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26 03:54:43
先言政治。政者,正也,导万事之正。文学评论是领导文学的重要手段,可介绍、分析、总结文学界情况,可引导文学方向,可确立文学法则,可通过研判文学舆情了解社会情况。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将文艺评论工作放在“党的领导部分”进行论述,可见一斑。早期党的很多领袖都关注文学,以文学评论进行政治斗争,争取文化领导权,前有瞿秋白等,后有周扬等。在组织架构上,有中国文联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及各省评论家协会,又有中国作家协会相应的委员会等,为评论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人才保证。次言市场。尤在1992年后,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将文学作品视为商品,将文学评论视为对商品的宣传,故文学评论成为商品流通一环,与分一杯羹。一些作品甫一出版,评论文章、会或座谈会随即跟上,即市场参与之表现。再言大学。今综合大学多有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二级学科,文学评论则是学科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将文学评论视为学科或专业,有志向的老师将之视为不朽盛业。高校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有经典教材,有相对统一的评价标准,有经费保障,几十年来培养了大量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教授与学生们成为文学评论领域主力,今所谓学院批评者即此。
三个领域的评论家并非截然分开,而可互相流动。学院培养的评论人才可到作协、文联任职,亦可进入市场择业;学院的名教授、名评论家是作协、文联座上宾,亦常出席市场相关活动。部分崛起于市场或就职于协会的评论家进入大学,做教授。
随着“简政放权”逐渐落实,政治对文学的领导与介入渐少渐弱,故多借助学院力量,重要奖项(譬如“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专家评委席位颇多。为宣传需要,市场亦借重学院。因此,虽说文学评论有三种形态,但学院评论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故欲了解当前文学评论现状,可见学院评论。
(文秘站:) 学院评论家虽称有气节品格,独立于政治、不依附市场,但亦有其不得不遵循的游戏规则。学院评论家虽无科处局部级别之分,亦无员工经理董事长之判,但有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别。学院晋升主要途径为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着作、申请国家课题等,故教师往往重科研、轻教学。然而发表出版申请有规范,若不遵守,即刻出局。某种程度,规范高于见地。某论文即使见解高超,但若不符规范,依然难以发表。
由规则引发的弊端显而易见,论者亦众。另有一弊隐而不彰,但对学院批评至关重要,即批评家的知识结构问题。知识结构决定立场、观点、导向、境界。故欲了解学院评论整体状态,可见知识结构。
评论家要有两手:第一手是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大多严谨者皆合格,差别唯在多少;第二手是知识结构,此则千差万别。欲做优秀评论家,于第一手固应努力,但功夫还须在文学作品之外。有学者尝编李长之文学评论集,所收录者皆其文学评论文章。余怪其不能展示李长之全貌,亦怪其不能言明优秀文学评论家养成之不易。若余编其文学评论集,将多收与文学评论无关者是为其文学评论集。再如,学敬泽的评论文章不可只盯着其评论文章,更可看者乃其《小春秋》,甚至亦学其所学,直接读《春秋》等。欲日日新、又日新,关键亦在第二手。文学评论可凭才情年少成名,但很快会遭遇瓶颈,难以突破,遂原地打转。原因在于第一手硬、第二手软,根本不深基亦未厚,况成名后有牵绊耗损,故有伤仲永之叹。知识结构简单固化,长期浸染当代文学作品中,非但缺乏丰厚营养,反需以己补它,久之入不敷出,必将竭也。尝观几代评论家,大多如此,不亦悲乎。
1949年后,知识有如下变迁。始之马列毛,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一锤定音。马克思主义受到挑战,始以青年马克思批判马克思主义,故强化《1844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淡化《资本论》。又以西方马克思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理论蜂拥而至,成为主导,获得文化领导权,收割了一代青年之灵魂。此过程与晚清经学崩溃如出一辙。先是今文经学攻击古文经学为伪经(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经学遂分裂,纷争再起。,今文经学亦被抛弃,干脆完全拥抱西方。经典系统往往复杂,故可保全,不可使内斗,一旦内乱,彼此终将皆被抛弃。今所言“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实则于历史有深刻洞见,亦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以80年代以来学术明星变迁为例,可清楚地见出知识变迁。学术明星乃学术时尚之承载者与体现者,但并非时代第一流学者,因有隐而不彰但超时代者在焉。譬如,李泽厚青年时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敢于出面挑战美学权威朱光潜。新中国成立之初,各个领域都要夺取领导权,李泽厚成为急先锋,承担了美学界“拔白旗、插红旗”的任务。70年代末,李泽厚转变,推崇康德,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时引领学界潮流。“主体性”云云亦成为彼时关键词,以至甘阳所译《人论》都流行开来。随着西方知识迅速传入,李泽厚逐渐落伍过时。随之而起者则有甘阳、刘小枫等,他们通过翻译引进了西方现当代知识,一时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众人皆知,之后又有施密特、施特劳斯等。历史循环不已,李泽厚不幸地重蹈了五四时梁启超的命运,不得不马不停蹄地跟着“西学小生”们奔 跑,其“盟主”地位亦丧失。学术明星有耀眼之时,但旋即谢幕,力不能突破局限,则应平和处之。80年代西方理论的引进者、倡导者称为改革派,他们虽亦有分野,但有近似诉求与标的。90年代,此共同体逐渐分裂,或为新左派,或为新自由主义,或为民族主义,或为保守主义等,各有思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以至于今。知识界处乎“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状态意味着国乏一统,师异道,人异论,新神旧神角力,故而如此。
50年代及之后出生的评论家,大多在此知识谱系范围。余尝参校某书:不同历史时期学者论某作家。鲜见对其人真切理解,却清楚可见不同理论资源流过痕迹。故此书或不可谓其人研究史,而可谓西方理论中国流变史。今有张江者,言“强制阐释论”,确有现实针对性。以几位着名评论家为例,略做分析,可知吾言不虚。
譬如陈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论鲁迅等本此。譬如先生《性格组合论》乃主体性哲学用于文学,故号称此书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形式”,在当时确实突破藩篱。譬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将叙事学理论应用于晚清小说研究,亦为去政治化之一征。譬如陈晓明曾深度研究德里达,故于先锋文学最为相契,遂作《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譬如郜元宝博士论文研究海德格尔,之后关注现当代文学语言问题,《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亦是海氏思路之见。譬如李云雷倡导“底层写作”,高度评价曹征路等人,即新左派思想在文学领域内之表现。
