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02:07:10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论文摘要：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实践思维、矛后思维、系统思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哲学具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哲学运思即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I‘】I¨。这说明哲学之思是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和梦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性质又如何呢?从思维性质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一批判理性特征，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它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亦即思维的思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思维的具体运行方式：分析与综合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实践思维。并根据实践的需要呼唤新的思维方式的产生。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的最终目标却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阶段都体现着哲学思维性质的这一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起点：反思一批判性思维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反思—批判性思维。
哲学的任务是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反思一批判性的思考。马克思在探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时曾经说过，他奉行的原则既不是那种永恒正义的要求，也不是什么终极的道德命令，他只是希望从批评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的哲学，在批判中发展，是发展的哲学，是对一切不合理的现实事物进行批判，同时在批判中找到1．‘物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杜林哲学中阐发自己哲学观点的，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哲学，批判一切旧哲学，并吸收它们的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还在批判自身中前进，例如，青年马克思较多的使用“异化”概念，以后减尘使用。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苏联的革命证明列宁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正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批评继承，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就是面对现实，对思想中解放台j|『等思想的一种批判继承。在批判中发展，这也正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自身批判的生命力。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进行思考，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思想本身为对象来思考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们总是总结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科学的各种成就，概栝、抽象出具有一般特征的哲学命题。也说：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栝和总结。思格斯曾经在谈到哲学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时指出，l8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是和那时的自然科学的状况相适应的。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种现代的辩证思维，是从康德的“星云假说”给“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r"l”开始的。哲学是对我们周围一切|．【物的观点、看法的再思考。回答为什么、怎么会?要找出我们所要了解的1．【物的内在规律性，总得从我们所看到过的无数1．【物的现象或表象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理论条件来看。它继承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并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进行思考，这说明它是一种|．【后的把思维作为对象的认识。从社会条件来看，是从对工人运动的分析思考，得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社会革命就要到来的结论。马克思对l848年革命的总结，得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国家、阶级、意识形态等理论：对l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总结，使国家的本质得到进一步阐述，得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形态等，这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继承。生物进化论的发现，哲学从中总结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能量守衡定理的提出，解决了人死后物质不灭，以及灵魂等问题。细胞学说的创立，说明生命也是物质的。科学哲学、经济哲学、网络哲学等也是对一种思想本身的思考而产生的边缘性学科，这也是对前人成果的继承。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运行方式：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1．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哲学思维，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实践中思维的思维方式，即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反思全部理论问题。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和双向建构。所谓实践的思维方式，就是从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实践出发，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去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否定性统一的辩证理解。
首先，实践的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方式。人依赖于自然又超越于自然，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不能随心所欲，人是现实的存在又总是以自己的理想去改变现实，因而人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实践思维正是以人的实践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为基础，不断地揭示人的超越性存在，从而深化了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理解。
其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为我关系”的反思方式。人的生活是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化，人的生产是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的生产。
再次，实践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的“从后思索”的方法。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以及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后开始的，是一种从发展了的形态去思索整体发展过程的方式。
最后，实践思维方式，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的彻底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在对|．【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从历史的暂时性去看待现存的一切。因此，实践思维方式也就是辩证的思维方式。
2．矛盾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充满矛盾，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哲学是在对立统一中的思维，总是从对立面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矛盾规律作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首，其它两个规律都可以从矛盾规律中得到解释。辩证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物的矛盾本性思考问题，就是要在对立统一中思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两个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统一性和对立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物是联系的，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构成了矛盾，但又是互相转化的：统一性和对立性互相转化，质变和量变互相转化，普遍性和特殊性互相转化，真理与谬误互相转化，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互相转化。有|．【物就有矛盾，在对立统一中思维，在对立统一中认识|．【物。肯定中包含否定，否定又引起新的肯定。否定是|．【物联系的环节，否定是|．【物发展的环节，否定是||【物的自我否定，否定的实质是扬弃。具体分析|．【物的各种矛盾，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得出所要的结论。
3．系统思维方式
20世纪中叶，随着贝塔朗菲系统论的产生而形成了系统思维方法。所谓系统，就是指由|．【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要素、部分组成的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特征。系统思维则是整体与要素相结合，注重整体，从整体的高度看问题，要求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树立识大体、顾大局的整体观念。某些|．【情，从局部看是可行的，但从全局看未必可行。因此，要自觉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的需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要重视研究系统结构的优化问题，使系统能够发挥最优整体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优化结构问题上大有文章可做。同时，分清研究系统的不同层次，分层管理，在实际工作中抓关键层次，发挥系统的层次功能。从开放性看，任何系统都是开放的，都要与外界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要走出去，请进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避免盲目性，避免夜郎自大，只有通过开放，使系统与外部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流，才能更好地促进事物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性质的终极目标：提供思想方法，寻找新的思维方式
1．哲学思维的目标主要是提供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的知识
知识与思想方法彼此相通，但并不相同。知识是对象的认知和把握，思想方法是对对象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人既需要知识，也需要思想方法，而且思想方法对于人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入是由于思想方法的引导，才可能不断提升自我，超越现存生活，进入更高生存境界的。
思想方法的本性就在于超越、出新，也就是要去“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不如此它就不能把人带入更高境界、发挥对人的启迪作用和引导作用。这就是哲学为什么会与各门具体科学不同。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创新的思维、发展的思维
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践;世界性哲学;中国革命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概述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学术界的不同学者都有着自己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并引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那段著名论断去加以阐发，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1]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进一步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本质上和根本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和表述形式上似应有所不同。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学，为中国的实际发展服务。
综合各家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用于指导中国的社会生活实践，使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为中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二是指不断总结、概括中国社会生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教训，从哲学的高度予以升华，并用哲学范畴的形式进行表达，据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总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转化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提出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是艾思奇，他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现在需要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是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这表明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既是前一段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继续，也是抗战的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两个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思路是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由艾思奇率先提出，而则影响最大。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继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之后，如刘少奇、和培元、杨松等一些人士也发表了意见，进行了多方的阐释。[3]
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相继诞生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原因剖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原因: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传统，更重要的是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达到了统一，形成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
正因为中国哲学中存在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很容易被先进的思想家接受。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同中国哲学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重要的历史文化基础，又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想桥梁。不同民族哲学都有其独立性，但却可以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学说。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又要看到二者有不一致的方面，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达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觉。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然后，再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去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世界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的科学把握，是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世界性理论。因此，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普适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世界性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指出世界上每个民族的具体特点和发展道路。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所以，依照列宁的观点，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革命的需要
综观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始终没有找到解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救中国的历史选择。中国革命不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且尤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现实发展的需要
在当代中国，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着的实践不断实现新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时代的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形势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新的实际要求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趋势，切实了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扬长避短，争取主动。而且只有既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又掌握本国的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中国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才能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因为我们所讲的“特色”，正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体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列宁在晚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认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后来的实践尤其是当今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进程表明，孤立地、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难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与世界不断发展着的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建立在世界与中国的连接点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我们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把这一过程既看作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又看作理论不断创新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他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结合，他面对中国现实，果断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使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历史任务和党的现状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楷模。
5.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
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完全切实可行的[5]。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中国发展必须中国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适应。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534.
[2]孙伟平，张羽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哲学研究，2006(6).
