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04 01:08:40
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而对国内文论界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米勒也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①在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中,他们断言在媒介化时代,“文学的时代”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国内学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从事实看,“文学终结”的判断不免过于悲观,只不过是文学已失去往昔的光环和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图像化”时代,文学的身影早就穿越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游荡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瓦尔特?本雅明早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就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时代的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显着的就是在传播媒体发达的今天,文学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媒介,其跨媒体传播成为现实,尤其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的关系愈益密切。本文在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化生存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学与影视传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一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着(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着《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着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着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着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二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 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
;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着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着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着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着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着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着深刻的思想 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着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着深刻的审美意蕴 。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着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三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 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
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李伟、郭东编译,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③ 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关键词]涵化理论 传媒 价值观影响 教育引导策略
当代社会的大众传媒影响力巨大，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学校甚至家庭的作用，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大学生的社会认识和自身人格塑造有着巨大的作用，深刻影响着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有的大学生在传媒环境中难以自拔，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接触媒体之中，对学习失去兴趣，学习成绩下降，影响了学业和自身发展；有的则沉溺于传媒，热衷于虚拟交往，而忽视现实的社会交往与沟通，采取了自我封闭的态度；还有一些大学生，消费观念深受媒体中的自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消费行为变得冲动而缺乏理智。诸多现象说明大众媒体的现代化与多样化，使不少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目前，大众传媒对人们的影响，尤其是对大学生的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美国学者格伯纳提出的涵化理论，对于人们深刻认识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的影响，理性认识传媒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涵化理论揭示了传媒与人们的价值观形成的密切关系
格伯纳与他的合作者在1969年开始实施的 “文化指标”的大型研究项目，其核心部分的内容就是涵化理论的研究。这一理论产生于美国举国上下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特有暴力影响的关注背景下，其主要内容在于指出大众传媒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核心内容是如下：
首先，当今的电视等大众媒体不但是人们的娱乐工具，它所传播的信息、观念和意识也对受众认知世界发挥了主宰作用，或者说大众传媒对人们的价值起到了教化作用，并且这种教化作用不是短暂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其次，大众媒介在受众形成当代现实观念和社会意识的“主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这种“主流”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传播的内容而异的。再次，大众传媒传播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倾向性，并且这种倾向性价值观不是以古板说教的形式，而是以事实报道的形式，甚至是以娱乐化的形式对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因此其作用是潜移默化的。最后，受众在传播媒介中接收到的场景信息与社会生活中现实中遇到场景具有重叠性，因此，它容易使人们产生心理的共鸣，从而提升教化的效果。因此，传媒越是发达，人们接触大众传媒越多，其价值观念就越是受到传媒的强烈影响。尽管该观点过于绝对，在传播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但它的重要性是无法否定的，它对于传媒界反思自身节目制作，尤其是近年来电视屏幕上广泛出现的选秀节目的创作具有重要批判意义。
涵化理论揭示了大众传媒与受众的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使人们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对于接触媒体较多的大学生来说，其价值观受到的影响毫无疑问是非常深刻的。同时，涵化理论也为人们分析传媒影响、认知传媒作用，并采取相应的媒体应对策略，具有引导和借鉴意义。
二、从涵化理论看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之影响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它曾经形象地将传媒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虽然鱼没有意识到水的存在，但鱼却离不开水，若是水受到了污染，鱼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同样，虽然人们对传媒的存在可能并不留意，但它同样对人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若传媒环境受到污染，就会对人们产生不良的影响。由于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发展和社会化的重要时期，他们精力旺盛，对外界信息需求强烈，但对事物的辨别能力还不很强，情绪和价值认知还很不稳定。而大众传媒的普及与发展决定了对大学生具有更加深刻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当今大学生接触传媒的时间要多于社会交往，加剧了传媒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影响。
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需要一定的过程，一般包括选择、赞赏和行动三个环节。价值观的形成是逐渐的，它随着个体知识、阅历、个人需求和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影响而对价值影响不同。其中大众传媒是重要的环境因素，主要表现为文化信息传递，尤其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的继承和传播，这也是“超女”类选秀节目收视率的攀升和明星偶像崇拜现象的重要原因。当前，对大学生影响程度最高的媒介是网络，其次是电视，再次是报纸杂志，之后是书籍，最后是广播和手机。选秀、明星备受大学生青睐，说明它符合大学生对多彩人生的向往，意味着某种潜在的理想，至少迎合他们的心理需求，继而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三、涵化理论强调对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教育和引导
正如涵化理论佐证了大众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教育者和大学生之间也是传播者和受众的关系，价值观则是受众的内质。教育者将正确的价值观传播给大学生，学生必须翻过“说什么——讯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两座大山，这正是制定教育对策的关键着眼点。“讯息”意味着携带正确的价值观内容，在学校的教育主要体现在德育课程教育上，同时大学文化也是一种隐性教育，作用不可小视。 涵化理论解释出的传媒环境与人们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关系，既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大众传媒对受众的深刻影响，也为人们采取传媒环境的干扰策略，促进人们价值观的正确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涵化理论的指导下，当前应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引导中，可采取如下策略：
1.加强大学生的德育工作，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第一，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提倡启发式、引导式教育。德育工作者应重视聆听学生的诉说，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掌握他们的道德取向，突出他们的主体地位，把握他们思想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编排道德选择的故事，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大学生们的学习情趣，发挥他们的潜力，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利用好校园文化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以活动为载体，提高德育工作的效果。其次，重视德育工作者素质的提高，以适应传媒环境下大学生德育工作的需要。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大众传媒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受大众传媒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校德育工作者应该与时俱进，紧紧把握传媒环境下大学生德育工作规律和技巧，对学生正面灌输科学的道德价值观，进行积极引导，帮助他们提高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大学生吸取“信息精华”，远离“信息糟粕”。教师要建立起畅通的师生交流交往的渠道，为做好学生思想引领工作提供情感、智力、审美的环境，通过交往建立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的人际关系。所以，高校要大力提高教师特别是德育教师的实践能力，加大对他们的培训，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德育教师的思想素质，使德育教育工作者更好地把握当前传媒环境下德育工作的特点，以提高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和水平。
2.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加强对大学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与影响。大众传媒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本质上是通过文化信息的影响，而发生作用的。因此，高校应重视大学文化的传播，重视大学精神的凝练。通过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展示，来发挥对大学生的激励和教育作用。由于校园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大学生校园生活的长期性，决定了校园文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高等学校里，校园文化是引导人、鼓舞人、激励人的一种内在动力，高校应加强校内各种报刊、校史室、广播站、电视台、网络、宣传橱窗、报栏等宣传舆论阵地建设，使之成为传播精神文明的重要窗口。同时，要重视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弘扬主旋律。
3.加强对大学生媒体素养教育，提高大学生对媒体的驾驭能力。媒体素养是一种应对媒体的素质和能力，是人们在复杂的传媒环境中，正确地认识媒体，分析媒体信息、正确判断与评价媒体，在此基础上有效利用媒体的素质和能力。在大众传媒高度发展的今天，媒体素养应当成为当代大学生必备的能力，是大学生在复杂的传媒环境中成长、成才的基础，是他们在人生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因此，应重视对大学生的媒体素养教育，使大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媒体，增强对媒体的判断，为大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服务。学校教育具有对象广泛、教学规范、效果良好的特点。因此，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在高校开设选修课，也可以通过媒体传播实践活动，或以开办媒体素养讲座，举行媒体素养研讨等教学方式，提高大学生的媒体素养。高校还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知识竞赛、组建学生影视社团、开展社会实践以及组织学生媒体参观等方式广泛开展媒体素养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关心媒体、重视媒体的氛围。
4.重视高校媒体建设，尤其注重发挥校园网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作用。高校校园媒体具有大众传媒的属性，同时也具有高校自身的育人特色，其信息传播不只由高校控制与管理。与此同时，传媒在育人过程中应担当其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思想引导功能，对大学生的价值成熟与发展发挥良好影响。因此，高校应当重视各种媒体的建设，加大投入，丰富校园媒体的内容，增强其吸引力，努力提升校园媒体的价值引导功能。特别是校园网络，作为校园媒体中的主导媒体，应当根据高校的特点和大学生的特点，努力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为一体的高校主题教育网站，使主题教育网站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平台。同时，要注重辅导员博客的建设，让辅导员通过网络博客与学生进行分享与互动，把辅导员博客建设成为学生的“精神家园”“心灵驿站”和“网上教室”。
5.发挥社会合力的作用，全方位促进大学生价值观的健康发展。上述对策仅从学校层面出发进行价值观教育，大学生价值观实际上是受社会、家庭、学校、媒体行业等多方因素影响结果，这些因素形成一股磁力线般的“场”，包围着价值观教育的传播者与受众。我们看到，从“传播者”到“效果”，全过程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该系统具备实证的反馈功能，能实现良性循环。因此，如果要从社会或家庭或媒体行业的层面探讨价值观教育，需将此时的“传播者”由“学校的教育者”替换成“社会”“家庭”和“媒体行业”，从新的出发点思考，指定新的讯息和媒介。
[参考文献]
[1]蔡骐，杨静.关于涵化理论的历史考察和方法论反思[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郭中实.涵化理论：电视世界真的影响深远吗？[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
关键词：影视文化；价值观；三级传播；新媒体
