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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产业；区位
从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处在较高水平上。但实际上，截止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只有90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绩效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问题，并探析调整思路和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发展迅速。从200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规模发展迅速。2002—2006年五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0％。200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包括金融类)亿美元，是2002年的7.84倍，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6.3亿美元，同比增长43.8％。
(二)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保持多元化格局。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构成保持多元化格局，2006年，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33％，国有企业占26％，私营企业12％；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中央企业占11％，各省市区的投资主体占89％；浙江省境内投资主体数量位居首位，占境内主体总数的22％；七成的私营企业投资主体来自浙江、福建两省。
(三)境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境外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正日渐成为新时期对外投资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以投资办厂、建生产基地、设营销网络、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2006年，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82.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9％。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广泛。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行业众多，涵盖了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承包工程、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医疗卫生、旅游餐饮及咨询服务等行业。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采矿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投资所占比重较大。其中采矿业占40.4％，商务服务业占21.4％，金融业占16.7％，交通、运输仓储业占6.5％，批发零售业占5.2％，制造业投资占4.3％。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多元化。截至2006年末，中国5 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同时，投资区域重点由港澳、北美向亚太、非洲、拉美、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在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1％和81％。从境外企业的国别(地区)分布来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阿联酋、越南、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4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看，从全球平均水平看，200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占全球GDP总和的17.5％，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流量占发展中国家GDP总和的12.4％，而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占GDP的比例为5.5％，不但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全球平均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之比看，从1991年开始，我国一直居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首位，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超过6 700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近年来虽发展迅速，但与吸收外资相比仍然偏小。截止2006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只有906.3亿美元，两者差距很大。从对外投资额与实际吸收外资额的比例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与实际吸收外资额之比为0.3，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0.46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1.19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极低。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比值较低，与我国经济地位不相称。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GDP的5％，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提高到6％以上。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比重偏低，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1.68％，存量所占比重仅为0.59％。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简称OND)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指一国对外投资流量占世界对外投资流量的份额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份额的比率。OND反映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决定性因素：所有权优势和区位因素。所有权优势即为跨国公司用以开拓国外市场或试图通过海外扩张积累的企业特定竞争实力，比如，创新力、品牌、管理与组织能力、信息、融资、资源获取以及规模和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区位因素即母国或东道国有利于不同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各种经济条件，包括相对市场规模、生产运输成木、技术工人、供应链、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等。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如果某国的OND为1，意味着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某国的OND大于或小于1，意味着该国的绩效高于或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005年，中国OND为0.313，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平均OND为0.706，发达国家平均OND为1.06。由此可见，中国对外投资绩效指数在全球排名比较靠后，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较低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表明中国跨国公司缺乏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高、效益较差。这与中国企业处于全球分工产业价值链低端，总体技术水平不高，缺乏创新力、品牌和管理经验，国际竞争力不强有密切关系。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
1.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行业分布不合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不合理。从200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情况看，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商品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业和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中，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密集项目居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少，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企业偏多，而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偏少。这种产业选择，一方面使我国现有技术和产业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竞争，这些产业海外市场的效益低下。
2.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不合理。从境外企业数量的国家(地区)分布看，中国香港、美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业的48％。其中，阿联酋和越南只占6.8％，其余发达国家和地区占到41.2％。可见，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大的地域局限性，不能充分利用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互补性。
三、调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一)结合产业和区位优势调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1.合理的产业和区位分布能使厂商投资利润最大化。在产业选择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取决于区位选择的有效性。首先，区位的可行性选择直接关系到投资项目预期收益。同样的投资项目，往往由于投资区位的差异而出现绩效上的显著不同。其次，区位的投资环境是影响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当投资区位的差异与投资主体自身的特点或比较优势具有耦合关系时，区位优势就成为厂商资本增值的有利因素；反之，则成为制约厂商利润增长的不利因素。第三，投资区位的优势资源为厂商生产经营活动国际化提供了其加速发展的能力，从而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同时，在区位选择给定的前提下，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也取决于产业选择的有效性。
2.按照产业——区位优势匹配原则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和区位分布。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与区位选择有着高度相关性，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时，必须特别注意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搭配组合。产业——区位组合中的“区位优势”，是指能为特定的产业提供其所需要的优势资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市场条件和区位优势，包括自然资源、技术条件、人力资本以及信息流转等。产业——区位组合中的“产业优势”，是指能够为特定区位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优势资源。不同产业的技术层次各不相同，优势要素不同，只有根据产业不同特性选择适宜的区位才能发挥两者优势。
(二)培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1.企业树立创新意识。我国企业要把创新能力和发展核心技术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要缩小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存在的相对差距，必须尽快与国际接轨，而重点无疑是与国外产业领域内的核心技术接轨。否则，单纯依靠将生产基地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是盲目依赖于出口量的继续扩大，只能造成企业技术水平持续下降，无法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无法突破国际分工格局中的从属地位。我国企业可通过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公司也可把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这有助于总部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存在问题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成阶段性变化，不同发展阶段对外投资数量差距较大。1984年之前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超过1亿美元，存量仅有2.71亿美元但到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到了878亿美元，存量到达了近5319亿美元，可以说是几何性增长。
数据资料来源：UNCTAD。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201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连续10年增，从2002年的299亿美元猛增到2012年的5319亿美元，增加率为1679%。特别近些年来存量增速维持在25%以上的高水平，相信中国的增长势头会保持下去。
数据资料来源：UNCTAD。
