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08:34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文本会产生新意义，取得新发展。
【摘 要 题】文论大视野
【 正 文】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理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历史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坛进入了一个沸沸扬扬、纷纷扰扰的时期。特别是西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涌入、移植和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仅仅20年，中国学术界几乎走过了西方文论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路程。现当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批评模式、文艺观念、文艺思想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和演练，经过一定程度上的本土化过程，出现了一些发育不甚成熟的中国版。中国当代文论的结构正在发生重组与新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所谓“祛魅化”运动的磨砺和考验。然而各种理论资源和学术思想的碰撞、对话与竞争，只能给科学的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开拓创新的动力和契机，通过承接和吸纳一切有益的、合理的思想因素，来丰富和优化自己。事实表明，经历了新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不是偶然的，是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身的学理优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开放的多维视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从现实主义文艺现象中总结、提炼、概括出来的理论体系。强调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真为基础，尽可能地求得真、善、美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追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目标。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种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包含着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机相连的，不同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从“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论；从“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论大异其趣；从“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与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庸俗历史学和庸俗政治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与此相联系，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注意到，文艺研究经常出现一种类似“轮回”、“钟摆”那样的现象。当西方文论热衷于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的时候，中国文论恰好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推向了极端，以至产生庸俗社会学的弊病；当中国文论倾心于对文艺的内部规律进行研究的时候，西方文论又开始突破文本主义文论和形式主义文论的囿限，向社会、历史和人生开放，极大地拓展了文艺外部规律的研究。中国文论的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的错位。现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们又紧跟着当代西方学者的脚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从对文艺的内部研究走向对方艺的外部研究。20世纪的西方文论出现了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次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一次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至于其他转向，多得难以描述。现当代西方文论总是像“走马灯”那样不断地变换着。后学们具有强烈的反超意识，总想压倒和取代他们的前辈。这个转向，那个转向，转得使人晕头转向。当然，西方文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尽管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发现了许多新质性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和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
内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纯粹的文本主义文论和审美主义文论；外部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和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新人本主义文论。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由于脱离文艺的外部规律，不同程度上躲避和逃逸历史或人文。某些历史主义文论，特别是某些科学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往往表现出非人文化、非主体化的倾向。有的人本主义文论和新人本主义文论作为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的研究成果又往住表现出非史化的倾向，即展示出自我化、主观化、内向化、本体化、非理化、幻想化，乃至虚无化的倾向。其实，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专攻文艺的内部研究，或与外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内部规律研究，或者专攻文艺的外部研究，或与内部研究的联系上，侧重对文艺进行外部规律研究都是需要的。应当深刻揭示文艺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辩证关系，努力把对文艺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的理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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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
应当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充满着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充满着对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的《神圣家族》通过对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评论，充满着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原理和基督教教义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戕害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充满着对德国的虚假和有害的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以纲领的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批判，……如此等等。
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异化理论和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通过对旧世界的革命批判，改变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的旧环境，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伟大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学术的自由民主发出了深情的呼唤。马克思恩格斯对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的不同的性质、作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舆论批判是必要的，但取代不了对现实的实践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所传承，特别是被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所发扬，随后被流行于整个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所强化，成为一直主导世界文论潮流的强势文化。我们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一切伪科学的、非人性的、非历史的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艺思潮进行清醒的、有选择的、有目的的鉴别和分析，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批判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休谟问题是西方哲学史中最重要、最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哲学本真问题进行无情地拷问，动摇了西方近代哲学因果关系逻辑发展方向，开始使哲学研究更多地从“人的存在状况”出发，努力探寻着人的意义和价值，探寻人类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文化哲学的含义、特点及文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三个问题对文化哲学进行了几点思考，对人们认识和研究文化哲学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人们关注这一问题，不仅在于它对人类理智能否恰当地认识世界提出了一种挑战，也在于近代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众多回答的尝试一再遭受失败或不能令人满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可以作为休谟问题的终结回应。
一、休谟问题引发的思考
智慧象征的哲学家们无论多么满腹经纶、博学多才，当他回答“究竟什么是哲学”这一终结问题时也会感到十分乏力，无从下手。今天，不管我们怎样指责休谟的“奇谈怪论”，但他把哲?W指定为“人性科学”，并看作是一切科学“唯一稳固的基础”的理解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他在探讨人类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时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回答。休谟从认识论角度提出的哲学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问题是指向哲学的本体主义，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这是所有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然而，休谟却不断拷问有什么理由说明世界是“物质的”“意识的”或者“神创的”？存在的存在真的存在吗？追根溯源的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行？休谟之前，哲学家们都“凡事物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的本体论命题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真理。例如，古希腊哲学对“万物始基”的寻找；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都是对这一命题的经典论证。休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有什么方法能证明其真理性？我们既没有获得用肉眼看到直观现实，也不能用严密的逻辑去证明其真伪。归根结底，这只是人们经过观察和经验得来的一种主观推断。那么，人们到底应该如何来证明这种主观推断的合理性呢？马克思在其所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这一哲学任务诉诸人类的实践，“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第二类问题就是指向哲学的思维方式。所谓哲学思维在休谟看来就是所谓的哲学的预测功能，能根据现实的情况对将来的事实进行推断，而这种传统的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只能是因果关系。因为我们人类只有凭借这种关系才能超出我们的记忆和感官的证据以外。然而，休谟认为所谓的这种“因果性”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的一种“习惯联想”。这种“习惯性联想”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由于过去重复所产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任何新的“推理和结论”，习惯和推理本身无关。
