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46:05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有很多种。例如：“母爱和父爱，这是父母给予的关爱；有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爱；还有一种人与人之间特殊的关爱，那就是陌生人给予的关爱。那种爱让人感到温暖，让人感到亲切。
在我的回忆中，那件事像打印机一样把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有一次，我坐公共汽车时，我“抢”到了一个位子，在司机的旁边，上车下车都非常方便。车开出一站后，就上来一位老奶奶。她凹下去的眼睛有着不一样的光泽；皱皱的脸，让人看起来十分和蔼可亲；高高的鼻梁又让人觉得很严肃。
“有没有人给这位老奶奶让座呀？有没有人给这位老奶奶让座呀？”我的耳朵差一点点儿就被震聋了。可是车上还是一片沉默，似乎每一个人都是木头人。老奶奶充满光泽的眼睛突然黯淡下来。那时，我正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给这位老人让座？”我猛然站起来;“奶奶您坐吧！”我的声音太响亮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我，脸上不由得发红。
哪位老奶奶露出了微笑像茉莉花一般纯洁，又像向日葵一样美。司机也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老奶奶用不是很标准的普通话对我说：“来，孩子，来，和我一起坐下。”还不时的摸摸我的脑袋，自言自语。
这位老人的让我羞愧不已，让我羞愧不已刚刚的羞愧。我下车后，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不是害怕，而是兴奋，帮助一个陌生人的感觉真好！
我要将心比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关键词： 米歇尔・福柯 权力理论 权力关系
一、权力的阐释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这是在涉及20世纪西方文明、思想、学术等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名字。米歇尔・福柯是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与让・保尔・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等人一起，揭开了巴黎哲学、美学与政治思潮中革命性的篇章，写下了辉煌的著作，这种成果是不可匹敌的。而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其地位更是突出。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这位“思想怪杰”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学界掀起狂澜巨波，引发深思远虑。福柯被德勒兹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尼称：“福柯的著作是我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对福柯来说，在其学术探索的道路上，“知识”、“主体”和“权力”范畴是三个基本主题，而将这三个范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他提出的一套微观权力理论。传统的权力观基本上把权力看成一种司法机制，即制定法制、限制、拒绝，具有一系列否定性效应：排斥、否定、破坏和掩盖，表现为一种由上至下的单纯压制和被压制的活动。而在福柯的论述中，权力不只是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是一种否定性力量，它更是一种制造话语的肯定性力量。根据福柯的新定义，权力概念并非人们通常说的政治、经济等宏观权力，还包括微观的人际关系，尤其是“一个人企图控制他人行为”的关系，在社会体的每一层之间，在男女之间，在家庭成员之间，在师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
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人文主义者认为知识与权力是分离的。例如，短篇小说《失言者》中的哈里・肖沫特就代表了这种权力观。他说：“人的智力向世俗的权力宣布独立――行啊！”他认为，知识一旦同权力发生联系，就会丧失其独立性，因为权力会控制它。福柯对人文主义者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念作了如下总结：他们认为，人“一旦有了权力，就不再有知识，权力使人疯狂，统治者都是瞎子，而只有那些与权力保持距离，与专制暴政毫无瓜葛，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浸于冥想的人才能发现真理”。
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关系密切，“不应幻想会有一天知识不再依靠权力，这只不过是以乌托邦形式出现的老调重弹的同一个人文主义，没有知识，行使权力是不可能的，知识也不可能不产生权力”。由此可以看出，福柯从理论层面接露并批判了人文主义者的错误。人文主义学者试图逃避权力的影响，因为他们害怕权力会“限制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我表达，应该反对权力”。然而，福柯在《性史》中告诫道：“权力无法逃脱，它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塑造着人们想用来与之抗衡的东西。”
为什么福柯与人文主义者对权力的理解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因为这涉及两种不同的权力概念。正如查尔斯・泰勒在《福柯论自由与权力》一文中所言，人文主义者“仍然坚信传统的权力理论：王权/屈从。但实际上存在一种新的理论：控制/服从”。旧有的王位审判权力被认为是完全压抑、否定的，而新的规训控制有时是压抑性的，有时是生产性的。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新的权力模式之下。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是弥散的，浸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存在于经济、知识、人与人等各种关系当中。
三、爱情与权力的关系
初看上去，将权力和爱情相提并论似乎有些奇怪，因为“西方文化早已将权力和爱情这两个概念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权力同暴力、自身利益、野心、冲突和压抑等联系在一起，而爱情则令人想到无私、和谐、精神和情感方面的进步、亲密和互相分享”。这种把权力视为攻击和压抑、把爱情视为纯粹的奉献的思维方式，理所当然会把这二者对立起来。然而，福柯把权力重新定义为“两人之间一方控制或决定另一方行为的关系”之后，爱情中隐藏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恋爱的男女之间，一方常常以接受、奉献或拒绝的方式来控制或影响另一方的行为，特别是情绪。被爱者对求爱者的接受和奉献形成二人之间肯定的、生产性的权力关系，因为它使双方高兴；其拒绝则造成一种否定性的、压抑性的权力关系，因为它至少会引起一方不愉快。
有趣的是，福柯在《性史》一书中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爱情：“在爱情游戏中，各种不同的控制形式（求爱者试图控制被爱者，被爱者试图逃避这种控制，并且通过这种抵制，反过来控制求爱者）相互碰撞。”这种控制与逃避控制的行为贯穿恋爱的全过程，原因在于“求爱者和被爱对象之间的不对等、差距、抵抗和躲避”。因此，情侣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最初阶段是不平等的，一方主动，是追求者；另一方被动，是被追求者。主动的一方常常提议或决定二人做什么或去哪里。也就是说，情侣之间总有一方是控制者，另一方是被控制的对象。在福柯看来，控制的一方“处于主动的地位，他是求爱者，这赋予他以权力与义务；他要表现出热情，也需要节制热情；他要奉献礼物，大献殷勤。对于被爱者，他要履行职责；这一切让他可以期待公正的报答”。被爱者若有接受的迹象，求爱者就会追求得更紧。这时的权力关系对双方都有促进作用，因而是生产性的。
四、结语
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揭示出权力的生产性，是对强调团体（比如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的传统权力观念的超越，因为它还包括个人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福柯认为，在社会身体的每个点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家庭的成员之间，在老师和学生之间，在有知识和无知识的人之间，存在着各种权力关系。权力可以是生产性，并非总是压抑性的这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些敏感的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师生关系、亲戚等关系中的权力问题。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为我们研究当代权力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进入21世纪，人类步入高科技时代，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社会权力模式都出现了新的调整与发展，新的时代同样呼唤着一种与时下权力实践相吻合的权力理论出现，而这也就是福柯的伟大之处和我们今天研究福柯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包亚民主编，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杜小真编选.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刘文松.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女性表征［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5）.
［4］刘文松.贝娄小说中知识分子夫妻之间的权力关系［J］.厦门大学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5］李晓林.以福柯的“微观权力”观点解读卡夫卡的《城堡》［J］.枣庄学院学报，2006，2，（1）.
关键词：徐坤 爱情 质询
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爱情，《易经》里说“天地絪媪，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可见爱情的重要，古往今来，几乎人间的悲欢离合大都与它有关。爱情，这个被人们誉为“永恒的题材”，吸引、鼓舞着众多文人骚客、名家著者为之殚思竭虑、呕心沥血。在我国源远流长的爱情文学长河中，闪现着无数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牡丹亭》中的柳梦梅与杜丽娘等等，他们的爱情可以超越生死、门第，可以天上人间，不知有多少读者为之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劳伦斯说：“对人类来说，最伟大的关系不外乎就是男女间的关系了。”[1]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琴瑟相和”“忠贞不二”“始终不渝”的爱情。但是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了今天，徐坤发现了爱情的脆弱不堪，在她的文本中对爱情神话进行了解构，宣告了在市场化、现代化的语境中爱情的破产。正如徐坤的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题记中所说，“总有一个酒吧里汇聚着人/总有一个单身女人家里半敞着门/我们的爱情哪里去了？”人类创造着文明，可是文明背后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却让人感到了彻骨的悲凉。
一、“性”的游戏，欲望的释放，商品的交换
人作为一个具有社会性与自然性双重特征的动物，在追求爱情方面总要力求达到精神和肉体的合一。“食色性也”，在爱情中对于“性”的追求当然具有极大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追求“性”时要放弃精神，或把“性”作为一种资源或商品去交易。原苏联著名作家马卡连柯说：“爱情不能单纯地从动物的性的吸引力中培养出来。爱情中爱的力量只能在人类的非的爱情培养中存在。”黑格尔也强调：“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是停留在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的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可是，在一个物化的时代里，在徐坤的小说里，笔者发现男人与女人之间所谓的“爱情”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一个交易，严肃性、纯洁性已不复存在。
小说《遭遇爱情》从题目来看，好像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其实不然，岛村与梅只是生意上的往来，他们所营造出的诗意的、看似爱情的氛围只不过是觉得可以更能给彼此带来利益。岛村的感情神经已经麻木，“他始终不敢肯定，那些争相以身相许，或者稍微给一点暗示就能牵引着上床，并且趁他耳聋眼瞎就要进入极致时却还在趁火打劫谈生意条件的女人还算不算是女人，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这般视上床如入厕的人心中是否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爱情萌生。金钱早已严重破坏了岛村对女人的兴趣，连同他对美的鉴赏也一道给毁掉了。没有谁能够拯救得了他，也没有一颗心灵能够向他逼近”。这就是岛村的爱情感言。当岛村对梅产生感觉想获取性时，梅却利用岛村的心理争取获得极低的价格，最大的利益。两人机关算尽，最后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一场爱情的游戏之后，一个欲哭无泪，一个坠入无边的虚妄。《热狗》中，中年知识分子、评论家陈维高利用自己的“学术文章”获得了小鹅儿的肉体抚慰，当小鹅儿出名之后，陈维高也不得不又被某某家代替了。说穿了，陈维高与小鹅儿之间只不过是一场交易。另外像《爱你两周半》中顾跃进与于珊珊、《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的汪新荃与毛榛莫不如此。花前月下的浪漫情怀，两情依依的迷人意境，海誓山盟的高尚承诺等富有“诗情画意”的爱情，留下的也不过是的宣泄罢了。从中笔者发现了徐坤对世俗人生的一份警醒，也是对读者的一份提醒。
二、时间性：不再相信永恒
