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01:53:34
一、网络传播中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的现状
1、网络新闻自由权利滥用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自由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网络传播在融合了传统传播的特征情况下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本质，海量信息的高速传播，充分满足了民众的知识需求。网络信息传播自由、虚拟的交流平台给广大民众提供了参与媒体、传播个人声音的渠道，打破了传统的新闻管制模式。然而，这种便捷式的传播方式也为一些网友的不良行为和不良言论的发表提供了平台，使得新闻自由权利滥用现象严重。
例：15年3月功夫演员吴京在参加节目时因不认识韩国偶像组合EXO而引起了广大民众吴京不认识EXO的言论大战。EXO的粉丝要求吴京向EXO全体成员道歉，并到吴京的微博、贴吧进行辱骂、自残恐吓等行为，并造成人员伤亡。
2、网络新闻管制疲软乏力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信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着，网名从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言论的表达者，并以匿名或非匿名的形式表达、传播者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互联网新闻自由的高速发展，使得新闻管制的效力不断的缩小，逐渐失力。
例：15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刚开始的撒钱说被民众广为传播，并对所谓的撒钱人进行人肉搜索、言论讨伐。在上海公安微博公开表示事件原因并非撒钱一说之后还有部分网民对其撒钱人进行言语攻击，还有网友对事件原因进行自我猜测，管理部门紧急预案措施的缺乏和管理失职等问题的言论。使得上海有关部门不得不进行言论导向和事件原因的公开声明和相关案例的分析说明。
网络环境中新闻管制的乏力，催生出的一系列危害会为民众个人甚至国家带来严重威胁。在网络传播中，过度的言论自由会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如公民个人隐私和人生安全。在新闻的网络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强大，使得有些新闻为了寻求新闻效果或是个人的牟利行为，而擅自披露他人的生活资料、信息以及不良行为等，严重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例：15年4月《花样姐姐》宋茜被吐槽公主病。在《花样姐姐》中宋茜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由于经费问题嫌弃酒店房间不好，要求买漂亮但价格昂贵的雨鞋被网友吐槽娇气、公主病等，并在因档期问题提前离开被广大网友任意言论，在其微博进行攻击性言语评论，使得宋茜不得不关闭微博的评论功能。网友的这一行为对宋茜造成人生攻击，使得名誉受损。
这些类似的网络新闻侵犯他人隐私权和人生安全的案例，不难发现新闻管制已经无法满足网络新闻管制的要求了，网络新闻言论过度自由已对社会制度以及新闻管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网络传播新闻管制与新闻自由的原因分析
（一）技术对制度的冲击
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滥用行为对网络新闻管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国家在法律和技术等手段上对其进行防范和处理，但是仍有不法组织利用非法程序来破坏，例如虚假网页、钓鱼岛网站等等。不法分子利用这些网站从事非法活动，散播不良信息或是行骗，对于这些大量的不良信息，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新闻管制更是难上加难。
（二）网络传播特性导致新闻自由权利泛滥
1、网络传播信息快速。
2、网名众多，良莠不齐。
3、网络传播渠道多。
4、信息量大。
（三）网络把关的缺失
在网络信息傳播过程中，网络把关人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严格把关，将有加之的进行筛选传播，避免信息滥用和失实的情况。
然而在当今的网络环境中，由于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直接复制、缺少健全的法律法规，使得网络新闻缺乏把关，新闻质量参差不齐，处理不及时。
三、网络传播新闻管制措施
（一）新闻自由限制原则
对网络新闻自由采取保护为主，管制为辅的原则。将二者合理协调，使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对国家安全、道德和公民人权不存在威胁的新闻，我们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保护，在法律范围内的言论都将进行保护，允予自由。
借鉴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不在法律抱回范围内的煽动性、恶意的言论对其进行处罚。根据我国国情，借鉴明显而立即危险原则对新闻自由权利联用可起防止和限制作用。
（二）建立、健全网络监管制度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行业监管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不统一、完善，内容相对单一性，网络信息监管效果不明显。因此，我国的网络信息监管制度的制定要结合网络特性进行针对性和统一完整的修订，健全网络信息管理体系，较强网络环境的管理。
（三）倡导行业自律、个人自律
互联网行业对从业者进行行为规范，避免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和不良信息带来的消极影响，促使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网络活动的个人，拒绝滥用言论自由、拒绝传播不良信息、拒绝网络言论攻击等，以身作则，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的网络环境。
梁启超与李普曼是中美新闻传播领域各具代表性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在新闻与政治的关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梁启超以报刊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政治目标，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李普曼致力于以新闻为公众预卜吉凶，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们都聚焦舆论，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崇尚是梁启超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而李普曼则对报刊的客观公正、公众舆论是否纯洁、可靠表示忧虑和怀疑。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对舆论公众作出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前者体现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后者则渗透着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殉道者；观察者；颠覆；调控；实用理性；实用主义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论家和报人。沃尔特·李普曼(1880—1974)则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和新闻记者。他们都是多产作者，一生各发表政论、专栏文章一千多万字，出版著作多部，在各自的国家有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从1895年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其报刊生涯，比李普曼1910年到《波士顿平民》周刊当见习记者早15年。而李普曼1967年宣告退休，比梁启超1922年(《改造》停刊)告别报刊事业迟45年。但是，他们的报刊生涯有十多年的重叠期，而且新闻传播思想的确立也均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其新闻传播思想各有典型的代表性。19、20世纪之交正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他的新闻传播观念得以系统阐发的时期，“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曹聚仁语)。而李普曼作为政治专栏作家的辉煌时期虽然是在梁启超逝世之后的年代，但他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停刊的那一年(1922)出版了《舆论学》，这本书既是他新闻传播思想成熟的标志，同时又被奉为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其影响至今不衰。
梁启超被中国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李普曼被美国人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新闻记者”。梁启超和李普曼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各具备不同的新闻传播理念。将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中西新闻传播思想特性的理解。
在新闻与政治关联中的角色定位：预卜凶吉的“神人”与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李普曼传》的作者称李普曼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满足于当一个预卜吉凶的神人，而不想当一个殉道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新闻记者的李普曼，一生为世人预卜吉凶确乎达到了人尽推崇的“神人”的程度。而梁启超曾誓言，宁可破家杀身，终生“目的为救国为第一义”②，他可以说是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其新闻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者都是以政论家的身份和特点出现的报人、记者。在他们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传播思想中，对于政治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心力。对新闻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和处置也就成了两人新闻传播观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李普曼可以说是兼职的政治家，新闻是他的主业。他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只在一战期间有过两次，此后虽然他没有直接从政，但是，终其一生，李普曼又十分关注政治问题。还在哈佛大学毕业之时他就参与调查政治问题的黑暗揭发运动，写了很多揭露文章。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政治序论》就是关于政治的。而他的有关新闻传播的理论著作《舆论学》也是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
李普曼最终选择了新闻业，而关注政治又使他成为一个政治时评家。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美国吹响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号角的风云人物中的一员。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和世界各主要报纸上，拥有读者近5000万人，“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③。早年他为纽约《世界报》写的社论使美国对墨西哥的入侵免于发生。晚年他激情澎湃地过问越南战争，为越南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梦魇而义愤填膺。他追求的生涯迫使他处于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容许他退出战斗。范·威科·布鲁克斯说李普曼的生涯是“美国献身于政治写作的人当中最最光彩夺目的”④。但同样的李普曼“更愿意对权力进行分析，而不是身体力行。所以他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形成独具一格的统一”⑤。纵观李普曼的新闻生涯，既有与美国政府、总统的亲密合作，又有与其冲突、对抗的时候。一方面他注重和各种政治势力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认识到“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他又强调新闻之于政治的独立性。在1964年的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提到：“对记者来说，能够确知事态的发展以免自己愚弄自己，这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高级官员和报人之间必须要有一定的距离。我倒不是说要有一道墙壁或者一道藩篱，但是要有一个空间上的距离，这是很有必要的。”⑥他认为，在一个新闻记者和高层官员亦即权威人士的关系中，有着某种特定的防范规则，这种规则十分重要，每人都必须遵守。报人不能成为大人物的密友。之所以这种防范是必须的，是因为虽然权势人物是消息的主要来源，然而又是“各种偏爱、特权、荣誉和自重的施舍者。现代新闻天地中各种腐败现象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形形的幌子和伪装下，在社会上向权力的顶峰钻营攀升。”面对各种权力或别的诱惑，新闻记者“只有始终不懈地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才能得免于此。”⑦在他的心目中，新闻既可配合政治又并不直接隶属于政治。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普曼欲保持新闻记者独立的地位、清醒的头脑，以便成功地扮演指点迷津、预卜吉凶的社会角色。
