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8 00:02:01
一、资本利得税对比现行税制的优越性分析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2001年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关键词】MM理论；权衡理论；资本弱化；公平交易法；安全港规则
当下，中国企业税制的改革已然进入较之先前更为深一层的领域中去，其中改革的核心任务在于实现税收中性，契合公平原则。为此一些应运新形势下的所得税规则，比如受控外国公司法，公平交易原则，反资本弱化规则等呼之欲出。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现象，即通过超额贷款来"隐藏资本"。现有的税收制度允许企业将借贷支付的利息作为财务费用税前扣除，而为股权资本支付的股息则不能税前扣除，这种不对称的融资税收待遇增加了企业对债务融资的依赖，也是企业产生资本弱化现象的一个基本诱因。
资本弱化扭曲了正常的融资结构，侵蚀了国家的税收利益。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及《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确立了反资本弱化税制从而对资本弱化行为进行矫正。
两号档在具体的调整方法的适用上存在着分歧，前者采用安全港规则，而后者则采用公平交易原则。为正本清源，本文拟从反资本弱化税制的经济理论渊源，论证我国反资本弱化税制假设前提的正当性，从而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执行反资本弱化税制，并提出完善现行税制的有益建言。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模型分析法、实证法两种方法进行论证。
就模型分析法而言，文章拟由MM模型、权衡理论来论证反资本弱化、税制应然的调整目标，从而推导出实现该目标所采纳的调整方法之制定所应依据的原理、准则，及其注意事项。
就实证法而言，文章拟对五大代表性行业的两百三十三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产生的偿债能力、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指针资料的分析、评估，从而对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的融资能力差异假设及非金融企业间融资能力一致的假设进行有效论证。
二、文献综述
（一）MM 理论
Modigliani 和 Miller 在《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1958）一文认为，在没有税收、交易成本和市场摩擦的有效市场中，企业不存在最佳资本结构，企业选择债券融资还是股权融资都不会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
而后，二者又共同发表了《公司所得税和资本成本：一种修正》（1963）， 修正了之前的理论假设，认为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由于负债的利息是免税支出，可以降低综合资本成本，增加企业的价值。也即，该论文提出了资本弱化的动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随后MM理论又发展成为税差学派（主要研究各类税收差异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和破产成本主义学派（认为尽管增加负债可以带给企业税收收益，但是破产风险也随之增加，破产成本制约了企业的借贷能力）。
（二）权衡理论
所谓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就是强调在平衡债务利息的抵税收益与财务危机成本的基础上，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时的最佳资本结构。此时所确定的债务比率是债务抵税收益的边际价值等于增加的财务危机成本的现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权衡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罗比切克（Robichek，1967）、梅耶斯（Mayers，1984）、斯科特（Scott，1976）等人综合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先后提出权衡理论。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可以利用税收屏蔽的作用，通过增加债务来增加企业价值。但随着债务的上升，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也增加，甚至可能导致破产，如果企业破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破产成本。即使不破产，但只要存在破产的可能，或者说，只要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上升，就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这是制约企业增加借贷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企业在决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要权衡负债的避税效应和破产成本。
权衡理论以后又发展为后权衡理论，后权衡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迪安吉罗（Diamond，1984）、梅耶斯（Mayers，1984）等人，他们将负债的成本从破产成本进一步扩展到了成本、财务危机成本和非负债税收利益损失等方面，同时，又将税收利益从原来所讨论的负债收益引申到非负债税收收益方面，实际上是扩大了成本和利益所包括的内容，把企业融资看成是在税收收益和各类负债成本之间的权衡。这再次从理论上验证了税收因素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进一步深化了资本弱化的理论基础。
（三）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究
目前在资本弱化实证研究方面，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杨宝臣（1999）在一定假设条件下通过数理推导论证了企业可以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实现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存在的。王静、王玉婷、孙月萍（2006）以2000、2004年公布年报的1393家上市公司的资料为研究对象，筛选出796家符合条件的五大类上市公司，通对其最近五年负债权益的变化状况进行分析和实证，证明了随着中国税收法制和资本市场的完善，企业所得税将成为企业选择筹资方式的强有力决定因素。
国外许多学者通过实际数据验证了税收是资本弱化存在的重要原因。根据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税收制度，M.Long 和 I.Malitz（1985）， Ashton（1991），Lally（1992，2001）和 Monkhouse（1994）研究了税收对公司选择财务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公司所得税上，由于税收的非中性，使利息相对于股利更加优惠，税收套利机会的存在影响了投资者的决策，直接导致了企业资本结构的变动。
Booth（2001）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混合资料，通过对其进行横截面回归分析后认为，在负债融资税收优势较高的国家里，企业也会利用更多的负债来规避税收，税收项目与财务杠杆正相关。Graham 和 Harvey（2001）对美国392位CFO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 45%的被调查者认为利息抵税收益是影响负债融资决策的一个重要 因素。
三、符合税收中性的资本结构
税收中性指的是税制设置应当不干预市场经济运行，应当避免对市场 经济行为的扭曲，从而使市场充分发挥资源分配作用。所以，税收中性原则反映的是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不干预经济，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唯一作用的观点。资本结构是指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最佳资本结构是公司利益最大化的资本结构，它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符合税收中性的资本结构最早起源于MM理论。
（一）无税下的资本结构
MM理论最初被称作资本结构无关论，它建立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中，但是现实中不存在理想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公司税对各个公司而言有很大影响。因此，在1963年这两位经济学家修正了MM理论，在此前的研究模型上考虑了税收的影响，分析了在公司税条件下的资本结构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二）税收因素对最优资本结构的影响
有公司税情况下债务会增加企业的价值。原因是债权性筹资的利息可税前扣除，抵减应纳所得税。因此高负债可以大幅度减少企业税收负担。在这种情况下，负债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杠杆的利得，这就说明企业只要通过财务杠杆利益的不断增加，不断降低其资本成本，负债越多，杠杆作用越明显，公司价值越大。当债务资本在资本结构中趋近100%时，才是最佳的资本结构，此时企业价值达到最大。
修正后的MM理论从税收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包含税收这一经济变量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为资本弱化现象提供了更为直接的理论基础。但是它过于片面强调举债经营带来的税收利益和企业价值的提升，忽略了高负债可能会让企业偿债压力加剧，财务风险上升，破产风险加大，使未来的正常运营存在不稳定性，因此理想状态下的最佳资本结构100%负债无法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得以运用。我们将在下文中用模型详细论述MM理论，均衡理论与反资本弱化的关系。
四、资本弱化与反资本弱化
我们已知在无税情况下，有债务融资公司价值等于无债务融资的公司价值，公司价值与企业资本结构无关。该模型仅在于一个无摩擦的资本市场，且对债务融资要求的条件较为苛刻，债务融资不会带来财务危机成本和增加企业的成本，即债务融资不会企业价值带来抵减时成立。
实际上，企业所得税在各国税法中是具有广泛存在性。因此要对模型进行修正，使得具有实际意义，有必要在模型中引进所得税。分析公司的财务结构及其与所得税的关联时，基于国际通用的企业所得税法，税基部分不允许扣除权益部分的资本支出，只允许扣除利息支出。因此在模型中，只考虑企业采用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两种筹资方式，且不考虑两种方式的产生的风险差异和公司结构的差异。此时，公司的税收支出只收债务和权益之间比例的影响。
当假设部分与上述的部分相同，且只存在企业所得税时，公司的利息支出会产生税盾效应，使得企业所得税的税负减少。
企业在资本结构中使用债务融资可以产生税盾效应，减免企业的所得税税负，从而实现对企业价值的增益。且当企业处于MM理论Ⅰ的假设下（债务融资不会带来财务危机成本和增加企业的成本）时，理论上企业可以采用100%债务资本取代权益资本，通过最大化税盾效应最小化企业所得税税负，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一）权衡理论与最优资本结构
由于在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并不会处于完全无摩擦状态，且由于交易成本（债务成本与权益成本）不会长期为0，而是随着企业资本的结构的改变而相应改变。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为0%（尤其是短期债务）或者100%进行债务融资，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由于债权融资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债权融资有促进企业价值增加的一面，同时债权融资也有使企业价值减少的一面。因此，在考虑现实中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所得税、成本、财务危机成本分别或共同存在情况下，资本结构如何影响企业市场价值。
当企业偏向于保持过高的债务融资比例时，债务产生的利息给企业造成的偿债压力，一般财务学上用利息支出与利润的比值作为衡量偿债压力的指标，过高的偿债压力会给企业带来另一项隐性成本：财务危机成本。因此，企业在决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要权衡负债的避税效应和破产成本。在充分考虑这两项成本的递减与税盾效应带来的的企业价值增益时，使得投资人（债权与股权投资人）低估企业经营能力，从而减少企业价值。以及当企业负债比例过大时，通常会导致债权人处于对其资金安全的考虑。
当一个企业处于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最优比率时，企业既可以获得税盾效应带来的税收收益，也可以避免过量的利息支出与财务危机成本。
（二）反资本弱化的实质
在均衡理论阐述了企业债务融资与财务危机成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与得出的结论的同时，我们仍将考虑以下情形：假设一个企业，拥有的总资金量为S，其债权融资和权益融资比率为1。
假定该企业只有少量的投资者，且在权益投资者拥有充足资金的情况下，会继续投资这家企业，由于税法对债务和权益投资人的身份并没有做出明确限制时，权益投资者会选择通过内部债务融资的方式进行投资，即既成为企业的股东，同时又是企业的债权人。但当所有的投资者都将多余的资金变成债务融资时，他们既是企业的股东，同时又是企业债权人的双重身份，企业债务融资产生的利息将会支付给投资人，作为免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额外利润，使企业投资者可以通过内部债务与关联企业间的债务融资，来规避偿债压力和成本对企业的影响。
我们将上述以规避企业所得税为目的，通过内部债务、关联债务进行资本隐藏，使企业债务融资与破产风险不相等称为资本弱化。资本弱化现象破坏了企业融资关系中税收中性的要求，侵蚀了国家的税收利益。
由于税务部门无法对企业的债务筹资来源进行审查和限制，也不能给所有的债务融资制定一个对应的财务危机系数。税务机关可通过审查关联方的贷款条件是否与非关联方的贷款相同来进行反资本弱化的规制；如果贷款条件不同，则关联方的贷款可能被视为隐蔽的募股，要按资本弱化法规处理对利息的征税。但该规则在现实中的实行会受税务部门与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制约。因此，最简单有效的反资本弱化规则，是针对企业的税盾，即税前扣除的利息额进行限制，制约企业的资本弱化行为。根据MM理论Ⅰ，税盾来源于企业的债务融资价值。我们假设税法当对资本结构的债务融资比率限制为11，超额利息将不允许在税前扣除。且假定权益投资者仍通过内部债务融资的方式进行投资。此时，企业不管如何变更资本结构比例，其企业所得税的有效税盾是都固定值。
五、中国反资本弱化税制假设的实证分析
（一）现行反资本弱化税制
我国的反资本弱化税制，由《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中的资本弱化管理两部分组成。
《通知》中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规定比例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
而这个规定的"比例"，实质上就是安全港规则，企业主体不同，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亦有所不同，也即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
当然，《通知》并没有排除其他调整方法的适用，它同时规定，"企业如果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也即，如果可比数据可靠的话，资本弱化的定价调整允许以公平交易原则作为调整方法。或者说，有可靠可比数据的情况下，反资本弱化税制并不适用安全港规则。但是，遗憾的是，《通知》并没有规定符合条件的可比性资料有哪些。
《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的规范性内容相较于《通知》，《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相对严谨了许多。它首先定义了资本弱化管理的概念，也即，资本弱化管理是指税务机关按照税法的规定，对企业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企业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是否符合规定比例或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审核评估和调查调整等工作的总称。对反资本弱化对应的利息，《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制定了其计算方法即：
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
公式中的标准比例指的是《通知》所规定的安全港比例。也就是，《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并没有超越《通知》所设定的安全港比例规则，甚至，也没有具体界定什么内容属于可比数据。
（二）安全港规则的实质
OECD关于公平交易原则的定义为：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一方企业和另一方企业的管理、管制或资本，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种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也即，在OECD协议范本中，认为如果两个关联企业之间发生了或被施加了特定条件，那么可以按照独立企业之间所进行的正常的公开市场交易价格来确定其中的业务关系，这样的转让价格调整方法就是公平交易原则。我们也可以认为，公平交易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判断法则，这种客观判断法则，需要有充足的可比数据予以保障。反观安全港规则，我们则可认为是一种主观判断法则，这种调整方法，建立在立法者对企业间融资能力判断的前提基础上，受立法者理性思维的影响。这股立法者理性思维之风，影响着世界上许多国家，我们可以从下表得以印证；同时，我们亦可从下表得以另一种观点， 也即是各国立法者的主观判断均不相同。
