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9 16:15:19
一、文化交流对推进两岸关系的意义重大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重大突破。过去四年，两岸关系进展顺利，关键在于双方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两岸间大开放、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業已形成。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两岸间经贸往来固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文化方面的交流与思想领域的沟通。因此，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文化往来和心灵沟通成为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两岸各界往来，加强两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明确未来将继续推进海峡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进程。
强化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的认同是亲情、血缘和历史的认同。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使两岸同胞联系更紧密、感情更贴近、利益更融合”，其核心内涵即是要增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过去四年里，大陆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惠台政策，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其立足点就是“两岸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当然，尽管两岸在认同问题上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岛内的政治现实说明，仍有不少台湾民众对两岸同属“一中”的事实心存疑虑，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因此，只有不断提高两岸民众的共同归属感，才能逐步消融和化解两岸间的分歧和矛盾，进而为两岸关系长久稳定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两岸分隔六十年，虽然双方的文化主体成分一样，但也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两岸间文化交流仍存在壁垒和障碍。过去四年，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与经贸合作相比仍存在相当差距。台湾在传统文化的保存、多元文化的展现、创新能力、文化产業等方面有其优势。而大陆腹地广大、传统文化资源丰沛，文化政策及整合能力显然优于台湾。由此可见，双方各有优势，文化交流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巨大。两岸应秉持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思想，使深化文化交流与加强经贸合作之间相互促进，延续先易后难的基本思路，务实推动两岸关系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两岸间文化合作与交流不能急功近利、短视求成。目前，两岸已经在文史资料、书画戏曲、宗教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此外，大陆还积极赴台开展社区文化和生态文化建设的交流研讨，这些都为两岸文化交流开拓了新的合作领域。
文化是被一个民族所共享、认可的价值观的总和。正因为文化的存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才得以延续；情感才得以分享；文脉才得以演进；智能才得以传承。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传统文化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是数千年来民族认同感赖以确立的基础，更是今天两岸同胞共同拥有的最大资产。因此，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对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意义重大。
二、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两岸文化交流已取得一些成果，但要推动文化交流继续深入发展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两岸文化交流存在失衡现象
首先是交流领域的失衡。目前，两岸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学术研讨、、青少年联谊等方面。而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等其它领域交流较少甚至还未起步。其次是文化交流的受众失衡。这主要体现在台湾方面。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大多集中在台湾中北部，尤其是大陆赴台交流合作方面。近来，已经有一些大陆交流团体迈出北台湾，跨过浊水溪，向台湾南部、东部进发。
（二）两岸文化交流的不对称现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存在明显的不对称。大陆赴台交流的积极性远高于海峡对岸。如在文化产業合作上，大陆各省市积极行动，务实推进，如福建近年举办了包括海峡两岸文博会、图交会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大型文化产業交流活动。而台湾方面和民间社团举办的两岸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较少。两岸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在媒体方面也表现明显。以驻点采访为例。近年，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越来越多，每年达1000多人次。截至2010年底，在大陆驻点的台湾媒体有13家，来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累计超过2万人次。而大陆记者赴台采访只有2千人次。台湾当局先后开放了大陆5家中央媒体和5家地方媒体派记者到台湾驻点采访。另外，在教育领域的不对称也很突出。大陆在2006年宣布承认台湾高校学历，2010年开始免试招收台生就读，并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激发了台湾学生到大陆就读的积极性。2011年，大陆在校台生约7千人。而台湾方面2010年才宣布只承认大陆41所高校学历，有条件开放陆生，对陆生采取“三不六限”。2011年，陆生赴台就学仅有近千名。
（三）两岸文化交流发展不够深入
目前，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主要涉及文艺演员、学者专家、青年学生。大陆赴台文化交流合作少有深入到乡、村的基层民众中间。这有碍于两岸交流向纵深发展。在一些具体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上存在浅层次、不求实效的倾向。如：大陆相关单位每年举办的夏令营及冬令营，目的是让台湾青年学子亲自目睹大陆的巨大变化，促进两岸青年同胞之间的情感。此类活动的内容大多是组织两岸学生到各地参观游览，举办方请各景点导游简单讲解，而少有请文化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为台湾青年学生阐释历史遗迹中中华文化的元素。因此，某些交流活动项目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其结果是，台湾学生只对行程中参观某些景点感兴趣，不愿参加文化讲座之类的活动。台生带队老师承认，只是浮光掠影般的走马观花，并不能起到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吸引台湾学生、增强文化认同的目的。
（四）两岸文化交流发展尚不稳定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目前仍以民间交流居多。虽然也出现了官方点对点的推动案例，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但由于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限制较多，操作程序复杂，沟通不够及时顺畅，一些文化交流项目未能很好地整合各方资源和各阶层力量，在参与人员、经费筹措等方面都无法得到稳定保障，导致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要么随意缩小规模，要么中断。
三、通过增进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文化的表达是具体而多元的。它是可以通过政府管理以及政策引导而变化和发展的。无论是科学教育、人才培养、艺术创作、影视传播还是文化出版等等，都是一个民族文化内容的外在表现。面对通过增进文化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的实际需要，加强两岸的民间交流，推动两岸尽快商签文化协议，加强两岸文化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两岸社会的大融合，成为当前两岸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通过创意产業交流促进两岸文化融合
两岸历史文化一脉相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大力推动双方在文化创意产業方面的合作，共创双赢局面，具有现实意义和较为成熟的市场条件。台湾在文化创意产業上有优势，如果两岸将雄厚的经济实力相结合，共同发展文化产業，既可以形成共同价值观，也可以加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在当前国际金融萧条的大背景下，通过资源整合与技术合作来提升华人文艺市场的整体竞争力，对于彼此推动经济转型，抗拒金融危机，强化产業实力都是极为有利的。2004年以来，大陆文化产業平均年增加值达到1000亿元左右，增长幅度在15～20%上下。在当前全球消费领域增幅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大陆地区文化产業表现为一枝独秀，其蓬勃发展的市场空间，为两岸文化产業的大繁荣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为两岸文化界携手合作找到了难得的契机。
（二）通过开发旅游资源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旅游观光市场的开放也是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台湾在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方面尽管仍设许多限制，但已属在两岸关系进展中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据台湾有关方面介绍，自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观光以来，台湾相关产業收益达2000多亿元新台币。截至2010年底，台湾有500多家旅馆新建或更新设备，预计2013年前，台湾地区将再新建超过130家旅馆。
在两岸各界积极推动下，为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满足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便利化和多样化的需求，2012年4月1日，成都、天津、重庆、南京、杭州、广州、济南、西安、福州、深圳等10城市纳入第二批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这十个试点城市具备较好的赴台团队游市场基础，具有较大的人口规模。