从图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2008年-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率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有所下降，但很快就稳定下来，并在2012年达到了18%。较之全球直接投资流量的负增长，中国去逆势上扬，并在流量总额上实现了四年增，2012年更是到达了878亿美元，首次跻身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行列。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不管是从企业数量还是从投资额占比来看国有企业都占优，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主体日趋多元化，国有企业在所有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占比不断减少，而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最为活跃，积极参加对外直接投资，以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构成数据为例，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占总数的57.7%（见图3）。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企业类型占比来看，国有企业占比仍高于50%，在非金融类投资中比如自然资源行业的投资，国有企业仍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有限责任公司等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连续5年增，这也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向着多元化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分析
2008年以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在海外建立贸易公司、贸易代表处的方式。这种方式能过很好的控制当地的子公司或公司但是投资成本很高。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不断成熟发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金额较上年增长了379.4%，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4%。2008年中国跨境并购数量占全球并购数量的1%，2011年则是2.5%，在2012年达到了历史之最，中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457个，实际交易总额为434亿美元，跨国并购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能使得中国企业更快的进入当地市场，有效降低进入新行业的壁垒，大幅度降低企业发展的风险和成本，充分利用经验曲线效应，获得科学技术上的竞争优势，同时一方面并购他国公司可能会背负该公司沉重的债务，对该公司的治理上可能会更难，经常会发生管理上的文化冲突。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情况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集中在第三产业，2012年以来在流向第三产业的存量和流量占比均高于60%，其次是第二产业约占30%，最后是第三产业。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七大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和建筑业，行业聚集度高，以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点行业的存量占比、流量占比为例，这一年投资在这七大行业的存量之和占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92.37%，投资在这七大行业的流量之和占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89.19%，见表2。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投资存量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惊艳的表现，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起步比较晚，存量规模还相对较小，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2012年年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美国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和日本的50.4%，占全世界比例也不超过8%，很难算的上对外直接投资强国。
2.投资结构不合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1）投资区域结构方面，投资区域相对集中，2013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70.1%，对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3.3%，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小，对外直接投资区域过度集中会造成企业过度集中，各企业间竞争加剧，重复投资，资源利用率下降；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全世界生产布局、合理分配价值链的各个环节。
（2）在对外投资产业结构上，中国企业投资偏重于原材料和能源等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低利润率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缺少对信息技术和技术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高层次服务业的投资，结构失衡较为严重。
3.政府政策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管理不合理
随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地发展，政府也在不断地政府逐步加强政策与法制管理的建设，积极与他国签订了双边或多边协定，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完备的专门的针对有关海外投资的法律，这不利于给中国的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创造安全的法律环境。另一方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缺乏统一高效的管理机构，导致了审批程序繁琐复杂，一个企业项目往往要经过层层审批，效率较低。
4.缺乏高素质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
对外直接投资要求跨国经营人才精通一门外语，掌握国际贸易相关学科知识，各国法律条款，以及他国风土人情，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但是很多中国企业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盲目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限于管做出错误的决策，企业大量亏损。
参考文献：
[1]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2]张德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及对策[J].企业家天地，2012.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更多精品：3edu文书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a+blnV+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中特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一、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现状
（一）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断增加，占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呈波动状态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从1983年的9.6亿美元到2002年的527.43亿美元，19年间增长了56.58倍，年均增长率达24％。199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国，2002年成为全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利用外资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呈波动态势。从1991年占世界比重的2.26％迅速增加到1994年的13.45％，达到历史最高。
（二）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占主导地位
由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和亚洲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的地缘关系，中国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首先从香港开始，随后台湾、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纷纷进入中国，以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一直占主要地位。
在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占主要部分。
在对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欧盟占主要地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三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平均20％左右，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在90％以上，2001年美国、日本、欧盟对中国直接投资占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93.4％
（三）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第三产业利用比重上升，第一产业利用比重下降
在投资流向上，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利用外资近年呈不断上升趋势，而第一产业则呈下降趋势。
（四）独资和合资经营方式为主，合作经营方式为辅
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以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为主，中外合作经营为辅。截止到2002年底，以中外合资经营方式利用的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的42.91％，外商独资方式利用的直接投资占全国的36.97％，合作经营方式利用的外资占全国的20.12％。合资经营方式占的比重较大，因为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国外投资者对中国国内投资环境有一个熟悉和适应过程，希望以合资方式与国内企业联合经营，更有利于在陌生的环境中开展业务。
（五）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20多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域流向很不平衡，到2001年底，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项目占全国的82.66％，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87.86％；中部地区利用外资项目占全国的12.39％，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8.96％；西部地区利用外资项目占全国的4.95％，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3.18％。造成这一严重的不平衡是与中国的区域开放政策、地理区位、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政策特点
（一）主动性与非制度性
回顾中国对外开放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一是主动性开放，二是政策性开放。所谓主动性开放就是指中国对外开放在区域选择、程度控制、政策制定、时序排列上都完全由中国自己决定，较少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
（二）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WTO有关规定存在冲突
主动性与政策性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但必须承认中国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世界范围内的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存在严重冲突，如在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中，对外资企业的出口外销比例、产品地产率、技术转让。外汇平衡和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区域等都提出种种要求和限制。
（三）优惠政策与限制政策同在，缺少中性政策
30多年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的重要特点是对外资企业的政策优惠和政策歧视同存，缺少内外资企业公平平等的中性政策。表现为一方面对允许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实施在税收、外汇资金、财政信贷资金、物资供应、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优惠，享受超国民待遇。而另一方面又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外销出口比例、当地产品率、外汇平衡、技术转让和外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
三、吸引外商投资企业的对策
（一）明确发展定位，谋划产业重点、利用外资项目
根据我国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的现有基础，结合我国相关经济圈的功能分工和城市产业布局，明确产业发展的功能定位和目标，按照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拓展领域、提高层次的思路，谋划一批产业重点利用外资项目，重点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和现代市场运作方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现代产业，努力提高产业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水平。
（二）创新项目招商方式，由单个项目招商向产业链招商转变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一般是整个产业链投资，进行群体竞争。针对产业链招商能够产生许多单个项目招商无法比拟的优势，即产业聚集效应、连锁带动效应和规模化效应。要瞄准那些产业关联度大且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项目，带动配套产业，形成产业联合体系。同时，加强对已有项目投资公司的联系和服务，吸引其追加投资和“以外引外”，向产业链下游的服务业发展。
（三）优化引资环境，促进相关产业利用外资的健康发展