具体到我国的安全港规则，即"金融企业51，其他企业21"实际上反映了立法者的两种主观假设，第一，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融资能力存在差异；第二，非金融企业之间融资能力一致。
（三）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融资能力差异假设
我国设定金融企业债券/权益比例为51，非金融企业为21，这一比例，其实际是基于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融资能力存在区别的假设。为验证此假设的正确性，我们选取了中国A股上市的233家公司进行分析，这233家公司分别来自于非金融企业（包括房地产、计算机、医药、有色金属）和金融行业。所有财务数据均来来自于2010年报。
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总资产权益比（asset/equity ratio）很低，且缺乏资产规模的企业，因为缺乏足够的资产担保水平而难以获得投资。由此，我们在下面的统计中将这一变量加入考虑范围。我们假定投资人（包括债务和权益投资人），会拒绝给一个需求资金大，而资产规模不足的企业投资，且当一旦企业资金链出现危机时，债权投资人的优先求偿权会先得到满足。企业的固定资产比（fix-assets rate）和企业的经营现金流产生偿债能力，在现金流量表中，和应付款项不相关的项目有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和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由此偿债能力的指数计算公式为：
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我们还需要额外考虑2个因素：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投资）。这个因素往往作为抵押贷款的抵押物，会影响到企业的借款，尤其是银行贷款会以此作为是否放贷的标准。所以我们主要考虑（现金流产生的偿债能力+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总资产的比例，以此来判断不同行业间的企业能够进行债权性筹资的能力。
（四）非金融企业间融资能力一致假设
在上文里，我们选取并统计了我国房地产行业、计算机行业、医药行业及有色金属冶炼业四个行业的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系数。这说明了在面对相同的企业所得税率和反资本弱化规则时，企业所面对的有效税率会受到自身（行业）的特点（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比率等）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贷款体系中，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有银行倾向于缩紧贷款规模，导致了资产比重大的行业，在取得债务融资时比其他行业有优势。在贷款额度有限的情况下，行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可以通过该优势保持企业债务水平，而行业资产比重小的企业不能保持合理的负债率。其结果是两个行业的企业面对的有效税率不同，税收的公平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一个一刀切的反资本弱化规则破坏。
现行我国资本弱化规则对其他企业使用单一的21安全港比率，并没考虑各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差异带来的税负差异。因此，在制定反资本弱化法时，我国应充分考虑上述情形，在确定安全港比率时，应充分考虑企业行业特性不同导致资产负债比率的差异，细化安全港规则。
六、结论
反资本弱化税制对借鉴关系的调整其目的要恢复到权衡理论下税盾效应与破产成本之间的均衡博弈关系。
“避税”一词最早出现在欧美地区，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将其经营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避税带到其它国家，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经济地区深受其害，形成了全球性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比比皆是，防不胜防，使我国税源大量流失。面对这种挑战，有必要从战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量化这些因素与税务机关税收征管之间的关系，并且揭示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从而为国家税务机关采取反避税措施提供建议及意见。
（四）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综述
与本文有关的理论主要有三类：第一类研究税收筹划和避税港经营问题，如Fuest和Riedel。
我们通过第一类理论文献了解税收筹划的策略手段，学习有税收筹划倾向的企业特征有哪些。
一、文献综述
对美国跨国公司避税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较多，学者们研究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以及转移利润的途径和结果。Fuest和Riedel也指出，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在美国和欧洲高税率国家获得的利润转移至避税港。
在高税率的国家举债融资，利润多流向税率低于10%的国家。Desai等[10]研究跨国公司利用利息支出可从税基中扣除来转移利润，因此在高税率国家的子公司多采用债务融资。
通过第二类理论文献总结研究方法。如Schwarz[6]采用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检验美国跨国公司是否通过利润转移行为最小化其税负。Rego[7]采用COMPUSTAT数据集中1990—1997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检验了跨国公司税收筹划与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的正相关关系。Mills等[8]通过采用企业3年平均ETR为因变量，采用税收筹划投资（企业税务部工资+税收筹划费用），规模，国外资产虚拟变量，长期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固定资产率，库存集中度等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并得出税收筹划投资多和杠杆比率高与企业ETR低相联系的结论。
第三类理论文献指出避税企业的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较大，二者相关度高。Manzon 和 Plesko[9]估计了一个固定影响模型，采用企业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为因变量，采用有利节税的投资和融资（利润率、亏损经营、销售额变化），随时间变化的投资（厂房设备和其它资产的定期折价/退休福利），永久性差异（1993年前的商誉），偶然因素（亏损额变动、国外经营范围、规模、之后的扩张）等为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Desai 和 Dharmapala[10]利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中不能解释的部分作为避税指标进行固定影响模型分析。因变量采用递延收入对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回归残差做Y，自变量包括激励补偿和管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及统计分析
1.在华跨国公司相关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数据来源于某省国家税务局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本文采集了某省国家税务局2011年管辖范围内，申报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10万元以上的A类外商投资、2 424户独资企业所得税纳税人截面数据①。采集数据范围包括企业类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税收申报表信息、财务报表信息以及对企业实施稽查后制作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等二十余项企业报告及税务检查信息。在此基础上剔除报告信息缺失或造成变量计算错误的企业样本，得到参与模型估计的有效样本企业1 999户。剔除的样本企业包括：总资产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总负债小于等于0或未填报者；固定资产大于等于总资产者；总负债大于等于总资产者。
2.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的统计分析
按照营业收入划分企业规模及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来看，两者成正相关关系。有效样本企业统计分析情况，如表1所示。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查账征收企业，B类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为核定征收企业，与A类纳税人相比，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报告数据资料少，因而不做为本文实证研究的考察对象。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1 999户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中，营业收入在10亿元以上的特大型企业64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20%，缴纳企业所得税510 399万元，占总数的67.36%。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10亿元之间的大型企业713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35.67%，缴纳企业所得税237 973万元，占总数的31.40%。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1 222户，占样本企业总户数的61.13%，缴纳企业所得税9 392万元，占总数的1.24%。
企业的亏损面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营业收入在3 0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的亏损面最大，达到57.28%。报告研发支出的企业户数仅占总数的2.50%，研发企业随企业规模增大而增多，支出金额也逐渐增加。税务机关对企业近年的税收遵从情况检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不遵从户数比重达到9.80%。不遵从户数比重随企业规模增加而增加。
3.在华跨国公司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
有效样本企业中，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95户、房地产业150户和纺织服装、服饰业146户。户均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3 625.63万元、房地产业1 261.21万元和金属制品业346.88万元。盈利企业占行业户数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汽车制造业71.76%、金属制品业65.69%和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59.14%。亏损企业占行业户数超过50%的行业 分别为批发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服装、服饰业。在亏损企业中，户均亏损额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房地产业1 917.24万元、汽车制造业1 214.39万元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52.98万元。
三、跨国公司避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估计模型的变量定义
本文借用Rego[7] 和Dyreng等[11]等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首先，定义因变量1，即Y1为有效税率变量（Effective Tax Rate，ETR）。且ETR=实缴所得税/税前会计利润。
如果两个企业税前会计收入相等，缴税少的企业有效税率低，可视为税收筹划更加有效。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均把ETR做为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指标。Levenson 认为，股票市场把企业缴纳税收多少做为衡量企业控制成本能力的衡量指标。因此，ETR是众多股东关注的重要企业表现指标。实际计算时，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变量值取0。
其次，定义因变量2，即Y2为企业报告会计—应税利润差额（Book-Tax Difference，BTD）。指标值为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如果差额为0，指标取值0，其它情况下将差额的数量级取自然对数进行缩减。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是Lisowsky 等[14]采用的避税指标，也是Chen等 [15]采用的4个避税指标之一。 Chen等[15]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变量分别为：GAAP ETRs，CASH ETRs，全部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和非正常的会计—应税利润差额。
最后，定义因变量3，即Y3为企业负债率（Long-Run Leverage）。界定跨国企业收入转移存在难度，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一般共享企业独特的资源，如品牌或技术，这些商品极少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因此难以取得其定价标准，也难以对其子公司利润分配的真实性、客观性予以证实。现有的实证研究多关注收入转移的动因及规模，一方面从动机出发，如看企业负债情况，研究其它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是否在高税率地区有更多负债；另一方面研究转移定价和无形资产的属地问题。因Y3在因变量为Y1、Y2的模型估计中充当自变量，定义参见下文的自变量定义。
2.估计模型的自变量定义
模型估计采用的自变量定义如下：
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在美国国内经营和跨国经营的总体样本中，规模较大的企业，ETR也较高，这与Zimmerman[16]和 Omer等[17]关于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承担了更多的政治成本的结论一致。跨国企业扩张地域越广泛，其ETR与国内企业相比越小，所以说企业经济规模与税收筹划相关。
利润率（Profit）：企业报告会计利润总额/营业收入。Grubert和 Mutti [2] 估计美国跨国公司在税率为4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税前利润/销售收入）为9.30%，在税率为20%的国家报告平均税前利润率为15.75%，由此推断存在由节税驱动的利润转移现象。从收入转移的动因出发，企业会把利润率高的项目放在低税率地区进行。因此，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企业规模相同的话，可以推断利润多的企业因为筹划意识强而避税更多，ETR相对较小。
亏损企业虚拟变量（Loss）： 当企业利润总额<0时，变量值为1，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亏损企业税负低，并且在税收征管实践中也通常被认为避税嫌疑大，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企业亏损额（Net Operation Loss，NOL）：当企业亏损额>0时，变量值取ln（亏损额），其它情况下变量值为0。Dyreng等[11]认为，如果亏损额增加的话，企业可能采取避税行动，本文采用该指标模拟企业避税额度的差别。但是也有观点认为，因为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跨国企业有动机将利润转移至亏损子公司进行避税。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的关系尚无定论。
企业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广告和业务宣传费支出/总资产。企业公众可见度越高，避税越少。Dyreng等[11]采用该指标做公众可见度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负相关。
