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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当中，当科学技术不断地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使社会生活资料得到不断的丰富。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剥削导致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得到相应的提高，最终导致社会出现高度的相对剩余即产生积压。
当社会出现相对剩余时，资本家可能会减少商品的生产，从而导致工人失业。这样劳动者的消费水平进一步的下降，使社会相对过剩更加明显，社会矛盾进一步的激化，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家为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一般会采取倾销和战争的手段来暂时缓和矛盾。倾销使自己本国相对过剩的商品向他国销售，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减少的同时也使大量的外汇流入。战争的爆发加快了社会生活资料的消耗，也可从中牟取利益。这样的做法是及其不道德的，不但扰乱了他国的商品市场，更给广大的人民带来了深深的苦难。并且这样只是暂时的缓解了社会矛盾，但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根本特性没有改变，使社会矛盾得不到根本化解。
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社会结构严重失调，引发经济危机。此时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使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条件得不到有效的保证。随着企业的倒闭商品的生产大大的降低，社会的供需逐渐趋向平衡，社会的供求矛盾得到缓解，从而渡过经济危机。
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这样的危机只能缓解而不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只能从经济恢复到经济的高涨，从经济的高涨到矛盾的激化，最终再次爆发经济危机，如此循环。
在这样不断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每次都是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受到剥削。而且还可能导致其他国家民众受到损失，甚至危害世界的和平。
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发发展生产力，丰富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其次，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如何分配这些社会生产、生活资料。即能让广大的民众接受，又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关键词】欧债危机；发生原因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中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使债务负担加重
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希腊向来以高福利、低盈余为特点，但单凭公共财政盈余也难以负荷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经济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庞大的债务成为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马克思认为，货币产生以后，货币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使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一旦有债务人到期无法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关系无法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影响，社会再生产也难以正常运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企业追逐利益的本性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资源配置有其滞后性和自发性的弊端，容易产生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因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欧洲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其直接的诱因。评级机构不断调低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 ，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 11年 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 9月份和 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
（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使经济发展脆弱
1、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一方面，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 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 20%，而工业仅有 14.62%，农业更少为3.27%。加上 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 91亿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 142.8%。另一方面，从反映航运业景气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看，受金融危机影响从 08 年底开始航运业进入周期低谷，景气度不断下滑。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2、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筑业、汽车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产业。由于长期享受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西班牙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同期欧洲新屋建设的60% 都发生在西班牙。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西班牙失业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业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了 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西班牙失业率又重新回到了20% 以上，其中 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一半人拥有工作。而海外游客的减少对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产业――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爱尔兰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因为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人均 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两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 2010年底同样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并接受了欧盟和 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爱尔兰的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2005年爱尔兰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浮现泡沫，且在市场推波助澜下愈吹愈大，2008年爱尔兰房价已经超过所有 OECD国房价，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爱尔兰房地产价格出现急速下跌，同时银行资产出现大规模缩水，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受到了巨大打击，爱尔兰高速运转的经济受到重创，从此陷入低迷。
3、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葡萄牙在过去十几年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服务行业持续增长，这与其他几个欧元区国际及其相似。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能源和制药等高新技术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业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通常都是通过低息贷款来实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融资成本随之飙升，从而使葡萄牙企业受到冲击，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三）信用危机加速经济危机
《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
总体看来，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产生信用危机。
（四） 欧元区制度缺陷，各国无法有效弥补赤字
1、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
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 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调整也不够到位， 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许多欧元区成员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上限 60%的标准，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冲动，道德风险不断加剧。具体传导路径为：突发美国金融危机 -- 货币财政制度的不统一造成货币政策行动滞后 - 各国通过扩展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 债务激增 -- 财政收入无法覆盖财政支出 -- 危机爆发。
2、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
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各国的失业率水平来看，德国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下降7% 以下，低于危机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 21.2%。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法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为 34.4%，比利时为 34%，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8%，英国为 28%，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率普遍低于20%，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也正是劳动力比较充足的国家，资金和劳动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膨胀，资金主要投资在支柱性的产业，比如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泡沫化。从欧元兑美元走势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欧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南欧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更少受到资金的青睐，造成这些国家贸易赤字造成贸易赤字连年增加，各国通过发债弥补，同样是因为欧元的升值，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举债成本低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同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等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欧元区各国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3、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
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二、总结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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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邱海平.论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J]. 当代经济研究，2008（3）.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走向；经济治理模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06-02
一、国内外学界、政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认识
（一）金融危机论
金融危机爆发初期，国内外部分学者将危机仅仅归结于金融监管不利、资本家和经理人的贪婪、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金融化等原因，其中以“明斯基”金融危机学派最有影响力。该学派将危机爆发仅仅归结于金融领域出现了问题。克雷格尔、惠伦和雷等代表人物认为金融不稳定假说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合理解释，即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金融推动繁荣泡沫及其破灭的倾向。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论
