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1 09:11:12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 指标 商业银行 财务分析
近日，接触、学习了一些监管指标，对资本充足率有一定的认识和想法。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其中有不妥当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参与是一种快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种境界。
一、新监管标准出台的背景及主要变化
金融市场竞争激烈，金融创新加大了风险管控的难度，现有监管体系越发显得局促。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震撼了全球银行体系，监管改革势在必行。巴塞尔委员会自2009年以来，相继了一系列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统称为Basel Ⅲ，以下简称新标准）。这些措施旨在提高整个银行体系抵御金融震荡和经济波动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既包括微观层面上提高银行个体的抗压能力，又涵盖宏观层面上降低银行系统间风险、减轻银行体系的亲周期效应。新标准体现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审慎监管思维，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并行的基本原则。
新标准的核心要素是资本监管，而普通股又是持续经营条件下吸收损失的最佳工具。为此，新标准修改了监管资本的定义、提出了更严格的资本标准，加强了对普通股净额的比例要求。在重视资本数量的同时，更加强调资本质量。新标准中资本充足率指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生变化：
（一）更高的监管标准
新标准中最低资本要求是国内重要性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5%（其他银行7.5%）、一级资本充足率9.5%（其他银行8.5%）、资本充足率11.5%（其他银行10.5%）。
（二）扩大的风险范围
资本覆盖的范围在原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基础上，增加操作风险。
（三）更审慎的监管资本计算规则
实施严格的资本扣除项目，统一在普通股层面上进行扣减，进一步提高资本工具的吸收损失能力，提升资本质量。
二、资本充足率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
大家知道，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净额（总资本减去对应的资本扣除项）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新标准下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呢？
某区域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2013年末为11.24%，2012年末为12.85%。通过结构和敏感性分析，资本充足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分子上的资本扣除项目“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2013年增加4.6亿元，导致资本净额的增幅缩窄，分子上的资本净额增长率只有7.38%。二是分母上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长变动幅度达到22%。分析发现主要贡献因素是对企业债权和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两项内容的增加，二者分别导致2013年表内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较上年增加25.6亿元和2.7亿元，最终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较2012年增加37.2亿元，增长率22%。
该商业银行2013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其对各家金融机构的长期股权投资较2012年增加5.1亿元，主要原因是按照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导致长期股权投资增加3.4亿元，同时当年新增股权投资1.7亿元。按照新标准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大部分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作为资本扣除项处理，一部分以2.5倍的权重计入风险加权资产中。无论是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分子还是分母，长期股权投资均产生了非积极性影响。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举措
商业银行应加快经营方式的转变，适当发展表外业务、改善表内业务结构；完善单一的资本结构，增加资本补充渠道、适当发展债务型资本，审慎合理选择会计处理方法，促使新标准下的资本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提升风险应对能力，稳健发展。
（一）适当发展表外业务，调整表内业务结构
从长远看，商业银行应积极发展诸如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及咨询服务等表外业务，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寻找新利润增长点。商业银行应积极调整表内信贷业务结构，有助于降低表内信贷业务消耗的大量资本。银行信贷应重点向个人、小微企业贷款倾斜。根据新标准下资本充足率指标计算的风险权重分配规则，商业银行应重点发展个人贷款业务，以此降低分母中的风险加权资产，减少资本占用。某商业银行2013年末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0.32%，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1.19%、剔除上述小微企业后的公司贷款占比80.12%。可以看出，该商业银行表内贷款结构仍有较大的战略调整空间。
（二）合理审慎选择适用的会计计量规则
【关键词】 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 解析
随着各商业银行2009年年报、2010年中期报表的披露及《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资本充足率再次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截至2009年底，我国239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为11.4%，国有大型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都在两位数以上，远远超过巴塞尔委员会8%的标准；核心资本充足率多数在9%左右，也远超《新资本协议》4%的要求（见图1、图2）。但2009年三季度后，各大银行快速增加放贷量，资本随即呈现快速被消耗的趋势，导致几家大行的资本充足率较2008年有所下降。其中，居于首位的工行资本充足率比2008年的13.06%下降了0.7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2%交行位居第二，其核心资本充足率为8.15%；建行第三，资本充足率为11.7%，核心资本充足率为9.31%，分别较2008年下降0.46和0.86个百分点；以11.14%的资本充足率位于第四的中行，较上年下降2.29个百分点，核心资本充足率也下降为9.07%。2009年人民币新增贷款居同业首位但资本压力最为显著（见图3）。而根据上市银行公布的2010年三季度报表数据显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2010年9月底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2.6%、12.52%、12.11%和11.63%，较2009年均有所提升……可见，监管部门及各商业银行均非常重视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提高，该指标已成为衡量商业银行资本金安全状况及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将就什么是资本充足率？这些指标数据的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等进行详细解析。
一、资本充足率的意义
资本充足率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监管规定的资本与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反映商业银行在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产遭到损失之前，该银行能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金融管理当局对该指标的规定旨在抑制风险资产的过度膨胀，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各国金融管理当局一般都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实行管制，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
资本充足率=（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的市场风险资本）
具体来说，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其中，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包括捐赠和资本溢价）、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附属资本包括优先股、可转换债券、重估储备、一般准备、长期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扣除项包括商誉、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对非自用不动产和企业的资本投资。作为国际银行监督管理基础的《巴塞尔协议》规定，资本充足率以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来衡量，其目标标准比率为8％。
资本充足率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考核商业银行经营安全性的重要监测指标。人民银行在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监控指标》中更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指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不得低于4％，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目前，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要求下，银监会已建立动态资本和动态拨备，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从原来的8%提高到10%（对中小银行）和11% （对大型银行），目的在于在信贷扩张和银行收益较好的时期，要求银行多将收益转化为资本和拨备用以抵御未来的潜在风险，提高抵补预期和非预期损失的能力，使商业银行更加安全、稳健地经营和发展。
二、资本充足率指标解析
（一）现有计算公式下，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分析
面对监管法规的要求，商业银行可以选择增加分子量和减少分母量的途径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某一特定比例（比如8%以上）。
1.增加分子的途径
通过增加分子的途径来补充资本，代表着银行必需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增加资本。如果银行通过增发新股、配股或是减少分红的途径来补充资本，则需要付出很高的协调成本，且实施难度大，在短期内也不易见效。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最可行的补充资本途径便是通过发债来补充附属资本，在周期性的低利率时期这种方式尤为流行。2009年以来出现了商业银行成群结队大规模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据统计，当年的发行规模已超过2 000亿元。
不过，发债方式也将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如果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从附属资本中将银行间互持的次级债或混合资本债全部扣除，那么，商业银行通过发债方式补充资本的能力会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监管规则要求，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100%，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补充的资本不得超过核心资本的50%，也即，如果商业银行核心资本不足，即使补充再多的附属资本也不能从实质上提高资本充足率。
2.减少分母的途径
减少分母的途径，意味着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压缩分母的风险资产的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一方面，在风险权重不同的情况下，收益率既定，商业银行一般会选择首先压缩风险权重大的资产；另一方面，风险权重相同，银行为保住收益率通常选择压缩其他风险资产而不是收益率更高的风险资产。目前，银行通常确定的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依次为：央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原来因收购坏账而发行的债券，风险权重为0%；超过4个月的商业银行债权、银票为20%；对公用企业的贷款和发行的债券、对居民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权重为50%；对个人和企业的一般性贷款和各类企业债券、商业票据、银行间互持的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风险权重为100%。
在上述风险资产中，商业银行一般会选择压缩向企业和居民发放的普通信贷资产及信用类债券，而将增加持有央票、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未来，出于最大程度提高收益的考虑，银行可能会选择利用信贷资产理财的方式，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压缩表内风险资产。
（二）资本充足率并非越高越好，是一个适度指标
现代商业银行对资本金需求表现为：资本金规模数量越大，其充足度越高，商业银行抵抗风险能力就相对越强，公众对其就越有信心。从我国当前状况分析，提高资本充足率是必要的，银监会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从原来的8%提高到10%（对中小银行）和11%（对大型银行）就是这个原理。然而，银行资本并非越多越好。这是由于资本金达到某一数值临界点后，它的边际收益就会呈现下降趋势，而且资本金数量过多也会造成由于筹集和管理方面等成本的增加而形成边际成本也增加上升，导致资本的财务杠杆比率下降，进而影响银行收益，致使股东收益降低，从而损害到银行的整体价值。假如银行资本金太低，就会增加对存款等其他资金来源的需求量，增加经营风险，造成银行边际收益降低。所以，商业银行资本金也存在一个规模最佳的问题。如何确定银行资本金的最佳额度便成为金融当局和商业银行管理人员所面临的“必答题”。
（三）资本约束的局限性
20年来巴塞尔协议致力于不断的修改完善中，其基本理念认为现代银行的资本必须有效覆盖各种风险。为限制银行在资本不足情况下过度扩张规模，在1988年出台了巴塞尔协议。而在2004年出台的新资本协议中，要求资本覆盖的范围更广了，除了原有的信用风险外，又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总之，要求商业银行有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成为其主线。然而经过对2008年金融危机过程中欧美银行的情况研究表明，即便是核心资本充足率达标也不能保证银行有足够的抗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由此说明，巴塞尔协议确定的资本充足率指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资本无法有效抵御全部风险，资本约束也存在相对的局限性。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两方面：