企业研发支出：研发支出/总资产×100。Hanlon等[18]指出研发支出可进行税收扣除，并且Dyreng等[11]认为它代表无形资产，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固定资产比率：固定资产/总资产。Mills等[8]指出资本密集型企业有多种税收筹划方法，包括资产是购买还是租赁取得、购买和处置的时间等，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无形资产比率：无形资产/总资产。Dyreng等[11]认为，无形资产价值可做为企业转移收入难易的衡量指标。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没有实物资产的企业，摆脱了固定资产的负担，可以轻易的易址至税收优惠地区，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负债率：长期负债/总资产。债务利息可税前扣除，降低企业税负，举债融资是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常用的避税手段。另外，债务融资能力也是企业在当地政治力的一种体现。Dyreng等[11]将其做为企业财务复杂性的指标，所以，该变量与企业避税正相关。
3.估计模型的行业虚拟变量定义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Dummy）：当某行业企业超过40户时，对该行业赋予一个虚拟变量。例如当企业为房地产业时，I2变量值为1，其它企业I2变量值为0。依此类推，共12个，如表2所示。指标可解释为在控制了以上变量变化的同时，某些行业的税负高，某些行业的税负低。
从变量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到，样本企业平均有效税率15%，低于我国标准企业所得税率10个百分点，企业利润率较低，亏损情况较严重，研发支出少，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性较差。由于企业避税手段相对于逃税方式更加隐蔽，不易被发现，税务机关通过稽查方式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多，而通过反避税工作发现的不遵从企业数量较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避税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模型估计前进行变量相关性检验，发现自变量LOSS与NOL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7。因此，在模型估计时，将两者替换使用。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0.70，保证了模型估计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问题。
四、研究跨国公司避税的影响因素的结论与应用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避税与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但显著性较低，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反。说明企业越大，避税额越小。这与税务机关对大规模企业的关注程度高、管理监控严格到位不无关系。企业利润率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可用资源越多，从而避税的可能性越大。由于亏损企业无税收负担，亏损额越多，企业避税动机越小，因而亏损额与避税呈负相关关系。
企业研发支出可申报免税收入加计扣除，因而研发支出与避税呈正相关。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比率高，均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更多便利，此两项与避税呈正相关。利息支出可税前扣除，因而负债率高的企业避税额大。税务机关对企业前期避税检查有效减少了企业后期的避税额度，但该变量的显著性较低。广告支出和前期税务稽查行为对避税均无显著影响。一般来讲，广告宣传费越多，企业知名度越高，企业避税一旦被发现，由于声誉受损而产生的成本较高。Gallemore等 [20]提到，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局长指出，“过度避税”（tax aggressiveness）战略会对企业声誉造成显著的风险，但实证证据很少。但Gallemore等[19]实证分析了一组因过度避税而被税务机关查处的大企业样本，采用多指标衡量声誉成本，包括管理层轮换率、营业利润、广告费用改变、财富杂志等媒体排名，实证研究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企业避税对其声誉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前期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的影响尚无定论，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税务稽查对企业税收遵从行为无显著影响，印证了税收法律“棍棒”对遵从行为没有明显影响。
在控制了以上诸多自变量影响的基础上，房地产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企业避税额显著高于其它行业，而金属制品业企业避税额显著低于其它行业，但变量显著性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影响在华跨国企业避税额的主要因素有利润率、亏损额、企业的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等。企业利润率越高、研发支出越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比率越高、长期负债率越高，避税越多；企业亏损额越多，避税越少，税务机关前期对企业的反避税检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后期的避税行为。本文实证研究采用的数据无法获知企业国外母公司及其它分公司的属地、税收政策法规、税率及企业经营情况，使实证研究难以鉴别企业是否存在避税港经营等某些重要的避税决定因素。
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估计，转移定价不会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暂时性和永久性差额也不都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因此，在可获得更丰富的数据指标的情况下，研究不应局限于ETR和造成会计—应税利润差额方面。使用财务报表数据的局限在于衡量避税的指标，以及遵从与不遵从避税之间的区别。并且避税的影响因素还不局限于此，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税收竞争；税收协调；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6－0017－02
一、经典的税收竞争模型
关于税收竞争的论述始于1956年Tiebout著名的《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文章认为，在可以选择地方政府的情况下，居民可以通过在政府间的迁移来寻求自身偏好的税收与公共支出组合。税率反映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成本。在均衡时，公共品的供给是有效的，即“以脚投票”。根据该分析，税收竞争是有效的。1972年Oates将Tiebout模型拓展到地方政府吸引流动性厂商的竞争。他认为，为了获取流动性资本，地方政府很可能会争相降低税收以吸引投资，这种税收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因此，地区间的税收协调是有必要的。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源自Tiebout和Oates思想的现代税收竞争模型才真正被建立起来，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标准或经典税收竞争模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Zodrow-Mieszkowski模型（简称Z-M模型）。
1986年Zodrow和Mieszkowski在《庇古、蒂布特、财产税与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一文中，将Tiebout思想加以模型化，即著名的Z-M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大量的同质辖区；国家的总资本存量固定，但可以在辖区间自由流动；每个辖区的资本和固定要素只生产一种商品；公共服务是“公共提供的私人品”，仅本地居民受益，不存在外部效应；只有两种税：对资本所得征收的“财产税”和人头税；地方政府的目标在于本地居民福利最大化等。在上述前提下，研究表明：随着辖区的增加，辖区间的竞争将导致所有辖区内财产税消失，而仅仅依赖人头税。只要辖区的数量足够多，每个辖区都将无法影响资本的税后回报率，即各辖区的资本供给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对高流动性的资本征收的任何税都将转嫁到非流动要素上。因此，该模型意味着如果某个辖区降低税负以获得更多的资本，那么就会出现税收“向底部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由于该模型假定“辖区同质”、“总资本量固定”，因此，资本所得零税率的状况并未出现，但各辖区政府都发现对资本征税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降低当地工资水平和土地租金，最终导致公共支出减少。因此，税收竞争将导致所有辖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经典竞争模型的结论表明，税收协调具有潜在收益。在人头税筹集财政收入有限的前提下，税收协调会提高效率。也就是说，如果所有辖区同时提高资本税，那么所有辖区都将增加税收收入，进而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同时，由于国家资本总量固定且辖区是同质的，资本税的增加并不影响资本的分配结构。实证研究似乎也证明了上述结论。Wildasin（1989）利用基本模型估算了在所有辖区均为小规模的情况下，税收竞争导致的效率损失，因税收竞争而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通过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补贴来弥补。以美国为样本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政府间转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支出的效率损失约占地方总支出的8%，而中央政府的补贴更要占到40%。但当加入“政府间转移”后，这两个比例分别降至0.6%和10%。
二、经典税收竞争模型的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税收竞争的文献风起云涌一般出现，税收竞争研究对象很快从国内的辖区拓展到国家间的税收竞争。这些研究通过改变一个或几个前提，对经典税收竞争模型进行了广泛的拓展，从而对税收竞争的效应得出不同结论，进而对税收协调的必要性展开讨论。归纳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不同质辖区
基本模型中同质辖区的假设包括两层含义：辖区规模相同且人均资本量相等。这显然与现实状况相去甚远。于是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在辖区不同质的条件下，基本模型的结论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这些研究大体沿着三个方面展开：辖区规模不同（Wilson，1991；Bucovetsky，1991）；人均资本量不同（Wilson，1991）和国家债务规模不同（Krogstrup，2002）。Wilson（1991）和Bucovetsky（1991）通过引入规模不同的辖区间的“不对称税收竞争”对基本模型进行了拓展。他们假定存在足够大的辖区可以影响资本的税收回报率，那么较大的辖区就可以征收较高的税率，因其不太关心由税收导致的资本外流。辖区间的税收差异会导致资本分配的低效率，即资本由规模大的辖区向规模小的辖区流动，因此辖区间需要进行税收协调。但由于规模小的辖区可以从税收竞争中受益，所以这种税收协调很可能在政治上遇到阻力。这一结论似乎在欧盟得到了印证，欧盟中规模较小的爱尔兰、卢森堡和瑞典等国的资本税率确实相对较低，并且不愿意执行欧盟的协调政策。这意味着规模较小的国家应征收较低的资本税，而税收协调会得到大国的支持和小国的反对。
（二）存在贸易和要素流动
在基本模型中只有一种商品，既不存在辖区间的国内贸易也不存在国家间的国际贸易。Wilson(1987)分析了存在辖区间贸易的情况，在基本模型中加入第二种商品后发现，税收竞争会导致同质辖区生产的专业化。一些辖区采用低税、低支出策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另一些辖区则采用高税、高支出策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税收竞争导致效率损失的重要根源来自个人消费商品组合的差异化。因此，从提高居民消费福利水平来看，税收协调是有必要的。国际贸易也会对税收竞争效应产生影响。Janeba和Wilson（1999）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了一大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商品贸易和资本流动，研究表明只要存在最优商品关税，资本所得税税率就不会降至零，因为在资本市场上大国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税收竞争仍会导致低税率和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在不存在最优商品关税的情况下，各国都试图利用资本补贴来影响贸易条件，因此，结果是无法确定的。
（三）政府目标的选择
基本模型中假定地方公共服务是个人消费函数中的一个变量。但公共服务的形式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等还包括以再分配形式提供的社会保障等。在上面提到的文献中，都假定政府目标旨在使本地居民福利最大化。但公共选择学派则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最明显的就是政府预算规模的不断扩张，至少政府会受到寻租利益集团的严重影响。在Edwards和Keen（1996）模型中，假定政府目标在于同时实现居民福利和自身福利最大化，结果得到一个折中的结论。从而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税收协调不一定是有益的。因为这将形成有利于公共部门扩张的政府“卡塔尔”。而税收协调所带来的居民福利效应也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税收协调所带来的税收收入增长与税收竞争导致的资本税收入减少之间的比较。在现实世界中，财政选择是政治经济力量均衡的结果，它同福利最大化不一致，因此对税收竞争还是协调的选择取决于做出这一决策的政治机制。
（四）存在外部性
在基本模型中假定公共服务由相互独立的辖区提供，不存在跨边界的外部效应。然而，一些公共品确实存在较强的正外部性。由于各辖区在提供公共品时忽略了这些外部受益，从而导致公共品的供给不足。Bjorvatn和Schjelderup（2001）研究表明，如果公共服务通过对流动资本征税来融资，那么正外部性会破坏税收竞争。这意味着相互独立辖区中的某一个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流动资本，同时它也会意识到，其他辖区的资本外流会导致该辖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下降，通过外部效应进而会对本辖区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负效应。对于纯国际公共品来说，这两种效应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也就不存在税收竞争的动力。因此，受益的外部性与流动资本税收的存在会降低税收协调的必要性。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或存在大规模辖区的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将部分资本税负担出口到其他国家。
（五）税种的非唯一性
在基本模型中由于劳动是固定的，因而劳动所得税就相当于人头税。然而，如果劳动供给是有弹性的，那么劳动所得税就会影响劳动与休闲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劳动所得税并非最优的收入来源。Bucovetsky和Wilson（1991）的研究表明，当所有辖区都规模较小时，它们仍然偏好只对劳动所得征税。这是因为对各辖区来说资本的供给弹性是无穷大，而劳动与休闲间替代弹性则是有限的。也就是说，税收竞争会导致小国的资本所得税的消失而大国会保留资本所得税，但由于大国经常忽略因税收导致资本外流和劳动供给下降的负效应，也会使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意味着税收协调或许是有必要的。
本文通过对企业进行合理避税的界定和方式选择的分析，旨在使企业选择策略，以便使广大经营者及会计人受到理解与重视。在税法规定许可的范围内或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企业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进行筹划和安排，可取得节约税收成本(savingtax)的税收收益，以达到整体税后利润最大化。依法纳税是纳税人应尽的义务，而依法进行税收筹划已取得更大的税收收益也是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关键词]企业避税避税策略税收收益
ABSTRAC
Inthispaper,areasonabletaxforenterprisestochoosethedefinitionandanalysis,designedtoenablebusinessestochoosethestrategyinordertomakethemajorityofoperatorsandaccountingpeoplehavebeenunderstandingandimportance.Provisionsinthetaxlawsortheextentpermittedbythetaxlawdoesnotviolatethepremise,business-to-business,investment,financialactivities,planningandarrangementscanbemadecost-savingstax(savingtax)incometaxinordertoachievetheoverallafter-taxprofitmaximization.Law,payingtaxesistheobligationoftaxpayers,andtaxplanninginaccordancewiththelawhasbeenmadegreatergainstaxistherightofthetaxpayer.