在扩大两岸间旅游接待规模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旅游文化的作用，通过扩充和完善旅游服务信息，利用互联网络创建网页提供全面的--旅游文化资源介绍来丰富两岸旅游名胜的中华文化内涵，促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关注，从精神层面提高两岸旅游文化的社会作用，增进两岸间的社会融合。
（三）通过增强双方人员交流促进两岸融合
从人员对象上讲，两岸文化交流应是广泛的、全面的。现在，两岸学者都在强调民间交流，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互动。能否增强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凝聚力，是能否顺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关键。
过去大陆在推进两岸交流过程中，较多是侧重岛内有关党派团体、民意代表、大型企業组织等，用以化解两岸分歧、增进双方互信。虽然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台湾人才进入大陆创業或就業，但台湾方面一直严格限制大陆人才进入台湾市场，即便现在台湾对大陆人才赴台有所松绑，但仍存在大量限制。由此可见，两岸在促进基层民众交往，尤其是在加强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上存在着不足。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双方民间往来的频繁，基层民众和青少年群体将成为两岸交流的重点。高度重视对台基层民众和青少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强化青少年群体之间的交往，是实现两岸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为此，大陆方面要继续面向包括中小企業和农渔業者在内的台湾基层民众，多办好事实事，进一步推进两岸人员往来，为台湾基层民众来大陆交流提供更为便捷的通道。
（四）通过两岸城市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根据大陆“十二五”规划，城市化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而台湾的城镇化率早已高于大陆。双方城市文化的交流对增进了解、消除误会，推动民生、互利双赢，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交流。
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地与岛内定期举行的城市文化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还需进一步增进交流空间。两岸轮流举办的城市文化交流可多层次、多领域、多角度进行。
（五）通过其他领域交流促进两岸社会融合
第一，加强新闻界交流。虽然每年有大量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探亲、经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台湾同胞仍没有机会来大陆。他们对大陆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可见，新闻传媒对介绍和宣传大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加强两岸新闻交流可以更好地增进双方民众之间的沟通，这有助于消除隔阂，推动两岸社会融合。两岸可进一步发展双方新闻交流，加派驻点记者，加大对社会和基层民众的报道力度，用生动丰富的报道内容吸引两岸读者和观众，积极拓展双方新闻界的联谊活动等等。
第二，促进文化艺术团体间的联合创作。通过排演优秀剧目，搭建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举办文化节活动，用以增强两岸文化产業合作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1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2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3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4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5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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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文化融合；跨文化管理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文化管理也逐渐被企业所重视，不少企业都与不同国家有着业务交流，所以，企业的跨文化管理也备受企业的重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在进行交流与交易时常常会因为文化差异使得交易失败。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对待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企业在进行跨国交易时，要注重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寻找有效的文化融合途径，才能够切实有效的提升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本文首先提出文化差异给企业发展带来的困境，再分析如何增强企业跨文化管理的相应策略，分析出只有文化融合才是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的理论核心。
一、文化差异对企业跨文化管理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企业面临着相同的境遇，在企业进行跨国交易时，因为文化差异使得在交易过程中出现许多意料之外的状况，例如对于经营目标的选择、原材料的运用，管理方式以及处事作风的差异导致在交易时容易发生失败。企业对这类交易失败的原因进行探讨，发现因为文化差异是直接影响企业跨文化交流的方式，我们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1、文化差异是跨文化管理中引起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
文化是人们从出生开始的生活环境以及接受的教育所产生的心理程序，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不同民族的为人处世风格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异。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企业来往日益密切，我们的文化界限也在不断融合，但不同地域人们面对相同的事情时，还是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例如在企业中最常见的见面方式，中国人更愿意通过握手的方式作为初次见面的礼节，但国外会通过更加热情的拥抱、贴脸等行为表达自己对新朋友的友好。从深层次的角度思考，文化是指人们在生活环境下产生的价值观、信仰以及行为准则，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也是在不同地域下教育制度、历史传统以及法律制度的循环积蓄，从而不同地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同时，这类文化习惯在不同国家的人当中是无法察觉的，但是当进行交流或交易过程中，察觉到了他人与自身的不同，便会感受到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自然而然的认为这是对自身信念的侵犯，不自觉的产生排斥心理。
在这种基础上，企业跨文化交流便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也使得文化差异影响着企业的交易成败。
2、文化冲突使得跨文化企业管理受到阻碍
在国际场合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是建立在双方平等、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在交谈的过程时，管理者双方或是员工之间都应该相互信任，但由于地域差异，文化冲突，使得原本和谐的谈话变得容易缺乏信任。这一方面是因为沟通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也会因为一些行为习惯使得双方觉得不被尊重。例如在同英国企业进行交流时，我们使用英文作为交流的语言，对于一些词汇，中国与英国有着不同的译法，使得在交谈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例如ambition这个词汇，在中国，认檎飧龃驶愫有贬义的含义，译为“野心勃勃”，但在英国与美国当中，把这个词汇用作褒义表示“雄心壮志”。不同的译法使得在交谈过程中形成不必要的误会，也会导致双方有猜忌的想法。
同时，文化差异也会导致跨国公司在一些业务谈判上失败，跨国公司不同于其他类型公司，在员工的选择上会存在着不同国籍的人才，这些人才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因为信仰与文化的差异，使得只愿意与本国的人一起交流，在企业中造成各自为政的行为，使员工之间不能够和谐相处。遇到问题时，会自然的按照本国的文化进行分析，判断。这样会直接影响企业管理层的复杂化。例如在对员工进行批评教育时，中国管理层更愿意通过委婉的方式表达员工的失误，并让员工进行改进，但管理层如果是美国人，在批评教育时会直接说出你的不足，并严厉的进行批评，这在中国人看来就是“特别不给面子”的行为，也使得员工与上司之间的关系疏远。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企业要重视企业中的跨文化管理，让员工能够通过特定的培训缓解文化差异。
3、文化融合能够促进企业的跨文化交流
企业的跨文化管理的核心任务是要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冲突，形成新的文化融合，在进行国际交流时，能够将交流的氛围变得轻松愉快。我们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首先要摒弃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理念，许多跨国企业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文化进行要求，让其他文化能够与自身文化相融合，这样的行为会导致员工在表面上对企业有着尊重，但在心中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化信仰。所以企业在进行文化融合时，要找到特定的切入点，适当的进行改造，才能够赢得原有文化的认同，使得企业多元化员工能够和谐相处。
文化融合的目的时为了让不同文化群体能够形成相同的文化意识，以企业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策略为核心，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提升员工之间的凝聚力，让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企业在进行文化融合时，首先要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并对不同人群进行培训，让多元化的员工能够对对方文化相互尊重，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发展。
二、文化融合是企业跨文化管理模式与理论的核心
