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59:30
多多七岁的时候，爸爸给他买了一只小黄狗。星期天，多多把作业做完。他实在没人玩，就把录音机拿出来，把小狗的声音录了下来。然后按下播放键，结果放出来的却是一个男音：“你好，你叫多多吧，我叫尔尔。”多多吓了一跳，有点儿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他想：准是我的幻觉，狗怎么可以说人话？
多多伸手就要把录音机关了，不想小黄狗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多多，不要把它关了，你没有听错，这是一台神奇的机器。机器的主人是我。我可以和你说话和你玩呢？你不是孤单吗？”“是啊！爸爸妈妈都在忙他们大人的事，不喜欢陪我玩，小伙伴们被送去学这特长班那提高班，没时间跟我玩，要是这小黄狗能和我说话和我玩不也挺有趣的吗？”多多想，“现在我来试一下它看是不是真能听懂我说话？小黄狗，去把我的拖鞋拿过来。”多多的话刚落音，小黄狗竟真的跑到门口把多多的拖鞋叼过来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太好了！多多愉快极了。我有玩伴咯！
“多多，”爸爸过来了“你在和谁说话？又在自言自语？不是有小黄狗吗？”爸爸看到了那台录音机，皱了皱眉头，说：“不要玩这台坏录音机，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完爸爸就要把录音机收起来。
录音机把爸爸的声音录了下来，小狗听了一会儿，又“汪汪”的叫。录音机飞快的播放：“多多爸，我是尔尔，是你儿子的小黄狗。”“噢，原来小黄狗也有名字叫尔尔呀！”多多想。“爸爸，不要把录音机拿走，他能和我玩，是我的好朋友。求你不要把他带走。”多多乞求道。
多多爸愣了愣，说：“我不相信他是只会说人话的小狗。你要让我相信，必须要有证据！”
尔尔急了：“不是我会说人话，是这台录音机，它会说人话，也会说‘狗话’，它还会翻译！你要是不信我可以帮你把门关上。”毫无疑问小黄狗真的把门关上了。
多多爸暂时相信了。他想要是能让人知道这件事，他和多多、尔尔和录音机会一夜成名。多多爸对他们说：“我们把这件事告诉全世界怎样？”
尔尔着急的说：“多多爸，不行呀！世界上有好人，也有心眼坏的人。他们说不定想什么办法把录音机偷走，干什么坏事呢？”
录音机开口说话了：“各位，你们不可以把这件事传出去，你们如果传出去了，我就会失灵变成普通的录音机了。”多多爸只好作罢。从此多多和尔尔通过录音机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星期天早晨，我打开书包准备作抄写词语的作业，但是我找来找去语文书就是找不着。明天就要把作业交给老师了，这可怎么办呢？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
这时我突然想到向同学包林键借语文书，可是他这时候肯定有事情，我不是打扰他了吗经过一番思想的斗争，最终拿起了电话机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喂，是包林键吗？”“是潘浩啊！”“包林键你可不可以把语文书借我一下？”我说道这句话的时候觉得非常沉重，想他一定不会借给我，单想不到他说：“行，今天下午两点钟到‘秋月小区’大门口，我在那儿等你。”我万分激动说：“谢谢！”
很快到下午了，可我一直在看书，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到了两点十五分时，我着才发现时间超过了。顿时惊慌失措，打开门一直向“秋月小区”飞奔。天已经下雨了，细西的小雨打在我的眼镜上，经过10分钟将近两点半我才到那里，我想他已经走了。正当我刚要离去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靠着门柱一手抱住头，一手把书揣在怀里，左看看右瞧瞧。“包林键！”我兴奋的大叫，他回过头说：“快点做作业。”
这时我已经感动的说不出话来。
五年级:南毛汛
关键词：儿童文学 动物形象 类型 演变
翻开儿童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处没有动物活跃的身影。从古希腊寓言、古印度寓言，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童话），再到文人创作的童话、寓言、儿童故事、儿童小说，其中都有大量的动物形象。纵观这些动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其类型上的演变线索：最早出现的是将物性与人性联系起来的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到近现代，又出现了摆脱人性的非拟人化的动物形象。这两类动物形象的出现有明显的先后顺序，反映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变化。它们产生后又共同存在和发展于儿童文学作品之中，在儿童的阅读审美活动中各有优势，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儿童文学中动物形象的拟人化
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就是把动物当作人来写，使动物具有人性。所谓“人性”，即善良、忠诚、纯洁、胆小、贪婪、凶猛、狡猾、阴险等人类所具有的品性，所谓“物性”，即动物的外貌、生活习性。人类根据动物与人类的亲疏远近、利害关系，根据动物的外貌、生活习性和“性情”，十分自然地把物性与人性联系起来，就创造出了拟人化的动物形象。
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可以分为人性与物性一致的动物形象和人性与物性不一致的动物形象。
人性与物性一致的动物形象，是人类根据动物和人的利害关系，按照自己对动物的观察和喜好，把动物分为好的和坏的，凶残的和善良的，狡诈的和老实的，美丽的和丑陋的，等等，然后赋予动物与其物性相一致的性格，如把好的人性拟附于“好”的动物，把坏的人性拟附于“坏”的动物。虎、狼在过去都是猛兽，并且对人类的生命构成威胁，所以常常被拟人化为凶狠、霸道的“坏”形象，而鹿、羊等被捕食的动物则被塑造为善良、被欺压的“好”形象。例如：伊索寓言《农夫和蛇》中的蛇，克雷洛夫寓言《狼和小羊》中的狼和小羊，格林童话《小红帽》中的狼，《孩子和鳄鱼》中的鳄鱼（[塞内加尔]戴奥普），等。经过长期的拟人化后，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中，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动物形象类型，如蛇是阴险可怕的，狼是凶残贪婪的，狐狸是狡诈谄媚的，等等。虽然这种拟人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但是“坏”动物形象在读者，尤其是儿童读者的心目中会形成对某些动物的偏见。
物性与人性不一致的动物形象，是指违反人们对动物的一般看法，赋予动物与其物性不一致的性格，如赋予坏动物以“好”品性，或赋予好动物以“坏”品性，塑造出机智大胆的母羊和愚蠢胆小的狮子（[印度] 安纳德 《狮子和山羊》），充满爱心、真心待人的小狼（黄一辉《小儿郎，小儿狼》），帮鸟妈妈照顾鸟宝宝的大灰狼（[美]戴维斯《大灰狼阿洛伊修斯与丢失的肉冻》）等形象。这些动物形象一是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弱者对强者的反抗，讽刺和揭露统治者和现实中的丑恶现象，二是打破了长期以来从人的利益出发，以人的好恶来看待动物的做法，把人和动物都仅仅看作是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生命，宣扬人和动物是应该并且可以和谐相处的。
二、儿童文学中动物形象拟人化的演变
拟人化动物形象，反映出较早时期人类与动物十分密切的关系。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驯养了多种动物作为家畜、家禽，而野外则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野生动物，它们有些是人的猎物，给人类带来食物、兽皮等，有些则十分凶猛危险，会危及人类生命；有的长得十分美丽可爱，有的则长得十分丑陋可怕（这种判别的根据主要是这种动物对人类是有利还是有害）。总之，在古代，人与动物的关系远比近代和现代紧密，加上早期人类万物有灵的自然观，所以特别容易将人性拟附于动物，塑造出许多拟人化动物形象。这在寓言和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童话）中十分典型。这类动物形象以其“原始”的思维特点，特别适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受到儿童读者（听众）的欢迎，它们对儿童的社会化起着重要作用。在还没有文字的漫长年代里，儿童就通过听故事的方式接触文学作品，从那些鲜活的动物形象身上学到生活的经验教训，学到社会的道德准则，受到真善美的启迪和熏陶。各种民间故事和各民族的寓言也因此成为特别受到儿童喜爱的文学作品。
非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就是把动物当作动物来写，塑造的不是人化的动物，描写的是动物本身的生活。
从18—19世纪至今，人与自然的矛盾越突出，人与自然也越隔膜，人与动物的接触更少了。当人们面对越来越恶化的生态，当人们以现代生态理论来重新审视人和自然、人和动物的关系时，生态平衡、动物解放、人和动物应该和谐相处、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等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非拟人化的动物形象。非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开始摆脱“人性”，动物直接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这类作品客观地讲述动物的故事，目的是使读者通过故事了解动物，向他们展示自然之美，生命之美，激起儿童热爱自然，珍重生命，保护生态的意识。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西顿的作品，他的动物故事《狼王洛波》、《野马飞毛腿》、《阿诺》等早已脍炙人口。在其动物故事中，动物形象不再是人类社会中各种形象的影子，作家力图给读者展示动物自己的生活。当然这些作品中也有人，但已退到一个见闻者和讲述者的地位。随着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这种“求真”的趋势越来越强，特别是大量记录动物生活的影视作品，更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我们展现了动物的真实生活和大自然的奇妙。例如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熊的故事》。这是一部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的奇特的电影，讲述了两只熊在森林中的惊险经历，电影完全是写实主义风格，没有任何旁白，而是凭着绝佳的跟踪拍摄与剪辑，构成一个关于熊的完美故事。两只熊在其中像两位一言不发、毫不做作的演员。人类在其中出现，但完全是配角，他们只是熊的生活的一个闯入者。影片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界其它生命要和谐相处的深刻主题。
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和非拟人化的动物形象，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主要出现在寓言、童话、动物小说中；塑造拟人化动物形象的目的是表现人；他们是“人化的动物”，有和人一样的言行举止，能开口说话，在既有人的形象，又有动物形象的寓言和童话中，动物能和人交流；在塑造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时，一般不对动物进行外貌和生活习性的描写。非拟人化的动物形象主要出现在动物故事中；塑造非拟人化动物形象的目的是表现动物；它们不具有人的性格，不能开口说话，不能与人交流；在塑造拟人化的动物形象时，要对动物形象进行外面和生活习性的描写，尽量展现动物的真实生活。
一、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目前，档案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参与者，在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议程，协助档案局制发文件
目前各地档案局都已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视野，积极制发文件，为实际工作指引方向、提供指南。江苏省是我国首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的省份，在其草案审议后，江苏省档案局迅速下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收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市档案主管部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料进行全面归档，并提供利用。
2、积极配合申报部门主动开展服务，提供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鉴定工作需要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作为佐证，毫无疑问档案馆的丰富馆藏可以提供充分的凭证。在武汉市申报《木兰传说》的过程中，档案馆查阅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黄陂县志》及相关全宗的档案资料及图片，并辅助制作完成了30余万字的申报文本、25分钟电视专题片和300余幅照片，为申报提供了强有力的史料保障。
3、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收集工作进行指导，确保档案的齐全完整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过程中，会形成大量的文献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立档是必须的工作，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必须全面反映项目在保护、传承过程中的真实面貌，材料必须分类有序、字迹清晰、保存持久，对此档案部门应给予有力指导。北京市崇文区档案馆就安排专人，查看档案保管条件及文件的收集整理情况，并指导各类载体文件材料的管理。
4、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活动，征集相关档案文献