[3]陈晖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自苏联东欧剧变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又一次面临着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影响力在前苏联东欧和西欧地区的部分衰退，使人们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忧患和危机意识；同时，由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分野，也影响和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鉴于这样一种事实，正确认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野的根源与原因、表现形态和内容的差异，大力倡导和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互补，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手段和任务，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是巨大的。
一、分野的渊源与原因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基本的线索：一条是着重反映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列宁主义路线；一条则是着重反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那么，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和结果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需要。
在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面临的斗争实践相结合，阐发了一系列具有东方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形成了我们比较熟知的、由斯大林所概括的从物质观讲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系。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我们着重分析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哲学思想的产生。
首先应当明晰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表现出了复杂的态势。戈尔曼曾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骞克”。但按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主流的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区别于“新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的一个概念，主要是反映20年代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思想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发展并于40-50年代已成雏形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本文所比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这样的概念出发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状况密切相关的。佩里·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传统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在俄国之外的失败，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十月革命的结果，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等欧洲地区爆发的大革命浪潮却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国际反动势力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包围，使它无法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起义施以直接的影响；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不够成熟，它们对发动革命的主观条件认识和准备不足；等等。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十分强大、稳定，即使在面临严重的情况下，也仍比工人阶级占优势，这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
实践上的挫折向人们提出了严峻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西欧发达的、因而也是阶级斗争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
胜利。而事实却相反，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取得胜利。那么，西方革命道路和前途到底如何，不能不迫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进行独立的思考。同时，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策略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斯大林都犯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错误。尤其是肃反扩大化，使广大人民的人身自由受到威胁和损害；和专制主义作风的滋长使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极大的践踏。由此，实践上的这些错误加之理论上的某些僵化与教条主义现象，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心存忧虑望而生畏。
对实践的严厉批评、在理论上的试图反思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成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内容。应当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最初与列宁一样，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机构决定论”和宿命主义的庸俗化倾向。然而，同样的批判、同样源于经典理论，却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解，进而产生了分野现象。
按照本·阿格尔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的分析，他认为，实际上列宁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而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才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他还认为，由于卢卡奇、柯尔施围绕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现的异化理论和创造性实践的思想，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黑格尔根源，并使之充满活力，因而就能恢复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又不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理论唯心主义化。相反，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自然科学式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在苏联却形成了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企图通过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强行推行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方式来“加速”历史进程。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在哲学上既反对第二国际的理论观点，也开始反对共产国际、尤其是布哈林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在政治理论上，则深受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影响，开始反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对此，它从一开始也就受到来自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的批评和攻击，被视为“异端”和“修正主义”。
在经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人物之后，在德国又出现了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峰的法兰克福学派。他们阐发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其具体原因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无产阶级革命主观要求减低、革命意识弱化的现实，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动性、价值选择、社会心理结构、大众文化、本能冲动等主体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述了大量的关于主体性问题的哲学观点，试图寻求唤醒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途径。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也走上了重主体性而忽视客体性的道路。
第二，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成功，无产阶级始终作为被统治者的条件下，以无产阶级理论和革命家自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对立面，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他们反对哲学理论体系化，反对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僵化起来，坚持哲学理论的动态性，把哲学理论的阐发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显然，这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肯定和维护性特点相比较，是有着较大差异的。根本上，这是由于其哲学思想在两种社会制度中的地位不同所决定的。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异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反对实证主义对现实所持的消极顺应态度，提倡高于实证的辩证思维，发扬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他们在理论上注重哲学思辨，反对实例的通俗化证明。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思潮的结合，如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等哲学思潮的大量吸收，都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理论思辨性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实证性又是不同的。
第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在受其革命实践特殊性决定的同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时期著作的重视与关注，也是其出现不同理解的重要原因。概括地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等人基本上没有见到或注意研究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手稿，他们的大部分哲学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中晚期著作中继承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中晚期著作从偏重客体性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界定，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线索和内容出发，从而形成了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偏重客体性的特点。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是从1932
年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来重新研究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们反对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看到社会发展的根据、规律、关系、结构等客体性问题，主张高扬哲学对象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了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表现形态与内容的差异
应当看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高度重视辩证法，都曾把理论批判的锋芒指向第二国际的机械决定论和庸俗化倾向，在揭露资本主义本质，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僵化模式等方面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差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也会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应用。
从表现形态来看，东方马克思主义从列宁开始，经过斯大林、的发展，形成了一元的、单线式的以领袖人物著作为代表的以意识形态为特点的思想；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它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由表现形态的不同，也决定了内容的差异：
第一，在历史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人本主义为主流的派别，与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生产力与阶级斗争上不同，它们往往把社会历史问题归结到人的本身上，强调从人出发，以人为重心；并且与列宁为代表的东方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矛盾看成历史的推动力不同，它们往往把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推动力；
第二，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否认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它们强调总体性、全面性的革命，并更为注重阶级意识、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的革命；第三，在认识论方面，与列宁从不依赖于人的物质或客观实在出发不同，它们强调主、客体的同一，强调以实践为出发点与列宁把认识的本质规定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不同，它们认为主客体的同一只能合理地理解为社会历史的具体活动，即实践活动；对于认识与实践关系，与列宁的把客观实在看作认识的源泉、把实践看作检验认识的标准和认识过程的环节不同，它们往往把实践的概念提到首位，看作历史观与认识论相统一的基本范畴，因而把认识看作实践的一个环节；与列宁把概念认识的辩证法看作客观实在辩证的反映不同，它们一般否认本体论的自然辩证法的独立存在，而把辩证法当作主体性或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学说；与列宁把对立统一学说看作辩证法的核心与实质不同，它们把总体性范畴看成辩证法的“本质”。
从以上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批判和指责；他们大多数都认为恩格斯、列宁在某些方面背离了马克思的本来思想，因此他们都从马克思本人的、尤其是早期的著作出发来重新解释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并把矛头指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辩证法，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或实践哲学，反对把它当作是普遍适用于一切领域的世界观，反对或否认反映论和自然辩证法；他们都力图借助于马克思之前的或当时代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来“补充”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
同时，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重视人、人的意识、主体、主观性等范畴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他们批判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的关键问题。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学说，反对反映论，反对自然辩证法等等，归结至一点，就是反对忽视人、主体和主观性的作用；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归结一点，就是要把人、主体和主体性等范畴恢复或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在这一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无偏激和错误，但是，对人、主体和主观性的重视，却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和我们所要吸取的最有价值、最可借鉴之处。
三、在差异中实现互补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和任务，而且也是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共同面临的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在全球化背景条件下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互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里的关键就是二者之间有没有互补的前提和基础？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很复杂的，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反思和定位，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从总的和根本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道，他们也是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来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并探索革命的道路。
虽然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分歧，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就由此判定是非；不能因为他们责难以列宁为代表的
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就简单地把他们看作是“非”或“反”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唯我独马”、“唯我独革”，先验地和人为地划定一条马克思主义和“非”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在逻辑上和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这里应当明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是不是一种发展的理论是两个问题，是一种争论，不是对立。如果有些证明是对的就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还未证明的就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吗？所以，判断的依据只能看其有没有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且继承多少、继承内容不能单纯用我们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去评判。如若用我们的标准去评判，等于说西方的革命要用我们的理论去指导。十月革命的方式，我们就有过教训。所以，我们应当具体分析产生这些差别和分歧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背景，探讨不同背景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深入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各种观点的长处和不足，从比较、评价和借鉴中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指导功能。
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理论风云，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就更加理解了他们努力的实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先驱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向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发起了冲击；第一次为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的理论追求，在当代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在当代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已经或正在结出硕果，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更具有启发性意义。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可以肯定，他们的探索和创新不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思潮，而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命力。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索这些国家的革命与前途而提出的种种理论观点，虽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局限性，虽存有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倾向性错误，但从根本上说，它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仍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既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认真地加以分析、研究，从而实现有益的互补。那么，从这样的前提基础和条件出发，又如何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补呢？概括来讲是：
1.使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客体性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主体性研究统一起来。应当说，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而言，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既坚持客体性又注重主体性并使二者统一起来，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健康发展。