在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跨国企业，跨地区运营的企业如何成为自己的核心动力，取决于企业跨文化管理能力。根据笔者调查，目前我国跨国企业在跨文化管理中的文化融合模式主要分为两种，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89页。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发展策略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文化领域的“软实力”已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程度成为提升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重要指标。国外发达国家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发展历程悠久，经验丰富，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早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焦点。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沿海城市之一，上海的国际文化之都建设成绩斐然，加速文化产业发展已成为上海“十三五”时期加速转型的重要手段之一。2007年9月，上海建成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2011年10月，文化部将其更名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2013年9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截止到2014年6月，自贸区已有文化企业243家，注册资本47.2亿元，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外向型文化企业集群。借助“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契机和上海自贸区的先发优势，积极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加快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对于上海“十三五”城市建设和未来30年全球城市定位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发展现状分析
2010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推进领导小组成立，上海加合国“创意城市”网络，赢得“设计之都”的美名。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的对外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高达159.6亿美元，出口额95.39亿美元，顺差31.19亿美元，集中于文化创意、设计服务、文化用品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成为城市“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之一。《2014年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报告》统计结果显示：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成为上海对外文化贸易业务往来的主要国家，占进出口总额64.68%。其中，美国和日本占29.24%，成为上海对外文化贸易的主要合作国。2014年，上海共有35家文化企业通过部级对外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认定，12个项目通过部级重点项目认定。同年7月，上海迎来格莱美合作项目；11月，华特迪士尼（上海）与上海文广集团达成战略协议，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事项涉及内容发行、电视创意开发、电影联合制作和国际营销合作等多方面。利用自贸区优势，上海率先建成国内首家公共性文化贸易服务平台——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该基地运用政府支持为辅、企业运作为主的创新运营模式，把握机遇、构建平台，汇集了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全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类企业集群，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飞跃式发展。依托自贸区的先发优势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上海正不断拓展、更新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国际合作渠道，创新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模式，推动文化龙头企业参与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二、上海发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已小有成绩，也优于国内其他省市，但是一直面临国际影响力不高、资本短缺、知名品牌缺乏、产品出口渠道狭窄、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弊端：
（一）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水平不高，经济效益低下
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增长速度较快，但与发达国家标杆城市相比差距仍然较大，表现为对外文化艺术交流附加值不高，经济效益较低；对外文化贸易结构“硬强软弱”；贸易主体实力不强，规模偏小；贸易渠道狭窄，贸易产品和服务缺乏特色等问题。
（二）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主动权认识不足，商业化运作能力薄弱
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面临国际文化创新能力缺乏、国际市场营销体系不健全、主动权认识不足、商业化运作能力薄弱，销售渠道和网络有限等一系列弊端。国际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专业人才，特别是熟悉国际文化规律、有较强涉外贸易操作能力、有成功国际运作经验的高层次文化人才仍较为匮乏。同时，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类企业的商业化运作能力尚处于薄弱状态，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方式、手段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自贸区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经验缺乏，政策瓶颈仍有待突破
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中国第一批自贸试验区，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开放经验不足，可借鉴的成功案例十分有限，自贸区的对外文化贸易平台建设的机制、体制尚处在创新和完善阶段。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仍面临一定政策瓶颈，如：管理体制政出多门，推进机制缺乏，管制过严，财税制度不完善，统计制度不健全等。
（四）对外文化艺术交流规模较小，知名企业和国际品牌缺乏
上海文化产业的国际贸易总体规模尚需扩大；龙头企业、重点企业的数量较少；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不足；文化内容产业优势不足；文化公共服务平台运营机制不够完善；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缺乏完善的产业整合和国际产业链的打造；对外贸易的国际渠道仍需不断扩展；强实力的国际化企业和知名文化品牌匮乏；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不高；文化与科技、金融、装备等领域的融合度不高，等一系列弊端亟待解决和改善。
三、上海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对策建议
（一）优势对接：利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优势，扩大对外文化艺术交流
利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优势，促使上海参与到全球文化产业链和文化产品供应链中，完成文化“软实力”的价值重构。逐步开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文化贸易市场，通过文化生产要素的升级和创新，在优化配置和多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新兴市场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进而拓宽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海外市场。把握“一带一路”区域间政府层面协作的宏观机遇，突破文化资源地理位置的区位约束，扩大上海与亚洲沿线国家的交流和联系，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创新新时期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增长方式，提升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国际影响力，从文化先行角度不断实现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和未来30年全球城市的定位目标。
（二）政策支持：制定鼓励、扶持政策，促进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健康发展
利用自贸区政策优势，制定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对外开放的相关措施，强化自贸区相关实施细则与负面清单的解读与实施，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文化市场情景和企业运作实践，不断调整并逐步缩减涉及文化服务业的相关负面清单。深化对外文化艺术交流相关产业政策和企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以文化公共服务平台为基础，协助企业创新文化有形产品和无形服务的销售模式。从政策层面鼓励文化企业对外扩展业务范围，联合税务、工商、海关等相关部门优化文化贸易流程，提升服务质量，相关制度革新如：加大出口补贴力度；放宽市场准入与涉外经营条件；改革、完善审批制度；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开展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简化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审批手续和出入境管理流程；出台扶持性财税和融资政策，促进文化企业涉外活动的开展。
（三）金融革新：转变贸易形式，从对外文化艺术交流转变为文化资本输出
对接国际文化资本市场，探索国际投资、并购等金融创新模式，克服意识形态差异，利用“一带一路”沿线优势国际资源，力争当地制造、当地消费，通过资本运作加速上海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创建自贸区文化金融合作平台，加强文化与投资、金融、现代服务业对接。以创新政府资金投入为契机，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文化金融创新与文化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文化资本海外并购，鼓励文化企业采取资本兼并、重组、对接等文化金融融合新模式赢得持续资金支持。借助国家对外贸易基地的政策优势打造高效产业和资本运作平台，借力自贸区在贸易、金融、投资、服务业的创新政策，鼓励上海文化企业将运营模式从低层次的文化交流和产品销售提升到文化资本的输出，进而不断拓展企业的海外发展空间和核心竞争力。
