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7:08
当国内有些军工企业还在疲于转换机制和扭亏为盈时，周边环境已经推着这些企业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在加快军工企业改革的同时，适时地研究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在不可避免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调整国内军工企业，拓宽民品开发的路子，在开发生产成套设备产品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加工贸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尽快提高军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分工、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
一、加工贸易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
从一般意义上讲，对外加工贸易是指一国从国外进口主要原材料、零部件，在国内加工、装配后再出口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加工贸易通常是外国企业以合资、合作方式，把某些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或者利用东道国的已有生产能力为自己加工、装配产品，然后行销到全世界各有关地区的一种贸易做法。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是参与亚太区域乃至世界产业分工的重要链条，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例如发展“两头在外”的轻纺、机电产业，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扩大了出口，适应了国际市场，有力地增强了国际竞争能力；同时也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
我国航天系统对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显得不太平衡，地处内陆的企业发展比较缓慢，而地处沿海的企业，有的已通过对外加工贸易形成产值数亿元的规模。例如八院的上海仪表厂，就是抓住了日元升值、日本企业急于寻找海外生产厂家谋求发展的机遇，同美能达公司签订了多批合作生产复印机组件的合同，第一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第二年接近3亿元，出口创汇达2500万美元，产品直接销往欧美等国家。这在当今不少国有大中型企业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奇迹。上仪厂通过对外加工贸易，不仅使企业生产经营快速增长，而且还通过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建立了一家新的专门发展对外加工贸易的企业--航仪控制工程有限公司。这就是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通过对外加工贸易有力地激活了企业，同时增强了军工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符合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潮流。加工贸易的发展实际是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承接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某些中等技术产业，充分发挥了我国的优势，包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成本低廉、以及有一定工业和技术基础等，加快了国内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90年代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逐步取代了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二是加工贸易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逐步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三是加工贸易的技术档次在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批批技术先进、规模领先的大型项目；四是加工贸易企业相互之间的配套程度在提高，不少企业使用国产原材料和国产零部件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协作联系正在加强。从这些情况看，加工贸易升级的步伐在明显加快，今天的加工贸易同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贸易已产生了质的差别。事实上对外加工贸易已成为我国现代工业生产和流通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后，其经营格局对海关监管和整个经济管理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二是加工贸易的外向循环与国内产业的循环，未能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制约了加工贸易对国内产业带动作用的发挥；三是走私漏洞现象增多，这对国内的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都形成了不小的冲击。因此，置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加工贸易，并在此基础上理顺加工贸易的政策，加强和改进加工贸易的管理，仍是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三、加工贸易将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
从当前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加快，必将推动全球加工贸易以更大规模、更高水平，并在更大范围得到发展，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迅猛，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其他非高技术制品。高新技术产品的部分加工组装业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研究与发展领域的突出优势，不仅将加剧其产业向国外转移的过程，并且也将以具有较大接纳能力的市场，作为其转移的目标。在这个发展趋势中，中国将成为未来高技术产业结构转移的主要目标。其次，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技术的产业，也将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加工贸易将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建筑等支柱产业，以及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核能、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贸易，均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像日本与韩国等国家一样，我国的加工贸易今后必将经历一个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在加工贸易内涵、市场营销和科研开发等环节，不断优化和升级。实现这个转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特别是外贸制度与政策环境面临重大抉择。其中国有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经营机制难以适应
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和国际市场营销能力极为薄弱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参考文献]
[1] 陈飞翔，吴琅.由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换路径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2006（11）：4-10.
[2] 程筱宇.贸易强国应具备的“素质”――刍议中国与“贸易强国”的差距[J].金融经济，2015（7）：20-22.
[3] 戴翔，张二震.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路径及战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5）：82-91.
[4]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5] 冯雷.进口贸易是通向贸易强国的关键――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4（12）：51-56.
[6] 何新华，王玲.比拼经济实力――对外经济贸易强国主要特征与指标分析研究[J].国际贸易，2000（12）：14-18.
[7] 洪涛.由贸易大国向强国跨越[J].国际贸易，2010（12）：15-18.
[8] 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72-176.
[9] 贾怀勤.从统计规则辨析中国2013年货物贸易总值是否超美――兼论中国建设贸易强国[J].国际贸易，2014（2）：10-15.
[10] 李钢等.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之抉择[J].国际贸易，2010（1）：4-11.
[11] 刘宝荣，李健.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未来10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0（11）：22-24.
[12] 柳思维.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6）：5-10.
[13]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98-112.
[14]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7.
[15] 马淑琴，戴晋.影响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升级的相关因子研究[J].财贸经济，2006（10）：64-68.
[16] 马涛.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经贸强国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6（1）：26-32.
[17] 马相东，王跃生.全球贸易新常态与中国外贸发展新策略[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5（6）：77-84.
[18] 毛群英.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基于我国外贸发展背景与现实的分析[J].价格月刊，2008（10）：36-41.
[19] 裴L洪.迈向贸易强国应先跨过几道坎儿：对我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思考[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22（1）.
[20]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J].经济研究，2009（4）：4-16.
[21] 裴长洪.进口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规律与启示[J].经济研究，2013（7）：4-19.
[22] 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21-24.
[23] 裴长洪.经济新常态下中国扩大开放的绩效评价[J].经济研究，2015（4）：4-20.
[24] 裴长洪.“十三五”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3.
[25] 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18-21.
[26] 盛斌.建设国际经贸强国的经验与方略[J].国际贸易，2015（10）：4-14.
[27] 桑百川.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N].国际商报，2015-12-23（3）.
[28] 田素华，尹翔硕.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贸易政策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6（4）：14-20.
[29] 张二震.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开放战略的调整[J].南京社会科学，2010（12）：1-5.
[30] 张二震，戴翔.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探讨[J].南京社会科学，2014（7）：6-12.
[31] 张幼文.经济强国――中国和平崛起的趋势与目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24-26.
[32] 张幼文.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发展的道路[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9）：5-12.
[33] 张幼文.目标升级与战略创新：贸易大国如何实现转型[J].探索与争鸣，2016（2）：83-88.
[34] 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究竟“新”在哪里[J].经济研究，2014（1）：15-20.
[35] 王备.中美贸易关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探究[J].北方经贸，2014（7）：17-19.
[36] 王冉冉.我国离贸易强国还有多远――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现状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5（10）：9-14.
[37] 魏浩，马野青.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及对策[J].经济纵横，2005（2）：21-23.
[38] 吴汉嵩.论实现贸易强国的方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6）：51-57.
[39] 薛荣久.我国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的纲领与重大意义[J].国际商务，2007（11）：5-10.
[40] 杨圣明.“十二五”规划与贸易强国战略[J].时代经贸，2011（2）：13-16.
[41] 杨枝煌.关于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的战略思考[J].经济学家，2014（6）：25-33.
[42] 尹翔硕.试论贸易战略选择的客观基础[J].世界经济，1992（7）：11-12.
[43] 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取向的变化及贸易格局的变动[J].世界经济，2004（3）：38-43.
[44] 尹翔硕.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45] 余芳东，寇建明.我国与世界贸易强国差距有多大[J].中国国情国力，2001（6）：2-4.
[46] 张亚斌，李峰，曾铮.贸易强国的评判体系构建及其指标化――基于GPNS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10）：3-8.
[47] 张钰梅.距离世界贸易强国，我们有多远[N].国际商报，2010-04-29（3）.
[48] 赵蓓文.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升级：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J].世界经济研究，2013（4）：3-9.