影视文化是价值观对话和冲突的重要场域，影视文化实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立场、观念、态度，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传播着价值观。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有其特殊规律性，价值观的传播与接受涉及价值观本身、传播者、传播方式（媒介、渠道等）、传播环境、接受者的情况等许多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方式、传播现状等进行研究，提高传播力，才能使影视文化在构建社会主流价值观中充分发挥作用。
一、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三级传播模式
借用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的观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分为初级文本传播、次级文本传播和三级文本传播三个层次。①初级文本就是人们所消费、使用的各种文本，初级文本传播以影视剧、电视节目、畅销书、流行歌曲、电子游戏、广告、笑话、段子等形式进行。初级文本是影视文化价值观传播的主要载体。影视剧、电视节目具有最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影视剧作为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情节安排等各方面都包含社会集体意识和作者的价值观念，只是它多半通过叙事的方式，将价值观巧妙蕴藏其中，不为观众所察。观众在观看中获得代入体验，并接受角色所传达的价值观。在中国，电视剧的主要受众群之一是文化层次、收入相对较低、年龄较大的女性观众，这个群体是相对传统和保守的价值观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容易受传统媒体价值观影响的人群。不过，初级文本并不仅仅以媒介文本的形式呈现，许多歌唱选秀节目的传播不仅通过电视进行，还通过到各地的现场演出、现场互动等形式进行。这也可视为广义的影视文化文本，因为每一次演出或活动都是一次价值观的营销与传播。次级文本传播的具体传播手段包括对影视作品的介绍、批评、制作单位的宣传、节目及人物专栏特写、花边新闻、影视歌迷杂志等，在新媒体时代还包括各种形式的点评、点击、点赞、转发等。初级和次级文本都是由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许多作品的价值观不是在初级文本阶段建立的，而是在次级文本阶段经过广泛讨论确立的。例如，电视相亲类节目中曾一度主张将各种价值观都自然主义地呈现出来，因此，从表面上看，各种价值观平等博弈，难以看出究竟节目本身所坚持的价值立场是什么，只有经过广泛讨论、专家批判，才逐渐将媒体在社会价值观引导上的缺失暴露出来。也有许多影视作品因题材敏感、作者追求艺术表达等原因，文本本身充满从各种角度进行阐释的可能性，而到了次级文本传播阶段，这些可能性变得更为复杂，难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蜗居》最初问世时因为触及社会热点，并且人物形象塑造较为成功，舆论也是一片赞扬声，经过不断讨论，观众才逐渐意识到全剧在价值观传播方面的失衡。三级文本则是观众为自己制造的文本，包括观众反馈、对于文本的闲谈讨论以及对文本的接受等。三级文本围绕文本消费展开。消费是影视文化实践的一部分，对影视文化的消费实际上包含着价值观的认同与接受过程。的确，有一些受众以自己所喜爱的人物形象或明星的人生观、价值观指导自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将自己喜爱的作品中的生活方式当作理想的生活方式。为了增强互动性，电视媒体在各种节目及影视剧中设置短信、微博、微信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发送至相关信息平台，电视台选择后于电视屏幕。新媒体的发展，使得三级文本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显著，有相当多的观众在决定观影之前，会先到豆瓣、时光网等网站去查看电影评分和评论，并用作自己观影选择的重要参考。近来，弹幕（观众在视频播放过程中，将自己的评论以字幕形式发表在视频里）文化的出现更使得三级文本跨越界限，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一般来说，短信等互动形式往往经过传播者把关、选择，多半是有利于文本接受的信息；而弹幕与短信互动不同，以调侃、宣泄、批评和否定性言论为主。
二、新媒体语境下的次级文本传播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各种移动媒体成为互联网舆论生成与传播的重要阵地，并在价值观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给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带来了新变化，尤其是次级文本在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相亲节目为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互联网收看电视相亲节目，但一旦通过互联网观看，其所接受的就不仅仅是节目本身，还有围绕节目的各种介绍、评论、吐槽等，对于观众是否选择观看、观看介入的程度深浅、相关价值观的形成或改变，都会产生影响。新兴媒体和自媒体的兴起，使信息流动呈现立体化，丰富了公众表达。概言之，在新媒体时代，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发生了明显变化。1.价值观表达失序不同于传统媒体由点到面的单中心、单向度的传播，互联网的传播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多中心的特点，网民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还同时扮演着舆论传播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每个人都可以借助新媒体工具使自己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成为价值表达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表达，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使观念碰撞成为日常形态。但是，传播格局的“去中心化”导致意识形态把关弱化，也带来了价值碎片化、缺乏引导等问题，甚至导致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对于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形成了相当程度的消解与挑战。可以说，从BBS到门户网站，从博客到微博再到各种自媒体，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不断改写着公众价值观念生成与传播的机制。然而，互联网也并非价值观自由、平等传播的乌托邦。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民众的话语权被极大地放大，价值观传播碎片化，也呈现出表达失序的混乱状态。在围绕电影《小时代》的争论中，一方舆论领袖是影评人周黎明，另一方则是郭敬明及其粉丝。周黎明在首映当天发表微博评论称：“无数郭敬明粉丝来围攻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老了，跟不上这个小时代了’。但你知道吗？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那些东西，过上影片里那种生活，就得乖乖去找‘老东西’当小三小四小五，才有可能。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②郭敬明则在微博中回应说：“抱歉周先生，电影里的女孩，林萧是勤奋努力的小助理；顾里是富二代但依然努力修双学位；南湘家贫穷但她画素描赚钱只为选修服装；宛如不在乎名牌，她自信而可爱。她们没有一个像您说的一样。宫洺最后给南湘鼓掌，不为金钱、不为美貌，是为她的才华喝彩。”③这些争论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迅速发酵，但众声喧哗并未带来深度争鸣，反而自我消解了讨论的价值，甚至成为电影营销的一部分，为电影票房添砖加瓦。这种情况一方面突显了影视文化价值观在传播和接受方面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媒体并未促进不同价值观相互之间的真正交流和理解，反而加剧了双方间的鸿沟和双方阵营的固化。影视文化作为生产者式文本，“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它包含的意义超出了它的规训力量，它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它的的确确超出了自身的控制”④。一部大众文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个层次传达多种价值观，许多大众文本都具有异质性，既可以从中分析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含一些异质性的以及与霸权相互矛盾、对抗的成分，因而具有颠覆主流价值的潜力。在多数情况下，在互联网上进行价值观表达无须公开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因而事实上更鼓励在现实生活中不便表达的非主流价值观，更倾向于宣泄不满和表达批判立场。同时，这个平台向任何人开放，导致各种价值观都有机会进行传播。而其进行传播时，则是以个人表达、分享交流的方式替代单向性传播，不带有强制性，网民更容易接受。价值观经过群体传播后被放大，由于信息并不畅通，网民对于有限的信息过度解读，加之匿名性导致网民对自我情绪不加控制，更容易引起网民群体的情绪化和极端化。这些评论关注的角度不一，缺乏逻辑性，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对话题的深层次讨论。而社交网络则为具有相同爱好和兴趣或相似身份的人提供了聚集的空间，一方面使得相同价值观很容易在某些群体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甚至导致行动，一方面也使得不同价值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2.价值观传播中的舆论商业化新世纪以来，影视剧的生产注重口碑营销，甚至屡屡出现营销大于内容的现象。营销和宣传人员占据了影视剧的舆论生产和传播中的重要位置，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对于影视作品的阐释、影响作品价值观的传播。在传播者多元化的同时，社会中对于大众的价值观引导有普遍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却出现缺位。拉扎斯菲尔德（PaulF.Lazarsfeld）认为，信息并不是直接“流”54总第297期讨论与思考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舆论领袖这个中间环节。⑤影视文化是开放文本，意义的流向不再是单向的，意义在双向交流中不断循环往复。不同的人对于同一部影视文化文本可能解读出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立场，最终哪一种价值立场成为代表大众立场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完全取决于支持该立场的人数的多少，还取决于具有话语权的舆论领袖的态度。在网络环境中容易形成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的马太效应，话语权大的人容易成为舆论领袖，没有话语权的大多数则成为沉默的螺旋理论（TheSpiralofSilence）中的沉默者，当他们的观点与舆论领袖或多数人的观点一致时，他们会发表回复、评论或以点赞方式强化舆论领袖的影响，反之则可能保持沉默。就影视文化的传播而言，舆论领袖往往是作品或产品的创作者、投资者、营销、宣传人员、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在网络舆论中，舆论领袖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信息的、转载者以及媒体平台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把关者，其作用主要是扩大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范围，他们成为舆论领袖的原因主要是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当然这种传播力也可以来自于个体在现实中拥有的地位、名声和影响力。另一种是给出权威、有价值意见的网民，包括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个体。在新媒体时代，在豆瓣和时光网以及微博上活跃着一批频繁对热点影视作品发表评论的舆论领袖，他们在相应网站和社区都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但许多舆论领袖立场过于主观，很难在价值观的传播中起到主导作用。过去几年，微博代表民间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众多专家学者、社会名人等在社会上具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往往通过微博影响社会和媒体的议程。2014年，随着微信使用的迅速推广，微博逐渐式微，微博中舆论领袖所发挥的影响力正逐渐被“自媒体人”取代。新媒体时代的舆论领袖出现了商业化的特征。随着影视文化的生产转型为文化工业，影视等文化产品的创作投资方为使舆论有利于自己以获取利益，往往直接充当舆论领袖，对产品的价值立场进行定性、阐释甚至评论。许多微博大V利用自己的舆论影响力，明码标价，转发商业评论，在各种商业和文化营销中谋利。一些个性化、与主流价值观保持距离的舆论领袖的意见被当作主流观念广泛传播，另一些舆论领袖过于积极参与各种话题发言，导致其权威度受到挑战，舆论队伍中缺乏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代表。
三、新媒体对影视文化价值观的改写
观众的价值观形成不是依赖于一两部作品，而是在众多作品的持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因此，许多作品作为个体看，或许并不至于导致价值观的崩塌或损毁，但如果在一段时期内，有大量同类作品出现，则必然会有力地作用于或影响着大众的价值观。新媒体的出现为大量无法在传统媒体传播的价值观提供了传播渠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为了迎合各种亚文化需求，它们甚至常常将小众的甚至具有一定颠覆性的作品、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把亚文化宣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当作主流的甚至是所谓超前意识的东西来接受、吸收。例如，宅文化、伪娘等在互联网的助推下都俨然成了主流文化。如果说初级文本更多地作为艺术或文化文本，那么，到了次级文本阶段就更多地作为媒体文本了，其传播完全按照大众传媒的传播逻辑进行。诞生于计划体制下的中国大众传媒原本就数量庞大，而新媒体的兴起带来的海量信息更使得注意力营销的媒体逻辑漫延至整个文化。一些影视剧不怕恶评，个别明星名人也不怕损毁自己形象，只要有利于提高收视率和票房，只要能获得关注，不惜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观：只要能引起关注就可以带来商业效应，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一切都不重要。传统媒体在新闻来源、话题来源上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不仅使得各种假新闻侵入传统媒体，导致传统媒体失去权威，并且将互联网讨论的伪自由观念带入传统媒体，使许多传统媒体遗忘了自己在价值观引导上的责任——不但新闻源取自互联网，甚至连观点也直接来自互联网。它们彻底放弃传统媒体的责任与优势，将自己变成互联网的另一个传播媒介。实际上，互联网并不仅仅是媒介，它也同时参与影视文化的生产，直接影响传统的影视文化形式，将互联网中流行的价值观渗透进影视文化的生产之中。几年前，作为国内首部以抗日为题材的大型三维动画系列片，36集少儿动画片《帽儿山的鬼子兵》曾经在主流媒体播出。该剧讲述在东北帽儿山，三个儿童智斗驻扎在当地的日本士兵的故事。三个孩子最大的10岁，最小的6岁，他们将战争视为游戏，日军士兵则不堪一击，不断被三个孩子戏弄而不自知。片尾曲采取说唱的形式配上电子音乐，歌中唱道：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一九三八年呀/来了帮鬼子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怎么劝他都不灵/咱们的帽儿山呀/出了几个小百姓/虎子妞妞铁蛋娃娃/专搞鬼子兵/我气死鬼子兵/我玩死鬼子兵/我连耍带逗连踢再打/我搞死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我气死气死气死小鬼子/游戏小鬼子/游戏鬼子兵/气死气死气死。在题材决定论的惯性思维之下，这部剧曾作为优秀动画推荐剧目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赞赏和积极推荐，而家长们则充满信任地把孩子们置于这部充满痞气与戾气的作品面前。该剧将一段沉痛的历史改写成一个个充满喜剧感的小故事，无视历史、颠覆历史，血肉之躯铸就的抗战精神被游戏化，战争对人类带来的灾难被完全过滤。这实际上正是把网游的戏谑、恶搞风格带入了动画片的创作。近年来，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全面进入影视剧内容生产的队伍中，新媒体对于影视文化的改变已经贯穿到从创作、传播乃至影视观念、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以《老男孩》《万万没想到》为代表的新媒体影视作品总体上更为娱乐化，为迎合网民趣味，其价值观越发趋向对主流价值观的挑战和对所谓庶民价值观的弘扬。以颠覆传统、颠覆中心、推崇个性为特点的新媒体为各种非主流价值观提供了传播空间，这种对主流价值观的消解、改写并不仅仅发生于新媒体之中。事实上，新媒体语境下影视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也嘈杂无序，甚至不时离轨。诚然，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构成空前复杂，阶层利益诉求差异极大，导致价值观念多元化，这是有其客观现实性的，社会发展应当允许不同阶层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诉求。但是，经过表达和相互碰撞后，应当形成相对统一的共识与主流价值观，才会最终有利于社会发展。
注释：
①[美]约翰•费斯克：《电视文化》，第119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该微博网址：
③转引自张曦《郭敬明的“硬伤”：不懂电影语言用品牌塑造人物》，
④[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1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农业科教片 媒介联动 传播实效