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活动，全面掌握保护工作的现状，是档案馆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青岛市档案局(馆)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主动与市政协领导沟通，派人随同参与调研活动，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情况，随时收集活动中产生的各类材料，协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与立档。
5、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提供展阅、编辑成册
北京市档案馆提出“北京将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库”，北京市海淀区档案馆举办的“华彩海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集萃”展，不但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民间文化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宣传了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了民众的认识。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建成并开通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开通第一网，已着手编辑《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照片图鉴、画册以及代表作品系列丛书。
以上说明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档案馆在参与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档案部门的业务经费不充足，在民间档案征集比较困难；档案人员对非物质文化缺乏深入了解，研究力量薄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能准确鉴定；档案馆领导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没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很少安排专职工作人员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这些都牵制了保护工作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规定档案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权利与职责范围，各地档案馆的保护工作多数还处于自发状态。一套完整的保护体系与机制亟待开发，进而保证档案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二、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独特地位
温家宝总理在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时曾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性，物质性就是文象，非物质性就是文脉”、“无文象无体，无文脉无魂”@。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没有物质形态，但有物质载体，这些物质载体包括了文字、声音、影像资料等，与档案馆馆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化可借鉴档案工作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物质化保护是遗产学界公认的重要保护手段，物质化的过程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化，并为其建立档案。档案馆在收集资料、建立档案方面有非常成熟的方法、完备的工作体系，档案工作人员深知保护的本质与重要性，在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材料时，必然能够从科学全面的角度来搜寻与挖掘；另外档案工作人员长期与各种载体材料打交道，了解它们的优缺点，这样在建档过程中可以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为后人留下可看可用的珍贵遗产。
2、口述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补充
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俗文化等是由传承人的口传身授得以代代相传的，传承人以其超人的才智与灵性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齐全的状况，传承人的口述档案就成了重要的来源。档案馆有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和现代化的专业技术和设备，通过采访笔录，形成文字记录、绘图制图、录音录像等材料，可以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3、档案馆固有的工作领域与社会联系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方便
档案馆的工作覆盖社会工作的各个方面，波及各个地区与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十分完备的工作体系和广泛的社会联系，构成了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独特资源，是任何别的部门无法替代；而且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专业与独到的见解。
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建立离不开档案馆的直接参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立档更是缺少不了档案部门的参与。“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收集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
在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通常会形成大量介绍项目基本情况的申报材料与记录申报过程的材料，如新闻报道和各种宣传活动中形成的文件资料。这些材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与进一步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档案馆应积极主动介入，将第一手材料收集保管，并建立项目档案。为了保证档案的齐全与完整，档案馆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一是通过档案局制发文件，要求相关单位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传承和申报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的积累与整理，并规范收集范围、进馆时间等具体要求；二是各级档案馆工作人员，要有计划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接收进馆；三是发动社会力量，将民间散存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档案文献征集进馆。
2、全面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传承人档案
档案馆可以组织专门的人员队伍，如一些资深的老馆员，以丰富的阅历与独到的见解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进行地毯式搜索，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收集、记录、分类和编目。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不仅可以了解一个地区的主要遗产类别，还可以挖掘很多隐没在民间的文艺传承人，从而为他们建立起传承人档案。继2007年在黄山举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后，我国各省市都相继确认了一批传承人名录。档案部门应抓住时机，录制传承人的口述资料。已有很多档案工作者开始了口述档案的记录之路，他们走街串巷，踏遍乡野，不漏地区、不漏种类地访谈老艺人，记录他们的作品与实物，既抢救了一批批濒危的技艺，也让老艺人们安了心。
3、研究馆藏档案、资料，为申遗工作服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成功申报，需要大量的材料证明此项遗产的传统性，档案馆的丰富馆藏不可或缺。因为正是这些丰富的馆藏说明了此项遗产的历史渊源、流变与传承。因此，档案馆可以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对本地区民间文化的熟悉度，对本地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档案进行挖掘、分析、整理，将其提供给申报机构。例如安徽省安庆市档案馆的特色库藏有相当完备的黄梅戏档案，有老一辈艺术家的照片声像档案，也有黄梅戏的一些经典曲谱剧照，以及在黄梅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类资料。正因为有这些充分的材料佐证，安庆市才得以战胜湖北省的黄梅县(黄梅戏的发源地)成功申遗。
4、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一个文化永远没有力量来激活，自己也没有力量不断创新的话，就会走向盛极而衰的地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如此，仅仅将这些物质化的档案保存下去，只会让它失去延续的命脉，成为一堆死物；只有传承与发展才是最好的保护方式，这需要政府的大力宣传与教育。档案馆可以组织专门的研究和开发队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层次加工和创作，整理出版文字记录、图片资料和视频信息，开放展厅提供展览，使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彩。同时，开放的档案也有利于民俗学者的研究，这样引入学术同行的力量，对普及关于非物质文化的理论知识，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也是不无裨益的。
关键词：乔治・奥威尔 《动物庄园》 文学创作观
一.乔治・奥威尔与其创作背景
乔治奥威尔在其短暂47年人生创作了一系列优秀文学作品，以《动物庄园》《1984》最为出名。他出生在印度，从小就见识到在英国统治下艰难生活的殖民地人民，对于印度人民身处水深火热的境况产生深深同情。年轻时他过了四年流浪生活，与社会底层人民有深刻接触，他认识到特权阶级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但是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又促成他思想的一个大转变。“1936一1937年间发生的西班牙战争和其他事件改变了我的态度而且自那之后我明白了我的立场。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的文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反对集权主义。”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更直接促使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思考人类该往何去这一命题。此时，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社会主义受人追捧，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又让人看不到方向。于是，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庄园》应运而生。
二.《动物庄园》的文学思想―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1946年，在《动物庄园》出版并大受好评的情况下，奥威尔应邀写了《我为什么写作》这篇文章。他把写作的动机分为四种：纯粹的自我主义；审美热情；历史的冲动；政治的目的。”而写作这篇小说无疑是政治与艺术完美结合的典范。
书中，按照老上校的乌托邦主义观点，动物们人的统治，建立动物庄园。建立象征平等的七诫：“凡是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凡是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任何动物不得穿衣服；任何动物不得睡在床上；任何动物不得饮酒；任何动物不得杀害别的动物；所有动物一律平等。”②而乌托邦主义是理想主义社会理论的一种表达，乌托邦一词本意是乌有之乡。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于一理想的国家，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
《动物庄园》中待动物们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乌托邦之际，反乌托邦局面随之浮出水面。反乌托邦综上所述，社会是若干秩序的一个复杂组合体，和个人的欲望是呈对立面存在，经过历史的证明，乌托邦的社会模式是前人犯下的一个失误。反乌托邦概念由此应运而生。
书中，拿破仑利用盟友狗集团将与他共同管理的猪斯诺鲍赶下了台，驱逐出动物庄园。又血腥的把曾经拥护鲍的动物全部杀害。待处决所引起恐惧消退后，有的动物想起来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想起来第六诫规定“任何动物不得杀害别的动物”，而如今已在后面加上无故两个字，任何动物不得无故杀害别的动物。这就给拿破仑的暴力行径找了开脱的理由，使得处死跟鲍一伙的动物的理由显得充分。拿破仑一步步成为伟大“领袖”，建立独裁统治和个人崇拜。而作为领导阶层猪的地位由于拿破仑地位的提高也慢慢优于其他动物。它们开始睡在原来主人的床上，穿主人的衣服，吃鸡蛋，饮美酒，学着两条腿走路。为方便享受特权，他们将七诫中“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加成“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写在墙上的七诫被一条条改变与破坏掉。最终，七诫变为了一诫。