在汉代乐府诗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写道：“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2]这是女子的自誓之词，汉女子表达了自己对意中人真挚、热烈的爱。可是在现代，“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已经被“爱你两周半”和“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代替，爱情的时间明显缩短了。现代人的感官早已麻木，怎容得下千年的爱恋。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快速的生活节奏，沉重的生活压力已使长相厮守成为一种奢望。《厨房》中男人送女人回家，作者感叹说：“短短一程中的呵护和温暖，也足够她凭吊一生。”《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毛榛与陈米松的爱情无疑是对爱情不会永恒的宣告。在这个充满“时代病”的现实里，结婚十年，相亲相爱的一对以一封“诀别书”而告终。如此牢靠的爱情没有任何缘由地突然坍塌。爱情真的太脆弱了。我们的现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每个人的内心都伤痕累累，彼此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不敢交给对方，如《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中的庞大固埃，《一个老外在中国》中的尼尔斯。
《爱之路》中的赵理惠离婚后两次“爱情”受挫。《相聚梁山泊》中柳芭在结婚、离婚、结婚、离婚不停地折腾后决定终生不再嫁人，并称“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女人，而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必定站着无数个伤透了她心的男人”。《离爱远点》中的漂亮女作家对爱情远远避开，过着潇洒的单身生活。《爱你两周半》中梁丽茹和董强的爱情也不过是云南旅游的一点儿浪漫而已。徐坤用笔写下了她对现代人的思考，对文明的思考，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也许美丽的爱情不适合城市这块土壤，爱情在都市中找不到其生长所需的土壤、空气、温度与养料。都市里只有权利、金钱与狡诈。韩春燕认为，“美丽的爱情总是该与农业文明相伴，而在大工业社会中崛起的都市已经成为一头怪兽，一只妖鸟，它在使人类不断发生异化的同时，也吞噬了他们美丽的爱情”[3]。
虽然爱情如此短暂与脆弱，但是我们发现徐坤仍然发出了真诚地呼唤，在《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结尾处，“旋转餐厅的景物又一次在她眼前旋转起来，旋转、旋转……她满含泪水，在心里低低呼唤：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在这温暖的呼唤背后是女性的理解、宽容，也是徐坤对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渴望。这正是徐坤的小说与一般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的不同之处，如马相武所说的“徐坤小说的触角伸向男女共存的文化空间，再现并关怀包含两性的人类特别是中国人的生存处境”[4]。徐坤是以一个女性文化人的视角观察人生、审察现实的，表现出的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文化”品性，她对爱情神话的质询体现了她对理想的两性关系的深切思考。
注释：
[1]劳伦斯：《灵与肉的剖白》，转引自李复威：《新时期以来爱情文学的遭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3]韩春燕：《徐坤长篇新作〈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的悲剧意蕴》，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关键词］ 《暮光之城》；火与冰；纯爱小说；互文性
自2005年出版至今，《暮光之城》系列小说已在全球售出超过8 500万册，成为继《哈利•波特》后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魔幻类小说。由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也取得了惊人的票房。这一系列小说和电影将西方的“吸血鬼文化”推向了新高潮。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暮光之城》:“充满着爱恨情仇的张力，但又优雅精致如简•奥斯汀，达到了浪漫小说的一种极致。”［1］23该作品巨大成功的背后其实隐含着深刻的西方文化隐喻:“火与冰”的意象奠定了创作的核心内涵；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故事倡导了作者的道德观与爱情观；与文学经典的种种互文关系体现出作品对西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一、火与冰:欲望与理性的对抗
第三部《月食》的开端引用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一首短诗《火与冰》:“有人说世界将毁灭于火，/有人说毁灭于冰。/根据我对于欲望的体验，/我同意毁灭于火的观点。/但如果它必须毁灭两次，/则我想我对于恨有足够的认识/可以说在破坏一方面，冰/也同样伟大，/且能够胜任。”［2］1诗中比较了火与冰这两个极具毁灭性的力量，阐明世界毁灭于火或是冰的可能。这首诗实际奠定了整个创作的核心内涵。
表面看，小说中的“冰”喻指身体冰冷的吸血鬼爱德华，“火”喻指体温灼热的狼人雅各布，两者本是天敌，却都深爱人类的贝拉。爱德华虽属血族，却坚强地克制着对贝拉血的渴望。两个人经历了炼狱般的抉择，最终“愚蠢”的羔羊与“暴虐”的狮子热烈相爱。雅各布则代表贝拉对人世的牵绊，对她“如此特别，像太阳一样温暖”［3］。他阳光般的力量守护着贝拉，但冲动的行为也可能把结伴永世的承诺压垮。冰与火的矛盾不可调和，两种力量都将置脆弱的人类于死地。
若从深层意义上解析“火与冰”的含义，也可将其理解为西方文学的永恒主题――欲望与理性的斗争:火象征激情与欲望，而冰象征理性与冷静。吸血鬼对血无法控制的本能像火一样，狼人的火爆性格也具有火的危险，如果这些不以理性控制就会带来毁灭，因此需以“冰”的方式去处事。然而冰也并不完美，它的另一面象征仇恨与阴险，如血族与狼人之间的世仇；又如维多利亚组建“吸血鬼新生儿军队”的可怕报复。这种生活方式也会将一切毁灭；事物本身不具有情感，而人的意志决定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于是每个人都须在理性约束与自我放纵中取得平衡。爱德华在与吸血本能的痛苦斗争中控制住了欲望的缰绳，做出了理性选择:不以爱的名义去剥夺贝拉为人的权利。爱意味着牺牲与承担，而不只是占有。他最终不仅战胜了嗜血的欲望，而且具备了充满人性的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理性与欲望的搏斗是艰难的，但也因此才是伟大的:人必须通过理智战胜自己的欲望，实现自我的救赎。［4］
“火”与“冰”的隐喻意义也可通过作品系列名称来加以阐释:“暮光之城”意指“黄昏或黎明”，是光与夜的临界点，充满神秘与虚幻，呈现出整个故事的魔幻色彩。《暮色》（Twilight）与《新月》（New Moon）分别指向小说的吸血鬼与狼人题材；《月食》（Eclipse）的核心内容围绕贝拉在爱德华和雅各布之间的情感徘徊，吸血鬼与狼人如同冰与火的对立，但为了保护贝拉，他们结成了联盟。可以说雅各布象征太阳，代表光和热；爱德华喻指月亮，代表黑暗冰冷；贝拉是力量弱小的人类，象征地球。在面对情感抉择和生死战斗的关头，太阳、地球和月亮三者并肩站在了一起，这就是月食。［5］122终曲《破晓》（Breaking Dawn）意味着矛盾的破冰，新生的出现，象征生命的轮回和光明的前程。贝拉经历了生死考验和血的洗礼，最终依靠自身的强大力量和天赋，击退了吸血鬼世界的执法者，并使狼人和吸血鬼结成永世的合盟。破晓，是光明与黑暗交替之时，是火与冰的交接点。通过故事的结局可以看出，作者要表达的是一种两个世界、两种文明最终交融的和谐力量，其中理性与欲望最终达成了平衡，通往理想的永恒。［5］123
二、异类罗密欧与朱丽叶:古典式的纯爱故事
《暮光之城》中具备了青春剧中的各种元素:萌动的青春、校园生活、荡气回肠的爱情等，再加上魔幻元素营造出的浪漫意境。各种矛盾力量之间的对抗也增强了故事的张力:人与血族之恋，吸血鬼和狼人之间的比拼，吸血鬼家族之间的较量等。然而，小说的吸引力并不仅此，还有其中所蕴含的一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广泛性。正如制片人格雷格•穆拉迪安(Greg Mooradian)所言:“可以说以吸血鬼为噱头的电影作品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而《暮色》只是将吸血鬼当成衬托的背景，里面真正描述的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吸血鬼文化是对青春期独有的强烈欲望的一种比喻，感觉上像是:‘我想要你，可我却不能拥有你。’在我看来，以此表达青少年的渴望会形成一个非常新奇且精彩的对比。”［6］《暮光之城》的成功在于它对反类型的吸血鬼题材进行再创新，塑造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纯爱故事。作者细腻连贯的讲述、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浪漫唯美气氛的营造是对莎翁经典原型推陈出新的一次精彩演绎。其中情侣间身份的藩篱变成凡人与不死者之间的鸿沟。对爱德华来说，贝拉是他渴望90年的灵魂伴侣，但对血的欲望阻止了他的靠近。与此同时，他也不愿贝拉转变为同类，失去人的灵魂。他曾对贝拉说，“对我而言――让你变成我这样只是为了让我不会失去恪―是我所能想象的最自私的行为。”［2］205在他看来，人类生命虽短暂，却能体会各种甜蜜辛酸；而他纵拥有不死之身，也只能在黑暗里咀嚼无尽的孤寂与哀伤；他想保护她，又怕伤害她，就如书中所言“狮子爱上了羊羔”，这一比喻形象地剖析了两人的关系，将情侣间炙热而绝望，隐忍而深情的爱发挥到极致。这种禁忌之爱加上扑朔迷离的感情纠葛，亦真亦幻的故事和曲折诡异的情节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冲动。在想象力赋予的空间内，读者见证了理智与情感的搏斗、灵魂与肉体的挣扎，见证了初恋的美好，从而构筑出一种童话般的理想――对纯美爱情的向往。用作家奥森•斯考特•卡德的话说:“爱情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人生的指引者。”［2］432梅尔自己也说:“请不要把它仅当成一场不可思议的非现实爱情历险，当你曾经、正在或者将来在自己爱情的旅途中触动到类似感觉的话，它更是一段为你谱写真实爱情乐章的暮光传奇。”［2］431
因此，这部青春校园故事实际展示了作者所崇尚的优雅洁净的道德准则和一种具有古典禁欲色彩的情感观念。如同19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所认为的，爱情是神圣的，不为欲望所支配，更不能凌驾于义务而存在；也如同19世纪另一诗人白朗宁提出的灵魂使爱情永恒，幸福依靠精神而非肉体来维系的观点，［7］434这些观念在乔治•艾略特等人的作品中也时有呈现。相比大多数爱情小说与电影，《暮光之城》风格干净清新，没有任何色情描写，即使情到深处也只是轻轻一吻。在西方追求性自由、观念混乱、粗俗搞笑的青春片泛滥的今天，这种纯爱显得尤为可贵，它记录了每个人都曾拥有的关于爱的梦想。如梅尔所言:“我的故事其实有一种寓意。不管一个人在生命中遇到什么困难，不管你认为自己必须做什么事情，总能有别的选择，别的出路。只要信念不变，真心相信自己，一定会拨云见日。”［2］432
三、通俗小说中的伟大文学传统
《暮光之城》中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是统领全文的主要内容，但并不是作品的全部内涵。其最深刻的实质在于作者寄丰富的想象和创造力于深厚的文学功底之中，［5］123借助象征、隐喻与暗示等手段，把西方文学经典的创作传统融入通俗小说的实践中。
梅尔出身英国文学专业，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在小说中，她不时引用和指涉多部文学经典来传达她的文学旨趣。《暮光之城》系列作品在结构、内容与主题上都与几部文学经典形成互文关系:《暮色》中初到福克斯镇的贝拉与爱德华的几次接触在情节上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傲慢与偏见》中达西与伊丽莎白的邂逅；《新月》的结构设置部分对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生离死别”的故事；《月食》中更直接引用了《呼啸山庄》的内容来表现三位主人公之间的纠结与冲突:“‘你在读什么?’‘《呼啸山庄》。’他（爱德华）说，‘我和你相处时间越久，就越能理解人类的情感。我发现我能以从前我认为不可能的方式来同情希斯克里夫。’……摊开的那一页上面的几个字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希斯克里夫的一段话:‘当然我恨他――恨得要命，我绝不会向他抬一只手……只要她还要他做伴，我就绝不会把他从她身边赶走。她对他的关心一旦停止，我就要挖出他的心，喝他的血!……可是，不到那时候，我宁可寸磔而死，也不会碰他一根头发！’”［2］200贝拉、爱德华和雅各布所演绎的爱恨情仇，其炽热与强烈的程度也并不亚于《呼啸山庄》的主人公们。
整个系列同时也包含了多种小说的类型:它是简•奥斯汀式的女性成长小说，描绘了贝拉从弱小的少女，经过人生的历练、经验的叠加，最终成为一举定乾坤的人物；它是哥特式的浪漫小说，在爱情中融入恐怖、悬念、冒险等元素，它也承继了魔幻小说的风格，诸多超自然力量的背景使故事变得跌宕起伏。此外，作品中还蕴含了很多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元素，如吸血鬼世界的执法者沃尔图里家族来自意大利，这里正是欧洲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与友善温和的卡伦一家相反，其成员傲慢、专横、残忍，这两个家族之间的抗衡也许正呼应了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主题，暗讽了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冲突与差异，而沃尔图里家族最终的挫败有意无意体现出作者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讽刺。
可以说，上述种种互文现象表明作家在已知的传统框架中开辟出新的思路，在延续了西方文学创作传统的同时，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四、结 语
《暮光之城》借用吸血鬼与狼人的传统题材，以“火与冰”的意象构建了一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欲望与理性的对抗；作者对唯美爱情的精心描绘暗示了她对纯净情感态度的倡导和对当今西方堕落混乱性观念的反驳；更重要的是，小说与文学经典构成的种种互文关系印证了它不仅是一部通俗文学的佳作，也是对西方文学创作传统的一次很好地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郭云.品味《暮光之城》［J］.青年文学家，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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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建炜，唐代清.《暮光之城》:欲望时代的反欲望叙事［J］.电影文学，2009（11）.
