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2 14:30:09
关键词：比较文学 跨文化 尝试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5-0096-02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文学也在不断交流、比较。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来说，进入21世纪后，因为有了之前数百年的发展作为基础，在对于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上，已经逐步摆脱了简单的望文生义，即把比较文学看作为简单的中西文学比较。从目前来看，对于比较文学一个比较肯定的解释就是跨文化的文学阐释。摆脱了之前的文学误区后，我们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学科定位，这种阐释将使中国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语境背景下的发展中更加具有特色和优势。在比较文学中，跨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因而也就必须面临异文化的问题。不同的地理条件、历史条件、经济条件等都会对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历来不仅仅是文学家们探讨的核心，也是很多学科研究的中心问题。在比较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文化对比，最终还应当回到文学的本位。对于比较文学来说，最终的目的依旧是进一步深化文学阐释。
一、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的基本含义
如果把比较文学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比较文学出现的时间就在上世纪初前后。关于比较文学的具体定义，和很多文学名词一样，它同样有很多种解释，不同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定义来源于不同的出发点。常见的观点中，一般认为比较文学就是对两种或者更多种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同时对于文学和其他艺术种类进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也被列入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在西方，主流的比较文学研究派别又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
研究比较文学，首先需要明确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无论如何探讨比较文学的含义，最终都必须回到文学的本质上。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学科，基于这些背景，探讨人与人之间文学沟通的各种历史与现状。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在探讨比较文学时，必然会面对不同文化，因此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会有不同。所以在面对不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对的观点时，需要始终保持互相尊重和理解。
（二）比较文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著作中，是1816年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但本书仅仅是提到了比较文学这一文学名词，并没有详细涉及比较文学的内涵或者方法论等。让比较文学这一文学用语逐步流传开来的是法国历史学家维尔曼，同时维尔曼也是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知识渊博的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了《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该书是他之前在巴黎大学开设相关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来。在演讲和书的记录中，维尔曼多次使用比较文学一词，并且对比较文学做了很多阐释和实例，可以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为比较文学的流传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因此后人也尊称维尔曼为比较文学之父。
（二）中西方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从狭义的方面看，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学拿来进行比较。而广义的比较文学，则是把文学同其他各种学科来进行比较，甚至包括自然学科在内。到上世纪末，英国有学者提出，比较文学就是关于跨越两个以上文化的文本研究，这种研究是跨学科的，甚至是跨时空的一种关系研究。由此看来，比较文学不仅仅是跨文化，更是跨越了语言、学科。它产生于文学文化的交往基础，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已经成为一门文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门类。中西方历来都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西方学者中，歌德可以称为比较文学的先驱。从目前来看，世界上的比较文学学派可以分成法国和美国两个派别。在法国比较文学学派中，更加注重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和干预。而美国比较文学学派则主要更加注重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较，并且这种比较是基于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找出文化差异性的规律和原因。
中国是文明古国，历代很多文人墨客也喜欢比较文学。但如果引用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如果谈及中国的比较文学发展过程，首先想到的就是清末著名文学家、革命家梁启超，在其代表作《饮冰室诗话》一书中，梁启超就曾把黄遵宪的长篇诗和西方的史诗作比较。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是社会主义小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可以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相比。还有学者把李白和拜伦相比，把李贺和雪莱相比。虽然从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来看，这些比较只是一些简单的依附，但也足以说明，近代中国社会虽然动荡不安，但在民族觉醒的时候，中西文学比较文学已经有了_端。而后，像我们熟知的作家，如鲁迅、矛盾等人都曾细致研究过不同国家的文学发展情况。到上世纪30年代时，中国逐步开始介绍国外有关比较文学的理论，例如陈铨的《中德文化研究》、钱钟书的《 谈艺录》、朱光潜的《诗论》等都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从总体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学派更加强调跨文化的研究，这就不可避免谈到异文化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中国的强调跨文化研究，还是西方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研究都不同于单纯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这种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而是要从一个宏观的视野把自身的文学作品与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文学作品关联在一起。
二、比较文学与异文化的关系
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比优劣，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跨文化的问题。对于异文化来说，广义上的异文化指的是与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但在本文中，笔者研究的是比较文学的相关问题，因此在本文里异文化指的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所不同的文化，泛指跨国文化、跨民族文化等。
（一）异文化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必然面对的问题
在比较文学研究过程中，以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最常见的是中西方文学的比较。在近代中国，我们可以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启蒙阶段，例如梁启超等人，他们虽然进行了比较文学的探索，但是往往是简单的依附。例如在前文提到的把李白、李贺等与拜伦，雪莱相比。因为在民族觉醒时期的中国，受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影响，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大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知识，甚至带有盲目学习的冲动。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不能忽视。因此在进行文学比较时，希望把中国的代表文人与西方文学巨匠相比。在现代比较文学来看，也许这都不能算是严谨的比较文学，只能是简单的依附。而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依附的实质，不难发现还是当时的自卑。而后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新文化运动对学与自强，促进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极端表现，一些极端的革命者认为造成中国不断被列强欺压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桎梏，即儒家文化对人格的桎梏。在这种心理下，产生了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现象。从现代比较文学来看，这些心理都是不可取的。
在研究比较文学的过程中，异文化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正是有了这些“异文化”，才会产生文学的“比较性”。如果我们把文学限定在狭义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抑或是散文，乃至现代的电影剧本等等，文学创作的基础都是人们的社会生活。而文化一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都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因而对文学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较之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学界也有人认为这是百年学术史发展过程中研究领域最为开阔的时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文学研究大环境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但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交流也是很关键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真正感觉到在世界上站了起来，改变了原有“不断挨打”的局面。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学术环境越来越好。同时随着国内教育的发展，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多语言学者，为我们翻译了大量西方文学著作，为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时候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可以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这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摆脱了近代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简单依附问题。
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在现代，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很多人也喜爱把电影比较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新时期的异文化，已经不单单是某一种文化，甚至是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共同体。当今世界文化输出大国当属美国，我们在研究美国的小说、散文、电影等时，不难发现其中有很多种文化交织的背景。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西方人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在很多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比较正面的中国文化元素，这对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启发。
对于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来说，不仅仅要站在一种宏观的角度，更需要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过去我们走过弯路，曾过于贬低自己，强调西方的优越性。也曾过于鄙视外国文化，强调以我为尊。无论是哪一种研究心态，都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进行文学研究。因此，探讨异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核心观点就在于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
三、结语
文学的比较从古至今都在西方和中国盛行，但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含义仍旧要从法国人维尔曼于1829年出版的《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一书说起。中国人虽然在很早开始就探寻比较文学，并且也尝试比较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但受到大的文化环境的影响，往往不是贬低自己就是过于自大。到现代以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面对异文化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站在一种客观的角度斫行比较文学研究。同时，随着全球交往的增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互动也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开阔的学术研究环境中，比较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得以呈现出良好态势。
参考文献：
[1]徐新建.文学研究的跨文明比较[J].中国比较文学，2016（1）.
[2]韩晓清.比较文学究竟是跨国的还是跨民族的[J].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1）.
关键词：数学文化；数学学习；文化认知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基本理念中充分肯定了数学的文化价值，特别是在“课程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指出，教材可以在适当的地方介绍有关的数学背景知识（数学家的故事、数学趣闻与数学史料）。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则进一步强调：“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为此，高中数学课程提倡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并在适当的内容中提出对‘数学文化’的学习要求，设立‘数学史选讲’等专题。”可见，数学文化已逐步从理念走进中小学数学课堂。如何使数学文化真正走进数学课堂，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使之融入到数学学习之中。这不仅要重视数学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还要探讨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对文化、数学、学习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做深入的考察。
一、高中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
根据维果茨基的“文化发展的一般发生学原理”：儿童的文化发展所有机能出现两次或两个层面，先是社会层面，接着是心理层面。首先它作为心理间的范畴出现在人们之间，然后作为心理内的范畴进入儿童中。[1]可见，从文化的视角剖析数学学习，至少要采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观点。
（一）同喻性
一个时代文化环境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传递机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从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传递的差异出发，将人类的文化变迁划分为三个部分：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同喻文化是指学习主要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其基本特点是以当代流行的行为模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今天的高中学生带有同喻文化的特征。
高中学生的同伴影响逐步扩大。我国绝大部分高中学生是独生子女，在家里缺乏可以沟通的兄弟姐妹。而在多数中学，一个班级通常有四五十人之多。家庭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的差异使他们更倾向于在学校群体生活中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同龄人的观念、行为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学教师的长辈角色正在淡化。社会的迅猛发展，使教师再也无法通过施加压力来传播旧的文化观念，原来的自上而下的教育模式已失去了部分魅力，许多青年人通过自己摸索和感受萌生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想法和期望。特别是高中学生，由于知识的增长及心理的逐渐成熟，开始比较多地从个体存在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与人生，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必完全照搬前辈的经验去刻画自己的人生轨迹。那种后喻文化中说教式的思想教育方式，比以往更不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作为文化的数学正以学生乐于认同的方式被传播。数学具备文化独有的特性：它是延续人类思想的一种工具，是描述世界图式的有力助手，精确的形式化、简洁的符号表征常常被成功地运用到其他科学领域。伴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不断渗透，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联系数学。在数学新课程背景下，一些密切联系学生生活的数学知识进入高中教材。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学生得以快速了解大量知识。不断拓宽的信息通道，活泼平易的呈现方式，使数学有机会向学生展示它人文的一面。