1972年，美国两位年轻的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M・McCombs & D・Shaw）通过舆论调查和对传播媒介的内容分析，提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某些话题经大众传媒不断宣传和强调后，会对受众产生暗示作用，从而使受众认同这些话题的重要性”①。纵观农业科教影视片传播的历史和现状，分析科教片传播实践证明，应用议题设置理论创造连续不断的舆论传播以形成一定的影响，能有效提高影视媒介传播先进科学思想和现代技术知识的效果。
议题设置理论的应用价值
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而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最有效媒介就是电影电视，尤其是电视。广大农民在发展生产和建设家园的实践过程中非常渴求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是农民致富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桥梁。但是随着媒体的多样化，农民对科技知识的获取是多渠道的，影视媒介传播教育科学知识对农民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农民对知识点的实际需求和影视传播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农民急需的一些科技知识不能马上得到满足；影视媒介传播对农民产生影响有限，或者说影视媒介的传播愿望并没有最大化的得以实现。
影视媒介的传播愿望为什么和农村受众的实际需求产生了距离，问题出在哪里，最近开展的“吉林省农村对农业科教影视需求调查”显示，产生诸如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传播的内容和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实际需要相脱离；二是影视媒介播放科教片的时机与农业生产季节不对称；三是影视信号的流动性与不可再现性，给农村受众学习和实践造成困难；四是影视媒介传播的科教片主题和内容比较分散，未能形成一定的议题，对农村受众的影响有限。
根据一个时期国家的“三农”政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方针，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关心的新技术推广、新农村建设等热点焦点设置议题，并根据议题组织农业科教片的制作和传播，这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越来越被农业影视制作者和传播者所认同。就目前来看，影视传播者在认识上已经没有问题，而是实践中尚有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探讨。笔者认为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是：农业科教影视的议题设置还未形成规模化和常态化；议题设置和“三农”的实际需求还有距离；议题设置的盲目性和不合时宜的情况屡有发生。这就势必造成媒介的愿望与现实相脱离，不但没达到传播的目的，反而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科学合理地设置农业科教片议题
媒介怎样设置农业科教影视片的议题才是科学合理的呢？实践证明，科教影视片对农村受众的舆论引导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性工作。相对于城市受众而言，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农民生活的特殊性等特点，要求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要处理好宏观议题设置和微观议题设置的关系。宏观议题设置是指以传播理念和思想为议题，而微观议题设置是以某个先进技术和具体知识为议题，宏观议题设置是“面”，而微观议题设置是“点”。处理好“点”的选择与“面”的传播关系，以“点”带“面”和“面”指导下的“点”的合理设计有机结合，才能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比如，当前把低碳农业作为议题设置的“面”，那么在这个“面”的指导下，就要设计若干个与“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点”，如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利用农家肥生产有机水稻、科学利用土地资源、自然能源的利用等一系列农业科教片的累积播出，以及同一点的不同角度、侧面的科学解释，如肥料和农药的科学使用，可以拍摄若干诸如农家肥使用、生物治理病虫害技术、化肥的科学适量施用、太阳能的利用、沼气开发、循环农业生产技术、再生资源利用等科教片。这些都是对低碳农业这个“面”的议题的最好阐释。而“点”的累积传播，也就实现了“面”的议题设置预期。
按照议题设置理论，电影、电视媒介可以通过设置事关“三农”的特定议题，形成或影响舆论，进而引起农村受众对某一问题重要性的注意，也能改变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接受某个科学理念和科学知识，媒介也实现了理想的传播效果。
真实是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的生命
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的设置必须建立在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客观实际基础之上，选择带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生活常识等，而且必须是最先进的，是“三农”最需要的。如果影视媒介对设置的议题不加选择，传播一些农民已经掌握的知识，甚至是落伍的思想观念和过时的技术，自然不会引起农村受众的注意，也就达不到传播的目的。
农业科教影视议题设置要真实地反映“三农”的现实，通过突出某一个方面和选择有意义的内容来“构造世界”，引导农村受众共同注意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一些受众可能会做出不同反应的方面。比如水利建设、低碳农业、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集中一段时间播放这方面的科教片，受众的注意力就像被 “聚光灯” 笼罩着一样集中而具体感受到议题设置的中心，把农村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到一个“点”上或者某个“面”上，对所设置的内容的理解和接受效果就好得多。但是，媒介的议题设置如果和客观实际相背离，或者远离客观实际，就会产生错误的舆论，其结果是媒体设置议题的失败，甚至导致不良的社会后果，还会使受众对媒体失去信心，媒体的公信力也将下降。
议题设置对受众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农业科教片在设置议题的时候，要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和慎重的态度审视议题的真实性，从议题的提出到围绕议题组织农业科教片的制作传播，都要以警觉的目光审视议题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议题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实际需要的一致性。农业科教影视是为“三农”服务的，就要充分考虑农村受众的导向需求，只有符合受众的导向需求，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效果才能凸显，才能更好地达到为“三农”服务的目的，这样的议题才具有真实性。
议题量的优化与传播时机的把握
影视媒介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设置多少农业影视传播议题为好呢？应该说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农村受众对外界信息的接受是有限度的，对信息的接受量有自然的选择性，首先对和自己利益相关的信息比较关注，而不同时期，农村受众的利益也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无疑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自然规律不无关系。此外，农村受众收看电视的时间，也是议题设置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农忙时，农民收看电视的时间比农闲时要少一半以上，而各个地区的差异，也决定农村受众接受农业科教影视片的时间不尽相同。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农业科教影视片的宏观议题日程不能超过三到五个，这样有益于强化一个时期所要向农村受众传播的主要议题，也和社会一个时期的热点、重点相吻合。而在限定的议题中，也有主次、轻重之分，不可能完全均等。假设以水利建设、低碳农业、新农村建设和农民权利四个议题为例，水利建设可谓首要，媒介应该给予重点关注。
议题的传播时机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议题的确定和设置，另一个是把握议题传播时间。设置议题和社会大环境相一致，和一个时期国家的工作重点和热点相一致。媒介根据国家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社会的热点，很容易制定和一个宏观的议题。而把握好议题传播的时间，则是媒介要细心考虑的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内地和沿海等地域的差异，决定对电视媒介接受的时间各有不同，亦有相同之处。不论哪个地区，17点至21点是农村受众接受电视媒介的黄金时间。北方农闲时（每年11月到次年3月）上午8点至10点，是农民收看电视的第二黄金时间，其他时间则为收视率低频时段。
受众的接受能力影响着农业科教片议题设置
农村受众的认知能力和文化程度也是限制信息接受量的重要因素。据吉林省农村对科教影视需求调查，吉林省农村人口普遍学历为中小学，高中或大专以上的很少。农民对科教知识的认识认知程度在提高，但由于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决定了对信息接受能力和接受量的限制。农村受众能够感受到的与其利益相关的议题，例如新的致富技术、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等，能比较快地产生效果，而与农村受众关系不是很密切、一些不易直接感受到的或者比较抽象的议题，比如乡村政府信息公开、农村城镇化、农民素质提高等，产生效果的时间相对就比较长。那么，就不同媒介来说，电视的传播效果短，而报纸等纸媒产生的效果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流媒体相对于平面媒体的一个弱势。因此，电视媒介在进行议题设置的时候，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特点，根据所设议题的性质，恰当地选择议题设置的时间，就可以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
现代传播已经不再是媒体的一厢情愿，受众的主动接受并形成双向反馈是当今传播的特点。那么，农业科教影视片要实现传播的最大化，达到理想的效果，就要在议题设置的时候充分考虑农村受众群体的接受能力和心理素质等因素。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伯通过对受众选择性心理研究发现，受众不论是对媒介的选择性接触，还是面对信息公众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都受同一心理机制的制约。农村受众的心理结构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随着媒体数量的增加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农村群众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认知的自主性也在提高，对信息的选择有了很强的自主性。20世纪90年代前，大众媒介传播什么，受众只能接受什么，农村受众几乎没有选择的意识和自主精神。到了21世纪的今天，媒介选择性的增加和农村受众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导致选择信息的主动性更强，现今，媒体独家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电影电视媒介传播的农业科教知识信息，只有农村受众需要，才会得到认同和接受，如果传播的信息和农村受众接受的心理距离过大，和农村受众的利益不相干，哪怕电视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播放，也不过是媒介的自言自语，农村受众根本不会买账。因此，要使农业科教影视片议题设置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考虑农村受众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为“三农”服务的农业科教影视片传播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注释：
①张宁：《试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国际新闻界》，1999（5）。
参考文献：
1.逄格炜、李艳英等：《农业影视创作与传播》，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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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国良、李本乾、李明伟：《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现状分析――我国首次就传媒“议题设置功能”进行抽样调查》，《新闻记者》，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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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阐述了体育传播的相关概念，研究综述了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生活影响，即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和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希望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关键词：体育传播 体育生活 影响
所谓体育传播就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人类体育信息（包括体育新闻、体育知识等信息）传播活动。在体育传播中的信息，以文字、图像、声音、数字等形式存贮在报刊、图书、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介质上，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从而达到其体育文化传播的目的[1]。体育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是传播学的子学科。体育传播的相关学科主要有：体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具体而言，体育传播研究的学科基础主要是体育学、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随着传播的兴起及研究的深化，体育传播的研究领域受到重视，而且从不同的程度影响人们的生活。
一、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的影响
关于体育传播对受众的体育价值观产生影响的研究在国内外有所研究。如荆光辉等人在《我国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探析》中论述了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中体育需要、体育观等问题。其中教育与宣传对大学生体育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新闻报刊、杂志的宣传与引导能有效地触发大学生体育生活的思维共振与行为互动。刘德佩和苗大培都对体育价值观进行了论述，其中大众传媒是体育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2]。许仲槐对广东部分开放城市居民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在影响居民体育价值观形成的因素中居第六位[3]。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以来，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对大众传媒机制的解释，受众的社会化过程的影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的焦点。 因此，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的体育价值观和行为的效果问题的研究变得特别的重要。 以上的研究综述可以说明体育传播对人们体育价值观、行为的影响已经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否人们接触不同媒介会有不同的影响？还未见研究。
二、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
国内外关于体育传播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的促进作用的研究主要有：陈天仁的研究认为“在影响青少年学生体育意识和正确体育价值观逐步形成的诸多主要因素中，大众媒介体育信息传播是首位的，其次是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 [4]，英国Goodger等人对柔道项目的电视转播的研究，发现大众媒介中体育传播能够激发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在张松贞等人的调查中，发现居民最初参加体育运动的影响因素中主要是受了同伴朋友的影响（49.2%）和大众传播的影响（37.5%）[5]。文葭等人的研究认为：“学生所受的各种教育都离不开媒介和电子传媒作为提供体育信息的主要渠道，对中学生体育意识的培养形成 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电子传媒传播正确的体育信息， 对中学生的各种体育意识和理念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正确引导和培养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意识” 。符巍的研究表明，电视传媒作为大众媒介中普及率最广，影响力最高的一种媒介，对人们了解体育，欣赏体育到爱好体育参与体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体育生活。（37.5%）。王晓莹关于电视传媒体育信息的传播对北京市城市居民体育生活的影响的研究证实“电视体育传播对激发人们的体育兴趣和帮助人们尝试锻炼有一定作用，同时，对人们体育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还指出：“接收电视体育传播越多的人，其参与体育的比例也越高[6]。李勇勤等通过调查认为，体育新闻媒介的宣传对大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会产生多方面积极的影响，如“87%的女生和87%的男生认为自己受体育新闻报道的影响，参与或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同时，体育新闻宣传对大学生“对体育意义、概念的认识”、“运动水平提高”及“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等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7]。
