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20:48:28
1.依赖资源性投入，创新性产出不足
中国经济的创新性不足，主要是依赖资源性投入，可以说是砸锅卖铁，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一旦资源消耗光，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就会陷入发展、资源和环境的恶性循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产业特色，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只会造成污染、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随着资源的开采呈现波动性的曲线。
2.政府公债增长太快
中国2011年底中央政府国债为6.75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总计17.5万亿的政府公债，2011年度中国GDP为47.2万亿元，负债率为37.1%。［2］政府的公共债务最近几年增加比较快，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税收增加率较大，如果公共债务增加过快，今后经济发展处于平台期就缺乏相应的财政手段。中国60岁以上的居民已经超过10%，中国未富先老，所以公共债务应当控制合理的水平，为未来的经济调控留下一个空间。
3.能源和原材料风险
中国对石油的外部依存度已经超过50%，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经济发展风险，因为政局不稳定和不可抗力的影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石油，其他原材料的外部依存度也不可小视，例如：铜、铅、锌、铁矿石等，这些已经成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坎，不排除产生经济讹诈的可能。11.环境问题突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环境的恶化。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温室效应和热岛效应直接影响了气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对生态平衡产生了巨大效益。中国的水质污染、土壤、大气等污染也相对比较严重，这些直接影响了公民的身体健康、生活质量和水平，也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初衷。
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思路
1.推进产业升级
鉴于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产业升级就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升，对产业素质进行更加有效的整合，实现劳动效率的提高，最终提升产品质量和产品产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再走粗放型经营模式，而是节约型发展道路。只有这个思路才能节约能源和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碳排放量，实现绿色发展，最终实现环境、经济发展和人的提升的和谐。
2.调整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还没有可以借鉴的模板，是中国的自身创造，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经济政策的调整需要一个论证的过程。经济政策调整的第一个是中国的财政政策，我们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调整，可以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中国的老龄化和经济成熟期早作打算。其次，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创新政策机制，主要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的力度要足；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保护还不够，还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利用，利用政策机制鼓励人们利用最新的科研成果，为节能减排和降低成本做好政策基石。第三，强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服务型领域，除了特殊的行业外，让很多垄断性行业变成竞争性行业，不要政府的干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3.合理安排产业布局
中国的产业布局就是一头沉，即东重西轻，这是中国的地形决定的，但是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如此之大，造成了中国物流成本、员工流动成本的居高不下，所以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对降低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是非常重要的。优惠的政策是必须的，但是要与当地的具体情况相联系，不要大开发变成了大破坏、大毁灭，所以还是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安排产业布局要和户籍的改革同步，因为户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手段，它最直接的后果是牵制了人们迁移的流动性和随意性，但是合理安排产业布局要求我们也要合理安排人口的流动性，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就不要居住，这样既保护了环境，也使得人口分布和产业分布相一致。
4.建立生态经济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生态环境本来就不好，沙漠、荒漠、青藏高原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能够供人们生存居住的空间只有国土面积的50%左右。如果发展过程中毁坏了中国的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得不偿失。建立与环境友好的经济对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这就需要在产业结构和环境中有一个合理的平衡，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能源，节约用水，降低污染。使得经济的发展与环境友好、协调。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就是前面所说的产业升级机制；其次，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上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鼓励企业采用生态经济模式。最后，进行舆论宣传，让生态经济成为人们的愿望和思路，使得生态经济成为一种制度经济模式。
5.经济增长趋于合理
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一直有“保8”的习惯和传统，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普通人能够享受的究竟有多少？而且经济增长的过度功利化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通货膨胀加剧、收入分配差异太大等社会矛盾，所以经济发展速度应当以理性的方式进行。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要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现实，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我们对经济发展不要抱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不要拔苗助长，要让公民在经济发展中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要藏富于民。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让人们的就业率得到提升，让社会更加和谐。
6.制定扩大居民消费战略
中国公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的民族，但是在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是不争的事实，消费的比重太小，所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必须提高GDP中消费的比重，让人们收入提高、消费提高、生活水平提高。中国人不愿消费有历史传统，但是也有现实国情，因为人们对生活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要扩大居民消费，除了增加收入和减税之外，更重要的福利制度的健全，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更加放心的消费。同时，我们要更加重视信用体系的建设，让人们在市场经济中有一种安全感，工作和收入有了相对的保证性，人们才可能放心消费。
7.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高低与否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成熟经济体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2/3，中国仅仅占到40%，这里面的差距比较大，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需要努力，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服务业是垄断性质，例如：银行、电信等行业，唯一可以改变的是深化改革，让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深化竞争，进而促进发展，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和价值增值。首先要改革是金融行业，金融业是产业的基础，金融行业在中国是一个垄断性行业，只有100多家银行，而美国就有1万多家银行，因此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服务质量较高，所以要深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其次要理顺交通、物流、通讯等行业，为服务业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硬环境。第三，要建立健全管理体系和制度，让人们享受服务的时候有法可依。第四，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服务外包的机会，开拓服务贸易，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创造良机。
8.强化公务员管理，遏制腐败
[摘 要] 2011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此后，中国的经济外交(1)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已经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之外，还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要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切实达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目标。 【论文关键词】 经济外交 以政促经 政经结合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指出“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当时的邓小平就已经认识到了市场经济强大的作用力，于是再三叮咛“韬光养晦”，加强经济建设。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1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强调了通过经济外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把政治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互信，同经济上的合作、交流结合起来，以政促经，政经结合，这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以及我国外交工作的总方针，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经济外交的涵义 一般认为“经济外交”包括两个实质性的内容:一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二是由国家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 经济外交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第一，推动更多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合作，利用境外资源，扩大工程承包，拓展国际市场。第二，择优援建与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第三，充分发挥多边机制，积极推动高层互访和多边会晤。第四，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规模，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积极开展服务贸易，努力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第五，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和区域合作，在国际经贸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二、中国的经济外交(1) 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是学术界开始引进并使用经济外交概念，是对经济外交进行介绍和研究的起步时期。20世纪90年代末期～2011年8月，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频繁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引起了某些部门内部比较激烈的争议。2011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此后，中国的经济外交(1)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经济外交已经是我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的经济外交(1)风头正劲，而其着力点首先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并且中国已从“以经济促外交”进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 首先，经贸领域的携手，大大强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如胡主席的拉美之行，成功获得巴西、阿根廷、智利相继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是对经济外交工作的极大鼓舞。 其次，中国的经济外交(1)实现了政治诉求。经济外交的重要渠道如APEC峰会、东盟与中国10+1会谈等多边场合，是中国政治的平台，可以寻求到更大的区域合作依托。 再次，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能源、原材料进口多元化、分散战略风险。我们要积极推进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由此可见，实行经济外交对中国而言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政治意义是推进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经济意义是推进了地区一体化。 三、未来经济外交的展望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强的形势下，经济手段愈来愈多地被国家用来实现其政治战略目标。温家宝总理曾强调，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从外交上做的大战略和总方针等方面充分认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指导原则，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的新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外交工作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中地位重要，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经济外交的作用。 