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14 14:55:54
关键词：禅宗文化；生态环境；人文景观
1 城市生态环境概念
城市生态公园环境就是中国园林艺术的真实写照，它涉及到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需要建筑师、规划师、生态学者等多个专业人员的参与配合。作为一门科学，园林生态学需要以理性的和经验的思维为基础，而园林生态设计面临的问题却不仅仅是理性思维的问题，它在改善人类环境的过程中，需要将科学与艺术进行创造性的结合；需要体现文化的底蕴和价值；需要激发人们的灵感并产生美的感受，因此，在园林生态学原则的指导下，城市生态公园设计还有大量的基础研究和深化研究要做。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颖状态，丰富的景观要素和物种多样性的环境，为宣传生态和倡导生态文明提供了机会和场所。通过组织植树、认养树木、放养鱼苗、观察动物生活习性和参与生态观测试验等各种活动，以其独特的教育方式，把生态公园办成人们走向自然的第一课堂；还可以拍摄以园中风景和动植物为主题的影像作品，以及将落叶制成书签等，通过这些产品作为宣传生态知识的载体，启迪人们与自然生态环境共存的意识，让游客在公园中领略生态美的同时，树立正确的绿色、环保、生态的生活观念，真正将生态的意识带入每个人的生活中去。从而更好地为我们的城市创造一个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
2 禅宗思想与生态环境设计
禅宗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当今的生态伦理观及环境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禅宗认为众生在追求安宁幸福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在佛性上是平等的，因此要善待一切生灵，戒杀、放生；大自然对人类有天覆地载和养育之德，因此对大自然应报感恩之心，反对无度的占有和浪费。这些正与我们所提倡的生态设计观相吻合。
禅宗“彻见心性”对设计思想也有一定的启发。“彻见心性”即揭示事物的本质。我们在设计时，例如在运用材料方面，要提倡展示材料自身的原质，而不要隐藏其自然纹理、质地和颜色。这种自然的做法通常是无污染的，正体现了生态设计思想。禅宗告诉我们众生平等，那么即使那些被认为是卑微的材料，我们也可以用来做设计。美国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新设计了一种绿色办公室，全部采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材料。地板用栓树栎树皮做成，栓皮剥落后可以再生。一部分房间的地板用竹子压制而成，竹子生长的极快，砍掉后就可以再长出。办公室柜采用粉碎后的葵花籽壳制成，门用麦秸压制而成，明亮、高雅。
3 禅宗文化与城市生态人文景观
禅宗与造景，中唐时期，随着禅宗美学的兴起，人们将审美主体 的内心体验、直觉感情等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使之得以深化，并把禅宗思想融入中国园林的创作中，从而将园林的“ 画境”升华到“意境”。从禅宗的观点看来，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为园林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空间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打破了小自然与大自然的根本界限。“ 芥子是心，须弥是万卷。纳之于心，何所不可”造园讲究以小见大，咫尺山林。山水画家能在两度空间里用笔墨渲染皴擦“ 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里之峻”，古代造园家在三度空间中，以土石营造出“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 神与物游，思与境谐”所表达出来的空间意识是有节奏的、和谐的境界。“园林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以咫尺面积创无限空间”。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象余地越大，因而少能够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种美正是禅的枯涩中蕴含生机的美，受到人们的喜爱。
禅需要用心去体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破除表象而见到本心；造园同样也是需要去体悟的，要有思想内涵，因而设计中要讲究含蓄美，讲究意境。例如唐代的王维能以诗意入画，又能以画表现诗意，造园体现诗情画意，却又表现出空寂的意境。王维宇摩诘，其名、宇均来源于《维摩经》，其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乌，时鸥春涧中。”徐增在《说唐解详解》中谓：“空诸所有，即是山空。月出惊山鸟，此时不识不知，
色空具泯”。“不识不知”即《维摩经》中“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的内心体悟境界。王维设计的“辋川别业”有山、岭、岗、坞、湖、溪、泉、滩以及茂密的植被，以天然风景取胜。王伟有诗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则是大片竹林环绕的一座建筑物。可见王维的诗、画与造园都有空寂悠远的禅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社会越来越需要有思想、有品位的环境景观设计，禅宗思想的借鉴和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社会是个多元文化冲突、碰撞、融合的社会，人们往往浮躁，设计往往急于求成，而禅宗宁静的思想，对大自然的感澈之情，或许可以将一种平和的感觉引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承受巨大压力和无数外界分心之事困扰的心灵有所放松。
参考文献：
［1］ 邓毅.城市生态公园规划设计办法［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所谓对立，即人类的主观需求和有目的活动，同环境的客观属性和发展规律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人类必须认识环境，必须遵循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从事生产和活动，不然，就必然会遭到环境的报复和惩罚，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就会随之发生。
所谓统一，即人类以环境为载体，总是在一定的环境空间存在，人类的活动总是同其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人类既是环境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人类的活动不可能无止境地向环境索取，也不可能永远不加限制地在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当人类的行为遭到环境的报复而影响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时，人类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所能允许的范围。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就是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当人类刚从动物分化出来，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已处于初级的状态。早期的人类已懂得猎取食物、取火、制衣、穴居，在各种环境中进行着生存竞争。然而，因其活动能力有限，只能以生活活动和自己的生理代谢过程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时，人类同环境之间的矛盾尚不突出，人们的努力目标仅是适应环境、利用环境，而很少有意识地改变环境。
随着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使用的工具也日益改善，人类开始懂得改变环境，学会了农耕、养殖、穿衣、住房，人口得以大量的增加，特别是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将大片的荒山、草地辟为良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又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保证。然而，在其发展的背后，与环境的矛盾却显得突出起来。由于不节制地毁林垦荒，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草原的毁灭招致荒漠的扩张，不合理的引水灌溉又造成土壤盐化的形成。这些矛盾的激化，曾使繁荣一时的巴比伦文明古国变为一片沙荒，也使玛雅人经受不住干旱、洪水、风沙的侵袭，而不得不丢弃自己亲手创造的文明，离开了故乡，……这就是早期的环境问题。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引起警觉，并未认识到这是环境的报复。当时，人类生产力尚不发达，对环境的破坏尚不明显，环境问题尚未达到危及人类生存的地步，故人类仍是我行我素。到了现代工业时代，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人类的数量、生活范围和规模等已是今非昔比，“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人类在对环境进行改造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日益加剧。与此同时，环境的结构组成、物质循环的方式和强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环境问题随之明朗起来，现代工业使大量埋藏在地下的矿产资源被开采出来，投入环境之中，并随着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又把废气、废水、废渣排放出来，其中许多废弃物难以处理、同化，使之对人体及生物造成难以忍受的危害。随着这些有害废弃物的不断累加，造成了环境质量的逐步恶化，使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现代工业还带来了人口问题、城市化问题，农业现代化也派生出来许多方面的环境问题。可见，人类在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之时，也同样给环境带来消极的副作用，从1934年美国的“黑风暴”到我国年代内蒙古的“人造荒漠”；从60年代的伦敦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以至当今世界性的人口的剧增、森林锐减、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无一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这些都是人类与环境对立关系的具体体现。
当然，有对立，必有统一。从古人类的被动适应，到现代人的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使之能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不体现出人与环境的统一关系。人类从树栖到穴居，从穴居到屋居，从采集自然食物到发展农耕、畜牧等，这些都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过程，应该说，这也是人与环境的统一过程。随着危及人类生存的现代环境问题的出现，人类开始反省自己，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诸如封山、造林、种草、建立自然保护区、重视对资源的控制开发和对环境的治理等等，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更能适应环境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改造着环境，创造出更能适应人类生存发展、又与环境协调的空间，以达到统一关系的最高境界，例如：英国的“雾都改观”、美国的“死河复活”、日本的“花园工厂”、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带和700多处自然保护区等等，都说明了人类活动与环境关系的统一和改善。
值得庆幸的是，保护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今世界人类的共识。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同年确定6月5日为“世界环境日”；1976年以来，针对大气臭氧层空洞问题，曾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探讨解决的办法，联合国也通过了2000年前停止使用“氯氟烃”的决议；1992年联合国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各国首脑参加的“环境与发展”会议。这些对策，可以说是促进人类社会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对立走向统一的新举措。