2.使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维护肯定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性结合起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由于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意识形态性，从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其所处地位的原因，决定了它对现实的批判功能，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它的集中体现。哲学只有在实践性基础上大力焕发批判，它才能起到指导社会发展的作用。
摘要：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相对于当代西方环境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个性；它既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积极扬弃，又是对“生态文明”塑造的时代回应。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独特个性Abstract: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hasadopteddiverseperspectivesincurrentresearch,andcomparedwithmodernwesternenvironmentalphilosophy,itischaracterizedbyrichnessanduniqueness.Itisanacademicresponseto“ecologicalcivilization”aswellasthefurtherdevelopmentofmodernwesternenvironmentalphilosophy.Keywords:Marxism;environmentalphilosophy;uniqueness环境哲学是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环境问题，在生态科学最新发现的基础上，在世界环境运动的催生下，所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重新反思。它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旨趣，以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自然究竟有没有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价值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一、“纷乱”与“对抗”：环境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总体说来，当前国内外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基本上可以用“纷乱”和“对抗”予以概括。说它“纷乱”，是因为，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与“环境”或“生态”有关的哲学名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以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社会学”或“社会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后现代主义”、“环境思想”、“环境正义”、“科学技术生态学”，等等。与此同时，国外学界对上述诸“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了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局面，例如，美国就先后出现过以布克钦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以福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和以麦茜特为代表的“激进的环境思想”等[1]；日本也先后出现过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解读、尾关周二对人与自然“共生”理念的阐发、岩佐茂对“循环型社会”的探索、龟山纯生对东方传统思想环境伦理价值的挖掘、高田纯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研究、森冈正博将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相结合的尝试、武田一博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的讨论、牧野广义对环境民主主义的强调、河野胜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倡导，等等。[2]一句话，与“环境”或“生态”相关的哲学词汇或哲学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显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说它“对抗”，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环境哲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对立（参见杨通进、谢阳举、彼得•温兹、戴斯•贾丁斯等众多学者的相关论著）。概括说来，在本体论上，前者彰显“荒野”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先在性等，主张“荒野”自然观；后者彰显自然的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主张机械论自然观。在价值论上，前者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后者主张自然的“工具价值论”。在认识论上，前者主张整体主义的“生态学范式”，后者主张科学主义的“笛卡儿范式”。在方法论上，前者主张“敬畏自然”的自然无为，后者主张“控制自然”的恣意妄为（当然，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在“量”上从“强式”走向了“弱式”，其控制自然的手段有所变化，但在“质”上，其控制自然的理念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同质的）。在国内，“走出”还是“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虽然持续了二十多年，但至今没有达成统一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基于上述“纷乱”与“对抗”，如何整合与超越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当前环境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以结束当前环境哲学领域里的“喧嚷”与“嘈杂”，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国内环境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二、多维度、多视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是我们解决上述难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系统的环境哲学，但是，透过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绚丽的学术画卷，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我们随处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的璀璨。关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意蕴及其理论意义，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视野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揭示。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史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禹国峰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具有自身的生成理路：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而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曲折和现代境遇。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仍是现时代不可逾越的科学的环境哲学。[3]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科技观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解保军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有着明显的生态学价值取向，他主张应用科学技术的手段，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发明或改进新的生产工具，变废为宝，节约原材料，减少废物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生态维度与当代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是一致的。[4]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当代日本哲学家岛崎隆在全面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环境生态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三重结构上，亦可称之为“自然在人面前呈现的三种面孔”，即人与自然的“主－主”关系（自然和人一样是平等的主体）、“主－客”关系（人是自然的改造者与呵护者）和“客－主”关系（自然是人的缘起者和养育者）。据此，岛崎隆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含有生态学观点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适用”[2]。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白雪涛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把生态自然的恶化归因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把社会变革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是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些环境哲学思想为人类克服全球生态危机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5]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产生语境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曹志清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零星地散落在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形成一部像《资本论》那样的环境哲学巨著，没有从问题学的视角来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真理的光辉”；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统一的理论、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设想，以及实现人类从自然界两次“提升”的理想等，正是今天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内核”。因此，从时代问题出发，伴随一定历史语境，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叩问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同他们对话，研究他们曾被忽视的甚至是被遮蔽的思想，澄清被误解的内容，在理论上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6]当然，在绝大多数学者肯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意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就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6]更有甚者，少数学者不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成分，甚至还把环境破坏、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归因于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把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片面强调“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从而遮蔽了自然的系统性、有机性与客观异在性，在实践上加速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加剧了生态恶化与环境的破坏。例如，帕斯莫尔就说过：“没有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传统对生态学更加有害的思想了。”[2]三、丰富性与独特性：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不仅是当今各种环境哲学思潮中较为系统、全面、深刻、现实的科学，而且，相对于其他环境哲学而言，它具有自身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个性。具体表现在：就本体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寓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社会的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存在物”、劳动或实践的存在物之中。（2）自然是对象性的自然，既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系统性、自组织性等，又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等；既具有客观性、异在性等自在性特征，又具有“感性”、“人本学”性等属人性特征。（3）对象性活动（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与确证，是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它不仅塑造了“自然的社会”，而且塑造了“社会的自然”；不只决定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对立，更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共生诉求”。（4）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既克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以自然统摄人的“客观自然主义”，又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统摄自然的“科学的唯物主义”。（5）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对象性关系决定了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决定了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统一性；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自我实现决定了“发展”与“以人为本”的一致性；自然、人和社会的非线性关系决定了“统筹兼顾”的科学性，等等。就价值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与对象性的人、自然的对象性相对应，自然是人类“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具有对象性价值的“最高普遍性”，由此决定了人给自然以“道德顾客”的应然性。（2）自然虽然没有凝结“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却具有“虚拟的价格形式”；自然的对象性价值不只缘起于自然的系统性和自组织性等，更缘起于对象性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3）自然力是生产力的“自然基础”，是“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绝对知识”的“原型”，是人激发美感、灵感和完善人格的力量，就此而言，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内在价值”。（4）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需要，对象性劳动是衡量自然价值以及其价值大小的“内在尺度”，就此而言，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工具价值”。就认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活动，即实践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耦合。（2）整体主义思维方式源于自然的系统性、复杂性等的“本来如此”，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是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母体”，是自然科学发生与发展的逻辑，源于对象性活动的“应该如此”。（3）马克思对资本的成功考察即《资本论》就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综合运用的结晶。（4）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的“复归”。就方法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科学合理的方法论是对象性活动的方法论，是实践的方法论。（2）对自然“有所作为”、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改变世界”，源于人的对象性本质和人自我塑造与确证的需要，源于对象性劳动“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对自然“有所不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呵护自然，源于自然的客观性和异在性，源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源于对象性劳动的“自由”与“必然”，源于人（“代内”的和“代际”的）自身可续发展的需要。（4）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废物再利用，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路径。（5）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顺从自然”、“敬畏生命”，不过是一种“浅层生态智慧”的方法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就辩证法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辩证法是对象性活动的辩证法，即实践的辩证法。实践的辩证法既不像非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只强调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也不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只强调人的主观辩证法，它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辩证统一，是“否定性的辩证法”。以否定自身的方式来肯定自身、在承认“非此即彼”的同时也承认“亦此亦彼”，这是实践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实践辩证法指明了环境哲学两大学派从“分殊”走向“统一”必要性，这就是建构“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能够和平共处、相互融通的：（1）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互为“对象”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必须以非人类中心主义来“确证”或“直观”自身作为理论“存在物”的本质力量。（2）出于人与自然的“场依存性”和主体性的属人性，人，也只有人，能够认识到“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古老辩证法，认识到“限制自我”与“发展自我”、“非我化”与“自我化”、人类“中心”的非中心化与人类中心化之间的并行不悖。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必要的实践路径和合理的外化形式，是证明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性”与“感性”的科学途径，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环节”，是“和谐社会”建构的手段。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就历史观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的是历史解释原则：（1）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是历史的人，自然是历史的自然。（2）自然的历史、人的历史和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是同一运动过程的历史；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对象性活动的解放、资本主义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走的是同一条道路”。（3）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4）非人类中心主义撇开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单方面谋求自然的解放，实质是一种“浅绿色”的环境观；它和黑格尔哲学一样，是一种“颠倒了的伦理精神”，同时又和费尔巴哈哲学一样，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扬弃。首先，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即都把人看成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看成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它不像后者那样把人看成是整个价值世界的绝对中心和对自然的绝对主宰，不像后者那样鼓励人对自然的恣意妄为或“怎么都行”。其次，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有某种共通之处，即都提倡人对于自然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应以尊重自然界的固有规律来防止自然界的“报复”。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又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它克服了后者的自然浪漫主义以及自然观和历史观相脱节的现象，主张人对自然、对自身和对社会的积极性改造。可见，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同于一般的环境哲学又异于一般的环境哲学：“同”体现在它的核心主旨、研究对象和构成要素上；“异”体现在它有自己特殊的自然观、人学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对于西方环境哲学的整合与超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①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内容提炼。参考文献：［1］韩立新.美国的环境伦理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及其转型［J］.中国哲学史,2006(1)：43-45.［2］冯雷.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95-98.［3］禹国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及现代境遇［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17-22.［4］解保军.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生态维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2)：121-124.［5］白雪涛.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12.［6］曹志清.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新探［J］.学术论坛,2007(8)：1-4.