一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硬环境。二是加强软环境建设。三是关注企业生态环境。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 不足 措施
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其国内的产业总会从低级向高级升级，再进行产业升级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既包括国内既有低端产业的向外转移也包括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的收购，然而不论何种海外投资，其面临的风险都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风险，一个缺乏海外投资经验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规避潜在的投资风险成为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必修课。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发展迅速，1979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0.01亿美元，设立境外投资的企业仅4个，随着我国“走出去”号召的提出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1999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至5.91亿美元，设立境外投资的企业达220个，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与国外经济的逐步接轨，我国的对外投资更是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到2011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迅速增至746.50亿美元，设立境外投资的企业多达18000个。此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是涉及了包括资源、能源、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诸多领域，并同时向高新技术领域拓展。近年来，我国每年多达几百亿美元的海外并购金额，不仅反映了我国在经济转型阶段对先进技术、国际资源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巨大需求，也反映了我国企业提升自身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中地位的愿望。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高达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据发展中国家首位，统计数据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以每年约80%的增长速度飞速增长。
二、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我国之所以进行对外投资，有其自身发展的必要性：首先，这是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使得资本的流动变得极其便利，国内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加之随着国内企业外商的增多，国内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只有突破国界的局限，重新考虑自身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才能确保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持续发展。其次，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缓解我国资源匮乏的局面。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现有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已经不再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升级产业结构时，将我国现有的低端行业转移至国外是必然的需求。最后，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是突破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最有效的手段，在现阶段，我国对外贸易面临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切实改善国民福利水平，随着我国资本丰腴度的增加，我国的资本边际收益在降低，因此，适时将进行海外投资，提高我国资金的收益率变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鲜明的特性：从发展规模和投资主体上看，我国的海外投资除发展速度较快、规模不断扩大外，投资的主体也在不断地优化，2010年，我国的对外投资主体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比例高达57.1%，国有企业为10.2%，私企所占比重为8.2%。从地区分布看，我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分布越来越越广泛，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截至2010年，我国的16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17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高达72.7%，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从行业分布看，我国的海外投资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均有分布，制造业的投资比例为28.6%，批发和零售业的比例为23.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占比为12.8%，建筑业和采矿业分别为6.5%和6.2%，畜牧业则为4.8%。出资方式和企业所有权以及设立方式上，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出资方式多种多样，所有权以合资方式居多，设立方式上一般为新建与并购并举，而此举非常有利于企业在东道国的迅速生根发展。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与相应的对策
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我国企业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首先是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一国政治形势的变动可能给投资者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在选择投资国时，一定要选择政治环境相对稳定或者与母国有着良好的邦交关系的国家，同时，在进行投资时，要积极吸纳东道国国内资本，使其经营、人员、工资分配以及品牌和研发的当地化，此外还要积极吸收东道国的资金，使其资本当地化。其次是东道国本身的文化因素，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要切实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不要把不适宜的产品生产链条引入东道国，比如，不在印度投资与牛肉加工相关的企业，不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与猪肉食品加工相关的企业……再次是各国的安全审查政策，在中国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时，经常会遇到东道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而阻止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因此，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一定要严密注视东道国政府的言行，尽量避免投资过于敏感的行业，若投资的行业较为敏感，要适时采取迂回策略进行投资，尽量降低当地政府对投资行为的关注度。另外，随着人们对环境关注度的提高，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的压力，因此，再进行对外投资时，企业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企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当地的经营环境，做到未雨绸缪。
参考文献：
[1]李述晟.制度视角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机制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不断在扩大。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甚至少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跨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既不是生产成本的差距，也不是市场占有率不足，而是我国企业整体技术水准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具备真正竞争实力的跨国公司，关键就是要与国外领先产业领域内的先进技术要素接轨。对中国企业而言，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成长为全球先进跨国公司的有效且快速的途径。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领域内的新现象。所谓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Technology sourcing FDI，简称TSFDI），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着眼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更为先进的产业技术、管理经验、信息资源，提升企业技术竞争力，从而产生辐射效用，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技术获取型FDI的产生和发展预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新思路。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001年3月15日，我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正式把“走出去”列入国家发展计划纲要。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普遍低迷的2001年和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截至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达到600亿美元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投资流量第五大国。但仍不到全球总存量的2%；中国2011年6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流量，仅占当年全球总流量15000亿美元的4%，与传统的欧美资本输出大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第一，投资流量再创新高，跃居全球第五。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其中，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同比增长25.9%；金融类86.3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第二，投资覆盖率进一步扩大，行业多元而聚集度较高。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共有1.6万家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达到72.7%，其中对亚洲、非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90%和8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绝大部分投资流向商务服务、金融、批发和零售、采矿、交通运输和制造六大行业，上述行业累计投资存量2801.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8.3%。
第三，并购比重超四成，再投资比重上升。2010年，中国企业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同比增长54.7%，占流量总额的43.2%。并购领域涉及釆矿、制造、电力生产和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当期利润再投资24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8.9%，所占流量比重由上年的28.5%上升到34.9%。
三、对比技术获取型OFDI与资源获取型O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1.资源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关键动机是国内对于自然资源需求的上升，这一点可以由它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投资项目体现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但是和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耕地和水、石油和天然气、森林、橡胶、铜矿、铁矿等重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尤其需要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自身的资源需求。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资源的控制权，可以确保资源的安全稳定供给，保证我国重要资源的长期供给安全性。国际研究也表明，获得自然资源的严峻状态和不安全感的越强烈，通过境外投资获得自然资源而不是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自然资源的冲动就越强烈。近些年，中国增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委内瑞拉、苏丹、西非、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加拿大等地的投资。中海油、中石油、五矿、宝钢、沙钢等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和战略联盟等形式，逐步获得海外自然资源的掌握和使用权利。
这种自然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是显而易见的。产业结构的欧化离不开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关键性资源的瓶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稳定的关键性资源供给，这样就会消除关键性资源的瓶颈，促进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产业发展。
