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1:59
（一）草原文化资源的概念
相对于文化产业开发意义而言，文化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以原生态存在的、等待开发与利用的、有市场增值潜能的所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形态。文化资源不是产品，不是商品，也不是产业，仅仅是可供开发，或可能具有开发潜力的物质或非物质性文化存在。也就是说，文化成果和文化形态如果只是静态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是历史的遗留物，那就只能称之为文化遗产。而只有当这些文化存在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时，才能称之为文化资源。草原文化资源就是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原民族自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总和，是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可开发利用的对象，是内蒙古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草原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而是自古就有，但将其视为资源，却是当今经济发展的结果。
（二）草原文化资源的性质
地域性。坚实的草原民族文化根基形成了草原地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和世界差异性，体现了不可替代的地域特色优势。因此，草原文化资源才能成为内蒙古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草原民族既要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又要倡导高于本族群人文观的文化导向；既要保持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要发挥草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既要让草原文化走向世界，也要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性。草原文化资源也是个时间概念，体现草原文化的原始性和历史迁延。那些与草原历史发展相生相伴的文化资源是草原历史的见证，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丰富，启迪、熏陶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引发着人们对民族历史的追怀和对草原未来的期待。文化地产理念是将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产业结合起来，在对历史文化风貌进行全面保护的基础上同新城市功能完美结合、功能完善、空间互动，从而形成良性发展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地产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功利性。草原文化资源是针对民族文化产业而产生的概念，因此具有相对性或目的性，也可称之为功利性。这种功利性要求开发者与时俱进，探求文化受众的文化审美意识、文化诉求点和文化市场的卖点，积极营造现代市场经济文化氛围，借助草原文化的深厚内涵重塑现代风尚，重铸现代城市的文化精神，让草原文化与时尚理念有机结合，水融，提炼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文化创意，提升现代草原都市的文化品位。
所以，草原文化资源的开发需要从地域性、历史性、功利性三个维度来把握。
二、草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环节
按照市场规律，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需要以下几个环节，一是智能转化的两个环节：文化资源的认知环节、创意环节；二是经济转化的六个环节：投资环节、制作环节、流通环节、服务环节、产品安全保护环节和延伸环节。
(一)智能转化环节
一是文化资源的认知环节。即在地域范围内通过全面普查摸清到底有什么文化遗存和文化形态可以作为文化资源来开发。调查内容包括：文化资源的名称、详细文化内涵、文化价值、存量、分布区域、时代、规模、保存状态、环境现状以及拥有者、使用者等等状况。文化产业是内容产业，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是决定文化产品形式、品位、级别和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保证文化产品的文化含量。这个环节就是为文化产业提业内容，是基础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为文化产业解决拿什么来做文章的问题。
二是创意环节。即赋予文化资源以现代思维和畅想，通过增强互相依赖、整合的方法赋予其生存能力，为静态的文化资源注入活态的当代因素，让文化资源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形成相互接纳、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增加其市场需求。这个过程，就好比是为艺术素材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看似起始环节，解决的却是终端问题。它依靠借鉴国际文化生产的先进经验，进行富有创意的开掘，提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时代特点、有影响力、市场占有率高的文化创意，以提高文化产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的品位，进而提升整体文化发展水平，增强文化输出能力。通过具体的创意方式将文化资源的文化内涵物质化。这个环节最难，也最关键，为文化产业解决做什么样的文章的问题。
(二)经济转化环节
一是投资环节。为文化资源注入资本，包括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技术力量和信息的投入。投资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产品的资本含量，决定着文化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数量以及总体水平。投资环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保证文化生产力的最终形成。
二是制作环节。这是一个实践的环节，通过技术手段赋予其产品属性，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既具备物质的依托方式，又具备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这一环节决定文化产品的技术含量，特殊技术的使用是实现并保证文化产品物质转化的关键，为文化产业解决如何做文章的问题。
三是流通环节。是文化的商品化过程。通过广告宣传扩大文化产品影响力、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通过销售策划使文化产品进入交换过程；通过流通进入消费领域，成为一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通过文化消费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实现文化产业的利益追求。这是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根本目标。
四是服务环节。是针对文化产品的特殊属性而言的，有些文化产品属服务形态。这类产品与生产过程不能分离，需要服务环节才能最终完成，消费者对此类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就是文化服务产品的服务过程。文化服务包括文化娱乐服务、文化咨询服务、文化展演服务、文化讲解服务等。
五是产品安全保护环节。文化产品因其创意内容和特殊技术制造而形成知识产权，主要指用印刷技术、数字技术等信息手段，将文化内涵物化为图书、期刊、音像制品、影视出版物、商标、外观造型设计等数字化文化产品所形成的专利；利用其他更广泛的工业技术手段将分解了的文化元素物化在其他产品上的文化符号所形成的专利。相关保护权益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专营权等。产品安全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证资本投入及利润赢取的安全性。
六是延伸环节。是文化产业扩大再生产的环节，促进产业链的形成。文化产业根据文化资源特点创造出相关文化符号，利用特殊技术和艺术手段将其中的经济文化因子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制造出文化衍生产品；或在其他产业渗透，促进文化附加值的提升，形成其他物质生产领域的衍生形式。延伸环节能保证文化资源被充分利用，保证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民族文化产业化开发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缺失，职责不清
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需要负责智能转化的创意主体、负责资金投入的投资主体和负责制作销售服务的制作主体。目前，这三个主体的内在联系不很紧密：掌握文化资源认知并具有创意能力的创意主体是学术力量，包括学院、研究院、艺术团体等，但因为没有形成行业规范，学术力量也只是各有所知；投资主体主要还是政府，在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体制的影响下，导致文化产业并不是严格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制作主体是企业，它们拥有技术力量和设备。然而，三大毫不相干的主体力量难以实现文化资源、资金和技术的协调配置，造成民族文化产业主体缺失，职责不清。
市场经济规律下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市场主体应该是文化产业集团，即文化企业。构成文化企业独特价值链的基本要素是：文化资源的判断和选择，文化市场的系统知识，文化资源的开发技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分销体系，以及整个产业开发过程的管理和控制等，这些基本要素决定着文化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文化企业的职责应该是选择、评论、有效开发和管理文化资源，筹集资本、募集人才、寻找相关技术，为文化市场提供有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且要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明确文化产业开发的主体和职责，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体制。即文化体制改革，涉及文化生产、文化流通、文化组织、文化结构、文化分配、文化权利等方面，既包括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又包括对原有文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二是人才。民族文化产业需要既掌握文化资源的内涵和价值并具有开发智慧和创意才能，又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的专业人才。我区从2005年起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开始开设了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和内蒙古文化资源课程，强化培养相关专业人才。
(二)民族文化产业重技术利用，轻资源开发
当文化产业日益受到重视时，许多地方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文化产业园区，但建成后大多闲置，没有正常运营。原因在于重技术开发，而缺乏资源利用。另外，一些文化产业虽然也想把握先机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但大多只重视技术手段的开发，而少注目于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动漫产业为例，注重的只是动漫的虚拟性、幻动性、场景设计、分镜头设计、原动画设计等技术开发，而忽视了内容这个根本。
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智能转化的两个环节没有被纳入到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来，创意主体没有进入市场运作环节，市场对文化资源的配置未发挥出来。
从根本上讲，文化消费买的是文化含量的单。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能为消费者带来蕴含独有技能和技术的文化符号，是持续开发新产品和拓展市场的特殊性。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文化企业对文化资源的认识和转化赋形能力，而文化企业发掘文化资源市场价值、捕捉商机的前提是：正确理解、评估、整理特定文化资源，并升华、转化或再赋形文化资源。
(三)文化资源价值标准化评估研究范式须重构
文化资源价值评估工作是文化资源产业开发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但文化资源价值评估的量化标准虽肯定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从文化存在到文化资源的智能转化过程中主观创意的重要作用。应该认识到与自然资源的资源品相测定不同，文化资源价值的评估必须既注重文化资源价值的客观性，又重视文化资源智能转化过程中的主观性。
客观性方面包括文化资源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伦理和宗教价值、艺术价值以及市场经济价值。这些可以标准量化。
主观性方面指主观创意赋予文化资源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即创意价值。这是无法用固定的标准来量化的。文化资源价值的最终实现依靠高明的文化创意，还必须与受众的心理共鸣相契合，牵涉到文化消费者的文化偏好、文化欲求、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审美观等等。所以，因创意主体的不同，因创作主体的关注度、立足点、视角及应用等的不同，文化资源会呈现千差万别的价值体系。创意价值才是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价值体现，需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和利用人的个人意志和创造力。
四、可资利用的草原文化资源种属
草原文化资源内容丰富，时空跨度大，研究任务艰巨，对它的整体梳理，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应该持续补充。基本原则是由众所周知到不为所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一)意识形态文化资源
草原民族的意识形态文化元素，主要包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及其表现，具体指草原民族的自然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还有草原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二)历史文化资源
即草原民族的文化发展脉络。北方草原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先后孕育了原始农耕和游牧两个子文化系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脉络；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众多民族，他们的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人物和事件均可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
(三)物质文化资源
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工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四)非物质文化资源
指被各群体、团体以及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民间文学11项；民间音乐22项；民间舞蹈12项；传统戏剧5项；曲艺5项；杂技与竞技16项；民间美术7项；传统手工技艺12项；传统医药4项；民俗46项。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115人。
关键词：北方；草原；新石器；文化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001-06
一、兴隆洼文化
1982年首次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距今约8000～7000年，属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遗存。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遗址相对较多，主要有查海、金龟山、白音长汗、盆瓦窑、南台子、西寨、东寨、上宅等，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到燕山南麓，东起医巫闾山，西抵大兴安岭。
兴隆洼文化的遗迹有房址、聚落。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聚落有环壕、非环壕两种。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玉器和蚌器，主要以石器为主。石器的代表性器具有打制的肩锄形器、磨制的斧形器，此外还有琢制和压制石器。骨器主要有骨锥、骨鱼镖、骨匕形器和骨刀等，此外，还出土了一支能发出四种音列的骨笛，对于研究音乐史和乐器史具有重大的意义。陶器为手制砂质陶，陶色以灰褐和黄褐为主，普遍饰有复合纹，胎壁厚重，质地松软，制作水平不高，最典型的特征是盛行平底筒形罐和之字纹。玉器有工具类，如玉匕，还有装饰类，如玉i，从出土的大量渔猎的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骨骼可以看出，兴隆洼文化的经济结构中，渔猎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敖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粟、黍作物炭化遗存、陶器制作水平的低下以及房址和聚落形态来看，农业在这一时期业已出现，并成为一种补充性的经济活动。
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总面积4万平方米，环壕半地穴式内外房址158座，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聚落中，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被考古界赞誉为“中华远古第一村”。
遗址墓葬多为居室葬，共30座。居室墓位于居住面之北临穴壁或四角，为土坑竖穴墓，另外还有1座人猪合葬墓。
二、赵宝沟文化