然而,80年代至今流行的知识结构,于中西大传统而言,实在偏之又偏,皆局部细节问题。以此为基,中国与西方的大根大本何在,渊源流变如何,皆不能知也。执此以解文学,弊端有三。
一、局于一隅,难对时代有整体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关键在当代,文学是当代组成部分。当代处乎什么阶段、来龙去脉、主要问题、目标在哪,处乎今之世,出耶处耶,语乎默乎,才是重要问题。对此成竹在胸,已有判断与抉择,才能确切了解当代文学在当代的地位作用、利弊得失,才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要求,指示方向。故为文学立法或确立目标者多非评论家,而由更高层面者完成。梁启超倡“欲新民必先新小说”,影响几代人;陈独秀、胡适倡“文学革命”,造就了新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再度开启了新的文学观念与生态。
当然,通过当代文学了解当代亦是一途,此即“兴观群怨”之“观”。然而许多作家沉浸于一己之悲欢,迷恋于细节问题,于大势鲜有感应,亦无判断,遑论得先机而引导。此或已为常态,不得不承认。“新文学”是经部与史部化身为集部(甚至是小说),经部史部以集部面貌出现,故有大判断,可引领潮流。因处非常时期,要动员群众、广告周知,当时舍小说而何由,故经部史部须下降化身为小说。今承平日久,经部史部集部已各归其位,经部史部思考关注大问题、大走向,小说则应复归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何必力不能逮而妄担虚名。国家多事之秋,遂有新文学;国家无事,新文学终结,文学复归常态格局,处乎当处。故不可再以经部史部之要求要求小说,不可再以经学家、史学家之要求要求小说家;而应以小说之要求要求小说,以小说家之要求要求小说家。今日,网络文学兴起即是新文学终结且复归传统格局的重要表征。目前的文学现实在新文学体制中不得伸展,受到压抑,但由于网络媒介兴起,遂附着于网络,以网络文学形式展示出来。网络文学不是文学的网络版,而代表着与新文学格局和新文学观念不同的传统文学格局和文学观念。
二、为专家久之,恐泥。以作家为志向的作家肯定不是好作家。古来文学上有大成就者,鲜有专业作家,大都在社会上一番摸爬滚打,有不平则鸣之,屈原是也,司马迁是也,曹雪芹是也,鲁迅是也。近有姜淑梅《穷时候,乱时候》《苦菜花,甘蔗芽》二书,略具影响。作者出生于1937年,历经战乱时艰、生活困难、家庭变故,有所郁积,故以文学发之。姜淑梅1997年始认字,2012年写作,60岁识字,75岁着书,且质量颇佳。专业作家见此,做何感想?专业作家“专”在何处?文字?修辞?经历体验?姜淑梅现象确实挑战了专业作家,但其作品是否即为好作品?亦未必。姜淑梅所长在经历,但“我的经历”岂可久恃,终将有尽时。希望姜淑梅不要成为本色作家,不能仅凭恃见闻经历,而应通过写作升华对历史和人生的认识。譬如贾樟柯屡启用其表哥韩三明参与表演,其人在几部电影中表现可圈可点,亦获过大奖。韩三明是不是好演员?是。因其本色地演出了底层工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韩三明是不是大演员?不是。因尚不能超越“我相”。大演员化掉了我相,通他心,具七十二变,大作家亦应如是。“我”实浪漫主义坏遗产,以个体主义为根基,能有多少经历与情感,禁得起从冬写到夏?故很多作家才竭之时,疯狂者有之,自杀者有之,世人竟津津乐道。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实为良药:个人才能何足恃,必也进入传统,方为正途。尝读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怪其“我”多,统计之后,发现全篇竟共有188个“我”,此即当代文学深受浪漫主义影响之一征。作家要想突破,必也“毋我”,必也破除“我相”,舍此无它进步之途。
古代有无文学评论家?有。孰是?采诗之官类之,名异实同。《汉书·艺文志》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毛诗序》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采诗之官行于四方,搜集民谣民歌,当然不是为了比较哪首遣词造句优美,研究有几个流派,各呈现什么风貌,而是由诗而判断政治,由歌谣了解民风,知民心民情,其意在了解当代,备王省察更正。今之评论家或可法此。
三、“文本细读”可能于行业有害。文本细读当然是文学评论的基本职业伦理,但此方法用久,将使从业者越发平庸,故不可不辨。人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殆也。然而奈何?关心根本性问题,用力于经典,或可知百世。人类不过那么几个问题,家国不过那么些处境,孟子所谓“易地皆然”。但若无大判断,不识大体,不闻大道,死抠文本,读了一遍又一遍,美其名曰“文本细读”,久之耗时间,占精力,疲精神,将小获而大失。
英文名称：Science & Culture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672-6804
国内刊号：11-5184/G
邮发代号：80-18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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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创刊于2004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主办。定位为跨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主要登载科学与人文、科学与社会以及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科学文化评论》的栏目设计，基本上依照国际学术刊物的通行规范，按论文、评论（包括争鸣、笔谈、访谈等）和书评等加以分类。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老舍认为“知道了文学特质，便知道怎样认识文学了”，文学批评也“要拿这些特质作裁判的根本条件”。作为一本概论性质的课堂讲义，凡事点到为止，老舍或为显现某种科学性与时代感，因此莫能免俗，欲借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来增强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和可信度，抑或如他所言，“文学批评有许多种，我们为省事起见，就用莫尔顿（R.G.Moulton）的方法，将文学批评划分为四大类：理论的批评、归纳的批评、判断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具体说来，归纳的批评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形成一个批评标准；理论的批评使人们用新眼光看新作品，具有指导作用；而判断的批评只是在批评史上有讲述的必要……分析、比较过各类批评的短长之后，老舍从中分出了哲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两个元素，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史”，其中“批评的任务必是由检考文学、由特别的而达到普遍的”，批评史“所记载的批评意见只是历史上的演进”，“批评史对文学批评的重要，不在乎历史，而是在文学方面。”从中不难看出，老舍是反对客观的批评与“个人借着批评来发表心中所蕴”的主观自由的批评，肯定“那有价值的是批评的自身也成为艺术，就是当它的内容已经陈腐，还能使人爱读”的批评——“判断的批评是指出对不对多于爱不爱，对不对是以一定的法则衡量作品的自然结果，爱不爱是个人的，不管法则标准。爱不爱是批评中的事实，而主观的批评便基于此。”老舍由此得出“文艺必须与文学特质相合”，批评一个作品须看“作者在这作品中完成了文学的目的没有”，“建设一个文学理论必须由多少文艺作品找出文学必具的条件”，老舍指出这才是“文学的正路”，合格的批评者“必须由文艺本身为起点，因为只有文艺本身是文学特质的真正说明者”。