综上研究来看，很多研究者公认传播会对人们参与体育活动产生影响，并认为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传媒是影响因素之一。但是否所有的媒体接触都会对人们体育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介接触的消极影响之一是导致人们的体育参与行为的减少，如何去验证？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未见研究。
三、体育传播对体育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
关于大众传媒对体育消费行为影响的专门性研究还不多见。但是有研究者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体育消费的因素中，大众传媒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张西平等对影响我国体育消费的因素研究中指出群众的体育消费受到包括“新闻媒介对体育的宣传力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余军标等对厦门的调查认为在“激发体育消费中诸因素”中，大众传媒占第五位（3.93%）[8]。另外，应该认识到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体育信息的需求和获得体育信息的消费应该成为体育消费新的增长点之一。
前文从以上几个方面主要概述了与本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他还有很多成果在此未能——引用。在已有的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对大众传播对体育价值观及体育行为方式影响进行了肯定。但体育传播对受众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影响程度是多少？不同的媒介种类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媒介内容对体育价值观和体育行为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还有影响受众媒体选择的因素与未来趋势是什么？面临媒介对人们体育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学校体育面临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体育教育的问题等都需要系统和深一步的研究。
四、结束语
从以上有关的研究成果中发现，关于大众媒介与学校体育的发展及对人们的影响研究尚不多见。可见，有关大众传播与学校体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研究，即使是一般的关于大学体育和大众传播的研究也较少见报导，这种状况是亟待改变的。体育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涉及到大众传播，揭示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对人们影响的规律，可促进体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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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涵盖 共享权威数据信息
据了解，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报刊协会成立于1991年，是国家广电总局主管和指导下，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的一级社团，电影报刊委员会为该协会下属四个专业委员会之一。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电影报刊委员会逐渐停止活动。2011年年底，经电影局和宣传司批准，委员会筹备重启。
不同于20年前的电影报刊委员会，恢复成立的电影传媒委员会除囊括全国重要的专业报刊和大报的文艺评论版，还将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纳入其中，几乎涵盖了目前有关电影宣传评论的所有媒体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还将建立电影信息资源会员共享机制，会员媒体可以从中获取有关电影创作、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改革的各种权威性数据统计、文字图片资讯等信息。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
恢复成立大会听取了电影传媒委员会筹备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报告》，确定了37个传媒委员会会员单位、18个理事单位名单，选举产生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新任会长张建勇在工作报告中指出，电影传媒委员会成立后将坚持正确导向，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努力为推动中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力量；还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电影宣传舆论阵地形成合力、形成共识，形成强大主流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委员会将提高行业自律能力，坚守宣传底线，营造健康、和谐的舆论氛围；发挥行业维权作用，依法保护电影宣传评论媒体和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积极参加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的各项评优、评奖和培训等活动，鼓励电影传媒加强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增强专业委员会凝聚力；此外专业委员会还将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为会员提供良好服务。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
电影传媒委员会会员单位名单
（37）
电影专业报刊：（21）
《中国电影报》《当代电影》《电影》《科漫少年》《电影连环画刊》《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大众电影》《电影艺术》《世界电影》《环球银幕》《中国电影年鉴》《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外军事影视》《电影新作》《电影故事》《电影世界》《电影文学》《电影画刊》《电影评介》《看电影》
其他报刊：（12）
《人民日报》《光明报》《文汇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艺术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
其他媒体：（4）
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电影频道“电影网”、新浪网、搜狐网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理事
单位名单
（18）
《中国电影报》《当代电影》《中国银幕》《中国电影市场》《现代电影技术》《大众电影》《电影艺术》《环球银幕》《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外军事影视》《电影新作》《电影世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电影网”、新浪网
中国广播影视报刊协会电影传媒委员会
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会长：
张建勇（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科漫少年》主编）
副会长：
陆亮（国家广电总局艺术处处长）
胡子亮（中国影协分党组成员、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兼《大众电影》杂志社社长）
李舫（《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张卫（电影频道“中国电影报道”制片人）
王迎庆（《中国电影报》社社长）
陈航（电影频道华兴公司总经理、《中国银幕》主编）
李春利（《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张晗（新浪文艺评论版主管）
秘书长：
何雪峰（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艺术处调研员）
副秘书长：
摘 要：本文主要研究在电影电视与互联网等新媒介在社会发展变迁中融合后产生的新媒体环境下，女性影像文化所受到的影响。在新
>> 新媒体视域下的文化传播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新媒体视域下微信拜年红包对春节文化的影响 新媒体视域下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构建 新媒体视域下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与调适 新媒体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传承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 自媒体视域下高职院校对本土文化传播的路径分析 人类一体视域下的和谐文化构建 新媒体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新媒体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探 论新媒体视角下的高职院校廉政文化建设 新媒体视阈下佛教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及建议 新媒体视野下高校社团文化建设的研究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场所的影像传播与城市文化构建 新媒体视角下的四川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策略 探析新媒体视域下的影视广告 新媒体视域下报纸发展的新趋势 新媒体视域下的公共危机管理 论新媒体视域下的社会治理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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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房 宁，西北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西安培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专职教师。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这种不同角度的社会转型在总体上造成了舆论的深刻变化:另一方面,我国的大众传播、新闻出版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那么社会转型时期媒介舆论的特点如何,媒介舆论对处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形成时期的青少年的影响怎样?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转型期媒介舆论的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冲击与震荡。瞬息万变的舆论在社会巨大变迁的影响下,表现出独有的特征:
1.媒介舆论的迅速扩张及其主导地位的不断强化。
舆论的扩张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而发展的,如今不仅旧的传媒,报纸、杂志、书籍,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发挥自己的优势,而且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Internet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更为媒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发展潜力。舆论借助多样的传播媒介广泛进行传播、渗透。
媒介舆论不仅涉及众多的传播媒介,同时它也无所不揽,无所不包,涉及范围极广,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还是新人、新事、新风尚,或是社会的正面、侧面、负面的事态和问题,都是媒介所论及的对象。可以说,媒介舆论的触角,近及周围事态的发展,远涉海外发生的重要事件;能触及事态发展的细微末节,广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特别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日益发展,印刷投递和电子传播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为更多的受众提供了接受舆论信息的条件,不仅可供事态发源场的群众接受,而且也为远离事态现场的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得知,媒介舆论成为舆论传播的主要形式。
2.媒介舆论是人际舆论的延伸,同时增强了人际舆论的穿透力。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舆论的变化通常只是词句上的,舆论的深层结构变化极少。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变化,舆论也交织着对昔日的留恋和对未来的憧憬:改革的深入,触及到人们基本生活态度和现实利益,公众由兴奋转为迷茫:对物质利益的短期行为的追求使社会公众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浮躁的心态。这些变化带给公众的是分裂的、浮躁的心态和矛盾的、情绪型的舆论取向,社会转型在总体上造成的舆论的深刻变化,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由于地区、城乡、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以及社会流动人口的增长,又造成了社会群体的分化和舆论的分散化。
所有这些社会领域的变化,都进入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视野,而媒介又通过不同的方式,将这些细小、微弱的心态与舆论的变化进行总结,给予现实的、理论上的诠释,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诸如新闻报道、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反馈到公众,形成舆论导向,它是在低层次的公众舆论基础上的加工、再现。
3.现代媒介舆论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虽然媒介舆论涉及的范围极广,但大多都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潮流,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进行报道,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引导着人们的生活。虽然媒介并不等同于舆论,但媒介的特性与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媒介的言论代表了一定范围内的舆论。
同时,也应看到在一定时期媒介舆论的指向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舆论误导。改革开放是我国当代全民关注的社会变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众传播媒介对舆论的作用不同于以往,当代舆论的惶惑、情绪化和分散的特征,除了社会变迁与公众本身的素质因素外,这些舆论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与媒介的引导失误有关。就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媒介而言,一位社会学家写道;“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报纸,我们的舆论部总是给人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譬如,在一段时间内,报纸上就不断宣传‘大款’们挥金如土的‘豪气’,杂志上不断报道‘大腕’们形形敛财手段,影视、银幕上不断出现比西方‘阔佬’还要‘阔佬’的生活方式……大众媒介的‘倾斜’造成了社会热点的‘倾斜’,大众媒介的‘滑坡’造成了公民们道德上的‘滑坡’,大众媒介的‘失衡’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群体‘躁动现象’不过是这些‘倾斜’、‘滑坡’、‘失衡’的一种现实反映”②。这些尖锐的批评说明了在一定时期,媒介舆论确实可能由于引导失误而引发局部震荡,因此,媒介舆论应进行合理的宣传、引导。
大众媒介在社会行为规范和思想准则方面,对个人意见和群体舆论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和潜移默化的。社会化和间接影响理论把大众媒介视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的重要社会影响之一。传播学者德弗勒指出:“丰富的文献显示出.儿童和大人都从各种媒介,特别是从电影和电视,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既然大众媒介舆论对人的一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那么对青少年的影响如何?