1.流动性风险的不确定因素
此次金融危机中，一部分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充足率并不低于8%的监管指标，部分还高于8%，然而还是发生了破产或被收购、政府托管的情况，其中流动性风险起了很大作用。流动性风险因素给银行带来的影响有相当的偶然性和突发性，基本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表现为短期资产价值无法对短期负债进行支付并且有偶发的资金外流现象；二表现为筹资困难；三表现为流动性严重不足，资本无法对流动性风险有效应对，如果要用资本抵御流动性风险会大幅提高商业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所以，流动性风险管理机制的确立、流动性风险的强化监管，应该是全球金融机构今后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衍生产品的不确定风险
纵观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多种相互交错的衍生产品的产生，形成“牵一发动全身”的情形，给金融体系造成难以统计的损失，资本需求量大幅提高，进而导致银行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几乎为零，银行将会陷入无以为继的经营困境。因此，资本不能覆盖衍生产品的不确定风险。而当前新资本协议并未规定衍生产品的资本风险的计量方法，这是新资本协议今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四）资本充足率数据背后的真实问题
表面上看，各银行公布出的资本充足率数据不仅是达标的，而且还相对较高，但经过反复观察就可以看出，有不少银行简单地理解为只要资本充足率达标就满足了监管体系的要求。所以，国内有些商业银行对经营机制的改革仅流于形式而不追求实质，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仍然停留在“要我补充”而不是“我要补充”的状态上。一旦监管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便不是要求政府给政策就是伸手向股市再融资，或者是通过其他各种渠道追求数据上的达标，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隐忧。主要有以下表现：
1.我国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不合理，资金缺口问题严重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金来源的构成中主要是实收资本，附属资本几乎没有，必然会对资本总额的增加带来影响。当银行经营出现亏损时，为弥补亏损，银行的资本金将会随之减少，但又缺乏合理补充途径，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出现资本严重短缺的状况。当前国内各商业银行为提高资本充足率，已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招商银行预计于2010年至2012年该行将会面临累计超过200亿元资本缺口；建设银行也表示在已发行600亿元次级债的基础上，还将通过发行200亿元债券筹资。可见，银行的筹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其资金缺口将越来越大。
2.我国商业银行过分依赖资本市场补充资本金
2009年的大规模放贷直接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明显下降。2010年，A+H配股的再融资方式成为中行、工行、交行、建行等四大商业银行选择融资的主要方式，融资数量总计达2 870亿元。目前，市场资源的分配尚未真正市场化，在此情况下，如果将股权融资作为银行补充资本充足率的主要渠道，将使得在争取资本支持的同时强化资本监督和改善内部治理的意义完全失去，而且某种意义上也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本来已在滋长的银行内部人控制倾向。长此以往，银行将忽视内在资本生成机制的培育，而习惯把股权融资当作资本充足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补充源泉，一再向资本市场伸手融资。这已是在某些上市银行再融资动向中一次又一次发现的一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而对于银行过分依赖资本市场再融资的行为，政府监管部门不仅不阻止，反而还给予积极配合，很大程度上纵容了银行总是依赖资本市场来补充资本金；再加之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低，更容易使银行经营陷入“扩张规模――再融资――扩张规模”的非良性循环中，这不仅导致银行的风险加大，而且使得银行业务模式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3.我国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不规范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为了盲目扩大规模和追求包装财务指标，相继采用发行次级债的方式来弥补资本充足率。截至2009年8月，商业银行发行的次级债规模已达到2 316.5亿元，其中14家上市银行的次级债余额大约为3 766亿元。经监管机构调查发现，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次级债已有51%的比例。这说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事实上是有很多水分的，同时银行间你持有我债券、我持有你债券的情形也带来巨大的隐患，一旦某个银行遭遇风险，“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不可避免了。
三、商业银行真正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建议
(一)大力引进战略投资者
充足的资本金、稳定的资本能够提升商业银行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从而保证商业银行健康、稳定、有序地经营与发展。对于如何解决资本的问题，本文认为大力引进资质优良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是各商业银行明智的战略选择。资质优良的战略投资者不仅资金实力雄厚、持股期限长、数量较大，而且他们还拥有核心技术、超前的管理理念和经验，更重视获取长期战略利益，从而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开放、优质的股权结构及最终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二）构建新的经营模式
巴塞尔资本协议将资本充足率确定为最基本指标，用来考核商业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抵御风险，其真正意义在于督促银行要从根本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要立足于转变经营模式、注重培育资本生成机制。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补充，银行应更多考虑用留成利润来补充，而不是仅仅依靠股市再融资。因为，利润是银行实力的表现，用留成利润补充资本金，事实上是将企业的放贷规模与银行的实力相联系，对银行的稳定发展更有利；而用再融资来补充资本金，银行就会将股市当成“提款机”，盲目扩大放贷规模，从而使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三）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测量方法，减少风险资产
为应对金融危机，商业银行要特别注重资本充足率风险。首先要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测量方法来提高风险的识别能力，根据风险取向，确定不同的资本充足率并对已积累的历史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通过数据观测尽可能准确判断未来风险；其次应加快剥离不良资产，加快对坏账、呆账的核销，加快健全并从根本上改变导致不良贷款的体制，降低银行资产的风险权数，提高资金循环周转速度快、变现能力强的流动资产比例，从而有效地提高资本充足率，进而确保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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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迅速扩大，受其波及的国际银行业损失惨重，银行普遍开始重视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与管理。1988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正是国际银行监管应对信用风险的标志性文件。巴塞尔协议的核心目的是在国际银行界建立一套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该协议要求：1992年底前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将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维持在8%以上（其中核心资本不低于4%）。
巴塞尔协议的确为保证跨国银行的偿债能力提供了衡量标准，但其出台也有通过减少国际间资本数量规定差异消除银行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因此，作为一项定量标准，资本充足率要求制定伊始并未得到各国的一致认同，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亦是如此。美国外交评议会研究主任埃萨・凯普斯坦在分析制定巴塞尔协议的目的时曾谈到，美国最初提出的自有资本比例标准根据的是本国银行的经营风险情况。而如果仅将这一标准运用于本国银行，则难免损害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能力，所以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才把它拿到国际清算银行去寻求国际协调。不过，此项提议却遭受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的强烈反对，迫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后来在与许多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进行关于国际清算银行一些具体规则的交涉中，美国实际做出了让步。例如，日本大藏省要求美国考虑日本股市大涨导致日本银行的账外收益非常高的因素，同意将银行账外资产的45%作为自有资本计算。在得到美国的认可后，日本方采纳协议。
在多重背景下制定的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作为一项容易被监测和控制的核心指标，得到了充分强调。但这也留下一个矛盾：资本金约束强制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保持占风险资产一定比例的资本作为风险缓冲，然而对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银行业，这一约束也构成了银行的机会成本。尤其是对于持有“大而不宜倒”心理的大型银行来说，政府对其提供的隐性担保令过分谨慎经营反而变为浪费。而对规模较小的银行来说，资本充足率规定则更加重了其经营压力。为了在国际银行竞争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可能不惜通过近视手段提高账面资本充足率，却种下长期风险的隐患。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影响可通过银行的财务数据，如盈利指标和经营稳健性指标直接体现出来，也可由银行资产结构的调整、投资方向的变化等行为间接反映。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贷款扩张行为的约束会影响经济总量，因而它也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我们不仅应看到它对个体银行资产风险程度的监督作用，也有必要分析其对货币信用、金融政策乃至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
从银行视角看资本充足率要求
作者进行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资本充足率与银行财务表现的关系方面，平均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资产收益率会提升0.03%。由于银行通常资产规模庞大，因此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正面影响还是相当值得重视的。资本比率的提高降低了债权人对银行的风险预期，从而使银行不必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由于转轨前国有银行体系内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资产结构缺乏弹性，提高资本充足率可能反而会降低其盈利能力。
在资本充足率规定对银行资产安全性的影响方面，平均而言，银行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不良资产比率会降低0.35%。因为不良资产比率越高，意味着银行资产的风险越大，这将增大资本充足率中高风险权数的部分，从而降低资本充足率。但在《巴塞尔协议》公布以前，由于没有对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规定，银行实际上可以通过账务处理增加银行账面资本金，进而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全面地考察银行的资本充足程度，而不是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只有以不同的风险权重区分不同风险的资产，资本充足率指标才能起到风险预警的作用。
从宏观视角看资本充足率监管
保持适当的资本是银行稳健经营的基础。由于银行经2007.6 CORPORATE FINANCE 新理财营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款人和其他银行债权人很难得知反映银行经营的确切财务信息。所以，充足的资本作为可观察的财务指标，一方面，确实提供了吸收损失的缓冲垫；另一方面，显示了银行对经营风险的承担，有利于减少银行的机会主义动机与行为，因而可提供银行债权人对银行持续健康经营的正面预期。反之，则导致对银行支付清偿能力的置疑，可能引发银行挤兑，而挤兑恶化了银行持有的储备状况，进一步加强了存款人和银行债权人的置疑。这一“循环加强逻辑”过程在严重情况下将引发银行倒闭，并通过信用链条和羊群效应产生传染，形成大面积的银行危机。银行危机一旦形成，大量流失的存款首先会通过乘数效应产生紧缩通货的效果，导致利率上升、信用链条断裂，直接影响资源配置。银行危机也会对资产市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发生挤兑时，银行为了恢复流动性水平会立即设法将资产变现。但是，大量资产同时涌入资产市场就会迫使资产价格下降。与此同时，由于资产价格的暴跌，银行危机还会波及其他市场，造成巨额损失，将交易者逐出市场，最终导致更大范围的支付危机。也就是说，严重的资本不足情况不仅威胁个体银行的生存，还可能危及整个实体经济，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提出体现了监管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以往，商业银行面临流动性危机时多采用存款保险制度作为事后保障，而忽略了事前防范。《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引导人们将监管视角从事后移向事前，并从银行体系外转向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标准对银行资本标准及其计量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且重视根据银行资产风险的变动及时补充的机制。它既提供了防范风险、弥补损失的一道明确防线，又突破了单纯追求资本金数量规模的限制，体现出资本动态监管的思想。