赵宝沟文化是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聚落遗址为代表。关于赵宝沟文化的年代范围，目前有三种观点：杨虎认为是公元前5200～4470年左右[1]，刘国祥认为距今7000～6400年间[2]；索秀芬则认为是公元前5500～4500年间[3]。其主要遗址有赤峰市敖汉旗小山、南台地、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林西县白音长汗等10多处。小山遗址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东南边缘宝国吐乡兴隆洼村。出土陶器、石器、胡桃楸果核等。遗物具有鲜明的特征，如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图像，头部由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混合而成，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类似羽翼。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龙崇拜具有重大意义。南台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东约30公里的教来河左岸的南台地村，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地表约有40余个半地穴式的房址。出土有尊形器、高足盘（器盖）等。其中5件尊形器、1件高足盘、1件器盖饰有鹿首神兽、鸟纹等纹饰。
赵宝沟文化的聚落遗址规模，大致可以分成大中小型三类。房屋均为长方形或方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屋按照使用功能来看，大致有公共性活动场所、居住性房屋和具有祭祀功能的房屋。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还有少量的骨器和蚌器。石器主要以磨制石器为主，种类较多。石耜是赵宝沟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扁平正锋，材质为板岩和硅质灰岩，坚固耐用。陶器以夹砂陶为主，陶色以褐色为主，少数黑色，还有泥质红顶钵。典型的陶器为筒形罐。普遍饰有压划或压印的纹饰。另有一些人面像、异形陶器等特殊器类。
从赵宝沟文化遗址内出土的马鹿、野猪、狍等动物骨骼以及鱼骨、软体动物贝壳可以看出，赵宝沟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渔猎经济。
三、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发现较早，20世纪初即先后有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瑞典人安特生、加拿大人步达生、法国神甫桑志华、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等在赤峰境内进行野外考古调查和遗址发掘。红山后出土的文物引起了日本考古界的关注，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发掘了墓地和第一、第二住地址。后由于战争的原因，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几乎停滞。一直到20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有所进展。除国外学者，中国学者也对红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贡献颇多，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佟柱臣等，先后对赤峰城东到红山嘴之间和赤峰、凌源等地进行考察，都有重大发现。1954年尹达对红山后遗址进行仔细分析和探讨，红山文化由此得名。
红山文化距今约6500～500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是以赤峰为中心，西起河北省的张家口，东到辽河中游，北达大兴安岭，南抵天津北京的广大地区。其文化遗迹有房址、窑址、大型石砌祭祀遗址、“女神庙”址、积石冢群和石砌围墙遗址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角器与陶器，其中以石器为主，石器又分细石器、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石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叶形石耜，是一种最富特征性的农业生产工具，也是红山文化的标志之一。陶器以手制砂质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泥质灰陶与黑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渔猎业也占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魏家窝铺遗址、喀左县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等。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大型环壕聚落遗址，房屋排列有序，且数量众多。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位于赤峰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大城子镇东山嘴村。石砌建筑群址是东山嘴遗址的主要内涵。基址部分保存完整，整体布局对称分布，具有我国传统建筑特色，这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与凌源县交界处，由女神庙建筑遗址、祭坛、积石冢群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主梁北山丘顶有女神庙，其中出土许多人物泥塑造像。另外还有分布广泛的积石冢，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
四、富河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富河沟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起松辽分水岭，南不越西拉木伦河和西辽河，西始于查干木伦河流域以东，东止于东辽河和西辽河交汇处。关于富河文化的年代，索秀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500～3000年间。
富河文化的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和坑灶，房址多为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内有坑灶。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两类，有锄形器、斧、石叶等。骨器的数量较多，其种类有锥、镞、针、匕、鱼镖、鱼钩等。陶器均为夹砂陶，烧制水平不高，主要有黄褐色和灰褐色。有筒形罐、圈足碗等。陶器纹饰以压制、橄印、贴附制成，纹饰种类有之字纹、附加堆纹、划纹、编织纹、坑纹等。
从出土的房址和农业生产石器以及鹿等动物的骨骼来看，富河文化的经济形态有定居农业和渔猎采集。
五、小河沿文化
因发现今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小河沿乡而得名。主要分布在辽西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和中部地区。其年代范围大概在公元前3640～前2667。遗址主要有赤峰市敖汉旗南台地遗址、翁牛特旗石棚山墓地，克什克腾旗白音长汗遗址和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
小河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建筑、灰坑、墓葬等。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有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器形较大，以敲砸器、亚腰石锄、大型石斧、磨谷器、圆形盘状器为主。磨制的器形小，刃部锋利，以铲、刀为主。陶器制作粗糙，器形不规整，表面多有纹饰，器座上有镂空做法。以夹砂褐陶最多，另有少量夹砂红陶和灰陶。其次是泥质红陶，也有一些砂质与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另有猪、狗头雕塑品出土。
从房址、出土器物等表明，小河沿文化的经济生活形态应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而兼营狩猎业。
六、小河西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木头营子乡木头营子村小河西、孟克河西岸而得名。其文化遗址主要有敖汉旗小河西、西梁、大新井、马架子等。索秀芬、郭治中先生推断小河西文化年代开始时间早于距今8200年。
小河西文化的文化遗迹有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窖穴和土龙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蚌器等。陶器均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制作方法为贴塑和泥圈套接法，制作水平不高，陶质疏松，陶色不纯，多呈褐色，少量为红色、黑色。绝大多数陶器为素面，纹饰少见。器型单一，以筒形罐为主。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压制等，器型有石球、锄形器、石铲、环状器、敲砸器、饼形器、斧、锛、凿、磨盘、磨棒、石杵、臼形石器、石杯。蚌器残破。
七、西梁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双井店乡井沟子村西梁遗址而得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
西梁文化遗迹为半地穴式房址、灰坑等。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骨、角、牙、蚌器等。陶器多为夹砂陶，黄褐或灰褐色。纹饰为条形附加堆纹和压划线纹组成的复合纹饰，这也是西梁类型文化面貌的显著标志。器类较单一，以筒形罐最多，另有平底盂、杯等。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锄形器、斧形器、压削石器、纺轮、环、管等。另有骨、角、牙、蚌器等。
从制作粗糙的石器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结合骨、角制品和出土的马鹿、狍、牛、猪、貉、兔、蚌等动物碎骨分析，西梁文化应以渔猎型经济为主，农业迹象并不明显。
八、查海文化
1982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辽宁省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沙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发现查海遗址，其现存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距今7500～8000年。查海遗存的内涵特征十分鲜明，它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兴隆洼文化相近但又有明显区别，故以“查海文化”命名。
查海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发现房址55座，房址分为大、中、小三种，均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密集有序。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玉器。石器中铲状器、斧、敲砸器和磨盘、磨棒等所占比例较大。陶器均为手制，火候较低，以夹砂陶为主，另有少量泥质陶，陶色以灰褐为主，也有较少红褐色。器物组合以直腹罐、鼓腹罐与斜腹罐为主，陶器纹饰丰富，“之”字纹和以勾连纹母题为特征的几何纹与斜线纹为主。玉器分装饰品与实用工具两类，出土有i、管状珠、匕状器和斧。
查海遗址。该遗址1982年发现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色拉乡查海村西南约2.5公里处，年代为距今7600±95年，面积约10000平方米，出土有半地穴式房址、墓葬等遗迹。聚落址规模较大，房址以风化岩开凿为房基，布局密集，房址呈南北或东西向成行排列，其形制、特点较明显。遗物有陶器、玉器，还有石器、猪骨，鹿骨及农作的碳化物等，其中以浮雕龙纹、蟾蜍纹陶片最为珍贵。
出土有玉匕、玉管、玉环、玉i等玉器。其中玉i尤其精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堪称“世界第一玉”。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查海遗址位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内，时间比红山文化早一个阶段。“有最早的龙纹陶片、最早的玉器，是红山文化的根系”。
九、新乐文化
发现于辽宁省沈阳市北陵以西，因其遗址中心区在新乐工厂宿舍院内，故称新乐文化。按地层关系和文化内涵可分为新乐上层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
新乐上层文化距今约3000年，以石器和陶器为主，石器有直背弧刃穿孔长形石刀和磨制较粗的石斧、磨棒、石锤、石镞、石杵等。陶器为素面夹砂红褐，均为手工制作，质地粗糙，没有纹饰，有鼎、鬲、钵、罐等。
新乐下层文化目前只在沈阳地区辽河和浑河流域以及新民县境内发现。其年代距今7245±165年。新乐下层文化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房址大小不一，多数呈长方形或正方形，半地穴式，较为密集。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石器以细石器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二分之一，其次为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打制石器最少。细石器以石叶最多，其次为各种尖状器和石镞；磨制石器有斧、锛、凿、镞、磨盘、磨棒等；大型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石铲、网坠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最多，另有少量泥质陶。陶器火候较低，胎质疏松，但胎壁均匀，造型规整，可能已使用慢轮制陶。另有煤精制品、木雕艺术品、石墨、赤铁矿石、炭化谷物、炭化果壳等物出土。煤精制品的发现，使得新乐文化遗址成为我国迄今发现使用煤最早的一处遗址。
十、牛场遗存
牛场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牛场村，其文化遗物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刀、斧、刮削器、镞、凿、磨盘、磨棒等；骨器有针、鱼钩、凿等。从陶质来看，大致有夹砂粗陶和泥质细陶两种。皆手制，平底，侈口，壁厚，素面少纹饰，火候较高、坚硬。表面稍加修整，制作粗糙。器形有陶罐、杯、盅、碗等。遗骨种类有鱼、猪、龟、鹿、羊、獾、狍等。最多的是鱼骨。
十一、亚布力遗址
亚布力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县亚布力镇东北1.5公里的岗地上，1985年6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其年代据推测下限不晚于距今4000年。
其文化遗迹仅有房址1座，为半地穴式，平面略呈长方形。出土器物有石器、玉器和陶器。石器多为磨制，部分打制。器形有亚腰形石锄、石片刮削器、斧、锛、镞、磨盘、磨棒和磨石等。陶器均为手制夹砂陶，黄褐陶为多，少许红褐陶和灰褐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大都带有纹饰，主要为压印绳纹和戳压篦点纹。器形主要有罐、碗等。玉器有玉锛、玉凿、玉佩饰等。
十二、茑歌岭下层文化
茑歌岭遗址位于黑龙江宁安县境伯湖南端东岸，1963年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情况和出土文物的异同，将文化层分上、下两层。下层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牡丹江流域，在图门江和绥芬河流域也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
茑歌岭下层文化遗迹有房址，为圆角方形和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多系打制，有肩、束腰石锄和石斧等。磨制石器很少，大多磨制不精。陶器均手制，以砂质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粗黑陶。能辨别器形的仅有罐、碗等。这些居住遗迹和生产工具，反映了原始农耕的特点。
十三、阿善文化
阿善遗址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区东15公里的阿善沟门东，遗址面积约5万多平方公里。根据阿善遗址地层迭压和遗迹间的打破关系，以及对文化遗物的分析，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三期。
阿善一期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未发现遗迹。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磨石、砍砸器等。陶器均手制，以泥质红陶具多，夹砂陶次之。火侯低，器形有锛、盆、罐、重唇小口瓶等。
阿善二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半地穴式，呈正方形。窖穴多为方形圆角直壁状。其生产工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主要有磨壳石斧、磨盘、磨棒、石镞等。陶器有泥质陶和夹砂陶；彩陶不多，器形有折服钵、曲腹钵、小口双耳罐等。
阿善三期文化，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槽沟结构的地面建筑两种，整个居住区周围都筑有石围墙，窖穴多方形圆角，呈斜壁覆斗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角器和陶器。石器主要有磨制石斧、打制石斧、有孔长方形石刀、单孔石铲、长柳叶型石镞、镶石片刃的有柄骨刀等，骨制亚形器增多。陶器以泥质灰色篮纹陶及磨光陶最具特色。
十四、庙子沟文化
因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风乡庙子沟村南的西坡上而得名，距今约5500年左右。其文化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窖穴、墓葬。房址为圆角、长方形、浅地穴式建筑。灰坑主要有长方形和圆形两种，少数为椭圆形和圆角方形。墓葬在房址周边，有多人合葬、单人墓葬和双人墓葬。
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骨器和少量的玉石、蚌螺类装饰品。石器有磨制石器、极少量的琢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分夹砂、泥质和砂质三大类。火候不均，色泽不纯，器表和内胎往往呈现几层颜色。以红褐陶为主，灰陶和红陶次之，少量黑陶。多素面磨光或饰绳纹，彩陶数量不多，以红彩为主，双耳罐最为典型。
十五、老虎山遗址
因1980年发现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的乌兰察布盟南部凉城县西南永兴镇正北5公里的老虎山南坡而得名。1982和1983年先后两次进行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及出土文物等，可将老虎山文化遗存分为一、二两期。
一期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灰炕有圆形桶状和不规则状两种。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和打制三类。器形有石斧、石刀、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针、骨锥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以红褐和灰褐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磨光黑陶。纹饰以篮纹为主，其次是素面、绳纹、附加堆纹和极少数方格纹。器形有罐、盆、豆、瓮、缸等。
