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1 09:10:4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资本主义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伍德不认同目前流行的历史时期的划分，认为把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是错误的，强调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疑“现代性”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改变，并将其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另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的转变，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多元化资本主义。这些分析的共同点都是关注新技术、新交流手段、消费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认为资本主义高度繁荣，强调差异和新时代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后现代性不是一种历史时期，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属性。伍德认为，文化和经济的因素产生了后现代性的概念，否认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主要阶段，认为现代性概念是错误的，而使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能否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伍德从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考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概念来论述这个问题。根据詹姆逊和哈维的理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并没有实现从物质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转变。伍德指出，对于詹姆逊而言，后现代性对应着“晚期资本主义”或新的多样性的“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阶段。哈维将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后现代性对应着资本主义的某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大规模的标准化的商品生产，而且劳动模式已经被灵活性所代替:新的生产模式团队概念、准时生产、多样性的商品市场、流动的劳动力、流动的资本等都因新技术而成为可能。伍德指出，这些改变主要是文化的改变。在哈维的后现代性理论中，时空压缩占据重要地位，依靠新技术，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压缩成为可能，出现了新的交流模式、生产方法和市场交易的加速、新的消费模式、新的金融管理模式，因此就出现了新的文化资源来构建“后现代主义”。伍德不同意哈维和詹姆逊等人的后现代性的观点，一方面，认为当今的确有一些像哈维和詹姆逊这样的知识分子视“后现代性”为一种历史态势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视其为一种有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她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所谓的“最新”变化并不新，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晚期形态，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普遍化，是它的运动规律、社会关系和矛盾的进一步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渗透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伍德指出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后现代性概念进入现代性概念的范围，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相联系。后现代性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以鲜明的经济和技术特征为标志，被描述为信息时代、灵活积累、自由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以特定的文化模式组成。后现代性只是一种历史症候，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后现代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倒置。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虽然“剪不断”、“理还乱”，但都没有超越现代性话语的场域。“后现代性”概念从其传统意义来说与现代性概念相对，后现代性紧随现代性，而现代性显示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同一性，现代性没有使启蒙理性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区别开来。后现代主义关注资本主义的历史转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代替了启蒙工程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化和知识模式。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历史的发展中被遮蔽，资本主义体系被看作一种自然的生成过程。伍德在批判后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它们仍然保有的对于平等或者某种形式的社会正义之承诺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摆脱渴望解放与拒绝任何道德或政治基础的支撑之间的矛盾。后现代主义不能为它自己关于解放之承诺就此问题而言，也就是它自己的政治多元主义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础。”伍德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出发，认为正是后现代主义支撑西方帝国主义实施霸权，这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无知，取消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否定启蒙运动的价值，否定结构和整体性思想，她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
二、现代性与启蒙运动
伍德指出，启蒙运动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相关，或者是因为早期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现代性，或者是因为合理化的发展产生了启蒙运动，带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观念来源于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伍德认为，现代性来源于启蒙运动，在19世纪才得以兴起。“启蒙运动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它们的传统是西方现代性……西方自18世纪以来学术论战继承的遗产是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无论好坏，这些都是西方的现实。”启蒙运动代表了理性主义、技术中心主义、知识和生产的标准化、单线进步观以及普遍与绝对化的真理。这些特点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联系，已经成为最流行最吸引人的启蒙工程。启蒙运动诞生于独特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其许多特点根源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不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是脱离封建主义束缚的一种可选择的道路。伍德认为，现代性工程的主要发源地是农村占主导的法国，具有有限和分裂的国内市场，“在这个市场中，非资本主义原则仍然在起着作用，不从劳动力中榨取剩余价值，不存在生产价值的创造，而是古老的商业行为。”这个市场崇尚贱买贵卖的原则，以外地谋利为中心，主要以奢侈品买卖为主，农业人口占据大多数，是潜在的消费市场。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包括专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与贵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同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的枷锁中解放没有任何关系。资产阶级对专制国家的态度是模糊的，对专制原则的挑战仅仅是对专制原则的延伸，完成了专制的集权化工程，这些同启蒙精神相悖。启蒙运动的假设是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存在于西方历史中，“西方国家”在启蒙运动中形成一个共同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然而，其描述的“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学术工程共同代表的单一文化形式的第一原则是理性主义。广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已经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描述。不管是启蒙运动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或两者皆有)，从马克斯·韦伯或者在他之前的黑格尔到当代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者，几乎都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描述现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运动要么被看做是人类解放的高峰，要么作为在最好情况下已无法阻止现代悲剧(启蒙辩证法)和在最坏情况下导致种族灭绝和核毁灭威胁根源的惨败。”如果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概念，那么现代性仍然是植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由资本主义市场、形式民主和技术进步组成的一个复合物。后现代主义抛弃所有启蒙运动中好的东西，特别是对普遍的人类解放的追求，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价值。现在应该将属于资本主义而不属于“现代性工程”的观点同启蒙运动的方案区分开来。“这样做可能有助于去抵制反启蒙运动思想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助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欢呼雀跃。”后现代主义根源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工程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上是碎片化的和非决定性的。否认任何完整的过程，任何所谓的‘宏大叙事’，并拒绝对世界和历史做出综合的普遍的理论解释。”后现代主义也拒绝任何普遍性的政治工程甚至是普遍性的解放工程。伍德认为启蒙运动已经死亡，但仍有价值，它要借助社会主义得以复兴。资本主义虽已经普遍化，但不妨碍启蒙精神的再生，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压迫，才能实现现代性与启蒙的联盟，才能真正实现理性、科学和自由的启蒙精神。
三、简评
伍德的现代性理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始终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后现代性、启蒙等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现代性的多重维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揭示了启蒙运动及其价值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的最终消解，以及社会批判功能的丧失。第二，在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批判理论中的价值和地位，将历史唯物主义提升到批判资本主义，拯救思想文化、阶级、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高度。第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揭示了现代性其实就是“资本现代性”，由于其内在逻辑的矛盾，势必导致现代性的困境及其变异。伍德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穿越现代性的迷宫，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以下重要的启示:其一，伍德正确梳理了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历史，认为一方面不能忽视资本主义普遍化和成熟的趋势，另一方面不能将这段历史简单地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阶段，否则无法正确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化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仅仅代表资本主义的某些要素如市场、技术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制度，但其特殊的运动法则和逻辑并没有改变，正是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才导致资本主义发生诸多变化。资本主义并不是普遍的、超历史规律下的自然结果，更不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中国可以通过吸取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二，伍德正确分析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同一性问题。