（二）不均衡性
人的认知源于人与大自然、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其发展又与个体内部的认知因素密切相关。由于学生的大量知识通过学校习得，他们的认知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学校所传授的知识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联系我国目前高中教育的实际情况，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知存在如下问题。
1.知识结构的不均衡造成学生对“数学”的文化感知产生偏差。学校的学科设置力求体现当代人类知识的主要特征，现代人类知识总体结构中，关于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知识部门已大大超过了人文社会科学。人类6 000余种学科中，属于科技类的知识约占总数的。与之相应，我国普通高中课程虽然设置了政治、历史和地理，但在学校的地位却难以与数学、物理和化学等相比。如果高一阶段有若干可以机动安排的课时，学校更愿意留给数理化等学科。由此造成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文、理科学生人数的差距巨大，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文科学生通常只占同年级人数的左右。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的不均衡，使学生文化素养不够全面，对待事物容易就事论事。有不少学生认为数学是确定的，数学问题有且只有一个答案，学校中学到的数学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价值。
2.组织结构的不均衡导致学生对“数学”的文化认同出现逆差。人们重视科技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不只表现在教育规模、教育结构方面，更表现在课程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方面，换句话说，科技文化统治着学校教育，科技知识、理性思维广泛而深入地影响和左右着学校教育教学过程”。[2]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组成方式不均衡。在中学界，几乎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相当重视数学，但他们对待数学的动机不同，其中不乏出于高考的压力。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教学中存在着重结果、重应用的现象，忽略数学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知识的生成是快速的，知识之间连接的链条被机械地焊接，知识的运用中充斥着大量的习题。在“现成的数学与做出来的数学”之间，很难将数学看成是人类的活动。学生数学“学”得越多，对文化的认同反而越少。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学习中的表现形态
数学文化与数学学习融合的过程中，文化、数学、学习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必以某种形态表现出来，而这些表现形态又将决定我们采取相应的方式。在分析高中学生文化认知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将从数学学习的“文化”特征、文化学习的“数学”课程以及数学文化的“学习”过程三个方面探讨数学文化在数学学习中的表现形态。
（一）群体的活动性
群体与活动是数学文化进入数学教育过程的直接表现。一旦我们以文化的理念开展数学教育，这种表现形态便应运而生。
其一，数学教育的文化观强调学生以活动的方式进行数学学习。
数学作为人们描述客观世界的一种量化模式，它当然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承认这一“客观性”的基础上，相对于认识主体而言，数学对象终究不是物质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而是抽象思维的产物，它是一种人为约定的规则系统。可见，数学的文化观念不仅承认数学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应用，还强调“人”在数学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的界定中指出：“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这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在活动的参与中，通过活动，使知识学习与精神教化自然地结合起来。并且，数学文化的渗透性具有内在和外显两种方式，其内在方式表现在数学的理性精神对人类思维的深刻渗透力。因而，在数学教育中，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发挥数学在精神领域上的教育功效。
其二，文化意义上的数学教育提倡群体的交流与合作。
文化的概念始终与群体、传统等密切相关。在现代人类文化学的研究中，关于文化的一个较为流行的定义是：“由某种因素（居住地域、民族性、职业等）联系起来的各个群体所特有的行为、观念和态度等。”在现代社会中，数学家显然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数学共同体，在数学共同体内，每个数学家都必然地作为其中的一员从事自己的研究活动，从而也就必然地处在一定的数学传统之中，个人的数学创造最终必须接受社会的裁决。“只有为相应的社会共同体（即数学共同体）一致接受的数学概念才能真正成为数学的成分。”[3]文化意义上的数学正是关注到了数学与整体性文化环境的关系，数学“不应被等同于知识的简单汇集，而应主要地被看成人类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一种以‘数学共同体’为主体，并在一定环境中所从事的活动。”[4]
可见，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数学知识，蕴涵着一定的“社会性”。教科书上貌似明了的叙述，其实是经过历史荡涤的精华，承载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在学校教育的条件下，教师与学生自然构成了一个“数学学习共同体”，虽然他们未必能发明或创造出新的理论，但面对同一个数学问题，各成员有着不同的行为、观念和态度，这些差异常常在相同的时间聚集于同一个环境。鉴于高中学生文化认知的同喻性，某个学生的见解需要接受共同体的评价才能被承认，教师的教学内容同样需要经过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真正被学生内化。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学校中的数学学习实质上是一种微观的数学文化。
由于学生主要通过在教室中获得数学知识，所以，数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应在教室。已有的国内外研究表明，教师和学生所具有的各种与数学教学直接相关的观点、信念等是影响数学教室文化的重要因素，彼此的数学交流与合作是构建教室文化的主体部分。近几年来，现代教育学正将这种相互交换想法的学习（即互惠性学习reciprocal learning）当做未来学习的模式，作为建构新的教室文化的指标。
（二）系统的开放性
群体的活动显然可以贴切地表现数学学习的“文化”特性，但这些活动始终在“数学”范畴内展开。我们有必要探究高中数学课程的特点。
从文化传承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组织构成的开放性，主要表现为它与社会生活及现代数学的动态联系。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数学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外部力量对于数学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就曾促进了系统分析、博弈论、运筹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研究。虽然高中数学课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数学，出于教育的目的对数学知识进行了重新整合，但这种“教育加工”仍然要尽量地展示数学科学的原貌，以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数学的一些分支等正逐步地进入高中教材。虽然外部力量对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学数学课程没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但它们表明了数学的广泛应用价值，从而为高中数学课程结构的开放性给出了有力的证明。例如，教材中的有限与无限、随机与确定、结构与算法等都与现代科学技术有联系，而数列、线性规划等直接地涉及学生的社会生活。
从文化传播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观念整合的开放性，通过课程的活化促进文化增殖。数学课程中内容的选择、编写乃至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文化与观念等要素的影响，从而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文化的扩展和延伸。课程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更主要的是通过文化增殖起到一种强烈的活化作用。在中学阶段，虽然各位教师面对的是同一本教材，但教师总是要根据具体教学过程的需要进行具体的再加工，而这种加工的过程又必然会溶进每个教师特有的个性因素，渗透着教师本人的世界观，体现他的精神面貌并以此对学习者产生影响。同时，由于学生个体素质的多样性，即使是由同一位教师传递并且传递的文化实质完全相同，对每个学习者来说，文化信息的接受也存在着差异。[3]
从文化传递上看，高中数学课程具有整体效能的开放性，通过系统属性的联合作用，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和”的功效。在高中数学课程内部，各子系统既保持着纵向的知识序，又维系着横向的方法序。例如，从指数函数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到反三角函数，这些知识被有序地排列着，它们之间借助反函数融为一体，利用数形结合的方法，生动地刻画出函数的性质。在其外部，高中数学课程以工具性学科的地位与其他中学“友邻”课程形成协同关系。“数学课程向‘友邻’课程提供知识和智能方面的储备工具，又从‘友邻’课程那里获得需求信息、实证材料、强化运用数学智能的场所。”[5]例如，函数与物理的势能、立体几何与化学的分子结构、排列组合与生物的基因分析、对称与语文的对偶等。
文化与课程的关系表明，高中数学课程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作为中学数学教师，要在教学中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要对“数学”有正确的认识，那就是：是整体的数学，而不是分散、孤立的各个分支；是广泛应用的数学，而不仅是象牙塔里的严密体系；是与其他科学密切联系的数学，而不是纯而又纯的抽象理念。
（三）知识的默会性
对群体活动与数学课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数学文化表现形态的总体脉络，但数学文化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被学生领悟。由于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作为文化的数学与作为科学的数学在学习过程中也有所不同。
科学的数学追求完全确定的知识、精确的运算与严密的推理，追求用简单且抽象的语言来描述客观世界的规律。在客观主义知识观、科学观的支配下，人们过多地强调知识的客观性、非个体性、完全的明确性等等，出现了“人的隐退”现象。
其实，知识并不是孤立的、静态的、纯形式逻辑的，而是常常与人休戚相关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一样，充满着人性因素，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性化的科学。”[6]在国际哲学界以创立意会认知理论（Tacit Knowing）而闻名的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从“我们所知道的要比我们所能言传的多”出发，把人类的知识分为明言知识与默会知识。明言知识指以书面、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默会知识是指未被表述的、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例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波兰尼认为：“在非言传的‘意会’认知层面，科学与人文是相通的。”[7]
既然这种默会知识藏于内心，无法用明确的规则来表达，那么该怎样学习传授呢？波兰尼指出：“通过了解同样活动的全过程，我们才能了解另一个人的内心东西。”基于高中学生的文化认知特点和数学学习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突出数学知识中的“人性”。
1.客观对象“数学化”。弗赖登塔尔曾言：“我们的教育应当为青年人创造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文化遗产。”对学生而言，“学一个活动的最好方法是做。”[8]通过“做”数学，“学生和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真实地反映了在数学课堂中形成的文化：具体的教师、具体的学生以及正在形成的具体的‘数学化’。”
2.数学解题“拟人化”。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数学解题过程，它是策略创造与逻辑材料、技巧性与程式化的有机结合，是一个有序结构的统一体，它与数学的特征相一致，隐含着数学家的思维方式，从而使解题超越了数学思维活动本身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文化道德、思想修养的素质范畴。G·波利亚的《怎样解题》中包含了程序化的解题系统、启发式的过程分析、开放型的念头诱发及探索性的问题转换等，字里行间不时地涌现出诸如“如果你有一个念头，你是够幸运的了”“好的题目和某种蘑菇有点相似，它们都成串生长”“呆头呆脑地干等着某个念头的降临”这些平和的话语，使读者不知不觉间置身其中，一些解题外的感受也油然而生。优秀学生对解题感兴趣，更多时候像在做游戏，说明数学习题中蕴涵着很多人性化的品质──题中寻趣，在于换个角度看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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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日益感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其实，早在80年代的最初几年，当外国文论不断介绍到我国，那时我们讨论问题，总要把它们放到更为宽阔的文化背景上去探讨，自觉不自觉地汇入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从而使我们的意识逐渐趋向一种全球化的倾向。
90年代，是我们深深感到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从国内到国外，似乎到处都在发生着文化争论、爆发着冲突的时代。在我们自身周围的生活中，到处弥漫着不安与焦虑，好像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在迅速地流动与转变之中；所有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显得不很确定，难以定形。颠覆、解构、反中心、反权威、边缘化等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大为流行，似乎所有现象都受到它们的浸淫，这使得那些竭力要保持中心、权威的人们，一听到这些名词就心惊发憷。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兴起流行文化的时代，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对它们的研究，能够表达一定的思想，有限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思想，企图参与现实、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相互的影响。无疑，这些文化行为正使我们渐渐融入一种全球化的意识之中。
至于在文学艺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90年代正是它们获得自主性同时又是走向边缘化的时代。在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文学艺术、文学理论与批评终于回归自身、同时也就失去了人为的轰动效应，而逐步趋向正常状态。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与信息技术的直接介入，使得大众文艺、影视艺术以及传媒工具，对原有的文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冲击，这导致文学观念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趋向多样与宽宏。文艺思想进一步分化甚至相互对立，文艺界实际上派别林立（正常意义上的）而又相互共处。多种文学话语与理论话语，可以相对自由地喧哗，以至达到前所未有的思想、话语狂欢的地步，自然，其中既有严肃的文学的探索，也有颓唐的文字经营与媒体的无休止营利炒作。开头我们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甚了了，随后意识到，我们正被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势力，投入了商业化的操作之中，这是难以抵御的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所必然产生的现象，现代性的消极因素与种种后现代性因素杂然并陈。
在这种多变的、不确定的似乎是非理性的语境中，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我们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新的理性精神的立场，一定的价值判断的立场，来理解90年代文化现象。我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可能会大体一致，或者有很大出人，甚至相互对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只要不是那种故意弓；起“轰动效应”的、横扫一切的、红卫兵式的批评，或是乱打棍子的痞子式的批评，大家就完全存在着求同存异的对话的可能。