老舍援引其他几个欧洲学者的文学批评观点来证明他自己的主张：“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他充分肯定了阿瑙德对批评家的界定——“不但批评文学，也批评生命；他批评文艺，也批评批评者。他以为文化的意义便借求知而进于完善，求知便能分辨好坏善恶，这便是批评。因为批评的事物是‘要知道世界上所知所想过的最好的，然后介绍出去，以创出一个真的新的思潮’”；他称赞王尔德的批评家必须具备“一种敏锐感受美及美所给予我们的印象的性情”的主张；更是对詹姆斯将艺术家比作“探看荒林的探险者”，批评家则是“检查者去考察这条路”的说法大段引介。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舍以上所引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系统而好看，但实在缺乏深意，讲来讲去也只是常识性说法，而老舍由此所作的引申才真正显示了有着人本情怀的“写家”本人对文学与批评的独特理解。他说，“文学家也许是写自己的经历，像杜甫与Wordsworth，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像那些乌托邦的梦想者，但是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是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他们的哲理是用带着血肉的人生烘托出来的……我们到了他们所设的境界中自然能体会出人生的真意义”。因此，读者“应当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去观察”，才“不至于武断……这样，他不但只是了解文艺，他也一定要明白文艺中所含的生命是怎样，那就是说，他必须明了人生，才能明白文艺所表现的是什么”。写家老舍相信“诗只能被诗人摩抚”，“艺术家自己明白自家艺术的底细”，因此才“会写出最有价值的批评来”，但他也承认艺术家并非事事精通，其局限性正好可以由专门的批评家来弥补。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要“对创造家表同情”（“没有同情，便不会真诚”），老舍援引Coleridge的话来佐证之——“对于青年人我必须这样说：以缺点判断任何作品永远是不智慧的，第一个尝试应当是去发现良美之点。”老舍认为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三者怎样的运用与调和不是个容易的事”，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比照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对凡俗生命的关注，个体遭逢命运捉弄的无力无奈以及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我们可以体会到有着多年创作实践的老舍对于文学、个体、社会的深切把握。他说，作家取材“必是对于人生与自然有极深的了解与心得，他根本的必须是个艺术家”，而“社会自觉是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个人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在乎他的生命内部的活动”，由此，“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它从一开首便使人看清其中的人物，使他们活现于读者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使读者完全认识他们，由认识他们而同情于他们，由同情于他们而体认人生；这是用立得起来的人物来说明人生，来解释人生”，正合了阿瑙德的“不是说以道德的标准去批评文艺，而是以文艺和文艺时代的生活相印证”的说法，也就是避免用外在功利的评判准则来评判文学。
综观其创作生涯，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中呈现的“文学批评”观实际上贯穿了他的创作实践或者反过来说他实践了他的关于文学的判断：“文艺才配称为生命的解释者。”“文学根本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要替自然与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释。”“像预言家似的为千秋万下一个真理。”从老舍的直接表述和对中外从古至今的“文学的倾向”的细致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老舍对于“人”的重视，对于“生命”的温情关怀（不论是现实的或虚构的人物之间，还是创造家或批评家之间都需要真诚相待，用心去理解彼此的生命）。事实上，老舍这里讲的“生命”是无法具体明晰与传达的，此话怎讲？“生命”是个别的具体的当下的，归于个体经验，而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故只能大而化之，以文学打通内外，沟通人类共通的东西（“生活”），用普泛的人的生存状态或人性来呈现“生命”的“律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气”有相同之处。“文学讨论它自身”，也就是有着自身特质的主体“文学”如何以“生命”为节点去认识去理解作为客体的“文学”，同时作为手段的“文学”与作为对象的“文学”又是互相映现的——作品与读者，生活与作品，作家与作品以及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沟通、重合，贯通着经验的相关的“生命”联系。入乎其内，故能写之（艺术源于每个人的内心，理解个人的内心就是理解生命）；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以美的本质，以物感物，构筑生命的有机整体，“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美好”）。真诚的同情的“生命”意识正是作为读者的批评家批评的前提，只有深刻感受到创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生命”律动，用内在的文学特质去体悟呈现于眼前的各类文学形态，用批评家个人生命的体验来理解创作者的生命状态以及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起伏，批评家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批评来，老舍的这一思想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批评与文学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合理的批评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比照中西文学史并结合自己多年创作实践写就的一本关于文学问题的系统性论著。尽管将文学的特质归纳为“感情、美、想象”并不新鲜、准确，但他通过对文学的创造、起源、风格、形式、倾向的考察，分析说明诗、散文、戏剧与小说等不同文体的特点与分别，揭示出文学源于人类“表现”的天性，经过“心觉”创造，目的在了解和解释生命，而这命题显然有所出处，有着老舍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的。对文学的这种主体的生长性认识，自然渗透到了老舍的批评观——批评家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与对“创造者”同情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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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是教师依据新课程标准的理念与基本要求，在全面驾驭教科书知识体系、知识结构和编写意图的基础上，并根据中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中学语文课堂教学是语文教师的教学技能、教学能力、业务水平、文化修养、教育观点、师德和思想素质的综合表现。中学语文语课堂教学评价的目的在于，总结教师优秀的教学经验，诊断教学的不足，以便更有效地改进教学。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的过程也是教师进行教学反思、开展教学研究、促进自我发展的过程。
