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3 01:33:55
投身革命,新闻意识启蒙
安岗于1918年生于天津―个富裕的职员家庭,原名安正元。安岗读高中时,外敌的入侵、人民的苦难促使他思考民族民主出路问题。他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始接受进步思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安岗只身来到山西参加革命。在太原,他参加了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在薄一波的建议下他将名字改为安岗,正式开始了传奇的革命生涯。1937年安岗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牺盟会派遣来到党的工作已有一定基础的太行山上的平定、阳泉、昔阳、和顺一带进行革命工作,先后担任“平定中心区宣传委员”、“阳泉游击队指导员”、“晋东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务。
安岗在天津求学时期,已开始面向社会、研究社会、探索社会问题。受到当时在天津主持笔政的罗隆基先生的影响,安岗对报纸发生了兴趣,立志做一名新闻记者,并访问了企业家、戏剧家、教育家,调查了工厂、农村的各个侧面。一段时间下来,他写了4万字,其中有十余篇通讯为《益世报》刊用。这些早期的新闻实践活动为安岗的新闻之路打开了一扇窗,而他的新闻意识也在这一阶段得到启蒙。
以笔作枪,创办《胜利报》
1937年冬,总司令率领第十八集团军部队来到和顺县石拐镇,在接见当地干部时指出,根据地建立起来后应该办根据地自己的报纸,并指定安岗负责。1938年5月1日,在短暂的准备后,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胜利报》在和顺县创刊,题写报头,仅20岁弱冠之年的安岗任总编辑。《胜利报》是4开2版隔日刊石印小报,共出390多期,从创刊到终刊历时3年零7个月。在此期间,安岗一心放在报纸上,担负着报纸的组织工作和看稿、改稿,与通讯员联系等工作,同时还写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由于年代久远,《胜利报》大多已失散,无法考证,但安岗仅发表在副刊“民革室”、“说书场”栏目中的评论文章就不下40篇。这为他解放后担任党报重要领导职务,同时作为记者采访写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此外,在安岗的领导下,《胜利报》克服重重困难,在根据地办得有声有色。在晋冀这块我党重要的抗日革命根据地,《胜利报》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激起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发挥了党报的宣传教育作用,联系了群众,同时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她像一条纽带将党和根据地人民联系起来,是,亦是群众的益友。
安岗在《胜利报》这块他新闻人生的处女地上,充分锻炼了自身。他不仅担任领导职务,同时也写了大量文章,带出了一支在战争年代锻造的革命新闻队伍,形成了自己早期的新闻思想,积累了在特殊年代办报的经验。1941年,随着日寇加紧扫荡,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已改名《晋冀豫日报》的《胜利报》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安岗也开始了他在新闻事业上新的征程。
抗战时期安岗的新闻思想
安岗在《胜利报》任总编辑期间的新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坚持机关报的喉舌作用
《胜利报》作为中共晋冀特委机关报,安岗充分发挥了它的喉舌作用,宣传了党的理论和政策。《胜利报》设有《中国问题讲座》专栏,用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文;为配合《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了“宣传讲话”十讲,用通俗的语言为民众介绍了新民主主义。1940年4月15日,《胜利报》发表了对129师政委邓小平的专访《反对出卖华北》,这篇访问记使根据地的军民增强了对政治形势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战斗任务。同时,《胜利报》对当时中央发表的《关于目前的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做了广泛的宣传,发表大量文章宣传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日寇扫荡时期,《胜利报》向群众及时通报敌情变化,传达领导机关的反扫荡部署。我军发动“百团大战”时,连续发表“百团大战”讲话材料,及时报道战果,激发抗日军民斗志。通过“谈时事”、“理论讲座”、“世界大事”等专栏和社论、短评等方式及时向群众进行政治形势宣传。
2.重视读者,报刊应为读者服务
安岗作为我国受众研究的奠基人,他重视读者的新闻思想早在这一时期就有所显现。《胜利报》内容十分丰富,且形式活泼,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群众服务。报道内容不仅重视国内外大事,同样注重本地区新闻和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事情。如针对群众生产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报纸辟有“抗日经济讲座专栏”。通过“新法令讲话”、“政策讲话”等栏目,宣讲了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另外,还有“经济常识”、“生产技术”、“商情市价”、“社会服务”、“大众服务”、“农民识字课”、“工农兵园地”、“黑板报”等栏目,向群众提供知识和信息,服务群众。对于生产生活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报纸常在显著位置加以宣传报道。《胜利报》同样注重读者的反馈,通过“来函照登”的方法加以刊载,反映了群众呼声,增强了同读者的联系。
3.文风平易近人,语言通俗易懂
虽然《胜利报》是一份机关报,但安岗并没板起面孔教训人,相反《胜利报》在新闻业务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文字简洁,采用群众喜爱的通俗语言形式,报道新闻评论时事。稿件文字一般都为三五百字,旗帜鲜明地提出观点,一针见血地戳到要害。如在《反对顽固分子打陕甘宁边区》这篇文章中,用贴近根据地的农民受众的语言,简洁、鲜明地提出论点,且论点、论据、论证俱全,教育了广大军民,揭露了顽固派。
4.注重新闻人才的培养
《胜利报》在根据地群众中扎根,并取得辉煌成就,早已载入我国新闻事业史册,这与安岗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然而,这张新闻纸却是在极其艰苦险恶的战争环境中创办、发展的。而安岗以他的“脊梁骨”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点滴克服重重困难。
由于人员的短缺,安岗特别注重新闻人才的培养,到处“招兵买马,网罗人才”。他从小学教员中选拔写作人员,从机关团体中选拔编辑人才,培养通讯员。一批骨干新闻工作者也正是这一时期跟随安岗走上新闻工作道路的,如李庄、鲁兮、肖风、毛联珏等等。安岗还懂得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他让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徐平担任编辑;让鲁兮跑发行,让肖风用毛笔写稿件。当敌人来扫荡时,这支新闻队伍就成了一支武装战斗队伍,编为战斗组开始战斗。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战斗的同时进行战地采访,战斗结束,又集中起来开始出报。
安岗在抗战时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是在和敌人的战斗中进行和发展的,充分体现了革命性和战斗性,并为日后的新闻工作和新闻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①《安岗新闻工作60年》[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②安岗:《安岗新闻通讯集》[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报道内容与性质上，体现马克思的新闻思想
就报道内容和性质而言，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认为，“人民报刊应着重报道本国的事件。集中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成为人民日常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者，把人民同国家和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
当前的民生新闻报道大都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国内的事件尤其是重大事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不遗余力的报道，以此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同时也让人民有机会更加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情感和思想。“两会”期间。在民生问题的报道中。国内各大媒体把“国计”落实到了“民生”上。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从央视的“两会专题”到各地方台的“关注两会，关注民生”栏目，记者们就公共交通体系改善、中低收入人群住房保障等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分别采访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市民，全方位报道老百姓关心的、发生在身边的一系列问题。不少平面媒体、电视台、电台还开设了《民生热线》等栏目，让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官员直接同百姓对话，构建起一个有实现维护“民生利益”可能的对话平台，把公众、媒体、政府的关系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政府公共管理体系的完善。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认为，“人民报刊应当成为人民的喉舌”，“要围绕精神上的天体――民族旋转，表现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精神”，“人民报刊应该公开地、真诚地爱人民之所爱，忧人民之所忧，恨人民之所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齐爱憎”。
民生新闻除了上述“大民生”新闻外，还包括更多的“小民生”新闻，将关注的着力点放在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为百姓提供量身定做的生活信息和服务讯息，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参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城市的民生新闻电视节目，如南京电视台《直播南京》，“弘扬主旋律，坚持三贴近”；北京电视台《第七日》，“心疼老百姓，小中见大”；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寻常巷陌新闻，绘声绘色讲述”；湖南经视《都市第一时间》，“民生视角，本色表述”等等，都立足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追求动真情、讲真话、办实事，尽量生动地诠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报道和反映人民的日常生活，不断探索民生新闻的创新之路。
在社会使命上，体现马克思的新闻思想
就社会使命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民报刊思想认为，“人民报刊一方面要对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和思想方法加以不偏不倚的评价和批评；另一方面，人民报刊又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公开忏悔。简言之，对当局来说，人民报刊是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对人民来说，它又是人民自己的教科书”。
在当下民生新闻报道中。不少媒体注重思想性强的深度报道，着力于对广大民众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明确阐释。《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作为央视的名牌新闻栏目，在关乎民生的新闻选择和报道上就体现了高度、深度及其社会使命。例如《焦点访谈》――《追踪矿难瞒报真相》和《新闻调查》――《死亡名单》，调查揭露了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阳泉沟煤矿特重大矿难瞒报死亡人数的真相，两节目播出后，震动了山西省、临汾市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焦点访谈》――《死猪肉也是肉》等一些调查报道采取了涉入式采访，记者化装成猪贩子，蹲守、追踪死猪肉进入市场的过程，对事件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对问题的解决与改善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近年来，诸多的民生问题，通过媒体的报道，如大到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灾难引发的诸多民生问题、食品安全(比如“三聚氰胺事件”)，小到铁路春运涨价、手机乱收费等问题，都在媒体的报道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加速了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上，体现马克思的新闻思想
作者：赵刚 师博成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
高校校园新闻在学校中的地位未被充分重视当前，高校校园新闻的报道大多是以学校的一些会议为主要内容，通常都是围绕学校领导转，这样就很大程度上违背了高校新闻的宗旨目标，完全脱离了教学科研，缺乏关于学生学习与生活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得校园新闻成为学校领导讲话的工具。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那么关注高校校园新闻的群体将会越来越少，最后会导致无人关注。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就必须不断创新校园新闻内容，根据学生们的需求，搜集他们感兴趣的信息知识，要敢于为学生说话，时刻以学生为主体，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学生对校园新闻的信任，校园新闻才能得到更多的关注，才能有利于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外，由于高校一直强调稳定性，所以高校校园新闻的报道通常只讲好的一面，这样的做法将会造成学校出现不良的风气，从而使得学校师生缺失对校园新闻的信任度，严重导致校园新闻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受到影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对思想教育功能形成冲击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中，大学生的思维越来越灵活，反应敏捷，对于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接受能力强，从而使得他们对身边一成不变的知识信息缺乏兴趣，目前收集新的信息知识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当代大学生接收信息的途径有许多种，如电视、网络乃至手机等都可以为他们提供较为丰富的信息内容。当前，随着电脑的普及，大多数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电脑，他们现在一般都是利用电脑来获取新闻信息，电视、报纸时代已成为过去式。从这点上可以看出，现在大学生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利用信息源的能力是以前大学生无法具备的，另外，由于当代大学生对社会缺乏经验，这样将会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也给校园引导新闻思想教育的方向带来新的挑战。高校校园新闻如果还是继续保持着以前的教育方法进行说教，那么它将丧失一个庞大的关注群体——学生。
重视和引领校园新闻的思想教育功能