与李普曼相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首先是一位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报人。可以说他是兼职的记者，他的主业是政治。梁启超所处的中国，列强环伺，民生凋敝，昔日堂堂大帝国处于“日益岌岌”的地位。在这种严峻的现实中，他终生致力于启蒙、新民、救国，常遭挫败，三次想脱离政治而又不能自己，感到那是失职。他从事报刊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奋笔疾书政论，实是为了“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⑧，为了要建立并发展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
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起始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仕子们公车上书失败，遂发起成立强学会，决定先办报纸、再和大群，就这样，梁启超成了《中外纪闻》的主编。之后，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他又办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所有这些报刊，就今天的眼光看来，新闻含量并不高，内容一般都是以抨击政治顽固势力的政论和启发国民觉悟的思想教育为主体。而这两者都与其开民智，兴民权，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直接相关。
当1914年李普曼意识到自己“我知道我不是宣传鼓动家”时，在此前后的梁启超却以10倍的热情致力于政治宣传活动。不论是改良或改革，其新闻实践都与政治紧密相连。如果说李普曼对待政治是“参与其事与超然物外两者的结合”，使新闻与政治离合有致，那么，梁启超始终将新闻与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将新闻置于政治的麾下。他强调“报馆有益于国事”，认定报纸乃政治、教育之本：“报馆者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他强调报人与政治家、新闻与政治的通约性、交互性：“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美国禁黑奴之盛业何自成乎?林肯主笔之报馆为之也。英国爱尔兰自治案何以通过乎?格兰斯顿主笔之报馆为之也。”⑨可以说，梁启超开了中国政治家办报之先例，同时也开创了政治新闻学的先河。
因为赋予传播活动的目的不同，梁启超和李普曼对新闻传播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的偏重。李普曼认为，普通公民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多是间接的。对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对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来说，外部世界已经过于辽阔而无法把握了。而报界应当引起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为人们作出判断提供可靠的材料⑩。
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应该主要传播各种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不是事实。在《新民丛报》的章程中，他对办报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说明，“本报(《新民丛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B11。
梁启超与其说是一个报人，不如说是一个政治鼓动家、宣传家。他宣传他的党，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此，他没有李普曼式的超然与冷静，只有作为鼓动家、宣传家的“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B12。他的政论，既在于以理服人，而由于“笔锋常带感情”，更长于以情动人。相对而言，李普曼虽为政论家，却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报人。他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但又以钢铁般的意志“把这种感情加以控制”。“在思想上，李普曼已经投身战斗，但是在感情上，他却置身事外”B13。还在他从业于新闻之初，就欣赏“谨慎求实”，认为做宣传工作“必须风雅得体”，反感于“用过激的言语以及典型煽动家讲话的痼癖和习惯”B14。他依照自己的见解给出对于国际问题的意见，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对各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进行分析，这往往是“不动感情的冷静分析”，不受某种政治主张的制约。他既为政治而写作，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沉默的深渊”中“冥思苦想”的“道德论者和一个公共哲学家”B15。
对于新闻和政治的离合有致或融合为一，正是李普曼与梁启超新闻传播观的基本不同点，同时也是中西新闻传播理念本质差异性的体现。
聚焦于舆论：不同的视觉和侧重点
基于对新闻和政治关系的思考，梁启超和李普曼在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探究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舆论。然而他们对舆论的研究又各具备不同的视觉和重点，从而构成了各不相同的舆论观。
20世纪初，随着资本的迅猛扩张以及工业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于人口的城市密集化和流动化，导致了不同、不同种族、不同职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激烈冲突和意见相左。此时，中产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对现实的经验的说明、对矛盾冲突的各利益群体的调和、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审慎，他们需要找到施展权能的理论根据。在这种心态之下，李普曼所倡导的相对保守的经验权能主义舆论观应运而生B16。但是，梁启超所处的近代中国的情形却全然不同：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而国内知识分子仍沉醉于八股取士，平民百姓则多浑然麻木。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梁氏要救亡图存，报效祖国，而苦于“手无斧柯，所以报答国民者唯恃此三寸之舌，六寸之管。”于是他全力以赴去做思想启蒙和舆论发动的工作。想通过制造舆论，使民众能“广其见识，破除愚昧”，从此奋发图强。
因为这种历史背景上的区别，李普曼注重研究舆论的社会调控功能，而梁启超则将主要精力用于发掘舆论的颠覆功能，试图借助舆论宣传冲破封建藩篱。
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约翰·密尔顿、让·雅克·卢梭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崇尚理性自由和“天赋人权”，认为人们可以自由而尽兴地表达意见，形成公意，发现并发展真理。李普曼对于舆论的关注已不是启蒙主义这种信仰自由和发表意见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公众舆论本身是否纯洁、可靠的问题。他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国家中，决定一般都由舆论和行政官的互动而作出，权力已从立法机构转移至舆论，于是保护舆论的消息来源便成了“民主的基本问题”。报刊作为“民主的圣经”，本应成为公众准确和无偏见的主要消息来源，但李普曼发现报刊歪曲事实、左右舆论是家常便饭的事。他们调查了以精确报道著称的《纽约时报》1917—1920这3年时间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发现该报的消息往往为新闻机构的愿望所主宰，既有偏见又不准确B17。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进一步指出，外部世界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人们无法认清，报刊乃是人们接触超越视野以外环境的主要工具。但报刊的种种信息给公众汇聚了一种“伪环境”，这种“伪环境”使舆论成为有许多非理性因素的可操作的言论形态。李普曼对理性、对报刊的客观公正表示忧虑和怀疑。
而梁启超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其思想更接近密尔顿和卢梭等人。言论、出版自由是他舆论观的基础和重心。他认为西方文明日进月迈，乃源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唯一切文明之母”，中国就因为没有这种自由而落后。当李普曼忧虑和怀疑报刊的偏见和不准确报道影响舆论的健全时，梁启超却对报刊寄予愿望，他相信“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代之粮也”B18，是实现“三大自由”的关键。“报馆则其造之(指舆论)之机关之最有力者”B19。李普曼关注报刊事实源对公众舆论的不良影响，梁启超则关注报刊如何从思想上对公众实施灌输，也因此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看成是报章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至于报事之客观、确切则在其次。“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脖B20。而这一点刚好是李普曼最为之忧虑的。
梁启超和李普曼在聚焦于公众舆论的时候，对公众有着不同意义的理解。梁启超注意的是公众的素质、品格，在《论中国国民的品格》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国民缺点很多，归起来有四点：一是爱国心之薄弱，二是独立性之柔弱，三是公共心之缺乏，四是自治力之欠阙。爱国心缺乏，人人“皇然于一家一身计”，不关心时政，必然舆论不兴；国民智慧未开也就缺乏“常识”，缺乏独立性和自治力，必然不能“直道”。无公共心就没了“真诚”和“公心”，健全之舆论也就无由生起。所以，中国长期处于舆论不兴的不良状态。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很多观点和理论在顺时而变。但是，“新民”却是他始终如一的追求。他认为改变中国现状的根本方法在于育人，他办学会是为了新民，从事报业同样也为了新民。他追求的是一种“日日读吾所出题材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B21的效果。也就是说，梁启超对于公众的素质、品格的认知，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主体的俯视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梁启超的时代，读书识字仍只是少部分人的权力，身处文化传播的金字塔尖的位置，决定梁启超之于新闻传播更注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梁启超式的启蒙者的新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新闻传播理念。
而在《舆论学》等著作中，李普曼所持的则是一种从受众出发的仰视视角，他思考的是，公众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而影响正确的认知会导致民主的破坏。在他的视野中，社会公众是被动中的主体(公众在认知层面上处于被动，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李普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的形成受现实世界和个人成见的种种限制。“我们的舆论所涉及的现实环境是在许多方面受到阻挠的，例如一方面在来源上受到检查和保密的阻挠，另一方面又受到自然界和社会的障碍……这些都是我们接近现实环境的种种限制，加上事实本身的含糊不清和复杂性，就破坏了感觉的清晰和正确，以骗人的虚构代替真实的思想”B22，同时，每个个人又有着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学》中，李普曼认为舆论是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肯定了有一种类似铅版浇铸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ape)在形成舆论的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先入之见形成以后，旧的形象就会淹没新的视野，并影射到记忆中重新出现的世界中去。”B23舆论只可能是一种处于“伪环境”中的舆论。在这样一个舆论的指导下，现代公民对于纷繁的世界事务是很难进行正确的考虑和作出明智的判断的。
与梁氏相反，李普曼着力研究受众在接受信息时各种复杂因素对其接受状态的影响。在关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时，李普曼的研究不能不深入到个人心理层面。可以说李普曼对于舆论学的探究是基于对单个人在接受事实形成舆论时所受的限制性因素，他的舆论研究带有微观而深入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新闻业相对于美国短暂得多，决定了梁启超对于舆论作一种粗放的宏观把握。梁启超认为“舆论者，寻常人所见及者也”B24。他强调了舆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论述了舆论与言论自由、与人民群众、与英雄、与报刊等方面的关系。如果说，梁启超舆论研究停留于社会学、政治学的层面，那么，李普曼则进入到个性心理分析的层面。李普曼如此重视单个受众心理分析，西方大众传播学效果研究无例外地深受其影响。
