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9 17:08:09
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的时代主题。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共识，也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中心内容。毫无疑问，统筹城乡发展必将成为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推行市场化改革后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三个里程碑。
30年改革，使中国广大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但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却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表现尤为突出。三十年改革波澜壮阔，三十年历程跌宕起伏，历史和现实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破”在眉睫。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它也构成了新时期农村政策体系建设的新基点、农村改革发展的新取向。
城乡分治 建国初期的政策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我国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城乡之间。教育、医疗、就业、保障……在诸多领域，农民无法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
建国后，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城乡分治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在资本缺乏的情况下，为了降低工业发展的成本，对资源、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及人力成本等，采取了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策。特别是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之后，随着户籍管理制度以及相配套的粮食、教育、就业、医疗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形成了一个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及其政策导向，在计划经济和产品短缺的年代，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为城市工业化提供积累，对我国工业化的起步和初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同时也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人为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剥夺了农民追求城市文明的权利；“大呼隆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扭曲农产品价格的政策，使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农产品供给长期严重匮乏，农村温饱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统购统销最终也走向了“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
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农村的长期贫穷落后，不仅削弱了农村对城市的支持能力，而且也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停滞不前，文革后期，由于城市不堪重负，千百万知青不得不离开城市，上山下乡。
二元结构 症结凸显
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由于它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使农户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彻底改变了过去“大锅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迅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潜能，粮食产量迅速增加，我们在短时间内就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令世界瞩目。
之后，随着中央一系列放开搞活政策的出台、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业剩余增加，农民从事经济活动的选择权利和选择空间变大，可以进城打工经商，城乡交流开始活跃，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有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后的前六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城乡差别出现了缩小的迹象。
然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虽然我国已到了工业化中期，但由于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政策没有改变。“农”与“非农”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城乡除了原有的教育、医疗、就业、保障等的差别待遇外，新的土地政策、投资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进一步将农村边缘化。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城市对农村低成本征地，强迫式拆迁等等，昔日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逐步演变成城乡制度性的“剪刀差”。
农民向中国经济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而自己的境遇却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差，有些甚至流离失所。
资金是发展的启动器。以城市为中心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使农村财政资金在净流出。1978至20xx年，农业各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7189亿元，年均增长19.l％。据相关研究，1985至1994年，通过财政和金融两个渠道农村资金净流入城市系统的资金累计达到4320亿元。而财政农业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在逐年降低，1978年为13．4％，1990年下降到10％，到20xx年只有7．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虽有了长足发展，但农村金融却出现了倒退现象，被边缘化。前几年，国有四大银行由于过分强调自身效益，纷纷从乡镇、甚至县域撤离，剩下的邮政储蓄也成了只存不贷的“抽水机”，农村信用社也在强调资金的集中使用，往往把吸收的农村存款上存到县级以上机构，或投向回报高的城市。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 金长期处于“净流出”状态，加之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比较优势不断下降，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三农”问题几经反复，甚至越来越严重。
1997年至20xx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粮食主产区和多数农户收入持续徘徊甚至减收，农村各项社会事业也陷入低增长期。“负担重”、“增收难”、“就业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三农”问题的真实写照。农村改革和发展又处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统筹城乡发展 一个划时代的政策调整
党的十六大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调整。
十六大后，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惠农措施，扭转了农民收入一度低迷徘徊的局面，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的态势，增幅连续4年超过6%。
尽管形势在好转，但由于农民收入基数低等原因，农民收入的增速仍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20xx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至3.33∶1，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为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增幅最高、差距最大———两组指向相反的数据同时出现，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基于对国情的清醒认识，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带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因为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
带着发展的紧迫感，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要始终坚持。
在这一改革思路的统领下，中央从减轻农民负担，到增加各项农业投入；从掀起清欠风暴，到推进征地制度、户籍制度改革；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到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开启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代。
推行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从20xx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举措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对农民直接补贴。开始是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三种补贴，20xx年增加了对农民购买生产资料进行补贴，20xx年又推出了针对生猪生产、奶业、油料生产等的补贴。在今年两会上，一个令人关注的数字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这一增长幅度历史罕见。
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全面建立向“三农”倾斜的公共财政分配体制，承诺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财政增量支出，至少70％用于农村，国债资金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二。
全面推进农民工制度改革，加快解决农民工就业、社保、子女教育、户籍等实际问题，为农民工向新市民转化创造条件。同时，全面加强培养有技术、有文化、懂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探索建立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逐步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互为补充的农村金融体系，让更多金融资金用于农村发展。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两免一补”使1.5亿中小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减轻；7.3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为85.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推开。
建立没有身份歧视、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出台农民工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的《劳动合同法》等等，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举措的推出，使城乡“鸿沟”正在加速填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筹划，综合考虑，统筹城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打破城乡界限，实现共同繁荣。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与条件，通过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20xx年起，中央启动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重庆市和成都市两个试验区。两地以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目标，在促进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并已取得了明显成效。
城乡一体化 历史的新起点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从“城乡统筹”提升到“城乡一体化”，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化，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变革内容,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城乡一体化发展代表了今后我国城乡关系新的走向，成为今后我国城乡关系的主题、主线和新的时代特征。统筹城乡发展，抓住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解决“三农”难题的根本举措。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央统筹城乡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央站在全局的高度，已着手构筑新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以加大农村财政投入为标志，开始向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推进；
以取消“农业四税”为标志，开始向实现城乡公平统一的税赋体制过渡；
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同等的义务教育制度转变；
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平等的医疗服务制度方向迈进；
以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方向努力；
以全面保护农民工权益为标志，开始向基本实现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方向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党中央对统筹城乡发展提出的新方针和新要求，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富裕的根本途径，为下一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正确理解和贯彻这一新方针和新要求，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推进：
一是应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和布局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提。不少地方由于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城市和农村各搞各的，其结果是虽然城市发展较快，但农村发展滞后且乡村建设散乱无序，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种状况不仅使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而且使城市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最终将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按照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的要求，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统一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明确分区功能定位，统一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工业园区、商贸区、休闲区、生态涵养区等，使城乡发展能够互相衔接、互相促进。
二是应着力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城乡发展的差距在基础设施方面尤为明显，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在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统一考虑、统一布局、统一推进。要针对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大、各种功能布局不合理、设施共享性差等突出问题，坚持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着眼强化城乡设施衔接、互补，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特别要增加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和垃圾处理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投入，提高上述设施的质量和服务功能，并与城市有关设施统筹考虑，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网、城乡共享。
三是应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缩小城乡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是扭转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趋势的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央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贯彻实施，农村社会事业有了较快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长期以来农村公共服务方面欠账太多，目前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仍然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差距更为明显。为了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按照有利于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教育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转移支付，尤其要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在大力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同时，还要注意从体制机制上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为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必须从现在起就做好规划、留好接口、逐步靠拢，一待条件成熟，就真正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运作。
四是应着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近年来农民收入之所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出务工和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民的非农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民在非农产业和城镇就业已成为当前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逐步实现城乡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不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发育要素市场、支持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尽管与过去相比，现行的城镇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已有了较大改进，但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许多不合理的限制。应将农民就业问题纳入整个社会的就业体系中，有关部门要逐步把对城镇失业人员在就业和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身上，促进他们到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要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在城镇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等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相关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五是应着力推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要建立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管理体系，改变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市民、轻农民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在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建立相关制度方面的作用。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要改革农村征地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并完善法规，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保障问题。
关键词：城乡；发展；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7-0057-01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重大举措。目前，丹凤县处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佳期，全面审视丹凤县城乡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剖析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存在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必将成为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力引擎。
