秀“顺逆无二道，大道贯心源， 五十五年梦，醒时归一眠。”则是对善恶、是非的自我理解。武士阶层的不羁和对“道”的不同理解，可能也是当今日本建筑界设计理念百花齐放的“野武士”的思想根源。
1.4 明治维新和“拿来主义”
日本在近代以前和中国一样采用锁国政策，中国鸦片战争后的屡次战败使日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由新兴资产阶级推动，明治天皇领导幕府统治，进入了君主立宪时代，被称作明治维新。这时的日本开始了“ 自上而下”的西化运动。
日本在有利的外来事物上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没有丝毫犹豫。这种面对强者谦卑乃至屈从，同时也勇于学习的态度是日本之于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最大差别。 这种拿来主义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心态、谦逊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随“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迅速推进，日本建筑业的发展走出了旧体系的桎梏，初步形成了现代的建筑体系。
1.5 二战后民主体制下短暂的萧条和迅速复兴
日本国内在战前已经完成了东西方传统文化的交融和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建立。这也是二战后的丹下健三时代迅速到来的原因。现代主义建筑从思想桎梏下得到解放并且迅速勃发出旺盛的生命力。现代主义建筑随着经济、技术、文化的兴盛而走上高峰。这个时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前川国男、村野藤吾、丹下健三等为代表， 创作了一批优秀的现代主义作品。
1.6当代绽放的绚烂光辉――后现代主义思想下百花齐放的繁荣期
从黑川纪章新陈代谢理论打破传统建筑理论开始，日本建筑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打破旧理论和形式，开创自己一套体系的青年建筑师。他们的理论已经从对空间和心理的讨论进入到了哲学领域。例如伊东丰雄与菊竹清训等被称为“野武士”的年轻建筑师们，逐步树立自我风格。他们的理念简言之，一是将建筑物模拟为生物般的有机体，主张构件可以被拆解，也具有可增殖与附加的个性；二则认为建筑是自然的一部份，人类应当创造出具有生命特质的建筑与环境。日本年轻一代的优秀建筑师们在根植于日本传统文化的探讨和实践中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获得了世界的称赞。其中黑川纪章的口玉县立近代美术馆、广岛美术馆、和歌山博物馆集中体现了他提炼的日本“灰调文化”；安藤忠雄以清水混凝土构筑的“风”、“光”、“水”一系列教堂再现了日本文化里“禅”的意境。
二、对中国近代以来对阻碍建筑设计理论发展的因素
2.1近代动荡的社会与天朝大梦
中国和日本几乎在同一时期遭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相比日本迅速开始的明治维新，当时的中国却仍然在死守着“ 天朝上国”之梦，对西洋人既惧且鄙，“道器之争”一直持续着。而随之而来的是近代以来百年的全国范围的战乱，在这种环境下，营造学社的研究和讨论难得而又令人尊重。但是全国范围的萧条、贫困以及不断的政治变革，包括的文化统治严重限制了学术的发展和实践。留下的只有越来越多的废墟和故事。
2.3 革命造成的功利主义和民粹主义
单一价值观的引导：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中共是从组织到理念都严重西化的政党；另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流行民间的重视既得利益的功利主义，加上因政治理念而迅速抬头的民粹主义。中国建筑界在政府的引导下学习苏联模式，虽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起到了高效、模数化的建设作用。但是忽视了地方特色和人性化，更延误了建筑设计理论的多样化发展。
彻底否定传统：在民粹主义统治下，彻底否定传统在中得到贯彻，无数有研究和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城市被毁坏，梁思成先生在人类最光辉的遗产北京城的大肆拆除中郁郁而终，只留下“50年后会证明我是对的”的愤言。
长期的浮躁风：同样是在功利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下，从“三面红旗”开始，大量不切合实际缺乏调查研究的政策的浮躁作风一直流传至今，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地方领导任期内追求的政绩，社会各界追求的短期效益。尤其是搅乱了本该理智、平静的研究工作。在这种背景下，脱离社会经济、国民生活水平的浮躁建筑也出现在中国。一味的追求高大、雄伟。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等等，破坏了城市景观和城市形态。
2.3 失去信仰的危机