正因为李普曼看到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作出正确判断，所以他在《舆论学》中，把普通民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的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智判断的少数人称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这些“局内人”往往与政府有关联。于是，舆论往往由政府控制。相对于政治而言，舆论是不自由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利益与舆论根本无法一致，并且，公共利益只能由一个特殊的阶级来管理。”对此，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把《舆论学》称为“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B25
梁启超则认为舆论具有相对于政府的自由，舆论是与公共利益一致的。他认为，舆论既可监督政府，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府，“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B26。梁启超也认为有这样一种“英雄豪杰”(即李的“局内人”)存在。比起普通民众来，豪杰们深具远见卓识。但是，梁启超所言的“豪杰”又与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有着本质的区别。梁启超认为豪杰有远见，但只能利用舆论，先为“舆论之子”，直至深谙舆论之道后，才能本着公心成为“舆论之母”，从而利用舆论为公众谋福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来：李普曼认为舆论为政治所控制，更具现实眼光；梁启超认为舆论对于政府而言相对自由独立，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强势于政治，更带理想色彩。
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实用主义和实用理性
新闻传播观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总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梁启超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区别渊源可追溯到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上去。
对于中国，报纸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历史是由外国传教士的办报活动所开启的。就梁启超个人而言，对西方文化思想和新闻基本理念的继承，使他与李普曼承续着某种共同的学术资源，但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新闻传播观的差异性。
李普曼的新闻传播观渗透着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体现了“美国精神”，被称之为美国的国家哲学。早在1898年，美国学者詹姆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表了题为《哲学概念和实际的结果》的讲演。这篇讲演阐释和弘扬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皮尔士的哲学，而且开创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运动；他的哲学又被其后的杜威所修正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作为实用主义理论承前启后的詹姆斯，被誉为“合众国所产生的一位最重要的学术人物。”而正是在1908年，这位实用主义的大师成了尚在哈佛求学的李普曼的良师益友。受其影响，李普曼早期的著作特别是《舆论学》，彻底贯彻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是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虽然哲学研究的中心是人，但又不能像传统哲学那样，只从理性视角去考察人。人是具有各种欲望、需要和利益的行动的主体。哲学应当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与人的行动有关的问题。李普曼作为一个对理性彻底失望的新闻传播学者，他也正是从人的行动出发去探讨新闻传播和舆论问题的。
早在1912年写《政治序论》时，李普曼就一反传统政治学中见物不见人的观点，十分重视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多重性格的理论应用到了政治学方面。在《舆论学》中，他对弥尔顿关于人都具有理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的人并非是理性的，认为弥尔顿的“认识真理的智能是所有的人所固有的，所以真理在自由流通中会赢得承认”的意见自由市场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客观环境有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特点在于“它在运用理智之前就已存在，是观念的一种形式，在形成理智以前，它就对我们的意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B27当受到外部的刺激，尤其是印刷文字或是口语的刺激时，这种成见会被激起，人们此时更倾向于接受与自身成见相吻合的事实，对于与自己成见相悖的事实则会“藐视这种矛盾，认为是例外”，从而怀疑事实的可靠性，就会对现实环境依照自己意识中的“伪环境”作出错误的判断，进而引发错误的行为。这种判断和行为就绝对不是理性的，而更多的是为单个人心理中的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在1925年《舆论学》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更是“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的力量”。B28他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B29李普曼这一观点由于其黯淡凄凉之感而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实用主义的大师杜威却认为这本书贯串了一些“合理的概念”。
可以说，正由于李普曼从公众行动出发去探讨舆论问题，对公众理性提出质疑，从而也就必然使他对公众舆论、进而对美国社会的民主提出质疑，而这种思想正构成了他新闻传播观的一个基矗李普曼将卢梭和弥尔顿等人舆论学说中的理性自然主义前提置换成经验权能主义，也把舆论的社会功能从其理想的、崇高的地位拉回到现实的、不尽人意的地位中来B30。
实用主义是一种效用哲学。李普曼也将实用主义效用观引入到了舆论学的研究中去。詹姆斯说：“我们思考事物时，如果把它完全弄明白，只须考虑它含有什么样可能的实际效果，即我们从它那里会得到什么感觉，我们必须作什么样的反应……也就是实用主义的原理。”B31詹姆斯指出实用主义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实践的效果来解释观念的方法。实用主义方法不是看最先的范畴和原则，而是看最后的效果和事实。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就贯彻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在公众和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必须具体考察公众和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确切理解舆论的形成过程和舆论的社会功能，且这种考察应该是经验的、实证的。“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现象的反应”B32。
与李普曼不同，梁启超虽然是一个向国人灌输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启蒙家，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举子，中国传统文化又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樱他可以说是集“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先驱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肇基人于一身”。早先，他在“法先王”的旗号下将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输入中国社会。后来，他把中西文化纳入“精神”与“物质”的二分框架之中，主张兼容中西的“化合的新文明”。他在认知层面上倾向于西方的价值，但在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其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传统文化的无限赤诚B33。他的新闻传播观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矛盾、碰撞之下的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态，深层次上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性格特质——崇实尚用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实用理性精神表现为既不走向科学的抽象思辨理性，也不耽于浪漫主义的狂放与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B34。
梁启超将新闻无条件地置于政治的视野中，认为办报造舆论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即通过报刊舆论改造民众的认识和思想，塑造一种国民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国家的富强，这其中就渗透着注重政治事功——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的理性精神。他跟李普曼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虽然也将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相联系，注视实际效用，但他着重分析的是新闻、舆论与国家、政治民主动态关系的本身，可以说他关注的重心是达到目的的过程及作为这过程中的行动主体的人，这使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实用主义的实证分析的特点和科学的精神。梁启超则相反，他关注的重心是政治目的的实现，是实用的价值取向本身，为此他的新闻传播观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体现了明显的工具理性的倾向。他欲以报刊塑造国民人格的步骤和方法也与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相暗合。儒家提出的成人之道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将个体引进并融入集群的价值体系之中。其中，格物致知是成就人格的第一步。按照梁启超的看法，格物致知是“新民”的基础，尔后正心、修身、齐家，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B35。由此可见，梁启超注重新闻传播、向国民灌输西方先进思想，“新民”不是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富于个性的新人，而是为了“新国”、强国，前者只是实现后者的具体的手段而已。由“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传统文化集体主义的价值指向。与李普曼新闻传播观的个性主义逻辑刚好相反。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精神往往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深沉的使命感相联系。梁启超身上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来自一种近乎神圣的召唤或天职。所谓“救民于水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类信仰、目标和行动可以同宗教对救赎的关注相提并论。梁启超以一个热情执着的“殉道者”的姿态活跃于中国的新闻舆论舞台的行为，可以部分地由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来解释。而李普曼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则可以西方科学主义的文化精神来解读。
总之，在梁启超和李普曼这两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哲学文化背景使他们的新闻传播理念具备必然的差异性。反之，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中西新闻传播理念的差异性，就应当深入到哲学文化层面加以探究。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⑩B13B14B15B17B25B28B29
《李普曼传》，罗纳德·斯蒂尔(美)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853页，第3、4页，第5页，第3页，第807页，第841页，第280页，第6页，第65页，第5页，第264—265页，第281页，第339页，第329页。
②B11B18B19B21B28B29