[49] 郑宝银.“走向贸易强国之路学术峰会”会议综述[J].国际贸易问题，2011（6）：174-176.
[50] 郑甘澍，蔡宏波，罗彩瑜.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探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11）：3-13.
[51] Cattaneo， O.， Gary， G.， and Cornelia 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Post Crisis World：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R].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0.
[52] Feenstra， Robert C.， and Shang-jin Wei.，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R].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关键词：对外贸易；路径依赖；贸易主体；贸易方式
一、引言
路径依赖是指由于外生的偶然性随机因素的触发和内生的各种正反馈机制的强化作用，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对其初始路径产生某种程度的“锁定”效应。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David 在其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85年，David将此概念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中，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的探讨。1989年，经济学家Arthur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1990年，North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并指出David和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随后，研究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文献快速增多，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已成为路径依赖理论体系中发展最为迅猛、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除此之外，学者们还把路径依赖理论应用到了其他学科领域。Grabher在1993年、Garud和Rappa在1994年、Bebchuk和Roe在1999年、North在2005年分别将路径依赖引入到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公司治理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对路径依赖的研究是不足的，一方面未能在路径依赖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在现有路径依赖理论的应用领域也大都是沿着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方向继续向前推进。值得指出的是，傅沂提出从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两个角度分析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之一的东莞更是遭受剧烈冲击。对此，国内学者争相提出和论证进行产业升级和贸易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探索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力争为东莞的贸易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为了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首先用1995年以来美元兑换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将下文涉及的以美元为计量单位的进出口数据统一换算成人民币，再用以1995年为基期的累计CPI将以人民币计量的名义进出口数据换算成其实际值。接下来，本文将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的角度深入探讨东莞市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
（一）对外贸易主体的变迁
以企业的经济类型为标准，对外贸易主体可以划分为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等）。
本文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国有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1995年仅为350.60亿元，随后逐渐上升，在2002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即827.89亿元；随后先下降后上升，在2007年达到最高点，即980.83亿元；之后再次下降并在2011年跌至375.03亿元。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1995年最高，达到55.30%；2002年跌破50%，为49.73%；2011年降至最低点，即12.71%。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2000年保持为零，这是由于政策限制，民营企业无法取得进出口经营权；2001年开始破冰，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为200万元，此时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仅为0.0014%；2002～2003年，民营企业实际进口获得井喷式的发展，2002年达到5.29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16倍，2003年达到196.67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36倍，直至2007年依然保持较快增长；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逆转为负增长，其中2009年负增长9.75%；随后两年因金融危机缓解而恢复增长，其中2010年强劲反弹，增长了36.80%。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历年的民营企业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至2000年保持为零，随后开始快速增长，2003年突破了10%，2011年突破了20%。关于历年的其他企业实际进口额，不论是其绝对数值，还是其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非常小，故在此不作深入讨论。与前述三种贸易主体相比，历年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很大，而且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1995年就已达到43.35%；2003年突破50%，达到54.30%，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三资企业逐渐取代国有企业成为东莞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11年这一比重更是达到了64.17%的新高度。
接下来再看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主体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四种贸易主体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不过仍有一点值得强调，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相比，在这17年间，国有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幅度更大：1995年高达60.82%，到2011年已跌破10%；与此相对应，三资企业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更大：1995年仅占39.12%，到2011年已接近70%。因而从2003年开始，实际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基本由三资企业决定。
（二）对外贸易方式的变迁
在国际贸易学中，贸易方式主要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三类。结合《东莞统计年鉴2012》中对贸易方式的分类方法，本文将加工贸易界定为仅含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两类，其他的加工贸易方式全部划分到其他贸易方式中。考虑到除来料加工装配和进料加工之外的其他加工贸易方式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均非常小，这样的界定和划分既是方便的也是合理的。
首先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进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如图2所示。从总体上看，历年的一般贸易实际进口额和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增长势头强劲，但这个比重始终未超过20%——1995年最低，仅为0.71%；2011年最高，达到17.37%；平均为6.45%。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进口额也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它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波动比较大——2003年最低，为7.32%；1996年最高，达到18.82%；平均为10.02%。而且，这个比重也始终未超过20%。与前两种贸易方式相比，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在实际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大——1998年，这一比重高达90.64%；2011年，其最小值也达到了71.29%；平均为83.53%。因而，从图2上看，历年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与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基本一致，或者说历年加工贸易实际进口额的变化趋势决定了实际进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然后考察1995～2011年东莞实际出口总额按贸易方式分解的情况。从总体上看，历年三种贸易方式下的实际出口额和它们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前述进口的情况类似，此不赘述。但有两点必须加以强调：第一，历年的其他贸易方式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1995～2005年这一比重不到0.1%，虽然从2006年开始上升，但离5%尚有差距。第二，与其他贸易方式相反，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出口额在实际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1995～2005年这一比重连续保持在95%以上，尤其是1996～2002年更是维持在98%以上；虽然从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然保持在80%以上。
三、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判定
在上一节中，本文依次从贸易主体和贸易方式这两个角度对东莞市1995～2011年对外贸易的变迁过程作了系统性的论述。
接下来，本文将1995～2011年东莞对外贸易主体中三资企业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和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的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汇总到一起，如图3所示。
结合图3中的趋势线和具体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的三资企业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1995年为41.21%，2011年已达到67.14%，平均值为52.47%。历年的加工贸易实际进出口额在东莞实际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始终维持在高位——1998年的最高峰达到95.19%，即便是2011年的最低位也达到76.94%，平均值为89.70%。
综合以上分析，从1995～2011年，上述两个比重均始终保持在高位运行（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本文目前无法观测和描述更长的时间段）。据此，本文认为，东莞对外贸易的运行轨迹对三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均存在相当程度的“锁定效应”，即东莞对外贸易的变迁在贸易主体方面对三资企业存在路径依赖，在贸易方式方面对加工贸易存在路径依赖。
四、结语与展望
除了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和贸易壁垒此起彼伏等外生阻力之外，对外贸易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对东莞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转型升级施加着强效的内生阻力。在研究贸易转型的文献中，很少有学者论证这种内生阻力，而通过具体的数据来判定对外贸易变迁中存在路径依赖的学者就更少了。事实上，这种内生阻力甚至比前述外生阻力的作用更强，更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更具有研究价值。
因此，笔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下一步拟深入探究东莞市对外贸易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原因，从而为之后提出打破这路径依赖的对策奠基。
参考文献：
[1]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
[2]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1989（99）.
[3]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 格致出版社，2008.
[4]Grabher.G.“The Weakness of Strong Ties： The Lock-i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uhr Area.” In Grabher. G. ed.， The Embedded Firm-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M]. London： Routledge，1993.
[5]Garud.R.，Rappa. M.A Socio-cognitive Model of Technology Evolution： The Case of Cochlear Implant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05）.
[6]Bebchuk.L.A.，Roe.M.J.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J]. Stanford Law Review，1999（52）.
[7]North.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8]傅沂.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暨南大学，2006.