必须看到，人类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始终贯穿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对环境资源需求的增长，这个关系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着，要解决人类同环境对立的矛盾，一方面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实现人与环境的高度的协调。因此，理顺下列几个关系非常必要：
①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即人类当前的行为或目标要与整体的长远利益和命运相一致，人类的各种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必须有利于生存环境，并获得最大的效益；
②人类的活动能够源源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得物质和能量，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长久利益，能够健康地幸福地生存下去；
③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相互补偿的良性关系，达到协调系统各要素的有机结合，互成一体；
④人类文化必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必须促进人对自然界利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一、人体健康与化学元素的关系
人体中含有大量的化学元素。在这些元素中，除碳、氢、氧、氮能形成各种体内的有机物质以外，其他元素都各以一定的化学形态和结构形成各种生物配合体、功能蛋白质、酶等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或作为组成人体结构的材料。或作为血氧运输的载体、或作为酶的激活剂、或作为体液中电解质平衡的调节剂，或作为人体细胞间的信息传递的通讯员，这些元素协同作用，共同完成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
但是，由于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并没有形成对 现代 社会 环境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元素的生态适应机制，环境中有些元素对于人体是必需的，有些是非必需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人体中任何一种化学元素超过一定的标准都会成为对人体的有害元素。例如，铁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具有造血、组成血红蛋白、传递 电子 和氧，维持器官功能的作用，但人体摄人过量的铁，就会损伤胰腺和性腺，甚至引起心衰、糖尿病和肝硬化。氟也是人体的必需元素，氟对防龋齿、促进牙的生长有积极作用，氟还参与人体内各种氧化还原反应和钙、磷代谢。但是，过量的氟会引起氟斑牙、氟骨症和骨质增生。WWw.133229.coM其他很多元素也如此。
现代人与古代人人体中的微量元素的变化是由环境污染而造成的。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发展和对地球资源的开发利用，现代环境中的很多元素大大超过了古代环境。因此，现代人人体中各微量元素的含量水平也大大超过了古代人.
现代人体内大多数元素的含量高于古代人，而其中许多元素对人体的健康构成危害。它们在人体中有隐藏毒性，当高于某一阈值时，人体便发生中毒，甚至死亡。例如，铜的过量摄人曾导致了轰动世界的日本富山痛痛病，患者长期食用含铜量很高的米，全身 自然 骨折达72处之多，呼天叫地，痛不欲生。铅也是一个潜在的危害， 目前 它的主要来源是汽油中的防爆剂——四乙基铅。在汽油 时代 开始以前，古代罗马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铅了。古罗马人用铅制成贮存糖浆和果酒的容器，贵族妇女痴醉于铅做的化妆品。有的 历史 学家认为，铅中毒引起的死胎、自然流产和不孕症是罗马帝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从而导致古罗马最终衰亡的原因。随着铅的开采和汽油的使用，环境中的铅越来越多。铅中毒引起人体寿命缩短，情绪低沉、疲倦、贫血，甚至 影响 儿童的智力。 二、人体对污染物的富集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能得到的物质越多，“潘多拉魔盒”效应也越明显。据统计，已有96000种化学品进入了人类环境。这些化学品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环境 问题 。100年前，“滴滴涕”的发明者（瑞士人缀勒）由于发明了“滴滴涕”而获得诺贝尔奖，而现在许多国家因其对环境和人体造成危害，已将“滴滴涕”列为禁用品。
科学 家发现，人体对环境中某些元素具有惊人的富集效应。美国的科学家在长岛河口区做过这样的实验，大气中“滴滴涕”浓度很低，但经过食物链放大，进入人体的“滴滴涕”浓度可达大气“滴滴涕”浓度的 1000万倍以上：大气“滴滴涕”（富集1.3万倍）浮游生物（富集14.3万倍）小鱼（富集57.2万倍）大鱼（富集85.8万倍）水鸟（富集1000万倍）人体。
现代科学证明，人体对有毒物质的富集放大是惊人的。世界上有名的公害事件，包括日本水侯县受汞毒害的水俟病，富山县的痛痛病及农药的污染， 研究 表明， 工业 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长达10－30年，为已知的最易在体内蓄积的有毒物质。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污染主要产生的肾脏病变，表现为肾小管吸收功能降低，尿中低分子蛋白含量增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都是由于食物链和生物富集放大的结果。著名物 理学 家牛顿在1692年由于患严重的失眠、消化不良、健忘、忧虑及妄想等症状而与世长辞。100多年后，人们 分析 了这位大物理学家的头发样品，发现牛顿死于铅、砷、镉中毒。这些元素都是牛顿用金属做炼丹实验时，从“潘多拉魔盒”中跑出来的。牛顿当年万万不会想到，自己的身体吸收了他的炼丹元素，并因此而丧生。
三、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及危害
对人体健康有 影响 的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 工业 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水、废气、废渣，包括城市垃圾等。环境污染物影响人体健康的特点，一是影响范围大，因为所有的污染物都会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而流动，并且对所有的接触者都有影响；二是作用时间长，因为许多有毒物质在环境中及人体内的降解较慢。
环境污染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道和消化道，也可经皮肤和其他途径进入。气态污染物一般是经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由于呼吸道各个部位的结构不同，对污染物的吸收速率也不同。人体肺泡面积达90平方米，毒物由肺部吸收速度极快，仅次于静脉注射。进入肺泡的污染物直径一般不超过3μm，而直径大于10μm 的颗粒物质，大部分被粘附在呼吸道、气管和支气管粘膜上。水溶性较大的气态物质，如氯气、二氧化硫，往往被上呼吸道粘膜溶解而刺激上呼吸道，极少进入肺泡；而水溶性较小的气态毒物（如二氧化氮等），大部分能到达肺泡。污染物进入人体后，由血液输送到人体各组织。不同的有毒物质在人体各组织的分布状况不同。一般来说，重金属往往分布在人体的骨骼内，而“滴滴涕”等有机农药则往往分布在脂肪组织内。毒物长期隐藏在组织内，并能在组织内富集，造成机体的潜在危险。 除很少一部分水溶性强、相对分子质量极小的污染物可以原报排出体外，绝大部分都要经过某些酶的代谢或转化，从而改变其毒性，增强其水溶性而易于排泄。人体的肝、肾、胃肠等器官对污染物都有一定的生物转化作用。其中以肝脏最为重要。污染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氧化还原和水解，这一代谢过程主要与混合功能氧化酶系有关；第二步是结合反应，一般经过一步或两步反应，原属活性的有毒物质就可能转化为惰性物质而起解毒作用。但也有增大活性的现象，如农药1605在体内氧化为1600，其毒性更大。
各种污染物在体内经生物转化后，经肾、消化管和呼吸道排出体外，少量经汗液、乳汁、唾液等各种分泌液排出，也有的通过皮肤的新陈代谢到达毛发而离开机体。
人体除了通过上述蓄积、代谢和排泄三种方式来改变污染物的毒性外，机体还有一系列的适应和耐受机制，但机体的耐受是很有限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体就会出现中毒症状，甚至死亡。影响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剂量、作用时间、反应条件和个体敏感性等。总的来说，不同的污染物对机体危害的临界浓度和临界时间都是不同的，只有当环境污染物在体内蓄积达到中毒阈值时，才会发生危害。
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往往造成急性危害、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当污染物在短期内大量侵入人体，常会造成急性危害。 历史 上的公害事件，都是急性危害的例子。当污染物长期以低浓度持续不断地进入人体，则会产生慢性危害和远期危害。例如，大气低浓度污染引起的慢性鼻炎、慢性咽炎，以及低剂量重金属铅引起的贫血、末梢神经炎、神经麻痹、幼儿脑受危害而引起 学习 和注意力涣散等智力障碍等。环境污染物对人体的远期危害主要是致癌、致畸、致突变作用。资料表明，人类癌症由病毒生物因素引起的不超过5％，由放射性物理因素引起的也在5％以下，由化学物质引起的约占90％。而致癌的化学物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环境污染物。例如，砷化物、石棉纤维、煤烟中的苯类、二氧化硫、农药等。如位于包钢北部偏西约20公里的沙德格苏木，许多牧民都患有腰背部及四肢关节疼痛，部分人出现骨骼变形，据包头医学院在该地区的调查，儿童牙齿斑釉率为97.63％，成人为89.57％，严重的氟污染不仅损害了沙德格百姓的健康，而且给当地的畜牧业带来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大队有万余头羊，后来只活了不过4000头，牧民们生活极端困苦，纷纷洒泪离乡，逃荒到达茂旗等地。对此，国家环保总局很重视，指派太原环境医学 研究 所去调查核实，结果情况基本属实。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任何一种哲学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西方环境哲学在其特定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具有民族的特定性，并不适合于我国的具体实践，从而构建属于中华民族的环境哲学有其深刻的必要性。此外，西方生态危机肆意蔓延，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束手无策，面对这样的先天不足与后天无法弥补的理论困境，环境哲学中国化有其强烈的迫切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同我国传统文化是环境哲学最本源的、真实的故乡。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是极具可能性的尝试。
1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哲学以文化为其生长土壤，不谈及文化就无法深入的畅谈哲学。人文文化由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不同因素构成，所以人文文化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并不是本民族的文化在其他民族同样可以得到认可。哲学可以说是文化的精髓，而文化是哲学存在的根基，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一切民族的或者说是超越民族的一般的、普遍的哲学。文化所具有的特殊的民族性必然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哲学同样具有民族性。西方哲学根植于西方文化，是西方民族自己特有的哲学，不能称为其他民族所普遍适用的哲学。文化展现着民族的魅力与气质，若民族丢失了其特有的文化，就像是人丢失了魂魄。任何外来文化与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基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与观念，取外来文化和哲学的精华为己而用，这并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取代和遗忘。