二、媒介舆论导向对青少年的影响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处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社会化过程尚未完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学习社会的文化规范和行为模式是其主要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高科技、信息化时代,青年一改过去的完全受教育的客体地位,成为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力军,其主体地位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与不平衡,青年期不断向两极延伸是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主要原因是社会愈进步、愈发展,成为合格社会成员就愈难:理想与现实、依赖与独立、封闭与开放的矛盾在青年身上的表现非常突出,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与需求;可塑性强,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在大众传播媒介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更是如此。
社会化和间接影响理论认为:当个人接触媒介的时候,其实他并非是完全独立的个人,他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人也不只是以个人对刺激做出反应的有机体,在发表意见和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期望和可能的反映大,都会在瞬间有意无意的顾及到。而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当代群体或组织对个人提供社会期望的重要源泉之一。媒介通过描述各种群体或组织的稳定模式,从而间接对个人的意见形成、意识形态和倾向产生影响。
个人社会化的内容包括众多的方面,如果作粗线条的概括,社会化过程可以包括两个基本的层面;认知层面(即个人将各种社会要求、文化因素内在化)和行为层面(即个人学会以社会所接受的方式处理问题,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并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媒介舆论对青少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
大众传播媒介最基本的形式便是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的状况,媒介并不直接向我们提供外部客观世界的简单映像,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经人工精心建构的产品,这种产品反映着生产者的各种选择与判断,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思维形式通过这种选择不断的向外传递。许多学者尤其是批判学派学者的研究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讯息产品中,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系统。他们的研究发现,西方媒介产品,包括那些似乎只是娱乐的娱乐性节目,往往都包含着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念的主题。通过媒介的宣传,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进入青少年的头脑,使之更好的认识、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
2.启迪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
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来塑造媒介人物,宣传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通过对优秀事迹的弘扬,对丑恶事件的揭露、批判,形成自己的舆论视点,通过媒介的传播来影响着正处于价值观、道德观形成时期的青少年。好的人物形象、人物事迹能涤荡他们的心灵,而对诸多社会腐败、道德沦丧等事件的批判,则又为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敲响了警钟。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今日说法》等节目,之所以受广大青少年,尤其是青年人的喜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所报道的无论是先进的人物(如《东方之子》栏目),还是旨在揭露社会事实的节目(如《焦点访谈》),不仅传达了知识(如《今日说法》节目),同时能启迪人的思想,发人深思。
3.媒介舆论对青少年树立新的观念、追求时尚生活、为自己人生准确定位具有极大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中国青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具体可概括为;(1)对邓小平理论的高度认同,具有共同的理想和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2)普遍追求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统一,具有积极向上,务实进取的人生态度;(3)普遍接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观念,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普遍增强;(4)学习热情高涨,视野更加开阔:(5)追求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追求时尚也创造着时尚。虽然不能说这些特点的形成都与媒介舆论有关,但确实与媒介舆论的导向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其潜移默化的结果。
媒介以其自身时效性、快捷性的特点,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法规政策给予解释、说明,抓住社会热点、重点问题给予报道。媒介在报道社会经济、文化、消费生活时,一方面传播着一部分人的生活价值取向和时尚追求,同时也影响着另一些人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转型期的社会是迷茫的、矛盾的,处于世纪之交的青少年更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既有传统文化沉积的传统性,又要面对现实纷繁社会的复杂性,何去何从?媒介舆论通过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当然不是指全部的媒介舆论),让青少年更好的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认识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更好的树立自己人生的目标。
4.媒介舆论可为青少年的行为与发展树立榜样
英雄人物、榜样人物的宣传和塑造也是媒介舆论的重要内容。大众传播社会学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已积累的大量成果说明,人们、尤其是少年儿童,从接触媒介信息中模仿新的行为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进行的“电影与行为”大规模研究发现,少年儿童在很大程度上模仿学习电影明星的风度习惯,讲话风格,外在行为以及服装款式④。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青少年正处于心理第二次成长期,具有可塑性,因此好的舆论导向,好的榜样的力量,有助于培养其健康的人格,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处事态度。这就要求我们的传播工作者在进行舆论宣传时,应该树立青年观念,考虑到青年发展的特点,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是时展的产物,它为青少年发展带来极大益处,产生良好的影响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它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青少年物质利益价值取向的影响。
媒介舆论在对社会职业及成功人士宣传时,容易形成一种职业上的偏颇,误导青少年形成一种错误的职业观,注重利益,导致拜金主义及金钱至上。现阶段,青少年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更注重那些实用性,能够带来较大经济利益的专业,如贸易、计算机、英语,而较少涉及那些基础性的学科;在学习的过程中,较注重当前利益,注重热门学科,而忽视基础学科的学习:在选择职业与工作地点时,更加注重经济利益.选择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趋向,这一方面是适应社会发展对自身提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与社会的舆论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
2.对青少年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市场经济在激发公众的物欲追求方面,呈现一种无限膨胀的趋势,当生活好转时,人们便容易形成这样的价值观念:即用高档消费来象征财富、地位和荣耀。与此同时产生的大众文化,经过大众传媒的推动,迅速占据了人的闲暇时间,这种现象在青少年身上则表现为两个失衡:一是物质消费大踏步地向高档次发展,精神消费则严重滞后;二是在精神消费中重娱乐消费,轻读书学习,在生活中的直接表现则是追求名牌、高消费,形成一种盲目攀比的风气。
3.对青少年道德追求的影响。
近年来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青少年的道德水平下降,道德滑坡。多种社会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北京青年状况调查”表明,他们相当的愤世嫉俗,不同程度的认为当前道德沦丧的占六成多,有七成的人认为应当提倡奉献精神;但在现实中,却有半数以上的人采取少奉献和不奉献也索取的态度⑤。我国现实的显舆论中,对道德的呼唤相当强烈,但在实际生活中,道德的提升是有限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普遍的自我道德高估心态。
因此,大众传播媒介与其大量揭露某些道德滑坡现象(适当揭露是必要的),或者激化人们内心的道德矛盾,不如从生活细微处人手,利用人们的自我道德高估心态,正面唤起个人心底对道德的追求。如果说儿童是一张白纸,那么青少年则是一幅没有染色的风景画,他们是未来,是希望,如何引导青少年健康地发展,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也同时对媒介信息传播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传播信息时要有强烈的青年意识,充分认识和发掘具有新闻价值、观念价值、思想道德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的青年题材,考虑到青年的特点,更好的发挥媒介舆论的导向作用。
注:
①③⑤陈力丹:《舆论学一舆论导向研究》,P61、81、28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②邵道生:《中国社会的困惑》,P23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④张永华:《大众传播社会学》,P27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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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文化思潮；当代文学观念；阐释；影响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43-02
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说过：“文化如果不能大众化就没有生命力。”而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如果无法实现大众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媒介是文学向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1]。媒介文化不仅传播文学产品、文学思想，也反过来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在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相应的媒介文化思潮，这是文化发展规律。故研究当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必然要站在媒介文化思潮的视域下。
一、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
探究媒介文化思潮如何形成，首先要了解媒介文化。它是由媒介、文化及大众媒介生产的文化产品构成的文化形态，是人们物质与精神生存方式的综合反映。媒介文化涵盖了影视、网络等不同类型文化，具有推行社会价值规范等社会功能。而媒介文化思潮则是“以媒介文化视域为背景，以大众媒介为途径，对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评价，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理论揭示物质生活属性及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形态”[2]。
作为媒介文化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当代文学，“特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运用四分法将其划分为新时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四个阶段” [3]。当代文学观念主要形成于新世纪文学阶段，是对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直接评价。而当代文学观念形成的主要时期，也正是媒介文化思潮波动的重要时期。二者的时间重合并非偶然，而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二、媒介文化思潮对当代文学观念的影响
文学观念的形成是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而文学艺术的发展又与媒介文化思潮的发展紧密相联。可以说，媒介文化思潮的涌现是对当代文学观念的阐释。其复杂性与多元化背景，是对当代文学精神、文学转型、文学现实格局等观念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艺术品质呈现精英化与大众化两个极端。在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文学艺术作品的品质自然划归于精英化与大众化两个层次。这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阶段。从对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来看，大众化文学艺术作品显然更具有传播力。虽然精英化文学艺术作品自有其小众群体，但在传播广度和深度上远不及大众化作品。这种两极文化虽然并非稳定的常态，也存在相互渗透的现象，但很难聚合为一体。这是少数文学艺术作品无法融入媒介文化思潮的原因之一。
文学艺术价值具有展示性与膜拜性。这是由不同艺术价值判断基点决定。复制性文学艺术作品在新世纪文学时期较为常见，也是媒介文化评判的焦点。抛开原作品的艺术价值不谈，其被模仿的现象本身已体现了文学艺术价值的膜拜性与展示性。但机械性地复制，非但达不到原作的传播效果，还有可能降低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平浅艺术观照。此类文学艺术作品必然被媒介文化思潮所湮没。
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像化。文学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文字。但随着科技发展，影像技术不仅掀起了科技浪潮，也对传统的文学艺术作品形式产生了冲击。人类的阅读不再以文字形式为主体，而是步入了文字、影像、声音等形式并存的时代，这是社会文化发展与科技革命形成的必然趋势。但从媒介文化思潮来看，对文学作品影像化的评价以批判为主。实质上体现了文字语言与视觉语言在叙事风格与形式上的权力制衡。
三、媒介文化思潮下的当代文学观念
当代文学观念的形成是在媒介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媒介文化不仅改变了文学艺术的品质、价值和表现形式，制衡文学观念的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创作自和艺术性，对文学艺术的阐释、文学形态和文学理论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一）媒介文化思潮下的文学阐释
文学阐释是大众对文学艺术作品的理解与诠释，受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不同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阐释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阐释，既体现了历史时代、地域文化对大众审美与精神世界的影响，也暗存媒介文化思潮的社会环境影响，以及媒介文化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力制衡。即文学艺术作品的精神价值与媒介文化的传播与生产紧密相联，并且保持同步。其次，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转型阐释，应与媒介文化思潮的变化同步。也就是说，媒介文化思潮的不同历史阶段，催生了文学艺术作品的转型。如近年来媒介文化思潮向网络文学转型，随之而来的是网络文学走红，不断有网络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而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是当前媒介文化思潮的主流，体现了大众媒介对网络文学的认可。同时这次历史转型，也标志了传统文学向新媒介文学的转型。再次，媒介文化思潮引领文学现实格局的阐释。当代文学观念所经历的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我国媒介文化思潮涌现的四个阶段。如当前媒介文化思潮中涌现的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介文学，以报刊、广播、影视为传播媒介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影像化格局。可见，文学现实格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媒介文化背景下，存在不同的阐释，这是由媒介文化思潮的主导地位决定的。
（二）媒介文化思潮下的文学形态
不仅文学阐释观，文学艺术的表现形态也受到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观受到影视化叙事风格的影响。在新世纪媒介文化思潮中，文学作品的影像化表现是格外受到关注的现象。一方面是文学名著改编影视作品，其创作母体是文学作品。不仅我国的多部文学名著走上荧屏，国外很多优秀名著也纷纷搬上大屏幕。名著改编影视作品的媒介文化思潮，推动了文学作品叙事形态的影视化。
另一方面是影视同期小说，此类文学作品在创作中已融入影视化的叙事风格，自觉、主动地以媒介文化思潮为起点进行创作。在这一方面较为明显的是由剧本改编小说的现象，也有剧本与小说同步创作的情况。从文学作品形态来讲，这些作品的归宿已不再是文学本身，而是影视作品的媒介形式。其创作母体也变为影视作品。这类文学作品受媒介文化思潮的影响颇深，无论从初始创作意图到终极文本，再到后期的影视作品，虽然文学表现形态在变化，但其内核仍然是影像文学。虽然其与媒介文化思潮最为贴近，但作品评价往往不会超过同期影视作品，成为新世纪媒介文化思潮下特有的文学形态与文学现象。
（三）新媒介思潮下的文学理论研究
所谓“新媒介文学”是指以网络媒介为代表的一系列文学活动。从网络文学的创作方式、理论话语建构、传播形态和文学活动本质等多个角度来看，都与传统文学存在较大区别。作为时代产物，网络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的常态之一，也是未来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从创作方式来看，网络文学以媒介文化思潮为起点，创作题材与体裁灵活多样，更贴近大众审美需求。从传播形式来看，网络文学以互联网为传播介质，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满足了当前大众碎片化阅读的需求，更贴近大众传播需求。从文学活动来看，网络文学存在“小说接龙”“动态交互诗”等新颖形式，提升了创作过程中的互动性，使参与者感受到强烈的体验感。从作品形式来看，网络文学作品在借鉴电视小说、电视散文等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基础上，多与多媒体技术结合，为读者提供立体阅读体验。从理论话语权方面来看，网络文学已具有相对稳固的文学地位。一方面传统文学体制下的话语权在向网络文学偏移，文学评论越来越多地关注网络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文学奖励机制开始接纳网络文学作品，从《蒙面之城》入选“第二届老舍文学奖”开始，标志网络文学已融入主流文学作品，也融入了媒介文化中。可见，新媒介文学已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主要流派之一。
总之，媒介文化思潮是当代文学观念形成的催化剂，是当代文学观念发展的航标。媒介文化的传播功能是为当代文学走向大众化提供了广阔的渠道，而媒介文化思潮代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向多元化、大众化转型。可以说，它既是对当代文学观念的阐释，又对当代文学形态和理论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反过来，文学观念会引导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又通过媒介传播文学思想，从而影响媒介文化传播。故媒介文化思潮与当代文学观念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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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热兑. 探析传播媒介演变对文学传播的影响[J]. 中国报业， 2015（04）：85-86.