我国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是一个解构同时也是建构的过程，解构与建构是共存一体的。解构什么？解构那些严重束缚、阻碍文学艺术发展，无法对文学艺术进行科学解释的教条规定。这在早期当然是行政力量起了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再行设置任何新的条条框框、清规戒律，己无济于事，文学艺术与文学理论批评，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已按着自身的生存方式与自身的规律办事，远离行政的号召与指令。这一趋势的进展，在90年代中后期尤甚。促进这一趋势的出现，现实生活的需求当然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只要是不符现实生活发展趋势的各种号召与指令，即使应时顺势，再也难以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文学艺术、文学理论获得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性，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是这一时期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
所谓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主要是指文学理论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理论回归自身。几十年来的沉重的政治管制，使文学理论完全成了一些政治家手里的、不断朝令夕改的某些政治行为的等价物，文学理论完全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尊严与价值。如今，文学理论分清了与政治的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开始建立起自身的学理。自然，政治作为一种行政的意识与手段，仍有可能来干预文艺现象，但已不易收到实际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解构了。解构还表现在过去不少被奉为重要的理论原则，如今已退出文学理论，这也是事实，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自主性，自然还在于理论自身的学理建设。80年代下半期和整个90年代，是我国文学理论比较全面地建立自身学理的时期，确立自身主体性的时期。在文学理论学理的探索、建构中，无疑，西方文学理论发生过重要影响；80年代初期，在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如潮水般涌入我国的时候，我国文学理论中的西化倾向十分流行。但是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审美研究、作品形式、结构等因素的内在研究，和那时我国美学问题的大讨论，都对我国文学理论改造起到良好的作用。同时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对现代文论传统进行了有批判的吸收，并且力图打通古今中外。所以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动景象，新说屡起，佳作迭现。文学理论中的新作，都是在解构旧说的基础上出现的，同时又是新的建构。因此，在我看来，这十多年的文学理论，不是一味的解构，不是一味地听从外国人说话，不是把外国人的文学理论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在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文学理论既有改造，又力图有所创新，并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范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文学理论在不断地走向边缘化，不被人们重视，但是应当承认，文学理论是个有成绩的部门，真正的理论创新，自会留下自己的印痕。自然，我们不必把成绩估计过高，但也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新的理性精神的解构与建构，正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体现。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我和童庆炳先生编辑出版了《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广收我国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方面有创建的著作，以记录学者们所作出的努力与文学理论的更新，为新世纪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建设，留下一份思想资料。
在这套丛书里，有探讨文学审美特征的著作和审美价值结构与感情逻辑的著作；有研究文学艺术精神与艺术的生存意蕴的著作；有阐释艺术与人和文艺学的人文视野的著作；有文学艺术本体反思、文化批评、汉语形象和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有文艺学的民族特色、比较诗学、宗教文艺审美创造的探索；有新意识形态批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主张的张扬；有诗学研究、创作心理、文化诗学、文本生产、原型的理论与实践的细致剖析和审美实践文学论；有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文学理论主张的标举等。此外还将收入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著。从上面涉及的不少论题来看，它们触及了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这是过去的文学理论所没有过的现象。这些论著阐发问题的深度可能不会令人完全满意，但重要的是其中一些著述，并非泛泛之论，它们并非食古不化，更非盲目崇洋，而是针对文学、理论的现实，提出了新的见解，或是新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核心概念，并已在理论实践中发生作用，初步形成了我们自已的文学理论的视界。上面提及的不少问题，可以作为重要课题而继续深人，同时新的理论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丛书的出版，显示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进展的实绩的一个侧面。自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重要的文艺论著，由于出版条件关系，未能列入，使我们深以为憾，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文论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一次是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从目前的双方文学理论情况来看，说不定可能是第三次错位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文论研究向外转的潮流中，我觉得学者们的取向，是不尽一致的。像法国的某些结构主义者，发觉了文学内在研究的局限性之后，要求将文学研究与文学所包含的其它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努力发掘文学本身固有的文化涵义，以充实文学研究，这大体是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如托多罗夫。另一些学者特别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实际上一开始就转向了所谓“文化研究”。欧美的这种文化研究，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德国、英国就开始了，80年代初，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而已，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文化研究相应地改变了自身的涵义与主题。关于这点，我国一些学者已有介绍。我们看到，在当今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高涨中，欧美国家的文化研究，发挥了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义，不仅把文艺研究视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实际上以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消解了文学理论研究，趋向后现代文化思想。
欧美的“文化研究”，贯穿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体现了后现代性的诉求，解构了以往的学说。诚如美国学者哈桑所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主要表现为如下特征，即它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所谓不确定性，即含混、不连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变态、变形、反创造、分裂、解构、离心移位、差异、分离、分解、解定义、解秘、解合法化，等等。所谓内在性，即强调人的心灵的能力，通过符号来概括他自身，通过抽象对自身产生作用，通过散布、传播、交流，来表现他的智性倾向[i]。
于是历史与虚构可以混同，历史的真实可以被创造，而真正的历史真实则完全成了偶然事件。文化研究通过文学艺术、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广告动画、甚至建筑风格与思潮，探讨政治、种族压迫、新的殖民现象、妇女权利与文艺、文化新潮现象，以切入当今社会、政治、文化状况等，展现了后现代性的文化特征。
后现代主义文化恩潮，表现了全球化语境中人的思维方式、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的变化。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中，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的、文化的矛盾，正在酝酿、冲突之中，文化研究正好适应了这一情况，从而表现了这一研究的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使社会、政治问题学术化。这种体现了多元化精神的文化研究，表现了对当前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霸权、经济、民族问题、种族压迫、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显示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某种批判性的一面。同时，几百年来科学分析方法受到了怀疑，学科愈分愈细的做法受到抨击，要求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研究的呼声时有发生；但由于缺乏真正的理论建设，又立即拆散、解体了这一趋势。这种种矛盾的文化思想与心态，成了催生当今五花八门的、颇有声势的文化研究的内因，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
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曾经来我国介绍欧美流行起来的文化研究。接着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又风靡我国文论界，并且扩大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80年代下半期，当文化研究在我国还未流行开来．那时我们还把这种研究视为文学理论的一种跨学科研究。90年代初以后，人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静反思，发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并初步了解了其妙处和特点，于是迅速在文艺界广为传播，并且形成了一股争说后现代的热潮。稍后我们看到，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转向了经济、政治、思想的评论研究，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队伍跨向其它学科的分流现象。这一现象，与我们在80年代上半期见到的情况截然相反，那时讨论文学问题，指责过去忽视审美，同时对文艺与政治、伦理、历史、社会等联系，避之犹恐不及；或是对这些方面形成的干扰，与文学审美应有的文化选择捆绑一起，进行挞伐，要使文学变得纯而又纯。现在正好相反，一些原来的文学研究者，致力于译介外国那些探讨社会、思想、经济、科技的学术著作，进行经济、政治、制度、思想的评论，力图介入政治。社会、思想批判，既有指点江山式的激扬文字，又有随意套用西方术语的现象发生，又一次出现西方术语的大移植，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这自然是，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多种思想原则诉求的现代性、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互影响而又杂然并陈。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一些特征、风尚，已经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之中，所以一些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之一拍即合。二，我国学术界向来有向西方学术前卫思想迅速靠拢、及时学习甚至移植的风尚，把握前沿性问题，以扩大学术探讨的领域，迸而掌握这一话语赋予的话语权力。所以不久之后，媒体就册封了我国的“后现代大师”。有趣的是，一些中外学者原本竭力反对要有什么中心，倡导颠覆、消解。现在通过后现代话语权力的占有，赢得了声誉，自己就成了中心，却从来没有听说要对自己的地位与宣扬的学说进行颠覆、消解。三是我们发现，后现代研究形形，它们把政治、历史、社会。文学等问题搅在一起，结合起来，介入现实、社会、历史。政治生活，批判现行制度以及体制的不合理的地方，既可使学术政治化，又可把政治问题学术化，起到知识分子与社会、历史、现实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作用，争取到了以往只为少数人把持的部分政治话语权力，力图负起知识分子的使命，这无疑是学术的也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进步。四，这种文化研究，大大推动了探讨大众文化、城市文化。影视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女性写作、建筑艺术的倾向，而这些部门，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热潮，但是由于客观原因，这种研究与我国实际存在的重大问题还有不小的距离。五是这种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毫无疑问，具有方法上的借鉴意义。确实，文学研究完全可以从文化研究中引进多种方法，以补充自己。比如，重读中外文学，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视角，来开掘作品的新意，扩大文学研究领域，但这不是解构主义的研究，这是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方法，以丰富现代学术的研究。
现在，“文化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一些中外文学研究者得风气之先，率先进入这一领域，随后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的学者，都卷了进去，显示了我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对后现代性的热切诉求，期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学术权利与扩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作为当今文化研究思潮的思想导师如福柯、德里达，在今天中国虽然声誉正盛，不过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理论不断在受到质疑与批判；而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由于自身理论、方法、实践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研究界也颇受垢病，我们在后面还将涉及。
我们在上面讲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相对狭义的文化研究，新起的文化思潮的研究。其实，文化研究在各国文化活动中早就存在，有着多种文化观就有多种派别存在，只是没有像当前的“文化研究”那么炫耀而已。比如，我国有历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有考古、语言、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大型文化课题研究，它们是我们文化研究的真正主体。在我国文化研究中，主要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文化研究，只占整个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我国整体上的文化研究，其主导倾向应诉诸于现代性。现代性意味着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不断进行反思的、批判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是不断变化创新、具有无限丰富资源的未竟事业。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提出的种种问题．丰富了文化的研究。但对于文化整体来说，除了吸取后现代性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则更应倾向现代性的诉求。
文学理论研究还能继续存在、发展吗？会被“文化研究”替代吗？现代往与后现代性问题
美国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在我国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与座谈会上的谈话，他多次谈到文学、文学研究问题，认为在当今电信时代，文学是个幸存者，文学艺术从来就是生不逢时的；而“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ii]。另一位美国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教授认为，“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iii]。当他们在学术交流中，发现一些中国学者所选择的题目较多地倾向于“审美诉求”，探讨诗学、诗性文化、神话美学、中西文论比较等，就觉得这类问题大而无当，说在美国三四十年前就不做了。同时，他们很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理论批评家的文风，忠告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具体、细致[iv]一些，等等。
在这里，美国学者的一些意见，确实是切中肯綮的。比如我们有些会议上的个人论题，相对都比较大，很抽象，个人力有不逮，但还是要做，结果是大题小做，空有架子，缺少血肉，学术质量受影响；而且确定某个问题。样样不管前人有没有做过研究，解决到了什么程度，却是一切由他重新开始，还自以为是创新，实际上这是重复劳动，这自然不符学术规范。不少外国学者的著作、论文，就不是这样，一般论题小而具体，论述方式是先从某部作品，引出一段文字，或一个细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围绕引文中的思想，旁征博引，展开阐释，以说明某个问题，这叫小题大做，做得好，十分讨好。我国一些精通英美文学的老专家，多数受过这类训练，就是这么做文章的。但有时也有这种现象发生，即有些外国学者这类文章有时做的过于琐碎，难以卒读。这种学风，从新近的传统来看。无疑受到新批评、作品细读方式的影响。同时这种写作方式，在我国学术研究中其实也是一种基本方式，稍远一些看，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余绪，近一些说，无疑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
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是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是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