我们现在所说的环境哲学大多指的是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由于这样的环境哲学从属于西方文化，并不是普遍适用于其他各民族的具有一般性的环境哲学。因此要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仅靠翻译和引进未加以本土化研究的西方环境哲学是力所不及的。西方的环境哲学进入中国，要经过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主选择和在各方面、多角度的批判，从而找寻西方环境哲学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契合点，这样才能使西方的环境哲学彻底并真实的融入中华民族的土壤。否则，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照搬照抄，一方面难以为本民族所认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无法解决我国所实际面临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显得尤为必要。
2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迫切性
工业革命发韧于西方，而接踵而来的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也首先显现在西方，因而西方学者把环境以及生态问题当作社会的主要问题，首创提出“环境哲学”的概念并努力构建了环境哲学的体系框架。西方学者不懈努力的研究成果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后代人的生存都具有不可泯灭的意义。然而这样的环境哲学以西方文化为依托，无法跳出西方的思维的方式，具有先天的、无法解决的理论困境。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把人视为宇宙的主体和最高存在，把自然视为属人的自然，这无疑是对自然的否定。而非人类中心论的提出虽然可与人类中心论相对抗，但二者不是用自然取代了人，便是用人取代自然。非人类中心论将自然的地位提升到一个至高的位置，不承认人的实践性甚至是主体性。这两种“中心论”的提出，本来就是天人统一关系的最大否定。因此，对于人同宇宙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的逻辑与哲学思维束手无策。
传统伦理学将权利与义务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简单的用权利与义务来解说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更难以说服众人。人类社会伦理关系中的双方共处于同样的主体地位。若用这样的伦理关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得出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自然作为客体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错误结论。因此，主客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的哲学框架对于天人关系无法给出恰当准确的回答，更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实际环境问题，这是西方环境哲学的先天不足，也是西方环境哲学的理论困境。面对这样的理论困境和我国环境所遭受的巨大破坏，急需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环境哲学中国化变得十分迫切。
3 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
西方现代哲学以主客二分的思想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与依据，使人与自然原有的统一关系被无情割裂。西方环境哲学虽然发出了对西方哲学的反抗，但是这样的反抗只是一种内部的反抗，因为二者运用着相同的思维模式，生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以及后续也无法解决和突破的理论困境。若要解决西方环境哲学遭遇的困境，就不得不在全新的文化背景中去找寻全新的理论。尽管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从未明确使用过环境哲学这一概念，但其对与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的探究本身就是有关环境的哲学，并且对于西方环境哲学具有本真和始源的意义。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才是环境哲学本源的、真实的故乡。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最高境界可以定义为“和”文化，它对处理人际关系及天人关系都给出了理论上的方式方法，不仅为西方环境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支撑点，同时也使得环境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海德格尔作为西方著名哲学家曾经渴望完全摒弃传统的西方哲学，进而开创一种把生态以及人类未来作为重点的全新哲学，这就要求摒弃西方思维模式，因此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肆意蔓延的生态危机，依附于西方文化的西方环境哲学束手无策。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把希望寄托于中国，认为中国基于其传统文化可以创造一种中国化的环境哲学。传统“和”文化阴阳之道的宇宙观、和同之辨的方法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中庸之德的道德观以及天人合一的价值观为构建颠覆西方思维模式的环境哲学和环境哲学中国化的尝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使得环境哲学中国化成为可能。
摘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仅要依靠经济与法律的手段，还必须依靠伦理道德的积极作用，本文从环境伦理的基本概述入手，探讨环境伦理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对环境法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导向作用，为环境法的发展与环境问题的解决进行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环境法;环境伦理;价值
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使得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自环境法产生以来，人们越发感觉到传统法律在面对环境问题时的无法发挥最大作用。环境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在对原有的法律机制进行修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公共政策等学科领域，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古老的命题：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本文将从环境法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层面进行理论探讨。
一、环境伦理概述
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予以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污染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已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地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①
目前，越来越多的环境法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人类应该把协调人与人关系上伦理道德规范推展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动担当起人对自然的义务，把爱护自然作为自己应尽的道德责任。“目前流行的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的道德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层次调整个人与集体或社会的关系，第三层次调整人与自然或人与环境的关系。”②第三层次的道德，人们称之为环境道德或环境伦理道德。环境伦理道德属于上层建筑，它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物质动因，它来源于人们对以往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的深刻反思，来源于对现存的环境资源问题的觉醒和担忧，来源于对人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区域性的认识和感受③。
基于不同的认识和感受，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环境伦理理念，包括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等思想，这些思想各有利弊，在不同历史阶段构成了环境法的内在价值理念。
二、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环境法价值理念是环境法的灵魂，对环境法价值的不同趋向决定了人类在环境利用中的不同侧重。在不同历史阶段，构建环境法内在的环境伦理价值理念是不同的。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随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也引起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局部地区的严重环境污染导致了“公害”病和重大公害事件的出现。严重的自然环境破坏和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使得人类开始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因此，人们还未能形成整体的环境科学观，也未能对人类在人与环境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比如1921年《关于油漆中使用白铅的公约》的立法目的仅限于保护工人的健康，而没有涉及到白铅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问题。此时人类在环境法价值的追求中倾向于效率，对环境与人类之间的协调关系及人类代内、代际的公平关系缺乏认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环境立法的各种价值理念追求中占优势地位。
1.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含义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自然界只具有“为我”的工具价值，而不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认为人类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可以无限制地改造和开发大自然，同时否定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义务。
2.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忽视生态规律的思潮，正如来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所指出的，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的思想根源”。④从而造成了人类利己本位主义、科学万能论等消极思想的泛滥。因此，传统的人类中主义思想受到了广泛的批驳与否定。
（二）二战以后至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前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已变得十分严重，环境问题俨然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人类生命健康生命甚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至此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开始进一步探讨生态规律以及环境公害的产生与防治等问题。严重的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开始重视生态环境对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作用，开始关注对环境的保护。这一阶段环境法追求的主流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正在形成中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