电视，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节目的地位和作用无需赘言。从1958年开始，我国的电视发展到今天，一直都承担着传承文化发展、传达国家意志、服务广大人民的作用。在解读国家大政方针、塑造国民的精神品格、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所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不仅普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可见，充分发挥舆论媒体的作用，弘扬主旋律，让中国文化内涵通过电视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未来，才是电视节目宣传的目的所在。
然而，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倾向，已经成为当下电视文化生态中的一大顽疾。这种倾向在追求娱乐至上的同时忽视思想内涵、排斥审美追求、拒绝承载社会责任，甚至取代了电视节目新闻宣传、教育、审美、传达公共政策、引导社会舆论等功能，令观众所触及的电视视野变成日益干涸的精神荒漠，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一、电视节目低俗化问题的根本原因――受到当前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影响
许多人认为，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把文化导向了低俗化，或者说是媒体助推了文化的低俗化。这种解读固然是看到了当前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的强势地位与作用，看到了大众传媒对人们的认知方式、行为的决策、品格的塑造以及社会教育与评价等方面的深刻影响，但是，这种理解却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大众文化对传媒有着更为深远的文化影响。
从文化层面审视，低俗电视节目的风行至少表明这种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追捧，或者说，这种节目的趣味被许多人所接受，而这恰恰说明了当前社会文化的形态。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电视节目的低俗化其实是媒介文化与社会文化强势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媒介单方面的强势影响。实际情况是，当代中国正经历一个由前现代向现代、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以及由封闭的一元性社会向开放的多元性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一方面导致了社会秩序普遍的失落与大众行为的普遍失范，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则表明，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社会心理往往趋于脆弱甚至迷茫无助，并会伴随着产生诸如“物欲化、粗俗化、冷漠化、躁动化、无责任化和浮夸虚假化”的“病态社会心理”。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人们更倾向于强调感官刺激、消遣娱乐而无视净化精神，纯娱乐性信息因此更受追捧。电视节目的低俗化趋势正顺应了大众的这种需求，因为它在使受众从舒适和愉快中直接兴奋起来，却不要求太多精神上的努力，它可以使人在几乎不需付出的情况下就能获得。
不难看出，低俗电视节目的文化实质是媚俗，是大众传媒对受众趣味的曲承与迎合。需要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固然能引导舆论、指导时尚，但是，社会意识形态与公众趣味才是大众传媒舆论导向的方针、立场以及它所倡导的文化态型与趣向的决定性要素，因为，大众传媒的价值取向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市场化态势下，大众传媒的文化定位与节目风格，特别是娱乐化节目的文化定位与节目风格则完全取决于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公众的文化趣味。也就是说，当代传媒低俗化的实质是大众传媒在迎合社会公众庸俗、不屑的需求心理与文化品位。通过这种媚俗性曲承与迎合，大众传媒获得了它想要受众关注率，并从广告商那里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二、电视节目低俗化问题的主要原因――传媒市场化运动的不断深化
传媒市场化运动对当代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传媒自身而言，传媒的身份及其传播理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实际情况，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这种双轨制赋予大众传媒以双重属性或身份：一方面，传媒是为公共服务的社会舆论机构。这种身份要求它应能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作一个高明的舆论引导者与社会公正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传媒又被作为是自主创收、自谋生路的企业主体而推向市场，必须自谋财路以支撑自身的运营；换句话说，媒体只能凭借其产品的优良品质以赢得市场份额，从市场份额的回报中获得再生产的投入。
当前国内许多媒体的所有权变更为独立法人企业，利润压力接踵而来，电视收视率下跌，新科技的出现，都促使媒体管理者转向运用市场策略，找出受众兴趣，以维持媒体的竞争优势。然而正是由于利润压力的无限扩张，使得低俗化新闻理直气壮地宣称：“读者要，我们就卖！”更加重要的是，利润对于媒体的生存特别是其承担起“第四阶层”或“第四权力”角色意义重大。
在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看来，自身难以自主、牢牢受制于商业逻辑的新闻节目直接受到了需求的支配，譬如节目收视率、广告份额等已然成为了衡量媒体实力的主要指标，经济资本的数量将直接决定媒体在新闻场中占据象征资本的总数，而媒体一旦掌控了相当的象征资本，则意味着该媒体的符号权力/资本能够在大众文化生产过程中拥有强大的话语号召力，即所谓的符号霸权，基于此，媒体就能更好地吸引广告客户，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资本。
三、电视节目低俗化问题的重要原因――受众对媒体节目的新要求以及媒体忽视新闻专业理念对受众的无下限迎合
在高度商业化的媒介社会里，人们的注意力在大大缩短，大家只关注能抓住眼球的血腥、色情、搞笑、丑闻的画面和内容，对他们身边应该关心的自身问题并不特别关注。结果广告商为经常会为播出这样内容的媒体节目提供大量的赞助或特约播出。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认为：“媒体的日趋商业化和争抢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促使大量偏离新闻理念和基本原则的坏新闻涌现――新闻不核实、不准确、不公正、猜测、低级趣味”。
但是，这条以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为主要载体的“高速公路”，对于传统媒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冲击？世界各种文化“并驾齐驱”会不会有“撞车”的安全隐患？社交媒体将给艺术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问题，成了学者们不得不面临的课题。“他山之石可攻玉”，最近，美国太平洋大学传媒系主任Qinwen Dong（董庆文）教授和中国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赵树旺副教授组织了美国太平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访问学者，联袂完成了《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一书。该书在世界新媒体发展语境下，面对人们信息传播消费方式转变，回答了诸如传统媒体该如何面对挑战、学界业界应当以怎样的姿态进行传媒发展趋势研判、怎样在社交媒体中更有效实施“传媒艺术”的创作及批评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而本书在这方面的学理阐释，对于在社交媒体日益发展并带来挑战的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相关学术及产业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学理意义。
首先，《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具有强烈的“发现危机”意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书“冲击”力量来自于扎实的媒体历史知识。该书中的《美国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帕特里克 吉布林Patrick Giblin， 栗文达译）一文与《美国社交媒体对美国报业的影响》（邵宝辉）一文，均回顾了自1690年美国报业诞生以来的重大报业发展史实，用大量数据审视了美国报纸是如何走到“命运确实堪忧”境地的。比如，帕特里克在文章中指出：“报纸的价值降至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并以实例加以说明：“麦克拉奇报业公司曾经是美国第二大报业公司。20世纪90年代该公司股价曾高达每股73美元，其首席执行官曾位列美国最高薪酬执行官之一。现如今，该公司的股价已经跌至每股不足2美元，公司持续裁员，报纸内容缩减，而且还在寻求更多的方式消减开支取悦股东。”可以说，读了这段文字，再一次激发我们思考报纸甚至传统媒体的命运。有人说，“不用担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电台出现时，有人担心报纸‘死’，报纸没‘死’；当电影出现时，有人担心戏曲可能‘死’，戏曲没‘死’；当电视出现时，有人担心电影、报纸可能‘死’，电影没‘死’，报纸也没有‘死’；互联网在出现了这么多年，报纸也没有‘死’啊。”其实，这种观点是或多或少受了中国“两报一刊”的存在现状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特例，而在世界范围内看，报纸产业确实已经岌岌可危了。正如该书进一步指出：“报纸的经营模式遭遇滑铁卢，就算记者工作成绩斐然，也无法保住岗位，就连普利策奖――报业的最高奖项――也无法保证一份长期职位。看看最近俄勒冈州的大卫・斯特布勒以及其他几位知名记者被辞退的事件吧，此前斯特布勒可是刚刚为其报纸获得了普利策奖。”[1]读书至此，读者会深深地被该书的“危机”意识感染，并思考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冲击下中国纸媒的命运。要知道，对于普利策奖，中国报业界可是人皆共知，并以获得这项奖为事业追求，并视为终身荣耀。在美国就连这些普利策奖获得者也被辞退，社交媒体对于传统报业冲击就可见一斑了。看来，以传统“独轮车”的方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最终会被请“下路”的。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香港第一家电视台，也是全球首家华语电视台在2016年2月29日，亚视举行员工大会，临时清盘人德勤代表宣布解散所有员工。这不得不说是传统媒体被挤下“高速公路”的例证。
其次，《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具有强烈的“解决危机”意识。该书中邵宝辉在《美国社交媒体对美国报业的影响》一文指出：“网络对报业的冲击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又是相当‘致命的’。”“不可否认，大范围的网络使用和全新的信息资源加速了报业的衰落”[2]，一定会让报业集团、电视台的从业者看得“大汗淋漓”。但是，最为可贵的是，这本书并非顾影自怜，而是以学者的智慧给出了“出路”，即在现实新媒体语境下为报业等传统媒体找寻一条未来之路。如邵宝辉在该文分析：“首先，报纸媒体在深度调查方面依然保持领先，”“其次，报纸公信力要远远大于网络社交媒体，”“再次，报纸对地方广告与夹带广告的无可替代性。”“越来愈多研究表明，网络阅读经常性是浏览和跳读，且对理解和记忆有负面影响。”[3]这里虽然没有区分读者对可能是一日一期的报纸和甚至半年一期的期刊杂志的阅读习惯的区别，但对于公信力度和调查深度来说，目前确实是纸媒具有优势。可以说，这些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报业热爱者确实能够起到提振信心的作用。
不仅如此，邵文进一步“支招”：“一是更加贴近地方”“二是借力社交媒体”“三是全方位数字发展”“四是多元化经营”“五是支持数字新闻付费”等。[4]这些“招数”并非作者“拍脑袋”来的，而是作者作为一名访问学者，在具有丰富的在中国从事过记者经历的美方导师董庆文教授带领下，深入美国一些地区和集团进行实地考察的结论。例如，作者邵宝辉就专门搜集了美国一些市镇的地方报纸，研究其特色，总结其规律。他还走访了诸如中国鲜有人知的《蜜蜂报》等报业单位等等，尽量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当然，该文最重要理论总结和前瞻还是在于作者研读了大量的参考文献。该文对于重要文献就有多达120余处的引用。可以试想，没有宏阔的阅读视野，对于《美国社交媒体对美国报业的影响》这样重大命题想必断难有“突出重围”的未来构想。