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 还必须意识到经济外交并不是万能的。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除了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之外，还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 中国政府在实施经济外交时要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切实达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目标。对现在的中国政府而言，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美德外交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参考文献: 阎学通:国家安全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学习月刊，2003年第4期，第15～16页 周永生:经济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12～38页 陈宏等:新中国外交[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林德昌:对外经济援助动机之研究[J].问题与研究(台湾)，1993，(12) 李长久:经济外交——中国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J].和平与发展季刊，2004，(1) 黄硕风:国家兴衰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李长久:经济外交——中国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J].和平与发展季刊，2004，(1)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王义桅:经济外交展现魅力中国声音越来越响亮.环球时报，2011年12月03日第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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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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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策略。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的动力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这为全球化提供物质手段；二是生产关系和制度，资本为了获取更大、更多的利润，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带来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作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浪潮，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衡量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与得失，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带来了哪些风险和挑战。综合起来说，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效应就是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搞好了会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搞不好则会遭到挫折和损害。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经济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之后正在积极地走向世界。我们不断扩大开放，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并通过这种开放的联系成功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应该说首先是利于我们，是我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吸取国外经济及发展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引进和利用技术、资金等国际资源，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升自己的素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的，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种种压力和风险；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实力差距很大的全球竞争，同时还要面对同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秩序，包括各种不公平乃至苛刻的条件和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不利后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从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国复兴带来了机遇，中国应抓住这次机遇，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克服困难的原则，主动、健康有序地参与和融入全球经济大潮之中，自觉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迅速发展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最终实现现代化。
（一）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科技落后。这就决定了我国发展经济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而关起门来搞建设只会越搞越穷。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要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对外经济开放。事实上，在对外开放政策的作用下，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利用外资的质量显著提高，对外经贸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八五”期间，我国共吸收外商投资1845亿美元，预计“九五”期间会达到2300亿美元。“八五”期间，货物满意额由2808亿美元，增加到3606亿美元。2000年突破了4000亿美元。
（二）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改革攻坚阶段棘手问题的解决。
改革既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又要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和惯例。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从解决原有经济体制僵化封闭的弊端入手的，经过放权让利、全面改革、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等几个阶段后，现在进入了解决棘手问题的攻坚阶段，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探索和发展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改革政府管理机构、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住房制度、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改革。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做法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有很大出入，达不到国际要求的水平，所以一些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我国的贸易加以封锁和限制。参与经济全球化就要按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遵守国际规则、惯例和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与世界各国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从国际规则的遵守中获得利益。因此，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一定要解决改革中积攒下来的棘手问题。
另外，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外在压力，也会变成改革的内在动力，因为这种压力有助于我们实现政企分开，机构精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于深化改革，完成改革攻坚阶段的任务是个良好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较长时间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相对封闭和较为落后的状况。产品市场主要依托国内，也可称之为以国家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经济。经济全球化必然打破我国经济的自我封闭，促使其融入世界经济大环境之中，其进出口贸易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快速增长的国际贸易也给我国获得了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的更大经济空间。我国应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和对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尽可能多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扩大的投资和商品市场。同时只要发达国家不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采取保护主义的强硬政策，不对贸易自由设置阻碍，只要能够建立起资本流动的合理规定──保护生产性投资，预防如投机之类的负面影响，那么，经济全球化完全有可能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除了有赖于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变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此外，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可以享受到许多来自政府政策上的优惠，实际上进行的是不平等竞争，使国内企业对提高自身素质缺乏紧迫感。加之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作用，企业的设立、经营和产出往往不根据市场的需要，盲目投资，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经营粗放，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相互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必然带来国外有竞争力的商品和服务大量涌入，从而对我国国内同类商品和服务行业带来冲击。为了把这种冲击减至最低程度，政府、行业和企业都要抓紧时间，做好充分准备，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过渡期，实现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
（四）经济全球化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能够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搞市场经济，我们还缺乏经验，这就要通过对外开放，在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接触中，考察和总结各国活生生的实践，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各种市场经济模式的利弊得失，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可以借鉴和选择的经验。80年代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体制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从体制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不同，它在政府的作用、企业制度、市场规则、信用制度、贸易方式、国际协调等方面都实施了改造和创新，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模式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今天，我们已经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同于社会制度的思想束缚，认识到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我们应当向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有用的知识和经验，汲取别国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但是我们不允许也没有必要从传统的市场经济开始，沿着西方资本主义老路慢慢地发展到现代文明、有序的市场经济。
此外，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提高国际地位，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等都有很大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综合看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名列世界前八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中国对国际社会、世界问题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影响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世界经济事务中，中国现在已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所以对国际经济事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从而也不断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进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
