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4 17:18:15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因此，绝对不能抱着教条主义的态度，简单地用机械的、绝对的和主观的方法，而应当用辨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
关键词：金融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过渡性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此，探究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对应对危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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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所指；马克思；；社会形态
何谓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看到，给出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内，要求有关“资本主义”的定义放之四海百皆准也很困难。因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们经常用资本主义指涉不同的事物，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有着不同的所指。尽管这些不同的事物在经过资本主义修饰之后，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此，根据它们的不同所指分别给资本主义下定义才有可能和必要。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最主要是《资本论》和《选集》――的梳理，澄清经典作家所常用的几种所指，并以此对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给出一个定义。
一、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一桩学术公案的回顾
十多年前，国内有过一场有关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的讨论。在《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一文中，李伯重引用布劳代尔的说法，谓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1}随后许清江对文中的惊诧表示惊讶，认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著作中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词。{2}其他学者也加入这场持续数年的论争。大抵上，讨论可以分为两派，其中一方认为，马克思只是使用过形容词“资本主义的”，而未使用名词“资本主义”。{3}而另一方则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广泛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制度”等概念，都是从名实相符的经济制度的涵义上对资本主义的说明。“最早从社会经济制度涵义上运用‘资本主义’概念的，正是马克思。”{4}对于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2004年蒲国良作了一个综述，基本上可以视为讨论的结束。{5}纵观这桩学术公案的讨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虽然通常没有使用单独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而是以“资本主义+其他”的方式出现，但晚年的一些篇章确实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名词。{6}比如《哥达纲领批判》中说“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国家……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7}第二，马克思的著作无疑是理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文本，哪怕他很少或者没有使用“资本主义”一词。
至此，就马克思是否使用“资本主义”一词这一本事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结束，但蕴含在争论的深层原因却远超于此。当时的争论虽然着眼于文本，但旨趣却或明或暗地指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如何区分的问题。一方的言下之义认为，因为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可能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因此存在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必要性。而另一方对这个问题所以反应激烈，绝不仅仅因为这个语词运用这样一个很小的事情，而是或多或少担心对方所隐含的倾向。
二、经典文本中不同的“资本主义”所指
资本主义可以有许多种所指，比如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资本主义解释为某种精神，以为资本主义的清教伦理强调节俭，理性计算，由此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8}这种具体所指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经济社会基础相背，而且也不符合历史事实。{9}此外，还有将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网络、信任结构、谋利方式，等等，不一而足。尽管这些形形的定义都有可能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某个方面，但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不可同日而语，本文均不予讨论，而仅仅关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所给出的资本主义定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论述比较接近，比如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如此定义：“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雇主以盈利为目的雇佣工人生产并出售产品和服务”。{10}这样的定义基本符合马克思主义，但仅限于经济制度，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本文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的论述不做全面的综述，而全力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用法。
这里，笔者想提醒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许多地方都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词――不管是作为修饰语，还是名词。考虑到即使是修饰语，也不可能不指向某种隐含的“名词”。而这些多处所使用的资本主义，虽然都包含了某些相同或重合的意义，但毕竟具体所指仍然存在着重要差别。因此，重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名词形式，还是形容词形式，重要的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资本主义所指的是一种什么事物。下面本文分别主要以《资本论》与《选集》为对象，简要地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使用的“资本主义”的具体所指。这里我们特别关注作为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这三个彼此关联但绝不可混同的所指。
首先，资本主义指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11}应该说，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使用了许多资本主义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用语，大抵都指这种情况。比如《资本论》第二版中的跋数数提到的情形：“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2}《选集》中的类似用法也非常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到，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3}“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14}《论持久战》：“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15}这些作为名词的资本主义显然应当指的是生产方式。
其次，资本主义指一种经济制度。这一所指偏重经济占有，尤其是所有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毫无疑问存在着联系，但两者毕竟并非同一事物。“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16}这里说明：（1）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必然决定相应的经济制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同时（2）经济制度更偏重的是生产的社会方面，而生产方式则相对偏重生产的物质方面。《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7}同样在该文中，马克思引用的一位俄国作者的评论也这样说：“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8}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对土地革命时期的论述是：“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19}这里的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但所以它符合“资本主义范畴”，那是因为它符合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矛盾论》：“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20}此处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各国都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形态不一样，因此，有些国家虽然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由于它尚未占统治地位，未便将整个社会称作“资本主义社会”，比如当时的中国。这也引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三个所指。
第三，资本主义指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比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更为综合，还涉及到整个社会结构。这就是说，除了经济上的因素之外，社会中的各个阶级、各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均处于一个总体上相互适应、相互支持的状况，它们与经济制度共同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共同体。而社会形态则是这个共同体的抽象的概括。在《资本论》，用资本主义修饰社会形态或将资本主义修饰社会形态的地方并不鲜见。“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21}《实践论》指出，“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22}这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从上下文意思来看，应该说两者所指的同一个事物，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3}这里，前半句的资本主义萌芽，指的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间的外国资本主义，偏重于生产方式，而后半句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明确为一种社会形态。
三、选择社会形态作为定义视角的意义
何顺果先生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因为他按照其对‘资本’的独特理解把资本主义看作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24}这句话颇有可商榷之处，后半句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成为资本主义――这里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这里指社会形态――是两种事物，尽管它们存在着密切关联，但并非一物。这里存在着逻辑上的谬误，{25}因为存在如下两者并不对应的可能状况：第一，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形成，它有可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但尚未居支配地位。第二，非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只要它不占有统治地位，比如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看，这种逻辑上的不一致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过渡阶段。比如，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存在工场手工业，并不一定说明当时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否则，中国的明代就足以称之为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指一个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等等在内的一个社会总体。不能因为在某个时期出现了某些因素，就将该社会视为资本主义。这些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某些资本主义因素，最多仅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
由此可见，有必要摒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混淆的逻辑。对资本主义的把握至少应当从这几个层次分别进行。本文将限于作为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定义。
第一，社会形态是一个总体判断，而所有制或生产方式是单维角度的定义。尽管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有其不可替代的讨论价值，但社会形态显然运用的更为频繁，并且其他层面的所指――比如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往往也是从社会形态的所指中衍生而生。比如，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在许多情况下指的是所有制，如“资本主义”工商业。单独使用的“资本主义”则基本上指社会形态。而将“资本主义”与其他层面联系起来的时候，则是从社会形态这个层面的延伸，如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社会形态的论述构成资本主义的通常用法，并构成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参考。在《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中，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时，往往都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使用的。比如，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在民族抗战任务中建立的民主共和国具有两种可能前途，“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26}1982年10月4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27}只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存在，在社会形态层面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讨论仍然将继续下去，而通常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作的区分和讨论也是基于社会形态这个层面的逻辑。
第三，社会形态的定义并不否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力求从本质和总体的角度来把握社会。现实的社会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单纯的经济制度，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具体的现实社会形态中，存在着不属于其本质的内容。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会存在着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以及一些前资本主义小生产的因素。
四、资本主义：基于社会形态的定义
本节试图将马克思所散见的对资本主义的解释综合起来，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作出定义。社会形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基本方面，而生产关系方面又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两个方面。由此，对资本主义给出如下定义：资本主义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以私人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其基本生产关系、以市场作为基本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形态。该定义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资本主义以机器大生产作为其物质基础。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必须将生产力考虑在内。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攫取剩余价值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28}这一定义抓住了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特征，但是忽略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如此解释，则有可能将许多“资本主义萌芽”也视同“资本主义”。此外，逻辑上完全有可能假设这样一种社会：即社会的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仍然停留在小生产或者至多是工场手工业的协作生产上，但生产关系却是以资本雇佣劳动为主要特征。根据这一解释，这样的社会也会被视为资本主义。但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大发展构成了其中一个核心要素。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所创造巨大的生产力的描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9}
《资本论》第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的堆积’”一语中。{30}“庞大”虽然只是一个形容词。但在马克思的理解中，也只有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个地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形式中，马克思虽然承认，简单协作与分工协作都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只有机器生产，才真正让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认为，“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31}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机器生产，资本家雇佣劳动才内在地有了其必然性，而且资产阶级的统治才真正得以确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断言，“机器成了资本家阶级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32}