西方部分媒体和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相关网站、报刊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2008年11月21-23日由巴西共产党主办的第十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大会发表了一系列的文件。其主要观点认为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表现。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本性使然。王伟光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全面的危机、资本主义全球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同时，学者们在看到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也注意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作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题在《难以维系的金融道路》一文中指出：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除了金融危机的体制因素外，还包括美国采取了新自由主义道路。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李庆其认为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
（三）新自由主义论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过去30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经济政策。美国社会党机关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乔伊·戈伊尔认为，此次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衍生物。大卫·科兹在《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一文中指出：2008年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的开始，推动了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扩张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同时也是导致系统性危机这一长期趋势的原因。接下来可能进行重大的调整。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者所秉持的市场不需要管理的观点，是里根上台以来历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是体制的失败。
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学者对危机爆发根源的看法更加透彻。关于金融危机只是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的观点证明是片面的。虽然学者的学术背景、政治立场不同，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在分析经济危机根源的时候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难逃其咎。正如日本学者岩井克人所言：“我们必须首先与那种所谓资本主义越纯粹，其经济效益和稳定性越高的自由放任主义诀别，在此基础上才能摸索更好的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总之，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标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势必在后危机时代进行变革。
二、国内外学界、政界关于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走向的主要观点
（一）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灭亡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接受法国《世纪报》宣称“资本主义即将终结”。《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2009年1月15日在美国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一文中强调“全球结构体系的重心逐渐从西方向亚洲倾斜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
（二）资本主义前景光明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一切都变了；同时毫无疑问，什么都没变。”他认为政府的监管和监督增多，但是新机制没有出现。马迪亚斯·德普夫纳认为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只会更加强大。牛津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必将光辉灿烂。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大力提倡“亚洲价值观”，对美国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提出很多批评意见，但是在2009年11月访问美国时强调：“美国在接下来的20～30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学者福山和约瑟夫在2009年1月8日德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没有理由担心危机给美国会造成的致命打击，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三）资本主义调节论
大卫·科兹指出未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资本主义会出现较大的变革：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较低的工人工资、不断膨胀的政府支出的“公司型资本主义”，通过工人运动实现利润的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经济模式”。2008年9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艾伦·贝蒂的文章写到“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并非所有的自由化都是相同的，一场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拒绝所有的自由市场”。中科院李慎明研究员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是没有可能。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空间，所以最有可能的是从自由主义体制向调节主义体制的转变。当然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这种调节的主题和范围都会发生变化。不可能回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体制。王光伟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的调节性，资本主义短期不会灭亡。
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变革综述
（一）金融领域变革论
2009年2月11日，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在《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上发表《危机后的世界》一文中说：“国际金融服务市场在危机后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后危机时期的特点可能是现有国家法人所有制资产再分配和主要银行优化自己的资产，银行业将受到国家更加严格的监管。”法国总统萨科齐策划举办“反思资本主义”的世界论坛，向世界宣告“动用国家力量来干预金融体系的合法性已经毋庸置疑”。陆克文认为各国政府对银行和金融市场采取干预措施时，也要注意发挥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不要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纽约州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2008年11月1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的文章指出“我们要更加严格的控制系统风险、必须以足够的和准确的信息保护投资者”，而且政府必须从风险担保者的角色中退出。美国前财政部长罗杰·奥尔特曼认为“局部的调整而非全面”，要重塑货币基金组织；多用20国集团机制；修改管理银行资本的巴塞尔协议。
（二）凯恩斯主义回归论
克鲁格曼从近期和远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嬗变的方向：近期看政府应迅速向金融机构注资，放松信贷。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手段，恢复实体经济。奥巴马2010年2月在匹兹堡卡内基·卡梅隆大学演讲时指出：“美国需重铸美国经济基础，必须改革金融监管体系，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同时加强在新能源和教育领域的投资，对此政府必须削减过高的财政赤字。”张国庆与刘骏民认为金融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回归。程恩富、杨斌认为美国在危机后会采取特殊手段维护全球霸权，甚至有可能采取军事凯恩斯主义发动战争。
（三）欧洲模式论
2009年2月16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2009年的美国正在朝着现代欧洲国家的模式迈进。”2009年3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北欧模式是未来资本主义模式》的文章认为“为了避免经济萧条，全世界都应该考虑采用北欧模式的资本主义。”默克尔则认为新资本主义应当是德国式的“社会市场模式”。
（四）亚洲模式论
2009年3月1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亚洲资本主义留给西方的启示》一文中认为：“这场危机恰恰论证了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可行性。”该文还说“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将会是亚洲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与有效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相互制衡。”
（五）资本主义模式多元论
中央编译局研究院李庆其在《世界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兼评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凯恩斯主义不能拯救新自由主义，后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多元化的局面。
由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能力很强，资本主义迅速灭亡是不可能的。后危机时达经济体的主要目标是为实现经济复苏而进行经济治理模式的变革调整。变革的绩效如何决定资本主义的未来。关于经济治理模式变革，学术界主要从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做的预测，缺乏对政府具体政策及其绩效的现实性研究。美、英两国的《金融时报》、《时代周刊》等媒体对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变革有很多的报道、评论，科学性、可信性不强。综上，结合2008年危机以来后各国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多。还需要对发达经济体经济模式变革特点、绩效进行总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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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兴华，孙咏梅.当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及应对思考[J].经济学动态，2009，（5）.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商品的交换，其前提是商品必须兼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者三价值的表现形式，换言之，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一商品能够和市场上任何其他商品进行比较和直接交换的前提。但宄竟是什么创造了交换价值呢？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一工人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价值。这就是著名的劳动价值论。
金钱掩饰了资本主义是基于剥削的事实，而剥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核心。为了生产商品，资本家投入资本，而通过商品销售，资本家又再次获得资本。对于资本家这一行为的解释就是，完成商品生产和销售之后，他们能获得超额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工人劳动力（足够负担他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资）和工人实际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差距。这就是剥削所在。通过竞争，这一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2.危机的可能性
商品生产的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是为了创造利润。这就使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然，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商品必须具备使用价值，否则它不能被销售。提高工人的工资，可以消耗资本家所得的部分利润。因此，有时候，工人可以通过加薪的方式来降低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程度。这其实是20世纪7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
竞争使得资本家更具活力和动力，但也导致了持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不被吞并，企业必须扩张。这就要求抓住市场需求并继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也意味着企业向市场投放的许多新产品，可能并不是人们需要或负担得起的。任何企业，行业，经济领域的扩张同时要求方方面面的调整。而现在并没有组织能够实现这一调整。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价格机制致力于实现市场均衡，但也只能是通过极端的市场混乱。
3.利润率
竞争使得企业投资新技术和新设备，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企业淘汰竞争对手，获得利润。随着其他企业竞相采取新技术，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原来领先者失去了优势。同时资本家也将更多的不变资本投向购买劳动力，或者可变资本。而当他们必须支付资本的全部价值给那些制造机器的资本家时，工人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增加的劳动力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会相应地导致花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费用减少。这才是利润率降低的趋势。