二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和墓葬。房子多为平面呈“凸”字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在房址正中有圆形或圆角方形地面灶，灰炕有圆形和不规则状两种。墓葬只发现3座，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遗址四周还有石墙建筑。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可分磨制、琢制（细石器）两类。有石斧、石锛、石刀、石环、石镞、刮削器等。骨器有骨凿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灰揭陶为主，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的数量有所增加。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的数量增多。陶器的纹饰，仍以篮纹为多数，绳纹的比例增加，附加堆纹发达。器形有罐、鬲、豆、甑等。
十六、朱开沟文化（第一段）
因1974年发现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正北10公里的朱开沟村而得名。1977、1980、1983年和1984年先后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综合文化层堆积及出土器物的情况，其文化遗存可分为五段三期，其中，第一段为龙山文化晚期阶段。
朱开沟遗址第一段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房子都是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抹白灰面。灰坑有圆形袋状、圆角方形和椭圆形灰坑三种。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生产生活用具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有长方形有孔石刀、石凿、石磨棒、磨石等。骨器有骨镞、骨凿、骨针等。陶器多为手制，模制者较少。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五种陶系。以灰陶为主，褐陶和黑陶次之。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多，绳纹略少，此外还有方格纹、弦纹、刮划纹和压印纹等。
十七、西园遗址
因发现于内蒙古包头市东郊沙尔沁乡西园村东而得名。该遗址是1983年包头市文物管理所调查时发现的，1985年和1988年先后两次进行了遗址发掘。根据地层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出土遗物的综合研究，可将西园遗址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较少，仅有少量陶器。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中期。陶器均手制，分泥质和夹砂陶两大类，其中泥质陶占多数。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泥质陶以红陶为主，另有少量灰陶。器形有钵、罐、盆等。
第二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室内绝大部分都有柱洞。灰坑有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其生产和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骨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等。陶器均手制，分为泥质、砂质和夹砂三大类，其中泥质为主，还有较少红陶、橙黄陶和黑陶。纹饰以素面最多，另有篮纹、绳纹。此外还有磨光陶，纹饰有附加堆纹、弦纹等。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缸等。时代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骨制品仅见骨针和针筒。另有各种环类和骨簪等装饰品。
第三期遗存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等。房址居住面和墙壁均抹一层白砂泥。灰坑仍是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四种，直壁穴为多，少数袋形坑。其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等。石器有磨制、琢制的锛、纺轮、磨棒等。骨器有刀、锥、凿等。陶制品仅见刀和纺轮。陶器仍可分为泥质、夹砂和砂质陶三大类。泥质陶较二期有所增加，夹砂陶、砂质陶相对减少。时代大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早期。纹饰仍以素面为主，但相对减少，篮纹有所增加，彩陶基本不见。器形主要有钵、罐、瓶、碗、盆等。装饰品有环和骨簪等。
十八、白泥窑子遗址
1958年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喇嘛湾乡白泥窑子村附近。其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第一、二、三种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种类型大约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
第一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坑灶、窖穴，房址平面呈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打制、磨制。器形主要有敲砸器、磨盘、石片等。陶器有泥质红陶、夹砂红陶。骨器主要有骨锥。
第二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和防护沟。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细石器。陶器有泥质橙黄陶、泥质灰褐陶和夹砂灰揭陶，均手制，多见泥条盘制的痕迹。纹饰有彩绘、绳纹、篮纹、方格纹和附加堆纹等。器形有瓮、钵、碗、瓶、盆、杯等。
第三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石器有大型石器和细石器。陶器均手制，烧制火候低，主要有陶刀、陶纺轮、陶饼、陶环等。
第五种文化的文化遗迹有房址、窖穴。房址为长方形浅地穴式。其生产生活工具有石器、陶器。石器有砍伐器、盘状器。陶器系手制，有泥质和砂质红陶为主。主要器形有鬲、罐、三足瓮、小口宽肩瓮、盆、碗、瓶等。
十九、大口文化
大口文化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根据文化堆积情况的不同，可分为大口第一期文化和大口第二期文化。
大口第一期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出土遗物较少，主要有石器、骨器和陶器。石器、骨器等出土数量不多，陶器均手制，火候较高，主要有高领罐、矮领罐、盆、碗、器座等。
大口第二期文化的遗存有房屋遗迹、窖穴、成人墓葬、瓮棺葬。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骨器。石器有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主要有斧、铲、锛、刀、尖刻器等。骨器数量较多，而且磨制精致。骨器既有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有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主要有凿、镞、锥、针、匕等。陶器系手制，烧制火候较高，质地坚硬。除少量陶器素面和磨光外，其他以篮纹和绳纹最常见。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锥刺纹、方格纹等。器形有袋足瓮、鬲、折肩罐、大口尊、深腹罐、盆、碗等。
二十、转龙藏文化
转龙藏文化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东门外刘宝窑子河（古称博托河）出口处的右岸，1954年和1958年曾两次试掘。可能属于转龙藏类型的遗址还有伊金霍咯旗巴尔吐沟，准格尔旗二里半等。
其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三类。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另有磨制石器。器形主要有石刀、石叶、石核、石镞、刮削器、尖状器等。骨器有少量骨铲、骨锥和有孔陶刀等。陶器系手制，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和褐陶等。纹饰主要是篮纹、绳纹的图案。
二十一、宁夏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宁夏地区发现的有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于缺少原生的地层，又未经大规模发掘，故其文化内涵的全貌、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年代先后等诸多问题尚不明确。主要有高仁镇、沙坡头等遗址。
宁夏地区遗址出土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石器、陶器等。石器以细石器居多。种类有尖状器、刮削器、石叶、石核、石镞、石钻、磨盘、磨棒、石斧、石锛等。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和彩陶，以夹砂红陶为主。器形多钵和罐。
大量石器的出现，表明狩猎、采集等经济形式的存在，陶罐等的出现，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存在。
二十二、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王明哲和王炳华总结，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以出土大量细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哈密县三道岭、七角井等遗址，器物有石器、陶器。第二种是以较大型的磨制石器为特征。主要有喀什、阿克苏等地。器物中，石器基本都是磨制，有镰、斧、杵、磨盘等。陶器都是夹砂陶，有罐、杯等。第三种以出土彩陶器为重要特征。遗址有哈密五堡水库、克拉玛依市和额尔齐斯河畔等遗址。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表明当时的经济形态中，狩猎经济与农业经济都已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新石器文化具有显著特点：文化遗迹很多都具有房址、坑灶等，生产生活工具主要有石器、陶器和骨器等，其中，石器以打制、磨制为主，制陶业不发达，这反映其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遗迹中有出土农业工具等，也表明农业的发展。另外，遗址中所发现的动物骨骼大都是野生动物，说明畜牧业出现较晚。
参考文献：
〔1〕杨虎.辽西地区新石器――铜石并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与分期[J].文物，1994（5）.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社科联、内蒙古会展经济科学发展研究会、内蒙古博物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 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于2012年6月26—28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宗旨是弘扬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进一步整合草原文化研究的科研力量，深化草原文化各领域的研究，推动草原文化研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增强和民族文化强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开幕式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乌兰作了重要讲话。乌兰部长指出：随着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深入实施，“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已成为 “平台固定、机制开放、议题多元、形式灵活”的草原文化研究与学术交流的重要品牌论坛。草原文化是内蒙古从民族文化大区向民族文化强区跨越的文化源泉，今后内蒙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紧紧围绕弘扬草原文化这个核心，通过建立完善草原文化传承、开发、保护体系和草原文化产业化的政策、法规体系，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和产业优势；要积极发挥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作用，把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当中，融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当中；要注重对草原文化的整合性、系统性研究，解决草原文化学科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内蒙古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加强草原文化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加快草原文化现代转型和产业化步伐，着力打造草原文化的创新优势。
本届论坛以“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主题论坛和“草原文化资源与草原考古研究”“内蒙古会展节庆文化与现代文明——以草原文化为视角”两个分论坛为依托，围绕草原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基本内涵，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产业化、草原文化与考古研究、当代会展节庆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维度的学术研讨。
一、草原文化基本内涵及人文价值的再度探讨
近几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草原文化的本质特征、基本内涵、人文价值等核心要素进行深入探讨，不断丰富和完善草原文化学科的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学术新领域或学科新领域。但是在草原文化内涵、构成的界定和综合特征的把握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和不确定因素。本届论坛上，学者们再度围绕“什么才是草原文化”的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吴团英研究员《关于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在总结出以往草原文化研究中形成的“把草原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把草原文化放在中华文化大框架下研究”“把草原文化与内蒙古民族文化大区建设结合起来研究”三个特点的基础上，从草原文化的学科分类、基本属性、区域分布、构成划分、发展高峰期五个方面，对草原文化的内涵、构成和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归纳，概括性地解答了“什么才是草原文化和草原文化学科”的核心理论问题。他指出，地域文化有三个基本标准：一是要有相对稳定的地理范围；二是要有地域生产生活特点；三是要有原发区域和历史上的古国、古地理依据。关于草原文化的属性，他认为，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游牧文化与其它文化的统一，是一种综合性复合文化。其中，地域文化是根本属性，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游牧文化则是基本属性。
叶舒宪教授在《文化传播：从草原文化到华夏文明》的学术报告中，依据红山文化、巴蜀文化等史前考古实料，分别以“草原文化与玉石之路”“草原文化与黄金之路”“草原文化与熊鹿崇拜”等三个话题对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草原文化对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贡献进行深入阐述。他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是北方玉文化的杰出代表，对中原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北方草原民族对黄金的特殊喜好和以黄金为主的殉葬习俗，与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的等级制度有着明显差异。对古代草原民族而言黄金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也是君权和神权的象征。出土于西拉沐沦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黄金饰品，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比中原地区使用黄金作礼器和饰品整整早了1200余年。红山文化玉雕龙的“C”字型躯干和鹿角、熊爪都是中华龙的母体元素，它们能够促使研究者从更为久远的历史时空、更为广阔的视角，灵活地探索草原文化与华夏文明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得出更贴近历史真相的判断和结论。
王其格的《再论“草原文化”的内涵及构成》，对草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构成进行更加深入地探讨和系统阐述。认为“草原文化”是一个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综合性人文学概念。首先，草原文化是个文化地理概念，即“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包括原生性、次生性、共生性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其次，“草原文化”是个历史地理概念，即在“草原”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而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形态的文化，而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形态文化。第三，“草原文化”是个民族文化概念，即从史前时代的北方先民到后世的阿尔泰语系诸族和当今各民族共同造就和发展的文化，这也是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等其它地域文化有所不同的重要区别之一。第四，“草原文化”是个多元文化概念，即包括原生性“本土文化”和再生性“异质文化”及后来的共生文化。草原文化是不断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进化，从原始文明向现代文明发展过来的系统文化，即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今社会的一系列相互传承、相互影响和演化过来的不同类型文化的总合，是一种多源而多元的复合型文化体系。