校园新闻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显现的性质和潜在的性质两种功能。不过，高校校园媒体的建设与管理还比较落后，有些高校领导没有充分的认识到校园新闻的重要性，因此，它的建设一直得不到重视。目前，高校校园媒体已从过去单一的方式逐渐转变为现在的广播、校园网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立体化形式，影响更为广泛、辐射力更大、渗透性更强。校园新闻是高校宣传思想的重要阵地，所以，高校应加强重视校园新闻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和高校舆论导向作用，要充分重视校园新闻，不断发挥校园新闻思想教育功能，以校园新闻作为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发展战略决策以及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进行长远规划，力争把校园媒体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让更多的学生群体对其关注。建立校园新闻与思想政治工作之间的互动机制首先，高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者在教学活动中应充分利用校园新闻具有的潜在功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不断地传授给学生，同时，还应为校园新闻提供思想政治方面的资料，引导其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这样做是为了帮助校园新闻不断完善，引导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舆论环境，让更多的大学生在接受校园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熏陶，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其次，对于搜集信息内容的校园新闻工作人员，在迎合学生心理需求为主要的前提下，还应树立起思想教育工作意识，在传播过程中积极配合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挥校园新闻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潜在功能。充分发挥校园各媒体的优势，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当前时期，大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态度也相对开放，观念较为多样化，这样将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媒体受到社会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的冲击。高校应根据这种情况，树立起正确的校园新闻舆论导向，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首先，校园新闻在宣传上要坚持提倡科学理论、科学精神以及弘扬社会正气；其次，坚持以团结稳定鼓动人们的情绪，在工作中时刻围绕重点内容，共同配合，充分发挥主题；另外，不断加强与改进宣传思想工作，使其吸引力与感染力不断增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大力弘扬主题，在内容形式上要多样化，使其内容具有知识性、趣味性，让校园新闻更加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让校园媒体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从而增强学生对校园新闻的喜爱。校园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应根据各种媒体所具有的特点，充分发挥其优势，从而为高校营造出良好的氛围。高校在校报与校刊上可以刊登一些关于国家新闻以及校园重点新闻事件，解读国家重大政策与措施，以此不断引导学生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关注校园、关注身边发生的事；校园新闻要不断反映学生们的生活，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建设校园网的前提要求就是内容要丰富、有广泛的传播范围、有较强的服务性、受众群体多，从而为全体师生提供高效的服务，使其校园新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另外，在校园网中除了要各类文章及图片来反应校园生活以外，还可以设定论坛，让受众群体发表自己的意见以及看法，这样能够使校园文化更加丰富，进而使得学生的思想政治知识得到巩固。
加强校园新闻队伍建设，提升校园媒体自身素质
要想使校园新闻工作得到很好的效果，就必须加强校园新闻工作人员的队伍建设，这是校园新闻的基础。校园媒体在选择这方面的工作人员时，应吸收新闻专业、网络技术等专业的毕业生加盟到校园新闻工作中，建立一支专业性强的学生通讯员队伍。学生生活在校园的第一线，因此，校园新闻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让学生参与。高校在培养专业人员上，应培训他们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建立健全完善的新闻工作竞争机制、激励机制以及评价体系，让学生记者与通讯员潜在的优势充分得以发挥。同时还要在一定的时间段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更具专业性；校园新闻要根据不同的形式，使其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形成集中的舆论氛围，从而实现人力、物力、财力与信息资源的共享，让校园各媒体之间优势互补，同时还应与社会上的新闻媒体形成良好的互动，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发展。结论综上所述，高校校园新闻媒体是做好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它具有引导舆论、宣传教育等功能。因此，高校应重视校园新闻媒体建设，不断引导校园思想教育舆论，将校园各媒体具有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向更高层次发展。
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开始向封建统治者建议实现民间言论自由。他们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阐述各自的新闻思想，其中关于报纸的作用和性质的论述所用笔墨最多，并且他们都特别强调了报纸在宣传维新思想方面的重要作用。
1.“尤以通外情为要务”。维新派认为新闻可以“通上下”、“通内外”，梁启超说过报纸有“去塞求通”的功能，为了实现信息的通达，报纸要“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对此，严复也很赞同，并着重强调了报纸“以通外情为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国已打开国门，已是和世界各国并立的国家，而不似从前那样闭关自守了，要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就必须了解外国的情况。
2.开启民智。他们认为壅蔽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出的愚民是很难承担国富民强的重任，国家要自强，仅靠一两个人的孤独呐喊显然是不行的，必须要唤醒更广大的中国民众，于是他们隆重推介报纸这一媒体形式。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就向光绪帝谏言“设报达聪”，梁启超说报纸“有助于多识”，并强调一个人报纸读得越多，就会变得越“智”，谭嗣同则从报纸“阐新理”、“纪新事”的角度，阐述每日都及时更新的报纸是“助人日新”的工具。在维新派看来，国家的强大必须依赖广大民众的力量，而此时国民愚钝不堪，因此必须提高民众的智力，而提高民众的智力最有效、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办报纸。
3.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维新派指出报纸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 认为政府是受公众的委托，处理国家事务，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如果没有力量对政府进行监督，那么政府会因为权力过大，而，因此，需要报纸发挥其舆论监督的作用。并且指出报馆跟学校不同，学校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场所，而报馆是教育启发普通大众的地方。
4.“民史”、“国口”、“耳目喉舌”。谭嗣同最先提出了“民史”、“民口”的新闻思想，认为报纸必须站在民众和民间的立场上，关注民生、反映民意。“报纸，即民史，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梁启超也曾说过报纸就是现代的“史记”，唐才常则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没有史馆，是因为报馆就是他们的史馆。
5.雏形的“党报”思想。维新派提出了雏形的“党报”思想，认为报纸在政党活动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们所创办的第一份资产阶级维新派报纸《万国公报》到后来实际上就是强学会的机关报。后来，康梁他们根据形势的变化，每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都会着手创办一份报纸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足见办报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做的一件大事。
二、维新派新闻思想的文化背景透视
1.以政治为本位的新闻思想。维新派的新闻思想实质上都是他们伟大政治构想的附庸。他们对报纸和新闻的功能与性质的认识都是从有利于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充分利用报纸，将报纸政治宣传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在这里不妨将其概括为“以政治为本位”的新闻思想。
“以政治为本位”新闻思想的出现，一方面是在于维新派吸收了欧美的民权学说和自由主义理念，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些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儒家文化思想的熏染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就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只不过在过分强调“人治”的封建统治下，中国知识分子只能默默地“修身正己”。然而，当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们能以天下为己任，秉承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主动承担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并且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看来，社会治乱的根本在于正人心，要从根本上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就应当抓住人心。于是利用新闻媒体向社会民众浸润各自的政治观点的新闻思想应运而生。
2.变异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维新变法时期，中国报人都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了解，并且他们在实践中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西方启蒙思想家提供给他们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自由主义理念，用来摧毁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然而，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并非中国的土产，当它被中国资产阶级嫁接到中国的时候，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一些本土的文化因素，于是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理解难免会发生“南橘北枳”的情况。
在西方，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权力得到承认和肯定，主张个人主义。然而，中国人在借鉴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当严复、梁启超他们积极地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去争取实现民权的时候，他们看中的是在它的基础之上所构建的政治制度，而实现这种制度层面的变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为了使中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实现家族、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可见，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环境的影响，维新派对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性，既充分肯定这一理念的合理性和先进性，又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不断修正它，不断地背离它。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的新闻理念和文化理念与中国的儒家传统相遇之后，始终在暗中进行着较量。而在较量的过程中，彼此又不断地妥协和整合，从而形成了一种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新闻思想。
[关键词]新闻;工作者;思想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108 ― 02
党的新闻事业是由新闻工作者具体执行和操作的，他们的思想动态直接关系到党的新闻事业的成败。当前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我们国家新闻工作者在从事新闻事业时应坚持的核心准则。这是因为完成党和人民所赋予的使命和任务需要新闻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工作者应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积极做好新闻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新闻工作者才能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工作同党和人民的需要，同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联系起来，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同时，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对每个人一生的成长至关重要，新闻工作者其职业的特殊性尤其需要其人生观、价值观的不断完善。因此，广大新闻工作者应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在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
（一）纳入日常学习，采取多种方式
对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应纳入对新闻工作者的日常要求之中，可以采取定期培训、集体讨论等方式加强对新闻工作者正确新闻观的树立。有些新闻单位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想教育工作时有时无，时松时紧。想起来抓一阵，出了问题抓一阵，或是上级来了检查抓一阵，总是不能持之以恒。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不能“急功近利”和“临时抱佛脚”，而是需要通过经常性的、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和引导过程才能收到效果。所以，应将对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培养纳入到日常工作之中。
（二）创新学习方法，善于抓住典型
新闻单位的党团组织以及行政和业务领导机构要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的过程中注意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仅靠开几个会议，学习几篇文章，定几条规矩，这种方法是不现实和没有成效的。因为这些方式方法过于传统和机械，容易让新闻工作者产生厌倦、抵触情绪，不利于良好教育效果的实现。在具体对新闻工作者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过程中，应深入、细致，善于抓住一些典型事例，采取高科技产品，发挥网络、手机新生事物的优势，让大家从中学经验，受教育。
（三）重视加强对在校学生的新闻观教育
在校新闻及其相关专业大学生是新闻工作者的后备主力军，在校学习新闻专业知识期间是新闻工作者形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培养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积淀的。因此，要尤其重视对在校新闻及其相关专业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首先，在思想上，学校应该重视对在校新闻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各级教学单位头脑中要扎扎实实绷住这根弦。其次，应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工作提高到大中专新闻专业的日常教学内容之中，从课程设置上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最后，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考察和测评，以切切实实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视从思想上落实到行动中。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理想信念教育属于一种思想政治工作，一个人的理论水平的高低，理想信念教育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对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教育来说，也应注重理想教育工作的开展。