[Keywords]corporatetaxavoidancestrategiestaxavoidancetaxbenefits
1避税的界定
1.1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调查
跨国公司每年“避税”达几百亿元。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国内经营与国际惯例的接轨，避税现象将越来越普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各有避税秘方，虽然说避税违反了税收立法意图，有悖于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但避税并不违法，法律上存在合理避税之说。正因如此，很多外资企业采取各种招术，以达合理避税的目的。
1.2合法避税
纳税人在税收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合法的手段，通过经营和财务活动的安排尽量减少纳税税额。所以避税是合法的。如果是非法的偷税、漏税另当别论，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
2企业避税的策略
社会关系纷繁复杂，企业避税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各企业有各企业的方式和方法，而且，据笔者了解，绝大多数企业在现实生活中的避税手段相当高明，可谓轻车熟路，总结起来无外乎有以下几种方式：
2.1生产环节的避税方法
2.1.1转让定价
1）通过在国外设分部在国内加工制造的企业，总部有意提高原材料成本价格，增大负债，在售价不变的情况下，使收益减低，甚至出现亏损，在亏损后，还会增加投资，常年如此，税务部门拿这种做法也无可奈何。这种做法被审计人员叫做“转移定价”。
2）转让定价是现代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所借用的重要手段。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许多避税活动，不论是国内避税还是国际避税，都与转让定价有关。它们往往通过从高税国向低税国或避税地以较低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或者从低税国或避税地向高税国以较高的内部转让定价销售商品和分配费用，使国际关联企业的整体税收负担减轻。如果充分利用国际避税地，经济特区及税收优惠政策，通过转让定价法，将高税区的公司的经营所得通过压低销售价的方式转入低税区的公司之中，避税效果更为明显，当前跨国公司避税主要采取这钟方式。
2.1.2贷款高利率
1）利用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或隐藏在设备价款中的一种手法。外商利用人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的真实价格，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和技术转让价格，将企业利润向境外转移。它们在抬高设备价款的同时，把技术转让价款隐藏在设备价款中，以躲避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纳的预提税。劳务收费标准“高进低出”。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服务或劳务，通常是境外公司收费高，境内公司收费低甚至不收费。有的还虚列境外公司费用。
2）国际避税地建公司
运用避税港进行避税是跨国纳税人减轻税负增加收入的手段之一，而维持税收制度在筹措国家财政资金方面的有效性，又是各国税务当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跨国纳税人不断运用避税港的情况下，国家的税收权益不断遭到损害，税收收入受到影响，税收的公平原则也相应遭到破坏。因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特别注意如何防止跨国投资经营者运用避税港从事避税活动。
2.2投资环节避税方法
2.2.1选择投资企业类型的方法
1）投资企业类型选择法是指投资者依据税法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通过对企业类型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的方法。我国企业按投资来源分类，可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内、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同一类型的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不同，税收政策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说，其承担的税负也不相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之前，对企业类型的选择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
2）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不仅在使用的税率上明显不同，同时，法律对外资企业又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所以，通过改内资企业为外资企业，披上外资企业的面纱，就可以轻松避开其所使用的高税率。
3）另外，内资企业统一按国家有关税法规定缴纳各项税收，税收负担基本上趋于公平，但仍可以通过特殊的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以达到避税目的。所以，企业通过“挂羊头卖狗肉”的方式也可以实现避税的目的，当然，这种方式使用不当会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有可能出现偷税情形。
2.3选择投资的方式的方法
2.3.1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以何种方式投资
一般包括现汇投资、有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等方式。投资方式选择法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过对投资方式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2.3.2企业外商投资
众所皆知，绝大多数的企业形式，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例，投资者都可以用货币方式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厂房、机械设备或其他物件、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等作价投资。而为了鼓励外国投资者投资，以便引进国外先进机械设备，以提高中国的生产和服务的质量和科技含量，中国税法规定，按照合同规定作为外国出资者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外资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进口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以及经审查批准，外资企业以增加资本新进口的国内不能保证供应的机械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2.3.3无形资产带来的效益
不具有实物形态，但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甚至可创造出成倍或更多的超额利润。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而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它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商誉等。投资者利用无形资产也可以达到避税的目的。
2.3.4采取货币出资也同样能达到避税的目的
外国投资者在投资总额内或以追加投入的资本进口机械设备、零部件等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2.4选择投资产业的方法
2.4.1选择投资产业的方法
投资者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税收优惠规定，通过对投资产业的选择，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方法。具体来说，不同的投资产业使用的税收优惠不太一样，我们国家的税法提供的税收优惠，主要是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的年限内享受减免税收的待遇。所以选择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也是合理避税的方式之一。
2.4.2新税法的颁布实施
将减免税的权力收归国务院，避免了减免税过多过乱的现象。同时，税法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办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2年；利用“三废”作为主要原料的企业可在5年内减征或免征所得税；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转让以及与其有关的咨询、服务、培训等，年净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暂免征所得税等。
2.4.3企业也可以生产出口产品，从而享受税收优惠
中国税法规定，对报关离境的出口产品，除国家规定不能退税的产品外，一律退还已征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出口退税的产品，按照国家统一核定的退税税率计算退税。
2.5选择投资地点的方法
2.5.1虚设常设经营机构
很多投资经营企业利用特区或经济开发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名义上将企业设在特区或经济开发区，实际业务活动则不在或不主要在区内进行。这样该企业在非特区获得的经营收入或者业务收入，就可以享受特区或经济开发区的税收减免照顾，特区或经营开发区境外的利润所得就可以向境内企业总部转移而减少纳税。
2.5.2虚设信托财产
使委托人按其意旨行事，形成委托人与信托财产的分离，但信托财产的经营所却归在国际低税区、特区或经营开发区的企业名下，以达到逃避纳税义务的目的。
3成本费用环节避税方法
3.1材料计算法
材料计算法是指企业在计算材料成本时，为使成本值最大所采取的最有利于企业本身的成本计算方法。材料是企业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价格是生产成本的重要部分，因此，材料价格波动必然影响产品成本变动。但是在材料市场价格处于经常变动的情况下，材料费用如何计入成本，直接影响当期成本值的大小；通过成本影响利润，进而影响所得税的大小。一般来说，材料价格总是不断上涨的，如果企业采取让后进的材料先出去，计入成本的费用就高，否则势必使计入成本的费用相对较低。如果企业正处所得税的免税期，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其得到的免税额就越多，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选择先进的材料先出去以计算材料费用，以减少材料费用的当期摊入，扩大当期利润；相反，如果企业正处于征税期，其实现利润越多，则缴纳所得税越多，那么，企业就可以选择后进的材料先出去，将当期的材料费用尽量扩大，以达到减少当期利润，少缴纳所得税的目的。
3.2折旧计算法
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通过逐渐损耗(包括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或商品流通费中的那部分价值。折旧的核算是一个成本分摊的过程，即将固定资产取得成本按合理而系统的方式，在它的估计有效使用期间内进行摊配。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折旧方法，不同的折旧方法对于固定资产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时间会造成早晚不同，不同折旧方法导致的年折旧额提取直接影响到企业利润额受冲减的程度，因而造成累进税制下纳税额的差异及比例税制下纳税义务承担时间的差异。企业正是利用这些差异来比较和分析，以选择最优的折旧方法，达到最佳税收效益。
参考文献
[1]孙成方:避税与反避税[J].税收实务
[2]杨辉:避税筹划的合理性分析[J].财会与财政
[3]张海雨:我国现行税法下的避税思考[J].上海财税
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丁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关键词】 企业避税； 债务资本成本； 资本结构； 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11-0094-04
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分配与再分配形成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对于国家来说，税收是实现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调控资本市场的一种重要经济杠杆和手段，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税收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以及融资行为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对于资本结构的研究最早是Modigliani和Miller[ 1 ]于1958年提出了“MM理论”。在修正的“MM理论”中，他们提出负债越多财务杠杆越明显，企业的价值越大，企业应该承担最大量的债务。关于避税的研究DeAngelo和Masulis[ 2 ]证明了非债务税盾的存在，主要是折旧带来的税收抵免代替了负债所带来的税收优惠，他们声明每个公司都有最佳的总税收扣除额，因此，当一个公司使用的非债务税盾越多，其债务水平将会越低。Graham和Tucker[ 3 ]基于对税务法庭记录和财经新闻报道的研究，确定了1975年至2000年间44个避税案例（涉及43家公司）的避税规模，以及参与避税活动是否与公司债务政策有关。他们得出当公司参与避税活动时其负债额降低，避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比非避税企业的杠杆率低5个百分点以上。国内学者在考虑税负的问题时发现实际税负高的企业更偏向债权融资，税负低的企业偏向股权融资[ 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不断完善，学者们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非债务税盾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5 ]。
在我国避税问题已经不容忽视，研究企业避税问题可以对完善税法制度及增强企业纳税筹划意识提供有效帮助。近年来，我国关于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但是专门针对避税与资本结构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以及债务资本成本在该关系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仍然浅显、分散，没有系统的实证分析，加之纳税人不再采取明显违背法律的偷逃税方式来减少税负，取而代之的是更为隐蔽、形式上更加合法的筹划手段，因此研究避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从避税与资本结构的关系以及债务资本成本对其影响这一视角出发，考察企业避税程度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以期为企业实现最优资本结构和价值最大化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企业避税对资本结构的影响
从修正的MM理论之后，税收对资本结构会造成影响的研究一直在持续。本文从避税对负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这一视角进行探讨。那么企业避税是如何影响负债，从而对资本结构造成影响的？
首先，避税活动可以提高企业目前的现金流量水平。具体而言：企业避税活动最直接的经济后果是从利润总额中扣除一种在其他情况下不能税前扣除的费用，将财富从政府转移给企业，可以直接增加企业目前现金流，使得公司的流动性增强、收益增长。由融资优序理论可知企业融资时首先考虑内部融资，经理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内部资金成为更低成本的融资来源，增加的税前可扣除项目会减少企业对债务的需求，从而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每个企业都有最优的税收抵减额，由于非债务税盾和债务利息扣除都可以税前抵扣，当企业非债务税盾抵减额增加时，企业利用债务利息扣除的额度将降低，使得对债务需求降低，进一步影响企业资本结构。
其次，避税活动加大了企业未来利润及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效应”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避税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及问题导致了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由债权人角度考虑，其收益来自固定的利息收入，风险来自企业债务违约。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不可规避，导致投资者产生逆向选择行为，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索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作为补偿，使得债务融资难度提高。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提高主要原因是招致税务部门处罚和管理者利益侵占。一方面，企业在进行避税活动时通常会构造复杂的交易，比如实行并购重组或者企业分立、调整成本、关联方交易等方式，以合理理由隐藏了企业的问题，使得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了解公司的真实运营情况，降低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剧信息不对称，降低其财务报表的可靠性和透明度。避税行为背后有受到税务部门惩罚、公众信任度降低、给管理者提供侵占公司利益的便利等重大风险，管理者可能把避税中现金流储蓄转移为私人收益，从而削弱避税的信用风险降低效应。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存在的问题使得避税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所有者要激励管理者作出有效的税收决策。避税情况下管理层所承担的风险也将增大，其要求的风险回报提高，薪酬契约的有效性被破坏，形成额外交易费用，增加了融资的难度。随着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和监控避税行为难度的不断加大，债权人对企业的投资受到了影响，使得债务融资更难，这与Shevlin[ 6 ]所提出的假设一致。综合以上分析可知企业避税对其资本结构必然产生影响。
（二）债务资本成本对避税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更多关注的是融资成本问题，其中债务资本成本主要指的是企业利用银行贷款、债券发行以及商业信用等方式进行资金筹集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有关运作和偿还成本。权衡理论的观点表明企业最优的资本结构是税收收益与债务资本成本之间的权衡，债务的税收优惠及其资本成本创造了最优杠杆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减少负债的税收优惠因素主要是破产成本与财务困境所引起的债务资本成本提高[ 7 ]。负债给企业带来税收优惠的同时破产风险也增大，直到负债所带来的避税收益不能与债务资本成本相抵销时，企业价值就会下降。
随着债务资本成本提高，运用负债节税的诱因会减弱，进行避税活动带来更多现金流的动机会增强，避税提高了企业的偿付能力并且降低其违约风险。DeAngelo和Masulis[ 2 ]在其研究中发现企业所得税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导致企业进行债务融资的动机增加或减少。债务资本成本提高使得企业对债务融资所付出的代价增大，融资更难，企业为了获得足够的资金便更倾向于采用避税来提高现金流、扩充资本。虽然债务融资存在税盾作用，但是也增大了财务风险，为企业带来更大的财务约束问题，同时企业财富会由股东流向债权人。随着债务资本成本的提高，债务融资的动机将变弱，从而增强避税与债务融资的替代效应。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避税程度与资本结构负相关，即随着避税程度的提高，资产负债率会下降。