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本国生产力，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在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的大前提下，贸易保护主义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还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如苛刻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化这对矛盾体将会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应如何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基于对以上课题的关注，本文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并试图透过现象揭示保护的实质。然后，本文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最终得出“新贸易保护主义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这一结论。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作者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应对措施，建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熟练掌握wto相关规则，借助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力量，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地抵制外国无节制抢占和恶意冲击，以保护各国在自由贸易过程中应得的利益。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
引言
新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的目标。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在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中，关于理论来源和特征的研究比较多。本文拟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实质进行归纳分析，并试提出新贸易保护主义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的观点。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通过对当今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状，提出运用贸易规则、规避贸易风险；发挥中介作用、建立预警机制；加大政府协调、实现公平竞争；提高商品质量、冲破贸易保护；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具体有效的措施。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研究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渊源
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重商主义”思想，之后经历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新贸易保护主义四个里程碑式的阶段。
1、重商主义（15-17世纪）
15-17世纪，随着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发现，商业活动的范围空前扩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开始产生。通过对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西欧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与此同时，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迅速瓦解，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生活对商业资本有着很大的依赖，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当时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等金属货币，它们成为社会各界追逐的对象和社会财富的象征，而拜金主义也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旋律。社会经济的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中来。在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表现为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便是贸易保护的起点。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重商主义流行于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的西欧各国，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对外贸易中少买多卖或不买，用以积累货币，而且积极鼓吹国家采取强制手段禁止货币输出。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资本高度发展，工场手工业已产生，信贷事业开始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当时的封建王朝和商业资产阶级更加需要货币，“他们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钱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进来。” 硕士论文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tomas mun，1571-1641），他指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到国外，购买本国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进行转口贸易，发展生产。但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仍然坚持买少卖多的原则。贸易差额论在认识上比货币差额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不论是货币差额论，还是贸易差额论，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当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但它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而且只局限于流通领域，认为财富和利润都是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对外贸易是财富和价值增值的源泉。这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货币差额论将货币与商品绝对地对立起来，设法要把侥幸得到的货币保存在国内并把它贮藏起来，而且孤立地对待货币运动。贸易差额论才开始认识到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内在联系。
2、“保护幼稚工业”理论（19世纪40年代）
19世纪20-40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形成了。“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list，1789-1846)。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五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不同时期应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他从德国当时所处的现状出发，认为德国正处于农工业时期。而想要过渡到农工商业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国家实行高关税等保护贸易政策，进而建立强大的工商业基础。经过比较，他认为使用动力和大规模机器的制造工业的生产力远远大于农业，所以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力需要特别重视。而对于农业的保护，他认为，通过保护使工业发达以后，农业就会随之得到发展。
“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在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应该说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是必要的，它使德国的大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加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提高了他们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该理论在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的基础上，提出保护对象应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自由贸易才是最终目标。
但是，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他把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与古典学派的价值论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以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为前提假设。
3、超保护贸易理论（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初，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使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使市场问题进一步尖锐。经济大危机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高关税、外汇限制、数量限制、鼓励出口等措施，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据，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及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理论。凯恩斯主义主张，重商主义保护贸易的政策能够保证经济繁荣、扩大就业。他们认为，政府应该仔细分析贸易顺差和逆差对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影响，以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大量的失业问题。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率、刺激物价上涨、扩大投资，有利于缓和与扩大就业量。而贸易逆差则会造成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萧条和增加失业。
超保护贸易主义旨在垄断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市场进行进攻性的扩张。它把保护的对象由幼稚工业，扩展到包括国内高度发展或出现衰落的垄断工业。保护的目的也由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转变为巩固和加强对国外市场的垄断。保护的战略由防御转向进攻。凯恩斯主义超保护贸易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理论中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性。
但凯恩斯主义过分夸大了他们的意义，忽略限制新投资，阻止对外贸易顺差的其他重要因素。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是不择手段的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高度发展的工业，以加强其国外的垄断地位，其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贸易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消极地防御外国商品侵入国内市场，而是加紧侵占国外市场。凯恩斯主义者反危机方案旨在解决国内日益严重的失业和摆脱不断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保护贸易理论对危机起到了缓解作用，但在其原有制度条件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契约实施效率；加工贸易；面板数据；IV2SLS
一、 引言
关于加工贸易或垂直专业化基础和动因的研究框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标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的研究，关注中间产品市场；另一类是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关注交易成本、不完全契约等问题（胡昭玲2006）。第一类文献如Arndt（1997）、Deardorff（1998）、Jones和Kier-zkowski（2001b）及国内学者卢锋（2004）等，用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解释垂直专业化的起因，分析其经济影响。他们应用的模型主要有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和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Factormodel）等。Ishii和Yi（1997）、卢锋（2004）和Chen、Ishikawa和Yu（2004）等则将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引入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分析。第二类文献则引入了产业组织与契约理论的框架，分析加工贸易和FDI的动因。此类文献应用产权理论（Property Rights）、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s）、激励系统理论（Incentive Systems）和委托理论（Delegation of Authority）等有关企业边界的理论分析企业在一体化生产与外包之间的组织模式选择。如Antras（2003、2005、2009、2011），Antras和Helpman（2004、2006），Grossman和Helpman（2002、2005）等。
根据上述文献，加工贸易的动因可分为要素禀赋、经济规模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因此，除劳动力成本以外，契约实施效率、基础设施状况、经济规模等都将对加工贸易的区位选择造成影响。有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但现有文献以研究FDI区位分布的居多，很少有文献对加工贸易的区位分布进行实证分析。何玉梅和孙艳青（2011）在Grossman和Helpman（2004）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契约不完全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跨国企业外包决策的微观机理，并基于2003年～2007年中国工业数据展开经验分析。研究发现，由于生产环节的难以监督和契约制度环境不完善产生的成本使加工贸易水平显著下降，间接验证了为保证产品质量需要增大成本，从而影响企业外包选择的理论假说。但他们用“成本”来表示契约实施成本，分析了影响加工贸易的行业因素，并未考察制度层面的因素对加工贸易区位分布的影响。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分析契约实施制度对加工贸易在某国内分布的文献非常少见，本文将对此作出初步尝试。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不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利用中国2002年～2008年29个省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我国各省、直辖市间契约实施效率的差异对加工贸易的区位分布的影响。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实证模型的设定、变量的测度、数据来源说明和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三部分汇报了实证结果；第四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 计量模型设定和相关变量的测度