三.乔治・奥威尔的语言风格
毫无疑问，作家的语言风格是其文学创作观一个重要的部分。思想是内容，语言风格是形式。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构成一个作家的特色。奥威尔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动物庄园》语言浅显易懂，而又富于幽默。这也映证了他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对语言风格的追求：（l）永远不要用书刊中已经习见了的那些明喻、暗喻以及其他各种比喻；（2）在能用短词的地方，决不要用长词；（3）凡是能删掉的词一律删掉；（4）能用主动句的地方决不用被动句；（5）凡是能用日常英语表达意思的时候，决不用外国词语，科学术语或职业行话。③他主张用意义选择词汇，他认为最不济之事莫过于让意义屈服于词汇。
四.结语
《动物庄园》是一部伟大的批判性政治寓言小说，它预言了世界政治发展趋势。集中体现了乔治奥威尔的文学创作思想。其语言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尤其为之称秒处在于以动物隐喻人类，把残酷的人类政治环境置换到一个动物庄园的背景下，不仅缓冲减轻了政治敏感性，提高了小说的易接受性，使叙述平添许多幽默与趣味，也更好的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 释
①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 Gangrel杂志.1946
②摘自乔治奥威尔著，孙仲旭译.《动物庄园》.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P21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动物研究的论文、专著等各种研究成果迅猛增加，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热潮。仅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就有60种相关书籍出版，其中2012年出版了3本直接由“动物研究”命名的专著。与此同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都创办了动物研究的专门学术组织，比如美国的“动物研究学会”（InstituteforCriticalAnimalStudies）和“动物与社会研究学会”（AnimalsandSocietyInstitute），英国的“动物研究网”（BritishAnimalStudiesNetwork），澳大利亚的“动物研究组织”（AustralianAnimalStudiesGroup）以及新西兰的“人与动物研究中心”（NewZealandCenterforAnimal-HumanStudies）。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都开设了人文学科领域的动物研究课程，而哈佛大学、纽约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等老牌名校也不甘落后，于近两年纷纷加入这一队伍，使得全美现有超过100门本科以上的相关课程。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等还设有人文学科动物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
二、动物研究的特征及核心思想
动物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除了文学、文化、哲学、历史、伦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以外，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医学、生物学、动物学、法学等众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均在动物研究的理论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动物研究者对欧洲文明中关于人与动物的二元论思想普遍持批判态度，而他们在东方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以及非洲文明等古老文明中获得思想灵感，为建立新型人与动物的伦理关系寻求文化范式。同时，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从各自文化传统视角参与讨论，使得动物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文化间的对话与杂语。此外，虽然动物研究的核心是人与动物的关系，但它的辐射面非常广泛，涉及动物在人类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作为食物的动物、作为实验品的动物、作为宠物的动物、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动物园动物、水族馆动物、马戏团动物等。同时，动物与人的关系也体现在众多方面。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动物研究中心提供的长达139页的“动物研究参考书目”中，上千条文献被分为14大类，包括作为哲学及伦理学研究主题的动物、历史中的动物、作为象征符号和伴侣的动物、作为娱乐与景观的动物、科学、教育、医疗中的动物、文学和生态批评中的动物、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动物、宗教、神话、民俗中的动物等，足见动物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把作为文学批评理论的动物研究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动物的哲学、伦理学研究，也可称为动物伦理学（animalethics）；另一类是关于动物的文化再现批评研究，也可称为动物批评（zoocriticism/animalcriticism）。前者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动物，为动物的福利和权利进行论争，具有很强的论战性和行动主义特征，也为动物批评提供了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更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动物，包括作为文学意象和文化符号的动物，意在考察动物性及人性在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建构，追问动物在人类社会所处边缘地位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而揭示人类社会中各种压迫、剥削、暴政本质上的相互勾连，据此寻求解决阶级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物种歧视的文化出路。如上所述，动物研究的角度和方法纷繁复杂，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传达的思想也不尽相同。笔者经过认真比较、梳理、提炼，总结出如下3个方面，作为评介动物研究核心思想的切入点：
（1）伦理拓展主张；
（2）物种歧视主义批判；
（3）动物再现反思。
1．伦理拓展主张
所有主张动物福利的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把动物纳入人类的道德共同体，把传统的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准则延伸、拓展到种际关系。他们首先批判肇始于亚里士多德、由笛卡尔推向极端的人与动物的等级观和动物工具论，特别是笛卡尔提出的动物机械论和人/动物二元论。动物伦理主义者认为，动物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生命体，不是专为人类利益存在的资源和工具，不应被视为可由人任意宰割的低等生命。伦理学流派之间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动物的伦理身份，以及伦理范畴可以扩大的程度。这突出体现在3个流派：动物解放论（animalliberationethics）、动物权利论（animalrightsethics）和生物中心论（biocentriCEThics）。辛格所代表的动物解放论以17世纪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为理论基点。功利主义认为，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善，痛苦是一种内在的恶；凡带来快乐的就是道德的，凡带来痛苦的就是不道德的（杨通进，2007：94）。因此，在决定一个生命体是否有资格得到伦理关怀时，要考察的不是“他们会思考吗？也不是，他们会说话吗？而是，他们会感受痛苦吗？”（Bentham，2007：9）。功利主义哲学强调感受力（sentience），认为动物同人类一样，有感受苦乐的能力，因而应该享有和人同等的道德地位。以此为基础，辛格提出“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主张，认为我们应该把适用于人这一物种的平等原则扩展到其他物种身上，赋予动物以同等关怀。为避免误解，辛格特别强调“同等关怀”不同于“同等待遇”，比如，我们不需要赋予动物以选举权，因为这对于它们毫无意义；但是，当人类利益和动物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人类利益凌驾于动物利益之上，而应给予同等考虑（Singer，1995：2）。辛格认为，为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而屠宰大批动物或为确保人的安全健康进行动物活体实验都是不正当的，是严重的物种歧视主义，应该禁止。雷根是动物权利论的代表。他认为，从功利角度为动物的伦理地位进行辩护无法真正实现动物的解放；只有接受“动物拥有权利”这一观点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对动物的残害。他把伦理问题分为两个方面，即道德主体（moralagent，一译“道德人”）和道德病人（moralpatient，一译“道德顾客”）。道德主体是指具备各种复杂能力的个体，尤其包括自主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道德主体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一般来讲，正常的成年人是典型的道德主体。道德病人则不具备“令其能以对自己行为负有道德责任的方式控制自己行为的条件”（雷根，2009：128）。婴幼儿、精神错乱或智力障碍的人、动物都属于道德病人之列。他们没有能力判断自己行为的对错，也就不承担道德责任，但是他们是道德主体的行为的接受终端。这样，雷根就动摇了洛克、休谟、康德等人基于理性、自觉性、能动性等能力缺失而将动物排除在伦理范畴之外的传统伦理思想，解决了虽然一些动物与某些人群在智力水平上相当，却不能享有这些人享有的道德权利的伦理学难题。
雷根认为，道德病人和道德主体具有平等的固有价值（inherentvalue），都是生命主体（subjects-of-a-life）。因此，“从严格的正义角度看，我们应该平等地尊重拥有平等的固有价值的个体，不管他们是道德主体还是道德病人，（如果是道德病人）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雷根，2009：222）。雷根的动物权利主义和辛格的动物解放主义虽然在主张上有所不同，但二者都把伦理关怀停留在有感知力的动物范围内，而那些现代科学认为没有感知能力的软体动物、昆虫等低等生物则被排斥在伦理视域之外。保罗泰勒（PaulTaylor）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他继承了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思想（reverenceforlife），在《尊重大自然》（RespectforNature,1986）等书中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生物中心主义”。在他看来，所有的生命体，包括人与非人类动物、有感知力的和没有感知力的生命体，哺乳动物和昆虫以及单细胞原生动物，都是“生命的目的中心”（teleologicalcenteroflife），都指向一个目标：实现有机体的生长、发育、延续和繁殖。因此，所有生命体都是拥有自己的“善”的实体（entityhavingagoodofitsown），也就具有天赋价值（intrinsicvalue），是值得我们尊重的独立生命体。生物中心论还特别提出，人是地球生命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并不比其他生命体高贵；所有物种，包括人类在内，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的系统中的一部分；所有生命个体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善（DesJardins，2006：137—139；杨通进，2007：104—109）。这样一来，泰勒就突破了辛格与雷根的局限性，有效地打破了所有的物种界限，把伦理原则拓展到整个生物圈，实现了以尊重生命为原则的平等主张。而且，生物中心主义关于整体观、联系观的论述也使得动物伦理学与深层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整体主义等环境伦理学理论产生了交集，成为当代生态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者不满于辛格等男性作家过度强调动物伦理的客观、理性本质，把道德与情感、态度、喜好等主观的、“感性”的成分剥离开来的做法。她们指出，这种重理性、轻感性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导致动物低劣地位的传统思维逻辑的翻版，暴露了男性批评家们意识深处的歧视倾向。与此相对抗，她们强调同情与关爱在动物解放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关爱伦理”（ethicofcare）。