从美国学者的意见来看，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而不顾理论、政治方面的因素，单纯地讨论文学问题，将是不合时宜，而且看来在他们那里己经有一段时间。这就让我明白了过去极感疑惑、十分不解的下面这些现象：譬如在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后哲学文化》中读到，在英美的文学教学课堂上，讲讲诸如弗洛伊德、德里达、萨特、伽达默尔就算是讲文学理论课了。大学英语系的哲学课，不是由哲学系的老师讲授，而是代之以英语系的教师来操作[v]。再譬如有关全球化文化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要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著作来读，或是相反，要把哲学著作当成文学著作来读，并要求把文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其它学科的研究，如此等等。纯粹的文学理论研究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而呈现解体现象，这可能就是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读到当代欧美学者那种精深的文学理论著作的原因了。
人们常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这对于欧美文论来说确是如此。从世纪之初到80年代，欧美文论经历了它的繁荣期。内在研究方式排除文学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使得在分解文学作品各个因素的探讨方面，曲尽其妙。各种学派一个接着一个，把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探讨，发挥到了极致，以致觉得再往下去，已经难以有新的作为。这些研究自然都以“审美诉求”为其基础的。所以研究文学性、审美现象、审美思维、细读、象征、神话、修辞、叙事方式等等这类诗学著作，已经出版很多很多，再探讨下去，一时也难有突破。不少被我国译者翻译过来的这类著作，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确实大半是外国几十年前的东西，近期这类论著已是不很多见。像20世纪欧美文艺批评那样群星灿烂的繁荣的时代，可能在未来很难重现。
可是，中国学者为什么仍然要以“审美诉求”为基础，来探讨文学理论问题呢？在我看
来，在当前全球化的处境中，这种倾向正好显示了中外文论相互之间的差异所在。这就是由于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不同，中外学者在文学艺术研究上所持的不同观点，正好在于中国学者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诉求出发，而外国学者的着眼点则是后现代性，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文学理论研究上可能发生的第三次错位的原因了。如果说外国文论确是美妙无比，即使全部翻译过来，但也仍然替代不了我们自己的文论；我们还得建设自己的文论，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这可否说明，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实际上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思想的不同诉求，以何者为主，则要看那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了。
中国文论滞后，其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即最根本的审美特征，进而完全遏制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的自由想象力。摆脱了这种不幸境遇，文学艺术要成为文学艺术，自然首先要恢复其原有本性，即审美特征。于是在80年代初期，美学、文学理论中就出现了有关“审美”的大讨论，使文学艺术恢复其自身特征，以回到自身，建立自己的学理，确立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但是，我们随后又看到，由于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压制既久，所以反抗也烈，以致在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认为审美就是审美，审美与其它文化因素无关，排除了审美本身的文化选择与其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现象。
这样，在我国，所谓对文学艺木的“审美诉求”，至今尚在清理与探讨过程之中。我国文学艺术所经历的这种艰辛，可能外国同行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不少文学理论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已成过去；从他们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自然已不成问题。但是正好是他们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正是些重大问题，需要深入，进行理论的重构。同时在我看来，即使在他们的文论里，也还有一些重要课题要做，如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探讨，恐怕也并未完成。在这方面，外国学者也只是各说各的，并元统一定论和现成答案。而且近几十年由干反本质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不少人宁愿多研究具体问题，而少谈或不谈主义即理论，这种思潮在我国文学理论界也有反映。
比如，如前所说，各类文化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兴起，而且大有涵盖其它学科的势头。90年代下半期之后，在感受到全球化氛围的、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外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我国一些学者以为现在再来探讨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文艺诗学、文化诗学已经有点过时了，外国早就不这么干了；只有通过几个文学的例子，引申开去，探讨社会、经济、政治、种族。阶级、公共空间、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与后后现代，才算进人了国际学术前沿，这恐怕未必尽然。自然，外国人说得在理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从中得到启发，获得灵感，但是没有必要用外国人这么说了，那样做了，来规范我们的行动，或是当成我们的学术规范。这种一反不久前的唯审美诉求的做法，又使我们感到困
惑，文学艺术怎么了，怎么把主要是虚拟的文学现象，与经济、史实、社会调查一视同仁，等量齐观了呢？它怎么又成了别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它还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意识形态吗？
退一步说，外国人的文学理论的确高明，搬用外国文论，以替代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在过去就出现过，而且在80年代又发生过一次，但是这种搬用与完全西化的办法未能奏效。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文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恐怕只是开了个头，我不相信我们的研究开头就成了终结，我倒更相信现代性是个“未竟的事业”。比如，我国古代文论并没有一种特定的形态，更不具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形式。一些专家对及其丰富的著述在清理、整合，力图厘清古代文论的核心观念，进行阐释，建构它的体系，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成绩，多种论著各有千秋，但它们分歧也很大，一时难有定论。古代文论的研究，无疑还应寻求新路，进行下去。这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当代文论形态。现代性重在精神与价值，要求重构与建设。近百年来西方文论的简单移植的倾向，或是替代，固然使我们了解到不少东西，但也留给我们不少的教训。原因在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在众多的国家文化中，地位确是太特殊了，它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悠久的文化传统。传统悠久，内涵深厚，可能成为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如果因为自己的文化制度、文化传统存在问题，企图跨越它们，弃置不顾，而把他人的文化思想、原则搬过来就用，这在现实中往往寸步难行，弊端丛生，主要它们并不完全适用于我们特定的文化环境与精神的需求。我国毕竟不同于欧美诸国，后者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源流，而且由于地域关系，在进入商业资本时代之后，交流方便，虽然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不同的民族的文化风尚，传统与习惯，但无疑有着几乎大体一致的文化大背景，有着更多沟通的机会，存在着文化上的更多的相似性乃至一致性。世界各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确有它们的相通之处，否则就难以相互交往与沟通。但是一个民族，它所赖以生存的地域的特殊性、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以及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在新的文化的建设中，起着极为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更新。要想前进，就必须以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性来观照传统，既尊重传统，又批判传统，融会传统。不是简单地采用他人的文化替代自己的文化，而是吸取他人文化中的长处，融会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创造新的理论，指导新的文化的创造，迸而更新传统，又形成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文学理论简单的搬用总是不能成功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现代性思想视为我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主导思想。
20世纪的我国文学理论走过了极为曲折的道路，经验与教训并存，清理与重新评价正在进行。虽然已有一些批评史、理论史著作，但不少著作由于尚缺乏自己的理论立足点，或带有方法论上的缺陷，如仍然承袭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所以往往把探讨变成就事论事；或是只重视某些表面性的文艺论争，以此代替理论自身的探索，结果现代文论自身的形态不见了，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一个时期。看来需要把种种问题与论争，置于国际文化、文学思潮与国内社会、文化。文学语境中加以探讨，并应用多种方法，努力阐明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在不同时期的自身要求、差异与内涵，揭示文学理论现代形态的不断生成与变化。以现代性、交往对话精神、人文诉求，进行学理性的探索；以真正历史主义的态度，来处理历史理论现象，对存在于一些人中间的非历史主义观点与态度，进行适当的辨析。如果不了解20世纪我国现代文论的多种形态，并把它们看成传统自身．只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进行片面地描述、消解与否定，那么，我们就很难找到新的文论建设的起点。因此我们文论的建设与创新，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这又是文学理论研究自身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附带说一下文学史的研究。我们还将在适应现代性的要求、“审美诉求”的基础上，运用多种方法，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学遗产，必须进行新的整合，尽管现在古代文学遗产研究中有“危机”说，如缺少“兴奋点”，甚至可能不会出现“文学研究”的时代。但对以往经典仍然需要重新进行阐释，同时新的文学材料还会被不断发现，新的文学经典还会被不断界定，作为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还会重新进行下去的。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素有与多种文化因素结合一起进行阐发的传统，这一传统看来将会获得丰富与发扬。又如有关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著述不少，但有新意的不多，而且即使是些富有探索精神的著作，也是言人人殊，纷争不休。有的称作文学史，编排有如教程，但很有新意；有的文学史称作教程，但提出的新说，学术个性太强，公认的程度不够高，仍需切磋。
在当今来势凶猛的、主要是体现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的潮流中，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理论，如上所述，恐怕还会按着自身的规律运作下去的，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同时，文学理论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今后文学存在的形式与文学艺术创造的思维方式。
把文学视作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是不错的。几千年来，文学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之外，相当部分一直混迹于其它学科之中，人们不断认识这些现象，了解它们的特征，直到近百年来，才把文学现象从其它文化形式中分离出来，也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较为科学的观念。在高科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转折的全面影响下，人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变化，相应一切意识形式自然会在内部发生变异，文学艺术存在的形式也正在变化之中，语言文字的艺术将受到极大的冲击。但是文学艺术的形式无论如何多种多样，它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比如小说，虚构的也好，标榜非虚构的也好，网络小说也好，影视小说也好，写实的也好，玩玩叙事策略的也好，而且即使是那些不断出现的艺术新形式，它们都只能是艺术思维的产物。艺术意识、审美思维，是人在千百年的自身形成过程中所形成的本质特征，是对人的自身本质的确证。在当今文化手段的多姿多彩的变化中，文艺创作会增加自身文化选择的可能，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丰富起来，但它恐怕不会被文化掉自身千百年来已经形成的特征，而被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所兼并。就是说，人的审美思维将会继续存在和得到丰富，那些引不起
文学理论也是如此，19世纪外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提出了建立文艺科学的初步设想，但只是在20世纪，文学理论才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形态，用以较为科学地阐释文艺现象。文艺作品自然可以被文化研究视为研究对象，但真正能够全面说明它们的特性的，恐怕还是文艺批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比较，在思维方式上是同又不同的。两者都是综合性理论思维，但各有专职。文学研究通过审美感受和接受，探讨文艺作品自身存在的艺术思想、叙事方法。技巧使用等问题，即使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等方面，如政治、社会、伦理、哲学、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仍以作品的审美特征、审美观念、审美变异、审美思潮、审美传统等方面为其主线，意在阐明作品自身的问题。审美意识中的文化的选择与阐释，丰富了诸种审美因素的阐明，所以它仍是文学的研究。这种审美的文化选择的探讨．大体属于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当前流行的文化研究同样是一种混合型思维的研究，但不同于文学研究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研究，它一开始可能从某部文艺作品出发，某个作品的细节作为例子，但其目的不在于说明文艺作品本身的问题。从目前我们见到的文化研究主要表现形式来看，它着重探讨的是全球化经济问题、社会或社会思想问题、政治或政治思想包括诸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身份、阶级等问题。这种研究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学问题相互混合一起的，文学艺术在这种研究中的地位，大部分情况下只是被用来论证、说明其它学科思想的例子或工具，审美因素实际上被排除、榨干了。我们看到一些外国文艺学家所做的这种研究及其著作，主要在于阐明，文学艺术的现状在何种明显的或隐蔽的程度上成了反映了经济、政治状况的手段，这里也涉及大众文学、艺术趣味、艺术形式如何变为一种风靡一时的时尚，时尚又如何变为群体的一种追求，但主要在说明杜会、政治、经济等状况与问题。这里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往往相互交织，这一方式的确扩大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但大多数情况下，涉及的文学艺术作品，实际上往往被看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的风向标，或是它们的附属物。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思维的综合是一种趋势，以致会导致某些学科的合并。但是人类思维方式是否会急剧向混合型思维方式转向，并完全支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我看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过去各种学科由于分工过细，妨碍了对事物的整体的理解，而今必须走向综合，一些学者包括我在内，在大力倡导综合，主张一些课程的综合与兼并。但相当部分的学科看来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各种专门性的探讨仍然需要，因为它们自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阐明，而且问题又在不断发展。在这方面，具有综合性的理论、主义要研究，专门的、局部的问题也要探讨；综合性的本质论要深人，单一的现象学问题也不能偏废，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同时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文学理论批评的探讨也无止境，所以这一过程可能会较长，此其一。其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一种综合型思维形式，它
的特征显然不同于前者，它确是力图发现现实中的新问题，但这是一种重在描述、报告、趋向彻底消解以至否定的思维方式。凡是新的就是好的，主要是对以往一切文化只提质疑，或进行颠覆，而不顾其历史、人文的价值。经典经过几下贬抑批判，就算被消解了，但是没有新的什么可以替代，也不想用什么替代。