1.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
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规律与环境存载能力的有限性，肯定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必要性，抛弃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导致的集团利己本位主义、代际利己主义、科学万能论等非科学的观念。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保证所有人的基本人权，保证所有的人都能过一种尊严的生活。
2.对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评价
这种思想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类在开发和利用环境的过程中有尊重自然的义务，但是，这种尊重的义务在一些方面是很不够的，比如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或水体质量，或恢复已经荒漠化的土地，或保护、挽救濒临灭绝的动植物问题，该种理论不能提供很好的伦理学理论支撑。
（三）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至1992年巴西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前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生态平衡的观念已经开始为世界各国接受。在环境法律法规中，通过环境法的规定来追求生态平衡或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一阶段环境法追求的主流价值理念可以概括为比较成熟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过，动物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一些国家的环境立法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我国1982年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海洋环境及其资源，防止污染损害，保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海洋事业的发展，特制定本法”。
1.动物权利论
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人物是汤姆•里根，其认为，动物也是权利的拥有者，我们不能仅仅把动物当做工具来看待。一些动物权利论学者认为享有权利的界限以有无知觉为限，因此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值得人类予以尊重的天赋价值，这种价值赋予了动物不遭受和不应遭受痛苦的权利。按照这种观点，由于动物没有能力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不能理所当然把动物作为人类利用的资源，反而要从道德上关心动物。
但是，动物权利论者没有对“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恰当关系”给予明确的回答，只关心动物的生存状况，忽略了动物之外的自然因素的道德关怀，因此很多学者对动物权利和动物解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2.生物中心主义
生物中心主义主要包含“敬畏生命”和“尊重大自然”两个方面的理论，代表人物分别是阿尔伯特•施韦泽和保罗•泰勒。
1923年施韦泽在其《文化与伦理》一书中具体阐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他认为“所有生命都有内在价值，值得我们敬畏和尊重。生命不是中立的，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宇宙间的存在。生命本身即善，它激起尊重并渴望尊重”。⑤
保罗•泰勒于1986年所著的书《尊重自然》进行了有关生物中心伦理方面最完全的在哲学上的论证。其认为所有生命皆具有道德身份，在固有价值意义上我们对其负有责任。在书中其论证了为什么要敬畏自然。尊重大自然的伦理学者认为人类应该抛弃人比其他物种更优越的观点，树立物种平等的观念。
尊重自然观是对敬畏生命观的发展，然而不管是敬畏生命观和还是尊重自然观都注重个体的生命，都是对个体生物的强调，也面临很多学者的质疑。
（四）1992年巴西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环境法中的环境伦理思想
1987年，前挪威首相格罗?H?布伦特兰夫人在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会议召开之后，《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国际性文件中所阐述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随后许多国家在新制定或修订的环境法中都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例如，日本在1993年11月公布的《环境基本法》规定：“现代以及未来的人类享受健全而又富饶的环境恩泽的同时，必须采善地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环境，直至将来”。这一阶段环境立法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保护动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物整体主义，但主流是生物中心主义。
其中，生态整体主义历史悠久，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和一”，古希腊的“万物是一”、“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都是生态整体观念的雏形。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都从人与自然的系统性思维出发，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使生态整体观系统化而成为“生态整体主义”。生态整体主义认为单纯尊重自己和其它的生命体人类还必须尊重生命体赖以生存的非生命体，把人类、其它生命个体和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机和无机环境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不同思想、不同派别代表了人类环境道德的不同境界，他们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每一种思想都有优缺，都在人类历史中不同程度的指导我们认识自然，并影响环境立法。我们要做的是通过不同派别的理论整合，建立一种开放统一的，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道德目标的环境伦理。现阶段，中外许多学者将相关研究转向了东方传统文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万物平等”思想、“道法自然”思想等成为研究的热点，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体系，弥补传统环境伦理思想的各项不足，为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和保护环境进行新的理论探索，能够有效促进环境立法的完善和发展。
结 语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理解衍生出了不同的环境理论思想，从而影响各个时期的环境立法。近年来，许多国外学者将环境伦理的相关研究转向了东方传统文化思想，这些探索和研究与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共同促进了环境法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为环境立法的完善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理论指导。（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31）
参考文献
［1］ 李爱年.环境法的伦理审视［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3.
［2］ (法国)施韦泽.敬畏生命［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3］ （美国）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
［4］ （美国）戴斯• 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明译.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导论(第三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注解
① 杨通进：《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1期，第6页。
② 蔡守秋著：《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 蔡守秋著：《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④ W•斯著，岳长龄译：《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⑤ （美国）戴斯•贾丁斯著，林官明、杨爱明译：《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导论》(第三版) ［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下接第254页)
预期相差很远，就会困惑、失望，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败。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习俗。要学会观察异国文化，善于和本国文化对比，才能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意识。障碍二：刻板印象，尽管我们没有和某一种文化接触，但是我们可能对它已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例如：认为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格，美国人随便，日本人工作努力等等。这种现象使我们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种文化，失去应有的敏感，我们应该去除这种想法。障碍三：民族中心主义，按照本族文化的观念好标准去理解和衡量他族文化的一切。我们因该克服障碍，完成跨文化交际。
再次，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综合素养，因此，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就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得到质的提高。交际者要在认真了解、掌握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以异国文化心理观看待异族文化，承认世界的大同性。同时，积极地参与到中西方文化实际交流中，建立相互间的信任感。
价值观是文化和交际的核心，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以期最大限度的突破本土文化的限制，深入了解异文化，拓展内在的文化心理空间，重视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这样才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注释：
［1］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第165页
［2］ 冯霞 《中西方传统价值观比较研究》，载《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下接第259页)
［3］ 王丽萍：
［4］ Craig，W．M．(1998)．The relationship among bully，victimization，depression，anxiety，and 8ggl~sion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erences，24:123-130
张文新.学校中的欺负问题及其干预［J］.教育科学研究，2005（1）：20-24.