一、实践观的实质是推崇创新精神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内在地包含着对创新精神的肯定。实践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也是人类的存在方式和发展基础。人类实践既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又是主体能动性、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地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自己，而且推动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生产力到现代生产力、由游牧经济向现代知识经济时代迈进。人类的进化、文明的提高、民族的盛衰，都与创造力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创造史，创造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实质规定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点的实践观，推崇创新、提倡发展。
二、辩证否定观的思想灵魂是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不是简单的描述，而是以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评价。它力求客观地把握世界，并渴望创造性地改变世界。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又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所谓批判性、革命性，就是人们对现成的事物现象、思想观念、理论知识提出怀疑批评，并通过科学研究和探索，寻找到科学真谛，实现思想理论的革新和对现存事物的改造。批判性和怀疑性本身只是辩证的思维方法，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的。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善于在科学研究中，用批判性和怀疑性的眼光审视周围世界，从不盲从和崇拜任何东西，才创造性地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和开放性精神，才使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辩证发展观与创新观之间和谐统一
一方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与创新是内在统一的。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自我更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生命之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的哲学，它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同时代一起前进，反映时代精神，推动历史前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创造性思维的内在统一，决定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有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思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不但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为思维本身的发展提供了武器。试想，离开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离开辩证法几大规律，哪里还谈得上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辩证思维的发展观点有利于创新思维的不断深化。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矛盾是事物的客观本性。因此人们在认识过程中，要坚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的统一中去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每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唯物辩证法对一切都采取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是以辩证法的否定观为哲学基础的，它能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从对权威和现有结论的迷信中解脱出来，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它不承认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也就否认抽象的一经发现就只需死记硬背的教条。唯物辩证的发展观从运动中认识事物并从发展中不断修正或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在怀疑、反思、批判的过程中，唤醒人们创新的意识，促进人们的创新思维。
正是由于事物的不断变化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因而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必然也是永无止境地向前发展的，这就促使人们养成批判地看问题的思维方法。例如，人们对原子的认识，曾把它看成是世界上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微粒，后来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对微观世界的深入认识，发现它并不是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相反，它是由电子和原子核所组成，电子又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内部构造极其复杂，后来人们又认识到它仍然可再分，现在人们对基本粒子的认识还在深入进行着。总之，由于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穷尽某个认识领域的所有真理；因而一个富于创新意识的人，对以往的认识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才能有所创造。马克思扬弃了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吸取了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精华，抛弃了其中的糟粕和不切实际的内容，才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极有力的证明。
四、普遍联系观点贯穿着创新思维方法
创造活动是为了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这离不开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学问，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只有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因此，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里的理论思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这一论断无论对一个民族还是对每个人，都是真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是人们思维优化的重要途径。
辩证思维普遍联系的观点有利于思维的不断拓展，提高思维的综合性、灵活性和跳跃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它们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一个结，联系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属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联系，已被现代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和新突破充分证实。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它们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它说明要创造就要善于联系，富于想象，就要树立事物普遍联系的思想。只有如此，才会使思想开阔，视野远大，善于从看似毫不相关、互不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联系思维的特点是：(1)整体性。即从宏观整体以及部分之间的联系去考察对象，在思维中再现对象联系之网上的每个环节，因而能够准确地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多向性。由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结构体，因而人们必须从不同角度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联系。(3)开放性。由于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人们要想达到思维有序
，就必须敞开思维大门，加强与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形式的思维信息的交流，吞吐大量信息，激发创造活力。(4)动态性。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人们的思维必须追踪对象运动的轨迹，才能把握和预测对象的本质、规律。
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使我们能够把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更全面更真实更确切地认识复杂事物，从而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运用辩证的、联系的思维有意识地或自觉地运用类比、联想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才能扩展我们的视野，才能认识各种复杂事物的规律性。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和运动发展的以及矛盾的观点来认识事物，其他的思维方式要么一筹莫展，要么就会顾此失彼。
五、唯有求实才能确保思维价值性的实现
【关键词】当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景
【正文】
人类所处的境况，一般被笼统地称之为“现代性”。在现代性的生存状况中，工具理性和的理性占居统治地位，近代启蒙思想实现为形式的正义或正义的形式。在过去的时代里的那种（尽管也是在异化的形式中）向着被认为具有普遍真理性的崇高实在攀登的梯子已经消失，人们如今只能在一个由合理的利益原则和效率目标所构成的平面上活动。在反思现代性要求的激励下，学院的哲学家们近年来已发表了大量的论述，有批判性的反思，也有辩护性的反思。尽管众说纷纭，但至少说明这样一点：现代性并不是一张供人沉睡的床，在这张床上不再有时间和。
然而，对现代性的哲学觉察并非新鲜事情，它由来已久，对它所作的反思甚至在作为西方近代思想集大成的黑格尔哲学中，也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当然，在黑格尔哲学中，思辨的思维方式所包含的对现代性的批判要素结不出真实的果实来，反倒成了哲学与生活世界最终隔绝的完成。人们向来所向往的代表普遍真理的体系哲学，通过黑格尔哲学的形式而终结了。在黑格尔之后的体系哲学的努力，即使采取了针对黑格尔的批判形式，其命运却总是和黑格尔哲学没有差别。
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们当代人难道真是毫无希望地远离了任何普照之光，而哲学的真理真的已经下降到了学派意见的领域？当代的哲学家难道不是应该继承哲学向来的伟大使命，让真理的太阳再度放出它的光芒？
但是，我们即使有继承这种使命的意愿，却已经丧失了继承的能力。这一点早已通过黑格尔哲学的总体失败得到了证实。是，现今的许多讨论尚未进入这一理解的视域之中，这样就阻断了对哲学的当代处境的根本体会。因此，我们仍然首先必须再度深思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性失败。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才有可能符合事情真相地去讨论哲学在当代的困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
一、从黑格尔哲学的总体失败看西方哲学传统的中断
黑格尔哲学的失败决非单纯地源自哲学思考上的唯心主义谬误。黑格尔的思辨神秘主义是有现实生活根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这就是说，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推动着黑格尔去创制他那个庞大的思辨体系。这个东西是什么？首先要明确的是，它是生活实践本身所包含的东西，而这实践无疑是西方人近代以来的实践。在西方人近代以来的实践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神秘的东西？在有可能从根基处揭示这个神秘东西之前，方便的做法是先看一下这个“近代”的自我宣言。
时代的自我宣言，就是时代关于它自身的意识，而近代意识若简要言之，就是个人主义原理。无论是近代起点上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好，宗教改革运动也好，或者直接来自哲学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都是这个原理的不同投影。从哲学上看，近代启蒙的理性主义区分为英法经验论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后者是对前者的批判性应答的产物。德国哲学对英法哲学的应答，虽然是批判的，但却是从对它的出发点的积极肯定开始的。这个出发点，即自由个人原则。对于自由个人原则，德国古典哲学在其起步之时即是予以充分肯定且着力加以论证的，例如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即是要论证个人的自由如何以他所拥有的实践理性作基础。不过，也正是在康德式的论证中已经包含了对英法哲学从唯物主义或经验论立场论证个人自由的拒绝。人的生而自由，不是由于他作为界的一员拥有作为生物存在的天然权利，而是由于他作为理性存在而拥有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这就是说，从康德起步的德国古典哲学一开始就力图避免近代个人原则发生无精神的唯物主义退化。但是，康德用以阻止这种退化的乃是构造抽象的实践理性，即对于符合理性之不矛盾律的绝对道德律令的理解和由此而来的自觉尊从。从此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点：康德一方面认识到，在论证个人的物质利益权利之基础的问题上，不能单纯依凭知性上的形式合理性，而需诉求某种绝对价值；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这种绝对价值已同现实的资本世界的生活实践相分离。由于这种分离，为了道德可能性的最后保证，便要求把上帝作为必要的假设来予以论证（道德神学）。但是，上帝既然是假设，便没有实体性；既然没有实体性，人的道德实践就不能不丧失普遍真理之基础，而个人的自由就仍不得不停留在只有知性才能起作用的形式理性的领域内。在此领域中，理性的唯一用法是形式的，那就是契约。由契约来实现的个人自由表明，自由的唯一真实内容只是诸个人的权利领域之间的界限本身。在这种界限上所达成社会共识，便是社会世界最后所能留存的普遍真理和绝对价值。但这是一种怎样的普遍真理和绝对价值呢？由这种真理和价值所实现的是怎样的自由呢？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这就是所谓抽象的个人自由和原子式的个人之间的非实体化关系。
黑格尔力图把近代个人原理同普遍的实体原则作辩证的结合，要求赋予个人自由以形而上的真理基础。既然已经面对现实地展开着的资本世界，思想的目标就应该致力于证明这个世界能够同时携带着人类精神的全部历史财富，以便自由的个人不单纯是现实幸福的追逐者，而是能将普遍真理内化为道德良知的实践主体，并且在这种内化中达到属于人的幸福感。这正是与当时英法的自由主义原理相抗衡的德国的自由主义原理，是所谓“自我意识”与“实体”的辩证统一。问题是，这普遍真理（实体）在哪里？黑格尔的回答是，在历史中。在以往的精神化的古典世界中，历史发展已经成就了人类自我认识的精神财富。在以往的宗教和中所完成的人的自我教化，其真理性价值在黑格尔式的哲学中获得了纯粹概念的表达。真正的，在黑格尔看来，是真理的概念体系，而不是对于现象的知性知识。因此，黑格尔的哲学就作为涵盖人类全部精神史的概念体系而问世。它是在辩证逻辑的概念构造中所完成的对人类历史的精神回顾。而这种回顾本身即是“绝对知识”，它被看做是在资本现实中重建人与人的之间的实体关系的精神基础。
然而，西方资本世界展开至今的历史现实，特别是当下的现代性状况，已经证明，不仅是遭到黑格尔批判的康德、而且黑格尔本人的巨大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今天的基本事实（除非我们拒绝任何关于当代人异化状态的指认）是，个人之从伦理实体中被放逐出去，这一点已无可挽回，而个人在形式理性中的抽象自由则以其无家可归状况作为现实的补充。所以，黑格尔的哲学与其说是以知识论与本体论的历史统一来宣告了向自由无限进步的可能性，倒不如说他藉此终结了哲学。哲学成了对历史的逻辑回忆，而真理则只是这种回忆的精神价值。这也就是说，哲学在黑格尔所构造的形态中成为人类精神在脱离当下生活世界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孤独的逻辑自察。黑格尔甚至把这一点说成是哲学本身的基本特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译本，第14页。）这只猫头鹰除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辨还原来再度证实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不可避免性外，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而对于未来，则更是无话可说。黑格尔本人其实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认为未来不是知识推断的对象，而是希望和恐惧的对象。