一、丹凤县城乡发展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丹凤县城乡经济社会较快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社会事业稳步推进，群众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城乡统筹发展成效显著。但是，与发达地区相比，丹凤县城乡发展一体化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2012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3.10：1，陕西省、商洛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分别为3.60：1、3.68：1、而丹凤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为3.71：1，分别高出国、省、市0.61、0.11、0.03个百分点。
2.城镇化水平低。2012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2.6%，陕西省、商洛市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50.02%和42.9%，而丹凤县的城镇化率只有38.1%，分别低于国、省、市14.5、11.92、4.8个百分点。
3.产业结构不合理。丹凤县2012年一、二、三产业结构之比为19.57：44.14：36.29。
4.基础设施差距大。县城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不健全，脏乱差问题突出。目前，还有部分组没有通水泥路，部分群众没有吃上自来水，一些地方通讯质量不好。
5.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一是教育发展不平衡。县城教育资源优、学校生源多、校舍不足、班额太大，西街小学、龙驹中学每个班的学生人数都在70人左右，学生进教室好像在“插葱”，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农村教育资源弱、学校生源少、校舍多，班额太小，有的班级只有几个学生。目前部分农村小学还没配英语教师和电教设备。二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多头管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条块分割，行政管理多元化。三是文化建设不平衡。县城居民文化生活较为丰富，而农村居民文化生活贫乏。四是乡镇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缺乏。随着新农合的推行，农村看病就医群众日益增多，乡镇卫生院工作量大幅增加，但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的数量不够，医术急需提高。
6.城乡建设秩序乱。一是房屋乱建问题严重。县城的小产权房“遍地开花”，房子间的距离太近，有的两座楼之间居民开窗可以握手，不但房子采光不好，而且说话都能听见，绿化、美化、净化程度不高。二是非法买卖土地问题突出。有的村民将土地视为私有财产，不经过任何法定程序，任意买卖。三是资源利用浪费。丹凤本来土地就少，但是县城居民都喜欢一家一户一院落，办公楼都在七层以下，房屋上面空间没有充分利用，造成资源大量浪费，空间开发利用不足。
二、丹凤县城乡发展一体化存在问题的原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引起的：
1.户籍制度障碍。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人为的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掘出了一条“鸿沟”，构筑了一道“壁垒”，使城乡居民成为两个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集团，农民在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子女上学等方面遭到歧视。
2.地理环境制约。丹凤县地处秦岭腹地，山大沟深，除国道沿线和部分地方外，边远山区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恶劣，条件艰苦，有些地方自然灾害频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限制。
3.农民素质不高。一是文化水平较低。农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明鲜缺乏竞争力。二是缺乏劳动技能。进入二、三产业就业至少需要一技之长或懂管理、会经营的劳动者，而丹凤的大多数农民既没有技术，又因为文化水平低而不会管理和经营，因而只能从事收入少的体力劳动。
4.建设规划滞后。丹凤县城建设总体规划虽经市政府批准，但详细规划还没出来；各镇的建设规划是上世纪90年代设计的，早已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城镇建设落后，管理难度加大。
5.资金投入不平衡。县城建设投入的多，小城镇和农村建设投入的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多，产业发展投入的少。
三、丹凤县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对策与建议
1.推动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这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因为规划是先导、是龙头、是方向，这个方向把握好了，发展定位清楚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配置就有了依据。
2.推动城乡配套改革一体化。这是消除城乡发展障碍，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基础。一是改革户籍制度。二是深化农村改革。三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四是整合社保机构。五是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3.推动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这是增强县域经济实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环节。一是大力发展工业。二是壮大特色绿色产业。三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4.推动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这是解决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有效平台。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就是要从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人手，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努力使城乡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助、贫有所济、灾有所救。一是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二是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三是繁荣农村公共文化。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关键词] 石河子 统筹 城乡经济 协调
一、新疆石河子垦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分析
石河子垦区城乡协调发展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从外部环境看，十六大之后，中央领导集体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突出加以强调。温家宝总理把“城乡协调”作为这一届政府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之一。自治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推出天北经济带，而石河子位于天北经济带的中心，通过市场引导和政策扶持，石河子面临发展的大好时机。从内部环境看，中心城市石河子市经过五十年的开发建设，已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邮电通讯先进迅速，科教实力雄厚，文卫事业发达，金融机构齐全，国际国内业务配套，具有较强的现代化综合服务功能。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农业，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具备较强的承载力，为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新疆石河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
在今后的发展中，石河子垦区将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全面提高城乡空间经济的组织化程度，经过15年左右的努力或稍长一段时间，石河子垦区城乡将在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全面实现一体化发展。 总体战略目标如下；
把石河子建设成为自治区、兵团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食品基地和化工工业基地。要建立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教育科技文化发达、生活方便、交通便捷的垦区城镇体系。依托交通体系和经济布局体系，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一个核心区、四条带”的城镇体系空间布局形态。
一个中心：石河子市；一个核心区：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市核心发展区；四条带：石莫公路沿线城镇集中发展带； 石河子----下野地集中发展带； 乌伊公路沿线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城镇带； 呼克公路沿线城镇集中发展带。
根据垦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在宏观层次上重点发展北区、中区、南区的中心城镇，并依据垦区发展条件的差异，各有侧重。（1）北区重点发展下野地镇、西营镇、新安镇。（2）中区重点发展石河子市。（3）南区重点发展石场镇。
三、新疆石河子垦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道路选择
1.形成团场、城镇与市区间布局合理、优势互补、相互配套的经济发展格局。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想适应的，以城市为核心的，开放型的垦区经济空间布局。垦区经济分区根据石河子南依天山北临沙漠，地块分散的特点，结合垦区发展条件的地域差异，将垦区分为三个经济区。
以石河子为中心的工业经济区，包括石河子市区、一四三团、石总场北部、一四七团、一四一团、一四二团、一四四团，农业生产为工业和城市居民生活服务，石河子市是本区域的重点。
北部农业及其加工经济区，包括莫索湾的一四八团、一四九团、一五零团、下野地的一二一团、一二二团、一三二团、一三三团、一三四团、一三五团、一三六团。该区域农业主要发展粮食、棉花及其他副产品；西营镇（一四八团）、下野地镇（一四三团）、新安镇（一四二团）是本区域的中心镇。
南部能源、建材、畜牧业经济区，包括一五一团、一四二团、博尔通沟，南山煤矿、南山水泥厂。农业以发展养羊业为主，工业重点发展煤炭、煤化工和水泥及水泥制品业，同时，开发旅游业。石场镇是本区中心镇。
2.形成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享受同等社会福利与保障的社会发展格局。在加快石河子垦区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团场社会发展。团场职工在居住、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与城市享受同等条件。实现团场保障与市区社会保障一体化，可以分两步走:首先要把制度框架建立起来，即建立与城镇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基本保险法定化、补充保险市场化、救助保险社会化为主要机制的社会保障体系;然后，再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共同筹资的机制，最终建立由覆盖全市城乡统一的法定的基本保障(由城乡社会福利、城乡社会救助、城乡优抚安置、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等组成)、市级统筹的补充保险与以商业保险为主的附加保险等组成的城乡一体化。
3.形成城乡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生态发展格局。城乡发展应该把经济、社会与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的复合系统来考虑，应该把城乡生态一体化作为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最为重要的方面。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发展道路；要彻底打破城乡环境对立的旧格局，事实上，生态环境对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应该形成以绿地和环保产业为依托的水净、土净、气净的都市生态环境。各团场的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的独立过程，也不应只限于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和污染控制，而且也同样包括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协调的社会进步。加速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全面实现梯度转移型向互动互补型转化，这是石河子工业化发展到现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总之，城乡生态环境的融合发展，是城乡协调发展最重要的价值趋向和理念，对石河子这样的花园型城市，这一点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王飞:石河子年鉴.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一个立意高远、内涵深刻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进一步升华。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新阶段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方略，为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必须自觉遵循“两个趋向’’的要求，调整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强化工作措施，不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向前发展。
一、深刻认识“两个趋向”科学论断的重要指导意义
从全球经济发展实践看，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实际就是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变化史，工农两大部门通过资料配置和产品供求形成的结构变化过程，推动了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工业化过程大体可分为初级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初级产品阶段，主要是通过以牺牲农业剩余换取工业的发展，这一阶段是由以农业为主的一元经济结构向以农工二元经济结构过渡的阶段，最终形成了鲜明的工农、城乡相对独立并相对对立相互依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阶段，也可称为工业中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工业可以靠自身积累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非农产业，农业不再替工业提供利润，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萎缩，并向工农一体的一元经济结构转化过渡，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城市开始支持农村。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客观规律。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自觉遵循“两个趋向”的发展规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把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独立、强盛的工业国，党和国家不失时机地实施了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了“工业优先、城市偏向”的发展方针。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把农业剩余积累转化为工业利润，又以农业税收和农村储蓄等渠道获取大量的资金积累，再通过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据统计1990-1998年间，农村资金净流出1．9万亿元，其中通过财政渠道流出量占8．9％，通过“剪刀差”流出的资金占32．8％，通过金融渠道流出的资金占18．3％。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同期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21．5％。吉林省每年只农村储蓄这一项就有110亿元的资金流入到城市，约占农村储蓄额的70％。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农民没有充分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建设带来的成果，城乡分割、大量的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城乡差距越来越大，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l：3．24，如果加上城乡居民享有的医疗、住房的补贴等因素，加上农民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用于再生产等因素，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在1：6以上。如果不采取有利措施，任其发展，城乡差距会更大，居民收入将更加悬殊，将严重阻碍城乡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农业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工业和城市的辐射带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促进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工业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自觉按照“两个趋向’’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对扩大内需、繁荣市场，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城乡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持续繁荣、农民生活不断改善，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一些制约“三农”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突显。突出表现“两低、两重、两难”。“两低”是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低；两重是农民负担重，乡村债务重；“两难”是农民增收难，农村劳动力转移难。这些根本问题的存在，从体制上看，由于长期受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国家用于“三农”的支出严重不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例不断下降，198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49．95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2．2％，而2000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298亿元，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下降为8％。由于国家用于“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农村水、电、路、通讯、教育、医疗、文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对农民的“取”大于“予”。从结构矛盾上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不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加速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而是从体制、政策到各项管理制度上，都限制城镇的发展和劳动力的流动，尤其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我国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城市化程度只达到40．5％，比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我国目前人均GDP刚刚超过1000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需求制约，最基本的原因是城镇农产品消费群体比重太小。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最根本的障碍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2003年，我国农业GDP份额已经下降到15％，而农业就业比例仍高达50％以上。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遵循“两个趋向”发展规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因果关系综合起来统筹解决。制定政策和计划，要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使城市和农村相互促进、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