党的新闻工作者要忠于理想、坚定信念，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升舆论引导能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理想信念，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对长远目标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新闻工作者的理想，就是为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发挥新闻宣传作用;新闻工作者的信念，就是一定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交给他们的使命和任务。近几年在新闻界发生的假新闻事件、封口费事件、以曝光为要挟的敲诈勒索事件等等，表面上看，是新闻职业道德纪律问题，深层次的，则是理想缺失、信念动摇的问题。因此，对新闻工作者负有教育责任的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和其他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形成立体、多样的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方法体系。比如，通过对革命传统的体验式教学，增强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通过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增强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震撼力;通过个人、小组、支部党性分析交流，增强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动力;通过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增强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渗透力，等等。
三、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
一个道德观念的形成，主要靠个人的学习、实践、修养和锻炼。树立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形象，纠正新闻行业不正之风是加强新闻工作者思想教育工作的题中之义。
（一）新闻单位思想重视，强化道德教育活动
由于新闻单位的党团组织以及行政和业务领导机构对正在从事新闻执业的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负有培养和强化教育的义务。因此，新闻单位的这些责任机关应当坚持把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作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学习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应采取一些有效的形式对记者、编辑等业务人员开展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活动。这样有利于新闻工作者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扭转新闻行业之风。
（二）建立日常检查机制，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
开展各种形式的日常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教育是提高新闻工作者道德素养的必要环节和必要条件，但是若想收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应该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只有采取一系列的自律和他律措施，通过内部审查、自纠和接受社会批评、监督等
形式来规范、约束新闻工作者的执业行为，加强对违反职业道德者的教育和处罚，才能收到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所应有的效果。
四、加强业务知识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对新闻工作者加强思想教育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使之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宣传工作和任务，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作用。因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较高的业务能力对新
闻工作者形成敏锐的新闻意识和较高的业务素养有决定作用。新闻工作者业务能力提高，必然伴随着其思想的进步、道德的提高。如何提高新闻工作业务能力，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思想上紧绷“不断学习”这根弦
学习是每个人不断进步过程中的必需品，新闻工作者承担着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任务，肩负着民意上达的使命。因此，必须通过不断地学习，树立全局意识，自觉地把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对接点找出来，用新闻的笔法宣传报道出去。
只有如此，才会收到“让党委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效果。
（二）实践中务实“走基层”作风
新闻工作者要大力提倡“走基层”作风，通过科学的考核机制引导从业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把更多、更鲜活的新闻推到公众面前。基层是新闻工作的广阔天地，实践是新闻报道的源头活水，群众是新闻工作者的真正老师。领导在新闻战
线“新春走基层”活动座谈会上指出，新闻工作者只有走进基层，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央精神，把党和政府的声音送到千家万户，才能在改革建设实践中感悟群众的伟大创造，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才能以敏锐的时代眼光提炼报道主题、挖掘报道题材、丰富报道内涵，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才能掌握和运用鲜活生动的群众语言，培育清新朴实的文风。
五、加强新闻工作者自身教育，提高自律能力
近年来，有偿新闻、虚假报道、新闻炒作等丑闻频频曝光，使得新闻界在全国人民面前形象大打折扣。关于如何加强新闻工作者自身教育，提高其自律能力也摆在了新闻单位思政教育部门的案头。
（一）回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永葆新闻客观真实性
报道新闻事实时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拒绝有偿新闻，拒绝虚假炒作，这要求我们要坚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性，拒绝新闻买断，禁止滥用媒介权利，真实反应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并且，随时保持高度的质疑，不畏，随时同虚假现象和不公平现象进行斗争，将客观正义带给社会。倡导和培育良好的新闻职业精神，回归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张真实客观、公平正义，新闻媒体人要敢于说真话，这样才能永葆新闻的客观真实，更好的引导社会舆论。
（二）采用多种自律手段，提高新闻工作者职业修养
提高新闻工作者个人操守修养，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自律意识，必须从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入手，加强个人操守修养。这要求我们要善于抓典型，利用正反两方面的教材来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自律能力。同时，要立足于同行控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的内化而形成，对新闻从业人员加强职业理念和职业教育的培养。如果做到这些，新闻工作人员的职业修养一定会有所提高。
（三）依靠他律规范，建立有效职业道德监督约束机制
自律和他律从来都不是一对矛盾体，二者是提高新闻工作者思想道德修养必不可少的“法宝”。自律具有关键作用，他律对新闻工作者自律能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因此，提高新闻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也需要建立有效的职业道德监督约束机制。具体措施上，我们可以建立一系列职业规范，制定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规范条文，寄希望于公众参与、传媒监督，以此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自律意识。
六、加强新闻立法，增强新闻工作者的法制观念
我国新闻立法工作起草多年，现在尤其应加紧进行。但是，从目前的实际状况看，我国与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如何建立有效的立法来规范新闻工作者这一行业，从我国立法主体来看，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加强行政立法，对新闻行业的规范细化
新闻自由是新闻的生命所在，但是自由从来都是有限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自由应该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切实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管理和有限度的干预。具有立法权能的政府部门加强对新闻工作的监督力度，制定相应的政府规章、条例文
件、规范性文件来约束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这样可以使新闻工作者自觉规范自身的职业行为，更好地完成国家赋予他们的使命和任务。
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人才依然是传递新闻信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同时，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先进的理论素养
网络时代人们的思想与所接受的理论更为多元，因此，以正确的理论对新闻传播工作进行指导十分重要。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加快，信息传播量与范围已经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同时对于信息的审核难度剧增，致使在新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尤其是网络的存在往往会使与事实相悖的新闻在社会上传播，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人才具备先进的理论素养，始终保障传播的新闻信息与主流社会一员相符，与党和国家的政策相符。
（二）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人才所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广泛，有些意志不坚定的从业人员往往存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被忽视和淡薄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新闻传播人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提高自身思想政治水平，切实增强自身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在网络时代旗帜更为鲜明的为人民服务，真正为党和人民代言。
（三）较强的自律理念
在网络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对于信息的变得相对容易，同时在考核方面也与传统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新闻传播人才应当逐步提高自身的自律意识，树立自律理念，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接受别人监督，对于出现的问题积极进行自我改正。
（四）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传播信息是新闻传播人才的本职责任所在，在网络时代海量的新闻信息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负面的、消极的甚至是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信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人才必须要时刻以一颗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担负起对社会的应尽责任，不漏报、不瞒报、不假报。
（五）高尚的职业道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的根本，在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工作中，更是不可偏废。对于新闻传播人才而言，应当全心全意的为新闻受众服务，在工作中公正无私，坚持真理。同时，作为新闻传播工作者，面对网络时代多元化的新闻来源和各种影响，要尊重事实，坚守据实报道。
二、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
在网络时代，对于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培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是从事新闻职业所应遵循的核心准则。因此，应当着力推进新闻传播人才对此方面的学习。要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纳入到新闻传播人才的日常学习之中，在形式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采取定期培训、集体讨论等方式。要创新学习方法，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可以抓住一些典型事例的示范效应重点展开教学，并辅以现代高科技的教学与学习手段，让新闻传播人才从中学经验，受教育。
（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对新闻传播人才的信念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教育责任的各级机构与部门要积极探索出一套有益于新闻传播人才理想信念教育的体系。在方式方法上，除了通过传统的集体讲授方式深化新闻传播人才理想信念之外，还可以开展现场体验、情景模拟以及经典案例教学，加深学员对理论学习的思考，加强理想信念。
（三）加强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建设
树立新闻传播人才良好的职业形象，纠正新闻行业不正之风是加强新闻传播人才思想教育工作的题中之义。因此，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新闻单位强化道德教育活动。新闻单位应当坚持把对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作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有效形式对新闻传播人才开展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活动。二是建立日常检查机制。把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加强对违反职业道德者的教育和处罚，以保障新闻传播人才职业道德建设所应有的效果。
（四）加强新闻传播人才自律能力
在网络时代，加强新闻传播人才自身教育，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报道新闻事实时坚持新闻的客观真实性，真实反应最广大人民的呼声；随时保持高度的质疑，将客观正义带给社会。二是提高新闻传播人才职业修养。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方式，善于抓典型，利用正反两方面的教材，来增强新闻传播人才的自律能力。同时，要立足于同行控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的内化而形成，对新闻传播人才加强职业理念和职业教育的培养。
三、结语
一、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重要特点
