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3 20:31:19
（一）物质变换是联接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来定义劳动，并以此来描述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物质变换概念实质上是生态经济概念，因为一切经济过程，都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指人类借助于自己的一系列行为和活动从自然界获取自身生存所必须得各种物质，同时将各种废弃物排放到体外的一种生命活动，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合理的物质变换是生态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也可以称之为生态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马克思非常重视物质变换在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的地位与作用。他在《资本论》中不仅指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包含了“自然物作为人的使用价值或产品被人占有”以及“人以食物和衣物的形式消费掉的土壤成分回归大地”的废弃过程，还指出了废弃物被作为资源重新利用即循环经济的可能性“。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类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虽然要以劳动为中介，采取生产、消费和废弃的形式来进行，但是这一过程不能扰乱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不仅由于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因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对劳动力的掠夺性使用，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深化。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考察人类文明史和发展方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倒，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要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只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是私有制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的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它置于他们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承受旧的生产模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将人类走向自然和谐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长期坚持下去。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
二、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与重大意义
我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5%；区域人口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7%，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10万亿元，仅占全国比重的19.2%。2011年人均国内（地区）生产总值27731元。西部地区是天然的生态屏障，牧草地占全国面积的93%以上，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占全国数量的37.5%，但是西部地区能源消耗指标高于东部地区，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每万元，标准煤计算）全国平均指标是1.01%，而西部地区平均能耗比是1.21%，远远超过全国水平。为了能实现环保与经济并重，生态与发展同步，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就显示其前所未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除此以外，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地质灾害频发；草地不断退化，土地荒漠化严重；森林覆盖率逐年下降，生态脆弱性加强；水资源短缺等方面。我国西部地区是全国生态资源的供给源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同时又是我国主要的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曾指出：“西部地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要害地区，但目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搞好西部地区特别是长江、黄河源头和上游重点区域的生态建设，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十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状况也得到局部改善，环境恶化的速度减慢，但是生态恶化的趋势却未能得到根本遏制。近年来，西部地区相继发生多起严重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性生态事件，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三、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立足于西部的生态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指导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来说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提高生态意识
西部地区教育相对落后，信息相对闭塞，国家要加大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要把强化生态意识，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通过生态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氛围，在群众中树立正确的环保观、人生观，强调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只有人和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保障
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特别是相关的制度保障。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保障生态文明建设。1.建立科学合理的经济发展核算机制。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树立绿色政绩观，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GDP”考核体系，进行干部选举制度、考核制度的创新。要把发展思路是否正确，发展战略是否合理，能否处理好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作为考察领导干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便根本扭转现行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青海已经启动了三江源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对果洛、玉树两个自治州不再考核GDP，减少对招商引资的考核，增加对生态保护完成情况的考核。2.实施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资金短缺，国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大对西部的财政投入，帮助企业改进生产设备，完善生产工艺，减少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除此之外，国家可以实行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鼓励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对有利于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实施信贷政策倾斜。西部的新增项目和梯度转移的项目给予指导，禁止向西部转移超过其生态承受力的项目，即使这种项目能带来经济效益。对于有利于西部生态环境改善的项目进行必要的信贷支持。
（三）加强能源环境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要加强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上到政府部门，下到企业、个人都必须依法办事，每个人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生态环境，自然应该尽到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推出西部大开发政策以后，法律法规的建设远远跟不上开发的脚步，使有些地方的西部的大开发变成了西部的大开采，环境受到极大的污染与破坏。首先，要解决地方性的环境法律法规在内容上与国家法律法规的重叠、矛盾之处，填补立法空白，充分考虑法规制定背后的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和文化地理背景。其次，国家必须进一步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应当宣传和执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完善立法模式，形成立法体系，调整相关立法内容，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四）使资源保护与减贫同时进行
西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不得不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和经营，这进一步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反过来又会加剧对生产和生活行为的制约，最终陷入“资源短缺—贫困—掠夺式开发—环境破坏—加重贫困”的恶性循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推行“生态型”反贫困的思路，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政策相结合，以此为指导解决西部生态贫困地区的脱贫问题，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使该地区经济性和社会性协调统一发展。比如实施生态移民政策。生态移民就是政府有组织地把生态恶化地区或自然保护区的人口迁移出来，以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人口迁移活动。针对西部地区的生态移民，国家应该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逐步建立公正公平、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五）转变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生态产业和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他们分析的对象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于时代和研究任务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集中展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论述，甚至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明确概念，但把他们的有关理论和观点综合起来，仍然形成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一)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1．关于市场经济及其类型(1)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一个阶段或一种标志。第一，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是一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式。“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①，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应该是交换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赢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②第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③(2)市场经济有简单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分。市场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存在，只是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④存在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简单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以前的)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⑤。但决不能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会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2．关于市场、市场体系与市场交易规则(1)对市场概念的理解。一是从分工的角度看，市场是全部关系的总和。“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的各自产品互相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⑥市场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⑦。二是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市场是交换的场所。产品交换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完成的。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⑧。三是从运动的角度看，市场是商品经济运动中的交换行为的总和。“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⑨(2)对市场体系的分析。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了不同的市场体系。从社会总产品的角度看，按最终用途，市场可分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资料市场。从时序看，马克思又把市场划分为现货市场、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等。从范围看，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马克思分别论述了地方、远方市场，城市、乡村市场，国内区域、统一市场，国内、国际和世界市场等。但就整体而言，市场“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⑩(3)市场交易原则。马克思认为，在市场交换过程中，市场交换关系的经济内容包含三个要素:交换者、交换的对象和交换行为本身。通过交换行为的媒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瑏瑡。因此，市场交换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自由平等的原则。“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瑏瑢第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商品交换是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个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瑏瑣第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的伴生物，有市场经济就存在竞争。竞争实际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社会分工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3．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市场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恰好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从而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瑏瑥价格、供求与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1)供求关系的变动。在市场上，买者和卖者构成市场的主体。而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也就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由于需求和供给的波动，由于生产费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不相适应，需求和供给只是暂时地相适应，而紧接着暂时的相适应又开始波动和不相适应。”瑏瑦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供给与需求并不总是能完全一致，供需之间的不一致和波动是经常存在的。(2)供求与价格的互动与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就是供给与需求相互协调作用的过程。“如果求过于供，价格就会上涨，因而就会刺激供应;只要市场上供应一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过于求，价格就会急剧下降，因而需求又增加。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总是兴奋和消沉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永无止境地摇摆不定。”瑏瑧正是在价格与供求关系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过程中，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在不断的波动中大体地维持着平衡。(3)竞争、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商品价格通过竞争时而高于商品的价值，时而低于商品的价值，但竞争不断地使这种不等和差额趋向消失，同样又不断地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商品价格的运动是以竞争为中介的运动，它是大量生产者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调节者，正是这种运动引起了各个个别生产部门内生产者的不断地流出和流入———这就是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规律，这一规律一方面决定着价格，另一方面又要由价格来决定。”