一方面，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并不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混同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历史性。伍德认为，之所以会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混同是因为没有弄清资本主义的起源，一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其实资本主义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连续性，忽视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掩盖了资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跨越了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鸿沟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三，伍德将现代性批判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结合起来，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弥漫了两种情绪:一种认为西方文明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带给人类的是灾难，并已经终结。虽然启蒙运动所开创的平等、正义、民主等价值观给人类带来进步和繁荣，但同时也使个人丧失自由、社会走向全面异化。另一种认为从启蒙运动开始的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必将走向进一步的繁荣。这两种情绪都是在现代性话语遭到批判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最突出的变体就是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宣扬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让人在物欲横流中丧失对自身价值的判断和对社会的批判，沦为“快乐的机器人”。这启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宣扬社会主义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价值观，让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果惠及每个人，让每个人在享受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幸福中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伍德的现代性理论也存在以下失误:其一，伍德虽然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质变，但并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一系列变化带来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技术的变化带来的劳资关系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反而认为是战后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右翼知识分子也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发生本质变化。其二，伍德固守传统的现代性观点，虽然指出现代性的资本逻辑，但并没有全面详细地论述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及其当代影响。这种转变伴随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直接影响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使社会生活呈现出消费主义和碎片化的特点，而且从更隐秘的层面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三，伍德的现代性理论虽然从新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但既没有真正揭示这种转变的脉络和特点，也没有凸显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价值。
作者：冯旺舟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学院
[关键词]资本主义企业产权多样化
一、导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的企业做一下清晰区分，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多样化的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是随着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而产生的，是一个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企业类型，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消失的。而资本主义的企业指的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企业类型，但其内部的生产关系却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这些企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二、资本主义企业
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可以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下的定义。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企业是这样一种制度：工人在占用他的劳动的资本家的控制下工作，产品归资本家国有而不是归工人所有，进而，这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为追求利润而生产产品并销售。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业主制，合伙制和股份制三种类型。下面我们依次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三种类型企业。
资本主义企业的最早形态是业主制企业，也就是说企业内只有唯一的所有者，这个唯一的所有者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经营者，他是最早的资本家。业主制企业是“指在经营单位内，剩余索取者和最终决策者同为一个人的企业体制”。在封建社会末期，部分农奴获得了人身解放，再加上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者，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维持生存的生产活动。而另外的一些具有大量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人，已经不满足于自己进行生产劳动，于是便雇佣那些无产者，让他们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来为自己生产指定的产品，而生产的这些产品则是用来出售以获得更多的财富收入。作为回报，这些无产者将会得到一定的工资报酬从而实现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些无产者便是最初的工人，而那些资本所有者便是最初的资本家。这种企业形态便是马克思所指的最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在这种企业中不存在共同所有权问题，所有者－管理者承担了他指定决策的所有财富结果；而且也不存在由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人问题。
这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主要优势。但该形式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如业主所有制企业会遇到投资视野问题和投资分散化问题。
合伙制企业的性质和业主制企业非常相似，只不过企业所有者变成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资本出资人。这些出资人共同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共同承担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决策。通过汇集几个人的资源，合伙者减轻了业主所有制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约束，而且合伙者还可以获得某些生产规模上的优势。一旦各所有者能向企业投入较小份额的资产，合伙制就为人们提供了机会，以降低承担风险的成本。但是合伙制没有摆脱共同所有权的问题，通常，合伙者既是企业剩余索取者也是主要的决策者，但随着合伙者人数的增加，容易滋生搭便车问题，以上两种职能合并后产生动力的优势慢慢减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扩大，要求企业规模也越来越大，而所需的资本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固定资本方面。前两种企业形式已适应不了更高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需要，再加上此时金融工具的日趋发展和完善，企业实现大规模原始投资的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于是就产生了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与前两种企业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就所有者来说，股份制企业的所有者规模远远大于前两种形式的企业，那么就很明显，股份制企业内的资本规模也必然相当大。就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关系来说，前两种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股份制企业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已经分开，所有者几乎不参加企业的管理，而管理者不对企业拥有所有权，所有权和控制权有了一定的分离。二者的分离导致问题的产生。当企业为获得规模经济而变得非常庞大时，即便合作团队中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效用函数且不存在欺诈行为，协作的成本也会上升。而且，外部所有者与内部职业经理之间的利益冲突构成了新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代表了这种企业类型的主要不足之处。然而，股份制企业的产生并不表示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就消失了，在服务部门中，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仍是广泛使用的组织企业活动的方法，而他们对组织良好的资本市场的依赖也大大少于股份制企业的情况，所以它们是共存的。
三、资本主义的企业。
根据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产业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且每种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也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每种产业对于企业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水平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如铁路行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要求它的企业必须具有很大的规模，且组织结构比较复杂。而棉花纺织业的企业则根据其技术的发展可以从最初的家庭式作坊演变到小企业再到大企业。所以，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企业形式都是多样化的，并不存在单一形式的“代表性企业”。本节将着重讨论资本主义企业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如家庭式企业和合作社企业。
家庭结构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部落制度中，家庭结构是首要的、突显的维持性制度，家庭在部落制社会中是突显的，因为大多数生产都是在扩展的家庭单位中进行的。而到了奴隶社会，奴隶制庄园变成社会上占据主导性的生产单位，但是家庭结构作为次一级的生产单位保存了下来，而且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与社会主义社会和将来。但家庭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结构，它不是人来产生以来就有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它也会在历史的将来在人类社会中消失。家庭式企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家庭成员们在家长的指挥下共同劳动生产某种产品，并出售此种产品以换取货币或其他物品，在交易时，这种产品的交易主体是这个家庭而不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此时的家庭相对于一个“法人”，且家庭财产归全体成员共有。像这样的家庭是传统家庭，它可以被称作企业，如典型的农民家庭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
资本主义的企业中一种重要的企业形式是合作社企业，这种企业是公有制性质的。合作社企业的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全体劳动者所有，企业职工都以其劳动者身份平等地拥有企业所有权，它是一种劳动型企业。合作社企业的员工就是企业的所有者，在合作社企业内，工人可以相互联合，并且形成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可以共同拥有企业和企业的生产资料。合作社作为一种公有制企业，起资金主要靠内部员工自己分担的，部分通过融资筹得，但当今的合作社企业的资金无论如何都不能与股份制企业相比，所以其规模是有限的。虽然它是一种公有制企业，但是其内部的劳动平等关系随着组织内人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当人数较少时，企业内的协调成本较低，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收入分配，甚至是在决策上都能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平等；当人数较多时，企业内的集体协调和决策成本就变得相当高，所以为将决策成本降低到经济上可行的水平，不得不求助于公产人来承担企业内部财产管理与劳动管理的大部分职能。“由于公产制的存在，这种公有产权的的内排他性必然转化为公产人与全体公产成员之间的双向监督关系，转化为二者权、责、利的矛盾与冲突。”随着合作社企业内员工人数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矛盾就越严重，企业内公有产权的内排他性就越强，而与此同时，企业内的劳动平等关系却越来越弱化。所以，就算是在公有制企业内，平等关系也是不同的，相对的。一个完全实现了劳动者分工平等、分配平等与决策平等的理想的公有制经济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超级秘书网