将机器生产作为资本主义定义的组成部分，还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机器生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密不可分。机器迫使手工业者失业，劳动者与生产工具分离，而资本家从而确立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33}。如果没有机器生产，雇佣劳动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经济制度，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的其他几个条件才能够彼此契合，并形成一种整体上稳定的社会形态。
将机器大生产纳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还具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它界定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的起始点：工业革命。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形态，不管在它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面与后来的社会存在着多大程度上的相似，都不可以算作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最早仅可追溯至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的英国。本文这一定义也符合学术界在使用资本主义的一个共识，即是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界定为大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34}
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马克思本人的用法中，许多用法与本文的定义不尽相符。比如，他认为，手工业的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也属于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35}；马克思曾提到，16世纪就已经是资本主义时代{36}。而另一个相关的语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资产阶级革命”时往往指涉多种情形{37}。但是，考虑到《资本论》这本最重要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绝大多数论述都指向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将机器大生产作为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力基础是合适的。
第二，资本主义以私人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其基本的生产关系。资本雇佣劳动包含着数个对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首先，资本决定了劳动时间内的劳动力使用。资本家根据劳资双方的契约，在规定的期限内控制了工人的行动权利。工人的劳动事实上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无法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来全面发展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工人的片面化和碎片化。其次，资本控制了生产环节，决定了生产的方向。戴维・诺布尔深入探讨了数控机床研发的历史，指出，事实上存在一种可能更具有市场优势对工人也更友好的技术发展道路，但因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工人无法对于技术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最终技术按照资本的要求去发展。{38}最后，资本家而不是生产者夺取了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由资本家所获取，这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常态，但并不是人类剩余价值归属的唯一可能。除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剩余价值归私人所有外，合作经济中剩余价值归合作社成员共同所有，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由社会全体人民所有。在后面这两种经济制度中，劳动者除了补偿其劳动的必要消耗外，还同时拥有了部分剩余价值。“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39}
第三，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其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40}不仅如此，它也是资本运行的内在条件。市场的意义在于：首先，资本以货币的形式的出现在市场上，这在历史上是如此，在每天新形成的资本中，也是如此。其次，资本在这里找到了劳动力，从而构成了资本雇佣劳动，资本控制生产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环节。“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41}“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42}最后，市场的意义还在于，只有通过市场，资本才能实现它最初和最终的目的，即自身增殖和积累。
五、结 语
本文在区分不同所指的基础上，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给出定义。这一定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它有助于我们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并有利于把握当代社会形态的本质。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合乎逻辑地可以对许多重要的社会形态问题给出判断，比如拒绝将资本主义理解成理性计算、单纯地追求利润等等特征；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历史地看，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成果并非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4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公有制，等等。
注 释：
{1}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8期。
{2}许清江：《也谈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读书》1997年第1期。
{3}吴向东：《马克思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4}卫兴华：《究竟何人最先从经济制度涵义上使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6期。
{5}蒲国良：《关于资本主义概念的讨论述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
{6}张卫良、周东华：《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概念的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8}这种观念的代表无疑是马克斯・韦伯。对于这个问题的综述，可以参见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高、高戈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二章对韦伯及其信徒的评判。
{9}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10}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1页。
{12}{16}{17}{18}{21}{30}{31}{39}{40}{41}{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第832页，第16页，第23页，第24-25页，低47页，第407页，第244页，第167页，第190页，第193页。
{13}{14}{19}{20}{22}{26}：《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第8页，第260页，第318页，第287页，第264页。
{15}{23}：《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1-452页，第626页。
{24}何顺果：《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25}这里仅仅针对何顺果先生1997年的论文，他在两年后发表的《社会形态不等于生产方式》（载《读书》1999年第6期）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本文的论述与何先生后来的见解是相通的。
{2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17页。
{28}马克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应当承认，即使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时也仅仅强调资本雇佣劳动这个单一的要素。“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4页）。此语尚不能够作为判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标准。根据《资本论》的逻辑，从商品到雇佣劳动，到机器大生产，一直到利润、利息等等全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一个从细胞解剖直至到整体的过程。此处引文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一章，当时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分析尚未结束。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3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57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4页。此为《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文本，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将此句改为“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两种表达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34}布罗代尔指出，许多历史学家试图将资本主义追溯于古代巴比伦、古希腊、古代中国、古罗马、欧洲中世纪和印度。但是所有这些用法，最后都被马克思的观念所取代。“马克思后的一种正统观念：在十八世纪末工业生产方式形成前，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3页）。布氏此语说明，虽然他认为，马克思并未给“资本主义”下过定义，但毫无疑问，最权威的观念却是马克思所提出来的。
{35}见《资本论》中论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两章。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这里的“资本主义”偏重于经济制度，而不是社会形态。恩格斯也使用过“资本主义时代”一语，在《反杜林论》中，他说 “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私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这里的“资本主义时代”应当主要指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
{37}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注释中，“资产阶级革命”一语极其常见，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自己使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用语的地方并不多。比如，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曾提到“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02页）。而恩格斯在晚年则偶尔出现过。比如，1889年9月15日，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信中这样说道：“德国的金银开采使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处于欧洲的首位，从而使它成为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7页。）”1893年6月27日《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这样说道：“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页。）此外还有“十六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7页。）这里所指涉的资产阶级革命，基本上都与工业革命不存在直接关联。
关键词：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横向展开；启示
中图分类号：F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6-0019-08
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制度改革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关于产权制度改革不时发生“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争论。这一方面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说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产权制度仍然迫切需要推进产权理论研究创新。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长期未被重视的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回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冲击挑战、以及指导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范式转换及其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以马恩经典著作为文本依据、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为实践基础，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有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无法很有说服力地解释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此同时，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和道格拉斯·诺斯（Doudass c.North）在1991年、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风靡一时。在这种背景下，立足当代中国所有制改革实践、借鉴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已有框架体系成为创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由此，学术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命题和研究范式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从“所有制理论范式”向“产权理论范式”转变。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命题的提出和研究的开展对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束缚、指导和推动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在突破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回应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冲击挑战方面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与当前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形势和实际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第一，在产权概念界定上分歧较大，问题集中在产权究竟是一种法权还是经济权利、以及如何处理产权与所有权关系两个方面，产权概念界定分歧影响了研究中的对话与交流；第二，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内容的概括、归纳上基本没有超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内容框架，“新瓶装旧酒”的问题比较突出；第三，在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比较上没找准两种产权理论比较、对话、交锋的学术平台，仅仅囿于分别阐述两种产权理论各自学术观点，然后就将两种产权理论定性为“公有产权理论”与“私有产权理论”；第四，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指导当代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针对性和具体化有待进一步加强。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功能式微的结果，研究范式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研究术语、研究方法的转变，而且为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空间。但是，从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来看，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范式转换所被赋予的理论创新、以及指导当前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理论使命和时代使命还没有完全实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迫切需要新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
二、产权社会化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逻辑主线
“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范畴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没有对生产关系下过明确定义，也没有明确界定生产关系的内容，这就为后来的分歧和争论留下了空间。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生产关系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界定。深受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界定的影响，人们在理解和研究生产关系上存在不少误区：重视生产关系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而忽视体现人与人之间本质关系的具体物质利益关系；将生产资料所有制当成是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并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简单归结为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