1. 模型设定。根据上述分析，契约实施效率是影响加工贸易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也是本文主要关心的变量。同时，工资水平、基础设施和经济规模也是影响加工贸易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osit=？茁0+？茁1contractit+？茁2lngdpit+？茁3lnwageit+？茁4lnfrait+eit
其中，i和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lnosit为加工贸易水平（用加工贸易出口值度量）的对数值；？茁0为常数项；contractit是契约实施效率指标；lngdpit为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值，衡量地区经济规模；lnwageit为工资水平的对数值；lnfrait为基础设施指标；eit是残差项。contractit是我们主要关心的解释变量，lngdpit、lnwageit和lnfrait是控制变量。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本文将首先对lnosit和contractit进行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逐一加入控制变量，检验存在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契约不完全性对加工贸易作用的稳健性。
2. 变量的测度。本文采用2002年～2008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选取2002年～2008年的数据是因为，2001年11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对于我国承接加工贸易影响重大；而2007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的影响在2008年之后逐步显现出来。所以2002年～2008年的数据能比较稳定地反应我们所关心的变化和变量作用。之所以选取29个省份的数据是因为，和青海的某些关键数据缺失，另外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制度与大陆有根本性差别，不属于本文所关心的因素。
（1）加工贸易水平。用各地区加工贸易出口量来表示。数据来自中国各地区统计年鉴。
（2）契约实施效率。关于测度我国地区间契约实施效率的指标，目前较流行的有世界银行发行的《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见盛丹、王永进，2010；王永进、李坤望、盛丹2010等），但目前该报告只了一年，由于本文关心契约实施效率随时间不断进步对加工贸易的促进作用，所以采用不同地区和时间的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因而《2008中国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不适用本文。此外，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的相对进程作出了较为客观和详尽的分析，并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和计算，得出中国各地区的总体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总体评分是由五个方面23项基础指标组成的。它们各自反映不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基础指标评分是以2001年为基期，在0～10之间取值（基期单项基础指标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在该项的基期得分为10分，最低的省份基期得分为0分；但根据年度变化，某些省份可能超过10或小于0）。市场化指数的五个方面包括：①政府与市场的关系；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③产品市场的发育；④要素市场的发育；⑤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其中第5个方面能较好地代表契约实施效率，我们下面将对此进行简要说明。构成这一方面的指标分为四个项目：a.中介市场发育度；b.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c.知识产权保护；d.消费者权益保护。其中前个三项目与契约实施效率有较强相关性。a项“中介市场发育度”由两个指标构成：律师数/总人口和会计师人数/总人口。这两个指标能较好地体现地区间“证实成本”的差异。一旦签约双方在交易时产生争议，拥有更多律师和会计师的地区能够更加方便地对双方签订的契约进行审查并经由法庭证实和执行。b项“对生产者合法权益保护”采用企业对各地区司法环境评价的调查数据，能较为真实地体现各地契约和制度环境的质量。c项为知识产权保护指标，由于企业承接外包过程中存在与发包企业产生知识产权纠纷的情况，所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双方就相关问题签订和执行契约。此外，对d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制度质量。综合以上分析，“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指标能很好地反应契约实施效率，因此我们将选取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这一指标。此外，为了检验契约实施效率对加工贸易水平影响的稳健性，我们还将使用该报告中更为直接的“中介市场发育度”作为衡量契约实施效率的替代指标。
（3）工资水平：对于工资水平的衡量，本文采用各省份2002年～2008年职工平均工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基础设施：本文采用各省份单位面积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里程（公里/平方公里）对此进行测算。地区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各省份2002年～2008年名义GDP。
三、 回归结果及分析
1. 我们首先做了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回归。表1中式（1）～式（4）是逐一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逐步控制主要解释变量的影响，又能同时检验主要关心变量（契约实施效率）对外包影响的稳健性。
表1的结果显示，首先契约实施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在逐渐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说明契约实施效率的提高对加工贸易水平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也能反映出，各省间契约实施效率的不同能够强有力地解释地区间加工贸易水平的差异。相对于其它解释变量，契约实施效率对加工贸易水平的解释力非常显著并且在控制了其它变量影响后仍然稳健，所以其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在其它文献中并未特别指出，但正是我们所强调的。
其次，反应经济规模的GDP对加工贸易水平的影响也是显著为正并且稳健。这说明地区的经济规模也是影响加工贸易水平的重要因素。总体的经济规模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地区的“市场厚度”，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市场厚度”的增加能够降低企业被“敲竹杠”的风险，因此，“市场厚度”的增加能促进企业间的投资和合作。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这一论断。
第三，工资水平的系数为负，意味着工资水平低的省份对加工贸易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但不显著。这说明，在我国各省份之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并不是造成地区间加工贸易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本文的结果显示，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地区间加工贸易水平的差异。
最后，基础设施的系数为负，但也不显著。这说明基础设施并未很好地解释地区间加工贸易水平的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本文选取的基础设施指标为单位面积的公路、铁路和内河航道，而承接外包的企业可能更重视海运。另外，由于地方政府有通过公路和铁路投资申请中央财政拨款和拉动短期GDP的激励，现存的公路铁路里程并不一定被有效利用。
2. 接下来本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2中，（1）式是用“中介市场发育度”作为衡量契约实施效率的替代指标后的回归结果；（2）式是针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而采用FGLS方法的回归结果；（3）式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4）式是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用工具变量法进行2SLS回归的结果，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为滞后一期的契约实施效率指标。下面将对各结果进行分析。
（1）为了进一步检验本文所关心的契约实施效率指标的稳健型，我们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更为直接的“中介市场发育度”作为衡量契约实施效率的替代指标（这个指标是本文最初使用指标的子项）。表四中的（1）式汇报了这一结果。结果显示，契约实施效率的系数依然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2）FGLS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实施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有增加；另外对数工资的系数仍为负且变为显著，说明在处理了异方差问题后，契约实施效率对外包的影响增加，且工资对外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考虑到每个省份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变量，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契约实施效率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但其取值变小。
（4）契约实施效率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契约实施制度的差异，而制度对于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我们根据通常做法，使用滞后一期的契约实施效率作为当期契约实施效率的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结果如（4）式所示。之所以采用契约实施效率的滞后变量作为其本身的工具变量是因为，一般而言，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一方面，内生解释变量显然与其滞后变量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滞后变量已经发生，故为“前定”（从当期的角度看，其取值已固定），可能与当期的随机误差项不相关。2SLS的回归结果显示，契约、GDP和工资的系数都非常显著，且符合我们的预期。此外R平方亦略有增加。显然，在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我们得到了更加优良的结果。
四、 总结
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对跨国公司FDI和国际外包选择的分析，地区间契约实施效率的差异是影响一国承接加工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中国29个省份2002年～2008年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契约实施效率的提升能显著地促进加工贸易水平并且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和经济规模等因素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此外，为了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内生性问题，本文还分别采用了FGLS估计和工具变量法2SLS估计。
加工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的分析表明，契约实施效率是促进地区加工贸易的重要因素。这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首先，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制度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本文的分析则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机制，即地区契约实施制度的改善能增加当地的加工贸易水平，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其次，我国西部省份相对更低的工资并没有有效地获取加工贸易企业的青睐，加工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根据本文的分析，东西部地区的契约实施效率差异是造成这个现象的重要原因。西部省份若想发挥其劳动力成本优势，应着力改善当地的契约制度环境。随着东部地区工资水平的增长，我国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有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比如富士康。西部各省应把握这一机会，用良好的契约制度吸引参与加工贸易的企业。
参考文献：
1. Antràs， Pol．“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11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375-1418．
2. Antràs， Pol．“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roduct Cycle，”9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1054-1073．
3. 何玉梅，孙艳青．不完全契约、成本与加工贸易水平．中国工业经济，2011，（12）：57-66．
4. 胡昭玲．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研究综述． 南开经济研究，2006，（5）：12-26．
5. 刘瑶．外包与要素价格：从特定要素模型角度的分析．经济研究，2011，（3）：48-58．
关键词：国际贸易；工薪差距；技术水平；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752；F24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24-000-01
一、理论研究：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的渠道
（一）国际贸易通过引起技术进步影响工薪差距
对外贸易引起的技术进步是学者们认为造成工薪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以经济学家利默的观点最为典型，该观点认为：对外贸易的导向作用会带来技术革新，而技术革新更倾向于发生在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相关企业会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使得这部分劳动者的工资增加，进而引起了工薪差距扩大。阿西莫格鲁（Acemoglu）（1999）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为视角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工薪差距，他认为国际贸易会通过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方向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差距。Lawrence and Slaughter （1993）、Baldwin（1995）、Bhagwati（1995）、Krugman（2000）分别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国际贸易所引起的技术进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非常显著。