除了上述的两种企业类型外，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类型，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私有制的，还是公有制的，抑或混合所有制的。总之，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只会存在纯粹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类型，那也只能是理论上的，绝对不符合现实。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每一种社会形态中企业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都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能充分体现该社会经济形态内最基本的生产关系的企业类型，但也有某些处于次要地位的企业形式。从中国的企业改革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企业形式多样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从以前否认和贬低私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合理性到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并鼓励其发展，充分说明了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步入合理化的轨道中来。所以，我们应该在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承认并鼓励企业形式多样化的存在和发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有利资源，为我国尽快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赶超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杰弗里·霍奇逊：演化与制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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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教学 培养 自主探究 学习 创新 答疑
一、培养创新精神
培养创新精神，并不是让学生创造历史，而是创设一种历史情景，让学生感受当时的历史气氛，理解历史知识尤其是历史结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盲从别人已经得出的结论，学生经过深刻的理解，结合自己的思考，不但能深刻的理解结论，也能提出一些新观点。例如在讲的．时候，就有意让学生理解：西方列强在把灾难带给中国人民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文明带给中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西方列强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使命，另一个是建设性使命”。我们怎样看待中国文明与近代作为西方侵略者附属品的西方文明？提出问题，让学生课堂讨论，教师加以评述。又如讲完“中国的产生”后，出一道开放性的题目：“中国是不是‘欧风美雨’的产物？”要求学生先讨论，根据已学的知识作不同的回答，只要言之有理即可，教师最后作评述，从肯定或否定两方面展现史实和得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二、突破思维定势
突破思维定势，即要改变教材造成的习惯思维结论，引进史学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例如世界史“殖民主义罪恶”教材中对此论述的观点主要是评价其带来的恶果方面：灭绝人性的屠杀当地的居民，如印第安人；大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等。
这就是教材的评价定势。而我们认识殖民主义要在此基础上突破这种思维定势，站在另外角度去评价：殖民主义从世界范围看，实质上体现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但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被侵略国家而言，破坏了完整，掠夺了财富，是造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但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近代文明带人这些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如中国、日本即如此。但应强调西方列强主观动机是不希望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他们千方百计的压制和阴挠、破坏，相对它产生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以上的分析便是突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势。对问题进行再认识。
又如19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我们在向学生理解垄断资本主义时，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仅有的知识，不能只指出的它的腐朽性上。还应指出垄断组织的出现毕竟在集中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上，形成规模生产，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况且，“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自然原则。我们在观察思考问题突破思维定势时，必须以科学性为本，切不可误导误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三、多设问多答疑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要让学生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教材史料内容向学生提问题。例如讲到康有为维新思想特点时向学生提出“为什么康有为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先让学生自己看书、相互讨论，然后让学生自主起来回答。教师不宜过早交待结论，等到学生发表完自己的见解后教师才加以总
结分析：
1.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一下子全部反对根本无法达到目的；
2.借助孔子的权威论证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减少变法的阻力；
3.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保守性。通过老师综合分析，学生从而获得了较全面的认识。接着教师又可再设问：“托古改制”的特点将会给维新变法运动带来哪些不利影响？教师这样不断的设疑，学生不断地思维、答疑，也就不断的深化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又如讲完后向学生提出问题：你认为它的作用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并建议学生选取不同的观点展开讨论回答。然后老师正反方面对学生进行讲解分析，使学生对有更深更全面的认识。
四、撰写历史小论文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性的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危害在范围、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追成经济衰退的同时带来巨大的浪费，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本文从国际资本的本性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私人性质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
论文关键词：国际资本；金融危机；垄断；经济危机
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演变成席卷垒球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这场危机在范围、程度、损失方面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并且很快波及和影响到实体经济，成为自二战以来最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发达经济体，同时遏制了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增长，延缓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机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步伐，全球经济被迫陷入停滞和衰退中，人民在危机中痛苦地挣扎着。
关于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论文：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两层 意义上看待生产,他的艺术生产理论也是在两层意义上提出的,但还带有浪漫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背景,由此形成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三重内涵,即:物质生产 制约下的精神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一种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的两层意义在本雅明、布莱希特、阿尔都塞、马歇雷、伊格尔顿 等人那里得到了发展,但又受到鲍德里亚等人的挑战。因此,恰当地厘定马克思说法的多重内涵与语境,有助于认识艺术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生态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概论》中提到，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努力运用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的生态思想，为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对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论文关键词】自由放任;国家干预;滞胀
【论文摘要】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都曾经采取过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政策,都取得过成功也都出现过问题,实践证明单一的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所有问题,本文回顾了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证明了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经济政策。
自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经济学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就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经济运行的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地调节供需之间的平衡,市场就是万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应是资本主义的“守夜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经济法则之下,经济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马克思当年曾经这样感叹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必然会因其个体生产者的短视而盲目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放任自由的经济发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时的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就是这种缺陷的真实写照。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就像一个幽灵一样困扰着资本主义世界,不仅表现在危机爆发的周期越来越短,而且所产生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每当经济危机到来之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停顿,经济滑坡,工人失业,各种矛盾极端尖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风雨飘摇之中。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中,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此外这次危机还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这场空前剧烈的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从此受到了冷落,市场万能论的声音日渐式微。于是,提出通过加强“国家干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1936年12月凯恩斯了发表他的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说道,政府不应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应该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国家应该积极的干预经济,主张政府应通过调节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扩大政府开支,增加货币供应,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应该说,这种主张基本上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正是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生活中加大了国家干预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逐渐克服了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战后,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对经济进行了国家干预,还通过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日益紧张的劳资冲突,并且降低了失业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没有再次爆发,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以美国为例,战后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也从1945的3552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美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渡过了“繁荣的十年”,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达到了2579美元。