自然，文化研究大大拓宽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探讨问题的范围，它把一些学科打通起来了，使得不少文艺批评、理论研究者，可以两栖于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研究之间，由文艺而进人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研究的层次，从而也拓宽了个人研究的领域，这可能正是对我们原有发展得过于精细的学科思维的一种反拨。而在这些方面，很可能正是中外学者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进行对话的公共活动的领域与舞台，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协调、交叉与结合。至于这类文化研究课题，原先都是外国人根据他们文化发展现状提出来的，是否都适合中国，适合到什么程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况且，中外文化研究的现实作用恐怕也不尽一致。
文学理论批评有其自身范围的综合性研究，它可以从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吸取教益。学者可以一身兼作几种研究，或以文化研究为主导，使文学艺术种种材料为我所用；或主要探讨文学艺术问题，兼用其它学科与方法。但是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
比如，在我看来，在大学文科教学中设置文学理论批评这类课程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化研究的目的不尽一致。比如文学理论、批评课程，它不是满足于对文化现象的描述，它探讨以及提供有关文学艺术的风尚、审美标准。审美的文化选择等问题的基本知识，辨明作品的艺术思想质量的高低上下，多样中的优伪良莠，乃至是非曲直，这对于形成人的健康的审美趣味、鉴赏能力至为重要。这是一门人文性的、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学科。缺少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人们自然仍能写作，并且生活得很好，但是也是一些人在艺术上不能分清高低上下的一个原因。同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审美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趋向多样，需要不断发展的。至于文化研究的注意力，文化研究的学者的真正兴趣，恐怕述不在于文学艺术自身的问题，而主要是研究经济、社会、政治。人的活动的公共空间的状况，人群、阶级、妇女权力的变化上，两种知识不好互相替代。
一般来说，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教学的课程设置中，并无文学理论一说，有的只是作品分析，现今似乎也为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所替代。前面提及，在课堂上，除了谈谈德里达、弗洛伊德等人就算是讨论文学理论了。有一则消息说到，大学课堂上的内容设置主要是大众文化、影视艺术、行为艺术、春宫画片、广告动画等。因此，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爱德华·萨伊德说：“现在，文学本身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同时由于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过去的经典著作渐渐被否定；文学教学为了不断求得新奇，以引起听者兴趣，课程就得不断花样翻新，于是争先恐后地引进那些品位不高的、冷僻的文学文本，以替代原有的文学经典。解构主义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文学意义的消解上，在语言多义、语言能指无限膨胀的思想指导下，以为人们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徒劳的，论者充其量不过是在“表态”而已。当文学的意义、价值、感情被消解干净，突然，相反方向的潮流，如国家、民族、阶级、等级、殖民主义、权力消解、文化冲突等问题又滚滚而来，让人应接不暇[vi]。这实际上是一种泛文化教学了，它提供了不少知识，但缺乏了人文的关怀。我以为，这些信息不一定反映了全部的情况，但我想也并非空穴来风．作者也曾就此问题向一些外籍学者做过了解，情况大体如此，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最近在《文艺报》上见到一文，该文作者有一段时间曾经亲临美国的文化研究领域，并做了考察，用不少见闻说明美国文化研究的情况。他说到美国的文化研究，原本盛极一时，但是近十年来，已渐渐走人令人尴尬的处境。主要是文化理论批评脱离实际，始于词语，终于词语，看上去提的问题十分尖锐，实际上是些不装引信的炸弹，并没有什么危险。同时，文化理论批评不断更新，十分时髦，但没有系统理论。一些保守的名牌大学虽然并不公开反对，但把它们视为左道旁门，在课程中不予认可，以致使得那些原本站在潮头的理论家们的理论难以进入现实。像德里达、克里斯蒂娃、萨伊德等人，后来都写起小说来了。也有像斯坦利·费什这样从事理论研究的理论家，公开宣布理论与实践元关，理论与理论之间也无联系，主张“理论无用论”。倒是萨伊德对文化批评理论的遭遇十分痛心，并追悔莫及，他“指责当代批评理论的泛文化趋势，痛感当今人文传统消失，人文精神淡薄，人文责任丧失，称之谓‘人文的堕落”’，呼吁去掉浮躁，回归旧时细读传统，从文化回归文本[vii]。说的很是实在，他抓住了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方面。至于理论家写写小说，我以为是一种好现象；不过上面这幅图景真有些使人心惊，也逼迫我们思考一些问题。
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是门相当困难的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恐怕得在学养上大下功夫。单凭懂得一些外文，搬用一些外国词汇，对问题并不内行，就拉开架势大谈文化问题，好像天下大事尽在自己掌握之中，但令人读后或是觉得整篇文章好像是篇翻译文章，或是尚缺乏可信性，有些隔靴抓痒，可能在开头阶段在所难免。文化研究既然是门综合的学问，研究者恐怕得精通几门专门知识，对一些问题确是做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才有发言权。当然，由于我国情况特殊，有时这类文章不免要使用伊索式的语言，从而增加人们理解的难度，这也在情理之中。
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新的文化建设的需求，在当今全球化的氛围中，它无疑应当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创新，面向人文价值的追求，面向重构，面向建设，面向新的理性精神。它可以适当地吸取某些后现代性因素，如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唯中心论、僵死教条等等，但不是后现代式的满足于事态的描述、报告与消解。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理论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主体性表现。
[i]见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向》，第155－156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ii]见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和新的电信时代文学研究的未来》，《文艺报》2000年8月29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iii][iii]见《理论旅行（的交流），对话录》，《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25日。
[v]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第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1.重视文化教学
英语教学不仅要教会学生语言知识，也要在教学中尽可能为学生创设文化的情境，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但目前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教师教授更多的是文化产品（如知道英语国家中典型的食品和饮料的名称），而很少涉及文化实践、文化观念，更不会提及有关文化社群和文化个人的内容。根据课程标准的描述，文化意识包括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如果说文化知识的灌输主要靠合理配置的教学素材，那么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则要仰仗师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以及教师日常教学中的潜移默化。（张革承，张洪岩，2007）教师在设计教学问题和活动时要重视文化教学，要考虑到对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2.文化教学目标应与其他教学目标进行整合教学
2001年课标和2011年课标中将“文化意识”连同“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和“情感态度”列为五大课程目标。“文化意识”目标与其他四项教学目标是相互关联、互为补充的关系。在教学中，应采取整合教学的形式，将文化教学渗透在其他四个课程目标的学习中，而不宜孤立地进行文化教学。
3.教学中“文化五要素”要有侧重
“文化五要素”要整体进行教学，但并不是说教师要花费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在每一个要素上。由于文化内容的认知复杂程度不尽相同，教学时需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儿童学习者。（文秋芳，2012）教师要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合理分配各要素的时间。如低年级学生的思维处于形象思维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强，教师可将精力主要放在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这两个要素上，对其他的三个要素可以略讲，让学生大概了解。但对于高年级学生，则可以多关注文化观念。文化观念涉及的是深层次的问题，这类问题可以引发学生思考，分析文化差异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4.问题形式和内容要灵活多样
上文表中所列问题只是举例，并不是固定的。教师在设计文化教学时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以及要教授的文化内容的不同等来灵活合理地设计问题。如对低年级学生提问文化产品的问题时，可以直接问“你们知道有关的产品有什么”。而对高年级学生提问时，则可以有选择地多问几个问题，如除了问知道的产品有什么，还可以问与此文化产品有关的场所，如圣诞树放在什么地方，圣诞树在哪里购买等更加有扩展性的问题。
5.教学中要提供充足的讨论与思考时间
在学习和使用外语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而且要能意识到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程晓堂，2002）而要意识到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不是单靠教师的讲解，还要靠学生的讨论与思考，所以教师要提供充足的讨论与思考时间，学生自己讨论与思考后得出的结论远比教师直接讲授效果好，印象深。总之，“文化五要素”看似只有五个方面，但要将其与英语教学联系起来却非易事。首先，需要教师了解有关文化的各方面知识。只有教师知识储备充足才能在课上做到游刃有余。其次，“在组织文化教学中，教师不是一个旁观者，而应该是文化学习的示范者、引导者和合作学习者”。（李宏、郑志恋，2012）在进行文化教学时，教师要清晰地传递文化信息和介绍文化行为，引导学生进行文化对比分析，帮助学生进入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学习。最后，教师要帮助学生总结和反思所学文化内容，深刻体会其意义。
作者：裴荣荣 姚宝梁
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在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样在语言学习中，文化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核心所在，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传授，文化是语言使用的重要环境。“当你讲授一门语言的时候，你就在传递一种复杂的文化习俗、价值观、思维方式、情感、行为系统”，这就要求语言教学者在进行语言教学时同时也要兼顾文化教育，并且注意区分不同的文化，引导学生形成对文化的多元认知，将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结合在一起。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次出现是在1918年的英国杂志《现代研究》中，此后国外学者纷纷对此表示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教育模式，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对语言文化教学进行了自己的研究，如苏向丽的文章《跨文化交际中多元互动的语言文化教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5年第4期)、吴奕绚的文章《外语教学应注重文化因素》(《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都将重点放在语言文化教学的定义，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关系，以及语言文化教学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等方面，而没有深入到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语言文化教学的课堂模式等具体环节。为此，笔者将借助Patrick的“文化体验”这一概念，从实践层面来分析语言文化教学的构成因素，以及语言学习和文化学习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一、语言教学与文化体验的互动性关系
文化教学的概念首先在1918年英国杂志《现代研究》(Modern Studies)上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二语教育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目的语国家及其人民的文化生活。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者Brooks倡导在二语教学中应该融入文化元素。
随后，一大批语言学家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例如，Nostrand所提出的“自然发生模式”，其中包含六大范畴：文化、社会、冲突、生态与技术、个体以及跨文化环境。Hammerly强调了文化教学中的人文与情感维度，Damen(1987)则把文化教学称为语言教学的“第五维面”。到了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家Robinson(1985)提出了“文化的多面性”的设想，强调语言教学应注重外语学习者的“内化过程”与“心理变化”，也就是通过语言文化教学使外语学习者具有多面性的文化以此促进自身的发展变化。
从以上这些研究观点中可以看出，语言文化教学中的两大核心要素：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性关联，首先，文化体验是语言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样是体验目的语文化的过程，这其中涵盖了包括历史、人文、地理、风俗、民情等等丰富的文化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会受到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语言学习不仅仅只是一种认知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实践过程，语言教育不应仅仅之专注于技能训练，同时还要融进某种文化批判因素，总而言之，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是认知者在语言认知过程中同时发生且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认知实践过程。
反之，文化体验同时也会促进语言学习，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流畅交流，这种交流能力不仅取决于学习者对该语言的掌握程度，也取决于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水平，而这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则有赖于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程度。可以说，文化学习有助于促进语言学习应用能力的提高，学习者只有从事文化学习与国际了解，尊重并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了解与欣赏本国及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并了解世界为一整体的地球村，培养相互依赖、互信互助的世界观和语言学习观。才能实现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真正实现和目的语国家的人之间有效无障碍的交流。
二、语言文化学习的实践构成因素
从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联，我们建议在语言教学课堂中采用新的教学模式，从而将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在一起，在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具体实践形式如下：
1.以西方文化最为语言载体，首先改变英语教学的学习素材单一、枯燥、陈旧等问题，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在教学材料中增加时下社会热点问题，提高学生语言学习中的文化敏感度，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培养更为宽容、开放的文化观。
2.以文化情景表演作为锻炼语言交际能力的主要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将文化融入到情景表演之中，可以使学生获得不同文化碰撞的直接体验，在感受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实现无障碍的语言交流。
3.文化主题讨论，通过对相关文化主题资料的整理和搜集，锻炼学生自主阅读理解能力，通过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等形式一方面促进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可以改变传统课堂讲授的教学方式，主动参与到语言教学的过程当中，变被动接受式学习方式为主动参与式学习方式。
4.通过结合传统试卷测试和课堂口语测试，书面表达测试等多种评价体系，全面衡量学生英语学习的能力和效果，进一步激励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和兴趣，提高英语学习效果，真正实现英语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总结来看，文化语言教学涉及到语言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等各个方面，在教学理念上，文化应该成为语言教学的核心所在，将其贯穿于教学环节、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加大语言学习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语言文化教学的重点所在，在传统交际式教学法、情景式教学法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丰富语言教学的课堂形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促进外语教学效力的提高。