2.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企业在近些年加大了技术投资的力度，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上来看，流入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明显提高，在发达国家创立的研发中心数量显著增加，跨国并购数目逐年增长。
比利时安特卫普管理学院欧中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称，截至2010年底，中国在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为3170亿美元，从2008年起，欧洲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最快的目的地。2010年中国对欧直接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0%。活跃在欧洲市场的有约715家中国大型国企的分支机构，以及3800余家民营企业。中国企业目前在欧洲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往中国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以确保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成长。
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三个途径来提高投资国的技术水平：一是通过收购先进企业进行技术回流；二是借助合作研发分摊研发费用，获取对方核心技术；三是建立研发中心吸收东道国的先进人才，提升我国总体研发能力。具体见下图：
四、关于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是一种付学费型的投资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增进国民福利，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而在收获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之前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种先期的沉没成本会使企业举步维艰，大大减弱企业的投资热情。因此，政府应该在制定技术获取型FDI的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在融资、税收、信息等各方面对这类战略性投资给与支持和引导，以推动技术获取型FDI的增长。
1.企业融资方面的支持
技术获取型FDI的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为了缓解企业技术寻求型FDI的资金压力和降低投资风险，政府要降低海外投资贷款融资利率和保险费率，减轻企业财务负担；适时建立中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基金和成立海外风险投资公司，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贷款贴息、信用担保和投资支持；积极推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企业的技术寻求型FDI提供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下放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审批权限并简化审批程序，并适当放宽境外投资购汇管理，满足试点企业更灵活地在全球调配资金的要求。
2.企业财税方面的支持
对进行技术获取型FDI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这些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微观利益最大化为企业运作的根本目的，而是为了在发达国家获取我国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它是投资额大、投资回收期长、短期获利小的一种经济行为，国家应该在考虑避免双重征税的前提下，分别采取税收抵免（企业在东道国己缴纳的税款予以扣除）、税收饶让（承认东道国的征税权，我国放弃征税，是一种比税收抵免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延期纳税（相当于从政府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可在一定时间内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免税等不同的财税政策，以引导企业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同时对设备的进出口免税，对这类企业在国外生产的产品进口时免进口税，以鼓励获得核心技术的产品能以最低成本转移至国内。
3.做好政府的信息服务工作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期，我国企业缺乏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动向和金融、外汇、税收、行业信息等重要信息，而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适宜于由政府来提供。建立一个以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及其驻外机构、各进出口商会、贸促会和企业为主体，以海外投资政策信息、商情信息、企业运行信息为核心，以互联网络、光盘、书籍等为传播媒介的，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的信息服务系统。信息服务的主要措施有：完善区域、行业信息服务机构并配备必要的硬件设施；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淡化行业协会官办色彩，进一步充实管理、服务、规划、协调功能起到沟通政府、企业、市场的中介作用；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投资的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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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0-0145-03
[作者简介] 陈光梅，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与管理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浙江 宁波 315175)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大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区域合作的机遇凸显，如何调整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加大等新形势下，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必要。
一、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机遇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全球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全球跨国投资也普遍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连续4年实现高增长，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04年提高了29%。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增长37%，达到5420亿美元。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31亿美元，比上1年增长了38%，是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1年。企业对外投资正呈现加速趋势。据统计，200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达到85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在发达国家一直被高度重视，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我国大陆全球跨国投资增长迅猛，非金融投资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7亿美元(含金融投资部分达209亿美元)，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处于起步阶段。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全球的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我国仅为1∶0.11(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远不及发达国家的1∶1.14，也不及发展中国家的1∶0.1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与我国多年来的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地位反差太大。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结果。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地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任何国家(地区)也无法回避这场深刻的革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的4个主要载体――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组建和发展跨国公司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战略层次质的飞跃，是在更高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需要。
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企业有实力基础，需要国家有综合国力条件，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3-2006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高达35.5%，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万亿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家数达到30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2007年我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三；我国外汇储备连年增加，截至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万亿美元；国内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也已突破17.5万亿元，为企业对外投资准备了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利益的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应大力扶持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
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引进与对外投资、商品出口与资本输出不成比例。如下表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2003-2007年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连续4年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的年增量差额和累计差额在逐步减少，但与吸引外资数额差距巨大，比例仍然过低。2007年底，对外投资额与吸引外资额比例为1：4倍，差额达56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额与累计吸引外资额之比为1：8.69，差额达7228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及我国外贸出口额1/65，外汇储备依然连年增加，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我国资本金融账户的高额顺差，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我国吸引的对华直接投资额数倍于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合理比例；而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的一部分原因也应该归结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不够，外贸只能依赖于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高额的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给商品出口增加困难，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双顺差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外汇风险和资金的闲置成本，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又更加剧了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及我国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和闲置成本的迫切需要。
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结构性过剩下我国企业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过热与膨胀是典型的结构性过热膨胀，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与结构性需求过度、过热并存，许多行业如家电、纺织等轻工行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多数产品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市场拓展难度加大，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急需对外投资拓展生存空间。而“入世”后，我国在承担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义务和挑战的同时，也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和机遇：即“入世”后世贸成员国要向我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这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企业应充分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除了让产品、服务走出去外，更要尽可能地通过投资向海外进军。