（四）人才建设：加强对外文化艺术交流人才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支持措施
一、基于两岸社会融合的两岸文化交流出现的新问题
两岸文化交流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两岸社会融合将会产生不利影响，需要引起关注。
1、出现了偏离“认同”核心价值的“物质化”倾向
文化认同与文化价值认同一样，都可以使两岸人民产生强烈的“自己人效应”。所不同的是，文化价值认同比文化认同有更强烈的情感因素、更深刻的理性思考、更主动的践行。文化认同只能使两岸产生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血缘联想，价值认同却能使人产生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联想。两岸文化交流有着心灵对话与情感沟通的重要作用，但两岸文化交流的终极价值是要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塑出两岸新的文化认同，结成促进两岸全面融合的新的文化纽带。“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开展各种形势的文化交流，使中华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以增强民族意识、凝聚共同意志，形成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②由文化认同走向价值观的整合，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统一。
因此，两岸文化交流必须牢牢把握“认同”这个核心价值。但从两岸交流的实际情况看，文化交流不但明显滞后于经贸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出现了偏离“认同”核心价值的“物质化”倾向，如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重文化市场轻文化内涵，重文化消费轻文化整合，重经济文化轻精神文化等现象。两岸文化交流的泛物质化倾向，不利于两岸社会融合，不利于寻求两岸文化价值认同中的共识与差异，更无法达到两岸文化交流的最终目标，即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包容差异、互利共赢、心灵相通中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最终实现统一。
2、对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
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两岸中国人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共同的传统价值观念，共同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毋庸讳言，台湾在历史上经历过荷兰、日本等殖民主义的统治，多少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49年政权退台后，台湾民众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与母体文化有着不尽相同的新特征。但这些从自己母体文化发展逻辑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特征，并不能改变自己从属于母体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正是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和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文化，才有今日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因此从根本上讲，台湾文化并没有生成一种与中华文化完全不同、存在着本质差别的文化，台湾文化与大陆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因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可有些台湾同胞却认为，台湾文化来源于中华文化但已经形成了自主的台湾文化，或者说跟中华文化已经没有关系，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对立起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主要在于执政后，在教育文化领域中宣传“台湾文化主体性”，大肆推行“去中国化”。
出现这样的认知偏差后果非常可怕，否认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实际上就使两岸文化交流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这会对两岸的文化教育交流带来困难，对两岸的文化融合形成阻力，对构建两岸共同的文化认同十分不利而且有害。
3、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及现代化存在认知差异
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存在认知差异。部分台湾民众因20世纪60--70年代大陆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上曾走过一段弯路，认为传统文化在大陆支离破碎，质疑大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就大陆而言，赞赏台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并不赞同岛内某些并不理性的指责；更不主张打着各种旗号，进行中华文化正统性之争。
对中华文化现代化存在认知上的差异。两岸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较为一致的认同，但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两岸选择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走上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于两岸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期间两岸又都曾在意识形态宣教上有过一定程度的极端做法，导致两岸对中华文化现代化发展产生认知差异。台湾将大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化”。大陆也并不赞同台湾过度依赖所谓西方民主、自由，过于强调本土文化的做法。
两岸文化交流中的这种矛盾虽与异质文化间的冲突有本质的区别，但不利于两岸敌对情绪的缓解与不信任感的消除，也会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深入推进。
4、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存在认知差异
中华文化是连结两岸同胞的文化脐带，在两岸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特殊历史年代，对维系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背景下，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与整合，在增进两岸同胞了解、加深两岸同胞信任、促进两岸社会融合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两岸文化交流也有推动消除两岸政治歧见、推进政治和解的功能；两岸文化交流特殊的溢出效应，对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在内的两岸全面交流起到独特的作用。
然而两岸在这一问题上的认知有差异。大陆并不赞同将两岸文化交流泛政治化的做法，但同时认为两岸理应尊重并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消解两岸政治歧见、弱化两岸敌对情绪、促进两岸统一方面的作用。而台湾在蓝绿对峙的政治生态及美国压力下，某种程度上希望两岸的文化交流是脱政治性的、“柏拉图式”的交流，或者希望两岸文化交流的溢出效应仅限于经济、社会领域。等“”势力更是将两岸文化交流污名化，将其视为大陆“吞并”台湾的前奏，当然不会理性看待两岸文化交流对两岸政治关系促进的正面意义。
若两岸长期就两岸文化交流的功能无法聚同化异，两岸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5、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制度化存在认知差异
目前两岸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还远远不够，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多为区域性、局部性、短期性，缺乏统筹性、全局性、长远性的规划，更谈不上科学的规范性。由于交流机制的长期缺位，两岸文化交流中政策措施的不对等、交流规模的不对称、交流领域受限等问题无法得到很好处理，所引发的如学历采认、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市场规范、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等现实问题，都亟待通过稳固的交流平台，通过制度性的文化交流逐步解决。因此适时商签两岸文化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交流正常化、制度化，已成为两岸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6、对民主等政治价值观念与祖国统一的关系存在认知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两岸统一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早年台湾拒绝同大陆统一的理由是强调两岸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两岸的生活质量不同，甚至担心统一了大陆会把台湾的财富拿走。
伴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大陆经济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两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有差异但生活水平越来越接近时，台湾岛内出现了另外一种拒绝和平统一的理由：大陆的民主制度不如台湾的民主制度先进和优越。从台湾的学者到普通民众，从蓝营到绿营，对大陆的政治体制不认同甚至有攻击言论，对台湾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十分认同并将台湾的政治制度看成是绝对优越于大陆。
但大陆对这一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民主制度与和平统一没有必然联系；大陆目前的民主政治是适应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需要的。
二、基于两岸社会融合的两岸文化交流的途径
两岸社会的大融合，需要不断扩大两岸民间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但要厚植共同的经济利益，而且要加强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增强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认同。”为此作者基于两岸社会融合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建议。
1、树立共生与发展理念，构建两岸文化价值认同