多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层面作了深刻论述。《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先进与落后”“防御与进攻”之辩——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一文，对历史上形成的视农耕为先进游牧为落后、农耕民族处处防御、游牧民族节节进攻，从而农耕生产方式取代游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传统观念进行重新思考，客观辩证地分析了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各自的特征和规律。认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离不开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这两种最基本的物质因素。游牧生产是一种顺应于草原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的移动性生产方式。游牧生产方式使人类突破环境的限制，开拓了新的生存地域，发明了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型的人类文明。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并不是绝对的。超越了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其“先进性”和“落后性”就会发生转换。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进攻”与“防御”也是相对的。
关键词：草原文化；建构；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58-02
进入21世纪的今天，草原民族及其文化正面临着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冲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发掘草原文化的合理内核，保护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对草原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已为众多人士关注。笔者在研读大量相关资料基础上，立足于草原文化自身研究现状，对草原文化的概念、内涵、类型、分期及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总结现有成果，推动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一、草原文化的概念
关于草原文化的概念问题，学者们有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1.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光林等人士认为：“所谓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区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包括草原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1]
2.“草原文化主要是指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在适宜放牧牲畜的草原区域创造的独特文化 ， 是由草原地理环境 （自然因素） 、游牧经济生活和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 （人文因素） 多方面作用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复合体。”[2]
3.“草原文化就是以中国北方草原为载体，由生息在这里的先民 ，特别是阿尔泰语系民族和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 [3]
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创造主体以及组成部分是草原文化概念的主要内容。从上述的三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草原文化的承载地区是草原，创造主体是世代生活在草原的居民，与其他文化一样，其具有丰富的内容。
从内容上来说，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人们创造出与草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文化，就应当是草原文化，该种文化包括游牧文化、狩猎文化以及农耕文化等。
二、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目前是学术界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内涵“一是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多样的贸易需求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不拘一格、兼容并蓄的开放生态理念。”[4]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自然，践行自由和英雄崇拜”[5]；也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基本精神是英雄精神、自由精神、务实精神、开拓精神和顽强精神。”[6] 这些提法，从不同的层面论述了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正如吴团英所说，“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 [7]基于此，草原文化的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四方面：
一是自然生态理念。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
二是诚信伦理观念。诚信伦理观念体现在物质生产过程、生活习俗和政治文化之中。草原民族推崇以诚立命的道德标准。
三是自由开放。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自由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
四是英雄崇拜。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蒙古族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
三、草原文化的分期
关于草原文化的分期问题，学界提出众多观点，仅就中国草原文化的分期就存在以下观点。
1.按草原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即草原文化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期。有学者对草原文化作如下分期：“（1）扎赉诺尔文化――朱开沟文化为北方草原文化起源期。（2）朱开沟文化――公元209年为草原文化形成期。（3）以游牧文化为突出特点的草原文化发展期（公元前209至公元906年，约1116年）。（4）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嵌合、交融的草原文化拓展丰富期（907―1911年）。（5）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期（1911―1949年）。”[8]
2.将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历史分期，又考虑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基本特征，对草原文化历史分期进行划分：“ 以原创游牧文化为主要特点的区域文化形成期（公元前 209 年至公元 906 年）； 拓展地域空间和经济类型的文化跨越发展期（907 ―1205 年）； 在统一中国的大背景下创新与吸融相互渗透的全面发展时期（ 1206―1911 年）。”[9]
草原文化的发展既有逐步的形成过程，也有在重大历史事件背景下的剧烈变化。所以，对草原文化的合理分期对研究草原文化有重要意义。
四、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学界大致有以下观点：（1）多元化特征。李登样认为：草原文化系统本身具有多样性，“草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型如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信息文化也是相互交融的。”[10]因此，草原文化具有多元化特征。另外，有学者认为，草原文化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创造的，因而，草原创造主体具有多元特征。（2）生态化特征。乌云巴图认为，游牧必须具备三要素：人、家畜和环境，而人（牧民）充当调节者的角色，相当于一个生态因子。“牧民的所作所为必须服从于其他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维持。牧民的这种角色要求使得牧民所拥有的文化必然带有生态属性。”[11]；马桂英认为：“……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 ， 使他们同大自然融合为一体 ， 导致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顺应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价值观。”[2]。（3）开放性特征。李登样，马桂英认为：“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 视野特别宽阔 ， 能够广泛接纳各种文化 ，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任何时候都能恰倒好处地融合、吸收异族文明。”[2] （4）历史传承的悠久性。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等，都证明了草原文化的历史可谓悠久。（5）区域分布的广阔性。在历史上，广阔的北方草原一直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地域，所以草原文化一直是这个广阔区域的重要文化形式。（6）构建形态的复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陈光林.深化草原文化研究[N].光明日报， 2007-09-21（9）.
[2] 马桂英.略论草原文化的特征[J].天府新论，2006，（1）.
[3] 论草原文化的建构特征[N].光明日报，2004-12-21.
[4] 王利俊.草原文化传统价值的当代启示[J].实践，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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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2006-02-07（1）.
[8] 金海.深化草原文化研究 推进文化大区建设[N].实践，2006，（10）.
[9] 何天明. 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文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对本区域文化历史分期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7-07-20（9）.
[10] 李登祥. 对草原文化变革与重塑的探讨[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1）.
[11] 乌云巴图.草原传统文化的流变与特征[J].实践，2006，（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grassland culture
PANG Yu
(Humanity and tour school,Huhehaote vocation college,Huhehaote 010021,China)
2004年，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战略部署，我们启动实施了草原文化研究工程，今年正好是十周年。十年来，我们在草原文化的内涵、特征、历史地位、现实价值和核心理念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学术成就。在草原文化的传承、保护、转化、利用方面，在提升自治区文化软实力、繁荣文学艺术创作、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探索，取得了一大批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成果，直接或间接为内蒙古民族文化强区建设服务，呈现出研究领域纵深拓展、研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成果丰富多样的良好态势，充分发挥了学术研究对自治区文化建设实践的理论支撑作用。十年来，草原文化研究推出了一批既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历史厚重感，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同时在学科基地创建、科研队伍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绩，每年都有一批草原文化研究课题入围国家、自治区社科研究规划项目，在我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政府奖评选中，草原文化研究成果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些都说明了国家和自治区对草原文化研究的高度重视，也表明了我区草原文化研究队伍的实力和作为。
去年，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这是自治区迄今单项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民族文化建设研究项目，计划用6年时间完成。这一工程的实施标志着草原文化研究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迎来了加快发展的重要契机。
自治区党委九届十一次全委会议提出，要认真学习贯彻考察内蒙古时的重要讲话，坚持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努力把内蒙古打造成为祖国北部边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繁荣、边疆安宁、生态文明、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亮丽风景线。把文化繁荣作为努力打造的“六道风景线”之一，是自治区党委深刻理解党中央对内蒙古总要求所部署的重大任务，同时也是站在时代高度、把文化建设放在更高起点上的战略谋划，其信心和动力源于多年来我区文化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源于结合区情实际对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源于全区各族人民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热切期盼，更源于我们通过持续培育所树立的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坚定的文化繁荣意志。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正在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着城市社会快速迈进。随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入城市，城市必然成为各种文化汇集的中心，传统的、现代的、本土的、外来的各种文化在这里不断生成和组合、碰撞和激荡，正在给城市文化带来深刻的变革，进而影响着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内蒙古是北方草原民族的摇篮，是草原文化的发祥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和文化不断变革的今天，坚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突出草原文化特色，促进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深度融合，推动草原文化创新，为贯彻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凝心聚力，应是广大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第一，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传承草原文化传统。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交往交流过程中，已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分布格局，特别是城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基本上是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这种分布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影响、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繁荣。学术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据，是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的文化内核。我们只有强化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才能更好地继承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才能彰显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才能把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充分调动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文化意义、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深刻认识，是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担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经济为基础，以游牧文化为表现形态的。随着城市化时代的到来，草原文化必然面临着许多发展变化的新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增强草原文化现代转型的自主能力，主动适应新形势、新时代，取得决定文化发展方向的自主地位。在草原文化研究上，不但要研究并阐明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历史贡献，以及在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发展和不断丰富的历史，更要深入研究和科学阐明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如何完美融合的问题，研究中华文化大框架内草原文化的基本定位，研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基本规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及应对之策，推动草原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现代价值充分发扬光大，守护各民族美好精神家园。