最简单的扩大利润的方式就是直接降低工资或减少福利待遇。美国是执行这一野蛮手段最一严重的地方。工人被迫增加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数百万的人们被迫从事第二职业，当然也仍然要背上债务。在发达国家，作为国民收入的部分，工资，即使不是绝对工资部分，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在1975-2006年间，平均的降低幅度大约是75%到66%。与此同时，富人重新获得的利润和高收入增加了财政供给。在金融市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贷款。
4.投资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1990到2007年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己从国家收入的22.5%降低到了20.7%。这一数据似乎并不惊人。但数据却将实际投资和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作为衡量GDP的手段，却和人类福利无关的军事开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因为资本家享有共同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机去从事可能会增加生产规模的经济，社会活动。到了2007年，美国只有7%的投资用于制造业，40%用于房地产。企业以它们的利润为生，并利用利润进行投机活动。一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生存领域耗费较少的行业。一幅漫画讽剌全球化是一场社会底层的竞争，因为企业总是迅速地冲向世界各地去剥削最廉价的可用劳动力。
5.强制一体化
许多不发达国家被强制纳入一体化进程中。这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调整政策的其中一项。就像现在的紧缩政策，整合既包括降低国内消费（工资和公共支出），也包括扩大出口一赚取硬货币来偿还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这种高速发展转移了实际收入。但在中国，作为社会总财富的工资也出现了降低的情况。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以用来投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需求问题，因为它的大量商品销往外国，发达国家的市场。在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000亿美元。即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小于美国财政赤字的二分之一，投资额，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意味着对进口的过多依赖，只能通过继续提高债务来买单。
美元在全球范围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沉浸在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而幸存贸易逆差的现状。大部分的贸易都通过美元交易。而美国也要美元来偿还债务。贸易顺差的国家积累了美元储备，并通过维持他们自身货币的价值和支持美元体系来获得既定利益。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是存在保险库里而是用于再投资，特别是投资于贷款给美国以帮助美国人维持利率水平，进行股票投机活动。
让工人花钱，是资本家们唯一真正了解的策略。紧缩政策加剧了那些触发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大量的失业和持续的工资降低己经减少了美国的消费（包括它的进口），也降低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但这同时增加了全球范围的需求问题。在金融信心被重拾的地方，也会出现新的泡沫经济。在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就是明证。
6.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
现在己经出现了很多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希腊的总罢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金融投机能够而且应该被限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工资的增加和国家的重新定位来剌激投资将三解决这种不平衡的优化方式。但是这些改革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似乎是令人不快的。但最终，反对紧缩政策的活动很快会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场系统的改革-一资本主义被推翻。
关键词：奢侈品；必需品；有效需求不足；兑换比例
一、研究背景
始自于美的2008年次贷危机，经过不断演化逐步从金融危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深陷其中的国家所造成的破坏力不亚于1929年的那次大危机。时至今日，这次经济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对于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普遍乏力的客观现实和并不乐观的前景预期，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奢侈品价格的变化来探究背后的资产阶级对于不同部类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情况所导致的这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全而清醒地认识这次经济危机，还可以为身处全球化中的中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本文从马克思两部类生产出发，对于奢侈品的生产施加一定的限制条件，通过多期模型研究随着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奢侈品和必需品交换比例的变化情况，为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的原因提供新的视角。
二、理论分析
1.奢侈品基本概念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的不断扩大和人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的奢侈品理论为我们研究工人阶级支付能力不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对象。在这一理论中奢侈品被认为是只有资本家才能消费的产品，而必需品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共同消费的产品。因此奢侈品被定义为必需品的补集，是所有的非必需品。就价格表现来说必须品的价格主要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较少；而奢侈品则不同，它主要被资产阶级消费，价格较必需品拥有更多的价格弹性，也可以认为奢侈品较普通品来说受到供求影响较大。同时由奢侈品的定义还可以看出奢侈品的供给并不能随着需求而无限制的增长，一旦奢侈品能够大规模供应就会使得奢侈品也可以被工人阶级消费，奢侈品也就转化为了必须品。同时对于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我们假设他们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法随时进行调整只能在上一期进行交换。
2.从奢侈品相对必须品的交换比例看结构失调
首先根据《资本论》第二卷中简单再生产的模型进行分析，这里将第二部类的生产分为必需品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
Ⅰ 4000c+1000v+600m+400m=6000
Ⅱ 1600c+400v+240m+160m=2400 （必需品）①
400c+100v+60m+40m=600 （奢侈品）
这是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的40%用来购买奢侈品。在这样的生产状况下生产可以无限的重复循环下去，但是社会产品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扩大。
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后，生产的目的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自给自足转变为得到更多地剩余价值。因此对于资本家来说势必要减少原来投入到奢侈品上的消费，将其用在扩大在生产上。这也即是西方资本家所说的"节欲"。但是所谓的"节欲"也只是仅仅减少了对于非必须品的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消费资本家不会也不可能减少。假设第一部类资本家将原本用于消费的奢侈品中的50%用于扩大在生产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消费如下。
（1）第一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 4160c+1040v+600m+200m=6000
Ⅱ 1664c+416v+240m+80m=2400 （必需品）
400c+100v+60m+40m=600 （奢侈品）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产阶级要进行积累以扩大再生产，使得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奢侈品的数量减少，而将一部分本来用于交换奢侈品的生产资料和必须品生活资料留在本部类用于购买机器支付工人工资以扩大再生产，使得用于交换奢侈品的产品减少。同时假设每个资本家能够控制的可变资本是一定的，那么可变资本的提升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壮大，即资本家消耗的必需品也会增加；可变资本的减少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破产，资产阶级消耗的必需品也会增加资产阶级的减少而减少。必需品消费和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总资本成正比。假设资产阶级所需的必须品为其总资本的12%。通过公式可以看到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对于奢侈品的需求只有280，而在简单再生产阶段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消费的奢侈品为560，由于奢侈品的交换比率主要由供求关系决定，因此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的交换是280：560。即1单位的奢侈品可以交换到大约0.5单位的必需品，而在简单再生产阶段1单位的奢侈品是可以交换到1单位的奢侈品。
（2）第二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 4160c+1040v+1040m=6240
Ⅱ 1664c+416v+416m=2496 （必需品）
176c+44v+44m=264 （奢侈品）
在这一回合的生产中，资产阶级将全部剩余产品的一半用来扩大再生产，另外一半除了用来消费满足自身对于必需品的需求外剩余部分用来消费奢侈品。第二部类的增长则是受到第一部类的制约，第一部类总共需要1684的生活必需品，因而第二部类资本家可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为1684，对应所需的可变资本为421v，同样第二部类资本家对于必需品的需求为240，则第二部类资本家总共有151的剩余价值可用于消费奢侈品。这个比例低于第一部类的积累，但是由于第二部类必须品部门只能和第一部类等价交换，因此第二部类的积累率无法达到和第一部类相同。
Ⅰ 4336c+1084v+600m+220m=6240
Ⅱ 1684c+421v+240m+151m=2496 （必需品）
176c+44v+26.4m+17.6m=264 （奢侈品）
现在我们来研究奢侈品和必需品的交换，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而将消费压缩，将剩余价值主要用于，使得资产阶级对于奢侈品的需求进一步减少。第一部类资本家可供用于奢侈品交换的部分为220；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用于奢侈品消费的部分是151m。此时总共用于购买奢侈品的部分为371，而总共用于交换的奢侈品共有246.4，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为1：1.5。相比于前一阶段1：0.5，奢侈品部门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必需品。这一阶段生产的总产品为9000和上一回合总产品相等，经济总量并没有出现变化，但是奢侈品在总产出中有所下降，奢侈品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例出现下降主要是由于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减少他们对于奢侈品的消费而将资本更多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而不是将其用于消费浪费掉。
（3）第三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 4336c+1084v+1084m=6504
Ⅱ 1684c+421v+421m=2526 （必需品）
220c+55v+55m=330 （奢侈品）
积累消费比率和之前相同。
Ⅰ 4529.6c+1132.4v+600m+242m=6504
Ⅱ 1732.4c+433.1v+240m+120.5m=2526 （必需品）
220c+55v+33m+22m=330 （奢侈品）
第一部类资本家可供用于奢侈品交换的部分为242；第二部类生产必需品的资本家用于奢侈品消费的部分是120.5m。此时总共用于购买奢侈品的部分为362.5，而总共产出的奢侈品为308，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为1：1.2。相比于前一阶段1：1.5，奢侈品部门可以交换到的必需品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一次的生产总产品为9360和上一次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4%，整个经济出现了良性的增长。
（4）第四次的扩大再生产
Ⅰ 4529.6c+1132.4v+1132.4m=6794.4
Ⅱ 1732.4c+433.1v+433.1m=2598.6 （必需品）
242c+60.5v+60.5m=363 （奢侈品）
积累消费比率和之前相同。
Ⅰ 4742.56c+1185.64v+600m+266.2m=6794.4
Ⅱ 1809.64c+452.41v+240m+96.55m=2598.6 （必需品）
242c+60.5v+36.3m+24.2m=363 （奢侈品）
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接近1：1.07。这一次的生产总产品为9756和上一次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4.23%。整个经济持续增长。
（5）第五次的扩大再生产
奢侈品作为稀有的产品它的生产并不能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反而是只能以自身的产量来决定对于生产产品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以在这次生产过程中我们假设会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奢侈品只能增长1%，奢侈品更多受到自身产量的限制，而不是像前面受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限制，我们将这样一种情况命名为情况Ⅱ。而将之前奢侈品产量仍由、二部类提供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决定的情况命名为情况Ⅰ。
在情况Ⅰ下第五次生产：
Ⅰ 4742.56c+1185.64v+1185.64m=7113.84
Ⅱ 1809.64c+452.41v+452.41m=2714.46 （必需品）
266.2c+66.55v+66.55m=399.3 （奢侈品）
积累消费比率和之前相同，
Ⅰ 4976.816c+1244.204v+600m+292.82m=7113.84
Ⅱ 1894.604c+473.651v+240m+106.205m=2714.46（必需品）
266.2c+66.55v+39.93m+26.62m=399.3 （奢侈品）