由于学生个性各异，中学语文教材内容全面而庞杂，对中学语文教学的评价必须全面而系统。笔者认为，对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的评价，最主要体现在师生的情感、学生的认知、教师的因材施教、教师关注学生程度四个方面。
首先，师生间的传统而呆板的“施与受”的关系应该发生变革，在教学中老师不应该再是高高在上机械传授知识的伪权威，而是应该在教会学生大量知识的同时，多去了解接近学生，以向导或者顾问的角度帮助学生在学海道路上迅速前进，争取与学生取得情感共鸣，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体现教学方式是否合理重点在在于学生的认知程度上。教学评价关注的是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否能让学生掌握所教授知识的同时，能否积极有效的引导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思考力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发展自我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
再次，新课改后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应当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老师和同学互动，同学和同学互动，这样互动下的“施与受”才能共同发展进步。根据语文的不同特点、学生理解程度的不同，教师应该根据语文的特点，因材施教组织教学。通过学生独立思考、小组合作交流等形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在这一过程中要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使不同程度的学生都有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
第四，教师教学面向全体学生，不论成绩好坏，教师都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关注每一名学生，特别是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切实的指导帮助；并能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学习特征，要鼓励尊重学生从不同角度认识问题、采用不同方式表达自我想法，用不同的方式方法解决学习问题。
根据初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发展性的评价方式将取代甄别式的评价方式。传统教学向来是以学生学习考试成绩的优劣来作为评价学生好坏的标准。其弊端是在加重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也会造成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只重分数不重能力，只重结果不看过程的弊端，这样的方式非常不利于中学生的全面发展。新课改后对中学生语文学习成果的评价，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知识技能的理解和掌握的程度，更要注重他们的学习情感和学习态度在学习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教师教育评价的诊断与促进功能，更加注重学生学习发展进程，注重学生过去与现在学习成果比较、注重学生成绩和素质的增值，不再是简单的名次排序，从而让所有的学生都能体会了解到自己的进步。
教育评价提倡多样化的形式和手段，过程评价占居主要地位，在传统随堂测试、口试等方式的基础上增加课堂观察、课后访谈、作业分析的方式方法，建立学生成长记录文档；同时也可在教师评价的同时，让学生展开自我评价和互相评价，也可以让学生家长和学生所在社区有关人员来参与除开学习之外的其他评价，如此一来以考试来决定学生好坏的形式将得到有效的控制，才能让学生注重自身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教师教育评价应该是呈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结果。教师应对学生采用鼓励性的言语，发挥教师所独具的激励作用，这样才能让学生能体会到只要在某一方面付出了、努力了，就会获得公正的、公平的、客观的评价表扬，以此来保护学生的自信心、坚定其自信心。
教师教育评价的核心是教师，每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积极探索、构建有利于促进中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机制。
第一，放弃以学生学习成绩来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建立新的教师评价指标系统，以此来促进教师教学方式方法的不断提高。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的了解和尊重、教学实施与设计以及交流与反思等。一方面，以学生全面发展的状况来评价教师工作业绩，另一方面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与需要。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制定中学语文教师评价制度的基础。
第二，鼓励教师自我评价，以此促进教师教育教学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并与奖惩脱钩。倡议建立起教师、学生、家长和教育相关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能够多渠道的体现信息反馈的一种教师评价体系。
当前,文学评论正遭遇一种“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的尴尬:一方面,文学评论的作者和产出,都显示着空前庞大的存量和增量规模;另一方面,在影响以作家和读者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群体的实际效果上,格局如此盛大的文学评论,却又分明暴露着涣散、浮乏的“话语泡沫化”症候。对这样的情形,文学圈内外都已多有不满。
本职并非文学评论的作家和一般读者,早厌烦了在概念游戏里空兜圈子的那路虚头巴脑、言不及义的文学评论,因而他们对时下文学评论这种虚热症的不满之中,更带有些“活该如此”的鄙薄。而在文学评论的专业人士和行家里手们看来,环绕在内部沸腾不息、热力四射的文学评论话语圈以外的,居然是无人喝彩、乏人问津、青眼和白眼的投射都一概疏落的满目冷清,文学评论本身固然应负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文学评论圈外的社会条件、文化风尚、大众心理等环境因素,也绝对脱不了干系,必须承担一份“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土壤长什么庄稼”的连带责任。