三、文化体验与语言教学的反思
尽管语言文化教学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从目前我们的外语教学现状来看，文化在语言教学中的比重还是相当有限的，特别是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当然这里面存在着各种局限性因素，如学生的英语水平、理解认知能力、教学设备、教材等等。就大学英语教学而言，在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英语水平的基础上，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在语言教学中加入文化内容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尊重不同文化，融合差异文化的宽容文化观，另一方面通过灵活多变的课堂模式，展示不同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可以大大改变目前大学英语课堂沉闷、学生学习兴趣低迷、教师教学效果不佳等疲软现状。
一、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主要体现
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背景之中，不管在地域特征、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还是价值观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文化的差异。
（一）地域特征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的产生与地域有关，特定的地域环境是文化形成的温床，不同地域环境下人们对同一事物或现象所采取的语言表达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即便面对同一词语，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往往会对其有不同的语义联想。比如asummer’sday，对中国学生来说，这个季节是燥热难耐的，而对于英国人来说，夏季则是一年中最为舒适的季节，因此在看到这个词组时，英国学生会自动带入美好，而中国学生则可能理解为厌恶，这种迥然便是地域特征不同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的结果。如不了解这一中西文化差异则很难正确理解词语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二）风俗习惯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风俗习惯主要指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往往风俗习惯也会有所不同。以美食文化为例，我国由于自古重视美食文化，因此不同的烹饪方法都会精准且对应的词汇专门表述，如“煎”、“炸”、“炒”等词汇。而在英语中，“煎”、“炸”、“炒”等则被“fry”统一指代。汉语中的“炖”、“煲”、“蒸”等，在英语中则被统称为“stew”。这种中西文化差异都是风俗习惯不同而产生的。
（三）思维方式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作为文化和语言沟通的桥梁，思维方式不仅是文化特征的体现，同时与语言的生成与发展有重要关系。虽然人类思维规律有共性的部分，但由于文化氛围的不同，各个地方的人思维方式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就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差异的产生。以写信地址顺序为例，中国人在汉语习惯上通常按照国名、省名、城市名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而在英语中习惯中则是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这种中西文化差异实际上就是思维方式不同而导致的。
（四）价值观不同产生的中西文化差异
价值观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区别美丑、善恶的价值体系，是一种持久信念，也是人们处世的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每一种价值观体系中其实都是一种文化，不同的价值观所反映出的便是不同的文化。中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导致其中西文化差异的显著性：比如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便对谦虚和礼义十分推崇，以和为贵；而在西方，人们则推崇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在这一价值观影响下。西方人崇尚独立思考和判断，争强好胜，对个人利益据理力争，个人价值只为自己服务。
二、中西中西文化差异的渗透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必要性中西中西文化差异必然会导致语言中词义、句义等各种语言现象的差异，为了更好地学习英语，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效地渗透中西文化差异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有助于学生西方思维视角的培养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东方语系，这两种语言不管在历史文化还是区域文化等各方面都截然不同，存在着较大差异。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在英语学习中可能很难理解一些西方文化现象，而思维方式或视角的不同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西文化差异，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英语文化背景，有助于学生西方思维视角的培养，而只有站在西方文化思维视角才能形成审视西方文化的能力，更好地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视角。
（二）有助于学生正确理解英语内涵
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渗透和传播文化知识，能够帮助学生了解西方英语语境下平等待人、互尊互让等文化背景，有利于学生准确理解英语文化内涵。在了解这些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恭维、称赞对方的习惯会有更深的理解，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和学习英语有重要作用。
（三）有助于学生跳出中国式英语的怪圈
在英语学习中，人们很容易受到自身所处文化背景的干扰，学习到的英语往往不够地道，如中国的英语在西方看来就只是中国式英语，而非真正的英语。学生在组织英语语言时，仍然会站在汉语的思维方式上进行，表达出来的英语具有浓浓的地方风味。在大学英语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统一起来，通过文化渗透和传播能够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背景文化和语言结构的进一步了解，使学生在获取语言知识的同时有步骤地、系统地掌握文化知识，有利于减少英语学习中本土文化的干扰，能够有效帮助学生跳出中国式英语的怪圈。
三、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西文化差异的建议
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中西文化差异会导致语言学习障碍。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重视。
（一）教师应有意识地提高自身文化素养
要促进学生英语语言与文化学习的综合提高，首先需要具备高文化素养的师资队伍。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应对努力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水平，对自身的跨文化交际知识进行全方位地丰富，在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换位思维模式，从而帮助学生在英语学习中摆脱中国式英语的困扰。
（二）通过课堂讲解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语言中西文化差异
英语篇章和词汇中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因此教师可以加强对英语词汇的文化意义的介绍。教师可以以教材为蓝本，在教学中导入文化因素，对词汇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讲解，对英语国家的地理、风俗、饮食习惯等背景进行详细介绍，帮助学生正确、充分地理解所学的材料，使学生对英美国家和中西文化差异有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三）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提高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
根据所学教材及学生专业的特点，教师在课堂教学之外可以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比如英美报纸、杂志、文学作品等。文学作品或报刊是国家文化的反映和载体，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能够使学生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俗习惯及文化特点有更多的了解，提高其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阅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同时可以体验到丰富多彩的异地文化，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并能在实际交流中加以利用。
（四）开设文化课程及实践活动，拓展学生视野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师也可以开设一些有关英美文化方面的课程，或者鼓励学生对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进行选修，拓展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对中西中西文化差异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其文化鉴赏力的提高。其次，教师也可以组织学生观看英文电影，带领他们参加文化展览，鼓励他们多与英语人士交流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对西方国家的自然和人文特征有更深刻地理解，提高自己的文化鉴赏力。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诉求；现实威胁；创新使命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4）01-0048-05
大学生命力之旺盛，在于大学的文化追求。大学的文化性格是大学在发展变迁中逐渐沉淀固化而成的内在品质，是大学的核心和灵魂。大学功能更多体现为以内在的文化属性去诠释整个世界。以外在的社会属性进行文化的选择、传承和创造。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的整体转型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冲击，客观上挑战着大学的文化性格。回归大学文化本位，提升大学文化品位，创新大学文化使命，凸显大学文化价值，是大学文化的题中之意，也是文化大学的魅力所在。
一、大学的文化渊源与基本诉求
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组织，通过大学价值观、大学精神和大学传统的共同作用，营造出一个和谐宽松、自由自主、宽容相济的知识文化氛围，促进学生成长和人格养成，实现着大学的文明守卫、涵养人性、砥砺品行、文化引领和价值批判的社会功能。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文化组织，文化的存在和守护是大学的永恒之魂，是大学的立足之基，也是大学永远的理想和诉求。
大学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没有文化底蕴，大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灵魂和操守。大学产生于中世纪欧洲的修会学校。其宗旨是通过传授知识和研究经典去传播基督教教义思想。拯救欧洲文明和培养人才。由于基督教的世界精神和神学研究的超世俗文化特性，中世纪的大学初步具有求知无界限、研究无的文化特性。随着历史的变迁，中世纪的大学逐渐摆脱了教会的控制，修会学校逐渐由知识分子创立的行会组织控制。由最初研究和传播神学文化为主的文化组织转向致力于寻求真理的共同体，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以及开展创造性的文化活动成了大学生活的主要取向。由于知识传授的规范性和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大学在其发展和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稳定的文化认知范式和科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当封建体制崩溃、宗教神学被世俗生活所取代，大学虽经“象牙塔”、“研究所”、“服务站”的多次变迁，但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和文化诉求始终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是大学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
大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物。没有文化精神，大学便失去了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大学精神是大学人在长期的教学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出来，反映大学文化和大学追求，并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内在文化属性。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注重理性、自由独立、厚德济世等精神传统永远是大学的文化追求，也是大学信守的灵魂。离开了大学的精神文化。大学便不再有教育的发生，也就不再有大学的庄重、尊严和神圣。
大学是以真、善、美为价值取向的存在物。真是衡量和评判个体认识活动的价值尺度，善是衡量和评判个体行为活动的价值尺度，美是衡量和评判个体情感和行为艺术的价值尺度。伴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和分化。大学逐渐具有“探索未知”和“达致修养”双重价值。除了传授知识外。大学还要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随着社会功能的不断拓展，大学成为以真善美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求真”是大学育人的核心内涵，也是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信守真理”是大学始终坚守的精神家园，也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取向。大学不仅是“求真育人”的文化殿堂。更是一个崇善尚美的文化荟萃之地。古今中外，多数大学依山傍水，远离闹市，成为学子和学者们尽心养性、安身立命、涵养人性的清静之地。
大学是有大学传统的存在物。大学传统是大学历史变迁的熔铸，也是大学发展变化的延续。大学传统记录着大学人的工作、学习、生活和社会服务方式，传承着大学的理想、信念、行为和习惯，隽刻着大学的年轮和时代印记，珍藏着大学的浩瀚和辉煌。大学传统既是大学历史的记忆，也是大学现实的写照，同时也是大学未来的展望。正是置身在大学传统的氛围中，才使得大学中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了文化的容光，焕发出文化的气息。大学是现在的，更是过去的；大学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大学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这一切都来自于大学的传统。失去了大学的传统。大学便不再是大学，也不再是具有文化气息的精神殿堂，这正是大学的文化特质。
二、大学文化的现实威胁
大学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组织，以传播知识、追求真理和科学研究为目的，维护文化尊严是其核心使命，也是大学守护社会良知的要义。然而，如今我国一些大学却偏离了文化的追求而置尊严于危险之中，主要表现为：
学术文化行政化。大学学术文化是大学人在发展学术过程中共同信守的行为方式、行为准则和行为取向，是大学学术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大学的学术文化是求真的文化，是大学中教师和学生在学术研究过程形成的软实力。也是大学人探求知识、追求真理的出发点和原动力。然而，由于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并没有因市场化改革而减弱，反而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迹象，这种迹象不仅弥漫在大学的日常管理中，而且渗透到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了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挤压学术权力、抢占学术文化的现象。如：在大学里，要想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必须握有行政权力，有了行政权力就可以优先获取、占据学术资源，就更容易获得学术职称、学术奖励、学术出版、学术评审和学术课题及学术经费，同时也就拥有了学术声望。这种以行政权力塑造出来的学术文化并非是求真务实的学术文化，实际上是崇尚权力和谄媚权贵的官僚文化，其结果必然会伤害学者和学子们的创造热情。侵蚀学术的品质。
学科文化名利化。学科文化是指“以学科知识为载体，以学科价值观为核心，以学科成员形成准则为外在显现”的物质和精神状态。学科文化是大学的组织节点。是学科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产物，也是学科几代人努力奋斗的结晶。学科文化通过学科团队的全体共识、准则，能够激励和约束师生的行为，引领师生的教学实践、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大学发展的核心所在。一所大学之所以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就是因为积聚着一大批具有学科声望的学术大师、潜心学习专业的大学生、始终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学科学术氛围，以及真知灼见、潜心研究的学者。然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发展和其在社会建设中功能的不断凸显，一些大学的学科建设呈现出速成化和功利化的特点。为了招揽声源、扩大规模，一些不具备升格资质的高等院校在名利化思想的作用下，贪大求全，千人学校向万人大学靠拢、专科升格为本科、专业院校升格为综合性院校、本科院校升格为硕士、博士立项院校等等。速成式、放养式的专业教育带给学子们并非是真知灼见的知识和财富，反而造就了一大批追名逐利、不视学业的庸俗之辈，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学科建设的荒芜和滥觞。