在度过了20年的平稳发展之后,国家干预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了出来。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再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但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滞胀”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干预的情况下,不断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另外,国家不断推行反危机的政策和措施,结果使得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过剩的生产力和过时的机器设备不能够被有效淘汰,所以生产的潜力不能被充分释放。另外,国家的干预也使得企业自主性降低,企业的生产动能不足,组织和管理效率低下。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当时的“滞涨”是无能无力的,因为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不能并存的,但当时的情况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一起发生,凯恩斯主义理论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又重新抬头,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市场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过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单纯靠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是绝对不可能处理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须要将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调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长期平稳地运行。因此,一种试图糅合这两种经济思想优点的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开始被后来的美国总统所采用,并作为指导国家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政策,逐渐使美国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摆脱出来,并在20世纪的90年代步入高速发展的阶段,自1991~2001年,创造了经济连续增长10年,年增长率达3.5%的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但缺失了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国家干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完全靠国家干预的弊端也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国家干预就该在经济领域中完全撤出,必须要将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要发挥我们国家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微观调节作用。并且广泛吸取国外优秀的经济研究理论成果,走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我国经济产生大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运行,创造出惠及全国人民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最终实现我们目前正致力于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77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解析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钥匙。精神和经济发展具有互动作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但同时应当注意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是现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就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等精神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他在书中提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为它们的宗教伦理精神中缺少一种类似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缺少一种理性。韦伯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与传统上用哲学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的学说已经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东西方科学、史学、艺术、建筑、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通过对新教四大宗教派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教诸派的系统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倾向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1]在韦伯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精神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远远大于物质所起的作用。所谓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以理性而系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的态度[2]。而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问题上，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观念，特别是新教伦理中理性的禁欲主义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天职观念”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
1.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一种通过禁欲或苦行的方式来赢得神的恩宠，达到救赎的宗教理论或学说，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把肉体的欲望和物质生活的享受视为邪恶或不正当的，要求通过禁绝、或物欲的途径来实现灵魂的得救和心灵的平衡。韦伯认为，禁欲主义有两种类型，即入世的禁欲主义和出世的禁欲主义。出世的禁欲主义认为俗世是充满诱惑之地,在俗世之内无法完成禁欲的任务,因此出世禁欲就变成了唯一接近上帝的方式。入世的禁欲主义，是一种要求在俗世的秩序之内并且面对俗世的秩序,作为神所优选的工具,需要开展自己特别神圣的思想品质的工作的禁欲主义。入世的禁欲主义把自觉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认为上帝或神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隐修禁欲主义或出世禁欲主义那种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与上述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是因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必须在世俗的活动中通过禁欲、节俭与勤勉的劳动来为上帝增添荣耀。这种在现世之中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的禁欲主义将教徒们的行为理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人格，在形成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切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聆听上帝召唤而努力工作”,遂成为清教徒的人生箴言。正如每一种理性的禁欲一样，清教努力使人抑制激情，教导一个人要坚持他的永恒动机、尤其是清教教义认为正当的那些动机，并按照这些动机行事。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过一种警醒而睿智的生活，其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达到该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2.天职观
在新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职业”的概念，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认为这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进行评价，由此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一个人“在各行各业里，人们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暂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没有必要注重职业的形式”[1]；只需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的义务。马克斯·韦伯认为，把职业看做“天职”的“职业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天职观的内容主要包括：（1）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2）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3）以克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个人应该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能为了肉体、罪孽而这样。（4）克己禁欲的行为观念。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认为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