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国家或政府的作用，这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实属难得。第一，国家或政府作用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利益分化使得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成为必要。“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瑏瑩第二，强调国家或政府的职能是一个动态过程。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或国家的职能有扩大的趋势，主要体现为公共支出的膨胀和公共部门的强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同现代社会比起来，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减少，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日益增长。第三，国家或政府的作用必须与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会带来巨大的浪费。“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瑐瑠第四，政府的行为方式有好坏之分。“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二)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
1．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必要的历史前提，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大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成为商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只不过发生在个别地方、个别生产部门。但“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瑐瑢。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先于资本主义而存在，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但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能成为普遍的形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瑐瑣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瑐瑤。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瑐瑥在普遍化的商品经济中，货币是财富的绝对社会形式，“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瑐瑦。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第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发达的交换经济。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事实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相互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相互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瑐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是最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即为自己使用的生产完全消失;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生产才获得充分的发展。第四，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划时代的剥削方式。“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3．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的同时，着重阐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消极后果。第一，偶然性和盲目性。“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瑐瑩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瑑瑠。第二，滞后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理智总是在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价值规律“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瑑瑡。第三，不确定性。商品生产者每个人都单独进行生产管理，谁也不能准确知道市场上需要多少产品和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产品的数量可能不符合市场上的需要是很自然的。正如恩格斯所形容的: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永远摇摆不定的状况，使商业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在这个漩涡中……每个人都必然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乘人之危，趁机发财。马克思也指出，是流通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市场交换活动缺乏预见性，市场主体之间的买卖关系，也只有通过现实交换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或使用价值时才算确定。第四，不和谐性。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和谐的，马克思指出，“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瑑瑢。第五，不平等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品的分配是根据各要素的贡献，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实现的。从形式上看，资本得到利息、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劳动力得到工资、企业家得到利润，一切都显得那么“公平”，然而，“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买卖过程实质上就是借助等价交换形式进行的劳资之间的利益分配过程。
(三)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经济发展前途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限制的阐释，指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将为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并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阐释。
1．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和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会有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
2．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基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瑑瑤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瑑瑥。
3.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的解放的物质条件。人的解放是一种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历史活动。“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注:手稿残缺。———编者注)”瑑瑦可见，人的解放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4．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受到限制的市场。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瑑瑧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仍存在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瑑瑨。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描述了一个事实上还继续存在的交换制度，仍然存在受到限制的货币形式和受到限制的市场，它们仍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继续发挥作用。只有最终达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阶段，市场才会最终消失。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基础上，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的演进和成熟必将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不公正、不公平、不稳定和不平衡，这样的状态对无产阶级、对大多数的劳动者是极其不利的。为了克服这样的不利，马克思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未来的社会，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政府替代市场可能是一种好的选择。当然，这种替代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
二、马克思、恩格斯市场经济理论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点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不是现成的教条，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为国家、为人民”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发展市场经济，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运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市场的存在，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支配市场，为谁的利益服务。第二，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旨在利用市场这样一种手段或方式，动员一切组织和力量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维护人民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依靠人民力量、尊重人民创造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宗旨。第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打拼，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护本国相对弱势的民族产业和金融体系，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决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一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必须制止。
2.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马克思、恩格斯的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第一，市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关系和政治体系施加影响，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自己的目标。第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把经济上的繁荣与政治上的公平和正义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第三，社会主义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最终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第四，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对人类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共产党对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飞跃和理论上的突破，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3．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两种组织要素和制度要素，是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割裂开的。第二，市场调节和政府的干预是一个相互补充和不可替代的关系。政府调节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不是代替市场，是为了促进竞争而不是遏制竞争。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政策的实质从来就不是自由放任。而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实现政府替代市场的假设，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的。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一种客观存在。第三，政府作用必须和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同向性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政府替代市场，就是改变市场经济的性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机制就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将不能发挥出来。对于正在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如果借口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而采取政府替代市场的政策，其结果将是:一方面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不能得到改革所期望获得的市场的优越性，这有悖于改革的初衷。