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接近1：1.07。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稳定。这一次的生产总产品为10227.6和上一次相比经济总量增长了4.83%。
在情况Ⅱ下第五次生产：
虽然上一阶段的交换到了大量的生活和生产资料但由于奢侈品的产量并不主要由生产资料的多寡决定，而是主要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前面已经假设这阶段奢侈品产量增加了1%。
Ⅰ 4976.816c+1244.204v+600m+292.82m=7113.84
Ⅱ 1894.604c+473.651v+240m+106.205m=2714.46（必需品）
244.42c+61.105v+36.663m+24.442m=366.63 （奢侈品）
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接近1：1.16。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交换比例较情况Ⅰ有所上升。同时也可以看出由于将过多的生产资料用于奢侈品消费使得情况Ⅱ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情况Ⅰ。
我们通过比较情况Ⅰ和情况Ⅱ可以看出由于奢侈品产量增加有限的特点使得奢侈品能够兑换到的必须品数量必然会越来越多。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奢侈品价格上升速度快于必须品价格。这种必须品价格的相对下降和奢侈品价格的相对增长使得工人在分配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状况，收入相对减少。在实证上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奢侈品价格相对于普通品价格的增加会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一旦兑换比例差距拉大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危机就会出像。迫使经济进行调整，减弱这种差距。
三、小结与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为了解决由于奢侈品和必须品兑换比例过大所最终导致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首先：加快科技创新，加快奢侈品向必需品的转化速度。奢侈品和必需品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随着科技的进步曾经产量稀少价格昂贵只能由资产阶级享受的产品逐渐变得大众化。但是这个过程需要科技的支持，只有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尽快促使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的转化。
其次：在供给侧下功夫，淘汰落后产能提供卓越产品。生产产品一定要满足工人阶级不断提高的要求才能够促进消费需求M而促进扩大在生产的实现保证经济增长。因此需要厂商淘汰落后产能，产生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最后：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手段降低贫富差距，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奢侈品价格较必需品价格更快上涨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获得了更多的分配使得其在满足自身需求后只能追逐有限的奢侈品。降低贫富差距后工人阶级能够更多的消费必需品来促进自身发展，也为资产阶级必需品在生产创造了消费条件，促进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公式和数据来源于《资本论》第二卷453页，人民大学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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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凯恩斯；经济危机；危机；资本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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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课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包括“一战”后1924—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相对稳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及经济危机在美国的爆发，危机的特点及影响，罗斯福新政的目的、措施、效果等有关史实。
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危机”的相互交替的发展变化，培养学生观察认识历史的能力。从对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特点、影响的思考和探究，培养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对罗斯福新政措施、效果的分析，培养学生初步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
1.资本主义制度有着不可克服的根本矛盾，其稳定只能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则是绝对的、永恒的。
2.1929—1933年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法避免的。
3.垄断资产阶级销毁产品、毁坏生产设备和耕田等行径，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
4.罗斯福新政有助于美国的尽快恢复，但是新政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生产力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重点和难点
学习本课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罗斯福新政有较全面而清晰的认识。这次危机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危机。
重点：
1、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是世界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世界整体性发展进程。
2、罗斯福新政
新政的实施，避免了美国经济的彻底崩溃，恢复了生产力，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使美国的经济得到尽快的复苏，从而度过了这场危机。
难点：
1、经济危机中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初中学生理解有一定困难。
2、罗斯福新政中的一些内容，学生要全面、辨证地分析和评价有一定难度。
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
“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召开过哪些会议？有何影响？
在学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教师可归纳总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暂时缓和,使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经济高度繁荣。然而，繁荣背后却蕴藏着极大的危机。
〔讲授新课〕（板书本课标题）
一、“繁荣”及其崩溃（板书）
20世纪20年代，各资本主义努力发展经济，很快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美国的发展尤为迅速。（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小字，以增强感性认识）（投影）
1、1924—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快的表现如何？
2、后来，这种状态导致什么结果？
在讲述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要给学生指出，繁荣后面潜伏的危机。就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片欢乐声中，资本主义危机突然降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巨大灾难中。
二、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板书）
1.危机爆发（板书）
关于危机产生的原因，指导学生阅读课本小字，使学生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于资产阶级为了追求私利，盲目扩大生产，造成生产过剩。这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关于危机爆发的标志，始于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抛售。为什么股票抛售会导致经济危机？向学生简略解释几点：（1）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工厂企业都是私有的，大都是股分公司，和股票有直接关系；（2）股票市价的价格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经济繁荣，股票就升值，人们就会抢购；反之，经济凋敝，股票就贬，人们就抛售；（3）1929年10月，纽约股票抛售狂潮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在这以前，美国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等都已出现停滞状况。
1929年10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纽约股票交易所开盘伊始，大批股票涌入市场。盲目抛售，交易所陷入一片混乱，这一大抛售额达1000多万股，创股票交易所记录，股票价格暴跌。到11月中旬，交易所证券贬值50%股票市场全部崩溃、信用破产。（投影“纽约华尔街股票交易所前拥挤的人群”图，以增强感性认识）
2.危机的特点（板书）
特点一，范围广。过去危机只发生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但这次危机则席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既波及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波及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另外，这次危机也影响到工、农、商、金融等所有一切经济领域，这也是过去任何一次危机所不及的。
特点二，时间长。以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般是几个月，最长的是一、二年。危机后经历短期的萧条，便转入复苏，而这次危机前后持续了5个年头（1929—1933年）。这次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是以往任何一次危机所没有的。
特点三，破坏性大。课本图表中列举的资本主义工业下降情况和世界贸易缩减的情况，已可看出这次危机的严重性。
3.危机的影响（板书）
1929—1933年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什么影响？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归纳为二点，并做如下讲述：（1）工人大量失业，劳动人民生活恶化。失业队伍的增加，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工资降低，生活水平的下降。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社会矛盾加深。（2）销毁商品、生产破坏。提问：为什么“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却是资本家人为故意大量销毁产品？”这暴露了资本家什么本性？
经济危机引起政治危机，造成各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各国政府纷纷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里可以提一下《中国近代史》上日本为转嫁危机而加大侵华力度的有关史实，顺利的过渡到下面的内容）
三、罗斯福新政（板书）
1、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板书）
形势需要
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资产阶级急需寻找出路
个人魅力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总统。介绍罗斯福生平时，可指引学生阅读课本“罗斯福总统”画像下的生平简介。还可介绍一下罗斯福任总统后在电台上的“炉边谈论”，以增进学生对罗斯福的感性了解。
2、罗斯福实施新政的目的（板书）
新政的目的：消除经济危机，稳定社会经济正常秩序。新政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统治，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指导。
3、新政的主要措施、目的（板书）
《国家工业复兴法》。新政的中心措施是对工业生产的调整，其任务是克服工业生产的盲目竞争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现象，减少失业，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4、其它方面
还有比如整顿金融、调整农业、举办公共工程（在公共工程中，最有意义的是美国田纳西水利工程。投影“田纳西水力工程中的水坝”图）。通过解决失业救济问题，缓和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从而消除危机。
5、新政的效果
经济方面：通过新政的一系列措施，经济得以较快恢复。
政治方面：由于新政的一系列措施，社会矛盾逐渐缓和。稳定了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思维拓展〕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 《资本论》 中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理论的核心内容体现在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马克思生产过剩的危机的逻辑以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于时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其中有关经济危机的本质、经济危机的根源以及危机的周期性发生等方面的科学论断，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基于上述分析得出该理论对于中国认识危机、应对危机的挑战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欧洲，《资本论》重新成为畅销书。他的读者不仅有普通民众、银行家、企业经理，还包括各国政要——法国总统萨科奇、德国财长布吕克。一本于1867年出版的著作重新畅销，这一切都要归于眼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在西方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和政要们对这场危机的严重后果始料未及，另一方面各国采取的种种金融、经济政策，效果有限。于是，人们急于寻求深层次的理论支撑，为金融危机把脉，希望能够找到摆脱危机的良方。那么马克思的 《资本论》在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是否真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也提供了解决危机的方法了呢?