［5］ 张晓琛.《暮光之城》的隐喻性初探［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08）.
［6］ 适之.暮光之城［J］.大众电影，2009(24).
[关键词] 《色·戒》 张爱玲 李安 革命叙事 爱情叙事 家
《金锁记》里曹七巧“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张爱玲何尝不是。这个熟谙旧上海民间风物和市民心理的作家，同她笔下的人物相类似，有着如“剃刀片”样的笔触：冷静的一层一层剥开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普通的男女，他们是“苍白、渺小”“自私与空虚”而且“恬不知耻的愚蠢”的饮食男女。她的人物之间没有亲情，曹七巧可以三言两语毁掉女儿的幸福：没有友情，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没有朋友的，应验着她“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的话：那么爱情呢?倾城之恋里爱情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一座城市偶然的陷落才成全了一对男女。如果没有了这种偶然，爱情大概也是荡然无存的。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是如此的刻薄与萧索，却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不断的吸引着电影工作者对其作品的改编。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把复杂多意的文字改造成影像，这是一个复杂的还原和再创造的过程。尤其是对被称为张爱玲最蕴藉的短篇小说《色·戒》来说。
“张爱玲花10年写了28页，这不是等闲的作品，非常精致”，导演李安如是说。也正是李安把这28页的小说，改编成时长120余分钟的电影，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李安忠实的还原出原著中涉及的服装、场景、室内布局、街道布局，甚至小到台灯、桌子也必须完全是小说所发生的那个时代，甚至不惜用一段长达1个多小时的闪回来契合小说的插叙结构。这种对外在形式的极端忠实却并不意味着李安将完全忠实于张爱玲的主题。
小说中张爱玲完全靠王佳芝的心理描写来推动情节发展，主题的体现则主要通过易先生的心理来完成，心理描写几乎占去了小说的大段篇幅。电影中用镜头语言表现人物心理往往是困难和含混的，难以自如的出入人物内心与现实之间。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困难恰恰给了李安更大的发挥空间：用革命叙事来推动电影前半部分情节的发展，而后在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互相交织、纠结中偷梁换柱式的背叛了张爱玲展现人性自私冷漠的主题，代之以压抑的时代被扭曲的人性间的救赎。本文将从李安对小说文本“缝隙”的有意填充和对情节中细节的修改，分析电影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的交织作用中对文本主题的背叛的逐渐篡改，并走进李安的艺术生活探讨他不同与张爱玲的思考。
文学文本是一个封闭自足的艺术世界。“好的文学作品，背后一定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文本细读时会发现很多的破绽、读出作家的虚笔和遗漏，甚至作家本意与封闭文本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差异，这就是所谓的“缝隙”。这种缝隙或许是作家有意为之，也可能因为与其传作的意图不符，故意曲笔，所以“‘缝隙’里隐藏着大量的密码，帮助你完善这个故事”。《色·戒》即是如此，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缝隙”。
李安发现了张爱玲的破绽，在电影创作中填补了文本中的“缝隙”，在填补的过程中，逐渐的将张爱玲的故事改写成自己的故事。
首先，小说中王佳芝没有确定的身份背景。对王我们知道的只有秀丽的长相、岭南大学的学生，演过几场话剧的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有个住在愚圆路的亲戚而已。
而电影中，一方面为王佳芝填充了一个确定的背景。通过王佳芝与赖秀金的对话交代了王的家庭背景：母亲早亡，父亲远走海外并很快要和别人结婚，许诺她要接她离开却迟迟没有实现，电影院里王佳芝留下了的眼泪是委屈失望和担心被抛弃的泪水，宣告着王佳芝与家庭关系的告别。她是一个孤身一人憩于乱世的女子。值得注意的是：当香港的计划失败回到上海，电影详细的描写了王寄居位于愚圆路亲戚家的遭遇：不断被搜刮着她所剩无几的财产。身边不怀好意的亲戚更将她推向无望的境地。
这样的王佳芝，没有家人可以倚靠，没有亲情的温暖，没有朋友真诚的关心，围绕在她周围的世界是现实和冷漠的，她的情感世界也是一片空白，她渴望着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灵魂的沟通。出于这样的希望，电影里，我们看到王佳芝提着箱子离开位于愚圆路的亲戚家的画面。她义无反顾的离开了冷漠的亲情期望着通过任务成功，能远走他乡，回到家人的身边。电影里王佳芝首先被定位为一个渴望着被理解、被关怀、被爱的女性形象，为爱情叙事的展开做好了铺垫。
另一方面，电影强化了王佳芝非职业特工的身份。不仅详细刻画出如文本中写到的她参加革命的起因和为革命做出的牺牲。更添加了王佳芝对血腥革命的恐慌，正是王的恐慌导致王一度离开革命，独自逃回上海。而且电影也复杂化了革命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如赖秀金对王的嫉妒、邝裕民对王太迟的怜惜，正是因为赖秀金偶然发现王，和邝裕民的邀请，王佳芝才又一次投身革命，革命叙事推动着情节的不断发展。
其次，小说中王、易二人的交流张爱玲极其吝啬她的笔墨，只通过王的心理交代出王、易二人有两次幽会。最初的王和易是刺杀者和目标，被追逐的女人和有权势的男人间的关系。在珠宝店张爱玲有一句：“权势是一种春药。”因为权势，王佳芝动摇了她革命的意志，由一个不那么坚定的刺杀者变成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张爱玲还有一句写到“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张爱玲通过人物表达出这样的观点：肉体的占有不能收获爱情，情欲不能产生爱情。那么王佳芝最初的动摇，则排除了感情因素，那么由这种动摇带来的意乱情迷，带来的“这个人是真爱我的”的误会，完全是与爱情无关的“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王佳芝只是掌握权力者追逐的“猎物”，一个完全满足掌权者“终极的占有”欲望的“欢场女子。这是一对各怀鬼胎的男女，他们之间丝毫没有爱情存在，小说中爱情叙事是完全缺失的。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电影，则开始于文本中“通往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话，细腻露骨的拍摄出二人两次幽会中的性爱场面。于此李安在王、易二人最初也是最早的关系：刺杀者和目标的基础上建构起第二层关系：单纯的肉体结合，开始了他的爱情叙事。电影清晰勾勒出了二人感情发展的过程：香港时裁缝铺做衣服，在西餐厅的交谈及送王回家、三年后上海初次邂逅的简短交谈、第一次幽会、易家王佳芝假意离开、日本酒馆以及临别时候易先生故弄玄虚的要王帮忙、王佳芝独自去挑选戒指、第二次幽会、取戒指时放走易。与此同时，革命叙事时时参与其中，使王佳芝在被爱的愿望和革命的责任之间，艰难的抉择着。
这一系列的事件也为其感情的升华交代着前因后果，所以就有了在展现二人肉体之欢的两次幽会外，李安设置了两人感情的第二次升华：在日本酒馆中王佳芝深情款款演唱《天涯歌女》，易报之以眼角的一滴泪和握紧王的手，进发出超越时代和现实处境的真情。此时两人的感情已经从最初的肉体之欢，升华至灵魂的交流和精神的融合。此时，李安已经完成了他对张爱玲小说主题的背叛，他讲述的是压抑的时代一对身份特异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爱情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伦理和道德观念。却是具体个体之间产生出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温暖，期望据此获得人性的拯救。然而这样的爱情可否使压抑的两人获得拯救?顺着张爱玲小说的框架，通过对文本细节的篡改，李安开始着他的沉思。
电影中服务与李安主题的两点改动，均是对文本情节的细微改动。谬以毫厘，却早已差之千里。
首先，电影里珠宝店中的情节被分为两场：王独自选钻石和二人一起取钻戒。对文本这样的改动，一方面是爱情叙事顺理成章的发展，易为了表现自己的爱意，颇神秘的送上爱情的信物；另一方面计出于对电影主题提纯的目的，拒绝了王佳芝如文本中因为权势和珠宝而动摇的可能性，使电影中王佳芝放走易先生的原因，单纯到有而且只有唯一的可能：因为爱情。因为爱情王佳芝放走了易，背叛了自己最初的身份和目的。背叛了革命和周围的同志。从某种意义上说，王放走易的同时，也已经完成了内心最艰难的选择：要爱情，还是要革命?为了爱情她放弃了革命。此时推动情节发展的革命叙事渐渐的走向坍塌，爱情叙事成为了电影的主线。所以电影中王独自走出珠宝店，音乐是悠扬的甚至是轻快的，暗示王决定离开革命如释重负似的轻松。此时二人之间的感情再一次得到升华。
此时出现另一处重大改动，点明了爱情叙事的顶点也是终点：王佳芝坐上人力车对车夫说：“福开森路”，车夫问：“回家么?”王佳芝平静的“嗯”。李安偷梁换柱的用福开森路取代了文本中王亲戚家的“愚圆路”，并赋予二人幽会的地方以“家”寓意。
从字面上来看，爱与美似乎不太有多大的关联，一个是关于情感的意思，一个是形象上的意思，但是一经细细品味，似乎又觉得两者之间又有着某种关联。
不错，爱与美确实有很大的关联。比如说人的容颜美了，那么将会产生一段浪漫的爱情。人的心灵善良，乐于帮助他人，又会让身心美得到发展。乐于助人，关爱他人，也会让人的形象美更进一步。不斤斤计较，善良对待他人，就会让人格美更加完善。所以，爱和美之间也有诺大的关联。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边城一书里就深刻的写下了一段爱与美的爱情，主人公翠翠，心的善良，长相漂亮，可谓貌德兼备，正是因为他人性美，长相美，才有了后面傩送，天保二人对他的追求。傩送二人也是品德兼优，不仅讲礼貌，幽默，还对人和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风格美，所以翠翠才将爱情的小船驶向傩送。还有翠翠的爷爷，经验丰富，为人老实，善良，将钱财认作身外之物，从不在乎一钱半两，靠渡船为生，并且不收去一分钱，全靠别人好意赠送的粮食为食。要知道，天底下像这样的好人屈指可数，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而翠翠的爷爷为人处事做的一点也不歪，翠翠在爷爷的影响下自然养成了人格美，在此看来沈从文作家应该也赞同爱和美之间有诺大的关联。
反观现实，人们心中的美都还具备一些，爱也还有一些，不过确实向往美貌的美，和希望拥有甜蜜爱情的爱，而人性，善良文明等美德，似乎快要被埋没了。爱也一样，关爱，友爱一样样都被淡忘了，这还是中华人民所具有的品德吗？还担当的起文明古国之一的称号吗？醒醒吧，同胞们，抬起头来，不要被容颜糊弄了一生，将自身培养到高的境界，才是最美的，最有爱的人。
教育，发扬，就是让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掌握这一点，去感化身边人，多怀有爱之心，才能培养人性之美。
一、“仁爱”思想──海关人际和谐的文化指引
在海关人际和谐的形成中，文化建设具有其独特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先进文化的指引，可以为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坚实的道德基础。因此，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人际关系形成的引导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从影响我们的“和谐人际关系理念”的角度来看，什么文化思想才是先进的呢？这必须从作历史的分析。所谓文化的先进与否，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而不是一个功利效用问题。两千多年来，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文化的歧出与偏离，但最终都必然回归主流价值，回归文化的正统。按照中国文化的评判标准，先进文化必须是把追求“仁义道德”放在第一位的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把善与公正放在第一位的文化。