玛丽米奇里在《动物之所以然》中指出，人类天生具有顾及他人感受的特殊能力，同情心与好奇心是一种人类所具备的幼态延续（neotany），而且这种同情心和好奇心会突破种际界限，延展至人类世界之外，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和无生命的岩石、沙粒。这意味着，关心其他物种是人类保留并付诸实践的一种重要本能，而不是后天养成的（Midgley，1983：119—120）。这一论断说明伦理拓展不仅合理、必要，而且可能。琼瑟芬多纳文则挖掘出西方哲学中包括休谟、亚当斯密、叔本华在内的不以理性、而以感受与同情为基础的伦理传统，指出情感在道德体系建构中必不可少。人对动物的同情心是一种深刻的、基本的性情，只是在强烈的社会规约面前才受到压抑、隐蔽。屠宰场和动物实验室里所进行的一切之所以要远离公众视线恰恰表明人们对这些残酷行为的不安与负罪心理（Donovan，2011：284）。她认为，“同情先于公正”，“道德由同情而生”，我们对动物怀有的同情心使得它们成为我们道德大家庭的一员成为可能（Donovan，2011：285—286）。从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到生物中心主义，再到关爱伦理，关于动物伦理的论争不断拓展伦理关怀的范畴，检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揭露人们习焉不察的残忍行为、虚妄态度和不公正的价值观念，对西方伦理传统表现出惊人的颠覆性。同时，动物伦理也为文学及文化领域的动物批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2．物种歧视主义
批判动物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为其他伦理拓展主义思潮，譬如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少数族裔研究、性别研究、儿童研究等，提供了一个交流、对话、融合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物种歧视主义的批判。物种歧视主义（speciesism）一词由英国动物解放主义者理查德里德（RichardRyder）在1971年首创，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对该词加以进一步阐释、推广，使之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词汇。物种歧视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物种基于本物种利益的考虑对其他物种持有的偏见或歧视，以及由此导致的虐待和暴行。在动物研究语境下，物种歧视主义特指人类对其他动物物种的歧视和压迫。众多学者发现，物种歧视是隐藏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背后的深层思想根源。在人类社会中，压迫者为自己的暴行惯用的辩护往往是：被压迫者是没有进化完全的人类，或者说他们更加接近动物，因此不值得同等的道德关怀。比如，支持奴隶制的人认为非洲黑人是没有完全进化的人，因此可以“像猴子一样”占有或买卖他们。在《可怕的对比》（DreadedComparison,1988）一书中，玛卓丽斯皮格尔（MarjorieSpiegel）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对比了黑奴和动物在实验室、拍卖场、囚笼、压货车等场景下触目惊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种族歧视和物种歧视在道德逻辑和表现方式上惊人的一致性。同样，认为女人是二等公民的人也认为女人“没有灵魂，就像鹅没有灵魂一样”（Simons，2002：129）。当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女权辩护》时，剑桥大学知名哲学教授托马斯泰勒对该书的嘲讽就依据这样的逻辑：如果女人也要求享有权利的话，有朝一日我们也得赋予动物权利了（转引自Singer，1995：1）。
二战中，德国纳粹也是在种族优越论的旗帜下对犹太人进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他们重新定义了“生命之链”，让雅利安民族高高在上，而把犹太人与耗子、跳蚤归为一类，使得600万犹太人惨死于集中营（Kete，2002：30）。由此不难看出，一旦权力一方把被压迫群体与动物联系起来，他们的压迫与掠夺便似乎变得合情合理了。西方文化长期以来对物种歧视的默许和纵容使得压迫者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歧视、虐待黑人、原住民、穷人、妇女、儿童、残疾人。不消除物种歧视主义，人类社会内部也就很难达成真正的平等共存。因此，辛格说“动物的解放也是人类的解放”是毫不夸张的。动物研究学者普遍认为，人类基于物种的差异而对非人类物种施加暴力、压迫、统治的行为是没有道德基础的。边沁早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1789）中就指出，如果一个人不能因为黑色的皮肤而遭受暴君的任意折磨，那么一个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也不应因为腿的数量、皮肤上的绒毛或脊骨终点的位置而遭受折磨（Bentham，2007：9）。雷根也于1979年写道：“就像黑人不是为白人、妇女不是为男人而存在的一样，动物也不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它们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生命和价值。一种不能体现这种真理的伦理学将是苍白无力的”（转引自杨通进，2007：69）。从逻辑起点上看，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具有同样的非正义性，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欺压，是对生命尊严的区别对待。人对动物的等级观念会导致人对不同于自己的群体的等级态度。“基于物种身份的道德划界潜藏着邪恶。它以最可怕的方式复制着基于身份的论调，这些论调使得对其他人类群体的歧视、不公、暴力、屠杀合法化”（Lynn，1998：288）。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真正的平等和谐，就必须改变人对动物的等级观念。正如国内学者王晓华所讲，“要走出现代主义自我反对的困境，就必须将解放的对象全称化，承认所有存在者的主体性”（王晓华，2007：243）。只有当人类能够尊重所有生命个体，实现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所有生命体的主体间际关系，真正的人类和平才会到来。
3．动物再现反思
英国学者斯蒂夫贝克在《描绘野兽——动物、身份及再现》（PicturingtheBeast:Animals,IdentityandRepresentation，1993）一书的序言中声明，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表意的动物”（signifyinganimals），即长久被视为“文化他者”的动物在建构人类身份过程中的重要象征意义，但是他同时声明，其研究的原动力是要去发现这些文化再现与现实中活着的动物所受待遇的关联（Baker，1993：x）。这一学术立场几乎代表了所有动物批评的研究模式。同动物伦理的学者、动物权利活动家一样，动物批评家们深切关注现实生活中动物的生存状况，不过他们寻求改变的途径是反思动物在文学及文化再现中的象征性、修辞性、表征性功能，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对活着的动物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观念中的动物在通俗文化中的象征性运用”（Baker，1993：25）。换言之，动物批评者一方面关注文学作品中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刻画，另一方面探究作为隐喻和修辞的动物意象背后的伦理、文化及政治蕴含。后结构主义理论为动物研究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方法论支持。德里达对二元对立体系的消解和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福柯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去中心化论断等都成为动物研究的重要理论参照。动物研究者普遍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人与动物二元对立的思想。但是他们认为，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关系并非天地使然，而是近代人文主义以及工业文明兴起的副产品。在早期人类社会，动物的作用不可或缺，甚至占有神圣的中心地位。即使在狩猎或祭祀过程中，人对动物也充满敬意，不会滥杀无辜。英国著名学者约翰伯格如此描述这一关系：它们“被驯服和崇拜，被养育和祭祀农夫喜爱他的家猪，也乐意腌制它的肉”（Berger，1980：5）。在伯格看来，这种态度看似矛盾，但体现了工业社会前人与动物直接、真实、亲密的关系。但是，自从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特别是笛卡尔把动物比喻成“没有灵魂的机器”之后，动物逐渐远离了人类体验，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变成了原材料。
“作为食物的动物像商品一样被加工”（Berger，1980：11）。人与动物的关系从原始时代亲密的情感关系转向压迫性、掠夺性的经济关系。动物被不断商品化、工具化、符号化；它们或者在自然界濒临灭绝，或者在动物园被陈列观赏，或者在屠宰场任人宰割，或者在实验室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牺牲品，或者是被当作肉、蛋、奶的生产机器、或者在家中作为宠物由主人以任意的方式（而不是按动物自身的需求）宠爱、虐待、抛弃。动物更多地出现在类似“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中、教科书和科普读物里，或者仅存留于我们的语言文字中，成为僵死的文化符号。作为现实世界活生生的个体，动物被不断边缘化，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伯格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动物总是被观察的对象它们是我们不断延伸的知识的目标，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是我们力量的标志，是将我们与其分离的标志。我们知道的越多，它们离我们越远”（Berger，1980：14）。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如同“女人”、“自然”等概念一样，“动物性”也是一个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人类在界定“人性”的过程中设置的必不可少的参照物。“人们使用动物是要明确区分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与自然界，特别是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Franklin，1999：12）；“动物是我们认识自身的工具，承载着以人类为中心的象征性投影”（Malamud，2003：4）；“‘人’是一个只有在差异中才有意义的范畴：那些所谓规定人性的内在品质——思想、语言、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通过动物才可理解：也就是说，它们需要动物来确立其意义”（Fudge，2002：10）。动物就像一面镜子，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方能知道“我是谁”。我们之“是”依赖于它们之“非”而产生意义：我们文明，它们野蛮；我们高级，它们低级；我们依理性行事，它们靠本能生存；我们有语言、懂情感，它们无言无语、无情无义。“人之于动物就好比天对地、灵魂对肉体、文化对自然”（KeithThomas，转引自Baker，1993：79）。为了映衬人作为“万物的灵长”、“万兽之尊”、“天之骄子”的高贵身份，动物的身份被降低、压抑、扭曲，成为那个没有灵魂的陌生他者。鲍德里亚的论断被多次引用：“动物是随着理性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才被降格到非人性的地位的”（Bleakly，2000：30，Malamud，2003：4）。贝克指出，西方文化中塑造的“幸运牛”（LuckyCow）、“可爱猫咪”（CuteCat）等刻板形象实际上是罗兰巴特所说的“自然化”过程，是扭曲动物形象的政治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的身份、中心地位以及优越性的幻象”（Baker，1993：29）。
也就是说，即使作为文化符号，动物也是人类为实现表意目的而进行掠夺的自然资源，它们自己的主体性被完全抹杀或者忽视。事实上，自达尔文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及人类经验表明，语言、思维、情感并非人类独有，很多动物也表现出惊人的相关能力。因此，人与动物的分界是一个单方面确立的边界，是人类为了统治、压迫其他动物所虚构的一条鸿沟，并非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很多伟大的文学家都曾在作品中质疑、消解、跨越、打破这一边界。人与兽之间的转变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段，而人性与动物性的流动与交换也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动物批评者关注到这一现象，深入研究了文学/文化再现中“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和“兽形化”（theriomorphism）以及人兽变形（transformation）等动物修辞手法。他们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将动物描述成具有人的特征（anthropomorphism），还是把人比喻成动物（theriomorphism），或者二者之间发生变形，实际上都暗示着同样的人类经验，那就是人性与动物性之间存在共性和流动性。这样一来，“何为人”便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后人类”（posthuman）、“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等新概念开始出现，生态视域下关于动物的研究与人文主义危机下关于人的研究在此交汇。可以说，动物研究中关于人的讨论有破有立，为自尼采以来饱受诟病的传统人文主义打开了历史性转变的突破口。在《诗性动物与动物灵魂》（PoeticAnimalsandAnimalSouls,2003）一书中，兰迪马拉穆德力图建立起文学中的动物美学。他指出，动物诗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动物在艺术中为何重要？动物的文化再现和真实的动物有何关联？艺术家与动物主体有何伦理关系和责任？关于动物的艺术如何成为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与动物互动关系的隐喻、试验场或微缩宇宙？他继而提出动物诗的5条生态美学原则：