第二，面对文化多元发展的态势，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彰显草原文化特色。草原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和践行开放的品格，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成功适应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在当前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深刻纠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强烈碰撞，各种形态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远远超过以往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将来的理念，以包容并蓄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成果，既要对草原文化优秀传统秉持应有的礼敬和自豪，也要以博襟对待外来文化，坚持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学习，做到辩证取舍、择善而从，在互动交流、持续对话中实现草原文化的丰富发展与创新超越。
文化自信，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对文化进行的反思、比较、展望，进而对自身文化树立起坚定的信念、获得坚守的从容、鼓起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的活力。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北方草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草原深处。当然，草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绝不限于以往历史，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应对人类发展道路上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依然可以从草原文化当中得到诸多宝贵启示。因此，保持和增强对草原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就是要充分认识其历史功绩与现代价值，传承保护好草原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彰显草原文化的鲜明特色，不断增强整合再造、转型提升的能力，积极推进草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三，把握文化转型的历史机遇，以坚定的自强精神推进草原文化创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文化自强。文化自强，就是不断凝练核心价值观，使我们的文化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强大活力和创造力、强大实力和竞争力。近现代以来，草原文化从单一的传统游牧文化演变为集多种经济社会因素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现代性价值取向的融入，加快了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然而，草原文化总体上仍未超出传统文化的范畴，人的主导性的生存模式尚未根本改变，由自在文化向自觉文化的转变仍处于初始阶段，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还远没有完成。文化的转型蕴藏于社会的转型之中，社会的转型又依托于文化的转型，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同草原地区的现代化是分不开的，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所以实现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不但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还要有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耐力和定力，要有立足自己实际、依靠自己力量、突出自己特色、走自己文化发展道路的文化自强精神。
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掌握自己文化的前途命运，推动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在文化上的自立自兴。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完善自己的文化设计，提升自己的文化力量，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所以我们在理论探求与具体实践中，一定要紧紧围绕全区文化改革发展实际，加强对文化自强的方向、目标、路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在实践中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不断提出新思路、拿出新办法，探索新路子、积累新经验，使民族文化建设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一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深入挖掘和阐发草原文化优秀传统的时代价值，认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用草原文化的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使其成为我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源泉。一定要紧紧围绕扩大草原文化对外影响力，精心构建充分体现草原文化特色、草原文化风格、草原文化气派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内蒙古故事，传播内蒙古声音，努力提升草原文化的创新力、表达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本文系乌兰同志2014年6月28日在第十一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上的讲话，发表时略有删节）
一、概念界定和理论分析
(一)概念界定及量化1.草场流转的概念界定及量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6年)、《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2012年)等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草场流转全称为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在草原承包期内，承包方以出租、转让、转包、互换、入股及其他方式将承包草地的承包经营权转移给第三方从事牧业生产经营的经济现象，遵循自愿、有偿、合法以及不改变草原用途的原则。草场流转包括多种形式，其中草场租赁是当前草场流转的最重要的形式。根据实际调研情况，草场租赁行为中全部出租占到绝大多数，部分出租占到很小的比例，实际样本中会缺失全部出租草场的牧户，因为外出打工出租草场的多是全部出租草场，部分出租草场的往往是草场面积大而劳动力不足的牧户。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农地流转中，只不过在草场流转中全部出租的比例更高一些。鉴于以上两点，本研究所指的草场流转主要指草场租赁这种形式，主要关注草场流转中的租入户和非流转户。草场流转如何量化通常涉及两个指标，一是草场承包面积，二是草场流转面积，其中租入为正，租出为负。2.生态环境效率的概念界定及量化。与农地流转的粮食生产效率类似，本文探讨的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是一定的草场流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正影响抑或是负影响程度。由于超载过牧是我国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用载畜率这一指标来衡量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载畜率=(草场承包面积+草场流转面积)/养殖规模，就是多少亩养一羊单位*，载畜率越高，超载程度越低，越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本文草场流转的生态环境效率用载畜率来衡量。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草畜平衡管理办法》(2005年)的规定，草畜平衡是指为保持草原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在一定时间内，草原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与其饲养的牲畜所需的饲草饲料量保持动态平衡。理论上需要去核算每一个牧户通过草原和其他途径获取的可利用饲草饲料总量，于是用载畜率来表示草原的生态环境效率需要基于一些隐含的假设。假设1是草地类型、草场质量无显著差异，否则不同牧户间的草地利用对草原生态的影响将不可比;假设2是不同牧户通过草原获得的饲草与其他途径获得的饲草的比相同。通常假设1比较容易满足，而假设2则较难满足，不同的牧户之间存在差异，有些牧民会相对多购买一些饲草，有些牧户会相对少购买一些饲草。假设2的不满足将是本文的一个潜在的不足之处，有待另文深入分析。
(二)理论分析宏观上看，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超载过牧，而超载过牧的背后原因又是牧区的人口压力过大，草原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口才会出现超载过牧的现象。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一部分牧户会迁移到城镇生活和工作，减少牧区人口，伴随着草场流转，草场压力得到缓解，即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微观上看，可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构建家庭经营模式下的牧民生产函数模型。家庭经营模式下，草原畜牧业是牧民的唯一收入来源;牧民在自己的天然草场上放养牲畜，草场面积为X;牲畜的数量为Y;从事畜牧业的劳动力为L;畜产品价格为P;牧民的最低家庭支出为Z;草畜平衡标准为k/亩/羊单位，严重超载为k/2亩/羊单位。主要考察Y与X之间的关系，将L、P、Z、k设为外生变量。家庭经营模式下的生产函数为:Y=f(X)为了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存在一个最小养殖规模Ymin，最小养殖规模与最低家庭支出和畜产品价格相关，而与草场面积无关，从而Y≥Ymin=f(Z，P)=ZP。家庭经营模式下，因为劳动力的约束，存在一个最大养殖规模Ymin，其与劳动力相关，而与草场在图1中，纵轴是Y，横轴是X，原点为O，任意一点到原点的直线的斜率为Y/X(是载畜率的倒数)。有两条参考线，一条是Y=X/k，为草畜平衡线，另一条是Y=2X/k，为严重超载线。图形有4个点分别为A、B、C、D。A点表示处于最小养殖规模上同时超载非常严重，B点表示处于最小养殖规模上同时实现了草畜平衡，C点表示处于最大养殖规模同时超载严重，D点表示处于最大养殖规模同时实现了草畜平衡。当X小于Xa时，Y=Ymin，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处于严重超载线以上，超载非常非常严重。当X大于Xd时，Y=Ymax，牧民的畜牧业生产处于草畜平衡线以下，不超载。当X处于Xa和Xd之间时，点(X，Y)的取值处于梯形ABCD以内，起点是A点，终点是D点，随着X的增大，点(X，Y)从越靠近严重超载线逐步向越靠近草畜平衡先靠拢。简化处理，取BC的终点E，连接AE，DE，将AED作为(X，Y)变化的路径。综合来看，随着草场面积的逐步增大，(X，Y)的变化轨迹为YminAEDYmax，由于载畜率是点到原点的斜率的倒数，于是由图上可以看出，随着草场面积的增大，载畜率逐渐增加。草场面积X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草场承包面积，二是草场流转面积，当不存在草场流转时，草场承包面积大的牧户要比草场承包面积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当存在草场流转时，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草场流转面积越大的牧户比草场流转面积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从而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无论是从宏观的角度看，还是从微观层面的分析，草场流转将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现有的文献对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只是进行了定性的描述，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和验证。本文将用实地调研数据来验证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二、研究假设和经济模型
(一)研究假设根据前面的描述和分析，本研究的假设是: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本文提出如下两个具体待检验假设:假设1:载畜率跟草场承包面积有关系，并且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假设2:载畜率跟草场流转面积有关系，并且在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租入草场的牧户比不租入草场的牧户，载畜率要高，租入草场面积越多的牧户，载畜率越高
(二)经济模型验证草场流转和草原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就要看草场流转对草原生态保护有无明显作用，用线性函数表示为。其中，y代表载畜率;S1代表草场承包面积;S2代表草场流转面积;参数2代表草场承包面积每增加一单位，载畜率的变化;参数2代表草场流转面积每增加一单位，载畜率的变化。对于参数1: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不相关，那么1显著为0，即承包面积小的牧户和承包面积大的牧户，载畜率无差异;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正相关，那么1显著为正，即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如果草场承包面积和载畜率负相关，那么1显著为负，即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低。对于参数2: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不相关，那么2显著为0，即流转牧户和非流转牧户、租入面积小的牧户和租入面积大的牧户，载畜率无差别;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正相关，那么2显著为正，即草场流转面积越大，载畜率越高;如果草场流转面积和载畜率负相关，那么2显著为负，即草场流转面积越大，载畜率越低。
三、数据来源和实证分析结果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的基本情况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和甘肃省天祝县的实地调研，有效样本总共209户，其中内蒙古四子王旗100户，甘肃省天祝县109户。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主，采取调查员和牧户座谈的方式。1.内蒙古四子王旗。调研组于2012年5月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查干补力格苏木6个纯牧业嘎查共100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查干补力格苏木位于四子王旗中部，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纯牧业苏木，草地类型*以温性荒漠草原为主，草畜平衡标准为30亩/羊单位＊＊。全苏木总面积3186平方公里，下辖8个嘎查，包括饲草料基地嘎查1个，生态移民嘎查1个以及纯牧业嘎查6个。2011年该苏木总户数为1371户，共计3866人，落实所有权的草场面积达396.9万亩，6个纯牧业嘎查常住牧户为771户。样本牧户占总牧户的比例为13.0%，样本牧户平均常住人口4.03人，平均劳动人口2.34人。100户样本牧户中，59户为蒙古族，49户为汉族，户主年龄36～4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表1显示了受访样本的草场经营情况。100户受访牧户，总经营草场面积81.80万亩，平均每户草场承包面积6099亩，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8180亩，总养殖＊＊＊33480羊单位，平均每户养羊334.8羊单位，平均每户载畜率为24.43亩/羊单位。在100户中44户存在草场流转，草场面积由平均每户4158亩增加到平均每户8888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28.04亩/羊单位，56户不存在草场流转，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为7624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24.27亩/羊单位，从简单统计上可以看出，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比不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超载程度要低。2.甘肃省天祝县。调研组于2013年8月对甘肃省天祝县5个乡镇11村子共205户牧户进行了实地调研。天祝县位于甘肃省中部，武威市南部，祁连山东端，属青藏高原区，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区位优势明显。全县总人口23万人，其中纯牧业人口17.13万人。天然草原总面积621.2万亩，可利用草原面积587.1万亩，其中禁牧面积160万亩，草畜平衡草原面积427.1万亩。天然草原是天祝县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型，有温性草原、山地草甸、灌丛草甸、疏林草甸、高寒草甸五类。主要放牧畜种为牦牛、绵羊和山羊。草畜平衡标准为6.19亩/羊单位*。在11个调研村中，6个村子存在草场流转，4个村子因为草场面积小没有也没法围栏到户而不存在草场流转，1个村子因为全村禁牧也不存在草场流转。在6个存在草场流转的村子中，总计牧户114户，有效样本109户。在109户样本牧户中，平均常住人口为4.62人，平均劳动力人口为2.67人，平均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为2.37人，71%为藏族，其余为汉族或其他民族，户主年龄以36～55岁的居多，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表2显示了受访样本的草场经营情况。109户受访牧户，总经营草场面积6.12万亩，平均每户草场承包面积＊＊307.5亩，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561.4亩，总养羊25650羊单位，平均每户养羊235.3羊单位，平均每户载畜率为2.84亩/羊单位。在109户中，60户存在草场流转，草场面积由平均每户356.5亩增加到平均每户817.8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3.78亩/羊单位，49户不存在草场流转，平均每户草场经营面积为247.4亩，平均每户的载畜率为1.69亩/羊单位，从简单统计上可以看出，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明显比不存在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超载程度要低。