邓小平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邓小平理论中的新闻宣传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具有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特点。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思想和学说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因而，也就具有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这些特点同样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当中。邓小平理论既是完整型的、又是开放型和发展型的科学体系，而其中的新闻宣传思想则是其中的分体系、子系统，切不可割裂开来，也不能因为邓小平不是一个书斋里专钻故纸堆的学者，而是一个现实的指导者、建设工作的领导人，就认为他的这些所写、所讲、所说、所谈的，只具有当时、当地、具体事情的指导性，而没有什么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价值，便不能将其系统化、科学化。我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除了具有邓小平理论的承接性，开放性、兼容性、实践性、辩证性等这些基本特征外，还是对中国新闻宣传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的理性总结，它高层建瓴地站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头，将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军事学以及飞速发展的各种自然科学学科的学说，应用于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是一个新闻宣传实际工作的宏观的指导思想体系，其中的系统性、全面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宣传工作的正确实践所证明，也将为我们今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进一步所证明。
二、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可粗略地分为以下十个方面。
（一）占领政治思想阵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在新闻宣传上，要让社会主义占领思想阵地，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在指导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面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现代社会的客观存在；作为西方腐朽思想观念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现代社会的现实存在；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在中国依然要得到发展，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介，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在我国，就是那种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去占领；如果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新闻宣传上就难以让社会主义占领这块重要的政治思想阵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单纯技术的观点，淡化政治的观点，不做工具的观点，允许不同声音的观点，片面强调商品化的观点……从以往到现在，凡此等等，都与要让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占领政治思想阵地不相吻合。而实际在新闻宣传工作上则多少有些“自由化”，这是必须反对的。但光是反对还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报道社会主义的新事物。他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1](P42)。“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1](P46)。“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1](P197)。“至少还要搞20年”[1](P196)。“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这就是“丧失了阵地”[1](P195)。他强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P194)，“把政治攻势经常化”[2](P62)。这样才是“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3](P255)，“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1](P49)。
（二）理论宣传及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胆略，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力强调和积极提倡“解放思想”[3](P140)，特别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这方面的新闻宣传活动。邓小平理论的新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具体实践的抽象空谈，不能当“口头理论家”或“口头宣传家”。邓小平批评了一些在政策理论宣传上的不良倾向：“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2](P113)理论的研究，关系到正确政策的制定。这种带有高度战略的新闻宣传思想观点，直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新闻宣传学说，极有新闻学的学术价值。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并且把流亡在外的、急急忙忙地要回国内去举行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经过劝说推进了大不列颠图书馆，让他们在那里加强学习、锻造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在我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艰苦地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邓小平说：“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3](P87)新闻宣传工作要提倡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将其提到正确政策宣传的政治思想高度。他指出：“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3](P363)他说：“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3](P364)同时他强调“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3](P363)，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对这样的理论研究及其对于它的宣传，要有助于实现“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他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1](P40)。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抽象空洞的宣传“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1](P41-42)所以，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3](P380)。
（三）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之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坚决地反对迷信和盲从。邓小平承认有些时候“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1](P40)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时空条件变化了，新闻宣传工作也应该尽量适应，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而提出和宣传其科学观点，这就是“阶段论”和“发展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3](P42)。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P18)。至于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相互关系，有些人赞成或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他也批评了“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3](P41)。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在讲科学，那么，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要讲科学，这就告诫我们要注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不要人云亦云、相当地迷信和盲从。“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3](P36-37)。正因为如此，他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3](P43-44)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当然就包括了新闻宣传工作者，因而，也就为我们的新闻宣传活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观点方面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四）提倡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和形式主义。要实事求是，关键就在于这个“求”字上，即如何地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要求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拿事实来说话，反对本本主义和形式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3](P382)毋庸置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新闻宣传工作上是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可是具体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在这里承接了毛泽东“请看事实”的新闻宣传思想，强调必须“拿事实来说话”[3](P155)。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但“事实”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是经过反复研究调查得来的。拿到了事实，“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2](P146)。邓小平说：“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2](P146)这三个条件都是与“拿事实来说话”有关联的。不结合实际，只是空谈一阵，然后束之高阁，那根本谈不上是“实事求是”，那是政治喧嚷，唱的是空洞的调头，是照着“本本”来念，是教条主义，在新闻宣传上搞形式主义，这是必须加以反对并且花大力气予以避免的。不联系群众不行，鲜活的事实都是群众创造的，不能密切群众关系，事实就难以得到，要想得到“新闻如鲜鱼”似的事实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宣传工作上进行批评，更要实事求是，更要“一点雨一点实（湿）”，因为这是公开批评，事实不确凿那是绝对不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者需要自我批评，更正自己报道中的遗漏或失实，还报道事实以本来面目。新闻宣传工作要“拿事实来说话”，就要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2](P146)。拿事实来说话也是有原则的，决不是“有闻必录”。邓小平敏锐地看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2](P384-382)死抱“本本”，搞教条主义；扎“花架子”，搞形式主义；不深入调查研究，搞官僚主义；这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都是要严肃地加以批判的。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邓小平理论的新闻宣传思想特别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认为坚持原则‘输理’”的软弱态度和错误说法。邓小平最早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还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3](P358)“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邓小平指出：“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3](P158)他强调说：“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3](P364)他说明了“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3](P365)对四项基本原则“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3](P366)他非常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1](P379)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就此进行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獗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1](P195)。他还说：“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P379)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思想 民本观
目前学界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方面的探讨已收获颇丰，大多是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纳入其政治活动的框架内展开，阐述其新闻思想的流变过程。笔者通过研读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著作，自觉民本观也是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一条线索，但目前对于梁启超新闻思想中有关民本观的系统探讨相对薄弱，很多文章偶有谈起，却是一笔带过，更多的是为其他内容作铺垫，故在这方面做些整理，为更好地了解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提供新的视角选择。
一、民本观在报刊功能观上的体现
第一、“去塞求通”的信息传播功能
期间, 梁启超主办了《中外纪闻》和《时务报》,在利用这些报刊进行宣传的过程中, 他从报刊功能上概括出一些新的观点，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 “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①他认为报纸的功能在于通中外之故，通上下之情。通上下就是“宣德达情”，皇帝的恩德让百姓知道，百姓的情况让朝廷了解。这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知情权”，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相互的“知情权”。梁启超已经把国民摆在了类似于现代公民的位置上，并认为应当赋予其相应的知情权。
梁启超精辟揭示了去塞求通的理论基础，并以耳目喉舌之喻去说明报刊的去塞求通功能，这是他的深邃之处，也反映他拯救国家民众的急迫心理。晚清的历史时局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也为他从事的新闻活动注入了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因素，使他十分注重报馆对促进国家整合的意义，不过在抱守残缺、故步自封的清王朝，“通”只能是梁启超心中理想社会的幻影。②
第二、报馆“两大天职”
1898年失败后，梁启超远渡日本，这期间他大量阅读西方各种名著，深入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他的报刊功能观由此改变。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提出了关于报馆“两大天职”的新观点：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③
1、“舆论监督政府”的政治功能
“政府者，受公众之委托，而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也……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荀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梁启超认为报馆与政府地位平等，报馆可以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监督政府，政府权力过大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因此需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只有在受到报馆监督的情况下政府才能真正做到为民众服务，报纸的报道应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客观公正。梁启超认为最终监督政府的权利仍属于广大国民，报纸则是作为代表者代为行使监督权。虽然振兴国家的使命单单赋予新闻媒介来承担是不现实的，但梁启超对国民监督政府权利意识的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2、“开启民智――向导国民”的教育功能