第三，《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仍然拓展了“内容为王”“新评论员”的创作美学和接受美学的理论主张。虽然《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一书强调了“信息高速公路”上“新载体”对“旧载体”的挤压，但是载体应当载荷什么样的“货物”，作者并没有回避。这种强调“内容为王”的艺术创作美学理论，对于“传播策略为王”的主张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有力的匡正。如果说正视危机、化解危机是新媒体给传统媒体从业者尤其是管理者造成的“当务之急”，那么本书“内容为王”意识并没有造成艺术创作者的缺位与疏离。尽管该书不少篇幅论述“介质”的重要作用，但是该书中依然难能可贵地以“主题与内容重构”“评论员”等专门段落进行“非介质”论述，使其能够部分地与传统的“创作美学”、“接受美学”相勾连，因此增加了艺术创作者阅读中的亲近感和阅读后的可操作性，显得“地气”十足。
就创作美学而言，《美国社交媒体对电影业的影响》（张玉芳）在“主题与内容重构”[5]中，作者明确指出：“电影艺术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问题和矛盾，同时吸引观众取得商业利润。”可以说，作者在此处是清醒的，她并没有认为电影唯一价值在于“传媒营销”，而是强调了“反映现实生活”。对于这一点，在“营销为王”“票房至上”的鼓噪下，现实中的一些艺术创作者已经不能较好地“反映现实生活”了。笔者曾担任“金熊猫”电视节评委，曾经做过一次统计，一个本来产生过伟大哲学家、思想家的国家，他们选送的作品10部中就有7部热衷于怪力乱神，、抢劫、凶杀、、虐童等充斥其间，其情节荒诞，其性格冷酷，其色调昏暗。还有一些作品描写家族纷争既无历史感又无现实性，在远离观众现实生活中表现私心、炫耀私产、膨胀私欲而无所不用其极。可以说，这些作品就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一些艺术创作者也误认为观众“就喜欢这个”。作者反驳了这种观点，并为了使艺术的创作者能够写出“人间烟火”，提出了运用社交媒体“将电影观众转变为合作者”“观众可以担负创作者的部分职责”“参与影片创作的组织、讨论影片的艺术风格……”的见解。作者认为，“好莱坞编辑团队经过筛选将最符合剧情的观众建议融入到电影中”，观众作为合著者这一实践“不但挑战了传统的导演主创论，而且扩展了贝里斯 高特的多作者理论，将作者身份赋予众多的观众”[6]。可以说，在实现“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社交媒体这种艺术创作主张，其实也是坚持反映人民精神世界、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历史的维度来考察，中国先秦就有诗官“采风”而成《国风》，当下运用社交媒体进行“采风”，也不啻为是对这一艺术创作传统的继承。
就接受美学而言，该书也特别注重受众在接受环节中的主动作用，并提出了在社交媒体的冲击和影响下如何适应受众的艺术消费与接受是接受美学的新课题。《美国社交媒体与传统视听媒体的共振与互构》（贺鸣鸣、董庆文）专门以“视听媒体的生产方式变革”为独立段落，强调了应当让“施”与“受”互动起来，而不是“受”者的被动灌输。该文以Youtube设置的“电影频道”为例，阐述了观众参与讨论的重要性――“在每个视频内容的播放界面，Youtube都提供了‘分享’按钮和评论功能区域。前者的作用在于用户可以将该视频的网址经由社交工具软件、电子邮件等进行分享。后者的功能在于用户可以在评论的区域发表自己对于该视频的评价，并且用户之间可以就评论本身进行互动。”[7]与这篇文章不同的实际情况是，虽然目前国内大多数的视频网站如“爱奇艺”“优酷”等都进行了这样的“分区设置”，但是这些“分区设置”之外的“分享”按钮和评论功能难以完成或部分完成该项任务，也就是说观众“评论员”的角色还没有有效转化。这种“转换”是观众参与传播甚至直接影响艺术创作的有效途径，一经完成，在理论上也会拓展“接受美学”的理论空间。张玉芳说：“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评论员是专业电影鉴赏家的专利头衔。如今普通观众构成了一类新的电影评论员――非专业的。”[8]这里的“新”相较于在“书信时代”的“观众来信”在各种电影期刊上被“晒”出来，可谓是“革命性”的“新”。因为“书信时代”的这种“晒观点”是具有选择性的，而“社交媒体时代”的“晒观点”是无选择性的、即时的、海量的。可以预见，国内的艺术接受美学的理论视域将随着社交媒体的冲击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正如该书所分析的，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体的感知、态度以及行为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错失恐惧症”理论、“从众心理”理论以及“社会认同”理论等都能解释人们为何热衷于“转帖”与“关注”。
第四，《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并非是信仰社交媒体“拜物教”。该书中《美国社交媒体的信任危机与公关》（金强）一文为社交媒体的狂欢“踩了刹车”。该文对美国社交媒体的危机分析可谓既有现实根据又有学理前瞻。就中国的社交媒体而言，目前在人数使用上仍然存在着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在内容上各种消息“逆袭”“反转”“辟谣之再辟谣”等等案例层出不穷，就艺术传播中的网络“水军”所造成的“收视率造假”、“对正义之声实施语言暴力”等不断曝光。这与金文所列举的美国社交媒体怪现状有相似之处。金强指出，“美国媒体在国家社会的现实公信力”出了“问题”，其主要表现就是速度与真相在社交媒体上博弈、黑客攻击事件频发加速社交媒体信任危机等。还有一种危机就是民众对于国家建设的参与意识明显弱化，正如高菲在《美国社交媒体与新闻生产的变化》一文中举例：“2015年1月Facebook链接最高点阅的消息……这些讯息多为无关国家大事的软性消息或生活消息，报道多附有影片链接，娱乐效果大于吸收讯息。”[9]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某些社交媒体上过之而无不及，大众狂欢不息、娱乐至死方休，“咀嚼个人小悲欢，并将这小悲欢当大世界”。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恐怕是中国国脉不断的力量源泉。“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倘若政府不进行适当的议题设置，倘若人人享受着自己软绵绵的幸福而“拜物教”似的流连于各种社交媒体，倘若“怀疑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意识”，尼克松《不战而胜》最后一页的预言就有可能实现。这也许是最大的公信力丧失和网络安全隐患。
可以说，社交媒体的公信力一旦丧失，政府就将陷入信任危机。基于此，各国政府都加强了网络安全管理。例如：2013年5月，印度出台《国家网络安全策略》，目标是“安全可信的计算机环境”。2013年6月，日本出台《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网络安全立国”。2014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又宣布启动美国《网络安全框架》。2014年2月1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探讨建立欧洲独立互联网，拟从战略层面绕开美国以强化数据安全。欧盟三大领导机构明确，在2014年底通过欧洲数据保护改革方案。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亲自担任组长；、刘云山任副组长。正如本文开篇所说，1994年中国与世界互联网适时接驳，是中国近代以来使用传播媒介与世界最为同步的一次。而这一轮世界各国强化“网络安全”的行动可谓“于我心有戚戚焉”，也达到了“同步”。美国社交媒体与中国国情不同，其发展与影响也许有一定差异，但在共通性方面，《美国社交媒体的冲击与影响》以翔实的数据、缜密的逻辑和辩证的结论，对中国社交媒体未来之路确实具有独特的学理前瞻意义。
毫无疑问，影视传媒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促发了快速发展现状。传媒艺术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构成的最为重要的对象之一，在影响人心、陶冶精神上举足轻重。而围绕传媒艺术的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大规模扩展。按照原有学科门类，传媒艺术长期以来一直置身于文学门类中，分别驻足于文学门类的新闻传播学科和艺术学科中，其生存规则和发展所限也和其所依托一样得失相间。而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过决议，将艺术学独立为国家第13个门类，其中设立5个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成为包容于传媒艺术的一个一级学科。这既和中国艺术文化的地位得到高度重视、社会对于艺术精神价值的更多认可息息相关，也是传媒艺术在新形势下跃升到新的平台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的契机。随着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也伴随着艺术与传播文化的高速扩展，传媒艺术理应顺应时展需要成为一级学科来进一步建设。将视野放大到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传播的力量不亚于物质生存的力量，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重视艺术文化和传播价值是衡量国家文化发展平衡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中国艺术文化建设和传播力量的发挥顺乎自然，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所迎来的新的契机，使得传媒艺术教育格局也将发生重要变化。
影视传媒艺术教育因为艺术学成为学科门类而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就艺术而言，是伴随人类精神发展史而存在的重要对象，更是人类情感抒发历史的主要呈现。艺术学是公认的独立研究对象的学科，但作为研究人类艺术思维和艺术表现形态规律的学科，从来就存在却并非被格外重视，在阶级纷争和艺术形态至上的年代，艺术只是修身养性和小资娱乐的对象，不登大雅之堂的意识也表现在艺术学不太为学术所认可。但传播的兴起改变了艺术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依赖传播而走出象牙塔的艺术，在社会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而随着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艺术传播也日渐具有影响，但限于旧有学科划分，其在众多学科中没有得到专业人士预期的高度认可，不断涌现的对于艺术学地位的议论就情有可原了。人们抱怨的只是被轻视的不满、被划归门类的错误、被另类要求的误解等，所以，合理性的学科门类定位的渴望滋生奔涌也是事理所然。如今艺术学升级为门类后，名分真正确立，接着需要的就不只是理论上成立与否，而是需要观念的进步和自身完善的支持，甚至需要在自立门户时让自身理论基业得到夯实，同时应当在自身独立的精神支柱上论证强化。
首先，随着艺术门类的独立建制，影视和新媒体艺术自身的独立性研究需要加强，确立自身独立身份和自有规律的意识需要强化。其次，有了自主掌握学科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对于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自身差异性与共通性的认识需要更为扎实的理论支持。接着，“传媒艺术”的综合性特征的认知需要梳理，学科包容了戏剧戏曲、影视广播、动画新媒体等，其相互影响使得艺术既有本质如何把握，传播导致变化的异同都需要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新形势下的传媒教育认知
艺术学升级门类后，艺术传播教育所面对的现实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所应对的任务也随之而生。
（一）首当其冲的就是传统传媒的单一性教育面临综合性教育设置的问题。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后，直接带来学科教育影响的就是一级学科的大幅膨胀。此前，在2010年一次全国范围的一级学科调整中，原有文学门类下的整个“艺术学一级学科”增加了包括艺术学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内的13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的艺术传媒学科。按照2011年新门类建立后相应对应调整的原则，这些刚刚获批还没有静下心来的学科迅速跃入快车道：2011年申报新的学科门类下的五个一级学科的学校猛增，一下子就有424个学科申报点，其中报一级学科硕士点35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68个。和传媒相关的一级学科申报超过100个学科，其中报博士点一级学科中的“戏剧影视学”有17个学科，报硕士点一级学科“戏剧影视学”的有89个。显然，过度增长的学科遭遇到共同的问题：如何适应获批后新的学科建设和方向调整，尤其是综合性的人才培养问题。比如，即将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中“戏剧影视学”初拟设定11个专业：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制等。其中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而研究生培养的二级学科目录初步确定为：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戏剧影视表演、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编剧、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戏剧影视摄影、戏剧影视音乐与录音、播音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教育。其中也几乎都涉及或包容影视传播。影视传媒的时代需求不言自明，但综合性的传媒艺术学理建设还需要假以时日来巩固提高。