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威胁。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少，贸易和投资不断自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想在一国范围内保持我国经济的自给自足已经不可能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之中。我国的原材料、技术、劳动力和市场的供求状况都有国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对国民经济干预权的削弱正在成为普遍现象。同时，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产品和企业更多地进入我国市场，冲击我国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同时将取消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形成严峻剧烈的竞争局面。其中就汽车行业而言，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50.71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空前加强，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世界各国陷入失衡和危机的境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有个最好的例证。这就要求我国务必提高经济管理智能，防范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的发生。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货币政策、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是减轻失衡和外部冲击的有效手段。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管理职能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经济组织的挑战，一是跨国公司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对诸多的贸易、投资等问题，哪个国家也无力单独解决，不得不求助于国际组织。这就使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意味着原来国家部分经济管理权利的消失或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显得至关重要。否则，国家的经济就会受到威胁。跨国公司对我国政策和措施有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它们经常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大搞投机活动。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受到国际因素的限制和制约，使其作用的发挥要困难得多。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对国家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的要求，及时加以调整。否则，就会殃及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
（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的稳定带来的挑战。
政治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政治稳定的威胁和挑战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为西方的干预主义提供了很多的借口。美国一直奉行干预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美国更以各国利益的相互依存为借口，打着“人权高于”的旗子干涉别国内政。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宣称，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国家内政与国际问题之间的区别一直在减少，推广民主、对付动荡及非人道主义、建立集体安全是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三项内容。美国必须帮助那些“没有能力保护本国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的政府”履行其职责。北约就是以民族问题为借口，对南斯拉夫动武的。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民族和宗教问题，还有诸如、问题等等需要处理，如果解决方法失当，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我国内政的借口。
2.为西方的经济政治化倾向提供了方便。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出于对抗的需要，为了笼络住盟友，将政治问题经济化，竞相对集团内部的成员实施经济援助。如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给欧洲和日本进行大量的援助和贷款，帮助它们恢复和发展经济。苏联也用同样的办法使一些东欧国家与它靠近。冷战结束后，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发展中国家把经济的发展作为政治成功的标准，发达国家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比如，西方国家为了制止波黑战乱，通过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施经济禁运；为了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伊的经济制裁。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多年来西方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压迫中国就范。1989年中国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在中国“复关”和“入世”问题上，西方更是漫天要价，把单纯的贸易问题变成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使这一谈判持续了十多年。
美国国会把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每年审议一次，就是要把美国的人权观念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西方一些怀有“西化”和“分化”图谋的人用经济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中国在这方面必须高度警惕。
此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西方文化日益明显地呈现出一种霸权化的趋向。西方意识形态正有计划有步骤的侵入我国，一些有害的文化价值观念也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愈来愈多地被输入我国。这些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极其严重地动摇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如，在理论的层次上，他们宣传“人权高于”、“经济自由化”、“政治多元化”等等，抵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层次上，他们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通过各种手段传播进来，消除人们的意志；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他们给分裂主义分子以国际活动空间，授予其“和平”奖章，提供先进武器，支持其分裂活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反渗透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在各种领域和渠道上表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将始终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
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的发展策略。
应从总体上明确，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不能也不应有任何的动摇。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继续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在全球化浪潮到来之际，我们决不能采取消极退缩的做法，而必须以积极进取的态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因此，在这里，我们的策略关注点也就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
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信息网络化是当今全球化四大潮头之一，也是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动力。全球体系得以形成的现代科学基础是微电子学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而推动的信息工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计算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特别是光导纤维通讯技术的运用，将使世界进入一个信息革命时代。今天，以无线电话、电视、电脑、人造卫星等现代信息手段为主体的传播网络，已使全球结合成一个紧密的信息整体。这种信息传播、处理的共时性，不仅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化、计算机化和自动控制化的进程，而且也大大缩短了现实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人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根据有关资料，全球互联网的用户每年以高达162%的年增长率递增，几乎可以说已在全球普及。如今，国际互联网络已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它使几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金融业务片刻之间就能在国际间完成，这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加速了经济全球化高潮的到来。正是因为信息化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国在“十五”计划中将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进程，也是我们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重要对策。我们必须以积极、务实和奋进的态度，把握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和信息化给我国带来的难得机遇。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深刻影响，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人类文明进程以及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态势，已不允许我们再次与机遇失之交臂。我们必须正视挑战，形成共识，整合力量，统一行动，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与未来的重大抉择。
（二）加强我国对外开放力度和快速融入国际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对外开放的体制环境发生变化，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政策性开放变为体制性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是全球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是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基础，市场经济规则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国必须遵守的规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资本、技术、人才、市场等资源的配置和重新配置变得越来越快，对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影响深刻而频繁。适时开放市场，只有市场开放了，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不能马上无条件地全面开放，而是要有条件、有步骤地在适应自身发展水平的情况下开放，这样才能产生对贸易双方都有利的效益。同时必须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制经济，所以中国必须遵守规则并参与规则的制定。还须发展资本市场。任何一个想要让企业家大展宏图的国家，都必须发展其资本市场。
但中国虽然拥有高储蓄率，却只有很小一部分流进了私人企业，流入高科技公司的储蓄更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竞争力还处在劣势，因此在准入领域和准入时间上一定要与国家的长远发展相适应。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中国企业是做了很大贡献的。努力搞好国计民生的国有大型企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解决国有企业机制转化和结构调整中暴露出来的棘手问题，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我们要把中国企业的实践经验认真地进行案例研究，上升到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专家学者要深入到企业里，总结中国企业的经验，然后上升到理论。
这些应是逐步进入国际市场应具有的条件。
（三）努力提高民族创新能力和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明显差距。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必席卷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强化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以及知难而进的顽强斗志，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应加速推进我国经济法制改革，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尽快建立和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体系。同时，我国还应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包括贸易依存度和投资开放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为微观经济主体进入国际市场创造宏观环境。拥有标准占领技术高点，现在我们造成财富差距主要的原因是知识差距，就是由于我们现在没有自主创新和自己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少，技术依存度有50%是依靠我们自己国家，50%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包括标准、品牌，也包括技术、专利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很难用实物跟它比较的。比如说标准，谁拥有了标准，谁就可以说占领了技术的高点。因此，在提高国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我们必须实行社会塑造与自我强化双管齐下，使我国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真正的开发；在提高民族创新能力方面，我们必须着力于创造知识的创新和应用知识的创新两个层面，真正激发蕴藏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造潜能，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我国兴旺发达和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此同时，我国应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制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几年来，我们在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建设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任务，根本的还必须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实行民主和法治所必要的、行之有效的机制、规则和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应注意将以下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固然要借助于全球化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尽可能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成果，力求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式”的发展；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增强经济发展的坚韧性上下功夫，要认识到我们得要面对的压力和冲击力会是很大的，只有依靠坚韧的努力，才能站稳脚跟，才能以此为基础而寻求发展，寻求“跨越”。这两个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和统一的。