实际情况往往也正如休谟所言，人们对“事实和行为”的意义和价值大都是出于主观的“习惯性联想”。客观上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即事实和价值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推导关系，世界只是由事实构成，它并不含价值。价值是由人们的主观意识所赋予的。例如，同一件商品，对于需要的人来说它就有价值，对于不需要的人来说就没有价值，这件商品本身没有变，有没有价值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决定。由此可见，人类的这种“习惯性联想”并不可靠。所以，休谟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自由主义思潮才是真实可靠的。顺着这一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挖掘，产生了现代西方哲学中两大派系之一的人文主义，即把哲学研究开始从外部世界的探寻转向“人的存在状况”本身，努力探寻着人的意义和价值。
二、文化哲学的含义及特点
（一）文化哲学的含义
学术领域关于文化的概念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文化的理解莫衷一是。在哲学领域，我们能够达到共识性地把文化理解为“人化”，即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内在尺度的方面。文化哲学是对哲学的一种彻底人性化的理解与解读，它是一种关于各种文化现象内在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文化哲学通过对人类文化模式及其演进机制的全方位的反思和批判，促进文化转型，形成了种种自觉的文化意识，并最终发展为影响社会进程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促进本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达到文化自强。
（二）文化哲学的特点
1.文化哲学具有属人性
文化哲学是体现人的生命价值的哲学理解范式。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化就是“人化”。人是文化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关注人的生存发展、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文化哲学的理论诉求。钱穆在《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对文化概念作了简明而深刻的概括：“文化是长时期内大群体的公共人生。”
2.文化哲学是理性主义和价值主义的合流
纵观哲学发展史，哲学思维有两种理解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理性哲学理解范式，一种是探究价值意义的哲学理解范式。康德把哲学研究从传统哲学对客观事物实体的思考转向了对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思考，实现了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超越，填平了一直以来主客体、自由与必然、价值与认知的鸿沟。
3.文化哲学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文化哲学的批判性和超越性通过文化转型来体现。文化转型是由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或群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占主导性文化模式被另一种新的主导下文化模式所取代的过程。文化转型大体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文化危机、文化批判、文化创新。
三、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厘清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我们理解和研究文化哲学的重要前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哲学的阐发、彰显和确立的过程。
首先，从文化哲学的产生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确立了文化研究的起点，而且通过对“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论述，来确认文化的本质。在《1844年?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人类，人的创造物被他表达为“人化的自然”“人的本质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等等。虽然他没有明确界定“文化”概念，但是在对世界进行区分时，实际上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了出来。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上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从这个层面上讲人是文化的人，文化是“人化”的本质属性。
其次，从研究范式上来讲二者都具有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以往的旧哲学就在于把实践的理论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休谟的第一类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巧妙地批判康德“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水”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哲学的问题就是“生活和实践”的问题。哲学本体问题的回答离不开认识本质的揭示，人的认识能力说透了就是人类自身的实践能力。休谟的第二类问题，“存在的事实”与其价值、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实践问题。所谓的意义和价值是人自己的生活和实践创造的，而不是精神世界苦思冥想能够寻找到的。文化就是“人化”，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实践基础上作为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模式。文化模式根据人们生活、生产的实践形式、实践形态不断发展变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都有差异。可见，人类生产实践对人类文化模式的生成具有第一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需要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在实践中还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与方式，当前做好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高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以实践为中介，在批判旧哲学抽象自然观的基础上，通过强调自然、人、社会的相互交织及其互动，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首要内容。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1]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具有演化先在性。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前提性和制约性。因此，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共同存在、共同发展，是生态过程及其关系存在的前提。
第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的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1]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劳动，通过劳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基础上建立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彼此联系，相互作用于人类的劳动实践过程和社会活动中，形成了生态关系与经济关系有机结合的生态经济关系。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必须积极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发展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进行。
第三，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其中自然属性是实现人发展的基本方面，人要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还需要使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相互协调、相互强化。建设生态文明不只是技术问题、项目问题、经济政策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
透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三个主要内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不可分离，有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提高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自觉性。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冲突，认为生态问题的背后是人的价值观或社会发展观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生态问题的本质，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态和谐。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培养途径
（一）理论上深刻理解生态文明观
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是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总结反思，体现了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理论认识和对生态环境观念的理论变革。这些理论认识和变革包含了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基本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科技观和发展观等一系列生态文化观念。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构建生态文明观的基本途径。