这样，在黑格尔的宏大的哲学抱负与他关于哲学对未来无所作为的这种认识之间，就形成了令人惊讶的对比。如果通过他的哲学所确证的历史的精神财富不能构成生活世界进一步前进的动力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明，这些精神财富已在当下世界中被某种神秘的东西分解为碎片，即使黑格尔仍然用哲学的辩证体系把它们组织成有机的概念统一体，但这只是使这些旧的精神形态成为用逻辑价值来封存的木乃伊罢了。
这不仅仅是黑格尔哲学自身的悲剧。黑格尔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伟大的继承者，是一个用宏伟的哲学体系凝聚这一传统之精华的大师。所以，他也就通过他的最终与生活世界隔绝的宏大的哲学叙事为这一传统画上了句号。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对于哲学还能期待什么？也就是说，黑格尔是代表了西方哲学传统的中断还是同时意味着它的终结？若仅是中断，则它就是还可能通过某种修正而得到更新与接续的东西。这个尖锐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悬而未决。
二、当代的根本语境
在现存的条件下，我们根本还无法回答上述，因此，本文宁愿在仅限于“中断”的意义上看待黑格尔哲学的失败。我们现在的关注点在于，应当把这一中断同性状况内在地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黑格尔以自己的建立体系的努力及其内在目的的最终失落，深刻地验证了当代资本世界的非灵化以及当代人在这种非灵化中的无家可归。黑格尔哲学，作为近性精神的集大成者，用它在这个世界中的失落，证明了这个世界关于自身基础与原则的幻想和声明同它的实际真相之间构成了突出的对比。这样，黑格尔以一种他本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把他自己的哲学谬误同当代人类处境的根本性质相关联。正是这一关联构成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探讨的根本语境。
这一语境通常隐而不显，直接可见的是文本，但语境在暗中起了决定文本真实意义的作用。事实证明，一百多年来西方的哲学活动，只要是真诚的思想探索，都不能不在对当代状况的体悟中领会到（即不是单纯从学理上出）黑格尔哲学的失败，并且通过这种领会进一步去批判地反思西方的整个哲学传统。因此，当代各种哲学流派，尽管它们彼此之间在面目上大相径庭，却都是从批判黑格尔开始的。难怪M.怀特海在他所编的二十世纪哲学家著作选读本（《分析的》）的篇首就说：“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这些人指当代重要的哲学学派的奠基人——引者）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都是黑格尔思想的密切的者，他们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说都显露出从前曾同那位奇特的天才有过接触或斗争的痕迹或伤痕。”（注：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第7页。）但是，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内部，黑格尔几乎是无法批判的。固然，人们曾经抓住黑格尔体系内部的矛盾和裂痕而从事攻击，但是只要还站在旧哲学本身的地基上，那么这种批判至多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瓦解的征兆，而在这种征兆中是产生不出对黑格尔的真实超越的。即使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前提作唯物主义批判的费尔巴哈那里，情况也还是如此。因此，一切对黑格尔的真正批判，都同时意味着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的开始。
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运动及后来的存在主义运动，还有当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属于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自我批判。这些哲学运动体现了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尖锐冲突的哲学观，它们常常冲突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相互之间根本无法确认对方的思想努力究竟能不能算得上哲学，也就是说，连思想和观点的争论都无从展开，因为争论需要争论双方有共同默认的前提。这种共同前提的缺失，表征了当代哲学活动共同基地的消失。哲学变成无名之物的这种情况，是空前的。如果说哲学在以往的进展中始终都包含着来自学说批判的动力的话，那么现今的批判则是一种针对着理论之为理论的批判，是理论思维自身的灾难。这场灾难可以说是由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来亲自导演的一场哲学自我否定的悲剧。
当代哲学是不得不导演这场悲剧的，因为这悲剧属于现实世界本身。西方哲学传统完成在现实世界自身中，也就是说，它同时是这个世界自身的原理。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说得分明：“劳动的新时代（按：即指资本时代——引者）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就是通过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来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的过程。”（注：《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1996年版，第383-384页。）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正是老早就由马克思在《1844年学哲学手稿》中所指证的在资本关系下的劳动的抽象化。抽象劳动是增殖交换价值的劳动，由于这种增值，它便突破以往的商品生产的范畴而临驾于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之上，并支配着后者，也就是说，它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资本存在的劳动。因此，资本是有生命的，因为抽象劳动成为现实劳动中的主体的方面，对这一主体方面的哲学表达就是“自我意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作为主观性来体会的人”；而商品的对象性存在（即作为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使用价值——则被抽象化为映现资本存在的物相。那本来执行着人与界的本质关系的感性活动，作为资本关系下的生产运动，成了“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个“自行安排”所具有的正是国民经济学所要探讨的经济规律（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所以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把黑格尔的哲学看作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与出发点的哲学表达。因而黑格尔哲学，按其本质上正是现存资本世界自身的原理而言，是给这个原理戴上的唯心主义的精神光环。
但精神光环毕竟只是光环，而不是精神，它是对这个本身无精神的世界原理的观念装饰，因此个人作为“主体”，便只是在观念装饰中的主体。这是西方哲学传统之最后的归谬之地，正是在此归谬之地上，当代哲学洞察到了自己的先辈的谬误与这个世界本身的内在同构。当然，在这里，“当代哲学”乃是一个虚构的词，因为，一方面，哲学已成无名之物；另一方面，现存哲学流派之间的极端的相异关系，表明了哲学这种以往的“共同事业”被分解为各各要求着其自律性的“碎片”。这个虚构的词如果毕竟还有意义的话，它只能是指称当代各种“哲学言说”的共同语境，即对上述“内在同构”的洞察本身。
正是因为当代哲学言说的共同语境在于上述洞察，这也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各种“当代哲学”在本质上属于对哲学传统的批判。一切建设体系的努力，归根到底还是从属于这种批判，是这种批判的实现方式之一，而并非建设的真正开端。在这一点上，胡塞尔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胡塞尔曾经向往一种“作为严格的哲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以一种新的方式继承并实现以往哲学之形而上学使命的“现象学哲学”，但是，他却在这种向往和努力最为深入的境域里，发现了“生活世界”，从而提出了返回生活世界的口号。这一口号一经提出，曾经受到过希望用现象学来“修复”哲学传统的人们，便立即又被置回到了对这种传统的批判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置入到一种更为彻底的批判中。
尽管晚年的胡塞尔仍然把这一口号所包含的要求看作是一条通向现象学哲学这一目标的新道路，但是这一口号却打动了那么多的人，使他们幡然醒悟：在意识自身的范围内去超验地确立外部现实世界的原理，是意识关于自身为绝对主体的自我幻想。这种自我幻想所以可能，其秘密在于，现存世界本身的某种神秘的东西规定着这个世界只有在以传统哲学的思想方式来解释时才成为一个能被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的客体世界。那个使我们成为抽象的主体、使事物成为这个抽象主体之外化的客体的生活世界，在这种世界原理中被遮盖了。但那个神秘的东西却来自这个被遮盖的生活世界。现在的任务是要将这个被遮盖的生活世界显露出来。生活世界从来都不是客体，而主体也从来都不是能够与它隔绝、拿它当对象的先验自我，相反，主体本身是被它规定出来的。它既是使主体的先验性成为可能的基础，同时又是终将使这种先验性成为虚构的真实力量。在这一点上，伽达默尔说的完全正确：“‘生活世界’的概念具有驳倒胡塞尔超验思想框架的革命力量”，“胡塞尔的自我解释对于理解他的意义来说根本不是一条可以信赖的准则”。（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第180页。）
从胡塞尔的例子中，我们得到的更重要的启发是，世界之原理并不是世界之现状的本质来历，世界现状的本质来历原在那本身是人的生命实践领域的生活世界中。正是这个本质来历才造就了使世界现状获得如此意义规定的那个世界之原理（现实中的人们是在这个原理中理解和接受世界现状的），亦即造就了现存的科学和以往的哲学以之为基础的那些具有客观确实性的范畴和法则。
但是西方近代哲学向来就把这些范畴和法则看作是理性本身固有的财富，是理性自身的产物，当理性把这些产物依某种内在于理性自身的逻辑展示出来时，世界的现状便相伴而来。因此，近代哲学首先通过笛卡尔来强调：世界之原理是众多作为纯思的自我本身的构造，哲学在论证这个构造时代表了对世界之原理的自觉，因此帮助了世界之现状的确立。例如，十八世纪的原理是个人主义，近代哲学则论证了个人主义，因此，是原理创造了世纪，哲学使这个原理达到了自觉，帮助了十八世纪的世界状况的最终确定。西方哲学传统向来引为自豪的地方就在于哲学完成这样的使命。但这正是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质。
哲学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质，是在于它从思想的逻辑法相中寻找建构现实世界的基础。所谓“形而上的”原理，即在于认定存在者基本样式是先于一切对存在者的经验的东西；这种基本样式，亦即诸存在者的范畴规定及它们之间的法则联系，是诸存在者的经验可能性的根本前提。揭示和认识这种根本前提被看作是哲学的根本任务。;
但是，这些范畴和法则本身却根源于人的生命实践体验，也就是说，在它们被理性地把捉为范畴和法则之前（这“之前”不是时间上的，而是根据上的），它们源本属于人的文化生命的感性基础。
哲学如何才能深入到这个“感性基础”中去？前提是，哲学首先必须抛弃“作为哲学的”自身，即抛弃自己的传统的“理论”本质。就拿“感性”来说，从它作为传统的哲学范畴来看，它就还在“理论”之内，因为它代表了主体与外部世界的直观联系。而正是在这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这种联系就只能是一种“附加的”东西，因为主体已然成立，它的成立被哲学表述为理性的纯粹自发性，而从未可能揭示它在“感性基础”中的原始构成。因此，现在的做法必须是恢复这种联系的本源地位。然而这种“恢复”却极为困难，因为，一方面，非但无法从哲学传统中为之找到现成的武器，相反，这传统本身构成了对这种恢复的阻碍和消解；另一方面，现存世界的日常事实本身也每天都在阻碍这种恢复，因为那所要恢复的东西每天都成为被纳入到资本运动中去的“物相”。
所以，本质重要的工作就仍然是批判。这是“当代哲学”仍在继续着的伟大使命。它的伟大之处在于，这种批判不再仅仅是对旧学说的理论批判，而是对旧学说的“理论本质”的批判，更重要的是，这种批判直接对现存世界之原理的批判。
但是，正如一切真正伟大的东西同时面临着最大的危险一样，“当代哲学”所要实践的针对着哲学理论本质的批判，也可能使哲学本身化为碎片，而不幸的是，这似乎就是我们在西方当代的哲学状况中所看到的实际情形。
这就是我们在当代哲学的根本语境中同时看到的当代哲学的根本困境。在此困境中，我们把目光再度转向马克思。
三、从马克思的哲学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景
问题的要害不是在于我们如何在哲学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中把哲学本身拯救出来。如果我们担忧于此，以此为要务，就说明我们仍然沉迷于理论，尽管此时我们要求的是一种体现了新的哲学思想方式的理论。
胡塞尔为自己一生的哲学努力所立下的宏伟目标，就是这种要求。胡塞尔在这种要求中把他自己同伟大的柏拉图联系起来。在胡塞尔那里，哲学在其“规范”上仍然接续着传统，他的任务是把真正的“柏拉图规范”——意识内在性的绝对优先地位——用严格科学的（现象学方法）揭示出来。这是包含在理论传统之扬弃中的理论要求，是在“现象学的还原”中还原出人类理性的本质真相。在此种努力中，胡塞尔贡献出20世纪“现象学运动”的伟大起点。
正是在这个起点中，哲学进入了人类文化价值的“感性基础”。但是这一进入，在胡塞尔那里，最终还是局限在理论描述的范围内。所以说这是一种“局限”，是因为“感性基础”的先验构造在根本上排斥了这个基础的性本质。对感性基础的先验构造的追求预设了意识主体，而在这种预设中，人归根到底仍是既成的、自我封闭的东西，他没有时间性，因为这种主体是在先验的意识生活中的主体，它的对象是作为意识的对应物的对象而得以构成的。主体的非历史性必然包含其对象的非历史性。我们因此就不能说这样的感性基础算得上是生活世界。胡塞尔因此也就不得不面对生活世界的民族多元性和生活世界的历史性这样两个难题。
在胡塞尔的尽头处，站着一个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虽然受惠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但是他是带着他已经思索着的基础存在论问题而受此恩惠的，所以在受惠的同时，即对之保持着批判的关系。这情形正如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思索黑格尔法哲学无法帮助他去解决的关于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的问题。他是带着这个问题认同了费尔巴哈向感性基础返回的，因此，在这一认同的同时立刻也就包含着对它的超越。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正是在于它对待现存世界在根本上还抱着“理论的态度”，尽管它要求进入到这个现存世界的感性基础中去。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作的最关键的批评，见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后者中，马克思这样分析费尔巴哈：“他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可能达到的地步，但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也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页。）“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毋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这一批评，在原则上也同样适用于胡塞尔。
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失误同他对现实世界的“理论的态度”直接联系起来，这是蕴含着深切的涵意的。“理论家”或“哲学家”这些光荣的、特别是给德国人带来骄傲的名号，在这里竟是被贬义地使用，这难道不颇为发人深省吗？其中无疑隐含着马克思自己的哲学观。在马克思看来，在黑格尔的伟大的哲学思辨失败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仅仅讨论哲学的错误本身，而是应当更进一步地去探讨这种错误的真正来历。黑格尔的根本谬误包含在一个集中体现了西方整个哲学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本身中，而不是表现在它自身的哲学论断上，因而对黑格尔谬误的批判无疑即是对整个这一传统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哲学本身的存在理由和本质使命，都必然要得到彻底的审视。
进入到现实世界的感性基础中去，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倘若对于这基础，最终仍不得不用理论构造的方法去给出形式的描述，那么，我们至多只能对之得到在“应然”范畴内的解释，至于这现实世界何以会“偏离”这感性基础的“应然”，以及这个“偏离”本身又何以就能化身为哲学对现存事实的理论证实——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反倒在这种描述中被遮蔽了。
我们在本文的前面部分已经引证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段重要论述，我们现在正可以来谈一下那个在实践中的“神秘的东西”了。那个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方向上去的神秘东西究竟是什么？对此，马克思本人在《提纲》中并未给出直接的论述。但是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所进行大量讨论，就能在这一点上获得基本的指引。在那里，马克思沿用了近代哲学中的“异化”这个术语，但却赋予它超出近代哲学思想模式的涵义，这涵义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在自然进入历史的过程中发生的自我异化。关键在于，它是活动的异化，而非某种现成存在者实体本质的异化。马克思在那里当然大量地谈论了人本主义，但绝非如海德格尔所误解的那样是谈论了作为一种存在者范畴规定的“人本身”。海德格尔错误地把马克思所指认人的性本质当成与人的自然存在直接同一的“先在实体”，他没有真正注意到马克思讲的感性活动究竟如何意味着人类个体在执行自己与自然界的本质关系的活动中实行着对自身的社会本质的建构与占有。正是在这种“实行”中才发生着自然与人的同一（即，人的感性的社会存在），并且也正是在这种“实行”中才发生着建构与占有之间的颠倒关系，即个人把他的活动所建构的他自身的社会本质当做不依赖于他的异己力量来占有。这种由建构的历史方式所规定的建构与占有之间的颠倒，恰就是那在实践中的“神秘的东西”。