21世纪，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将会更加激烈，与国际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很脆弱；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的优势有限，信息化整体水平还很低；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正视差距，直面困难，增强紧迫感和忧患意识，从差距和困难中找到发展的潜力、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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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经济诉讼/诉讼程序内容提要： 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的实施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经济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类型，有着与传统诉讼类型所不同的特征和功能。我国应当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现阶段却存在着一系列使经济诉讼难以独立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从外部环境的完善和具体程序的设计两个方面来推动经济诉讼的真正建立，以保障经济法得以良好的实施。 引言 自1978年11月原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试点开始，经济审判庭和经济诉讼逐渐从全国各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和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并为1983年9月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确认，从此形成了民事审判和经济审判分立的格局。回顾经济诉讼走过的20余年发展历程，我们不能否认经济诉讼在支持和推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立法，提升人民法院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促进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等多个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但是，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后，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大民事”审判格局的建立，宣告终结了经济诉讼的发展前程，似乎是“经济审判工作已经历史性地完成了它在特定时期所承担的特殊任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改革措施，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的强烈反响，至今余波未了。 经济法的实施不仅要依靠行政执法，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可诉性，重视运用司法手段来保障经济法的实施，这是为大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但是，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后至少在短时期内堵塞了经济法实施的诉讼保障之路，因此，这一举措遭到广大经济法学者的一致反对是当然之举。广大经济法学者们的态度折射出他们对经济法独立品性的坚决捍卫和对经济法实施问题的重新审视。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举措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笔者愿意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投向对以往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对经济法诉讼保障机制的独特要求和构建设计上，因为这对于在将来真正建立独立的经济审判机构和经济诉讼机制更为重要。 一、对中国经济诉讼历史和现状的三点反思 反思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是否足以否定经济法的独立和真正经济诉讼的建立呢？诚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似乎意味着经济法的司法救济途径就此中断，但是，从长远来看，经济庭的撤销极有可能为建立真正的保障经济法实施的经济审判机构提供巨大契机。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大多并非经济法性质的案件，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涉及民商法的合同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将经济庭撤销而改为民庭，至少在表面上是对理论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提出的经济庭“名不副实”之观点的接纳。对从事民商法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而言，将他们理论视域中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返朴归真”，自然大为认同。而对经济法学者而言，我们有必要为一个经济审判的空壳的撤销而惋惜吗？显然不必，因为名不副实的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反倒凸显了经济审判的缺位，为我们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理论和完善经济法的实施条件提供了极好的实践契机。因为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理论的构建，而且已经得到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确定，特别是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而已经存在并且将长期大量存在的有关市场秩序、规制市场主体行为、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社会分配关系等类型的经济法案件，确实因现行民事审判无法有效解决而缺乏司法救济的途径。 反思之二：是什么造成了轻视经济法实施问题的现状，特别是对经济诉讼理论研究的缺乏？尽管类似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这样的话语经常被加以引用或阐发，尽管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实体法理论的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然而，缺乏对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理论的研究和现状分析却是现实。例如，对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对经济诉讼独立特性的揭示，或者说对经济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区别和联系的系统论证都付之阙如。我们缺乏对经济诉讼理论系统的研究和对现实密切关注的热情，可能源于经济法理论本身的不成熟或所谓“纯粹性”，或许我们更愿“坐而论道”，认为经济诉讼研究是诉讼法学界的事，经济法实施问题是实务界的事。而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借口或理由一步步导致了对经济法实施问题特别是诉讼保障问题的疏忽以及对经济诉讼程序建构的漠视。 反思之三：为什么极少有人提出经济诉讼程序的大致结构？在笔者狭窄的视野内，仅见极少论述经济诉讼的文章，而其中又多以该不该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为重点，至于对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经济诉讼程序，则很少 有人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不愿（或不敢）突破传统观念的作法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试想，没有人提出一些初步设想，那就没有形成争论焦点的机会，就不能诞生成熟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对实践的指导。具体到经济诉讼，没有经济诉讼独立性的科学揭示和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诉讼程序设计，怎么能让实务界试验这一程序并由此而相信经济诉讼独立的必要性和经济诉讼程序建构的可能性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倘若理论界就经济诉讼独立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已就真正意义的经济诉讼模式达成了共识，并为实务界特别是司法机关所接受，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就不是撤销经济审判庭，而是经济庭审判功能的转换或正名，或者撤销经济庭后，建立起其他具有真正经济审判功能的专门法庭。 二、经济诉讼独立性的客观依据及其含义和特征的法律界定 （一）经济诉讼独立性的客观依据 诉讼是社会冲突不能和解并经过其他方法也不能解决的最终、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不同诉讼类型的存在取决于不同社会冲突的性质差异和程度强弱以及反映到不同实体法上的质的规定性。经济诉讼能否独立存在也需从社会经济冲突和相应实体法的规定中去寻找依据。 1.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质的经济冲突的大量存在和尖锐化，是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伴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不断发生，社会经济生活正经历着剧烈的深刻变迁，经济冲突已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拨开繁乱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迷雾，不同经济冲突的性质归属和特殊表现依然是清晰可见的。第一类就是伴随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植根于市场的平等性、自由性、竞争性和自发性而存在的经济纠纷大量发生；第二类是根源于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警惕和抗衡而产生的规范政府有限、有序运行而发生的经济冲突也大量出现；第三类是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经济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而倍受关注。面对各自拥有不同属性和特质要求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冲突，自然不能采用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应对，这就为我们在法律上采用多元的应对措施和手段提供了最深刻、最根本的依据。 2.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大量诞生和实施，是经济诉讼得以独立存在的实体法律依据。面对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冲突，世界各国都在不断调整着应对策略和措施。就法律手段而言，大量新的调整手段和法律机制应运而生。而这些新生的法律现象确是有着不同于传统民商事、行政等法律特质的新事物，它们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干预性和社会公益性，不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不论是对广大市场主体运行的规制和广大社会弱者群体的保护，还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干预，无不如此。这种新型实体法的大量出现，不论它被称为经济法或是被称为其他，都不影响它的社会生活中的实施和实现而对司法救济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从而也就对被称为实体法“姊妹”的程序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3.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解决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经济冲突的特定诉讼制度和诉讼实践，是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直接实践依据。针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传统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包打天下”的作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为此，世界各国均已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作出了各自的调整和突破。不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作出突破或异化，还是传统三大诉讼模式的整合或嫁接，都是这一现实的直接证明，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程序和州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的规定，尽管还称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但呈现出了与传统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制度设计和程序要求。再如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审查及审判规则同样具有不同于传统诉讼模式的特别诉讼程序特征。 4.在我国，专门性审判机构设置的撤销和特别程序规定的缺位，是重构我国独立经济诉讼的紧迫现实依据。不论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了经济审判庭，在实践上确实造成了专门审判机构的缺位和其他审判机构难以应对特别经济冲突的尴尬局面。尽管在经济庭存续期间，由于其受理的案件大多归属民商事领域而颇受人们质疑，但在撤销之后，却又表现出某些不可缺少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在经济审判庭被撤销之前，它已经担负起解决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质的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的实际任务，这在我国已经多次召开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已得到了明确体现：积极审理好与宏观调控关系密切的案件，抑制通 货膨胀，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积极审理好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相关的案件，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积极审理好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案件，促进商品、金融、技术市场的建立、发育和完善；积极审理好涉及农业、农村经济的案件，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等等。以上任务的确立与落实，无不体现经济诉讼与其他诉讼的不同特质所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撤销经济庭的举措是不慎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 综上所述，经济诉讼的独立性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法律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潮流，有其客观存在的依据。 （二）经济诉讼含义和特征的法律界定 对经济诉讼的含义，有相当一部分观点是从司法实践的既成事实中引申、概括出来的，缺少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一般认为，经济诉讼是经济审判的同义语，经济审判和经济检察共同构成经济司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执法共同构成经济法的实施，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司法，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进行审判和检察的活动。