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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今的学术论坛上出现了新的见解，或者说，出现了重新认识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执着追求真理著称的经济学者，在他研究欧洲城市史以后所写的笔记中说道：渊源于希腊、罗马传统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是“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这种“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国历史上所绝对不会发生的。”“中国的城市、市井、市肆，却从来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因此说“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这是“非历史的观点。”（1）应该说，这是新的见解之一例。（2）这个见解，在以后的论坛上，也时有出现。（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编了一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学者，在该书中不但承认中国的明清时代，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强调资本主义萌芽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产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会夭折的，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时，就应该考察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4）这里所说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是指资本主义的导向和延续，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际，著者“在进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与自己过去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5）在《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次的“笔谈”中，著者进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6）既然不提资本主义萌芽，那么“它的延续性和导向性，”自然更加无从谈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是一个“假问题”。（7）
因此，如果说前者代表一种创新见解的提出，那么，这后者就代表一种重新认识的要求。
无论是新的见解的提出还是重新认识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无疑会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它富有启发的意义，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和古希腊、罗马以至中世纪以后欧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国社会自己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结论，这也许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过程的缓慢、延续的迟滞和向资本主义导向的乏力，却是确定不移的现实。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观估量。下面仅提供两个具体实例，附带作一点解说，看看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注释：
（1）顾准：《顾准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页。
（2）应该同时指出的是，在国外，这又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观点。中国社会停滞论，在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的古典哲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过。
（3）参阅《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第353页；《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页。
（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版，参阅许涤新、吴承明主编《资本主义的萌芽》，1985年版，第6页。
（5）李伯重：《吴承明先生学术小传》，见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1996年版，第300页。
邓小平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231/2)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有吸引力的，但前提是必须搞清什么叫社会主义。
1、“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63/3)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扰.以及在学习和实践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认识上存在的丁些分歧和争论，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叫社会主义”挂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第一，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特征的论述，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对作为在资本主义己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上诞生的，高于被其取代的旧社会的新制度来说的，面现实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是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照搬马克思的论述，对于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可能完全清楚的。
第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开始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仿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固然有其历史作用，但并不是完全成功的。所以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39/3)
第三，必须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再三强调，这完全是从{实践出发提出的问题，因为实践证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当然，“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223/3)这种情况显然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
没有完全搞清楚集中表现在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在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没有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时间.把社会主义与贫穷划等号。所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很多条，“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一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223/3)
2、一九J、jk年五月，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223/3)
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55/3)“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16/3)发展太慢也不是杜会主义，实际上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补充。
我们过去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最本质的东西并不总是清醒的，有时甚至扔掉了，以至于出现“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类荒谬到极点的论调，被许多人所接受甚至赞赏。
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都不是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23/3)如果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少数人富多数人穷，那就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引起种种社会矛盾，而且会危及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安全，“就可能出乱子”。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曾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多次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111/3)。“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38/3)。“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72/3)。“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195/3)。在以上这些论述的基础上，1992年，他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概括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73/3)。
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的是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代表了社会主义这一事物的实质、根本属性。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的限定。一般说，可以用社会主义本质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反对和纠正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种种曲解、误解和不正确的观点。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重大失误，往往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相联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强大理论武器，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南。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与准确把握，为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提供了理论基础。邓小平说，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72/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那么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以至于判断社会主义的得失、成败，决定改革措施取舍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就是社会主义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问题的回答解决了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从此社会主义必将很快走上健康、快速、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一文中说:“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257/3)。
1、“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判断一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对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仅要看它本身所表现出的特殊属性，更要看它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结果。邓小平同志坚持历史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用生产力标准去衡量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128/2)。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的更加明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3/3)。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解决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消灭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的根源，决定了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政权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人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思想文化方面提高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自己主人翁地位的认识。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88/2)。尽管在一定时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文化上，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从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必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2、“杜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自产生以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整个世界改变了面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以满足资本家发财致富的需要。因而那里普遍存在着两极分化，是少数人富裕。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23/3)。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要形式，保证了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374/3)。“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49/3)。“坚持杜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64/3)。怎样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什么途径实现共同富裕?事实证明，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这是一条十分缓慢的甚至需要某些曲折的道路。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新路子，新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一条在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能够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积极性，推动生产力加快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较快提高的正确道路。小平同志把它叫做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66/3)。这个新政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动改革开放的契机，也可以称作“第一推动力”。它一出台，中国的经济就活跃起来了。总之，“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64/3)。
3、社会主义能“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22/2)
邓小平说:“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240/3)。
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民利。邓小平讲，社会主义“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权力和各种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322/2)。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本质上是人民民主，实现了人民的权力，而且是全面的民主，既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采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自己的代表组成，它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权力机关，不仅制定法律，决定重大问题，而且产生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有权罢免这些机关的负责工作人员，从而保证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利。邓小平讲:“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势性”(240/3)。
4、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
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也不会有”(167/2)。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和绝望。小平讲:“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r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43/3)。
此外，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还“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等等。(17/3)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经济”，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
1、“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3/3)
邓小平同志说:“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51/2)。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是有深刻教训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本该致力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思想影响之下，却在1958年掀起了“”运动和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生产力的人为破坏。邓小平在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生产力水平提高不快时批评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它的优越性，那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130/2)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314/2)。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创造出发达的生产力，还要有较好的发展速度，不然就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使生产力迅速发展，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使人民感到满意，也难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355/3)。
2、“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48/3)
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那么，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是什么?小平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l34/3)。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革除不利于社会前进发展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具体体制和各种弊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在明确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基础上，找到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正确的效的途径。
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统一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完善发展的内部条件，内在动力;而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外在推动。小平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78/3)。又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73/3)。这就大大拓宽了我们学习外国长处和利用资本主义的思路，使我们能够直接以人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获得的最高文明成果为起点，少走弯路，实现赶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二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166/2)。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快，并且比较稳定和持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党一直是人民群众的指路人和组织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小平讲:“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266/2)取消或者削弱党的领导，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税灭”(171/2)。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还要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同各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努力提高执政水平，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365/3)。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政治上广大劳动群众享有广泛高度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厂，(168/2)，但民主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追求形式也不行，那样就“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284/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下转第87页)(上接第79页)势力实行，不对他们，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无产阶级，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杜会主义”(169/2)。