实际上，生产关系不是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围绕和借助于产权关系而展开、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抽象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纯粹法权问题，而是具体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具体内容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具体的经济运动中完成产权关系运动，并不断演绎出产权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抽象谈论所有制时强调：“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因此，研究生产关系需要通过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并借助于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的研究来揭示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丰富内容。
马克思所研究的不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而是重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雇佣劳动，与此相适应的是商品生产、机器生产、规模生产等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关系相应的发生变革，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通过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表现出来，因此这里将生产社会化推动下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具体内容界定为产权社会化。“生产社会化与产权社会化之间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马克思对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在对产权社会化问题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尽管没有明确使用“产权社会化”概念，而是使用“社会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形式”、“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社会资本”、“社会企业”等概念，用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产权运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动力、具体内容、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形成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因此，从生产力一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一产权社会化辩证关系和分析框架人手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进行研究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逻辑主线。
以前人们往往脱离生产力发展而孤立的去谈论生产关系，将整个生产关系局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归属上，将所有权当成是一种孤立的、静止的法权，对生产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和丰富内容很少予以关注，从而导致对生产关系研究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化倾向，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也因此长期被遮蔽。事实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是当前创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三、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基本内容
1.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
马克思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趋势进行了科学分析，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
第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在消灭大量个体小生产者私有制、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普遍分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也是生产资料资本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生产资料被集中化使用，以及劳动被雇佣、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劳动力被规模化使用的过程。“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与以前社会的私有产权显著区别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是社会化的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发展与产权社会化发展是历史的同路人，产权社会化首先由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社会化发展所推动。
第二，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通过产权社会化来适应和推动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这就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产权社会化为发展方向不断进行调整与变革，否则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发展停滞下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一直在进行着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私有产权通过产权社会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在不否定自身根本性质的基础上通过产权社会化不断发展来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不断发展。
第三，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最终结果。产权社会化的不断发展暂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要求，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发展无法改变产权和资本在少部分人手中集中而大部分劳动者没有产权和资本、以及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矛盾冲突这一事实。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每向前发展一步，都会暂时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但又会在此基础上以新的表现形式和冲突形式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不是根本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容纳产权社会化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最终将窒息产权社会化发展，新的产权形态将为产权社会化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马克思将这种新的产权形态概括为公有制、社会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社会所有制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和崭新形态的社会化产权。
2.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
马克思不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角度纵向建构其产权社会化思想，揭示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总体趋势，而且从横向上多视角、多层面展开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具体内容。
第一，社会资本形态变化是产权社会化在产权主体层面的重要内容。产权资本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产权的基本存在形式，同时也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实现形式。单个私人资本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不断发展的要求，通过资本集中走向规模更为庞大、运动地域更为宽广、主体关系更为复杂的社会资本。单个私人资本走向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形态不断演变的过程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通过社会资本形态研究产权社会化时重点分析了股份资本。“现在又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工业逐渐变为股份企业”。股份资本突破了单个私人资本数量有限、范围狭小的限制，实现了对大量单个私人资本的规模化集中和社会化使用。股份资本实现了所有权股权化，导致所有权与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股份资本取得了相对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地位，这种法人财产权是一种实际执行资本职能、实际投入生产过程的财产权。股份资本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关系变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发展先后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个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不同阶段，与此相适应，社会资本形态也先后经历了股份资本、金融资本、法人资本、国有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体现着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内容。
第二，产权形态变化是产权社会化在产权客体层面的重要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产权形态以具体实物为对象，财产观念以绝对“所有权”为核心。“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是属于他的，看做是自己的，看做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深入发展，财产关系、产权形态和产权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产权社会化引起了产权内部结构变化，即出现了财产权分离现象，产权已经不再是完整的绝对的财产权利。“大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工业主义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对新出现的经济权利体系用类似权利束的概念来表述。”产权分离和“权利束”概念的出现集中体现在资本“真实所有权”与“虚拟所有权”的分离上，资本所有权以股权形式掌握在股东手里，而资本经营权、控制权掌握在股份公司手里。事实上，产权内部分离程度与产权社会化发展程度成正比，新的财产权利会不断地从已有的产权内部分离出来、取得相对独立的产权形式，财产权由“绝对产权”向“相对产权”转变。产权社会化发展不仅引起了产权形态的变化，而且导致产权原则的根本变化。在产权社会化未充分展开、产权以物为对象的“绝对产权”时代，产权明晰以及产权关系处理遵循“一物一主”传统原则，而产权社会化发展导致产权分离，围绕同一个物的不同利用形成多个权利主体。“传统‘一物一主’产权明晰原则越来越不适应产权社会化对产权‘精细化’和‘明晰化’的要求，而需要从‘一权一主’的原则去界定和明晰产权。”产权形态、产权观念、以及产权原则的深刻变化，既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在产权客体层面的重要内容。
第三，企业形式变化是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外在表现。企业与其说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产权的组织形式，因为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投入生产的各种要素总是打上了生产关系的印记，即生产要素总是在归属于不同主体的前提下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的。马克思始终坚持从生产过程角度去研究企业组织，将企业组织视为生产组织形式和产权结合形式。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经历了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阶段，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过渡的资本形态。所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角度研究企业组织时，是按照资本形态的划分而研究相应的企业组织形式，对私人资本的企业形式、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的企业形式、以及社会资本的企业形式进行研究。私人资本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低级阶段，私人资本的企业形式有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工厂制度三种形式。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合伙制和合股制就是过渡性资本形态赖以运行的产权形式和企业形式。社会资本作为产权社会化的高级资本形态，其自身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企业组织也随之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其中股份公司、垄断组织是产权社会化高度发展的企业形式。“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产权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股份公司之外出现了垄断组织这一新的企业形式。严格地讲，垄断组织不能算是一种企业形式，因为一般的企业反映的都是单个企业组织内部的产权关系，具有相对明确的界限，垄断组织则反映了企业间的产权关系。但是，垄断组织也像单个企业一样提供了产权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垄断组织作为企业形式要解决的是“企业间”、“超企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组织形式。可见，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引起了产权形态的深刻变化、进而引起了产权组织形式即企业形式的变化，企业形式变化是产权社会化的重要外在表现、是产权社会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3.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的关系
前面从纵向建构和横向展开两个维度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内容进行分析。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在内容上的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只有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与横向展开结合起来，才能全面、系统地理解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丰富内容。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从宏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一般规律。马克思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产权社会化分析框架出发，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发展的历史条件、历史进程、未来趋势进行深入研究，从整体上、宏观上形成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基本框架，连现代西方产权学者也承认这一点。“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如若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宏观纵向建构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会丧失基本方向和根本立场，就会落入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话语“陷阱”。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则从微观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具体内容，以及研究产权社会化的具体着力点。马克思坚持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运动来揭示产权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即通过反映产权主体关系的社会资本形态、反映产权客体的产权形态、以及反映产权外在表现的企业形式三个层面来揭示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的丰富内容和具体表现。这样就将生产社会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即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进行了具体展开并置于可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横向展开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纵向建构提供了支撑。如若不能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横向展开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
四、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的启示