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儒家思想，以及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汉化佛教和道教。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树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社会道德准则，建立社会群体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如西方天主教和阿拉伯世界信奉的伊斯兰教，无论社会如何发展都承担着约束社会个体言行的规范。而中国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保证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文化先进性的基础。新中国以来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的否定，造成了当前信仰危机的爆发。道德体系的崩坏，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混乱，意识形态的混乱。只留下个人的功利与物质追求。
当代日本建筑发展对中国启示
4.1 建立开放的建立建筑界运营体系
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种开放的心态、谦逊的态度和进取精神。从文艺而及建筑，是一样的道理。首先，应该进行更加开放的学术和经验交流，同时理智的对待外来理论和作品。而不仅仅是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其次，建筑界的媒体运作可以仿效日本的经验，对设计师和建筑界进行偶像化宣传和运作。以此提高设计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助于提高在设计交流中设计方的话语权。同时提高理论研究的价值在社会范围内的重要性，引导业内人士正确的价值观取向。
4.2 重视纯洁的建筑高等教育
二战时期我们就曾惊叹日本国民对教育的重视，而在受教育期间建立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更是重中之重。对于接受建筑设计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校期间还应该学习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并兼顾社会责任，以建立日后工作中个人的“道”。 完成“塑人”的目的。而并非像当前一般将高等教育当做传授工作技能的技校。同时过早的参与实践也是当前流行的潮流，但是这样反而使处于建立个人理想的学生更早的受到当前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成为浮躁风气的传播者。
4.3传统信仰与文化的传承
真正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是他们的传统文化。而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应该在吸收(和继承中寻求变革与发展，只有把继承和变革相结合，才能同时体现建筑的时代性与地方性。黑川纪章曾指出中国现代建筑模仿外国的东西太多，“传统有看得见和看不见两种东西，并不是所有中国化的东西都可以用眼睛去看的。比如：屋顶的形式、京剧。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对于看不见的思想、人的想法，这是感受的东西，无法用形状来表示。把看不见的东西用抽象的方式来加以表现，找到这种表现方法，也就是抽象化是很重要的。中国建筑在现代化的同时，应该有更多精神性的东西。”在尚有大量宝贵遗产可以挖掘的情况下， 只把目光放在海外，显然是不够明智的。
三． 结语
日本当代建筑发展的经验其实我们必须从思维层面营造一个开放、谦逊而又坚定的观念体系，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的信仰，大胆的对可借鉴的文化进行“拿来主义”，并辅以扎扎实实的专业技术精神尽早地结束当前的信仰危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建筑走出“批判者”和“帮凶”的角色，重新成为“建设者”的角色。因为前者是建筑本体内涵难以承载的，而后者才是其本来的面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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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混沌论；东方古典哲学；空间设计；共生思维
当代空间设计以反叛、否定和摒弃传统审美观念为基点，并且伴随着诸如生态论、系统论、解构主义、不确定论、混沌理论、有机论等各种理论观念的涌现，设计师们开始了更深入、更多角度的设计实践探索。他们以复杂的非线性观念认知世界，将建筑空间置于外在世界和庞大复杂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之中加以综合考量，建筑空间不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与周遭一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空间本身与环境的互动性及共生观念被较多地运用到了当代建筑空间的设计探索中，激发思维，更新观念。
1混沌理论与当代共生空间设计