《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7页，第272页，第84页，第206页，第396页，第69页，第309页。
⑧⑨B18B19B20B26B35
《梁启超政论逊，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第66页，第65页，第146页，第66、88页，第87页，第70页。
⑩B22B23B27B32
《舆论学》，李普曼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2页，第49页，第78页，第63页，第10页。
B12
李喜所等：《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B16B30
黄建新：《近现代西方舆论观的嬗变》，《复旦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35页、第234页。
B22《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33页。
B24《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梁启超著，《饮冰室文集全编》第18卷，第1页。
B31
詹姆斯《实用主义》，第27页，第31页。
B33
(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http://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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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http://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另外的一种我把它概括为“一级发展论”。即传播学包容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传播学融入新闻学，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传统的新闻学与新闻教育表现出职业训练的色彩较浓，而理论色彩淡薄。传统的西方新闻理论除了新闻价值理论、新闻自由理论之外，几乎无理论可言；我国的传统新闻理论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喉舌理论、党报理论等，但是总体上仍显得十分单薄。而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的研究、关于媒介的研究、关于受众的理论、关于传播效果的研究等，大大扩展了传统新闻学的关照视野、提高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高度、丰富了传统新闻学的理论观点。转贴于 http://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 发展 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 总结 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 科学 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 历史 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 艺术 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论文 发表在《 中国 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 经济 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 现代 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 理学 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 2000年以来 体育 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 网络 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 论文 ，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 科学 》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 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 政治 经济 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 论坛 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 文献 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 发展 ，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 历史 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 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 规律 ，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研究范围；主要区别
中图法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1-0125-02
近年来，有人提出，进入21世纪，新闻学必须审视自己的学科地位和影响。一些新闻定义丢弃“事实”与“报道”的传统品牌转而突出“信息”与“传播”。这就又引出一个话题，传播学与新闻学是否一回事？在研究这个问题前，先要搞清什么叫新闻。
一、对新闻定义的讨论
1.对新闻定义的理解。先看看新闻的定义我们知道新闻的定义最早是陆定一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定义几乎占据主流观点半个多世纪，用今天的眼光看，确实存在着“时态单一”的先天不足，所以后来有人又加了“和正在发生、发现的”几个词，合起来就成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和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我的看法是，这个定义排除了报道主体的限定（不仅仅是新闻媒体或者记者，但加这八字有点多余——以前的新闻定义谁也没有设定主体），加了报道方式和手段，加了“将要发生的”，时态更全面，但加了“重要”限定过于模糊，什么是重要或者不重要？有什么标准？同时报道者也见仁见智。应该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而加上“具有新闻价值的”，既多余重复又互相矛盾（这里的“事实”一定有新闻价值，否则就不可能叫新闻；同时解释概念时不能出现和概念相同的词语）；说成是“竞争活动”显然又舍本求末，因为新闻报道的目的是将新闻事实传播给大众，而竞争是报道过程中的状态和表象，它说明不了新闻的本质内涵。故我认为还是用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发现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比较合适。去掉报道方式是因媒体不同各有所表，无须多言；去掉“重要”的原因已讲了。新近限定了新闻的本质，正在发生是因为现代传媒手段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如电视、网络、手机的现场直播，将要发生的是说预测性报道和重大事件可以提前策划，进行报道。而“发现”有两层涵义，一是原本发生或者存在但现在才为人所知，如考故发现，档案解密等；另一层就是现在媒体都越来越强调“解读新闻”，即在别人或者自己已经报道过的事实基础上发掘出新的，更深的意义（后面专门要谈）。这是我们对新闻的定义讨论。这是把报道者作为主体来定义的，要是将受众作为主体来定义，我认为更简单：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闻所未闻的事实。”新近发生是新，闻者，听也，观也，思也。
一个概念，叙述角度不同，可能解释的词语也就不同，但意思是一致的。如谈媒体传播的符号时，说分文字符号和视听符号。其中视听可以说“声像”或者“音画”。至于在新闻学中，能不能用“信息”来代替“事实”，用“传播”来取代“报道”，我认为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人们都明白传播学和新闻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并没有谁取代谁的意思。因为信息中肯定包含事实，而新闻报道的过程也就是传播信息的过程，只不过这里传播（或者叫报道）的信息是有新闻价值的，即新闻信息。
2.对信息概念的理解。信息论中对信息是这样解释的：信息（Information）是物质运动规律总和（还是messaging？）。信息的通俗哲学表达就是物质世界的运动状态与转换方式，是物质的本质属性。信息相关资料：图片信息（又称作讯息），又称资讯，是一种消息，通常以文字或声音、图象的形式来表现，是数据按有意义的关联排列的结果。信息由意义和符号组成。文献是信息的一种，即通常讲到的文献信息。信息就是指以声音、语言、文字、图像、动画、气味等方式所表示的实际内容。
传递信息的方法：多种多样，数之不尽。一般的公众信息是通过媒介传播的，包括网络、广播、电视、手机、海报、报纸等。现代汉语词典这样介绍信息的：（1）音信、消息；（2）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报道，报道的内容是接受符号者预先不知道的。可见，事实是信息的构成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新闻无事实不是新闻，信息无事实不成信息，故而我们研究新闻学不要拘泥于名词的变换，理解本质才是重要的。有人干脆把新闻学称其为新闻传播学，但要这样称呼，又可能会引起新的误会和混淆，还是沿用新闻学为妥。
3.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两门既联系紧密又有本质区别的学科：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学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如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通常“称新闻传播学”）。所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要比新闻广很多。
二、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区别
国内早期提出的新闻学，因其是在较高层次传业，一般是大学的专科，所以加上了一个学字，其实新闻本身包含的学术内容很少。1949年以后国内仅存的几所大学新闻系，就新闻教学而言，依然主要是传授从事新闻工作的技艺，而没有什么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新闻教学的学人开始探讨除了新闻业务以外的问题，例如新闻传播活动和社会不同领域活动的关系，新闻教学开始带上了一点学，有了一些学术内容。
新闻及其相关活动作为传播现象，并不局限于新闻采编现象，包括各种社会因素对传媒运作，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影响，传播内容对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以及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其他领域的社会活动的影响，这些都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1.从两个学科研究范围比较。新闻学（journalism）的产生早于传播学（communication），应该说新闻只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更确切的说，属于大众传播。传播的范围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本体，而传播学研究的是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系统，传播学涵盖了新闻学，新闻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
2.从两个学科的诞生背景、起源、现状和未来比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新闻学的研究要远远早于传播学。早在20世纪前，德国的大学中就开始有学生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在20世纪初新闻学作为一门概念体系严密，结构完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热门学科，其理论研究已很成熟。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新闻学院，进行新闻学教育；而传播学真正形成，则在20世纪50年代，传播学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所以属一门很年轻的新兴科学。同时传播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等诸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传播学的对象问题既不像许多成熟的学科那样已经有公认的定论，它的研究领域也并不十分明确。相反，带着不同学术背景，抱有不同课题关心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探索传播问题，有人从传播效果方面提出“一是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一是“两级传播”和“舆论领袖”的观点。有人从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方面提出了“5W传播模式以及大众传播三功能。”学说（美·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5W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对谁（to whom）说？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大众传播的三种功能即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以及文化传承）。由此形成了传播学的分科领域——大众传播学、文化传播学、广告传播学、政治传播学、传播社会学、传媒经济学等等，十分繁荣，而作为各学科的基础的传播学基本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所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泊来品，国内传播学研究起步不久，发展程度还很有限，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距，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单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传播学无疑占尽优势。新闻学则与本国国情结合较为紧密。但从就业看来，两者差别不大。
