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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业；知识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202－03
21世纪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并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进入新世纪以后怎样使旅游业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具有的多重积极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国旅游业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并进一步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是旅游界共商的主要话题。我们必须首先找准21世纪旅游业目标定位，笔者认为，21世纪旅游业经济学定位是体验经济、协同经济、循环经济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21世纪旅游业经济学目标定位是知识经济、文化经济、创意经济。
一、21世纪旅游业是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个新名词，1997年后越来越多地被国人所熟悉和引用。我们知道21世纪的经济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因此，知识经济简单地概括为以知识决策为导向的经济。
1.从OECD对知识经济的定义看，旅游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固有成分
知识经济的悄然兴起，可以说是一场无声的革命，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对现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正在和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对于旅游业来说也不例外，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中国与发达国家知识经济发展比较分析》指出：
所谓知识经济，按照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这里所说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的部分。归纳起来知识可分为四类：一是知道是什么（Know-what），即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二是知道为什么（Know-why），即关于自然科学原理和客观规律方面的知识；三是知道怎么做（Know-how），即所具有的技术和操作能力，包括技术、技能、技巧和诀窍等；四是知道谁有知识（Know-who），即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有关专家的知识。按照这一定义，OECD组织依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版），提出了知识经济产业即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The knowledge-based industry,简称KBE）的产业标准，具体如下（见表1）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旅游业是典型的服务业，按照OECD知识经济的产业标准推断21世纪旅游业必将是知识经济。
2.从21世纪旅游创意、目的、规划、策划、开发上看，必须以知识作背景和支点
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独特而无限的资源将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包括文化、信息、科学等“软”资源越来越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结构演进的引擎，旅游实物资源、旅游资本等硬资源的流动、重组会变得更加快速和频繁，旅游经济中各种地域、政策、组织壁垒将不断减少，人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地域范围自由地筹措、配置各种旅游资源。知识经济时代的旅游企业竞争，将是围绕争夺高智商头脑、高知识人才的激烈角逐。旅游企业资源排序无疑将把稀缺的具有创新意识的高智商头脑资源放在第一位。旅游企业经济的增长将从依靠资本的积累转向知识的积累和更新，知识的全方位管理与创新将成为旅游企业旅游创意、规划、策划、开发致胜的法宝。
21世纪旅游业无论从旅游的创意、旅游的目的，还是从旅游的规划、策划和开发上都体现了知识经济的内在性。体现了旅游创意中知识与旅游、知识与经济的绝佳配对。
二、21世纪旅游业是文化经济
1.21世纪文化产业本身成为了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业都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自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战略目标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纷纷制订“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文化产业也因此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这种大背景下，积极研究、培育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并使其尽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特别现实的意义。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由于文化在产业经济中的经济附加值不断提高，世界范围内人们开始从资源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文化的价值，对发展文化产业的认识也有了跨时代的飞跃。文化与城市发展和旅游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资源的开发在其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历史文化是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核心资源和基础，也是城市发展，尤其是旅游文化产业成功的深层因素。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化名城，并没有首都或中心城市的显要地位，但是仍然利用自己某些特有的因素来塑造一个整体的城市文化形象，拓展出一个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产业将达到鼎盛时期。
2004年，国家统计局为规范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工作，出台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为社会发展指标中的文化指标提供了统一、规范的范围和口径。2005年，国家统计局进一步研究与其他几个部委联合完成了《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的制定，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定义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文化及相关产业涉及的范围包括：提供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具体可划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个层次和九个大类。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为主的行业为文化产业核心层，以网络、旅游、休闲娱乐、经纪、广告会展等为主的新兴文化服务业为文化产业层，以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行业为文化产业相关层。
无论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还是从文化产业的层、相关层，都能够找到21世纪旅游业所依赖的痕迹。有的甚至成为旅游产品和服务项目。
2.21世纪旅游资源潜力的深度挖掘需要文化作灵魂
文化在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全球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上升为文化的竞争。文化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艺术、文字，更体现在现代人的生活、生产、生存之中；既包括固化的部分，也具有活的载体。谁能够从现代人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本地的文化特色，结合现代化的表现手段，谁就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因此，发展旅游需要从文化这个内涵丰富、古今兼容、动静结合的宝库中寻找能够吸引现代旅游者的要素，在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能让他们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能让他们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
进入21世纪,文化旅游已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认知、目的，而是一种方法、手段和创意，对于很多文化型的旅游目的地来说，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景点景区分散，没有形成一个主题。大量的旅游景点犹如散落的珠子，缺乏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分散的旅游资源犹如散兵游勇，缺乏一个灵魂将其统领起来。因此，有必要用文化这根主线来统领其旅游的整体发展。所谓文化主线，就是旅游发展的灵魂，用来统一其旅游产品、要素，以此作为未来旅游产品设计、产业布局、目标市场定位、市场营销等各项工作的指针。
3.21世纪文化所衍生的具体的旅游产品形式更为明显
21世纪的旅游业目标定位之一是文化旅游，文化旅游可定义为：通过旅游实现感知、了解、体察人类文化具体内容之目的的行为过程。由此定义可衍生出旅游经营者的旅游产品创意和旅游者由于对文化认知的期望所采纳的旅游方法这两个方面，文化旅游不是一个独立的旅游产品，而是一种观念意识反映，是旅游经营者设计旅游产品时的一种创意思维，是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的一种方法。我们开展文化旅游的目的在于为旅游者提供富含文化特色的观光、度假、商务等形式的旅游产品服务，使旅游者以文化审美、文化鉴赏的心理去从事旅游活动，从而获得一次更有意义的旅游经历。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旅游质量，增强旅游对旅游者的效用，而且有利于旅游业界形成一类以强化文化感受为特征的产品设计思路，从产品创意、设计到导游功能及其业务素质要求等方面形成一个以文化意识为基础的实践操作体系。
21世纪文化旅游的需求趋势更为明显，根据国家旅游局对美、日、英、法、德五国访华动机的综合调查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为了了解当地民众的生活文化,占100%；第二位的是了解历史文化,占80%；第三位的是游览自然风光,只占40%。（见表2）各国去欧洲的旅游者中,65%是进行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也因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文化氛围而受到广大旅游者的青睐。
文化旅游是现代旅游的发展趋势。文化旅游是在观光旅游的基础上, 去体验社会风俗, 感悟历史痕迹, 追寻文化时尚的深层次旅游。它以多样的形式、深刻的内涵而表现出强大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逐渐取代自然观光旅游而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新潮流。当前,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旅游正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据专家调查, 英、美、日、德、法、澳等国的旅游者无一例外地“把与当地人交往, 了解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作为出境旅游的三大动机之一。有资料表明, 在欧洲各国的入境旅游者当中, 65%的人是进行文化旅游，在美国人中, 27%的人每年要花数十亿美元在文化旅游上。而日本人来华旅游的兴趣分类大体是：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古迹的占49%；体察民俗风情的占22%；观赏文艺美术的占7%；品尝风味佳肴的占17.5%；其他占4.5%。（见表3）可见, 吸引国际游客的主要是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
从1992年开始,国家旅游局每年都组织专家研究推出一个特色鲜明的主题旅游年,全国各地根据国家旅游局提出的主题,组织和营销本地个性鲜明、特色突出的旅游产品,其中大部分主题年的主打旅游产品都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彰显了民族文化的魅力,如“94’中国文物古迹游”、“95’中国民俗风情游”、“94’中国文物古迹游”、“2002中国民间艺术古迹游”、“2004中国百姓生活游”、“2005红色旅游”、“2006中国乡村游”,都是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为依托和载体的,中国在21世纪的旅游也必须要打文化品牌才能实现世界旅游强国的伟大目标。
因此，21世纪旅游业经济学定位是文化经济。如下图：
三、21世纪旅游业是创意经济
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推崇创新、个人创造力、技巧及才华，强调文化艺术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的新兴的理念、思潮和经济实践，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它包含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等。创意为王，表明当代文化产业不同于过去物体或物质产业的产业形态，而更注重精神和文化的创新，并将这种创新视为产业发展的动力与核心。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旅游业竞争经历了从资源竞争到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再到目的地竞争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对地区旅游竞争的认识经历了以上四个阶段的变化。
在我国旅游发展之初，旅游业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资源竞争。一个地区、城市旅游资源禀赋（包括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垄断性、丰富程度、结构组合等）构成其旅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而我国以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成长的切入点，而对于广大海外游客而言，中国5 000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对他们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当时的资源竞争更多地侧重于人文旅游资源方面。例如，西安等一批资源型城市，其旅游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较高垄断性和知名度的旅游资源。在这个阶段，大部分地区发展旅游的关注点集中在寻找、发现本地区的名胜古迹、历史遗存、文物资源，认为拥有了这些资源，就拥有了发展旅游的绝对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产品竞争阶段，即主要依靠几个影响大、知名度高的旅游产品（或旅游景点）来吸引旅游者，地区间的旅游竞争主要体现为产品类型、市场知名度的竞争。在此阶段，人们认识到旅游资源只是构成旅游产品的“毛坯”、原材料，旅游者购买、消费的是旅游产品。因此，对于那些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而言，要将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需要经过一个挖掘、策划、开发、展示、包装的过程；即使不具备传统旅游资源的地区，也能够通过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例如，深圳等一批市场型城市，其旅游得以快速崛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在此阶段，一个地区发展旅游的主要关注点在于进行产品开发。
第三个阶段为产业竞争阶段，即依靠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旅游购物等与景点开发所形成的产业优势进行竞争。地区间的竞争除了旅游产品（景点）本身的竞争以外，也体现在食宿、服务、交通等方面，也就是所谓的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的竞争。在此阶段，地区旅游发展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构造完善的产业供给体系。
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发展旅游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接待人数，提高旅游收入，旅游业的功能主要表现为经济性。
[关键词] 文化；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球化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将是文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对经济已不单纯是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作用，文化经济时代已临近家门。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挡不住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普及，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
伴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不断地向经济活动渗透，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比经济力、政治力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发展中观念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等文化要素大量进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成了经济的重心。与之相呼应的是，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工与“蓝领”工人的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百分比已上升到65.5%。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1]（P3）。