然而，达到了资本充足率标准，并不意味着银行经营是安全的，资本充足性监管本身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是多重的。首先，资本充足率规定既然可以影响银行经营的风险态度，促使其合理安排风险资产结构，也有可能影响银行的盈利水平，特别是在金融周期进入紧缩阶段时，这种影响会更加突出。由于银根收紧，贷款减少，银行业务规模下降，盈利来源减少，若机械追求固定不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保持相当规模的资本金，则有可能限制银行灵活调整资金结构的能力。其次，现有的信用支持也会间接影响资本充足率监管效用。对于银行体系，“大而不倒”体现了隐形信用对资本的支持作用。特别是有国家信用担保的国有商业银行，尽管直接、大量的注资行为今后可能会逐渐减少，但强大的信用后盾仍然减少了他们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过高的资本充足率反而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并且扭曲银行经营行为。因此，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必须注重其他监管措施的设计，保证金融监管体系的协调运行。
对我国银行体系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建议
资本金不足是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银行资本充足性监管与国际标准接轨也成为迫切的问题。如果商业银行计划在海外上市，各项财务指标只有符合海外投资者和当地监管机构的要求才能顺利融资。为达到上市要求，由国家对银行注资成为相对快捷便利的选择。通过上市融资，如果商业银行能够走上规范化、市场化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自身盈利能力的提高，则无疑是最理想的。
但是，并非所有银行都适合这条道路。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1998年国家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注资后，其资本充足率在几年后仍不能维持而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因此，在国家降低显性信用支持力度后，银行将更难通过这一渠道提升资本充足率。在这期间内，需要给银行一段积累利润、培育盈利能力的时间。在其他资本金补充渠道尚难跟进时，资本充足率标准只宜作为参考，不宜成为一项硬性标准。
此外，还应注意资本充足性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当经济紧缩时，实施风险加权资本监管将可能抵消部分积极货币政策的效果。巴塞尔委员会1999年在一份关于银行监管的报告中就曾说：“某些证据表明，在美国和日本经济衰退时，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这一时期的贷款，并导致了其他经济部门的衰退”。如何解决宏观政策调控方向与资本金约束要求相逆，将是今后金融监管中应当重视的问题。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分析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家财政注资形成的实收资本和公开储备，称为核心资本；二是作为附属资本的各种准备金。根据2004年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应建立在充分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等各项损失准备的基础之上。商业银行计算各项贷款的风险加权资产时，应首先从贷款账面价值中扣除专项准备；其他各类资产的减值准备，也应从相应资产的账面价值中扣除。但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仅按上年末风险资产余额（扣除委托贷款和拆借款项）的1%计提呆帐准备金，而数目更为巨大的专项准备和减值准备均未扣除，虚增了附属资本从而夸大了资本充足率。
为了提高国有银行资本充足率并逐步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我国政府在2003年底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同时划转2787亿元不良资产，并分别发行260亿元和233亿元次级债后，使得国有银行资本金数额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资产扩张速度快，而银行资本来源渠道单一，效益欠佳甚至亏损，几乎不可能用经营利润来补充资本金，大量的呆帐核销更是侵蚀了银行资本金的基础，财政受财力所限也无法拿出足够的钱继续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导致资产规模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资本金的增幅，资本充足率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
二、主要成因
（一）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和先天不足
尽管10余年来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不断推行银行商业化的改革，但由于商业银行经营者受制于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势，缺乏风险意识，加之一些政策性和非商业化潜在因素的存在，如不良贷款最终需要国家财政核销及前些年银行监管力度不够，银行资本对于经营决策者的约束机制难以形成。
（二）一味追求规模扩张带来负面影响
从运作上看，我国经济的发展，在过去20多年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8%的奇迹，这确实为商业银行适度规模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遇，而且为赢得银行间的竞争优势、追求适度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了前提。从经济增长的周期来看，经济的增长是存在波峰和波谷的，波峰时期投放的大量贷款极可能就是波谷时期的不良贷款，而且还有国家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把握规模增长的度，使规模与资本相匹配。
（三）外部干预和腐败行为侵蚀
从外部环境看，银行系统在计划经济时期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使得银行充当了“财政出纳”的角色，一个时期地方行政干预达到“有恃无恐”的地步。在银行体制改革中，这种状况也时有发生，只是转换了方式，由过去行政的指定令变成了行政商议，或谓之“支持地方经济”，这尤其表现在贷款的争夺。
三、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方法
（一）提高管理水平推行全面风险管理,严防新增不良贷款的发生
以前不良贷款、“一逾两呆”最后侵蚀资本金的问题极为严重。据统计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2002、2003年不良贷款高达20%以上,而若严格按国际标准衡量这一数字能达到4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好的。要尽可能的减少不良贷款以使得资本充足率达到甚至超过所规定的水平。
（二）通过公开上市以充实资本金
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上市,不仅是产权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及募集资本金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惯例。国际上著名的大银行几乎都是上市银行。目前,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银行有900多家,东京交易所有160多家，香港也有40多家。现实地看，通过银行上市就可筹集到数量可观的资金,使社会资金成为银行资本金募集的强大后盾,为银行的持续经营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可以增强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使银行承担更大的责任，受到更多约束,利用多方面的监督来促使银行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资产质量,是建立起现代银行制度的必由之路。
（三）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提高附属资本比率
针对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核心资本比重过高,附属资本严重匮乏的现状,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提高附属资本比率,进而提高资本充足率,不失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优良途径。银行通过债权融资可避免稀释利润或削弱管理层目前对银行的控制权,银行还可从税前盈利中抵扣对资本票据支付的利息,这将带来可观的税收方面的好处。通过发行长期次级债券来增加银行附属资本的方式,较好地利用了银行资本与长期债券互换的理论,并可实现债权融资的杠杆作用,在国际银行界已被广泛使用。
信用风险是指银行的借款人或交易对象不能按事先达成的协议履行义务的潜在可能性。信用风险存在于一切信用活动中,而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面临的信用风险最大。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最后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且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究其根源,就商业银行而言,作为贷款人放松了审慎经营原则,扩大了次级信贷市场的信用风险。
由此可见,严重的信用风险不仅威胁到银行自身的经营安全,还有可能冲击整个银行信用体系的稳健,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商业银行应对信用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处理和评估,从而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在一定收益水平下使信用风险最小化。
(一)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内部评级系统的管理,建立全面的、高质量的信用数据库,提供更多有关损失发生时的资料,以形成有效的量化分析。在执行层面上,要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管理结构应兼顾风险控制的任务目标和以客户为中心、市场盈利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在决策层面上,商业银行要建立以风险识别、风险衡量和风险监控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的风险决策体系,坚持公正和透明的原则。在评价层面上,商业银行通过内部和外部审计对风险管理程序进行检查,了解确认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此外,在加强商业银行现有评估系统的同时发展独立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运用外部力量加强对借款人进行监督与评估,以增强市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二)建立科学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首先,商业银行要完善信用分析制度,即确定贷款质量和贷款人还本付息的能力,可以借鉴西方商业银行提出的6C原则,即品德(Character)、能力(Capacity)、资本(Capital)、担保或抵押(Collateral)、环境(Condition)、连续性(Continuity)。银行应该根据自身特殊情况拟订一套完整的评级方案,并设立专门部门对企业进行评级。其次,商业银行要注意企业的贷前量化分析,即对贷款的企业进行各项财务指标的综合分析。再次,商业银行要建立科学的分析预警体制,合理的分析预警体制可以帮助其有效地避免呆账、坏账的发生,减小银行潜在的风险。同时,银行也应避免贷款的过度集中,尽可能分散化地选择客户,从而将信用风险进行分散,确保稳健经营。最后,商业银行要严格依法放贷,保证贷款资金的保值。
(三)调整优化商业银行资产结构
商业银行要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来减少风险加权资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规定要对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计提资本,将表外项目通过信用系数转换为对等数量的银行贷款。一些信用转换系数较低的业务如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等往往是能为银行带来较高收益的优良业务,并且获得的利润能转增资本金,这样商业银行能通过大力开展这些业务提高资本充足率。此外,实施资产证券化或资产出售则可以把风险加权较高的贷款和其他资产转化为现金,降低资产方的风险水平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总额,相应地提高资本充足率。
市场风险控制策略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风险因子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将会带来市场的广化和深化,这两种情况会造成商业银行资产组合日趋复杂,组合市值的波动将更加明显。同时,商业银行在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时,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将越来越明显化、复杂化。因此,商业银行需要制定合理的策略来控制市场风险。
(一)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规避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回避策略即指商业银行根据一定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风险。例如在无法准确预测利率变动趋势以及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控制资产负债结构进而改变资金缺口时,商业银行应采取缩小资金缺口甚至零缺口资金配置策略来规避利率风险。
同样,也可以通过轧平外汇头寸以避免外汇风险敞口,或利用货币、汇率互换来避免汇率风险。
(二)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分散策略是指通过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来分散风险,实现收益最大化。商业银行要通过确定组合管理目标、制定组合管理政策、构建证券组合、修订证券组合资产结构以及对其进行业绩评估来分散风险。例如,在债券市场中,银行应分散地投资多种债券,可使银行盈亏相抵,面临的非系统性风险总体上将缩小。对于外汇风险分散,银行可以通过采取持有多币种外汇头寸(或黄金头寸)来实现,这样就可以用其中某些外汇汇率上升的收益来弥补某些外汇汇率下跌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转移策略
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转移策略是指银行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将其承受的风险转移给其他经济主体。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也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有效规避利率风险,如远期利率协议、利率期货、利率互换和利率期权。这些金融衍生工具能帮助银行消化系统风险,为现货市场提供了一条转移价格风险的渠道,从而将市场价格变动导致的风险从正常的实际经营活动中分离出来。