混沌理论被称为20世纪第三次伟大的发现，成为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在认识论领域的新一轮革命，帮助人们对这个世界展开的新的探索和发现。混沌理论远远超越了学科间的界限和壁垒，是一门整体性的科学理论成果，广泛地应用于当代医学、建筑学、艺术学、物理学等各个门类学科之中。1．1混沌理论的内涵概念。对于复杂的混沌概念的认识，可以集中简单地概括为：它是从有序中产生的无序运动状态，无序来自有序，无序中蕴含着有序，有序和无序是对立统一的，高一层次上是有序的，而低一层次上是无序的［1］。混沌观念揭示了这个世界复杂随机、普遍无序却又整体同一的本质，体现着当代科学家对世界宇宙的认知。对于混沌学理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推进和不断发展之中，它由多重理论观点加以支撑，主要可细致分解为不规则论、普遍无序论、内在随机论、整体论等。这些理论观念综合作用，将人类对自然及未来的认知推进到新的高度。根据混沌理论，可以解释自然界的分形现象（不规则论）。在理想的模型中，可能存在着无穷的内在层次，层次之间存在着“自相似性”或“不尽相似”，适当地放大或缩小几何尺寸，整个结构并不改变，具有这类结构的几何体称为分形［2］。如海岸线的形态是不规则多维度的，无法用整数来测量其维度，同理还有人类及动物身上的血管脉络，天空中变化莫测的云彩等等，这些自然现象客观存在，并且又呈现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又如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的著名的“蝴蝶效应”，其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给整个系统带来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体现着混沌学的知识（内在随机论），蝴蝶振翅本是一件非常微小的事情，但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能够引起千里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一场大规模的龙卷风。这再次充分说明这个世界各种因素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发性，对于事物因果关系的判断也更为复杂，趋于混沌。1．2混沌理论下的共生思维与当代空间设计。进入信息时代，混沌学的同一性特征更为突显，不同学科之间惊人地遵循着相同的混沌原理，这种整体性思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依赖于其整体系统而非构成世界的单一个体元素，各种事物、各部分与各层次系统相互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整体性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转化，部分与整体构成复杂混沌的、不确定的构合关系［3］。这种由此及彼相互联系的多元共生思想与当代空间设计的结合，使得建筑空间在功能、形态及空间关系层次上呈现出新的、区别于以往的新面貌。建筑空间形态不再如以往那般端正严整，而转向混沌和不规则，传统空间界面被消解，建筑细部的设计被重视，建筑空间所传递的人文关怀试图更大限度地引起共鸣，建筑被置于动态发展的观念之下进行分析，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得到空前的强化。
2东方古典哲学与当代共生空间设计
东方古典哲学有别于西方文化意识价值理论，它独树一帜，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文化的融合与传承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意识价值理论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类型（如印度文化圈、欧洲文化圈等）的集中表现，反映出了强烈的民族性［4］。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性思想归宿，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都说明了人与宇宙，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4］。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代的建筑空间在营建初期就较为注重与外界周边环境的沟通，无论从选址到用材，还是从空间搭建到庭院的修整布置无一不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及交流。人存在于自然之中，尊重自然，利用自然，消融于自然，将使用者置于外在环境条件因素之内加以考虑，消除外界与自我，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这即是一种对宇宙万物和生命本体对立统一关系的思辨。当代环境下，世界的发展更具有同一性，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东方古典哲学文化观的种种思想理论亦被重新发掘，其对于建筑空间设计的启迪性被当代设计师加以采纳，并进一步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广泛应用于当代有机建筑、生态建筑等新型理念的空间设计之中。
3共生思维在当代空间设计中的运用及表现特征