教学文化庸俗化。教学文化是指一定的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及互动状态。教学文化主要包括教师教学过程的有效性、学生学习过程的主动性，以及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互动性三方面。教学文化是师生教学活动赖以展开的背景和氛围，是激活和链接师生信息传递、资源分享、知识理解和能力发展的前提，对于构建良好的教学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评价为中心的教学文化影响下，一些大学教师为了赢得学生较高的教学评价，主要精力并未放在精心备课和严密教学设计中，而是一味迎合学生的消费心理和浅思维意识，课堂教学中尽情地卖弄知识、讲笑料、爆灰色新闻、拉家常事理、现黑色幽默、看世俗视频等等。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好评”，但从长远来看必将形成学生浅层次的专业知识、浅层次的思维意识和庸俗化的生活态度，其危害将是非常严重的。
学业文化市场化。学业文化是指个体在学问、学术和学习课业上的行为方式和外在显现。学业文化反映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折射出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是大学后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号角响彻整个中国大地，大学也不可避免受到了市场潮流的冲击，“教育产业化”、“大学市场化”、“知识商品化”的思想和行为不时地冲击和影响着大学的发展方面，因而使得一些大学在办学理念、办学思路上套用办企业、办工厂的思路与做法，大学俨然与工厂、企业没什么两样，校园内静心读书、苦坐冷板凳钻研学问、追求学理探求真理的人少了，贩卖知识、贩卖文凭、速成学习的人多了。大学学业文化的市场化渐渐侵蚀着大学的文化根基，蚕食着大学的精神根基，威胁着大学的尊严、神圣。
学风文化娱乐化。学风是指一个学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精神风貌、行为规范和思想道德行为的具体表现，反映着学校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原则。大学的学风文化通过大学生的精神风貌、行为习惯加以体现：良好的学风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够砥砺学生的品性。规范学生的行为，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学风建设的诸多因素中，教育目标和学生自身状况是影响学风建设的主要因素。当前，由于受教育产业化和高校扩张政策的影响，一些大学办学思路不明确、培养目标不完善、规模扩张后的软硬件设施严重滞后，使得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迷茫，以致在人才培养方面上不知所措。多数学生对于学习盲目和被动，缺少必要的约束和引导，我行我素、自由散漫的现象屡见不鲜，日渐形成了对学习“无所谓”的态势。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学生社团、恋爱、出入各种娱乐场所等。大学学风文化的娱乐化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正在威胁着大学的教学质量，挫伤着大学的主流文化。
三、大学文化使命的重塑
文化追求是大学的独有性格，文化创新是大学的重要使命。围绕大学功能和教育使命，深入文化层面，是大学文化创新的现实路径和当下选择。
弘扬“自主求真”的学术文化。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之父鼐特先生说过：“学术的基本原则（追求真理和客观性）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原则，客观性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任鸿隽说过：“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西方学术上的求真传统客观上反应出了他们在学术文化塑造上解释世界、探索存在的求真精神，也体现出了他们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正是这种自主求真的独立精神，使得西方避免了学术沦为政治和经济的附庸，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和学术文化。我国大学要想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回归大学学术本位，弘扬“自主求真”的学术文化是必然选择。只有树立学术研究的独立价值，淡薄对商业市场的追逐，弘扬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并把这一学术精神作为评判大学学人为学、成才的基本标准，我国大学才会走出目前的困境。正是源自于对高深知识的自主探究，以及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才奠定了大学的合法性基础，学术活动只有以真理为标准，不屈从于外在的压力，才会体现出大学的神圣和尊严。
坚守“育人为本”的教学文化。大学自产生以来，虽然对其社会功能的探讨众所纷纭，但“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任务和使命始终没有变化。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性社会组织，教学活动是其常规性的基本活动，正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展开，才使大学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活动是大学的基本活动、常规性活动。大学之所以是大学，就在于用高水平的知识去教育人，以高尚的道德风貌去鼓舞人，以正确的舆论去引导人，以科学的方法去塑造人。这就要求大学在坚守“育人为本”的过程中，要重视课堂教学，坚持以德为先，凸显课堂教学的育人文化意识，在知识传授中培养学生的品行和学科素养。同时，在评价教师的教学活动时应该重视教师的课堂教学中育人活动的考核，在考核学生课业学习情况时要体现出学生的学业品行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成为知识的殿堂、文化的殿堂。
重塑“学术理性”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是学科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价值标准、思维方式、语言规范和伦理准则的综合，是大学文化的核心部分。要提高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应重视大学学科的内涵培育，重塑“学术理性”的学科文化，使大学真正成为学科丰实、学术发达、潜力无限的高等学府，这是大学学科发展的要义。大学学科的学术理性包括学科建设理性、教学理性以及人才培养的文化理性。重塑大学学科文化的“学术理性”应该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有所为”就是大学学科文化建设中要尊重学科传统。坚持学科特质，追求学科科学，为学科真理而坚持，进而去营造学科建设环境，设计课程方案，构建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教学安排和科学研究，推动学科的发展；“有所不为”就是在大学学科文化建设中，不受世俗观念的影响，不被形式主义的表象所蒙蔽，不急功近利跟风式的贪大求全，而是依托学科，理性地看待各种学科现象，激发师生的学科创造力，提高学科的学术影响力以及学科发展水平。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2]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一、引导学生学会辨析刘三姐歌谣的艺术特色及文化价值
教师可以对学生讲解刘三姐歌谣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使学生能够掌握歌谣的基本规律以及基础表现手法、技巧，并能够对歌谣的一些经典曲调有所认识，懂得山歌的竟唱方法，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对刘三姐歌谣中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歌谣编写的基本规律，培养学生口头创作能力。
在经过歌谣的相关学习后，学生应该达到以下的要求：学会利用多种方式对歌谣信息进行收集和整理，学会用基本的调查方法提高自身报告撰写能力，以及充分挖掘自身口语表达能力、创作能力以及演唱能力等。教师将刘三姐歌谣引入音乐教学中，能够培养学生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从而激起其自觉承担家乡建设的责任感。教师将刘三姐歌谣中能够引起学生学习兴趣的部分带入课堂，能够很好的培养学生的情感与价值观，提升学生的文化修养，同时也会本土文化留下更多的人才，以此维持地方文化的发展，促进广西桂中地区民间艺术的进步。
二、培养学生唱与情的高度统一
歌唱艺术的灵魂是唱出感情，为了更好地推动高校音乐教学的发展，教师应当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注重给学生唱与情统一的培养。培养学生民族唱情法，既能够提高学生的音乐修养水平，又能够使民族文化得到弘扬与流传。刘三姐歌谣是壮族民歌的经典，也是壮族人民真情实感的最佳体现。“情”是刘三姐民谣的基础，演唱者所唱的都是自己所见所想，来源于生活并反映生活，唱的人动情，无论是歌唱者还是聆听者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情感体验。如刘三姐歌谣中的爱情歌谣，无论是见面唱还是定情唱，这些情歌都表现出强烈的情感做到情景交融，以歌传情，使听者的心绪也随着歌声而起伏变化。这一唱与情的高度统一的方式完全可以运用到高校的音乐教学环节中来，让学生学会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培养学生唱与情结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三、传承歌谣文化与民族精神
广西壮族人民从年少时就开始学习唱歌，到了青年到山上对歌，老了就教后辈唱歌，这一传统在壮族人民中流传了千百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歌者。这些歌者就是壮族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者。歌者要想传承歌谣文化，首先就要做到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和创造者。因此，在高校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当将传承歌谣文化的重要性纳入教学范围之内，培养学生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如开展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利用歌会的形式为学生培养一个良好的歌谣学习氛围，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歌谣教学中来，充分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学习动力。从而利用刘三姐歌谣的教育手段来丰富学生的音乐教学，使学生能够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和了解，从而更好地弘扬本民族精神。
四、总结
总之，刘三姐歌谣是我国壮族民间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其沉淀了珍格格壮族历史发展的经验，也反映了我国壮族人民生存的智慧，使我们能够通过歌谣更好的了解壮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以及审美情趣。刘三姐歌谣这种特有的文化应当融入地方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中去，在促进高校特色教学发展的同时，丰富和扩大民族歌谣文化的精神内涵。
作者：丁杰 单位：河池学院
【摘要题】数字化时代与文学
【关键词】数字化时代/文学/审美思维/仿真
【正文】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2-0028-14
文学艺术是时代的花朵。每个时代都会培育出自己时代所独有的绚丽多姿的奇葩。文学艺术又是时代的镜像。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就借主人公之口说过：“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嬗变发展的模型。”[1](p68)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总是映显出时代，以其独特的神韵和风采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缩影。”[1](p58)
我们正在走进一个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
高科技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多媒体网络的逐渐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一个拥有60亿人口的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信息化、数字化的高度发展，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它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都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2](p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2](p90)信息数码图像进入我们的储存、检索、阅读、欣赏、传送的工作平台并显示在电脑的屏幕上，它的快速、清晰、变化多样，给接受者带来了无穷的愉悦和享受。
数与美有着历史久远的关系。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把数与美联系起来，将数看作是美的本源，认为“事物由于数而显得美”，一切艺术都产生于数，甚至整个天空都是一个音乐的音阶和一个数[3](p113-114)。我们今天所说的数字化是建立在0-1的二进制的数的关系的基础之上。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和审美教育，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古人无法想像的有利条件。它使歌德、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论述的“世界文学”的预言变成了生活的现实。人类在几千年创造的文学艺术珍品，真正成了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这给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相互学习、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吸取融合，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信息数码图像的创造、掌握与普及，大大有益于读者大众的审美素质和鉴赏水平的提高，读者日益提高的审美需要又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艺术美以强大的动力，进一步促进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数字化一方面使世界图像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文学艺术这面时代的镜子，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审美特征。
1.各种艺术的交融性和审美的共通感。这是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艺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在当今时代，我们经常可以欣赏到由卫星传送，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世界各民族的艺术精品。卢浮宫的绘画、西安的兵马俑、歌剧《茶花女》、悲剧《哈姆莱特》与《罗密欧与朱丽叶》、电视剧《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等等，通过多种媒体，使艺术的各种成分，如声、光、色、画、语言文字交融成一体，从而给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是我们单纯在书面语言的文学作品中无法获得的。
2.作家和读者互为主体，相互之间具有一种互动性。
作家是创造的主体，读者既是接受的主体，又是参予创造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加到文本的创造过程之中。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关系。多媒体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的独语局面，它给世界带来了一个真正称得起是复调的、多声部的丰富多彩、万紫千红的局面。互动性是数字化时代在网上创作、批评、交流、对话的根本特性。正如保罗·莱文森所说，“网上的文本使我们有能力进行迅疾的互动。”[4](p166)互动既有同一时间的互动交流，又有不同时间、地点的互动。“非同步的互动在网上的节奏是几分钟、几小时、几天，而不是几天几个月”，这种非同步性的互动，可以在网络上强化混合媒介的冲击力[4](p167)。
3.文学镜像呈现出多维性与立体化的特点。
在电视或电脑的屏幕上显示出的文学艺术图像本身就是多维的、立体化的。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5](p114)传统的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阅读鉴赏的方式是线性的由点到线到面，而数码图像艺术则是格式塔式的，具有直观性、整体性。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信息空间，不是一维、二维、三维，而是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包括时间维度的“四维空间”。图像显示出的文学艺术作品是以四维空间存在着并给接受者以审美感受。20世纪最后两年中，《泰坦尼克号》通过影响、电视、因特网，创造出了艺术领域的神话般的奇迹。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35部电影和一百多部小说反复地叙说着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因撞上冰山而沉入大西洋海底的故事，但都没有产生通过数码图像显示出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的艺术魅力。
4.超越时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
数字化时代，是一个真正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它彻底冲破一切封闭的牢笼。人们能够以超越时空的方式，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向宇宙的星空去搜寻知识和传送信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已经不是笑语，而是生活的现实。马歇尔·麦克卢汉明确地宣称：“在瞬时信息的时代，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形象的和有周边密封的空间）已不复存在。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结束了分割性专门化工作的职责，承担了搜集信息的角色。”[6](p180)现在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联合绘制人类的“生物基因图谱”，许多发达国家已经或正在着手建立“数字图书馆”。这样以来，不仅关于人类自身的基因构成及其谱系，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家所共享，推进生命科学的发展，而且人类几千年创造的艺术珍品和全世界的“文化基因库”，同样成了人类共同享用的财富。这对文学创造和艺术鉴赏水平的提高，无疑是一个福音。