操作风险控制策略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存在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和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其中包括法律风险。随着《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其列为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并列的三大风险,操作风险日益成为银行业监管的重要领域。与其他风险不同,操作风险内在于银行的业务操作,并且几乎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所有方面。加强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和控制已成为商业银行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商业银行应建立完善的操作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以确保操作风险管理活动被有效地理解和执行。采用集权、分权相结合的职能型组织架构,在操作风险战略决策的制定和管理上实行最大限度的集权,在风险控制的具体实施上设立多个部门联合操作,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组织形式。同时,商业银行应注重基层机构的管理,以其执行效果作为评价、验证管理绩效的标准,全面提升整个系统的管理水平。
(二)开发先进的操作风险管理工具
商业银行应由粗放的检查控制手段转化为细致的管理风格,即深入了解分析风险要素,对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并对关键环节实行日常监督机制和预警机制,制定重大风险事件的报告和处理流程。此外,商业银行要致力于进一步开发包括操作风险管理在内的综合管理系统,全面实现商业银行业务操作和管理的信息化,用计算机代替大量简单重复的、低效率的手工操作,实现计算机系统的硬控制。
(三)加强内部监控和外部监督
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不仅要求对风险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制约机制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监督,更要求对这些制度、流程、机制本身的科学性进行审核。外部监管部门应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监管的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操作风险控制体系、防范机制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上。同时,监管部门应制定统一的操作风险监管标准或业务指引,帮助商业银行在管理操作风险时明确方向。监管部门还应改进监管方式,定期组织各商业银行交流操作风险管理的经验,对潜在的操作风险迹象及时预警。
综上所述,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保持银行稳健发展的重要保障。商业银行要保持良好的经营理念、超前的风险意识,创建先进的管理办法,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效的考评机制,通过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处理控制提高资本充足率,以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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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资本与风险资产的比率,是衡量银行综合经营实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贯穿于银行经营的整个过程中。作为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资本充足率监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9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开展国际业务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原有的对资本充足率的计量方法不能准确反映银行的风险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6月颁布《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把最低资本要求作为新协议的第一支柱,并提出新的风险度量标准与方法。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公布我国资本充足率的测算标准,并将其纳入监管范围。之后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完善,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出台。自此,《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成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指针。
(一)国外研究状况
Kane(1990)、Duan(1992)、Flannery(1998)、Hellmann(2000)、Maclachlan(2001)、Jagtiani和Lemieux(2001)认为,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模式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要提高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必须配合相应的监管手段和制度安排,通过加强市场约束机制,才能实现银行的有效监管。Shrieve和Dahl(1992)通过对美国1800家银行1983到1987年的数据分析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和风险的变化,得出资本充足率小于7%的银行,其资本充足率增加速度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Jacques和Nigro(1997)通过分析发现,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变化既有内生原因也有外生原因,认为资本充足性监管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都会产生影响。Agoraki等(2009)通过分析监管、竞争和风险的关系,认为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可以减少银行的风险。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否有效进行了分析。胡颖荻和章宁宁(2006)通过对工行、农行、建行和中行1990年到2004年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银行资本充足率和资本收益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能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价值,减少银行风险,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无效的。王亚旭(2007)基于Shrieve和Dahl(1992)提出的联立方程组模型,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模型进行调整进行了2SLS分析,认为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以前监管压力无效,实施以后监管压力的效力增强。钱海刚、王常雄和孔貌(2009)通过对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6~2007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不明显,原因可能为银行的垄断竞争的行业特征、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和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刘晓星、卢菲和王金定(2011)基于Jacques和Nigro的研究方法,引入两个虚拟变量来衡量最低监管要求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的影响,对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在现阶段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还不能有效实现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下降。黄光和吕江林(2012)通过分析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风险管理、改革转型和强化对实体经济服务的影响,认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二、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及金融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对银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在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出台以后,我国银行业正式确立了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审慎监管体系。之后,银监会又了一系列的规章文件,使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图1显示了2003年到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的银行数量,其呈现了一个不断增加的趋势。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数在不断地增加,而且在2009年以后,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达到了10%以上(表1),都超过了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三、实证分析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目的就是控制银行破产风险,提高银行的价值。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与银行资产规模、银行资产收益率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相关性,来判断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选择
一是不良贷款率(RISK),在我国,银行资产的主要来源是信贷资产,资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不良贷款,最能反映银行风险概率的指标是不良贷款率,因此选用不良贷款率表示银行的风险水平。如果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关系,则说明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
二是资产收益率(ROA),银行资产收益率(银行净利润/平均总资产)越高,说明银行的盈利水平越高,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其内部积累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通过留存收益补充资本金或是通过留存收益核销呆坏账,这两种途径都能增加银行的价值,因此选取资产收益率作为评估银行价值的指标。如果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则说明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有效的。
三是资产规模(SIZE),规模越大的银行其风险分散能力越强,其投资机会和资金获取渠道越多,因此,资产规模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本充足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数据主要来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据。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本文选择的数据是时间序列,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在Eviews中对不同资产规模、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做单位根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从表2可以看出:RISK序列是平稳的,而CAR、SIZE和ROA序列是不平稳的,但是在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三个序列都是平稳的。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经过了序列相关性检验之后,对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得出的结果如下:
从表3可以看出,在滞后一期的时候,资产收益率会对资本充足率产生影响,资产规模会对资产收益率产生影响;在滞后两期的时候,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会对资本充足率产生影响;在滞后三期的时候,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之间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资产收益率会对资本充足率产生影响,资产规模会影响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会对不良贷款率产生影响。
(四)相关性检验
从上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中可以看出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现在对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进行相关性检验,得出以下结果:资本充足率与资产规模、不良贷款率和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996、-0.1265和0.6157。说明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资产规模和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
(五)回归分析
为了判断相关性检验的准确性,再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а1、а2、а3、β1、β2和β3是系数,μ和δ是残差。回归结果如下:
R由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两个模型的可决系数分别为0.6972和0.6035,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资本充足率与资产收益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相关性检验结果一致;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与相关性检验结果相反。
四、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结果相反;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预期结果一致。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有一定效率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增加了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在降银行的风险方面效果不明显,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在当前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银行业也处在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进程中,随之而来,银行业也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就显得更重要了。下面就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几点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建议。