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对于产品、劳务出口来说，现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组建跨国公司更有利于企业增强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能享受东道国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提高企业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实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我国企业利用在低技术含量行业里所具有的明显比较优势，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名列世界第4位。但是，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相当长时期来，我国产品出口频频遭遇反倾销控诉、反补贴调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甚至暴力抵制。到2007年，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遭受美国调查最多的国家，2008年也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以往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减少贸易顺差，绕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还能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吸引外资政策，享受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有效拓展市场空间，提高资本收益率。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能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日益加剧。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我国大量的资源进口抬高了资源价格，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成本越来越高，使我国产品逐渐失去成本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化方式长期获取国内短缺的战略性资源，是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降低企业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随着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外资而能吸收的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越来越有限。而通过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置身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环境之中，能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能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化的竞争规则，培育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能力，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
四、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改善我国国内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抑制国内经济过热与膨胀，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6%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的3200亿增至2007年10月的9万亿元，2007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26.8%。2008年一季度全年在建项目总规模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83万亿元，增长25.9%，增速加快0.6个百分点。仍将持续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充裕的企业自有资金是投资膨胀的重要支撑。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生猪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自有资金重要的分流渠道。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降低国内投资的热度，减少国内总需求，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状况，减轻国内资源价格上涨压力，是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的重要手段。
五、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破7元大关，以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 8.72元的汇率为基数，人民币已升值24.75%。以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汇率基本盯住美元时的8.27-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为基数，人民币升值18.45%。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们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也使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随之同比例缩水，按2007年外汇储备额1.528万亿美元计，我国外汇储备共缩水2837.979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萧条冲击下，我们将面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缩水的威胁。
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大力发展对外投资能较好地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缩水的损失，充分利用人民币较高的购买力，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的理性选择。
总之，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综合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是人民币升值下的理性选择，也是解决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有效措施，应该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勇敢地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做大做强企业。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对对外投资管理的自发现状，提高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生产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制定和完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营造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质的跨越，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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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利用外资，我国将形成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我国对外投资起步晚发展慢，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有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之后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约45％的速度增长，到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为1078．4亿美元，是2003年的37．2倍，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比为1∶0．92，基本呈现进出持平格局。这一比例虽然低于发达国家1∶1．4，但已经高于发展中国家1∶0．5的平均水平，可见近年来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不断加快，成效显著，我国也由此首次跻身世界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2014年对外投资约1200亿美元，超过利用外资水平，未来1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今后将向着对外开放的“大进大出”格局转变，这将意味着我国今后应继续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更大程度上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之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的影响作用，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和实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还可以带动推进更多的企业“走出去”。目前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也在不断显现。具体而言，其主要的影响作用表现为：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经济带来的最直接效应就是，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而形成经济增长效应。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影响。我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就是直接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投资主体的技术水平，形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三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转移国内剩余生产能力，延长产业生命周期，一方面获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腾出发展新产业的空间，促进新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四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促进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规避贸易壁垒，使企业更方便的进行产品出口贸易，带来正的出口贸易效应。可以预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发挥其加快经济增长、技术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扩大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因此不断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国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要想使我国经济更广泛深入融入世界经济，最大程度的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获取更高的国际地位，就必须积极推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进“走出去”进程，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其对外直接投资到底对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其影响作用程度如何，近年来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而跟踪研究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提高“走出去”的质量，为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状况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还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状况进行跟踪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态度，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双赢的投资行为。因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迈进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品过剩提供进一步获取高额利益的途径，并且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旺盛的投资供需形成了当时的双赢发展态势。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是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开始被跟踪研究的。国内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产出增长。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对外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认为我国东、中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东、西部地区的GDP增长差异也由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可见从不同层面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关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能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而处于较低水平。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三个方面。