“仁爱”是儒家人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际关系学说中的首要内容。“仁”强调在相互交往中要体现出仁爱之心，并将其视为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孔子认为“仁”即“爱人”，孟子讲“仁者爱人”。由此可以看出“仁”的核心是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爱心、同情心，要和谐、友爱相处。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并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几乎都遵循着这一定律。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君子”之方，就成为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必须爱人以德，这样“礼”与“义”的内涵就成为规范人们言行的准则。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之上，经几千年的积淀便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稳定而又和谐的人际关系。应当说，儒家文化正是海关人际和谐形成过程中具有指引作用的先进文化之一。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爱人，就成为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就是孔子倡导出的“忠恕”之道。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已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就是说，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同时又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 “忠”是积极一方，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在海关的人际关系中，我们看到，是海关事业这一崇高的理想将我们这些原本不相识的个体组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善良友爱是我们共同的道德追求，发展提高又是我们向往的共同目标。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既恪守道德理念，又实现自身价值呢？孔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我为人人”的付出会营造出一个“人人为我”和谐氛围，而集体与个人价值追求都会在其中实现最大化。同时，每个人都不希望在集体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即使扪心无愧，也惧“三人成虎”。在不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背后非议是最大的诟病，正如常言所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孔子有句话是一剂良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诸多消极的东西，但只要我们取其精华，剔其糟粕，批判地继承，那么，这一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就能在当代和谐人际关系的形成中发挥其应有导作用。
二、诚信友爱──海关人际和谐的道德基础
诚信友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普遍价值。诚信友爱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社会、一个集体要实现和谐发展,仅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诚信友爱就是社会系统和人际关系运行中的纽带和润滑剂,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使社会的运作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使社会、集体充满生机与活力。在海关人际和谐的构建中，如果说海关是一个组织严密、功能齐全的系统，那么，诚信友爱就是这个系统内部各个构件之间的纽带或润滑剂。没有诚信，人际关系紧张，就不会有友爱；没有友爱，就不会有和谐；没有诚信友爱，和谐海关就无从谈起。
海关的人际和谐首先是一种诚信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就没有相互的团结，就不能形成海关人的普遍认同，自然也就没有海关的人际和谐。和谐海关必须有海关人之间的认同与接纳，其深层基础就是相互的信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说到底就是信任的缺失。在海关的日常工作中，无论是关员之间、各部门之间、海关与管理相对人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的纽带就是诚信，无信则不立，失去诚信，个人将被孤立，集体将变瘫痪，整个海关也只能成为死水一潭。只有以诚感人，以信当先，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
海关的人际和谐还应该是一种友爱的人际关系，是全体成员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以温情取代冷漠，对他人存在的顾及，对人友善都是和谐人际的基本表现。我们提倡为人民服务，倡导宽容、谦让、奉献的公共道德，主动对他人奉献爱心，关心他人的疾苦，在自己行为中表现出爱人、利他、自尊而又尊人的品德，努力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和睦友好和信任的关系。相反，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没有平等、诚信、友爱等观念作支撑，我们就会整日纠缠在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执中，情感上细小的裂痕就会化作一道道难以逾越的心灵鸿沟。
三、和谐的海关人──海关人际和谐的前提要素
海关的和谐总体上应包括三方面的和谐：一是人与制度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自身的和谐。其中人与自身的和谐又是上述两种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人与制度的和谐主动性在人这边，所以人自身的和谐是人与制度实现和谐的关键；同样，有了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成了必然。所以人自身的和谐，即和谐海关人的培养应成为建设和谐海关的重要环节。
海关人自身的和谐应主要由思想、品质和人格的和谐构成。一是思想和谐。思想和谐的主要表现在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仰不冲突，信念不动摇，能够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物质第一性，运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对待客观事物产生、存在与发展；能够深刻领会“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有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能够理解贯彻新时期海关的工作方针，把握好“把关”与“服务”的平衡点。在思维方式上，看问题全面，不偏激，能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能理性地处理遇到的问题，做事中允，和为贵，以双赢为目的，而不是采取各种极端的办法，害人又害已。二是品质和谐。品质和谐的核心是能否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正确的原则应当是均衡，既要维护集体利益，又要顾及他人利益，还要照顾个人利益。因为大家对利益的追求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与别人一样平等的看待自己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固然重要，但必须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的整体性和全局性，应使自己的利益融入其中，并努力推动集体总体利益水平的提高，同时，还要注意照顾到他人的利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得到的并非是自己失去的，应是平等均衡的基本原则。三是人格和谐。所谓人格和谐，就是人自身的灵与肉的和谐，也就是人的肉体追求与精神追求的平衡与协调。一方面，肉体是有限的，但对肉体的欲望却常常呈现出无限的特征；另一方面，精神是无限的，但对精神的追求境界并非总是表现为无限。这种有限与无限的不对称，其结果往往造成一个人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失常。合理的选择应当是：用有限性去追求有限性，用无限性去追求无限性。应当看到，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其基本要求都应体现对称原则，即有限的供给必须对应有限的需求，无限的供给应对应无限的追求。对称本身就是一种和谐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更多的人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的精神却显的越来越空虚与贫乏。即物质的“实”与精神的“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关键是要坚持对称原则。一是应当合理节制人的肉体欲望，应当将肉体欲望限制在有限的界境内；二是应大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应当用无限的精力去追求无限的精神享受。
四、“和而不同”──海关人际和谐的显著特征
“和而不同”出自《论语》。《论语》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和”指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做事。“不同”是说不盲从苟同，有自己的见解。合而不同就是既能齐心合力做事，又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世上万事万物，生生息息，都源自于“不同”。不同才能创造新物，不同事物共存才有新的发展。构成我们周围的世界和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一切和谐，都是“不同”的统一体，都是“不同”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没有“不同”的存在，离开“不同”的统一，自然界就不可能发展，人类也不可能进步。同样，单位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个人也丧失了生存的空间。较长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深刻，违背“和而不同”规律的情况时常发生。常常表现为强求一致、一律。讨论问题、研究事项，总希望“意见一致”、“一致通过”，不喜欢有不同意见，不允许有不同声音。事实表明，这种“求同”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就是这样出现的。
“博爱”，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广泛地爱一切人，这应当是遵循了孔子“泛爱众”的蕴含。事实上，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在注解《孝经》中的“博爱”概念时便称：“博爱，泛爱众也。”由此来看，儒家之爱就是一种普遍无差别的对人的关爱。那么，孔子自己是不是也如此来看待爱或仁爱呢？他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以“爱人”作答，在其他处又有“节用而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等普遍性的博爱之说。虽然思想家的言说不乏是针对某些具体情形或个别事例发论，但个别并不能脱离一般，治国之策本来也重在普遍性的价值。
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凡涉及“人”的概念，孔子明显都是泛指，意味所有的人，否则，便是如“成人”“小人”“善人”“乡人”一样的有具体的限定。那么，仁者之“爱人”，自应不分差别彼此。《论语》中另外的两处“爱人”――“节用而爱人”和“（君子）学道则爱人”，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意义上立言。但由此一来，似乎马上就会与儒家之爱（仁爱）是爱有差等的这一流行观念发生冲突。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博爱与仁爱诸问题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博爱的价值