一是完善我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就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逐步健全公司治理的组织架构;提高银行风险经营中的决策和管理透明度,控制机会主义和关联交易,形成内在激励和降低风险的约束机制,促使商业银行建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业务增长模式,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协调统一。
二是完善市场约束功能。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需要一个健康有效的市场环境,要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就要进一步加大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市场的功能,规范政府职能,为银行业经营打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宏观制度环境。在一个健康有效的市场环境下,还需要完善市场的约束功能。要增强市场约束功能,首先,要完善银行信息披露制度,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其次,要加强银行的信用评级,增强市场信心;再次,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与监管当局共同发挥维护银行稳定和安全的作用;最后,要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增加存款人对银行运营的责任,消除存款人的道德风险,更好地约束银行的运营。
三是提高金融监管水平。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提高离不开监管水平的不断调整和完善,监管部门应不断探索,将资本充足率监管与法人治理、内部控制和分类监管等一系列监管手段和方式相结合,不断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注释
{1}图片来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关键词］资本充足率；银行绩效；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02-04
1 引 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监管和创新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网络科技泡沫后,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的过度放松和落后演化为巨大的金融风险。一旦这种风险释放,可能导致更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损失。从中国的情况看,情况比较特殊。《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巴伦周刊》等主流媒体均指出,中国金融部门的开放性和创新性不足是中国躲过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危机过后,资本充足监管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2 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现状
目前,由于我国银行业的快速发展只有最近30年,许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仍未达标,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层次相对较低,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充足水平的管理,对许多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达标仅仅是因为监管的压力,而不是资本市场的压力,更不是银行绩效提升的前提。
按照银监会2004年2月颁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条例》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扣除项)/(风险加权资产+12.5倍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所需资本)
根据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应当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个方面。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长期次级债务。但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当剔除扣减项。在核心资本中,除了增加了少数股权外,还将上年的未分配利润计入核心资本。在附属资本中,除了保留根据全部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一般准备外,用于弥补风险分类后每笔贷款损失程度的专项准备和其他准备则被剔除。
从1998年开始,为了补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国家通过财政注资、剥离不良资产、留存利润转增资本、税收返还和准许发行次级债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了一定提高。2004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2007年1月1日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后达标期限(资本充足率达到8%),在过渡期内,未达标的商业银行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截至2008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只有175家,比年初增加14家；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84.2%（见表1）。
相对而言,上市银行由于上市融资以及战略投资者,资本充足率水平相对较高。由表1可知,对2005―2009年上市银行年报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R)变化幅度较大,深发展资本充足率最低,2005年和2006年分别仅3.7%和3.71%,而中信银行则由于2007年上市的原因,资本充足率大幅增长,从8.11%增长到15.27%,远高于上市银行12.2%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巴塞尔协议》中资本充足率8%的规定。从13家银行这几年的数据对比发现,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3家上市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从10.4%上升到14.1%,已超过世界十大银行的平均水平。同时也发现,由于2008年年底次贷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随着我国银行信贷规模的激增,各银行都出现了因大量放贷造成的资本充足率大幅下滑的情况。
3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的实证研究
3.1 模型设计
3.1.1 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数据采用2005―2009年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横截面数据(此数据为合成数据,即时序与截面混合数据),包括我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广东发展银行的数据可获得性较差,故未纳入本文的研究样本中。数据均来源于各银行公布的年报。数据处理及分析采用SPSS11.5软件。
3.1.2 变量定义
本文用资本充足率(CAR)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综合反映银行风险水平和资本结构。另外选取以下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作为解释变量,这三个指标均一定程度上代表银行的赢利能力。这三个指标的提高则商业银行的利润增加,从而有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性,故它们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另外引入代表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存贷比和代表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不良贷款率(PBL)。存贷比反映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也能体现银行的扩张速度,银行的存贷比越高,风险加权资产越多,与资本充足率应是负相关关系；不良贷款率是不良贷款在总贷款中所占的比例,它与资本充足率之间应该呈负相关关系。变量定义具体见表2。
3.1.3 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存贷比率和不良贷款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的关系。模型如下：
CARi=β1ROAi+β2ROEi+β3EPSi+β4LDRi+β5PBLi+μi
3.2 实证分析结果
3.2.1 检验分析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高,多重相关系数(R)＝0.823,多重测定系数(R Square)＝0.678,调整系数(Adjusted R Square)＝0.648。说明模型对资本充足率变化的描述效果较好,资本充足率的真实值距离拟合值较近。
3.2.3 回归结果与分析
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资本充足率每提高1%,总资产收益率提高5.782%,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0.186%,每股收益下降0.355%,其中总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表现出了显著的正相关性,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与资本充足率则表现了较弱的负相关性。这意味着,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看似矛盾的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高低和银行收益并不存在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关系。和国际著名的银行不同,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并不显著,这是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特有的“悖论”。
在银行资产质量与流动性方面,选取的两个财务指标不良贷款率和存贷比率都和资本充足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绩效水平并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说明资本充足率要求对我国商业银行而言,仅仅起到了一个监管的作用,而没有起到重要的抵御风险的作用。在理论上,资本充足率体现了商业银行的抗风险能力,会对社会公众起到一个信号传递的作用,但我国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的隐性担保使这个信号失去了作用,在有了政府作为担保人的前提下,居民的存款对商业银行来说一样可以当做资本来使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以及监管的日趋规范和严格,资本充足率已成为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一项硬性指标,在我国商业银行中的作用将会日益显著。
4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不足的可能原因
4.1 银行的垄断竞争的行业特征可能降低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绝对垄断的地位已经被打破,市场份额有所降低,但银行业的准入门槛仍然十分高,民营银行数量和规模均不尽如人意,银行业的可竞争性特征并不明显。竞争性不足使得我国银行的绩效可能更多的来自垄断竞争的行业性特征而不是资本充足监管水平的提高。
4.2 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使得银行的资本充足监管的重要性下降
根据“最终控制人”(the principle of ultimate ownership)理论。我国上市银行均是政府控股的,这些银行的资本中必然包含国家信用的非账面无形资本,因此没有必要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而是更多地肩负着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责。因此,当政府的政策倾向于扶持银行业且政府将会为银行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和损失“背书”时,即银行经营可能出现“利润银行化,风险社会化”,这可能带来商业银行本身的机会主义行为。
4.3 不完善的制度环境
Shleifer(2005)指出,监管的效果与制度环境有关,发达国家的制度更好,故监管的效果也更好；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往往伴随着低效、腐败。从现实看,我国的银行业发展也的确面临监管的尴尬困境：全球化下我国孱弱的银行业需要资本充足监管,但经验不足和制度环境的不成熟可能导致资本充足监管形同虚设。所以,作为一个转轨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得以发挥的前提可能是完善政府的质量,以及健全的市场环境。
4.4 资本充足监管体系被肤浅地理解为资本充足率达标
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往往流于形式：2005年银行大规模上市前,国内银行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却呈现出明显的偏低状况；近年来,银行通过上市或引进战略投资者,资本充足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但银行的绩效和资本充足监管仍然没有太强烈的关系。我国许多银行普遍将资本充足监管仅仅理解为资本充足率数量上的达标,并未以此为核心建立一套完整的能促进银行经营绩效和稳定性的资本充足监管体系。
5 加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关键措施
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失效反映出我国银行业的尴尬困境：正如我国银行业能够抵御次贷危机的侵袭的原因是非市场化的因素一样,资本充足率监管失效也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弊端。
我国是《巴塞尔协议》的签约国,如不积极健全我国资本充足监管,势必直接影响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评估以及我国银行经营的国际化。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资本充足监管在《巴塞尔协议》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被包括欧洲、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所接受,作为一个正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且正在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正常化以及制度化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加强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的关键措施如下：