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既是无产阶级建立杜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先导，又为巩固发展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建立、矾固和发展。当然，“我们坚持的和要当着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论断，马克思主义还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停留在原地不动，就会变成僵化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舍此谈马克思主义，嘟没有意义。邓小平所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现实斗争最精最管用的马克思主义。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都要坚持，“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73/2)。
1.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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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8.当代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评析
9.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
10.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11.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性的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性别奥秘——从2014年“东莞扫黄”引发的论争说起
13.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所有制
14.社会主义自由的张力与限制
15.工业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学、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民主协商制度——西方生态文明最新思想理论述评
16.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
17.财富的悖论: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
18.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
19.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
20.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形态
21.为什么大工业没有割断农业生产中的家庭纽带——马克思农业资本主义理论的解读及发展
22.资本主义全球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
23.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
24.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原因与后果——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总爆发
25.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
26.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及应对
2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
28.国营公司与中国发展经验:“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9.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30.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从马克思看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31.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认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谱系学分析
32.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和逻辑
33.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
34.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
35.世界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调整
36.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与价值冲突
37.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意义
38.劳动关系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兼谈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演变
39.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
40.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41.学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美国研究生创业及其启示
42.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43.资本主义与城市社会变迁——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视角
44.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45.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46.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一个批判性评述
47.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当代困境及其应对——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新变化的思考
48.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思考
49.NBA停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50.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能更好地运用市场经济
51.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
52.信息资本主义及互联网的劳工
53.马克思与罗尔斯论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正义
54.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55.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
56.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与当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
57.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
58.论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教师的影响
59.如何看待《21世纪资本论》对经济学的贡献
60.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1.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
62.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63.当代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64.主权财富基金的新型“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探析
65.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证伪”还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
66.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
67.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68.资本主义困境与福利国家矛盾的双重变奏
69.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西方左翼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若干理论的评析
70.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71.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出路——评奥康纳的“生态危机理论”
72.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常态化
73.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
74.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个人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75.资本逻辑与空间化秩序——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解析
76.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能摆脱生态危机吗?——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世界观当代意义的揭示
77.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78.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
79.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80.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阶段的发展
81.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与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
82.学术资本主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83.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意义
84.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
85.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86.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
87.马克思主义与城市问题结合研究的典范——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城市化》述评
88.生产条件的政治化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的资本主义危机论探析
89.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走向——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2年)(上)
90.“经济利益不是生活的全部”——理查德·亨利·托尼的资本主义批判
91.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92.非物质劳动与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基于对哈特、奈格里观点的解读
9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中国精神的弘扬
94.当前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审视——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视角
95.论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知识论的视角
96.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及其解决——大卫·哈维的空间哲学及其理论动向
97.自然资本主义还是生态社会主义——评福斯特与奥康纳之间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战
98.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
摘要：理性化是西方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西方企业取得成功及其管理学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文章在对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制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制度因素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而人文因素才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西方的人文精神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动因。
关键词：管理理性化；制度因素；人文动因。
回顾西方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能有今天的成功以及引以自豪的管理理论体系，完全是和它们在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密不可分的，这种理性化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管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可以认为，在西方管理学体系中，理性一直以来都占据着核心地位，人们对理性的假设是普遍存在的，并具体表现为科学化、制度化、科层化等外在形式。[1]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近性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各种理性的制度因素及西方特有的人文因素、文化结构分不开的。而在西方管理中所体现的理性化因素则完全植根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我们在对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时也离不开制度和人文这两个层面的因素。
一、形成管理理性化所必要的制度因素
（一）商品文明与经济理性的形成
管理文明根源于成熟的商品文明，管理理性化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理性经济环境的存在，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完全演进是西方管理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在商品文明中，每一个经济主体都遵循“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其行为都是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这种经济理性决定了企业管理行为必然呈现出理性化的色彩。
（二）产权制度的法律保证
产权明确才能权责清晰。一个在法律上强有力的产权制度能够明确界定交易边界，有助于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使其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提高社会合作效率。产权制度在市场经济中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通过制度的力量塑造出有着强烈逐利欲望的健康经济主体，使企业的财产权和剩余索取权有着明确的收益人，保证企业所有者的各种经济行为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
（三）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的出现
管理理性化造就了企业家和职业经理阶层，反过来，这一阶层的形成又成为保持管理理性化的重要基础。企业家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一个职能概念；不是一个持久不变的职业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理性选择。因而，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经济学家，都是从职能上来定义企业家的。比如，熊彼特就认为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突显了企业家理性精神的核心和实质。
（四）健全的人才交流市场
从整个社会来看，健全的人才交易市场能够保证每一个企业的活力。没有人才的合理流动，也就无法实现市场对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直接导致企业的用人行为缺乏理性。只有在一定的人才市场压力下，企业内部才能按照规范化、科学化、标准化的原则建立起人力资源的管理体系，才能实现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获得个人的成长。因此，合理自由的人才流动是企业管理行为及其员工工作方式理性化的基本保证。
（五）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
企业中一套良好的价值评价机制不仅有利于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通过价值评价机制可以促使企业克服短期行为，从而理性地将企业的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同时，对于企业员工而言，完善的价值评价机制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业绩考核在企业内部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每个成员的价值和贡献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价，促使每个成员的工作行为趋于理性化，以达到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双赢的局面。
二、人文因素才是形成不同管理模式的内在动因
上述各种制度层面的因素对于管理理性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引导管理理性化的产生和发展。但是，我们在广泛穷诘各种制度条件之后，发现这些并不是管理理性化形成的充足条件，应该看到，在一些社会中这些因素并非完全阙如，但依然很难在管理中形成理性化，比如中国在经历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后，可以说上述制度因素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育，但管理理性化因素在企业中仍然遇到很大的障碍。而在西方社会里，当这些制度因素一旦具备以后，管理理性化也就顺乎历史潮流地自然表现出来，为了探究这其中的巨大差异，我们必须把研究的目光投向能够表现不同社会文化的人文因素。
应该看到，人文因素才是管理的母体，它是管理走向不同模式的内在驱动力。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雷恩（Daniel）所说的那样：“管理思想不是在没有文化的真空中发展起来的，管理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的工作总是受当前文化的影响。”[2]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人文因素会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因而其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和管理手段也就各有差异。我们可以认为，人文因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在东西方不同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是人文文化、伦理文化，它强调人性本善，长于协调人际关系，追求群体的和谐。和西方的防范性管理不同，东方管理具有引导性的特点，即通过特定的途径，使员工接受企业准则和伦理，从而形成自我管理、自觉管理的特点。这一管理不妨称之为“柔性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突出了人性的重要性，加强了对人基本信条和价值理念的关注，但是，在以“情”为纽带进行管理的同时，忽视了“法”的重要性，增加了企业管理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表现为管理行为散而乱，并且依赖群体的惰性思想，抑制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3]
东西方文化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不能绝对地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两者都有不利于管理发展的消极因素。在中国企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一方面我们要肯定和承认东方管理模式中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我们企业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缺乏管理理性的现象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而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是近代工业革命与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自弗雷德里克·泰罗（FrederickW.Taylor）提出科学管理以来，管理学的发展便始终带有西方理性化人文精神的全息特征。因此，我们应该分析一下西方人文精神在其管理理性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发挥巨大的驱动作用的。
三、西方人文精神与其管理理性化
（一）西方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
个人自由主义原来的含义不过是指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后来发生了重大的社会意义转变，西方人把个人自由主义贯彻到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成了西方传统精神中最为独特的理想主义。个人自由主义强调以人为本位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强调个人成就和个性至上，在西方看来，只有靠个人去奋斗、拼搏和冒风险，而不是利用投机取巧、歪门邪道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成就才是真正的本领，因此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更趋于理性化和个性化。西方人对自由的探求侧重于向外，以发现世界和改造世界为达到自由的途径和手段，这就促使人们去创新和进行发明，人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技术，而很少考虑某个专家或权威的理论和看法，所以科学文化在西方得到广泛的传播。基于这种个人自由主义，西方人反对在前人的成就中去探索有利于事业发展的东西，而主张进行独创。在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下，理性得到了孕育，企业家阶层以其创新精神在社会范围内迅速崛起，为企业的发展和理性管理的形成提供了动力。
（二）西方“天人相分”的思维观
西方思维方式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亦即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早在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就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主要是自然，而人本身则在哲人们的视野之外。到苏格拉底时，他已经认为“心灵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对象”。也正是由此开始，西方文化中就出现了关心人与关心自然的分野，这也正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的体现。尤其是到了中世纪，人不但与天相分，而且成了天（亦即神）的奴婢和臣民。近代以来，随着人性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把无形的天（亦即神）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如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同时，还开始向有形的天（即自然）开战。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节节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天人相分”这种在对立中求统一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对客体的分解能力强，具有分解思维、逻辑思维的特长，善于将事理细密解剖和层层推衍。西方的管理理性化正好符合了西方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也正是为什么泰罗制这种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在美国推行开来的原因之一。