第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农村小康是关键。目前，我国有近13亿人口，其中7．8亿在农村；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3000万左右，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收入人口有6000万左右，还有一大批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其温饱的标准还很低，一些地方还存在返贫的危险；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结构调整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农民的农业收入增加缓慢；乡镇企业正处于艰难时期，农民的非农业收入难以较快提高；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外出打工阻碍因素增多，这些都影响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农业内部，而要按照“两个趋向’’的要求，把推进工业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把推进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把推进产业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通过完善农业产业体系，全面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二、按照“两个趋向”要求开创农村经济工作新局面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走统筹城乡经济的路子，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切实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坚持依法保护农民权益，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步伐，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通过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
(一)必须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政策。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当前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仍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政策和乱收费，改变重收费、轻服务的做法。当前要切实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繁发生等突出问题。要把农民工及其所携家属的计划生育、子女教育、劳动就业、妇幼保健、卫生防病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社区的管理责任范围，并将相应的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二要建立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目前除集体土地承包权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外，我国的广大农民在医疗、养老等方面还无任何保障，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促进城乡劳动者合理流动，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三要建立城乡统一义务教育体系。要改变农民自己办教育的局面，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建立统一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由国家财政全额承担。要打破城乡户籍限制，清除寄读费等一切不平等政策。四要逐步推进税收城乡一体化。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将农业和其他的产业同样对待。
(二)必须进一步繁荣农村经济。用工业化的思维谋划农业，用市场的意识、标准的意识、品牌的意识、效益的意识、资本运营的意识推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一要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农业进入发展新阶段，农产品总量已由供不应求转为阶段性过剩，但农产品质量不高，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不够发达，农业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农民非农化进程和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还严重阻碍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做好农业结构调整是繁荣农村经济必然要求。重点是在保证粮食有效安全供给的基础上，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大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卫生水平，优化区域布局结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分工。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既是农村经营体制的重大创新，又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既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又是推进农业区域化、专业化和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要进一步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建设一批高标准、高产出、高效益的农业产业化生产基地。三是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不能单纯地依靠数量增长、外延扩张，要转变增长方式，注重内涵式发展。应继续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建立健全经营机制，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品适销率。大力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小城镇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加强对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引导和服务，在市场准入、融资条件、政策支持等方面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四是不断壮大县域经济。立足区位和资源优势，面向市场需求，培育和壮大支柱产业。加强县城和中心镇的建设，发挥其产业集聚和对乡村经济及农业生产的带动功能。五是积极推进农村各项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为支撑，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目前要继续深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粮食直补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等五项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促繁荣。
(三)必须加快推进我国农村工业化进程。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所形成产业的支撑和发展，离不开工业化对就业及第三产业带动。明确农村工业的发展方向，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其健康发展。农村工业要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在城市工业和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工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应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工业欠发达地区扩散；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把农副产品加工业和运销业作为农村工业发展的重点；大力发展有地区资源优势、传统工艺和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同时要在税收、信贷、市场准入、培训等方面对农村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进行扶持，特别要改进金融服务。
(四)必须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城镇是工业、商业发展和集聚的产物，也是工业、商业发展的载体；城镇化有利于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的规模效益；有利于形成规模化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有效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走多元化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城镇化体系。小城镇的发展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目前小城镇居住的人口不到2亿，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几千人，根本形不成聚集和扩散效应。小城镇的发展要科学规划，有序推进。一是调整小城镇产业结构，培育小城镇产业基础。根据小城镇的特点，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为支撑，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着力培育龙头企业，形成农副产品和加工销售基地、建材生产基地和建筑劳务基地。二是建立适应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土地管理制度。对重点镇建设用地优先安排，除法律规定可划拔的，均应该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小城镇现有建设用地的有偿使用收益，统一用于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在国家法规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应当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土地兴办集体企业，也可将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作为联营条件，兴办合资合作企业。三是改革城镇户口管理制度。从短期看，要对在县城和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登记为城镇常住户口，享受城镇居民现行待遇。从长期看，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户口限制和差别，统一城乡户口管理。四是加强指导服务，创造良好环境。按照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理顺城镇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从偏重管理经济转向公共管理与服务，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五是建立适应小城镇发展的投融资机制。农村城镇化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要探索小城镇建设资金市场化运作办法，逐步建立以自筹为主、国家扶持为辅、企业积极参与、大力引进外资等相结合的多元化小城镇建设投入机制。版权所有
三、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按照“两个趋向”发展要求，统筹城乡经济，必须进一步创新思维方式、工作方法，改变过去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惯性思维，真正实现工农互动，城乡连动。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深刻理解和认识“两个趋向”科学判断的重大意义，按照重中之重的要求安排、部署“三农’’工作，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目标和政策措施时，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有机地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在想问题、办事情时切实向农业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要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工作责任和工作任务，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支持“三农”发展的合力。
关键词：休闲经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60-04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提出，为我国深化农村经济改革、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指明了发展方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别强调采取扎实有力的措施，努力缩小城乡文化差距，推动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党的十报告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发展休闲经济是实现城乡统筹的便捷之路。休闲经济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休闲行为、休闲需求、休闲供给等为对象，以满足人的个性化、多样性、多元化需求为目的，以在“生产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充当媒介为途径，作为集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等特征于一体的新兴产业，是工业化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我国大体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休闲的时间、休闲的消费逐步增加，休闲方式也逐渐多样化，休闲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休闲经济对刺激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村就业压力、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传播先进文化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对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促进城乡社会经济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休闲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休闲经济的发展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人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增加，休闲活动呈现大众化趋势。2007—2011年，我国国民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从266422亿元和265810.3亿元增长到了472115亿元和472881.6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169元上升到35181元（约5660美元）；全国城市化率从2006年的43.9%提高到2011年的51.27%；城镇人均文化娱乐用品消费从2002年的245.16元上涨到2011年的449.55元。可见，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方面，还是在休闲经济所需条件的改善方面，我国都已为休闲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好了准备。而休闲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对经济发展也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一）休闲经济促进经济增长
休闲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在它可通过产业依托来延长自身产业链，从而带动经济增长。还体现在它可同时对相关行业产生作用，增加相关行业的营业收入，促进投资和消费，直接或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我国旅游业的收入从1990年的170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59万亿元。据统计，旅游消费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90%，对民航和铁路客运业的贡献率超过80%，对文化娱乐业的贡献率超过50%，对餐饮业和商品销售的贡献率超过40%。
（二）休闲经济的发展带动就业的增长
休闲经济涉及的行业领域较广，仅旅游业就关联109个行业，因而可为全社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2000～2010年，我国农村和城镇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49.1%和39.4%下降到44.4%和36.3%，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温饱之余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均体现了消费模式的变化，休闲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对劳动力需求的持续性。如，休闲农业和旅游业的就业需求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就业门槛低，可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有效缓解城镇失业问题。2009年，我国旅游业从业人数超过1000万人，与旅游业相关的就业人数达6000万人。2010年，我国休闲农业年营业收入已超过1200亿元，使1500万农民受益。国内旅行社数量从1990年的1603家迅速增长至2010年的22784家，旅行社职工人数也从1990年的6万多人增长至2010年的30多万人。
（三）休闲经济的发展促进消费
休闲经济的发展能带动相关领域消费的增长。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精神压力也不断增大，休闲消费对物质基础足够的消费者而言更是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2年城镇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平均每人902.28元，2011年达1851.74元。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休闲农业园区全年接待4亿人次，全国90多个旅游景点客流量上百万人次，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旅游地产生的直接消费将达5万亿元。
（四）休闲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调整产业结构
近年来，我国第一、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有所降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到43.35%。休闲经济实现了产业间的跨越，对三次产业之间的运行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在人们物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对“脱物化”的需求程度决定了各产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特色农业、生态园区、森林旅游等都将实现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跨越。2010年，与休闲经济密切相关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7.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目前，以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影电视业为投资热点的传媒业正逐渐兴起。1990～2000年间，包括网络游戏在内的文化产业产值从12.1亿元增加到118.9亿元，增长近10倍，2011年国内文化娱乐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这正是休闲经济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巨大影响。
二、休闲经济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衔接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5%的速度高速增长，人们的收入水平也持续提高。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问的比值，从1980年的2.5倍提高到2010年的3.23倍，扣除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同时，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增加到2008年的0.47，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的变化趋势与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因此，2002年党中央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概念，这是缩小城乡差距过大、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时期新战略。对此问题，学术界一般主张通过现代工业的扩张（即工业化）带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同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来实现城乡二元结构转换。但现阶段我们不能仅仅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还要从我国城乡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战略性调整的视角来解决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二元结构问题，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高度破解城乡差距扩大的难题。在我国生态环境约束不断增大的压力下，特别是在有些产业的产能已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休闲经济作为非物质经济、服务经济、体验经济等的集合体，成为农民收入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增多、乡村环境改善、现代农业示范的来源，而且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
（一）休闲产业能通过互联带动效应推进城乡经济融合
休闲经济不仅对国民经济有直接贡献，而且休闲的支出与其他领域的支出一样，也具有“联动”或“倍增”的特点。通过休闲农业、体验式农场、生态旅游的发展，实现社会、经济、文化及生态协调发展，形成城乡互动式的融合，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的差距。在经济社会发展由消费型转向享乐型、休闲型、体验型时，休闲经济的市场更加广阔，它投入低、见效快，对人员的素质和技能要求不高。发展高科技产业只能在一些科技资源丰富的城市，而发展休闲经济不受地域限制，城市人走向田园，农村人走向城市，实现了城乡的双向流动。我国地域辽阔，56个民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各地的风土文化和自然风光各具特色，同时还有许多有待开发的隐藏在民间的非物质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休闲需求也不断增加。所以，乡村可凭借当地资源和文化优势，发展具有当地生态、民族、地域特色的农业采摘休闲、文化休闲、娱乐休闲等产业。抓住发展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机遇，发展古村镇旅游、休闲农业、生态旅游业等新兴业态，促进现代农业和“大旅游”的有效结合，加快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和城乡产业的联动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丰富城市人的休闲生活。