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对当前加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创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当前深化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关键要把握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方法、逻辑主线，从而将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从个别结论、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中解放出来。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产权理论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纵向建构层面的内容、而忽视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横向展开层面的内容。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私有产权-公有产权”二分法分析框架和思维模式所遮蔽，马克思产权理论被误解为一种单纯论证“私有制必然灭亡、公有制必然胜利”的教条。马克思产权理论主要研究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和产权运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产权关系经历着产权社会化发展过程。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就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基本趋势的宏观层面，以及从社会资本形态、产权形态和企业形式的微观层面对资本主义产权社会化所进行的系统研究。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重要基本原理，是革命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的产权理论。因此，加强马克思产权社会化思想研究对创新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研究、以及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基本原理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着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关键词：资产阶级 经济危机 马克思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始终关心社会舆论及社会上各种学说的发展，针对危机理论的研究也不例外，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兼容并蓄的治学态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马克思针对那些学说的辩证对待，以将自己理论明确表达出来，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马克思著作中，专门批判、批评的西方经济危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买卖分离――商品形态转化”解释危机的批判
马克思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用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来说明危机，并不具备合理性。买和卖的分离只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元素形式说明危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危机的存在，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1]
马克思在之后章节中又对此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等于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但是，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2]
马克思针对商品形态转化会造成危机观点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和经济二重角度的深刻论证。
这种观点，存在循环论证缺陷――当用商品形态变化或者买卖分离来解释危机时，仅仅停留于形式之上，没有内容元素，用形式说明形式，用危机说明危机，解释的一方没有告诉任何有价值内容，形成循环论证的缺陷。
寻找经济危机原因的方向――经济危机的原因应该从形式之外的寻找，形式是无法说明危机的。马克思针对此观点的批判，说明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用此观点来解释危机，那么其解释是无法站得住脚的。
为什么马克思在其有关论述中提到了商品和货币发展时候，谈到可能性和现实行呢？
我们根据马克思的哲学思维观点，马克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述，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做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论述次序，体现了马克思采取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将相关范畴进行彻底剖析，以挖掘概念范畴内涵和外延，使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系更加完整。
从事实上可以看出，商品和货币出现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存在了，并且在中国的宋朝，经济发展十分繁荣。但是作为早于资本主义历史的宋朝，并没有出现过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不恰好证明了马克思批判的正确性么？
二、针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造成危机”的观点的批判
在论述危机形成原因的过程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流通手段曾经在引发危机中起到作用，在现实中可以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联系一起，因此一些论述将此作为形成危机的原因。
马克思相关著作中对此作了批判的。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此论述表明，马克思对货币危机形式的研究仍然属于抽象意义上的，主要指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大职能，只不过二者抽象程度不同而已 。
但是假如将抽象危机形式来解释危机的原因，那么 这种认识又回到了马克思批判商品形态转化中的循环论证和虚无主义，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本身违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精神。所以马克思批评了这种解释危机的方向研究，也批评了一些经济学家用这样方式解释危机，过分关注货币职能，是多余的。
三、针对“比例论”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批判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中，针对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的论证过程，也兼顾到针对一些错误性危机观点批判，这也包括了“比例论”。
马克思认为：他所研究的不是以生产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即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因为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危机，但危机本身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这种危机连李嘉图等人都承认。[3]
马克思上述观点，说明了其研究经济危机与“比例论”观点危机区别，实际上他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调整引起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区别开了，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然而，不幸的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在此或者在彼陷入了类似的逻辑推理陷阱。
在考察生产过程时，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生产特点：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占有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这段论述包含意义十分丰富。马克思首先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同时也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在生产中必然发起剩余价值生产，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总是可以达到的。正象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对资本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能否实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即使某一领域存在生产过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会造成生产过剩，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所有领域同时、均匀地发展，即使理想的社会也很难实现，真正满足需求的，必须要有过剩，但是后面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而不是相对购买力而言。[4]
该段论述，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科学论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危机，不是真正生产相对需求的绝对过剩；一般社会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前提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违背了一般生产目的，它是满足资本家利润为前提的，因此实际上以相对购买力为前提，所以根本不是以满足需求为前提。这从侧面批判了不同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正面批判了“比例失调论”。
马克思论述到：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总之，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不会发生生产过剩。[5]
马克思对“比例论”的批判，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危机，体现为资本家总归加大对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剥夺，本身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必然使得生产扩大超过消费的扩大，因为工人阶级群体的分配被限定了，而不是生产中比例的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会发生。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比例失调，那么就会出来两种问题：社会上劳动者贫困现实是合理的了；资本主义在比调整比例下，生产力仍然可以大幅持续提高。针对后一种推论，事实并非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危机持续存在，70年代后期资本经济停滞的态势已经得到了大范围验证，显然比例论观点不服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
比例论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否定，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是符合社会规律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问题，在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假若资本主义生产能够按比例生产，按照社会实际购买力生产，那么资本主义就会很快进入停滞和衰退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创造的财富绝不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生产方式。而现实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伴随着扩张殖民地、战争、争夺外部市场等手段，使得解决矛盾的途径超出其经济手段之外，这些恰恰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事实。如果用庸俗经济学的解释，与事实相比，后者就是狭隘的和罔顾事实的了。
那么，经济学者会提到一个基本问题：那么马克思针对李嘉图积累理论的批判中，所引用的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如何理解呢？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他所批判与继承的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些特殊经济规律和普遍性的经济规律。而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恰恰是一个普遍性的生产规律理论。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比例论”批判可以看出：假若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以需求为目的的生产，以消费为目的生产，而且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那么在不存在剥削的情况，进行等价交换的两部类生产仍然要满足或者符合马克思所认识的条件，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所以，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以消费为目的，并且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取得商品所有权并剥夺剩余价值，其首先受到了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限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必然造成的经济危机，迥然不同于两部类生产表式理论的描述的状况。
因此比例论观点，得到马克思的批判。而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两部门生产表式的理论，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经济规律，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生产表式理论还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制约的规律而起作用。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呢？
马克思说：在交换中按供求正确比例进行“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随着大工业的产生，这种正确比例必然消失；由于自然规律的必然性，生产一定要经过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等周而复始的更替”。[6]
马克思对危机的论述有多种观点，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一句话，或一段论述来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必须将之放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整体系统中考查。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命题。[7]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挖掘根源，从矛盾观点出发，找到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议，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
而马克思针对危机研究的着眼点，强调了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特殊性去研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危机，与以往社会形态相比，以前的社会形态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了，资本化主义危机具有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找到了危机原因，这些条件在之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这肯定不是真正的原因。只有找到了资本主义自身条件，而且之前社会形态没有此类的条件，才能具备成为经济危机原因的可能性。[8]
四、马克思对“工资上涨引起利润率下降”观点的批判
马克思在研究中，针对工资提高影响利润下降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马克思认为，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工资率的提高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会促使利润率下降；但是用工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是最荒谬。因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关系，而且资本家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弹性改变，使得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就可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降低，而是因为劳动的效率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
马克思分析了由于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只要积累减少了，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工资水平必须服务于资本增殖，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是暂时的。
工资增长的第一种情况下只能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第二种情况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9]
上述马克思论述包含了几个重要观点：
（一）工资提高仅仅是暂时性的，绝不会影响到积累的提高，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二）即便暂时性的工资提高也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比例已经为工资制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是自变量；工资是因变量，资本家占据统治地位，工人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决定了工资和劳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
（四）认为工资提高导致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没有坚实的根据，将偶然的事件当成必然的事情。
五、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
对信用膨胀和收缩作为危机原因的批判，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他讲到：“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10]
从马克思论述可以得出：信用的膨胀和收缩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征兆，它不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微观层次为分配问题，宏观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起到微观作用的主体是企业，社会形态表现为资本主义法权；社会关系表现为契约掩盖下的不等价交换，并以传统形式继承下来；生产目的由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性转变为资本家个人目的。
正像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一样，他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主动力量，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人口现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将其作为原因时，已经颠倒了因果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矛盾，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六、马克思批判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意义