假说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提高会促进避税与资本结构的负相关性。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假说1，构建模型如下：
Lev=？琢0+？琢1*Size+？琢2*Growth+？琢3*Rate+？着 （1）
其中Lev表示企业资产负债率，由企业年度合并报表中得来，Rate表示企业避税程度。
为了验证假说2，构建模型如下：
Lev=？琢0+？琢1*Size+？琢2*Growth+？琢3*Rate+？琢4*Rate*COD+？着
（2）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Rate和COD的交乘项Rate*COD，其中COD表示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根据假说2，债务资本成本在企业避税与资本结构的负向关系中有促进作用，可以预测？琢4的回归结果应该显著为负。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资本结构）
本文中Lev定义为企业资本结构，使用企业年度合并报表中的资产负债率来衡量该变量，公式为：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2.解释变量（避税程度）
国内外对避税指标的衡量一般分为两类，其一是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及其变体，其二是企业会计―税收差异及其变体。本文⒉捎玫谝恢址椒来刻画避税程度，用名义所得税率减去实际所得税率即Rate，差值越大表明避税程度越高[ 8 ]，陈旭东等（2011）也采用了此方法。
3.债务资本成本和控制变量
在衡量债务资本成本时，由于中国上市公司没有提供不同类别的债务利息，所以笔者沿用了Pitman和Fortin（2004）的方法，通过利息总支出除以长短期债务总额的平均值来计算债务资本成本即COD。其中短期债务来自资产负债表中的短期借款，长期债务包括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其他长期负债[ 9 ]。
由于企业资本结构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在实证过程中需要纳入考虑，因此本文引入了控制变量。国内外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存在较大的影响，因此在本研究中将企业规模Size和成长性Growth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定义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成长性Growth定义为（期末总资产-期初总资产）/期初总资产[ 10 ]。
（三）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2010―2014年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了如下数据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ST、*ST样本；（2）剔除税前利润小于等于0的样本，因其生成的实际所得税率和会计―税收差异有较大误差；（3）剔除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小于0和大于1的样本；（4）剔除研究所需数据缺失的样本；（5）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最后共得到7 996个观测值。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使用的数据处理软件有Excel2010和Stata12.0。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显示了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由表1可知企业的资本结构、避税程度、成长性差异均较大，说明不同的企业经营策略差异较大，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也就出现了较大差异。Rate的均值为5.72，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实际税率低于名义税率，即避税已经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二）相关分析
表2是变量的Pearson相关分析表。通过单变量分析，表2中显示企业避税程度、成长性、债务资本成本与企业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企业规模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与假说1相吻合。单变量检验的结果可能会被高估，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三）模型回归结果
1.避税程度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说1，表3显示了企业资本结构与避税程度、企业规模、成长性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对于被解释变量Lev，Rate的系数为-0.10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正如本文的假说1预期企业避税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即避税程度越高，企业资产负债率越低。企业的避税行为与债务融资存在替代作用。这一结果与非债务税盾对债务利息抵减有替代作用相一致[ 2 ]。这说明相对于负债融资所带来的税收优惠，企业更倾向于非债务性的避税行为，要使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达到最优，必须把企业的避税程度纳入考虑范围，否则企业难以实现价值最大化。表3还显示出企业资本结构Lev与企业规模Size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规模越大的公司其破产可能性越小，盈利能力更强，承受负债的能力越强；企业资本结构Lev与成长性Growth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源于高成长性的企业需要为未来的投资持有更多的期权，相对于债务融资企业更倾向于股权融资。
2.债务资本成本对避税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影响
表4是加入了避税程度与债务资本成本交乘项的回归结果。表4结果显示，对于企业资本结构Lev，债务资本成本COD和避税程度Rate的交乘项Rate*COD的系数为-13.36，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其结果说明债务资本成本在避税与资本结构的负向关系中有促进作用，债务资本成本越高，企业避税程度与资本结构的负相关性越大，替代效应越强，支持了假说2的预期。这说明在考虑避税与负债的替代效应时，必须要把债务资本成本纳入考虑中。同时该结果再次证实了假说1，避税与负债之间存在着替代作用，表明了相对于使用负债节税，企业更倾向于避税。
五、研究结论与不足
笔者以我国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避税程度与资本结构负相关。由此得出避税与债务融资之间存在替代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债务资本成本的提高将促进避税与资本结构的负相关性，即促进了避税与债务融资的替代效应。本文的结论表明了避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本文对避税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给予了补充，有助于企业在优化资本结构时作出决策。鉴于近年来公司税收收入急剧减少，更多地了解税收收入的规模及其对公司政策的影响，是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如在研究避税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时，只考虑了所得税费用带来的影响，对流转税没有纳入考虑。另外，对避税公司的身份给予保密也阻碍了研究。这些问题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避税行为及其经济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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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理论虽然起步晚，但经历了不断改革之后，所得税会计理论已经基本完善。本文将首先介绍文章中将要涉及的相关的重要概念，其次，对所得税会计理论基础进行阐释，最后，本文将对我国现行的所得税会计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所得税会计的概念及其成因
所得税会计（income tax accounting）是研究处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在所得税会计中有几个本文由收集整理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此有必要做一个明确的界定即：永久性差异、暂时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
（1）永久性差异。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制度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或损失时口径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本期发生，不会在以后各期转回。
（2）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列示在会计报表上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异，是指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的税基和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值之间的差额，该差额在以后会计期间当资产收回或负债偿还时，会产生应税所得或扣除金额。与时间性差异不同，对暂时性差异的定义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出发的。
（3）时间性差异。时间性差异是指税法与会计制度在确定收益、费用或损失时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的差异。对时间性差异的定义是从损益表的角度出发的。
而所得税会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就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存在的差异所致。而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遵循的原则不同，前者遵循的是会计准则而后者遵循的是税法。正因为如此，企业在计算所得税时必须将会计收益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由此也就相应的产生了所得税会计。
二、所得税会计的相关理论基础
我国所得税会计起步较晚，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理论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并且逐渐与国际会计理论相趋同。具体来讲，我国的所得税会计理论经历了从收入费用观到资产负债观的转变，接下来，本文将对这两种观念做简单的介绍。
（1）收入费用观。收入费用观是指根据收入和费用来确认与计量企业收益，这种观念认为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直接配比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计量收益的方法又被称为收益表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对费用、收入等会计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且在此影响下的财务报告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收益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会计处理方法的缺陷在于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当会计主体发生收益平滑或盈余管理行为时，可能会导致账面收益与实际业绩完全脱离，甚至连对于收益的反映也不够准确。
收入费用观要求准则制定者在准则制定中，首先考虑与某类交易相关的收入和费用的直接确认和计量。
（2）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相对应的一种观念是资产负债观。这种观点认为收益是企业期初净资产和期末净资产比较的结果，主张直接从负债和资产的角度确认与计量企业的收益，因此被称为财产法。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会计处理方法更加注重交易的实质，它将收益与资产、负债联系起来，并且加入了递延、应计、摊销等会计程序，从而使得利润的客观性增强。同时这种观念指导下的会计准则更加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3）我国会计理论基础的变化。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规定我国企业对所得税的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一规定使得我国所得税会计处理的基础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它要求企业在取得资产和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当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存在差异的，应当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而在此准则之前，我国使用的是《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它要求企业在收入费用观的指导下采用应付税款法及纳税影响会计法等等。从以前的收入费用观念指导下收益表法转变为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财产法。这显示着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三、我国现行的所得税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
（1）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及其转回政策设置不合理。所得税准则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可抵扣性暂时差异带来的经济效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继后期间根据新的环境和情况判断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使得递延所得税资产包含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的，应相应恢复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确认有一定的主观性，这就导致管理当局有机会认为的操作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处理，例如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以达到操纵利润目的。
（2）相关科目设置不够细致。在新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中有些科目设置不够细致，例如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准则规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准则又规定企业对能够结转后期的可抵扣的亏损，也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而准则又未设置二级科目，以区分两者。这就给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难度，同时，也给企业利用规则漏洞少缴纳所得税提供机会。
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B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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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关键词]财产税；税收公平；地方财政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税收公平性问题基本可以归结为对税收归宿的讨论，本质上是税收对相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自tiebout提出“用脚投票”的公共品提供模式以来，有关财产税税收归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逻辑基础的差异，关于财产税税收公平的研究文献大体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即“受益论”与“新论”，并分别在实证文献中得到了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财产税公平性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但大多是上述两种观点的应用。本文综述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财产税公平性研究的理论文献，一方面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发展状况与发展方向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国内学者研究国内物业税的下一步改革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受益论”与财产税税收公平
自庇古以来，人们对公共品的市场有效提供一直持否定态度，tiebout模型改变了这种局面，为公共品的市场提供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用脚投票”式的市场运作模式。尽管最初的tiebout模型并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但其富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财产税“受益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财产税的“受益论”观点由hamilton、fischel和white率先提出，并由hamilton和fischel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这种观点认为财产税是一种几乎能够鼓励当地居民做出正确财政决策的受益税。房屋业主作为地方政府支出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市政支出、税收和土地使用方面选择最佳方案，以使他们房屋价值最大化，这种选择的结果使财产税成为房屋业主对其所获服务的支出，从而也使财产税成为一个有效税种。