（二）休闲经济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休闲产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在国家总就业份额中所占的比重要比其增加值在国家GDP中所占的份额还要大，因为休闲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平均劳动力密集度高于其他产业。许多国家都将休闲旅游业看作是就业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当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失业率上升时。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进程逐渐加快，城镇化率不断提高。通过大力发展休闲经济，一方面能吸纳农业生产中过剩的劳动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另一方面还可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对人力资本（健康和教育）的投入有了极大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对切实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入现代化的生产经营管理模式至关重要。
（三）发展休闲经济有利于推进城乡生活方式一体化
城市和乡村是整个社会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城乡在互动互促、互惠互利中得以和谐发展。一直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现阶段，顺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实现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应以休闲经济带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以信息化为平台，加快城市居民、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以人流、物流、信息流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通过兴办农村体验游、采摘游、农家乐等新兴业态，逐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增加农民收入，逐步实现城乡生活方式的一体化。
三、发展休闲经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路径
（一）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抓手，提升休闲经济的战略地位
休闲经济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重点扶持的新兴产业。现阶段，我国应以统筹城乡一体化为抓手，提升休闲经济的战略地位，将其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第一，各级政府要制定和完善促进休闲经济发展的政策和中长期战略规划，从战略高度引导休闲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制定相关财税政策引导农业向农业休闲业态转型，同时设立城乡公共休闲设施发展基金，放宽市场进入条件，鼓励各种资本进入休闲产业，推动城乡休闲经济的发展。第二，从战略高度发展休闲经济，使其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现在，人们开始改变现有的过度耗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如，追求有机农产品，利用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农业。在已进入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及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都出现了回归传统集约农业的趋势。城市郊区的农庄提供土地让市民承租耕种，一方面可以让城市居民亲近土地，体验农作物耕作的乐趣；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农户的农业生产风险，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民的就地转移，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接受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提高了农民收入和转变了生活方式。第三，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中提升休闲经济的地位，进一步推动休闲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要从过去的体验农业、采摘农业及农家乐的传统业态向现代农业示范园、庄园等种养、垂钓、休息娱乐一体化转移，提高城乡休闲产品的供给水平和层次。在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资，培养和引导休闲消费需求，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地区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以各地资源禀赋为基础，建立多样化的休闲经济发展模式
各地应依据资源禀赋，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休闲经济模式。我国应依据各地禀赋、区位及传统文化优势，发展多样化休闲经济模式。发展农村休闲产业，把传统种植业变为体验式旅游休闲产业有多种模式。如，我国香港强调生态平衡的体验式农场，古巴将有机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从“契作概念”出发，消费者直接向农户订购，鼓励在当地消费。由于扣除了运输、经销商的支出，使消费者和农民取得双赢。四川省成都及周边涌现出的乡村酒店、休闲度假村、农家乐多达万余家，形成了一条城市郊区休憩带。其中著名的三圣乡“五朵金花”是全国首批AAAA级农业生态示范旅游区，开创了以花卉和新型农业休闲度假为特色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农民就地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的新途径。贵州的巴拉河乡村旅游国际示范项目以“秀丽山水+田园风光+民族文化+历史遗存”为特色，在2004年3月到2006年3月，新西兰政府为该项目提供了50万新西兰元援助，修建基础设施，村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乡村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形成乡村旅游产业链。由此可看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是以区位、山水、田园风光、民族文化为基础。另外，应加大对各地休闲经济的投资，挖掘古镇及乡村文化内涵、整理文化遗产、挖掘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建立多样化的乡村休闲产业的发展模式。
（三）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为载体，延伸休闲经济产业链
休闲经济为农民提供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应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高度，立足于我国各地农村自然禀赋，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农产品加工基地，延伸休闲经济产业链，使城市居民享受到种植、采摘、加工的快乐，使休闲产业真正成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增长点和新的支撑点。发展休闲经济，要转变当地农民的思想观念，对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民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生活、善经营的现代农民，提高休闲经济的层次，不断增强其品牌影响力，使休闲经济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融合，逐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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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广瑞，宋瑞.关于休闲的研究[J].社会科学家，2001（5）：17-20.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 新型城乡关系 经济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11-021-02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新形势下推动农村综合改革、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提出的根本要求，是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发展战略。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面临着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贫困人口多、结构矛盾，城镇化水平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能力弱，影响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矛盾突出，城乡、地区间发展差距继续扩大等问题。深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把着眼点放在构建平等和谐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
马克思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实践证明，城乡对立是一种不科学、不和谐的城乡关系状态。城乡一体化是在充分承认和保留城乡各自的自然功能和特征的基础上，着力破除历史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的对立，推动城乡要素和资源有效配置、优势互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均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在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以及城乡文化等方面协调发展，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使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更加紧密，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进步。
1.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前提是要树立科学理念。城乡一体化既是城市现代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乡村现代化的最高境界，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城乡居民共同富裕和共享现代文明的局面，需要以科学的发展理念来引领，保证城乡一体化健康有序发展。要遵循规律，确立科学发展的理念。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的工作，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科学规划为重点，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充分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为主要手段，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使城乡发展做到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推进，加快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要因地制宜，确立务实发展的理念。紧密结合本地的人力、物力实际，抓住影响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重点、有区别、有特色、有先后地推动发展，切忌脱离实际、本末倒置、轻重缓急不分；在不断挖掘地域特色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发挥比较优势来寻求长足发展。要统筹兼顾，确立全面发展的理念。在发展过程中要强化统筹意识，借助政策、制度的调控、诱导，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协调发展。要统筹兼顾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基本的发展关系，强化宏观调控力度，创造和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城乡互为补充、互相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基本环境和氛围。要以人为本，确立创新发展的理念。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广大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保障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积极引导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使群众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要突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大力解放思想，善于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理念、成功经验，积极探索规划建设、经济格局、体制机制、基础设施、生态文明“五个一体化”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2.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是要促进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从国际上看，一些国家放任城乡差距扩大，忽视农村发展，导致经济衰落，社会动荡，教训极为深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长期困扰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但迄今为止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仍未步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解决好这些问题，化解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关键是要抓好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平等公平的新型城乡关系；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构建互动互促的新型城乡关系；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共荣的新型城乡关系。
3.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核心是要缩小城乡差别。我国在城乡的居民收入、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距。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农业生产力水平偏低、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市场化程度不高、产业化不强的特征并未根本改变；城乡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刚刚起步，无论是覆盖面还是保障水平，都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水利、交通、电力、通信条件较差；农民的民利和财产权利尚未得到切实保护，侵犯农民权益问题时有发生；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还不到位，农民工工资水平较低，最低生活保障、工伤保险、子女教育、廉租住房等权利缺乏有力的制度保护，等等。这些差距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重要障碍。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核心的问题就是要逐步缩小和消除城乡差别，通过统筹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平抑城乡公共品供给差异，优化城乡生产要素组合，建立鼓励和扶持导向政策等有效措施，最终使城市更好地反哺农村、更好地支持农村、更好地带动农村发展，从而使农村发展加快，城乡差距不断缩小，进而逐步实现城乡差别消除和城乡共同繁荣富裕。
二、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把切入点放在推进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的深层次改革上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还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的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格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的不均衡发展，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消除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根本出路在于积极推进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为重点的深层次改革。
1.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环境。在坚持落实现有各项政策的同时，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下大力清理不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地方性保护政策和法规，形成统一的政策法规环境。要对当前影响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户籍、就业、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等重难点问题紧抓不放，探索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财政管理体制；鼓励各类商业性保险、证券机构在区域内互设办事机构；开放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无障碍流动，打破城乡分割壁垒，积极营造城乡生产要素互融、互流的良好环境。要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统一的招商引资政策，为推进经济一体化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进一步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满覆盖和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近年来，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大，农村的公共设施有了较大改善，但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不高、日常运转经费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对此，要加大公共财政的倾斜，扩大农村公共服务类支出范围，促进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同时，要共创开放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教育合作和交流，发挥办学优势，优化教育布局，鼓励区域内重点中学跨区设立分校，实行跨区招生；支持职业技术学术“强强合作”和联合办学，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共建、联合，鼓励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实现卫生资源共享；按照合理布局和共建的原则，在重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上，统筹考虑区域内共建共用，避免重复建设，提高使用效率。
3.进一步统筹城乡社会管理。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是实现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重要保障。总体来看，农村社会管理相对滞后于城市，在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统筹城乡社会管理，要侧重于推动“五个创新”：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创新，不断完善人口的基本信息收集制度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的一体管理制度。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创新，既要注重城乡一体的主流文化建设和发展，也要注重地方文化、土根文化的传承与保留；既要注重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自然结合，也要注重抵制低俗文化、腐朽文化的侵蚀与破坏。推动农村组织管理创新，通过建立和完善一些法规制度，对农村各类组织加强规范化引导和管理，注重发挥它们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农村民主管理创新，拓宽农村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做好农村工作，及时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推动城乡结合部、新城周边以及乡镇中心区的农村地区管理创新，建立起适合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要求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