马克思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些观点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意义。马克思对西方经济危机理论观点的批判彰显了马克思理论系统与西方的截然不同。
（一）特殊性规律与普遍性规律区别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其他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过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所以马克思强调，必须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特殊性，来寻找经济危机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上去寻找，那么这种方法和观点本身就违背了特殊性规律和普遍性规律的关系。
将经济危机的观点归于某一普遍性因素，适用于几种社会形态，那么其他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这种危机。显然这条逻辑途径是存在问题的，与基本经验事实相矛盾。
商品买卖分离、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信用基本作用、比例关系在其他商品生产的社会形态也是起作用的规律，具有一般性，所以不可能作为经济危机原因。而工资作为流通领域的符号，不能改变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引发的流通领域的问题，也成为必然性的；同时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利润的追求着，其对生产组织，绝不会因为工资上涨影响自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利润的追求，他们可以能动地调整工资和雇佣工人数量，来抵消工资上涨。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的特殊性
马克思通过研究，梳理资本主义特殊性，主要有以下几点，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1、资本原始积累下的暴力掠夺，造成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社会化大生产。
2、资本主义生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内在目的，外在表现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3、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二者转变为间接的关系，消费成为第二性，从而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中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关系。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仅仅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利润实现，取得社会化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在社会上表现为贫富两极分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危机。
5、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从而演化出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
以上是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区别，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定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其线索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由此衍生资本主义一系列的经济现象。
（三）针对资产阶级几种观点的评论
在西方几种主要经济理论观点：政府干预论的奥地利学派观点、熊彼特的“创新性破坏”学说、金融不稳定假说、流动性不足等观点。综合马克思的批判和资本主义特殊性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从流通领域、信用、货币、政府干预、市场不稳定性、金融不稳定性，去寻求经济危机原因的观点，存在以下严重缺陷：1，紧紧抓住了某一个环节来作为经济危机原因，但是该原因无法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建立起联系；2，从分工角度的“创新性破坏”假说，完全舍弃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特殊性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3，政府干预的目的与动机没有稳定的规定，从而也无法与周期性危机建立联系；4、流动性不足没有反映剩余与不足的非对称性和错位，仅仅是抽象概述与局部关注。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观点，不但在哲学上存在矛盾，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
（四）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启发思考
加强经济增长中生产与消费的直接统一性，尊重劳动者产品所有者的原则，实现劳动者产品所有制下的经济组织创新，逐渐缩小和消灭资本雇佣劳动、商品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贯彻按劳分配的根本原则，将政府职能转变为创造和提供生产资料、消灭租金的监督管理机构，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增长，尽可能创造物质财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1-582
[3][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95-59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版 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7-60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爱欲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性交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马克思哲学新范式的基本理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生产理论的批评，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对生产理 论的修正，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层面紧密相关。鲍德里亚看到了电子媒介在当代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从文化意象层面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问题。但 这种“美学化”的思路，最后只能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意象，鲍 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分析，特别是在后来关于技术物体统治一切的“荒原”状态分析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路中的无奈与悲观。与鲍德里亚只从文化意象层面对 资本主义的理论状态相比，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制度的作 用，并对它们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只停 留于政治制度或理性合法性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将人 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对每个当代人都很重要，但在 此前提下所有的人实际上又变成了同样的人，人们之间的现实差别再次被交往理性抹平 了，而对形而上学最后根基的追问，使哈贝马斯必定要走向保守。而在吉登斯那里，对 权威性资源的思考，在最后的理论指向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政治。这虽然是现代性的一 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分 析为基础，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起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 ，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只能走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杰姆逊等人从生产理论出发的思路，更能为 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意识到的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 犬牙交错的景观，在思想层面则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整合。因此，如何从生 产理论出发，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当展的深层问题。在 我看来，这种新范式的建构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重新树立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后现代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一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 “总体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的解除管制，使资本的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分 散化，而电子网络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同步的就 是政治的超民族国家化和文化的地域化与多元化。这种生产、政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 恰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本市场的总体关联，这才是“全球化”的根本规定。这更需 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实现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 理等的一体化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融合，形成马克思哲学研 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形成总体性理论观念的重要条件。没 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今天就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化及其表现方式。没有 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就无法透视形而上学沉思背后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总体性并不只是观念领域的总体，它保持着理论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对话。因此，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新范式建构的“历史性”视野 。在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 会与前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区别，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三大 社会形态的区分，就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导 致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为具体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发生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坐标系 。今天，从生产理论出发，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分 析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生产理 论的批判者、修正者还是坚持者，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的 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迁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三 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主导特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历史形态的转变都是 一种“断裂”，但资本主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又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展现。这里强调 “断裂”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逻辑在不同的技术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用 下，每个阶段的独特特征，这样更能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组织化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而强调资本的逻辑则能更好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与前两种历史形 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从技术组织与管理方式、国家与政治干预形式到文化、心理 层面的整体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便构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马克 思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前提。
[摘 要] 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生产赋予了生产条件以及财富的一般形式——货币以资本的属性，这样，即使不在生产领域也可以通过价值形式实现对生产条件所有权的控制，来占有生产领域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货币的资本属性不仅产生了借贷资本，而且进一步发展成虚拟资本、土地价格乃至众多的价值增值工具。它们的运动远离生产领域，但是它们却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实际物质财富的运动，从而产生了在金融领域触发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以上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征，仍然是当前波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和平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矛盾中发展演变，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特征，这些新现象与
特征赋予了当前金融、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与形成逻辑。 2.二战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西方学者想象的是一种按照常规运行、永恒不变的生产方式，而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成长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它发展变化的基本推动力。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逻辑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对资本主义生产形成限制，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它自身结构所提供的手段、机制不断创造新的活动形式、扩充新的活动领域，用以暂时突破在原有运动形式和领域内社会基本矛盾给予的限制，其结果是使社会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运动的新形式、新领域进一步展开。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垄断加剧了社会基本矛盾，导致各国竞相通过资本输出缓解国内市场矛盾。资本输出一方面扩展了资本的增值空间，使它们可以利用海外资源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销售市场以带动商品输出。因此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成为20世纪前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这一阶段，虽然垄断已经形成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突出现象，但是笃信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固守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理念，推崇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使得社会经济矛盾最终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为结果。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吸取了20世纪前期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各国互相倾轧、以邻为壑、两败俱伤的教训，试图建立一个有管理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在各方面的实力雄厚，使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秩序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挤压下难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继续扩展的空间。因此，出现了战后最初20年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不仅世界市场在扩大，而且各国经济在生产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成为后来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有管理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带来的外部稳定只是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了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空间，但是它并没有改变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基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基本矛盾及各种具体矛盾。在新的扩展空间使用殆尽的时候，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矛盾便以新的形式重新激化起来。