肖怡楠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平衡国际收支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快资金流出，从而适当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吴建军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带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表现为对外投资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则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资源类行业，可能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持续跟踪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衡量生产率的变动，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从对生产率影响看，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资本存量较高的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小于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所以，自主研发才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有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的观点。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看，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白洁实证检验了1985年到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R＆D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投入作用不显著。也有学者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等指标，得出2003－2010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是持续对外投资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多数成果也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持不同观点的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较小，产业和地区分布不够均衡，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在验证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忽略了之后效应。而且，多数实证研究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对于能否消化吸收外来技术至关重要。因此，继续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调整效应也存在观点不同的研究，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的验证，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明显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并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变化，仅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宏观绩效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多数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升级效应，实际上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优化效应影响会不断增加。有的研究从分产业角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升级效应，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有差异，也有认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但普遍认为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可见，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有影响，但其影响大小、方向（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有不同。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佳，影响了对实证分析产业升级效果的全面认识。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逐渐引入长期和短期影响，会使研究结果更客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观点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互补作用，或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也有认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可见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的最早始于蒙代尔，认为资本越自由流动，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明显。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断进行论证。实践检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其贸易替代的影响作用程度。比如，项本武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从东道国的进口也形成了替代效应。也有从长期关系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可见，在研究替代效应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多数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但长期则是互补效应，或者局部是替代效应，但整体不是替代效应。总之，得出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贸易互补效应的分析认为，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则不明显。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应，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阶段，这种刺激效应还较为有限。而柴庆春引入时间因素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的表现不同，短期内直接投资的流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见，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认为互补效应处于主要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起到创造作用，对进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均表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都不明显。显然是否存在贸易效应与对外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实际上到201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大幅增长，今后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日益显著。可见，以后的研究会以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明显，但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就业结构。与此相反，也有认为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刺激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较小。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增加了我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从对外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影响程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程度较小，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相应的影响程度。也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表现出在当期对外投资会减少就业，从长期看对外投资与就业表现出长期正相关，有利于增加就业。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研究的展望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举措。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至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得到快速发展，中国企业逐渐成为全球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84—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年均增长13.9%。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0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3亿美元，同比增长93%。中国境外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的71%。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122.6亿美元，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572亿美元。
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11.6亿美元，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
200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61亿美元，占我国同期投资总额的32.6%。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问题
尽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处发展初期，同样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2.1对外投资企业缺乏对外总体发展战略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首先，我国有些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不是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试探性、偶然性。这些企业对外投资是因为遇到了某个投资机会，或是为了获得海外投资所带来的税收的减免。其次，我国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仍是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计划而进行投资的。这样投资的结果往往是企业只注重短期效益，走一步说一步。这样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就较差，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2.2 企业体制因素导致境外投资失败
在我国，数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另外，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国外竞争中处于劣势。
2.3 虽然拥有不少的适用技术但缺乏核心技术
我国企业，在很多领域拥有不少“适用技术”，但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于许多引进技术缺乏吸收消化，创新不够。即使是当前非常看好的家电行业，许多产品特别是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2.4 符合国际化要求的跨国管理人才缺乏
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
2.5 投资规模以中、小型为主，在国际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偏低
不仅投资总量上我国与国外存在显著差距，从平均水平上来看，发达国家单一目的跨国投资的平均金额是以6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50万美元，而我国境外企业中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占90%，500万美元以上的只占23%。这种投资规模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经营规模是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我国的境外企业除了海尔、华为等少数企业外，大多数跨国经营企业投资规模过小，缺乏国际经营经验，因而在经营中常常因资金、技术的缺乏而失去竞争力和投资机会，势单力薄难以抵御风险。
2.6 市场信息掌握不充足，缺乏对投资项目的深入了解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很多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市场供需情况，行业竞争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等等方面。如果我们没有深入了解，考虑全面，那必将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许多麻烦。例如，TCL收购法国的汤姆逊彩电业务后，在对公司的整顿时需要辞退1 000多名员工，但因此举违反了雇员方面的法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得不将其在中国内地市场的电视机利润补贴到汤姆逊的业务中。
2.7企业品牌意识薄弱
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很多只做“贴牌”生意，企业缺乏世界知名品牌。我国企业的品牌与大型跨国公司的品牌相比，其品牌价值的差异十分悬殊。如2004年我国品牌价值最高的海尔的品牌价值612.37 亿人民币，而排名世界品牌价值第一位的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是673.9 亿美元，是海尔品牌价值的9倍多。同时，我国企业品牌保护意识薄弱，很多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被国外的公司抢先注册，失去了受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
另外，还存在监管体制不畅、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等问题。
3应对策略
3.1引导企业科学地制定自己对外投资的长期发展战略