三、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构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上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根本的是要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着力推进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劳动就业一体化，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1.推动城乡规划一体化。要做好城乡空间布局规划。城乡空间布局规划就是做好城镇、村庄的合理布局和配置。城镇布局要充分考虑交通、产业、资源等多重要素，统筹规划、合理设置；村庄布局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现代化来统筹考虑，对不宜人居的地区要坚决实行移民搬迁、对不宜农业发展的地区要坚决实行产业转移。要做好城乡产业布局规划。产业布局要充分考虑城乡的空间位置以及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使城乡在经济关系上高度关联，对已经形成产业基础的，要注重优化，对没有形成的，要结合实际进行充分培育。
2.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要做“实”城市，城市是一体化的引擎，通过打造品牌产品、优化城市经济结构等途径，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夯实城市实力，提升城市内涵，发挥城市增长极和对农村及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城市在产业、就业等方面带动乡村发展的能力。要做“强”农村。城乡一体化能否实现，关键还是看能不能培养起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当务之急是要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夯实农村发展基础，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为目标，以发展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为突破口，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引导加工、流通、储运等相关链条产业的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旅游业、信息技术等各类服务业。要做“大”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在城乡之间能够起到很好的衔接和纽带作用，当前应综合考虑国家政策以及区域性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状况、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打造区域发展圈，建立起城乡发展联动体系，实现城乡互促、互动发展，这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尤为重要。
3.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要破除体制障碍，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方面，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进行均等化分配。要重点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以重大公益性项目或建设项目为依托，重点加大对贫困地区、边远地区、民族地区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有效解决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
4.推动城乡劳动力就业一体化。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统筹就业的准入制度，打破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居民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医疗卫生、社会权益等方面的城乡区别，打造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平台；要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统筹就业信息制度，完善城市用工制度，完善农民工权益维护制度；要推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异地核算制度。
四、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把增长点放在加强城乡互动、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可持续动力上
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等重点领域建设，切实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1.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是促进城乡互动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持久动力。通过推动城镇化，有效地实现城市对农村的示范、带动作用，使生产要素不断积聚、城市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大、城市文明向农村不断普及，有效地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局势。要以工业化联动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的转移和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要以农业产业化推动城镇化，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把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夯实农村生产生活发展基础；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农业生产经营结构等途径，多元推进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链上的转移。要以市场化带动城镇化，通过完善城乡市场体系，搭建城乡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平台；通过建立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城乡互动中的基础性作用。
2.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是提升农业比较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发展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一是在注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要引导建立多渠道投资机制，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注重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的培育和发展。二是在注重增加对农业设施装备投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对新型农民的培养。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必须在加强农业设施装备的同时，着力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要大力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加快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三是在注重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在加大农产品科技含量、提升比较效益的同时，积极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3.以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我国的县是城乡结合部，县域经济在全国GDP中占到56%以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基础和关键。当前，发展和壮大县域经济，要注重实现从以乡村为依托、以农业和农村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县域经济，向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非农经济为主导、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县域经济转变；要调整城乡关系，改变城乡分割分治的体制和机制，在发展规划、产业发展等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构建平等公平的城乡发展关系和平台；要优化城乡生产力和人口布局，实现功能分区，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步伐，促进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走县城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要统筹县域产业发展，利用城乡有效资源，以主体功能区为依托，推动产业向集群化发展；要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抓手，推动县域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劳动就业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甘青宁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软实力培育问题研究》（课题编号：09XMZ04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课题编号：10YJC84002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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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农业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0)04－0001－08
收稿日期：2010－06－20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一论断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构成了新时期农村政策体系的基点。而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大战略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车之两轮，一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一、发展现代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
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世界各国所走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与各自国家的历史背景、具体国情和社会形态密切相关。发展现代农业必然涉及到要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的问题。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必然在农业上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发展现代农业、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工作的必然要求。
(一)不同的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业发展模式
1.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1975，原版，1895)曾经说过：“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历程。英国大地主阶级通过“圈地运动”，大规模剥夺独立小农的土地，建立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形成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19世纪以后的德国，由封建地主经济逐渐过渡到资产阶级一地主经济，形成了保留封建残余的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而同时期的美国，在没有封建束缚的条件下，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个体经济的土地所有制，然后通过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产生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西方各国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虽然不同，但都是先通过对小农的剥夺，在农业中形成和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马克思，1975；原版，189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是：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马克思，1975；原版，1894)。
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国通过解放后的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广大农民群众较为平均地享有了农村集体耕地的承包经营权，这就为在中国农村实现规模经济、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稳定与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制度保障，而稳定与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指出：对农民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同志1998年在安徽考察工作时引用了这段话，并强调“这是我们花了很大代价才认识的真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等，1998)。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指出，“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利，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发展现代农业，意味着新生产要素的引入以及要素的重新配置，这也势必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即要在农业中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特别加以重视：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应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将提高农民进人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作为完善农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究竟是谁
根据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报告，全国农村住户合计21382.8万户，87377.2万人；其中纯农业户12671.9万户，占59.26％；农业兼业户3901.2万户，占18.24％；非农兼业户2735.8万户，占12.8％；非农业户2073.9万户，占9.70％。即在1996年，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占到全国农户总数的近80％。14年后的今天，农户的构成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一些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农村呈现农业兼业化、农村空洞化、农民老龄化的“三化”趋势，农村的现状是“干农业的不是人才”。但同时，从2003年到2009年，我国农业却实现连续7年增收，蔬菜水果、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农产品供给充足。粮食总产量由2003年的43067万吨增加到2009年的53082万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也呈现稳步增加趋势，由2003年的149115万亩增加到2009年的163455万亩；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也稳步上升，由2003年的289公斤增加到2008年的330公斤，2009年略有下降，也达到325公斤／亩；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也由2003年的333.3公斤／人增加到2008年的398.0公斤／人，2009年为397.7公斤／人(张晓山，2010)。
如果说中国农村的农业兼业化、农村空洞化、农
民老龄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那农业的连年增产和农副产品的充足供应又是如何实现的?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得到加强，机械化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农业的有机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用资本替代了劳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得到较快发展与完善，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为农业劳动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专业农户的涌现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判断是：当今中国农户的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由1996年第一次农普的纯农户和一兼户占农户总数的近80％转为大量小规模兼业农户与少数专业农户并存；中国的农业是市场化、专业化的农业与口粮农业并存。从变动趋势看，纯农户不断减少，兼业户大量增加，专业户正在兴起。中国农村出现的各类专业种植户、养殖户、营销户是在农产品生产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他们从事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应该说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就要在农村中培养和发育农业企业家，促使一部分有能力会经营的农民能在农业中创业、发展，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主力军。
(三)关于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的几种不同的思路和做法
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各种生产要素必然组合到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之中。
1.一种发展模式强调家庭经营基础上农户的联合与合作
这种发展模式强调，发展现代农业，要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使他们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主力军。在此基础上鼓励他们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同志1998年安徽讲话中指出，从实践上看，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既适应传统农业，也适应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承包经营的问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等，1998)。他的这段讲话是对这种思路与模式的最好诠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实现“两个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两个转变”的提出是对小平同志讲的“两个飞跃”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在稳定和完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方面的理论与政策创新，是对农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的一种导向性论断。
2.另一种发展模式强调企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
这种发展模式认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形式应当是企业。在一些地方，大公司进入农业，取得大片农地的使用权，直接雇工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大规模租赁农户承包地相联系的是从事农业的主体由家庭经营转为雇佣工人，有些地方提出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促进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
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公司或者工商资本能否进入农业。针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出现的问题，2001年中共中央18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注：2002年11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文件)，运用了较有弹性的政策语言，提出中央的政策十分明确，不提倡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同时还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答记者问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户放弃承包权或改变承包合同”(《人民日报》第2版，2002年1月10日)，实际上是以中央精神的形式对《土地管理法》的有关条款进行纠偏。而1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又报道和赞扬了福建省惠安县“走马埭农业示范区”大公司参与土地经营，“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人民日报》，2002年2月11日，第2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利弊在政策层面还没有定论。
2008年的中央1号文件强调，坚决防止和纠正强迫农民流转、通过流转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问题，依法制止乡、村组织通过“反租倒包”等形式侵犯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行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提出“三个不得”：即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决定》并审慎地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没有涉及公司进入农业承包农民土地的问题。