显然,由于角度和立场的不同,文学评论的作者和读者、生产者和消费者,感受和分析文学评论现状及其成因的思路与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不过,这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学评论如今确已深陷写作和接受、生产和消费两端严重不对称、不均等、不顺畅的倾斜、失衡和壅塞状态。从写作和生产的一端看来:收纳、投放、设置在文学评论这一文体模具和话语框架内的解析对象、理论资源和问题意识,都正与日俱增地纷繁复杂起来;文学评论的思维基础和方法运作,也正前所未有地朝着缜密周详的技术化、规格化的方向加速奔趋;而展现在文学评论的视野疆界和话语场域上的那种度越古今、横亘中西的气势和纵深度,则更是在全面的加强和提升中,达到了新的历史性标高。但文学评论生产环节上的这种种专业技术含量不断升级的变化,一经推衍到传播、接受或流通、消费环节,就都迎头碰壁似地陷入横遭冷遇、无人买账的尴尬状态。而且,越是专业旨趣浓厚、学理色彩亮丽的文学评论,往往还越是容易被作家和读者“同仇敌忾”地漠然置之或者忿然斥之。
要细致剖视这类现象,在就文学论文学的专业视角之外,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等文学理论范畴以外的思路和方法的助益,也是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当前文学评论所面临的这种在生产环节“高热”而在传播、接受及消费环节“遇冷”的问题,实质上是与文学评论的作者/生产者、传播者/流通者、接受者/消费者多重主体具有共时性的同等程度关联的复杂问题,这样的问题不是单单通过苛责或追究文学评论的作者、读者或传播者中的任何一方主体,就能求得解决的。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这是一个与文学评论的发送者、传递者和接受者同时相关的信息量和信息价值双重衰减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意义上看,这又是一个文学评论的作者和受众群体的文学观念、文学价值和文学需要等认知背景发生错位和悖反的问题。两面合观,则可以说,这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及其相互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在一个价值多元化和分众消费主义的特征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时代,经历深层冲突和根本蜕变的问题。
二
法国文论家阿尔贝·蒂博代在距今八十多年之前,曾对其所处时代的欧洲文学评论,做过“自发的”、“职业的”和“大师的”三大类型并行一时的描述和分析。遥隔时空,以史为鉴,我们眼前文坛上的文学评论,也显而易见地存在着因话语主体、媒介载体、运作规则、价值诉求和文化功能的不同而形成的类似多元拼图和多层堆垒的状况。除去“大师的”评论形迹不彰之外,分别以媒体记者和学院派师生为主体的“自发的”和“职业的”评论,仍然可说是现今我们文学评论界的主力构成。换用我们近年来惯用的称谓,前者也即“媒体评论”,后者也即“学院派评论”。
这两类文学评论一般易有的利弊得失和优缺长短,蒂博代当初在《批评生理学》里早有鞭辟入里的剖析、论断。据此衡量,我们今天的情形,几乎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傲对前人的超越性。例如,两者都同样免不了沾染“不读而论”或“未读先论”的自欺欺人作风,也同样规避不开划圈子、立门派、党同伐异、嫉贤妒能的团伙山头习气。而前者所特好的追风逐潮、营造时尚、炮制热点之弊,以及后者所专有的厚古薄今、挟“史”自重、崇信知识教条而蔑视鲜活的作家作品之弊,当然也都在我们如今的“媒体评论”和“学院派评论”中,各自得到了很完整的传承。
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算是文学评论与生俱来的先天局限。局限固然不好,但这类先天性的局限,归根结底是与生机和活力伴生在一起,属于同一肌体的不同面相,对其有必要小心节制以防恶变,却不可能也不应该彻底割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当前文学评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只能被归集到这一层次,那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些问题是根本无解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毫不迟疑地绕开针对文学评论现状和文学评论写作者的群体人格所展开的道德围攻和伦理审判,从文学评论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特定形态所势必依赖的那个由生产、传播、接受、反馈几个环节双向连锁、无限循环、连绵交织而成的信息和意义的双重社会化螺旋出现梗阻的意义上,去分辨和确认问题的症结。
文学评论作为一种社会话语的意义,首先在于将文学评论从发生、传播到接受、消费的过程,归结为文学评论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其中,文学评论的作者完成文学评论的第一度“生产”,文学评论的传播者和读者则进行文学评论的“再生产”,所谓文学评论的“再生产”,也就是对文学评论的评论。其次,文学评论的社会话语性质还包括这样的内涵:只有当文学评论的作者/生产者和文学评论的传播者/流通者、接受者/消费者在文学基本的观念认知和价值判断上都达成一致,也即文学评论的写作/生产、传播/流通和接受/消费各环节上都共享相同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尺度时,一个正向、顺畅的文学评论的话语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才能够实现。否则,文学评论话语的社会化过程就必然遭遇梗阻,或者说,这个过程就不能成为一个信息畅达交流、共识持续累积的过程。
依照上述阐释模式,文学评论的作者/生产者、传播者/流通者和接受者/消费者之间的不协调现象,是以他们在文学观念和文学价值上缺乏基本共识的事实为基础的。离开这层事实基础,前列三者间的不协调状态,也就无从获得恰切、合理的解释,更谈不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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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施予受众群体的接受效应而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的功能几乎是向度相反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倾向于促进受众群体在价值信念层面上发生个体分化,而文学评论则更多地倾向于凝聚和整合受众群体的价值共识。简单地说,文学创作具有价值“分众”的作用,文学评论却具有价值“聚众”的作用;文学创作更宜于在一个宏大价值主体突遭瓦解的时代里产生威力,而文学评论,则更宜于在参与建构一个宏大价值主体的过程里得到充分表现。中国论文联盟
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史六十年中,前半段的三十年,适逢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日益趋向宏大化和总体化的特定时期,即“十七年”和“”时期;后半段的三十年,也即自“新时期文学”发轫至今,则恰属全社会的总体价值体系告别“大一统”,转向多样、多元并存和科层分化的深刻转型时期。正是在后半段这三十年间,我们的文学评论领域开始日胜一日地形成了目前这般局面:“媒体评论”的众语喧哗声调连连高涨,“学院派评论”通货膨胀似地陷于信誉破产,享有公认权威的“大师”的彻底销声匿迹。
比起一个有中心、有权威、整饬有序、高度组织化的局面,一个充斥了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信谁的一派聒噪、嚣闹,缺乏一言九鼎的权威和一锤定音的主调的局面,显得不甚雅观,也不够规矩。但这样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并在一个时期内稳定存在,究其根本,实际上还是文学评论整个行当在主动和被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迫不得已地适应了社会变化和时代要求的结果。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自然就会放弃那种试图对当前文学评论界展开道德批判和德行教化的无谓努力(——除非这种批判和教化能先行在全社会层面取得成效),同时,也可避免有意无意地把过往时期的文学评论和社会环境的共生形态奉为圭臬,进而据此对当前的文学评论做出“以古例今”的误判和“削足适履”的妄断。现实留给文学评论的权利,不是如何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谋求自身的优化,而是如何通过自身的调整和改变,来达到更积极地作用于外部环境的目的。