“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充分揭示了仁爱与博爱的同一性质。放之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中华文化的博爱情怀，最早可以追溯到虞舜的时代。作为后代顶礼膜拜的圣王，舜的伟大，最重要的是他的“善与人同”。舜之为善，没有个人的私相偏爱，舜认为是善的，全天下人都会认可，孟子称之为“心之所同然”。舜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打鱼、在河滨陶冶，他身旁的农民、渔夫和手工业匠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舜的大爱。舜爱人，人也爱舜，人们自发地聚集到舜的周围，三年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大的都市。用朱熹的话解释，就是“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善就是对所有人的无私大爱，也就是博爱，爱的情感与善的德行在这里是融为一体的。在此之后，观念层面的博爱逐渐萌发和孕育，表现为商周时期形成的“仁”的观念，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仁爱观念体系中塑造成型。
作为一种普遍而深厚的情感，爱的生发有“类”或血缘的生理基础。《礼记・三年问》以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爱是鸟兽和人类的共性，但就人而言，爱引出的是内在的高级心理需要。需要本身基于生理的驱力，属于“类”的行为，进入到价值领域，是与德性层面的仁的直接联系。仁与爱互为训解，包括关切、责任感、尊重和了解等，并体现为爱老、敬长、恤孤的多重情感交流。用《礼记・礼运》的话来说，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本身也是差别之爱，但差别的实质是给不同人群尤其是老幼弱势的人群以各自所需的关爱，贯穿其中的是博爱的精神，用当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差别原则）。这些由先人提出而历代受到推尊的爱的崇高境界，至今仍是激发人们由此去努力的永恒驱力，从根本上呼应了普遍的人道关爱与和谐群体的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当然，对于维系“群”或社会而言，爱只是关系之一而不是全部，但即使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交换，爱也贯穿于其中且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交换有不同的类型，如商品交换、利益交换、信息交换等等，正是在各种交换活动中，社会得以正常延续。人们通过交换，可以实现与提升自己的价值和成就。但是，交换并不限于物质的层面，还有精神性的需要，爱、尊重及相互帮助等亲社会行为就是典型的表现。道理很简单，现实中没有人不会遇到困难，事实上都需要他人的帮助；而自己帮助他人，可能正是因为自己遇到困难时曾得到过他人的帮助，从而促使人们认识到人际之间离不开爱和互助。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固然有战争、瘟疫、剥削等苦难，但“和”作为中华民族的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是先民们在相互的爱和帮助中创造出来的历史。因而，“博爱”的观念和境界，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浸润在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中。从先秦、汉唐到宋元明清，博爱的传统从不曾中断。
博爱与仁爱的离合
近代以来，本来携带中华文化自身基因的博爱观念，却少有被人提及，人们言仁爱、兼爱却不谈博爱，“博爱”反成了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专有名词。这一情形的出现，有历史和社会多方面的原因，尤其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全方位传播，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等级专制社会的批判相关。近代中国的落伍被归结到专制等级制度，而占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正好有维护等级的思想，而根源就在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仁爱观念上。仁爱在这里被简单地理解为爱有差等，从而与博爱的普遍之爱对立起来。仁爱与博爱各自成为了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表，象征着落后与先进，儒家仁爱本有的普遍之爱这一比爱有差等更为重要的内涵，在无形中被注销了。由此，形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怪圈：本土人士用中国自产的“博爱”语词认同了西方的类似观念，却反过来又用西方的博爱观念否定、束缚了自身的思想，认为讲博爱的就是西方文化。结果，不经意间将传扬了数千年的能够抚慰心灵、和谐群体、关爱大众福祉的博爱情怀让给了外来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无疑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对中国人的普遍影响，则是在一百多年前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之后。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一方面是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可并积极引进；另一方面，本来以传播基督“福音”为使命的传教士们的优越感渐增，为争夺信众，显示基督教教义的优越性，突出宣传基督教之爱是金律并表现为积极的形式；而儒家同类性质之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银律且表现为消极的形式。那么，相对于儒家的被限定于差等之爱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神爱）就显得更加完美，基督教也相应成为了“爱”的宗教。
从历史实践看，在基督教方面，最初他们翻译自己的“爱”时，也是立足于“仁爱”来表达的。作为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之爱，从希伯来文翻译为希腊文agape，在英语中翻译为love等语词。将其恰当地引入汉语世界，谙熟汉文典籍、算得上中西兼通的利玛窦，其所因循的便是孔子仁者“爱人”的理路。当然，爱人首先要爱天主（上帝）。在他的《天主实义》中，“爱天主”被视作为“第一仁德”，他强调“爱人是爱天主的果效”，“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简言之，既爱敬上帝，则“博爱”天下人及万物就是顺理成章的。但200多年后，完整翻译第一部汉语《圣经》的马礼逊已直接将“love”译为“爱”，而不再注重与“仁”的关联。相较而言，“爱”比之“仁爱”，含义更为宽泛，语义也更为模糊。换句话说，随着西方来华人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对儒家“仁爱”也有了新的理解，即逐渐将“仁”和“爱”分离开来，“仁”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完美的德行，强化了道德价值层面的意义，原作为“仁”本有的蕴含的“爱”则逐渐淡出。到近雅各翻译《四书》时，“泛爱众”与“仁”已看不出直接的联系。那么，“爱”既然可以脱离“仁”而独立被阐释，理雅各不理解“仁”的本来意蕴就是爱一切人和物，认为儒家为银律、基督教为金律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在中国近代的先进人士这里，却是继承了仁爱与博爱统一的“以爱言仁”的传统，坚守博爱作为仁爱的基本内涵。梁启超就曾概括康有为的哲学是“博爱派哲学”，因为康有为的哲学是“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万物“无一不本于仁”。从而，孔子、佛祖、耶稣“三教可以合一”，因为他们立教都是以博爱为主，“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在梁启超的仁爱―博爱观中，既有西方近代的平等博爱，也有自张载以来的“民胞物与”。梁氏所持的，是中西会通背景下以“爱”为中心的新博爱观。
爱有差等的蕴含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爱有差等到底做何解释，及其与仁爱有何关系。爱有差等的观念出现于《礼记・中庸》。《中庸》称引孔子之语，对仁爱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一段话对仁爱作了较为细致的解释，后人理解仁爱往往是据此而言。但受近代以来将专制等级与仁爱挂钩而批判孔学的风气的影响，导致了此段经文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误解，以为“亲亲为大”是说亲亲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其实，现代人的这种误解在传统社会从来不存在。儒家经学的经典解释说明，《中庸》这段话是讲仁的践履或行仁之法，即仁爱落实于相互间的亲爱致意，其具体实施是自然的过程。就是说，即先亲己亲，然后由亲及疏，爱及他人，这就是“亲亲为大（先）”；相应地，人为亲属服丧的丧服轻重，亦因与其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依次递减，即所谓“亲亲之杀”。“礼”便是由分辨明晰这些差等关系而生，爱有差等的观念也正是从这里衍生了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中庸》的爱有差等蕴含，只是反映了爱的实施由近及远的先后次序，或者丧服、丧期由亲及疏的依次递减，并不关涉亲亲是否最重要或爱本身的尊卑贵贱问题。当然，从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的“仁者爱人”，其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孔子较为单纯地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泛爱或博爱，孟子则除了弘扬博爱之外，更多注意到亲与民之间的爱的差别。所以如此，在孟子的时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更大的紧迫性，所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此说，实际已将仁爱的两大内涵和盘托出。一是普遍之爱的一般原则在具体落实时，需要考量时政的急需，因而需要以亲亲尊贤为先，这与《中庸》中“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先）”的宗旨是相呼应的；二是“仁者无不爱”毕竟是大前提，所以，同样在《礼记》中，孔子答哀公问政，提出的便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先）”的治国原则。换句话说，博爱不是要抹杀差别，而是将差别限定在公众可以接受的尺度之内。《礼记・礼运》讲“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关系繁杂的天下国家和上下人等，被视为一家人甚至一人而得到关爱，但一家也有父母长幼，一人也有耳目心官，差别本是客观的存在。
博爱的边际与善的回报
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基督教对仁与博爱的分离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仁作为善的价值导向必须要坚守和维护，此可谓中西博爱观之最大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博爱除了“爱上帝”“爱人如己”之外，还有所谓“爱仇敌”的说教，但在中国，这不但不可能真正通行，而且还是不恰当的价值选择，绝不可能认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恶的正常情感应当是憎恶而非关爱，“恶恶臭”便是通行的原则。因为若是相反，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价值导向的扭曲，所以绝不可能以爱去处理之。王阳明说：“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罚以锄凶暴，固亦为政之大端。”他所信守的，是奖善罚恶这一社会最通行的原则。博爱是有边际的，性善论是博爱虽未言明却是必须预设的前提。人的情感、意志和德行在这里是一个统一整体，它不能越俎代庖去处理本当由刑罚施行的领域。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道德基础
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两大重要问题的重中之重。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融洽、有序、稳定、协调、和谐的文明状态。而这种文明状态绝不是杂乱无序的,需要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约束和调节才能实现。因此,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解决好这三个基本层面的道德问题。发挥三大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规范、引导、调适、融合、促进作用和精神支撑功能可以提高主体构建和谐关系的道德实践能力,使社会主义法律、政策、制度建设的贯彻和实施效果更佳。那么, 三大道德为什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呢?