伴随着文化经济化，文化日益进入市场，进入产业，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还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渐显现，从而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1]（P18）。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互动，将构成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打造文化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合理选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靠政策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环境优势，21世纪靠的是文化优势。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文化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最终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21世纪，各地区经济的赛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目前，很多学者把世纪之交产生的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经济形态称为“知识经济”。笔者认为，不如称为“文化经济”更合适。文化经济比知识经济概括性更强、涵盖面更广。文化，根据其与行为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知识、观念和技术。人的行为，首先要明白根据什么干，其次要明白干什么，最后还要明白怎样干。知识，解决的是根据什么干的问题，它是反映和解释事物的，使人知道周围事物及人自身的状况。观念，解决的是干什么的问题，使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事和想要什么东西。技术，解决的是怎样干的问题，使人知道怎样干成要干的事和怎样获得想要的东西。文化中，哲学、宗教、道德、法律及政策等属于观念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属于知识文化，而各种工程技术、技艺、技巧等，则属于技术文化。知识、观念和技术，皆为人的行为所必需，缺一不可。缺乏知识，人就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外界信息，不能认清自身，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人不能知己知彼而进退失宜。观念错误，就不能正确的选择行为方向，即便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也不能持久、持续地利人利己。技术低下，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陷于妄想和空谈，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在知识、观念和技术三者之中，观念是目的，知识和技术是手段，是为观念服务的。三类文化，应相互协调，平衡发展，不能畸轻畸重，厚此薄彼[1]（P46）。由此可见，“知识”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包括知识，但又不仅仅是知识。“知识经济”的提法有些偏狭，也不太确切。“文化经济”的提法比“知识经济”全面、确切。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而“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展和深化。
二、“文化经济”的涵义、内容及特征
在我国，“文化经济”这个范畴，首见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2年5月13日发表的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讲话。张德江在讲话中首先精辟地概括了新世纪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化和经济出现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然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含量十分丰富。概括地讲，文化经济就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的又一种经济形式。文化经济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文化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文化经济”的要点是:(1)精神生产上升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系统。(2)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3)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以其人文格调和高科技含量，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文化的精神要素和技术要素高度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高度统一，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4)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当代形态，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范围不断拓展，包括了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等诸多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原来在知识、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作为生产力要素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其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发新的产业群，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5)文化在政治运行和治理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政治运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政治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政治内容通过文化形式生动表达[2]。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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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地处淮河上游，被誉为“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传说古时舜分天下为十二州，《尚书•舜典》云：“肇十有二州。”孔颖达《尚书正义》云：“十有二州，谓冀、兖、青、徐、荆、杨、豫、梁、雍、并、幽、营也。”后来，禹又分天下为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尚书•禹贡》云：“禹别九州，分其圻界，任土作贡。”孔颖达《尚书正义》云：“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於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扬，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后也。”到了西周初年，“三监之乱”平定之后，周公又派人到各地进行土圭测影，测得“豫州为九州之中，汝南尤在豫州之中。故聚土垒石，以标天中”。这个“以标天中”的“聚土垒石”就是后来的天中山。山不大，方圆30余米；不高，10余米。《读史方舆纪要》也说：“土圭测影惟此地为天中。”“自古考日景（影），测分数，以此为正云。”“此地”是指今天驻马店汝南县城城北1.5公里处。驻马店的天中文化就是因天中山而得名的地方文化，源远流长。在几千年悠悠岁月中积累起来的天中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魅力独特。其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当推“六大文化体系”：
（一）以蔡国为代表的古国文化。
先秦时期，在汝南淮河流域曾先后有蔡、江、沈、道、挚、房、柏、祈等古国分布。《驻马店通史》云：“（先秦时期）今驻马店地区也相继建立了一些国家。帝喾时，本区第一个古国柏国建立；尧、舜、禹时，房、沈、吕国建立；夏朝时，江、慎国建立；商末，挚国建立。周初分封诸侯，除原来的几个古国外，蔡、道、唐国也同时建立。”这些古国虽后来陆续被灭，但其后人为了纪念则多以国为氏。驻马店所拥有的如此丰厚的古国文化资源，既可进行古国古城文化研究，又可开展姓氏寻根活动。
（二）以“棠溪剑”为代表的冶铸文化。
驻马店的冶铸文化有传统，有载体，有遗存，可以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战国时期，韩国兵器制作以“棠溪”最为有名，在各诸侯国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战国策•韩策一》云：“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膊。”汉刘向《九叹•怨思》：“执棠溪以刜蓬兮，秉干将以割肉。”汉王充《论衡•率性》：“世称利剑有千金之价。棠溪、鱼肠之属，龙泉、太阿之辈，其本铤，山中之恒铁也，冶工锻炼，成为铦利。”今在棠溪剑原产地西平县的棠溪村附近，有古冶铁炉群遗址。在泌阳县下河湾也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规模之大，堪称之最。
（三）以平舆为代表的交通文化。
平舆县之所以名“平舆”，与古代的“挚国”联系密切。《汉语大词典》解释：“挚，古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夏奚仲之后，即薛。”挚国是夏代黄帝之孙少昊后裔建立的国家。少昊名挚，其后裔奚仲以“挚”名国，号称“挚国”。《说文解字•车部》曰：“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山海经•海内经》亦云：“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挚国人擅长造车，加之平坦的地势，这就使得“挚国”有了“平舆”之名。既然奚仲是车辆之始祖，那么平舆无疑就应当是车的发源圣地。而且，“驻马店”的名称本身亦与古代驿站有关。所有这些都可以作为独特的文化资源进行专门的发掘与研究。
（四）以南海禅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
汝南的南海禅寺始建于明代，后遭损毀而仅存前后殿及左右耳房。1994年南海禅寺进行了重修扩建，扩建后的规模称得上是全国第一。除此之外，驻马店还有汝南悟颖塔、新蔡法隆寺、西平宝严寺塔、泌阳铜峰佛道建筑、确山北泉寺、确山乐山塔等宗教建筑。如此大量的宗教建筑使得驻马店的宗教文化显得既深厚又别具一格。
（五）以梁祝为代表的民间文化。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典爱情的化身。尽管曾一度与外地有梁祝故里之争，但汝南的梁祝故里之说依然有着广泛影响。梁祝文化与当地的重阳、、女娲、嫘祖等民间传说一道共同构成了驻马店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资源，因而对其进行发掘与开发的潜力较大。
（六）以竹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确山的竹沟镇曾经是中原抗战的领导中心。此外，确山又是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故乡，现在还依然保留有杨靖宇故居、杨靖宇领导确山武装暴动的指挥部旧址、刘店秋收起义旧址等。因而，驻马店的红色文化资源可谓独树一帜。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驻马店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驻马店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很好的维护。除上述六大文化体系外，驻马店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29家，其中10处为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遗迹172处，古墓葬50处，石窟、石刻7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64项，其中4项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等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驻马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基础与优势。如果能够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很好的发掘和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竞争优势，必将能形成带有“驻马店标签”的文化创意产品。
二、驻马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战略意义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就是“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也强调“弘扬中原大文化，增强文化软实力”，“加快文化创意等重点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是最具增长潜力的产业。因此，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驻马店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现如今，低碳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早在1998年，英国政府就在《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创意产业”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源自个人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与传统产业相比，文化创意产业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为产品提供文化附加值而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文化创意产业所拥有的巨大的创造财富能力和发展潜力，已然使其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地区或城市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发达地区或城市也不例外。驻马店未来的经济发展要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然选择大力发展低能耗、低污染的高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应当成为驻马店进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首选产业，而且要通过其建立和稳固，逐步淘汰落后产业，推动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重点发展和扶持文化创意产业，为产业的发展、品牌的培育、平台的打造、人才的集聚创造良好的环境，建设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产业基地，汇聚文化资源，使其与国际文化创意产业接轨，并融合世界文化元素，可以说是驻马店培育接续产业，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实现经济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文化创意产业是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核心要素的新型产业，它通过为产品提供文化附加值而提升产品的经济价值属性，使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摆脱传统的资源、环境、资本的约束，并借助创意把各种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转化成创造财富的资本，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外生型向集约型、内生型转变。而文化创意产业所具有的渗透力和辐射力又使得它能够与传统的第一、第二乃至第三产业实现有效对接，延伸传统产业的价值链条，实现对传统产业的优化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在优化产业结构中的巨大催化作用，必将促使驻马店的传统产业迅速裂变出新型产业群，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由投资拉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由粗放外延型向集约内涵型转变。
(三)增加就业渠道，有效解决城镇化就业难题
城镇化是未来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一个至为关键且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且区域经济并不发达的驻马店必将面临来自城乡就业的双重压力。1998年，英国政府在《英国创意产业路径文件》中提出“创意产业”概念的同时，将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装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视广播13个行业确认为创意产业。之后的发展经验表明，文化创意产业不仅涉及领域极其广泛，而且门类与形式纷繁多样，富有强大的吸纳就业能力，能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其所吸纳的劳动力既包括拥有丰富知识、多种技能和高素质的创意人才，也包括大量普通劳动力资源。因此，驻马店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必将有利于解决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难题。
三、发展驻马店文化创意产业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步伐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意人才。当前驻马店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创意人才匮乏问题。
第一，鼓励属地高校开设文化创意类专业。
属地高校可开设与驻马店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创意专业，专业课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驻马店文化课程，包括驻马店历史、人文民俗文化资源、驻马店人的性格需要、驻马店城市的特点等内容；二是文化创意课程，包括文化融合方式、文化创意思考模式、创意可行性分析、创意必要的技术处理等内容。同时，文化创意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还需要政府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只有在资源共享、互利合作的基础上谋求共同发展，实现政府、企业、高校的联动，才能使驻马店高校开设的文化创意专业真正成为文化创意人才的“摇篮”，不断地为驻马店乃至中原经济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第二，加强政策引导，引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