这种神秘的东西在哲学的“理论的”传统中是不可能被触及到的，因为哲学的理论本身还始终就是由这种东西所规定的，亦即是它规定了哲学对世界的解释。所以，所谓哲学的“理论传统”，正是指哲学思维在以往还根本没有去思存在者的基本样式的来历，如海德格尔所说，它只能“从存在者出发思到存在者身上去”，当然，它也“在过道中看了存在一眼”，（注：《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375页。）但它也就是从这种“在过道中的窥视”中获得了神秘的东西对它的思之方式的神秘主义规定。在传统哲学思维的理论方式中，现实自身的颠倒本质非但没有被揭露，反而在哲学对世界的理论解释中得到了观念上的肯定。
所以，以往的哲学就在那个从其中产生出“神秘东西”的生活世界面前终结了。哲学的新生将取决于能否在对自身的“理论本质”作彻底反思的前提下，使自己重归生活世界本身的实践进程。哲学向生活世界的重返，必然意味着哲学自身形态的根本转变。如果说我们已能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上多少看到一点这种转变的可能方式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意味着更有价值的启发。尽管马克思从未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但正是它才真实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在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作出成熟表述的著作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马克思如何始终使哲学的思考直接指向对实践本身的理解，神秘的东西既然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它的解决自然也只有在实践中才是可能的，但它的解决却离不开人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对这个实践的理解”。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的，并不是说，这种哲学应当直接就是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事项。哲学从来都不可能是这种意义上的现实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指的并不是它与日常世界中的活动的同一性。相反地，它倒是只有通过与今天的日常现实活动有距离，才会使自己有可能去归属现实活动的源始真相，即归属当下的感性活动对人的历史性建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它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这就是“实践性”。这是马克思认识世界、关注人的钥匙，也是他认识的基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它文艺理论分野的关键点。当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实践性”，但他却在解读他人的思想中始终存在，属于马克思文艺理论的核心思想。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角度出发，诠释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存在论、技术观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内涵，而且把它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使我们能更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内涵，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挖掘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深层意义。
一、形而上学
马克思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实践哲学同样可以成为形而上学，即实践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我们理解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提供了又一个参照，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从实践哲学的角度解读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特质。
马克思以改变世界为宗旨，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开启了不同于意识哲学的实践哲学范式。海德格尔通过前科学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进行分析，确定实践对于理论活动的绝对优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点。存在的确是超越者，它不同于存在者，而存在之超越性只有在时间的视野下才能通达。正是如此，海氏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并言明，“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总之，任何存在论必须以此在的生存论为基础。然而此在之存在的意义只能在实践性中敞开。这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以往一切存在论传统的批判，都主要是着眼于它们对存在和实践性问题的耽搁的原因。对形而上学解释原则的彰显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在实践的角度颠覆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但这种解构的同时也伴随着建构。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不断诞生的过程。马克思引入历史的视域，就意味着对人的历史性考察，包括对人——现实的人的历史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形式以及建立在社会存在之上社会意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考察。马克思把传统二元论的主客体关系在历史中转换成主体间性，即共时态的同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历时态的代际关系。每一代人的创造都是在上一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资金等基础上的创造，这种条件和前提是无法选择的，因此是历史决定论的； 而选择什么道路去创造又存在着多种可能空间，表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是辩证统一的，它构成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实践的辩证法。可见，在历史的视域下，马克思超越了以往建立在科学之上的逻辑，在人们生存的境遇中整合了历史与实践，表现为“历史的实践与实践的历史” [2]的统一。因而，我们说他是历史生存论的实践哲学。马克思这样一些思想被后学的海德格尔所肯定，正如他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洞见到的：“随着这一已经由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3]
二、存在论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由自己创造的。在马克思看来，他是历史的产物，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自然史的产物” [4]。马克思所讲的人的自我创造只是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的。因为人已经存在，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将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对自然界和人的存在的抽象，是一个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从人的存在来理解人，就要认识到人的实践能力最直接的根源是自然，同时，人实现自身能力的活动也离不开自然。作为自然的一员，人既是能动的存在，又是被动的存在，他离不开自然，也只能在自然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完善自身的存在。这就是实践哲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即人类利用自然的条件，通过自身的实践不断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过程。而人类在实践中不断改变世界、完善自我的过程，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动态的存在。他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指的是存在物的涌现、显示，而非具体的、确定的存在者。海德格尔提出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那种东西，是一切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它是使存在者显示其为存在者的本源性的东西，因而与一切存在者相比具有优先地位。一切存在者必需存在才能成为现实的、确定的存在者。没有存在就没有存在者。但存在本身并不是存在者，不是一切存在者的普遍性，不是对一切存在者的概括，也不是其他存在者之外的某种独立的东西，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否则它就成了确定性的、对象化的东西。海德格尔说：“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之领会中，而同时，存在的意义却隐藏在晦暗中，这就证明了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任务是阐释存在的意义，那么此在不仅是首须问及的存在者；更进一步，此在还是在其存在中向来已经对这个问题之所问有所交涉的存在者。”可见，哲学对存在的研究不是去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也就是追问存在者存在的意义。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自然要拒绝对人的本质进行抽象的思辨，只有立足于人的存在，即人的实践活动，它才能获得丰富的内容。当前，我们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进行探讨，从实践哲学的视角、立足于实践对人的生存进行分析，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包含的双重内容。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既是能动的，又是被动的，受外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人的实践活动要想顺利进行， （下转第175页）
（上接第173页） 就应该对限制实践活动充分发展的条件进行改造。这样，实践就应该包含自我解放的内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是自我完善的活动，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实践的目的是良好的实践。因此，实践更应该关注存在者的完善，以便更好地促进社会存在的发展。
三、技术观
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生产、劳动或实践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对人本质的理解也必须从以劳动为核心的实践出发。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关系。代代相传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这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人通过实践创造世界证明自己的类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中可以看到：人的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即指作为客体的人对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依据，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涉及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环境中，与一定的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目标相联系，这一切不仅影响着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容、形式和手段，而且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个体自我实现的成败。
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的人已被技术所异化了，人和存在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是技术时代的真正危险，根本不是对人不利的技术后果。当人成功地克服了技术的不利的后果，最高的危险还是存在着。“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危险首先表现在它使人昧于天命。” [5]其次，“现代技术把自然展现成对象性的持存物，因而损害了事物，使人远离了事物。”[6] 因此，作为一种天命展示的技术本质是一种拒斥人进入原初的展现并进而去体验更原初的存在的危险，这是一种最高意义上的危险。面对现代社会人类因技术滥用所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积极寻求拯救的良方。他从本体论角度探讨技术，追问技术的本质，就是对“存在”的追问。他追问技术的本质，也就是在追问技术的“存在”，即技术作为一种现象，它是如何显现和出场的。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的人们对技术的流行观念可称作工具性的和人类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把大自然视为加工制作的材料和被动的从属者，以期对其进行开发利用。通过技术，人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主、客体的分化。在本质上带给人的最高危险是人和自然的自身性的损坏、扭曲和丧失。
海德格尔认为，不是科学决定技术，而是技术决定科学。他认为，现代科学描述事物的方式，是把自然当作可计算的力的聚集体来追赶或捕获的，并使自然在这个方向上展现它自己。现代技术的本质不仅支配着人与自然的交往，支配着科学，而且支配着一切包括宗教、艺术、政治等等在内的文化创造或存在领域。现代科学不代表理论的阐释，而技术也不仅仅意味着实践，两者并不是相互关联的，科学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不仅仅指技术，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科学和技术都可以各自成立，并且有他们独特的范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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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汝伦.历史与实践[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 上）[M].上海三联书店，1996.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将高能耗、高污染以及高人力成本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此规避自身的生态污染问题。为提升自身产业生产效率，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科技研发环节上。然而此种经济模式却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区域化发展的态势，严重制约着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因而探寻生态问题的破解思路，是当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与核心主题。所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思想，着力破解当前的生态问题。