梁启超一生很注重“开民智”，它贯穿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始终。他认为民智的进化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 要实现国强民富的历史使命，“开民智”尤为重要。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笔《时务报》，宗旨为开民智，求自强，通过刊登有关民主思想启蒙的文章来实现对国人的教育。
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向导国民”的思想。1912年，梁启超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中说: “若夫立言之宗旨，则仍在浚牖民智，薰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此则十八年来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④他自认为，20年来的报馆生涯始终不忘的，就是利用报纸来向导国民。
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受到列强欺侮，根本原因在于民智未开，民气未振。他认为“交换知识，实惟人生第一要件。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他认为报纸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所贵乎报馆之著述者，贵其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也。”⑤
梁启超对于报纸教育功能的认识，由“开启民智”到“向导国民”，是实际办报活动中对报纸教育功能认识的深化。他猛烈抨击封建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以报纸为载体，对国民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以期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民本观在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上的体现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位全面系统阐述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报人。他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⑥，这三大自由的缺乏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梁启超以自身的办报活动打破封建言禁，形成了自己的新闻自由观，对后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梁启超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自由是相对于奴隶性而言的，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⑦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落伍于世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缺乏，只有国人增强权力意识，依法行使自身权利，国家才能强盛。
梁启超将新闻自由与民权并提，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关注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虽然把新闻自由和平等民权作为振兴国家的工具，更为关注其政治工具性作用，不过，梁启超的新闻自由观对于提高国人对自由价值的认识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他对作为整体的国民权力的深切关注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民本观在新闻业务上的体现
191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中提出了衡量报纸好坏的四条标准。他认为一张完善的报纸，应具备四个条件：1、宗旨定而高。报刊应以国民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认国民本位的思想，这是对封建专制统治者以“为民之名”行“愚民之实”的揭露和反击，也是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体现。2、思想新而正。报馆著述所贵，正在于“能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向国人介绍各种新思想时，应严格选择，有所取舍，只选那些“有利而无病”的新思想贡献给国人。3、材料富而当。报刊内容不仅要丰富，尽可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而且要恰当，能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4、报事确而速。报刊新闻要准确而迅速地报道最新发生的、人们最为关心的新闻事实，错了要公开纠正，以使人们能够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上的新变化。
这四个编辑业务标准，规定了报刊在业务上必须将自身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强调新闻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西方的社会责任理论观点一致。梁启超丰富了报业的角色内涵，使报纸追求国民最多数人的公益，担负起为国民灌输新知识的任务。
2、宣传方法方面
梁启超在失败后认真研究和总结了报刊的宣传方法。在《敬告我同业诸君》及《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及经历》中，他提出了“浸润”和“煽动”两种宣传方式。“浸润”：报刊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民众进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读者。“煽动”：人们是安于常态而骇于异常的，因此报馆为达一定目的可以采用偏极端的方式宣传，这样就会有相反或折衷的意见出现，这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梁启超认为这两种宣传方式在引导公众方面各有所长，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报刊对国民进行宣传，因此他赞同两种方式并用。
四、民本观在“史家办报”思想上的体现
梁启超在办报活动中，针对很多新闻职业道德问题进行了关注和思考，后来结合他的办报实践提出了“史家办报”的思想。“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⑧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记者与史家担负同样的责任，所以记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梁启超认为，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客观方面，要如实记录政府人民与本国外国发生的事实；主观方面，要从这些事实中发现和抽绎出正确的观点向导国民，从而“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
结语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新闻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在民族危机与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试图在不以暴力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通过报刊对国民性进行改造，这体现了他对“国群”深切关注的民本观思想。毋庸讳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中存在不少问题，如：他办报具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政治色彩浓厚；个体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严重缺失；“言论独立”在实践中的困境等。但作为一位爱国报人，他注重教育民众、普及文化的传播观念，并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的新闻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⑥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A].张品兴等：《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6、969、2509、476
②周芳，《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4）：90
⑤王瑛琦、刘宾声，《从“去塞求通”主张的提出到“言论独立”思想的破产――试论梁启超新闻思想的三个阶段》[J].《学术交流》，1996（5）：112
⑦张丽萍、刘寒娥，《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历史观照与反思》[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1（3）：127-128
⑧徐新平：《维新派新闻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67
陆定一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该文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是“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按照上述划分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认定:陆定一是站在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中间的人，陆定一的该篇文献也自然成为被反复解读的经典，其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对新闻理论的建构之功都是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内部，形成了围绕事实工作的良好传统;理论建构之功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论基础上的新闻本源论(事实论)和新闻真实观的建立。近些年来，关于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超越以往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简单的观点罗列式分析方式，进一步把陆定一的新闻思想放到特定的知识生产语境和知识生产逻辑中去考察。比如陈力丹教授把陆文放到“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认为新启蒙运动将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上日程，从而对陆文的论证方式产生了影响，即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黄旦教授则把陆定一的定义与徐宝璜的定义进行比较，指出徐宝璜的定义是建立在经验事实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建构出“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而陆定一的定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其事实报道已然不只是对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意见和倾向，从而建构出“用事实说话”的报刊样式。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对任何一种知识的考察都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知识语境下进行理解。理论知识的生产语境一般包含着两个维度:科学(信度)维度与社会(功用)维度。科学(信度)维度是某个理论知识对自身科学化追求的努力;社会(功用)维度则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理论知识生产的牵引作用。科学(信度)维度和社会(功用)维度之间常常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关系，但又时常纠结在一起，经过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机制，最终形成标准化的社会知识。很显然，正是借助上述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我国新闻理论界初步达成了对陆定一新闻思想学理价值的深度思考:陈力丹教授的研究是从社会(功用)维度进行的开掘，黄旦教授的努力则偏于科学(信用)维度。但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社会(功用)维度(、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完成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的再解读的。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科学(信度)语境的一面凸现出来，并沿此路径作进一步“接着说”的努力。
二、“科学”: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语境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陆定一接着指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指旧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作者加)，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很显然，在这里，“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存在的。在三个简单自信的“主义”排比句叙述话语背后，存在的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逻辑判断，这一常识判断无疑又承担着对新的新闻理论建构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颇为自信的宣称。这构成了该叙述话语的“显性因素”。但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叙述话语背后的“隐性因素”是什么。这个“隐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科学”语境。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一词在五四时期作为元话语的崇高地位。“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1915年以后开始流行的。据杨国荣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对近代科学的追求有其较为独特的背景。一方面，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传统儒学内部出现了经学实证化的倾向，即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实事验证、无征不信与大胆推求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上了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得以分离。同时，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统一模式的解体，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呈现出一种以科学来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五四时期主要有两类思想家承担着“科学”的传播工作。一类是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杂志《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将科学严格限定为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一类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样，在“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科学方法)而“道”(科学精神)的形上化过程，并最终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其次，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内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念却早已确立(至三十年代，从事实出发、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让其思想易于接受，便注意展示这种科学性。但这个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陈独秀早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不矛盾之谓也。”瑏瑡这时陈独秀的“科学”还主要指自然科学。1920年，陈独秀将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并指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很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做依据，所以都可相信，都有根据的。”瑏瑢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科学扩展到了人生观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人生观的基础(这一点与科学派的认知相同)，但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覆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这一点与科学派不同)。