一是设立专项基金，实施人才引进计划。二是搞好文化创意人才认证，完善文化创意人才建设。这既可以系统掌握本地区文化创意人才的总体状况，又是对文化创意人才的认可和鼓励，有利于留住人才。三是构建创意平台，让文化创意人才有用武之地。引进人才的目的在于“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第三，完善在职人员培训机制，大力挖掘、整合、用好市内现有的文化创意人才资源。
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需要“两条腿走路”，即要有健全的学校教育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培训体系。
(二)健全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与其他产业一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
第一，做好驻马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划。
应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列入驻马店发展规划，并通过设定具体的目标、步骤和措施指导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确立重点发展对象。驻马店现有的发展基础比较薄弱，经济资源也相对匮乏，因此，要做好统筹规划工作，将条件较为成熟的文化创意类企业作为重点加以发展和培育。
第二，创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融资模式。
驻马店要进一步加大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创造良好的投资经营环境；进一步畅通投资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吸纳资金注入，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可以采取合资、独资、股份合作、租赁、承包或出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逐步形成驻马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百花齐放”的新局面；积极进行银行融资模式的创新，努力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因缺乏可融资抵押物而很难直接从银行融资的矛盾，从而改善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环境，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向文化创新领域。
第三，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财税扶持政策。
目前，驻马店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初创时期，政府应当对其予以政策倾斜与扶持，尤其是财政税收政策的倾斜与扶持，要实施文化创意企业认定制度，制定《驻马店市文化创意企业认定办法》。对通过认定的文化创意类企业，可以比照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相应的扶持。相应扶持政策的出台，必将促使驻马店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探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路径
第一，扶植龙头企业，建立创新园区，使文化创意产业由分散走向集群。
目前，驻马店从事文化创意的企业机构，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比较分散，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不大，基本上仍然是以单个企业的“单兵作战”为主，远没有形成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因此，驻马店要顺应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现状，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的龙头企业，并以其为核心吸引相关企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水平；积极推行以点带面、以项目带发展的策略，有效利用文化资源，提高产业规模和产业集中度；尽快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吸引更多优秀的文化创意企业和文化创意人才。
第二，立足传统文化，加大现代科技投入，促使文化创意产业由传统走向现代。
文化创意产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借助高科技手段使文化创意产品迅速流通，以保证其巨额利润。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虽然不同于高科技产业，但是又离不开高新科技，文化创意产品的方方面面都渗透了高新科技。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高新科技的竞争，高新科技的渗透与否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目前，文化创意产业借助网络媒介提供各种文化创意产品的发展非常迅速，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创意产业依然以提供传统文化产品为主体。这一现状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文化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注重传统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也要加快高新技术在传统文化产业中的运用。因此，在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发掘与利用的同时，驻马店要及时关注高新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吸纳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与文化创新、文化创意结合起来，切实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生产能力，增强文化创意产业及创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净化制度环境，保护创意成果，使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由人治走向法治。
（一）保护职能。所谓保护职能，就是发展中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国的产业安全，防止产业主导权转移；保护本国经济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防止外部势力的掠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它是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所决定的重要职能，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排斥外部经济联系的保护职能，而是在与世界各国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生广泛联系的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正当保护职能。
1.保护产业安全。WTO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之—，目前有144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在WTO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下，发展中国家从商品市场到投资领域全面开放，民族产业安全问题因此变得十分突出。首先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少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差较大，在规模经济方面也落后于它们，外国商品的涌入将极大地冲击这些比较劣势产业，威胁其生存和发展。其次是外资可能控制发展中国家部分产业与市场。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机制、品牌、信息、营销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外资进入国内，有可能导致一些产业主导权转移，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再次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状况将加剧。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加速把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外商投资大都集中于资金回收期短、见效快、能够保证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的加工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低度化、趋同化问题严重，加工工业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妨碍其产业的升级换代。最后是国家对产业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外资企业一般从自身利益出发制订其发展规划，而不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其活动往往与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而且由于外资（主要指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一般都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控制其活动，导致产业政策的效力减弱。
为了确保本国的产业安全，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建立一套综合的产业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按照国际惯例、WTO有关协议和各国实践，建立科学的产业保护机制。包括严格的保护程序，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善的法律依据和健全的执行组织。二是采取切实的产业保护措施。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的优惠条款，在遵守WTO协议的前提下，通过完善关税制度，建立不违背WTO规则的非关税壁垒，实行特定商品的数量限制，提高货物出入境监管水平与效率等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产业。三是提升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运用市场力量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改善民族企业组织状况，提高产业整合度；加大对企业的技术支持力度，提高民族产业技术水平。通过这些政策行为提高民族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竞争力，增加安全系数。四是制定科学的引进外资的策略，合理引导外资的地区和产业流向，将引进外资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适时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2.保护经济资源。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殖民统治，纷纷建立起独立的民族国家，被帝国主义通过公开手段全面掠夺经济资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发达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变相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的现象依然存在。它们或者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各种不平等条件，或者利用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损失。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这种变相掠夺愈演愈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要学会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争取更多外援，也要防止外国资本的掠夺性资源开发行为，通过各种措施最大限度地切断经济剩余的外流；既要善于利用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设备和管理手段，也要增强民族经济的自主性，依靠挖掘本国经济资源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防止和避免由于外国势力的“经济制裁”带来灾难性的经济损失。
3.保护生态环境。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外，大多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化早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严重困扰这些国家，尤其是今天经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分工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技术水平较低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的程度，影响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要积极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职能，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的关系，在国内通过环境立法和环保教育，强化国民的环保意识，提倡一种有利于生态稳定的消费方式，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尽可能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更加重视环境安全问题，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要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限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进入，并通过国际组织督促发达国家停止无休止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用以大肆挥霍的做法，共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实现本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培育职能。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培育职能，包括三个方面：—是培育市场职能，即促进市场发育，加速市场体系形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二是培养人才职能，即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人才培训，造就千百万现代化建设人才。三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职能，即努力培育和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三大培育职能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决定的。
1.培育市场。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决定着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都比较低，突出表现为：人为垄断严重；市场主体缺乏或错位，即企业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国家缺乏真正的企业家；各生产要素市场欠缺或发展不成熟，导致市场机能长期处于无法运作的状态；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力量薄弱；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窄；市场规则不完善等。这种较低水平的市场发育状况很难支持和保证本国经济的高效和快速发展，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担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达到赶超目标，就必须加速市场发育进程。为此，政府要充分发挥培育市场的职能，包括明确市场主体，划定市场边界，通过构建市场主体立法体系，保持对市场主体待遇的公平性，这是公平竞争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秩序法的功能，特别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政策法规，制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长期固定的市场支配力的形成和市场支配力的滥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格局。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提供市场信息、纠正经济行为的外溢性、补充不完全市场、扩大竞争范围即在公共部门和政府管制行业引入竞争机制等措施维护竞争的公平性。