在现实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在各地看到的往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混合型、多样化的新模式，走的是一条兼容性较强的道路。与之相关的政策也较有包容性和弹性，不把话说死说绝，而是留出较大的政策空间，允许各种模式来试验，由实践来检验。这与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的思路和做法是相一致的。当前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形态一是对家庭经营的扩展和延伸，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专业种植、养殖和营销大户开展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联合与合作，发展与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工商外来资本或大企业进入农业，连片开发，反租倒包；三是当地的公司或合伙企业，或本地的外出创业的企业家回到地方上承包租赁土地，开展产业化经营。从目前的农业和农村政策取向来看，这样的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和经营形态在中国农村将长期存在，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将不断相互碰撞和重新组合；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必然受到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两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种要素的碰撞和重新组合又和农村上层建筑的权力结构交织在一起，也必然影响到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变革方向。
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选择上，焦点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工商资本、甚至外国资本进入农业。在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时，农民转包、出租、转让、合作的对象是谁?“农地农用”是否只意味着“农地农民用”?包括工商资本甚至外国资本在内的各类非农业主能否有资格转包和租赁农户承包地?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观点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的争论可能将长期进行下去。华裔经济学家黄宗智(2009)曾提出：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把它们认作纵向一体化的第一选择。今天，中国农业正面临一个十字路口，其将来的纵向一体化将以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为主尚是个未知数。中国当前具有的混合型、多样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模式是由中国农业的发展实践所决定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中，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政策选择是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践是以公司(企业)为主导，以“公司+农户”为主要形式起步的。因而，当前一些地区的做法并没有开公司化农业的先河，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福建和广东都有类似的做法。当时有的地方提出以责任田地界为标志的承包制实际上成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制度瓶颈”，大力推行“土地连片出租，企业集中经营”的土地流转形式。
公司(企业)导向的垂直一体化经营，能迅速将资本、技术、信息、管理、销售渠道与劳动力、土地相结合，在走农业现代化道路时，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在这个进程中，公司为主导的经营组织形式就挤压了农民自己经济组织发展的空间，延缓了农民组织化的进程。我们认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农业龙头企业，甚至农业的跨国公司在联结农民与市场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正视“公司+农户”这种契约联结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在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中公司处于强势地位，分散的个体小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双方的利益格局在很多情况下是失衡的，双方是一种不平等的互利关系，在劳动与资本二者的关系上，仍是资本支配劳动。
我们要强调的是，从全国来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尤其是外来大企业)进入农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套取优惠贷款、圈占农民的土地、损害和侵犯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件发生。
二、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将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大战略中处于一种关键性的位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在加速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和要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二者相交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资金从哪里来?突破农业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瓶颈，搞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从哪里人手?决策者首先就要瞄着农民的土地，必然要在促进土地规模化、资本化，通过城镇化增加土地收益上做文章。根据国土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总面积20.9万公顷，同比增加38.3％；土地出让总价款为15910.2亿元，同比增长63.4％。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10年1月10日介绍，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按这一水平，“土地财政”的贡献率在23％左右。另据报道，2009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15827亿元，其中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2732亿元，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648亿元。土地资本化后，正确处理其增值收益的分配，对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土地制度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一)各地新村建设、土地整治的兴奋点往往落在建设用地指标上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镇化、工业化确实使一部分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农村地区的村庄人口总数、行政村个数和自然村数量正在逐步减少，村庄平均人口规模不断增加。再通过乡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关政策的引导，一些自然村出现了合并集中，中心村和小城镇逐渐成为农村人口集聚的中心。如西部某市提出，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建设用地为城镇居民的2.5倍。如1000万农民进城后将其建设用地复垦，即可盘活1600平方公里用地指标。如果复垦“补”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市场招标方式来落实，就可提升土地效益，其增值收益就能反哺农村。海南省规定农村宅基地每户不超过175平方米，海南某市如按此标准进行新村建设，即可节约农村建设用地约54600亩，这部分增量土地是该市土地储备的3倍多。当前全国各个地区的新村建设、大规模的旧村改造以及土地整治工作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通过撤乡并镇、土地整治和新村建设(注：一些地方叫“缩村让地”，“迁村腾地”，或是叫“拆院并院”)，农村也将增加一部分土地。从各地乡镇和村庄未来发展趋势看，这部分土地增量将越来越大。关于乡村合并、土地整治后增加的土地的使用问题，地方政府盯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的一句话：“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但关于乡村合并、土地整治后增加的土地的使用问题，《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等文件已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一是确保基本农田。即使是土地整治后的占补平衡、土地置换，也不适用于基本农田。二是耕地实行先补后占，不得跨省区市进行占补平衡。三是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满足集体建设用地。如严格按照这些政策规定，这部分增量土地除了吸引本地和外来资本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外，农地转为非农用地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事先纳入计划，其大幅度增值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但地方政府通过一系列运作，仍能推进土地资本化的增值进程，这方面无论是政策还是具体操作上都有很大的运作空间。一些地方政府在城乡统筹方面，在土地资本化上下功夫，重点不是放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盯着建设用地的指标，或是自己搞开发，或是卖指标。
(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开发农业多种功能与保护基本农田之间的矛盾
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积极开发农业的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扩展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的重要举措。
当前，各地都在提倡如何适应城乡居民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促进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拓展农业增收功能。农业向第二产业延伸，就要发展工业园区；农业向第三产业延伸，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农家乐、现代新村、民俗农庄等乡村休闲旅游，形成一产与三产的融合，这必然要改变耕地的用途。在土地整治、新村建设中，中央的政策是要确保基本农田，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可逾越。即使是土地整治后的占补平衡、土地置换，也不适用于基本农田。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铁路、公路等交通沿线，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区周边的耕地，应当优先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这就使许多基本农田往往位于城市郊区的平原地带，具有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一方面工业、城市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迅速增长，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及发展休闲旅游农业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最具有区位优势和商业开发价值的基本农田又成为雷区，谁也不能碰；二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形成一
个“死结”。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有蔓延上升之势，即是这一矛盾的体现。一些利益相关者从事公司化的农业规模经营，其实也是要在基本农田的利用形式上做文章，与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发生矛盾。这是发展县域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个“死结”是发展县域经济面临的困境，这个领域也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焦点。
(三)宅基地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土地整治必然涉及宅基地问题。2004年9月，江西赣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决定》，就提出在赣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到2005年11月，“空心房”改造面积要达到410万平方米，腾出老宅基地5980亩，垦复耕地5.36万亩。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是一种抹杀了价格信号的大锅饭，由于宅基地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也就没有制度来有效制约多占地的冲动，这是造成一户多宅、一宅多地，以至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土地利用方面最大的潜力在宅基地，发挥这方面的潜力是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保障粮食安全、保护耕地二者之间矛盾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通过新村建设、土地整治，地方政府试图规范和重新规划农民的宅基地，但宅基地的产权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认为，对于集体建设用地，尤其宅基地，应该管住用途，放开产权。只有放开宅基地市场，通过规划和用途管制，才能真正管住乱占多占宅基地，应采取具体政策措施逐步推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和流转制度，宅基地利用上的潜力才有可能挖掘出来。
(四)两层利益关系
在土地问题上，实际存在两层利益关系：一层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中央要考虑如何保障全国人民的粮食安全，如何为子孙后代保护耕地这一稀缺资源。地方则首先要保障当地的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当前在许多地区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晋升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地方官员追求政绩，以GDP增长、财税收入增加和招商引资为中心任务，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体制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增长，才能解决就业、财税收入等问题，才有经济实力来发展当地的社会事业，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也才能有政绩。于是，地方官员最快捷、短期内能马上见效的办法和理性的选择是以地生财，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园区等。实践证明，地方官员在土地问题上违规操作、打球等，不一定就撞上枪口；而经济上不去，乌纱帽肯定保不住。其结果是，我们提倡科学发展观，但是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干部考核晋升机制则让地方片面理解“发展是第一要务”、实际上是践行不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农村土地问题上难以协调的症结之一。有的地方在上项目时提出：“基本农田不占用，农民利益不侵犯，污染项目不引进”，但真正做到这几点很难。有的县每个乡镇都搞开发区。有的地方提出，“项目是生命，项目是关键，项目是灵魂，项目是一切!”为此，有的地方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干部考核机制问题很多，大搞开发区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如果能把环境与民生的考核指标多一点，对地方的破坏会好一点”。
另一层是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乡村合并、土地整治时，地方政府官员往往关心的是GDP及财税收入的增长，实际上关心的是通过政绩所能实现的个人利益。而农民关心的是自己世代生活的家园以及自己赖以为生的生产和生活资源能否得到维护，自己的福祉能否得到增长。如何处理好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一，让农民迁离世代居住的家园和改变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农民的意愿，要警惕出现新一轮剥夺农民土地的倾向，不能剥夺农民作为用益物权人对承包地和宅基地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违背农民的意愿搞大拆大建。第二，要重视土地整治后增加的土地其利用是否合理、增值收益的分配是否公平这一焦点问题。
在土地问题上的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实际上都是这两层关系的反映。如有的学者认为：成都的改革实践表明，充分利用级差土地收益规律，不仅可以更合理地配置城乡的空间资源，而且可以为城乡统筹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他也承认：目前成都城市化土地收益的返农比例还不是很高，但毕竟聊胜于无，而且成都在不断提高返农收益的份额(周其仁，2009)。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改变用途而使土地的价值得到提升，我觉得完全跟级差地租理论无关。在同一种用途下对土地追加投入才能产生级差地租。但是，有人把农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说成可以产生级差地租，我认为这在理论上是鼓励突破用途管制、擅自把农田变成建设用地”(陈锡文，2009)。
如果说，一部分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这一进程不可逆转，重点应放在使利益相关的农民分享农地转移用途后的增值收益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这部分资本化的土地资源如分配和使用得当，完全可以支付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运作成本，从而使农民能真正享有其土地增值收益中应有的份额，合法、合理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三、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需要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
总书记2009年提出要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近年来，随着取消农业税，行政村一级的干部的工资由上级转移支付来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镇基层政府的，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随着村里出去的能人、企业家回村创业、带领群众致富，行政村的干部也出现了资本化的倾向。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探索改革和完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村的基层组织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发展涉及到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经济方面，明晰产权，进一步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改革前的时期，许多农村基层组织的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许多村级组织成为“空壳子村”，基本上没有了集体经济。集体经济是农民集体所有的经济，农民是集体经济资产的所有者，村干部只是人，他们有责任在农民监督下管好、用好集体资产，使其保值增值，但是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把集体经济拿去谋私利、寻求个人利益，使集体经济变成了“干部经济”，这是集体经济溃败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应该汲取的教训。在新的形势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起，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农村基层组织也有可能掌控一部分新增的集体资产。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一部分集体所有的农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村集体也有可能获取一部分存量土地的增值收益。而土地整治工作的推进，农村最大的也是最有潜在价值的一块资产――土地，也出现了增量，于是村集体也有可能获得新的收入来源。同志
1998年在安徽的讲话中曾指出：“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要探索新的形式和路子，再也不能搞那种剥夺农民利益、归大堆的所谓集体经济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等，1998)。在新的集体资产逐渐积累的进程中，如何从一开始，就建立相关制度，通过明晰产权等多种途径来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避免重新走导致原有集体经济溃败的老路，避免新的集体经济再次蜕变为“干部经济”，这是值得探索的一个问题。
(二)政治方面，改革和完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是主题，农民是主体，干部是关键。农村基层组织是建设新农村的中坚力量，是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排头兵。党支部、村委会班子的选配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现在很多地方在搞“双推双选”、“支部+协会”、“双学双带”等活动，力图把村干部培养成带头人，把农村能人培养成村干部。一些地方提倡村企联建，能人治村；开展民营企业领建新农村活动，希望老板回来带领村民致富。不少民营企业家兼任村干部，有的地方规定，党员企业家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非党员企业家担任村名誉主任。这些农村能人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村干部，要管好用好村集体资产，为农民服务；另一方面他们是企业老板，自己的企业要赚钱。如何处理这两方面的关系?如何防止权力机构朝着“富人俱乐部”的方向演变，如何防止能人、老板类型的干部成为新的“土围子”，“禹作敏’?