（1）鼓励读者欣赏动物，但不伤害它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
（2）在动物自己的场域下欣赏它们，不以人类的需求为标准；
（3）进行动物教育，尽可能地帮助读者了解它们的生活、情感、本性；
（4）倡导对动物的尊重，并且不因为它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才尊重它们，而是因为它们自身；
（5）认识动物，对它们的知识不追求全面但尽量丰富。进一步概括以上思想，优秀的动物文学作品应具备这些特征，即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尊重动物的主体性，倡导人对动物无条件的了解和关爱，营建人与动物平等、和谐的主体间际关系。
三、结语
关键词： 小说《与狼共舞》 动物伦理 敬畏生命
一、引言
祛魅自然的现代文化范式消解了人与动物关系的和谐维度，造成人对动物单向度的功利主义态度，使地球上的动物生灵陷于被虐待、滥杀乃至种群灭绝的生态危机中。20世纪中叶崛起的生态理论，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促使人们去重新思考人与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各种生物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生命共同体，所有生命物种，没有谁能单独生存。在此意义上，智慧和能力超拔于其他物种的人类，对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和谐演进肩负着道德使命。阿尔贝特・史怀泽是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家。他创立的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伦理学是当今世界和平运动、环保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敬畏一切生命是史怀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史怀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与各种生物的和谐共生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地球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史怀泽从生命的相互联系中，看到人不能再妄自尊大，提出了敬畏一切生命的理念，契合了时展的潮流，也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正如史怀泽所言：“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这对伦理学是一种革命，这是一次新的、比我们走出中世纪更加伟大的文艺复兴，它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提供新的思想基础。”
由美国作家迈克尔・布莱克的小说《与狼共舞》改编的同名影片大获成功，夺得奥斯卡七项大奖，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响和关注。小说和影片内容基本相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南北战争后美国白人士兵邓巴自愿前往边疆驻守，在广袤美丽的大自然中，他与貌似凶残可怕的野狼“双袜”，以及印第安人相遇，他们真诚相待，邓巴与狼成为好友，最终他摒弃了被工业文明异化的白人文明，成为印第安人的一员，并坚持以印第安名字“与狼共舞”自称。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与狼共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影艺术研究方面，而文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艺术研究、象征手法运用、原始主义探索、美国西部片研究、生态思想，以及小说多个译本比较研究，等等，对于小说中动物伦理的研究很少。
动物伦理，就是承认动物是有内在价值的，是有生存权利的，是值得人们尊重的。20世纪上半叶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为生态批评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敬畏一切生命是史怀泽生命伦理学的基石。史怀泽把伦理的范围扩展到一切动物和植物，认为不仅对人的生命，而且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必须保持敬畏的态度。“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1］只涉及人对人关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从而也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伦理动能。只有当人类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古罗马哲人西塞罗强调尊重一切生命，因为“动物与人一样，都应当具有生命的尊严，不应被辱没”。［2］小说《与狼共舞》歌颂了邓巴和印第安人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高尚道德和生态意识，揭露和批判了众多白人践踏生命，破坏自然的丑恶行径，表达了作者期盼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崇高理想。本文从动物伦理的角度，通过解析文本中主要的动物形象和人的关系来探析《与狼共舞》中敬畏生命的伦理哲学。
二、《与狼共舞》中动物伦理
《与狼共舞》生动地描绘了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充分展示了人与动物生命之间的心灵交流。小说中一个很突出的形象是野狼“双袜”。“双袜”与邓巴友好相处并一直忠诚地陪伴着它的人类朋友的情景让读者感动不已，尤其是邓巴与狼嬉戏的场面。狼在中外文化中似乎一直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在人们传统的观念中是残忍、凶狠、狡猾的化身，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狼与人类是一种敌对和仇视的关系。但小说给读者展现了狼鲜为人知的一面：狼亦知与人为善、知恩图报。狼还很羞怯，本能地怕人。小说中“双袜”没有蓄意攻击人类，起初它戒备地远远观望、试探，在确定邓巴对它没有恶意时才慢慢靠近并最终与之达成默契，成为忠实相伴的好朋友。而邓巴初见野狼“双袜”时只是本能地想吓走它以防危害他的安全，而非直截了当地一枪打死它以绝后患。他发现狼并无恶意，只是好奇地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神情。也许，在寂寥幽静的大草原上它和邓巴一样感到孤寂，所以期待有一个伙伴。小说从人类的角度描写了“双袜”的心理和感情，读来倍感亲切。此外，邓巴对爱马“西斯科”真诚以待，而非仅仅把它看做一个供人驱役的畜生。他们形影不离，心气相通，像一对顽皮可爱的孩子。作者把动物提升到了与人平等的位置，以人的心灵来感知体验动物的所思所感，体现了作者对动物深沉的伦理关怀。
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体现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小说中“狼”代表着自然，人与狼的和睦相处给我们很多启示。从狼的角度看，它们生存并不依靠人类，只要人类不干涉、侵犯它们生存的权利和自由，它们完全可以在自然界与人类和睦相处，生活得很好。从人的角度看，只要人类善待自然，善待动物，敬畏一切生命，人类就能在地球这个生命共同体中和其他生命休戚与共，然而自从人类把狼视为敌人以来，在人类文明武器的威逼之下，即使最羞怯的动物，也会变成最勇敢的动物。一旦明白对手毫无善意，也毫无道理可讲，不屈不挠地战斗是唯一的出路。一些动物关怀人士说，对动物的怜悯能修养人们之间友好的心性，人与动物的关系折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康德：“人对动物残忍，会钝化对动物的苦痛怀恻隐情感，进而在与他人来往时弱化以至泯灭可以施为很大帮助的本性。”［3］康德实际在警告人类：虐待动物可诱发虐待人本身。当今世界，种族歧视、民族冲突、局部战争、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发生，流血事件频繁出现，人类自相残杀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对生命的漠视和珍爱。
美国学者罗德里克・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一书指出，大自然开始进入天赋权利的范畴之中。人类摆脱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枷锁之后，应该向“物种歧视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宣战，保护生物动物和植物，这是尊重它们的天赋权利。塞尔特认为，动物和人类一样，也拥有天赋的生存权和自由权。所有的生命都是神圣可爱的。［4］小说中众多白人残暴地对待自然和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任意践踏美好的生命，是促使邓巴同所谓的白人文明彻底决裂的重要动因。他们为了取乐随意射杀并无恶意的“双袜”；为了得到动物的毛皮而大肆屠杀野牛和鹿群，连未出生的小牛也不放过，他们没有怜悯之心，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道德的凶手。当邓巴看到横尸荒野的野牛尸体时脑海里立刻浮想出“谋杀”一词，并联想到小时候见过的一桩谋杀案。这里作者借邓巴之口替动物伸张正义，这一细节充分说明了作者对动物生命和权力的尊重和敬畏。
圣雄甘地说，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据此看来，被称作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的确比那些打着“把文明带进蛮荒的心脏”的口号的白人要文明得多、进步得多。印第安文化体现着敬畏生命的文化精神特质。“当代美国的动物解放主义者之所以推崇印第安文化为生态文化的范本和精神源泉，盖因印第安文化是被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所瓦解的原生文化形态，它如同思想之鉴，在最切近的历史维度上映见了现代文化反生态的倾向”。［5］亲近自然、敬畏动物的印第安文化精神尤其体现为超越实用层面对动物灵性的强烈认同和尊崇，对人与动物神圣关系的深切领悟。印第安人的宗教非常简单。信仰的根底就是自然界的动物和围绕着他们的环境。他们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万物。他们认为，自然界的各种动物、植物等都像人一样是有灵的，人与它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他们以直观生命的切身体验到动物和人一样，有灵魂和个性、快乐和悲伤、需求和愿望。印第安人也从不以动物的主宰者自居，“他们在很多方面把自己看做造物主所给予的生命力量的分享者或竞争者”，［6］对动物持同情而非征服的态度，认可动物有生活、繁殖、自由、受人类保护和得到人类感恩的“权利”，尊重动物在生命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印第安人通过典仪祈求神灵保佑他们获得丰收；收获之时，通过典仪感谢神灵与自然的恩赐；狩猎者获得猎物之后，通过典仪表达对动物的感谢，感谢它们自我牺牲给人类提供食物，同时感谢自然无私的给予，等等。小说中苏族印第安人在野牛群迟迟未到而面临食物危机时跳起野牛舞来召唤野牛的到来，而当野牛群来临并且猎取了足够的野牛时，他们又举行了感谢仪式，感谢野牛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持部族人的生命；苏族小男孩“笑面”努力去救一条黄蛇以免它被马群踩死。这些情形折射出印第安人敬畏生命、善待动物的理念。当白人滥伐森林，大肆屠杀林间的鹿群，以及松鼠、鼬鼠、獾等小动物时，作者强烈谴责：“他们不懂得人应该虚心，与万物并存。滥垦滥杀，全然不顾植物和动物们的生命，加以一丝一毫的尊敬。”［7］从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生态伦理思想。
三、结语
“生态危机的本质是文化危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印证了现代文化生态伦理内涵的缺失”。［5］小说中敬畏生命、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意识和思想促使我们生成博爱众生的高尚道德意识，构建一种善待动物的人道主义现代生态文化形态，使动物从人类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保护动物、善待生命不仅是所有善良人的愿望，而且是社会走向稳定和文明的重要因素。构建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也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从人类自身角度讲，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尊重动物就是尊重我们自己，保护动物生态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不可分割。西雅图酋长的哲言发人深省：“没有野兽，人就不成其为人，如果所有的野兽都消失了，人就将死于极度的精神孤独。因为发生在野兽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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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春玲.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动物伦理意蕴［J］.国外社会科学，2006，（5）：62-69.
［6］威尔科姆・E.沃什伯恩著.陆毅译.美国印第安人［M］.商务印书馆，1997：19.