（二）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韦伯来说，什么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呢？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借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口说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把争取高效率高质量的劳动成果和不断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人生的目的。因而，我们根据韦伯的表述可以把其资本主义精神归纳为以下几点：（1）劳动被作为一种自身的目的来评价，劳动是一种美德和义务。（2）专心致志地谋财致富和从事高利润的贸易不仅被视为个人事业的成功的根据，而且被作为个人美德和才干的一种证明。（3）在经济成功的正当追求背后，存在的是这样一种信仰，即为了追求未来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成功，必须杜绝即时的享受，推迟幸福欲望的满足。（4）在方法论上受到理性支配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实现长期目标和获得经济成功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在本质上被视为正当和合适的行为。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因为这样的欲望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对比。韦伯认为前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与传统主义的伦理品质相比，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的并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他们有着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们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用。这些人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1]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资产阶级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经济的成功，它与勉强度日的农民、传统的冒险投机家以及行会师傅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以理性主义为其显著特征，它以新教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新教伦理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呢？韦伯认为只有新教的俗世之内的苦行主义才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伦理[3]，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了天职观的形成，而天职观的精神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可以理解为，禁欲主义产生了天职观的职业观，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又共同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在新教那里，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我们不应阻止人们勤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尽其所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节省下他们所能节省下的一切，事实上也就是敦促他们发家致富。当着消费的限制和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1]。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以上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人们为了信仰而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金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二、对韦伯上述思想观点的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韦伯过于强调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割裂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野蛮、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之间的历史联系。韦伯把资本主义分为掠夺型、社会遗弃型、传统型和合理型，认为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合理型资本主义是西欧、北美独有的资本主义。韦伯强调，尽管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但合理型的资本主义却独独在欧美兴起，这就不能不归因于精神条件[4]。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经济状况的反映。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们能够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经济因素发生交互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同样是不可能的。韦伯极力推崇和赞扬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掩盖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扩张性、残酷性[5]。对此我们必须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扬弃。
按照的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精神文化，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离开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把错综复杂的交互因素归结为单一决定因素，不管是归结为单一的物质因素还是精神因素，这都难免走向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社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根源于不发达或不充分发达的生产力。与其说韦伯所说新教孕育了资本主义，不如说新教迎合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如果说新教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正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一种体现，但不会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的研究，只是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等精神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并且，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加尔文教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比天主教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新教也并非从开始就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可能自动地导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或许我们可以推论：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天主教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依据。因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天主教同样具备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事实上，新教本身并没有什么自动导向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性质，如果如韦伯所言“宗教上定型的法的统治，是构成对法制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因此也是经济合理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3]，传统的宗教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就体现在它破坏了传统天主教更为顽固的制度礼仪所设置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层层障碍。再看二战后的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崛起等，很难看出是精神因素引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同样，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也不是单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可加以解释的。我们只有全面地，不仅从社会、经济、政治等角度，而且不忽视精神的作用；不仅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立场，而且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能对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惟其如此，才是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三、对现实的反思
韦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提示了以下事实：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同时新教徒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2]。并进而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尽管韦伯的观点非常片面，过分强调了新教伦理这类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视(或轻视)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加以鉴别，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韦伯给后人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6]。研究韦伯提出的问题，可以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7]，进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们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以往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往往对进行教条式的理解，普遍流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具体表现是，在正确坚持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同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似乎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能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似乎社会文化、宗教等非物质性的因素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趋势毫无关系。显然，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是有悖于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观。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他和马克思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他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8]这些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如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线性认识；不惑；幕后利益；奇谈怪论；启示；广阔的；前景；空间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32(C)-0105-01
一、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源于对理论框架的现解
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教材编写者的笔下，这一历史规律成了唯一的一般规律。而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虽然同样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却被描绘成“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尽管中国创立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证实，但仍不为教材编写者所接受；尽管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在事实上破除了对所谓唯一历史规律的认识，但在我们的教材中却不承认这一点。究其原因，主要受我国无神论的一元化系统制约有关。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一元化的，由于中国没有以宗教为基础的国教，故这种一元化系统的特征是政权不和神权分享的。精神生产资料支配者和执政者的统一，使人们对问题、尤其是对理论的线性认识的成份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既已接受了为指导思想，也就很容易把马克思的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唯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这在一元化系统下几乎是很难避免的。孰不知，事物总是会向前发展的，这种马克思的无神论和中国一元化系统的无神论相结合形成的认识，也会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转移的。而这恰又是中国无神论一元化系统能立于不败之地的特质之一。
二、事实上，教材传达给人们的上述信息所留下的后遗症，已经或正在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不惑
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饱受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压和盘制，现在虽然表面上独立了，但仍有很多国家受原宗主国的无形实际控制。原宗主国在某些经济领域的撤退或资本控制，使中国在全球化这一线性认识的指导下，经济项目的介入遭遇了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原宗主国多为西方国家，他们感觉中国经济项目的介入影响了他们的幕后利益，于是制造出例如：“中国到非洲是掠夺资源，搞新殖民主义”的谬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些原殖民地、特别是非洲很多国家，虽经几个世纪，却仍不能很完整地接受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对工业化的天然反感，源于这些国家的处于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文化传统。我们总是习惯于马克思对西方有神论国家革命规律的线性认识，演变到现在，把全球化看作是唯一。而实际上，我们自己恰是在无法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参与了所谓全球化的，那也只是利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通性。因此，我们既已破除了对马克思的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线性认识，用新实践创立了不经过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又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无神论的文化传统在生产方式变革中的不可替代的终极动因作用，承认了文化传统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层面，更存在于生产关系层面。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介于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文化传统（或非西方有神论文化传统）的终极动因作用，在他们国家的生产方式变革中，予以承认、予以尊重、予以符合他们文化传统的认真研究呢？