“受益论”观点在局部均衡框架内分析税收归宿，认为对房屋所征的税是累退的，不利于公平收入分配。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财产税是基于住宅单元价值的比例税率，而低收入家庭在住房支出上的比重较大，所以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承担的财产税义务较重。“受益论”成立需要两个核心理论基石：一是分区制，即要求一个地区能够有效地保证财产税税基不受新居民过多的影响；二是资本化，即要求政府支出的收益能够充分体现到住房价值中。大量关于分区制的理论文献都致力于不存在公共土地控制的情况，模型构建的基础是居民对于地方服务和住房需求存在收入和价格弹性，而收入与价格弹性在居民与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差异，这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分类选择提供了可能。显然，这类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模拟现实。事实上，对土地利用的控制往往是地方政府的最重要职责之一，miller对加州雷克伍德计划的分析、elllckson对euchd诉ambler案件的分析都试图证明社区居民通过地方政府影响土地控制的情况确实存在。而沿着这一思路最成功的理论则是中位选民定理。中位选民定理由howard bow-en首先完善，其后经济学文献对该法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统计检验。tnman调查了长岛58个学区，结果发现中位选民模型能够很好地预测学校支出之间的差别；在miller对洛杉矶县的详尽研究中，发现普通选民，而不是精英才是地域合并的最终决定者；randau holcombe总结了其他类似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很有说服力，并提出可以用中位选民模型作为政府决策的合适基准，就如完全竞争之于私有市场的基准一样。
资本化问题要求房屋购买者比较确切地了解社区之间的财政状况以及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oates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并予以统计证明，他研究了美国新泽西州北部城市1960年的数据，认为“如果一个城市提高税率，并用增加的那部分税收收入改善学校系统，那么回归系数表明预算开支增加所带来的收益可以大致抵消高税率对地方财产价值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reimhard等也研究了其他公共事件对地方房屋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各种地方公共事件的影响都会非常准确地体现在房屋价值上。
二、财产税“新论”与税收公平
与财产税“受益论”相对立的另一种观点是财产税“新论”，这一观点由mieszkowski首先提出，后经george zodrow和mieszkowski进一步完善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mieszkowski通过调整harberger有关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使其适用于对地方财产税的分析。mieszkowski的模型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高税区域与低税区域，同时假定整个国家的资本供给完全没有弹性，研究表明，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的平均税负，mieszkowski把财产税的这一特征称为财产税归宿的利润成分。同时，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资产多，他们承担的税赋也多，所以财产税属于累进税制，是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的。显然，“新论”的这一结论与传统“受益论”观点截然相反。
另外，在zodrow-mieszki完善的“新论”模型中，资本的竞争性回报也得到了考虑。在税率较高的行政区域中，财产税使资本流出该地区，从而降低了当地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以及对这些要素的竞争性回报，最终提高了房屋价格；同时，由于资本被吸引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地区，从而使流入地的土地与工资价格上升，并使房屋与商品价格下降，这一结果被称为财产税的消费税效应。然而，就经济总体而言，财产税“新论”认为相对于利润税成分，消费税效应只起到次要作用，因此，对税收归宿起主要作用的是利润税成分。
财产税“新论”同样也依托两个核心假设：一是资本可以因为不同地区间税率的差异而自由流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资本总量保持不变。并且，即使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tiebout类型的特征，这两个基本的假设仍能保证“新论”结论的成立，因此，对“新论”的实证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其两个假设的经验验证方面。
三、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
税收竞争对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是财产税“新论”在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一种应用，也可以说是对“新论”的一种经验验证。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是break和oates，他们认为，由于税收竞争的存在，地方政府不愿对流动资本征税的心态，可能会导致他们将支出控制在没有效率的水平上，即导致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
zodrow和mieszkowski、wilson首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建立了一个存在许多相同 行政区的模型，这些行政区内的土地是固定的，资本则可以自由流动；每个地方政府选择其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以使他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其结论是：如果人头税可行，则用人头税资助的公共服务是有效的，此时财产税税率为零。如果人头税的使用存在限制，则财产税融资的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选择的公共服务会低于有效水平，原因是地方政府怕资本外流而采取税收竞争策略，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税的使用。
brueckner对这种简单的税收竞争模型做了进一步延伸，在其中加入了劳动力要素，且允许这一要素根据其对不同公共服务的偏好而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进而在模型中融入了劳动力要素在不同行政区域间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仍然会出现税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于有效水平的特点。一般来说，wilson证明，即使在比基本模型更复杂的考虑生产结构的模型中，只要征收财产税降低了地方资本存量，那么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下的结果就会产生。不过，如果行政区域面积可变时，公共服务数量不足的问题会有所减轻。而当大的行政区域与小的行政区域共存时，大的行政区域比小的行政区域提供的边际服务水平更接近于有效水平。当然，小的行政区域也可能会提供过高的公共服务水平，因为在小行政区域相对低税率会使小行政区域获得巨大的资本存量。
关于税收竞争导致公共服务低水平提供的传统理论都遵循了一些相当严格的假设，诸如地方公共服务不会出现人口规模经济效应、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完全由选民意愿决定等。而事实上，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人口规模效应存在的必然性，出于政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地方政府对公共品的提供也可能存在市场势力。因此，关于财产税税收竞争的最新理论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wilson证明，当地方公共服务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时，税收竞争模型不一定会产生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结果。luc noi-set将税收输出分析融入到标准的税收竞争模型中，放弃了传统税收竞争模型中一个经济体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定，并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体中某个地区对某个特定产品具有专业化优势，即在这个产业上具有市场势力。结果表明，面对家庭与企业的利益权衡，政府可以通过对可流动的资本征税获得垄断租金，从而通过税收输出或租金收益给本地居民以直接的福利增加，并且，这种福利的增加完全可能超出由于税收竞争引致的资本流出而导致的福利损失。toshihiro ihori与c.c.yang在税收竞争模型中植入了行政区域内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治竞争模型。他们构建了一个有n个相同地区(n表示竞争强度)、n个居民、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并假定一个地区中位选民拥有的资产数量小于这一地区平均的资产数量。于是政治家为选举获胜而对税收政策的选择可以导致地区间的一个最优竞争强度，而这个竞争强度刚好可以保证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且如果税收竞争低于最优竞争强度，则加强税收竞争有利于社会净收益的增加。
四、财产税改革、限制措施与税收公平
美国财产税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纳税人的公平要求，也与财产税的特点密不可分。arthur o'sullivant以时间为轴线，介绍了美国财产税的改革历史。20世纪初，美国实施了最古老的税收限制形式，即对特别类型(级别)的地方政府的财产税率进行限制；大萧条时期，由于公民不愿意为地方政府公共设施建设而承担纳税义务，第一次财产税革命发生了，在1932年和1933年，美国共有16个州通过税收限制，其中大部分的措施都全面地对地方财产税税收设定了一个最高上限；加利福尼亚第13号提案的通过标志着现代财产税税收革命的开始，在1960年代以后，大部分现代财产税限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财产税收入增长率的限制，此外，把对财产税税率的限制与对评估价值增长率的限制结合使用的措施也开始在一些地方政府使用。进而arthuro'sullivan给出了地方政府进行税收限制的主要原因：一是居民财产税在其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增加；二是为了抵消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加而引致的减少财产税的要求；三是从财产税过渡到对使用者收费的要求。
对于现代财产税限制的影响。preston和ichniowski调查了1976—1986年间在市政府层次上的财产税限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财产税限制减少了财产税税收收入及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增加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也同时增加了。figho和sullivant设计了一个用于分析地方政府对税收限制反映的简单模型，模型假定政府使用两种投入：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只生产一种公共产品的情况。假定地方官员有一个支付函数，并在他们的预算限制下使其支付额最大化，如果预算限制是由税法决定的，则支付最大化的投入组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政府官员在管理投入和服务投入间的边际替代率(mrs)必须等于要素价格。显然，如果支付函数与生产函数一样，那么投入组合的选择就是有效的，否则政府的投入组合就缺乏效率，此时，预算消减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它的投入组合与产出水平。然而对这一模型的实证检验存在相互矛盾的结论：figlio提供的证据表明税收限制会导致地方政府削减服务投入而不是管理投入；dye和mcguire则给出了相反的结论。这种实证方面的差异或许可以用地方政府操纵选民的能力加以解释，即如果一单位税收削减带来的公共产品的损失越大，那么公民就越有可能同意通过地方政府的越限试图，从而消除税收限制的冲击；反之则反是。
财产税限制的影响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人们认为政府雇员工资过高可能是导致税收限制的一个主要原因，figlio研究了在实施限制和不实施限制的州中教师的工资，结论是实施税收限制的州中教师工资更低。o'sullivan、shefffint和sexton分析了基于购置价值税收体系的加利福尼亚的财产税改革，结果发现老年人与低收入私房业主是两类受益人群，很明显，这两类人群的迁移率低于平均值。这说明，只要市场价格的增长快于再评估限制，以购置价值为基准的税收体系就会导致水平方向的不公平，即市场活动越频繁的人需要支付越高的财产税。shires以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从一项来源中吸纳财政收入作为判断地方政府是否对财政收入具有控制权的标志，其具体分析了加利福尼亚州1978年和1995年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的变化，结果表明受地方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大幅下降。
关键词：FDI；税收协定：激励效应；文献综述
缔结国际税收协定，一方面可以避免对跨国公司双重或多重征税，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跨国公司的投资风险，鼓励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入。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签订国际税收协定，将激励跨国公司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增加FDI的流入。然而，大多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税收协定对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正的激励效应，其并不能带来FDI流入的增加。对此，现有的一些解释有：(1)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在税收规则上提供了双重征税减免，所以国际税收协定的签订并不能带来进一步的双重征税税负减轻，也起不到激励跨国公司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增加FDI流入的作用。(2)很多发展中国家税收协定的签订，是为了应付国际间税收竞争，因此在其初期达到吸引外资流人的目标后，发展中国家会有不履行协定承诺的诱惑，从而产生税收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从长远看，这不仅会抵消掉前期的FDI流入，甚至会导致外资进一步减少。(3)大多数税收协定都包含互换税务情报、加强税收合作以约束跨国公司逃税的条款，如果这一条款产生作用的话，它也将减少FDI的流动。
不过，近来一些学者利用新的实证研究方法证实了国际税收协定对FDI的确存有正向激励效应，有利于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对国际税收协定能够促进FDI流入持赞成观点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对持否定观点的文献综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研究的文献综述；最后是结论。
一、国际税收协定的正面激励效应
(一)国际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与FDI
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对目前国际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进行双重或多重征税，以减轻跨国公司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激励其加大投资力度。现行的避免双重或多重征税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扣除法、免税法和抵免法。对于这三种方法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存在较大的争论，但总的来看，不论哪种方法有效，其结论都是倾向于赞成东道国签订税收协定将有利于FDI流入，只是效果发挥的途径不同而已。BondandSamuelson(1989)通过构建一个两国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抵免法不仅无法消除双重征税的问题，反而会导致两国相互恶意提升税率，最终使资本停止流动。他们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雇佣劳动力，并且劳动力的工资是由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决定的，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其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逐渐增加，这意味着跨国公司的工资支出将逐渐上升；而工资的上升，将使得跨国公司利润的分配向东道国倾斜，这对于母国而言，是其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母国会想方设法增加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增大其税收负担，进而使其减少劳动力雇佣。在抵免法下，母国会通过提高对跨国公司海外所得所征收的税率并使其超过东道国对这笔收入所征收税率的方式来达到增加跨国公司实际税收负担的目的。这对东道国而言，意味着其给予跨国公司的低税率优惠将全部被转嫁到母国手中。因此，理性的东道国会提升税率，使其与母国的税率水平一致，这样做一方面既不影响到跨国公司实际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又能防止税收收入被转嫁到母国手中。不过随后，新一轮的博弈又会重复进行，最终使得两国制定的公司税率都奇高，迫使跨国公司停止投资活动。所以，如果使用抵免法，零FDI流动将会是两国之间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而如果使用扣除法，将会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但显然，该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合。DaviesandGresik(2003)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理由，他们指出随着FDI持续流入东道国，东道国的劳动力要素供给将会增加，这会使得市场上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下降。对跨国公司而言，这就意味着虽然其雇佣的劳动力增加，但其总体支出没有发生较大波动，因此，母国也不会轻易提高税率。从而避免了BondandSamuelson所分析的结果。然而，他们并不否认抵免法会带来FDI流动的低效率，认为扣除法要稍稍优于抵免法。Janeba(1995)在假设两国实行统一税率的基础上，也认为扣除法将不会导致FDI流动的低效率，而抵免法和免除法将导致较高的税率和较少的FDI流动。
(二)国际税收协定、税收饶让与FDI
Hines(1998，2001)利用日本的FDI流出数据，发现日本的跨国公司倾向于投资那些与日本签订税收协议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其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承认税收饶让的条款，这使得东道国给予日本公司的一些投资税收优惠措施得以实现，最终激励日本公司对该国增加投资。通过与美国比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发现日本的FDI流出要高出美国1.4-2.4倍，这主要归功于税收饶让的作用。然而PonlapatKaewsumrit(2004)通过运用英国、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FDI流出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只有日本的税收饶让措施会激励其公司加快对外投资，而其他三个国家的情况则并不显著。他认为原因在于税收饶让在超额抵扣@下会失去其对FDI的激励作用。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实行分国不分项的税收抵免方法，这使得超额抵扣的情况很容易出现，从而使税收饶让失灵。