根据这些地方的地理情况,“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下结论说:“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⑩地理的认识论方法呈现出浓郁的唯物主义色彩,它打破了历时性认识论方法的单一性,并且以空间的象性变化程序与系列显现出时间的轨迹,更能凸显认识论之本体与征象的统一。最后,在中国古代,人-地及其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一种圆融的弹性机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的人-地及其关系是在宇宙统一论的情况是提出的,《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瑏瑢人与万物拥有着同一性构成、运动、发展规律。《庄子?齐物论》亦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瑏琐。第二,在类同性、本体同源论的基础上,人-地及其关系体现出明显的相生性、对话交融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人作为“三才之一”,能够在诚心至性的基础上参与、推动天地运行规律的完成,《中庸?右第二十一章》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瑏瑶另一方面,“山能使人澹,湖能使人阔”瑏瑥,地理环境亦能反作用于人的物质生活、思想情感,从而在对话、互动的基础上,相互为参,回归于“道”统与圆融。第三,人-地及其关系的可移动性与想象态。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后,人-地及其关系由客观的物质关系逐渐向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转化,人-地及其关系所构设的空间也呈现出物态和精神态的混融体。陆机的《文赋》早就出现了在天人一统的存在论体系下人-地及其关系的可超越性与运动无滞碍化,“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瑏瑦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强调了人-地及其关系的情感精神态的可高度契合性:“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瑏瑧人-地及其关系的多重性和精神化意味着该关系本身的生命有机性,它指向两个维度,一是人-地及其关系折射的本质就是宇宙生命的存在与运动发展方式;一是该关系自身机制的可协调性、和谐化、圆融态的生命能力与生命征象。可以说,人-地及其关系构成了文学地理的内在肌理与外在征象,唯有在基础上讨论文学地理学的构成才能获取其学科成立的哲理依据,建构其学科内属的方法论问题,乃至最终完成学科体系建立。人-地及其关系的系列属性为其递变为文学地理奠定了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地及其关系就等同于文学地理。文学地理是人-地及其关系的文学化实践,而真正将文学地理与他类人-地及其关系区别开来,并标示着人-地及其关系彻底完成文学化转型,主要集中于文学活动范式中文学系统与人-地及其关系存在着的高度同一性与相互转换性,人-地及其关系给养着文学,反过来,文学又不断塑造着地理,促进着地理的物态发展与精神建构。
首先,文学地理与文学审美经验。艺术的本体就是审美经验,艺术创作的任务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由此,“文艺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归诸于审美经验”。在中国古代,审美经验的产生源自于人与自然宇宙的同构与交感。一方面,由于人-地的同源性与同构性,《淮南子》卷七《精神训》说:“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卦。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审美经验在哲学本体上依然是道、气、阴阳的一种运动存在,表征出规律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的审美经验存在方式首先在于天-人-地空间状态中的运动态,并以运动态的表象显现的变化态及其连续性来表征时间向度。在此条件之下,审美经验的发生和获得,只不过是立足于人-地及其关系、遵循道气运行法则,以交感而主要表征方式的自然发生而已。《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瑐瑢从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烛照现实情况,“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瑐琐审美经验复归于“地”,在这其中,“物”、“形体”、社会政治情况等又以“地”为母体和根本,是“地”的表征,成为人之精神的载体、运动空间和显现形态。可以说,人-地及其关系构成了审美经验赖以形成的核心维度,它不仅形塑了审美经验的运动场域、时空向度,乃至征象显现,并且在本体论上表现出与审美经验的同一性与去界限化。在这个基础上,人-地及其关系在人属经验基础上的情感化和审美化就是审美经验,它内涵于文学作品的整个文学创作程序及其作品之中,构成了文学地理的主要内涵与形成方式。其次,文学地理与文学表意方式。中国的文学表意方式中,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思维方式的象性机制,如《文心雕龙?神思》中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情感是神思运行的动力,思想需要物态化的载体来呈现,心物之间在感应与表达上实现一种高度契合,构成意义表达的核心机制与实践性原则,即“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二是讲究“活法”的创作理念,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说:“学诗当识活法。……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瑐瑦严羽认为诗歌创作“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活法”的目的在于对规律的学习与超越,即在以表意为核心主旨的情况下崇尚创新中心论,统筹着整个文学表意方式,显现为文学文本呈现与创作理念的复合与统一。其三是语用学意义上的“赋比兴”实践技法,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些技法的使用不仅是象性思想机制的具体化与实践化,更是中国古代追求语言意义呈现出的委婉性与意义弥漫、延展的无限性,折射出美学境界与人格理念的一体性。其四,功用目的上的讽谏说与教化说。顺承上述原则,文学表意的基本原则与目的在于“主文而谲谏”(《毛诗序》)瑐莹,追求“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瑑瑠,最终实现文学创作美学魅力与社会功能的统一。在这一言意系统与机制中,“活法”是统筹,“象性”思维是承转中心、实践枢纽,“赋比兴”是实践技法,功能是文学与社会的实践关系的再构建。比较之下,“象性思维”乃是重中之重。而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来看,“象性思维”的运用主要呈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物”象,即“托物言志”、“咏物抒怀”,这在诗歌文体中频繁出现;一是“事”象,即通过特定的事件及其叙述方式来实现特定的表意目的,或者说是表意的多重性,它经常出现在叙事文学中,当然在诗歌中或作为特定典故、书写对象,或是创作的特定语境出现等等。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一方面认为“文学本诗”,一方面觉得“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为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也。……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瑑瑡无论是“物”象,还是“事”象,都以一定的人-地关系范式,在文学化实践中呈现出:第一,文本构成要素。它们都是文学作品构成的主要要素之一,是文本与客观世界的联系纽带,这意味着它们都能在地理环境中找到自我原型,并且以个体体验性和文化复合性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的集中表征。第二,美学空间。它们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直接或间接的审美经验,并且以其特定的物理条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想象维度,它源自于地理,并且又以数量的累积和时间的叠加形塑成文化,复归于地理,由此构建起文学想象的底蕴、容量,乃至运动向度。第三,评价标准。地理以其“物”象和“事”象的方式和形态构成文学创作对象、现实基石,同时以其文化的形态成为文学创作的母体、深度,甚至是评判标准,这条标准指向文化与地理的统一性,具有裁决文学的权能。第四,地理的被创造与可超越性。“物”象和“事”象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活”法原则,都是基于地理意义之上的审美创造,它们以地理为根,同时折射出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法则以及美学理念,反过来又在塑造地理,并最终超越地理的物理性空间和时间,成为艺术的本旨,表征人类存在的方式与状态。
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地理外化于文学表意程序,内证于文学思维模式、创作理念、评判标准等,完成了文学地理与文学审美经验实践化呈现的本体与征象的统一。再次,文学地理与文学接受。该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作家所处的语境及其审美经验问题,即作家都是处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是以地理环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但由于其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存在,意味着作家及其审美经验受制于人-地及其关系的同时,又显示出超越性,而人-地及其关系也在主体意识的流动状态中呈现出原始地理环境的越域能力,并随着这种文化能力与心理能力的积累与发展,维系着人-地及其关系的膨胀系数和辐射范围。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其二是文学的传播过程,文学传播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作家出生、身份地位,作品艺术成就,社会文化习俗,政治经济科技因素等等。但在中国古代,地理在所有因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王兆鹏就曾以柳宗元、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情况为例论述到:“文学传播接受的冷热,与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地域环境、人文地理也有相当的关联。”瑑琐关于此,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有过翔实而系统的论述,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其三是接受实践,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论到了文学接受程序:“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瑑瑶文学艺术是情感的文字显现,进入艺术世界的途径主要在作者-文本之间的关系程序中展开。对于作者维度而言,则包括作者研究和相应地理空间、历史时间的研究,《乐记》中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征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瑑瑥《吕氏春秋》卷一《孟春记》云:“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瑑瑦以此为基础和研究限域,还应该囊括以地理为中心的政治、文学风气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就在论证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与气象时显现了此关系范式:“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
通知说，博物馆是根植于现在、保存与沟通过去的鲜活机构，将全世界各地的观众、各代人与他们的文化紧密联系起来，让现在和未来的各代人更好理解他们的根源与历史。面对着不断变化的社会，博物馆必须重新考虑自身的使命和定位，不断提升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特别要不断改进展示藏品的传统方法，以便参与社区建设，与公众保持联系。
通知要求各地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协会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在5月18日前后，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与互动的平台，加深公众对博物馆的了解与认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活动主题和口号。
宣传内容包括：
(一)《文物保护法》、《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知识;
(二)第一次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重要意义，普查的原则、范围和方法;
(三)博物馆依托馆藏品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地域文明，激发社会活力，创造美好未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博物馆在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和社区文化建设，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和社区和谐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
(五)博物馆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尤其是青少年教育功能方面的成果;
(六)利用今年5月18日既是国际博物馆日，又是全国助残日的契机，宣传博物馆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优质文化服务，实现文化惠民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七)结合2014年科技活动周，宣传博物馆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
重要活动安排如下：
(一)国家文物局将于5月18日继续举办中国国际博物馆日主场城市活动，主场城市设在江苏南京。
(二)5月18日当天，各地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要坚持“俭朴、隆重”的原则，统一部署、精心安排，积极悬挂、张贴展示2014年度博物馆日主题和宣传口号的旗帜、海报和标语，免费发放博物馆宣传册，通过展览、讲座等形式，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博物馆“进校园、进社区”活动。
(三)认真做好活动期间的免费开放服务和安全保障工作，尤其是要做好针对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服务和保障工作。暂未完全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应实施减免费或其他形式的优惠开放。同时，要完善安全预案，落实安全措施，切实加强安全防范。
那么,我所力倡的‘社区文化’建设在物业管理中有什么重要作用?