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读生态文明。恩格斯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个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1] “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2]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运用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生态问题，其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观的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其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渗透生态文化知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可结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容，说明生态文明是随着时展而日渐完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说明生态文明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总结和提升，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要求的。
最后，在教育教学体系中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教育列为公共课程，让大学生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理论及生态环境保护方法；结合不同专业开展与专业相关的生态伦理课程，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挖掘本专业与生态科学的交叉领域，根据专业教学特点与内容，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教学之中，使生态文明教育在各学科的专业教育中得到深化。
（二）实践中自觉践行生态文明观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3]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践观念，正是马克思调节与控制思想的体现。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成功离不开实践维度的应答，实践是大学生生态文明观教育的重要手段，同时又是大学生践行生态文明观，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形式。
生态文明观的实践包括举办生态文明教育讲座，组织讨论会，开展生态文明知识竞赛，使大学生系统地了解生态文明知识；组织生态文明主题活动，让大学生在自然中陶冶性情，激发与大自然的情感。开展经常性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的作用，要抓住网络阵地，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专题网站，在校园网设置生态文明栏目，定期生态文明相关知识、理论动态等，建设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环境，弘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化，使大学生做到心中有校园，心中有生态。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坚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也为目前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03.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主持人：段吉方
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突出的理论范式问题仍然值得深入的讨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出发，系统地提出了 “文艺大众化”问题，总结和阐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经验问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和条件。本专题的四篇文章，从毛泽东的《讲话》与“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语境、问题逻辑与理论模式等问题出发，对《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观念与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经验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阐释，希望能够促进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讨论。
段吉方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
摘 要：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没有获得深入讨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突出的理论范式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拥有自身的理论范式？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理论形态与理论方式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深入的理论说明。文章着眼于此类问题，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文艺大众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建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文艺大众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139－04
收稿日期：2015-04-11
基金项目：2015年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文化转向视阈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与基本问题研究”（批准号：15Y19）、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5M5705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段吉方（1975-），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没有获得深入讨论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艺理论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突出的理论范式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拥有自身的理论范式？与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理论形态与理论方式上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深入的理论说明。在“理论的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如何有效地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与中国美学研究的知识经验、基本问题与理论逻辑，实现理论范式建设上的重要转换，笔者认为，这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理论范式研究的问题较为复杂，自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以来，在它不断被应用到文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质疑和争论。究竟什么是“范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使用“范式”这个概念是否恰当？文学研究是否存在某种“理论范式”等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按着托马斯·库恩的理论，“范式”指的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个时期内所形成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答标准的整体标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1]在科学研究中，每一个新的“范式”的出现，既意味着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方法标准以及应答方式的变革。在严格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问题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毕竟在它的基本问题、方法标准以及提问方式上与科学研究有重要的区别，也有它的基本的问题领域和人文属性上的特殊规定。
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并非拥有一种天然的固定的理论范式，也不是库恩所说的那种科学共同体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特征主要在于它的基本问题融入理论思考与理论提问的方式，这些基本问题包括文化唯物主义、大众文化研究、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幻象、文化经验与文化生产方式、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原则等问题，它的基本的理论范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模式所确立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这个理论范式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关于神话、现实主义、典型化、典型人物、艺术生产等美学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这个理论范式上开展的，这也意味着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范式只有在融入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中才是有效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和库恩所说的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范式相区别的地方。
在文化多样性发展不断突出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也会使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模式和理论形态。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知识经验、理论观念和理论模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前苏联、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理论范式层面上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绩，并形成了人类学的模式、政治学模式、意识形态论模式以及经济学模式等不同的理论模式。[2]不同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回答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艺术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方式，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哪一种固定的理论模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特别是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更不能始终借鉴或重复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而需要在充分关注现实文化经验的过程中完善自身的理论品格与理论范式，更应该重视我们自身的理论经验与传统，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特有的文化传统、情感结构、认知模式与审美伦理中建设我们自己的理论范式。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五四”时期的初步萌芽时期、“左翼”时期的译介推广时期、40年代的理论深化时期、50年代曲折发展时期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整体创新时期。[3]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受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形态上仍然存在着简单化的特征，某些见解和主张也不够成熟，虽然在中国现代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文化体制与思想氛围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20世纪初期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箫楚女、沈雁冰、郭沫若等围绕《中国青年》《新青年》等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传播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从当时的理论观念及其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理论范式上的特征仍然不明显，甚至还远没有被纳入到问题与理论思考的层面上。