（三）韦伯宣扬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者，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不仅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济制度范畴，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学范畴。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形成是以欧洲理性主义为精神基础、以理性的具体核算为集中体现的，具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体系。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为合理而有系统地追求预期利润并节制消费的态度，并且以劳动为义务，以履行个人的职业责任为天职。其理性之处，不在于增强人们对金钱的欲望，“资本主义更多的是对这种非理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4]而在于为个人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提供一种伦理上的约束力。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不仅能培育出严格的自我约束力，激励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他们的世俗工作，而且能在近代经济秩序中培育出合法地赚钱就是美德的价值观念。这种劳动和赚钱的态度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的经营，而资本主义经营也正是从这种资本主义精神中吸取其最合理的精神动力。同样，作为社会人文精神在企业管理领域的缩影，西方管理中的理性化就充分体现着这种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瑞典]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董四代。文化观念创新和管理革命[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上还有生命力，短期内不致于全面崩溃。并不是列宁的论断错了，只不过是急性肾炎变成了慢性肾炎，死期要推迟。
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大危机和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的争夺而引发的，这就证明了它的腐朽性和残暴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中国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经惊恐、动荡了一个时期。几年十几年后，西方资本主义渐趋稳定。
二战以后，特别是越南战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几个新现象。
一、美、英、法、意等国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相对说来是持续、平稳增长的。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则迅猛发展。
二、经济危机频繁，但周期缩短，而且每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生产下降幅度很小，日本只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因此，西方不承认那是“经济危机”，认为是“周期性衰退”。的确，“二战”之后50多年，没有发生过1929—1933年那样大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三、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下降到30％以下)，工资大幅度提高，生活显著改善。他们虽受资本家剥削，但比别国工人的生活好得多。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满，但还只是“怨悱而不怒”，并不急于革命，反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少工人羡慕他们的生活水平。
四、“中产阶层”扩大。这个词的原文是MiddleClass，直译应为“中等阶级”，长期被译为“中产阶级”。西方所谓MiddleClass包括中小资本家，那不科学。我认为用“中产阶层”或“中等阶层”为好。它不是一个独立“阶级”，也不包括中小资本家。所谓“中产阶层”，应指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公教人员、经理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部分技术工人(以上被称为“白领阶层”)，以及小业主和中小农场主。西方国家中这部分人的数量扩大，收入相当高(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大)，生活相当富裕。因而其多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为什么出现上述特点?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西方资本主义进行了自我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始于1929年那场大危机，主要内容是：国家宏观调控，政府干预经济，资产阶级调整内部关系，缓和劳资矛盾。其改革的推动力来自三个方面。
A、资产阶级自身需要改革。比如金融市场、股票交易市场、破产制度等等的改革。1929年那场危机，爆发于“黑色星期五”，股市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大动荡。从那以后，美国政府改进并加强了对金融、股票交易所的管理，使投机活动与企业破产引起的连锁反应受到一定程度抑制。这既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又有利于产业资本家。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市场出现“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一天下降22．6％，下降幅度超过1929年10月28日的“黑色星期五”(下降12．8％)，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还有“反垄断法”、企业法、破产法等等许多改革，调整了资本家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的调整，内容很多，很复杂。可惜我们研究不够，现在还说不全。
B、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影响。30年代苏联经济欣欣向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出现新面貌，与西方资本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特别要提到1936年苏联宪法，它是斯大林主持制定的，世称“斯大林宪法”。这部宪法有“公民之基本权利及义务”一章，是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宪法所没有的。斯大林宪法在世界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规定，公民有劳动权(不失业)、休息权、受教育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年老和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享受物质保障之权，等等。苏联并在实践中保障了这些权利。尽管斯大林宪法颁布的第二年，斯大林就破坏法制，开始大规模“肃反”、“清洗”，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那主要是党、政、军系统内的斗争，对普通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影响不大，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生机勃勃。原先占人口80—90％的文盲迅速脱盲。
苏联的工人农民成了国家主人。普通劳动者做出成绩，可以成为克里姆林宫的上宾。每年夏天，各界劳动模范成群地到黑海海滨度假。这些新闻和图片传到全世界，吸引了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法国作家巴比塞访问苏联后，回国写了一本书，对比苏联和西欧，得出石破天惊的结论：“一边是崇高而神圣的工作，一边是卑鄙与！”西方资产阶级仇恨苏联、仇恨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仇恨这部尊重人权、真正民主的宪法。斯大林宪法的光辉，使美国宪法、法国宪法黯然失色。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60年的《斯大林时代》一书中，还满怀激情地描述了“斯大林宪法”当年在世界上引起的震动。
开始，西方资产阶级对“斯大林宪法”是一片咒骂声。咒骂归咒骂，他们随时感到“斯大林宪法”的压力。后来，西方经济形势好转，他们在内外压力之下，半推半就地学了苏联的许多做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休假制度、失业救济、医疗保险、一人一票、男女平权等制度。结果发现，这些尊重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措施，大大缓和劳资矛盾，却并没伤害资本主义制度、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根本，于是普遍接受了。不过，就是在今日美国，这些制度仍未普及到所有企业。
C、工人阶级的斗争。
美国工人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美国工会(黄色工会)对工人的分化、控制是很巧妙的，比如，美国多年都是按行业、工种组织工会，而不组织地区工会。一列火车上，司机参加司机工会，司炉参加司炉工会，列车员参加列车员工会，餐车服务员参加另一个工会。各工种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不同，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同。老板和工会利用这个矛盾(差异)，分而治之，使他们只关心本行业本工种工人的利益，不关心整个工人阶级，更不关心政治。
多年来，美国工会没有组织过政治性罢工或政治性示威，但他们搞经济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还是相当积极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较低层次的阶级斗争。在工人阶级的积极斗争下，工人工资逐渐提高，劳动时间缩短，很多工人有了不扣工资休假等福利。
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促使工人工资提高。资产阶级并非铁板一块，他们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矛盾。工业资本家希望压低工资，以便降低成本，多得利润；商业资本家则希望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提高，以便多销售商品，多得商业利润；纺织工厂老板期望社会上有更多人买新衣服；汽车工厂老板尤其希望社会购买力提高，有更多的人买得起汽车。无论哪种资本家，都想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及服务)，使自己赚钱。所以各种资本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矛盾心态：期望本企业的工资(或产品中的工资含量)降低，希望社会上的购买力(包括职工工资)提高。就在这样的矛盾运动中，使全社会的工资水平上升了。当然，工人工资的上升，以保证资本家能，得到利润、资本能不断增殖为限。
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说过，资本家给工人提高工资，最终是对资本家有利的。
工人工资提高，促使企业采用能够节省人力的新式机器，可以少雇工人，或者少增加工人而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推动了技术进步。工人工资提高，生活改善，工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也会提高，从而使劳动生产效率也提高。不仅如此，工人工资提高了，他的子女的身体素质也会提高，可以多受教育，这就为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一支更好的劳动预备军。
二是战争推动了科技，科技促使生产力飞速提高。
资本家与地主、贵族相比，是较为重视科学技术的。资本家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也舍得投资于科技。但在和平时期，资本家只热心于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能“吹糠见米”的科研项目和技术革新。要劝说资本家投入很大资金，花很长时间，去搞没有多少成功把握的基础理论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他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那样大的本钱。要说服资本家联合起来搞，极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世界大战爆发，这个问题解决了。为了战胜强敌，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政府，明正言顺地召集或征集最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由政府拨款，用行政命令征集物资，不惜工本地进行军事科技研究，很快取得重大突破。一旦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它的意义就不仅是在军事方面取得优势，而会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国经济登上一个新台阶。以上，可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发展的一条规律。
美国将军格罗夫斯，是美国在“二战”中组织原子弹研究、制造的总负责人。他在战后写的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一书中，详细谈了这方面的情况。他们研制过程中的失败和浪费不少，耗费的资金、电力、物资极巨，任何大资本家也承受不起?只是因为有政府力量，才取得重大突破，重大成就。电子计算机、核技术、电子工业技术、光技术、合成材料、喷气式飞机、通信技术、机器人等等，都是在“二战”中发明或取得重大进展的。对现代科学起了巨大作用的“新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也是在“二战”中形成的。
“二战”结束后，美、英等国把战争中取得的科研、科技成果，转入民间企业(资本家的企业)，于是爆发了一场“新技术革命”(西方又称为“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有的产业是成倍提高，而生产同，样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原料、材料却大幅度下降。(苏联和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不善于把军事科研成果及时转入民用，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新技术革命”给西方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深刻变化。
工业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后，一、既可以便资本家取得高利润，又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二、工业中的体力劳动人员大为减少，科技人员和经营人员大为增加，促使“白领阶层”、“中产阶层”扩大；三、第三产业扩大(美国占63％)，第二产业(加工制造业)相对缩小，现在美国只占34％。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降到30％以下。
可是，并非每个行业都能同等享受“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新技术革命”在各行业的应用和效益很不平衡。能够使用新技术的行业，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包含着复杂的新技术的新型产品，附加值很高，被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的采矿、冶炼、服装、玩具、制鞋等等行业中的许多工序，很难使用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没有那样大，相对而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前一类工业大幅度提高工资，势必拉动社会工资水平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提高了职工工资仍有高利润，“劳动密集型产业”若要同等提高工资，就没有多少钱可赚，甚至会亏本。于是“技术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被称为“朝阳工业”；后一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处境困难，被称为“夕阳工业”。
6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产业大调整、大转移。美、英等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的“夕阳工业”转移到国外，自己着力发展费力少、耗能少、消耗原材料少而赚钱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使美国、英国更富。
高新技术产品究竟有多高的利润率，资本家严格保密，外人很难弄清。仅举一例：我的一个亲戚在飞机制造厂工作，80年代中期，他们与苏联同行交往交流时，发现苏联生产的一个用机上的小部件，质量优于英国产品，想向苏联购买。苏联人不会做生意，报价100美元一个，只有英国同样产品的价格(卖给中国是1000英镑一个)的十二分之一。我方谈判人员故意说贵，苏联人赶快降到90美元一个，他们说：不能再降了，我们的生产成本是80美元一个。由此可见，英国把这个小部件卖给中国，其利润至少是十倍。我们不能不买他的，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或者造出来的质量不如他的好。
算美国、英国工农业产品的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比我们高不了很多，而他们的消费量、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许多倍。原因就在于他们用价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换我们这些国家价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日本人在60—70年代有一句形象的话：日本运一轮船货物去美国，美国运给日本一箱(集装箱)货物就抵了帐。
由于各国的科技水平、工业水平、工艺水平、劳动生产率相差很大，美国淘汰的“夕阳工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却是先进的、很赚钱的“朝阳工业”，争相引进。
美国的产业大转移，首先转移到日本。日本很精明，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挣取外汇，积累资金，运用政府(通产省)力量组织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到70年代，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强大了，也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这是第二次产业转移，主要是移向韩国、台湾、香港等地)，自己着力发展赚钱多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现在进入第三阶段，向我国沿海省市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
新技术革命挽救了西方资本主义，给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新技术革命来源于罪恶的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战。历史的前进就这么曲折、复杂、矛盾!
70年代中期，苏联已在军备竞争中露出败象，而美国却坚持要搞航天计划、“星球大战”计划。这些项目要耗资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美国搞了，西欧不甘心，还要摘自己的“尤里卡计划”。他们的目的是一箭三雕：1．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2．逼着苏联也花钱来搞，从而在经济上拖垮苏联；3．取得新的科技突破，使自己保持科技领先地位，从而继续在经济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苏联解体后，华沙条约组织也瓦解了，美国没有军事对手，仍然大搞航天计划，不放弃“星球大战”计划，其目的就是取得科技上的领先地位。这是大资本家、大公司也搞不了的，只有政府牵头，用国家财政(这是全国人民交的税)来搞。如果没有战争或战争威胁，政府就师出无名，于是要想法寻找一些由头。
军事科研带来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重大进步，但它是建立在仇恨、恐惧、眼泪和鲜血之上的，资金和物资浪费也极大，与人道主义精神背道而驰。
当年苏联米高扬访美时，美国记者故意问他，对资本主义的高技术、高生产力、高生活水平有何看法。米高扬回答：如果美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现有的生产力，可以使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一倍。
米高扬的话虽有夸张，却很有道理。说他夸张，因为他没有计算美国对别国的剥削。如果美国不剥削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美国不会有现在这样富。同样的生产力水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是事实。我们将在另一章谈到。
三是改变了对殖民地的剥削方式，从“杀鸡取卵”变为“养鸡下蛋”，取得更大利益。
“二战”之前，各大资本主义国家都霸占着大片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和盘剥。“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影响下，殖民地人民纷纷要求独立，开展民族解放斗争。开头那十来年，宗主国极力反对，坚决镇压。后来发现，镇压是镇压不了的，而且占领殖民地、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耗费太大，得不偿失，对宗主国纳经济不利。法国是个典型。“二战”之后十多年，法国老不放弃殖民地，先是陷入印度支那战争，继之又陷于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本国经济落后于英国和西德。戴高乐总统审时度势，冒着法军兵变的风险，于1962年从阿尔及利亚抽身，让阿尔及利亚独立。从那以后，法国经济很快赶了上去。
近30年的世界格局是：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基本上都独立了，不再受宗主国直接统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又称“发展中国家”；但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原来的宗主国，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上受到控制或操纵。西方发达国家不再以凶恶的直接统治者面目出现，而是以笑容可掬的“政治顾问、军事顾问、商人、金融家、企业家”面目出现在以前的殖民地，甚至还给这些国家贷款、投资和技术上的指导，扶持他们发展工商业，让他们生产原料、材料和初级产品，同时又成为推销西方商品的市场，然后在“自由贸易”中剥削他们。
从“杀鸡取卵”变为“养鸡下蛋”，是一大进步。西方少得骂名，少花军费，赚的钱更多。南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多在南半球，所以又称“南方国家”)名义上独立了，自由了，发展了，却被“北方国家”(不包括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剥削得越来越穷。南北差距越拉越大。
据专家统计，世界上贫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在各个时期如下：
工业革命之初：
1945年：1：2
1965年：1：20
1975年：1：40
1980年：1：64
1945年：1：78
所以，“南北矛盾”成为当今世界的重大矛盾，可惜西方传播媒介甚少报道。这也是他们的“新闻侵略”的内容之一。
现在西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剥削，主要是以下方式：
1、不等价交换。
南方国家主要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西方国家主要生产工业制成品。几十年来，这两类产品的价格变化，形成强烈的剪刀差。
据联合国《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的有关资料，两类产品价格指数变化如下表。
表8两类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化
年份1950年1960年1970年1971年
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10010091122
工业制成品价格96144102153
60年代，坦桑尼亚用5吨剑麻可以换回一台拖拉机，70年代要用10吨剑麻才能换回同样一台拖拉机。
进入80年代，据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的材料说：“这10年间，国际市场上工业制成品价格以每年4．11％的速度上升，而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却大幅度下跌，如棉花、咖啡、可可和水稻，价格分别下跌33—51％。”仅1986年，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料价格下跌，就损失1100亿美元。
由尼雷尔总统任主席的南方委员会(有27国专家参加任委员人1991年发表长篇报告《南方的挑战》。该书第56页，根据世界银行资料编制了一张初级产品(不包括石油)的“商品价格加权指数”图表，以1979—1981年价格为100，各年指数如下：
1960年115
1970年112
1980年100
1985年80
1986年70
也就是说，28年间，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从115降为70。1992年第一期德国《明星》杂志，发表格哈德·托姆森的文章《饥饿》。文章说：“同殖民时期一样，富国正在剥削刚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几乎一切东西都在涨价，农产品和原料的世界市场价格却下跌了40％，而农产品和原料是穷国唯一的收入来源。1986年，乌干达出口230万袋咖啡，获得4亿美元。1989年出口增加到320万袋(增加39％)，但收入却只有1．5亿美元(减少63％)。”
这样的不等价交换，富国怎能不富，穷国怎能不穷?