2.培育人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该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是教育还是科技，都存在较大差距，人才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善于经营的企业家队伍，没有一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没有成千上万的掌握现代技术的熟练劳动力，没有一批善于宏观管理和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政府管理人才，就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大力发展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根本保障。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往往依托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因为传统产业（如初级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可实现静态比较利益。但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有限，要实现赶超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只有重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现代支柱产业，才能形成稳定的增长基础，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学习职能。经济全球化扩大与深化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夜郎自大、自我封闭，而要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加强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不同民族文化的优点。对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学习又具有特殊的涵义，这就是向先进的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经验、经商本领、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等。这是—个向先进国家全方位学习的过程。这种学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国民（个人）自发的学习，一是有组织的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目标的任务决定了它们不能单纯采取个人自发学习的方式，而要采取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方式，即要求政府履行特殊的组织人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职能。与个人自发的学习相比，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和推动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活动，目标明确，阻力小，影响大，能够减少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时间和成本，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理想的效果。政府的学习职能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直接派员。即有计划地选派一些素质好的官员、技术人员、学生及工人到国外参观访问、留学、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等，使他们较快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驱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回国后发挥扩散效应，加速学习进程。
2.技术引进。即通过大力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聘请外国专家等，把外国的先进技术移植到国内，使更多国民不出国门就能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经验。
3.制度借鉴。即政府依靠其自身优势和整体功能，将先进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的经验和管理制度吸收进来，为我所用，从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促进管理的科学化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4.信息传播。即通过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手段（包括书籍、广播、影视、通讯、学术交流等），介绍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生产手段、信息网络、文化观念等，使众多的人了解国外的技术、体制和文化，了解本国与他国的差距，从而引起观念的更新，增强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紧迫感。
5.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即政府在采取有组织的学习行为的同时，鼓励个人自发学习行为，通过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个人自费出国深造和鼓励他们学成后回国工作。
（四）创新职能。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证。人类历史的近展特别是当今世界的竞争表明，哪个民族和国家善于创新，它发展就快，就强大，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谁因循守旧，谁就落后，在世界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哪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善于创新，这个时期它就发展迅速，就强大，什么时候它创新少了，它就开始落伍。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创新才取得今天的成果的。发达国家走前人未走过的路，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创新。发达国家的政府通常是创新的最大保护者，甚至是创新的诱导者和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如果不重视创新的作用，过分强调仿效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发展道路，把着眼点放在营造发达国家当时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条件上，充其量只能做一个“好学生”，只能沿着他人的足迹缓慢前进，不可能实现跳跃式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在较短时间内用较小的代价赶超发达国家，同样离不开创新。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和体制上的创新。即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上把握有利的发展机会，把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本国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战略上的创新。即在吸收先进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具有创新性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技术上的创新。即在技术选择上跳过发达国家经历的某些环节，直接选择最新技术，并转化为适用技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保护、诱导、推动创新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通过政府才能有效地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政府在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社会大环境，形成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良好社会风气，树立创新观念，建立创新机制，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提高科学研究的针对性，缩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时间，提高科技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培养创新性人才，为科技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盾。政府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行为包括：成立管理创新的专门机构，制定适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围绕这一规划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增加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改变教育模式，推进知识创新与传播；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鼓励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协调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政府为主导，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研体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国际间的创新合作，等等。
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也要履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职能。如通过履行宏观调控职能，来维持经济总量的平衡，确保金融的稳定，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收入分配的公平化；提供基础教育、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研究、交通与通讯事业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控制人口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等等。只不过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履行上述四大经济职能显得尤为紧迫，具有突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3-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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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观念
[中图分类号] F12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120-04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批准号:2006C02);楚雄师范 学院引进人才项目“民族地区县域文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批准号:06-YJRC04)
[作者简介] 许华荣，楚雄师范学院经济信息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云南 楚雄 675000)
经济､政治､文化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支柱，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已成为影响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人们往往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并以之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标准｡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和评价标准导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道德､观念､习俗等文化价值失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源､植物､气候等生态环境被破坏，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生产方式产生问题｡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除了应重视资本､技术､劳动等的作用外，也应重视文化的作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好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充分认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对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树立先进的文化观念，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全面推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一､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的必然要求
“经济文化化”一般指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赋予更多的文化理念和内涵｡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增强文化内涵，不断发挥文化要素的作用，不断提高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更多地体现文化的内容，在经济产品中不断丰富文化的含量｡可以说经济文化化涉及经济发展和运行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始终｡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文化化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1.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民族地区也不例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主要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以吃饱､穿暖等生存资料数量扩张为主｡而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主要目标已经由解决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主，转向了全面解决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随着民族地区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将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人们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出现新的变化，用于物质生活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减少，而文化消费开支所占的比重将增加，文化需求将进入旺盛期｡这种社会消费需求的新变化，一方面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人们文化上､精神上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活动及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含量不断提高｡
2.经济文化化是民族文化产品属性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1)民族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为经济与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产品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满足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耗费了人类的抽象劳动，使民族文化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且能通过流通过程实现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民族文化产品是整个社会产品的有机构成内容，具有经济属性，这为经济与文化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条件｡
(2)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与经济融合提供了舞台｡第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价值规律､市场机制等市场经济要素作用日益发挥，文化在保持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其产业属性越来越明显，使文化产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成为现实｡第二，市场经济是交换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效率越来越高，传播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和提高，文化产业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并已经成为民族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第三，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除了有赖于传统的有形资本外，更重要的还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文化这种无形资本，其作用甚至比原材料､能源等有形资本的作用更大，文化资本理论最终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及其产业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3.经济文化化是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一样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起核心作用的生产力要素不同，农业经济阶段的核心生产力要素是自然力，工业经济阶段是资本，知识经济阶段是知识｡文化与知识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知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关于事物事实和状态的认识，是对科学､艺术或技术的理解，是人类获得的关于真理和原理认识的总和｡而文化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智慧､人文素养､精神气度等表现形式，是要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去成为生命体中灵魂的东西｡知识是文化的基础和前提，文化是知识的凝练和升华，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的特点，无知识的文化，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文化的知识如同无舵之舟､无衔之马｡因此，知识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内涵截然不同的新型经济，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明发展阶段，知识经济的兴起表明以文化知识内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文化经济的时代，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正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催生和加速了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的文化内涵