在问题的层面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即如何“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问题，呼应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文化经验的提问方式” [4]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发表了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讲话》所确立的“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模式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讲话》对中国文学发展经验的影响早已经融入了文学史的视野，并构成了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体现出了中国文学发展特有的意识形态选择。但我们往往也忽略了另一层面上的认识，那就是，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经验中，《讲话》在学理层面上究竟展现出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那种文学史视野中的“文艺大众化”观念以及意识形态选择是否在学理层面上形成了一种持续的理性思维与美学精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以往的宏大叙事评价的层面上，那就缺失了一种文学理性的反思和判断。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对于《讲话》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应该更多着眼于学理层面上的总结与完善，着眼于学理层面，就是要从美学和历史的逻辑层面上总结《讲话》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在文化传统与理论范式层面上的意义何在，也就是说它在深层次上如何影响和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道路和理论选择的。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发展而言，《讲话》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阿尔都塞学派的理论，也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讲话》中提出的“文艺大众化”观念既把文学艺术视为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服务的上层建筑力量，在上层建筑意义上提出了艺术和审美领域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同时又把这种“文化领导权”的确立过程融入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现实需要和历史变化之中，从而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既有葛兰西层面上的“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的含义，又是基于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经验，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走向、现实处境与美学担当，这是从内在的理论内涵上说的；从表达方式的角度看，“文艺大众化”很好地解决了文学艺术创作与民族的、美学的形式问题，因而在学理层面上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艺现实相结合的这样一种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同时也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美学和历史的原则。
毛泽东在《讲话》中曾经强调：“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今天，文艺批评仍然比较复杂。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再谈《讲话》与“文艺大众化”问题，就不能仅仅着眼于那种一般性的理论阐释的工作，更需要在批判性的视野中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展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品格，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及美学研究拓展理论空间，展现美学理论把握现实的效应。
毋庸置疑，在今天，我们再谈《讲话》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范式，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与时代的“审美间隔”问题。这个“审美间隔”曾让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过程充满了很多“断裂”的色彩，也让“文艺大众化”理论在学理上的连续性变得复杂。从学理上谈《讲话》，正是接续这种断裂的方式。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相互结合起来……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结合起来。”[5]今天的文学发展方向与实际文学经验的结合在哪里？这也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也体现出了理论研究呼应现实经验问题的迫切性，它所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接地气”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不乏反映“底层文学”的经验，各种关于“底层写作”的论说不断出现，在情感与经验的层面上，我们很容易在文学写作与文学研究中充分释放审美情感的现实变化，社会生产关系的复杂性也会在文学情感与文化符号中获得充分表达，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依存的基本的“情感结构”也有它的丰富的辩证的存在，这说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不缺乏它的现实基础和主体性形式，“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多重复杂的现实审美经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问题领域。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观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历程中，《讲话》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路向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美学研究的影响仍然鲜明可见，《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观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批评的理论园地，并且在与中国文学发展交融并进、影响互渗的过程中不断展现出鲜活的理论魅力，推动并改变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格局。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范式研究上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一方面是受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危机的影响，这种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熔化一切看上去坚固的东西的能力，它甚至有能力把对文学价值的精神和功利的要求消融成一种高谈阔论。”[6]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我们自身。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范式问题上，在很多时候，我们还缺乏思想上的聚焦和学理上的理论共性的认识，理论研究与现实经验层面上的疏离仍然很严重，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面对的“理论抵抗”的情形也更加严峻。在这种情形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仍然没有找到与当代社会“情感结构”相适应的方式，大众审美经验的现实需要和历史变化与理论层面上的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间隔仍然存在。要解决这样的理论困扰，首先需要我们从当代文化语境出发，进一步审视和判断马克思主义美学面临的新的问题领域和思想形式，其次，还需要我们从现代性的视野中更深入地观照包括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内的当代文学艺术理论的生产机制与价值属性，并且时刻在关注现实审美文化经验的过程中展现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持续思考。
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在学理上系统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7]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问题并不是一个已经定型的、静止凝固的东西，而是变动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哲学原则和方法来自于现实文化经验的体察，也来自于特定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经验的思想培育，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体系与理论范式也处于不断的更新发展之中。“马克思树立了用社会主义方法来解读其著作的权威，因此，新形势必然会重新书写其著作的意义。而且，马克思继续指引着寻求超越马克思的话语视域，因为马克思贡献了一种宝贵的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可以解决在知识分子的书房里难以解决的实践问题”。[6]在20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文化研究与文化分析方法、审美意识形态与审美幻象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审美形式、媒介发展与大众文化研究等学理问题不断得到深入研究，这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是一种难得的思想资源，这种思想资源让我们的研究有了持续的可能和动力。我们期待，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面向当代各种复杂的审美文化现实的过程中展现出更加令人信服的内容。
参考文献
[1] 托马斯·库恩，金吾伦.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2] TERRY EAGLETON，DREW MILNE.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Oxford[M].UK: Blackwell Publishers，1996.12.