为什么世界市场上的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下降如此之大呢?西方国家用的并非行政手段，而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它鼓励南方国家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还给予贷款、援助来扶持。许多国家生产同类产品，数量增多，在国际市场上互相竞争，争相杀价出售，价格就被冲下来了。
这几年我国的纺织工业、服装工业取得长足进步，质量提高，品种多样，境况却很困难。原因在于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在大力发展同样的产品，大家争相出口美国，互相排挤。
美国在不等价交换中占了大便宜，还取得政治上的好处。谁不听他指挥，他就削减谁的“销售份额”，取消谁的最惠国待遇，以此来威胁。
2．资本输出，赚取高额利润。
西方国家的对外投资，打着“慈善”、“援助”的旗号。这种投资对接受国经济确有好处，但对投资国的好处更大。请看下表：
表9美国两种对外投资的利润率
对西方国家投资利润率对南方国家投资利润率
1975年11％29％
1976年21％25．3％
1977年11．4％24．9％
1978年14％23．9％
1979年19．2％32％
1980年16．6％24．1％
美国对南方国家投资的利润率，差不多比对西方国家投资的利润率高一倍。美国在1970—1983年间，对外投资所得利润有2950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2倍。日本对外投资年获收益，1988年为811亿美元，1989年达1017亿美元。80年代初，日本三菱银行经理曾公开讲：“国际金融的下一阶段，是在各国开办分行和办公室，接受当地货币存款，再贷出这种货币，然后把利润拿回日本来。这就是我们的策略。”通俗地说，就是“用你的骨头榨你的油”。
近几十年，许多南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债务总额高达1．35万亿美元，利息也背不动了。
从1984年起，世界资金流向逆转，不是发达的北方国家向落后的南方国家流，而是反过来，资金从南方国家倒流向北方国家。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中说：“1984—1988年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这方面流向北方的净额达1630亿美元。”1988年后，资金倒流更严重，每年约500亿美元。
3．技术转让，变废为宝。
世界产业大转移，同时也是技术大转让。西方转让给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多数是在他本国已经落后、淘汰的技术，比先进技术落后10—20年，但他们收取的技术转让费相当高。1975年收入110亿美元，80年代初增加到160亿美元，1985年增加到500亿美元，西方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总额中，技术转让费收入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970年时占6．1％，次80年时上升到14．7％。
（喻按：以上三节中许多资料引自刘洪儒同志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富何处来》一文。)
4．挖取别国人才，发展西方科技。在这方面，美国最厉害，也最成功。
近几十年，美国教育质量低劣的状况迄无改善。美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水平，大约在我国大专毕业生与中专毕业生之间。美国主要靠硕士教育和博士教育来培养人才。而美国学生追求的热门，是挣钱多的律师、医生、经济师(商业)、会计师、高技术、电脑软件人员等等。报考冷门——高能物理、数学、化学、农学、地质、建筑工程等专业的很少。这些院系经常招不够合格的学生。
“冷门”只是挣钱少，并非不重要。所以美国用奖学金吸引别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去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业有成，对美国有用，就留他在美国工作。
“二战”之后，美国吸收外国科技人员40多万人，其中近30万人已加入美国籍。印度和联合国的机构作过研究，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学美国后不归，本国直接损失养育费和教育费4万美元；美国仅算节省养育费和教育费的帐，就净赚12万美元。因为美国只需支付硕士、博士阶段的教育费和生活费，就得到一个有用而廉价的人才。许多外国留美学生是打工养活自己，并交纳学费，美国为他们花的钱更少。
美国吸引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去留学，然后选留其尖子，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些国家出钱，替美国支付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费和20几年的养育费。
我国有一些留学生学成后赖在美国不归，“宁愿在美国洗盘子，不愿回国当工程师；宁愿在美国当助手，不愿回国当教授”，因为美国工资高(其实他在美国拿的是低工资)。他忘记了家庭和祖国的养育、教育之恩，更不知道他拿的奖学金、高工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支付的。西方资产阶级从剥削来的大量财富中分给他一碗汤，他就感恩戴德，“乐不思蜀”，为美国服务，并高唱资本主义的赞歌了。
日本、西德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除上述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原因：军费负担轻，利用了冷战、热战的机会。
“二战”之后，同盟国解除了日本、西德的武装。美国占领军还摧毁了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使它终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年后，美国为了反苏、反华，花大本钱扶植日本和西德发展经济，同时压他们重建军队，重振武装。日本以战后的和平宪法(那是美国占领初期逼着日本制定的)为挡箭脾，软拖硬磨，始终把军费控制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使自己有更多资金用于教育、科研和经济发展方面。
两次世界大战有一条基本经验教训，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条规律，即：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于己最有利的局面是“你们互相打仗，我来做生意”。
关键词：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困境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94-04
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即其倡导的对经济无休止增长的需要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如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也深陷其中。中国能否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危害?其困境与出路在哪里?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危害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对东方社会的危害曾有过经典的论述。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三个从属于”论断：“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以此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生产方式的全球性，同时也折射出落后生产力地区从属于生产力先进地区的被动与无奈。“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说资产阶级推广的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即倡导对资本利润的无限追求，对经济无休止增长的追求，并不是推行先进的生产力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一书摘要》中就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印度的危害。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按照他们的方式改造印度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使其私有化时，并没有使印度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导致了奢侈之风，形成了高利贷的发展。“印度人由于接触欧洲文化。奢侈之风便发展了起来。他们往往耗费自己收入的一半，来举办婚礼等等，他们为此举债，付出高利贷的利息，”马克思在此处批注。指出在一切实行非资本主义生产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高利贷的发展，以此说明资本主义的入侵。植入资本主义“奢侈之风”文化特色，并没有带来经济的进步，反而造成了经济的衰落。正如文中所揭示的一样，资本主义入侵者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罪人。“英属印度的官员们，以及以他们为依据的国际法学家亨·梅恩爵士之流，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仅仅说成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尽管英国人钟爱古老的形式)，实际上英国人自己却是造成这种衰落的主要的(主动的)罪人，——这种衰落又使他们自己受到威胁。”这种趋势如今更是遍布全球。20世纪初，为了缓解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噩梦”，资本主义必须刺激经济的增展以此进行自我调适，因此鼓励人们不断消费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推动力。因为，在资本主义后期，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具有更多地稳定性，更难改变，但在文化领域，幻想领域几乎无所限制。因此，就要改变人们的购买习惯，必须把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态度与期望转变成商品，鼓励支出和炫耀消费的价值体系。繁荣的广告激起了人们产生一种担心自己的东西不是最新潮的焦虑感，以及对不断更新的和新潮的东西的一种无休止的占有感。消费信贷(诸如赊购、分期付款、信用卡)更是刺激了这种消费的膨胀和经济的泡沫性。这种经济简化主义，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货币财富，也创造了远远超出合理需要的消费预期。资本主义文化把全球所有的民族一国家与一切事物都纳入资本扩张的逻辑，如巨大的“漩涡”将整个世界卷入其中，难以自拔，并带来自然资本、政治资本及社会资本的枯竭，它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将引发环境污染、贫穷饥饿、恐怖事件等重大社会问题。它似乎验证了当代日益恶化的各种全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文化模式和生产方式。
二、我国摆脱资本主义文化危害的可能性和条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享受成果的同时，也深受其资本主义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如何避免资本主义文化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如果我们要跳出资本主义文化的“漩涡”，就必须改变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优先考虑重点的现状，我们为恢复自然、政治和社会资本的储蓄所作的任何努力，都需要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重大的变革，需要对经济进行某种抑制。从理论上讲，我们具备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可能性和条件。
1.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跳出资本主义文化“漩涡”的社会根基
我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生产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这是优越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占主导地位，并以“金钱或是资本”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我们不仅能实现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大消费”的更高效率，而且还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能突破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
（一）间质组织（interstitialorganizations）间质组织是普遍存在于美国高校的一个重要组成单元。建立这种组织的目的是为学院内部人员（教职工、学生等）和市场参与者之间搭建对接平台。大学创业中心即是一种间质组织，通过大学创业中心可以将学院内部人员与私人投资者和著名企业家联系起来。这些企业家通常对怎样在高校内部创建企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间质组织一般是指在社区学院中教授创业教育的部门。除此之外，间质组织还有另外一项作用，即致力于增强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市场活动和类市场活动的能力，以提高高等教育机构参与市场方面的积极性。
（二）中间组织（intermediatingorganizations）中间组织通常存在于学院和大学之外。这种机构的宗旨是促进高等教育机构与其它实体之间的互利合作。就创业教育而言，中间组织主要指那些资助创业课程发展与完善的基金会和组织机构，或者指那些资助学院进行后续创业行为的基金会和组织。比如考夫曼基金会（theEwingMarionKauffmanFoundation）曾通过“考夫曼校园计划”出资数百万美元用于建立贯穿高等教育的创业教育机制。在考夫曼基金会的创业工作中，开发和支持为创业者提供教育、工具、技能以及其需要创建和扩大企业的联系的计划。与此同时，考夫曼基金会还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创业环境，包括降低创业成功的门槛和提高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
（三）新的知识领域（newcircuitsofknowl－edge）与学术资本主义相关的市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有时也会包含高等教育机构内部与外部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和合作。新的知识领域就是在这时应运而生的。倘若没有这些新的知识领域，市场参与者彼此之间将会失去联系。斯劳特（Slaugh－ter）和罗德斯（Rhoades）认为，伴随以市场为导向的互动与合作行为而产生的新知识领域，对学术资本主义有着直接的影响。新的知识领域通常贯穿在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模式里，创业教育与这些新的知识领域存在许多交叉点，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教授和学生都在积极参与创业教育项目，并试图将研究成果商业化或创造一些商业机会，目的是为了与其他有创业想法的教学科研人员、学生和具体实践者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创业教育“关系网”与私人投资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与创业教育相交叉的知识领域可以为学院内部创业者提供相应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通过制度资本等多种方式（比如经济、社会、人力、知识等资本）加以运用。
（四）提升的管理能力（enhancedmanagerialcapacities）学术资本主义中固有的市场行为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社区学院为管理好这些市场行为衍生出一个新的领域———管理行业。在这个新领域从事工作的人员不是学术人员，他们不会代表社区学院管理市场交易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关系，比如技术转让董事、高校———市场关系管理者和开发官都是管理领域从业者。大学生创业中心的主管和员工也被看做是管理领域从业者。这些人员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组织并维持与创业教育相关的关系网。管理从业人员多在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和中心工作，他们在创业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实践分析：基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与学习机制
（一）间质组织（InterstitialOrganizations）社会学院创业教育协会作为一个典型的间质组织，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社区学院和市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与社会学院创业教育协会相关的企业孵化器就是对这种桥梁作用的最好佐证。企业孵化器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制度资本（经济、社会、声誉、人力和智力等资本），而这些制度资本向学生、教学科研人员和以社区为基础的创业者群体提供了相应的资金来发展他们新建的企业。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以社区为基础的创业者能够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相应的咨询和指导服务，则会获得社区学院的智力资本以及一些免费的或者只收取部分费用的有形资本（如办公室和设备等）。总之，企业家与学术机构建立联盟可以使其获得一定的权威。这种权威让企业家有能力影响社区学院的声誉与资本（如社会资本）。社区学院企业孵化器可以让一个新生企业家在完成一个商业构想时而不必担心所需资源与资金的问题，孵化器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即使毫无经验的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同时孵化器还鼓励企业家在家庭所在的社区实现自己的商业理想。企业孵化器不同于小型企业发展中心。小型企业发展中心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短期性的援助和咨询服务，而企业孵化器通常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给创业者提供各种创业资源。企业孵化器在社区学院中的出现虽然晚于小型企业发展中心，但它对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的活动和服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市场导向型的结构形式极有可能成为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最常见的组成部分。这一结构的数量将随着整体趋势的发展而不断增加。美国四年制大学同样建立了孵化器的创业教育模式，但是从属于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的孵化器和大学企业中心运作的孵化器存在区别。大学孵化器通常注重产生于实验室的高科技企业，而且在这些大学孵化器中有时教授要多于学生；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操作的孵化器通常容纳了多种多样的小规模企业，而学术企业家（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和社区企业家都追求多元化。社区学院孵化器支持社区内小型的、集生活创业于一体的企业的发展，而这样的企业通常是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且水平低下。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内的企业孵化器也有助于加强大学与周边社区的联系。一般来说，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它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繁华的商业区内。这种创业机构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加强院校和社区企业领导人的沟通交流。虽然这些创业中心可能不在大学里，但是和大学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将社区和大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许多高校都愿意并确保自身和类似商业协会之类的机构保持密切关系。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复苏迟缓，小企业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这主要体现在小企业可以增加就业、是美国家庭的经济稳定器、可拓展就业的新领域。全国各地的社区学院已经注意到小企业在增加就业和提供经济发展机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最大限度地为目前已存在的和新建的小企业提供支持和服务。全国将近1200所社区学院招收学生规模达1300多万人，主要为学生和工人提供教育服务和职业生涯路径。社区院校早已被冠以灵活、便利以及能够及时响应当地社区需求的美誉。目前许多社区学院正在试图扩展原有的服务范围，不仅包括寻求商业教育的个体，而且还涵盖小企业本身。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的教学基地也表现出间质。所有的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部分依靠有时甚至完全依靠兼职教师。这些大多数的兼职创业教师本身就是正式的企业家，他们在创业课堂上可以更好地向学生教授适用的经验和获得外部网络的方法。然而，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于社区学院创业教育的发展与壮大需要平衡兼职教师和全职教师之间的比例。聘请企业家做兼职教师能够给学生提供宝贵的现实经验，但为了能够让学校认可创业课程，也必须保持合理规模的全职教师。兼职教师将大学的创业课堂与外部市场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使用的方法通常并没有更多地掩盖传统学术的劳动模式。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依靠兼职教师与整个社区学院都在使用的更广泛的教学模式是相一致的，这表明创业教育的教学基地有助于将社区学院和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因此这和学术资本主义的间质基础具有一致性。