有基于此,不难理解:当前文学评论各式各样的症候,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下意识中顽固保持着的那个对于上一个文学史时期的刻板记忆所引发的。假使我们不是从一个社会和文学的价值体系高度一体化的时代迈进到今天,或许对于今天的文学评论,我们的观感和判断将完全不同。
这样来看,摆在当下的文学评论作者面前的问题,就不再是高调的“应然律”或“必然律”式的问题,而是低调的“或然律”和“偶然律”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思考现在的文学评论应该如何或必须如何的问题已然毫无意义,探求文学评论现在可以如何和能够如何的问题倒还比较切实。说得更明确、更堂皇一些,就是:要消除当前文学评论的“惶惑”感和“无力”感,唯一有效的途径只能是让文学评论自己来更新和变换自己担当的职责或使命。随后,通过职责、使命的改变,再进一步逐渐实现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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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及文学评论的职责、使命和社会角色及文化身份,我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因袭至今的内容,是品第、鉴定,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灌溉佳花、剪除恶草,是作品的裁判、作家的教练、读者的导师、文艺政策战线上的哨兵和巡逻兵,是整个文学创作事业的领航员、监护人和评断者。——这都是一个已经具备或正在积极寻求广泛的价值共识的文坛所必需的和所欢迎的,也是一个正在经历全方位的价值分化和重构阶段的文坛所必然抵触、必然排斥的。中国论文联盟
对于后者而言,文学评论与其担当品第、鉴定之责,不如担当阐释、对话之责;与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如多分析分析好处何以成为好处、坏处何以成为坏处;与其灌溉佳花、剪除恶草,不如多去论证“佳花”之“佳”和“恶草”之“恶”有无相反相成的内在关联;与其当裁判、教练、导师,以至哨兵和巡逻兵,不如降低身段、丢开理性和知性的傲慢、收起居高临下以势压人的嘴脸,拿出直面文本和人性的更多诚意,来做与作品、作家和读者平心相对、坦然交流的朋友。
尤其是当文学市场和新传媒的发展臻于完备、成熟之际,把文学评论的功能重心,从孤立地度量、评定文学创作的价值,转移到对文学创作及其复杂多样的接受效应进行多向度的诠释、沟通和斡旋,这事实上已经不再是可供文学评论的写作者们单方面进行或是或否的选择的一件事。因为相较于文学评论界始终只是流转在笔墨唇齿间的那种纸上谈兵式的褒贬抑扬,直接反映着作家作品商业价值的即时兑现率的文学市场数据的反馈,显然对文学创作实践更具立竿见影的评估效能和引导作用。
此外,在品鉴文学作品细节上的妙处或败笔,以及寻绎相关作品的互文意蕴方面,以博闻强识的个人学养为基础、以僵化封闭的学科壁垒为界域的专家型文学评论,也因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和数字信息即时共享技术的极大普及,和由此所致的平民化的个人“自媒体”的大规模盛行,而开始经受致命挑战。越来越多观点警辟、发现独到、文笔生动的文学评论见解,如今都已惯于从互联网始发,并借互联网获得范围最广的传播面和接受面。或者应该反过来说,以互联网为主阵地的文学评论,已经挟理论上没有任何设限的个人“自媒体”化和无远弗届的“信息共享/共产”这两大优势,日渐明显地赢得了同传统的纸介质文学评论相抗衡甚至更胜后者一筹的实力。
在人类文学活动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轮子起着推动的作用，这两个轮子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理论。这是知和行、理论与实践并肩前行的两个轮子，它们互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学发展的千年历史程途中，我们却往往只见独轮车，少见双轮车。其景观犹如年少时在潮州城外崎岖小路上见到的“鸡公车”（一种独轮车）一样，蹒跚而行，叽叽呀呀，难以平衡。这既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生态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学景观固有的“特色”。建国之后的潮汕文学，此种现象有所改观，开始有了文学批评的尝试。吴颖195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和同年发表于《文艺月刊》的《评胡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学，这种独轮车现象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改观，有较多的作家参与文学批评，也有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开展。但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还是仰仗于潮汕地区几所高校专家学者们的努力，这里不列入评述的范围。本文主要考察和评价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学批评的成果，总结经验，以利于潮汕文学批评的发展。以下分两个层面论述。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建国以来的本土潮汕文学，前30年尚未发现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后30年结集出版的也不多，但参与文学评论的作家及其评论作品却不在少数，这是潮汕文学发展在新时期呈现的可喜现象。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形态的急遽发展变化，早先的农业经济时代不仅为商品经济时代所代替，也逐渐为信息时代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各种传媒载体纷纷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竞相亮相。文学虽然被挤到了极为边缘的角落，但可供发表的载体却不少，尤其是网络的盛行，更给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发表的园地却十分的零碎与分散，这就给我们对文学评论作品的收集和统计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对于这些散发于各种媒介载体的零散的评论作品我们只好忍痛割爱，暂时无法进入我们的评介视野。我们只能根据收集到的已经结集出版的文学批评著作，做一番梳理和评介。我们的收集范围：一是本地作家的文论著作，包括部分收入较多（含有一辑以上）评论文章的综合性文集；二是本地高校文论作家对本土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据此，我们收集到的结集文论作品共21种，其中非文论专集3种，评论专号1种。在这些文论著作中，文论专著有4种：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郑明标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坡与佛教》。文学基本理论及相关问题探讨的作品有7种：汕头市青年文艺研究会编的《文艺求索》、冷梅的《请原谅我的浅陋》、黄昏的《随心所欲：黄昏诗歌随笔评论集》、王睦武的《一蠡诗话》、林伟光的《书难斋书店》、郑云翔的《超越自尊——郑云翔文集》、陈耀城的《耕余走笔》。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著作有10种：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论稿》、郑明标的《绿叶无悔》、《绿叶无怨》、翁奕波的《潮汕文坛漫论》、黄育新的《“文化”宽容与文学成功》、林伟光的《书边散墨》、黄少青的《山河留影月留痕——黄少青散文文艺评论集》、颜烈的《金谷鸣蝉》、陈镇朝的《挑灯看剑》、揭阳市作家协会编的《揭阳作家》2009年评论专号等。