有学者指出：“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进程，根本路径就是透过两岸共同发展，培植两岸共同利益，形塑两岸共同价值，加快两岸同胞情感趋融、价值趋近、认同趋合的进程，加快两岸一体化进程，建构两岸共同体。”两岸文化价值认同，诞生于两岸同胞频繁交流的实践活动中。透过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形成共同的生活圈、生活方式，促成两岸语言、价值的趋同化、同步化。
近年来，大陆的和谐社会理念、科学发展理念，都获得了台湾民众广泛的认可。因此，不仅应当让台湾民众了解大陆同胞在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应当让他们了解大陆民众价值观的最新变化，使两岸民众互相认可与接受，为两岸最终的统一奠定心理基础。
同时，努力寻求两岸文化的共通之处，包容两岸文化的差异，寻求两岸文化价值的对接。为此，可以加强两岸在文化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的交流。目前，大陆涉及台湾民间民族文化遗产（如祖庙、祖墓、寺庙、礼仪、民间音乐、工艺和民间建筑等）需做好普查、抢救、传承工作。此外，台湾提出将阿里山、日月潭等公园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大陆要鼎力支持。两岸“要共同继承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挖掘和提炼有益思想价值，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2、正确梳理台湾本土认同感，将台湾乡土情怀引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本土认同感、乡土情怀，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与正当的情感诉求，与中国国家认同是并行不悖的。台湾与大陆长期分离，有着不同于大陆其他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充分了解台湾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和现实政治文化生态，客观地看待台湾民众的历史悲情，不要简单地把“台湾意识”理解为“”意识。因此，大陆要在学理上梳理本土化的合理成分，将乡土情怀引导向对中国的国家认同。
3、加强历史记忆，构筑两岸共有的精神家园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构成两岸同胞国民身份的核心和安全保障，是增强台湾同胞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认同的核心内容。为拉近两岸民众的情感，增强台湾民众的中国认同，一方面，要强化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还可以采纳一些台湾学者的建议，选择一些合适的历史文化议题，如抗日战争、辛亥革命、台湾光复等，“以藉此培养两岸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
另一方面，要逐步消解两岸间差异性的历史记忆。通过加强两岸的文教交流，来不断消解两岸的差异性历史记忆。
为进一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的整合，可以考虑设立两岸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基金，资助不同层次的政党、城市、学校、工会、协会、学会交流，扩大两岸文化交流范围与基础。
4、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可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努力构建制度化的互动体系
“协商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协议，推动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迈上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的新台阶”。“文化ECFA”的协商签署，已经成为两岸的共识。有学者提出可先谈框架后充实补齐细则。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文化管理机构的对话机制、文化交流的可持续性机制、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机制、文化专业人才的培育机制。两岸可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协商签署“文化ECFA”事宜。但目前在双方尤其是台湾方面认为商签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两岸可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就具体的文化行业和文化产业如教育、影视、出版传媒等商签交流合作协议。
事实上，两岸交流合作一直秉持“先易后难”的原则在推进。如在国共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提出了“积极促进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的7项建议；在2009年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6大类29项“共同建议”中，有5大类26项涉及两岸文教、文创产业和新闻交流的内容。在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的22项“共同建议”中，有10项涉及两岸文教交流合作的内容。上述建议内容有许多已取得积极进展。
5、设立文化办事机构，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机制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两岸建立交流与沟通的平台，针对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相关议题，持续进行深入且全面性的讨论与协商；此外，两岸可设立文化办事机构，办理、推动并维系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事务，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建立完善的机制。
建筑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各种要素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文化，它具有时空和地域性，各种环境、各种文化状况下的文脉和条件，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建筑中的反映，同时这种文化特征又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一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三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关键词】建筑文化；建筑环境
1.建筑文化根植于人居自然环境之中
不同的地域自然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日照角度、日月潮汐、水流风势、气温、气压、食物、土地、水质、植被等等。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对外应有利于形成小区外部环境，对内应有利于保障人居的室内环境。这些建筑像植物一样，落地生根，合天时，合地利，适宜于地区自然环境的要求，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在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岛，椰林茂密，气候炎热，人们用椰树叶、棕榈叶盖起了适应热带雨林的茅草房、小木楼，通风、凉爽、轻盈、简洁，建起了热带雨林建筑。
在中亚、西亚，在中国的西部高寒地区，人们用石块垒砌、依山就势盖起了石板建筑，避风、挡雪、保温、御寒，筑成了高原山地建筑。如中国的、青海、四川等少数民族在中国西部依山就势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山地建筑群。
在中国的黄土高原，漠北戈壁，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人们利用山边、土坡挖洞筑房，建起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土建筑。甘肃敦煌艺术陈列馆把建筑埋入山坡下，半开敞式入口，山坡挡墙甬道，生土式建筑特征十分明显。
在美国的东部，在澳大利亚，在中国的南方，雨量充沛，气候温和，人们用木材、砖瓦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盖起了遮阳避雨、通风透气、造型别致的湿热地区建筑。
这些建筑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适宜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与风景、林木、地形融为一体，形成了根植于自然环境的各种建筑文化。建筑既要根植于自然环境，又要服从于自然环境，这是建筑师必须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2.社会时空环境差异造成建筑文化的多元化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欧洲国家、美洲国家、亚洲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国度不同，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也不同。不同地区的人居社会时空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建筑文化的时空性和多元性，因而产生了古代的或现代的中国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东南亚建筑文化、欧美建筑文化、非洲建筑文化等等。欧洲的古希腊建筑、北非的古埃及建筑、南亚的古印度建筑、古代中国建筑是世界民族建筑文化的历史源流。天主教、耶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的形成和发展，深刻地影响到信仰宗教的国家和地区，也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地区建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建筑文化。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沿袭至今，既古老又博大，自古以来受到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等思想伦理的影响。特别是儒教统治中国2000多年，根深蒂固。这种文化把儒、道、佛、禅各种思想观念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光辉灿烂，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地域、民族性的建筑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国际性建筑文化，国际性建筑文化也可吸收、融合新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在当今世界里，建筑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既包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也包含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融合。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相互补充，彼此影响，共同发展，只有保护和发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建筑文化，促进世界建筑文化的多元化构成，最终才能建立一个 “和而不同”的人类社会。