经济司法包括经济审判制度和经济检察制度两个方面。”又如：“经济审判也叫经济诉讼，是指当事人发生纠纷后向人民法院起诉、应诉，人民法院依照诉讼程序对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的诉讼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对经济诉讼的内涵界定，其实是跟民事诉讼一致的，经济案件也同民事案件中的涉及财产纠纷案件有着大致相同的外延。传统经济案件仅有少量涉及经济法的案件。经济庭撤销前的受案范围大致包括十类案件：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商标专利纠纷案件，票据、债券、股票纠纷案件，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企业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包括因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不正当竞争造成的损害赔偿案件），企业破产案件，涉外、涉港澳台的经济纠纷案件，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等。此外，传统理论中的经济检察案件其实是纯粹的刑事案件，是人民检察院对经济领域中的犯罪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活动。对此类刑事案件应避免使用经济检察之名，以免和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般经济案件相混淆。 经济诉讼的含义如此之含混，几乎难以形成独立的具有真正理论内核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其与传统三大诉讼界限的模糊所致。应该说，经济诉讼是一种融传统三大诉讼于一体，但又有着自己特征的新型诉讼。 笔者认为，经济诉讼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发生法律上的争议，并将争议提交国家司法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在争议双方的参与下，根据经济法律法规，遵循经济诉讼程序（或经济特别程序），对争议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时发生的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总和。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经济诉讼的一般特征是：首先，争议双方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争议的内容是经济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生活则构成经济诉讼的主要特征。举例而言，在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若甲公司因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侵犯了乙公司的合法权益，遭乙公司的起诉，则案件为民事案件，属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若甲公司的不法行为还同时侵犯了其它的不特定市场主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其涉及国家干预及社会公共利益，而具备了经济诉讼的性质。其次，纠纷解决的法律依据是经济实体法律法规和经济诉讼程序法，经济诉讼主体所承担的责任是经济法责任。因此，经济诉讼应把经济生活中涉及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秩序、涉及市场主体行为规制和社会分配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各种经济纠纷和冲突作为自己的主要处理对象，发挥它“通过审判活动解决经济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建立”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经济诉讼的特征并不仅在其自身逻辑体系中得到认定，相反，经济诉讼只有在和传统三大诉讼的比较中，廓清它同传统诉讼类型特别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界限后方可凸现其本质。以下将略析经济诉讼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关系。 经济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不同是区分二者的一个明显标志。一般而言，经济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反映到经济诉讼中，诉讼主体间的地位也是相异的，一方往往是享有经济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是享有诉讼实施权的人民检察院或其它国家机关，另一方则是受调控和规制的企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如宏观调控领域的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市场规制领域的市场管理机关和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而众所周知的是，民事诉讼 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事实和法律的争议。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有一部分民事案件尽管起因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但因其涉及社会公益而向经济诉讼转变。因此，经济诉讼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程序适用的错位，易引发程序上的问题及导致实体上的不公。例如，就环境侵权之诉而言，就有人提出：“环境侵权的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加害者的法律责任往往面临许多程序上的难题。” 就经济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界限之模糊、关系之复杂远非民事诉讼和经济诉讼的关系可比。在笔者看来，影响经济诉讼独立的最大障碍是正确界定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下文详叙），以及经济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关系。如果说经济诉讼和民事诉讼是形式上的纠缠（经济审判庭功能的变异）的话，那么经济诉讼和行政诉讼则在内容上相互交叉。例如，二者的争议主体都是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都可能涉及司法对行政的审查及部分社会公益（如司法地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尽管如此，仔细考察后，仍能发现二者的差异，比如，行政诉讼确立的“民告官”的诉讼制度，其原被告的身份具有恒定性；而经济诉讼并非如此，还可以是“官告官”或“官告民”，如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公司提出的反垄断诉讼。在我国，也有学者倡导尽快建立“官告民”的诉讼制度。 三、经济诉讼独立的外部因素分析及对策 （一）经济诉讼难以独立之外部原因分析 从上面简略的分析即可看出经济诉讼有着与传统诉讼不同的诉讼机理和价值取向，因此，应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机制。然而，尽管经济审判庭自设立以来已有20多年的时间，但审理的大多是民事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依然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在观念和制度上给我们所设置的限定”，[12]以致没有也难以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法律制度。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各种原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难以分割。笔者将其分列如下几条： 1.实体法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法是否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一直存在争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尽管大部分学者已就经济法的对象和本质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广大学者仍在固守着自己的论说和阐释，难以实现统一，形成合力。由此，对经济案件的范围界定也存在疑问，并直接影响了经济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在经济实体法的影响方面，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立法上的纰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经济法律数量迅速上升，但是，许多经济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可诉的缺陷。“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具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主体加以判断的属性。”[13]如果说其他法律也存在不可诉缺陷的话，那么经济法的不可诉缺陷尤其严重。“……忽视对法律可诉性的关照一直是中国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通病，缺乏可诉性成为不少法律的症结和表征，难怪某些‘看上去挺美’的法律往往进入司法操作时出现捉襟见肘式的尴尬”，[14]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是却没有赋予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另外，作为现代经济主体组织法的《公司法》也因对董事、经理的监督缺乏可操纵性的规定几乎没有进入诉讼的可能而受到质疑。 2.行政执法的影响。大多数经济案件往往在行政领域加以解决，进入司法领域的极少，当事人缺乏对经济诉讼程序的实践选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些具有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规制职能的行政机关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执法主体，因而经济领域的许多纠纷并不是在司法机关解决的。”[15]在我国，对法律的判断明显偏向于行政而非司法，作为兼有公法属性的经济法尤其如此。“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具有法律判断职能的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的独立和扩大。 3.司法不独立的影响。经济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而且往往与政府或政府某一职能部门相关涉。比如财税案件涉及地方财政收入，并影响政府形象和相关领域人的责任。在缺乏强有力的独立的起诉机关的前提下往往很难进入诉讼领域，即便进入，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经济诉讼往往受到行政的干预。 4.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痼疾。即使是在已经制定成文法典的传统三大诉讼法领域，在实践中亦难逃受轻视的命运， 更遑论在一个颇受争论的经济法领域建立独立的诉讼程序。 （二）建立独立经济诉讼的外部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要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必须处理好以下一些问题。 1.处理好经济实体法理论和经济诉讼法理论的关系。经济实体法中的诉讼程序规范应当分离出来，构建独立的经济诉讼法。现代经济法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是自足性，即现代经济法制体现程序价值和效率，追求内在的自给自足。[15]毫无疑问，现代经济法内含着大量的程序规范，这种制度的设计为提高其运作效率，追求现代价值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其内部构成中应多以经济行政程序规范、企业组织程序规范为主，对于诉讼规范，应当加以独立，以免影响经济实体法内部的体系完整，同时，为经济诉讼的独立运行提供条件。这种经济诉讼规范分离和独立的作法，并不影响现代经济法追求程序和效率价值。 2.有关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在有关经济诉讼难以独立的原因分析中，笔者曾分析了经济法本身的可诉性缺陷是原因之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多数文章是从完善经济实体法的可诉功能入手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程序法领域解决这一实体法缺陷呢？程序法并非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程序法应当而且可以是弥补实体法缺陷的方法。就经济法的权利救济而言，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比在实体法自身范围内完善其可诉性缺陷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3.诉讼观念上的转变。克服固守传统三大诉讼类型的观念，适应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建立起一种新型诉讼。比如，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已经不能应付经济冲突的解决，不利于社会公益的保护，那么，在经济诉讼领域内，扩大当事人的范围，建立程序当事人理论就势成必然。因此，我们必须大胆突破传统三大诉讼的现有理念，科学地论证实现经济诉讼独立的前提条件和理论根据，合理赋予其区别于传统三大诉讼尤其是区别于民事诉讼的根本标志，才能够很好地体现经济诉讼直接为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历史使命。 4.处理好经济行政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诉讼独立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是行政执法权力过分强大，大多数经济案件往往在行政领域内加以解决。因此，合理限制行政执法权力，将一定数量的经济纠纷案件导入司法领域，是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的关键。我们很难相信，在经济诉讼案件不存在或很少的前提下，有建立经济诉讼法的必要。尽管我们基于现实和现代法治的要求而强调司法功能在经济领域中的充分发挥，但有以下几点应加以注意：首先，在削弱部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力时，需赋予某些部门以准司法权甚至准立法权。当然，这些机构或部门必须具有独立或超然的地位。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其二，保留的部分经济行政权对经济法律的判断、适用是非终局的，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建立起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三，司法必须独立，主要是指司法独立于行政，否则，经济诉讼无异于经济执法的延续。 四、经济诉讼程序的初步构建 经济诉讼独立的外部环境具备后，在实践中必须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近年来，程序保障理论研究日趋兴盛，民事法学、行政法学、刑事法学都强调程序对当事人权利保护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性。正当程序理论已逐渐成为人们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涉及经济法的案件由于没有独立的诉讼法和审判机构而难以得到彻底、合理的解决。因此，在理论上对经济诉讼程序进行具体构建，在实践上积极推动经济审判机构和经济诉讼的真正建立，则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必须考虑以下具体制度的建构。 1.起诉环节。提起诉讼的可以是享有特定经济案件诉讼实施权的行政机关，如反垄断机构或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享有其主管范围内经济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则享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案件的起诉权。