除开4种专著，从内容上细分，在其余17本著作的537篇文论文章中，首先是文学理论的基本理念、范畴以及名词术语的探讨，以及史料的概述、经典作家的研究等等的文章，一共有220篇。其中涉及思想理论前沿的探索的有郑云翔的《面向没有路的荒原走去——从皮亚杰建构学说得到的有关文学的某些启示》、冷梅的《对“完整性写作”的一些看法》、黄育新的《开拓和发展外向型当代中国文学》等7篇；涉及文学理论与现象的争鸣文章的有翁奕波的《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冷梅的《关于散文诗几个问题之浅见——兼与王剑冰先生商榷》、陈镇朝的《关于潮汕文学》等17篇；涉及史料概述的有黄景忠的《潮汕新时期文学创作概述》、郑明标的《潮汕文学十载扫描》等9篇；涉及经典作家研究的有黄景忠的《洪灵菲论》等9篇；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观念的一般性探析的有黄昏的《诗性的美与丑》等82篇；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词语解读的有黄少青的《小话“简练”》等96篇。其次是作家作品评析的文章，共有317篇。其中以本土作家作品为评论对象的有180篇，以外地作家作品为评论对象的有137篇。从论述手法上看，在这17本著作537篇文章中，以较为严谨的学术规范撰写的文章有黄景忠的《潮汕新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黄育新的《试论新文学革命的发展历程》、陈耀城的《外国寓言的发展、相互影响及其特点》等23篇；以生动活泼而又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撰写的文章有翁奕波的《汕头中年诗人新诗在我国新诗发展轨迹中的位置》、冷梅的《闲话“文学与网络”或其它》等20篇；以诗话形式撰写的评论文章有149篇；以序跋形式撰写的评论文章有27篇；以驳论为主要方式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有17篇；以文本解读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有283篇；综述性文章有18篇。从以上分类归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文学理论研究少而一般作品的评论多。首先，在所收集的21种文学评论著作中，文论专著只有4种，而作品评论的文集却有13种之多。而且在这4种文论专著中，只有黄春龙的《诗歌创作与接受审美学》、达亮的《坡与佛教》近似于对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的专题研究。另外两种则是文学史类的著述，当然，文学史类的著作对于潮汕文学来说，更需要，更可贵，其价值和意义更为沉甸甸，但它毕竟不纯是文学理论研究。而且从严格的文学史意义上说，翁奕波、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海外篇》和郑明标编著的《近现代潮汕文学•国内篇》也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文学史著作，尤其是后一种，只能算是对近百年来潮汕地区的文学现象做了一番扫描、归纳和总结的工作，是一种类似于文物普查的初级工作，远非文学史论著作。编著者自己也认为该书只是“尽量按照准潮汕文学史的方式方法予以编著”[2]2而已。况且该书的主要编著者缺乏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客观公允的实事求是精神，而是以个人感情的好恶代替史料取舍和作品评判的标准，典型的例子如对林文烈和钟泳天的处理。林文烈是潮汕文坛少有的多产的通俗小说作家，曾于八九十年代连续创作出版了16本通俗长篇小说，而钟泳天则是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诸种体裁的创作上都有丰硕成果的本土知名作家，由于他们与编著者均有过感情过节，便都只是一笔带过，未能客观反映他们的创作成果。这就使潮汕建国以来本土首部准文学史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大打折扣。不过，由于这两部准文学史论著作填补了潮汕历史上文学史的空白，其学术和史料价值及其在潮汕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毋庸否定的。其次，从篇数上看，在所收集的17种文学评论集子的537篇文章中，涉及文学理论的基本理念、范畴以及名词术语的探讨，以及史料的概述、经典作家的研究等等的文章，一共只有220篇，约占总篇数的40%，而作家作品评析的文章则有317篇之多，约占总篇数的60%。而且在这220篇所谓文学理论探讨的文章中，涉及思想理论前沿的探索的只有7篇，约占文学理论探讨文章的3%，占总篇数的1.2%。而基本概念和词语解读和学习的心得体会的就有96篇之多，约占文学理论探讨文章的44%，占总篇数的16%。其重作家作品评论，轻理论研究倾向也由此可见。第二，长于感性思维而短于理性思维。也就是说，在潮汕本土的文坛上，具备较为深厚的文学理论基础的评论家比较少，整体上呈现出文学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不擅长于理性思维而擅长感性思维的态势。从上述潮汕作家文论作品多作家作品的批评而少学术和理论的探讨，已可见一斑。而从文论作品的论述手法上更能看出这一特征。在所收集的17种文学评论集子的537篇文章中，以较为严谨的学术规范撰写的文章只有23篇，而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的文章也只有20篇。也就是说，符合一定的学术规范，按照比较严谨的逻辑思维撰写的文论文章在这537篇文章中，充其量也就是43篇而已，约占总篇数的8%。而以诗话文话形式撰写的评论文章则有149篇，以文本解读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也有283篇之多，两者合在一起共有432篇，约占80%强。由此可见，潮汕文学要把文学评论和研究这个轮子转起来，还得克服潮汕作家不善于逻辑思维的弱点，加强理论学习，改变思维习惯。第三，长于文学赞美而短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实事求是，客观的分析与评价是文学批评的根本和灵魂。然而，潮汕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大多停留在解读和欣赏这一层次上，未能真正进入到批评的层次。从上述17种文学评论集子的537篇文章中，以文本解读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述的文章占有283篇可见一斑。而这283篇中又有180篇是对本土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几乎都是以赞美的语调去评价作家作品的，即使有一些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但也都往往以“瑕不掩瑜”一笔轻轻带过。能够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提出批评意见的只有《揭阳作家》2009年第1、2合刊评论专号中刊发的郑素协的《〈无法回避的疼〉读后感》、贺益明的《社会转型期的世俗生活风情——长篇小说〈无法回避的疼〉读后》和彭妙艳的《对于〈无法回避的疼〉的苛求》等几篇文章。但那也是在有组织的专题评论的情况下才得以出现的。