3.中外建筑文化的发展与交融
建筑文化处于全球“大文化”系统之中，各民族、各地域的建筑文化在此共生共荣，组成了世界建筑文化的交响曲。全球化的社会进程给文化交流带来了碰撞与会合，冲突与交融。
几千年来，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渊源流长。佛教文化本来发源于印度，随着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唐代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传经，佛教影响中国2000多年。但是，佛教的内容，佛祖的像貌，佛庙的形制与中国文化交融，形成和发展了独特的中国佛教建筑文化。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出国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大多数是留美的学者，他们受当时西方学院派建筑文化观念和中国国粹主义建筑文化观念的双重影响，强调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重点在建筑风格上，第一次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批精品，开创了中外建筑文化交融的新纪元。例如由第一批留美建筑大师吕彦植先生20年代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等等，在当时中国建筑界的确起到了石破天惊的影响，推动了中外建筑文化的融合进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政体、机制照搬苏联模式，中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俄罗斯建筑文化特征的建筑，形成和发展了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建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一次打开国门，引入西方经济管理模式，模仿“欧陆风格”、港台建筑，后现代主义几乎风靡全国，形成和发展了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建筑文化。不言而喻，世界各国的建筑文化均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体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的约束，相互冲突，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然而，什么样的交融和交流具有生命力，经受得起时空的考验？只有那些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精髓，融合为本民族的地区与民族性建筑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古今建筑文化交融的探索和追求
古今交融，古为今用，用什么？必须分析“古”与“今”在建筑内容上所发生的变化。这些质的变化是社会制度、生产技术、生活习惯、工作方式、文化观念、建筑材料在建筑领域引发的必然结果。正如吴裕容先生在评价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的艾菲尔铁塔时指出的：“人们试图让每一种艺术适应人类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所有的人类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所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古今交融探索的是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我国传统建筑文化有着许多特点，如建筑群的总体布局，因地制宜，富于变化；建筑造型，丰富多彩；空间分隔，灵活多样；室内装饰，讲究内涵；色彩运用，五彩缤纷；庭园绿化，更是含蓄活泼，变化万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创作现代建筑当中，当代建筑师应吸取古代建筑文化丰富的营养，按现代化多方面的要求，从分析各种矛盾中探索和追求适应人们生活发展的新方向，并且使人们的建筑活动与迅速变化中的时代造成的新情感相适应。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情境；主导模式；同化模式；异化模式；融合模式
中图分类号：H1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40（2015）12-0035-02
作者简介：张晓露（1983—），女，福建龙岩人，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德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活动从实际层面出发，关注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息交流，而“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性几乎完全依赖于各参与主体之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1］（P2）”迄今为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释义来解释跨文化交流和沟通。在本文中，笔者将其理解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特定语境中进行意思交流——而不仅仅是词汇、语句的交换，并随着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调整思维方式和行为活动，以达到交际目的。目前，对跨文化交际双方行为模式的研究较多，如Bochner［2］总结了四种思维模式，本文将在其基础上做进一步分析。
一、跨文化交际情境的形成与特点
（一）跨文化交际情境的形成
跨文化交际情境，指当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出于经济、文化、旅游、政治、求学等目的与对方交往时产生的交际语境。跨文化交际情境指的是己方文化和他方文化发生交际、相互覆盖、融合的部分。也就是说，交际双方以自己的文化背景为基础与另一方进行交流，并期望能达成合作。在这个交际情境中，任何一方文化都不能完全覆盖另一方，双方的文化特征都将显现出来，并作为各自思维、行为的内置控制中心。Thomas提出［3］（P46），跨文化交际情境（Überschneidungssituation）中，陌生文化会对己方文化产生极大影响，并会对交际双方的文化产生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个情境中，原本遥远的陌生文化会逐渐靠近并与己方文化交际在一起，此间会产生多义性、语义模糊等，存在交际失败的威胁，但同时也提供了较好的合作机会。
（二）跨文化交际情境的特点
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一定带有来自双方、甚至多方的文化特征。在这个情境中，各方文化的维度和准则、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都可能产生决定性作用。因此，可以说，这个情境隐含着“混乱”因素。正如一个魔方的几个面被打乱后，人们会发现各种文化符号散落开来，而且似乎是各自独立、没有联系的，极易陷入混乱。当双方文化（或多方）进行交际时，不会发生一方文化完全覆盖另一方文化的情况，这意味着任何一方的文化不会完全占据主流地位，只能在交际动态中向正向或逆向流动。这时，交际情境处在一个动态双方/多方的变化中。交际情境并不由任何一方的文化特征决定，在该情境中，产生了“第三方”文化。例如，殖民地文化就是当地文化与殖民方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个第三方文化即“跨文化”。在交际情境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将受到“跨文化”引导和规范。
二、跨文化交际情境下的四种基本行为模式
（一）主导模式（Dominanzkonzept）
相对于他方文化而言，己方文化的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被视为是更优胜的。己方文化的特征将被贯彻并在交际中占据主流地位［3］（P47）。也就是说，当交际过程出现问题时，己方文化对问题的认知和解决方法将被视作是合理有效的，并一直被坚持，直到交际对方也按照己方的认知方式来面对和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己方文化将主导交际并引导对方。主导模式比较常见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一些民族自大的思维。例如，过去称呼北方或南方的民族为蛮夷，这就是一种主导模式下的思维方式。比较极端的情况则出现在殖民地或战争沦陷区。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己方文化所在地，与外国或外族来华企业进行商业行为期间。例如，当面临冲突时，以关系为导向的中国人趋向冷处理，即不直接面对冲突本身，将冲突中心问题暂时“放”在一旁，而进行其他方面的处理，如采取行动加固关系或拓展关系，使冲突本身随着其他外界环境条件的转化逐渐缓和，进而消弭。而以事务为导向的德国人则倾向于就问题本身进行讨论，据理力争，直到得出结果。
（二）同化模式（Assimilationskonzept）
同化模式是指交际中的他方文化价值观与行为规范被己方文化主动接受并融入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己方文化努力适应他方文化，甚至不惜牺牲或舍弃自己的文化特性，不停地模仿并靠近强势的他方文化，开始批判自己文化的不足。这种模式的积极之处在于可以尽量减少文化休克的出现，最大程度上降低适应他方文化的阻力。同化模式可能导致的负面结果是“崇洋”。过去所说的“假洋鬼子”“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现在有些舆论在谈及国情时必谈欧美，这些都是同化模式作用的结果。同化模式一般发生在交际初期，如留学生刚到目标语国家时，全方面接触到他方文化，会在心理和生理上竭力适应目标语国家的文化，其消极之处是会导致己方文化特性的缺失。
（三）异化模式（Divergenzkonzept）
异化模式是指交际双方的文化特性都被视作是有意义并有效率的，但很多因素无法兼容。因此，在交际中持续导向矛盾，由于不可能融合，双方的行为准则在两种交际文化中不断摇摆，导致交际无法顺利进行。这种模式大多发生在交际的初始阶段，会导致交际双方的不确定性，伤害合作热情，不利于伙伴关系建设和团队联系。异化模式可能导致一种“尊敬的漠视”，即对他方文化也持肯定态度，认为他方文化与本族/本国文化同样优秀，但对于接触他方文化的兴趣水平较低。西方有谚语说：土耳其人住在土耳其，罗马人住在罗马，英国人住在英国，即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体现。异化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模式，带有这种思维模式。首先会导致交际好奇心和热情的缺乏，其次会使交际双方在交际中耐心不足，致使交际失败。
（四）融合模式（Synthesekonzept）
融合模式是指提取两种文化中重要的因素，使其重新融合成一个新的文化整体。这个新的文化整体包含两种文化，但并不倾向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在其基础上形成新的定义和新的组织形式，对交际双方都有规范意义。比较成功的融合模式思维主要集中在艺术类和商业类合作领域。例如，陈刚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就是融合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即将古典的中式曲调与西方乐器小提琴融合，赋予了“梁祝”新的理解；肯德基在中国的市场模式也可以理解为融合模式思维下的成果，肯德基本来是美式快餐店，但现在的产品线已涵盖中式早餐（粥类、油条、豆浆等）和中式套餐（鸡腿饭、芙蓉汤），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虽然它以快餐形式来经营中式餐饮，但成功地留住了广大消费者。德国高端家电美诺（Miele）在官方微博上的营销文本也体现了融合模式思维，其中大量出现的中文诗词或中式食品，吸引了大部分中国消费者［4］。