[3] 王杰，段吉方.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及其基本问题[J].社会科学家，2011，(3).
[4] 段吉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知识经验、理论模式与当代语境[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4).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8.
[6] 德鲁·米尔恩.解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A].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1辑）[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06；10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文化；结合
一、从哲学思想上是相通的
中国的传统哲学特点就是博大精深，而且具有鲜明的各族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仅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同样还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1.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唯物论，而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着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
第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世界本源问题的思考。我国古代就有把世界认为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特殊元素够成的，这种五行的思想不仅阐明了古人对世界来源和物质构造的思考，也反映了古人从物质角度去思考世界的，而不是从主观的唯心角度去考察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本源。
第二，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规律问题的认识。古人在知识匮乏的年代，以当时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总结了许许多多的对世界的规律的认识。虽然有许多的认识再当今人看来是不尽正确的，愚昧的，但这都是古人对世界一种朴实的思考。证明了古人是从自身的实践出发，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总结身边的事物发生的过程并预测事物发展的结果而总结得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对规律问题存在朴实的认识。
2.传统的哲学朴素辩证法同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
老子的物极必反、福祸相依的辩证思想在当时以及直到今天都为人们耳熟能详。古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变化的，任何事物在发展到一定得阶段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不是不变，是变化的时机还没有，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朴素辩证法当中的由量的积累才会产生质变的思想。这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认为无论是人的思维还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产生变化的辩证法思想相契合。
第一，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无时无刻不起变化的。古人十分讲求做人做事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世间万物之间的任何事物之间都是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的，比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思想，这是在提醒我们再认识和看待身边的事物时要用联系的眼光，而不能孤立片面的看待身边的一切事物。只有做到用联系的眼光认识这个世界才会做到万无一失。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存在内在的一致性。
第二，中国的传统朴素辩证法当中对矛盾运动规律的思考。古人在很早以前就明白了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体存在的，一种矛盾的消灭也意味着另一种矛盾的产生。福祸相依的思想也证明了我国古人矛盾运动规律的思想。
第三，中国的传统朴素辩证法当中对质变量变互变的认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当中不乏“合抱之木起于毫末”的人生思考，认为事物都有量的积累而成的，都有量变再起质变的自身规律。如果正不是因为这些一点一滴的积累便不会产生质变的发生，正如不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这都无不解释了古人朴素的关于对量变质变认识的朴素辩证法的认识。中国传统朴素辩证法当中对质变量变互变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量变质变的原理有内在的联系。
3.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与看法与唯物史观想通性
中国的传统当中对社会历史的哲学思考，以及对社会历史的规律的记述不胜枚举。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可探寻，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有很大的内在相通性，这样也成为中国的传统哲学当中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与看法与唯物史观相通的内在联系。
二、在精神实质上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单单是从哲学思想层面上存在着许多内在的相通性，同样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更是存在着内在的相通性。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这些内容在其精神实质上无疑不和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精神村民存在着内在的相通性，这也提供了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心理根源。
1.“和谐”的理想的追求
中国是一个讲求天人合一的过度，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力图建立一个天平的盛世。对和谐的理想追求从未消失过。中国人勤劳善良，与人和善，乐于助人。在生活当中表现豁达开朗的乐观精神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和谐的思想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想也是所有中国人的追求目标。
2.讲求“经世致用”的哲学思维
经世致用，由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经世”是可理解为：为官之道，学而优则仕。“经”为上下贯通之理，一“经”可贯众“纬”。“致用”，即是不务虚学。以“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达“修身”之功，以“修身”之功通达“齐家、治国、平天下”经世之理，致用则是致此用功。经世致用告诉我们做事要遵循固有的客观规律，按照规律办事。
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为祖国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陈方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8.