论文摘要：中国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创立于2O世纪7O年代，在8O年代传人我国，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西方环境伦理的重要范畴也相应地成为我国环境伦理中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界“对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比较重视，几乎是全面接受，相反对美国的环境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讨论和介绍的却很少”。但是，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国内的环境伦理学界在移植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重建，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伦理学——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既涵盖了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又包括完整的环境正义观。
西方环境伦理学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对立的派别，它们都具有关注自然的倾向。2O世纪7O年代以来，随着正义运动的兴起，对环境正义的研究也变得日益显著，西方环境伦理学逐渐从对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研究，转向了对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主要以正义为主题)的关注。
1、自然中心主义
围绕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人类是否对自然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tL，主义(非人类中tL，主义)争论不休，但自然中心主义借助民众觉醒的环保意识而占据了优势地位，成为直至7O年代为止的主流环境伦理主张。
自然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视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排除在人的伦理视野之外，从而导致了对自然的掠夺，并引发了生态危机。所以，必须承认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和权利，承担起对自然万物的道德责任。然而，由于依据的核心概念不同，自然中心主义内部也出现了众多派别。辛格的动物解放论、雷根的动物权利论以及史怀泽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论”都以传统的西方道德理论(如功利主义、目的论等)作为原点，将传统人际伦理中的“内在价值”、“权利”等范畴直接移植、延伸到动物和所有的生命身上，得出了关爱动物乃至所有生命个体的结论，因而属于个体主义阵营。与此相对，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和纳斯的“深生态学”则力图摆脱传统的束缚，以生态学为基础赋予整个生态系统以内在价值，强调关爱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以生态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甚至要求人类为了自然放弃发展，所以，属于整体主义阵营。虽然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点不同，但它们共同致力于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力图拓展人类道德关怀的范围，因而带有鲜明的激进主义色彩。
不可否认，西方的自然中心主义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人类为走出生态危机、生存困境的积极努力，在全球都有广泛的价值意义。但必须看到，自然中心主义并非是一种普适的伦理，它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针对西方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此，自然中心主义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抽象论证遮蔽了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地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地区在环境利益上的差别，“对‘反增长哲学’的欣赏表明他们根本无视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以至使环境伦理可能陷入‘伦理的不伦理性’困境”。所以，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框架是无法给出答案的，而需要在人类社会关系内部探求合理的解答。
2、环境正义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自然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社会正义秩序首先要解决代内正义的问题。这意味着现实生存着的当代人必须谨慎考虑正义的扩展性，当代人之间应当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公平分配。具体而言，代内正义表现为国内环境正义和国际环境正义两个层面。国内环境正义关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区域间在环境利益、责任分配上的公正性。因发达国家较早地遭遇了生态危机，国内环境正义问题首先在发达国家表现出来：富人的居住区和工作环境通常都是很环保的，而重污染工业企业一般都坐落或毗邻穷人和少数民族的生活区，穷人和少数民族承受着不合理的环境负担。但后来弱势群体的抗议以及西方一些学者们的披露，迫使西方国家在法律的制定和环保机制的建立方面作出改善和调整，因而国内环境正义问题并未引发持续的理论纷争。然而，在国际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的成因及责任划分上争执不休。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和浪费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要求发达国家为生态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侵害做出补偿。但是，发达国家不仅利用有毒废物输出、不平等贸易等手段将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从而转嫁生态危机，而且还指责发展中国家过多的人口导致了生态危机，他们才是受害者。翻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网。实际上，环境正义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正义，而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全人类的正义。如果不能突破民族和国家的域限，人类只能因战争而毁灭，没有“共同的未来”。
代际正义也是环境正义关注的重点，它强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环境利益和责任上的公正分配。虽然一些学者因未来人的不在场和不确定性否认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但主流观点认为，我们的理性能够超越现在把握未来，能够预知未来人的利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将使人类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罗尔斯的“正义的储存原则”为解决代际正义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视角。他主张在人类的各代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储存率，每一世代都按其进行财富的传递。虽然这只是单向的恩惠，当代人不可能从遥远的后代人那里得到回报，但是，如果每一代都能贯彻正义储存原则，从历史过程来看，就实现了人类整体在代际间的公正。罗尔斯的正义储存原则涉及的是经济财富的代际传递，但可以把资源与环境的代际传递加入进来，这样就可以作为代际环境正义的原则，指导人类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环境正义不仅仅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还从性别和社会制度的视角揭示了环境正义的内涵。生态女性主义将环境退化与对女人的压迫联系起来，将环境正义归结为男女正义，认为解放自然必须解放女性。生态社会主义则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公正的生态社会。
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因为，人与自然血肉相连，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中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译介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批判地采纳了西方自然中心主义派别中的整体主义阵营之整体主义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思想，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与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社会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考察，建构了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
中国学界的主流声音强调，“我们不赞成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也不赞成以自然为中心的自然主义。如果硬要说以什么为中心，或者，人类行为以什么为尺度，那么，要在它的更高层次，即‘人一自然’系统这一层次，也就是说，以‘人一自然’系统为中心。这一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全，它的和谐发展共同进化(‘双赢’)是人类行为的最终尺度”。因为，生态学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由人、生物群落和自然环境所组成的有机统一体，有机体以及有机体中的所有存在物(包括人)都有内在目的，因而，不仅仅人，自然万物都有内在价值和权利。所以，生态伦理学要求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利益关系：“①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关系；②现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关系；③人类与自然界的利益关系。它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表示人类行为中对全人类公共利益的关心，以及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因而这是环境整体主义的道德哲学，它把世界看作有机统一整体，当代世界是‘经济一社会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有学者认为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主张放弃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自然中心主义预设了一个理想的自然，并一味地要求人去消极地适应，这不仅仅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冲突的一面，而且把人降低为生物，一笔勾销了人的社会性本质。实际上，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作为地球上最智慧和唯一具有道德能力的物种，作为主体的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和控制，我们将“在确立正确的自然价值观的基础上，转变人对自然的对策，调节人对自然的作用机制，加强人对自然作用的科学管理，实施对自然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科学的多价值管理……既不是以损害根本自然价值的方式实现文化价值，也不是以减少文化价值的方式保护自然价值”，而是“既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又维护生物圈的健全、稳定和整体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同进化”。所以，与西方自然中心主义不同，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不是仅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而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去思考问题，相信人类能够赞天地之化育，能够成己成物。这是整体主义的和谐发展论。
人不仅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人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也存在矛盾。“处理这两类矛盾的关键是承认自然价值，因为它的根本问题是‘公平’，即公平地分配自然价值的问题”同3170也就是说，“在自然价值的分配上，要求既兼顾当代人之间的利益、当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又兼顾人与自然的利益，既保障社会安全，又保障生态安全。在此，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西方学者强调的社会领域内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iustice)，我们还关注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生态正义(ecologicaliustice)。因为，“环境正义的主张过分强调了人与人的环境关系中的经济政治维度，而忽视了生命共同体中非人类生命对生存环境的客观需要，看不到生态正义的实现对环境正义的实现是同一过程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因此它对非人类生命物种的健康生存的生态正义没有足够的重视和关心。是故其环境正义观也是一种片面的环境正义观，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环境正义观。完整的环境正义观不仅包括对人的环境正义，同时也包括对非人类生命的生态正义”。
在环境正义的原则上，中国学界对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比较重视，并对其进行了修正。中国学者要求发达国家、强势群体承认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平等的环境权利，要求发达国家承认发展，尤其是反贫困对发展中国家的优先性。同时，还要求在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和环境受益者付费原则，在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实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付费原则和受益于资源消费付费原则，以使作为受益方的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对作为受害方的发展中国家、弱势群体作出补偿。在解决生态正义问题上，佘正荣先生提出了“作为共生的正义”的原则：“作为共生的生态正义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存利益的调解，首先应该是种际层次的，而不是人类个体对非人类个体层次上的……共生的正义就是要允许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哒就要求我们做自然的道德人，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对西方的环境伦理进行了扬弃。采纳了自然中心主义、环境正义的一些主要范畴以及将环境伦理建立在生态学基础上的致思理路等，但得出了与西方环境伦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意味着西方环境伦理在中国发生了转型。为什么诞生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环境伦理能够在中国转型?