对外投资企业要科学地制定自己长期的发展战略，首先，必须充分掌握同行业的国际生产经营信息。在对本行业世界市场行情、各国生产经营情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设计和开发出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领域，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进行准确定位。其次，要分析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投资能在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上产生怎样的优化组合效果。分析时要具有全球化的观念，应注重总体的对外投资效益，而不能只看投资于某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可能投资于某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并非理想，但却能为其他投资项目带来更新的技术和更科学的管理。因此，在规划中，要合理确定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投资战略，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战略，大处着眼，总体布局，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对外投资工作有条不紊地长期发展下去。
3.2建立支持体系
重要的是体制支持。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的内部治理机构。同时，结合《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审批要做到规范、透明，妥善解决目前在审批过程中国务院部门间的协调问题，建立良好的工作机制。应对审批制度进行改革，逐步将审批制改为审批和备案制相结合，对以自有资金或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境外投资的企业，原则上实行备案制。
3.3 企业应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加强科学研究，实现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各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争夺市场、提高竞争力的手段，而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则是企业追求技术创新和持续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制费用、难度和风险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产品标准化趋势则不断加强，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即使是实力雄厚、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也难以单独承担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风险。因此，研究与开发的全球化推动了技术创新的过程。
3.4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跨国管理人才
发展国际化经营管理，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更需要有战略思想和熟悉现代管理的经理人才。人才不足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国际化经营规模、提高国际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3.5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坚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可以说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而市场占有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形式，是衡量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弱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名牌、品牌已成为企业竞争力、增值力、后续力大小的体现。名牌一般要具有可靠的质量，极高的知名度，从而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市场占有率。假如说企业品牌决定企业当前的利润和战略，那么名牌战略则决定企业长远生存发展战略和未来持续增长的能力。比如，海尔重视品牌的打造并真诚为客户创造价值；可口可乐、雀巢等许多跨国企业为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培育顾客的品牌忠诚度不惜重金，这也正是这些企业能够经久不衰的“秘密”；索尼公司曾宁愿放弃在美国十年的利润，也不愿将“SONY”品牌转让。因此，建立保证品牌发展战略的管理体制，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同时提高品牌价值，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培育企业持久的核心竞争力，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3.6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和产品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借鉴国际经验，要以市场为导向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我国企业经营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产品，如中式菜、中药、丝绸等，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并具有不可模仿、难于替代等特性。例如，青岛啤酒，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非常喜欢，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这样的产品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国际厂家的青睐及信任，并能成功吸引更多资金的注入，能够增加企业在国际的竞争力。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应当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监管体系、完善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等等相关工作。
中国企业在整体上目前仍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因此，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快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艳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J].时代经贸，2007，（9）.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风险类型 风险原因 风险对策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二十世纪末以来，我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近年，国企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变大，投资领域变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及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有所增长。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主要特点是：
1.多元化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的格局。国企占境内投资者的比重下降，国企境内投资者数量也有所下降。
2.投资主体行业分布中，制造业占投资主体数大部分，批发零售业为其次，其余是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等。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以现汇出资、以国外贷款出资、以国内实物出资、以国内专利技术出资等方式。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举办的合资与合作企业占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所有权结构中绝大部分。中企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有收购、跨国兼并、参股及股权置换。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发展，对外投资给我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主要有：
（一）政治风险和成因
资本主义国家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因政治制度不同，我国经济发展迅速，许多国家觉得受到威胁，限制中国经济发展。政治风险一般是因东道国政局的变动与战争、东道国制裁与保护主义政策及东道国国有化风险。
（二）外汇风险和成因
外汇风险是指因汇率变动使企业常面临海外投资资金的流动、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其成因一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各国国际投资行为介入。二是东道国金融稳定性不高，货币易贬值。三是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从事汇兑时，对全球的金融形式与发展分析与评估不足，使我国汇兑损失。
（三）管理风险和成因
管理风险是指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管理环节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投资收益有风险。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时，管理风险成因有：一是我国企业保持稳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要适应和生存必须变革和创新。二是东道国的会计制度与我国有差别。中国境外投资企业财务披露与信息公开存在不足，易使融资或股东利益分配有困难。三是因跨国企业人力资源主体的构成多元化。西方实行独立决断和个人负责，中国国企实行集体决策。四是因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常不注意各国家间文化差异。不利于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公司相互沟通协调，不能及时对变化作出调整。
（四）经营风险和成因
经营风险是指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因决策上的失误而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经营风险成因是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和企业内部在投资过程中控制、决策、模式选择等经营策略的运用不得到而带来的影响。
（五）技术风险和成因
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企业的差距不小，主要因为：中国许多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的行业或特定技术的标准都与东道国会有较大差别。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较完善。因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落后，不能有效监控可能会损失，技术本身的特性也会给企业带来风险。
（六）法律风险和成因
因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等不同，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不同，对待外资的立法也不同。法律风险是指因法制原因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有缺陷，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无序、盲目的竞争，使亏损较大，大量资金流出。且因法律的冲突与差异，我国企业不能认清自己的经济行为触犯了东道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与否，使潜在的投资风险增加。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策略
（一）境外投资风险的宏观管理策略
1.制定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干预战略。保证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实施地长期稳定。降低投资的宏观风险。
2.建立统一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机构，实行有效的管理方法防范管理风险。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行政管理事务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可建一个具有政府和私人两种身份的机构。作为政府机构，按照政府政策制定方针，运作政府提供的保险储备金。作为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控诉，出面解决纠纷，这样可更好的向东道国索赔。
3.健全和完善鼓励性的海外投资倾斜政策。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东道国各方面信息，选择正确的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合理确定投资规模才能防范经营风险。同时中国要培训有关技术人员、帮助进行技术研究和开发，提高海外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技术风险和经营风险。
4.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且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使我国的对外投资有法可依。
（二）中国境外企业风险管理对策
1.投资前期的预防措施。一要认真选择东道国，明确发展战略和市场定位，做好风险评估。二是企业内部风险防范。三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四是采用有效的灵活性投资方式，使投资经营活动的适应性与竞争力更强。
2.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避险措施。一要实施经营战略的多角化。这样可降低风险且有利于创造我国国际品牌。虽会增加成本，但能较好的防范非系统性风险。二是举债于当地。从东道国筹措资金用于周转、应急、再投资等可规避风险，可减少损失，降低外汇风险。三要控制关键技术，掌握市场信息，预测市场变化。这样可使我国对外投资企业及时掌握信息，避开市场风险，争取收益。四要全面提高对外投资主体的综合素质和竞争能力。
3.采用以下措施可以尽可能的减少企业在投资运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一是要选择适当的币种。尽量选择“硬币”或“软币”（“硬币”是汇率呈上升趋势的，“软币”是抛出汇率呈下降趋势的）；不能准确判断汇率波动时，选择多种货币，分散汇率波动的风险，减小损失。二是要扩展货币来源。我国企业应筹措多种不同的货币，避免因一种货币的汇率波动便导致我国企业资金、财政状况受到影响。三是搞清企业的投资情况和环境，正确的划分投资资金以及企业留用资金。合理配置资金资源，保证资金的顺利流通使经营管理更好地进行，实现预期的财务成果。
参考文献
[1]田泽.后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与对策[J].现代经济探讨，2010，（10）:51-55.