[2]陈方刘.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因研究综述[J].理论视野，2007（1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进一步推进、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实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设置及其相关建设工作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兴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潮。短短几年中，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出版著作几百种，数千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量成果。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研究热潮中尚存在着种种需要澄清或克服的问题。相对于其成就而言，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因为它们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未来发展，甚至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途和命运。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解读上的严重讹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问题，历来都有诸多的误解或歪曲。例如，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很早就有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儒家化甚至封建化，认为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其结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在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些人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作了另类误读，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归结为20世纪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严重曲解。
首先，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视为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潮水般地涌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歪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虽然西方列强的入侵在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决不是西方列强入侵的伴生物，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自动“涌入”中国的。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是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出现的中华民族的救忘图存运动。关于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不澄清这一事实，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会走入歧途。
其次，这种观点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命题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实质上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的话说，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概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包括用马克思主义改铸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当前现实、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通过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和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期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发展，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它们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题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所强调的是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像一个人客居他乡的所作所为。按照一些人的描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约一百年前传播到了中国，然后就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成为指导思想，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自身也经历了相当曲折的进程。显然，在这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漫画式图景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变成子虚乌有的事情。
再次，这种观点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进化主义在中国”、“唯意志论哲学在中国”、“实用主义在中国”等相提并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之间的原则界限，实际上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按照这种观点，既然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近现代思潮一样都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涌入中国的，那么，即使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它也只不过是西方文化入侵或文化殖民的一种表现。如此一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说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倒不如说是要拷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
总之，上述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如果不是那种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心态作祟的结果，那就只能理解为某种故意混淆视听之举。不从根本上破除这种已产生相当影响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性质的误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都会举步维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定位上的重大偏差
所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理意涵的界定，它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性或在学术上如何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是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特有的问题。然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已经出现了重大偏差。近年来，一些人主张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认为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其重点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中国和世界现实相结合，它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指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中国化，其重点是吸取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其任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显然，这里所谓的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此相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实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定位。在这种观点看来，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学术含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其原因正在于它缺乏准确的学术定位，经常越位到政治层面去干本属于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
应该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革命家、政治家与理论家确有不同的职责和任务，尽管、邓小平等领袖人物具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双重品格并因此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但是，如果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主要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事情，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家的本务，那就太荒谬了。这种力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作截然二分、试图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不过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政治淡出，学术凸显”的时髦口号为症候的流行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表现。该流行病的病根在于：一些人宣称，马克思主义只具有政治方面的功能，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学问，因而它不仅不应该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居于指导地位，甚至也没有资格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也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取消论。而上述主张通过规避政治和现实来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的观点，就是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面对马克思主义取消论的冲击和挤压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你说马克思主义不像学术或学问，我就努力按照你的标准使它成为学术或学问。其实，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与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革命家、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不应该偏废任何一方面。作为学术事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当然要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但更应该关注中国的当前现实，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为解决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问题寻觅思想资源。如果无视时代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漠不关心，不仅会因缺乏现实立足点和取舍标准而使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成为空话，而且还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合法性危机，更遑论什么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因此，不校正上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上的偏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将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并陷入重重困境。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题开掘上的诸多盲点
与以往的情形相比较，尽管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开掘出了某些新的论题，但从总体上看，其论域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主要论题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内在规律及其重要代表人物等等，其成就也主要表现为对这些原有论题的深度发掘。这种情形的出现，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题已被开掘殆尽，而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仍然较为狭窄所致。如果进一步开阔视野、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和近百年来中西文化大激荡条件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广阔背景下来考察和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诸多盲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全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文化的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多元化等等。当然，这并不是说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概都没有涉及到上述这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确实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完整的把握和深入的探讨。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问题上，尽管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甚至人们在这一领域中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人们所从事的这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让人感到是在谈论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它本身往往没有明确的理论目的，很难说它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的。而要完整地把握和深入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都置于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总之，如果不深入、系统地研究上述问题，仅仅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原有论题上，是很难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的。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上的种种误区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始终贯穿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本身的反思，包括对既往得失的总结、现实思路的清理、发展方向的抉择和方法论的建构。这种自我反思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保证。但是，这种自我反思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其方法论建构是不完备的。事实上，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方法论上还有种种误区。