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Friedrch Von Hayek)认为，文化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这种规则可能起始于人类所拥有的不同环境情势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因此，从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角度看，文化包含传统性和观念性两个特性，传统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它来源于特定地域与特定人群的经济活动｡观念性表现在文化是人们在经济运行中所习得与遵从的特定价值观体系，它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人们无论是进行生产､交换，还是分配､消费活动，总是需要这一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来帮助判断决策｡
从文化的传统性与观念性来看，在经济活动中，文化是通过对人们产生影响的文化观念来赋予不同区域人群以不同特性，进而通过这些不同特性经济主体的不同行为来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体来说，文化是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约束､激励来发挥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1.导向作用｡文化观念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体系，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把人们导向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因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会出现不同的经济活动取向｡
2.约束作用｡特定的文化观念构成经济行为主体潜在的行为规范，告诉人们不应该做什么，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维持不同的秩序风格｡
3.激励作用｡文化观念往往构成经济行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
因此，文化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来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体现了文化传统性与观念性的典型特征，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化中必须充分认识到文化来源于经济活动传统，并最终以观念的形式影响经济发展与运行的深刻内涵，从而认识到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关键在于更新民族地区经济行为主体的文化观念，用先进文化观念武装经济行为主体的头脑，并指导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
一、经济与文化一体化产生新的经济形态――文化经济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源于经济并受经济发展制约，但是，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反作用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造就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经济。随着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高。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趋向，过去常常分离的文化因子和经济因子日趋融合成一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
文化“经济化”指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文化互相交融，逐渐融为一体，并形成新兴经济产业――文化产业，包括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休闲产业、体育产业以及政治性的文化产业等等，文化产业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经济“文化化”指的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文化内涵不断增强，文化要素不断发挥作用，人文精神和文化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所占的比重愈来愈大，经济产品中的科技文化含量不断丰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中愈来愈多地被注入文化的理念和内涵；在生产文化或产业文化的发展上，包括管理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品牌文化、人力资源等在内的产业文化是经济文化化的重要标志，文化将是未来经济结构升级中起核心作用的因素。
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文化价值观念、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运行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引入经济要素，不断增强其自身实力；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生产管理方式及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必须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及发挥文化作用而不断提升内在价值。
文化经济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文精神为先导、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依托、以高技术为支撑的新型经济。它代表着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当代表征，是社会发展到现代的产物。文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知识成为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
二、树立科学人才观，促进文化经济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绝不是没有主体的单纯经济运作过程，而其主体就是具有健全的经济理性和道德约束的人。知识是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知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人既是科学技术的主体，也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社会进步的水准。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的素质每提高一步，人的主体意识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人的全面发展，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条件。因此，基于人作为知识经济的主体而成为文化经济发展源泉的考虑，我们在发展文化经济时，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
科学的人才观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人才资源是推进文化经济建设的核心资源，文化经济是以人文和人才为基本要素的经济形式，应当看到，我国现有的人才资源与发展文化经济的客观要求还很不适应。因此，推进文化经济建设，必须把人才战略摆在工作的首位。一是摸清人才底子，全方位了解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等方面的情况，从而制定适应我国文化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战略规划。二是在全社会弘扬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的新理念，在重点使用高层次的专门人才的同时，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做到人尽其用、人尽其能、人尽其才，把各式人才组织和引导到文化经济建设中来。三是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用人制度，形成一整套科学育人才、引人才、选人才、用人才和留人才的机制和制度。四是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从发展文化经济的高度，重视吸引更多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提升党领导文化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创新党管人才的方式、方法，探索一条与发展文化经济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的新路子。五是建立一整套树立和落实科学人才观的衡量标准、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
三、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促进文化经济发展
文化的作用是由其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决定的。过去，我们比较注重文化的政治属性而忽视其经济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深化对文化经济属性的认识。一般来说，除了公益性文化，文化的生产和经营主要应以市场为主，在服务于人们精神需求的过程中体现经济效益，实现产品的价值补偿和资产增值。因此，文化经济应摆脱文化与市场经济相割裂的状况，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效益评价等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
研究现代社会的文化经济，探讨促进其发展的对策措施，就要研究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或者有可能被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被开发利用的文化资源，体现于文化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之中。由于精神文化产品往往是无形的东西，如知识、信念、政治取向、道德操守、、审美情趣、生活模式、人生境界等，它们可以附着、也可以不附着于一定物品上，所以文化生产力的构成主要不在于外在的实体，而在于内在要素。一般说来，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一是作为主体的文化劳动者或生产者，主要是他们的素质、积极性和社会组织状况;二是文化资源包括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是指作为文化文化创作来源的对象和条件，如一切可资凭据或有待开发的思想材料、风格样式、技术手段、人文环境等。文化资源具有从本质上说是脑力劳动产品、从整体上论是非稀缺资源、从存在方式上看主要以无形的观念、知识、信息等多样性方式存在、从资源利用角度讲文化资源的利用可能不需要特定的成本等明显特征。
在多元的文化世界中，客观地存在着潜在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资源的区别。有些文化因素是可以作为资源利用的，但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们才会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经济建设
一、文化经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
目前对于文化经济这个名词来说，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情况下在少数民族中，就是指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或者是商业经济等，它表示在少数民族中，通过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而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以下三方面是它的基本特征：1.文化经济是一种人类资本型的经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综合的概念，包括知识、、习俗或者艺术等等，主要强调的是人们通过某种途径，获得某方面的能力。文化经济的发展必然途径，是依靠文化资源和文化保护来进行的，因而文化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知识水平、艺术特点和道德底线等等，都对文化经济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是低能高效的优质经济所谓低能高效优质经济，是指根据当今社会的发展情况，去追求到最好的境界，文化经济与现实生活状态达到良好的融合状态。文化本身是人类文明不断积累与发展的成果，它的进步与发展，都不需要任何物质资源的投入，而需要人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去发掘，去打造的。文化经济与其他经济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不需要外资的投入，通过人们的精神追求，使得人们生活水平上升的经济体系。3.文化是一种扩散性经济文化经济与文化资源，在被开发和利用的时候，能够获得直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够通过市场的发展来使文化经济扩展，比如说能够使得少数民族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明显增加，从而使得交通运输、贸易运输和通讯咨询等等迅速崛起，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还能够促进人们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达到物质与文明共同进步的效果。
二、少数民族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1.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能够有利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处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的地区，要想实现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快速进步，就需要一定的优势资源来发展一些产业去实现，而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都不太理想，因而，就需要利用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产品、所特有的生产技能或者独具一格的文化产业去实现。比如说，新疆维吾尔族，这个少数民族具有独特的产品，例如:典型的农业产品是葡萄干等，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2.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形式，需要借助文化手段少数民族的经济体系一般都是粗放型，而为了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需要将粗放型的产业，转化成集约型的产业，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少数民族的特有产业，去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那么如何实现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提高经济效益，使得很多经济学家都艰辛的去探讨、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知识产业、技术产业和人力资本等等。3.少数民族的文化功能，决定了文化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支点要想实现文化经济的功能，其决定性的条件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是，文化能够更好的表现和展示出人们对少数民族的风情与情调，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服装、宗教等等，通过对外开放，带动起来经济的发展。
三、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冲突与契合
1.民族传统文化的滞后性。少数民族具有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能够促进少数民族的稳定发展。在我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小康生活的状态下，这种民族凝聚力，能够让少数民族的成员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合作，共同解决困难。但是，这种民族凝聚力也具有一定的缺陷，有些凝聚力使得民族利益价值观念变得很狭隘，具有自我封闭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在对待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很多少数名族的成员具有左倾的现象，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2.少数民族的原始落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不仅具有自己的，而且这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这些宗教都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我国的文化学家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我国少数民族的与国外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体现在对知识文化是否重视方面，很显然，我国少数民族的，并不重视知识文化，这就使得人们的思想意识状态落后，还有宗教本身落后的习俗与观念，也使得少数民族的成员跟不上思想的变化，这也就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四、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高精神的体现，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迅速，与文化脱不了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靠企业实力，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才能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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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桥贵.云南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原因[J].世界宗教研究,2010(2).
论文摘要：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有不同特征和要求。文章就新经济的持征、基本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就建设适合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进行了论述。
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这种经济具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与之相对应，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也有不同的特征和要求。