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根据道德所调整的关系不同, 我们可以把道德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道德建设恰好能够从精神道德领域解决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社会关系和谐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因此, 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从这三个层面上来分别加以考察。
一、和谐社会的社会公德基础——文明行为促进和谐
社会公德是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在道德上的基本标准。构建和谐的社会,人们必须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总是要遵守一些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秩序,这就是作为和谐基础的社会公德。这种基础作用可以从三个层面表现出来:
首先,调节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上的和谐。举止文明、待人接物礼貌大方、和悦的语气、亲切的称呼、诚挚的态度可以营造一种人际和谐的氛围;平等待人、尊重理解他人、帮助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是为人民服务精神的直接体现,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都不能脱离他人的帮助而存在,也不能脱离他人的关心而生活,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依存、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人人都去关心、爱护和帮助他人,可以促进造就社会和谐。
其次,调节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是构建和谐的主要内容。爱护公物要求公民关心、爱护和保护国家财产,同一切破坏和浪费公共财物的行为作斗争。爱护公物是对社会共同劳动成果的珍惜和爱护,是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社会的公用设施得到妥善保护并保持良好的状态,是实现公共生活和谐有序进行的基本保证;遵守公共秩序意味着个体对纪律、规章、法规等社会公约的敬畏和遵守,意味着个体自我约束、严以律己、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合作态度;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公共秩序对我们每个人、对我们的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大家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是社会文明的标志,是一个人有道德的表现。大家都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我们才能有一个秩序井然、安定文明的和谐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进行。
第三,调节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的和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安全, 与自然共生共存、协同发展,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不仅仅是指讲究公共卫生、美化个人生活环境等,还包括降低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等广泛内容。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不多,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对于可持续发展,维护子孙万代的根本利益,推动生态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社会和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和谐社会的职业道德基础——职业文明促进和谐
职业道德是人们在职业活动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具体说涵盖的是同一职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从业者与职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能否调整好这些关系,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水平和高度。职业道德随着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又随着分工的逐步细致而不断发展。在社会分工愈细和专业化程度愈强的现代化社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职业压力日渐增大,社会风气呈下滑苗头,不文明的职业活动不断增多。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势必对和谐社会建设造成重大影响。
首先,调节在同一职业内部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包括同事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部门的职业道德规范将人们统一到为了正当利益而和谐劳动的统一目标下,其内部关系就会不断融洽和谐,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人人努力向上、文明礼让的和谐局面:同事之间团结互助、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鼓励;部门之间顾全大局、相互配合、减少矛盾、避免纠纷;上下级之间相互理解、尊重、沟通、减少内耗、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
其次,调节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和谐。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是为人民服务这一职业道德核心的体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从业者通过自己的职业活动满足社会其他行业和人员需要,同时也从其他行业的职业活动中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每个从业者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整个社会各个行业互相联系、密切配合,都努力营造“主动、热情、耐心、周到、文明”的行业风气,就可以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统一和谐整体。
第三,调节从业者与职业、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和谐。所谓“干一行,爱一行”,从业者要忠实地履行职业责任,安心本职工作,恪尽职守,诚实劳动;努力培养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幸福感、荣誉感,培养正确对待各种职业劳动的科学态度。忠于职守、热爱本职既是从业者发挥才智、干出成绩的需要,更是整个社会生活有条不紊、和谐行进的需要。此外,对待其他职业、职业与职业,要坚持“职业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鄙视体力劳动和服务性职业的职业态度。因为,一个人社会地位、荣誉的高低,并不取决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关键是看他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所做的贡献。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家庭美德基础——文明家庭促进和谐
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它主要包括夫妻关系、长幼关系、邻里关系三个方面。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正确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首先,男女平等、夫妻和睦是构建文明和谐家庭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建设一个好的家庭,首先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即是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家庭美德最基本的规范。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要遵循“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原则,培养、巩固和发展夫妻间的爱情,并使这种爱情具有美好的、崇高的道德内涵。为什么夫妻平等相爱具有举足轻重的道德意义呢?因为,男女双方的平等是爱情关系得以保持的前提,同时也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和谐的基础。作为共同生活伴侣的夫妻,只有在和睦互爱的基础上,才能共同承担好对家庭、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其次,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精心抚养和爱护子女,子女瞻养和尊 敬老人,是家庭和谐的重要表现。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责任,子女也有对父母赡养孝敬的义务。尊敬父母,赡养老人,既是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也是子女应尽的法律义务。古语云:“羊有跪乳之情,鸦有反哺之义”,人岂能无情无义?赡养不仅仅是在物质上供养老人,还要在他们年老体弱时在生活上给予照料,包含着精神生活的内容。当然,父母也要以宽容、豁达的态度对待子女,要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不要用旧的思想观念苛求子女。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敬老爱幼,全家和睦相处。此外,在家庭生活中,一个成年人不仅/！/要面对父母,还肩负着培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家庭是教育子女的摇篮,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教师。在对子女的教育中,父母的道德、威信对整个家庭关系的和谐融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教育学的理论,身教重于言教,父母以身作则,做出榜样,在道德上做好子女的表率。
第三,邻里团结塑和谐。“远亲不如近邻”,邻居间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仅有助于克服困难,还能为我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生活环境。一个家庭同左邻右舍的关系,是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缩影。邻里之间坦诚相待、友好往来、礼让为先、交流信息、沟通感情不仅能创造和谐、安宁的生活环境,而且邻里间还会互相影响、教育和感化,有利于营造温馨、稳定的和谐环境。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者密切联系,辩证统一, 共同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社会普遍公认的最基本的三大道德,可以有效确立、强化、养成实践主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律精神和责任意识, 维护和建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从而引导人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10-15.
一、中西方不同文化的交融
好莱坞上映编排的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总是十分俗气并且一成不变、毫无新意，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珠宝闪耀的璀璨光芒就能替代真正意义上的美丽，愚蠢的造势和作秀就可以吸引乌合之众无知、猎奇的眼球。《暮光之城》与好莱坞一贯的叙事手法不同，导演以其女性特有的柔情婉约，在电影作品中融入了大量东方元素，使其意境清幽深远，极富古老中国的神秘东方意蕴。这部影片因此而十分符合东方惯有的审美理念，其意境又与故事情节的走向节奏互相结合、互相制约，使影片风格独树一帜。而这种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表现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在未来全球文化将逐渐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一）精致的人物造型与顶级的拍摄技术
在中国，影视作品成功与否往往主要取决于艺人的个人魅力。在制作的过程中，创作团队在选用角色和设计剧情时都十分注重对演员个人形象与气质的塑造。这些主要是基于创作团队对观众需求和影片上映后实际效益的考量，在我国影视界，此类包装华丽、画面精美的作品一直占据了主要市场。然而在竞争激烈的影视界，仅凭美丽的容貌并不能赢得让人满意的成绩和收益，还需要电影制作人在后期精心的剪辑、处理和富于艺术气息的渲染勾勒才能使那些青涩稚嫩的明星艺人拥有使人迷醉的气质和个人魅力。在这样的精心雕琢之下，即便演员自身的演技并不成熟，也无伤大雅。
影片《暮光之城》正如我们上面所说，齐集了这些元素。形象完美的俊男美女无疑是电影作品如此卖座的重要原因，这在中西不同的文化氛围中都是如此。男女主角的扮演者帕丁森与克里斯丁在片场闪耀的灯光下完美无瑕，如同星光一般闪耀。在电影创作团队高超的技术支撑下，平凡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众多年轻人争相效仿的对象。