要解决这一问题，则必须创新农村基层的民主制衡机制。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选举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却处于被忽视和较低的水准。其实，与民主选举相比，后几个民主的实现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要有选举制度实现官由民选，而且还要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作保障，实现广大群众对基层事务的最起码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后几个民主的发展状况，往往决定基层民主的质量和水平。否则民主选举仅仅是老百姓将自己享有的权利的“一次性转让”。
为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起到主体作用，应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探索在农村建起一种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老板(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可以借鉴有些地方的经验，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或成立村民理事会，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建立有效制衡机制的结果是：中国62万多个行政村的领头人，一方面是农村能人，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力又不是无限的，是受到制约的。只有这样，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落实，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才能真正巩固。
(三)在社会生活中发育多元化的组织形式
当前，在全国农村的许多地区，农民自发组织或政府或村委会倡导、农民积极响应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团性质的协会以及非正式的组织正在蓬勃兴起。如农民的专业合作社、公路养护协会、农业机械化协会、管水协会、治安联防协会、老年秧歌队、文艺队、篮球队等。
多元化的社会组织的发育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社会管理体制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介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民间组织，包括自治组织、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公益慈善和基层服务性组织在迅速发展。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提供服务、协调利益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乡镇政府应主动推进农村多元化组织的发育。
关键词：城乡关系；城乡关联评价；川东北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6―0042―03
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区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既存在着摩擦和对立，又具有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城乡发展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围绕城乡发展关系提出了“城乡一体化”、“乡村城镇化”、“城乡网络化”、“城乡融合”、“城乡协调”等观点，并取得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讨论与研究使城乡关系问题在新形势下，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又一热点。
1研究区概述
川东北经济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东、南邻重庆，北接陕西、甘肃两省。境内有涪江、嘉陵江等重要河流，其中，嘉陵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区，在重庆市与长江汇合。该区包括南充、遂宁、达州、广元、广安、巴中六市，这六市地缘相邻，地多属丘陵，地貌相似，条件相近。六市自然、经济、文化的关联性与相似性，使川东北经济区在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格局中同成都平原经济区、川西经济区、川南经济区和攀西经济区并驾齐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板块（图1）。特色产业主要是以化肥为代表的天然气化工，以丝麻纺织为代表的农产品加工业，以茶叶、中药材、食用菌、油橄榄、优质粮油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以红色旅游为特色的旅游业。该经济区人口约占全省的1/3，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是全省农产品主要生产地区。目前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值的63%，其他各项经济指标均位居全省各经济区后列。该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封闭、差异和摩擦问题相对突出。同时，由于自然、社会、历史等原因，城乡之间的协调性程度在空间上差异显著。因此，从城市和乡村区域系统的角度出发，选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模型对该经济区城乡区域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做出科学的评价，对于探寻新型城乡关联模式，促进城乡关联协调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相关概念
2.1城乡关联
城市和乡村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种方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诸多学者从政治、社会、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城乡联系做了相应的诠释和研究。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的诠释都存在着基本的特征，即自然、社会、经济资源在城乡空间的流转和配置。
所以，城乡联系的实质就是在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促使自然、经济、社会等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得以最有效的配置与流转的过程。
2.2城乡关联发展
城乡关联发展可以理解为在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协调的前提下，通过城乡互动，使城乡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
2.3城乡关联度
城乡关联度是用来比较、评价城乡关联发展状况的一个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越大，表明城乡联系越密切，其城乡关联发展水平就越高；反之亦然。三者之间相互对应。需要指出的是，关联度只是一个相对值，需要在相互比较中分析城乡关联发展状况。
3城乡关联发展的评价
3.1评价方法
本文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城乡关联度作为表示城乡关联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值，即通过因子分析将所有指标所代表的信息综合成一个指数。城乡关联度的高低，综合反映了城乡关联发展的水平即城乡之间要素流转程度及协调程度。利用mapinfo等GIS作图软件将评价结果在空间上进行表达，以增强分析结果的形象性和直观性。
3.2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于《四川统计年鉴2011》、《四川农业经济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研究区各个地市的统计资料等。
3.3评价指标的选取
城市和乡村两个子系统间通过人流、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的相互交流，从而构成复杂的城乡巨系统。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关联具体表现为以自然条件为依托，基础设施为物质载体，经济联系、社会联系为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目标的空间关联和功能关联。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从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两个方面选取人均耕地、人均邮电业务量等18个分析指标来构建川东北城乡关联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
结合川东北的实际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遵循以下原则：（1）科学性原则。能够科学、客观、真实地度量和反映城乡互动与关联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和发展趋势、发展潜力；（2）简明性和全面性。指标既能较全面反映评价对象，同时也要简明易于操作；（3）可获取性。所选指标应便于收集。
3.4评价步骤
对按照城乡关联发展指标体系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级差标准化。
利用SPSS软件分别对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和城乡社会经济水平两个层次的标准化后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2，表3）。从表中可以看出，基础设施水平前三个因子和社会经济水平前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的概括，所解释的方差分别占总方差的87.88%和80%，保留这几个因子能够概括绝大部分信息。因此，最后结果确定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分别提取主成分个数为三个和两个。据此，分别可得Y1，Y2，Y3与X1，X2…X9的关系式和Y4，Y5，Y6与Y10，X11…X18的关系式：
将标准化后数据代入上式，得川东北6市因子得分。因子Y1，Y2，Y3的得分基本反映了各市的城乡基础设施水平，Y4，Y5的得分则基本反映了城乡社会经济水平。虽然Y1，Y2，Y3和Y4，Y5基本综合了原信息，但为了更好的综合评价各地市的城乡关联发展水平，可根据表2和表3将Y1，Y2，Y3和Y4，Y5分别以其方差贡献率为系数，加权求和分别得到一个衡量各地市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的综合评价得分函数：
因为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同样重要，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因而对其取均值作为城乡关联度综合得分值，即：G=（M1+M2）/2。
4结果分析
4.1城乡关联空间分布分析
从川东北6市的城乡关联度来看，遂宁市、达州市、南充市相差不大，分别位于第1、第2及第3，将其划分为第Ⅰ级；广元市和广安市分别为第4和第5，巴中市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位居最后（图1）。
具体来讲，南充市是川东北交通通讯枢纽，川北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国家三峡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的重要口岸，享有“川北心脏”之称。其工业基础较好，工业门类较齐，科技教育发达，资源丰富，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乡。与成都、重庆主城三个四川盆地的区域中心城市构成的成南渝黄金三角经济区域。达州市是中国西部四大名城―重庆、成都、武汉、西安交汇辐射的中心地带，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农业大市、工业重镇和四省市结合部的商贸中心和交通枢纽，素有有着中国气都和中国苎麻之乡的美誉。遂宁市是四川盆地的几何中心城市，是四川农作物主产区之一，三产比重分别为22%、51%、26%。广元市地处川陕甘三省结合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二、三产比重相近，分别为39%、37%。广安市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二、三产比重分别为48%、31%。巴中市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水平都比较落后。
4.2城乡关联度和城乡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经济水平比较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川东北6市城乡关联度和城乡基础设施水平、城乡社会经济水平基本一致，这表明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水平与城乡关联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三者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广元市基础设施水平排第1，社会经济水平排序第5，表明该地区还未完全发挥其较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应寻找其中原因，促进其城乡协调发展。遂宁市基础设施水平排名第4，而社会经济水平排名第1，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基础设施水平，表明基础设施水平制约了其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其余各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其中巴中市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则应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为其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打好基础。
4.3城乡关联度与城市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分析
从城乡关联度与城市化水平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中可以看出，三者较为一致的有广元市、南充市和巴中市。这表明三项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也相应的较高，必然有利于该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因而其城乡关联度值也应该较高，反之亦然。但是三者也并非完全一致，如广安市城乡关联度和城市化率位次分别为第5和第6，远低于人均GDP位次第1，表明该市城乡区域系统的发展受制于其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城镇体系建设，广大的农村区域不具有与城市较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制约农村了的发展，限制了城市化的进程，从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达州市的城乡关联度位次和人均GDP位次一致均为第2，远高于城市化率位次。表明这类区域城乡关联度值虽然较高，但并没有充分发挥其经济实力的支撑作用，实际是一种低水平的均衡。这类地区可适当加速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5结语
（1）界定了研究区，并在概述其自然、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指出对该经济区城乡区域系统之间的关联性做出科学的评价，对于探寻新型城乡关联模式，促进城乡关联协调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构建了评价城乡关联发展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川东北经济区6市的城乡关联度进行了评价。评价结果和现实情况基本一致。表明评价方法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3）判断一个地区的城乡关联发展水平，应在相互的比较分析中进行全面的评价，包括不同区域之间的横向对比和同一区域的动态纵向比较。由于收集资料的困难，本文只对川东北经济区6市做了横向对比分析，有待日后进一步进行纵向对比分析，以期提出切实有效的措施，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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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和我们前进发展中遇到的复杂而纷乱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具体部署。这是党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突破性的政策调整。中央为什么提出城乡统筹思想，怎样用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笔者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内涵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来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问题，是与工业、城市及其他社会阶层相对应的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基本上采取城乡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在制度设计上，构筑了二元结构，严重存在“重城轻乡”倾向。理论上我们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应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实际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做报告、发文件放在首位；出政策、定措施放在末位。按照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传统，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中，从战略目标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首先应调整政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受惠作为中心。其次，应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切实转变城市倾斜，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恩格斯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提出了“城乡融合”。英国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明确倡导“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结构形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经典作家的论述深刻揭示了城乡融合、城乡平衡、城乡一体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然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则明确地用事实告诉我们：城乡统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国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客观上为城乡统筹创造了前提和条件。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工业化发展通常经过三个阶段，即依靠农业积累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初期阶段，工农业协调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及工业支持农业发展的实现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不再需要从农业吸纳资本等要素。农业应获得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并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这个阶段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换过渡，工农、城乡关系开始改善的阶段。根据专家们对我国人均GDP或GN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等四项工业化发展指标的衡量：2002年,人均GDP按汇率计算，为97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约为38%。国际经验反映出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均GNP由700美元上升到1500美元之间，农业在GDP总值中的份额由25%下降到15%之间，农业人口就业份额由55%下降到30%之间，城市人口份额由35%上升到50%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判断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我国现在实行城乡统筹既适逢其时，和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基本特征相适应；又颇具超前眼光。
其次，城乡统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责任制起步，到推动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等等，一系列改革使一个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告别了贫困、解决了温饱。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工业化在加速，城市化在推进。东部已率先迈开现代化建设步伐，西部正蓬勃兴起大开发热潮。然而，计划经济年代城乡差别发展的旧战略和城乡失衡的旧体制仍在阻碍现代化建设。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和地区差距日趋扩大。城乡之间形成四个鲜明的反差：一是不断扩张规模、正在走向信息化和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与小规模分散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形成鲜明反差。二是高楼拔地而起、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生态环境恶化、面貌变化不快的农村形成鲜明反差。三是收入持续增长的城镇居民与收入低水平徘徊的农民形成鲜明反差。四是经济加速发展、社会日趋文明的东部沿海地区与经济社会发展缓慢的西部地区形成鲜明反差。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城乡统筹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城市倾斜的二元政策，引起了城乡结构失衡，导致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反过来，这些问题又限制了城市化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比如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农民太穷，造成需求不足。正是农民购买力不强，导致工业产品过剩。同样，也因为城镇人口过少，造成农产品的过剩。可见，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也是城市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城乡统筹，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关系。这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也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措施。
第四、城乡统筹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途径。2000年底，我国已总体实现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但这个总体上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这个总体上的小康只是两个平均的概念。一个平均概念是GDP的总量比1980年翻两番，一个是全国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个平均数掩盖着一个非常大的城乡反差。比如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去年达到了1：3、1。这就表明总体上的小康概念，不等于全体人民都进入小康。实际上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没有达到小康标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用非常高的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民低收入的平均数来显示小康水平，而应该使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使农民收入有更高的增长。现在如果还不能统筹考虑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要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根本做不到的。
三、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已根本动摇；维护城乡差别的社会环境已根本改变，城乡统筹势在必然。按照城乡统筹思路，既要使城乡经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又要使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全面转换；不仅要调整政策导向，而且要调整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当前来看，应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最突出的问题：
第一、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关注的焦点。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到1.7:1。而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张。2000年扩大到2.8:1，2001年为2.9:1，2002年则达到3.1:1。如果将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计算在内，城乡居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在6：1左右。如此严重的收入差距，一是农业生产力落后所致，二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所致。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首先应调整城乡就业结构，打破城乡劳动力在政策上、制度上的界限，按市场经济法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和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扩大就业规模，减缓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带来的压力，把致富农民与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结合起来；其次应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通过粮食直补等办法，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创造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外部环境。鉴于我国农村居民数量太多，国家财政实力还不够强大，要30%多的城里人扶持和帮助60%多的农村人，一时还有很大难度。因此，应从多方面确立战略性的长期的富民政策，实现长富于民，藏富于民，让农民“有其利”，进而构筑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
第二、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突破。长期以来，国家为确保工业化从农业吸取最大数量的低价农产品和农业剩余，确立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派生的住房、粮食供给、医疗、教育、就业等制度。改革开放后，持续二十多年高速发展，但国民经济分配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国民待遇始终未能解决，负担却越来越重。据有关部门统计，农民在工业化建设中贡献了6000亿元左右的资本，城市化进程中因征地又损失近两万亿元。这对农民很不公平。按照城乡统筹思路，应从根本上调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可通过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国民经济再次分配可通过转移支付，在要素投入方面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当然，实现城乡之间经济公平的同时，还应在政治上善待农民、尊重农民，让农民当家作主，实现农民“有其权”，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