3.从两者的研究对象方面来进行比较。新闻学是一种专业研究，其研究对象是新闻采编现象或者说新闻传播现象，而传播学是一种社会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传播活动现象，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而新闻的传播，主要依赖的是大众媒介，也是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所以从研究对象来看，传播学较之新闻学要大的多。传播学研究人类社会的一切传播活动。新闻学研究的则是这些传播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一、翻译新闻的传播模式
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顺序加以排列，形成了传播学上划时代的五W模式，这个模式图可用图一表示如下：
图一、拉斯韦尔五W模式
翻译新闻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跨国界的传播行为，并且牵涉了从源语的传播模式到译语传播模式的转换，因此翻译新闻的传播模式可以用模式图图示二来表示：
由此可见，从源语传播模式到译语传播模式的转换过程中，翻译新闻的各个环节，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众和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传播者由中国新闻传播机构和从业人员变成了负责翻译新闻的译者，传播讯息由中文新闻报道变成了外文新闻报道，传播媒介由中文新闻传播媒介变成了外文新闻媒介，受众由中文受众变成了外文受众，传播效果显然源语新闻主要对内产生影响，而译语新闻则对外产生影响。从翻译新闻的传播模式图也可以看出，翻译学对翻译新闻的指导作用主要集中在传播讯息转变的环节，探讨的是翻译新闻过程中讯息本身的转换理论依据和实践策略，但对其他各个环节的关注则相对缺乏。然而，讯息转换以外的其他环节，包括传播者、媒介、受众的变化都对最后译语新闻的传播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探讨如何优化翻译新闻的传播效果，仅仅关注讯息的转换是不够的，综合分析传播者、讯息、媒介和受众的转化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全面的研究发现。
二、翻译新闻传播过程各环节的对比分析
翻译新闻跨越了源语与译语两种新闻传播过程，将这两个过程里各传播环节的特点加以对比分析，可让译者更充分认识到翻译新闻绝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一优秀的新闻译者必须面对传播各环节的异同对翻译所造成的影响。
（一）源语与译语的传播主体对比：
翻译新闻的原材料来自于中文新闻报道，源语传播主体是中文新闻传播者，即中国各地各类各级新闻媒体机构与其从业人员。源语传播主体对传媒性质、功能、新闻价值观、宣传观、舆论观的认识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并以此观念指导新闻实务，确定编辑方针，发挥社会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译语传播主体显然是从事翻译新闻工作的外文新闻译者，目前主要包括中国各级各类外宣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对外报道译者群体背景差异大，不仅翻译水准参差不齐，而且对外新闻传播的专业素养同样差距明显，既有具备海外新闻传播领域工作学习经历、熟悉中外新闻观念制度差异的国际化外宣人员，也存在照搬源语传播所有特点、内外不分、只埋头语言转换的人员。
（二）源语与译语的传播讯息对比：
翻译新闻的源语讯息是在中国新闻价值观指导下采写，并依据以正面宣传为主的编辑方针刊发，以中国读者为主要受众，具备报道新闻，引导舆论，服务社会，传授知识，提供娱乐，刊播广告多种功能的中文新闻报道。而译语讯息则是由负责对外传播的翻译新闻译者依据一定的标准从海量的中文新闻报道中筛选，以报道中国、宣传中国为明确目的，翻译并对外国受众发送的外文新闻报道。译语讯息由译者设置议题，设置标准由于各地各类外宣媒体的差异呈现不同，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译语受众的需求设置译语讯息范畴，一类仍以源语的编辑设置思路来确立翻译的内容。经过挑选的对外新闻又由于从业人员的翻译素质差异产生两种外文新闻，一种是沿袭源语的新闻报道体例相对直译，一种是顺应外文新闻的报道体例进行编译。
（三）源语与译语的传播媒介对比：
源语新闻的媒介形式多种多样，包括电视媒介、电台、报刊、网络、通讯社。不同类型的媒介形式有不同的传播特性，因此针对不同媒介的新闻也具有突出相应媒介传播特性的不同语言特点。例如广播语言在句式上和报纸语言就有较大差距，广播一般不用插叙、倒叙，避免倒装句，还要少用长句。而电视语言则需和画面紧密配合。源语新闻翻译成译语新闻后同样也是为多种传播媒介使用，问题在于，有时候源语新闻和译语新闻的传播媒介正好一致，有些时候则是交叉跨越，源语是通讯社的新闻稿件，译语却是为外文电视准备的，或者中文新闻是报纸的报道，外文却用在报刊、电视、电台等多种不同的媒介中。
（四）源语与译语的传播受众对比：
源语新闻的传播受众虽因媒体的类别而各有差异，但绝大部分属于国内受众，他们熟悉中国的新闻传播观念，接受中国的新闻报道形式，也肯定中国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因此，源语新闻的受众与源语新闻的传播主体处于同一文化背景下，并且传受关系总体呈现正态的良好互动。译语新闻的传播受众则情况复杂，既有国别、文化和受众群体背景的差异，也有对新闻传播观念和报道形式，对中国新闻关注点，以及对中国的认识差异。对跨文化传播差异的认识程度也是区分译语受众的重要指标。如果用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对译语受众进行大体分类，译语受众大体可分为八大类别，用图三来说明：
当然，翻译新闻受众的复杂性绝对不是这个分类所能概括的，但依据这几个指标分出的类别能大体区分译语受众对中国外译新闻的接受程度。综上所述，通过对翻译新闻源语与译语新闻传播环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外译新闻的传播生态和源语差别很大，传播主体、讯息、媒介、受众，源语和译语处在完全不同的传播生态环境中，传播要素的差异直接影响了最后的传播效果。因此，在对比分析翻译新闻传播环节的基础上探讨一些优化翻译新闻传播效果的策略，则是从传播学角度来分析翻译新闻的意义所在。
三、优化翻译新闻的传播效果
全球多家境外媒体在中国派驻记者，中国对外传播的形势不容乐观。面对激烈的竞争，如何才能让国际受众更多接受到中国对外传播媒体的信息，这将在较长的时间内是个值得探讨的议题。译界人士已为如何提高对外新闻传播的翻译质量做出了许多研究，但仅仅提高传播讯息的质量是不够的。传播行为的效果，依赖于传播过程各环节的畅通和优化。因此，在对中国翻译新闻现状的各个传播要素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其传播主体、传播讯息和通道（媒介）以及受众三大环节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和策略，将有益于翻译新闻传播效果的优化。
策略一：传播主体环节的优化翻译新闻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资格准入
传播学的很多研究表明，传播主体的形象是影响受众对传播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讨论传播效果的优化，首先就要优化传播主体的形象。目前，翻译新闻从业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对在职人员的职业培训和对今后新进人员的资格准入对于提升翻译新闻传播主体的整体形象迫在眉睫。如前文分析，翻译新闻从业人员实际上身肩两职，一是新闻报道中译外的译者，二是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传播者。因此，提升翻译新闻人员的整体形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资格准入标准和培训框架：
第一方面，语言与翻译能力。对外文水平的要求和新闻翻译的技能无疑是翻译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如果国家对外传播机构能够设计统一系统的培训与考核计划，专门针对翻译新闻人员的语言与翻译能力，就能基本保障各类各级对外传播人才的基本素质。
第二方面，比较新闻传播专业素养。传统的翻译新闻人员主要是语言类背景的专业人士，整个行业均有重语言轻新闻业务的趋势。外译人员虽然没有直接报道新闻，但在翻译新闻这种对外传播活动中，他们实际担任了对外传播者的角色，设置对外新闻的议程，编辑对外新闻的文稿，决定对外新闻的传播方式，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求翻译新闻人员对比较新闻传播学领域有充分的认识，对中外新闻传播观念的差异、新闻价值观、真实观、功能观、编辑方针、报道方式的差异都了解掌握，只有这样才能胜任国际传播者这一角色。
第三方面，跨文化传播观念和技能。除了语言与新闻两方面的素质要求，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翻译新闻人员，还必须了解和培养跨文化传播的观念，了解译语受众的文化背景，学习不同文化的异同，并关注文化差异对翻译新闻的影响。翻译新闻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此翻译新闻的从业人员应当熟知跨文化传播的技能技巧，传播中华文化，尊重其他文化，在翻译新闻的过程中注意传播策略，求同存异，以期达到最好的传播效果。
策略二：传播讯息及媒介环节的优化翻译新闻的业务规范与媒介配合
传播讯息及媒介环节解决的是传播过程中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如前面分析，如果翻译新闻者对于如何设置对外新闻的议程和稿件翻译的实务没有明确细致的指导标准，而是各类各地各级媒体各自为政，翻译出来的对外新闻报道就可能出现新闻议题选择不当，报道写作范式不当，宣传手法不当，从而有可能导致对外新闻引起译语读者反感的严重后果。因此，制定并出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机构专用的翻译新闻业务指导手册，对翻译新闻各方面实务操作都加以明确，详尽的规范，类似许多大的国际新闻传播机构制定的《员工报道手册》，让从业人员了解中国翻译新闻工作的性质和要求，规范稿件的选取、编辑、翻译和后期制作的业务。其中，对翻译新闻翻译业务的指导和规范，需要新闻译界研究者们的大量细致工作。
媒介的使用保证了传播渠道的畅通。翻译新闻的从业人员应该了解不同媒介的传播特性，掌握不同媒介的语言要求。如果从事电视翻译新闻的人员不熟悉其他媒介的语言特点，就会导致前文所述源语稿件不适用译语新闻的传播媒介特点。同样，中国各类对外传播媒介如果能够互相配合，统筹规划，为对外新闻选择和搭配最适合的传播媒介，就能充分发挥平面、视听、网络等媒介在对外新闻传播方面的不同传播优势。
策略三：传播受众环节的优化受众调查与传播策略
受众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因此受众研究在传播学领域非常重要。前文的分析首先区分了源语受众和译语受众，翻译新闻的原稿是针对中文受众的，而译语则需要面对国际受众，这两者在文化背景、信息需求方面的差异巨大，如果译者把为中文受众提供的新闻全套照搬给国际受众，只转换语言，而没有依据国际受众的新闻需求，忽略他们对新闻与传播的理解，就造成了外宣研究上经常提及的内外不分的错误。而如果只注意内外受众的差别，又忽略了外文受众构成的多样化和不同需求，就造成了一些研究者提出的对外传播中的外外不分的问题。
根据前文对外文受众的大体分类，可以发现一、二、三类受众群体与中文受众的文化差异小，新闻传播观念差异不大，或是对跨文化传播的差异有主动积极的认识，这一类受众是对外传播中较容易达到传播效果的。第六、七、八类受众则刚好相反，与中文受众的新闻传播观念差异大，又对跨文化传播认识相对不足，或是文化差异巨大，这类受众是传播影响的难点，由于对差异的排斥，他们容易产生受众逆反心理，逐渐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对传播主体抱有偏见，从而影响对传播内容的信任。
在对外文受众进行调查分类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传播策略，而不是没有差别地僵化使用某种传播技巧，是最终优化传播效果的重要方法。传播技巧中最常用的一些手段，包括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述诸理性还是述诸感情等，如何贯彻在翻译新闻中需取决于对外文受众详尽的受众调查和反馈的基础上。比如，美国的研究表明，在传播内容中采用双面说理还是单面说理的效果与受众的文化程度有关，程度高者双面说理有效，而程度低者单面说理更有效。这些研究说明对外文受众同样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在对受众进行系统调查反馈的基础上制定翻译新闻的传播策略，对特定的外文受众采取特定的传播技巧，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四、结语
【关键词】梁启超 报刊功能观 传播舆论观 传播技巧 传播关系观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新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办报活动不但对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为我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提出的不少新闻传播理念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 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功能观