三、结语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主导模式、同化模式与异化模式思维都不利于跨文化交际，而融合模式是完善的、有意义的跨文化思维模式，但对交际双方都提出了很高要求。若交际双方能在融合模式思维的指导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就会有效减少交际中的误解和失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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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lexanderThomas（Hg.)，Eva-UlrikeKinast（Hg.)，SylviaSchroll-Machl（Hg.).HandbuchInterkulturelleKommunikationundKooperationBand1：GrundlagenundPraxisfelder［M］.Oxford：VandenhoeckandRuprecht，2005.
一、哈尔滨市对俄合作的机遇
从中俄两国之间战略关系看，中俄关系保持积极稳定发展势头，务实合作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两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俄进一步全面合作，提出“将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前提升至1000亿美元，在2020年前提升至2000亿美元”的目标；签署了《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提出中俄两国全面深化油气、能源、核能、电力、新能源、林业、环保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新闻、旅游交流，并将联合构建总额近40亿美元的中俄投资基金。此外，俄罗斯正在深度实施远东和伏尔加河流域开发战略，今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银行、保险、电信、运输等诸多重要领域做出开放性承诺，其关税、市场准入、投资环境等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必将为哈尔滨市对俄全面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从国内政策环境看，《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提出深化中俄地区合作，设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基金，目前已获国务院批准，首期融资额为100亿元，远期融资规模将达到1000亿元，黑龙江省乃至哈尔滨市将是最大的受益者。黑龙江省和蒙东沿边开发开放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推动哈尔滨市对俄全面合作升级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二、哈尔滨市对俄合作基础和潜力
（一）历史与人文
哈尔滨市是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开始繁荣的，20世纪初即成为重要的国际性商贸金融都会，陆续有30多个国家的20多万侨民来到哈尔滨，16个国家设立领事馆，大批国际知名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远东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实业银行等20余家外资金融机构曾落户于此，对俄贸易曾占全国70%以上，是当时远东知名的国际贸易城。新中国成立后，哈尔滨市成为开展中苏友好合作的重点城市，与20多个城市开展友好往来。哈尔滨市拥有一批从事对俄经贸合作、科技与文化交流、精通俄语并了解俄罗斯国情和风俗的人才，在开展全方位对俄合作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区位与交通
哈尔滨市地处东北亚经济腹地，是我国与俄毗邻的最大中心城市，是各省通往俄罗斯的重要桥梁。哈尔滨市有铁路、水运、航空三大一类口岸，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作为我国东北北部的铁路枢纽中心，哈尔滨市通过满洲里、绥芬河、黑河等口岸与俄罗斯联结；哈尔滨港是我国东北部最大的水陆换装枢纽，水道与多个俄罗斯远东港口相通；拥有通往俄罗斯的11条国际直达航线，是我国对俄航空枢纽之一。
（三）经贸与科技
哈尔滨市对俄能源、资源合作具有绝对优势，对俄进口石油、天然气占全国的90%，进口原木占全国半数，具备建立以对俄为主要特色的畜产品、原油、木材等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基础条件。对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项目数和直接投资额均占全市40%以上，且合作区域由俄罗斯远东地区逐渐向欧洲腹地延伸。对俄贸易加工区初步形成了以食品加工、现代物流、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木材加工、新材料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多家中俄科技研发基地、科技合作中心，取得了一批科技成果。哈洽会、哈科会等展会是重要的对俄商贸平台和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高端技术向国内转移的重要渠道，已经成为服务东北亚的经贸合作、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平台。
（四）物流和金融
近几年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对俄物流有了快速发展，物流通道渐进畅通，通过水、陆、空交通网络与俄罗斯各口岸衔接；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DHL、龙运、敦豪、锦程等众多物流企业来哈发展对俄物流。哈尔滨市现有两百多家企业从事对俄进、出口业务，与国内40多个口岸城市建立了广泛的业务往来。哈尔滨市拥有比较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多家商业银行已与大部分俄罗斯主要商业银行建立了行关系。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较快，2011年全省办理对俄人民币结算业务5.45亿元，占当年全国中俄本币结算量20%以上。哈尔滨银行对俄金融合作在全国形成了特色和品牌，建立全国唯一一家外币现钞交易市场——黑龙江卢布现钞交易中心，卢布现钞兑换规模、市场覆盖居国内首位；首开中俄本币现钞直接跨境调运渠道，有助于扩大对俄旅游购物贸易规模。随着对俄贸易和投资规模的扩大，建设全国对俄结算、投融资中心具有巨大潜力。
三、哈尔滨市在全国对俄合作中的定位分析
随着多年来全方位、多层次对俄合作的开展，黑龙江省以及哈尔滨市逐渐形成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综合集成优势。哈尔滨对俄合作具备历史与人文、区位与交通优势以及经贸、科技、金融、物流等发展基础，具备巨大的发展潜力，应以建设对俄科技和产业合作基地、对俄国际商贸物流枢纽、对俄金融中心、对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中心、对俄商务信息中心为重点，打造全国对俄全面合作中心。
（一）对俄科技和产业合作基地
深挖潜力，发挥优势，扩大对俄合作，提高哈尔滨市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成为对俄科技和产业合作高地，形成具备过硬对俄科技合作队伍和孵化、产业化基地，对俄科技合作领域广泛、科技合作服务体系完备的全国对俄国际科技和产业合作的服务平台。
（二）对俄商贸物流枢纽城市
充分发挥哈尔滨第一亚欧大陆桥和陆海联运、江海联运通道枢纽的潜力，把哈尔滨建设成为对俄商贸物流枢纽城市和出海出边国际大通道，成为陆路达俄罗斯边境口岸，东出日本海、西达欧洲，连接中国内地、沿海地区及东南亚最为便捷、综合效益最好的区域性国际交通通道。
（三）全国对俄金融服务中心城市
发挥对俄区位和贸易优势，借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创新性拓展对俄金融合作，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以构建对俄结算和投融资中心、金融信息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期货交易中心、金融研究与人才培养交流中心为重点，形成对俄特色鲜明的东北亚区域性金融中心。
（四）全国对俄文化旅游交流合作中心
发挥人文优势，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建设对俄文化服务贸易平台、俄罗斯艺术教育基地和文艺中心、文化交流和产业合作中心，提升旅游产业层次，形成全国重要的对俄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
（五）全国对俄信息服务中心
发挥对俄渠道、经贸信息等优势，发展和完善对俄会展、科技服务、劳务合作、咨询服务，建设中俄合作离岸服务中心，打造对俄信息服务中心。
四、哈尔滨市打造全国对俄全面合作中心的重点
（一）争取对俄合作相关政策支持
一是申请在哈尔滨市设立部级中俄合作示范区，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的相关常设机构设在哈尔滨市，积极争取对俄先行先试，实现创新发展。二是在哈尔滨市设立俄罗斯领事馆，开展办理签证业务。争取国家授予哈尔滨异地办理旅游签证权和落地签证权。三是积极争取在哈尔滨设立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四是申请边贸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国家考虑哈尔滨作为对俄沿边开发开放带中心枢纽城市的特殊地位，批准哈尔滨进出口业务享受口岸城市同等优惠政策。五是支持哈尔滨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设立口岸药品检验所，助力药品贸易和相关产品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六是与省技术监督局共同建立黑龙江省林业检验中心和黑龙江省俄罗斯标准馆第一分馆、黑龙江省俄罗斯研究院第一分院，申请建立部级木制品质检中心，为对俄合作提供商品质量标准化服务。七是申请哈尔滨航空港的第五航权，规划建设太平国际机场第二条跑道，把太平国际机场打造成为部级东北亚转运中心。
（二）以园区和平台为基础，建设全国对俄经贸合作基地
一是要加大对俄贸易加工区的建设。认真研究俄罗斯产业结构及市场需求的特点，进一步调整哈尔滨对俄加工区的布局与产品结构，发展特色园区，重点培育以对俄食品出口为目的粮食、果蔬、畜禽等绿色食品加工基地；以俄木材、化工等资源类原料精深加工为主的产业园区；以对俄产业配套为目的的装备制造业合作园区；以对俄农业合作为基础的农业机械生产基地。二是促进境内外园区的互动发展，促进对俄投资与合作。促进企业对俄投资，借助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十月区华宇工业区、莫戈伊图伊工业区等园区载体，促进哈尔滨市产业链的延伸。加强经开区与俄阿拉布加经济特区合作，在俄辟建工业园区，带动企业“走出去”。三是提升经贸平台的服务能力。积极争取在哈设立部级的中俄经贸合作常设机构；将哈洽会、哈科会等展会与中俄贸易谈判、中俄双边合作高层论坛等活动结合起来，利用格林伍德黑龙江品牌商品经销中心等促进贸易与产业合作。
（三）以国际大通道建设为重点，建设全国对俄物流枢纽