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最大误区，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缺乏自觉意识。顾名思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就其本来意义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无可质疑的范式，换言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作为其文本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都应该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根本任务和目标，都应该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才能突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狭隘视界，把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真正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和贡献。用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些学者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根据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和实践诠释，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诠释也就是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它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领域、中国具体实际的各个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结合机制有精到的理解，这方面的任务主要靠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承担。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如对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主要是由革命家、政治家来完成的，但它也离不开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少数领袖人物的专利，它也是中国每个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只要我们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这些贡献就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亮点。同时，也只有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才能运用正确的标准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规范其未来发展。然而，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仍然还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作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相并列的一个学术领域或研究方向，而并没有把它理解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在内的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都应遵循的范式，似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游离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外。正因如此，所以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本上是局限于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部而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很少关注在它看来属于其他学术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更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反思和规范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研究。
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尚未真正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都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论误区的表现。例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有了初步揭示，但它对这些规律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局限于直接经验的水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懂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找出相似思想文化现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有助于我们发现思想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要揭示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也必须高度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不同阶段的代表人物以及同一阶段不同代表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显然，这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内部的比较研究，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微观个案研究的坚实基础上。虽然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已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它对这些重要代表人物思想的涉猎还远未达到微观个案研究应有的水平，更未展开他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对思想的研究来说，人们一般都强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智慧，至于思想中哪些内容是本人的独立创造、哪些内容是其他人的理论贡献，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之间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佛教在性质、特点、价值指向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本身是不可比的，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是外域文化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它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曾经产生过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在都是外域文化中国化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佛教中国化还是可以比较的。这种比较可以使我们认清中国文化认同外域文化和外域文化本土化的一般条件和机制，它至少对于我们揭示和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规律会有某种启迪。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之间的比较研究。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如苏俄的马克思主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朝鲜的马克思主义、越南的马克思主义、古巴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虽然其所经历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理论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及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但它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必然在若干重要方面有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形式的民族化如苏俄化、东欧化、朝鲜化、越南化、古巴化等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深刻揭示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提供外部参照，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哪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规律、哪些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普遍规律。
可见，不从根本上消除上述这些方法论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就会受到重重羁绊，也很难起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
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苏东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的。本文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入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思想道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渊源，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丰富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我们从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的精神体系，该体系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其核心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虽带有民族特色，但它也是兼容之学。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上网思想桥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丰厚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也就是我们应该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好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人民可接受可以理解的表达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产生共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灵魂和强大精神支柱。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助于坚持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思想文化、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方面，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社会理想有相通之处，它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人类早已幻想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2]。”可见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追求，这种追求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同等意义的社会，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存在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相通之处，毋庸置疑，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过蒙昧时代、中世纪时代和近代的发展，“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虽没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范畴，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都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在先秦表现为“天人”、“名实”之辩；在西汉表现为“道”“物”之争与“神”“形”之辩；在魏晋、隋唐表现为“有”“无”“言”“意”之辩；最后在宋明形成“理”“气”“心”“物”之争。这样，就从最根本的理论点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也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经济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藏的经济思想为补充，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在文化上认同和接受奠定了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在中国的融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二者在经济理论方面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取予有度”的分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按劳分配”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主义消费分配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经济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经济文化条件。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将会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一、重返经典文献，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学性魅力