因为在一些经济案件中，往往是经济管理部门与一些经济组织相互勾结，此时若寄希望于行政机关的自查自纠，无异于与虎谋皮，比如在1999年三大著名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都有着当地财税部门的参与甚至操纵。此外，受调控或管理的经济组织和个人享有当然的起诉权，甚至一些与经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组织或个人亦得享有。 2.受理环节。要明确经济案件的性质，规定经济庭或其他专门经济审判庭的具体受案范围。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仍存在争议，但根据现实中经济冲突的规律和基本达成一致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案件属经济诉讼的受案范围：反垄断案件、反不正当竞 争案件、扰乱财经税收秩序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与资源案件以及其他经济公益案件。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或国家授权的组织或机构为保障社会公众经济利益起诉时，或者虽然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但是不完全是为了本人的权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权益起诉的，这种案件才可以界定为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16]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3.审判机构。在刚刚撤销经济审判庭的不利条件下，马上重设经济庭不太可能，而且还得转换其先前功能。因此，考虑到经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个案之间的差异，可以设立起专门的经济法庭受理各自范围内的经济案件，比如反垄断法庭、反不正当竞争法庭、财政税收法庭、国有资产管理法庭、环境法庭、社会保障法庭等等。 4.审前程序。鉴于经济案件往往是一些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的案件，因而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一步到庭的作法在经济审判中应避免。同时，应建立起以整理争点、交换证据为宗旨的庭前准备程序。为避免法官的先入为主，可以设立专门的经济诉讼审前事务官，主持审前程序的进行。 5.审判程序。审判过程中应对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作适当限制；制作一体化解决的裁判结果；适用判决效力扩张的理论。经济诉讼往往涉及公共利益，有的还涉及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因此，对诉讼主体的实体和程序处分权作适当限制，比如对调解制度和撤诉制度，要谨慎使用或加以审查，以免使社会利益因他的不正当处分而受侵害。另外，因经济责任本身的综合性，其中内含有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出于提高效率和避免裁判矛盾起见，经济责任应在一次审理过程中一体解决。在一些涉及人数不确定的当事人的诉讼中，比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产品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引入判决效力扩张理论，[17]使判决的功能得到最大发挥，保护最大范围内的受害人。 6.其他。对经济诉讼程序中没有规定的内容，应准用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注释： 文敬。试论建立民商合一的现代审判制度[J].人民司法，2000，（9）：2 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商研究，2001，（2）：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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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行政法 国家主体 论文摘要: 经济法与行政法是独立的两法律部门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本文从经济法与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的角度来比较两部门法中国家主体的不同，认为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是积极主动、创造性的;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从社会法之角度指出行政法与经济法在边缘上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法的概念提出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与行政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一些观点至今仍有纷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经济行政论”，这一理论认为“凡是基于国家公权力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所以经济法是“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该理论的形成基础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但两部门法中国家权力介入的角度是不同的，通过分析经济法、行政法产生背景和本质差异，可以比较出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不同地位及发挥作用的截然不同。 一、国家、国家主体 国家究竟是什么?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中对国家的描述到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法学家们一直在试图寻找清晰的答案。但直到19世纪马克思才在他的著作中揭示出国家的真实本质，他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至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架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突出，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可见，国家首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其次，国家是为缓和冲突而产生的。国家主体指当国家在行使上述概念中所体现的职能时，在法律上所承担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即职权和职责。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具有法律性和社会性两大特性的。主体的法律性指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行为若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得任意加入到法律关系中，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主体的社会性是指虽然法律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但是法律规范确定什么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不是任意的，法律规范不是确定法律主体资格的最终根源。立法者不能任意规定法律主体的范围，而要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国家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仅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其最终决定原因是经济发展状况。所以虽然国家的职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部门内，国家主体的地位是与具体的法律部门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法与行政法中虽然均有国家作为实质主体出现即国家授权其代表机构行使国家职能。但由于两部门法的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其所体现的本质不同，国家主体在两部门法中的地位是显著不同的。 二、从产生的社会背景比较 经济法的概念1755年即提出，当时国家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论断，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代表，即“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任其完全自由，在自己的方法下追求他的利益，而以其勤劳及资本，加入对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的竞争。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义务，君主们应当完全解除。”这种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生产力发展迅猛，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经济个体对经济整体与经济环境的依赖性增强了，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行为可以避免外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不受其他经济个体及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个体在整个市场大环境中是盲目的，他们不能也没有能力预见到其个体行为对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体逐利行为的总和已经成为对社会整体经济秩序的破坏。此时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在社会大生产的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放弃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守夜人”角色主动干预社会经济运行，可以说国家对经济的介入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回应。 下面让我们分析行政法的产生背景。行政法最早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799年，法国共和八年拿破仑一世时期。当时由于普通法院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行政改革心怀不满，存在着对立。所以拿破仑一世设立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此制度日后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法国行政法院。 而独立的行政法部门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随着“行政国”的产生而产生的。关于行政国，韦德谈到“现代国家不再限制于防御、公共命令、刑事法律以及其他总的事务，而是提供细致的社会服务和承担很多人们日常商业事务的管理。国家控制了主要命脉，也给自己增加了各种新义务，和这些新义务相关联的必然产生新的权力。”可见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涌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些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国家增设了大量的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以便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秩序进行确立和保障。但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其被滥用的危险增加了，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可能受到侵害的威胁增大了，这是由权力的本性决定的。所以，基于行政权力扩张的本性，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形。社会必须创立一种机制，在扩大行政权的同时，加强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制约，使之正当行使而不致被滥用，这种控制和制约的重要环节就是行政法。 从以上两法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是经济的发展使国家职能的触角延伸了。但毕竟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原因是不同的。因为经济法是应个体经济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所引发的市场调节机制的失灵而产生的。而行政法无论其萌芽和独立部门法产生，其原因都是出于对经济发展所导致的行政权之扩张的认识和防范，出于对行政权之限制、控制而产生的。所以必然地两法之中，国家主体是不同的。首先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的出现，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介入是应经济的需求，是积极主动的。国家主体的出现创造了各经济要素良好互动所需的自然秩序。而在行政法中，国家主体地位是被动的、消极的。虽然在经济生活中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为了维护经济的秩序，但实际上由于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在行政法中，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防止其对已产生的自然秩序造成破坏，行政权力是被控制的。所以国家主体虽均在两法中出现，但它们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法的本质比较 法的本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指一法律部门区别于其它法律部门的内在规定性。经济法与行政法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故两法律部门所优先保护的利益以及追求的均衡秩序的状态是不同的，所以它们的本质也是不同的。从经济法的产生可以看出，经济法的最初目的是为防止市场失灵，应国家干预经济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假如市场的确是造成浪费、无效率和不公正的根源，那么我们拿什么来担保国家行动的结果确实符合它进行干涉的目的呢?”事实证明，政府失灵是同样存在的。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深了，而经济生活对国家干预的依赖也强了。这些无疑暴露出了国家干预的局限，首先是政府获取信息和传递信息机制的局限;其次是政府面对如此纷繁庞杂的市场是判断能力的局限。这些局限性使政府发生决策失误，并且作为具有特殊地位的资源中心，其许多决策行为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产生了“寻租”现象。因此经济法的本质被重新定位为协调“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的法律。经济法被界定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为政府干预留下了作用空间，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价值需要经济法加以确认，而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失灵也不容忽视，也需要经济法予以纠正、限制及至禁止。” 关于行政法的本质的探讨，从18世纪提出的“控权论”到20世纪初的“管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平衡论”，是一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控权论”里行政法的本质被界定为:“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保证政府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这种理论由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经济发展相适应，而在行政法理论领域占统治地位，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理论界才兴起了强调行政权力优越性忽视个人权力的“管理论”。