5.数码图像的复制性与仿真性。
数字图像高速、清晰、直接、仿真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复制功能与印刷术、照相术相比，也进入了一个全息、多维、具有创造性的新阶段。在发达国家正在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我们看到，它不仅能复制、储存古今中外海量的文化珍品，而且可以制成光盘、VCD、轻便地携带，长久地保存。在复制过程中，适应受众的需要，还可以配上音、光、色、电、图画、语言，生动地表达出艺术作品的高远深邃的意境。如经数码图像复制显示出的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的交响乐章等世界文学艺术珍品，比我们仅仅从诗集、散文集和听音乐会得到的审美感觉，丰富得多。数码图像的复制者的具有创新性的制作，自然会在情感上引起受众对作品的共鸣。
数与美绘制的时代镜像是丰富多样而又迷人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数字化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福音的一面，而忽视它的负面效应，那就会陷入一种新的陷阱。为此，《技术帝国》一书的作者特意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我们所面临的21世纪将越来越受制于世界的数字化。”[7](p103)就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讲，有几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1.复制性、标准化与独创性的矛盾。
文学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独创性。艺术最忌雷同化、标准化、模式化、理性化。爱德华·杨格在《试论独创性作品》中指出：“独创性作品是最最美丽的花朵。模仿之作成长迅速而花色暗淡。……有些作品比别的更有独创性；而且，我认为，它们越有独创性越好。独创性作家是、而且应当是人们极大的宠儿，因为他们是极大的恩人，他们开拓了文学的疆土，为它的领域添上一个新省区。”[8](p82)杨格认为，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永远无法超越蓝本，因为原作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们个个“都是独特无二的：没有两张面孔、两个头脑是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带有自然的区分的鲜明标记。”模仿的、机械工艺复制的作品泛滥的结果，使文学界不再是独立特行之士的结合，而是一大杂烩，乱七八糟一大群，出了一百部书，骨子里只不过是一部书[8](p95-96)。复制性和标准化是通过数码图像制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即使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9](p84)他还说，“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Echtheit)。……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当然不仅仅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在数字化虚拟世界中显示出的一幅幅法国卢浮宫保存的艺术珍品，的确非常逼真，然而人们总是还想去卢浮宫亲自欣赏一下大师的原作。因为再好的复制品，也无法表现原作的神韵（本雅明称之为“光韵”)，无法表达出原作的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具有独一无二的深邃的意蕴。数字化的世界是一个技术世界。“技术世界是能相容的标准化的世界，如果没有标准，那么既不能发射也不能传送。”[9](p85)对于网络世界来说，技术的标准化是必需的，对于文艺创作来讲，标准化则是与艺术家追求的独创性相左的。
2.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艺术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矛盾。
数字化世界，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使整个世界都进入了因特网之中。从而，“将地球变成了一个互连或者内连的整体，并不断提高其相互依存性的必要过程。”[10](p207)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使民族文学走向了世界文学，同时，又不可否认出现了一个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的矛盾问题。数字化的进程，运用的是一种二进制的0-1的世界性的语言。仅从使用的工具来说，数字世界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本土化就产生了矛盾。关于这一点，《技术帝国》的作者已经感触到了，他说：“技术标准的复杂化和提高必然意味着：更好，更多！这是技术与文化的第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文化总是保卫本土的：它总与界限、区域、归属相关联。只有带地方色彩的文化，与地域相关的特性，用自然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根据定义，任何自然语言都不是宇宙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比如二进制语言，0和1的语言。不过自然语言不是由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来说，没有必要一定是可译的：它应该保留某种只能被翻译但并不等同于翻译的东西，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让我们感到难过和痛苦。”[10](p206-207)在数字化世界上，各民族文学的自然语言所保留的诗意的无穷的韵味显然是世界性的技术语言中难以表达的。
3.技术理性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
数字化本身是技术理性的结晶。它与被称之为“美育之父”的席勒所倡导的通过审美教育培养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完美的人是相悖的。在技术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决定一切、控制一切的社会中培养的人，马尔库塞称之为“单面人”。当着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结果，“异化的主体为它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只有一面，它无所不在，形式多样。”[11](p212)理性得到空前的张扬，而感性和情感的因素则黯然失色。在数字化的虚拟世界中，“是没有什么强烈感觉的，只满足于自己干净、简化、经济，也就是吝啬到极点的形象，它会切断我们与真实世界的联系。”[12](p119)就现实中青少年喜欢看的卡通片，如《猫和老鼠》、《米老鼠与唐老鸭》等，都是经过数字化处理而创造出来的。它们虽然有其趣味性，但对陶冶青少年的审美情感，则是意义不大的。至于那些含有不健康因素的、格调低下的卡通片，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
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文化上的新殖民主义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矛盾。《技术帝国》中有一段讲得很好，说：“今天真正的问题是第三世界中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都被图像技术逮住了，美国化了，他们的文化很像是环游世界的人的文化，美洲印第安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属于同一个世界，都说着洋泾浜英语。随后，你会发现，在暗处，有一群被遗弃的人，他们想退回到从前的信仰中去……这一意愿中有某种可敬的东西。“[12](p119)在当今世界，真正掌握信息技术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美国。美国不仅是经济上、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掌握信息技术的超级大国。他们利用因特网等信息数码图像技术，极力地在各个领域推行其价值观和新殖民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手中掌握的数字图像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殖民主义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尖锐的冲突，它与美育建设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都是根本不相容的。18世界末席勒发表《审美教育书简》的重要目的，是要消除社会的严重异化现象，培养全面发展的审美的人，技术帝国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文化，不是要消除异化现象，而是要进一步制造更加严重的社会异化现象和人性异化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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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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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10]（法）R·舍普等.技术帝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9.
1网络文化影响着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提升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网络文化在大学生活动中的渗透，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够熟练的运用计算机网络中的各种技术，在这种应用过程中，就会提升他们在网络中有目的、有意识的道德实践活动能力，在问卷调查中，关于“上网对处理人际关系的影响”及“网络对道德行为的帮助”两个问题中，分别有44％和52％的学生认为网络能够较好的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及道德行为。由此可见，网络文化对于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及道德实践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使大学生的道德实践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扩展。
2网络文化下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对策
2.1利用网络文化拓展大学生社会道德关系
首先，应当监督与引导网络文化下大学生建立正确的社会道德关系。大学生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往往会为其形成一种正确的道德意识与行为奠定基础，在这种社会关系的处理过程中，大学生在心理、情感、道德等思想层次上实现与外界的交流，并受到外界的影响与启发，对不断充实与丰富其自身道德意识与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并逐渐摆脱一些消极的思想道德意识与行为，最终引导大学生在网络文化下建立正确的、积极的社会社会道德关系。其次，应当监督与引导网络文化下大学生协调好与自我的关系。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与行为在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受到自我本身的约束与影响，协调好网络文化下大学生与自我的关系，是保障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其他事物的基础，同时能够促进大学生自身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大学生在网络中的一切活动，实际上也是通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方式不需要大学生直面的去处理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而是为大学生认识自己提供了一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的反思自己，提高其认识能力。通过对网络文化下的大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其能够正确认识理想与现实中自我之间的差距，并能够在正确的道德意识指导下完善自己，改造与提升自己。
2.2促进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发展
首先，应当努力提升网络文化下大学生的道德学习能力，即大学生参与网络活动并认识与引导自我发展的一种能力，这也是信息化时代对当代大学生提出的新的要求。网络文化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为大学生提升其道德判断力、思维力及注意力提供了条件，同时促进了大学生道德兴趣、知识与方法的养成，这些都将有力的促进大学生道德学习能力的提升，在网络文化下充分利用网络提升大学生道德学习能力。其次，应当努力提升网络文化下大学生的道德实践能力，这也是提升大学生网络道德素质的核心，随着网络文化的深入，大学生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也在逐渐加强，这就为其提升自身的道德实践能力提供了平台，对大学生正确处理网络文化中各种关系能力、信息交流能力、改造网络文化的能力等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学生多方面的品质与素质的培养，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提升其道德实践能力。
3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针对相关调查结果，从网络文化下大学生社会道德关系的提升，及大学生道德实践能力的发展两方面进行研究，望能够为网络文化下的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提供思路。
作者：仝欣 单位：石家庄学院
一、高校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
1.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就业观的影响随着校园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大学生的就业观受到其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就业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生对于就业职位的认知，对于大学生就业自我定位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学校这个场所是与外界是相通的，可见校园文化的社会决定了它极易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差异容易使大学生就业观产生矛盾和偏差。若校园文化构建中能够挑选正能量方面，过滤到负能量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就一定能够对大学生就业起到积极作用。
2.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就业心理的影响由于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加大，面临就业，一部分大学生常常在对自己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优势特长是紊乱不清的，往往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在毕业季，许多大学生求职时遭遇挫后导致情绪低落，萎靡不振。优秀的校园文化中包含着积极乐观、勇于拼搏以及永不言弃的精神，这都是学生求职过程中的重要精神支柱。通过校园文化的传播，这些精神渗透到大学生的内心，对大学生就业心理有着重要的调适作用。
3.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影响优秀的校园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是我们日常学习生活的最常用到的能力，大学生走出校园，踏入社会，学会与人沟通是必不可少的。学校通过举办各种校园活动，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使得学生意识到合作与竞争是并存的，要敢于竞争也要善于合作。校园文化可以增强大学生团队合作意识，树立集体为先，个人为后的合作原则。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还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潜能。创新能力是是大学生就业的核心竞争力。校园文化为充分发挥学生的创新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对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有重要作用。
二、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实现大学生高质量就业
和谐校园文化构建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面对世界文化多元化，社会中出现就业观扭曲的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生容易受到网络上一些偏激错误评论的影响，使得思想观念发生偏离。高校要努力构建和谐校园文化，鼓励教师课程教学过程中多放成功人士的宣传短片，多组织学生参加对社会有意义的活动。对社会上出现的违背社会道德的现象要给予抨击，使得大学生明确是非。学校应尽量在就业季多安排就业指导和就业咨询等相关讲座，鼓励学生多渠道就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就业观。
1.和谐校园文化构建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大学生健康的就业心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各大高校应予以重视的一项教育。近几年，心理疾病发病率在大学生中变高，一部分大学生在学习、恋爱、就业过程中遭遇挫折后，容易产生心理疾病从而引发过激行为。在校园文化构建中，高校应多举办一些娱乐活动，以此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还应鼓励教师群体学习心理健康知识，方便开导学生摆脱心理障碍，引导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同时，各位教职员工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定时与学生交流学习工作经验。
2.和谐校园文化构建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校园文化活动是提升大学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高校可把参与校园实践活动作为学期末综合素质考核的一项，以此鼓励大学生加大参与度。同时，高校应多举办竞赛类活动，如英语演讲、运动会等。这样不仅可以使大学生发掘自己的才能并得以发挥，丰富了大学生的业余生活，还能锻炼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提高团队合作能力。此外，高校还可以开设一些新颖的选修课，可供大学生自主选择，这样有利益拓展大学生的思维，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作者：牛雪晖王志刚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