(三)国际税收协定、税收管辖权确定与FDI
Hines(1988)发现美国1986年的税收改革引起的税收定义变化，显著影响到FDI的变动。Gravelle(1988)认为税收协定减少了税收规则的不确定性，并为解决税收管辖权的争议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税收协定有利于FDI流动。Janeba(1995)从理论上指出税收规则定义的不一致性是阻碍国际投资的重大因素之一。如果两国的税收协定使得税收规则相互配合协调的话，那么税收协定将有效降低跨国公司税率，促进相互间的FDI流动。Jones(1996)、Sasseville(1996)、Graham(2000)也都持相近的观点，认为税收协定使得税收变得平稳有序，有益于资本流动。
二、国际税收协定的非正面激励效应
(一)国际税收协定、国际逃税与FDI
国际税收协定的另外一个重要目的是遏制国际间的逃税行为，而这会客观上产生一个负面的伴随效应——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跨国公司的投资欲望，从而不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Casson(1979)揭露了通过内部转移定价来逃避税收，对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良好的激励。跨国公司会偏好投资于那些低税率的国家或地区，并借此来转移利润，减少税收负担。也正是因为如此，Dagan(2000)认为税收协定会促使FDI流入增加的观点，只会是一个神话。因为各国签订税收协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际间的逃税行为，而这只会带来投资者的望而却步，更谈不上吸引了。Dagan认为税收协定的目的应该是减少行政成本、防止国际间逃税及协定双方之间的税收让步。Radaelli(1997)、Gravelle(1998)也主张相似的观点，Radaelli甚至认为美国的税收协定不过是利益集团游说的产物，它只会增加投资者的利润所得，而不会对增加投资有任何益处。ChisikandDavies(2004)则是更细化地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税务情报交换以及相互协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税收协定如何阻止转移定价行为的发生，从而防止跨国企业利用国际间税收规则及税收管辖权限定义的不同来进行有计划的逃避税，并指出其对FDI流动的负面作用。
(二)国际税收协定、预提税与FDI
两国之间相互给予低预提税税率优惠，是国际税收协定优于单边给予税收优惠的重要体现之一。理论上，通过签订税收协定，降低预提税税率，应该有利于两国之间的资本流动。然而Hartman(1985)却研究认为跨国公司利润预提税税率的降低并不能使得跨国公司投资的规模增加。跨国公司直接利用保留利润投资的成本要小于返还利润后再投资的成本，因此，一般只有已经相当成熟的跨国企业才会往回返还利润，从而受到预提税的影响。由于成熟的跨国企业不会轻易再有大规模的投资冲动，所以预提税的多寡事实上并不能影响到其投资决策。Sinn(1993)也认为预提税只会加快跨国企业投资形成的速度，对于企业投资的最终规模，其影响有限。Weichenreider(1996)指出由于东道国一般会给予跨国公司再投资的税收优惠，且跨国公司自身也可以自由地在返还利润、再投资之间做出选择，因此，跨国公司的决策基本不受预提税的影响。Grubert(1998)、GrubertandMutti(1999)进一步扩展了Hartman与Sinn的研究模型，将利息、股利分红、特许权使用费一并纳入研究的范围，其结论也证明了预提税对扩大投资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三)国际税收协定、违约风险与FDI
WilliamAdamBrown(1950)指出发达国家会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威逼发展中国家通过签订税收协定，给予其资本输入的税收优惠。而发展中国家也会千方百计地干涉已投入该国的外国资本，期望通过控制其所有权化外资为己有；另外，发展中国家还会有单方面加重税率以获取更多利益的诱惑，从而产生税收政策的前后不一致性。因此，税收协定的违约风险是很大的。Davies(2003)分析了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行为博弈。假定FDI投入具有不可撤回性，任何一国违背协定单方加重税率，都会在短期内增加收入，但很快它就会受到对方的税收报复，从而使本国的FDI流出利益受损。因此，任意一国要做出违背协定的行为，都要衡量一下收益与成本。一般说来，有对称性的FDI流动的国家，双方只有在初期可能出现违约行为，随着双方FDI流动规模的逐渐增大，各自违约可能性会不断减小；而对于非对称性的FDI流动，如果不考虑政治成本等其他成本的话，纯粹的资本输入国将更有可能做出违约的行为。违约风险会削弱税收协定带来的稳定效应，进而抑制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此外，ChisikandDavies(2003)研究了另一个有关于非对称性的FDI流动会减少投资的原因。他们指出对于纯粹的资本输入国，签订税收协定、降低投资税率，将使得东道国与母国的利益分配呈现两极化，更多的收入会被转移到作为资本输出国的母国，东道国会发现花功夫引来的外资对自身发展的作用极为有限，甚至会带来本国其他资源及环境的损失，这最终迫使其单方宣布停止税收协定。现实中，洪都拉斯与美国税收协定的终止，正是出于上述原因。
三、国际税收协定与FDI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BlonigenandDavies(2000)是最早直接对国际税收协定与FDI之间相关性做实证研究的开拓者。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与其他各国之间FDI流入及流出的数据，样本跨度为1966N1992年，实证研究的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引入税收协定虚拟变量。将与美国有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设为1，没有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设为0，从而可以通过对该变量系数的分析来衡量税收协定是否对因变量FDI流动有影响。(2)因变量FDI设置。分别以流量FDI、存量FDI的数据及跨国公司海外公司销售额作为因变量。(3)采用Carr，MarkusenandMaskus(2001)构造的FDI决定因素框架。目的是为了尽量捕捉到影响FDI流动的因素，从而使方程的经济意义更强，更能体现税收协定的作用。最后，他们的结论是：无论是FDI流入，还是FDI流出，与美国有税收协定的国家，FDI的流动都更为活跃，因而税收协定对FDI流入存在正的激励效应。然而，在2004年，他们自己的结论，通过两个重要变动：其一将样本跨度改为1980-1999年：其二将样本期间签订的税收协定定义为新协定，而样本期间以前签订的税收协定定义为1日协定，他们重复了上述实证研究，发现：只有1980年以前签订的税收协定是有利于美国与各国之间的FDI流动，而1980年后的新签税收协定反而对FDI有负面的显著作用。考虑到变量的数据较大，在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值后，新签税收协定变量的系数仍然为负的，但统计检验不显著。在几乎使用完全一致的方法和模型的基础上，BlonigenandDavies(2004)运用1982-1992年OECD国家的FDI流动数据。分析了OECD国家之间税收协定与FDI的相关关系，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旧签的税收协定对FDI有正的并且统计显著的作用，而新签的税收协定则是负的，但不是显著的。
LouieandRousslang(2002)通过计算19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机构回报率随税收协定的签订而变化的趋势，同样得出了税收协定并不能有助于提高FDI流动的结论。与BlonigenandDavies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区分新旧协定，而仅仅是考虑在1987年以前生效的税收协定。实证研究的结果是税收协定虚拟变量的估计值为负，且统计显著。但是，他们发现在加入政治不稳定因素和腐败因素后，税收协定变量系数值将全部变得不显著。因此，他们认为一国稳定的政治局势和良好的政府行为可能有利于吸引FDI和税收协定的签订，但税收协定本身对FDI是没有影响的。
NeumayerandSpess(2004)、Neumayer(2006)、DiGiovanni(2005)却研究认为避免双重征税协定(DDT)对FDI有强烈的激励作用。Neumayer(2006)指出BlonigenandDavies(2004)的实证分析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将所有的国家不加以分类，直接用于研究。由于不同的类别的国家对FDI引入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混同一起分析难免会出现误差。Neumayer运用联合国收入标准，将发展中国家划分成中等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采用美国1970-2001年FDI流出数据。通过构设三个虚拟变量来衡量单项避免双重税收协定对美国FDI流出的影响。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避免双重税收协定对中等收入的国家起到正面的激励作用，而对于低收入国家则是无效的。不过，从该文给出估计的结果看，有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对吸引美国的FDI流入具有正的效应，并且在统计上显著。因此，该文事实上是支持税收协定的签订有利于FDI流人的观点的。
TobinandRose-Ackerman(2006)另辟蹊径。利用各个国家签订税收协定的数目来代表税收协定变量。他们给出了两个基本假设：(1)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签订的税收协定数目与流入该国的FDI是正相关的。但这种正相关效应是随着税收协定签订数目的增加而下降的。(2)随着发展中国家签订税收协定数目的增加，流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FDI也呈现上升趋势。他们利用137个国家1980-2003年FDI数据，引入自然资源、市场容量、开放程度、政治风险等四个控制变量，证实了基本假设的准确性，认为双边税收协定确实可以对FDI流向发展中国家起到一个推动作用，但同时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新签的税收协定数给东道国带来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以上实证研究都是将税收协定设置为外生变量，Peter-Egger、Mario-Larch、Michael—PfaffermayrandHannes-Winner(2005)运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研究税收协定对社会福利及FDI流出量的冲击作用。他们将税收协定的签订演化成两国之间的内生选择过程，并利用OECD国家1985-2000年的FDI数据，研究发现新补充的税收协定对FDI的流出量会产生一个显著的负面冲击，因而认为税收协定不利于FDI流入。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存在问题；发展措施
Abstract
Accountingforincometaxesistoexaminetheaccountingincomeandtaxableincomedifferencesinaccountingtheoryandmethods,isabranchoftheaccountingdiscipline.Forthepurposeoftaxation,accordingtoeconomicrationality,fairtax,pro-competitionregime,inaccordancewiththerelevanttaxlawsandregulations,determinetheamountoftaxableincomeforacertainperiodoftimetotheoperationofthebusiness,aswellasotherincomeforincometax.Accountingforincometaxeswastostudyhowtodealwithaccountingstandardsinaccordancewiththecalculationofpre-taxprofitsandthetaxcalculatedinaccordancewiththetaxableincomethedifferencebetweenaccountingtheoryandmethods.AccountingforincometaxeswasbornintheWestfieldofaccountingandbythelong-termresearchandpracticehavedevelopedmoremature.InChina,accountingforincometaxesarestillintheinitialstageofdevelopment.Inthispaper,thedevelopmentofChina''''saccountingforincometaxescausesthecontentsofaccountingforincometaxes,incometaxaccountingproblemsinthedevelopment,improveChina''''staxmeasures,suchastheaccountingaspectsofaccountingforincometaxontheestablishmentofappropriatenationalconditionsofChinatoexploreanumberofaccountingforincometaxes.
Keywords:incometaxaccounting;problems;developmentmeasures
所得税会计是研究处理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是会计学科的一个分支。所得税会计就是研究如何处理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亏损)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亏损)之间的差异的会计理论和方法。由于会计核算的结果即会计收益是计算应纳税所得的前提，而计算应缴所得税必须以应纳税所得为依据，为了计算应缴所得税，必须对税前会计利润按税法规定进行调整，使之成为应纳税所得，这就产生了所得税会计问题。那么对于我国所得税会计改如何改善问题，又如何发展呢？
一、所得税会计涵义及成因
所谓所得税会计，通俗地说，就是研究如何对按照会计制度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或亏损）与按照税法计算的应税所得（或亏损）之间的差异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和方法。
我国的所得税制度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进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原有的税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影响税收作用的发挥。因此，我国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和调整。所得税会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存在差异所致。会计收益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的总收益或总亏损，一般就是财务报告中的税前利润总额；而应税收益是指按照税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计算出来的一定时期的应税所得。会计收益是依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核算得出的，而应税收益是根据国家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计算确定的，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相对独立，二者规范的对象不同，体现的要求也不同，往往存在差异，所以分别依据其计算的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会计收益和应税收益差异的存在，所以产生了对二者之间的差异进行处理的所得税会计。
二、所得税的性质
所得税是调节国家和企业间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各国都比较重视对所得税会计的规范。《企业会计准则18号——所得税》(以下简称：新准则18)不仅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具体国情，而且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客观需要，对于规范我国企业所得税各种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一）所得税是一种宏观费用支出
它直接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是企业消耗社会资源等而应发生的支出，而不是企业为取得某种资产或收入而发生的支出。
（二）所得税是一种法定费用
它的发生额取决于国家的所得税法，具有无偿性、固定性和强制性，这与由股东大会决定的按股权比例分配的利润不同。
对所得税性质的界定，不仅有利于企业管理者合理预测企业收益，而且有利于正确制定所得税会计政策，报告有关所得税的信息。
三、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所得与应税所得额，由于存在永久性和时间性的差异，因此，应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
（一）应付税款法
本期发生的纳税所得额和会计所得之间的差异，如在本期发生，而在以后期间不能转回的，在计算所得税时，按税规定计算的应缴所得税额，列作当期的利润分配。
（二）纳税影响会分法
本期发生的纳税所得额和会计所得之间的差异，如在本期发生，而在以后期间可以转回的，这种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产生的影响，应按照企业本期会计所得计算的应缴所得税列作利润分配，同时将时间性差异额，作为递延税款，设置“递延税款”科目，会计处理方法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递延法是把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而发生的递延税款，保留到这一差异发生相反变化的以后期间予以转销。债务法是把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而发生的预计递延税款，保留到这一差异发生相反变化的以后期间予以转销。
（三）递延法
是将本期暂时性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时转回原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其特点是递延税款的账面余额是按照产生暂时性差异时所适用的所得税率计算，而不是现行税率计算确认的，在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对递延税款的账面余额不作调整，因而递延税款账面余额不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也不代表收款的权利或付款的义务；本期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用现行税率计算，以前发生而在本期转回的各项暂时性差异影响所得税的金额，一般用原税率计算。
（四）债务法
是将本期由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的各期，并同时转回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在税率变更或开征新税时，需要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账面余额。债务法的特点是：本期的暂时性差异预计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将来应付税款的债务，或者作为代表预付未来税款的资产。
四、我国所得税会计存在的问题