（二）运用音乐烘托氛围突出情绪的表达
国际知名电影研究人克尔斯蒂纳曾就音乐对电影的实际作用这一课题做过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适宜的音符、节奏可以使受众的听觉更加敏锐，并且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无意之间，音乐能左右人的情绪并渲染氛围，使人更加深入地体会所处情景所想表达的情愫。这一点，中国的爱情片最容易证明。《霸王别姬》和《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的配乐都曾深深地影响了一代观众，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影片中，观众沉浸在音乐里，精力更为集中地观看荧屏和演员之间的对话，能深入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从而与其产生共鸣，心灵相通。
电影《暮光之城》亦是如此，巧妙地运用音乐，得到同样的效果，再一次与古老中国的东方文化碰撞在一起。十几首背景音乐贯穿于整部影片中，与故事情节相配合为影片增添无数光彩。当女主角贝拉斯旺离开母亲前往福克斯的时候，音乐响起：“待要树木枯黄凋零，我才能起程回到我的家乡。前方的道路荆棘密布，塔罗牌不能告诉我我在未来会遇见什么，而道路又通往何方。”贝拉远离故土的忧伤不舍和对即将到来的生活的猜想，在音乐忧郁缓慢的节奏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充分地感受到了角色的思绪、感触。主题音乐Twlight反复出现在整部作品中，与各种场景契合得完美无双。男主角鼓起勇气第一次与女主角交谈、介绍自己；两人第一次深入灵魂地沟通，了解彼此；爱德华带着贝拉攀爬到树顶，眺望水墨晕染的森林、天际；清雅的月光透过树木，斑驳地散落在弹钢琴的男子身边；两人在梦幻的薰衣草中无需言语、深情对望……随着男女主角之间感情的不断深入，流淌的音乐愈加引诱着观众的思绪。音乐、画面与深情交融在一起，打动了陷入其中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表达手法无疑是中西文化完美结合在电影中的具体体现，它以纯净的美与丰富的艺术性为内在动力，将观众带入影片想表达的意境之中。
二、与中国古老文学互文
吸血鬼在西方文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东方也流传着许多有关鬼神、狐仙的神话故事与传说，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就是其中的翘楚。在这两部地域相去甚远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在观念上的联系。
这些存在于人们脑海臆想中的所谓鬼怪，都不能得到真正死亡所带来的安宁、静谧，也没有权利堂皇地站在世人面前享受和煦温柔的阳光。他们沦落在世界尴尬的中间地带无处安放，他们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他们的世界中，无法凭借自身努力获得心中所求，始终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他们迷茫、无措，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影片《暮光之城》中的吸血鬼形象正是如此，他们身上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些集于一人之身的矛盾与中国古典文学中鬼怪身上的挣扎纠结一样，都代表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矛盾本源。这些形象隐喻着真实世界里无力改变自己现状和殊于旁人、不易被群体接受认可的那些人的尴尬处境。中国古典文学《聊斋志异》剑锋直指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美丑，这是其最富生命力的部分，且与电影《暮光之城》异曲同工。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古典文学中对现实中人生存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影响了影片《暮光之城》。
三、儒家思想的融入
好莱坞作为世界上影视行业的翘楚，各方面思想都处在世界的前沿，美国早期的殖民文化早就被推翻，进而发展为现在的娱乐与享受。“玩乐到死”，这是新型的生存标准。这些所谓的标准也都在大部分的电影中有所展示，好莱坞的电影，大多都表现了人类无尽的欲望。《暮光之城》这一系列的电影却是在大势之下的一朵奇葩，在所谓的“娱乐至死”的外套包裹之下，它的身体竟然与中国的传统儒家道德思想是一样的，这就让人不得不为之叹服。
在影片里，卡伦的家庭是中国儒家思想的表现所在，也是整部电影着重宣扬的目标。整个“家庭”里的成员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但是不管是夫妻俩还是父母与孩子抑或兄弟姐妹之间，大家都是那么地平和有礼貌，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将儒家道德演绎得惟妙惟肖。《周易?序卦》有一句是这么说的：丈夫与妻子是人文伦理道德的开始，有丈夫妻子，才会产生一个家庭。所以说在一个家庭里，父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一言一行将对家庭里的其他角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影片中，卡伦夫妇的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之所以可以和睦相处，长期存在，就是因为在无形中，像儒家道德所讲述的一般，卡伦夫妇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家庭，使得家庭长期存在。卡伦夫妇之间的态度从他俩对待来客贝拉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面对来客贝拉，卡伦夫妇竭尽地主之谊，一家人忙忙碌碌，想做一顿丰富的饭菜来款待客人。然而贝拉却已经吃过饭，家里有人对此感到不满，但是卡伦夫妇及时地站出来化解了尴尬，表达不满的孩子也及时地向贝拉表达了善意。所以从这就可以看出卡伦夫妇的儒雅。之后一家六口人开开心心，其乐融融。
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对于父与子的伦理道德是着重描述的。而父与子的伦理包含两个方面，父母对孩子应尽保护与教育的责任，而孩子对父母应尽孝道，承接老有所养，幼有所育。“不管多少年，都不会忘记父母的教诲”这是出自于《论语》中的一句名言。有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儿子也一定孝顺儒雅。影片中的卡伦，将父亲两字诠释得淋漓尽致。家里都是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但是作为这些孩子的父亲，卡伦的父爱倾巢而出。当詹姆斯向爱德华攻击的时候，卡伦用自己的身躯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为了不让孩子们变成可怕的食尸鬼，卡伦一直教育他们学会自己控制自己的欲望。为了让爱德华做出决定，卡伦及时地为他指引方向，鼓励他。卡伦时刻教育他们，作为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应该团结互助。新成员贝拉来到，卡伦为了让大家接纳贝拉，让大家像对待对方一样，全心全意地保护爱护贝拉。在卡伦的教育带领下，一家人如钢板一样团结，每个成员都是那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就像孔子所说的一样：朋友之间互相批评督促，兄弟姐妹之间和睦相处。在保护贝拉上可以看出兄弟几人的关系密不可分。从这些镜头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家庭是那么和谐美好。然而，贝拉的一家则是那么不和谐，贝拉的父亲永远陷在离婚的阴影里，很少流露笑容，与女儿也基本没有沟通，两人也基本不生活在一起，那种血脉的感情也是如此淡薄。
然而这部电影里，最感人就是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了。当下电影潮流里的作品，大多都将开放的性行为作为炒作点，将对欲望的追求展现在银幕之上。过去的爱情都是男女之间发自内心的纯情的爱，而现在大多是用肉体关系来表达所谓的爱情，大尺度的肉体暴露以及性行为的场景成为影片大肆宣传的噱头。然而《暮光之城》这系列的电影完全与当前的潮流方向相背而行，俘虏观众的不是羞耻的性，也不是裸露的肉体，而是男女主角之间纯纯的爱情。爱德华与贝拉的感情是从爱德华发现贝拉的血液气息是那么的迷人开始，爱德华作为一个吸血鬼，那么迷人的血液对于他来说是多么诱惑，对于食物的渴求和性一样，是物种最基本的属性，但是人是有理智的，即使吸血鬼，他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儒家的思想认为，人的欲望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不能盲目地追求自己的欲望，必须在道德合理、整个社会所接纳的前提下，才能追求自己的欲望。欲望和道德是在同一天平之上，二者互相牵制、互相制衡。最初，爱德华是不愿意接纳贝拉的，因为内心的理智告诉他，贝拉接近他，但是他会伤害贝拉，这也表明了人类已经能够通过道德的束缚来掌控自己内心的欲望。随着感情的深入，互相的爱意渐浓，但是当爱德华心中的爱意萌发，他也只是远远地在贝拉的身后，注视她，保护她。“事情从感情出发，但是在道德礼仪上终止”，这句话表达了人类的为人处世的方针。尊重都是来自两人之间的，对于爱情更是来自两人之间。而相爱的两人也应该更加尊重对方。爱德华就通过正确的方法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到了电影的最后，贝拉与爱德华为了爱情都做了决定，贝拉为了与爱德华长相厮守，不惜成为吸血鬼。而爱德华，知道贝拉作为人类才能享受到快乐，不惜拒绝贝拉的请求。爱德华是吸血鬼，岁月无法改变他的容貌，贝拉作为人类，时间总会像刻刀一样在其容貌上篆刻。但是爱德华并不会因为贝拉的衰老而失去对她的爱。这才是最纯真的爱情，并不只是激情与性爱。爱情双方都愿意为对方付出，都愿意承担自身爱情的重担。爱德华的梦想，就是陪伴贝拉的整个一生。
【关键词】第三者 女权主义 两性关系 男权主义 个人主义
引言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尤其擅长在作品中运用心理分析、内心独白等意识流手法，注重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因而被誉为“女福克纳”，成为当代世界文坛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收录于欧茨1993年出版的《鬼魂出没：怪诞故事集》（Haunted：Tales of the Grotesque）中的《白猫》利用“猫”这一镜像来诠释成熟的女性，折射新时代背景下复杂微妙的两性关系，进一步揭示人性中的阴暗面及其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在《白猫》中，欧茨的笔墨多集中于缪尔、爱丽萨和米兰达三者之间。整篇小说紧紧围绕缪尔与爱丽萨、缪尔与米兰达、爱丽萨与米兰达这三组关系，无论在哪组关系中，白猫米兰达都极具象征意义，或是缪尔夫妇关系的晴雨表，或者缪尔阴郁人格的受害者，亦或是爱丽萨无爱婚姻的挡箭牌。本文把米兰达置于一个“第三者”的位置，将人物心理现实化，分别从丈夫缪尔、妻子爱丽萨以及新型女性的视角去诠释她的“第三者”身份，揭露出人性中潜伏的压抑、猜疑、妒忌和邪恶等种种元素，并探讨新型时代背景下女性的成熟和两性关系的变化。
一、丈夫的宿恨：插足幸福婚姻的“第三者”
在尤利斯・缪尔眼中，白猫米兰达是造成他们夫妻关系恶化的“第三者”。缪尔年长爱丽萨20岁，他46岁结婚时仍是初婚，他坚信自己深爱爱丽萨，作为一个丈夫，应该成为爱丽萨关注的中心。可事实却是米兰达才是爱丽萨关注的中心。《白猫》中有这样一句话：“Alissa would have less time for him， surely？” 在谈到孩子的问题时，缪尔为不生孩子所找的借口是爱丽萨会因为照顾孩子而忽视自己，陪伴自己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但爱丽萨对此的反应是“Miranda would be traumatized if there was a baby in the household. We really couldn’t do that to her.” 现实是米兰达才是爱丽萨所关注的中心。这样的心理落差，必然会让缪尔醋意大发，他认为是米兰达夺走了妻子的爱。不仅如此，米兰达变得越来越反感缪尔，越来越喜欢爱丽萨，她喜欢帮工和陌生人都甚于缪尔。作为在公共场合备受尊重的绅士，竟不受自己所养的畜生的待见，他的地位和尊严受到了挑战。尤其在缪尔尝试抱起她时，她挣扎着尝试摆脱缪尔，甚至抓伤了缪尔先生，即便抓伤了缪尔，米兰达依旧能得到妻子爱丽萨的理解，而自己跟妻子之间关系却日渐疏远，爱丽萨又何曾真正理解过自己？他不满却无处宣泄，他愤怒却无处发泄。但正如欧茨所述，“…would have thought it beneath his dignity to hate anyone”，作为一名绅士，他不敢也不会去恨自己的妻子，这有失尊严。
在这样的情况下，缪尔将夫妻之间关系的疏远、紧张与压抑全部投射到米兰达这个假想“情敌”身上。他认为米兰达这个插足他们幸福婚姻的“第三者”才是他们夫妇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继而对米兰达几起杀猫之心。由此可见，缪尔眼中米兰达的“第三者”身份是他对米兰达不断激化升级的憎恨之心的结果，象征了他内心的压抑与妒忌，同时无辜的“第三者”米兰达也成为了裸的受害者，屡遭缪尔迫害。
《白猫》中的米兰达却因女主人的溺爱遭到了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心理扭曲的物化表现。男主人公尤利斯・缪尔阴郁扭曲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心理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源于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换句话说，男权主义思想在此充当了放大镜、催化剂的作用，放大了人物内心的不满，催化了人物内心的压抑，加速了悲剧的囊成。如“he himself had named her-Miranda- after his favorite Shakespearean heroine.”，“Female， of course.”，缪尔给白猫命名，甚至白猫的性别都是依他自己而定，他甚至没有去思考过这些问题，这很明显表现了缪尔内心根深蒂固的、与生俱来的男权主义。更何况缪尔认为米兰达由他花钱购得的，只有他有权决定米兰达的生死，那爱丽萨又何尝不是依赖于他而生存的？尽管缪尔深知女性已经进步，拥有自己的自由，但其内心的男权思想还是把他的不满放大，另其心中的不平衡感无限膨胀，最终将对妻子的不满转变为对猫的憎恨，心生杀猫的念头。