1基于生态文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马克思并未在相关作品中提出生态理论，然而通过逻辑疏导与理论分析，能够有效发觉蕴含在相关理论中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念。譬如在《费尔巴哈提纲》内，马克思深入探寻唯物主义的内涵与区分，并指出認识社会实践的主体，是改造自然的生命体，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必将与社会、自然发生联系，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运行规律。具体来讲，马克思同志是以实践唯物思想为前提，提出人类的理性活动与社会、自然间所存在的问题。此外，在新旧唯物主义层面上，马克思指出旧唯物思想的立足点是公民社会；而新唯物思想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自然、社会为出发点的先进性的理论思想，而非以资本扩张、利益掠夺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理论思想。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美国哲学家约翰·科布总结马克思哲学理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哲学理论，以此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键的理论旨趣与价值追求。而通过结合有机马克思哲学，能有效挖掘出经典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与社会价值。
2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起源阶段是马恩阶段，随后由于马克思哲学拥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质，使得马克思哲学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主要包括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与西方有机马克思哲学。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生态哲学在我国得到长远且独特的发展，众多学者在结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以世界发展为导向，对中国马克思生态哲学展开研究，发展出满足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然而不同与西方国家割裂生态与生产关系，强调人类是发展中心的理念，我国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指出国家应将生态和生产相统一，在关注保护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此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契合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生态哲学也取得了开拓新发展。1983年，邓小平在生态保护会议中，提出要将生态保护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随后胡锦涛同志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现状，提出体现中国生态思想的可持续、协调、全面的科学发展观。而在我党的十八大会议中，党中央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概念，以此彰显极富生命力的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思想，并将自然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构建的认识提升到全新的高度。因此我国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不断丰富，能够有效推动经典马克思理论的快速发展，促进我国生态文明构建的步伐，彰显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社会实践性。
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理论意义
3.1深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发展中所造成的生态危机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反生态特征，深入地批判资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时代弊端。马克思生态哲学指出，在资本主义形成阶段，共同价值受到严重破坏，反而个体价值却得到无限放大，自然与人的关系发生着严重的异化。基于此，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作了如下分析。首先，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思想理念是按市场进行分配，各尽所需的。此种社会发展理念必将造成资本逻辑对个人回报的制约。资本主义拥护者可利用资本优势占据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其次，资本主义是非自由的思想体系。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能够导致受剥削、贫穷、庞大的阶级与攫取他人成果的资本阶级的诞生。进而资本阶级在利益最大化思想的影响下，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快速发展重工业体系，导致生态问题的持续发生。
3.2强调民族文化与自然科学的重要性
我国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借鉴了现代系统生物学、量子力学、环境科学的研究成果，从系统的、有机的、整体的角度出发批判现代主义哲学的对立论与机械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局限在封闭的思想体系中，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着眼社会实际、国际发展态势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注重与各族文化的融合，其强调的“文化嵌入理论”符合我国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科学精神，并不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只有置于全新的民族文化体系当中，才能适应当前所处的地域与时代的文化传统与经济条件。进而通过推动我国与世界各族文化精神及民族传统的协调统一，促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充满生命力，彰显时代先进性与实践科学性。在传统文化层面，马克思生态哲学注重我国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融合，指出只有将文化传统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才能从思想层面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2] 理解就是此在在理解的前结构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的筹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的前结构决定了理解，甚至可以说理解是理解的前结构的“重复”。
[12] 这些多样化的形态之间可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可能形成竞争的关系。解释文本的文本又形成新的文本，我们称之为衍生文本。被解释的原初文本与解释文本而形成的衍生文本之间的关系，是源与流、一与多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而是一种循环关系。一方面，文本及其意义存在于对它的解释中，“多”和“流”是对“一”和“源”的补充和发展（当然也包括偏离），现实中只能通过“多”和“流”去达到“一”和“源”，这是解释对文本意义的制约性；另一方面，文本又制约着对它的解释，并且为评价各种解释提供某种尺度和准绳，当然，这种评价是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来实现的。
[15]
哲学史有本来的哲学史和书写的哲学史之分。本来的哲学史是历史的东西，书写的哲学史是逻辑的东西。如何看待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关系，是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重视历史的东西而忽视了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范式一直建立不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也无法以哲学史的身份加以叙述。为此，本文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以期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范式。
逻辑的东西研究之必要性
笔者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之必要性，是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状况决定的。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在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经过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解读的模式简单地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之中，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一开始就缺失了研究逻辑的东西一环。由于没有研究逻辑的东西，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始终存在着两个缺陷：
其一，在叙述的主线上，缺乏逻辑的一贯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都只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思想。后来，我国学者把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称之为领袖思想史。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了，首先是把第二国际的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比如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写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其次是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紧接着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思想家的介绍纳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最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称下，以国别史的方式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各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作思想材料的扩充，并没有实现形式上的更新和突破。而没有形式上的更新，思想材料的叙述必然杂乱无章。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就是如此。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体例不论是在总体的结构上，还是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都极不协调，也不一致。在总体结构上，主要表现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的书写结构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写结构不一致：前者基本上是以人物思想为主线，后者却是以国别或派别为主线；在对个别人物和派别思想的叙述上，时而是人物思想的叙述，时而是重点著作的介绍。造成这种结构上和体例上不一致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逻辑主线。由此可见，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书写的问题主要出在形式上，而不是出在内容上；形式的问题解决了，内容的问题也就很容易解决了。形式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逻辑的问题。这样一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就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其二，在叙述的方法上，缺乏必要的抽象。从方法论上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体例的不一致和不协调，究其根本，是我们没有对经典作家的原著解读模式作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辨析。根据马克思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规定，经典作家原著的解读模式恰好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这一方法对于我们探讨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有用的，但是，把它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上来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方法呈现出来的，只是经验的材料、历史的东西，而不是思想的联系、逻辑的东西；如果经验的材料不相同，那么，叙述出来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必然不一致和不协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出现的体例不一致和不协调恰恰是因为使用了研究方法，而不是叙述方法。因此，要克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缺陷，就必须反思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法。
不可否认，叙述方法要以研究方法为前提，它只能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才能确立，但是，研究工作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叙述方法就能够建立起来，从研究工作的完成到叙述方法的确立，还有十分艰巨的工作。这个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研究工作的结论进行分析、概括和抽象，从中找到叙述的逻辑起点，就像马克思找到“商品”这个概念作为叙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那样；第二，进行理论的和方法论的研究，建立驾驭和叙述材料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这一工作并不是在研究工作完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与研究工作交替展开的。就像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与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那样。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书写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就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状况看，最重要的、也是亟待解决的，还是后一方面的工作。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点问题，比如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及应该如何评价的问题，等等，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区分开来，缺乏逻辑的抽象，所以，找不到叙述的原则和叙述的起点。从这一方面看，我们同样需要开展对逻辑的东西的研究。
上述两个方面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这是属于研究方法的内容；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原则，这是属于叙述方法的内容。这两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论建构来说，缺一不可。
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与历史理性建构