一、 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为管理处和业主之间提供了多种沟通渠道。
文化是双向的、互通的、多样性的,在社区中开展文化活动,应该运用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方式,常见的有:
(一) 现场宣传咨询活动,现场接受群众咨询、投诉,为群众解答疑难问题。
(二) 定期进行法治宣传、文艺联欢等社区文化活动,或召开座谈会等等,互相沟通,增进了解。努力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文化氛围。
(三) 通过大厦或小区的INTERNET网络、局域网、BBS、E-mail等途径,保持与业主的双向交流。
(四) 开辟社区文化宣传栏,定期向业主传递管理处信息,并针对业主所提的有共性的问题进行答复,及时与业主建立书面沟通的渠道。
二、 社区文化在物业管理中的作用
社区文化建设愈来愈为社会、社区成员及物业管理企业所重视,因为社区文化具有引导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娱乐功能。
社区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是深刻的、持久的、对社区成员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等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物业管理企业不加以引导,听任消极的、颓废的、虚无的精神氛围弥漫开来,不仅对社区而且对整个城市会产生不良的影响。8小时之外人们处于放松休闲状态,最易放松自我约束,正是因为这样,物业管理 企业有责任担起教育人、提高人的重任。
社会的需要、住户的需要以及物业管量企业自身需要的高度融合,使得社区文化建设从深层的建构中浮出水面。这冰山般潜在管理动力和恒久深厚的服务附加值,使得社区文化成为社区精神的载体,成为物业管理的维系力量,成为一种社区认同珠象征,而这种认同。参与,已导向一个充满道德秩序和协作关系的新型社区。
从物业管理的角度来看,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大力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其效益是十分显着的:
(一)、加强社区环境文化的建设,可以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提高社区文化理念的深度和广度。
物业管理的过程中,蕴含着很大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社区文化作为物业管理企业文化的延伸,是现代物业管理企业独有的外延补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社区文化与物业管理企业文化之间具有相互渗透和促进的作用。一方面,社区文化通过物业管理企业的提倡和推行,促进培育和发展了人们高品味、高素质的思想境界和环保意识,从而推动环保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呼唤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文化内涵。
(二)、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有,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提高了社区的知名和荣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个人财产占有量增大以及社会生活趋向复杂化等因素制约下,社区居民从个人家庭安全、避免矛盾等角度出发,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不愿与他人交往沟通的戒备心理。往往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居之间如同路人,这充分说明社区人际关系沙漠、缺少沟通交流的现状。
社区文化活动,特别是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使社区居民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这样的活动增加了社区居民的互相交流、沟通,带来了生活情趣,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从而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区的凝聚力,也提高了社区的知名度。促使物业管理水平和小区文化质量普遍提高。
(三)、引入社区文化建设内容,促进物业管理向纵深发展。
在香港或国外,物业管理只是接受所有人的委托,对委托物业进行单纯的管理服务,很少涉及社区文化活动的事项。深圳引入物业管理这一模式以来,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针对社区居民的需求同,创造性开展了深受居民欢迎的社区文化活动,与近年来各物业管理企业纷纷通过ISO9002、ISO14000等国标管理质量体系认证相联系,居民环境意识显着增强,环境文化理念也被溶入到每一个小区和每一个管理环节之中,在潜移默化中社区的整体文明素质得到了提高,与环境开成了一个互相交叉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社区居民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后,社区物业管理工作也得到广大居民的支持。
总之社区文化内容的注入和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物业管理社区文化建设的内涵,推动了物业管理向纵深发展。
实践证明,在物业管理中注入社区文化建设新内涵,其效益是显着的,其做法也是完全可行的。
其一,社区的物业管理本身就有文化的理念在里面,引导社区文化健康发展,是物业管理的一项基本工作。
社区文化与物业管理企业文化具有不可分割性,两种文化具有相互渗漏和促进的作用,实际上,社区文化建设是物业管理企业开展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深圳的物业管理企业有开展社区文化的丰富经验,在此基础上,导入和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丰富物业管理企业开展社区文化的活动的内容,对物业管理来说,加强环境文化建设,与物业管理企业加强服务水平的提高是完美一致的。
其二、社区文化建设离不开社区公众的参与支持,物业管理企业作为社区的直接管理服务机构,是联系社区公众的纽带,把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和思维观念,通过物业管理企业传播给社区居民,可以鼓励更多的公众参与环保,有效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效益。
深圳开创性地在全国最早提出并大力开展社区文化建设以来,各试点社区的物业管理企业给予了高度重视,组建社区文化建设小组,层层落实责任,围绕“社区文化”主题,开展一系列贴近居民生活,收到了物业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齐抓共进的良好效果。
三、 开展社区文化的积极意义
(一)、实践证明,物业管理企业搞社区文化不仅可以搞的好,而且能长期坚持,再者政府部门只是 “管文化”,具体执行和“做文化”的仍是企业,因此搞好住宅小区的文明建设,改善人们居住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使人们有一个家庭和睦、四邻友善、环境优美、秩序良好、风格高雅的生活空间,对促进小区居民的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互助友善、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良好风气,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不仅可以减少居民的烦躁、焦急心理,甚至可以消除某些危害社区的不良行为隐患,如、酗酒等。有力的促进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小区的文明水平。
其次,发展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建设。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使住宅区成为人与自然的纽带;同时也成为社会组织及社会意义赖以进化的摇篮。
社区文化的推行与发展可能让住户“幼有所教、中有所适、老有所养”,为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先决条件。
(三)、社区文化的开展可以提高社区人员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促进社区融洽、和谐氛围的形成。
社区成员参加社区开展的诸如球类、长跑、太极拳、健美操等体育活动;唱歌、跳舞、文艺演出等活动;读书、下棋等文化活动,对于自身的身心健康、精神愉悦,提高修养、丰富知识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物业管理人员有责任帮助社区人员走出自己的小单元,积极参加社区文化活动,提高社区人员的整体素质和精神面貌,使所管理的区域充满融洽、和谐与亲情,形成团结友爱互助的良好风气,从而真正体现出物业管理关心人、服务人新境界。
(四)、社区文化的开展可以促进物业管理人员与社区人员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有利于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物业管理人员在组织社区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娱体育活动过程中,经常接触居民,容易在物业管理人员与管区人员之间建立起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关系,为以后开展物业管理工人奠定感情基础。
(五)社区文化的开展可以使管区人员热爱社区、关心社区全面建设,积极配合物业管理的各项工作。
社区人员通过各种文体活动,会感到自已居住环境美好,邻居可亲,从而产生了把社区建设得更好的愿望。因此,他们不仅会自觉配合物业管理工作,而且会更加主动地关心社区工作,帮助物管企业开展各种管理和服务。尤其是当有人违反物业管理规定,社区利益受到损害,甚至当发生意外灾害、事故、案件时,他们中的佼佼者会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言行保护公共财产,维护社区全体人员利益。
一、全市文物资源资产分布与管理情况
（一）文物资源资产分布等情况
1、文物保护单位：全市各地共有各级各类文物点5768处，位居全省第一，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1733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2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545处。
2、文物藏品：全市各地国有博物馆的文物藏品总计近14.7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数量共计3901件（套）。珍贵文物中，一级文物数量123件（套），二级文物数量438件（套），三级文物数量3340件（套）。 黄冈市博物馆作为全市综合性大馆，馆藏文物总数达4.1万件（套），在全省各市州排第3名（前两名分别是荆州博物馆13.6万件，襄阳博物馆7.3万件）。
3、文博场馆：全市博物馆、纪念馆共计23家。其中，国有博物馆 13家，国有纪念馆8家，民办博物馆1家，行业性博物馆1家，总占地面积42.94万平方米，总展厅面积4.7万平方米，基本陈列65个，临时展览53个，共策划宣教项目7513项，实施教育活动2725次。
4、文博管理机构：机构改革前全市文博管理机构共有10个（除武穴以外均有文物局）。机构改革后保留文物局牌子的仅有2个。
5、从业人员：全市文物系统在编职工354人，其中，副高以上职称35人，中级职称117人。
6、免费开放：全市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参与了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共计22家， 2018年统计免费参观人数数据共计为721.23万人，其中，未成年观众197.41万人，境外观众3.958万人。
（二）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一是全力推进普查，施行动态管理。2013-2017年，我市开展了为期5年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全面掌握了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总数为147072件/套。建立了《**市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名录》及《**市国有可移动文物名录》。系统掌握了全市国有可移动文物分布和保存情况，建立了“文物身份证”和管理体系，初步实现本行政区域国有可移动文物资源标准化、动态化、数据化管理。从而为制定文物保护政策提供了依据，为各级政府统一配置与管理文物资源、充分发挥文物资源的社会效益提供了支持，也为文物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和提高文物保护利用整体水平奠定了基础。
二是落实主体责任，建立保护机制。市政府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对县（市、区）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2017年3月，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签订《文物保护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要求各县（市、区）政府全面履行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做到“文物部门前置许可、规划部门红线控制、国土部门严格用地、公安部门配合打击、财政部门资金保障、宣传部门舆论支持”。**10个县市区对包括革命文化保护单位在内的省保以上的文保单位，全面落实了“一处一策”工作机制，共签订市、县、镇政府及村、组、责任人的《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435份，签订《文物保护单位管护协议书》290份，制作《文物保护单位安全保护“一处一策”保护档案》145册。
三是落实“五有”措施，实施修缮保护。2012年成立市文物局、大别山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局后，对5768处不可移动文物点，分批次启动了“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保护档案、有文物保护员、有群众动员大会”的“五有”保护措施。截止目前，全市各地累计投入“五有”经费300余万，安装保护标志两千余座，第一批次（共计1700处）“五有”任务全部完成，第二批次（共计1800处）“五有”任务已完成了70%。市文物部门组织专业力量，对境内不可移动的革命文化进行了复查，形成了革命文化名录和基础数据库。在国家和省局支持下，先后对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指挥部旧址、段氏宅革命旧址、董必武故居、李先念故居、王近山将军故居、陈潭秋故居开展了抢救性保护修缮工程，为全面实施革命遗址保护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四是争取上级重视，保护革命文物。2013年6月，邀请湖北社科专家咨询团开展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专题咨询活动，为打造我市文物资源品牌提供决策依据。2014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就大别山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区建设作出重要批示,省文物局先后召开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题研讨会、鄂豫皖三省专题座谈会。2015年我市红色文化大遗址保护利用项目成功列入了国务院《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2016年11月国家文物局将大别山区红色文化大遗址项目纳入文物事业“十三五”规划。2016年12月，我市红色文化大遗址项目纳入鄂豫皖三省“大别山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三五行动计划” 。2017年6月，鄂豫皖三省文物局启动大别山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战略规划编制工作，全市10个县市区全部纳入战略规划编制范围。2018年2月，《**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
五是加大文旅融合，助推产业发展。大别山红色旅游公路，贯通7个县市、涵盖38个红色景点，使红色旅游景点“一线串珠”。我市是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之一，成为湖北红色旅游的主体，“武汉—麻城—红安—新县—信阳”列入全国重点建设的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打造红色旅游A级景区20家，其中4A景区3家,创建红色“旅游强县”1个、红色“旅游名镇”1个。一批反映我市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铁血红安》、《红安回响》相继完成，并在央视播出。红安将军影视城等红色经典景区建成并成功运营。革命文化与旅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格局初步显现。
六是加强利用传承，弘扬老区精神。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历史文物背后都有着众多传颂不息、脍炙人口的动听故事。“十二五”期间，我市多数县市投巨资建设了新博物馆，从不同角度对文物资源、历史文化进行宣传展示。一大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全省、全国重要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每年约有200余万人次前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学院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基地”。
二、黄梅红安基本情况
我市历史悠久，名人辈出，重大革命事件众多，文物资源富集，黄梅、红安两县最具代表性。黄梅县历史文物数量多、级别高，红安县革命文物富集、保护状况较好。通过对两地的现场调研和走访座谈，发现其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情况呈现以下特点：
（一）家底清。两地职能部门对本地文物资源资产情况多次开展文物调查普查和认定申报。黄梅县是文物资源大县，在2007年4月至2011年12月历时5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上报认定不可移动文物点693处（含龙感湖管理区15处），它们不均匀地分布于全县各地，尤以北部山区居多。这些文物点从类别上看，古遗址235处，古墓葬150处、古建筑148处、古石刻36处、近现代109处；从保护级别上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四祖寺、五祖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66处。通过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县国有单位普查认定的可移动文物总数为8330件套。其中，博物馆馆藏各类文物共8298件套，已经鉴定的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29件、三级文物92件。它们是黄梅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和无可估价的宝贵财富。红安县文物资源非常丰富，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统计数据，红安县不可移动文物总计469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处共41个文物点，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共33个文物点，红安县文物保护单位143处。根据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馆藏文物统计数据，红安县国有单位可移动文物藏品总数18968件，其中一级文物14件，二级文物39件，三级文物130件。所有不可移动及国有可移动文物均已采集各类数据，建立了数据库及电子、纸质档案。 红安县469处不可移动文物中，191处产权归国家所有，其管理机构分别为红安县文物事业管理局、董必武故居纪念馆、李先念故居纪念馆、红安县七里坪文物管理所、黄麻纪念园管理处、七里坪革命纪念馆等；162处产权归集体所有，其管理单位为文物点所在地村委会；116处产权归个人所有，管理人为文物产权所有人或使用人。