梁启超认为：首先，报刊可以“去塞求通”。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指出国家强盛与否的关键在于是否“通”，即“战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上下、内外不通则国必不能强……”。①这是说，报馆是沟通内外、沟通上下的主要途径，报刊可以使民众参与政事，从而使国家强大。
其次，报刊有“耳目喉舌”作用，即“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从这看出，梁启超认识到应充分运用报刊“耳目喉舌”的作用，使报纸成为沟通上下的工具。
2、戊戌变法之后的报刊功能观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认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他认为，报馆与政府有着平等地位。②由此，可看出他把报刊的功能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在1902年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梁启超也提出报馆的两大功能。即“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即报馆的职能为：一是监督政府，即政府有重大权力，为免其滥用权力，必须要对其进行监督。二是向导国民，即报馆有引导人民追求真理、追求先进事物的作用，有向导国民作用。
3、辛亥革命后的报刊功能观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提出“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的观点。在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之后，梁启超逐渐认识到报馆应是一个自由独立发展的事业。但从当时中国新闻事业所处的环境来看，报馆的创办也需要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当时中国，报馆很难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独立发展的事业。
4、梁启超的报刊功能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报刊作为大众传播工具之一，早已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无论是梁启超那个时代仅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和宣传工具的报刊，还是如今随处可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报刊，都是把报刊作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来实现传播者的传播目的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所说的那样，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工具，相当于人的各个器官的延伸，即人的耳目喉舌的延伸，能传达出传播者的思想意图。同时，如今的报刊功能不仅继承了梁启超的“去塞求通”、“耳目喉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观念，还衍生出了如提供各种信息、进行科教、提供娱乐、促进消费等多种新的功能。
二、梁启超的传播舆论观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戊戌变法时期的传播舆论观
戊戌变法时，梁启超认为国民可以参与政治、监督政府，从而减少当权者行为的专断性和随意性，国家政府的立策施政也必须由民众的舆论所发，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舆论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③同时，报纸又是无形舆论“发挥之代表”，舆论只有通过报纸等媒体，才能达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目的。当时，梁启超的《时务报》风行海内，影响极大，成为了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2、戊戌变法之后的传播舆论观
梁启超认为舆论有健全舆论与非健全舆论之分。健全舆论是多数人对于事物具有统一性、继续性的认识，对社会有正面的引导。而非健全舆论则只有负面的破坏作用。他认为报馆是舆论机关，要担负引导和制造健全舆论的任务。同时，梁启超要求报纸的报道要真诚公道，要能够并且敢于反映真实的民意。这样才能实现新闻传播活动的舆论监督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尊重民众的言论自由，更好地引导民众的健全舆论。
3、梁启超的传播舆论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大众传媒具有话语权，大众传播者即大众传媒话语权的掌握者可以充分利用传媒的话语权来宣扬自己的理念，从而引导受众来制造舆论，通过其强大的舆论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梁启超成功地运用报刊来揭露封建统治祸国殃民的罪恶以及资本主义的侵华罪行，从而唤醒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们，制造舆论力量，以激发全体国民奋起反抗。在当今新闻事业中，新闻舆论的作用更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如当今新闻媒介通过对一些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并对其认为重要的新闻进行反复多次强化报道，从而引起受众的高度关注，并引导受众形成讨论议题，最终发展为舆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媒介的这种“议程设置”的功能及“引导舆论”的强大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此，在当今新闻事业中，我们应当重视新闻媒介制造舆论的功能，要善于为公众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引导民众发表健全舆论，从而促进社会正常有序发展。
三、梁启超的传播技巧以及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1、梁启超的传播技巧观
梁启超在《时务报》中一改八股文的深奥晦涩，创造出灵活自由、丰富感人的“时务文体”，用浅显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批评旧思想，宣传新观念。同时，他的文字也极具煽情化，正如传播学中传播技巧之“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的传播策略手段，梁启超的新闻传播则通常采用“诉诸感性”的方式。他将自己的喜怒哀乐诉诸于文字之中，文章往往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他的这种新文体的成功，也吸引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
2、梁启超传播技巧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在当今社会中，新闻媒体在报道新闻时，也要注重传播技巧，如何把新闻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最广泛的目标受众，实现其传播效果，不仅要求我们要注意文字信息的写作技巧，信息内容选择技巧，还要重视信息传达的传播技巧。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受众的角度出发，用受众喜闻乐见、愿意接受、便于理解的写作手法与技巧组织文字信息，文笔要清新自然且明白易懂，避免冗长繁琐及说教意味过重，要能与时俱进、不断革新；在信息内容选取方面也要符合不同受众需求。同时，也要分析受众特征，因时制宜、有的放矢地采用适合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传递信息，从而的吸引更多受众的阅读。
四、 梁启超的传播关系观
1、梁启超的传播人才观
梁启超认为报馆责任为“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全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家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即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不仅要报道本国新闻，还要报道异国新闻乃至世界新闻。同时，他在新闻工作者职责中提出了五个要求：一是常识，即新闻工作者在文章表达中要尊重客观事实与事物客观规律。二是真诚，即在报道或评论时能真诚的记叙或表达自己观点。三是直道，即作品能直叙事实，不可以故意歪曲捏造事实，写作上也不应故弄玄虚。四是公心，即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五是节制，即在具体写作上要有节制，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上都要有一定选择，节奏也应尽量简洁明快。
2、梁启超的传播受众观
梁启超认为当时中国人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为唤醒愚钝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梁启超从受众角度出发，创造了便于受众理解的时务文体。同时也根据受众的不同特征，从报纸的出版时间、内容等考虑，将报刊进行分类。他还通过兴办教育、各地演讲等手段传播自己的思想，提高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梁启超在传播自己观点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先将信息传播给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人，再利用这些先进士绅来充当“意见领袖”帮其进行传播。
3、梁启超的传播关系观对后世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
梁启超的新闻人才观及受众观在当今新闻事业中也有延伸和拓展。当今新闻事业中，新闻工作者要遵守职业规范和道德素养，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守法律法规、维护新闻真实性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新闻事业除了要考虑传者选择新闻的标准、意图和目的，还要考虑受众的特征、受众的不同需求、受众的消费行为习惯等。例如，当今的报刊由“大众化”发展为“小众化”，适合各种受众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内容的报刊已遍布全世界，像适合青年人的《中国青年报》、适合女性的《知音》、适合商务人士的《市场观察》、适合大都市白领的《都市报》等。
结语
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的嬗变既与他的政治追求变化有关，又与他的办报、游学考察经历相关。虽然在当时中国报业不发达，新闻理论落后的环境中，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也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所总结出来的许多相关新闻传播理论，不仅翻开了中国报刊史上关键的一页，也给后世的新闻传播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当今的新闻传播事业更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推动我国新闻事业长远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②梁启超，《清议报——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经历》[A]，《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论文摘要：当前新闻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化的时代，作为广播主持人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提高自己的传播效果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话题。作为主持人而言是传播中重要的一环，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通过科技提高新闻传播的效率，所以科技持化的应用非常重要。本文从广播新闻传播的科技化的重要性，然后分析新闻传播的科技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论述科技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
科技应用于广播新闻传播，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作为主持人而言也要适应这样的过程，同时通过科技化的手段把受众和广播有要的结合起来，但是广播科技化必尽还有一些问题，影响科技应用于新闻传播的因素有很多，传播过程中也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科技对新闻传播的作用逐渐在增大，推动着新闻文化的有效传播，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从而改变生活。然后科技在新闻传播应用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问题，要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科技应用效率，加快新闻传播力度，是我们当前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1主持广播新闻传播的科技化的重要性