[2]涂玉龙，吴斌.浅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问题[J].致富时代（下半月），2011，（6）:142.
【Key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12-0064-02
1 引言
当前，我国商品出口步入转型期，在这一时期，出口附加值不断提升、产品结构持续升级。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贸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出口商品结构，提高我国商品出口转型速度，因此，研究中国对外直接贸易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2.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2017年11月8日，由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在北京。该报告总结了2016-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贸易的现状，并根据中国现阶段所处的投资环境，给出了一些建议。
报告指出，现阶段，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迅速，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830亿元，同比增长44%，稳居全球第二对外直接贸易国家，并且，中国已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家行列。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中国企业，近两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情绪高涨，CCG研究表明，2016年中国直接对美投资156起，投资金额达850.16亿元，同比增长76%，再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
2.2 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结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地域集中性，中国的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亚洲，在这两个区域的投资比重占到总投资比重的80%以上。我国对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70%左右[1]，第二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30%左右，第一产业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另外，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行业主要包括金融业、零售业、服装业、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这几个行业的直接对外投资金额占我国总投资金额的五分之四。
3 现阶段中国出口商品结构
3.1 出口贸易
中国具有“世界工厂”的称号，可见我国商品出口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当前，我国货物商品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对其出口总额占到中国商品出口贸易总金额的90%以上。服务商品出口贸易地区与货物商品相似，其贸易伙伴也是集中在北美洲、欧洲和亚洲，服务商品在这几个区域的出口商品贸易金额占总金额的60%以上，但是相较于货物商品，服务商品规模要小得多。
3.2 出口商品结构的度量
以前出口商品结构的度量主要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变化、工业制成品以及初级产品出口比例变化这三方面来考察，但是现阶段，出口商品贸易有了更加细致的分类标准，当前，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一般用出口商品技术复杂度指标来衡量[2]。出口商品复杂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其代表了一个国家出口商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出口商品技术复杂程度越高，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程度越高。
假设出口商品为k，出口国为j，其出口技术复杂度计算公式如下：
PRODYk=■■■Yj
其中，PRODYk为技术复杂度，Ck为所有国家出口商品比例，■为k商品在j国出口总金额中所占比例，Yj为j国人均GDP，经此计算，能够得到PRODYj的值，这样就可以计算j国出口商品的综合技术含量指数EXPYjt。
EXPYjt=■■PRODYk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分析
4.1 影响机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的影响机理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战略资产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四种类型，其中战略资产寻求型直接对外投资能够获取战略资源，提高商品技术含量，进而影响出口商品结构；效率寻求型直接对外投资能够转移边际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进而对出口商品结构造成影响；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使本国出口商品被代替，带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进而影响服务业出口商品结构；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贸易能够影响出口制成品、进口资源品，同时扩大本国机械运输设备出口量，进而影响工业商品结构。
4.2 影响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灰色关联法研究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4.2.1 变量选择
现阶段，我国产品分类标准越来越细致，鉴于此，文章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来衡量国家出口商品结构，选用对各行业的直接投资金额来衡量对外直接贸易，选择信息技术、商务、批发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这八个行业来分析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对出口商品的影响。
4.2.2 实证结论
应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出的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出口的联系最为紧密，建筑业直接对外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和先进技术，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扩大全球销售渠道。
我国对采矿业的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相关产业发展的资源性压力，为相关产业改造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外，中国通过出口机械设备、引进新工艺、新技术等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邮政行业、交通行业的直接对外投资一般属于承包劳务型投资，其能够带动国家设备和零件的出口，进而优化邮政行业、交通行业出口产品结构。
信息技术行业属于高端技术行业，我国信息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获取先进的管理手段，提升国内技术水平，这一技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升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我国租赁行业的直接对外投资主要用于服务中国对外贸易，总体来说，其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作用较小。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