4．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推动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后，许多人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再告诫我们:第一，不要从原则或理论出发而要从社会事实出发去看问题。对于像中国这样历史上市场经济不发达、曾经实行过计划经济、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后发国家来讲，社会问题纵横交错，多阶复合性特征比较明显，用某个单一理论框架不足以把握现实问题，尤其是把握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对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度”或“边界”确定的问题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素有“大市场、小政府”或“小市场、大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等之争。当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不能不研究以斯密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也不能不研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能不向西方学习，但我们不能仅用这两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更不能用这两种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第三，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转轨的实际出发，运用复合的、多维的、跨学科的视野(如果要选择的话，新政治经济学视野更有利于诠释中国的现实问题)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创立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高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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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扩大再生产、可变资本
一、再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
(一)劳动价值论的简单再认识。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商品中的价值量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劳动者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一部分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转移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商品价值决定于物化和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观点区别于生产要素价值论。虽然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本文认为改革开放进行的30年来，劳动价值论对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二)扩大再生产理论的认识。
扩大再生产按扩大的方式又分为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生产要素的数量增加与使用效率的提高往往是同时显现的。本文试图根据价值形成总公式C+V+M，对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区分的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分别考察，在对不同资本区分基础上结合扩大再生产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经济主要经历了一个量上的增加;而对于可变资本V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带来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双面提升。
二、基于可变资本V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劳动者数量的增加。
1,“人口红利”。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这些人口一方面为中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者数量，而且还带来了储蓄的增加，相应的带动了资本的增加。
2、劳动力转移。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同样就是一个逐渐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整个工业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资本积累，但劳动者的积累和转移更为重要，它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在中国一系列改革的进程中，由农补工不再采取明显的“剪刀差”，而是通过价格双轨制、人口转移等形式，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剩余人口的过剩，继而城市人口增加，平均工资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带动一系列的投资从而引发经济增长。可以看出.农村人口的转移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的劳动力，保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劳动力质蚤的增加。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概念，可以主要理解为对劳动者经过一系列的技能、知识培训使得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市场回报价值的一种资本。国家一直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在教育上政策的重视和实}’’都对我们普遍性人力资本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技术引进。
技术进步一方面提升了资本和劳动力结合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提升了劳动者普遍的素质。FDI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在这方面，中国的人力资本优势就体现的非常明显了，不断对外的政策出台和对内教育措施的实施，都保证了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快速形成，继而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技术引进。当技术引进不再是为了本国资源而是为了其他市场因素的时候，人力资本吸引更高层次的技术就更加有优势。高人力资本带来高技术，高技术又推动高人力资本形成，如此循环，加速推动中国劳动者质上的提高。
三、基于不变资本C部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
(一)不变资本C中的资金部分:量增加、质增加。
对于不变资本C部分，中国一直是比较缺乏的。随着改革开r的深人，我国的资金拥有量不断提升，同时质有不断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FDI的递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FDI呈递增的趋势，尤其是随着2006年底我国全面加人WTO,FDI进人我国的行业限制进一步放宽。二是前述的“人口红利”引致的国民储蓄的增加，因为负担的减轻和所得工资的提高，整个国民储蓄增加;三是依靠劳动力比佼优势，结合外资、国企、民营经济发展中，廉价的劳动力在面临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充分的竞争力。
一、生态经济的内涵
生态经济并不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目标，也不是单纯地追求当前人类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是强调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切实地保证代际的公平，切实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容纳性和可持续性，从而从根本上摒弃了以往单纯地向自然索取而破坏生态的错误观念和错误做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生态经济是实现社会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马克思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矛盾观的具体体现。而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生态经济为人类的生态实践活动提供了思路，告知人类在适应自然的同时，应该更积极地建设和利用自然。人类不能任意违反自然界生态平衡的自然规律，但人类可以在生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全新的人工生态系统（亦即生态经济系统），调节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促使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二、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的内涵
一般认为，马克思所使用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有三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界中的物质变换，这是在化学变化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指的是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以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的有机联系。二是指社会的物质变换，即商品交换意义上的物质变换，亦即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以人的经济行为为中心的经济学意义的物质变换。三是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以劳动为中介的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1]。在以上三种含义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最重要、最能体现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一种含义[2]。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中，劳动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具体体现如下：首先，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起点。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界本身并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板、走锭精纺机等，这些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因此，只有以人的劳动和人的物质生产为中介，才能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否则就没有任何物质变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劳动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劳动是人类社会的起点。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的劳动，不仅是人类学和哲学意义上的劳动，更主要的是经济学意义的劳动，劳动的过程不仅仅是自然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人的经济活动的过程。其次，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根本内容。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通过发挥主观创造性有目的地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料，从而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是人类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界，使他身上的自然力包括体力和脑力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使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马克思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4]。由此可见，劳动过程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根本内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再仅仅是遵循自然本身物质变换规律的个体生命物质代谢，而是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的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最后，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既是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又是人的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而这两个过程都是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生产消费过程，人的物质资料的消费过程是生活消费过程。无论是生产消费过程还是生活消费过程，都会把消费后的剩余废物排放到外部自然界，并对外部自然界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自然界和对人类最终是有益的抑或是有害的，是人类以生产活动来引起、调整以及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三、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本质上是生态经济关系