（二）国际贸易通过改变需求水平影响工薪差距
罗德瑞克（Rodrik）（2000）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推动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劳动力替代，进而引起工资差距。Glazer和Ranjan（2003）以偏好的差异研究了需求对工资的影响。许斌（2003）运用DFS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通过引入贸易壁垒分析得出了贸易开放可以让贸易参与双方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增加，进而使得工薪差距在双方国家都增大。
（三）国际贸易通过引起商品价格变动影响工薪差距
Jones和Scheinkman（1977）集中讨论了商品贸易如何通过要素价格的变动影响一国要素收益以及各国收入差距如何趋向均等化。相比而言，关于商品价格变动影响工薪差距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商品价格的变动也是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的一个重要渠道，不容忽视。
（四）国际贸易引起的国际垂直分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
关于国际垂直分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很难给出一个确切地答案，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Feenstra & Hanson（1996）等认为两个进行贸易的国家如果存在垂直专业化分工，就会同时增加两个国家的工薪差距。然而，Jones &Kierzkowski（200l）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引起的垂直分工对工薪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他认为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具体分工模式以及本国在特殊生产周期所投入的要素密集程度都具有高度复杂性，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国际垂直分工对劳动力影响的不同，从而无法确定对工薪差距的影响。Acemoglu（1998）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影响，认为国际垂直分工的存在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工薪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实证研究：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的实证结论
（一）国外相关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1.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研究。Leamer （2000） 选取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450个外贸商品分类行业的数据，通过对产品价格、TFP 增长及原始要素投入比例的研究，计算出了贸易模式变化对工资价格变化的影响系数，最终结论认为对外贸易会引起非熟练劳动工人相对工资的下降，这种影响力度占到40%。Dalgin等（2004）用拓展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来研究美国收入差距，并且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nonhomothetic）是收入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
2.基于香港制造业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Hsieh and Woo（2005）采用回归方程实证分析了贸易外包对香港高技术工人需求的影响，他采用了香港三个不同时期18个制造产业的数据，实证结果显示香港外包贸易对其工薪差距的贡献率为58%，即外包贸易对工薪差距的影响显著。
（二）国内相关实证研究文献概述
1.关于我国贸易自由化和工薪差距Granger因果检验的实证分析。戴枫（2005）通过理论模型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认为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对工薪差距的影响越大。
2.关于国际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工薪差距的实证研究。 陈景华 （2007）基于中间产品贸易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认为中间产品贸易对我国制造业劳动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明显。
3.关于我国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Xu & Li（2008）对不同性质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进行了区分和研究，该项研究结论为：如果一个企业外资股份较多，则会偏好高技术工人，从而会导致工薪差距增大；反之，如果外资股份较低或者为内资企业则该企业倾向于使用一般技术工人，从而对缩小工薪差距有利。
三、进一步研究展望
当前的实证文献增多，打破了仅仅从理论上研究的局限，研究视角涉及的行业也更加广泛和具体。关于国际贸易影响工薪差距这一问题的探讨，未来的研究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证层面的，一定会从以国家和产业为单位转向以企业、工厂和产品为单位，这将会使研究更加具体，更加具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董有德，陈灵华.贸易、技术进步和工薪差距―关于克鲁格曼和利默之争的探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2）.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其也成为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加工贸易的各种效应。一些学者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加工贸易有利于发挥其劳动力等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且能够获得技术外溢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因此，其对经济发展有利。然而，一些学者也对加工贸易是否对本国经济存在积极的效应持怀疑态度。一些学者认为，加工贸易的发展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技能工人和管理者的收入与非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扩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2010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l1577．6亿美元，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38．95％。可见，加工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它与国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呢?它是否会加剧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本文收集了1990年至2005年的经济数据，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二、中国加工贸易收入分配效应的假想
在众多研究贸易与报酬的理论中，斯托尔怕一萨缪尔森定理(SS定理)是最常用的一个经典理论，ss定理在H一0模型的假设条件下证明了自由贸易会使一个国家内相对丰富要素的价格上升，相对稀缺要素的价格下降。许多发达国家贸易发展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定理的正确性，贸易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发达国家国内相对工资得到了提高。但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的国情，许多研究都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展贸易之后所表现出的情况与ss定理的分析结果完全相反，作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丰富要素的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与作为发展中国家相对稀缺要素的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而不断加大，而不是sS理论所预言的趋于减小。具体到加工贸易，笔者认为，由于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会大量运用廉价劳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润空间，而这部分利润重新分配时往往更偏向于技能工人和管理者，这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技能工人和管理者的工资上升幅度大于非技能工人，他们与非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往往集中在交通发达、信息灵通的城市地区，不断发展的加工贸易在为城市带来可观利润的同时，对农村地区的作用有限，所以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拉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恶化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基于以上两点分析，笔者认为加工贸易会加大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
三、中国加工贸易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
为了证实笔者的假设，在这里以基尼系数(GN)代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程度，以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TOTAL)代表加工贸易的规模，从1990年到2005年的基尼系数数据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数据(见右表)可以看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与基尼系数基本上是呈正相关关系的，亦即我国加工贸易的规模与收入分配差距是正相关关系。为了进一步阐释加工贸易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上述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输入Eviews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下：GN：一1．944517+0．137518TO-TAL(一20．27178)(10．70605)R—squared=0．891152F=I14．6194以上回归方程表明，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每增长1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将增长0．14个百分点。四、结论与建议本文分析了中国加工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加工贸易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有助推作用，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O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基尼系数2005年就已达到0．483，远远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过高的贫富差距会影响社会稳定，这无疑给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具体到对外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外需与投资来拉动经济，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加工贸易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妥善处理加工贸易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首先，加工贸易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技术外溢、以及外汇创收等。中国目前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因此在短期内我国应当继续支持加工贸易的发展。然而，加工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却加剧了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度，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此长来看我国应当出台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循序进地淘汰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加工贸易企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向自主研发、自主设计转型，为它们逐步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地创造条件，为国民经济更平稳更快速的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次贷危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208-02
1 次贷危机下中国加工贸易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得到长足的发展,各国的经济越来越呈现多层面的联动效应。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有益于各国扬长避短；另一方面则在危机发生时会在各国产生极强传递效应。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各个国家汇率的大幅贬值、股市的大幅震荡、实体经济的萎缩等。那么2007年下半年以来,次贷危机引发的风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步影响到世界各地。其传播速度快,并随着危机的渐次深化,危机已经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影响。其中我国的加工贸易也未能避免,我国贸易的半壁江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自2007年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都不断地下滑,其中在2009年出现历史性的负增长,全年也不及2007年的水平,同比下降的速度最快。但2010年以来,由于全球经济的回暖,我国加工贸易得到迅速回升,预计该年的加工贸易总额将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2 金融危机下的我国加工贸易发展情况
2.1 概念
所谓加工贸易，是指东道国企业通过减税或者免税的方式从别国进口中间产品,从产品物理结构、服务、营销、管理、技术升级、包装等方面对中间产品进行实际或虚拟再造后,在对外进行销售的过程,企业从这个过程中赚取加工费用和成本差价。
2.2 我国加工贸易所面临的问题