5.1 积极完善市场约束功能
资本充足监管为“舶来品”,是发达市场国家为解决快速发展银行业制定的,其前提是有着完善的市场约束功能。完善资本市场约束功能：一是加强银行的信用评级。二是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银行交易主体对利率的定价权很大程度上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三是尽快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标志政府对银行运营出现破产所进行的担保将会消失的同时,也说明银行运营主体相关责任逐渐增强。
5.2 完善我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我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不足的重要原因是银行与政府的复杂关系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我国银行业应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机制以及决策制衡机制；积极推动有实力的银行在境内外上市,克服国有商业银行委托链条中的缺陷,完善市场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内的公司治理架构；建立以业绩为导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银行风险经营中的决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增强股东信息的透明度,加大对银行控股股东的监督,有效控制关联交易,抑制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银行提高资本的内在激励和降低风险的约束机制,促使商业银行建立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业务增长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协调统一,促进银行体系稳定发展。
5.3 健全银行业所处的市场环境
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一个健康有效的市场环境,如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宏观制度环境。为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完善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规范政府的职能范围,打造规范、清晰的政府银行关系,谨防资本充足监管的“制度性陷阱”；同时,应放松银行业的进入管制及壁垒,强化银行的市场竞争,使得广大金融机构能在同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打造一个“可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确保银行处于一个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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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充足率困境形成原因分析
上半年信贷投放激增稀释了银行资本金。为应对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我国自2008年底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政策刺激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在2009年上半年经历了“井喷式”增长,达到7.37万亿元,尽管7月份以来明显放缓,但全年信贷投放远远超出年初制定4万亿至5万亿的规模已成定局。资本充足率是商业银行资本金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过快的信贷投放一方面使银行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新增资产的潜在风险使得风险权重可能增加。其结果是,作为分母的风险加权资产规模增速过快、稀释资本金,从而给资本充足率带来下降压力。
银行盈利能力降低使得内源融资能力不足。补充资本金最直接的办法之一是将银行的盈利留存转化为资本金,所以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直接影响资本充足率的补充能力。但中报显示上市银行盈利状况并不如意,全部14家上市银行上半年税后利润总计2232.58亿元,同比下降3%。其中7家银行的净利润出现了同比下降,而利润同比增速最高达22.07%的民生银行,主要是因为出售海通证券股份而获利。上市银行盈利能力普遍下降、未能实现“以量补价”初衷的主因是利差收窄。央行自2008年9月份以来连续5次降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息差收入的空间被大幅压窄。这使得通过盈利留存补充资本金的速度,远难匹配风险加权资产的增速,商业银行无法通过内源融资遏制资本充足率的进一步下降。
拨备覆盖率普遍提高挤占资本金。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经济环境下不良贷款的风险,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提高拨备覆盖率,在2009年内必须将拨备覆盖率提高到150%以上。于是上半年各家上市银行不约而同地提高了拨备覆盖率。中报显示,只有南京银行和兴业银行拨备覆盖率较年初微降,但仍分别高达164.68%和218.78%,其他12家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不过仍有三家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不足150%的监管标准,分别是深发展(133.07%)、工商银行(138.20%)和中国银行(138.96%)。拨备覆盖率的提高需要占用大量准备金,在降低银行盈利水平的同时,也相应使得补充资本充足率的资金受到挤占,进一步恶化了资本充足状况。
审慎监管的加强进一步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还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在政策刺激之后存在民间投资和消费“接棒”不力的风险。为了防范信贷激增后潜在的资产质量风险,也为了给后续的信贷投放增长保留合理空间,银监会加强了审慎监管的力度。银监会下发的《关于完善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通知》)则具体体现了这一监管思路。一方面限制发行次级债及混合资本债补充等附属资本,包括:对主要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核心资本比例分别不得超过25%和30%。主要商业银行发债时核心资本充足率不低于7%,其他银行不低于5%。规定只能在银行系统之外发行。将商业银行交叉持有的次级债务从附属资本中全额扣除。另一方面,主张通过增加核心资本以提高资本质量和风险防范能力,强调银行股东的持续注资责任和资本金的内部积累能力。银监会审慎监管的加强,使本已承受资本充足率下降“内忧”的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监管要求提高的“外困”。
对三类上市银行压力和影响不同
从中报观察,14家上市银行虽然资本充足率都有下降,但各行面临的资本充足率压力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城市商业银行资本依然充足,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稳中有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大都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急需补充资本的状况。
城商行:资本依然充足,业务仍有扩张空间
三家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上半年都经历了大幅度的下降,如南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下降37%和35.6%。但由于基数较大,截止2009年6月底,即便是三家城商行中资本充足状况最差的宁波银行,其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仍分别高达12.84%和11.56%(图1);北京银行的这两个指标更是高达16.12%和13.48%,远高于监管部门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充足的资本为城市商业银行在后续的业务扩张中留有较大的空间。在大中型商业银行由于资本金约束而放贷规模明显收缩的环境下,城商行可以借机扩张新的网点、获取新的客户、扩大市场份额,下半年有望实现进一步的信贷扩张和收益增长。但在资本监管要求提高的背景下,城商行同时也应关注资产、机构规模扩张的质量,防止粗放扩张带来资产质量下降和资本充足率的快速下滑。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稳中有降,关注潜在不良资产
已上市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在上半年均有小幅下降。如图2所示,截至2009年6月底,这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仍稳定在11.5%～12.6%之间,这是由于它们的资本充足率基数较高且下降幅度有限;除建设银行之外,核心资本充足率都在8.8%～10%之间,短期内不会受到明显的资本充足率压力。
其中,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下降14.1%和12.8%,降幅最大,这与中国银行上半年贷款增量逾9000亿元、居各行之首有关。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建设银行,其核心资本充足率从年初的6.19%降至5.56%,虽然仍高于4%的最低监管标准,但在四家银行里明显偏低;再考虑到2009年到2月和8月建行两次发行总金额达600亿元的次级债,其11.97%的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新规下也是要打折扣的。面对银监会愈加严格的资本金约束,收缩信贷投放增量或者补充核心资本金,成为建设银行下半年的必然选择。
总体看来,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维持高位且保持稳定,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短期内没有太大的资本金压力。但由于上半年激增的新增贷款可能在之后的一年或更长时间里产生新的不良资产,继续保持并改善资产充足状况,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持续稳健经营很有必要。另一方面的风险来源于银监会《通知》对次级债的限制。2009年以来建设、工商和交通银行分别发行了600亿元、400亿元和250亿元的次级债用于补充附属资本,无论是对存量的银行互持次级债从附属资本中扣除,还是对新增次级债发行对象的限制,都必然会对其资本充足率产生明显冲击,约束后续的资产扩张速度。
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资本硬约束,业务扩展受资本限制
从历史数据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数较低,加之2009年以来信贷业务、机构网点的扩张,普遍面临较大的资本约束。截止2009年6月底,七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的平均值分别为9.64%和6.69%,整体明显低于城商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其中,浦发银行、深发展和民生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不足9%,核心资本充足率都不足6%,几乎触及监管红线,面临的资本约束压力最大;华夏、招商和兴业三家的资本充足率稍高,但仍有补充资本金的现实要求;中信银行则最为充裕,核心资本充足率高达10.45%(图3)。
对急需补充资本金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银监会的《通知》则堵上了它们通过发行次级债等寻求补充附属资本金的便利大门。因为除中信银行和兴业银行之外的其他五家银行,其核心资本充足率都不足7%,按规定都无法继续通过发行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补充附属资本。因而对这些银行而言,资本充足率达标是目前面临的硬约束。目前已有深发展、浦发银行和民生银行由于资本充足率过低,受到了银监会对新业务和新机构暂停审批的惩罚性限制。于是寻求股权融资等增加核心资本的新途径,成为这些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首要任务。
化解资本充足率困境的途径
通过股权融资主动提高核心资本充足率。在银行2009年上半年盈利增速放缓、银监会对附属资本限制加强的条件下,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核心资本金成为各家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主要选择。表1总结了下半年以来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各种方案。可以看到,一方面,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之外的五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选择主动开辟定向增发(深发展、浦发银行)、公开上市(民生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光大银行)、配售(招商银行)等多样化股权融资渠道进行融资。这既是应对监管要求的被动之举,更是这些银行主动补充资本充足率、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发行次级债等补充附属资本继续被多家商业银行采用。2009年前八个月商业银行已发行次级债和混合资本债总量达2316.5亿元,其中一半以上是由商业银行之间互相持有。这掩盖了银行业整体核心资本充足率过低、风险抵补能力不足的本质,集聚了银行业之间发生连锁性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不过银监会《通知》的规定,使继续通过发行次级债等弥补资本充足率将面临更大的成本和难度。
积极开辟新的盈利空间。尽管上半年上市商业银行盈利情况差强人意,但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银行盈利模式的转变,商业银行在后续经营中可以积极寻求新的盈利渠道以补充资本金。一是目前利率已经处于低谷,2009年三季度以来银行净利差已呈现出企稳回升的势头,加上经济复苏趋势的逐步确立,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增速将会提高。二是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加剧,一定程度上利于银行利息收入的增加。上半年绝大部分银行贷款流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属于中长期贷款,利率较高;而央行七月份数据显示银行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活期存款利率很低,两相结合有利于银行扩大利息收入,但同时要求商业银行要进行合理的流动性管理。三是非利息收入成为新的盈利来源。自2008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盈利高速增长的势头一直延续,上半年普遍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如南京银行上半年实现了1.63亿元的中间业务收入,增幅达到127%,占到所有营业收入的约9.5%。中间业务收入快速增长成为2009年上市银行中报一大亮点。尽管目前占比不高,但保持较高增速的中间业务无疑会成为未来商业银行提升盈利能力的重要渠道。
控制贷款合理增长、重视优化业务结构。2009年上半年粗放式的信贷高速扩张过程中,放贷过分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铁公基”项目,且都过度依赖地方融资平台。这些项目普遍有周期长、收益低的特点,加之地方融资平台财务不透明、自偿能力参差不齐,使资产质量面临很大风险暴露。资本困境中的商业银行在后续经营中需要考虑合理控制贷款规模,通过持续优化资产业务的结构,如更多地关注优质的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融资需求,为家庭和个人提供消费贷款,继续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等,来分散信用风险的分布,改善资产质量,并减轻资本充足率的压力。