一、新经济的特征
新经济最突出的特征是知识更替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地位，成为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成败的关键在于拥有某种先进技术，而不再是由资本规模和劳力数量决定企业竞争的胜负。在新经济运行中，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由于新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新经济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终身教育将是人类谋生存，求发展的基本条件。新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形态，所以要求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必须终身学习，终身接受教育，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由于知识可共同拥有的特性以及信息化、网络化、国际化的发展，各种有用资源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社会变革的速度不断加快，网络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方式，只有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形势。
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企业文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虽然每个企业的企业文化都会有所不同，但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企业文化，其基本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1.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强调团队协作精神。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内部分工比较细致，企业中任何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人与人的相互协作，没有人与人在企业运行过中的相互协作，即没有团队协作精神，企业就不可能高效发展，也不会产生1+1＞2的效果，也就不会有企业中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2.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认定由于人们能力不同存在收益差别的合理性。正因为企业中人们有很大的能力差异，所以人们在企业中收益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获得资本收益，有人获得劳动收益，有人获得创新收益。企业家和技术创新者持有企业股份，获得的就是资本收益和创新收益；一般员工按照劳动合同获得工资，则是劳动收益。由此导致人们的收益差距拉大，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和技术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3.新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分配中只强调效率。公平是社会的功能，例如社会依靠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企业讲效率，社会讲公平，最后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结合。以上三个方面为基本内容的企业文化，是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知识经济正在改变工业社会企业文化，以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
三、建设适合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
1.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是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的21世纪企业发展的新战略，是一种适应新经济需要的网络型的战略，特点是优势企业抱成一团，目的是为把竞争对手挤垮，或者使对手实力受损。虽然其责权关系是宽约束，但从本质上讲，它是企业界组织制度和经营机制的一种创新。近几年来，企业结盟、兼并、接管的事例层出不穷，这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给企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重组后企业文化怎样融合的问题。所以企业的兼并、联合的过程中只有做到取长补短、扬优避劣、达成共识，形成“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
2.新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注意学习氛围的培养。20世纪末最成功的是学习型组织，它不仅被视为业绩最佳、竞争力最大、生命力最强、最具活力，更重要的是使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在心灵上潜移默化、升华生命的意义。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其管理的核心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再到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强调“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根源与知识及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潜能及智慧的开发有关”。可见，学习对组织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
3.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中将更注重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成企业的公众形象。良好的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企业声誉卓著，企业就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顾客，就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就能得到周围邻里的支持和帮助。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力更为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形象战略尤为重要，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和地位的体现。21世纪，企业竞争除了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以外，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谁最先发现消费空档，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据消费者的心，谁就能占据市场，不断扩大经营效益。
[关键词]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经济发展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的突变而得以产生，而生产力诸因素中的革新变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这种时代的演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在经济一文化一体化的时代大潮下，文化的能量得到了极大的释放，它以文化生产力的形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日益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文化与经济共生共融时代的到来
人类社会已经走过了原始渔猎时代、传统农业时代、近现代工业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这种时代进步的轨迹，总是伴随着生产力因素的巨大变革而得到验证。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技术创新来推动发展的阶段。美国学者Michacl E．Porter，Jeffrey D．Dachs和Johnw．Mcarthar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4个阶段：在低收入水平时，属于“要素驱动”阶段，增长主要依赖于土地、非熟练劳动力、初级产品；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时，开始进入“投资驱动”阶段，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投资，包括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和吸引外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开始进入“技术驱动阶段”，增长主要依赖于投入，开始从技术进口经济向技术生产经济转变；在高收入阶段，属于“创新驱动阶段”，主要依赖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包括很高的社会教育水平以及迅速向新技术转移的能力。第四阶段和前三个阶段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文化意义和主体意义，创新是一种文化知识、文化价值以及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的革命性飞跃，是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本能特征的充分发挥。当前，世界正向第四阶段发展，这一阶段也正好与目前所处的信息时代相适应。
而这一时代的显著表现莫过于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共融。无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的影响和渗透的领域不断扩大，还是产品的文化含量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还是企业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还是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还是各层面的人士(领导者)和组织(政府)越来越关注文化的建设，都已经充分地向世人表明，经济一文化一体化已经成为区别于过去时代的显著特征。经济越来越受文化的影响，文化越来越融人经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二者相融相生，相互促进，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相互交融，是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一个日益突显的现象，文化、经济、政治作为社会有机体中的三大要素，一方面相互区别，各有其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会出现“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的情况，”也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现象。
经济与文化交织，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没有离开了文化的经济与社会，也没有离开了经济与社会的文化。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经济人”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时代新人——市民阶级的化身。正是这种“经济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包括诚信守约、履行支付承诺、尊重市场伙伴等，构成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实际上也是后来进一步扩展市场和经济不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大量经验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中实现发展的。经济需要文化的支持，文化是经济的派生物，但文化所反映的，总是经济活动的深层次本质关系，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关系，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才在其经济学研究中特别重视文化因素(宗教、道德、观念、理想等)对经济动机的决定作用。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西奥多·w·舒尔茨不仅注意到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和资本等物质生产要素的作用在下降，而且看到了曾经依附于土地和资本的人的动机及其知识水平特别是文化素质对经济增长所具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突出地表现为文化直接融入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摆脱了过去作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的从属地位，发展成为内生主导因素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延伸，使人文精神在生产领域越来越商品化和产业化，许多生产文化产品的企业不断出现，在商品生产中，各种商品的文化含量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附加值越来越影响产品的竞争，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在带来愈益强劲的新产品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如，绿色文化带来了绿色产业、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对传统污染产业的遏制，现代人文观念带来了观光农业、文化旅游等等。
文化与政治的相互交融，在世界上更有其突出表现。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提出了软力量这一概念，并阐述了美国软力量的优势。他说，人们通常把权力理解为希望别人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的能力。当我们考虑怎么叫别人去这样做时，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强制或威胁，我们称之为“大棒”；第二种是用金钱去收买或贿赂，我们称之为“胡萝卜”；第三种是通过一种吸引力使人们合作，使人们做你所希望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软力量”。事实上，你可以用人们所希望的东西来吸引人们。美国传统所用的吸引力就是用其文化、价值观、人权以及政策来吸引人们如其所希望的去行事。人们可以看到，美国赢得冷战并不是仅仅靠的是军事硬力量，它也是通过软力量实现的，比如通过交流计划、美国之音的广播等等，这些都是软力量。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知识)、人才、教育三位一体，构成国家权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力量的强弱直接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力量资源，对于能否在国际斗争中取得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化生产力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文化生产力作为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传统发展阶段相比较，它在当今时代的经济发展中，正在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去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并且日益成长为推进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1．文化以精神力量的形式诱导和激发人的创造潜能的释放。文化首先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理念而存在，它总是能够把人们笼罩在它的光环之下。因为文化总是存在于一切物化形式和内涵形式之中，总是内在于人们的行为、心理、观念和意识之中。人们无时无刻、有意无意地受到某一文化形式的熏陶，并潜移默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经济活动首先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主体创造性活动，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行为主体——人的参与。因此，人的这种有意识、主动的活动必定受其固有的思想观念、心理及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支配与约束。可以说，人的经济活动恰恰是在某种文化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对财富的评价、欲望以及为获得财富而作出努力的态度是不同的”，而“各种社会制度对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鼓励或限制也各不相同。”应该说，作为生产力的主体，他的创造能力作用的发挥程度除了受到其本身的实体(体能)的影响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教育程度和他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力。如果人本身的创造能力是一个原材料的话，那么文化则是一种催化剂，文化通过提供科学思维形式如概念、判断、推理，在对与错、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等问题上，提供正确的判断标准，进而提高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不断调控人们的活动及其方式，它能促进人的潜在创造能力的释救和最大限度地发挥，使之转化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然，这种文化指的是先进文化，积极健康文化，而不是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由于文化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持久性，从而使受影响者有着一种不断前进、不断创造更多价值财富的冲动，一种欲望或者说渴望，也正是有了这种意识，促使他不断地产生着追求真、美、善的内在动力，这正是文化的功能所决定的，也是意识能动作用原理的具体表现。