(二)实证分析结果在上述理论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Eviews7.0软件对前面的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回归方程为:y=9.859+0.00208S1+0.00161S2+ε甘肃省天祝县的回归方程为:y=0.186+0.00736S1+0.00155S2+ε实证分析模型中的F值都小于1%，并且模型的R2分别为0.42和0.52，说明模型估计结果整体显著，拟合度较高。系数估计及相应的t统计表明，本文的两个假设均得到验证。草场承包面积的系数显著且大于零，表明载畜率跟草场承包面积有关系，并且草场承包面积越大的牧户，载畜率越高，越不超载;草场流转面积的系显著且大于零，表明载畜率跟草场流转面积有关系，并且租入草场的牧户比不租入草场的牧户，载畜率要高，租入草场面积越多的牧户，载畜率越高，因此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系数的值代表载畜率变化与草场面积变化的比，以内蒙古四子王旗的回归方程为例，当草场承包面积增加1000亩时，载畜率增加2.08/羊单位，当草场流转面积增加1000亩时，载畜率增加1.61亩/羊单位。在两个研究假设得到验证的基础上，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1)不管从自然科学角度认定的草畜平衡标准是多少，草场超载的主体是草场面积较小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因为草场面积较大的牧户比草场面积较小的牧户载畜率要高，在草场承包面积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了草场流转的牧户比未进行草场流转的牧户载畜率要高。(2)草场流转有助于草原生态保护。一方面是因为租出牧户的退出，另一方面是因为租入牧户通过草场流转增加了草场经营面积，载畜率上升，减缓了草场压力。
四、结论、讨论和政策含义
关键词 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影响因素;定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200-05
关于沙漠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学术界普遍认为，在地质历史时期地球表层的沙漠化由地球运动参数所决定，而近代地球表层沙漠化的主要驱动因子是人类活动［1］。但是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2］，具有高度的时空异质性。目前不少学者以不同时期的不同沙化草原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线性回归分析与相关分析、残差分析、系统动力学模型等模型技术和数学分析手段对草原沙漠化的多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进行了定量分析［3～15］。从他们的研究结果看，不同地理单元的生态经济系统对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的响应机制和敏感程度存在差异。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东北和整个东北亚的重要生态屏障，并且是一个生态脆弱的地理单元。在对其近50年来（1953-2004）的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因素演化进行统计描述和指标合成的基础上，定量分析其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因素与草原沙漠化指数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能为该区域开展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制定资源利用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概况
研究区域为呼伦贝尔草原的主体――海拉尔、满洲里与呼伦贝尔的牧业四旗（鄂温克族自治旗、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以及陈巴尔虎旗），面积近8.5万km2，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
呼伦贝尔草原风蚀沙化地多为沙质高平原地貌，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且南高北低，平均海拔600～800 m。沙丘多为固定或半固定蜂窝状和梁窝状沙丘，风蚀地貌发育明显，并呈带状沙丘分布，地表物质组成主要为结构疏松的第四纪河湖相沉积砂层。该区气候具有半湿润――半干旱的过渡特点，冬季严寒漫长、春季多风干旱。从近50年来的平均情况看，因为地处纬度偏高，多年平均气温较低，为-2.5℃～0℃，绝对最低气温可达-49℃，年≥10℃积温1 800℃～2 200℃；多年日照时数为2 900～3 200 h，无霜期90～100 d；多年平均降水280～400 mm，且多集中于夏秋节，年蒸发量1 400～1 900 mm，干燥度1.2～1 .5,相对湿度60%～70%，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干湿季。区域内年平均风速为3～4 m/s，大风主要集中在3～6月份，年大风日数20～40 d。在以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下，区域内植被以中生和旱生耐寒的根茎与丛生禾草及杂类草为主。
2 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择
从目前对草原沙化、退化的影响因素定量分析的研究看，反映人为活动强度的耕地面积、人口密度和牲畜数量与代表自然状况的年降水量、年均温度是基本的分析因子［3～9，12］。在以这些因子为基本分析因子的基础上，为更好地说明人类活动对草原沙化的影响，本文不再作总量指标上的分析，而以单位面积上的人类活动强度的相对指标，包括草原区人口密度（pd）、耕地指数（ci，耕地面积与6旗市土地面积的比例）、牲畜密度（ld，总牲畜羊单位与6旗市土地面积的比例）为分析因子。相应地，在因变量的选择上，本文把目前文献中普遍使用的沙漠化面积这一总量指标转变为相对指标沙漠化指数（gdi,草原沙漠化面积占6旗市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同时，考虑到小牲畜破坏草原带来的后果更严重，本文加入了牲畜结构这一影响因子，用大牲畜羊单位在总牲畜羊单位中的比重来补充说明放牧对草原沙化的直接影响。
基于近50年来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面积存在较大的变异系数以及沙漠化面积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该区域1958，1963，1975，1985，1994，1999，2000与2004年作为样本年度。其中，土地总面积与所有的自变量数据都来源于当年的呼伦贝尔市统计年鉴；90年代以前的草原沙漠化面积数据来源于文献资料，90年代以后的草原沙漠化面积数据来源于第一、二、三次全国荒漠化监测公布的数据。为了简化自变量的协方差结构，分析变量中存在的复杂关系，本文对各分析因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了指标合成。其中，牲畜中不含生猪，大畜包括牛、马、驴、骡、骆驼，小畜包括山羊和绵羊，畜牧业数据为牧业年度（6月末）数；反映自然因素的变量（年平均温度和年平均降水）选取的是海拉尔气象站当地的数据（因为海拉尔气象站位于呼伦贝尔草原中心，能体现呼伦贝尔草原气候的基本情况）；考虑到草原的沙化是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因素在连续数年内的累加作用所致，本文对人口、牲畜、耕地面积等在进行了取10年平均值的处理后再得到各变量的值。变量的主要统计指标见表1。
3 计算结果及其讨论
在草原沙漠化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中，关于变量间的函数关系形式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模型形式可以遵循。事实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中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内部各因子间及所有因子间都有着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深受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的开放复杂巨系统［2］。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的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彼此间具有时空耦合的相互作用。
因此，要把这种包括多种影响因子的时空耦合的作用方式以一简单的模型函数形式表述出来目前是不现实的。为了定量分析各因素对草原沙漠化的作用强度，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与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各影响因子进行指标合成的基础上，利用相关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各影响因子对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的作用强度，并分析了它们近50年来的变化趋势。
3．1 计算结果
主成分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pss11.5。为均等地对待每一个变量，消除各变量计量单位不同可能带来的不合理影响，本文对pd，ci，ld，propc，avtem，avrain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分别记为x1～x6，同时从其相关矩阵出发来求主因子，提取所取主成分的特征向量建立因子载荷阵，作正交旋转，结果如表3所示。从特征根看：前2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4.66%，这表明仅用主成分F1，F2就可以反映本文所选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主要影响因素全部信息的94.66%，因此，本文用2个新变量F1、F2来代替原来的6个指标。从特征向量看，第一特征向量在pd，ci，ld与avtem上有较大的负荷，说明第一特征向量是人口密度、耕地指数、牲畜密度与年均气温的综合指标，而且从理论上看，这些指标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呈正相关关系，所以可以把F1看成是草原沙漠化的综合驱动因素。第二特征向量只在propc与avrain上有较大负荷，说明第二向量主要反映的是牲畜结构以及年均降水，且理论上这两个指标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呈负相关关系，所以可以把F2看成是草原沙漠化的综合抑制因素。主因子F1，F2的线性组合为:
F1=0.317x1+0.246x2+0.205x3+0.033x4+0.301x5+0.183x6
F2=0.171x1-0.005x2-0.112x3+0.457x4+0.126x5+0.597x6
由于前两个主因子反映了原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其累积贡献率达94.66%，因此可以用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评价草原沙漠化总影响因素得分的权重，综合驱动因素（F1）、综合抑制因素（F2）按其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加权相加便得草原沙漠化总影响因素的综合得分，即草原沙漠化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力。其计算公式为： F=0.6237F1+0.3229F2。单个影响因子变量与综合因子变量F1，F2，
（1）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程度呈现出随人类活动强度增加而日益加剧的趋势。表征土地利用强度的耕地指数、牲畜密度因子在主成分中具有很高的负荷量及其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具有很高的相关系数，这反映了呼伦贝尔草原近50年来的牲畜超载与开垦活动直接作用于草原植被后对草原生态带来了明显破坏，土地的过度利用是当地草原沙漠化的主要人为因素。人口密度与草原沙漠化的作用也较强，接近0.9的相关系数及其在第一主成分中超过一半的特征向量系数反映了近50年来增长了9倍的草原区人口及增长了3倍的草原区农村人口作为在草原上生活的主体对草原沙化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牲畜结构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呈现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在一定的牲畜密度下，大牲畜（折合成羊单位）在总牲畜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对草原的破坏性相对越小。但从呼伦贝尔草原近50年的牲畜结构看，小牲畜在总牲畜中的比重近50年间上升了近20%，在总牲畜中占到了65%以上，偏好放养投入少、见效快、简便省事的小牲畜导致牲畜结构相对偏倚，即使在牲畜总量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大量增长的小牲畜因其刨、啃草根等行为带来的对草原沙化的作用也很明显。结果中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指标与当地草原沙漠化指数间的相关关系既符合生态经济理论，当地草原沙化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也为其提供了佐证。
（2）当地近50年来草原沙漠化的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要大于抑制因素的作用强度。虽然从当地近50年来草原沙漠化形势总体上日趋严峻的情况出发，这一结论非常明显，但本文从各影响因素出发在计量上对这一结论提供了验证。尽管由于样本量限制，本文没能对驱动因素、抑制因素通过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建立回归模型来分离两者在综合作用于草原沙漠化时的具体作用强度，但以下两方面已经足以对此进行说明。一方面，从两者在草原沙漠化总影响因素得分中权重的比较看，当地近50年来草原沙漠化的驱动因素的权重比抑制因素的权重大了0.3以上；另一方面，从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力与草原沙漠化指数的相关系数看，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力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综合作用力促进了当地草原的沙漠化。
（3）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力与沙漠化指数的相关系数只有0.600 5，这是由于生态经济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各因素之间存在非线性作用机制，相关分析的线性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其作用强度，同时人类活动和自然因子的波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存在一个滞后期，从图2可以看出，草原沙漠化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力（F）与草原沙漠化指数存在一个基本平行的关系，但是F值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低值，作用于生态系统后，直到20世纪90年中期才反映出来。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力（F）开始下降，但是草原沙漠化指数还在上升。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所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指标还只能比较粗糙地反映最近50来年的现实情况，有关人工种草状况、围栏状况、地下水利用状况、草原交通发展状况、礁采状况等指标都应补充进影响因子以全面地反映当地近50来年草原沙漠化影响因素的作用。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1）由人口密度、耕地指数、牲畜密度等变量综合形成的驱动因素是呼伦贝尔草原近50年来沙漠化扩展的主要原因。而在各个驱动因子中，人口的迅速膨胀及与之相关的土地的过度利用是草原沙漠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短期内不能显著而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促进大批人员外出务工，有效引导牧民合理利用土地等措施有利于缓和当地草原沙漠化的压力。
（2）牲畜结构对草原沙漠化变化趋势的改变有着重要作用。有关部门与基层在生态较脆弱的地区要提倡少养甚至禁止养羊，采取积极措施引导牧民改善牲畜结构，从而降低因牲畜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对当地草原的破坏。
（3）过牧与开垦对草原沙漠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牧民为追求收入的最大化常常会尽量增加放牧的牲畜数量，开荒地种植农作物，从而增强草原沙漠化驱动因素的作用强度。牧民的经济利益我们不能不重视，强制性地要求牧民减少牲畜数量、停止开荒的做法不现实且收效甚微。草地资源是一个综合体，但目前我们还只注重其作为饲草资源和土地资源这两个方面，而忽视了草地资源的其他方面，如草地景观资源、草地文化资源、草地有花植物资源、草原药用植物资源、草原菌类资源等。草原沙漠化的防治亟待开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生态压力的新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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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草原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物流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Hohhot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grassland of silk roa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t the tim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Retrace“grassland of silk road”， offer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hhot tourism. To this end， to advance through in-depth mining city culture connotation；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Create ric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park； Innovative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 Improving the process of travel logistics informat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to develop tourism.