关键词：商业银行 提高 资本充足率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只有一家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也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且人民银行与财政的关系界定不明确，没有所谓的资本充足率一说。随着改革开放对银行的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并存的银行体系，但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一直很严峻。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6%，除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8.2% 外，其余三家银行均低于巴塞尔8% 的监管标准。国家为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2003年底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金，2005年4月为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这一举措大幅提升了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分别达到12%、8.6% 和9.1%。
但是近年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快速扩张,资本充足率却逐年下降,同时随着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像《巴塞尔协议ⅲ》草案这样提高现有商业银行资本充率标准的进程也逐步加快。因此,分析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寻找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对我国商业银行有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
资本充足率是自有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自有资本是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对资本充足率起到正向影响作用，而作为资本充足率分母项的风险资产则起到负向作用。
(一)分子项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是银行的自有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增加自有资本就可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附属资本可以发行金融债券或可转换债券，但作用比较有限，核心资本的来源主要是发行普通股和提高留存利润。上市募股筹资是在既可以筹集大量资本又可以改善资产质量，成为提高资本充足率最有效的方式，我国自2004年以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助推上市就大幅提升了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此外，提升银行盈利能力，积累留存利润，增强内部融资额度也是增加核心资本的途径。
(二)分母项的影响
提高资本充足率，除了要提高自有资本外，还要减少加权风险资产，即减少分母项。风险加权资产根据相应的评级确定风险权重，进行加总得到。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则要多开展风险权重较低的业务优化业务结构、加快处理和剥离不良资产。针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状况，我国银行业中间风险业务开展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现阶段处理不良资产是重中之重。
三、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
(一)内部融资
上面提及的增加分子项的正向影响，提高留存利润进行内部融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之一。相比外部融资，内部融资存在着融资规模小，注重银行的逐年积累等特点，但内部融资是增加资本金最廉价的方法，因为节省了上市融资所花费的各项成本费用，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防止股东权益被稀释，影响股东控制权。
（二）外部融资
1.国家注资。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状况，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控股的，应首先考虑代表国家所有权的国家财政注资。随着近些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国家财政潜力很大，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缺口比较大，不可能一次性补足，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资金。
2.公开上市。银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没有偿还期限，不需要偿还本金，这部分资本可以相对稳定地留在银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上市融资是商业银行扩大资本规模, 特别是筹集长期、稳定资本的基本途径之一。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到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上市，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革在几年内初见成效。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获得大量充足的自有资本，2010年我国银行业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16家上市银行中的14家募集资金超过3400亿元，从而使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中国银监会2011年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提升，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
3.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和可转换债券。此种方法从增加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入手，目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资金充裕，潜在购买力较大，债券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可转换债
券利息成本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可转换债券占附属资本的比例没有限制，银行可利用可转换债券的灵活性调整资本金。但是债券是需要到期偿付本金，定期给付利息的，因此商业银行须要合理安排债券的期限和利息。
(三)处理不良资产
由于历史制度原因，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不良贷款余额大，造成风险资产过高，资本充足率低下。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经过几轮的剥离，成功将不良资产率降到一定范围内。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我国银行业制度不完善，加之银行本身内部制度上的缺陷，不良资产余额也不低，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该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 加快对之前坏账、呆账的核销，同时有必要进行深层次改革，在银行资产管理时切实建立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加强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力求从根上改变不良贷款形成机制，从而减少风险资产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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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银行 提高 资本充足率
一、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现状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只有一家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也办理商业银行业务，且人民银行与财政的关系界定不明确，没有所谓的资本充足率一说。随着改革开放对银行的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以人民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并存的银行体系，但银行资本充足率问题一直很严峻。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6%，除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8.2% 外，其余三家银行均低于巴塞尔8% 的监管标准。国家为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2003年底成立中央汇金公司向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注入450亿美元的资本金，2005年4月为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这一举措大幅提升了这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分别达到12%、8.6% 和9.1%。
但是近年来，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快速扩张,资本充足率却逐年下降,同时随着各国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像《巴塞尔协议Ⅲ》草案这样提高现有商业银行资本充率标准的进程也逐步加快。因此,分析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寻找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对我国商业银行有重要的意义。
二、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因素
资本充足率是自有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自有资本是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对资本充足率起到正向影响作用，而作为资本充足率分母项的风险资产则起到负向作用。
(一)分子项的影响
资本充足率的分子项是银行的自有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构成，增加自有资本就可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加附属资本可以发行金融债券或可转换债券，但作用比较有限，核心资本的来源主要是发行普通股和提高留存利润。上市募股筹资是在既可以筹集大量资本又可以改善资产质量，成为提高资本充足率最有效的方式，我国自2004年以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助推上市就大幅提升了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此外，提升银行盈利能力，积累留存利润，增强内部融资额度也是增加核心资本的途径。
(二)分母项的影响
提高资本充足率，除了要提高自有资本外，还要减少加权风险资产，即减少分母项。风险加权资产根据相应的评级确定风险权重，进行加总得到。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则要多开展风险权重较低的业务优化业务结构、加快处理和剥离不良资产。针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状况，我国银行业中间风险业务开展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现阶段处理不良资产是重中之重。
三、我国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
(一)内部融资
上面提及的增加分子项的正向影响，提高留存利润进行内部融资是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途径之一。相比外部融资，内部融资存在着融资规模小，注重银行的逐年积累等特点，但内部融资是增加资本金最廉价的方法，因为节省了上市融资所花费的各项成本费用，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防止股东权益被稀释，影响股东控制权。
（二）外部融资
1.国家注资。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状况，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控股的，应首先考虑代表国家所有权的国家财政注资。随着近些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国家财政潜力很大，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缺口比较大，不可能一次性补足，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来筹集资金。
2.公开上市。银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没有偿还期限，不需要偿还本金，这部分资本可以相对稳定地留在银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上市融资是商业银行扩大资本规模, 特别是筹集长期、稳定资本的基本途径之一。从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功上市到2010年中国农业银行上市，我国银行股份制改革在几年内初见成效。商业银行通过上市获得大量充足的自有资本，2010年我国银行业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融资，16家上市银行中的14家募集资金超过3400亿元，从而使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中国银监会2011年2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大幅提升，四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2.2%。
3.发行中长期金融债券和可转换债券。此种方法从增加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入手，目前我国居民和企业的资金充裕，潜在购买力较大，债券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对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可转换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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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利息成本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可转换债券占附属资本的比例没有限制，银行可利用可转换债券的灵活性调整资本金。但是债券是需要到期偿付本金，定期给付利息的，因此商业银行须要合理安排债券的期限和利息。
(三)处理不良资产
提高资本充足率必须综合考虑新老资本协议的要求