(1)加工贸易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低
由于外商投资是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因此造成了我国出现违背经济学原理的“双顺差现象――经常与资本项目都出现顺差”。外商投资的加工贸易主要面向国际市场,与国内的关联度较低,发展配套产业,进行本地研发的意愿较弱。因而,目前国内加工贸易的“飞抵效应”明显,技术溢出效应较小。其原因有二：一是为维持加工商品的竞争力,外商掌握进料采购权；二是因为本国进出口税收优惠政策的驱动,导致国内加工贸易企业严重依赖于原料和中间产品的大量进口。
(2)我国加工贸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
在图1中我们可以明白“微笑曲线”理论中关于产业链的描述。从总体上来看,目前我国加工贸易从事的只是对零件或原辅材料的初级加工、装配和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存在技术含量不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仅有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等问题。其原因笔者归类如下：①劳动要素丰富；②政府政策的引导,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鼓励发展加工贸易,但不重视对引入外资的引导；③国内的办厂成本低廉,土地政府赠送,税收又有优惠；④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内市场,根据波特的产业链理论,强大的国内需求市场是一个产业壮大和升级的必要条件。
(3)加工贸易中难以实现知识的转移和技术外溢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企业对知识和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决定一个企业的升级能力。同样对于加工贸易企业升级来说,如何从母公司那里汲取一些技术、管理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显性或者隐形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知道,对于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的我国加工贸易,其生产方式和战略只是很多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跨国公司没有义务向东道国加工企业传输其技术知识,因而也时常与东道国产业发展目标相违背。那么对于图2中简单描述的情形来看,我国加工贸易要想获得长足发展,需要采取行动来获得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知识,并且一旦获得外来知识以后,本地厂商就要在本地已有的产业集群网络中不断地分享这些知识,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2.3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1)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的发展环境更为艰难
据《南方周末》报道,珠三角地区将近10000家的加工贸易企业倒闭,直接造成1000万名的农民工失业返乡或重新找工作。本文认为,我国的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或者政策手段来完成,对于自由贸易的理解,我们总能通过一个无形的手去完成一个产业甚至是一个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任何外来的手段都会对经济问题本身产生扭曲,有可能会更加地阻碍这种经济问题的解决。
(2)危机将会加速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本文认为这次危机也将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的“洗心革面”。首先要推行加工贸易主体从以外资为主转变为以内资为主。其关键之处是在国内的投资环境如何问题上。如果政府能致力于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例如,加强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监管、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进出口税率、认真履行《劳动合同法》及《知识产权法》、鼓励企业在国内投资科研、加大教育投入等。
(3)金融危机有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改变
金融危机不只是一次经济改革的良机,它也是一次政治改革的良机,而政治改革对经济的影响是很直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表现,政治都要为经济服务。但从现今我国的国情来说,在市场中,政府的有形之手还是相当强悍有力的,这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利弊都有。在此，本文认为在这个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应该由政府引导,市场推动,循序渐进。因为我国大量低素质劳动力的基本国情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改变。
3 结 论
本文的初衷是希望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把握住这次危机中的良机进行转型升级,实现从原始设备制造商向原始品牌生产商的转变,同时政府的良性互动为加工贸易企业创造较好的市场环境。从宏观层次上看来,本国产业链的完善也是增加我国加工贸易竞争力的一个好办法,因为完善的本国产业链使得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这种发展包括技术层次、管理、研发、营销、品牌服务等。发展加工贸易是符合我国人力成本比较优势原则的,加大对我国广大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投资力度,就可以使我国成为发展知识型加工贸易的典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对外贸易 影响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13－05
问题的提出
从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进出口规模随着危机的广化和深化而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进入2009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同比下降都在20％以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直接表现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严重影响。它引起了中国外需市场的严重萎缩、国际融资困难以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一系列的负面效应。
面对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大幅缩减的严峻现实，国内学者从各个视角多方面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李俊、王立(2008)从需求传导、汇率传导、价格传导和贸易政策传导四方面分析了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稳定人民币汇率以及增强经济和贸易政策协调的灵活性等对策。李细满(2008)认为中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导致对外贸易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危机通过贸易渠道使中国出口增长放缓，通过资本和金融渠道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此外，危机提高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从而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难度。李伟、雷衍华(2008)对危机之下的中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美元的持续贬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涨将损害中国贸易竞争力，导致出口缩减，因此，要密切关注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动，并高度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动向，利用现有机制加强沟通协调。
这些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危机如何影响贸易的一些具体情况的参考，但是它们还存在的一些不足：(1)对危机如何影响一国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尚未上升到理论分析的层面；(2)对危机引发的中国对外贸易的内部结构变化调整情况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3)对危机的贸易溢出效应多数关注其外在的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危机对贸易结构优化的正面影响。其实，如果透过外贸规模缩减的现象，我们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向国际贸易的理论传导机制的深入了解，并进一步分析危机发生以来国际市场和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就会看到危机通过对国际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强制调整，是中国贸易内部优化和长期发展的外部机遇，具有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调控功能。为此，本文将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分析两个层面对研究主题展开分析。
相关文献和理论综述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频繁出现的区域性金融危机催生了国内外对于金融危机及其主要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姚国庆(2003)在研究国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综合的解释：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涉及到金融、投资、消费、实体经济部门、社会信用等各个层次。因此是一种综合效应，它包含着投资渠道影响――凯恩斯效应，即危机引发利率和资产价格变化导致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发生改变；生产结构影响――威克塞尔效应，是凯恩斯效应的后续影响，即企业投资变化引起生产结构变动；消费影响――财富效应，危机使家庭财富缩水而导致消费萎缩；信用影响――资产负债表效应，即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以及二者之间联系引发的负面效应。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向国际贸易的传导机制，国内学者结合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如下：(1)基于危机引发贸易溢出效应的传统观点：王彩峰(2005)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贸易传播途径主要基于贸易溢出效应，通过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传导，收入效应主要作用于直接贸易联系传导，而价格效应则同时作用于直接和间接贸易联系传导。(2)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进一步理论探索：闫建励(2009)结合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理论探讨。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向国际贸易传导：一是资产负债表效应。出口对本币贬值的反应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唯一原因在于存在资产负债表效应。在经验研究上，国际贸易部门将更加容易受到这种负面作用的影响，因为出口企业由于在外汇市场上进入更加容易，从而也具有更多的外汇借款(Aghiar，2005；Kawai et a1.。2003)。然而，以上的这些研究并没有对危机在贸易流量和企业的出口决策方面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不能从中得出关于竞争力的提高和资产负债表效应这两个分别起正面和负面作用的因素之间的相对力量的结论。二是汇率效应。金融危机引起的汇率波动，使得贸易国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外汇借款如何与汇率变动相互作用，产生不同于传统观点的结果。从进口角度考虑，外汇借款对进口的影响较小，因为与这种行为相联系的固定成本较低。
从已有的理论文献来看，国际金融危机作为金融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对国际贸易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关系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还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尤其对于多种危机影响渠道的比较分析、各影响因素的长短期效应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不同阶段的力量对比等具体问题还没有充分的理论研究。
然而，在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能对中国经济受危机影响的真实原因有更加清楚的认识。简单地说，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发源于美国并主要对发达国家经济造成金融系统紊乱和经济衰退，虽然中国不在重点冲击对象之列，但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于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投资和贸易。在这样的条件下，国际金融危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传导机制，就会通过投资、金融、贸易、信用等渠道对中国产生溢出效应，从而对中国国内依赖国际资源和资本的经济行为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相对来说，内向型的投资、贸易行为受到的冲击较小。因此，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中国的“内向”和“外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关系，这为我们后文中将要重点探讨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正面调控作用提供了部分理论支持。
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外部强制调控
进入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实体
经济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深。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趋紧，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市场价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从这些变化中捕捉到了对中国对外贸易素质提升的有利因素。