总而言之，女性的进步不能根除传统的男权主义思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新的矛盾，使人性中潜伏的压抑、猜疑、妒忌等毁灭性的元素不断浮出水面。
二、妻子的规避：拆解无爱樊笼的“第三者”
在爱丽萨眼中，白猫米兰达是助她逃避热情的丈夫的“第三者”。在老夫少妻的组合中，爱丽萨一开始就处于杠杆翘起的那端，她不爱自己的丈夫，面对丈夫的热情，宠物米兰达成为了她的救命稻草。爱丽萨与缪尔结婚之前经历了一场糟糕的婚姻，还与不同层次的人有过情爱之事，在经历了这些变数之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早已没有精力谈情说爱，需要的只是安定，如“And there was Julius Muir： not young， not particularly charming， but well-to-do， and well-bred， and besotted with love for her， and-there.” 所以与其说爱丽萨是嫁给一个男人，不如说她是嫁给一种优越的生活。没有爱情的婚姻难以维持，时间久了，终究会产生抵触。“Alisa began to complain gently of being unable to sleep because of Mr. Muir’s nocturnal agitation.” 婚姻是无条件的结合，夫妻是真正意义上的血肉一体，爱丽萨却对丈夫提出种种抱怨，导致分居，足以证明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对于爱丽萨来说，这种婚姻就是禁锢她的樊笼。可是丈夫对她的爱却不曾消减，为了摆脱丈夫，她需要帮手，于是米兰达成为了爱丽萨的唯一希望。成为爱丽萨在无爱婚姻中摆脱丈夫的有效工具和自我拯救的绝佳帮手。
在这样的处境之中，爱丽萨将全部的希望都倾注在米兰达这个假想“帮手”身上。她认为米兰达这个拆解她无爱樊笼的“第三者”是她与丈夫共处的最佳调和剂，继而将米兰达视若珍宝。由此可见，爱丽萨眼中米兰达的“第三者”身份是她对丈夫的不满日益加剧的结果，象征了她内心的压抑与自私，同时“第三者”米兰达也成为了裸的受益者，备受爱丽萨宠爱。
《白猫》中米兰达成为爱丽萨的爱宠，实际上投射了爱丽萨内心的孤独与私欲。妻子爱丽萨在无爱的婚姻中是孤独的，她自私冷漠，疏远丈夫，甚至出轨，她的私欲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激化了不少社会矛盾，催化了淡漠人性的产生。《白猫》的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纽约，此时美国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美国梦也在不断膨胀，个人主义主导了人们的文化精神。在寻求“个人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社会中的人越来越孤立，相互之间的戒备与防范不断加深，人情冷漠成了一种社会特性。爱丽萨作为一名百老汇二流女演员，想在这个花花世界实现她的个人价值，但却为此冷落了自己的丈夫。她不甘寂寞，不顾自己妻子的身份，只为成全一己私欲。她的所作所为是对丈夫无声的厌弃，导致夫妻之间激情逐渐冷却，关系淡漠，每况愈下。就连米兰达，在一定程度上都只是爱丽萨逃避丈夫的工具，爱丽萨对她的宠爱也未必是发自内心。
因此，社会的繁荣给人们带去充裕的物质享受，同时也在人与人之间竖起了一堵高墙。
三、女人的成熟：诠释新型女性的“第三者”
纵观整篇小说，《白猫》中米兰达更像是凌驾于爱丽萨和缪尔夫妇二人之外的一个“第三者”，充当着旁白的角色。米兰达由缪尔先生花钱购得，而爱丽萨优越的生活、居住的豪宅都来自于富有的丈夫，所以米兰达和爱丽萨从根本上都需要依附于缪尔先生生存。其次，米兰达在家中可自由出入，爱丽萨也不像传统妻子一样，她有自己的事业，时常丢下丈夫进城排剧，米兰达和爱丽萨都是自由的，不受男人束缚与管制的。还有一个共性就是，米兰达和爱丽萨都冷落缪尔，谄人。因此，米兰达仿佛是爱丽萨的影子，她的所作所为都是爱丽萨内在心理的外化投射，象征着走出传统束缚的成熟女性，代表了自由、追求自我的新型女性。因此，缪尔对米兰达的愤恨实则是对妻子的不满。真正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实则是自己的妻子；真正谄人、背叛自己的也是自己的妻子；真正不受自己管制的还是自己的妻子。如“And Mr. Muir was happy for her-very happy for her. He took pride in his wife’s professionalism， and he wasn’t at all jealous of her ever-widening…. He wasn’t jealous of her fellow actors…； nor was he jealous of the time she spent away from home； nor， if home…Indeed， Mr. Muir was proud of her， and happy for her…”欧茨连用四个“not jealous”还有斜体的“indeed”，实则是正话反说，越是强调缪尔对爱丽萨的信任与支持，越是暗示出缪尔对爱丽萨的不满和愤怒。缪尔对米兰达心生厌恶，绞尽脑汁置她死地，实际上是对爱丽萨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和不断扩大的交际圈感到不安和焦虑，对爱丽萨逐渐妒忌、猜疑、反感起来。因而，缪尔和米兰达的紧张关系也象征着他与爱丽萨每况愈下的婚姻。米兰达与他们夫妇二人的关系也暗示了新时代背景下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之间的不信任、猜疑、妒忌、缺乏理解和激情等因素。
《白猫》中妻子的敢怒敢言根本上是源于女权主义的发展。妻子摆脱传统的束缚，走出家庭的牢笼，追求自我的价值，丈夫的话语霸权解构，控制权决与决定权的丧失，都证明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地位的上升，女性在进步，并逐渐走向成熟。美国二十世纪中期的妇女运动涉及到妇女权利和权益的方方面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女权的进步也促使了美国家庭观和婚姻观的变化，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得到提高，女性的家庭功能也发生了转变，那种认为“只有做母亲才是女性的体现”的舆论大为削弱，妻子也不该受丈夫所控制。爱丽萨和缪尔的相处模式完完全全验证了这一点。对于缪尔的不良睡眠习惯，爱丽萨提出了抱怨，而不是选择忍受；爱丽萨长时间离家演出，回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对于缪尔要孩子的想法，爱丽萨否定了，不做生孩子的工具。但女性的进步在解放妇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女性的性解放思潮高涨，这对美国传统的婚姻观念和家庭结构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性生活混乱、同性恋、婚外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导致了离婚率急剧上升。家庭危机成为了美国严重的社会病之一。爱丽萨作为一名进步女性，性观念也是极为开放，与身边男性朋友暧昧不清，造成了夫妻关系的疏远，婚姻也岌岌可危。
因此，新型女性的成熟是一把双刃剑，解放女性，同时又使得两性关系中的矛盾激化升级。
四、结语
米兰达这个“第三者”在丈夫尤利斯・缪尔眼中是造成夫妻反目的导火索，在妻子爱丽萨眼中是助她瓦解无爱婚姻的帮手。她与缪尔夫妇的感情纠葛实际上是夫妻二人内在心理的外化表现，缪尔对其的愤恨与迫害投射了他对妻子的不满，米兰达对缪尔的冷漠暗示了爱丽萨对丈夫的真实态度。说到底，米兰达“第三者”身份的本质就是旁白者，向读者讲述成熟的新型女性与阴郁的传统男性之间的冲突以及所引发的两性危机。欧茨借助人与猫的亲密、紧张和冲突关系，管窥人性的阴暗、邪恶，反观两性之间的错综复杂、冷淡疏离。本文选取“猫”这一镜像，探寻其“第三者”身份的多重意义，目的也是在于挖掘造成两性危机的多重因素，呼吁人们反省自身，关注他人，努力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Bellah，Robert N.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Berkeley：U of California P，2008.
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爱即师魂。教师是否有爱心，这是成功实现爱心教育的关键因素，即必须遵循以爱育爱这一原则。鲁迅先生说过，“教育是植根于爱的”。学生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作为一位教师，教授学生知识，更要付出爱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不仅要学会爱学生，还要教会学生要勇于付出爱心去关爱周围的人，去关爱社会，把爱传递下去。只有将爱心贯穿于语文教学的始终，才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融洽师生关系，从而促进语文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爱心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有利于与学生沟通
教师付出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有利于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好沟通，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扰，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语文知识。
记得几年前，我的班级里有一名学生，他的名字叫陈栓，他不太爱讲话，好像是整天有什么心事，语文课上常常走神，成绩不理想，有时会表现得很偏执，经常与老师和同学发生不必要的争执。后来，我经过调查了解，知道陈栓同学家境有点特殊：他家境很困难，他家以他爸在街上卖菜为生，他的妈妈有精神疾病，不仅不能照顾孩子、照顾家庭，而且她本人还需要别人照顾。他家还有一个年幼的小妹妹，家庭负担很重，他白天在校学习，放学后还要帮爸爸在街上卖菜，还要照顾妈妈和妹妹。他不仅身体上累，精神上也有很大的负担。我知道这些后，就积极主动找他沟通，先夸奖他一番，说他很能承担和担当，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告诉他说困难总是暂时的，要他乐观，要他敢于面对困难。自从找他谈心之后，我发现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变得更自信了，能更好地跟老师和同学相处了，语文学习的兴趣也明显提高，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那年中考中顺利地考上了高中，后来又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二、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一个人要建立与保持自信，就必须经常肯定自己，鼓励自己，不断学习，从成功中去体会成就感，自豪感。如果教师对学生充满爱心，主动关心和帮助学生，就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激励其不断进步，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班有一名学生乐乐，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也不太自信，平常不太喜欢与人交流。刚开始教他时，他上课时回答问题都不敢大大方方回答，叫他起来读书，他读书的声音很低，读书也断断续续，不够流畅，更不要说能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了。他做题时，语言表达方面总是说得不够完整，常常只说半截话。他的作文更是可想而知了。我看到他的这些情况，知道他平常阅读太少，决定找他单独谈谈，并告诉他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是平时看书太少，让他有时间多看看书，课内学习的教科书要看，课外的书也要多看看。看书多了，收获多了，知识丰富了，人就自然而然变得自信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后来，我常常找到这个学生，指导他朗读。读完一段文字之后，我及时给他评价，就这样，他一开始慢慢地读，后来速度逐渐加快，他的朗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发觉他在提高了阅读水平之后，语言表达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文方面，也是很有话可说了，并且病句与错别字也明显地减少了。我又告诉他，不仅在语文上要养成多读书，用心读书的习惯，还要在学习其他科目时，也要用心去读题，用心去思考。后来通过我与其他科教师的交流，我知道他的其他科目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而且人也明显变得自信了。
三、培养真挚的师生之情
著名的特级教师魏书生曾经说过：“人是有感情的，特别是学生时代培养的感情尤为真挚。师生之间的心与心之间的呼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的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尊重你，我理解你，我关怀你……’”上学时学到的知识有可能会忘记，而师生之间培养起来的真挚感情，却常常经年累月不仅不会淡忘，甚至会越积越深。有许多毕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同学不是相约重到母校聚会，去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感激之情吗？
如何才能做到关爱学生呢？热爱学生，不仅仅要有慈母般的爱心和嘘寒问暖，更要真正关心学生的内心情感，理解、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这样才能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帮助学生健康成长。只有捧着一颗爱心，才会有爱的奉献，才能干好自己所爱的事业和工作。语文教师应当是爱的使者，一句话，一个眼神，都应洋溢着诚挚无私的爱。
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情感因素是不容忽视的，语文教师必须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一非智力因素，付出自己的爱心，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