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资本金相当于风险资产的比例，用以表明银行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资本充足率指标反映了商业银行最基本的损失承受能力，因而成为各国监管当局一个很重要的监测指标。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简称《资本协议》），把银行的资本分为一级资本（核心资本）和二级资本（补充资本）两部分，一级资本包括股本金和从留存收益或其他盈余中形成的公开储备，二级资本包括未公开储备、重估储备、普通储备金（仅限于加权风险资产的1.25个百分点）、混合型债务资本工具、次级长期债务（不超过核心资本的50%），并要求二级资本总额不得超过一级资本；风险资产包括表内外加权风险资产，风险权重根据资产性质划分为五个档次。《资本协议》提出国际活跃银行要达到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比例。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又颁布了“关于市场风险的修订案”，把市场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并引入“三级资本”的概念，专门用于抵御市场风险。
由于《资本协议》对各类资产风险权重的分类较粗，对同一类贷款采用同一个权重，如公司类贷款风险权重统一规定为100%，不考虑贷款对象的信用等级，而且风险权重是以资产形成（如贷款投放）之初的还款风险性质确定的，没有反映随后资产质量的变化，使资本充足率缺乏风险敏感性。因此，最新修订的资本协议，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方面实施了两大改进：一是改变以往确定风险权重的方法，引入计量信用风险的内部风险评级法；二是由以计量信用风险为主，改为全面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资本要求。这两项重大改进，将有助于把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计算资本充足率基本是采用现行的《资本协议》，资本总额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附属资本包括按照风险资产计提的呆账准备和五年期以上的长期债券。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还要从资本总额中扣除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中的投资、尚未冲减的呆账损失，然后再除以表内外加权风险资产。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6年将由国际活跃银行率先实施。尽管我国推迟实施新资本协议的时间，但是新资本协议所确定的监管理念和测算方法，对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也是今后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所以，必须从新老资本协议两方面的要求综合考虑提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立足自身努力提高资本充足率
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资产业务扩张速度很快，超过了资本金的增长速度，所以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增加资本金，使资本充足率达到8%以上，并且应以通过自身努力达到要求条件为主要选择。
提高盈利水平。由盈利转增核心资本是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基本途径。为增加盈利，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多渠道运用资金，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不断扩大盈利空间；另一方面，在财务管理上要加强核算，实行全面成本管理和管理会计，开源节流，以创造更多的利润充实核心资本，不断提高资本充足率。
通过改制和公开上市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募集资本金。吸引境内外资本加入、建立开放的股权结构，是国际上大银行的共同特征。国有商业银行要加快公司制改造步伐，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实施股份制改造并上市，适时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2003年12月，银监会颁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将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最高比例由以前的15%提高到20%，为国有商业银行吸引外资提供了更大空间。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商业银行在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过程中还要积极探索和尝试吸收民间资本，推动股权结构多元化和资本总额的增加。
清理和重置固定资产。国有商业银行在长期的发展中，自建或购置了一批固定资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区不断扩展，地价和房价上升，一些功能性的内部管理和信息应用系统价值也在提升，对这些固定资产，国有商业银行应重新进行评估，将增值部分计入资本金。此外，在金融秩序混乱时期，国有商业银行曾通过账外经营、虚列支出、使用信贷资金等形式购建了一些固定资产，这部分资产，虽经多次清理，仍有一部分滞留在账外，应对这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入账，真实反映资产状况以便相应增加部分资本金。
发行次级定期债务。发行次级长期债券补充附属资本是国际上商业银行通行的做法。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商业银行可以将不超过核心资本50%的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附属资本比例低，有发行空间，而且，居民个人和投资机构的资金充裕，潜在购买力也比较大。银监会已出台政策，允许商业银行发行符合规定条件的次级定期债务，这将推动国有商业银行通过发行次级定期债务补充附属资本。
尝试发行混合资本工具。混合资本工具是一系列同时具有股本资本和债务资本性质的特殊工具，如长期优先股、永久次级债务、可转换债务工具等。巴塞尔协议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混合资本工具可以纳入二级资本。与次级定期债务相比，混合资本工具可以用于银行持续营运的损失，而不必同时停止交易，在银行盈利不敷支出时还可以推迟支付利息；次级定期债务仅在银行破产清算时才可用于清偿银行的损失。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创造条件探索发行混合资本工具补充附属资本的途径，可供考虑的混合资本工具有长期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务等。
实施资产证券化或资产出售。资产证券化和资产出售可以把风险权重较高的贷款和其他资产转化为现金，降低资产方的风险水平和加权风险资产总额，从而降低对资本的要求，相应提高资本充足率。
减低表外风险资产。表外业务的风险权重较高，要谨慎发展表外业务。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较弱的时期，从保持资本充足率的角度考虑，要适当控制风险权重较高的业务的发展。降低表外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同样可以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
改善资产质量。按照现行办法，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须直接冲减呆账贷款。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多，特别是呆胀贷款规模大时，会造成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如果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不良资产高，还将导致风险资产总额的增加，同样会造成资本充足率下降。所以，国有商业银行应不断提高信贷管理水平，大力清收盘活不良资产，努力改善资产质量，这样近期可以减小核销或冲减呆账的压力，长远可以直接减低风险资产总额，二者都有利于资本充足率状况的改善。
调整经营结构。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调整资产结构。《资本协议》对资产的风险权重是按资产的性质确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业务的风险状况。所以，调整资产结构要首先增加低风险权重业务的占比，如大力发展个人住房贷款或以个人住房为抵押的贷款，这些业务对商业银行来讲也是优良业务。二是发展中间业务。除了其中的或有业务以外，开展中间业务不会增加风险资产总额，所以不会要求资本金的相应增加。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占比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水平，应高度重视发展中间业务。另外，中间业务带来的利润还可以转增资本金。所以，发展中间业务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个方面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三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考虑永续发展、适度增长、结构合理等因素，就要控制资产规模的扩张，甚至压缩资产规模，使资本充足率回升到合理水平。
需要国家必要的帮助和政策支持
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出资人，在加快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发展的特殊时期，国家应对国有商业银行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政策支持。
国家注资。国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东，在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不到监管要求时，国家要履行出资人的职责，直接向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因此，国家应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量的资金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2003年年底，国家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和建行，但考虑到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缺口比较大，如果上市其资本充足率还要再高一些，不可能一次性补足，可以考虑定向发行特别国债的办法，补充某些资本金缺口较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
减税返税。税收的多寡直接影响利润的高低，进而影响转增资本和资本充足率。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缴纳的税收包括营业税及其附加、所得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在数量上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近年来银行业的税负水平有所降低，1997年国家把银行业的所得税税率由55%调低到33%，并从2001年开始把商业银行的营业税税率由8%逐年降到了5%.但是与国外商业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的税负水平仍然比较高，特别是营业税偏高，美、日、英、法等国对银行均不征收营业税。而且，目前商业银行的营业税以同业往来以外的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纳税基数较大，而在国外如德国征收营业税仅是以利润为纳税依据。在所得税方面，还存在内外资银行税负不公平问题，外资银行除了享受特殊的减、免、退所得税和税前扣除政策外，所得税税率仅为15%，不到中资银行的1／2.
从公平税负的角度出发，一是要将商业银行的营业税税率再进一步降低到3%，与其他服务性行业营业税税率基本接近。二是要减小营业税税基，从现行营业税计税依据中扣除利息支出，即主要对增值部分纳税。三是要尽快统一内外资银行所得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此外，为了促进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在实施股份制改造以前，对其上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应实行暂时返还政策，返还部分全部用于补充资本金。
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特别是近两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商业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贷款业务随之发展,因此资本充足率有下降的趋势。尽管如此,中国商业银行目前资本充足率仍是符合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无论是核心资本充足率还是资本充足率都高于4%和8%,可以说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的安全性是可靠的。
要缓解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的趋势,或者要增强其资本充足率,可以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单靠一个措施是难以完成的。
首先,要注意贯彻审慎的信贷增长策略。因为贷款的增长要消耗资本,以资本充足率来约束信贷增长是商业银行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在经济困难时期,应对金融危机必须扩大贷款,但是作为一个常态,对贷款谨慎的增长值得中国商业银行注意。而且,这也可以降低对资本的需求。
其次,可以适当增加上市银行利润留成。近几年,上市商业银行为了增加市场影响力,都采取大比例分红,比如工商银行上市时承诺每年现金分红在40%-60%的区间。现在可以在保证股民投资回报下增加商业银行的利润留成比例,以便确保资本充足,这也是为股民负责。
第三,要选择适当的机会增资扩股。考虑到资本市场对增加大盘股能否承受的问题,商业银行并不能完全依靠增资扩股实现增加资本金,这只是一个渠道,要找好适当的时机。
第四,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增强附属资本,但要注意改变银行以往相互持有的方式。当然,什么事情都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不能全由银行同业持有,但也不应排除银行同业持有,应该同时寻找银行以外的投资者持有。
第五,通过资产证券化减少贷款持有需求。在这几个综合治理的方式中,最稳妥、最理想、矛盾最小的就是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一般不会明显的削弱银行贷款比例,通过信贷后利用证券化的办法分发给法人和投资者,因此不会没有资本金就减少贷款,贷款可以继续增加,但是可以在贷款后进行证券化处理。同时,资产证券化可以丰富资本市场的产品结构,并保持银行自身的资本流动性。
权衡各个方面,商业银行要综合治理,不要用单一手段来解决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问题,同时要寻找那些最为市场接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当前,由于经过全球金融危机,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对资产证券化这个产品过于担心和忧虑,甚至有些人把资产证券化妖魔化了,这需要从理论界和实务界进行研究。在操作问题上,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时间很短,只有两三年的时间,规模太小,而且还只是存在于银行间市场,没有把银行市场和债券市场打通,它流通的空间很小。如果我们能够统一对资产证券化的看法,加强市场制度建设上的安排,这项新业务的发展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李晓鹏为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