一、《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 《资本论》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开始，分析了商品的两重性和商品生产过程的两重性，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他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具有极其丰富的生命力和科学内涵。
1．资本的本性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诱因。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货币、钱、财富都不是资本，只有这些东西被用来当作生钱的工具的时候，它才是资本。西方经济学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资本家的贪婪”，但是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来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曾援引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 “就像踏车上的白鼠，一直在快跑，为的是跑得更快”。也正是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由资本家占有，他们是资本的绝对拥有者，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张的企业产能是趋于下降的。于是，商品就卖不出去，资本就无法完成周转，企业被迫闲置生产力，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的本性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
2．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逻辑。关于经济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列宁指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在共产党宣暮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美国大萧条时期报纸有这样一段报道，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孩子对妈妈说：“太冷了，为什么不点炉子?”妈妈：“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买不起煤。”“爸爸为什么失业了?”“因为他是挖煤的，煤太多了。”社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消费者有需求却没有购买力，于是生产者卖不出产品或服务，不能给员工发足够的工资，一部分人失业，失业的人更缺乏购买力的恶性循环。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包括经济危机的实质，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经济危机的特征。其中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体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资本论》中有如下论述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使经济良性运转所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关系。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质，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正是资本主义 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引起群众购买力不足，带来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最终影响到生产领域，导致生产过剩的产生。这便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只要矛盾不解决，经济危机就会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渐重新激化起来 ，使另外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3．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于是，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决定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 、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
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生产过的危机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以固定资本更新为基础的周期性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固定资本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克思谈道：“它们 (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是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为基础的。”固定资本大规模新，虽然可以暂时促进复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相反，它又为下次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基础。于是这种固定资本生产过剩会引起危机周期性的发生。从19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开始，每隔8～10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发生一次。
既然经济危机具有上述发展趋势，那么怎样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呢?据此 ，马克思提出了他自己的政策主张，那就是 ：破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按照社会需要对社会各生产部门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对全社会的生产实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校正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产品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只有这样，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 ，保证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逻辑是否经得住现实的考验呢?是否对当今经济危机具有解释能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所在。
1．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依然适应。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破坏力相当巨大，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发挥作用的成效十分有限，2009年2月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最近提出经济危机的阶段说，他认为经济危机依然处在演进过程，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它的危害将大大高于第一阶段，危机将从投资银行转向商业银行领域 ，直接对美国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冲击。从西方反思危机的思路来看，往往集中于 “监管缺位”、 “政策失误”、 “低估风险”，认为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即存在有效需求 “过度”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世界的各种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并无本质差别：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1929年大危机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把 “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因为表面看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导火索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但是本质上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为了缓解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通过 “透支”这一将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手段来刺激消费者实现扩大需求的目的。以至于一些并不具备还款能力和信用低的人通过透支满足自身的过度需求。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消费也进一步膨胀，以致出现了大量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的过度需求。从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廉价信用所导致的房地产过度膨胀的恶性循环。于是，马克思生产过剩的危机的逻辑：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对于时下这场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
2．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适应。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西方世界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华尔街的贪婪”，危机的根源最终锁定在人性的贪婪上。然而这一论断并不具有说服力。科技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又造成结构性问题，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困差距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过大、金融体制过度自由化，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督等 ，产生了新的矛盾，加速了社会分化。而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矛盾。鉴于这种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例如调整经济政策、建立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调整所有制形式。尽管上述的调整政策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美国人盛行借贷消费，表面来看是文化乃至所谓价值观问题，而实质是社会大众的 “相对贫困” (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低)与 “绝对贫困” (一旦失业即会出现)导致社会购买力 日趋萎缩，而资本为了获取更多乃至超额利润，生产出远远超出大众购买能力的商品房、汽车等消费品，为了将这些 “剩余产品”转化为利润。他们又生产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销售给购买力日趋萎缩的民众。这恰恰是 符本论》所强调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萎缩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这一矛盾，其实也是以市场作为主要基础调节手段之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是经济自由主义登峰造极，不断累积与加剧这一矛盾的恶化与爆发。通过消费信贷提升购买力，缓解生产过剩的措施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换言之，只要 “透支消费”不停止 ，那么即便没有 “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许只是在某个黄昏时不经意地飞过狐城鼠社，就足以让不喜欢他的绅士淑女们出一身冷汗。” [脚 马克思在～百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了。
3．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依然适用。在西方，人们对经济危机周期的长短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对危机周期性的原因的关注。西方经济学家看待此次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观点：U型、L型和w型。U型是经济下来了见底之后就起来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类型；L型是经济下来了之后会在低位持续运行较长时间；而w型是上下起伏 ，波动较大。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平均大约l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本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 ，还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更加错综复杂。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 “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 由四个阶段组成。于是，就会出现前面所提到的U型、L型和w型三种危机发展的形式。至于危机爆发时的具体情况各次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它都是在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和不同条件下发生的，不过这些都是一些从属的影响因素。但是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并没有否定马恩关于经济危机四个阶段的划分，恰恰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干扰对周期性影响，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长波下降意味着一个萧条的投资时期，当替代性投资重新出现、乘数加速器机制在上升方向上再次起作用时，回升就开始了。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将改变整个经济面貌，为新的创新高潮提供舞台。” 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认识当前危机现象的根本依据。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对经济的某些调解和福利政策等，危机爆发的具体情况有所改变，但危机仍然周期爆发，这一事实就确凿地证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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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关键词：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1-02
发轫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历了在全球的蔓延和深化的荡涤之势后，似乎在渐行渐远。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审视关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清晰的听到“马克思主义”所发出的声音。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热”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经济危机解释力，同时也提供了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极具时代性的维度。在这一新的维度中，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分析、理性的认识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境遇，并面对“马克思主义热”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理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回应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以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阐述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而且还用经济周期的理论研究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周期性。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 金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的反复出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这样论述：“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者是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做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生产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告诉我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其周期性爆发的内在因素引起的，尽管周期的长短和危机的程度因为各种原因和条件不断有所变化。那种认为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消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虽然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但是他们的理论对于此次金融危机仍然具有一般的适用性。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造的分析工具，结合其他有关研究成果和当代时间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观察和处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危机周期理论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释力和回应力。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力和回应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热”很容易产生以僵化的思维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学者就高唱马克思主义的赞歌，甚至鼓吹马克思主义面对金融危机是万能的良药，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就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不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的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但是此次金融危机是表现为虚假的有效需求旺盛，是信用扩张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治理危机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暂且不论观点正确与否，这种面对“马克思主义热”的“冷”思考是值得肯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信用发展，是对它的生产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的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阶段，金融领域的畸形发展，已经日益脱离了实际生产而自我运行，并越来越具有投机和的性质，“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这场源于美国次贷危机所导致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美国的大批放贷机构在利润的驱使下，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的协助，把大量的次贷转换成证券，发售给各类金融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再将其变换成五花八门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和保险公司等。脱离实体经济的资产证券化的过度泛滥，结果竟然使起初只有1.5 万亿美元的次贷经过一浪高过一浪的“金融创新”之后，吹出了几十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并给人以“钱能生钱”的虚幻，似乎只要倒腾一下那些令人神魂颠倒的金融产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最终，无论如何金融投机都逃离不出实体经济的决定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引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使之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和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这样一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的金融危机理论还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以世界市场为依托，在世界范围内运用信用和虚拟资本作为其突破生产限制的手段，最终导致各国普遍地信用膨胀和生产过剩，从而使各国都具备了产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同时，这也为原本只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与蔓延提供了便利条件，并可能会因此演变成整个世界的危机，通常情况是，这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就愈严重。