2．文化以生产力的形式作用于经济发展。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精神生产力是生产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自然地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两方面。认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以一种加速度规律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生产力作为精神生产力的最集中表现形式，在当今时代已越来越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生产力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发生质的变化，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途径和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同的主导要素的变异，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当文化要素和人的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时，必然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物质资源要素和物质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而文化生产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主要以精神生产力的形式和文化资源要素来推动经济发展，它推崇和强调集约型增长的发展理念。从它们的作用表现来看，传统的增长方式表现为“硬驱动”，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注重有形资源和客体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资本构成中硬性资本占据了主要地位，驱动其发展的主导要素是自然资源、土地、资金、机器等。文化生产力则强调无形资源和主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高级人力资本、知识产权资本、技术资本和文化资本等软性资本，成为核心驱动要素；其中，特别强调人的创造力，强调文化要素的推动力量。与此相联系，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途径。从传统增长方式来看，它更多地依赖自然资源，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般是不可再生的，唯独知识与文化是可以永续利用的，是可再生的，也是可以无限和重复利用的，同时它还是可以不断地增长的。这样，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价值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了，达到了不谋而合的目的。
二是文化生产力拓展了生产力客体要素的范围。生产要素越多样化，经济发展的要素储备就越厚重。文化生产力，它把一切物质资本和知识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精神与潜意识资本都视为自己的客体，显然，它打破了并超越了物质资本中仅把实物资本作为自己客体的局限领域或狭隘范围，为文化生产力的作用发挥提供了更加广大的资源源泉，使生产力主体和客体相结合的范围更加宽广，结合的形式更加多样，结合的效果更加多层面。文化生产力把一些具有历史积淀的物质载体如历史文化建筑、神奇的民间传说以及一些社会生活中的文化元素等都纳入自己的客体范畴和资源序列，并加以开发利用，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资源；另一方面，它通过开发“人脑”这个主体资源，促进人的创造力的无穷释放，实现“无中生有”和“有中生优”的转化，把这些资源有效地进行开发利用，使之转化为经济资本。
三是文化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文化生产力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作用，是通过产业的融合和新建来实现的。文化生产力本身具有广泛的渗透性、融合性和创新性，它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打破传统的产业界限，可以同时与不同的产业产生关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能够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塑和新建，进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它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解构，为传统产业增添新的能量。文化生产力通过渗透机制、转换机制、提升机制，实现对传统产业的解构。渗透机制主要是指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文化传播，文化理念渗透到传统产业的设计、营销、市场、品牌、经营管理等环节，从而改变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链条，对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起到画龙点睛之效。以制造业为例，文化产业中的工业设计、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不仅增加了制造业的附加值，也使产业结构趋于软性化。转换机制是指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资源逐步从传统产业流向文化产业，从而加剧了传统产业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传统产业内部自身的结构调整，达到移花接木的效果。提升机制是指文化产业通过提升工业、服务业的文化含量与经济价值，提升整体社会经济的质量，实现对传统产业点石成金的效果。
在渗透、转换、提升机制的基础上，文化以多种产业的形式推动着经济结构的优化。主要有四类：第一，文化主导产业，即以文化作为主导发展要素的产业，在该类产业中，文化是其发展的灵魂和核心，技术、资本等其它要素服务于文化的展示和传播。第二，文化驱动产业，即文化作为重要驱动要素的产业，该类产业有自己的发展要求，但是，文化与其它要素共同构成了该类产业的驱动要素。第三。文化提升产业，即文化元素能够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此类产业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脱离文化因素也可以发展，但是文化元素加入后，会不同程度地提升其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第四，文化渗透产业，即受文化影响较弱，文化影响力需要逐步渗透的产业。此类产业基本上属于纯粹物质性产业，且主要处于中间产品生产领域，与精神文化需求距离较远。文化产业解构传统产业基本上根据这四类产业展开，走出了包括文化主导产业——文化渗透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主导产业——文化提升产业——文化渗透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主导产业——文化驱动产业——文化提升产业——文化渗透产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具体路径。
3．文化以产业化的形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正是文化生产力在当今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它越来越从意识领域走向实践领域，从精神领域走向物质领域。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生产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一是市场化程度提高。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日益与市场和资本相结合。二是走向集中化。现代技术使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标准化、集约化，特别是音像制品、报刊、艺术等可以通过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成为“文化工业”。三是形成国际化的文化市场。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提高。四是精神生产在更大范围内进人物质生产领域。精神文化的创新转化为物质成果的周期大大缩短。五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界线日渐模糊，“经济人”不断地向“文化人”转变。也正是文化生产这种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力已经转变为更加体现产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文化产业，使宗教、法律、道德、科学和艺术这些人类所拥有的特殊方式已经日益融人文化生产的全过程并成为其重要内容。
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是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在2001年，澳大利亚文化严业增加值就达到118亿澳元，占GDP的比重为3％，居民用于文化和娱乐的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第2位，仅次于住房、水电和燃气的支出；美国在2001年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为4 06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4％；加拿大文化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了3％。英国更高，用于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比重超过11％，占GDP比重超过7％。
应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文化产业转化形式或者说是新发展的创意产业，在当今世界成为一个十分“阳光”的产业，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创意产业兴起的背景来看，它是一种与文化紧密联系、白下而上的发展战略，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业部门成为早期创意产业的主要内容。创意产业是源自于文化产业，同时又超越文化产业的新型产业形式之一，不仅包容了“以物质资本、经济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产业，还拓展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为营运方式”的新产业内涵。目前。它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产业形式，并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有份额和比重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作为创意产业起步最早的英国，2002年，英国的创意产业创造了1125亿英镑的收入。就产值而言，创意产业成为英国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产业。1997－2001年间，英国以文化为主体的创意产业年增长率达到8％，是同期英国总体经济增长2.6％的3倍多，对经济的贡献率达4％，成为英国发展最快的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平均为5％，而整体经济就业增长率则为1.5％。英国的创意产业是雇用就业人口的第一大产业(2001年创意产业聘用195万的从业人员)，从业人员约占总就业人口的4.3％，就业人数超过该国第一大产业——金融业。在美国，创意产业是最大、最富有活力并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产业。从1996年开始，文化创意产品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产品，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到2002年，美国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到5351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5.24％，创造就业岗位800万个，接近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创意产业也很有特点，其产业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
三、文化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态势
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相互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从总体来看，这种竞争集中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又体现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竞争上，其背后实质却是文化的竞争，这也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新态势。
从经济实力竞争方面来看，大力发展经济是各国的首选国策，争夺经济实力优势成为竞争的中心。从本质来看，这种竞争的背后，其实是文化的竞争。这可以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得到验证。信息经济、智力经济、知识经济等新的经济形态，正日益被各国所重视，它显示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这些新的经济形态，都是以知识、信息等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无论是其占有使用、生产配置还是交换消费，都离不开文化要素的参与，这样一种经济，应该看作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经济。谁拥有了这种文化优势。谁就会拥有赢得经济竞争优势的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根本的力量。
从科技竞争方面来看，科技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所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使它越来越参与到解决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之中，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性因素。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当前，许多国家正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和前沿阵地，争先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高科技的作用是巨大的，从经济角度来讲是生产力，从政治角度来说是影响力，从军事角度来看是威胁力，从社会发展而论是推动力。谁能夺得高科技发展的优势，谁就可能在经济上更加繁荣，政治上更加独立，军事上更加强盛，外交上更加有力，战略上更加主动；一句话，在综合国力上更加强大。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科技竞争的背后，是一种科技创新的群体意识和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是科技发展的土壤，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撑，也就是没有创新的意识、创新的思维、创新的社会氛围，科技发展就会缺乏后劲。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竞争的实质，就是文化的竞争。谁拥有这种文化，谁就有了科技竞争的最深厚的基础和持久驱动力。
也正是因为这样，和冷战时期相比较，当前国际竞争态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竞争领域从军事转变到经济、科技和文化；竞争的形式从有形和显性为主转向为无形和隐性为主；竞争手段从输出商品转为输出价值；竞争目的从谋求军事霸权向谋求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转变；竞争的焦点从军事力转向综合国力。竞争沿着军事——经济——科技——文化这样一种轨迹和路径演进。美国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想谋求世界霸权，实质是让世界认同其文化价值观。抢占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是为谋取文化优势服务的，这也是其最根本的目的之所在。俘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灵魂是最大和最终的胜利。也正因为如此，以上这些竞争，总是围绕着文化这种“没有硝烟的竞争”而展开，并且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剧烈。
可以说，文化力是一种可造就生产力的“生产力”，一种形成经济力、军事力、外交力的“软件”。总之，当今世界的竞争，总体看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心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是文化的竞争，是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的竞争。
也正是文化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很多省区，都纷纷举起了“文化图强”的大旗，旨在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力量，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如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浙江省、甘肃省等都先后打出了建设“文化大省”“文化教育强省”的旗帜，确立了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目标，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助推文化的发展。这些都是适应时展潮流和发展趋势的明智之举，必将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力量，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发展后劲。
关键词：企业文化；经济学；思考
企业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它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企业管理界，随后迅速地风靡世界。一般来说，由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模糊和内容繁杂，在传统“经济学帝国”里是不考虑企业文化的。然而，随着新时期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的决定作用的日益显现，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尝试这一新的领域。本文试从经济学的
角度审视企业文化对企业经济所做出的贡献。
一、企业文化纳入经济学思考的理论基础
（一）Kreps的企业文化“焦点”假说