Key words： grassland of silk road； culture； travel logistics
“草原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来连接东西方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大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在促进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草原丝绸之路”的时间范围是指青铜时代到近现代，空间范围大致框定为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这一区域，时代之久远、活动范围之广泛，使“草原丝绸之路”成为蒙古高原上最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大通道。“草原丝绸之路”的主体线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内蒙古长城沿线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
呼和浩特地区是北方各地的中心枢纽和军事重镇，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起点城市，是东方与西方的交通枢纽。尤其在明清时期，呼和浩特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是旅蒙商家互市之地、是丝茶驼路中转之地、是召庙文化盛行之地，呼和浩特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的历史时期，再度提起“草原丝绸之路”，建设“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呼和浩特的经济、文化、旅游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以“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为文化底蕴，树立呼和浩特旅游文化品牌，以品牌优势加强与草原丝路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为内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打好前阵。
1 呼和浩特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现状
1.1 呼和浩特的城市文化定位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内涵
历史的沉积为呼和浩特的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潜在优势，特殊的文化背景，使得呼和浩特的城市文化具有较强的独特性。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多次论证，最终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草原丝绸之路”跨越蒙古高原，地貌以草原为主，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活动的人类群体主要是游牧民族，自青铜时代起，先后有卡拉苏克、斯基泰、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主要民族，草原文化和民族文化成为“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精髓。“和”文化是昭君文化的精髓，“和”文化即“和平、和谐、和合”的文化内涵，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就是要以“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为主线，加强沿线范围内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互补短板，发扬长板，谋求共同发展，这也正是“和”文化的体现。可见，呼和浩特的文化定位也精准地体现了“草原丝绸之路”深刻的文化内涵。
1.2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丰富了呼和浩特旅游文化的内容
呼和浩特历史悠久，早在万年前呼和浩特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众多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独特的草原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呼和浩特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观，浓郁的民族风情为这座城市增添了独特的韵味，这些文化旅游资源成为呼和浩特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的基础，也是旅游品牌的灵魂所在。目前，呼和浩特的旅游文化品牌蕴含了草原文化、黄河文化、召庙文化、蒙元文化、节庆文化、休闲文化等多个旅游品牌，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旅游文化体系。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2014年提出打造中俄蒙经济走廊的战略，加强与蒙俄的旅游合作，扫除旅游障碍，打造跨区域、跨国界的旅游圈，已经成为内蒙古旅游业工作的重点。借助建设“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势，通过深化旅游合作，呼和浩特的旅游文化体系将更加完善，内容也更加丰富。为了弘扬“草原丝绸之路”主题文化，2014年呼和浩特市开始筹划建设一座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主题公园，通过雕塑、建筑、壁画等来展示不同历史时期呼和浩特作为草原丝绸之路枢纽城市的作用与特色，目前这一公园正在建设当中。
1.3 蒙俄旅游市场的迅速扩张助推旅游文化品牌建设的进程
3 呼和浩特市旅游文化品牌的建设路径
3.1 深入挖掘城市文化的内涵
呼和浩特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具有较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涉及到金融、贸易、旅游、考古等众多方面的内容，因此要寻找呼和浩特城市文化与草原丝路沿线国家文化的共同点，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展现文化，要从多维多角度挖掘其文化内涵，传承好草原文化，提升草原文化的影响力、集聚力和吸引力，把呼和浩特建成国际化的草原文化中心城市。昭君文化代表着“和”文化，要把这种文化作为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将昭君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和谐、和平、和合”文化内涵体现在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当中，利用昭君这块儿文化品牌发展特色产业，实现品牌的经济价值。
3.2 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旅游产品，形成草原文化、昭君文化、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等旅游产品。在对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要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尤其是对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呼和浩特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与自然风光相融合，深度开发以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为主的民俗体验型和文化主题型的旅游产品，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以文化艺术提升旅游产品的内涵、档次和水平。以文化为主线，设计开发跨国界的旅游线路，联合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举办文化巡展，共同创作文化产品，举办各种文化论坛，加强社会各界对草原丝绸之路文化的认识，形成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时代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
3.3 依托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旅游园区
依托呼和浩特市的特色旅游资源大力推进旅游文化街区、文化创意旅游园区、旅游购物街区、特色名镇（村）建设，打造文化旅游特色产业聚集区。目前，呼和浩特已经打造了几个特色文化产业园区，但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所以下一阶段还需要加强对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尤其要依据产业园区的文化特色，发展特色产业，形成文化产业集群，来提升文化产业园区的整体竞争力。呼和浩特的四条特色景观街虽已建成，但其承载的文化内涵还不够，以成吉思汗大街为例，成吉思汗街承载着成吉思汗文化，现已建成成吉思汗广场、成吉思汗公园和成吉思汗美术馆，但在内容上还略显单调，下一步可以在住宅小区的建设上多体现一些民族元素，在公园和广场打造文化长廊，使城镇居民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了解民族知识，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对城市的热爱。另外，对于旅游者而言，可以通过这些特色街、特色建筑景观，了解城市的特色文化，把提升文化内涵贯穿到旅游各个环节和旅游业发展全过程。
3.4 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延长旅游产业产业链
创新文化旅游产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创意制作旅游纪念品，目前呼和浩特旅游商品虽然在质量上和品种上有了很大提升，但是其文化内涵还不够深厚，主要是一些表现草原文化和昭君文化题材的小挂件、生活用品、皮画等，由于缺乏创新理念，造成旅游者对旅游商品的消费水平比较低，所以，要加强对旅游商品的研发，融入现代的新鲜元素，用现代思想和工艺去表现传统文化，设立旅游商品研发中心，建立旅游商品信息库，对于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品进行扶持，推进旅游商品的品牌化建设。二是要繁荣旅游演艺业，要将旅游演艺业依托旅游景区、旅游饭店和地方歌舞剧团发展壮大民族歌舞表演，可以学习“印象刘三姐、梦幻丽江”等大型演艺节目的成功经验，进行自主创新，使民族风情演出脱颖而出，既丰富了景区服务的内容，又传承了地域文化。
3.5 不断加强旅游物流的信息化和专业化建设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互联网+”已经成为各产业发展的新常态，旅游物流也要不断加强信息化建设，将互联网应用到旅游物流实践，通过对旅游物流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整理、输出为旅游物流企业的经营管理提供决策，提高旅游企业的工作效率，旅游企业可通过网络向游客提供各种信息，解决游客疑问，以便游客随时调整自己的旅游方案。行政管理部门尽快出台旅游物流企业的服务标准，规范旅游物流服务市场，提高其服务质量，保证游客的合法权益。加快旅游物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旅游物流配送中心、交通设施和旅游物流园区的建设，为打造无障碍旅游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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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岩画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蒙古族早期音乐文化的研究必须关注历史文献，如《蒙古秘史》《蒙古黄金史》《多桑蒙古史》以及由近现代学者撰写的著作与论文，这是立论的基础；现今仍以活态形式传承的，产生于蒙古社会早期的民歌，如《吉雅奇》《白海清舞》《金丝雀舞》等也属于重要的实证材料，应该加以重视，而随着田野考察的深入，会有更多处于“原生状态”，并以口头形式传承的民歌被发现，使研究成果更加丰厚。除此之外，草原岩画同属于第一手资料，同属宝贵的资源，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正是本文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
作者：秦建平单位：包头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关键词：《狼图腾》；生态主义；伦理悖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010-02
《狼图腾》自2004年4月发行以来，便荣登当年排行榜首位，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争议。姜戎说：“我觉得我所掌握的资料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以后也不可再生，所以就像采来一块很贵重的玉石不敢轻易下刀子……”正是他的长期的游牧生活的积累才得以了解到游牧精神的真谛，因此对草原的游牧精神怀着深深的敬畏，对贪婪和欲望膨胀使得生态正义缺失带来的草原生态环境的毁灭痛心疾首。
一、生态正义的缺失带来草原的毁灭
《狼图腾》全面立体的展示了一幅充满自由、生机蓬勃的草原大画卷，在这片大草原上，草原人世代崇拜腾格里，遵循腾格里为他们定下的规则，所以保持了生态环境的整体稳定与和谐。这些规则是由草原的老者恪守和传承的，毕力格毕其一生得出真理性认识：“在蒙古草原，草和草原是大命。”因此，在额伦草原，深谙草原的牧民谨遵此道，坦然接受狼的袭击带来的损失，平静的对待每年草场随季搬迁，沿袭古法打猎，用最原始的方法应对自然灾难。
而包顺贵的身上有着人类无限制膨胀的欲望，他的生活只围绕着一个目标运转――打狼，并且在草原上生活的各种动、植物都难逃厄运。他们在维护生产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以贪欲的驱使带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额仑草原毁灭的命运。包顺贵、张参谋们“不懂草原的载畜量，不懂土地的载人量，更不懂大命和小命的关系”这一千百年来朴素的“草原逻辑”，这样只能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将会为之付出加倍惨重的代价。
面对草原今天的沙漠化的结局，促使我们对之前的行为进行反思，我们或许认为只有人类的生存才是最值得关注的，其它的生命都不足为道，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欲望的无限泛滥才带来对生态环境的无止境的索取和破坏，包顺贵等人正是如此。“实用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才是制造现代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因此说到底人类目前面临的和即将面临的巨大的生态灾难完全是人类自己一手造成的，人类偏离的价值观酿出的恶果。人类和自然真正和谐相处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调整端正自己的价值取向，如何发掘地球生态系统中的精神资源。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呵护自然的同时也守护我们自己的心灵。
二、用狼的特性来反思民族精神
《狼图腾》对生态伦理的论述十分契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理念，小说表达了对生态一定程度的思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提醒人们注意到事态的的严峻性，但在作者看到游牧民族中的“狼性”性格的特质之后，反思了农耕文明带来的国民性格的弱化问题，进而提出狼图腾的精神崇拜，这也有待我们进行反思。