多重学术观念和理论为当代共生空间的实践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目前，共生思维已较多的渗入到当代空间设计中，并与其较好的交融糅合，使当代空间设计的视野置于自然和宇宙的秩序之下，更多地表达出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和关怀，建筑不再是冷漠无情的，而是鲜活有情感的。同时对于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有机观念的运用和渗透，共生空间设计成为当代设计师探索的新领域。当代建筑设计师们力图使建筑空间能与周围外在条件因素相互包容，共同促成相互作用的良性的可持续变化发展的稳定状态。3．1建筑生成于自然并应与其外部环境因素互容。混沌理论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序和无序的有机统一，建筑空间生成于错综复杂的混沌之中，必然带有其原生环境的印记并且须与周边外部环境因素达到和谐统一。这里的“外部环境因素”不仅仅包括自然要素，也包括文化、历史、风俗、交通等。黑川纪章曾指出，新时代的建筑正转向具备生命体特征的“生命空间”，分形几何学对于空间设计的启示使得建筑空间能够更大限度地与外界周遭环境相一致，并与自然宇宙建立新的秩序关系。他设计的27名古屋市现代美术馆（图1），充分体现了共生这一思想。该美术馆坐落于名古屋市白川公园内，依照公园对建筑物的要求，利用基地自有地形的高差变化，该美术馆设计为三层，但是仅有两层是高于地面的，使其与公园内部的周边景色更为和谐，另外一层为下沉式庭院，可直接进入地下层。带有分形概念的结构与空间造型使得建筑演绎出更多变化和丰富的视觉性，同时从功能上也有利于通风和采光的优化，而多种几何体形态的交错结合，以及多种材质如：花岗石、瓷砖、不锈钢、铝材等的混合使用，皆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碰撞与包容、地域文化与历史的多元共生的思想理念。第一个将后现代主义概念引入设计领域的著名美国建筑评论家、景观设计师查尔斯•詹克斯近年来提出“宇源建筑”理论，基于复杂认识论的背景，他认为建筑具有多层次性、复杂性和混沌性等特征，应将建筑放入复杂的宇宙及自然生命系统加以看待，他说：“如果说建筑必须源于自然和文化，它还应该拥有一个更大的源泉，即作为整体的宇宙”［5］。他设计的苏格兰宇宙思考花园（图2、图3），充分利用地形、植被、小品等自然和人工元素来展现宇宙和数理的美，试图引发一种观念与思考，体现了一种对宇宙源生力量的本质及生命奥秘的呈现与探索。建筑空间生成于复杂混沌的自然系统之中，人类亦相应的对自然宇宙及生命本源进行追寻和思考。由英国ATKINS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上海洲际世茂深坑酒店（图4），位于上海松江天马山与横山之间，原址是一个旧采石场遗留下来的深坑，约80m深，并且内部积蓄了大量雨水而成为深潭。该酒店的建造依照其独有的特殊自然地形展开，非常贴合山体的走势，主体建筑背靠岩壁，最大限度地向两边延伸且建筑表面依势弯曲，与自然山体融为一体，寻求自然生长的状态。一些自然景观如瀑布、悬壁等元素与主体建筑进行了有效的结合，如酒店的入口被设计成一个形似河流的玻璃结构，从抬高的地面向坑内延伸、垂落，形成瀑布的视觉感受，这一切使得自然和建筑、人文巧妙融合。同时该项目也是对破败人工景观的一次有效的改造和再利用，岩石的特殊质地能够大为改善室内的环境温度，坑内的水体观景之余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微环境，建筑顶部由绿色草皮覆盖，既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又达到节能环保的作用。3．2建筑自身与其外部世界同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当代设计师基于运动变化的观点来看待空间设计，建筑空间不再是静止孤立的，其不仅与周遭一切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同时它也是不断变化的，并且与外部环境因素同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下。长城脚下的公社是由SOHO公司投资修建的世界前卫建筑工程，位于京郊八达岭水长城附近。韩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承孝相设计的公社俱乐部充分表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承孝相认为，人应该顺应自然，各种建筑材料的使用应保持其原生特点，不做过多的防腐处理，钢板要生锈，木头要腐烂，这是自然规律，应保持顺应的心情看待这种变化。该公社俱乐部建筑的外立面使用了钢板，钢板会在雨水、空气的作用下被氧化、生锈、变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变化，呈现新的形态，这则是自然赋予的印记，建筑与自然融为一体，同步运动，共同变化。法国当代著名建筑师让•努维尔认为应当细致入微地研究周边环境和文脉，建筑空间是各种复杂的因素综合的产物。他设计的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位于巴黎市中心，建筑通体由只采用少量钢架的玻璃墙构成，玻璃结构围合成一个庭院，法国著名诗人卡提布兰德在1823年于旧址栽种的香柏树被保留，且刚好穿过玻璃墙。玻璃结构的通透性使外界能够看到室内的艺术品，同时也能够像镜面一样将周围的街景反射，并且随着昼夜、气候、天空云朵的变化，其外观视觉上也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在这里，历史和文脉被保存，基金会多元与开放包容的精神得到象征，建筑空间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外界发生着交流和互动。3．