【论文摘要】30多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为主要标志的环境保护思想体系。“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础，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了一个以这几个方面互为补充面向未来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
30多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可以简称为“六论”，指引着中国环保事业的不断发展。所谓“六论”即发展论、国策论、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生态文明论。
一、发展论
发展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途径。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华民族具有特别强烈的发展愿望，因为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和未来生存挑战都极大地强化着全社会的发展意识。发展，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键任务，要发展就不能不重视环境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同志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同志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们的思想，一贯之地反映了执政党把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环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就是发展与代价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和发展方式问题。当前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问题仍很突出，需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约
束性条件，实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二、国策论
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就把环境保护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国策。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定将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战略高度上确定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1997年，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都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
三、避免论
力避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1984年到1988年，是我国环保工作实现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他说：“如果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以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多次强调，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总理在2006年3月回答记者提问时再次坚定地表示：中国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给子孙后代留一片青山绿水。无论从资源供给能力与发展成本、国际环境约束，还是从污染现状和趋势、公众健康和建设和谐社会看，中国都没有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这条发展经济的资本和条件，也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路子。
四、统筹论
2002年十六大报告把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写入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早在1996年就斩钉截铁地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1997年中共中央把每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召开的“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更名为“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使环境保护的地位空前提高。1999年又改称为“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此时，中央高层已将人口、资源、环境三者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来统筹考虑了。2005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经济增长要建立在提高人口素质、高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污染、注重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党和国家已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作为一项重大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和原则固定下来的标志。
五、全面参与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在国际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联合国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同美国、日本、加拿大等40多个国际机构和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交流。2006年6月发表的《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2005）》白皮书显示，中国已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50多项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并积极履行这些条约规定的义务。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中的大国，国家整体上仍没完成工业化，经济建设面临的环境、资源、人口增长以及能源的压力巨大，节能减排任务异常艰巨，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因素。为此，中国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环境责任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相一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来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参与原则，以积极和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在环境保护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有效缓解了环境问题方面的国际压力，从而树立起了在全球环境保护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六、生态文明论
生态文明既包括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也涉及协调人与自然关系、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当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时，我国将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将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就是说，生态文明已经上升为执政党的治国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把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社会价值基础，把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全面解决环境与发展矛盾冲突的总战略。生态文明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以“六论”为标志的这个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思想体系中，“发展论”是指导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思想，因为作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靠发展来解决环境问题。“国策论”是国家对中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定位，“避免论”、“统筹论”、“全面参与论”是“国策论”的扩展。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面对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代价付出过大的问题，就今后中国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作为指导思想，标志着国家对“发展论”和“国策论”认识的深化，“生态文明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提供了理论基础。“六论”以“发展论”为核心，以“国策论”为基本，以“生态文明论”为未来导向，形成一个互为补充面向未来的指导中国环境保护的思想体系框架。有这个思想体系做指导，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才有保障。
改革开放30多年，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已经日益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在中国特色环保思想指引下，全民环境意识已经显著增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环境形势仍然异常严峻，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仍没有得到全面遏制，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更好协调，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局面还有待改观。总
之，中国特色环境保护的思想和道路仍需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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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该文针对当前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环境史渊源问题、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近一个时期，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各项建设工程蓬勃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协调共进也得到举国上下政界、企业界及科技、学术等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重视，并倾力进行调查、研究，以寻求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完善保护与治理的最佳途径和方略，以促使中国早日建成小康社会。最近中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构想，实际上也包含要更加注重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这样一个大的发展形势下，中国史学界也更加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并聚焦于对历史上环境与社会间互动关系及其影响之探析，这无疑是既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之举。为了对促进当前环境史研究工作尽绵薄之力，笔者谨对几个有关问题陈述刍荛之见。
一关于中国环境史的渊源问题
任何学科的渊源问题，都是其学术发展史上的严肃而又重大的课题，中国环境史是如何萌生、发展的，自亦不能例外。近见北京大学历史系包茂宏教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一文的一条注释中论到：“环境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是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大致上在1990年代传人中国。”接着又写道：“在此之前，中国已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内容。”应该指出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中包括环境史研究内容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而关于中国的环境史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传人的论断却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前述第一个论点就为辩驳他的第二个论点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中国历史地理学史展示，由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沿革地理学与古典历史地理学的长期发展与积累，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一批史学家与地学家受现代科技知识与学术思想的影响，面对强邻虎视、国事危殆的局势，遂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即在上述沿革地理和古典历史地理等传统学科基础上，创立并形成了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学科。他们一方面以新的学术观点，继续深化沿革地理学研究，另方面对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也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探究，在历史时期气候、物候、地貌、土壤、植被、动物、河流与湖泊变迁方面都推出了一批颇有深度的成果。如：竺可桢在《国风)1932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朱炳海译)；《禹贡)1934年第2期登载的蒙文通讲，王树民记录的《古代河域气候有如今江域说》等。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时也孕育并催生了中国环境史研究。
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62年初，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明确论定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该文总结了此前有关历史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建立起了颇为完整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与此同时，谭其骧院士与史念海、陈桥驿教授等一批老、中、青学者，也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做出了建树。特别是谭其骧院士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大册与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汇总定稿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先后出版，既体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整体实力，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已趋于成熟。而在历史自然地理多个分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也对史学界关注环境史的学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从一些主要研究农史、林史、水利史的专家也开始注重相应的环境变迁问题研究上可得到印证。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上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学的激发。
二关于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关系十分密切，但二者仍有明显的差别，是属性与研究内容都有一定区别的两门学科。因而我对伊懋可(markelvin)教授所论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从原则上讲，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唯一的区分就是由不同的学术文化产生的界限”的观点难以认同。且不说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被学界公认为分属地理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门类，也不说迄今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说两门学科间有些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有共通之处，但因学科属性使然，彼此在研究的切入点与落脚点上均有所不同。概略地说，环境史是为解读历史提供新思维，…历史地理学则是为研究地理环境提供新视角。如再略加引申，则可认为，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将人为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营力，与自然要素自身变化规律结合起来，探明人类历史时期自然环境之变化历程及其复合型的演变规律。而环境史，按笔者目前的认识则是以人类历史时期环境变化作为对照物，着重探讨经由人为活动造成的环境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因而二者间区别是明显的。当然上述状况使这两门学科都具有警世资政的积极社会效应，互补互济的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三关于环境史理论建设问题