他们要求：不经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听起来是奇谈怪论，或是天方夜谭，但从破除了对马克思理论线性认识的角度，从不经过资本主义、却经过工业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角度，对他们的这种要求，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历史规律的探讨，未尝不可。我们在全球化的线性认识指导下，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通性，以经济项目介入发展中国家，而若不考虑他们的文化传统的终极动因作用，无疑给那些西方宗主国提供了造谣的借口。事实上，这种共通性体现的全球化已为他们的不能完全接受或长期抵抗的历史所变相否定。他们需要的是不破坏他们国家自然形态，不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我们中国人既已尊重了自己，又何尝不能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呢？
三、在探讨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文化传统终极动因作用的过程中，和谐世界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
在中国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能很好地对待以某种为特点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自治区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都知道东、中、西部的差距。我们不可能要求中部、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完全达到东部发达地区那样的水平。但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调节，使中西部地区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国内的种种作法，为我们在和谐世界的创建中作出了很好的启示。
论文摘要: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探究后现代消费社会，重要的在于要以符号经济的话语或思维方式来解释和重新认识广告活动及其现象的社会价值意义。
许多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以一种历史终结观来观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终结点上。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新的历史转折涉及任何领域，对媒体、营销产生翻天覆地的根本性的革命。而其中作为后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的形成。随着符号经济的迅猛崛起，也就使得我们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进一步分析这些媒体文化形态变迁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发掘和再造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符号经济的特征和本质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探讨并提升广告的传播价值和功能。
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当中，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通过对英、美、法、德和瑞典等国进行的时空、阶级和文化的分析，系统地考察了五国的非组织化资本主义历程，描述了这一历程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并认为，“我们正生活在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①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引人新的时间变量进行划分:19世纪是“自由”资本主义，各种资本的流通大致在地区层次运作，交叉重叠较少;20世纪是“组织化”资本主义，货币、生产资料、消费品和劳动力在全国规模明显流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产生意义。20世纪末，商品、生产资本、货币的流通有了质的扩张，臻于国际化，表现在全球贸易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全球金融运动扩大等方面。他们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转变，称之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根据他们的分析，作为客体的资本形式，货币、生产资本、商品等在国际空间的流通，与作为主体的可变资本即劳动力，在组织化资本主义向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不仅仅沿着越来越远的路线流通，而且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流通，特别是在电子网络迅猛发展的时代。这种加快的客体流通，构成了“消费资本主义”的特质。而随着资本流通涉及的客体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客体日益掏空了物质内容。增加生产的不是物质客体，而是符号。符号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以认知为主的内容，是后工业或信息物品;一种拥有以审美为主的内容，叫作后现代物品。后者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拥有实在的审美成分的客体〔例如流行音乐、电影、休闲、杂志、录像〕的激增，而且表现在物质客体内部所体现的符号价值即形象成分的增加。这种物品在生产、流通、消费之中，发生了物质客体的审美化。”这被称为在组织化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独特的“符号和空间经济”。
当然，他们所谓的“符号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或是说一种结构性的状态，它的形成是逐步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它的生成、扩大与表现直接受制于各地资本体系下的经济生产，与政治、社会、文化等结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符号经济特征和文化逻辑构成了把握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架。当消费活动更为频繁、类型更多元化，我们确实无法套用工业社会的世界图像加以解释，也无法用任何理论去贯通前后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的结果，也正是宣告了一个新的消费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广告化和媒介化的包围环境中，符号的传播更成为普遍的认同方式和文化表象，使一切社会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力量用以维持组织动员能力的象征资源。今天的社会是在以符号为基础的结构中实施统治和支配。
在这种历史语境中，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以“消费”或“消费文化”为研究范式，对当代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逻辑进行探讨。正如费瑟斯通曾提出以消费文化理论的三个观点来观照消费社会现象的，“消费的生产”，意味着随着商品的累积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将导致更大的控制力。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大众成为消费者，物品已经失去其“使用价值”，而只剩下“交换价值”。而“消费的形式”，就是强调物品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标记物，也就是用来表明自己的社会关系，表彰自己社会地位的符号。而“消费梦想、影像和愉悦”，即把消费视为一种情感和审美的快乐经验。因此，根据费瑟斯通的分析，消费社会从消费的生产到消费的形式，一直到消费梦想、影像与愉悦，都贯彻着符号意义的运作。换言之，当我们消费一样物品时，我们消费的是它经由符号而产生的意义，这些符号也许跟物品本身毫无关联，但是重要的是它们会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在消费社会，消费者通过产品的符号消费得以将实际的使用价值转换为抽象性的情感文化价值，在产品消费行为中建立社会文化的共同价值认同体系。因此，广告作为商品与符号文化的桥梁，其所强力促销的产品，也并非单纯为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功能需求，广告的意义与符号象征实际上成为了某种意义和实践的集合体，一个中心的、有效的、起支配作用的生活意义、价值和行为系统。
正如鲍德里亚曾经指出的，消费社会的消费者不但消费物品，而且消费符号。消费社会的主要表征在于“消费的符号化现象”。或者说“消费的符号化现象”就是在这种过度充裕的消费为背景之下存在着。大多数商品本身与其它同类商品并无明显差异，它所销售的不单只是产品、服务，更是一种概念与价值观，所以广告所执行的任务不仅仅只是商品销售，在不同的广告的不同的诉求手法当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不同的价值涵意。商品一方面越来越带有“文化”的意味，而且逐渐形成一种非纯粹的“物品”，消费成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消费”;另一方面，“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已超出维持生存水准的消费，而开始加人了一些文化的，感性的因素，即消费者的活动开始出现具有非理性的倾向。通过广告和其他方式的商品展示，消费文化得以对货物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进行改变，并附以新的形象和符号。这些新的形象和符号唤起人们内心的各种深层欲望。
在消费社会，符号意义愈来愈被纳人商品生产的范畴，其重要标志就在于以“符号”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大众媒介和消费文化密切结合，共同进行“符号”世界的宣传，提倡“符号”消费，真正形成后现代社会所说的“仿像”社会: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已经没有区别，人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当中，消费符号也享受符号。
消费的“象征性”、“符号性”也由此变得更为明晰，并具有了两层含义:一是“消费的象征”—消费表达传递了包括个人的地位、身份、个性、品位、情趣和认同的意义和符号，消费过程不但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也成了现代人社会表现和社会交流的过程;二是“象征的消费”—不但消费商品本身，而且消费这些商品所象征或代表的某种文化社会意义，包括个人的心情、美感、档次、身份、地位、氛围、气派、气氛、情调，具有文化再生产或消费情绪、欲求的再生产特征。
“符号经济”生产的不仅是为了创造物质产品，更是为了创造差异化的符号。而符号的交换和消费的实质就是文化与意义的交换和消费。正是通过符号性的生产和消费，构成了后现代社会与以往社会存在的差异:“前现代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充满意义、内容，居住着鬼神的象征系统来实施的。现代社会中，文化统治通过自由主义、平等、进步、科学等等已经掏空或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实现。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则通过象征符号暴力来实现，后者更加掏空，更加解域化，其最低限度的基础已经被扫掉了。”⑤“随着周转时间不断加快，客体以及文化制品成为可任意处置的东西，一次性使用，意义也就耗竭了。其中某些客体，例如计算机、电视机、录像机、音响，补充产生了大量的文化制品或符号[‘能指’〕，令人目不暇接，无法应付。人们受到能指的轰击，渐渐无法赋予其‘所指’即意义。”所以，在符号经济文化的主导下，主客体世界的分隔消失，客观世界本身已经成为一系列的文本作品与类像。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人在商品消费过程中，更注重的是要藉由对商品影响得到“愿景”式的想像乐趣，并满足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某种经验。因此，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说，通过挪用原始的符码意涵，通过对符号的操弄与建构，建构了一种消费符号的新秩序结构，将讯息转化为多义的开放性文本。
我们以台湾地区的手机广告为例进行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说，手机作为一种现代人交往和人际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其消费就不仅仅是通信器材的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伴随着手机文化的一系列符号意义的“迷思”的过程。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在手机的商品消费上，存在有一种“去物质化”的倾向，其不仅在于跨国资本流通与交换价值本身无可避免的抽象化，更在于商品本身物质性基础的逐渐缩小。例如昔日的黑金刚大哥大，就算是手机功能不落伍，光是巨大粗壮的外型与重量就要被淘汰。但要让手机的淘汰速度，达到“每28秒就有人喜新厌旧”(台湾易利信T28的广告语)的夸张想象，就必须有一套属于手机“功能嬉( chic )”的抽象符号系统被建立，如:高速传输、听声辨人、两面换壳、备忘录功能、自录响铃、自选铃声编曲、短讯息聊天室、游戏功能等等。这些抽象符号系统的更新换代，不在于使用方式与耗损状态，而在于“流行时尚”这一概念的不断标示、不断加速的推陈出新。