在哲学史上，对哲学史的逻辑的东西的研究并不是统一的，因而也不存在既定不变的逻辑的东西，相反，逻辑的东西从来就是随着哲学史的发展而不断被建构的。在哲学史上，我们不仅有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史，还有文德尔班的文化哲学的哲学史。前者属于近代哲学的哲学史，后者属于现代哲学的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在批判近代哲学中发展起来的，本质上属于现代哲学。不仅如此，它在创立的过程中，曾经受到过浪漫主义思潮、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影响，而在20世纪的发展中又吸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且在东西方国家的发展中形成了多种形态，这些都不是用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能够叙述出来的，必须采用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建立现代哲学的历史理性，才能叙述出来。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历史理性都是在文化哲学的范式中建立起来的。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在哲学史的领域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并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时间向度。二是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并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叙述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这是哲学史研究的空间向度。这一研究范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能够使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传统和不同形态的历史演变。这两个特点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内容。但是，有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式，有了历史理性的内容的规定，还是不够的，要把历史理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之中，还需要开展两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叙述方式。长期以来，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特殊性为由，拒绝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问题。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其他一切哲学是不同的：其他哲学本质上是知识论的，因而有自己的概念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哲学创造中从来就没有作抽象的概念的研究，而是紧密地结合时代的问题、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由于这一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不能采用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方式。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反概念化、反体系化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没有自己的内在逻辑主线。马克思在论述《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时，把“抽象力”和“叙述方法”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规律和表达自己思想的主要方法。这一点就已经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它从来不拒绝哲学的逻辑，不拒绝哲学的思维方式，不拒绝用概念的、逻辑的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相反，它是把哲学的逻辑、哲学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其能够穿透现实，改造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更为具体的学科，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融哲学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学说，就在于它运用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建立了自己的哲学逻辑。既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逻辑的抽象，发现和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这就是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和外史的工作。
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就是马克思的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与多元化的哲学传统和理论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所创造的历史。这一历史，就其按照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而言，它是理性的，是一般的。但是，就它在不同民族的发展以及所形成的理论形态而言，它是多元的，是历史的。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历史理性的叙述原则。概括起来，这一原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准确地描述各个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实践和辩证法的批判精神是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方面，但这一精神不是预成的，而是通过个体的哲学家创造出来的，因此，要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及其发展，就必须研究哲学家个体的富有个性的思想创造。这是从整体上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础；第二，以问题为中心，研究不同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和独特的形态，通过哲学形态的变革揭示哲学发展的质变，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时间向度；第三，以民族文化为背景，研究不同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特别是比较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通过这些不同的哲学传统比较，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世界化和多元化，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叙述的空间向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史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史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别着重表现在两点上：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对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分析之上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每一个原理、它的发展以及在不同民族的表现，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意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发展是在融合和改造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实现的，因此，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发展，就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完成了这种内史和外史的清理工作之后，才能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叙述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成为一门哲学史的科学。
第二，研究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史，我们还必须开展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是由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决定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途径
1引言
理论上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横向层面的哲学形态，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当代哲学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国的哲学形态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三足鼎立”，这种形态对于新的学者把握和认识西方哲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我们知道但是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即使非常经典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础分析
2.1梳理中国的传统哲学
想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梳理，因为它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统摄哲学全局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探讨的重要前提。传统哲学在方法论方面影响我们的思维，因此想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首先梳理中国的传统哲学。
2.2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连的，它所根植的年代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马克思从一种世界的高度来认识哲学，创作了世人瞩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实践证明了这种理论的真理性。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内容进行研读，避免认识上的分散性和模糊性。
2.3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它是对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概括。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已经融入了很多地方特色，马克西主义哲学的创新要从全球性的高度来认识其地位，避免出现创新过程中的偏颇。
3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主要生长点
中西方哲学中包含了人类及其精华的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生长点。相比于西方传统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和形式比较固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生长点就是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固有的思想进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全球化的时期，哲学已经成为世界的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分析哲学的现状，就必须直面中国哲学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创新就必须改变其原有的外在形式，用更宽广的胸怀来承载更多形式的哲学内容，这样才能为人类做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是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特色哲学思想，他们是马克思哲学的新成果，也是世界哲学发展中的一种全新形态，具有伟大的实践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前提下将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另一生长点。
4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具体路径分析
4.1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拒绝唯心主义对旧唯物主义进行扬弃，着眼于人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追溯其产生的历史和根源。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问世以来就深深改变了人类的历史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服务的，从根本上回答了世界的本源问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去向问题。因此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就必须好好把握其哲学观和方法论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式才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些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可以在正确辩证法的引导下理解中国发展过程中问题。
4.2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汲取力量
首先，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这些著作中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和原理。只有认真阅读这些经典著作才可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精神。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都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有仔细阅读这些经典才可以做到从科学的角度认识实践，坚持物质世界不动摇。其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整体观念。实现人类的解放推动全人类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追求，因而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事实上，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互联系的密不可分的，这些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赋予其中国特色。因此必须对这些著作进行深入的研读，才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打下坚实基础。
4.3立足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曾经不断地强调方法论要随时随地以当地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立足时代的需要进行发展和创新。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面向现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而是要立足实际，直面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跟随时展的步伐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决定了它所服务的对象是人民大众，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人民大众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着重点所在。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广泛地吸收自然科学的有益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它不是固步自封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诞生以来就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从而推动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此在当代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与其他自然学习的最新成果相联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新鲜的血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能量和动力。
5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就离不开创新。当近社会瞬息万变，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也是时代所需，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坚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汲取力量、立足当下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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