人类的生产和劳动实践活动，就是人类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经济实践活动，因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通过人类的经济活动来完成的。这样，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关系就与人类经济活动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生态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在现实性上，人类的生产和劳动实践活动不仅要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时也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即实现个别劳动之间相互交换其劳动，两者内在的统一性则表征着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有机统一性。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只有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才能实现，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只有通过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才能实现。首先，从本质上来说，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马克思指出，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么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马克思同时指出，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这样，人类的劳动过程首先反映出的就是人类的生理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特性。而根据生态学的理论可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其实就是人类的生命系统和人类外部的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恰好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生态实质。其次，在社会的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体现为自然界中的物质代谢、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以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运动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地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而且不断地将废弃物和排泄物返回自然界的过程，这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最基本的联系。“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5]。物质变换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联系起来，形成生态经济的有机整体。由此可见，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其实就是物质变换的生态过程和经济过程相互交织与相互融合的过程，是生态经济的运动和发展的过程。这不仅是生态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客观规律。最后，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目的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以及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马克思不仅全面揭示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而且还科学地阐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双向的物质变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就曾精要地作出“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的著名断论。除此之外，马克思通过其关于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不仅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而且明确地提出关于在自然生态再生产的过程中的自然物质减少的补偿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劳动生产必须将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占有和索取与人类对自然界的补偿、爱护和恢复良性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科学地处理与协调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只有将改变自然与全面建设自然和美化自然与创造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从而实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和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物质变换的断裂
基于自然生态系统自身拥有一定的净化能力和修复能力的作用和规律，社会产品一般都能随自然的作用而回归自然。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界能够完全吸纳人类社会的一切排泄物。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时，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生活消费向大自然排放过量的废弃物，这些废弃物严重地污染环境，也远远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和修复能力，从而造成物质变换的危机，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马克思有关物质变换断裂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物质变换”概念的生态经济的蕴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6]另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7]。在《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一文中，马克思又提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大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就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生产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8]对于马克思所述的“物质变换的断裂”，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物质变换的断裂”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异化。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物质的交换和能量的转化。在特定的社会形态里，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由于各种缘由占有一定的自然，使得人类一味地追求金钱财富，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福斯特认为：“物质变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达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自然异化概念在他早期著作的批判中居于核心地位”[9]。福斯特的观点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体违背自然的生命律，掠夺土壤中的营养成分，使之构成要素异化，致使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产生裂缝，即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10]。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出现的物质变换裂缝实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导致的自然本身的异化，而自然本身的异化在人类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不和谐以及当代的生态危机问题。从物质基础上来看，这种断裂就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的异化，亦即自然界自身的异化以及作为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即劳动的异化，从而从根本上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异化的最本质的特征。其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物质变换的断裂”。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11]。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对资本的支配，并使资本成为社会存在的普遍的中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直接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外部自然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的本性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由此造成资本积累对作为生产资料来源的自然资源的永无止境的渴求，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也将大量的废弃物排回自然界，大大超出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修复能力，使得人和自然之间正常的物质变换受到干扰和阻碍，变成断裂，最终导致土地贫瘠、矿藏枯竭、气候恶化等生态危机问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自身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想方设法节省成本，甚至“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12]，工人的异化甚至已经达到威胁其自身的生命健康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分离开来，劳动意愿和劳动必要性分离开来，使作为劳动者的人甚至活得不如过去自给自足的时候。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人与自然被强行分离，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生断裂。马克思“物质变换的断裂”的理论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物质变换断裂的根本原因，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要实现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解”，就要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消灭资本本身，也就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五、生态经济是物质变换发展的新阶段
结合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和生态经济的内涵可以知道，生态经济模式能够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保证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的正常实现，是物质变换发展的新阶段。马克思物质变换理论所表达的内涵是：实现人的生产和再生产首先需要从自然界中攫取所需，发挥主观能动性把自然变成“为我之物”，这是一个自然人化的过程；同时，自然规律会限制人的主观能动性，当人攫取自然又养护着自然时，自然以缺席者的身份鼓励人的行为，当人只知向自然索取而不知回馈的时候，自然以报复的方式为人的行为纠偏。只有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实现索与予的平衡，人与自然才能真正和谐统一。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慑于自然的威力，不敢也没有能力胡作非为，只能顺应自然、靠自然的恩赐求得生存。在这个阶段，人还没能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人的发展只能缓慢地进行，但是人消费自然之后的废弃物能够为自然环境所净化和吸收，人与自然进行着低水平的物质变换，处于天然的对立统一中。在商品经济社会里，生产力比较发达，出现社会化的大分工、世界性的交换体系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等，为了获得丰裕的物质资料，人类对自然攫取的程度和速度都大大加快，但向自然界排放的废弃物却远远超越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人和自然之间的正常物质变换关系遭到破坏。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既有益于人类自身幸福又有益于自然界稳定美丽的过程。割裂物质变换的这一双向过程，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都不是真正的物质变换。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不在于人类向自然界提取所需之物，而在于不能使人类排放的废弃物还原于自然界。在这个意义上看来，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所表达的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它既与农业劳动划清界限，也与工业劳动划清界限。根据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我们可以确认：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二是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循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主要是指人类努力做到将排放给自然环境的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能够被自然环境吸收和利用，从而无害于自然环境。在工业劳动出现之前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人类排放的废弃物基本上都能够被自然环境还原到自然的循环中去，不能被自然环境所还原的废弃物多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它创造出自然界中许多原本没有的东西和对自然界有害的东西，致使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发生断裂。因此，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弥补资本主义生产造成的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出现的裂缝，从制度上和技术上确保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循环的实现，而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则恰好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使命。人和人之间的物质循环是指那些目前尚不能为自然环境所吸收和利用的废弃物以及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努力做到使它们在人类社会内部各工业部门之间进行物质循环，使某一企业的废弃物能够成为另一企业的资源，建立起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当人类生产的有害物不再排放给自然环境，尤其是使人类生活和生产的废弃物能够有益于自然环境时，即“合理地调节”、“共同地控制”、“最适合于人类本性地”进行物质变换，就达成生产的生态文明。而这正是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本义所在。另外，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不仅规范着人类的生产活动，还内在地蕴涵着在人和自然之间实现权利和义务公平交换的伦理要求，自然作为缺席的权利主体由人基于自身长远、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代为主张。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式和人类社会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其本质一方面决定着人类必然要向自然环境提取自己生存和生活所需的东西，消费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又规定着人类必须将排向自然环境的废弃物处理得能够被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所分解和还原，以利于其他生命的吸收和利用。因此，人类向自然环境提取和使用自然资源以养育自身的行为，就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享有的权利；而人类反馈自身能量以养育其他生命即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人类为自然世界必须承担的义务。因此，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人类必须履行的基本道义，更体现着人和自然之间权利义务交换的公平正义性，由此可见，生态经济是物质变换发展的新阶段，是生态与经济走向完美的统一。
作者：余锦龙单位：广东金融学院思政部