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更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瑏瑣。这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瑏瑤。而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成为理论主流。此种转向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它“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瑏瑥。这次论争中，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经过论争，“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瑏瑦。
三、“事实”: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逻辑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紧紧围绕“物质”“事实”“新闻”“报道”四个关键词来建构其新闻本源观和新闻定义的:“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瑏瑧。在上述论述中，物质等于事实，新闻等于报道。在对其论证逻辑进行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事实”和“报道”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运行的:“事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此时等于“物质”)，“新闻”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这种客观实在的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事实”与“报道”实际上还承担着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新闻操作的微观层面。“事实”是单个事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是新闻的采编与写作(此时新闻等于报道)。在这两个逻辑层面中，“事实”是一个交集点，是逻辑起点。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五四时期的知识语境中，看一下“事实”与“科学”的关系。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事实”的观念存在着两条路径。科学派们更多传播的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实验、逻辑成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则更多地信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思想(理论)(规律)、实践是关键词。在这两种观念中，“事实”是共同的概念，但一个指经验事实，一个指客观事实。这里需要先区分一下两个事实概念: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经验事实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头脑中获得的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过程的印象后，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形成的经验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客观事实则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无对错之分。而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瑏瑨我们看到，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在宣传科学时，特别强调“事实”作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的重要性。比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叫做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个特征，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和“试验之证实”瑏瑩。丁文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出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瑐瑠任鸿隽则强调科学精神有二要素，一是崇实:“吾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前言，凭虚构造为能。”“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是贵确:“吾所谓确，谓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象，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瑐瑡在上述论述中，“事实”成为“科学”的同义词。这里的“事实”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逻辑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事实之学、实验之学、逻辑之学。它所涉及的主体问题主要是秉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尽量将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提升到科学的水平。据此，我们发现，徐宝璜的新闻阐述正是在上述认知框架内进行的。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同时，他又指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须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瑐瑢为什么徐宝璜认为“无需证明”呢?很显然，“科学”等于“事实”，“事实”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出“客观”效果———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常识”自然是无须证明的东西。尽管徐宝璜认为“事实”是一个无须证明的概念，但是在他的使用脉络里，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事实”的含义。首先，“事实”是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对事实的“正确”和“完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是客观性的操作手法。最后，“事实”是与“诚”与“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记者的“公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徐宝璜“事实观”走向的是被称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在1930年—1936年间的唯物辩证法的论争中，他们就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论战方作出了批判。比如陈伯达指出:“腐败哲学家以为逻辑是独立于事实之外的，与事实无干，而我们则以为逻辑只是事实的反映，逻辑的发展与事实的发展相一致，没有事实就没有逻辑。”瑐瑣这里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经验事实，但实质上已经多少含有“客观事实”的意思在里面了。
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瑐瑤在整个运动中，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唯物辩证法终于获得了中国式科学化、通俗化的解释。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学”成为“事实之学”“实践之学”和“唯物辩证之学”。1943年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正是运用当时被公认为“常识”的“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等于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等于客观事实，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陈述方式和知识逻辑。黄旦教授认为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本文认为，实际上，陆定一新闻定义有两个并置的中心词，即“事实”与“报道”，这两个中心词共同支撑起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而这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科学性之所在。
四、结语: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困境及其思考
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论证逻辑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困境:陆定一既然以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了事实第一、政治第二的规范，为什么在我党后来的新闻实践中，依然出现了“新闻，旧闻，不闻”这样的操作规范(这种操作规范明显是一种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的做法)，甚至在中彻底走向虚假新闻呢?为什么陆定一在去世前都在强调新闻真实性为何如此经不住政治性的冲击呢?前面我们谈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论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层面展开的对什么是新闻的知识论证，二是从新闻操作的层面展开的什么是新闻的论证。这两者交叉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其中，按照哲学逻辑，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是认识主体在认识事实的过程中要运用辨证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并在报刊的有机运动中为受众提供真实、全面和理性的报道，它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则单个新闻报道的操作要求。然而，新闻定义中的“事实”在新闻操作的层面上又承担着单个“事件”的含义，而“报道”被理解为就是“新闻采写”“新闻选择”这样的一种微观层面的活动，而不是一种人类传播行为或活动，这样就可能导致对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宏观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断裂就这样出现了，从而为政治性压倒事实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关键词]北岩勋爵 战时新闻思想影响
北岩勋爵，又称诺斯克里末勋爵，原名为艾尔弗莱特・查理士・威廉・哈姆斯沃斯。他少年时代即从事新闻工作，他创办《回答》杂志，《每日邮报》，又取得了对《泰晤士报》的控制权，建立了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报业集团。
“从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世界新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是由于战争搅乱了欧洲各国新闻事业的正常进程，而且还因为通过这场大战，充分地显示了新闻宣传在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线上，英国的表现是最为成功的。”这种成功是和当时著名的报人北岩勋爵分不开的。
一、对内新闻宣传思想：引导舆论，警醒民众
一战爆发时，北岩勋爵已经拥有了《回答》杂志、《每日邮报》、《每目镜报》，同时还有当时的英国影响力最大的《泰晤士报》。美国总统林肯就曾这样评价过：“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有了这样的大报小报在手，北岩的新闻思想的影响力也就有了有力的硬件保证。
面对战争，报道战争也就成了当时最大的新闻需求。谁迎合了这一趋势――及时而又真实的报道战争，谁就可以主导当时的社会舆论。
然而，当时的报纸的所有的军事新闻，都要经过军方或国家战时新闻检查部门的严格检查。因而，大多数人根本就无从知晓战争的真实情况。有些人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的军队战无不胜，战争正在远离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他们关心的紧迫的问题了。同时，报纸还把战争描写成满园春色，没有了战场的英勇拼杀，全然不顾战士的疾苦，把他们所进行的战斗描写得面目全非，严重挫伤了战士的战斗心，加剧了后方舆论和前线士兵感情的截然对立局面，因此士兵们也都对报纸不屑一顾。民众对战争的冷淡，战士对报纸的蔑视，这些都严重损伤了当时英国战争的积极性。使英国在战争的初期处于被动的地位。
面对着这样的情况，北岩认为要使全民参与一战，报纸就要敢于大胆的报道战争，告诉人民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战争的胜负情况。只有通过传播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来吸引人民的眼球，进而达到引导舆论，警醒民众的目的。
其实早在战争之初，北岩就曾主张要积极迎战，但被指责为“《泰晤士报》‘正在把国家驱入战争”’。而随着战争的进行，以上所述说的战况局面的出现，北岩又将其新闻思想提出来了且坚持不懈。1915年5月21日，他在《每日邮报》上发表名为《炮弹的悲剧，肯来奈尔勋爵的严重错误》的文章，指出英国使用的炮弹中“臭弹”太多。使英军遭受重大牺牲，并由于给养不足，兵士在饥饿中战斗。文章掀起了轩然大波，北岩遭到了“强烈而压倒多数”的攻击，但普通市民阶层却在这场攻击与反攻击中开始了对战争的关注。面对反对声，北岩并不在意，他宣称为促进盟国胜利将不计任何后果，“《泰晤士报》的销数是否降至一份，或《每日邮报》降至两份，我都毫不在意。”北岩同反对者之间的辩驳。影响着当时的舆论。警醒着民众，给民众以正面引导。人民开始美心战争，关注战况。同时，北岩的新闻思想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除此之外，北岩还让他主持的《泰晤士报》向重要战场派出战地记者，报道战况，刊发关于战争的评论。每月还出版两幅战况地图，并附开战以来的大事记。因为对战争的真实的报道，仅《泰晤士报》销售量高达31.8万份，打破该报创办以来的最高纪录。
北岩通过对战争的真实情况的报道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正面引导舆论，形成一定舆论力量。
二、对外新闻思想：国家利益至上
在对外宣传上，北岩认为要有社会责任感，坚持国家利益至上。
刚开战不久，英国人就开始了以传单为武器的宣传战，即利用飞机把印制好的《公告》散发在德军阵地上。希特勒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到，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英国的宣传炸弹摧毁了其战斗精神而不是由于德国军事战略失误。
在北岩的多次努力下，1918年2月，英国政府成立对敌宣传部(克尔之家)，任命著名报人北岩勋爵为总监。开始把加强对敌宣传作为第一要务。
北岩勋爵认为，战争宣传应以敌国民众为主，以当权者为辅，对前者采用感情的手法，对后者采用论理手法。在战争初期，民众尚处于异常激动的心理状态，因而传单战的首要目的是使他们冷静下来，造成易于接受宣传的心理环境。即使是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新闻。也要大胆发表，以获取敌国民众的信任，最后利用这种信任展开宣传决战，以粉碎其斗志。于是北岩在战争结束前的6个月里，在自己的对外新闻宣传思想的指导下，向德国发起了传单总决战。在德军的前方和后方，用飞机和气球投下的英国制作的传单总数，有1830万张之多。“雪片般的传单终于摧毁了德军的士气，德军纷纷叛乱”。其政治家也意识到他们的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德国自信心破坏部’，它的头目便是协约国中最大的流氓――北岩勋爵。”