当今时代，世界市场早已演进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或经济全球化，美国金融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变成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导致的。首先，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主导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所有制度和政策几乎全部采用美国规则，因此，“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其次，一直享有世界经济“领头羊”之称的美国占“世界金融资产的34%、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25%、世界贸易额的11%”，因而当美国出现经济下滑和金融危机之时，必然会重挫世界主要经济体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领域。最后，美国一些金融机构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向全世界发售，从而将世界各国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马克思经济理论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和回避态度，也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相关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却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热销现象。西方国家的媒体也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西方的左翼经济学家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则在他们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控制的报刊、网站上发出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出现了日益走出低潮的趋向。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被认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它的主要特征是全球性和全面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奉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危机直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是有观点认为，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断定新自由主义已经破产还为时尚早，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双重力量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中了，因此现在离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也有报告指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经被打破：在经济领域，近二十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政治领域，美国一国独大的调控全球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多极竞争格局正在形成；在社会领域，贫富差距扩大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些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进入危机阶段，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另外在国际金融危机被背景下，拉美左翼力量势头不减，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面对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主义出现的种种向好现象，需要辩证地认识这种变化，辩证地看待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着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面对着如何继承与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领导民众参与社会主义实践，使之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的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虽然重创了资本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当今世界还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变更的主体力量，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一球两制”现象短期内不会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和科学的预见性，对人们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它也必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做出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时代语境。我们需要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做出新的分析，得出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强化了它的生命力，但是又给它带来了更多的否定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虽然并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随着这种调整的不断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中长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发展，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同时印证了人来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这个过程是资本不断调整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更加贴近马克思恩格斯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乐观的预见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在人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理论的发展和实现总是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处于比较低落的时期。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马克思在国际上的动态表明，马克思主义被没有被遗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不断暴露，马克思主义必能依靠自己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的包容力以及对未来的预见力，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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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理论性危机，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家们的“理论自信”
曾几何时，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蒂斯特·萨伊等为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充满自信。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是万能的，依靠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节，就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良性运行，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持久的经济危机的。亚当·斯密认为，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都是自私的、逐利的，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对个人的利益进行调节，继而引导人的行为，在实现个人利益目标的同时，也使社会利益目标得以实现。如果投资者把资本和劳动投在某一领域利润少，而投在另一领域利润多，那么出于个人利害关系的考虑，他会很快地将资本和劳动从利润低的领域转出来，而转投到利润高的领域去，从而形成合理的社会分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用不着国家的干预，也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自己也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①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私人的经济活动，只要起好“守夜人”的作用就可以了。大卫·李嘉图也强调，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自然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因为“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能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更是明确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商品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社会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必定相等”，即使某个部门某一时间会出现供求脱节，由于价格机制的调节，暂时、局部的的供求失衡会逐渐消失。总之，在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和作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持续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即使偶尔发生了某种产品的过剩问题，那也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可以很快地缓解和解决。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深远的。从17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传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各国盛极一时，几乎成为了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经济学。
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大爆发，打破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这场大危机用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必然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继而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发生。于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潮乘势兴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才能弥补市场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主义者十分自信地认为，只要政府按照他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进行经济干预和调节，就能够弥补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就能够治愈资本主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病症。20世纪40～50年代，西方各国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而且，这一政策的实施，确实使这些国家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经济增长较快、失业人数较少，又没有严重通货膨胀的所谓“繁荣”时期。一时间，凯恩斯主义成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几乎独霸西方经济学论坛。
但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也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加剧，预算赤字越来越大，而经济增长速度却明显减缓，甚至出现了停滞。终于在西方爆发了一场空前怪异而又十分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经济衰退与物价上涨同时发生。1975～1979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長率仅为2.6%，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6.6%的增长幅度，而与此同时，物价却一路飞涨，20世纪6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品物价年均上涨率为3.7%，而1975～1979年间竟高达10.1%。
“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面对空前严重的“滞胀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既无法在理论上对这种史无前例的双重社会瘟疫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又无法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因为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观点，“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经济停滞”常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而“通货膨胀”常发生在经济高涨时期。而且，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应该是“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即要治理“经济停滞”，政府就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结果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而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将实施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执行，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停滞”。顾头不顾尾，顾此就会失彼。再加上现实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常常存在“迟滞”效应，更使得按照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所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使经济波动更加频繁、更不稳定。“滞胀型”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凯恩斯主义陷入了不攻自破的境地。