论文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对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分配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当时所面对的情况有本质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直接解释和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经济问题。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生产新增价值的劳动，界定好了“生产劳动”，也就界定好了新增价值的源泉。所以从理论上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是研究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时，从两个角度界定了两对概念。一是从是否生产出物质产品的角度将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一类是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前一种劳动称为物质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称为非物质生产劳动。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界定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认为只有与资本相联系、能够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是非生产劳动。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定无疑是科学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对于马克思时生了很
大变化，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有本质上的差别，加上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与换代，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各行各业的广泛运用，改变了生产劳动方式。在这些情况下，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现阶段生产关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加以发展。
首先，必须把“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我国理论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劳动，这种界定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又撇开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这样的所谓“生产劳动”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从而失去了界定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意义。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不是从劳动成果的物质规定性来界定，而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只要劳动过程能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不管该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还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它们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说过:“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人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马克思还说:“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可见，马克思把不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教员和演员的劳动也算作是生产劳动，这说明，马克思已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明确区分开来了。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虽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范畴的具体界定，但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界定方法。对应马克思在界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时是从劳动过程能否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来界定，我们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时，就应当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劳动也能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从而也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区分开来，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加以扩大。
其次，必须使“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这两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榨取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者才算作生产劳动者，这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也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吻合，这样才能使前后两个“生产”一致起来。就是说，进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劳动”来达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里有两种需要，一种是物质生活需要，一种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质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质生产劳动来满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产劳动来满足。所以，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来考察可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必须包括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两个部分，如果把生产劳动仅仅说成是物质生产劳动，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只能说成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过来说，如果你要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一个方面，那么你就必须把精神生产劳动也算作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仅仅只有物质生产劳动是不能满足文化生活需要的。虽然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劳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其劳动成果也能满足人们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这并不是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本身直接满足的，而是由文学艺术工作者、各种理论工作者生产的精神产品满足的，电视机、收音机、计算机等产品不过是人们消费精神产品的工具或媒介。总之，如果仅把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说成是物资生产劳动，就无法回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劳动来满足。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定义如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就是能直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中工人、农民及管理者的劳动;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劳动;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教育部门教员的劳动;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的劳动;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劳动。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对商品范畴的外延加以扩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考察的商品属于物质产品，考察的价值是凝结在物质产品中的价值，考察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马克思区分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包含三次产业中的第一、二产业)的价值创造，而将非物质生产部门(第三产业)获得的价值归结为价值让渡和再分配。这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第三产业不发达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处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当今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越过40%，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的情况下，再不承认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已无法解释现代社会价值的来源，也会使我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失去理论依据。 承认了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就需要从理论上将第三产业的成果纳人商品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商品区分为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也可以在将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区分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将商品区分为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生产的商品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属于有形商品，商业部门中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货运劳动生产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损坏而因为商业部门的包装、保管和运输部门的及时运输而没有被损坏的产品，这部分产品如果失去了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其使用价值就会消失，从而其价值也就不能实现，所以这部分产品应当算作包装、保管和运输劳动生产的商品。教师、科学家、文学家、各种理论工作者、各种艺术工作者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医疗卫生、美容美发、与生活或生产有关的修理服务等部门生产的商品属于无形商品。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劳动价值论，应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意味着进人交换领域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非劳动产品进人交换领域成了商品，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里遇到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如农贸市场的野生动植物、旅游市场的自然风光、矿产开发市场的各类矿产资源等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自然资源都不是劳动产品(将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需要付出的开采、运输等劳动相对于其实际应有的价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计)，都没有价值，没有价值就不能成为商品，因为商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可见，大量非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事实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两个判断的一个做出修改，要么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要么认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价值一个因素。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改变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否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判断又会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不具有价值，那么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事实上获得的巨大的交换价值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呢?