3基于矿机场公园改建项目的共生思维运用与分析。运用上述理论观点，笔者主导设计的矿机场公园改建项目，原址是一片废弃厂房及其周边区域，伴随着煤矿产业的兴衰，工厂几易其址，最初的老旧厂房位于城市较中心位置，急需进行新的景观改造设计。工厂是整个城市的缩影，在方案草拟之初就考虑到场地背后所代表的文脉及其传承延续，设计方案中保留了原厂的烟囱，红砖结构的旧烟囱高耸而立，体现了场地的历史及整个因矿而生的重工业城市的精神，像一座雕塑一样与周围新建筑及景观并置，新旧对冲，呈现出一种运动的时空感。同时，场地周边有大量植被，尤其是场地北面为一处山体，植被覆盖较好，因此场地内部的绿植设计上就大量选择了与周边植物类同的物种，力图使设计项目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另外，场地内为数不多的几处凉亭的设计，均采用钢木材料结合，符合整体环境氛围内的工业感，钢材表面未经喷漆处理，木材也仅是简单加工，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生锈、腐朽都是一种运动的自然观。这种即将出现的粗粝沧桑之美与场地内局部保留的旧的构筑物在色调、形式及气息上能够较好的融合，新旧并存，共同运动和变化发展。
4结语
混沌学对于复杂世界的揭示，世界发展的同一性特征以及近年来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的复苏等多重因素，使得当代空间设计愈加注重与外界环境的沟通与联系，建筑摆脱了孤立静止的状态，而是被放置于错综复杂的各种条件因素中加以综合考量，建筑空间与宇宙世界、生命系统、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建立的共生关系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当代设计师们将多元共生的观念融入建筑空间的创新性设计中，进行了多重探索和尝试，试图建立其与自然宇宙的新关系和新秩序，建筑被视为一个生命体，生成并存在于自然环境系统之中，与外部世界进行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交流，同步发展共同变化。
作者:陈希 单位:宿州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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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矫苏平．新空间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24．
1999年6月23日对中国建筑界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期待已久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于9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面对即将的《北京宣言》及数千计中外建筑师参加的“建筑奥林匹克”盛会，《建筑创作》杂志社一行并未专程赴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采访，而是于6月23日9时准时推开了处于病危状态下的张大师病房的门。在征得医生的同意下，我们如同往常一样与张大师热情交谈，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同去的摄影、摄像师们留下了珍贵的镜头，可谁也无法料到这竟成为我们的最后一次影像记录。整个探望的时间只有30多分钟，我们最后聆听到他对建筑师的嘱托、听到他对20世纪40年代故宫中轴线建筑测绘图的片断回忆，我们也代表组委会向他送上20世纪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奖的奖杯，张大师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及北京民族文化宫双双获奖。这段感受我立即以随笔形式撰文刊发在1999年6月29日《中华建筑报》上，后编入杨永生先生《建筑百家回忆录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8月)一书中。
对于6月23日的往事，我一直记忆着，随着我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追求及对优秀文化遗产的敬重，我倍加感到张大师有诸多超越一般建筑师的地方，这不单是他传统建筑设计技艺的功底，更有他文化自觉的创新精神。对此我略谈几点感受与联想：其一，张大师于20世纪90年代将他于1941～1944年主持测绘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筑图的玻璃底版交我保留。2005年1月为纪念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建筑创作》杂志社特组织著名古建专家精心将它编撰出版《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一书，迄今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西班牙建筑遗产研究中心的官员认为，这是迄今他们见到的最为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资料书。明清北京紫禁城宫殿体现了封建皇权的威势，作为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建筑体系，它堪称中国古代建筑文化遗产的瑰宝。