一、准确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学术界历来就存在着许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个人占有，其理由根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公有制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争性产业上，私营或现代股份制民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运行基础，这是市场调节机制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即使是在从20世纪30—7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的时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是通过政策调整来激发民有经济力量的，从而保障了市场调节在其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决定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恰如其分地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不仅是必要的，也不会轻易导致失灵的结果。当然，政府的干预必须是合理的，否则只会渐渐走向自身的反面，使“看得见的手”显得力不从心。但是，如果不能恰当地评估政府干预的作用，反而夸大这种机制的作用，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干预的扭曲，造成政府干预适得其反的结果。可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市场和政府的功能定位是否准确，而市场功能的发挥要看是否激活产权清晰、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运行主体即民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等非国有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力量。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及其现实意义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认识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从生产出发去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颠倒生产与其他几个环节的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第三，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第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第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1）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正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恰好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更快地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能够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3）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自1825年以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产生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出现了1970年代长达十年的滞胀。滞胀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短时间内经济增长状况有所改观，但是最终又产生了新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的持续低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都表明：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必须坚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解和思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二、经济体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来说，由于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发展出大量的私人资本，并且公有的生产资料也采取了资本的形式，市场与资本叠加，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进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因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具有现实性和有效性。但是，我们不能将中国经济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因为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业和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实践表明，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又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三、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因而，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统筹。
作者:邱海平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发展 理论价值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36-02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这一范畴进行过专门的使用和探讨,但在其大量的哲学、经济学著述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所谓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是马克思观察、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总称,它反映了经济发展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运动的一般矛盾和规律。这些阐述和论断产生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属性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具体探索,集中体现为《资本论》这一伟大巨著中所揭示的适用于一般物质生产过程和所有商品经济社会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原理和规律。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既源于马克思从事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也是马克思长期潜心研究经济问题的积淀;既有对历史上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过程中一系列经济增长和发展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概括,也有对他所处时代诸多经济实践和各种经济发展问题的反思与总结。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矛盾运动的实质内容和一般规律,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经济理论的当展不断彰显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价值
经济理论源于经济实践,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实践。先进的经济理论,不仅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革新的先导,而且是把握机遇、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革向纵深推进,先进的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实践的牵引作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劲有力。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其最终实现则有赖于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而创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更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灵魂。当前,以OECD国家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下普遍出现了失业率上升、投资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与其生产方式遭遇严重质疑,西方主流经济思想随之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阐述和正确论断,却在不断被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例如,以马克思经济理论为指导的前苏联和中国,尤其是我国近60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超过美国上百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又如,纵观近百年来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通过各种途径和缓、解决马克思当年所揭露的种种矛盾、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再如,正如马克思所预见到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要靠资本积累和利益驱动来谋求本国经济发展……。可见,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革故鼎新之际,强烈呼唤着经济理论的创新之举;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生命力与理论价值,正在当代得到不断彰显。
理论的创新,往往是基于前人基础上的一种承载和超越,是思想认识的深化和突破。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深刻性,更决定了创新经济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高度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指导实践。可见,在世情、国情不断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与时俱进地发展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和学说,探寻其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实际上是一个“回到马克思”和“让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过程。
当然,“回到马克思”,不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100多年前的文本,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探寻马克思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寻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如何科学地考察和揭示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运动规律的,探寻那些尚未开采的被历史尘埃所遮蔽的经济发展思想宝藏,从而以开放的视野拓展和深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因此,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既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和指导意义,发掘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新的理论增长点和研究视阈,又有助于探索和丰富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与时俱进的新内涵;既有助于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基石,又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和理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加快我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步伐。这也正是当代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立足点与价值意义所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
目前,从总体来讲,我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快速的发展进程中,保持着中、长期良好发展的势头。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增长出现的周期性回落,为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使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理论的指导。
首先,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调整后的GDP数据,2003―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10.8%,这是改革开放后少有的持续经济增长。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达到13%,已属于偏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表示我国经济增长已出现过热局面,直接导致了以CPI反映的通货膨胀率自2007年下半年开始加剧。到了2008年夏天,由于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通货膨胀开始走向反面,经济增长出现明显的回落趋势。这一过程延续至今,导致出口、投资、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都在回落,实体经济中产能过剩的矛盾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上述情况无疑预示着中国经济可能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遵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下,高屋建瓴地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实践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以理论创新谋求竞争优势,以理论先行牵引我国经济平稳过渡和实现整体跨越。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把握机遇,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从发展阶段上看,我国正处于迅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在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发生深刻变化,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迅猛增长,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高速性与不平衡性。这种经济发展的现实变革正需要变革的科学适用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思维方式作指导。从发展结果上看,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还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我们和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需要我们仍然保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通过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实现我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无论从经济体制、市场规模、资金技术、国际环境还是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来看,中国目前都保持着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的条件,关键在于,如何在科学的经济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有效地制定和实施各种有力措施,使这些条件充分合理地发挥作用,克服各种短期冲击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我们知道,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的历史时期,蒸汽机、内燃机及电气化既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变革,也将人类的经济形态由工业化带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产生的经济发展思想,可以使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灵感,为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至关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三、当代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视角与方法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只有始终坚持在历史与社会视阈下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才能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知结果和适于实践的研究方向。