（二）中间机构（IntermediatingOrganizations）美国四年制大学和社区学院共同存在的创业教育并不是孤立出现的。一般来说，外部企业为大学创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比如考夫曼基金会资助了一系列由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发起的活动和倡议。考夫曼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致力于促进和资助美国各地教育领域创业教育的发展。考夫曼基金会的资助活动主要包括业务计划和风险投资大赛，同时还资助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参与全球创业大赛周，使大学和非营利组织以更容易、更低成本的方式组织商业计划竞赛。所有这些及类似的公共活动让社区学院企业家有机会向外行人士展示他们的企业理念。考夫曼基金会认为创业者在维护经济长期健康和繁荣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业者通过实践教育和培养能够提高成功的机会，一个稳定良好的生态系统有利于培养成功的创业家。因此，考夫曼基金会努力推进创业教育和培训工作，制定新兴公司友好政策（startup－friendlypolicies），了解新建公司发展的需求。考夫曼基金会并不是为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发起的活动和倡议提供支持的唯一中间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组织的科尔曼基金会同样支持创业教育（以及其它项目），为社区学院开展创业教育提供种子资金。这一资金用来支持那些对农业以及美国农业部门的营养项目有兴趣并想在此领域创业的学生。1981年，科尔曼基金会的最初策略是在各个高校建立一系列与创业有关的科尔曼教授职位，目的在于促进和确立创业教育在学术领域内的合法地位。经过二十多年种子和项目资助，有力地促进和发展了这一领域。资助基金的重点从意识培养扩展至实验活动，能让新生的企业家有练习和发展技能的机会。美国社区学院创业联盟作为第三方组织，通过组织间的合作以及私营部门间的伙伴关系促进了社区学院创业教育的蓬勃发展。这一中间作用体现了这一组织的愿景声明，即创新理念和方案要能够促进大学所服务的社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这些中间组织是促进和保证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对社区学院更广泛的教育活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三）知识的新循环（NewCircuitsofKnowl－edge）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在知识商业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知识循环，一些知识循环也被创业教育机构所使用。从局部层面来看，活跃于创业社区的周围的企业家们担任兼职教师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和企业孵化器明确的目标定位，有助于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和外部社区形成战略性联系，通过创业工作形成的关系可以让大学更好地意识到在过去可能没有察觉到的需求和机会。因此，将大学和周边创业社区联系在一起的局部循环的发展有时会产生富有成效的动态效果，而这一动态与之前对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的间质的观察具有一致性。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潮流正在从个别社区学院向群体方向蔓延和扩散。社区学院创新中心不受制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为它有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物理位置，许多的创业教育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在无形之中进行合作。全国社区学院创业联盟对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实现的一切提供国家认证，并为在其它地区的复制提供最佳的实践模式。从最宏观的层面来说，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单位中的知识循环也可以放到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观察。每一所社区学院都可以与存在于其它国家的组织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里使用的外部知识循环非常广泛，范围涵盖从地方到全球的网络。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也会使用产生于创业教育活动的知识循环。美国大多数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已经和特定院校的某个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创业教育为一些与创业原本不相关的学科找到了合作的理由，最为重要的是将创业精神带入了这一学科领域，而不仅仅是一个仅看似精致完美的商业计划。从另一层面看，将创业精神融入大学课程之中能够建立校园合作，让所有学生有机会成为已选专业领域内的企业家。社区学院创业教育的跨学科与四年制学院和大学中的创业教育代表的趋势具有惊人的类似性。尽管跨学科的创业教育有着显著的预期效益，但是这一领域在学院内部的扩大与课程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具有挑战的过程，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已准备好而且愿意加入到创业行列中，部分相对传统的教学科研人员并不总是乐意接受创业课程，有限的资源、领域的不相关以及对创业课程和计划的质疑提高了建立跨学科网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毋庸置疑的是，跨学科知识网络对于社区学院创业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形成这些网络的知识体系看似发展很慢，但是通过学生和创业教育者锲而不舍的宣传且常常不顾教学科研人员的怀疑和抵制，跨学科知识网络已渐成规模，影响力也日益扩大。美国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之间在创业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在美国一些区域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也对社区学院的一些做法抱有不同意见，认为社区学院有时过多地迎合社区成员的低端想法，应该像四年制大学一样支持儒商和研究一些高端的商业问题。大多数社区学院已经意识到它们应该支持当地或区域性的创业活动，相反大学更应致力于提升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的科技实力，即社区学院和四年制大学应该根据各自的角色分工和定位谋取发展。社区学院应该把关注社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大学应该更加关注校园和科技的发展。这一安排可以使以前社区学院创业教育在学术资本主义领域下被忽视的地位得到改善。
（四）提升的管理能力（enhancedmanagerialcapacities）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CCEEU）主要由具有创业背景的经理人或商业界人士进行管理和运营。他们利用自己的管理模式开展指导性活动。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的经理人一直强调在社区学院里开发创业活动的重要性，往往以一种较高的要求来提升和管理创业教育模式。发展创业教育模式的压力常常源于行政管理部门，如果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要在学校开始一项创业项目，就必须接受托管人的直接监视。基金组织和整体机构是社区创业教育机构领导者面临的两项重大挑战，比如社区创业教育机构的行政官员普遍感受到在特定时期内要变成自给自足的学术企业的压力。在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工作的人员认为，创业机构需要发展、成长为经济自立体，尽管社区学院高层管理者在体制上支持这种成长发展，但许多创业教育机构仍然坚持自给自足。这种在创业教育机构相似的观念和态度反映出在经济状况并非一直扩张的情况下，日益发展变化着的社区学院教育机构的活动和能力正面临诸多的矛盾和严峻的挑战。总之，社区学院创业教育机构常常主动加强生存管理能力以降低和规避商业冒险。
三、结语
反全球化和全球化是一种伴生的关系,主要由于资本主义非理性和非道德性所滋生的反全球化,一直在不知不觉中动摇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根本，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危机。
冷战后,加速发展的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给人以资本主义似乎还有强大生命力的假象。但反全球化的繁荣,特别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兴起,却告诉我们,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危机的边缘。
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一次危机
全球化本身就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鼓励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或者是“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在本地发生的事情,受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影响,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全球各个单元实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加深的过程。
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关系就在于它不仅是全球化的起点,也是当前全球化得以前进和深化的载体。正是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密切关系,加上全球化对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推动,资本主义才具有了战胜旧的和僵化了的生产关系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资本主义曾经起到了非常革命的作用。”
在全球化势如破竹发展的过程中,反全球化相伴而生。如同全球化概念的宽泛和模糊一样,反全球化也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在当前,反全球化主要是指对全球化的批评,对全球化的担心,对全球化所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的贫富分化、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等的不满等。由于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载体,不可避免地使全球化背负了本该由资本主义所背负的原罪。全球化本无罪,有罪的只是资本在全球扩张过程中疯狂的逐利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罪恶。因此,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球化,反的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非理性扩张,反的是不合理的资本全球体系。从这方面说,一切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行为,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行为,不管是发生于全球的结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性危机，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们的“理论自信”
曾几何时，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万能的，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就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良性运行，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持久的经济危机的。亚当·斯密认为，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是自私的、逐利的，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对个人的利益进行调节，继而引导人的行为，在实现个人利益目标的同时，也使社会利益目标得以实现。如果投资者把资本和劳动投在某一领域利润少，而投在另一领域利润多，那么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他会很快地将资本和劳动从利润低的领域转出来，而转投到利润高的领域去，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用不着国家的干预，也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①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只要起好“守夜人”的作用就可以了。大卫·李嘉图也强调，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自然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因为“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能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更是明确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商品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相等”，即使某个部门某一时间会出现供求脱节，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暂时、局部的的供求失衡会逐渐消失。总之，在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作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持续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即使偶尔发生了某种产品的过剩问题，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可以很快地缓解和解决。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深远的。从17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各国盛极一时，几乎成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经济学。
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打破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这场大危机用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继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乘势兴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才能弥补市场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主义者十分自信地认为，只要政府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经济干预和调节，就能够弥补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就能够治愈资本主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病症。20世纪40～5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使这些国家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繁荣”时期。一时间，凯恩斯主义成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几乎独霸西方经济学论坛。
但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也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预算赤字越来越大，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减缓，甚至出现了停滞。终于在西方爆发了一场空前怪异而又十分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物价上涨同时发生。1975～197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長率仅为2.6%，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6.6%的增长幅度，而与此同时，物价却一路飞涨，20世纪6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为3.7%，而1975～1979年间竟高达10.1%。
“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面对空前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既无法在理论上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双重社会瘟疫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无法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经济停滞”常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而“通货膨胀”常发生在经济高涨时期。而且，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应该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即要治理“经济停滞”，政府就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结果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将实施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停滞”。顾头不顾尾，顾此就会失彼。再加上现实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常常存在“迟滞”效应，更使得按照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所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使经济波动更加频繁、更不稳定。“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不攻自破的境地。
于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逐渐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代之而起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众多，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一致的，即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倡导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宣传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惟一选择，主张弱化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自信地认为，只要资产阶级政府按照他们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个“药方”行事，“滞涨型”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就会提高效率，迎来高速增长。20世纪60～7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在施政过程中，全力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美国的里根政府将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張作为其政策主张的基调，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作为其施政的主要纲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英美各国摆脱“滞胀型”危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复苏，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1983年经济增长3.4个百分点，1984年增长6.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10.4%逐年下降到1986年的3%。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创造了连续10年强劲增长的历史记录，令世人叹为观止。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十年间，也创造了经济增长较快、物价却持续下跌的“经济奇迹”。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称为“医治经济痼疾”的“神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认为是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症的“良药”。
然而，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使西方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滞胀型”经济危机的困扰，但也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方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5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7%，但与此同时，美国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却只增长了3%，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占人口总数1%的人拥有全部财富的38%，而最贫穷的40%的人只拥有全部财富的1%。199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7.58%，到2007年已高达41.6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市场监管乏力，市场风险加大。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家们对利润的无限贪欲，资产阶级政府放纵金融寡头们无节制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怂恿政府和广大民众举债消费，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持续蔓延，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自我愈合能力的信念，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是医治资本主义危机病症的“灵丹妙药”，带给世界的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面对如此困境，西方各国政府又纷纷拾起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问题，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事实却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仍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长期萧条的阴影，不仅没有创造出民众期待的就业增长和收入增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广大民众的贫困程度。2007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2.5%，到2010年提高到15.1%。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纷纷出台各种“救市”计划，使得资产阶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2008年，冰岛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84%；2011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30%，希腊为163%、意大利为120%、葡萄牙为107%、爱尔兰为105%、美国为103%。金融体系的崩溃及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甚至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多久，冰岛就率先蒙上了“国家破产”的阴影。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蔓延，濒临“破产”的国家越来越多，希腊、阿根廷、意大利、委内瑞拉、乌克兰、埃及、伯利兹、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瑙鲁、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俄罗斯……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无法从规律性的角度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及其爆发机理，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漏洞。在理论上，它们都无法从深层次性上解读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它们只能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出一些表象式的解释和分析，它们只能解释一事，不能解释全面；只能解释具体，不能解释一般；只能解释一时，不能解释长久；只能解释表面，不能解释深层；只能解释偶然，不能解释必然；在政策上它们开出的“药方”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剔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灶”。面对一次又一次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信一次次地被打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它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朽的“神话”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危机的具体表现方面，以及在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方面，还是在危机的具体传导机制方面，都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而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以往的经济危机多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商品销售困难”，而此次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费”；以往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实际物质财富的过剩，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更多地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繁荣。若从危机的本质表现和根本原因分析，此次金融危机和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并无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②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一直没变，都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剩余，商品价值的实现困难。后来，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趋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逐渐表现为商品过剩、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并存。危机爆发时，不仅大量工厂停工减产，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且大量工人失业，成为产业后备军。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更加复杂化，不仅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商品过剩和人口过剩，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信用过剩。