Kreps是较早地对企业文化进行经济学思考的人，他于1990年从经济学视野分析了企业文化的本质。在他的模型中，企业文化被看作是一种指令（directive），这种指令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行动的依据。Kreps使用“焦点”假说（Focal Point），即当参与人之间没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时，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往往可以提供某种暗示使得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与各自的条件相称的策略（“焦点”），从而达到均衡。Kreps认为这样的“环境”对公司的经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而言，企业作为人们合作的“场所”不可能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写进契约中，而为了使增进福利的帕累托最优解更容易出现，公司需要某种“文化”，即决策环境，使人们可以在不确定性情况下轻松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企业文化作为指令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和微妙的暗示，帮助人们容易地找到决策的“焦点”，从而减少人们选择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这里的“焦点”即一种“共享的价值观”（Shared value），也就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在。
（二）诺思的文化“资本存货”理论
2000年诺思考察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有一种非正式框架构建人类的相互作用，这种框架是基本的“资本存货”，是为人们更节约更快速地行事而储备的。
文化作为秩序的伦理基础，是一种“意识形态”，从经济发展史来看“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个人意识形态的信念强，说明他的意识形态资本大。”组织内部的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组织资本”，文化作为一组“通过教育和模仿而传承下来的行为习惯”，对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成本产生影响。一定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是减少经济秩序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
（三）戴维・贝赞可的观点
美国的戴维・贝赞可等在《公司战略经济学》提到：“公司文化是指企业成员中共有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的集合体，他影响着雇员个人的偏好与行为。”这是“一个更易操作的观点，它也符合考察文化的经济含义的目的，是文化代表了企业内的行为指针，它们不能由契约明确下来，但却制约和规范着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从戴维・贝赞可的观点可以认识到，作为特定价值观体系的企业文化一旦被企业中的人们所认同，就会转化成一种心理合约、一种经济资源和一种独特能力，即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经济性质。
二、企业文化与交易费用的经济思考
1937年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一概念。从此概念出发，科斯“成功地把企业和交易费用相联系”来说明“企业在一个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
企业的存在是因各生产要素产权主体为获取一定的收益，在成本最小化（或是交易费用最小化）条件下，通过签订合约让渡部分产权而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要增长，要具有竞争优势，就必须减少交易费用。换言之，企业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形式。在降低企业交易费用方面，企业文化起着重要的经济作用。
（一）企业文化为企业节约外部交易费用
企业是一种人与人的交易关系，企业在外部要完成与顾客的交易，这里的顾客包括购买企业产品的消费者，还有供应商、竞争者、银行、合作者、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等。那么，企业文化是如何为企业节约外部交易费用的呢？
第一，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产生名牌效应，博得消费者的信任，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使越来越多的人来购买产品，从中企业可节省大量的宣传推广费用，在产品丰裕的时代为企业赢利提供了有利的支持；第二，优秀而有个性的企业文化可帮助企业获得比较优势，节省“商战费用”，增加企业利润；第三，优秀的企业文化也可赢得供应商和合作者的信任，从而降低谈判和交易成本；第四，优秀的企业文化容易获得新闻媒体的青睐，无直接费用支出的新闻倍增效应，节约了广告、公关等多项支出，同时，又积聚了企业形象和品牌价值，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第五，优秀的企业文化可帮助企业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赖和支持，能较容易地获得资金支持，拓宽融资渠道，从而扩大企业规模，壮大企业实力，最终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益，获得可持续发展，这点对民营企业启示不少。
那就是说，企业在外部交易中，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使其精神和形象价值显现，能在顾客中产生极大地的影响，创造极大的价值，这种非物质易所创造的物质性结果，从投入―产出上和持续发展上都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经济学意义。
（二）企业文化为企业节约内部交易费用
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主要是指企业用于计量、监督、组织、协调以及为实施上述活动所耗费的费用。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必须利用好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内部的交易费用（管理成本），而费用的大小与企业文化直接相关。因为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资源，通过塑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明确的价值指向、高尚道德境界的企业工作群体，可以换得产权界定、监督、遵从的费用的减少，即管理成本的降低。在企业内部交易中，企业文化通过满足员工的非物质性需求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交易成本，促进交易实现。
作为企业凝聚力的“心理胶水”，企业文化以价值观共识为手段，不但节约大量的管理成本，而且能较好地促进企业与员工的交易并有力地提高交易效率。关于此观点，阿尔钦、德姆塞茨在其《生产、信息费用与经济组织》一文中做了这样的阐述：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团队生产方式。团队生产的意义在于多项投入在一起合作生产得出的产出要大于各项投入在分别生产的产出之和。然而，在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队员的边际产出并不是可以直接和分别地观察到的。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及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团队成员会出现搭便车或偷懒的行为，企业员工没有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并抑制这种机会主义倾向，企业不得不花费成本来进行计量和监督，但有时这种计量和监督的成本是很高的。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在经营中的一种“团队精神”，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土壤，能有效制约生产中的偷懒问题等道德风险，实现“团队生产”、“联合生产”的高效率。
三、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的经济思考
企业文化为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同时，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何影响呢？基于这点，哈佛大学的约翰・科特与詹姆斯・赫斯克特于1978年8月至1991年1月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
在他们的专著《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1997）一书中，他们揭示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假定A为重视企业文化因素特征（消费者、股东、员工）的企业，B为不重视企业文化的企业。在长达11年的考察期中，约翰・科特与詹姆斯・赫斯克特得到了下面这组数据：A总收入平均增长682%，B则仅达166%；A企业员工增长前者为282%，B为166%；A公司股票价格增长901%，B为74%；A公司净收入增长为756%，B仅为1%。现实中，一些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如海尔、联想、同仁堂、华为等无不得益于自己良好的企业文化。
四、企业文化与企业竞争力的经济思考
《竞争力经济学》一书有这样评说：“企业的绩效更取决于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所发展起来的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是由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等不可测因素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在2003年曾说过，研究竞争力问题，深入到企业核心能力的层面时，如果不把组织学习、知识、企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之类的因素考虑进去，经济学就更难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了。
企业文化是无形资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当前世界上单项资产估价最高的是无形资产，经济技术寿命最长的是无形资产，以无形资产增值来增强企业竞争力，以“无形”胜“有形”已成为企业竞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无形资产占企业资产的比重一般为50%―70%，而在中国，即使是较好的一些企业无形资产占企业资产的比重仅为30%，这也许是目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症结所在。
企业文化是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砝码之一。据估算，企业文化以无形化有形，可直接带来22倍经济绩效，如海尔集团在企业兼并中，不用资金投入，而是通过传播和输出海尔文化等方式，“吃休克鱼”成功地盘活了数十亿资产，创造了非凡的经济绩效，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海尔优秀的企业文化帮助海尔树立了企业形象，而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为企业获得高额的收益。据国际设计协会统计数字显示，企业形象策划中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获得227美元的回报。在21世纪的今天，企业竞争越来越呈现出形象力的导向，企业CI通过企业信息增值功能，可以极大地促进企业的竞争力。
企业文化是品牌文化的核心内涵，现实中，品牌文化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据美国有关机构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市场领导品牌的平均获利率为第二品牌的4倍，而在英国高达6倍。遇到市场不景气或价格大战时，品牌通常能表现出极大的活力。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许多品牌都以高价作资，直接带给所属企业高额的经济效益。因此，作为无形资产的企业文化，通过品牌评估与交易、通过市场营销力的提升直接或间接地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增强了企业竞争力。
五、企业文化建设的经济学意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观察企业文化建设，由于企业是市场交易的产物，而企业文化又是从企业诞生之日就自发于企业之中且不易改变。这种企业文化的“自组织”现象融合了市场交换的种种信息、价值取向、经营理念、资源配置的方式，在企业自身需求和市场需求双重需求引导下，形成了企业的文化特征――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存在的经济学意义在于能够在企业对占有的资源进行配置时，在广大企业员工对公平和效率何者放在第一位时，用宽容与理解的心态认同企业的总体目标，自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以凝聚员工的力量，整合企业的内部资源，增强领导者的管理效能，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为生产更多的利润提供有力的保证。
六、结束语
企业文化这种经济资源，通过价值观的整合来指导人们的行动，减少企业内外的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企业的产出远远大于投入，直接或间接地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应努力加强优秀文化建设，提升企业价值。虽然，企业文化建设要投入资金和时间，但由于企业文化价值观的稳定性，一旦整合，建立了较好的文化，其覆盖的时空将更久远，具有可持续性，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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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
1.在乡村发展旅游有利于老百姓加强保护乡村经济文化和历史。在乡村旅游开发前，乡村的一些特有的经济文化和历史传承典故鲜为人所知，处于尚待开发状态中。在开发当地旅游时，经过包装宣传当地的历史传说和特有文化等一系列的促销活动，将会大大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及美誉度，从内心增强村民的自豪感。与此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政府和旅游的开发经营者会看到发展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认识到乡村经济在旅游业中产生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和合理利用，让它成为乡村旅游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旅游区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一个良好无污染的生态环境、清爽宜人的生态景观是乡村旅游能够发展下去的重要依托。而且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的原生态模式带来的价值会逐渐彰显，当地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会随着经济效益增强而逐步增强。
3.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更利于农民健康的生活。由于经济、传统习惯的影响，村民的健康习惯并不是很好，但随着游客对旅游地餐饮、住宿的卫生状况、服务水平和居民生活态度等方面的关注，对以吃住为主的卫生与安全的要求更高。这必然就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促使农民搞好环境绿化呀、道路整治呀、农村改厕呀、生活垃圾处置等建设，在我们这里很多不是搞旅游的乡镇已经搞完了改厕，就是受了旅游地方良好的卫生习惯的影响，这些影响促使农民形成健康、卫生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利于身心健康。
4.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可以于提高农民的文化修养。因为来乡村旅游的客源大多是城市中有一定收入的群体，他们的知识层次比较高，在旅游时和农民们在接触过程中，当地农民耳濡目染在无形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游客高水准谈话问题的影响。5.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观念。众所周知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和诚信放心的消费购物环境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比如在凤凰古城，就是因为治安的混乱严重损毁了的旅游声誉，给当地旅游业带来重创。
乡村旅游的大力发展对乡村经济的消极作用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面性，尽管发展乡村旅游对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一面，但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文化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视。
1.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旅游的都是城市中的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当地村民羡慕趋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会逐步放弃原本自己生活中独有的，也就是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使得游客没有新鲜感，因为他们到这儿来看到的就是和他们生活中一样的，这样当地的旅游业就会走向衰落。
2.同样道理在发展乡村旅游业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服务同样弱化了当地的旅游特色，使得原生态的景点变成了现代化的购物城市，失去了特色，因为发展就必须会加强乡村旅游管理，而在加强乡村旅游管理中就会注重设施配置情况和服务质量，一些标准化建设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乡村经济文化特色，导致乡村旅游地逐步城镇化、商业化，弱化了乡村原有特色。
3.利益的驱动使得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可能引发原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这些最具特色的资源的破坏和流失。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以及劳动强度不对称的对比下，许多村民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专心从事旅游相关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年轻村民更是如此，传统的农作物生产无人从事，乡村性大大削弱。
增添措施，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文化大建设
1.提高认识，促进发展。在乡村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大力宣传乡村特色经济文化的价值，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乡土文化的独特价值，认识到了保护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保护乡村文化就是促进乡村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重要途径，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来提高特色乡土经济文化的知名度成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