不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除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产生上述矛盾，还会在实践上促使人们不加约束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水生态环境，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要承认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就必须对价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说明。本文认为，可将特定时期社会总商品的价值区分为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物化劳动的价值、活劳动创造的新增价值三部分，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断，改为“劳动是新增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大小可以通过假定人类活劳动生产与进人交换领域的自然资源等非劳动产品等量的相同使用价值所需消耗的一般人类劳动来换算。于是，我们在这里得出一个新的判断:劳动始终是衡量商品价值大小的依据。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当前研究性教学在国内外大学中得以深入展开，且已取得明显成效。从研究性教学在课程中的实施来看，研究性教学主要集中于工科类课程当中，且主要以开放实验室、开设设计型和综合型的实验等形式来进行。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如何在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这类研究和实践显得较为薄弱。在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研究性教学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后，笔者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必要性
1、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政治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校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为以后开设其他专业课奠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然而，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日益边缘化。诚如邱海平所指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已经是严重下降了，甚至是过度下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经被严重边缘化了，并且仍然处在进一步被边缘化之中。《政治经济学》不再纯粹是一门学术课程，更多的成为了一门意识形态课程。大部分高校不断减少《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甚至部分高校的经管类专业课程设置上还剔除了《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陷入了“上面重视、基层轻视”“表面重视、实质轻视”的困境。2、课程内容的现实解释力趋弱。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灭亡并且最终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经济规律。然而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但没有灭亡反而不断发展，与此相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如何正确回答当今的经济社会实践是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要稳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一方面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化、应用化、数学化和学派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在高等院校大力推进研究性教学。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性教学的尝试
1、教学内容的取舍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商品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运动规律、表现形式及局限性，以及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从教学目标来看，要求学生能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与问题。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卫兴华、张宇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逢锦聚教授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刘树成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等。这些教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性教学内容。但是对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来说，上述国家规划教材主要是研究型大学编写的适用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使用，存在层次过高、理论性太强等缺陷，为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遵循一个原则，紧扣现实经济问题和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调整:一是改变以前课程只讲述基本原理和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两大内容的模式，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在以往的教学中，由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只开设52学时，课时较少，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只讲述商品和货币理论及资本主义经济部分的内容，对社会主义经济部分不予讲述。开展研究性教学后，我们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部分内容的讲述。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纳入讲述的重中之重。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后，很多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失败。作为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自然也受到人们的怀疑。因此中国在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及其所形成的一整套经济方面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最新经验就是该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因此针对当前青年大学生重点讲述这一问题，鲜活的事实无疑将是最佳的注脚。三是增加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的探讨。近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等新的经济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也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因此加强这方面内容的讲述无疑有助于青年大学生辩证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2、研究性教学方法上，更多地采用案例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研究性教学的本质在于在教学过程中体现研究性能力的训练特征，让学生学会研究式学习，学会获取知识的能力，学会创新知识的能力。研究性教学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以科学研究的方式主动学习，不仅学知识，重在学习探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第一，案例教学法要体现本土性和实用性。案例教学法是指为深化对相关原理的认识和系统掌握，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以案例为素材，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从而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运用案例教学法时，教师选编案例宜使用发生国内的、身边的一些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热点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如价值理论中有关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教学，就可以学生自已上大学与不上大学为例进行比较分析;讲授价值规律时可选择常德地区的土特产石门柑桔的价格变化为案例。在进行案例讨论时宜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要以学生对案例的分析与讨论为主，教师点评为辅。第二，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课题研究指导教学法是由于大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指导教师根据课程的内容、性质和要求，帮助学生共同确定研究课题，组建研究团队，查找和分析课题资料，构架论文结构，指导写作等。指导教师一定要进行多形式地跟踪检查，以确保课题研究质量，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我们根据课程内容和要求研究了以下研究课题:利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理论即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应如何转变;(2)利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生产过程;(3)利用马克思的商品货币流通理论，分析常德物流企业的经济活动;(4)利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分析当前我国的分配方式是否合理，有什么好的改进策略;(5)利用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性;(6)利用马克思的对外贸易理论，分析当前我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我国应如何调整对外贸易增长战略。3、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诚如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目标所说，“旨在引导学生们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诸多经济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门课程不再过多地对现有制度和现行政策进行论证和宣传，而是立足实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进行分析，使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情况有基本了解。”事实胜于雄辩。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也应如此。这就需要在研究性教学中要更多地构建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实践教学。我们的做法一是邀请相关专家、企业家、政府工作人员深入课堂，结合某一具体课题为学生举办报告会，直接与学生互动，当场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二是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等形式，有目的地开展实地调研。利用寒暑假时间针对当前经济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调研，从而了解这些经济现象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并运用所学理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三、结语
为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其现实解释力，极有必要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开展研究性教学。通过教学内容的调整，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实践的强化等，让学生身体力行，自我探究，从而增进教学效果，提升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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