早在2007年以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过剩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资产阶级为了给相对过剩的房地产寻找市场，延缓经济危机，大肆宣扬超前消费的消费理念，并以铺天盖地的广告形式刺激、诱导民众贷款消費、借债消费，甚至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项目来刺激消费者特别是贫困的消费者以“寅吃卯粮”的形式购买住房。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大都卖掉了，但实际上，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已经十分严重。同时，为了拉动消费，刺激消费，制造虚假繁荣景象，金融寡头们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试图绕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直接通过金融交易活动“圈钱”。据统计，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高达681万亿美元，而同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4万亿美元，实物经济只有10万亿美元，2007年的全球金融衍生品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3：1，全球金融衍生品与实物经济的比例是68：1。同期，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为320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实物经济只有3.5万亿美元，美国金融衍生品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3：1，美国金融衍生品与实物经济之比是91：1。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相当于当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67倍。很显然，虚拟经济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产品的数量已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导致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累积着大量泡沫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无力还债，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危机就开始显现；而链条一旦断裂，整个金融体系也就不可避免陷入危机，并经由实体部门扩展为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所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仍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只不过这次生产过剩不是表现为“实体”的商品生产过多，而是表现为“虚拟”的“衍生产品旺盛”，不是表现为住房卖不出，而是表现为支付能力低下的普通民众靠贷款买房后无力偿还贷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与私有制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一经济制度下，一方面，因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财富日益归少数资本家私人所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致使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遭到抑制。正如马克思所讲：“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③
资本是逐利的，惟利是图是资本的本性，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贪婪追求。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④而且，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可以不计一切后果，敢冒一切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讲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⑤同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资本家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提高竞争实力，因为只有把企业做大做强，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所以，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讲，资本家不仅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冲动，而且强大的外在市场竞争压力也促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但各个资本家争先恐后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部门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结果，就会使本部门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如图1所示）。因为资本有机构成和部门利润率之间是成反比关系的。利润率下降，就意味着资本家投入同量资本的收益减少了。但资本家投资的目的却是为了多赚钱，怎样才能弥补因利润率下降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损失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通过薄利多产或薄利多销的方式，防止总利润大幅缩减。但随着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利润率就会越来越下降，而资本家为了维持既有的利润水平，就要更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正如马克思所讲，“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仅千方百计加大对国内劳动群众的剥削，而且不断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不仅在实体经济领域不断扩张实体经济的规模，而且在金融领域倾其所能地研发和创造各种虚拟衍生产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
与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张趋势相并存的，却是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不断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消费力不断受到抑制。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消费力会受到抑制？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导致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剩余价值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中，为劳动者所占有的份额相对地越来越少，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受到抑制。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大资本家还不断利用其生产与技术方面的优越地位，对中小生产者进行排挤和打击，使他们日益陷于亏损和破产，消费力下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占社会人口少数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阶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极少部分社会财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这种两极分化趋势，直接导致对社会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
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却使得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当广大民众相对缩小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发生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马克思讲，“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⑦在当代，为了延缓或减缓“生产过剩”的压力，尽管资产阶级极力倡导“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鼓励或诱导民众及政府用贷款或借款的方式“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试图用“明天”的钱解决“今天”的问题，试图将“今天”的问题转移到“明天”。例如，2007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高达14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高达10.35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0%还多。但一个靠不断增加民众和政府债务才能维系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不管是个人的“消费信贷”，还是政府的“透支消费”，都不能从根本上根治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病症”，都不过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虽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当前的消费不足问题，但却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冲突越积越多、越积越重，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如图2所示）。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伴生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必然产物。尽管历史上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表现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发生的每次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具体原因是有所差异的，但危机的实质和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2008年这场源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因次级房贷市场的违约率上升继而引起银行等金融体系信用链条中断而导致的，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不可克服的结果，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马克思哲学的当展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当代地位和作用。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建构中，从市场交换体系走向资本的生产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透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在关系，揭示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意象，构成了他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逻辑的现实基础。因此，生产理论不只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生产，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哲学透视，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逻辑基础。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有的学者认为必须彻底放弃，因为它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无法真实地建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变迁的重要理论前提，放弃生产在当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正是各种文化批判理论陷入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与普遍性的理性规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生产理论的这些不同理解，直接影响到马克思哲学范式的当代建构。梳理当代学者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肯定性和批评性意见，在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范式，从而获得批判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是今天马克思哲 学研究中一个需要讨论的深层问题，也是我们清晰勾画当论的重要基点(注：参阅 赵剑英《深刻变化的世界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第1期。)。
一、生产理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马克思哲学中的生产概念，既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提升(注：俞吾金教授在《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马克思哲学》(《哲学研究》2003年第8期)中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哲学内涵进行了分析论证。)，也是他区别于过去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想从交换层面，通过劳动券和交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因为货币、交换价值实际上只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外在特征，都是由资本的生产过程决定的。“只要这 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 ，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 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195页。)也就是说，蒲鲁东主义的理论既不能真正 地分析资本主义，更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到资本生产过程， 并将生产提升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范畴时，生产理论实际上就体现出双重的 理论功能：一是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框架；一是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供更为 坚实的理论前提。这双重功能在马克思那里是合二为一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不断地受到了冲击和批评。在我看来，这种冲击和批评体现为两个阶段：一是生产理论的内在隐性冲突，一是对生产理论的全面批评。
生产理论的内在冲突，在我看来，体现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生产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环境。但这种生产力的概念，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受到了质疑。按照卢卡奇的分析，随着生产的流水线与泰勒制的推广，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碎片化与物化，并且这种碎片化使人的心理走向了物化(注：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如果我们将这个分析与马克思的分 析进行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发现：(1)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中性的生产力概念在卢卡 奇这里已经具有了否定的含义。人的物化并不只是发生于生产关系层面，现代生产力的 技术结构就造成了人在身体与心灵上的物化和碎片化，当这种物化获得其合法性时，技 术就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马尔库塞关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 中得到更为明晰的揭示。(2)马克思也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出卖的东西，如德行、爱情、信仰、良知都成了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对象，这是资本主义“ 异化”的全面表现，但他这里所谈的还是交换层面上的“异化”(注：参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9—80页。)，而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就发生 于生产过程中。这实际上就表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经在内部遭遇到了隐性冲突(注 ：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哲学研究》2000年第 8期。)。
如果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看，我认为卢卡奇的理论见识是一次深化，并推动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随着流水线生产与科层制管理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先是在生产层面的组织化管理，然后延伸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导致了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与规划，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出现之后，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及消费理念，这种规训与控制则进入到了人的身体与意识深处，并造成了一种幻象层面的认同模式。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控制和惩罚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明显的冲突状态表现出来，而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控制与 惩罚则渐渐地呈现为一种被所有人日益认同的模式，而这种认同模式，正如许多学者所 强调的，正是通过生产中的技术理性获得合法性的。但从理论自身的清晰界划来看，在 《否定的辩证法》发表之前，这些研究虽然在反对着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理性，有的甚至 由此上升到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但获得生产意义上的“总体性”，并由此实现人类生活 的解放，仍然构成了勒菲伏尔、马尔库塞、德波等人的理论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尽管 此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中性思想已经受到怀疑，但作为哲学框架的生产理论仍然构成了 理论家们分析问题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隐性的。