主持广播新闻传播，要通过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新闻传播的科技化，而这包括了对设备的引进，以及好的主持人培养，如果科学化仅仅停留于表面，不能达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那是很难能保证新闻媒体领域内所报道的事实的真实性，通过广播新闻传播科技化的深入，必将影响和带动新技术以及新知识，为新闻媒体面对新形势下激烈的新闻竞争，克服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做强新闻媒体，让更多公众积极地参与进来。科技应用于新闻传播，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连接着科技与社会的媒介，通过新闻传播的科技化，可以提供新闻传播效率，正确影响人们的文化思想，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新闻传播的科技化发展是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目地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文化需要，新闻媒体责任重大。新闻传播时，不注重走科技化发展路线，那么就会忽视新闻传播科技化的重要性，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当新闻媒体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盲目更风，大力炒作热点，对一些缺乏道德的事件大肆报道，就会存在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理论，直接影响到公众的文化思想，对科学和社会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
一旦广播媒体忽视新闻传播科技化的重要性，新闻传播就无法满足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也会成为新闻传播中的痼疾。如何加强科技在新闻传播的应用，改变报道形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正确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文化。
2 广播新闻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当前，全球科技化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不断突破，对各国的政治以及经济文化都带来很大的影响。然而在新闻传播中科技化发展程度不高，新闻传播中科技使用过少，从事科技新闻传播的记者编辑屈指可数，并且逐渐在减少，这就使得新闻传播的科技队伍力量在逐渐缩小。
新闻传播中部分新闻缺乏真实性，根本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盲目编造，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公众眼球以及注意力，虚假报道太多，为了炒作一些低俗的题材，搞娱乐化，盲目炒作，没有从事件的真实面考虑，不健康的文化思想就这样产生了，影响着大众的正常生活。
在新闻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语言类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些节目创新程度不够，内容呆滞，思想停滞不前，不思进取，而且方式老套，有些甚至完全失去一些原则，盲目性很大。新闻传播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有以下几点因素：首先是我国的经济因素，我国经济发展虽然迅速，但是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样就造成新闻传播的两极化也比较明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都需要盈利，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这样广告收入才能源源不断，因此会不惜一切代价来炒作赚钱，以此得到广告商的青睐。其实就是文化因素，我国的社会科普水平不是很高，也存在着很多，新闻传播时难免会造成一些问题。最后是业务水平原因，我国新闻媒体水平跟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点差距。
3 如何加强科技在广播新闻传播中的应用
新时期新闻媒体竞争日益激烈化，给科技传播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机遇和挑战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新闻媒体工作者应不断解决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加强科技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提高新闻传播效率，用正确的思想文化来指导人们，实现新闻传播的科技化。
新闻媒介应转变落后的传播工具，要引用科技化水平高的传播工具，加强新闻传播的科技化意识，组建一支科技水平较高的媒体队伍，新闻媒介应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迫在眉睫地从附属的传播方式转向为带有全局意义的传播方式上来，也就是改进传播方式，使之形成人人关心和重视科技的舆论氛围。
要打造新闻媒体的科技化品牌，不断激发潜力，增大发展空间。放弃不合理的报道方式，用科技来创新报道方式，精心打造新闻媒体的科技化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同时，注重新闻的质量，重视报道方式。我们应顺应这种时展潮流，开辟具有媒体个性的科技栏目、专题，满足不同公众的需求。
此外，新闻传播时应注重方式，要贴近社会公众，了解公众所需要的，增强新闻传播的生活性，贴近百姓，增强亲和力以及吸引力，从而提高新闻传播的效率。同时，要解决思想，与时俱进，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新闻媒体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学会先进设备以及采访工具，提高采访效率以及工具科技化，提高自己的综合实力。要不断学习科学技术，加快科技在新闻传播的应用，同时也增强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多学习多研究，并掌握好采写科技新闻的角度和方法，精心制作出“科技大餐”把艰深转变为通俗，把晦涩转变畅达，将枯燥转变为有趣，以开创科技新闻传播的崭新天地。最后还有不断加强科技新闻人才队伍建设，这为新闻传播的科技化发展奠定基础。
最后，我国政府要以积极的政策来鼓励新闻传播的科技化发展，这是实现广播新闻传播科技化高水平的重要保障。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公益事业，其生存和发展是需要政策扶持和保护的。做大做强新闻传播科技化，政府的政策支持显得非常重要，同时运用政策手段整合资源。最重要一点就是政府给予新闻媒体经济的支持。政府要对新闻媒体传播进行资助，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化不断发展。
4结论
随着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发展，加强科技在广播新闻传播中的应用，广播新闻传播的科技化不仅能保证新闻媒体领域内所报道的事实的真实性，还能传播科技新技术以及新知识，为新闻媒体面对新形势下激烈的新闻竞争，克服新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做强新闻媒体，让更多公众积极地参与进来。我们坚信，在社会不断发展时，广播新闻传播的科技化发展路线是唯一的路线，是迎来美好春天的路线。
参考文献
[1]胡钰著.新闻传播科技化导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12.
[2]郭庆光著.新闻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
而这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一直都是国内外学者论争的对象。上世纪90 年代中期在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界掀起的一场大辩论。大辩论的主题主要涉及：传播学、传播教育会不会、要不要完全取代新闻学、新闻教育？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新闻学、新闻教育向何处去？这场大辩论的高潮集中表现在1995 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上。在这次大会的“课程改革”分会场上，多次响起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我们要为传播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和广告学，培养所有的人才；如果继续为特定的行业特别是新闻业办教育，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应当承认，要科学且准确地把握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是很难的。但是总结他们的异质性与关联性对于解决关于这两个学科关系的迷思很有意义。而新闻学与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的异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的异同。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媒介范围的异同，一方面是媒介内容的异同。在媒介范围方面，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也涉及新闻期刊，现今还有互联网；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即新闻媒介加上电影、书籍，新闻期刊也扩展为所有不同种类的期刊。在媒介内容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概括为新闻、言论、知识、文艺/文娱和广告等五种主要的信息类型，那么，新闻学研究的是新闻与言论两块内容，而且主要是围绕着新闻与言论之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制、出版等“新闻工作”来进行研究。
（2）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的异同。大众传播学的研究层面是基于新闻、广电、公关、广告之上的一般性传播规律的整体性层面，因而其学理层面也就比新闻学的学理层面更加抽象，更加一般，也更富有理论的概括性和指导性。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传播学的应用学科，比如公关、广告的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又处于大众传播学之下与新闻、广电相类似的层面上。
（3）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的异同。新闻学研究与教育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的培训，一方面注重专业理念或专业伦理的培养，也就是注重人文理想、人文精神的灌输与养成。归根结底，新闻学具有鲜明人文取向，是人文学科。美国主流传播学则是为了满足政治、军事、企业等不同利益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从一开始就放弃价值理性，承认现行的传播制度是合理的，只求工具理性，致力于寻找达成更佳传播效果的方法与策略，从而成为直接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经营管理工具。因此， 美国主流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是社会科学。
（4）研究方法的异同。传统新闻学从来没有单独将研究方法作为问题提出来，这表明新闻学缺乏研究方法的自觉。这自然是一种基于科学主义立场所作的判断。事实上，新闻学主要是运用归纳与演绎这些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来开展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业务操作，即新闻的采、写、编、评，以及新闻节目的摄影摄像与制作。美国主流传播学一直强调运用社会调查、心理实验、内容分析等“科学性”方法来研究传播效果，通过量化与统计的过程来求得实证性的结论，对传播实践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作为改进传播活动的依据。
如前面所言，关于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曾一度众说纷纭，现在比较被接受的观点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学科定位大不相同，但它们之间亟须互补。就我国的情形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当下总体看来， 还是合的态势大于分的趋向。
如果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大趋势是合，那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能合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三大学科之中的两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