所得税会计需要在它所依据的两个尺度——会计准则、财务通则及所得税法相对完善的前提下建立和发展。“两则”和新税法已提供了这样的条件，然而，无论是“两则”还是新税法都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一）计税差异性的受制
税前账面收益与应税收益的差异受制于税收目的与财务报告目的的差异。税收要依据国家的宏观政策。同时要考虑可操作性。财务报告真实而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的变动及现金收支等情况，是为相关的投资者、债权人等进行决策提供的可靠依据。因而，应税收益的确认，更多的应用收付实现制；而财务会计的税前账面收益的确认则往往遵循权责发生制。
（二）没有独立的税务会计处理标准
目前，我国还没有独立的税务会计处理标准，许多规定还必须依赖于财务会计制度制定。会计与财务及税务等法规搅在一起的现象至今还没有重要改观，如在企业有关财务法规中，关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规定，业务招待的开支标准，利润分配程序中的“被没收的财产损失、支付各项税收的滞纳金和罚款”等，其实不是会计问题，而是税法应规范的问题。另外，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企业所得税是只对实际收到的股利计征，还是按股权投资比例计算的实际投资收益计征，所得税法也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可以看出，把两者糅合在一起，不利于财务会计为社会有关方面提供有用的决策信息，也不利于实现税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三）没有健全的制度法规
完备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可以保证财务会计为税收提供可靠、及时的会计信息，为所得税会计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健全完善的税收法规能使得所得税会计有法可依。然而目前我国具体会计准则少，实施范围有限。税法与财务会计法规体系还没有完全独立，所得税法比较简单，刚性不强，不能自成一体。这些都不利于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的分离与发展。
（四）《规定》还不完善
1994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我国《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对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差异的产生、调整、转销等作出了规定。在《规定》中将原列入利润分配的所得税改作费用支出列入损益类科目，并对应税收益与会计收益之间的差异即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给出了两种会计处理方法：所得税影响会计法和应付税款法。采用所得税影响会计法时，既可用递延法，也可用负债法，但《现定》对所得税影响会计法的应用加有限制条件，即当税前会计收益小于应税收益时，只有在以后时间性差异转回的时期内有足够的应税收益于以转销的企业，才能够采用所得税影响会计法，否则，只能采用应付税款法进行会计处理。
总之，我国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规定还是粗线条的。随着具体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新的情况很快就会出现，如《具体会计准则一投资》中对长期投资重估价，基本上是按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这就必须才“资产重估”涉及到的所得税问题作出处理规定，同样，对联营公司和子公司投资采用权益法处理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问题也必须作出处理规定。
五、完善我国所得税会计的措施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建立与完善所得税会计制度尤为重要，很好的运用所得税会计，对于缓解征纳双方矛盾，保证所得税按时足额入库，促进我国税收征管和会计处理与国际惯例接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研究完善所得税会计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重视所得税的合理避税策划，强化所得税会计观念
重视所得税的合理避税策划，强化所得税会计观念；而税务部门则应认真研究税务会计方法，加强税务立法工作，制定缜密合理的税收政策，加强反避税工作。只有通过不断的避税和反避税斗争，所得税会计才能不断地发展并得以完善。应税收益是根据会计收益调整得到的，完善的所得税会计，可确保企业履行纳税义务。所得税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支出，净收益是衡量企业成就的主要尺度。而如何节约支出，增加收入，是今天的企业面临的一项重要决策。所得税对企业的组织形式、财务安排、交易方式等都有影响，企业进行决策时不能不考虑所得税这一重要因素。严格的所得税会计核算，能确保企业作出正确的经营决策。
（二）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所得税会计规范
从目前国际会计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均倾向于递延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美国学者F.D乔伊和V.B贝维希对24个国家的l000家大型企业的会计实务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虽然传统上递延所得税会计只用于美、加、英、澳等国家的公司，但它似乎在国际上得到认可。24个国家中不赞成这种会计做法的只有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挪威、瑞典和瑞士6个国家的公司，占国家总数25％。连传统上属于大陆法系的德、法等国家的公司，也倾向于采用这种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许多学者认为，向递延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迈进，将是所得税会计的发展趋势。
（三）广泛进行所得税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在我国，对于所得税会计的研究虽然正逐渐加深，但是总体来说还显得不够，研究范围也仅限于业务的会计处理，对于所得税的处理重视不够。应该加大所得税会计的宣传力度，通过研讨会、报刊杂志等多种途径广泛开展所得税会计学术活动，进一步研讨与国际会计惯例基本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所得税会计发展思路。鼓励会计部门、税务部门等共同探讨所得税会计的发展方向，使其符合国情，易于操作。
（四）健全所得税会计人力资源
企业会计利润与纳税利润不一致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折旧费用、工资及三项费用支出、投资收益、试营收入、利息支出、罚款支出、捐赠支出、国拨补贴、亏损弥补、减免税收入等等，核算起来，工作量很大。现在，部分企业由于没有配备专职或兼职税务会计人员，税务专管员的时间精力也有限，只是部分企业的纳税利润不真实，导致国家税源流失。因此，国家有必要明确规定，企业必须配备专职或兼职税务会计人员，在财务会计核算基础上，另帐反映企业税款的实现和上缴情况。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加强税收征管，减少税源流失，也有利于企业重视对税务策划的研究，加强纳税核算与管理。
六、结论
目前，所得税会计是我国会计的一个薄弱环节，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在会计制度和所得税制度相对独立的条件下，会计利润与纳税所得的差异日趋扩大。我国必须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所得税会计理论，尽可能地缩小我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及国际会计准则之间的差距。这样既可以使我国所得税会计理论和实务寻求发展，又可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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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耿峰-浅析所得税会计[J]-《辽宁建材》-2003（03）期
[3]徐晓琴-浅析我国所得税会计[J]-《会记之友》-2008（02）期
[4]宋为民-浅析所得税会计[J]-《会记之友》-2004（11）期
致谢
本论文设计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业已完成，从课题选择到具体的写作过程，无不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期间，老师为我提供了种种专业知识上的指导和一些富于创造性的建议，没有这样的帮助和关怀，我不会这么顺利的完成毕业论文。在此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在临近毕业之际，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在这四年中给予了我帮助和指导的所有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感谢他们四年来的辛勤栽培。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各位任课老师认真负责，在他们的悉心帮助和支持下，我能够很好的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并在设计中得以体现，顺利完成毕业论文。
［关键词］铸币税；最优化
［中图分类号］F8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157-02
一、铸币税的内涵
理论文献中，铸币税常被定义为政府从货币创造中获得的收入，这实际上是从实际资源的观点出发定义铸币税，此类定义叫货币性铸币税。然而实证中，学者基于金融资源的观点对铸币税进行定义，认为其是私人部门因持有货币而遭受的机会成本损失，此类定义叫机会成本铸币税。
Drazen（1985）提出铸币税的三种基本定义：一是定义铸币税是通货膨胀税的同意词；二是私人部门持有货币而不是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将这种定义作为广义上的铸币税；三是与货币创造相关的总收入。容易看出Daren第一、第三种铸币税的定义都是从其铸币税实际资源角度进行的，而第二种定义则更倾向于体现铸币税的机会成本特性。
其他从实际资源角度定义铸币税的还有Martin Klein & Manfred J.M Neumann（1990）进一步提出的货币铸币税的概念，
实际上该变量度量的是政府在创造货币中所获得的那部分收益。但他们认为在以下两个条件下，货币性铸币税作为货币创造而获得的收益的度量才是准确的，一是政府的信用是货币创造的惟一途径；二是实际利率与货币增长率相等。Obstfeld & Rogoff（1996）定义了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认为铸币税表示一国政府通过新发行货币去购买商品和非货币性资产而获取的实际收益，通货膨胀通过影响实际货币余额而使现金持有者所遭受的总资本损失。
王硕（2007）认为铸币税应该泛指政府从货币发行中获得的收益，包括：1.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交中央财政的利润（创造货币过程中开展的资产负债业务利息差减费用）；2.中央银行在基础货币创造过程中，通过购买国债向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3.财政直接发行通货所获得的收益。张明艳，江航翔（2003）认为，从狭义上讲,由于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发行货币,铸币税仅仅指中央银行所获得并上交中央财政的利润,亦即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创造过程中资产负债运作的利息差减和费用支出,这里的费用包含货币发行费和中央银行履行其职责所必须开支的业务及管理费用。
不论是从实际资源的角度进行定义“货币创造收入”还是从金融资源角度定义“持币机会成本”都涉及到具体货币层次的问题——对于究竟指的是哪个层次的货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也有研究认为铸币税是通货膨胀税的同义词，其原因在于：理论分析中一般将铸币税当作是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但事实上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Blanchard & Fisher（1989））。Romer（1996）提出在稳定状态下，真实的铸币税等于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与真实货币需求的乘积，而通货膨胀税是作为通胀的结果使货币持有者遭受的损失。除此之外，Ari Aisen & Francisco José Veiga（2008）研究表明政治不稳定性越大，越容易导致较高的铸币税。
二、最优铸币税问题
假定铸币税的两类定义途径是等价的，这实际上暗含政府创造货币的收入和私人部门的持币机会成本是相等的。这个假设已被诸多学者认同。将货币创造收入看成是货币融资手段，而私人部门持币机会成本相当于居民因为持币而被政府征收的税收。二者等价即“对于税收系统不甚发达或者财政赤字率居高不下的国家而言利用铸币税来融资是一条合适的途径”Dornbush（1988）。另外Grilli（1998）提出了一个模型证明税率和货币融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正是铸币税具有这种为财政赤字融资的功能性质，导致铸币税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影响。
如上所述，铸币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源于铸币税收入可以成为政府筹资的一个重要来源（Dornbusch（1988），Drazen（1989） & Grilli（1989）），从而考虑这种收入可能会影响到货币当局制定和实施的货币政策。
Eduard Hochreiter,Riccardo Rovelli & Georg Winc-kler（1996）考察了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中央银行铸币税占GDP的比重，发现该比重相当高，由此得出了中央银行一定程度上依赖铸币税融资的结论。
Haslog（1998）的研究结果表明一国货币增长速度与其对货币创造收入的依赖程度存在正向的关系，依赖程度越高，货币政策操作考虑铸币税就多一些。
既然铸币税收入构成政府收入的一部分，且这部分收入对货币政策有影响，那么政府究竟怎样从货币创造中获取铸币税收入，或者在从货币创造中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已有文献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两类方法入手：第一从最优税收理论出发；第二从铸币税最大化理论出发。
1.从最优税收理论出发的最优铸币税
最优税收理论考虑的情况：不造成扭曲的税收不存在，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政府的最优行为是使得所有税收工具带来的边际扭曲成本相等。Bailey（1956）将这一理论运用于最优通胀率定理，并指出一个最优的税收政策应该通过传统税收和铸币税征得收入。Barro（1979）在他著名的税收平滑模型中提出动态最优的税收要求政府平衡各时期为增加收入而产生的边际扭曲成本。然而在Barro的模型中，在政府获取收入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是不变的。
Mankiw（1987）结合Bailey和Barro的研究提出，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都被用于为政府支出融资，那么税率和通胀率应该是正相关的。政府传统税收不可避免地会扭曲经济，同样的高铸币税的获得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的选择就是应该合理安排这两种税收以使得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Mankiw称这个理论为最优铸币税理论。该理论在美国的通胀和税收数据中得到了实证检验（Poterba & Rotemberg（1990））。Campillo & Miron（1996）通过对62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也支持了这一理论。
在Mankiw（1987）研究的基础上，Robert A.Amano （1998）对1953—1993年间加拿大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支持最优铸币税理论。Richard T.Froyen & Roger N.Wand（1995）对美国的货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却发现基础货币与税率增长不是正相关的。从而得出了美国政府的铸币税政策并不是从最小化各种税收造成的福利成本出发的结论。
2.从铸币税最大化理论出发的最优铸币税
最大化铸币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从“最大化铸币税”入手寻找最优通货膨胀率的理论。由于通货膨胀对经济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温和的通胀率能够刺激产出，增加消费，提高政府税收，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存在降低储蓄，扭曲财富分配，严重的通胀甚至会引起货币替代，经济动荡等。所以国内外学者就平衡通胀率的正负效应，选取最优通胀率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大化铸币税就是其中的一种。
铸币税最大化理论源于这样一个共识：政府为财政赤字融资而提高铸币税的需求往往导致了高通胀的发生。（Cagan（1956）,Sargent（1982）,Dornbush,Fischer（1986）,Van Wijinbergen （1989）,Buiter（1990）,Easterly & Schmidt-Heddel（1994））。由于特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选择，稳态铸币税与通胀率的关系可能呈现出一条“丘陵”状的拉弗曲线关系。铸币税随着通胀率升高先增加，然后通胀率增加到某一特定点以后，随着通胀率继续上升铸币税开始下降。这一特定通胀率被称为最大化铸币税通胀率。
对于铸币税和通胀率之间的拉弗曲线关系的解释，Cagan（1956）认为，如果存在资源闲置情况，货币扩张不会或部分转化为价格上涨，政府发行货币速度快于工资和价格调整速度，实际货币存量增加，铸币税税基增加，铸币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对应拉弗曲线的上升阶段。随着持续的货币扩张，充分刺激社会总需求，资源达到（或超过）充分利用状态，此时货币扩张将全部转化为价格上涨，公众通过工资指数化，避免高通胀引起的损失，导致通货膨胀率持续上升，并达到较高水平，此时政府发行货币的速度慢于工资和价格的调整速度，实际货币存量减少，铸币税收入也减少，对应拉弗曲线的下降阶段。
经济中的高通胀率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学家从最大化铸币税的角度解释认为，首先，经济可能出于高通胀，但是仍然位于拉弗曲线的左边。这种情况下，高通胀可以认为是政府追求高铸币税的结果；其次，通胀率可能错误地落在了拉弗曲线的右边。如果通胀率比最大化铸币税通胀率要高，而且相对稳定，可以解释为政府偏好相对高通胀率均衡。后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缺乏通“名义锚”（Bruno & Fischer（1990））或者是由于Barro-Gordon（1983）效应导致货币当局无法维持政策的公信力（Kiguel & Liviatan（1991）），或者由于政府的补贴率足够高，以至于政府不得不背离稳定性政策，以短期的成本换取长期的收益。
3.两类最优铸币税的比较
从最优税收理论出发与从铸币税最大化理论出发的最优铸币税理论都是研究政府如何从货币创造中获取铸币税收入，或者说在从货币创造中获取收入的过程中，什么样的铸币税水平是最优的。
从最优税收理论出发与从铸币税最大化理论出发都导出了最优铸币税问题，不过两类方法对“最优”的定义不尽相同。从最优税收理论出发的最优铸币税理论认为由于传统税收和铸币税都不可避免地有扭曲经济的负面效应，政府应该合理安排两类税收，使得社会福利成本最小化，而社会福利成本最小化的铸币税就是最优铸币税。而从最大化铸币税理论出发的最优铸币税理论，则只考虑最大化一类特定的收入。比如说货币创造的收入，并且将这种最大化铸币税作为最优铸币税。两种方法下得到的最优铸币税往往是不一样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