到20世纪70年代，此前20余年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矛盾凸起的新阶段。在前20多年中有管理的世界秩序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新阶段的逻辑和历史起点。
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在，资本的增值和积累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使得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更多地在这一领域展开。这一特点源自世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世界倾向的经济，需要有恰当形式的世界货币作为价值在世界范围的运动载体和一般代表。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黄金才能充当世界货币。然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的形成总是与那些具有强大势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与扩张联系在一起的，随之，这些国家的货币在世界上也就占据了世界货币的地位，客观上执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结果会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扩散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更进一步说，他们可以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创造有利于己的资本积累方式，并把自身内部的矛盾、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971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黄金是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黄金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对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任意增发货币的行为形成约束力量。1971年至1973年的美元危机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解体，世界货币进入了浮动汇率的时代。在这个浮动汇率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中心地位，但是，由于世界货币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基础，使得美元纸币的膨胀失去约束，给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马克思说，“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1](P140)然而，在黄金非货币化以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进入商品流通这个口时，却不是作为有价值的商品进入的。这样，它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即在决定商品价格时就失去了必要的前提。这就为以后的通货膨胀、虚拟资本的膨胀开了口子，开辟了资本以金融形式获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新天地。
资本是一个运动中的价值，然而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货币形式才能明确地表现资本的增值，因此，马克思指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资本运动最典型的形式，“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2](P68)20世纪70年代世界货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使资本的增值过程、增值方式发生了变动。在货币失去相应的价值基础以及浮动汇率制度下，“价值革命”①出现的机率大大提高。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2](P122)20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价值基础的货币使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获利的机会，由此引起资本市场繁荣并向全球扩展。
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基本性质，使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始终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市场不断地扩大，资本积累才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来扩大市场，而是采取扩充信贷的方式来刺激市场的扩大，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种方式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为金融垄断资本利用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美元的发行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适应金融垄断资本的需要，没有价值基础的美元纸币大量发行，为金融垄断资本提供了廉价的资金来源。因此形成了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的显著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使金融垄断资本进一步将货币、金融手段赚取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展开。当代金融垄断资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在世界范围内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第一，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需要有广阔的市场，而美元的世界货币和国际储备地位，使得美国市场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支撑自身经济的重要去向。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国际贸易中，以廉价美元购买别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民花费实实在在劳动生产出的物质产品，通过巨额贸易逆差无偿占有提供产品的国家人民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国际融资的形式向世界出售没有相应实际资产做保证的债券收回美元以维持其国际收支。第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霸权地位，迫使持有大量美元储备国家的货币升值，实现对别国剩余劳动的最终无偿占有。第三，过量发行的美元也通过贸易途径把通货膨胀输出到其他国家，使对它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增发货币，形成这些国家的货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局面，从而给经济增长带来严重的困难。第四，利用投机手段制造国际金融危机，无偿占有别国社会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尤其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带来严重损失。转贴于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世界资本主义在近几十年通过全球化的经济联系，运用各种市场经济机制，通过货币、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置于它的剥削之下，成为资本积累新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空间。
二、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矛盾诱发当前的危机
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使它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发展下去。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力求通过创新突破既有限制获取新的积累空间，同时新形式的资本积累又使社会基本矛盾以新的限制形式出现的历史。当前，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就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道路上进行积累所走到的一个新的极限。
1.当前的金融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积累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精巧、隐蔽的剥削方式，它以价值的形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这就使得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突破使用价值的界限具有无限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掩盖了价值的源泉，使资本可以通过对货币的创新，以流通的方式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变革使世界货币脱离其价值基础仅成为一种纯粹的价值符号，由此开创了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在经济金融化的时代，借贷资本成为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又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地对信用工具进行花样翻新，在扩大贷款对象和贷款规模的同时，通过创新信用工具，收回货币资本并转嫁金融风险。信用工具的创新又使资本市场上债券价格不断涨落，为投机性金融资本获利带来新的机会，使资本可以既远离生产活动又能更加迅速、便捷地赚到钱。对此，《资本论》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2](P67-68)但是，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狂想病却不完全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周期性的狂想等同，这一次不同的背景在于，第一，经济的全球化扩大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仅本国的工人阶级，而且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业化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人阶级，都在为世界垄断资本提供着剩余价值。而金融垄断资本所要做的只是按照市场的规则，利用商品价格、利率、证券价格等的变动，通过货币金融的方式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第二，货币性质的变化使得美国无节制地大量发行货币，用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并凭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出售债券的形式重新占有货币资本。这些变化，使得资本的金融投机行为不再被看做像马克思时代那样由于经济的繁荣、生产的高涨所派生出的现象，而是被看做资本通过创新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自己增值和积累的新领域。因此，金融投机活动不再是“周期性”的狂想，而是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持久地加以开发。
经济的全球化和货币性质的变化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机制。虽然剩余价值的源泉存在于生产领域，但是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却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最为基本和原始的形式是马克思所讲的通过生产直接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除此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被资本所占有。例如，它可以以低于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转移到买者手中，这又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形成有利于资本的收入分配。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投资的利润、不等价交换，以及各种虚构的服务收入等方式占有剩余价值，形成发达国家金融垄断资本盈利的来源。在金融市场不断翻新的情况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将剩余价值形成的剩余资本加以集中。金融垄断资本又进一步利用集中起来的剩余资本发放贷款，并再发行证券以集中货币资本。
但是，贷款对象的扩大必须以生产领域的相应发展为前提，而生产的扩大又必须以市场的扩大为条件。经济的金融化并未消除社会基本矛盾对资本积累的根本限制，而当代金融资本突破这种限制的方式则是通过扩大贷款来强行地扩大市场。在此，所谓的“金融工程”为扩大贷款对象开发出种种技术手段，例如，美国金融资本创新出“次贷”、“Alt-A”、选择性可调整利率贷款等贷款形式，诱使人们借款消费，以扩大剥削对象。然而从本质上讲，借贷资本收入的最终源泉只能是生产领域形成的剩余价值，发放消费信贷所获取的利息收入事实上也是间接来自于剩余价值。因此，当金融垄断资本将既有的剩余价值源泉开发殆尽，转而将非剩余价值收入作为攫取对象时，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可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资本对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的增值与积累新领域开发殆尽的结果，不能被看做是一次常规的周期性衰退。据此推测，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节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资本增值方式的重大调整才能实现。
2.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及其本质。
当前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严重的困难，直接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生存，并已经对生产领域造成危害，因此，近几个月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救助措施，通过巨额政府支出拯救那些陷入金融困境的金融机构。就现有的资本主义运行结构看，这些措施是使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解脱困境所必须的，不如此它们就直接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措施即使奏效，所能够解决的也只是当下金融体系因债务链断裂出现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1](P143)目前各国采取的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的求助方式，正是基于马克思所提到的这种错误认识。根据前面的分析，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流通领域流动性缺乏，相反，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实行低利率的政策为美国金融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虚拟资本的膨胀，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地积累。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膨胀起来的虚拟资本找不到足够的剩余价值源泉继续支撑现有的金融方式的资本增值。因此，当前的救助措施只能解救金融体系的当务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危机。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来自于华尔街的“贪婪”加之金融当局“监管不力”，尽管这种看法仍停留在对直接现象的观察，它也反映出人们对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盛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放松管制”、“解除监管”政策的反思。从当前的救助措施来看，它仍是维护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措施。本质上看是资本主义政府用劳动人民创造的财政收入来维护金融垄断资本所构造的价值增值体系。而正是这种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由此可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容许的范围内，危机过后如果资本不能开辟新的增值领域、找到新的增值形式，那么资本主义就只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有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靠财政手段的救助只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采取必要的调整，建立真正为实际经济运动服务的金融体系才有可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当前的危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M].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Nick Beams.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 Marxist Analysis[Z].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wsws.org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己取得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手工劳动已被机器大生产所代替，并建立了真正的机器制造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在短时间内创造了比以往高的多的社会财富。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上。因此，怎样解决发展与危机、繁荣与贫困等社会矛盾，如何解释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就成了当时人们无法回避和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要解释这一现实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古典经济学派曾经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研究，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以及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并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优越于封建主义生产，从而提出劳动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源泉这一重要命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们最终不可能如实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论点无法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而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李嘉图难题”，即认为如果承认劳动决定价值，商品按价值交换，就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这一难题实际上就是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两者能否同存的问题。因此，如果要揭开这一难题，就必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1〕