于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逐渐从“政府经济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代之而起的便是各种各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众多，各种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但他们的核心思想和政策主张是一致的，即强调以市场为导向，倡导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宣传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惟一选择，主张弱化社会福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自信地认为，只要资产阶级政府按照他们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个“药方”行事，“滞涨型”经济危机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就会提高效率，迎来高速增长。20世纪60～70年代后，西方很多国家的政府接受了新自由主义，并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了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在施政过程中，全力推行私有化，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同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推行了一场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美国的里根政府将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主張作为其政策主张的基调，把降低税率、削减福利、减少政府干预作为其施政的主要纲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施，对英美各国摆脱“滞胀型”危机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美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复苏，经济增长率逐年提高，1983年经济增长3.4个百分点，1984年增长6.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由1981年的10.4%逐年下降到1986年的3%。20世纪90年代，美国更是创造了连续10年强劲增长的历史记录，令世人叹为观止。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十年间，也创造了经济增长较快、物价却持续下跌的“经济奇迹”。由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称为“医治经济痼疾”的“神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认为是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病症的“良药”。
然而，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使西方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滞胀型”经济危机的困扰，但也给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方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据统计，从2000年到2005年，5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了12%，劳动生产力提高了17%，但与此同时，美国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却只增长了3%，约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实际生活水平下降。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占人口总数1%的人拥有全部财富的38%，而最贫穷的40%的人只拥有全部财富的1%。1991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7.58%，到2007年已高达41.64%，超过了国际“警戒线”1.6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市场监管乏力，市场风险加大。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家们对利润的无限贪欲，资产阶级政府放纵金融寡头们无节制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怂恿政府和广大民众举债消费，致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并最终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持续蔓延，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自我愈合能力的信念，打破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的理论自信和政策自信。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是医治资本主义危机病症的“灵丹妙药”，带给世界的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
面对如此困境，西方各国政府又纷纷拾起凯恩斯主义，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经济衰退问题，重新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事实却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仍无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长期萧条的阴影，不仅没有创造出民众期待的就业增长和收入增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广大民众的贫困程度。2007年，美国的贫困率为12.5%，到2010年提高到15.1%。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纷纷出台各种“救市”计划，使得资产阶级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2008年，冰岛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684%；2011年日本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230%，希腊为163%、意大利为120%、葡萄牙为107%、爱尔兰为105%、美国为103%。金融体系的崩溃及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导致一些国家的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甚至一些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多久，冰岛就率先蒙上了“国家破产”的阴影。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蔓延，濒临“破产”的国家越来越多，希腊、阿根廷、意大利、委内瑞拉、乌克兰、埃及、伯利兹、塞浦路斯、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摩尔多瓦、瑙鲁、哈萨克斯坦、拉脱维亚、俄罗斯……
总之，无论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还是凯恩斯主义理论，还是新自由主义理论，都无法从规律性的角度解释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及其爆发机理，无论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政策主张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漏洞。在理论上，它们都无法从深层次性上解读和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它们只能针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现实问题做出一些表象式的解释和分析，它们只能解释一事，不能解释全面；只能解释具体，不能解释一般；只能解释一时，不能解释长久；只能解释表面，不能解释深层；只能解释偶然，不能解释必然；在政策上它们开出的“药方”也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剔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灶”。面对一次又一次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自信一次次地被打破。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它粉碎了资本主义制度不朽的“神话”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危机的具体表现方面，以及在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方面，还是在危机的具体传导机制方面，都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而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以往的经济危机多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商品销售困难”，而此次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费”；以往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实际物质财富的过剩，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更多地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繁荣。若从危机的本质表现和根本原因分析，此次金融危机和以往的历次经济危机并无不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②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一直没变，都是生产过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剩余，商品价值的实现困难。后来，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趋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逐渐表现为商品过剩、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并存。危机爆发时，不仅大量工厂停工减产，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且大量工人失业，成为产业后备军。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更加复杂化，不仅表现为实体经济的商品过剩和人口过剩，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信用过剩。
早在2007年以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生产过剩问题已经十分明显，但资产阶级为了给相对过剩的房地产寻找市场，延缓经济危机，大肆宣扬超前消费的消费理念，并以铺天盖地的广告形式刺激、诱导民众贷款消費、借债消费，甚至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项目来刺激消费者特别是贫困的消费者以“寅吃卯粮”的形式购买住房。结果，虽然从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大都卖掉了，但实际上，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已经十分严重。同时，为了拉动消费，刺激消费，制造虚假繁荣景象，金融寡头们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试图绕过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直接通过金融交易活动“圈钱”。据统计，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高达681万亿美元，而同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4万亿美元，实物经济只有10万亿美元，2007年的全球金融衍生品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3：1，全球金融衍生品与实物经济的比例是68：1。同期，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为320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实物经济只有3.5万亿美元，美国金融衍生品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3：1，美国金融衍生品与实物经济之比是91：1。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相当于当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67倍。很显然，虚拟经济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产品的数量已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客观需要，导致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累积着大量泡沫风险。一旦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无力还债，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危机就开始显现；而链条一旦断裂，整个金融体系也就不可避免陷入危机，并经由实体部门扩展为大范围的经济危机。所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仍是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只不过这次生产过剩不是表现为“实体”的商品生产过多，而是表现为“虚拟”的“衍生产品旺盛”，不是表现为住房卖不出，而是表现为支付能力低下的普通民众靠贷款买房后无力偿还贷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资本与私有制结合的经济制度，在这一经济制度下，一方面，因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财富日益归少数资本家私人所有，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致使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遭到抑制。正如马克思所讲：“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③
资本是逐利的，惟利是图是资本的本性，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贪婪追求。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④而且，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可以不计一切后果，敢冒一切风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讲到：“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⑤同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促使资本家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提高竞争实力，因为只有把企业做大做强，才能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优势。所以，从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讲，资本家不仅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冲动，而且强大的外在市场竞争压力也促使资本家必须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提高生产的技术水平。但各个资本家争先恐后改进技术、扩大生产规模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整个部门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结果，就会使本部门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如图1所示）。因为资本有机构成和部门利润率之间是成反比关系的。利润率下降，就意味着资本家投入同量资本的收益减少了。但资本家投资的目的却是为了多赚钱，怎样才能弥补因利润率下降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损失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通过薄利多产或薄利多销的方式，防止总利润大幅缩减。但随着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生产过剩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利润率就会越来越下降，而资本家为了维持既有的利润水平，就要更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正如马克思所讲，“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逐利的本性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仅千方百计加大对国内劳动群众的剥削，而且不断对外进行经济扩张；不仅在实体经济领域不断扩张实体经济的规模，而且在金融领域倾其所能地研发和创造各种虚拟衍生产品，大力发展虚拟经济。
与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张趋势相并存的，却是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不断相对缩小的趋势，资本主义的消费力不断受到抑制。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消费力会受到抑制？这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导致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提高剩余价值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结果是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中，为劳动者所占有的份额相对地越来越少，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受到抑制。与此同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大资本家还不断利用其生产与技术方面的优越地位，对中小生产者进行排挤和打击，使他们日益陷于亏损和破产，消费力下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规律（或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占社会人口少数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阶层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财富只占极少部分社会财富。财富与收入分配的这种两极分化趋势，直接导致对社会产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