第一，学科研究目标不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目的都是要揭示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获取关于对象的尽可能普遍的知识，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是什么”、“怎么样”以及“为什么”等问题。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及其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当然，人文学科也要研究物、研究各种事实性存在的性质和规律；但它决不满足于、决不止于发现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而总是要进一步追问如此这般的对象、对象如此这般的性质和规律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有何意义。
第二，致思方向不同。对于科学与人文学科在致思方向上的区别，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凯尔特曾作过说明。李凯尔特曾分析过文化科学（大体上相当于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他认为，因为要发现一般规律，所以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时总是致力于“抽象化”或“普遍化”，也就是说，它总是致力于把个别事实归结为某种规律的作用和表现，并把特殊规律提升为一般规律，从而抽象出越来越普遍的规律。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人，人必然被抽象为无差等的“类”。与此不同，文化学科在研究对象时则总是致力于“具体化”或“个别化”，它强调和珍视各种个别的东西、富有个性特色的东西、独特的东西的价值，并借此来开掘人的生存的丰富意义。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都莫不如此，它们都是只有在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价值时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自媒体又称“个人媒体”或“公民媒体”，它指的是普通大众以电子信息化的手段，借助博客、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虚拟平台，向不特定的个人或部分人群传递信息的新媒体总称。简而言之，就是公民个人的信息传播。在信息碎片化、爆炸化的大数据时代下，随着网络平台的日益开放，信息工具的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信息分享与传播的其中一员，这就催生了以个人传播为主，以信息化为手段，向不特定人群输送信息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人民网评指出：“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人们在微博客、BBS、QQ、博客上议论时事，针砭社会，品评政府的公共管理。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改写了‘舆论引导新格局’。[1]”在自媒体时代中，每个人既是信息的受众者，又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这给“新闻”这一特殊的信息形式带来了一定的传播风险。
一、自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风险
1.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早在丹吉尔默提出“自媒体”概念时，他就指出：“草根新闻的兴起伴随着严重的道德问题，包括真实性和公然欺骗。”在自媒体时代下，新闻的传播速度已然超越了传统媒体，而这其中被忽略的恰恰是事件调研这一环节，表现于外就是自媒体传播的新闻其真实性通常有待考究。特别是对于一些容易引发恐慌的事件，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分析，当公民看到这类容易引发恐慌情绪的信息时，第一反应不是确认信息的真假性，而是恐慌并迅速传播以避免身边的亲人朋友遭到伤害。2015年4月3日起，“珠海清明后将迎来17级超强台风美莎克！65年来最强！” 、“65年来17级最强台风美莎克清明后登陆登陆广东”等信息开始在微信朋友圈上热传，造成不少市民恐慌，甚至影响到一些人的清明假期出行安排，后经记者查证发现此为谣言。这一虚假谣言虽然只是小，但也反映出自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有待考究。
2.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从法律的角度上看，自媒体作为让个体声音得到释放的媒介，它也是个人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在自媒体时代下，有不少企业都开始尝试自媒体营销，为了增加曝光度，增加粉丝数量，部分企业开始生产标题党新闻，故意夸大事实或打法律的“球”而罔顾可能会越过法律雷池的危险。“自媒体的新闻生产者没有任何准入标准，个人道德素质无法甄别评价，特别是一些网络水军混迹其中，虚假消息兴风作浪，扰乱人们视线。[2]”加之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对自媒体的新闻传播行为进行过严格的规定或限制，这些因素都导致自媒体时代下新闻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以当前我国一个比较热门的社会化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为例，作为一个自媒体平台，许多网友都在该平台上进行问题的问与答。但自2013年3月向公众开放注册后，越来越多的“知乎”创作者表示自己的作品屡次被未经授权的媒体转发，且没有得到署名和稿费。虽然事件经报道并得到有关部门的介入后，部分侵害了“知乎”创作者的媒体都相继删除了侵权内容，但就经济赔偿这一问题却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纵然知乎事件只是我国自媒体传播领域的一个缩影，但传播的合法性尚不规范这一事实却不容忽视。
3.传播的客观性有失中立。新闻的本质就是还原事件本身，新闻传播就是由报道者向受众者介绍说明事情的原委与真相，因此，新闻传播应当是客观的，不带有报道者个人喜恶偏好的职业行为。然则在自媒体时代下，由于每一个都可以是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但与专业的新闻从业人员对比起来，绝大部分公民都是没经过专业培训的，这代表着公民在进行新闻传播时，并不会遵守或者并不懂得遵守新闻传播的特点――客观性，而是更倾向于将自媒体平台作为个人情感的宣泄与释放，表现于外就是在新闻传播时融入了大量个人感情而无法保持中立的态度。以2015年年初的姚贝娜事件为例，1月15日及1月16日期间，微博与微信都引起了一场媒体、明星、草根阶层关于某报社对姚贝娜死亡之后的报道争辩。《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她的死亡》一文中的部分字眼因含有非常强烈的个人情绪，迅速在网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作为旁观者，即使不清楚整件事情，但类似字眼的确很容易在心理上引发强烈的不满及谴责之情，而这恰恰成为事件发酵并愈演愈烈的诱因。抛开事件真相，单从自媒体这一新闻传播的内容来看，不仅无法还原事件本身，更引发了社会的负面情绪，这直接体现出自媒体在新闻传播的客观性上容易有失中立。
二、自媒体时代下规避新闻传播风险的策略
1.加强全民新闻意识教育。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想意识会影响行为选择。在自媒体时代，由于平台的开放性与多样性，每一个人都可能并且也可以成为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因此，要规避新闻传播风险最基础的策略是应当加强全民新闻意识的教育。第一，对专业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在自媒体时代下，应当始终遵守在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职业道德操守，即无论是以何种渠道，通过哪一个自媒体平台，其传播的信息都必须是有效的、真实的，而不能是虚假的、片面的。例如2014年昆明的“3・01”火车站事件，作为一件突发性、敏感性事件，媒体人员在报道时更加秉着还原事件的初衷，而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在撰写新闻标题时私自贴上“新疆”标签，事实证明这一舆论导向致使部分人群燃起了对整个新疆的反感;第二，对企业的市场营销人员来讲，自媒体时代下催生了更加繁杂多样的媒体营销方式，部分从业人员为了增加企业曝光度而在自媒体平台中娱乐性过强或存在争议性的新闻，这一行为也应当尽量避免;第三，对每一个公民来讲，虽然绝大部分普通公民都没有受到过新闻传播方面的正规专业培训，对新闻传播时的操守也不尽了解，但最根本的底线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即是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始终谨记不破坏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不对他人造成任何损伤或引发各类误会或恐慌。只要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强化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自然就可以规避在传播新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
2.优化自媒体的传播环境。自媒体时代依赖的工具与技术是新媒体，而它本身也是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与日益完善的事物，因此，每一个借助自媒体平台进行新闻传播的公众都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学习来掌握其使用技能，而这依赖于自媒体传播环境的有序、健康与和谐。不论是微博还是微信，产品制造者（这里指的产品的开发商，如新浪、腾讯等）都在不断地升级产品并开发出更多的使用功能，这意味着新闻传播也更加多样化与个性化，这在刺激民众使用积极性的同时也会在无形中滋生更多传播的风险。因此，政府应建立主流舆论导向，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来充当起新媒体新闻传播使用者的角色，在传播新闻的过程中也会让民众看到正确的使用方式，即是“领袖意见”效应，让民众在提高认知的过程中去跟随“领袖”的传播新闻，以正确的方式去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价值。通过这样类似的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的方式来自逐步打造一个和谐友好的自媒体传播环境，以减少新闻传播的风险。
3.加强自媒体平台的监管力度。诚如上文所述，目前自媒体时代下的新闻传播存在合法性尚不规范的风险，究其原因就是相关法律的欠缺与监管部门的模糊。考虑到法律的修缮绝非一朝一夕且需要经过多次探讨审议才能够出台，因此，笔者在这里不对完善自媒体平台的法律条文进行过多的笔墨陈述。除了法律强制性规范监管外，目前，可以得到执行的策略是相关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对网络平台进行舆论的监管，特别是注意发现公民或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的不实信息传播，及时予以澄清，避免不实信息进一步扩大以影响到公民的判断。同时要责成不实信息传播者负起相应的舆论责任，如国务院国资委就在近日发表了关于“中央企业将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数量或减至40家”这一虚假信息的澄清说明，该信息最早是由某媒体发表，但事件当事人，中石油、中石化均表示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中石油与中石化重组整合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对此，央视也在个人的官方微博上进行了这一不实信息的澄清报道，及时消解了民众的误会。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在自媒体新闻传播相关的法律条文还未落地前，政府应当深入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管职能，比如成立相关部门专门对自媒体平台上的信息进行监管，以减少不实信息在民众中传播的几率。
4.合理介入自媒体的舆论发展。随着民众对自媒体新闻传播方式的认可及对自媒体平台的高频度使用率，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部门意识到自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随之也根据自身实际开设了本职能部门的微博或微信等。这一现象也代表着政府积极融入到新媒体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在平台上及时信息并与网民进行沟通交流外，还应当做好两个方面的职能。其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大众媒体舆情。特别是对于一些突发性、偶发性、社会影响广泛性的社会事件，政府新媒体相关人员应当及时出来回应并以最快的速度去播报并同步跟进事件进程，如近期发生的尼泊尔8.1级地震，除了传统的电视新闻与报纸外，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也在其官方微博与微信上不间断地报道事件进程，让民众了解到“尼泊尔8.1级地震”这件事情整个过程的真实性，避免民众从其他不良渠道获取了错误信息而引发误解甚至恐慌;其二，联合主流新媒体同行，扩大自媒体影响力。“在自媒体时代，掌握着主流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是传统的电视和报纸等大众媒体，专业的新闻工作者依然是社会和网络议题的设置者。[3]”要规避自媒体时代下可能存在的新闻传播风险，各个主流媒体的新平台应团结一致，保持信息畅通，以在转播真实新闻的过程中逐渐扩大影响力。诚如上文所述，唯有从整体上优化自媒体的传播环境，打造一个健康有序的自媒体传播系统，才能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传播风险。
三、结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