但随着社会进步，忽视个人权力的论述没有了社会基础，“管理论”也很快就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平衡论”，它强调行政法的本质是应尽可能“在总体上平衡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兼顾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建立和维护民主与效率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的法的秩序[11]。 由上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理论的变迁，可见人们对两部门法的本质的认识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但无可否认在经济法中，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此时成为平衡杠上的两个端点，平衡支点便是经济法，是经济法一方面利用国家力量为市场调节机制创造最好的自由竞争秩序环境;另一方面又防止国家之手的失灵，使 国家调节市场有度与量的限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旨在提供良好秩序，以保证各经济要素能自由地在市场机制中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其调节手段必须限于间接的、普遍的、宏观整体的方式而不是直接的干预市场个体的活动，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市场个体的独立自由的地位。 而行政法作为关于国家行政权的法，其独特性是显而易见得。与其他国家权力相比，行政权是最现实，最常行使的权力。行政权可以直接地、具体地介入影响具体个体的生活，并且行政管理的效率要求使行政权本质上是自由裁量权。可见行政权作为以国家为后盾，以自由裁量权以本质，直接影响社会个体的权力，其一旦不受约束或仅仅是约束有一些疏忽，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无论行政法理论如何变迁，有效的但必须是节制的行政权是构建整个行政法体系的逻辑起点。虽然平衡论是寻求行政机关权力与相对人权利的平衡但实质上由于双方地位的悬殊，其平衡状态也必然以限制行政机关权力为前提。故行政法中国家主体的地位始终是消极的、被动的。 四、结束语 上面的论述，只是试图从国家主体之角度来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以界定经济法是独立于行政法的独立的法律，并以此来回应“经济行政论”。同时也要看到两部门法的天然联系，例如:二者在经济生活牵涉面上的重合，调整方式上的相互配合等。另外20世纪以来，强调社会本位的社会法悄然兴起，并日益显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其理论基础即:社会本位超越个人本位、国家本位。社会法成为跨于公法、私法领域之上的立体框架。在这种背景下，经济法的社会法特征日益彰显，强调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并要求以社会自治为调整手段和强化社会责任。而由于社会行政的日益崛起，公共管理社会化使政府的管理范围收缩，行政法将一部分职能逐步交给非政府社会化组织承担，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12]。可见，经济法与行政法在法律社会化的潮流中，二者在边缘地带的融合是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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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集体经济发展的轨迹与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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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盟分别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经济集团，是当今世界舞台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两支重要力量，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浅谈试论中国与欧盟经济。
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全球化和国际格局快速变化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合作关系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具有日益重要的全球战略意义。
中欧经贸合作呈现互补性
中国和欧盟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市场，彼此间的经贸关系具有极强的互补性，相互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欧盟拥有庞大的剩余资本，在技术的转让上比较开放，又极度依赖世界贸易。欧盟所具有的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与资本优势使得中国通过发展中欧关系获得了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好的技术来源与更多的资本来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对欧盟也是极具吸引力的。丰富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存量与增量庞大的市场、与欧盟差异较大的产业结构以及稳定与高回报的投资场所，都是欧盟国家所缺少和追求的区位优势，是处于去工业化阶段的发达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良好去处。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外，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按实际投入计算，欧盟是对华第二大投资者，另外，还是中国最大的技术供应者。 双边贸易呈现不对称性
从中欧双边贸易的增长率考察，近10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里，中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长率都高于中国对世界的同一指标。与此相反的是，同期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增长率普遍低于中国与世界的这一指标;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对欧盟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欧盟出口产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这表明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的发展存在着高度的不对称性;从中欧双方在彼此市场所占份额看，中国出口到欧盟的贸易额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而欧盟出口到中国的贸易额约占欧盟出口总额的7%左右，这同样说明了欧盟市场对中国的重要程度高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程度。
虽然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总体的发展前景仍然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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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农村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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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的表现是各国经济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也是政府政绩的主要体现,而且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理想的宏观经济表现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比如在一到三年内，如何使经济总量稳定增长，波动较小，失业率被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下，通货膨胀水平较低。宏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的经济学科。因此说，宏观经济学是“实用”意义上的理论，应该通过其研究，帮助我们找到有指导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方向，也就是说，如何应用宏观经济学来指导宏观经济管理，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研究目前沿袭的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从范式到假设、数学模型都基本没有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针对他们所遇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已经相当成熟，侧重于对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强调实证研究；对比起来，中国学者对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更倾向于引出政策性对策，更重视规范性研究。而且，因为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西方宏观经济学在建立模型时的很多假设与中国现实不相符，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直接使用造成的“水土不服”。不加区别地将这类研究结论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市场调节力度低的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仅是混乱而更可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扭曲，这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府某些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刀切”的简单化作法。比如去年第三季度对于中国经济中局部存在的由投资拉动的“热”的趋势，就采取了提高准备金率的措施。作为一剂猛药，立即导致贷款额下降，而实际上，很多行业仍然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如果仔细去看，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经济学界对于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结论似乎有简单化之嫌。要么言之凿凿地认为已经过热或有过热的明显趋势，要么铁板钉钉地咬定不过热。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是很难一以概之地以是否过热来做结论的。而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似乎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途径。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无可厚非的，但用来指导中国经济管理的实践就失于简单了。
国内理论界曾经讨论过中观经济学，如何界定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范畴是一个本文不打算探讨的问题。然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过于宏观，对于中观问题的研究不够，可能是我们无法有效地利用宏观经济学方法论解决实际宏观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我们站在很高的高度，研究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时，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在中国的形成和传导机制，而现有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成果似乎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工具和帮助。
如果局限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方法论，就很难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构架过程中去。其实，即使是西方经济学，也是在某种经济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也就是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所有假设都源于此。而中国的情况却很不同，忽略这样的本质区别，不讲宏观经济学理论适用的条件，就套用其研究范式甚至结论，是无益于事的。尽管关于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学还有很多争议，无庸讳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提示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现象时，不可不顾其是建立在与中国目前不尽相同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样一个前提。至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经济形态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不同，以及现有的研究方法的适用性，还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的特点是以投资驱动为主，工业主导型，而且投资中政府的投资所占比重较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行政干预的作用显著。这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以美国为例，其宏观经济体现为消费驱动，服务业主导，投资基本由私人进行。另外，中国的制度演进的步伐较快，而西方国家的制度体系基本定型了。相比之下，在投资，金融，法制，人力资源，技术，制度变迁等对宏观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各方面，中国的情况都与西方差异很大，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西方在统一的制度框架下，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环境，而在中国存在着南北、东西、城乡等地理区域上的巨大差异。这种经济环境有较大的动态性和发生畸变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往往存在着不比较模型的使用条件，较多采用静态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的缺陷，局限性是很难避免的。方法论方面的尴尬，使我们既不能直接引用宏观经济数据，套用现成的静态模型，又不能只是依赖以前几次经济过热的经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做出客观的判断。所以，各家各派的观点也就无法统一，甚至无法建立共同的研究出发点。
但是有些专家还是通过数据和直觉预感到了事情的本质。比如在去年部分行业表现出投资过快，价格上涨幅度和发展速度较高，汽车，钢铁，建材，房地产，原油，粮棉等都很热，甚至出现了水和电力的短缺。另一方面，大部分消费品的价格仍然在下降，总的价格指数上升幅度不大。一些先行指标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在上升，引起学者担心消费价格指数会在一段时间后上升加快，引起通货膨胀。这些看法都来自现有宏观经济学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分析模型。信奉者认为现在的特征数据已足够，用现有模型分析，通货膨胀必将到来，只是有滞后性，所以不会马上显现，但要防微杜渐。反对者也使用同样的分析工具，但要乐观很多。正是由于他们观点虽然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大同小异，因此，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对于宏观经济的判断成为了数字的估计，不同处只是在程度上，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这样很容易使宏观经济研究变成数字游戏，结果只能是看谁估计的更接近实际数字一些，而每年都有很多预测家为此大跌眼镜。