除此之外，北岩勋爵还利用各种媒介，尽一切可能去败坏德国的形象。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就捏造事实，哪怕是没有一丝一毫新闻根据。百分之百靠虚构，也煞有介事地大肆进行宣传。
同时，北岩领导的“克尔之家”还发行伪装成德国报纸的战壕报《秋叶》，发行量达30万份，用貌似公允的手法不断挑拨德国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和各集团之间的关系。战败之后，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说：“敌人的炮弹不足畏，最可怕的是敌人散发的新闻传单。”
三、北岩战时新闻思想的影响
北岩勋爵的战时新闻思想，概括起来也就是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媒介影响和引导舆论，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也可以制造假新闻，以此来制造声势。从而达到自己的宣传目的。这一思想不仅对后来英国的战时新闻宣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的战时新闻宣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对德国纳粹的影响
北岩的新闻思想尤其是其对外新闻宣传思想对希特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很好地将北岩的新闻思想进行了运用和发展，他一上台就以不屈不饶的决心将德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纳入了自己的范围之内，然后引导德国的舆论，为德国的战争作政治鼓动，然后他又多次的通过制造新闻的策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首先，纳粹通过暴力等多种手段将德国的多家大报纳入自己的手中，纳粹
报纸的发行量占全国总量的80％，新闻记者也都变成了纳粹当局政治意志的执行者。然后，希特勒这一法西斯的巨头又将北岩的制造新闻的这个方法进行了完美的演绎。在战争之初，希特勒就告诫媒体要把大战的责任完全加到敌人的身上去。在德国吞并捷克之前，纳粹煽动在捷克境内的日耳曼人闹事。捷克警察奉命采取行动。德国报刊于是就利用这一事件进行捏造。在世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捷克人迫害“可怜的日耳曼人”的消息，为德国吞并捷克制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入侵波兰之前，纳粹故伎重演。1939年8月10日，《柏林日报》发出警告，《人民观察家报》头版登出《波兰处于战争狂热之中》的通栏标题。做足戏后，《柏林日报》出现耸人听闻的标题：《波兰完全陷入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在这一系列的宣传煽动下，德国就开始了侵吞波兰的战争。同时，伪装成波兰广播的德国广播展开攻势，大大滋长了波兰后方的混乱和沮丧情绪，使波兰自乱阵脚，很快沦陷。
1940年5月在进攻法国之前，纳粹利用自己强大的电台广播伪装法国电台播放法语新闻，从而在法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与混乱，军队都无法调动，最终导致了法军的失败。
纳粹新闻媒介通过控制媒介，然后进行狂热的鼓噪和欺骗性的宣传，蛊惑民众，成为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的推动力。
(二)对美国的影响
北岩的战时新闻思想也对美国的战时新闻宣传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影响了美国的二战新闻宣传，对于今天美国的高科技的战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政府也很快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开展广泛地国内国际宣传，企图引导国内国际舆论，为其发动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并达到迷惑人心、削弱伊军力的目的。通过它的引导式的宣传。美国政府为其攻打伊拉克取得了国内的民众支持。战争爆发前，美国《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有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布什发动对伊战争，几乎同样多的人对美国使用武力萨达姆的做法表示赞同。这样的支持率正是布什政府控制舆论的结果。
战争爆发后。美国新闻界对战争进程采取了连篇累牍的所谓的“地毯式报道”和“全天候报道”，以引导舆论。制造声势。美联社、《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ABC、NBC、CBS、FOX(福克斯新闻网)等媒体的记者，都分散在战争第一线，直接报道美军的作战情况，美军还时常利用媒体透露作战方案，公布，行军路线的方式。以炫耀自己的高科技武力，已达到鼓舞自己的斗志，瓦解伊拉克军民士气的作用。
［摘要］陈独秀作为近代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十分重视国民教育。他认为只有从思想上改变国民的观念，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而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开启民智。陈独秀利用报纸和期刊作为其思想的媒介，进行新闻教育，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新闻教育观。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陈独秀进行积极的宣传，并利用新闻出版物宣传、教育民众，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教育观，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陈独秀；新闻教育；马克思主义
一、社会变革促使陈独秀产生教育救国思想
陈独秀的新闻教育思想源于清朝末年的中国剧变。清朝末年，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逐渐增多，而腐朽的清王朝在屡次的冲突中均以惨败告终。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在《马关条约》的签署后遭到了无数中国人的唾骂。众多中国人开始觉醒，他们已经认定清王朝不能带领中国实现民族的崛起。这个从根本上就已经腐朽的制度已经到了该推翻的时候了。在全国范围内，资产阶级开始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制造声势，为他们的政治革命做铺垫。资产阶级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这一时期就开始利用报刊制造声势，双方在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和革命派的《民报》展开论战，影响了此后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引导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之路。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些自醒的国人就开始办报、办刊开启国人的民智，林则徐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至清末维新派推动资产阶级革命时，新闻教育已经成为当时开启国人民智较为可行的方式。此后为众多资产阶级派别所广为利用，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积淀后，新闻报刊已为国人所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报刊传播个人见解，陈独秀亦是如此。教育救国是陈独秀参与到报纸活动的初衷。在陈独秀的思想中，认定了当时国人最需要解决问题是对教育的态度。他认为，教育是一个国家能够进步的根本，只有发展教育，推崇教育，才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而这种教育不是陈腐的旧式教育，是西式的进步的教育，不是学习西方的样式，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教科书的教育，而是真正懂得了西方近代教育的精神。他希望中国的教育是“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整整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1］他反对中国旧式教育中那种被动的灌输手段，反对将神化强加到教育中，反对洗脑式的教育，这些陈腐的教育手段只会让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民国后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教育问题上，他指出“一言教育，贤者皆叹为空谈”［2］1。在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落后不仅在于同西方的民主科学相比，更在于千年来形成的封建礼教束缚。这种束缚之下，年轻人难以形成为国为民的大志向。他呼吁“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3］然而虽然建立了民国，但中国的教育依然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近代列强欺辱中国之时，我国青年虽学习西方的文化，但并无强国之本领，根源上就在于教育本身的问题，中国教育出来的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2］6这样的青年又何谈救国图强。这时的陈独秀依然保持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节操，试图利用知识来改变中国，通过教育来影响更多的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直接的教育是无法短时间内实现的。这一点从清末民初的革命斗争中就可以看出，对于国人而言，一方面需要启迪民智，一方面则需要寻找适合自身的革命道路。陈独秀在早年曾工作于章士钊所办的《国民日日报》，其时也曾通过报纸这一新闻媒介来宣传其思想，利用新闻宣传政治理念。《国民日日报》时期，陈独秀充分利用章士钊创办的报纸作为自己的教育平台，积极的开展自己的政治理想宣传，那个时期的陈独秀书生气卷实足，将身心都投入到新闻传播事业中。据章士钊的回忆“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黑色衵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蝨耳。其苦行类如此。”［4］在这一时期，陈独秀通过一些社论、时评，激烈的抨击清王朝腐朽的统治，以犀利的语言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充分的反映了陈独秀的编辑思想，并为他今后的办报进行新闻教育奠定了基础。然而清末时局的混乱和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并没能因陈独秀等警醒之人的努力而改变。1905年，陈独秀离开《国民日日报》之后，回到家乡安徽芜湖。经过短暂的休整，他再次走上新闻救国之路。为了进一步开展政治理想宣传，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以此作为自己反清的舆论阵地，坚持宣传政治理念，开启民智，进而使国民觉醒，从而教育启迪更多的国人，投身到未来的革命中。
二、“教育救国”思想理念下的新闻教育
中华民国建立后，无数的革命者扬眉吐气，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救国之路。陈独秀在民国之初也曾意气风发的想大干一番事业，然而民国之后的种种倒行逆施，使陈独秀看清了民国的真面目。特别是民国建立之后，尽管民主与共和已渐入人心，但种种陈腐的观念依然存在，其时封建复辟之风大盛。从袁世凯倒行逆施到张勋复辟，使陈独秀意识到，国人对于民主共和思想的淡薄，亟须引导。当时，民主和共和的思想渐入人心。民国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传播近代民主共和思想，以西方近代文明引导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启迪民众觉悟，解放思想，为民国建立的基础。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提出了“教育救国”的理念，并大兴新式教育、高等教育，北京大学等一大批新式学校成为普及这一思想的阵地。陈独秀早在清末时就因在《国民日日报》工作，接触过同为报人的蔡元培，二者已有神交。此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力邀陈独秀为文科长，陈独秀的青年教育理念也得到了践行之地。难得可贵的是，在这里有一群和他一样的志同道合之人，成为陈独秀日后并肩作战的战友。蔡元培在为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作序时就回忆其当年二人同为新闻人的经历。“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我最不能忘的，是陈君在芜湖，与同志数人合办的一种白话报。”［5］蔡元培提到的白话报即陈独秀离开《国民日日报》后回到芜湖创办的《安徽俗话报》，著文明其志教育国人。在《安徽俗话报》创刊的《缘故》一文中写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几项要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情，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三是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6］《安徽俗话报》的文章都表现出其强烈的革命意志。而为了教育青年人，陈独秀并没有放弃初衷，他选择利用新闻报刊教育世人的方法不仅符合时代潮流，更为其今后人生的改变奠定了基础，甚至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办报的过程中，陈独秀感到仅凭一时一地之力无法解救中国，他决定东渡日本，求助于近代东亚之师日本，通过学习日本近代新闻和教育以提升自己的能力。日本近代的崛起与教育救国密不可分，因此，大批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均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的学习使陈独秀眼界大开。这一时期的陈独秀充分利用犀利的文笔一针见血的指出为什么要教育救国。1914年，陈独秀帮助流亡在日本的章士钊编辑《甲寅》期刊，面对国内日渐衰败的思潮，陈独秀再次利用新闻平台宣传他的教育救国思想，他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在文中他提出“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7］接着阐明了作为一名中国人，这时应该怎样的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文章将陈独秀的思想上升到了国家高度，而这时的文章也集中的表现了陈独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从原来的政治革命，逐步转变到思想革命上来。此后他的文章风格进一步转变，更加积极的利用新闻刊物，阐述自己的观点，教育人，解放思想。从启发民智到指导民意，陈独秀已经逐渐从一名报人转型为革命导师。
三、新闻教育观的初步形成与践行