同时,对一个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某种思想的阐述,还应当把握三个基本方面:(1)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2)思想家在这一思想领域的主要建树;(3)思想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进行研究,不仅应力求原汁原味展示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基本面貌,更应着力于提供一个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鲜明时代特征的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理论框架,从而为指导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在当代研究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不应局限于研究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导线,以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为轴心的经济思想体系;而需要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入手梳理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形象地说,就是从马克思浩瀚的经济学理论中,采集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思想火花,并遵循理论、历史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对其进行梳理。研究的内容应着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二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立场、观点和方法;三是该思想对我国人民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实践活动的影响;该思想继承、发展和应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
就研究方法而言,目前国内学界研究马列典籍的着眼点一般有两个,一是“返本”,二是“开新”。“开新”,是为了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开新”又必须“返本”,源头不清则活水难来。笔者认为,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研究的基点应在于“返本”,在于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深层语境中解读马克思,从马克思浩繁的著述中历史地、逻辑地展现其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内在联系,并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文本解读和理论探寻,发掘马克思经济学的当代价值,深化和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运用的是“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的方法。①那么,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应遵循这一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史论结合。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古今之变就是历史的方法,即将事物放到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考量,如此才能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徐复观先生在《王充论考》开篇说道:“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常决定于四大因素。一为其本人的气质,二为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的深浅,三为其时代的背景,四为其生平的遭遇。此四大因素对各思想家的影响力,有或多或少的不同;而四大因素之中,又互相影响,不可作孤立的单纯的断定。”③同样,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发展思想必须将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方能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精神实质。
2.着眼现实。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略论治史方法》一文中指出:“治古史本求今通,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④钱先生强调研究历史既要立足于历史本身,同时又要关照现实,不能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割断古今之联系。研究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同样必须基于对现实的考量。牟宗三、徐复观等在“中国文化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中说:“我们相信,真正的智慧是生于忧患。因为只有忧患,可以把我们之精神从一种定型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产生一超越而涵盖的胸襟,去看问题的表面与里面,来路与去路。”就是说,只有对现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才能触发我们去思考、去探索,才能激发研究者的热情。
3.辩证分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⑤同哲学研究一样,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思维。而理论思维突出表现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认识事物。具体来说,研究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要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因为事物只有在相互比较中才能看出其特征和价值,理论也只有在比较中方能发现其真理性和价值。同时,对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必须秉承系统全面的原则,即将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系统中进行考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和分析马克思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
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3页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者；马克思；创新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2
前言
著名学者缪尔达尔谈到西方经济的重要思想创新时总会提到马克思，而学者明斯基则认为马克思是西方经济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其对于文明的创新以及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以及思想理论研究不容置疑。对于马克思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其资本理论方面，并没有对其具备的创新精神予以全面研究。而本次研究则关注于马克思对经济学实际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扩展两方面创新，因此研究也更加具备现实意义。
一、初探马克思对经济学实际研究方法的改进
（一）经济史观的原创
现今西方众多的经济学者通常把马克思实际唯物史观认为是对于西方历史做出的权威经济解释。而到了1925年研究者列德雷在世界其他国家开展的经济史观演讲中也较为明确的提到了，“当前有关社会生活方面出现了多种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也有着多样见解，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见解都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同时还强调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对于经济学做出的较大贡献。研究者赫伯特以及相应的克伦德同样在其共同撰写的“《经济方法史》”中表明，“以马克思实际历史观为基础主要阐述马克思把唯物辩证应用于经济领域进而促使当时时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研究者熊彼特则把马克思实际唯物史观认为是“西方历史社会学伟大成就”[1]。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的实际唯物史观不仅仅是重要的经济思想而且更具有原创性。是马克思针对时下社会经济的一种创新性经济研究。而其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的良好结合也成为了西方主流的关键经济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列德雷还是熊彼特等肯定了马克思实际经济史观所具备的原创新。而为何马克思该种经济史观备受众多经济学者肯定予以支持？学者柯南德尔道出了其中缘由，“马克思研究的经济史观将社会科学滞后思想予以了彻底改变，并将关注战争的社会思想给予了解放。”也因此马克思对于经济史观的原创受到了大众的一致认可。
（二）资本主义工具的原创
进入新世纪以后研究者多德不断表明，“现今所有想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研究以及了解的人均会利用马克思提出的分析工具来开展。也就是说关于资本主义方面研究的相关研究工具为马克思实际创造，这一点需要首先予以明确。”而研究者亨特同样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提出的研究工具有利于现今众多研究者充分了解资本主义并对其框架予以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从亨特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对于马克思首创有关资本主义方面研究工具与多德观点一致。而这些研究者为何如此肯定马克思首创研究工具？原因在于马克思在进行资本经济实际运行研究之后提出的研究观点被后续经济实践活动予以了肯定，美国证券交易相关领导托尔斯曾经在二十世纪时提到，“马克思应用其首创的研究工具对资本经济进行了有效研究，这对于现行资本经济在运行方面做出了伟大贡献，作为长期工作在金融圈的人对于这一点是绝对相信的。[2]”而从托尔斯话语中也能够有效表明马克思对资本经济首创的研究工具依然能够在现今社会适用。
二、探析马克思对经济学实际研究领域的扩展
（一）经济周期理论的首位提出者
马克思对经济学实际研究领域予以的扩展首先是体现在首次提出了关于资本经济方面的周期理论。研究者坎特伯认为，“目前世界上较为全面经济周期相关模型即为马克思实际提出。这可以说是对经济学予以了领域扩展。而马克思实际提出的周期理论还具有较强技术含量。”而研究者德赛也认为，“马克思是周期理论的最初提出者，也是现今经济学领域公认的周期理论权威学者。有关经济方面的周期理论则是建立在资本经济正常运行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此外研究者查尔斯在其撰写的“《经济百科全书》”中也重点强调了马克思构建的周期理论对于资本经济的伟大贡献，尤其是对于当下经济中失业以及劳务工资等方面提供了调整以及发展依据，直到现今依然被各国经济研究者所关注[3]。而经济方面周期理论的实际提出则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实际研究领域的伟大扩展。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首位提出者
研究者萨缪尔森在研究资本论再生产相关理论时曾提到，“马克思关于再生产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增长模型。而该增长模式建立在索洛以及卡尔多和哈罗德等多位学者研究基础上并对这些学者以往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有关经济方面的增长理论。而后续西方众多的研究学者则参考马克思实际提出的增长理论进行经济相关研究。”此外研究者昂惕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提出了“昂惕夫模型”，其认为之所以能够提出自身关于经济方面的增长模型实际理论完全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而这个巨人就是马克思，正因为有了马克思有关经济方面的增长理论才促使自身对经济增长予以深入性的良好研究[4]。而社会大众对于马克思提出增长理论以及昂惕夫提出的增长理论进行比较之后一致认为，马克思增长理论基于后世的影响更大。而经济方面增长理论的实际提出也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实际研究领域的伟大扩展。
（三）研究企业生产综合原因的第一人
研究者迪屈奇在其撰写的“《企业性质》”一书中曾较为明确的对企业生产的相关原因予以了探究。而相较于迪屈奇在该方面的研究而言，马克思的研究时间更早，或者可以说马克思是进行企业生产综合原因研究的第一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经济下的大量企业经营予以研究之后发展企业存在生产迂回以及一体化生产两种性质的不同分工方式。而由于企业中分工方式的不同选择进而也就导致了生产方面的多元化原因[5]。而不同企业主应该关注到这一点。马克思对于该方面的实际研究正是在提醒企业主关注企业生产。研究者科斯认为正是有了马克思对于企业生产方面原因的首次研究才能为后续研究者研究奠定基础。
三、探析马克思创新对于人类发展的启示
可以说从西方众多研究学者的视角来讲马克思对于经济领域的研究创新较为重要。而这对于现今人类发展予以的启示在于：在探讨西方经济以及马克思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将两方面予以实际结合，因为马克思对于资本经济提出的大量研究理论从一定程度上讲具有先进性以及预见性。这对于后续西方经济的运行以及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意义[6]。而对于西方经济方面开展的相应研究则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即不仅仅是要参考马克思的相关经济理论，还要将更多研究学者不同角度的理论观点包含在内。深入了解西方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同时对其新时期的发展予以了解。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予以一定的调整以及改进。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长远性以及稳健性良好发展。并对我国社会经济予以更好发展方式上的更新转变。此外西方国家也能够在马克思研究基础上予以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的不断进步，促进西方人民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下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而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实际研究创新对于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或者是全人类实际经济发展带来的重要启发。
四、结论
综上分析可知，马克思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经济学家以及思想家，不仅为西方经济的良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经济发展予以了一定的改进启示。因此现今对于马克思实际研究创新方面予以关注并给予探讨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对该方面进行研究也是现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更能够为全世界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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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志林，刘凯.西方经济学者视角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启示[J].长江论坛，2015，02：22-26.