抛开这种数字游戏，作者认为，应该深入研究投资，消费，政府支出，进出口分别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体里，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投资对GDP的影响达到60%以上，消费的影响只有不到40%，而美国却几乎正相反。在正统的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中，投资就是指私人投资，而且这部分不受政府干预，完全由市场信号引导，投资的领域也没有太多限制；在中国投资的限制很多，而且政府投资有替代和挤出私人投资的倾向。对于这些区别，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程度的不同。量的不同造成了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因子是不同的，而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模式对经济的影响被放大，最终可能会带来质的变化。再更进一步看，以投资为例，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在不同的阶段对于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影响也不同，以目前产业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来看，能源工业，基础材料工业等耗能大户的低效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这些部门的投资扩大，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直接影响到别的行业发展和表现，而国民经济各部门复杂的相互互动，可能使作用的结果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控制范围。同样，消费领域也是如此，消费的组成结构，消费的倾向，不同消费群体的比重，消费能力的区别对于决定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其的作用，可能是很不同的。这些都需要更细致的了解和把握。这实际是国民经济的形成和传导机制，与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不少学者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的很多问题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在中国目前特定的转型过程中，有其独特之处，不应该忽略。在国内也有先行者在企业层次上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微观单位和宏观总量之间还存在这一块十分广大的“中观”领域,认为对这一中间地带的研究必将大大丰富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但宏观经济学却不研究产业结构与宏观经济总量稳定间理论关系。
客观地讲，政府在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化做法也有其难处。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限制，不得已采用粗放式管理。在目前条件下，与其热衷于对宏观经济是否过热做出结论，不如集中精力研究不同的经济部门，不同的行业，甚至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细化在这些中观层次的协调管理，通过中观层次的微调达到整体宏观经济稳定，相信只要搞清楚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以及其影响方式、传播机理，通过控制主要变动因素的波动，就可以达到对整体波动幅度的把握。在摸索出规律后，就有希望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其宏观经济理论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在开放的基本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建立的，而中国的经济学也理应在转型的中国的环境中，通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建立起来。也许等我国发展到具有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一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条件下，两种理论体系会很好地融合，这是一个远景。但现在，我们还是应该立足于中国国情，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不唯书不唯上，走出适合中国自己的路。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 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 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 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 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 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 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 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 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右派”、“右派”、“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文革”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 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李先念后来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文革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 ？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宪政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毛泽东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毛泽东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文革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毛泽东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牺牲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 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右派”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右派”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 “新右派”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右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 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 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 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 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关键词：
论文正文：
韩流影响下的中国经济
一、韩流在中国的发展
并且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收视成绩。除电视媒体之外，计算机网络也成为了人们的接触韩国电视剧的一个主要平台，在最近几年人气比较高的《妻子的诱惑》等影视作品也成为了韩剧发展的新亮点。韩流在我国的发展除了电视剧以外，偶像人气组合和搞笑的娱乐节目也同样吸引大量中国观众的目光。在2000年的时候，韩国当红的人气组合东方神起在中国北京首次举办专场演唱会，各方媒体对其进行大肆的宣传及报道，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偶像效应，从此韩流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及生活中，并且成为的年轻人十分关注以及效仿的对象，在此之后还有许多韩国人气组合也频繁的来到中国大陆。
另外韩国的娱乐节目，例如《情书》《家族诞生》《Runningman》等也在网络上爆红，并且收视率高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韩剧带动了韩流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韩国的经济。韩国的文化不仅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美学魅力还具有极具新颖的创造力。韩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越走越远，与文化的创造力还是分不开的，尤其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韩流文化给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也就是利用好自己的发展优势，最大限度地为其提升创造力。
二、中国经济产业的发展举措
(一)以媒体行业带动中国经济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逐渐的采用植入式市场营销策略，其实韩国经济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依靠了这种方式的营销策略，但是不一样的是，韩国是将这种市场营销策略用在了文化产业上，并且以电影电视、音乐、娱乐节目为代表，带动了服装，电子，动漫等产业的发展。在韩国电视剧《宫》中，女主角精巧的服装搭配，再加上浪漫感人的爱情故事，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效仿对象，还提高了电视剧的收视率，带动了韩国传媒产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海外的大量影迷也被剧中被丰富多彩韩国服饰所打动，使得韩国服饰开始风靡全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韩流的影响范围就已经扩大到了包括服装，电子产品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完全也可以通过这种植入式市场营销策略，将以中国功夫为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中融入更多中国本土文化，使之具有更加浓郁中国色彩，也可以将陶瓷、凤凰、龙等元素等融入到电影中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并且具有强列识别度，以带动我国经济产业的发展。
(二)创立特有的品牌价值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在世界品牌中，具有百分之七十品牌是在中国挂牌生产的。
然而，即使中国拥有这么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但是却仍然欠缺创造以及创新能力，造成这一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对品牌重要性的忽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世界品牌正式进入了我国，而中国的服装饰品销售商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仍然还在价格上继续做文章，企图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并且利用价格上的优势来争取更多的消费者。这种现象的发生导致中国的营销商根本没有意识到建立起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高端服装品牌的重要性，并且中端服装品牌也并没有能够平稳的立足于服装产业中。
韩国作为亚洲时尚界的后起之秀，为了确保自己的韩流位置不受到任何威胁，一直在遵循着消费至上的发展原则，并且这种消费理念已经在韩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了现如今一种有效的营销策略。韩国营销上对于消费者心理状态的把握要比中国强的多，并且发展趋势的敏感度也比较高，这一点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随着经济产业的不断扩大，消费者的心理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于产品价格的要求已经逐渐转变成为了对于产品个性化的要求。
所以韩国服装业从低廉价格中脱颖而出，逐渐转变成为了注重品牌一项经济产业，以满足顾客的个性化作为发展的目标，使得韩国的品牌开始对服装面料具有更多的要求。在这种运营模式的背景下，有许多韩国品牌已经成功的进入了国际市场中。
三、对我国经济产业的影响
在韩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中，首先用电视传媒来当做经济发展的首要策略，韩国政府并且相继采取了一切有关韩流向外扩张发展举措。一方面，韩国政府自行进行内部管理以及内部政策指导。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外交活动，希望在其他国家推动本国电视文化产业的出口，并且向世界人民推荐大韩民族的生活、经济等一些内容。
经过统计表明，独特的文化不仅能够拥有占领其他国家人民心灵的作用，还能够使人们因为受到文化的影响，或是受到流行时尚的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这种影响是蕴含着无法估量的经济效益的。韩流对中国的影响不只是局限在文化产业，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韩国的经济发展，使韩国的经济焕发出全新的生机。
当前在中国，中国的产品已经开始向全世界流通，但是普遍都存在着低价出售的现象。对于任何改变中国的产品形象在目前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问题。要想发展中国的经济产业，在这一点上应该向韩国学习，先发展文化产业。通过将文化作为载体，例如用电视剧来对我们国家的形象进行刻画，使我国的电视剧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产品的价值。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商业媒体市场就己经形成，并且有四十多家具有实力的跨国传媒公司占据了整个世界传媒业，在世界媒体业具有的主导作用。这些具有实力强大的跨国传媒集团，在当时凭借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全球范围内的传媒业都进行了垄断，并也成为了我国的电视媒体行业主要的竞争对手。
在另一方面，我国人们的视觉经济也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而不断的进行深化。尤其是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大队经济产业迅速的与国际市场相接轨。例如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CCTV-9)的电视节目己经通过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有线电视网在美国纽约、洛杉矾、休斯敦地区进行播出。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所属的华侨娱乐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中文电视台(CETV)在2002年的时候也在中国开始播出。
这一现象表明，在国际传媒市场中，其一体化的特点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并且呈现出了交叉发展的趋势。当前我国电视传媒的经济实力与国外相比还远远不足，甚至不能够相提并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电视传媒产业发展进程较为缓慢，并且电视传媒中的商业化功能以及电视传媒中的社会宣传职能还具有错位现象存在。我国政府在对传媒产业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还有很多薄弱的环节存在。
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许多产业都具有很多片面追求一时利益而对长远的社会效益进行了忽视现象存在，进而使得我国的很多经济产业正在面临着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在我国面对WTO时，也正是在面临着一项全新的经济挑战，所以只有加强经济产业的全新发展理念，才能够迅速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以及达到与国际经济市场接轨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