1941年初，朱启钤面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大量古代建筑遗物，极为主张必须及时对其实物精确测绘以防战争损毁之不测。同年6月，朱启钤推荐北平基泰工程司张建筑师担当此任，此动议立即得到基泰关颂声的大力支持。为避免失节之嫌，张以“建筑师张叔农”之名，与伪北平都布局签订承揽测绘故宫中轴线及主要古建筑的合同。对此张大师回忆道“为了保存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青年学子们不惜冒险，深入仔细的做法，令人感佩，是自觉自愿的贡献，摄影师林镜新身先士卒，探身在脚手架之外，对构件、彩画作了多种留影。”对于此次测绘的意义与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傅熹年指出“这是一次记录和保存明清紫禁城宫殿资料的重要活动，由于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唯一性及不可再生性，要求我们一定要绝对地、完整地、忠实地保存其原状，使其蕴含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持续保存下去……1941年6月开始工作，张锦先生身先士卒，带头爬上鼓楼屋顶的正吻，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这套图绘制精密、数据完整，远远超过目前古建筑测绘图的精度。”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也撰文提出“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与北京故宫的关系也很密切，如1931年维修故宫南角楼，1932年拟定文渊阁修葺计划和南董殿维修计划，1934年拟定景山五亭计划等。”张大师在回忆录中说道“一个30余人的精干班子在1941年6月初成立起来了。学校统一承认到现场报到参加工作的同学提前毕业。没有这个精干的集体，没有一个共同为保护祖国遗产争气留念的动力，不可能聚集得这么快，更不可能做到精心实测、精心绘制大图，更不可能在清苦生活中忍受伪币贬值的煎熬而始终斗志不衰，从而取得杰出成果。”
其二，张大师是人民大会堂的总建筑师(赵冬日大师是人民大会堂的方案创作者)，对于人民大会堂建筑的改造张直到1999年冬季，还拖着病榻的身驱赶赴现场，研讨设计方案。重读张镩大师《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的作品表中，可发现许多合作者的名字，电气工程师王时煦教授正是出现名字较多的一个，仅在张《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中就可查到1951～1972年他与张配合的设计项目17个，尤以友谊宾馆(一期)、文化部办公楼、原水产部办公楼、前门饭店、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为最著名。这位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北京院第一位电气工程师，系国内著名建筑防雷专家，他晚年除继续研读建筑防雷问题外，还倾心于回忆并追溯北京20世纪50年代“国庆十大工程”设计的经历。2003年已近八旬高龄的王时煦先生还完成了十多万字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建设始末》资料，其中记述了一代建筑师、工程师的建设经历及“故事”。截止到2000年统计，长安街上建筑和作品最多的建筑师当属张镩。在《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中张回忆道是总理“水天一色”的设计思想给了全体竞赛者以启发，于是他用满天星斗的设计既示意了高天、又适应了人工采光、通风的均匀分布的要求。在与张大师的多次访谈中，他曾反复希望我们关注并记录下他的“十个创作观”，他体现了一位献身建筑设计事业65载的建筑巨匠的创作心语，我尤感这是对当代建筑师有益的设计哲思：“(1)端正立场、观点、方法、讲究时间、条件、地点：(2)尊重历史唯物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3)熟悉历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4)学习现代科学技术，避免机械唯物主义；(5)传统比例尺度相关，大式小式依据则例；(6)统一各专业矛盾，靠基本功及技法；(7)学习城乡规划设计，深入城市设计分区；(8)倾听群众不同意见，领会领导者意图。”(本文刊于1999年7月9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信息・网络》总第40期2版)
其三，2006年《建筑创作》杂志社在国家文物局，有关委部等机构的支持下开始了以建筑文化传承与普及为重点的活动如2006年3月27日召开《图说李庄》首发式、2006年3月29日～4月1日携带此书赴四川李庄开展了“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