[4]王P.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3，07：80-93.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内在需要；促进策略
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就是在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社会条件与历史文化，从而指导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是我国经济全球化与国民基础建设过程中的重要课题[1]。在我国致力于实现现代化建设与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端正准确的认识和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在当前经济理论滞后与经济实践的基础上，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演进，能够给国民经济建设提供理论的基础支持与厚重的现实意义。
1 马克思主义经济概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就是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我国的社会实情相结合，进而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研究进程相对落后，但是在改革开放行为实践的促进下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不断成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进程必然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改变，从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2]。
2 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必然性
2.1 在中国会获得更完善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寻找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我国经济学家在对我国经济建设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并且将其上升为理论知识，不断的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让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能够获得更加完善发展。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累积的经验进行总结，不仅能够构建丰富严谨的理论知识，还能够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扩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3]。
2.2 与我国国家性质存在一致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实现共同富裕，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一。而效益与公平的平衡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因此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内在是高度一致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累积总结的经验有利于拓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能够不断促进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建设的顺利开展。
3 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存在的问题
3.1 缺乏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者创新思维有限，经济实践已经远远超越理论实践。这种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的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学者只能对经济实践进行事后解释，经济研究缺乏创新与独立实践性，难以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正确的方向性指导作用，使得理论支撑实践的力度不足。
3.2 理论体系不完善
当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教材中可以明显看出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例如在程恩富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中虽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分为五个主要过程，但在逻辑主线清晰的基础上部分内容无法有机的融入其中。
3.3 研究方法不规范
研究方法不规范主要表现在经济学者在对提出来的观点进行证明上，因此导致提出的理论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与实用价值。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学相比来说存在明显的缺陷。
4 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促进策略
4.1 理论创新的方式
4.1.1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要改善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缺乏创新的现状。首先在思维方面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惯性思维，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要深入实践，忠于实施，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时总结归纳出经验，对经济时间行为做出理论性概括[4]。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指导性主要体现在其为经济实践行为与理论研究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与立场，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方向。要确立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创新原则，就要以我国市场经济实践为根源，以传承与创新为基点，在归纳总结各类合理经济理论的浅谈下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新模式。扩展研究视野，在秉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吸取经济理论养分，获取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灵感，为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理论创新提供源泉。
4.2 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假如将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范围，那么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其研究内容会不断丰富扩大。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就不应该受到原有的结构束缚，而是应该以创新思维对体系结构进行改动，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决不能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改变而随之改变的[5]。
4.3发展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门来自于实践，也是需要实践检验的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就需要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与规律总结必须来源于实践；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同时能够被实践所检验。规律原理需要在充分的拥有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确认规律与原理就需要进行检验，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都是不可缺少的检验工具之一，其能够妥善的解决研究方法不规范这一现状。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民族化；当代化；普适化
[中图分类号]FO-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2012)04-0004-0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意涵可定义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与时代主题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基础，通过演化创新发展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度的自洽性经济理论体系。本文分析指出，“民族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和基础；“当代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建构基础上进行发展演化并不断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普适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演化发展的最终目标。笔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普适化价值。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经济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实践则必须依赖于其理论原理与具体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的结合，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性与民族化是相互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特定国家的民族背景、民族历史、民族特征以及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根植于民族发展与进步当中；另一方面，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就是虚无缥缈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首先体现为其是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作为历史起点，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规律的相关理论，做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准确判定。并依据这一判定，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通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生产力得到充分地发展，从而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集中结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特征的基本体现。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还体现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不断修正自身对基本国情的把握，继续探索和实践着一条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关于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笔者借用在全国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做出的归纳：“第一，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根据对这四个特点的理解，笔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应该表征为四个“显著”：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反映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科学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个关键词；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反映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关键词；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反映为对代际公平的尊重，“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个关键词；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显著地体现为对人的创造性的充分重视，“创新型发展”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四个关键词。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应具有鲜明的当代化。这种当代化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苏联、中国、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西方经济学界总喜欢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归类于“激进的经济学”，而将西方经济学归类于“建设的经济学”。受这样观点的影响，国内许多学者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需要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就足够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应该弱化。笔者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理解，片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创立的，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难免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揭示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说明了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本质规律。其科学性是受到包括西方学界在内的许多经济学者普遍认可的。正如裴小革(2009)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蕴涵在其内容的丰富性之中。
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又具体反映为其“革命性”的逐渐弱化而“建设性”的逐渐强化，而改革开放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地发展成为了“建设的经济学”。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中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建设性”特征得到了全面、集中、系统地体现，其包含的丰富的理论成果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核。以“建设性”为特征的“当代化”可归纳性地表征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科学论断中国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科学判断当代中国国情，与时俱进地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方略以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解决在新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性质、任务、动力、战略以及前途等一系列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最近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统筹兼顾”等执政理念；做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维护与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许多重要论断。这些新理念不仅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与外延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扩
展，而且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过去狭隘的囿于经济范畴扩展到人本主义、辩证和谐等更为深层次的范畴。这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建构了理论出发点和实践立足点。
其次，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且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对物权的法律保护；完善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机制等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构与完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当代化地客观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了适合的制度性和体制性格局。
第三，以“和谐发展”思想以及“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内核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发展是什么、发展为什么、怎样去发展等重大课题，其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制定了科学的发展范式，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性最为生动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们对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发展要求和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有了新的一系列的思想。这些思想经过系统性的构建，形成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协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相协调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关于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形成了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形成了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形成了坚持走经济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等。
第四，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并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建构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化的生动体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对外开放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核心：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从全球的维度去优化配置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二是在承认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的同时，客观地看到了“大国优势”与“国别效应”，强调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普适化与具体体现
如果我们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民族化表述为用马克思基本理论原理去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那么，基于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应存在一个“去民族化”的过程——即将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本民族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所形成的理论与经验总结经过一般化和普适化过程，形成一个对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或基本原理。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普适化价值的必然性和存在依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向普适化特征的理论发展与演化，既存在其客观必然性，同时也有其存在依据。
1.客观必然性主要由两个方面决定。一方面，如果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的话，它必须具有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能够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特征的经济理论体系。否则，我们只能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特定民族以及国家条件下的发展与创新。另一方面，具有普适化价值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真正成为一种“理论”或者“理论体系”的客观要求。因为“理论”或者“理论体系”的适用范围不会仅囿于一个特定国家或者一个特定民族，而应该是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特征的原理或者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在于其沿着“中国化”这条思路继续地去总结与研究，解决“中国问题”；另一方面，还在于其沿着“去中国化”这条思路将已经成熟且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于实践的“理论”一般化和普适化，使其向基本原理、基本规律演进，使其最终成为能够被广泛运用和广泛接受的经济学理论。