这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比较而言，历史地理学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起步早，已进行了相当的研讨。自侯仁之院士《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发表后，实际上已确定了人地关系说在历史地理学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近一段时间，笔者也不揣浅薄，做了一些探讨。1992年应本科之母校中山大学庆祝自然地理专业创办40周年征文所需，撰写了《论历史自然地理在当前地理学学科体系改造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在该文中提出了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新概念。并作了如下阐释：“人类历史时期之‘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活动与不断变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一个双向制约体系。当然，参加到这一体系中来的，不论是人类社会活动方面的，还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都有众多的要素，彼此交织，交相感应，形成一个复杂的本系。”
当然这一阐释还是很初步的。1994年，为参加陕西师范大学与美国北依阿华大学联合在西安举行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笔者在提交会议的论文《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是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点——以中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工作为例》中，就当今全球普遍面对的“环境与发展”难题，依据前述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拟定了一个环境与发展人地关系系统诸因素相互制约影响之模型图。见下图：
对上列模型，笔者论述了各因素间彼此相互影响制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着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主导作用。
2003年l2月，笔者为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孙中山思想国际研究中心、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西部大开发与环境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西部大开发中的生态环境制约作用与应对方略》一文中，笔者也为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推进工作，依人地关系是一“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对人为活动方面设计出多元复合模型图(见图2)。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只有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与重建置于基础地位，在国家西部开发战略与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科技、教育事业的支撑下，合理利用本地区自然与历史人文资源及加入wto后开放的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充分考虑民族因素的影响，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机制，进行生态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旅游业、服务业等)优选，并促其快速发展，才能顺利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以上仅是两个用以具体说明人地关系是一个在人为活动主导作用下“多元复合双向制约体系”的理论观点近年来有所深化并获得应用的实例。其内容本身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然而其理论思想与方法确有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正如一些环境史学家所阐明的，“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也当是人地关系理论。所以环境史学家在研讨与创建学科理论体系时，也可以人地关系理作基础，根据不同国家与区域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深入分析与具体判定人和地两方面的相关要素，也可对相应的各要素影响、制约模型，再逐一展开研究。这样，很可能会得到可说明具体地区具体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实质状况的观点，从而充分达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笔者认为，这或许是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理论建设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四关于环境史与环境志关系问题
在我国传统治史工作中，自司马迁在《史记》中撰成“八书”，班固在《汉书》中设十志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志因其具有更大的警世资政作用而一直受到重视。除了历代正史中有志外，在我国还涌现出大批地方志，不仅留存了大量史料，也直接丰富与推动了史学研究与纂著工作。因而治史离不了修志。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在国家于新世纪启动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清史》的纂修工作中，经总主编戴逸教授的倡议，在其典志部分设置了“生态环境”，单独作为一卷，与其他34志并立。这无疑是我国史学典志编撰工作继《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后在撰写体例与撰史思想上的一大创新。该志纂修工作自2004年夏季作为第二批委托项目，确定由笔者主持，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兰勇教授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史帅博士三人共同承担这一任务。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我们除愈加认清撰写该志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外，也深感难度甚大。幸有清史典志组几位负责专家的指导、督促与支持以及许多相关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我们继完成立项论证报告后，又五易其稿，改定了撰写大纲，拟订了编纂凡例，写出了近1万字的试写稿。现在继续迎难而上，遵循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学之人地关系理论，充分吸取当代生态科学的理念与成果，从人类活动(即社会经济领域中一些主要的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上层建筑中有关政策、制度)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人手，既注意有关生态环境之静态状况，更注重生态环境获得改善或导致恶化等动态变化，据实进行记述。以述明清代之生态环境主要特征及其变迁，并从中揭示其与清代经济社会发展及相关政策、制度间的关系。
【关键词】环境伦理；环境法；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20世纪人类环境伦理观念的最大进步之一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形成。它是人类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在自然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并形成的。从20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开始渗透到法律领域之中，对现代法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从环境法的伦理透视出发，围绕人类中心主义下的环境法和生态中心主义下的环境法，就近代环境法伦理嬗变的伦理基础及相关的法律制度的体现作初步的探讨。
一、环境法的伦理透视――法与伦理的关联耦合
道德与法的关系是法理学领域恒久不变，常谈常新的问题。作为两种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确定的划定的。在原始社会，这二者的界线就曾被混淆得一塌糊涂。”某些社会规范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的二重性并不意味着所有道德规范都能够转化为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对法律优劣的评价仅仅是从法律规范的实施是否有助于道德追求目标的实现。环境法学较之其他部门法学，有自身的特点，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理应理解成为环境法学的目标之一，只有在这一目标良好实现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利用、开发、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秩序才获得了保障。
二、环境伦理的变迁与环境法
环境伦理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试图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类这一物种扩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因而根据其所确定的到的关怀的范围来确定环境伦理思想的流派，似乎更能体现环境伦理学的特色。根据这一标准，西方的环境伦理学被区分为四个流派：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面对进入20世纪后人类与自然的尖锐矛盾，环境思想大致沿着两条路径进展。一是，坚持人类对自然环境主导地位形形的人类中心主义。二是主张人与自然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
目前，环境伦理观不可能全面取代传统法律的价值观，但是环境的科学观和价值观已经为环境立法奠定了一个充实的理论基础，需要现代的环境立法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对这种新型的人类――环境关系予以进一步体现和确认。因此从法的目的出发，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法律观的关系方面，环境立法的目的除了为保护人类的健康而保护环境外，还应当率先瞄准为了世代间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保护人类对环境的享受权和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的。就法的基本理念而言，人类利益仍然应当在现行法律理念中占统治地位，只不过必须以环境伦理的价值观对传统法价值观存在的缺陷予以补充和完善。
三、环境法的伦理嬗变
环境伦理是当代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起点，许多环境法的理论研究都是以其为基础展开的。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
（一）环境法的伦理基础
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 ①。但是环境法是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产物，它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可能完全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应用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二）环境伦理观的法律化
环境法虽在其幼稚期难免要依赖环境伦理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哲理到法理的飞跃。环境伦理观的法律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看成是在环境法研究中引入法律伦理，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环境伦理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现
环境法是当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了人们在环境事务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在传统的法律中虽然也涉及了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内容，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不但在一般法律中有所规定，而且形成了独立的环境法律体系。环境法发展到今天，它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环境法还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还要受自然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制约和支配。这正是环境法治与环境伦理的结合点。
四、结语：环境法律的伦理审视
实际上，现代法哲学思想在当代伦理道德观发展的基础上也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以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法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为中心，法哲学家们结合当代社会对新的、具有全球或全社会性的问题而产生的新观念对关于法的目的即正义、权利等理念作出了新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有利于环境法学对环境立法及其目的论作出解释，使环境立法在目的论上一方面适应于法哲学思想的进步，另一方面又可以用新的环境伦理观对环境法的目的解释作出新的尝试。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伦理观念的嬗变已经从环境法的伦伦与实践开始不断对传统的法律产生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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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保；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270-01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大量的自然资源，要实现利润最大化就要将生态环境当成实现价值的物质前提，利用一切手段征服、剥削大自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产生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而且对人文环境也造成了严重的危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将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提高社会生产力。但是，大工业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以及对人及其社会的异化。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基本观点
在马克思主哲学理论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人在自然的发展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的思想，为我们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他们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对我们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具有直接的指导功能。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发展观、人学观和文明观中了解他们的生态保护思想。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价值
正如学者弗洛罗夫所言：“无论现在的生态环境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情况多么不同，马克思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的方法、他的解决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在今天让然是非常现实而有效的。”
1.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实践
生态环境保护关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从社会实际出发，把建设生态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真正走生态文明之路。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绿化祖国思想标志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探索与尝试；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探索与深化；以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的开拓与创新；以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2.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意义