四川行”活动；2006年6月6日在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举办了“品味东四”建筑文化遗产基层行活动，2006年6月9日成功推出“人文奥运・文化北京”建筑旅游丛书首发活动；2006年9月为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张玉泉出版传记体书，旨在宣传鲜为人知的建筑师文化；2006年9月21日借亚洲建协大会在北京召开举办了以中国木构建筑艺术欣赏、中国现代建筑摄影师五人作品展等五项展览；2006年11期《建筑创作》杂志首推“田野新考察报告”等。所有这些都属于建筑学术与文化交融的实践，都属于《建筑创作》杂志社把握中国建筑文化走向彰显独特的文化追求的决心。应指出，这些寻根活动，不仅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更在于用昨日的奇迹锻造出今日的辉煌。作为一个以报道中外最新建筑设计作品并推荐优秀建筑师的传媒机构，我们已通过挖掘建筑师“口述历史”的系列活动，时刻警示自己要保持一种学术的新鲜感，题材再古老，理念也必须是现代化，题材再西方，引进后也必须对中国建筑师有启发性；题材再热点，也要保持住科学理性与民主意识。为此，在“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活动系列报道后，于2006年6期在《建筑创作》杂志社刊出“从梁思成纪念活动获得的现代启示”的文章，旨在寻到对当代建筑师有益的文化启示与联想。如汉代建筑虽十分诱人，但能见到的空间艺术很少了，但可以将雅安灿烂的汉代文化做一概览。其一，汉代经济繁荣、风华物茂、文化造诣较高，已为石刻艺术的创造提供了充裕的条件，最有影响力的珍稀实物“标本”是樊敏阙，高颐阙，它能让今人感受到一种震撼；其二，设计文化博大精深，仅汉砖的种类就极其繁杂，在东汉石刻馆可看到那些昂首挺胸、雄姿矫健的瑞兽，有苍劲古朴的纪年砖、形象逼真的画像砖、粗犷流畅的几何纹砖，庄重古雅的吉语砖等；其三，通过文化的认知，理解“阙”的含义，这里通过“阙”这个载体生动地描绘了汉代社会的典章制度、风土人情与历史神话，在这里庄重而华丽的建筑风格令人赞叹不已。总之，由汉代建筑遗构可知晓历史，解读遗存，品诗读文、细嚼慢咽，从而感悟到可贵的华夏建筑文化精神。
在2006年10月结束的上海国际建筑文化交流活动中，联合国副秘书长多次赞赏“扬州经验”，并亲自授予扬州市“2006年度联合国人居奖”。“扬州经验”告诉国人，一定要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建设。扬州市有近2500年历史，仅城区就有500多处历史建筑。今天步入这处于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在主城区却很少见到10层以上的高楼，所到之处是白墙黛瓦，人们在流水桥边悠闲徜徉，很具特色。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针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指出：中国有数不尽的文化艺术遗产，这些珍贵的建筑文化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中国建筑师如何向世界展示这些建筑的精髓，是整个中国建筑界面临的挑战。我感到，对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间，成功地建立某种联系，它既是建筑物所具有的实用功能在历史变迁中的自然转换，也是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的传承与再创造。这也正是世界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国人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主动向古人“借”智慧的意义所在。应该说，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中国建筑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在2006年又有了大发展，除了一系列大展，论述、高峰会议外，建筑与文学、建筑与绘画、建筑与影视的交叉日渐频繁，在媒体传播及书刊出版上最为显著，但必须看到，迄今除纯理性的建筑文化研究类专著外，更为系统地讲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传播的系列集尚未出现，为此呼吁将中国传统建筑精华挖掘出来，形成大众视野、深层文化阐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好书。仅就建筑基本构件元素讲至少就有，台基、斗棋、柱、梁、枋、屋顶、瓦、门、窗、天花、匾额、彩画、扇、屏风、叠山、理水、阙、台榭、楼阁、亭、石幢、桥、塔、牌坊、影壁等；从反映中华民族建筑文化精神出发，力求创作出能审视中国古代建筑及其灿烂文明的大集成。必须承认，我们的建筑专家、传媒机构、出版社、文化艺术人士都还未形成合力，从而使能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与教学水平的作品不能问世。作为有志为中国建筑文化建设普及与开路的探索者，要求我们勇于思考，稳健地承担起责任，无论是多维演绎、还是整体的平淡；无论是文化的激辨，还是超越的努力奋争，都要为行业的年度发展做好盘点。基于此，我们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建言是：
中国建筑文化发展急需政府、学术团体及企业的参与和规划；
中国建筑文化的深度急需建筑师的关注度；
中国建筑文化的普及更需文学艺术界的支持；
中国建筑文化走向社会需要系统化的科普读物；
中国建筑文化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急需建立基金会；
中国建筑文化的国民意识急需从中小学建筑课堂教育抓起；
中国建筑文化普及的广度深度及趣味性必须源于影视作品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