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实现了研究问题方法上的革命，把价值归结为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确立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敏锐的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文明，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然而，要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回答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必须要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古典学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基本矛盾。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曾有过一些成就，其代表人物提出过劳动价值论，但是，由于他们阶级的历史的和研究问题方法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必然存在一些非科学的成分。他们不懂得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他们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他们孤立的看待使用价值和价值；他们只注重研究价值的量，而没有研究价值的质，没有研究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搞不清楚商品的价值量大小为什么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他们只看到商品的自然属性，而看不到商品的社会属性；他们把价值当作商品的自然属性；把商品、价值、价值形式视为永恒的范畴。因此，也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不可能有全面系统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劳动二重性来说明商品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只是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抽象劳动才形成商品价值，”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 〔2〕，并把价值归结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然后又分析了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才得以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创立了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一系列新的经济范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变革。可见，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而阐明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决定价值分配的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仅是拥有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为生活所迫，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由资本家将生产的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补偿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分配给劳动者，其余部分归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有。从生产财富的人类活动看，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是劳动者劳动的凝结，是一个价值量。在这个凝结的劳动量即价值量中，劳动者由于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分到了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便可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了商品，劳动力商品和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质上看，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量上看，等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下降，剩余价值率会不断提高，其结果会造成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不断下降，因而，在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社会有效需求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它表现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就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经济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一般商品经济范畴的理论。在商品经济中，劳动表现为价值，价值规律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当今世界还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将融入市场体系之中。无论是一国之内的经济活动，还是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都要遵循商品交换原则，都要比较价值量的大小。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制约，还要以劳动价值作为财富多寡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仍然在客观上起着支配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适用的。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依然是借助价值形式来实现的，各生产部门的联系或比例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归根到底是价值的比例关系，是与一定的技术水平构成相适应的价值量（社会劳动量）的平衡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生产和流通，而且也调节着人与人之间，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价值范畴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范畴，价值规律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今天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有新的发展。对此，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有这些都使得价值范畴的表现形式与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价值转化形式的本质与表现形式、价值对市场价格的决定方式与作用形式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振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力量。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依靠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而缓慢发展，对社会发展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自然科学从观察和搜集材料的阶段过渡到认识自然的结构和变化规律的阶段，自然科学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并不断转化为生产技术，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过程中使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不断变革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替代物，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式。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和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
一、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社会主义理论是同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16-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发展，出现了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出现了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也经历了从早期的文学游记的幻想到18世纪明确的法律条文，再到19世纪初的理论形式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了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刚刚产生，还处在与封建主义并存并受制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是封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没有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从封建主义的母体中摆脱出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社会主义思想家还不能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批判资本主义，构筑理想社会的材料还不能从现实中得到，就只能从头脑中勾画未来理想社会蓝图，“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即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机器大工业使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第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两大基本阶级。随着机器大工业的确立，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阶级分化加快。旧的封建贵族、手工业者和农民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和斗争日益明显。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促进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第三，工业革命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用自然力代替了人力，扯平了劳动者在体力上的天然差别，奠定了劳动者在体力劳动中的平等地位，使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实现人的平等的希望。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平等提供了条件。以上三点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要使社会主义成为科学，就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机器大工业的客观性是社会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引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列宁主义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以电气化为先导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由于电力代替了蒸汽成了机器运转新的动力，大大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结果是垄断的产生。第二次科技革命最直接的社会结果就是垄断组织的出现，从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垄断，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资本主义变为资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经济上的基本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垄断组织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带来的重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产的私人性向社会性转变。在垄断组织中，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这样高的程度以致于私有制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仅仅限于对生产的监督权和经济活动的受益权，失去了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垄断组织为未来社会主义从经济上做了准备。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预示着政治与经济的高度融合，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开始由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暴力镇压职能向主要是发展社会经济的管理职能转变。圣西门关于社会权力将由对人的统治变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的预言开始有了现实的基础。“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目的在于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事物秩序的科学。”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管理，为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经济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从政治上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做了准备。三是，生产的民族性向全球性转变。垄断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资本从其宗主国向国外输出，使资本主义走向全世界。资本的对外输出和扩张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和瓜分世界的斗争。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而且由它派生出来的三大矛盾更加尖锐。
总之，第二次科技革命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垄断组织从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做了准备，使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了直接实践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不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但垄断组织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体现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进步，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财富，必将为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使社会主义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现实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三、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从物质生产向智能生产转变，显示了劳动平等向人的平等的发展趋势，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就在于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第一次科技革命所形成的机器大工业对人的体力劳动差别的扯平的事实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客观性。机器大工业的建立预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实现人的平等的社会发展趋势，而作为在机器大工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结论还具有局限性。首先，在人的脑力存在重大差别的情况下，如何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其次，在人的劳动贡献存在重大差别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人的平等，如何使人“各尽所能”；再次，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本身就是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以脑力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以创新为核心的脑力劳动才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可能成为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20世纪4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规模空前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为消除人们在脑力方面的差别提供了条件，从而为以人的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关键词】 市场;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市场理论及评述
“十月革命”的胜利引发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能动性的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源头。随着客观事实的发展,尤其是在苏联基本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高度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关注,开始从哲学领域转向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在西方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争论,资产阶级理论家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责难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有效进行经济运行,认为马克思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危机,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作具体设计,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等问题。为反击资产阶级学者的责难,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角度,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做了辩护。由此导致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诞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批判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重心是具体的经济问题,即效率与公平问题。