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强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的可承受度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度统一起来，并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指向，指明了发展路径。
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对构建生态文明的实践价值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工业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它的发展陷入了困境，这就呼吁人们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良好发展的基础之上，使人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现实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比工业文明更加进步的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第一次从文明发展的高度论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国家的一项政治思想理念提出，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式开始。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坚持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向，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环境保护成效不断显现，污染防治能力大幅提升，环境监管机制不断创新，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日益显现，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但是我国目前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根据2009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一是水污染，全国地表水污染依然较为严重，湖泊(水库)营养化问题突出；二是近岸海域水质污染，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面积213208平方千米，三类为18834平方千米，四类、劣四类为47898平方千米；三是大气污染，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但部分城市污染较为严重；全国酸雨分布区域保持稳定，但酸雨污染较重；四是水土流失，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 37.2%。”如何解决这些生态问题，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提倡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也是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它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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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道进.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环境工程专业源于土木工程中的市政工程，作为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其发展目标是解决不断涌现的各种实际环境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已成为一门集自然、社会和技术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环境工程学科不仅研究水、气、固废、噪声等主要环境污染和公害的防治技术和措施，还研究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探讨废物资源化技术，以及对区域环境进行系统规划和科学管理，以获得最优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设置有环境工程专业的高校已超过300所。由于各高校的基础和重点学科存在明显差别，其环境工程专业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理工科类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都源于土木工程中的市政工程，其本科生培养方案注重于对学生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的培养。我校的资源环境学院准备新设环境工程专业，在环境工程的人才培养方案上不能照搬理工科类大学，一定要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并发挥现有优势，找准适合自己的立足点。
安排在第七学期末开始的毕业设计（论文）是环境工程专业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理论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和检验，也是保证本科教学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毕业设计（论文）辅导环节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实际问题和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2.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和研究观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传统；3.使学生在方案设计、材料调查与搜集、工程绘图、理论计算、实验研究、数据处理、外文阅读、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经济分析、工具书的使用、文字表达等基本技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鉴于毕业设计阶段对于本科生培养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就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设置安排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能为我校环境工程新专业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参考本文由收集整理的建议。
和理工科类院校不同，农业院校的环境类专业一般都源于土壤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其本科课程设置主要是帮助学生形成以土壤、农业化学和农业生态资源等专业的知识体系。因此，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安排上，也应与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所不同。从目前来看，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比较单一，重实验轻设计。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专业本科生毕业只有毕业论文可做，而无毕业设计的内容供学生选择。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一般建设较晚，在师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方面和工科院校相比都有一定差距。在工程设计及应用的教学、科研方面，农业院校环境类专业的基础显得更加薄弱。因此，目前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的师资力量尚难以开展对学生进行毕业工程设计的指导；同时，由于学生们受专业课程设置所限，他们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与工科学生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因此很多学生也不愿意选择他们感觉更为吃力的毕业设计工作。然而，目前环境工程本科生就业的去向主要还是与环保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等相关的公司和企业，而诸如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监测站等事业单位现在大多都呈人才饱和状态，可接受的本科毕业生非常有限。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工程设计能力方面的弱势，在就业时与工科院校同类专业的毕业生竞争时就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有必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加强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使他们能够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所需要的基本工程设计基础和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我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时面临的不利局面。
2.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未能充分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尚未充分体现农业院校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的优势。与工科院校相比，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专业的历史沿革、学科组成和行业特性上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为了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人才的竞争力，需要在毕业论文（设计）这一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上充分体现农业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照搬工科大学的方法，而应走有生态特色的办学之路，培养出可投身于农村环境污染防护的人才。农业院校一般都具有生物、生态学科的优势地位，毕业生相对于工科院校的学生具有更扎实的生态学知识。此外，当前环境工程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又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时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的工作。这样一来可以发挥农业院校学生生态学基础扎实、生态知识结构较全面的优势，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二来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并适应市场需要，为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特别是农村地区环境评价的单位输送可用人才。
3.毕业论文（设计）立题与实际联系还不够紧密，约束性题目难以调动学生的创新热情。由于教师设计的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未能全部追逐科技前沿或来自于实际的工程项目，部分题目陈旧甚至经年不变，摆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些旧知识旧问题，使得设计成果没有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这在一方面打击了某些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使得某些本来就对毕业设计（论文）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同学更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工作应付了事。
为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完成质量，进一步加强农业环境类专业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在毕业论文（设计）的设置和指导上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改进措施：
1.加入一些和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相关的设计类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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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大多是在给水排水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设计的内容上受给水排水专业的影响较大。在水污染控制方面主要为排水管网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农业院校如果照搬工科院校的设计内容，由于专业基础所限，无法与之进行有力的竞争。因此，应在设计内容上着眼于和农村地区和农业环境相关的工程。如目前农村受污染地下水的治理和农村污水的处理都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相关的工程也建设了不少。可以设定一些如农村小型给水站或分散性生活污水处理站的课题。在处理工艺选择上，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条件，一般应选择操作较简单且成本较低的常规处理工艺，这样更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比如用吸附工艺处理污染地下水，或用人工湿地处理畜禽类废水，都是可行的设计题目。学生经过这些设计工作的锻炼，将有助于他们在毕业后从事农村环保治理的相关工作，不仅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也可为农村环境的治理培养可用人才。为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学校在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上也要考虑有工程背景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同时可以通过帮助青年教师去设计类单位进行工程实践等措施，提高他们的工程素养和设计能力，从而达到辅导学生的要求。
2.在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体现资源与环境的紧密结合，设置适量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题目。工科院校的环境专业一般更侧重于各种污染治理技术工艺的开发与研究，对环境与资源的重视不足。农业院校则注重于从宏观侧面上分析环境与资源的关系，将自身对土壤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优势体现在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为进一步体现农业环境院校学生在这方面的特点，有必要在毕业设计时通过设置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课题来提高学生的相关能力。另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在当前对环境工程本科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其中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做工作设计不同，由于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学方面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和工科院校学生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某些方面他们做的比工科院校的学生要更加深入，相关的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为本科生毕业设计设置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价课题，不仅发挥了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环境评价方面的一些优势，也可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有效的帮助。当然，这同样也对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加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对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也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一个可取的方法是鼓励青年教师考取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注册工程师，通过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来保障本科生培养的质量。
3.将毕业论文与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或课题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环境工程专业由于本科就业的压力较大，相当一部分的学生选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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