第三、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突破。城乡共同发展是缩小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各种差距的重要前提和治本之策，也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城乡之间矛盾和问题的最佳选择。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按照城乡统筹思路，解决“三农”问题，应以“三化”带“三农”：即以工业化带动农民收入提高，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以农业产业化带动农业经济效益增长。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是辨证的统一体。工业化居于主导地位，是城镇化和产业化的核心；城镇化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农村工业化不能停留在承受城市工业扩散、与城市工业配套，停留在以劳动力密集型中小型工业、传统工业为主的分工阶段。应提到国家新型工业化层面整合并轨，使乡镇企业与传统工业分离，转变为“现代工业部门”；使从业人员与传统农业分离，成为一支现代产业队伍。农村城市化不要盲目反对大城市发展战略，也不要把小城镇战略过于理想化，而应采取多元化、低成本发展战略，实现城市城镇全面发展，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城镇转移的低成本和城市、城镇建设的低成本，以便大批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实行城乡统筹，从长远目标看，应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乡一体化的经济社会秩序，解决制约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实现城乡一体化。
[论文关键词]统筹城乡；产业融合；产业枢纽
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工农分割、城乡分治的发展状态而提出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消极影响的日益显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地要求城乡统筹，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这是因为，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工业与农业、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两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综合考虑， 以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为最终目标，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优先位置，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因此，探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城乡经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改变目前城乡产业分离的现状、推进城乡产业的转换升级和协调发展，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认识
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还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要通过统筹城乡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工业化，实现城乡互动、工农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
一方面，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以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推进，所以，发展经济就成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工作。特别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三农”问题的解决，更是要依靠城乡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而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的综合体现，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城乡相关产业的统筹发展，推动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适应产业融合趋势的需要
产业融合，是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出现的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融，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预示着产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种新兴的产业经济革命的开始，并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革。产业融合为我国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新途径。通过城乡产业融合，能够促进城乡产业结构的变革，突破城乡产业分立限制，打破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塑造出新型横向结构，产生边缘、交叉产业，促生新的产业领域，产生新的经济式样，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聚集并释放出城乡产业内部所具有的潜力，拓展城乡产业的利润空间，可以解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结构雷同的现象，形成合理的城乡产业分工体系。
（三）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突破口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和农村被作为两个独立的板块，自成体系、自我发展，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一方面，城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工业为主，农村则以小生产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农业为主，两者形成明显反差。另一方面，城乡产业自成一体，关联度不高，城市对农村起不到应有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要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城乡产业的相互融合、分工协作、互促共进，实现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一体化发展。
（四）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业整体素质不高、结构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劳动力严重过剩，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二是工业整体素质不高，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和档次低，竞争力不强；三是服务业发展滞后，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必须实行城乡联动，统筹城乡相关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加强农业还是提高工业或发展服务业，都不可能仅靠城市或农村就能单独完成。因此，统筹城乡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
二、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的思路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就是指各级政府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对城市和农村的相关产业统筹考虑，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强城乡产业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产业相互融合、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一）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
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必须以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培育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扶持一体化。统筹城乡产业发展，需要强化三次产业的内在联系、完善三次产业的布局，形成区域分工合理、特色优势鲜明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要以现代农业理念破解农业难题，以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升级，以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形成城乡产业相互促进、联动发展的格局。具体措施为以下四点。
1．通过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机融合，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从而营造出新的就业空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通过农业与加工工业、服务业的互补性融合，使农业生产链条不断向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方向延伸，加速形成一个以市场为导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规范化管理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
3．城乡产业融合会使城乡产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改变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统一的分配格局，使经济要素在城乡产业间进行统筹整合，并以产业链条为主导在区域经济范围内集中配置，使城市产业资本持续投入农业和农村产业，使区域经济资源综合发挥效益，做到优势互补，有效地解决农业发展中的资本不足问题。
4．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各个环节会在空间上形成聚集的结点。即农业、加工业、流通贸易业合理地布局在乡村、小城镇、城市的地域空间上，以产业为纽带形成城乡之间的有机经济联系。各个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为城镇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撑，使产业发展和城镇体系建设形成良性互动的过程，促使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
（二）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城市化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方式要求的产物，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必须以产业作为依托，产业转移也必然要推动承接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又为工业化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市场网络和组织体系。只有根据产业发展来给城市定位、建设城市，才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才能使城市充满活力。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发展的大平台。
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构筑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充分发挥城市的服务功能将有利于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度，这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方面。要树立科学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产业、人口的集聚趋势和土地、水等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在把握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关系中，要把单纯依赖开发区（园区）发展制造业的思路，调整到依靠城市工业功能区和专业镇发展工业、促进产业集聚上来。
（三）以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枢纽，推进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农副产品加工业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农业工业化、现代化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
1．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较强的产业融合性。农副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城乡居民的最终消费。农副产品加工产品的用途在不断增加，所应用的行业和领域不断扩展，它的发展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工业反哺农业，机器制造业为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提供设备，使其通过改变产品结构消化过剩的产能。因此，农副产品加工业有着产业融合的天然属性。
2．农副产品加工业具有多样性，可以解决产业发展过程的同构性。各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本地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农副产品加工的等次、程度、种类，形成自己的最有优势和特色的产业体系。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可以利用“资源就在手头”这一天然要素的禀赋，大大节省成本。比如，农副产品具有数量大、份量重、易腐烂等性质，在原料产地就地加工，可以减少损耗和运输费用。
3．农副产品加工业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拉动性。农副产品加工业涉及上下游众多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拉动性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农副产品加工业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显得更为关键和重要。农副产品加工业是推动农业工业化的一个重要产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4．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推动小城镇建设。小城镇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空间枢纽，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小城镇的枢纽产业，是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支撑，为小城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提供物质基础。它对周边农村和乡镇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起飞，实现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协调、双向带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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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服务；均等化；背景；意义
社区建设与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如何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与服务，如何引导城乡社区的健康和谐发展，实现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是当前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要求“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国家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2006年3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要求“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6年9月22日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决定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探索和试点工作。2007年3月29日，民政部印发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民政部决定从全国有条件的县(市、区)中确定一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用1-2年时间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活动。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进一步作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一重要部署。同时《决定》还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2007年10月15日召开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提升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制度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方面，报告也提出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2008年10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党和政府不仅颁发了相关政策，还通过各种措施积极推动社区建设的实施，民政部也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将城乡社区建设作为各项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民政部确定了251个县(市、区)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如武汉市全面推进以“致富门路清晰、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保障建立、社会和谐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区建设；长沙市在开福区、浏阳市、临澧县等积极开展社区建设实践。这些地区的社区建设实践和取得的积极成果论证了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和均等化的合理性，并为建设城乡一体化社区提供了经验。
一、社区服务均等化的背景
很长一段时间，社区建设的重点在城市，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视及投入严重不足。但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农村内部趋力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社区建设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凸显出来，在城乡二元格局的背景下，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与社区服务均等化也越发重要，因此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和社区服务均等化成为越来越受人关注的重大研究课题。
1.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与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统筹城乡发展，跳出了以往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发展思路，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放到国民经济大环境中统筹考虑。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统筹分配城乡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与社区服务均等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社区作为城乡的基本单位，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是衡量其是否真正实现城乡统筹的关键。
2.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社区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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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要产业划分，既有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村，也有以农业传统产业为主的农村；就集体经济发达程度而言，既有村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又有集体经济较差甚至没有集体经济的农村；就产业形式而言，既有农业、牧业、渔业等传统产业农村，又有工业、商业和旅游业等现代产业农村。同时城市社区最重要的功能是城市居民生活休闲的场所，而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其不仅是农民生活的共同体，还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经济活动的地域，农村社区不仅承担生活服务功能，还承担经济组织和经济服务的功能。
.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社区建设一直以城市社区建设为主，农村社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社区建设始于世纪年代初，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单位制的解体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直到年才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开。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同时城市经济比较发达，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的各项改革也向更高层次迈进。但相对城市社区，农村社区由于起步晚，存在资金缺乏、领导认识不到位、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落后、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农民的参与度低、农村文化建设不足等问题。随着传统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功能的减弱，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农村的养老、助孤、济困、扶幼、助残等问题日益突出，农村生活环境仍旧脏、乱、差。
城乡社区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城乡社区建设的一体化和社区服务的均等化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建设一个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城乡，因此建设一体化、均等化的城乡社区是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举措。
二、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的意义
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发展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在把握发展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主要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来促进城乡社区建设。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与均等化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社会基层工作，它通过对城乡社区自治、城乡社区管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城乡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发展，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要义。
城乡社区建设是在一定的物质、文化基础上，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社区建设活动，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城乡社区服务的均等化。城乡社区建设要本着全面性与重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长远性与近期性相统一的原则，积极推动，稳步推进，探索适合城市和乡村社区发展实际，具有指导意义的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实现途径，为我国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和均等化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与政策支持。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其中“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分别属于社区建设中的文化建设、管理体制建设、组织建设的内容，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发展和完善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几年一些地方也围绕着新农村建设，依托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整合农村基层资源，完善农村基层服务设施，增强农村社区服务功能，深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拓展农村基层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业，为积极探索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开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与均等化发展的重点是建设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建设对新农村建设有主要意义。一是实践证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把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体现，是新农村建设在实践操作中的具体内容；二是城乡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均等化、一体化有利于引导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有利于经济资源流向农村，也有利于先进文化向农村传播，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三是有利于协调农村利益关系，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调动农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实现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