這样一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使资本主义生产呈无限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却使得广大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当广大民众相对缩小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无限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发生激烈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了。马克思讲，“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⑦在当代，为了延缓或减缓“生产过剩”的压力，尽管资产阶级极力倡导“寅吃卯粮”的消费理念，鼓励或诱导民众及政府用贷款或借款的方式“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试图用“明天”的钱解决“今天”的问题，试图将“今天”的问题转移到“明天”。例如，2007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高达14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高达10.35万亿美元，相当于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0%还多。但一个靠不断增加民众和政府债务才能维系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不管是个人的“消费信贷”，还是政府的“透支消费”，都不能从根本上根治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的“病症”，都不过是一种短期的权宜之计，虽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当前的消费不足问题，但却使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冲突越积越多、越积越重，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如图2所示）。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伴生物，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必然产物。尽管历史上所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表现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但毋庸置疑的是，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上发生的每次经济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具体原因是有所差异的，但危机的实质和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2008年这场源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因次级房贷市场的违约率上升继而引起银行等金融体系信用链条中断而导致的，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根本原因，仍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不可克服的结果，无论过程多么复杂，本质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存在，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关键词：金融危机；可能性；现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金融动荡也在不断发生。从墨西哥金融体系的崩溃到东南亚金融系统的多米诺骨牌瘫塌，络绎不绝的金融危机无一不给世界各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化而来全球性的金融风暴至今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已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剖析，探讨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以期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我国如何规避金融危机，推进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有所启示。
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金融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李嘉图、萨伊和瓦尔拉斯等人认为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整个社会的总供求能自动达到均衡的状态，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否认资本主义市场存在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和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金融、经济条件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指出，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经济形态生产的基本区别。商品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的增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是货币或财富的增加。经济运动过程也与以往不同，以往是由物到到货币再到物的过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产业资本的运动方式，从起点到终点都发生了变化，它的起点是货币资本，中经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实现价值增值后又回到货币资本形态的循环过程，其循环过程可用公式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W…P…W’是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 W’-G’是第三阶段，即销售阶段。产业资本要实现周而复始的顺利循环，必须要三大职能资本在时间上连续进行转换，在空间上同时按比例分配在三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商品和货币在价值形态上的对立和必须相互转换，才使资本运动过程本身潜伏着经济危机和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首先，商品买卖分为两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离，使货币与商品的相互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危机是使两种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过程强制统一的形式。其次，资本主义银行的出现，信用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因为信用的存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如果某一个企业出现支付问题，则很可能会波及其它相关联的企业或信用机构，从而引起社会支付链条在许多点上的中断，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生成的现实性
当然，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一书中提到：“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涌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1]。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既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基本线索。促使资本主义危机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市场竞争的加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是以其所包含的社会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则可获得超额利润，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各个资本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单个资本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加快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另一方面也包括资本的联合与兼并。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改变资本构成、增加不变资本而相对减少可变资本的比例或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劳动成本。结果是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迅速增长，劳动者贫困的积累，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增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二是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货币经济发展到信用经济形式时，经济危机随时都会成为现实。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2]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3]。就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借助于商品买卖中商品与货币相互转换时间的差异，信用可以使同一笔货币多次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掩盖了生产过剩的事实，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开始紧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4]。人们对货币的追求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的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5]遭到破坏的时候，信用危机转化为货币危机，危机进入全面爆发的阶段。
综合上述，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核心内涵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其次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方面形成了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形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根据这个内涵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危机理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马克思认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6]。以马克思的视野来看，“监管缺位”、“政策失误”、“金融创新”之类的说法，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明危机的根源，掩盖了危机的真正原因[7]。
三、理论逻辑的现实检验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危机理论，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生产规模，进行资本积累。然而，在资本雪球不断滚大的同时，社会中两个阶层的分化也愈来愈大：一边是财富在少数资本家手中积累；一边是贫困在多数雇佣劳动者手中积聚。这种财富上的两极分化表现在社会生产运动中就是：一边生产规模在无限扩大，一边购买能力在相对缩小。正是这种生产规模与购买能力的非均衡发展最终导致社会资本运动的中断，即危机爆发。但近年来，资本主义在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为了刺激消费，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美国推出了次级抵押贷款，让不具有购买能力的群众以透支未来的形式提前消费。表面上看，这种零抵押、零首付、低利息的金融创新方式将美国的房产及其他商品市场推向了繁荣。然而，“透支消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短短的几年间，美国房产市场泡沫就开始膨胀。在房产市场泡沫高强度膨胀的情况下，美联储只好收缩货币政策，调高利息率。利息率的连续上调最终使得次级贷款债务人彻底失去了偿还能力，违约率伴随利息率不断增加，多家次级市场放款机构深陷坏账危机，美国股市应声大跌，并波及亚洲股市，美国金融机构被动收缩，金融危机爆发。如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次贷危机的病症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
四、结论及对中国预防金融危机发生的几点思考
纵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百年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面前，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束手无策。1936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提出了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的办法是政府干预。也正是这本著作的产生使资本主义从垂危中得以“康复”，遗憾的是，虽然凯恩斯提出的 “有效需求不足”几乎接近了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但他在最关键的一步却仍然没有超越庸俗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把“有效需求不足”归结为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危机以新的症状再次向资本主义发难时，凯恩斯经济学在新危机面前已是力不从心[8]。古典主义的继承者——新古典主义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跃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然而正是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张酝酿了新世纪的次贷危机。面对危机，西方社会试图再次把求助的手伸向了凯恩斯主义。然而，刺激需求对于缓解危机的深化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彻底消除危机，而且会给经济发展埋下更多的隐患。政府采取赤字财政政策，这种“透支消费”的方法会导致经济矛盾的进一步深化，可能不仅刺激需求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会引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总之，无论是“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危机，还是“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引起的次贷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就始终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走出经济动荡的怪圈。
尽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市场化改革取向的不断深化，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必须树立金融危机的防范意识，密切注视国际国内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各种动向及其发展趋势，从战略高度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我们应当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取向层面不断创新，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发生。
第一，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严重背离实体经济的危机。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与资本证券化的产物，是源于实体经济又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虚拟资本的循环运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它主要通过金融资产及其运动体现。现代经济活动需要借助货币及多种金融工具，以实现交换结算及资产转换。金融中介工具的发展，使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实物资本存量的积累，虚拟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因为虚拟资本具有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形式，就以为它可以远离现实资本无限制的运转，而无视他只不过是现实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纸质副本）。金融业的发展本质上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归根到底是要以实体经济为支撑，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的虚拟资产泡沫早晚要破灭。
第二，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构建系统的信用体系。金融危机告诫我们，虚拟经济的产生和积极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应该是互相配合而不是相互替代或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关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的关键是健全的市场制度和信用体系，加强对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和信用体系系统的构建，使虚拟经济的市场具有自动调节虚拟经济规模的功能。这种市场的调节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如大部分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次变为产业资本家”[9]。
第三，强化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和监管。监管者应当及时地评估金融创新的潜在风险，审慎地对待金融创新，加强金融风险管理。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虽然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的提高，同时，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使风险流动起来，进行分散和转移，是高盈利与高风险并存的。远离实体经济而又超脱的金融创新，使延伸了的金融链条变得脆弱，酝酿着极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在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吸取美国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建立金融创新的监督控制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创新必须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本，防止盲目过度创新。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也要不断创新，将金融创新可能产生的风险置于可监控范围之内[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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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磊.对美国次贷危机根源的反思[J].经济学动态，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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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惠宁，何磊.美国次贷危机与中国经济走势文献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9（6）.
The Possibility and Reality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Generating：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HE Le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Yan′an， Yan′an 7160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