应充分发挥物流基础优势，进一步挖掘潜能，构建陆、海、空全方位立体式的物流网络，并将其融入到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当中，形成东出日本海、西达欧洲、南联老工业基地和沿海发达地区、辐射东北亚的物流格局。一是加快硬件设施建设。加快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升级改造，提高客货运输能力，增加对俄各城市的航班密度，开辟新的航线，扩大空中辐射范围，进一步巩固哈尔滨机场作为对俄远东地区门户机场地位。加快推进引领松花江的多级航运节点建设，满足特大件货物及粮食等散装货物的水路运输条件，加快哈尔滨市港务局的规划和布局研究，使哈尔滨港在对俄物流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铁路部门协商，加快内陆港搬迁扩建，发挥其内陆口岸的综合优势和作用。积极协调推进龙运物流、香坊集装箱中心站等项目建设，完善物流发展基础设施。二是加强物流通道的涵养。陆海联运、江海联运通道受规模限制，初期的发展需要省市调动资金和资源加以涵养。制定相应的政策，丰富中俄、中俄中、中俄外等多种陆海联运、江海联运模式；涵养哈尔滨—抚远—哈巴罗夫斯克—鞑靼海峡—日本海黄金水道，以及哈尔滨—绥芬河—纳霍德卡东方港的陆海联运通道，构建国际化的物流体系。
（四）以合作创新为目标，建设全国对俄科技合作中心
一是要充实完善对俄科技合作平台与基地。哈尔滨市已经陆续建立了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对俄工业技术合作中心、特种材料及特种加工研发基地等4个对俄科技合作中心、4个对俄专业技术中心和2个部级产学研合作基地。应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坚持“政府协调，多方参与，科学发展，互利双赢”的原则，加快科技创新城建设，搭建更高层次的中俄合作研发和产业化平台。二是加强中俄科技成果转化。积极促进中俄科技合作与金融业、实体产业的结合，利用俄科技创新资源提升哈尔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三是建立中俄科技联盟。协商建立科技领域共同的标准，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支持中俄企业联合开发科技项目，共同研发关键技术。四是积极引进高端人才。培育稳定的中俄联合开发的科研团队，采取持股、技术入股、提供创业基金等方式吸引俄各类高端人才向哈尔滨市集聚，营造利于实现全面科技合作的科技高端人才流动良好环境。
（五）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建设全国对俄金融服务中心
一是拓展金融合作业务，打造对俄结算中心。引导商业银行促进本币结算业务由传统的以汇款业务为主向信用证、保函、国际贸易融资、远期结售汇等多元化产品共同发展的形式转变，做强卢布现钞交易中心，力争使哈尔滨市成为国内卢布结算中心和卢布现钞集散中心。二是以申请综合保税区为依托，打造对俄离岸金融中心。争取“境内关外”和离岸服务政策叠加，向国家申请在哈尔滨市开展对俄为离岸金融试点，大力引进俄罗斯金融机构及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资金融机构，吸引境内外大企业、大集团将集团或区域总部、营销总部、结算总部落户哈尔滨市。
（六）加强文化交流合作，打造全国对俄文化中心
一是拓展对俄文化交流和传播渠道，完善对俄文化交流机制。探索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交流为主体、市场机制为杠杆、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相结合的机制，精心打造一批具有中国风格、哈尔滨特色的交流项目，提高对俄文化交流活动的层次和水平。二是培育对俄文化企业，发展对俄贸易和产业合作。支持工艺美术、动漫、演艺集团等企业打造文化精品，发展对俄贸易。积极促成艺术品展览和交易、图书和动漫出版、音乐和美术教育等文化产业项目的合资、合作。三是加强服务功能建设，建立对俄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发展对俄文化咨询、会展、中介等服务功能，建立对俄文化服务贸易平台，连接中俄文化市场，为对俄文化企业或项目提供创意策划、生产销售服务，为全国的文化产品和品牌走向俄罗斯开辟渠道。四是建立辐射全国的俄罗斯艺术教育基地和文艺中心。与俄方合作创办音乐学校、芭蕾舞学校等，使“音乐之城”哈尔滨延续百年音乐艺术传承历史。
（七）加强旅游开发与合作，建设对俄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
一是深入开发旅游资源，提高旅游业产业层次，建设中国最具特色的对俄旅游目的地。利用对俄人文合作的基础开发相关旅游产品，如商务、会展、医疗、康复等，丰富对俄旅游产品，二是建设全国对俄旅游集散中心。应充分发挥哈尔滨东北亚区域立体交通枢纽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发达的优势，发挥客源扩散功能和游客集散作用，与国内以及东北亚地区的旅游城市和旅游机构开展跨区域、跨国境的旅游合作，在哈尔滨市建设全国对俄旅游集散中心。
参考文献：
①马友君，孙国生.黑龙江省落实中俄两国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对策研究[J].东北亚论坛，2011（04）
②于长春. 黑龙江省对俄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西伯利亚研究，2012（02）
最近几年，港台地区与大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在语言词汇方面也加深了相互影响和作用，许多语词不可避免地互相吸收和交融，或相互补充，或增加新意。笔者长期以来因经商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频繁往来于之间，耳濡目染语词的交流融合，浸淫既久，遂有体会，谨不揣谫陋，与读者分享。
台湾语词有独到之处
的同胞虽然都在使用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一汉语，但过去长期的隔绝，使得语言在各自的社会中随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变迁，而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差异，雨其中差异最大的，就是语词了。
台湾有一些语词，在表情达意方面有独到之处，正好弥补大陆语词的不足。这些词语进入大陆。是情理之中的事。如2005年4月29日，总书记与主席连战会谈，共同了“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的公告。“愿景”融会了大陆常用的“愿望”和“前景”两个义项、也是英文Vision的翻译，这个台湾语词很快成了大陆的流行语。此外，一些台湾语词也迅速“登陆”，如“透过”、“考虑”、“管道”、“福祉”等。另一方面，大陆惯用语词也逐渐流入台湾，如台湾政治人物搞政争时，往往开口就要对方“表态”，这一词本非台湾惯用，是近年才从大陆传人的。再如大陆常用的术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时俱进”等，现在已被台湾政治人物引用。
香港语词“北伐”推动世俗化
香港语词30年来的“北伐”现象，更引人注目。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不仅向内地输入大量资金和技术，而且向内地辅入大量香港语词。大量港式语词长驱直入内地，仅房地产方面，就有香港语词“按揭、楼宇、楼盘、楼花、置业、物业、写字楼、烂尾楼”等，几乎一统大陆房地产词语江山。此外，诸如返工(上班)、收工(下班)、炒鱿鱼(解雇)、h食(谋生)、老友记(老朋友)、搞掂(弄妥当)、老细(老板)、事头婆(老板娘)、老千(骗子)、靓仔(漂亮小伙子)、靓女(漂亮姑娘)、马仔(手下)、拍拖(谈恋爱)、包二奶(婚外情)、捷煲(恋人分手)、搏命(拚命)、h笨(占人便宜)、撞板(碰钉子)、踢爆(揭发)、食晏(吃午餐)、冲凉(洗澡)、叹世界(享受)、派对(聚会)、手信(小礼物)、捞世界(h食赚钱)、大把世界(大把机会)，等等香港语词，不仅在内地成为新潮语言，而且成为内地某些“时髦”生活方式的象征。
香港语词30年来的“北伐”，将香港生气勃勃的世俗文化带入内地。世俗化(secularization)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出以具体功利与追求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非常贴近，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心理土壤。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中国社会生活世俗化的过程。香港语词登陆内地，成为内地社会生活世俗化的催化剂。在中国，有些知识分子以拜金主义，道德失衡等否定世俗化，忽视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是有失偏颇的。
社会进步与文化交瘫融合环环相扣
香港语词由于是粤语，本来应该与讲普通话或讲“国语”的大陆和台湾有明显区别，但由于有些语词，大陆已经放弃了1949年以前使用的旧有形式，而采用了新的形式，港台则仍在使用那些旧有的形式。又由于港台社会形态相近，因此港台语词更为接近，与大陆语词有明显区别。随着近30年来社会、政治、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的语词又出现了交融的态势。
港台有一语词“挺”，意思是支持。如港台社会说支持某人就是“挺某人”。2003年香港遭受SARS疫症蹂躏以及去年金融海啸爆发以来，中央推出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的措施，香港称为“挺港措施”，这一语词很快被内地接纳。“弱智”与“智障”，是大陆与港台的一对差异语词，源自“残疾”和“残障”，还派生出“弱视”和“视障”等。港台使用的“智障”，从构词和人文关怀方面，都优于“弱智”一词，亦逐渐被大陆借鉴采用。“幼儿园”和“幼稚园”是大陆与港台又一对差异语词，而大陆的“幼儿园”一词要优于“幼稚园”，特别在派生出的“幼儿教育”时，在词义的明确上更胜一筹。
［摘 要］ 中外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然而，20世纪西方完整翻译中国书籍方面的消极态度和中国文学作品中译外的相对
>> 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漫谈 中外文化交流异彩纷呈 世博会: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宴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杨澜 加强媒介融合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 清代“外销瓷”与中外文化交流 全球化与中外文化交流 讲好红色故事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从中外文学电影中管窥“同志文化” 中外文化交流之北朝释游文化研究 “经常唱和”“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贡献” 大学英语教学与中外文化交流 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 论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中的陶瓷新彩 翻译活动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作用 中国大运河：中外文化交流走廊 致力中外文化交流的“书法外交大使” 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需要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1年。
⑥ 金天逸：《论电影与文学媒介的特性及其分野》，《电影新作》,1991年第5期。
⑦⑧⑨ 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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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伟.赛珍珠――《大地》、中国［J］.大众电影,2004(15).
［5］ 赵梅.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J］.美国研究,1993(01).
［作者简介］ 王建宁（1976― ），男，陕西洛南人，苏州大学外语学院文学硕士，宝鸡文理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语言理论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