显然，综合性是时代走向，也是传媒更好发挥时代影响力的内在要求，而影视传媒在成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定位上，不能不扩大自身的视野，而影视传媒教育的综合性设置变化无论是实际需要还是学科要求，都已经迫在眉睫。
（二）传媒的学术理论阐释需要加深。在综合性明显的趋向中，学科自身、学科与学科交融的机理需要更为合理的理论阐释。在电影与电视、传播与艺术、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之中的各自性状、交织可能都需要进行理论的探究。作为技术性强的已有学科，影视传媒学科在自身学科基础认知上一直有游弋和漂浮的成分，在艺术的精神性和传播客观性认识上都需要更为扎实的学理透视。实际上，艺术学科自身整体上也遭遇到门类建立后的理性认识矛盾，我们以往强调艺术门类确立对于艺术学科发展意义重大无可置疑，引起艺术教育界的不断研究也是必要之举。但5个一级学科的现有格局也未必被全部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艺术门类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而影视和戏剧在表现形态上也差异大于归同，但为了学科独立的大归类而聚合的格局基本合理，但回到自身的划分就难免凸显一些矛盾。尤其是戏剧戏曲与影视广播的分立要求明显，却需要合理联系的麻烦不小，而传播特性和影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梳理更为迫切。显然归类的学科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将来还将遇到如何考量一级学科的学术含量问题。理论如何梳理，理性如何对待 技巧创作、学术理论和传播客观性的关系，正是影视传媒需要正视的问题。
（三）传媒学科教育的质量提升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尽管影视传媒迅猛发展是绝对的好事，但鱼龙混杂和缺乏明确门槛的问题也将凸显出来。不能不说，在此前原艺术学目录下放宽的一级学科点申报，也许在别的学科门类发展中比较自然，因为没有门类升格的新跃进，艺术学科在旧体制下的大膨胀和新规中的一级学科核定显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却不能不交织而造就学理和逻辑的难题。传媒艺术也是如此，迅猛发展的需求与扎实学历的支撑之间还有不小的裂痕需要弥补。简言之，艺术学科和传媒学科的质量忧虑相伴而生。专家们一般都认为艺术学科需要发展，但质量跟进十分必要。由于上一轮的学科论证有归于宽泛之嫌，而且是准许在8个原二级学科划分范围中的三级学科方向上进行一级学科申报，要由此来进行归并复杂化的新一级学科在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对应，其拔苗助长的一些渴望，就容易催生刚刚建立的艺术门类大膨胀的一级学科局面。传媒学科也难以避免。在传媒学科申报者中，一些学科学理基础不好，而学科拼凑现象明显，教学科研带头人学术影响力很弱，队伍的质量也不高。如此这般的学科发展不免影响着影视传媒学科的发展质量。严格新生学科的对应理应成为重要问题。而在审核程序和甄别步骤上，依赖学科评议组的学术判断，与制定有步骤的删选规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既有膨胀发展的不利因素，也为真正需要并且也有条件的学科上台阶提供机会。及早规范传媒艺术学科的入道门槛和学科建设规格已经迫在眉睫，实施必要的准入制与质量监督也势在必行。而关键是确立学科在人才艺术质量把握与传媒水准的衡量上，否则，我们一些学科教学基本准则就难以确立，人才质量也必然不能提高。
总之，传媒艺术学科教育在适应时展大局与学理规范要求之间，在传媒的客观规律把握与宣传的意识形态性之间，在理论要求和实践性之间，都有新的探究问题需要细致的质量把控。艺术学升门类后传媒艺术学科获得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意义不可低估，按照艺术传播规律进行学科建设，更多依赖行家来评判、推进发展学科，促进传媒艺术学理更为扎实的深度建设，都具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独立成人”也就意味着更为宽广的心胸和视野。艺术学门类将要开始新的建设，必须从观念上重视学科门类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而不是简单的番号变化，艺术学科性质内容的介定，才是学科为自立门户建设的重要事情。艺术传媒的自身理论基础建设和学科定位将会是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我们期望在传媒教育中，中国特色的传媒学科和传媒教育经验将得到确立，独立精神的艺术传媒摒弃随波逐流的屈就市场和娱乐放纵，高扬艺术人文精神的高尚性和传播的客观公正精神，适应新背景下传媒艺术发展规律，造就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三、新形势下综合大学复合型优秀影视高端人才培养构想
我们已经到了重新思考影视人才培养变化的新阶段，而其中电影成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先导性对象，这里着重从适应时代需要的电影高端人才入手来窥视如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首先要对电影人才基本认识：
（一）中国艺术教育包括电影教育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包括观念变化和社会需求现实变化
一般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艺术教育，限于传统局限和艺术教育较为狭隘的局面，几乎等同于艺术技巧教育，艺术教育以培养专业艺术人才为唯一标准，以艺术表演对象和个人技艺突现为设置目标，课程体系基本沿袭苏式表演体系的路子。这是和物质基础条件薄弱相关的培养艺术专才的旧式路径，口耳相传的师徒教育和注重技巧忽略文化的教育成为简单精英教育的伴随物。包括电影教育在内，遵循的是艺术是个人技巧技艺的体现，看家的本领和吃饭的本事都在于技艺高低，于是推崇的就是艺术专一技巧教育。就整体社会形象而言，艺术也是高雅的代名词，专业艺术教育就是培养艺术专才的教育。这导致的是传统艺术教育成为精英艺术表演专才，技巧成为衡量标准，单一专才教育的时代必然性和人才培养必要性都无可置疑，以电影学院为代表的电影教育取得了门类区分、各自掌握专业分工的基本路子。其长处是以技能精到为目标分工合作的电影创作体制，保证了电影的综合性的聚合。但不能不看到其弊端可能是突现了在获得技巧专一的同时，其他关系到人的全面的价值的让位和文化素养的低落。电影人才适应少而精的专才教育也是时代之需，却不是长远之态。
近10年，被时展促发而逐渐醒悟的艺术教育开始观念和体系上的变化，综合性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凸显，具有人文素养的综合性人才在实践中凸显其价值。电影创作从单一性的电影学院分科教育到跨科类的创作（如摄影、美术系毕业生成为导演等），再逐渐扩展到戏剧学院等其他艺术门类人才崛起成为电影创作专才（包括在编剧、导演、表演人才上非电影学院分科培养人员成为电影创作崭露头角角色），综合性人才慢慢地从综合高校的各类学科学生中涌现成为电影创作的新生力量等。而这一新现象在电视台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非学电视人员成为创意主体的骨干。于是，时代需要高素养、综合素养艺术人才的趋势日渐明显。艺术教育对人的全面成长的要求，和电影创作需要综合型人才的期望，超越了仅仅是技能教育阶段，而引起大规模的综合性高校影视专业的发展热潮。综合文化进入电影艺术学科教育视野、技巧之外的文化素养的迫切性要求加强、认可培养艺术家需要综合功底的认识扩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艺术专才为唯一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电影教育的多样化开始呈现。
而环顾国外，以电影教育发达的美国为代表的综合性大学（南加州大学、纽约大学等为代表）成为高端电影人才基地，跨学科人才深造成为美国电影创作主力、综合性大学培养电影出色人物的例子越来越明显，创作人才迭出于综合大学的现实，大大鼓舞了中国电影教育的综合性发展步伐。中国电影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或综合性艺术学院发展迅速已经令人惊讶。
与此同时，综合大学的电影专业教育注重研究生层面的高端人才的优势得到展现，博士、硕士点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电影创作的技术型单一人才的景观。以MFA专业硕士人才为目标的电影艺术教育格局开始形成。中国电影教育已经走到专业院校和综合院校并驾齐 驱的阶段，但专业分科性占据电影实践主力的长处和发展局限、与综合性人才增多却还不能影响创作大局的现象凸显出来。
（二）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现实分析
综合性大学进入电影人才培养肇始于1993年，当时教育部批复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设立影视教育专业，这是综合性高校第一次染指电影教育。次年，北京师范大学被教育部批复设立了“影视艺术与技术”硕士学科，开始招收电影学硕士，后按照学科目录调整自然变成“电影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两个学科点。综合性大学的电影学科有别于专业电影学院的培养体系，在北师大教育教学实践中逐渐成熟，在2001年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随后以此电影学博士点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又获得中国第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学博士后流动站。高端电影人才培养在研究生不同层面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专业艺术院校如电影学院也开始在研究生层面招收高端电影人才，开始转变电影创作只要分科性人才的观念，综合性意识逐渐渗入专业艺术学院。而综合大学的电影高端人才培养则驶向快车道。
在这里，重要的是艺术教育观念的变化：包括电影创作不仅仅是分科技术人才培养而需要综合性素养教育，综合院校的电影人才培养自有其时代需要和独特性，专业艺术院校的电影人才也必须在人文综合素养和超越技术技能培养上扩展。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数字技术的发展，DV影像创作的普及性时代到来，电影的技术创作门槛降低，而创意的文化水准越来越重要。社会需要更多的影视影像创作人才，更多跨专业人才进入影视创作，电影人才期望高端提升的愿望增强，几所重要的首批MFA培养高校的艺术硕士报名人数高涨，更多电影人才培育学校跟进，高端电影人才教育需求增加。
在包括《阿凡达》带来的3D技术的风行和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所引发的创意创造的现实面前，电影创造性思维的价值得到高度重视。随着视觉时代已经到来的现实，综合性电影创造人才的意义更得到广泛认同。中国电影教育迎来了综合性教育与专业性人才相互融合的时代。将专业性提升为综合性创造人才和综合性培养需要拓展跨学科意识，以及专业与综合相互为用的认识，促发电影培养新观念，恰逢其时人才培养意识促发了需要多校整合资源、联合培育电影人才的时代，复合型电影高端人才培养研究生学位计划肯定会带来电影高端创作人才涌现的新景观。
（三）如何创设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培养的思考
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需要强化理论观念和技能操作的结合，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除了前述的最早开设综合性大学电影在职硕士、第一个综合高校电影硕士点、第一个高校电影学博士点以及第一个开设高校电影制作专业（培养出如演员潘粤明、导演宁浩），以及创设至今的19届大学生电影节为电影多样人才实践打下基础等外，形成对于综合性复合型电影创作人才培养多层次培育的经验。其中，综合性电影人才培育观念的确立第一重要，而培育课程和方式成为实现的保障，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的实施要求是促发因素，以师资保证和教师素养提高来支撑也是必要的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获得国家唯一的中国电影史重大攻关项目的资助，周星教授和于丹教授的电影与电视课程分别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周星教授还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多位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在电影历史与理论、纪录片理论、影视创作实践等方面获得突出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