但有些学者已经不满意于以马克思生产理论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了。这里，我们以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鲍德里亚为例，看看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在哪些层面受到了挑战。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按照鲍德里亚的看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强调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解放生产力，实际上只是一种革命理论的幻觉，是生产的幻象。“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没有触及生产原则，生产方式所描述的所有概念，也只是说明了生产内容的辩证的、历史的谱系，并未触及生产的形式。这个形式以理想化的方式重新出现，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背后。”(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trans.mark poster,telos press,1975,p.17.)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产理论，看起来 是要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一理论目的，生产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 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以一种高生产率超越资本主义时，只是完成了生产主义的另一种 解释，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更为要命的是，这种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 社会只是建构了一种生产主义的批判话语，并渗透到了对文本、意识、权力的分析中。 “从‘泰凯尔’(tel quel)无限制的‘文本生产率’中生产力的解放，到德鲁兹的无意 识(包括无意识的‘劳动’)工厂机器的生产率，没有任何革命能够在其他符号中替代生 产率的革命话语。生产的成为普遍的公式。”(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17.)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彻底决裂，只是用另 一种生产合理性取代了当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性，而生产合理性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规定。他通过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马克思是在生产的幻象中看待资本主义社 会的，只要不打破生产之镜，我们就不能真正地跳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找到解决当 下问题的替代性方案。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主要涉及以下内在相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批判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第一，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是一种理论的幻象。在鲍德里亚看来，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劳动是马克思哲学的人类学基础，与此对应的有用性、需要、使用价值等概念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假设。人需要物质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生活资料就体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生产为基础的交换体系，却使交换价值统治着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本身倒不再重要了。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被其交换价值所统治，这就导致了劳动的物化。因此，使物化的劳动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指向。只有劳动解放了，才能真正实现需要的满足，才能让使用价值的生产成为目的。也只有在这时，劳动作为人的潜能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来。鲍德里亚认为，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论幻象。比如使用价值，一旦我们进入到这个概念时，我们就处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语境中，“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就像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使用价值是一个抽象，它是需要体系的抽象……就像社会劳动的抽象一样，使用价值构成了平等逻辑(交换价值)的基础，它隐藏于商品的‘天生的’价值之下。”(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of the sign,trans.charles levin,telos press,p.131.)经济交换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正是根据有用性，物体与产品才必须加以思考与理性化，否则它们就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将商品等同于有用性，正是理换的前提。
从劳动的人类学规定来看，将劳动作为需要的满足，作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其深层意义上，正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劳动伦理观念，而这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分析中，已经有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精神主义精神之间关系的分析。按照韦伯的看法，正是将劳动作为一种天职、作为一种需要，才有了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当马克思将劳动提升为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质规定时，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这是对启蒙思想的一种转换。对生产理论的人类学基础的反驳，会导致对人的解构，这构成了后现代思潮中解构大写“人”的基础。
对生产理论的第二个批评是所谓马克思哲学中的“种族中心主义”。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他力图将自己与启蒙理性拉开距离，如对资本主义作历史性理解，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自然说，但他并没有对启蒙理性的人类学基础进行追问，这使得他在面对自然时，同样将自然理解为支配的对象。他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 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 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6—927页。)这种自然必然性的思想，与启蒙理性 将自然作为支配的对象的思想没有区别，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种 族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他将自己对资本主义分析的生产理论，运用于非欧洲社会和前资 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导致了原始社会分析中“生存经济的幻觉”(注：jean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p.75.)。在分析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时，从 现代劳动结构来分析主奴关系。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想象上， 在理论深层上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霸权。鲍德里亚的这一批评，成为生态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第三，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无法建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在鲍德里亚看来，随着1968年“红色风暴”的失败，任何革命的诉求已经变成了对革命的消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已不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奠定理论基础了。消费社会的产生和电子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使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符号作用的产物，符号在将人当作主体建构起来的同时，在深层上恰恰控制了人，不仅控制了人的活动，而且控制了人的理性、肉体甚至人的想像力。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已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程中的控制，而是在主体自觉认同的情况下实现的符号控制。因此，替代性的方案就不再是建立在生产理论基础上的革命，而是要寻求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模式。结合巴塔耶与莫斯等人的思考，一开始他将象征交换体系作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替代物。但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意识到这仍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从而走向了更为激进的思考，即只有当人们创造出来的物体统治了一切时，才能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个时候，人的存在也就不再重要了。在鲍德里亚等极端激进理论的思路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将哲学甚至政治审美化了，这是一种停留于哲学家的主体意象中的思路。虽然在理论姿态上，这 种美学化的思路不断地建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但由于不能真实地深入 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在激进批判的背后，实质上并没有真实地触 动现实。可以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审美意象中建构一种激进批判理论，正合乎 消费社会中意识消费的内在要求。
二、从物质生产到理性规范
正是对这种激进乌托邦思路的反思，有的学者走向了一种“修正”式的理论立场。他们反对完全用生产来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主张完全抛弃马克思的生产理论， 而是将生产与规范性制度或普遍化的理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分析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架。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与吉登斯构成了重要的代表。
哈贝马斯面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社会平台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也可称之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它标示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综合哈贝马斯对这一转型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指“[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二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三是指随着市场 功能缺口的不断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技术的发展，不仅 渗透到经济活动中，而且渗透到制度层面，使得科学与技术变成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合 法性的意识形态，但这一发展过程导致的结果是，“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发 展过程中也‘充满了矛盾’或危机。”(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 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3、5页。)
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哈贝马斯以帕森斯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分析为基础，先讨论了危机的一般理论。虽然系统整合只是社会整合的一个亚系统，但 为了更好地讨论问题，他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间进行了区分：社会整合指的是具有言 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 界，它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以生活世界这个范式加以概括。而系统整合指的是 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所具有的特殊的控制能力，如果用韦伯的话说，这类似于工具理性 系统。在社会系统内部，正是通过系统整合实现对外部自然的社会化，通过社会整合实 现对人的内部自然的规范化，前者体现为遵循技术原则的工具行为，后者体现为遵循理 性规范的交往行为。在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危机就是这种张力 失效的结果，即当以生产为基础的系统整合达到系统自律时，与规范系统产生矛盾，使 得社会认同发生危机。因此，对于危机这个概念，哈贝马斯的解释更侧重于制度与理性 的规范性层面，这种规范性层面虽然具有客观性力量，但与主体是直接相关的。危机是 一种客观力量，这种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 持续失调”，但“系统不能说是主体；根据前科学概念的定义，只有主体才会被卷入危 机。在社会成员感觉到结构变化影响到了继续生存，感觉到他们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我们才会说出现了危机。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结构 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才会危及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 制度的瓦解。”(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0年，第47、3、5页。)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构成了一个较为自律的系统，经济危机就直接表现为系统危机，由于社会整合无法对这种危机进行控制，就易导致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个过程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国家的干预，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国家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是要确保行政管理中的合理性，一是要对行政管理本身提供合法性基础，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内在循环论证过程。但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立，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这种动机又依赖于规范的内在化，这种规范的内在化又取决于规范着话语的主体间性，这是社会交往的灵魂。“只有当规范确定的合法满足需求的机会分配建立在参与者实际达成的共识基础上，追求制度化的价值的行为取向才是没有争议的。”(注：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50—151页。)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从社会进化的视角，建构一种新的学习机制，从而重新构造规范结构的发展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与规范结构相关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建就是要面对这种危机，提供新的社会分析框架。
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哈贝马斯以一种“修正”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 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 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在他看来，马克思非常 深刻地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机制，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分析，为分 析局部系统的危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而且马克思还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解成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这在一定的意义上，构成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 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将建构交往理性的学习机制只是限制在客观性层面，或者说限制在 生产力领域中，而忽视了在道德等规范以及运用共识等调解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 习过程，而且对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在制度系统中得到体现的合理性结构，特别是在晚 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如何从交往理性基础上描述文化 传统和制度变化的固有发展逻辑就更加重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重建为规范和价 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按照双重 向度展开的。“为了避免把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过程相混淆，我们必须把总体 概念，例如，生产活动和实践，分解成交往的行动和目的合理的行动的基本概念；行为 的理性化不仅影响着生产力，而且以独立的方式影响着规范的结构。”(注：哈贝马斯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29、33页。)目的合理的行动涉及生产力的提高，遵循的 是工具理性的原则，而交往的行动遵循的是主体间公认的规范，这是解释社会的两个重 要维度。他认为当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仅仅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时，恰恰是在两个理 论维度之间发生了混淆，并赋予前者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实际上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只 是后者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生产力只有在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一体化时，才 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也就意味着“为一个既定社会的规范结 构重新设计一个发展模式并且来证实这个发展模式。”(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 物主义》，第29、33页。)哈贝马斯以规范性的交往理性作为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 武器，实际上是想在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时代，提供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模式。
与哈贝马斯具有相似理论范式的是吉登斯。在吉登斯的思想建构中，马克思一直处于理论的中心地位。在19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忽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时，他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在198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中，吉登斯虽然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非常重要，但马克思的许多分析又必须抛弃；到了20世纪后期，当人们纷纷放弃马克思的理论时，吉登斯又认为这恰恰是错误的，“马克思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许多论述仍然是正确的。”(注：吉登斯：《现代性——吉登 斯访谈录》，尹宏毅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7页。)正是这一总体姿态下，吉登 斯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这也是一种“修正”式的批判。
在《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批判》一书中，吉登斯认为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主义 社会的分析，虽然对于我们理解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有帮助，但这种依靠生产力进步 的社会进化论，需要进行批判反思。他认为马克思只从生产方式出发，对社会的说明是 一种线性化的理论，这种理论既不能完整地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社会的 当代形态，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与文明。产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局 限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在马克思那里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理论说明，这种缺陷是 他的历史分析方法的主要局限性的来源。”(注：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ndon,1981,p.3.)权力是从生产结构的支配中 产生出来的，但权力本身构成了组成社会体系的一个重要要素，正是这个重要的因素， 被马克思忽视了。结合对当时社会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 批判，他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认为进入支配结构的，除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中所分析的 支配物质的权力外，还存在支配社会的权力，他分别称之为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 他认为不管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以信息监控为基础的权威性资 源(国家权力)，都是社会建构的重要条件。结构化理论就是将这两种资源置于社会时空 构成域中，揭示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这种关系相一致的社会的构成过程。在这个意义 上，马克思从生产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对吉登斯来说，其丰富的内容只是构成 了结构化理论的一个层面。
但在吉登斯的理论思考中，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层面并不是主要的，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威性资源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变化及其当下作用，在这一点上他综合了韦伯关于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涂尔干关于道德意识的分析，尤其借鉴了福柯的监控理论。正是在这一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登斯关注监控，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关注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以及后传统社会中生存方式的变化，这也是他评论现代性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 他与哈贝马斯一样，虽然两人都意识到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 要方面，但又将生产理论置于另一条线索的制约之下，这构成了他们思想的本质规定。 但这种思路上的外在相似性，并不能掩盖哈贝马斯与吉登斯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在吉登斯看来，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性普遍性的强调，是传统批判理论的最后喘息(注：参阅吉登斯《没有革命的理性：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为社会学辩护》，周红云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而从哈贝马斯的立场上来看，吉登斯讨论的问题都还局限在哈贝马斯所讨论的工具理性层面，并没有进入到交往理性，而这才是哈贝马斯的理论焦点。在他们的结论中，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改良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他们理论的现实指向。