1.迫使中国对外贸易从粗放增长转入理性持续发展阶段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小国经济发展情况不同之处在于，不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因为，将一个大国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放在外部需求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这本身就是十分脆弱的，一旦国际市场发生振荡，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以致经济增长都将受到严重打击。根据美国学者钱纳里对大国发展模式与小国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得出，大国发展主要的特征应是较低的国际贸易水平。国家越大，其政策的内向性越强。在整个转变时期，典型的大国具有占国民生产总值12％的出口额。中国出口依存度早在20年前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而持续的出口导向战略促使出口依存度从2003年起开始超过30％。而此次危机将中国进出口粗放增长的国际经济风险成为现实。因此，当危机导致进出口规模骤然缩减时，不应该只考虑如何维持以前的状况，仍然致力于如何扩张进出口数量，而是应该反思中国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危机导致国际贸易格局改变，也警示中国进出口的粗放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因为，可以预见，危机以后，以往那种非理性膨胀的外需市场将不复存在，如果想要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市场立足，中国不能长期延续建立在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下的廉价劳动力优势路径依赖，必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保持适度的贸易规模，并将贸易发展的重点放到如何提高产品的“中国竞争力”，优化贸易结构和促进贸易整体素质提高上来。
2.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下降促进了中国外贸市场多元化拓展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经济增长预期，预计2009年世界经济将下降1.3％。其中发达国家经济将下降3.8％，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将分别下降2.8％、4.2％和6.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仅增长1.6％。其中，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恰好是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相应的，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也必然大幅度下降。对外贸易市场过于集中，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过度依赖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潜在风险之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一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风险。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说受危机影响较轻，其外需市场规模也相对比较稳定，因此，危机的发生将使中国在出口市场上减轻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转向开拓新兴市场国家的外需市场。虽然，这种调整的压力和开拓新市场的难度显而易见，但是经过痛苦的蜕变以后，可以预见，中国的对外贸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将趋于合理和理性，这也将大大增强未来中国外贸抵抗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危机对中国对外贸易内部结构
优化的间接促进
过去几年，由于世界经济增长平稳，国际贸易市场需求稳定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扩张，但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并不代表贸易竞争力的同步提升，实际情况是，在这段时期积累了不少影响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的贸易内部结构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过分依赖加工贸易，二是过分依赖于外商投资企业这个经营主体，三是过分依赖于低附加值产品数量扩张，进出口的增量与效益增长不成正比。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对外贸易体现出典型的“大而不强”的特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危机的发生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提供了机会。
1.一般贸易发展优于加工贸易，贸易结构失衡得到修正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比例占一半以上，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虽然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然而负面效应如环境污染、附加值低、招致国际贸易摩擦等问题也随之而来，更主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产品中所包含的“中国竞争力”的提升。危机发生以后，中国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失衡状况得到快速的纠正。因为加工贸易以机电产品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两头在外，在中国的产业链相对较短，受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明显。2008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都低于10％，其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重首次下滑到了50％以下，到2009年，加工贸易萎缩幅度比一般贸易更严重。相应的，由于一般贸易的国内产业链相对较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强。自危机发生以来，一般贸易发展明显优于加工贸易。可以预见，在今后一般贸易将超过加工贸易而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方式。
2.内资企业发展速度超过外资企业，贸易经营主体结构趋于合理
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一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扭转。中国对外贸易的“外资化”程度过高，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外资企业是以跨国公司的总体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从事以低附加值产品(主要是中国附加值低的高端产品)为主的进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外资占比过高，使内资企业和产业在国际贸易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导致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难以得到提高。危机发生以来，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形势趋紧，由于危机的资产负债表效应，一些跨国公司不得不从中国撤资，或缩减企业规模；另一方面，危机对国际市场影响极大，因此，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的外资企业经营风险日益扩大。所以，虽然当前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但由于受到危机的凯恩斯效应、威克塞尔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等的负面影响，外资企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程度远远大于内资企业，这为内资企业迅速发展，并提高贸易竞争力，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经营主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3.国内增加值高的产品出口态势好于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产品
中国出口贸易的直接利益或静态利益可以用产品的国内增加值表示。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的相关研究结论，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大约45％的价值为国内增加值，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产品越高端、复杂，国内增加值部分所占出口总额的比例越低。计算机和其他快速增长的高端出口产品中，国内增加值比例仅为10％－25％，而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服装行业的国内增加值比例反而高达70％－80％。因此，主要出口国内增加值高的产品，而不是看起来属于技术或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品，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国际金融危机帮助中国做出了更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由于投资品和高端消费品需求受危机影响更加明显，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幅仍大于总体降幅。危机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也在加深，但由于这些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因此需求弹性较小，中国这些产品竞争力较强，加上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政策措施带动，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轻。2009年一季度，服装、鞋类、家具、箱包出口合计369.1
亿美元，下降4.5％，比整体出口降幅低15.2个百分点。因此，危机从某种意义上引导中国出口做出更加符合本国贸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结 论
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对外贸易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变中国对外贸易的整体思路与发展战略，改变过去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增量扩张方式，而是要保持贸易规模适度增长，将重点放在如何优化贸易内部结构，提高真正属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以及增加贸易利益上来。危机通过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强制性调整，迫使中国改变过去贸易市场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危贸易格局，促使中国扩展新兴市场国家市场，切实推动贸易市场多元化市场战略，提高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抗国际风险能力。
【关键词】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教学改革
石河子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建设的100所重点大学之一，现由教育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建，也是国家西部重点建设高校。国际贸易是石河子大学的热门专业，该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状况，熟悉通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法规，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惯例、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涉外部门的实际业务以及国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方针、政策，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逐步增大，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需求也在逐步增多。对于国内设置国际贸易专业的高校来讲，每年培养的本科生数量也不少，但真正能符合市场需求的并不是很多，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普通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进行适当的转变，即从培养研究或者管理型人才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转变。
一、设置合理的课程体系
从目前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中可以发现，公共课设置过多，占用学时数较大，对于学生今后从事外贸工作的实务课程设置较少，专业课学时数逐步被压缩。公共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大学公共课（不能删减，必须按照教学计划实施），另一部分是学院的公共课（课时可以变动）。其中，大学的公共课有些根本没有必要占用太多学时数，而且有些完全可以设置为选修课，对于在实务中需要的海关、报关实务、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等课程一般都为选修课。因此，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应该结合目前的社会需求，设置合理、有效、实用的课程体系，使本科生毕业后能适应市场需求。
二、重视师资队伍培养
在国际贸易专业建设中，师资队伍的建设尤为重要。对于目前的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来讲，专业教师数量不足，每门专业课不能做到两名教师来共同承担，甚至出现一名教师要承担三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学校在人才引进方面不能仅仅限于博士，应适当放低门槛，引进国际贸易硕士。先引进，然后再组织教师外出进修，多与同行切磋技艺，提高教学质量；组织国内学术会议，在与同行的交流中可以获取前沿的学科知识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经验，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聘请外贸公司、银行国际业务部、外运公司、商检部门、海关等对外贸易有关单位的专家进行信息交流，不断吸取最新的国际贸易方面的信息和动态。
三、重视校内实践
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校内实践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机房进行上机操作，采用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世格软件公司开发的S imTrade外贸实习平台软件、外贸模拟练习系统、外贸实务教学系统和外贸单证教学系统。每个参与SimTrade外贸实习平台虚拟贸易的学生都将按照实习计划扮演进出口业务流程中的不同当事人，从而共同组成了模拟贸易环境。学生按照实验老师所分配的学号扮演出口商、进口商、供应商和进出口地银行不同的角色，从事目标对象日常工作，从而熟练掌握各种业务技巧，体会客户、供应商、银行和政府机构的互动关系，真正了解到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运作方式，最终达到在实践中学习的目的。第二部分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在商务实验室开展的手工操作实习，也就将报关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环节全部纸质化，按照实际工作中的要求进行练习。这两部分的实践，是对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的一个检验。学校应该重视校内实践，加大对校内实践经费的投入。加强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实验教师的技能。
四、拓展校外实习基地