（二）思路明。两地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黄梅县成立了以分管县长为组长和第一主任的黄梅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化安全专业委员会，建立了文物协调工作机制和巡查工作机制，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科学发展观考核重要内容。从2016年开始，又按照原省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全面落实了文物“一处一策”保护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党委、政府履行文物安全保护的主体责任。2016年12月，县委、县政府专门召开了全县文物保护工作会议，下发了《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深刻认识文物工作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文物工作总体目标、建立健全文物保护责任体系、实施五大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充分发挥文物价值作用、严格落实文物保护责任追究和完善文物保护保障机制等七个方面对做好全县文物保护工作作出了部署和安排。建立了政府主管领导牵头的协调机制。建立了项目审批制度、行政执法联动机制、文物安全工作联席会议、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等，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县综治部门将文物安全作为综治考核的内容之一，逐级落实了文物安全责任制。红安县政府自2017年至今，先后召开专题会议10余次，研究解决全县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部署文物保护利用各项工作。2016年，经湖北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正处级机构“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董必武故居纪念园管理处)”，负责红安革命文物保护及利用工作。2016年，县文物局设立八里、高桥两处文物管理所，与原七里坪文物管理所形成县南部、中部、北部三个管理片区，编制9人。
（三）措施硬。一是压实责任。黄梅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各乡镇政府与所辖村（社区）、村（社区）与文物管理人，层层签订了《文物安全目标责任书》，构建了县、乡（镇）、村（社区）、管理人或使用人四级文物安全责任体系，明确了相关人员职责。在全县聘请了100多名文物保护员，县文新广局与各乡镇综合文化站，县文物局与全县文物保护员分别签订了《文物保护单位管护协议书》，构建了县文化文物部门、乡（镇）文化站、文物保护员三级文物安全保护管理网络，明确了相关人员职责。红安县严格落实文物保护“一处一策”和“四有"要求，压紧压实各级责任，按照县、乡镇，村、文物保护员四级管理机制，层层签订文物保护工作责任书，落实四级责任。二是推进“五有”。黄梅县分四批公布了全县483处文物点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全县678处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对333处文物点实施“五有”保护措施，按照整体部署、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步实施原则，从2012年开始每年完成100多处，2015年底全面完成。红安县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43处红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均已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所有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均已制作安装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标志及说明牌，所有不可移动文物均按《文物保护单位记录档案编制规范》编制了电子、纸质档案及备份。红安县文物局每年均在不同片区召开群众文物保护大会。三是落实经费。黄梅县第三次文物普查投入经费69万元，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投入50万元，从2012年起，县财政每年预算文物“五有”经费20万元、文物安全经费5万元，2018年增加文物保护经费12万元。红安县按照“两早三全四到位”(早谋划、早部署，队伍建设全覆盖、设施配备全覆盖、技术培训全覆盖,管理到位、巡查到位、责任到位、经费到位)的工作模式，持续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近三年，先后争取上级专项资金6500万元用于文物保护修缮和展陈利用。县政府将新增机构办公经费、人员经费等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向省级财政争取了每年400万元的省级专项补助用于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运行补助和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同时，将文物保护与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等工作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四是修缮保护。黄梅县通过向上争取项目，新建了博物馆新馆、实施了五祖寺和四祖寺塔安防消防工程及灵润桥、明月桥等维修保护项目，累计争取资金达3000多万元。红安县先后对61位开国将军故居进行维修，保护修缮了列宁小学旧址、红二十五军军部和鄂东北道委会旧址、中共红安中心县委会旧址、鄂豫皖省委会旧址等，复原建设了董必武故居纪念园，改扩建了长胜街，修复了七里坪革命法庭和陂安南苏维埃政府旧址，完成了湖北红安干部学院、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纪念馆、李先念故居纪念园、鄂豫皖中心烈士陵园等重大项目建设。
三、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尽管各级政府在加强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管理难度较大。由于保护意识不强且交通不便、信息封闭、手段落后、村民搬迁、外出打工等原因，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的部分文物保护单位或文物点无人看管，有些旧址旧居产权归属农民个人，管理工作难度大。部分遗址遗迹遭受自然风化十分严重。
(二)文保经费短缺。市县两级投入的经费主要以养人为主，一些急需抢救、保护、维修和利用的文物资源，没有办法保护和利用。
(三)宣传推介不足。革命文物资源是我市最大特色，但未能挖掘总结提炼出大别山精神内涵，文物资源未能纳入“书香荆楚 文化湖北”工程，传承渠道和方式十分有限，加之推介不足，至今多数本地人还不知道本地文物资源中有多少个全国第一。不知道是红军的故乡。
(四)开发利用滞后。大别山区文化内涵挖掘与开发利用结合不紧，部分具有重要文化价值与古建筑艺术价值的文物资源未能发挥作用。文物景点“可玩、可看、可互动、可体验”不多，无法吸引和留住游客。
(五)监督力度不够。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在各级政府，市本级和县市区均未建立起文物资源资产情况报告制度，县市区政府未定期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情况。
四、几点建议
(一)认识要加深。文物蕴含光辉历史、民族精神和地方特色。管理好黄冈文物资源资产是保管历史、传承文明、延续血脉的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不能让珍贵的文物资源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遗失和损毁，这是对历史负责，是对先辈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大事。把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抓实、抓好，就抓住了文化特色和品牌，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争项目，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推介我市，可以激发全市750万人民自豪感、责任感，增强同心干事的合力，是发挥我市比较优势，实行差异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规划要加力。要坚持高标准、高起点编制规划，对全市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进行科学顶层设计。按照“保护为先，重在岁修”的思路，建立保护名录，设立保护区域，明确保护措施，确定保护对象，持续推进实施“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保护档案、有文物保护员、有群众动员大会”的“五有”保护措施。要聘请国内一流文化和旅游产业规划专家，策划产业项目，编制产业规划，将文物资源与旅游项目结合，与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结合，无缝对接《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鄂豫皖三省大别山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三年行动计划和即将编制的《鄂豫皖三省大别山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战略规划》，以项目带动文物资源保护，以文物资源资产推进项目建设。
(三)管理要加强。要督促各级政府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机制，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做到有人办事。每年要对本地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一次深度检查，对文物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研究，要落实部门联动机制，各负其责，形成合力。通过政府、市场同时发力，通过制度与机制的不断创新，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推进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
【关键词】应用物理学；工业革命；人类文明
1 应用物理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
1.1 应用物理学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而言，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在劳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极大的提升了当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打破了以往只有靠人力来进行生产的局面，使人类文明迈向了一个新时代。当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与应用物理学是分不开的，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正是当时的“牛顿力学”与社会生产力的结合，当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应用物理学的发展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应用物理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反过来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又推动了应用物理学的研究。
1.2 应用物理学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就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言，应用物理学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在生产技术层面而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当时的社会生产主要是依靠人力劳动的，然而在应用物理学的推动下，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代替了大部分的人力劳动，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即机器劳作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应用物理学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工业依附于农业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逐渐的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中的新兴力量。同时，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一个全新的社会生产体系逐渐的发展起来，蒸汽机技术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主导技术，与其相关的钢铁冶炼业，交通运输业也逐渐的发展起来。
2 应用物理学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
2.1 应用物理学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
对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应用物理学对人类文明的推动而言，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奥斯特发现的“电磁感应”现象，该现象的发现，打破了一些传统的观点和想法，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更多的研究电与磁之间的关系。经过物理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研究，终于在几年以后，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确立了被后世所推崇的“电磁感应定律”，同时这一定律的发现为后来发电机的发明和使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发电机的发明与使用，人类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充分利用电力的社会，这与应用物理学的进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分不开的。随着应用物理学的不断发展，当今的超导材料使得发电更加的有效率，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2.2 应用物理学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的发现与使用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电磁感应”的发现，才使得发电机的发明与使用成为现实，并进一步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应用物理学的强力推动，使电力的广泛使用成为现实，为人类社会找到了一种新型能源，把人类社会带入到了电力社会中。同时从电磁感应实验以及应用物理理论研究到电气化时代的到来，电力成为新型主要的能源，同时电力设备也逐渐的发展起来。电力能源在今天依然是我们社会中主要使用的资源，电力设备也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就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便利生活。由此可见，应用物理学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3 应用物理学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
3.1 应用物理学推动微电子革命
应用物理学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将人类社会发展推向了更高的层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的一些物理学家组成的科研小组研制成功了晶体管，这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可以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发明创造。因为，在晶体管发明以后，人们就可以用较为小巧并且消耗功率较低的电子器件来代替之前的电子管了。在应用物理学的推动下，电子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为以后集成电路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2 应用物理学与新时期新能源的发展
应用物理学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新能源在我们生活中的应用。核能源是新时期一种利用较为广泛的新型能源，核能源所蕴含的的巨大能力，成为各个国家都积极研发使用的新型能源。除了核能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型能源业在逐渐的被人们所使用，在应用物理学的推动下，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都进入人们的视野，极大的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4 结束语
应用物理学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应用物理学在几次工业革命中的推动作用，为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极大的便利了人们的劳动生产，促进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同样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在应用物理学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发电机的发明和使用，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生产率，使人类文明的发展更为迅速。而在第技术革命中，应用物理学则直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强有力的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应用物理学在不断的探究与发展之中，同样也有利的推动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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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超，黄浪欢，刘应亮.氮掺杂二氧化钛纳米管制备与光催化性能[J].功能材料，20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