三、生产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与前面两种解释范式相比，在当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理论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论成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发展逻辑。在 这些学者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 理论问题域，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 思想链条中，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 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 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等，形 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成果。
杰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 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杰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 思潮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 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 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透视。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谓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注：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页。)。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 德尔的这一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杰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 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杰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杰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了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杰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过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这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第11页。)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说明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 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 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杰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范式 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 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 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 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表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 ，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 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 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 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 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注：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第147—148页。)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 主义历史阶段理论，杰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 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 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 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 鲍德里亚影响的杰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完全不同的结 论。
杰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论的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注：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这使 得大多数后现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 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 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 ，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 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 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 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 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注：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 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页。)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 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 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正 是以卡斯特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批评进行了分析。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批评像后现 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事、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 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 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 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 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 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地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 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 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 。“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 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 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 了托辞。”(注：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133—134页。关于德里克的分析，参阅胡大平《后革命氛围与全球资本主义》(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 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杰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杰姆逊、德里克等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建构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生产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即一种新的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受到了挑战，原有的政治权力正在衰落。但“民族—国家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形式就是我们所称的帝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 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注：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 ——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6页。)只有通过分析全球生产，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 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是资本赢 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帝国的控制中，才 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 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注 ：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374页。)正 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 进话语的理论基础。
四、探索马克思哲学新范式的基本理念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对生产理论的批评，吉登斯与哈贝马斯对生产理 论的修正，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层面紧密相关。鲍德里亚看到了电子媒介在当代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从文化意象层面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问题。但 这种“美学化”的思路，最后只能将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变成一种替代性的文化意象，鲍 德里亚关于象征交换的分析，特别是在后来关于技术物体统治一切的“荒原”状态分析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思路中的无奈与悲观。与鲍德里亚只从文化意象层面对 资本主义的理论状态相比，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制度的作 用，并对它们在社会转变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只停 留于政治制度或理性合法性层面。在哈贝马斯那里，通过交往理性的建构，实际上将人 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领域，这个领域虽然对每个当代人都很重要，但在 此前提下所有的人实际上又变成了同样的人，人们之间的现实差别再次被交往理性抹平 了，而对形而上学最后根基的追问，使哈贝马斯必定要走向保守。而在吉登斯那里，对 权威性资源的思考，在最后的理论指向上，走向了一种生活政治。这虽然是现代性的一 个重要问题，但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如果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分 析为基础，忽视了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地域起作用方式的具体分析 ，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只能走向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且这种保守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杰姆逊等人从生产理论出发的思路，更能为 我们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启发意义。但需要意识到的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理 犬牙交错的景观，在思想层面则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整合。因此，如何从生 产理论出发，建构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当展的深层问题。在 我看来，这种新范式的建构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第一，重新树立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后现代的冲击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使总体性的理论观念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对于我们反思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需要意识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是通过一种分散化的方式重新建构了一种 “总体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对市场的解除管制，使资本的投资更加自由化和分 散化，而电子网络对资本的国际流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生产的分散化相同步的就 是政治的超民族国家化和文化的地域化与多元化。这种生产、政治与文化的去中心化， 恰好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了资本市场的总体关联，这才是“全球化”的根本规定。这更需 要我们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理论，从全球视角出发，实现技术、经济、政治、文化、心 理等的一体化分析。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融合，形成马克思哲学研 究的学术共同体，在今天就显得非常必要了，这是形成总体性理论观念的重要条件。没 有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今天就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化及其表现方式。没有 理论上的总体性，我们就无法透视形而上学沉思背后的东西。
第二，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总体性并不只是观念领域的总体，它保持着理论与社会历史过程的对话。因此，从历史形态学的层面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转变过程，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新范式建构的“历史性”视野 。在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分析中，他特别强调从历史形态学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社 会与前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之间的区别，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通过三大 社会形态的区分，就较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所导 致的社会形态的变迁，这为具体分析资本逻辑的现实发生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坐标系 。今天，从生产理论出发，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转变过程，这也是我们分 析全球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重要前提。在这一理论层面上，我认为不管是马克思生产理 论的批判者、修正者还是坚持者，他们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形态变迁的 基础上，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迁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 史，可以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组织化(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三个阶段，这三 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主导特征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历史形态的转变都是 一种“断裂”，但资本主义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又都是资本逻辑的历史展现。这里强调 “断裂”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逻辑在不同的技术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作用 下，每个阶段的独特特征，这样更能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资本主义和组织化资 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而强调资本的逻辑则能更好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与前两种历史形 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从技术组织与管理方式、国家与政治干预形式到文化、心理 层面的整体结构中揭示资本主义历史形态的变化，便构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建构马克 思哲学新形态的历史性前提。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自我扬弃；部分质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2005)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某些具体结论。一是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趋势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过程和必然结果。二是应当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辩证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根据这些方法，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则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直接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生产方式既决定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性质，也决定着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基本方向与进程。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技术革命的结果，是以信息化为首要标志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绝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改良的结果。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资产阶级择善而从的良知，也不在于资产阶级维持生存的本能，而在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客观物质原因。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归结为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发展与变革的结果，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发展与变革的深刻的物质根源，进而才能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特征及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而绝不只是资产阶级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其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从生产方式方面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官僚化的生产组织，“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已经代替了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社会化、人力化的现代资本形式已经代替了以私人、物质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传统资本形式。从生产关系方面来看，以管理民主化、利润分享化、福利全民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代了以家长制管理制度和独占制分配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基本特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积极扬弃已经取代消极扬弃而占主导地位，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已经跨越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现代资本主义是不断自我否定，日益生长社会主义因素并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其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是向社会主义自觉调节的生产形式转变的过渡形式，公众股份制和职工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的过渡形式，职工参与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制度的初级表现形式，全民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初级实现形式。总体上来看，如果说在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被炸毁，社会主义的大厦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其自身积极的自我扬弃，不断地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因素日益生长和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外壳”正在逐渐自行脱落，其发展趋势必将是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终脱颖而出。
三、基本结论与主要启示
笔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也绝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而不断地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