加强校地合作、校企合作，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学院通过科研立项，与自治区及兵团企业进行合作，促进科技向成果的加速转化。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主动找企业寻求合作，建立相应的实习基地，实现校地双赢、校企双赢。同时，要继续加大与阿拉山口海关、检验检疫局、五矿有限责任公司、兵团商务局等单位的合作，定期选派优秀的学生去实习。积极拓展与霍尔果斯口岸、红其拉甫口岸、吐尔尕特口岸和喀什机场口岸等的联系，建立更多的校外实习基地，以便学生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转贴于
五、加强毕业论文管理
毕业论文是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节，是毕业生总结性的独立作业，是学生运用在校学习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基本知识研究和探讨实际问题的实践锻炼，是综合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毕业论文选题要符合石河子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教学要求，达到毕业论文（设计）综合训练目的，应尽可能结合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教学、科研、外贸的有机结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既要注重对学生基本能力的训练，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有较大的提高。指导教师要严把质量关，督促学生完成开题报告、文献综述、任务书的撰写。学生在指导教师的帮助下，按时提交相关材料，认真阅读参考文献，在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论文的撰写。同时，通过答辩小组讨论，评选出优秀论文和论文指导教师，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对于对于不合格的论文应该放入二答，二答不过的直接推迟毕业。这样，学生不但能充分重视论文撰写和答辩的重要性，而且也可以提高论文质量的水平。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贸易；经济增长；关系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80（2011）10-
一、引言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成为理论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79年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1978—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24.1亿元猛增至268814.7亿元。同时，由于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78年，贸易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9.8%；2008年这一比重升至66.25%，提高了约6倍。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并且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之一。因此，我国的外贸与经济增长的实践活动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和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实践的回顾，并利用有关数据对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一）重商主义理论
早在15世纪，重商主义学派就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作用。他们提出了财富观与增长观，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对外贸易才是积累社会财富的惟一源泉。但是他们认为进口商品不但不能推动国内经济的增长反而会使其降低，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进口也可以促进一国经济的增长。
（二）绝对优势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分工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又受到本国市场范围的制约。而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可以扩大市场的范围，进而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经济的增长加速。包含了外贸促进经济增长的最初思想。
“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则着眼于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假定一国在开展对外贸易前处于不均衡的状态，存在闲置资源或剩余产品。但由于封闭转向开放以后，便可以出口其剩余产品或闲置资源生产的产品，因此外贸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
（三）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主要的思想是“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只要各国之间的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各国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获得贸易利益。因此，按这个原则来进行生产分工和交换，双方都可以获得最大的贸易利益，并增加一国和世界的经济总量。
（四）动态效应理论
约翰·穆勒认为对外贸易除了能够使世界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从而使贸易各方都能直接得益外，还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动态效应。对外通商的直接利益在于利用国际分工，实现资源的最合理使用和输入本国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短缺原材料或机器设备。
（五）H-O 理论
赫克歇尔与俄林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商品价格的绝对差；一国出口本国丰裕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进口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商品，按这一分工自由贸易，双方都能获利；各国根据要素供给的状况进行分工，并相互间进行自由贸易，结果将使各种要素价格趋于均等化。
（六）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
罗伯特逊在总结前人的观点和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指出贸易对一国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他认为后进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国际贸易不仅能带来直接的或静态的利益，而且能带来间接的或动态的利益。
“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是对国际分工理论的发展，它较全面地分析了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效应，但它过高地强调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没有论及生产对外贸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该学说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受到了批判。
（七）经济增长侍女学说
克拉维斯提出“贸易只是增长的侍女”，他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源泉还是国内因素，外部因素只构成对经济增长的额外刺激，而这种刺激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重要性。但是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在什么样的机制和条件下外贸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八）中心—说
以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的一些拉美经济学家从分析贸易条件恶化的角度展开了“中心—论”，他们认为，中心体系由发达国家构成，体系由发展中国家构成，两个体系的技术构成完全不同。在国际分工中，前者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而后者则生产初级产品。中心体系处于主导、独立的地位，而体系则处于从属、依赖的地位。两者极不平等的地位导致国际贸易越来越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打破贸易不平等的格局，就必须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摆脱只出口初级产品的从属地位。
（九）贫困化增长
巴格瓦蒂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分析得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国出口的增长反而会导致该国福利水平低于出口增长前的水平，这种情况被他称为“贫困化增长”，后来又被称为巴格瓦蒂效应。造成恶性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差，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更多的产品却只能换回更少的产品，由此使其福利水平下降。
在回顾了经济增长与贸易理论之后，从实证角度分析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至关重要。因此，下面以我国1990—2008年的数据为例来研究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现有的理论作一个定性与定量的实证分析。
三、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现状体现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和GDP数据。
（一）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现实数据分析
我国近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从1990年的18667.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亿元，增长了15倍。对外贸易额也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呈现逐年持续增长的态势。1990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为5560.1亿元、2574.3亿元和2985.8亿元，2008年分别上升到196372.3亿元、86842.3亿元和109530亿元。分别增长了34.3倍、32.7倍和35.6倍。而外贸依存度也从1990年的29.8%上升到2008年的65.3%。这些说明我国的对外贸易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并且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依存程度也不断地加深。图1反映了我国外贸与GDP发展的趋势：
图1中国外贸与GDP趋势（1990-2008年）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从图1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进出口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动态一致性，随着进出口额的波动变化，国内生产总值也呈现出方向和步调上的一致变化趋势。这显示了GDP与对外贸易额存在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图2描述的是我国进出口依存度及外贸依存度：
图2中国外贸依存度（1990-2008年）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和计算得出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1990—2008年外贸依存度呈稳步上升的态势，并且有不断攀升的趋势，我国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曲线走势的趋势基本一致。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反映我国经济增长与外贸进出口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促进作用。
以上的图文分析可以直观地得出我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外贸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下面用计量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
（二）我国对外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分析
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出口额（EX）、进口额（IM）和进出口总额（T）之间分别进行相关性分析，回归的结果如表1：
从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方程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t检验,相关系数也都在0.95以上，并且方程的F检验也很明显。由此可以认为此模型的线性相关性比较强，拟合优度也比较好。下面就每个方程进行分析：
1.GDP与出口额(EX)之间的回归分析
出口(EX)对GDP的贡献是显著的，它们之间的方程可以表示为：GDP = 34395.6614 + 2.433279737*EX，即出口额每增加1亿元，GDP增加2.433279737亿元。
2.GDP与进口额(IM)之间的回归分析：
进口(IM)对GDP的贡献是显著的，它们之间的方程可以表示为：GDP = 29529.59734 + 3.042905776*IM，即进口额每增加1亿元，GDP增加3.042905776亿元。
3.GDP与进出口总额(T)之间的回归分析：
进出口总额(T)对GDP的贡献也是显著的，它们之间的方程可以表示为：GDP = 32099.34108 + 1.354387113*T，即进出口总额每增加1亿元，GDP增加1.354387113亿元。
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的进口额、出口额和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对外贸易中，进口和出口同样重要，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此，我国在强调出口的同时还要注意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综合地考虑来制定政策。
[参考文献]
[1]姚丽芳.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统计研究,2001(9).
[2]赵陵，宋少华，宋汉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1(8).
[3]沈程翔.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77-1998[J].世界经济，1999(12)，26-30.
[4]沈利生，吴振宇. 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3（11）.
[5]林毅夫，李永军.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J].经济学，2003,10（4），779-794.
[6]唐志,沈利生. 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理论综述[J].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06(7).
[7]于香.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D]. 东北财经大学,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