作者认为目前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尚武、强悍的因子的游离，形成软弱的民族性格，是农耕文明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中华民族要想自强于世界最根本的必须彻底清除农耕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和家畜性，把自己变成强悍的狼，至少也应该有崇敬狼精神、狼图腾的愿望。这种认识有失偏颇，面对历史问题，知识分子要有广博的眼光去认识和思辨，而不可将一些问题狭隘化，其实，中国的农耕文明并非没有狼性的一面，鲁迅从中国的文明史中看到 “吃人”两个字，“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动荡，都与人性中的狼性有逃脱不掉的干系。因此姜戎强调的狼性精神“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施行国民性批判，进而达到改造国民精神的启蒙目标，相反，这股强大精神力量集合起来，倒有横扫一切文化成果的野蛮冲力，他必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力。”因此，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民族性格并非唯一的问题，也并非只要民族性格变得强悍、勇猛就可以称霸世界，世界发展走向文明和民主，要更多的关注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一味的靠强力进行战争和杀戮。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中国要想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能仅靠民族性格上的强悍就能做得到的，所以不能将动物裸的求生法则奉为生命的哲学极力推崇、奉行不悖，完全排斥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道德约束和价值准则。如此，人类将会对既有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存的准则完全抛弃，只去追求一种所谓的野蛮的、雄强的狼图腾，使原有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偏离其应有的轨道，从而造成价值立场的混乱和下滑。
三、陷于自己的认识悖论之中
作者强调草原的生态理想和草原式的生存理性，对保持草原生态平衡的具有理性生态观念的毕力格老人和乌力吉老人怀着深深地敬意，毕力格老人是理想与正义的化身，他懂得草原上的大命与小命的关系，对各种生物平等在草原上的生存权利给与肯定和遵从，其实在毕力格老人身上，我们恰恰看到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适可而止、有节制、不过度、均衡的思想，不管他打狼时还是黄羊、旱獭时总不赶尽杀绝，使得下一年还有猎可打，“草原人其实是用这种辩证法的高手，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这是长期的生活经验得出的生存之道。而以包顺贵为首则认为，人和狼是只有对立的矛盾，要想生存就得对狼赶尽杀绝，打着发展草原生产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卖狼皮、用狼皮、白芍药谋升官之路，将野物赶尽杀绝，甚至杀物取卵，不为后代留下丝毫的生态资源，这种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和私欲不也是狼性的一面吗？作者本着他对草原生态主义的坚持和草原生命生存权利的信仰，极力批判包顺贵们给草原带来毁灭的行为，这正是对人性中狼性的残酷破坏性一面的批判。
姜戎还将中国历史重新按草原游牧精神、农耕精神的对持消长来进行梳理，大加赞赏游牧民族的狼性精神，并认定，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需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进行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此论述深深透露出作者的精神主旨，对狼图腾的崇拜，在对生态正义的坚持之中又否定了不懂草原的管理者人性中狼性的一面，致使作者陷入认识悖论之中。在狼性的所指没有一个界定标准的语境之下，将一个概念中各方面分离，视需要而强调，同时肯定又同时否定。并且对历史的认识也陷入谬误，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能简单化地认定为“狼性”和“羊性”的角逐，它包括多种因素，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力决定论，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一个民族的强大根据民族血液中狼性成分的多少而定。
总之，姜戎以他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充满关切，将视角置于蒙古额仑草原的生态破坏，批判了无视生态平衡给生存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未为我们的生态文学提供新的东西，但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性格中的缺憾，并企图寻找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但盲目的崇拜同时导致了陷入自己认识的悖论中，在对人性中的狼性对草原生态造成破坏的批判中却又张扬了狼性的精神，这在本质上倒退到了“弱肉强食”的原始文化的伦理基点上，最终导致陷于悖论的境地，走入历史的谬误，但他的现实关怀、探索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引领我们去思考现状，为未来真正的发展寻找出路。
参考文献：
[1]丁尘馨、应妮.专访《狼图腾》作者姜戎[J].新闻月刊，2004.
[2]姜戎.狼图腾[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3]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多声部;音乐文化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1-0055-01
“科尔沁”既是蒙古族古老部族的概念，又是地域地理概念。科尔沁文化做为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色。科尔沁蒙古族的民歌、说唱音乐、四胡曲等器乐作品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蒙古族音乐文化的主流和代表。从蒙古族音乐史的角度来看，科尔沁地区的传统民间音乐品种齐全，脉络清晰，社会的变革又促使它演变与发展，给后人留下众多宝贵的音乐财富。
现阶段，人们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因此关于科尔沁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逐渐增加，如科研立项《吉林西部科尔沁草原音乐文化研究》、《吉林省西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特色及其影响研究》、论文《吉林省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传承意义》等等，但大多都是从单声部的音乐或仅从“呼麦”等方面入手进行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外国学者对中国音乐文化缺乏全面了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音乐一直就是以单声部形态存在的。虽然蒙古族音乐多为单声部的独唱、独奏与齐唱、齐奏形式，但蒙古族民间中也存在着形态丰富的多声部音乐，既有持续性的多声部音乐、复调化的多声部音乐，也有和音式的多声部音乐。国内较早对蒙古族多声部音乐进行研究且形成理论的学者是樊祖荫，出版了著作《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中国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教程》等，最近几年来，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潮鲁、姜明程等对于蒙古族多声部音乐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多声部音乐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尔沁草原及蒙古族的音乐文化、历史。科尔沁草原（现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一带）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四盟之一，辖五旗二县一市，是蒙古族居住较集中的一个盟，故其文化发展、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方面都颇具代表性。多声部民间音乐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时期，即出现了“大混唱”的早期集体歌唱活动，这是多声部民歌的雏形，这种“大混唱”来源于原始先民们在集体劳动和争斗中发出的呼喊声，它们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包括语言和声调，而且具有节奏的要素。
（二）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多声部民歌，主要体现在名为“胡仁乌力格尔”的说唱形式上。在蒙古族人的音乐文化生活中，说唱艺术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有着久远的历史。说唱艺人们被称为“潮尔其、胡尔其”等。用马头琴伴奏，内容多为说唱蒙古族英雄史诗，多出现在那达慕、婚礼、祭敖包时手捧哈达、奶酒致祝词，唱赞颂词。科尔沁草原是蒙古族说唱艺术的巅峰“胡仁乌力格尔”的诞生地。“胡仁乌力格尔”汉译为用胡琴伴唱的故事，也称做蒙语说书，它源于宋元时期的民间说唱和演唱英雄故事这一古老的文化传统。聪慧的蒙古族民间艺人在传承此艺术之长的同时，吸取了汉族的评书和鼓书等艺术的表演模式，创立了新的曲种“胡仁乌力格尔”，受到国内外艺术界、学术界的格外青睐。
（三）多声部音乐手法与蒙古族音乐的结合，在调式与调性、织体形式、和声特点与曲式结构等方面相融合。蒙古族民间多声部音乐的技法主要体现在和音技法与持续音两个方面。在纵向结合过程中，在不同音高的音数方面历史文献和民间传承都没有明确的理论规定和要求，主要有纵向和音的音数与纵向和音的度数两个方面分类。另外，在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多声部音乐形态中，持续音技法较为突出，存在着大量的以主音持续为主要特征的创作技法，能够很好的反映了蒙古族民间多声部音乐的风格特征与审美观念。
（四）运用多声部手法进行的创作，如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杜兆植、永儒布等人结合传统的和声与民族和声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交响曲《风雪 万里 家国》《故乡》、合唱曲集《四季―永儒布合唱歌曲作品选集》等等。
科尔沁草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口头方式，而不是依靠文字。音乐文化传播不理想。因此，应在高校在教学中，加强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多声部音乐的认识，从培养师资、编写教材、完善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入手，建设蒙古族多声部音乐教学体系。我们要大力宣扬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多声部的优秀音乐文化，从而让更多的人真正理解和热爱少数民族音乐，进而自觉地成为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并推动我们根据传统的科尔沁草原蒙古族多声部音乐的形式创作出更多的音乐作品。
参考文献：
[1]李姝，对科尔沁草原蒙古族歌唱艺术的探讨[M].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7.
[2]博特乐图，胡尔奇口头演述中的唱腔与伴奏[M].中国音乐学，2005.
[3]潮鲁，蒙古族民间多声部音乐中的持续音技法[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8.
2012年6月16日-2012年6月17日，由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与中南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内蒙古大学联合举办的“生态人类学与牧区发展高级论坛：绿洲与草原”学术研讨会，在石河子大学北区会堂第三会议室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云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内蒙古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就绿洲与草原地区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保护传承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以期推动我国人类学及相邻学科学者对“绿洲与草原”的持续关注和研究。
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吴新平在开幕式上致辞，她介绍了石河子大学的发展概况，代表石河子大学对参会的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她说，在西部绿洲之城石河子举办生态人类学与牧区发展高级论坛，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界关注西北地区绿洲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谋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盛会，对解决新疆生态、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麻国庆教授指出，国内有很多宏大的、向上的学术会议，而“绿洲和草原”学术研讨会要努力做到向下，脚踏实地，从田野中发现问题，在调查中厘清生态与发展的关系。他感谢石河子大学以其在新疆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办学定位，给生态人类学学者提供了难得的相聚和充分交流的平台。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院长田敏教授对中南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关于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作了简要介绍，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那顺巴依尔教授介绍了内蒙古大学围绕草原生态与发展的研究状况，他们都表达了对下次承办生态人类学研究论坛的意愿，希望南方与北方高校研究民族学与生态人类学的学者们多多交流合作。
论坛分为五场，由十二位学者担任主持和点评，历时两天。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尹绍亭教授、复旦大学（贵州大学长江学者）纳日碧力戈教授、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崔彦虎教授和中山大学麻国庆教授分别作了《 试谈生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由自然生态到人类生态：跨尺度结构耦合》《绿洲、草原生态边界与文化边界的交错与互动》《进步与发展的当代表述：内蒙古阿拉善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发展》的主题发言。接下来的四个主题专场，与会的三十位学者围绕着 “生态人类学理论与中国”，“牧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草原与绿洲生态、社会、文化边界和边界移动”和“中国生态人类学田野与调查方法”，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在全球化时代，生态失衡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草原牧区与绿洲的生态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会代表提出了中国牧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积极探讨解决的路径和办法。此次论坛提升了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倡导关注现实、草根社会、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并以此展现学科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生态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论坛期间，纳日碧力戈教授、尹绍亭教授和麻国庆教授又不辞辛苦为学院师生分别作了三场学术讲座——“在多元话语中寻求共同‘语法’”、“文化与生态——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和“民族学的全球意识与学术自觉”。
在学术考察过程中，与会代表参观了石河子市的风光、石河子军垦博物馆、石河子大学校史馆等，这些均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届“生态人类学与牧区发展高级论坛：绿洲与草原”学术研讨会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次盛会，不仅为参会嘉宾及其代表提供了交流的机会，也将为推动中国生态人类学学术研究和生态人类学的创新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者简介：
孟晓敏，女，汉，河北邯郸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区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