近代报刊传入中国后，新的传播手段的普及和其产生的影响，使新闻教育和宣传教化成为教育青年的可行手段。虽然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传入中国仅仅数十年的时间，但其快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近代以来，报刊成为许多势力的声音和喉舌，特别是在新思潮涌动的20世纪初期，当时许多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曾利用报刊，宣传思想、教育民众，尽管他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朴素的新闻教育观已经在他们手中出现。陈独秀也应时而动，创办《新青年》杂志，作为其教育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1．创办《新青年》践行思想教育。在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中，教育青年始终是其不忘的根本。民国之后，尽管民主共和风气渐渐兴起，但在北洋军阀的反攻倒算之下，陈腐的封建儒学思想又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康有为等保皇派再次鼓吹中国的孔教思想，原本朝气蓬勃的民国又表现出一片死气沉沉。清末时就曾在报纸上刊发激进文章的陈独秀再次挺身而出。为了教育人们，启迪民智，振奋民主共和风气。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初名《青年杂志》后因与他刊重名，改为《新青年》）。并以此为阵地，宣传他的教育思想。《新青年》的创办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面对陈腐的思想和国民的沉沦，陈独秀大声疾呼，唤起民族的觉醒。与其时徐宝璜等人所创办的新闻学教育培养新闻舆论引导者不同的是，陈独秀采用了更为直接的方法，即通过报刊以说教的方式直抒胸臆。以直白的语言启蒙青年。《新青年》的创办，是陈独秀新闻教育思想达到最高峰的表现。在发刊词上，他开篇便直抒胸臆，以《敬告青年》，开启了他的思想教育阶段。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的六个点直接阐释了他教育的观点，更是他在思想革命阶段的重要核心。以警醒的文章告诫青年。在第二期的文中，陈独秀通过《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尖锐的指出：虽然民国了，但学生们并不知道该怎样学才能使国家强大，目前的学生仅仅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之人，急需改变现状。以引导的方式指导青年。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以导师的语气告诫学生，要学以致用，改变国家现状，使中华崛起。2．爱国心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在陈独秀的新闻教育观念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1918年，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李大钊作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人，在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洋溢的赞扬俄国十月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悄然传播开来。此时的陈独秀已经从事多年的新闻教育，从最早的政治革命到后来的思想革命，陈独秀发现虽然产生了一些效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份刊物、一个领袖所能解决的了，需要更多国民的觉醒，需要更多阶级的加入。俄国革命的成功为远在中国的陈独秀等人开辟了新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陈独秀立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利用报纸、刊物宣传教育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只是转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之后，陈独秀的新闻教育观发生重大的转变，他的文章中，开始重点的提及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教育的核心内容开始从近代西方的进步精神升华到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上。在主要的教育阵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宣传教育的核心从过去学习西方的精神，实现国家的富强升华到以国民的觉醒唤起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在《每周评论》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中，就展现了陈独秀这时的思想变化，他在文中提出了“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8］。在《贫民的哭声》一文中，陈独秀表现出极强的阶级属性，在文中他以“肚子饿啦呀、好冷呀、我家娘俩儿没饭吃”等贫民的语言质问“到底是什么缘故呢？”进而指责官老爷们“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8］，这种朴素的阶级思想的转变，正是陈独秀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思想发生转变的结果。而同时，在他的《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和《立宪政治和政党》文中流露出对于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和政党的深深失望。这种阶级观念的转变对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有极大的触动，在他之后的新闻教育观中，不再以教育为中心，不再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转而为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谋求福祉。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其中朴素的阶级思想团结、教育劳苦大众，寻求救国救民之路。陈独秀自身思想的变化影响了他此后的文章内容和导向。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从过去的教育人学习变成号召人们去斗争，从过去的无阶级性到表现出朴素的阶级性。在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变化更加明显，文章更具有指导性、革命性和号召性，表现得也更加剧烈，陈独秀的号召和鼓动起到了极好的效果，不仅刊物订阅量增加，还为中国革命的发展点亮了星星之火。北大的任教经历，使陈独秀有机会接触到其时中国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促进了他革命思想的形成。在北大任教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热情洋溢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而蔡元培校长的“兼收并蓄”思想使各种思潮均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依托近代报刊平台，陈独秀一方面拼命汲取来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将其消化、吸收，再借助报刊传播到中国民众当中。北京大学学生中亦有许多思想解放之人，接受陈独秀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早期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骨干。1919年是陈独秀和觉醒的中国人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中国遭受了巴黎和会的失败。巴黎和会的“惨败”让陈独秀明白单纯的教育救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反而丢失了山东省，这种奇耻大辱一经见报就激起了国民的强烈抗议。面对此情此景，陈独秀再次挥笔提醒国民，不要盲目的相信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要擦亮眼睛，认清事情的本质。在他的《山东问题和国民觉悟》一文中，他将矛头指向了列强，“只讲强权不讲公理，英、法、意、日各国硬用强权拥护他们的伦敦密约，硬把中国的青岛送给日本交换他们的利益”，而中国政府却奉行“秘密断送的黑暗外交”，导致出现现在局面，继而号召国民“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9］在陈独秀任教的北京大学学生带领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发动了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五四运动。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而无产阶级在这次运动中也走上了政治舞台，发挥积极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觉醒在中国初见成效。五四运动也鼓舞了陈独秀，使他坚定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为了推动革命进程，1919年6月9日，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被营救后，陈独秀南下上海，以《新青年》为阵地，继续坚持启迪民智，救亡中国之路。新闻已经成为国民认可的信息来源，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次运动中，陈独秀目睹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宣传者。他充分的利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刊物提供舆论平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街头演讲，发放传单的多种宣传手段，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观逐渐成型。此后的陈独秀更加坚定的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号召、集结有识之士，宣传进步思想，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书籍、报刊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并着手创建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宣传革命思想，动员民众，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综上所述，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观已经初步形成，在内容上，他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在受众上，他在原有的知识分子的基础上，扩大到以广大工人为教育对象，团结中国更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体；在教育方式上，从传统的报刊传播，增加到街头演讲和散发传单，深入到广大被教育者之中，使马克思主义深入到中国的无产阶级当中。在陈独秀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逐渐形成规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愿为之付出努力和牺牲，中国的革命走上了新的道路。
四、结语
陈独秀的新闻教育思想，是源于他的爱国心。在中国近代革命思想鼓舞下，他本人的政治理念也经历从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派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不断借助新闻报刊积极的宣传他的思想，同时也在阅读大量报刊的文章中受到启发，不断形成新的思想。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接受并逐渐的形成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观也成为中共早期宣传教育国民的重要途径，为今后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胡适；新闻思想；自由主义；白话文；独立办报；舆论导向
在中国现代史上，胡适这个名字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对于他一生成就的研究人们做得比较多、比较深入的大部分是在政治和历史上，但是胡适还是一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新闻实践活动以及新闻思想，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总结的。在目前的新闻史和新闻理论中，对胡适较少论及，我认为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需要对胡适的新闻活动做一下研究。
一、胡适的生平经历
（一）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这与他的自幼所受教育和求学、工作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胡适1981年12月17日出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幼年时随母亲去台湾。198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又随母亲离开台湾回到上海，最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入家塾读书。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进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科，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假学校讲学。1926年与其老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同年7月至次年5月游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人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3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应聘为普利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57年11月任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从以上胡适个人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是一个通古博今、书系中外的学者，这也正是胡适都够成为中国新闻事业自由主义领军人的主要原因。此外，教授这一特定职业给胡适创办刊物带来了方便，因为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下，教授是最能够独立和相对自由的表达自己思想见解的职业，也很少受到党派利益的限制。
（二）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和诗人，胡适却能够在新闻领域中有所建树，是由许多他所从事的工作所决定的：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参与编辑《新青年》。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并在《努力周报》第二期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并在此后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等著名的文章。1932年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不仅如此，胡适还间接的影响了《自由中国》、《观察》、《客观》等刊物的运作，给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由这些胡适在办报以及发表文章的成就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在我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除了在他本专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时还不断地进行着许多办报实践活动，并取得成功。他所提出的一些先进、积极的新闻思想也为我国新闻事业其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胡适大学教授的职业也为他创办言论独立、客观的刊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像胡适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够使以集资的方式创办刊物的设想成为现实，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因经济因素而造成的言论上的约束。
二、胡适主要的新闻思想
（一）倡导自由主义
可以说胡适是我国自由主义者的先驱，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所写的文字和所倡导的精神上，还体现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胡适引用了“鹦鹉滴水灭火”的神话来表达自己创办刊物行自由之言论的决心。他的这种决心是明确的针对着当时中国的言论极其不自由的社会环境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漫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而这必然“都是摧残言论出版自由的当然结果”。因此，他不断在自己的办报实践中实现着他的自由主义。
（二）推动白话文运动
胡适是提出使用白话文的领军人物，他认为，报刊文字越易懂，销路自然就越好、越大，影响自然而然也便越大。早在1917年初，还在国外留学的他就提出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正统地位的课题，回国后，他又和陈独秀合作力图将《新青年》以开创成新文化为主要任务的言论阵地，宣传文学革命，并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响亮口号。同时，他既是在《新青年》上第一发表白话诗的人，也是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最多的人，有47首之多。这些白话文字的发表，带起了全国使用白话文的风潮，也使得报刊、杂志这些原本晦涩难懂的“高雅艺术”越来越通俗易懂，加大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加强了传播的准确性，潜移默化间使得新闻事业向民众的生活靠近，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三）尝试独立办报
在中国的历史上，办报一般都是由国家主持进行的，也就是说以前的报刊都是为当权者言志的，因此许多有志者都仰天长叹空有理想却无处抒发。这时，胡适挑起了独立办报的大旗，他除了给有志人士提供了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更主要的是他也首先解决了报刊经济来源的问题，他和志同道合者共同集资办报，这为中国新闻事业今后的发展提供很多有意义的实践经验，也为后来的报人提供了一个新办报的方向。胡适自己认为办得最成功的三份刊物是：《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在当时特有的历史环境中，胡适和他的朋友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不能不让后来的报人感到佩服，而其独立办报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其本身，可以说这些实践活动，在中国的新闻史上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