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兰格主张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公有制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在中央计划之内利用市场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为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模拟市场和试错法来确定产品的的均衡价格,确保平均成本为最小的要素组合,以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分配领域,兰格认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通,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确定劳动力的收入,为尽量缩小按劳分配方式带来的差别和不公,社会资源和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可以以社会分红和教育培训的方式在每个劳动者进行二次分配,也确保社会分配的公平。兰格坚信,市场机制与按劳分配并不矛盾,只要分配的规则和政策是合理,市场竞争就既可以实现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又能维护社会主义的平等。
兰格模式试图将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借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这是兰格模式最伟大的贡献。由于兰格模式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首先在模拟市场中,企业并不具备市场主体的地位,不能独立地对市场价格的变动做出反映,市场机制对企业不起作用,也就等同于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竞争压力的企业,也就不可能使资源达到最合理的配置。其次兰格模式要求中央计划当局官员的素质很高,可以借助于计算工具准确地计算消费者的偏好,并能掌握协调配置资源的所有信息,这个条件是不可能实现。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市场和计划结合的可能性进行了广泛的分析。
从兰格等人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坚持公有制是实行计划方式的首要原则,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市场模式中的价格要素有中央来按照市场要求确定,这实际上仍带有一定的计划色彩。在市场交换中,生产资料的交换是被禁止,以防止生产资料的个人集中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能交换的仅仅是生活资料和劳动力。这些观点都充分反映出兰格等人的理论仍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的改革理论。
二、西方理论及简要评述
在锡克等人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被现实所否定,剧变后的私有化实践也证明,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基础上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也是行不通。“社会过高估计了政府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低估了国家干预过多产生的负面消极作用。社会在努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同时,制造出了更严重的问题,失去了对社会福利体系的控制能力,造成了政治与消费领域的享乐主义。”这些客观现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经济自由主义无法拯救“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应运而生。按照法国《当代马克思》编辑部在1993年第14期对“社会主义新模式”所做的介绍评析,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当今时代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崩溃、社会民主主义衰落、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反思的必然产物;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打破了向社会民主主义过渡的幻想以及在‘现实社会主义’发生深刻危机之后,人们开始寻求新的道路”。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人:
(1)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模式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在《社会主义未来》一书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有:建立独特“证券形式”的公有制经济;成立独立于国家的政治干预、按经济实体进行活动的银行;建立企业竞争机制,使企业以利润最大化原则为目标进行市场竞争;国家通过贷款利率等经济手段来引导市场形成均衡,对经济进行控制。罗默认为,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这一模式不具有最终的意义,仅仅是替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短期的过渡性方案,其实是想通过证券化改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实现。
(2)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美国经济学教授詹姆斯・扬克在《修正的现代社会主义: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提出的构想。其具体内容如下: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将资本的个人所有转化为公共所有;公有企业实现高度自治;成立公共资产管理局,公共资产的产权收益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红。
(3)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米勒认为:工人合作社应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企业,这些合作社实行工人的民主管理。合作社企业按照资本经营的原则在公开的市场上独立运营。国家设立公共投资机构,负责公共服务和价格管理、制定福利政策、调整收入分配。这一模式的目的就是要证明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并且可以把市场的效率和社会主义的人道和平等的目标结合在一起。
(4)“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是美国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施韦卡特所倡导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施韦卡特强调的是经济民主,他把工人的自我管理置于制度的中心位置,以期实现社会的民主和平等。这一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集体所有,建立商品和服务市场,消除资本市场;企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企业追求“非劳动成本之间差额的最大化”劳动者获得工资不是契约工资,而是包括利润的一部分;对企业的投资由通过社会控制的银行网来进行。
(5)埃尔逊的“市场社会化”模式。英国政治经济学教授迪安・埃尔逊认为,社会化的市场就是公众参与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克服和消除了私人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交换障碍,不仅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能平等地、免费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经济信息,它还创造出一些新的途径和激励机制,使个人积极为公共利益服务。这一模式的基本主张有: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开放的公共信息网络,实现经济信息的免费享受,消弱资本的剥削力量;加强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利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布洛克认为,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族主和集体方向转变的主要障碍,因而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限制资本家的权利。具体措施有: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实行民主的企业管理制度;银行实行国有化或准国有化;改革选举制度。这种模式强调了金融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对于实现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的重要意义,倡导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管理制度上的改良。
综合比较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理论主旨和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市场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观的基础上,试图从生产、管理等方面把市场机制引入进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更为看中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基本的经济制度,他们否认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出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满。罗默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说:“看公有制是否如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中实现社会主义者需要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我认为由国家直接控制企业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来说是不必要的,……可能有许多所有制形式比传统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形式更服从于社会主义的目标。”“我的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已经形成对公有制的崇拜:公有制已被看作社会主义的绝对必要条件,然而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一种无根据的推论基础上的。……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联系是微弱的,而且我认为,从社会主义的宪法中去掉‘人民’占有生产资料这个要求,人们会做得更好。”在罗默看来,公有制对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不是绝对必要条件。施韦卡特认为公有制的实现不等于民主的实现。
事实上,公有制问题是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对于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给予了论证。当市场社会主义从内在逻辑上放弃了这一基本原则时,就无法提供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理的逻辑,也就不能正确地说明如何实践和由谁来实践其理想的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为未来社会设计了各种美妙的蓝图,但始终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出可行性的论述。关于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有的模式提出了逐步削弱资本权力的措施;有的模式提出改革资本主义银行制度,使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同生产的指挥权相分离,从而解开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纽结;有的模式则提出平等地分配国有企业的资产,这些方案都是不现实的。
此外,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中央计划工作者是聪明智慧与大公无私的化身,是柏拉图式哲学家的再现,事实上,这种超自然的行政机构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不会出现,政府官员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包括他们所代表的集体的利益,权力本身会产生不可抵抗的诱惑使人们去滥用权力。在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谁来监督监督者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大都没有谈及。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一种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理论不是乌托邦,它所主张的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就不应该是头脑的产物,它必须发轫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易方式的矛盾运动,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是怎样从旧社会的母体中孕育而生或脱胎换骨的;它还必须能指明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物质力量,必须解决由此及彼的路径问题和手段问题。”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具有改良特征。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余文烈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5～6
[2][美]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M].余文烈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5～6,26
[3]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2～13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提高生产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在自身范围内进行了重大的调整。
一、 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的改革
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改革有三个主要的途径:股份制、全民福利制度和科技革命。
(一)股份制
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调整的具体内容之一,它调整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大公司。就减少了投资费用,降低了生产力成本,获得了更大的收益,这种公司形式便是托拉斯式的股份制公司。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社会化又有了重大调整,他们通过市场把技术和资金输入国外,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人口优势,寻求高额的利润回报,使得跨国公司应运而生,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运用新的生产关系调剂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全民福利
资本主义国家以全民福利为载体,调整和变革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政府基本对经济活动采取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均,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这时候逐步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资本主义打出了建设福利国家的旗号,以改革分配关系为突破口大力改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的福利制度是指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进行干预或调整,缩小二极分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通过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缩小了贫富差距,平抑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了经济稳定增长。
(三)科技革命
伴随着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资本主义在所有制方面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三次调整和变革。第一次科技革命进入“蒸汽时代”,资本主义采取的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相统一的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是和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进入“电气时代”,因为重工业要求资本的大量投入,因此资本开始逐步集中起来。以致于股份制公司开始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府和资本家的相互联合和渗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形式。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生产力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
二、资本国家关系改革的实质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维护其资产阶级统治,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实质就不会改变。“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
三、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重重
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世界中越来越多的结构危机、次贷危机、成千上万的人生存受到危险,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预言的“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这一点对于目前的资本主义来说仍然适用。“随着资本阶级即资本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他们同样受到竞争和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的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对其动因、表现方式和结果都进行了论述,至今依旧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