长期以来，学生大多在政治或哲学课程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经典理论家的理解基本趋于政治化、哲学化的维度。这种单一的政治化、哲学化的定型理解，无形中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丰富性，也造成了学生课堂接受的审美疲劳，最终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学的难度加大。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艺思想主要见诸卷帙浩繁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著作、文集及书信当中。因此，引导学生重读、细读和精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文献，亲身体验经典文本历久弥新的魅力，是学好马克思主义文论课程的必要门径。只有在全面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发掘经典理论家的文学性，才能突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程的特殊魅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德国小资产阶级倾向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主义文学等文学艺术实践的具体研究之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学素养。以马克思本人为例，他年轻时深受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在官方的文件中被称之为“文学家”。即便是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同样堪称文辞优美、逻辑严密的典范之作。文章开头一句便脱离理论文章枯燥抽象的“八股味”:“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用奇特的比喻来喻示共产主义的兴起已成为欧洲瞩目的现象。文中用诗意化的语言，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深刻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授课时，如能结合19世纪欧洲的文学经典名著，如巴尔扎克《高老头》、司汤达《红与黑》的主要情节进行对照性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深刻的洞察力和高超的理论概括能力。同样，马克思对于“金钱的万能”批判，也是通过丑男、跛子等具体喻证，来揭示货币“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的奇异能力。《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更是充满对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批判，对新闻自由的激情呼吁。可以说，马克思的理论文章无论是从语言的审美性，还是逻辑的严密性，都是值得称道的。因此，同时代的莫塞斯•赫斯曾如此评价马克思:“将最深刻的哲学严肃和最辛辣的幽默结合在一起”，“集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集者并非胡乱混在一起。”可以说，通过经典理论文本的文学化解读，我们不难体会到马克思的文学性魅力和深邃思想，感受到马克思激情浪漫的一面，改变了对马克思的刻板印象，还原一个真实的鲜活的马克思，无疑会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大多亲身参与过文艺批评的实践，他们所创作的批评文章，更是提供了直接参照学习的范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歌德、巴尔扎克的文艺批评，列宁对于托尔斯泰的文学批评，本雅明对于波德莱尔、布莱希特的文艺批评，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重要经典文献，需要细细揣摩、认真解读，方能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准确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髓。
二、把握时代脉搏，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鲜活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非是高高在上、脱离现实的玄虚之论，而是具有鲜明实践品格的伟大学说，马克思曾将自己的世界观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长久不衰的魅力正在于其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我们绝不能效仿某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以虚张声势的做法使人们远离真正的问题，同时却诱使大学中的某种知识分子话语得到更多的尊重和认可”。因此，授课中需要把握文学艺术发展的时代脉搏，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阈观察现实，通过分析解决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向当代大学生展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充盈的生命力。如分析当下比比皆是的“文学商业化现象”。由于消费社会普遍性的商业化逐利行为，精英文学的式微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不争的事实，精英文学的边缘化与大众文化的庸俗化成为理论家忧心忡忡的问题。其实，对于消费社会中艺术何为的追问，完全可以援引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进行解答，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关于艺术生产与消费两重性的分析，关于艺术产生与物质生产的联系与区别，在历史和逻辑统一中看待艺术生产的论述，都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这一现象。同样，细察西方当代兴起的诸多文艺批评范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成为其直接或间接的理论资源，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性。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阶级理论”“真实论”等，对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给予了重要的启发和动力。同样，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与后殖民主义批评之间也存在互通共生的结合点，也能构成有效的对话关系，这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先进性。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文艺实践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当代文化的视觉化转向，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文学经典的通俗化都给文艺活动带来新的议题。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学、人学的相关理论，对正确认识文艺的社会定位和服务对象，正确把握文艺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提供了有效的回答。因此，把握时代的脉搏，追踪学术前沿热点，通过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对话，既符合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也有助于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当然，理论的阐发必须辅之以丰富的案例进行，便于学生的理解与吸收。通过大量生动形象的案例教学，注意文本分析与原理讲解相结合，将抽象的原理用形象的方式进行展现，引导学生不断提高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的能力，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三、保持理论开放性，不断地建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为观察和研究一切文艺现象提供了系统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恩格斯提出“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总原则，把美学的观点视为分析作品的艺术性尺度，将历史的观点作为考察作品的基本方法，强调关注文艺生产的具体历史语境，为正确开展文艺批评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此，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其揭示一个作家的作品中所含蓄或潜在的社会意义时，显出它最大的优越性。”但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并非纯粹意义的文论家，作为诞生于19世纪的总体性科学理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未曾预料到20世纪以后文学艺术日新月异的丰富实践，或者说对20世纪以后文学艺术领域的新鲜议题未曾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再者从批评模式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偏重于宏观的社会—历史批评，对文学的内部规律、文学的形式、审美心理等基本问题无暇顾及或关注不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不殚精竭虑，相继不断补充、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如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科学总结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文学实践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普列汉诺夫则提出了“五项因素公式”，强调社会心理的桥梁作用，有效沟通了经济基础和文学艺术之间的联系。由此，我们同样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坚持开放性的理论视野，赋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更大的包容性，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精神。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多元的发展格局中，流派纷呈，歧见杂出。西方学术界有所谓“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更有“西马非马”之争。相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偏重于政治经济层面的政党斗争，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另辟蹊径，强调和关注文化的革命功能，把文化艺术视为超越一切的最终力量，所以在美学、文艺理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理性探索，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脱离了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大多属于头脑中的风暴，文学艺术因此成为一种审美意义的救赎乌托邦，很难完全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征。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同时，要避免机械静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加强与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对话与融合，要大胆接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新成果，在批判中理解和吸收其精华，不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必要的拓展与深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文艺实践。由此，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可以展开诸如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生态批评的热点问题讨论，在不断开放当中拓宽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立足中国现实，及时总结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传播的重要路径。这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过波澜起伏的曲折发展，已经开始充分展现自身的独特魅力。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的文艺实践相结合;一个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过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成长始终紧密相连，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发轫，左翼文学、延安文艺时期的逐步建构，到新中国文学的深入发展，终于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版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讲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坚持论从史出，力戒晦涩，尽量用平实的语言，总结归纳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例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的大众化等问题的阐发，就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成果。同时，不必讳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曾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如曾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简单化、庸俗化理解，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对新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授课中，都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进行客观公允的分析评价。特别是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更需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思想，继承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论，及时反映中国文艺事业的崭新实践，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实践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建设，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作者：胡贤林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