2.存在依据体现为三点。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具有普适化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普适化价值特征，其所给出的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例如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规律等；其所分析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问题、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以及相对人口过剩、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等。尽管目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深刻的民族性，但如果能将其理论从一般化、普适化的角度进行理论创新，其完全能够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经济理论或原理。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基础具有普适化价值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现实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因此，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提炼形成的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经济模式”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的具有普适化意义的“一般经济模式”。这是因为，尽管中国存在着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在很多方面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具有相似性。事实上，如越南、朝鲜、古巴和印度等国均或多或少地借鉴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通过本土化的改造加以吸收和利用，并取得了成功。这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化价值的存在。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将使其普适化价值更为凸显。由于当今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的经济大国，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实践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未来研究的问题必须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其运用的研究方法也将不拘泥于单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法为主体，科学合理地吸收其他经济学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其形成的理论成果将不仅适用于破解中国经济问题，也适用于许多国家在社会经济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如果上述推断成立，那么，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然存在普适化特征；未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定是一个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相融合、相吻合，具有普适化价值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化价值的具体体现
为了能够进一步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普适化价值的存在，笔者提
出几个认为具有普适化价值的理论。鉴于笔者自身的理论水平有限，提出的想法可能未必正确，但希望这样的探究可以引发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更为深入的思考。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中具有普适化价值的理论内涵在于其探寻出一条将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管控与市场自发性的调节经济有效结合，推动国家经济平稳运行的有效方式。
2.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理论。这一理论对一个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经济发展如何保持可持续性的问题给出了丰富而比较全面的答案。其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提供了一条可供借鉴、具有可实践性、可持续性的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之路。
3.经济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理论。如何处理好“经济独立自主”与“经济对外开放”，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既有“依靠性”又有“独立性”，中国基本给出了一个比较成功的答案。而这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无论是那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寄希望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得并实现本国经济利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那些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对外经济依附性过强的小国都具有重要的可借鉴性和指导性。
4.基于公平与效率统一和并重的[下转第10页][上接第6页]收入分配理论。这一理论充分体现了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辩证关系。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体现了公平原则，而按资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其他分配方式的并存则体现了效率原则。正确处理好这两个原则将有助于保持一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这一思想以及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探索对于许多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5.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理论。不难发现，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经济改革的过急或者过缓，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协调，进而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还有一些国家片面追求所谓的民主，忽视了社会稳定对经济发展具有的重要作用，进而使本国经济由于社会的不稳定而发展停滞甚至出现经济的倒退，而这又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因此，中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关系，使三者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成功经验值得很多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经济经常出现激烈动荡的新兴市场国家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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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无产阶级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教育、武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世纪新阶段，由于国内、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迎来新的机遇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机遇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自诞生以来就以其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尽管经历了世界历史的风云变幻，但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一系列新的机遇。
1．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央一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近年来，中央下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4年初，中央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经费投入也空前增加。如教育部直属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承担了很多重大科研项目，包括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
中央编译局承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基本观点研究取得新进展。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译文审核和编译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一工作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18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重大问题研究取得进展。全国7个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形态，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研究，取得了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出版著作100多部，发表高水平的理论文章近千篇。在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以及20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已整理出版了《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选编》和《200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果选编》等。
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取得新进展，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步伐明显加快。形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第一批9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的编写工作进展顺利。第二批15种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编写工作也已启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四门新课程的教材已陆续出版。
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取得新进展。如理论局组织理论界专家学者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上述举措增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规模，大大改善了研究条件，提高了研究水平，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染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理论依托。
2．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日益完善。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社会科学院中，大多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聚集了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人才。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从过去的50多人增加到200多人；研究重点也扩展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学科为主体，同时涵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国际战略等多个学科，从而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放到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
二是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科层次齐备。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与《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正式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目标，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为二级学科。目前，全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21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72个，共有二级学科博士点210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9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842个。这些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将培养出一大批专门人才，他们将成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骨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大力推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人才基础。
3．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取得大的进展
在经历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巨大冲击之后，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有5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守住了社会主义阵地，并在总结经验、调整政策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越南实行革新开放路线，把“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作为越南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越共在探索中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发展道路，2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老挝实行“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城市进行革新，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也取得了可喜成果。朝鲜坚持以主体思想为指导，调整了国内外政策，沿着朝鲜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古巴提出“誓死捍卫社会主义”、“誓死捍卫马列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和打破美国封锁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中国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发展，不仅扭转了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陷 入低潮的趋势，而且必将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
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从实践上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它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能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现实依托。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进入新的世纪，在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我国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一个艰难探索的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一大批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具有并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社会主义大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平台。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挑战
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来自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
我国在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高层次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这势必在思想观念、文化生活等方面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的更为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势必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更多的新课题。
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旧的国际分工，支撑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仍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一些西方国家力图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会，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极力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它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和渠道对我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以期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时又积极有效地抵御“西化”、“分化”的图谋和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给我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2．来自社会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挑战
现代信息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网络时代。高等学校已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网络时代的大学校园已“无处不网，无时不网，无人不网”。网络正改变着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的方式，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互联网已经成为重要的思想舆论阵地和各种思潮汇集、交锋的新领域。在信息网络时代，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防止和抵御消极、颓废、错误甚至反动的思想和信息通过网络对大学生进行侵蚀和影响，已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严峻课题。
对于传统大众传媒来说，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都比较容易实现，因为信息的源头和内容都掌握在少数机构和少数人即“把关人”手中。而在网络时代，进行内部和外部控制都变得十分困难。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的地位明显削弱，受众享有很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管理部门很难从信息源头上进行控制。各种信息泥沙俱下，其内容的庞杂性使得“把关人”防不胜防，想限制和禁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往往力不从心，不能进行有力的监管。进入网络就犹如进入了信息的海洋，没有统一的管理者，没有国界，没有现实生活中的中心，没有上下级关系，传统的监督和控制方式已不能适应其发展，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化。
对信息传播控制能力的减弱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是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使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传统的“把关”体制已无法适应网络传播。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通过互联网渗透进来，极易给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造成思想混乱。
3．我国经济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
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这为我们搞好新形势下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大学生中树立并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是新世纪、新阶段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引起了各个方面深刻的变化。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表现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性和具体利益的差异性，主导价值观选择的统一性和个体价值观选择的多样性等，出现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遇到的新问题，特别是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执政党内部的腐败问题等。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一些人群中依然存在。高校本身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从过去政府投资的单一渠道办学向多主体投资的多渠道办学转变，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从培养专门型人才向培养复合型人才转变，从国家包分配到学生自主就业转变，由封闭式办学向开放式办学转变。当前，出现了社会活力迸发、社会财富与日俱增、个性充分发挥的局面，但同时信仰缺失、思想困惑、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等问题也出现了。这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有效性。
此外，教育对象自身的变化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出了挑战。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把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客观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存在一对基本矛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目标的政治性与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选择性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