除此之外，就基本未见对本土作家提出具体意见的批评文章。当然，争鸣文章和非本土的批评文章不在此列。可见，潮汕文坛中近30年来好容易出现的对于本土作家作品的批评文章，其实大多为文学赞美文章。究其原因，固然有批评家自身主观的因素，也有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习俗的因素在内。因而，潮汕文坛文学批评的培育与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总之，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发展逐渐由原来的“独轮车”现象改变为“双轮车”发展态势，这无疑是十分可喜的。近30年来，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文学争鸣活动屡有举办，文学批评前所未有地活跃，其成果虽说不上十分丰硕，但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文学评论家们几十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对于潮汕文学所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近30年来文学批评在潮汕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其不足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只有这样，潮汕文学才有可能“双轮并进”，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 症候 批判精神 大众文化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普遍意义的一元价值权威解体，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价值分裂的多元化时代，个人的自由思考有了真正的空间与可能，文学批评拥有了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然而面对丰富、复杂的价值选择、审美选择，许多批评离弃了价值的绝对性，失去了基本精神的节制和召唤，又转身陷入了无边的相对主义的泥潭，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独立坚贞的品格，表现出如下症候：批评家主体性与批判精神缺失，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人生隔膜，追求娱乐化、深厚文化底蕴逐渐消弥，等等，病体恹恹，精神萎靡，以致文学批评“失语”了、“消亡”了的呼声不绝于耳。
只有当人处于与客体的特定关系中并处于对客体的主动、主导地位时，人才具有主体性。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包括现象、思潮和作家作品等)的解读和评判，是以文学为媒介来表达一种人文精神，一种文化立场，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动力性、规范性、建设性因素。而当下，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之下，一些批评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功利意识，受利益驱使，许多批评家在种种诱惑之下，变得越来越现实，加之思想的解放，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他们浮躁不安，难于真正静心自主地进行学术思索、真理的探讨，这使得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很难占据主动、主导地位，发挥主体性。
鲁迅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愤慨地指责当时的文学批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而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今文坛，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恣意吹捧哄抬遍地开花，无端的贬斥指责漫天飞舞，甚至大搞人身攻击。我们看到，在名目众多的作品、作家研讨会上，一些批评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注重涂脂抹粉而忽视本真色彩，恣意锦上添花、夸夸其谈，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这些文章往往缺乏宏观的视阈和高屋建瓴的气度，呈现出就事论事的批评状态，甚至仅就某部作品展开介绍性批评，格局小，视阈窄，以至于有些批评仅仅起到了类似于内容简介的作用，不能以理论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将其提升到一种文化现象。更有甚者，毫无批评良知可言，极尽吹捧之能事，比如，“赵丽华事件”中，其所谓的“口语诗”，普通网民都不忍卒读，以恶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却有不少评论家大肆拔高，如称其作<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写诗不求专做，不求浓妆，不以华丽的辞藻去哗众取宠，但又不流于直白，寓深刻的情感于朴素的外表中，蕴味十分深远，也即是淡抹而留有余芬。”此文之下，两千多网民的跟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拷问批评家的水准与良知，发泄着自己对他们的痛心和谴责。还有一些批评是骂声一片，在百度中输入“文学批评骂”，相关网页竟达71700之多。无论是“韩石山大战谢冕师徒”、“余秋雨文坛受困”、“王金之战”，还是最近的“韩寒与白烨等人的互骂”，都是 “骂”字当头，使整个文坛乌烟瘴气、狼狈不堪。批评家主体性的迷失与堕落使得文学批评标准日益主观化、随意化，谁都可以言说，怎么言说都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约束，造成了批评漫天飞却零敲碎打不成气候的局面，没有了真实可信可言，导致社会公信度直线下滑。不仅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深入与深刻，而且导致了读者的无所适从和放弃。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失范已经导致了主体思想的滑坡和文学受众的疲惫与不屑。另外，一些文学批评还严重地受到诸如身份、地位、性别标准等非文学性的干扰，艺术性、审美性反而不是文艺批评的取舍标准。而这些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的判断，必将会导致表述的上的平庸、效能上的无力，也严重挫伤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造成了大量读者的流失。
批评家主体性缺失导致了文学批评批判精神的缺乏。根据韦勒克所作的词源学的考察，希腊文中的“kit6s”一词乃是批评(criticism)的来源，该词在希腊时代意为判断者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指出所评作家作品的优点、缺点，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意义，批判性是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是指批评主体应与批评客体保持一种超越性的关系，批评应有能力对客体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批评家应有超越于批评对象的识见与眼光，应敢于提出问题，应有对不良的文学现象做出诊断与批判的勇气，既不为贤者讳，也不屈从于外在的力量。”不少批评缺少的恰恰是这种“超越性”的独立价值判断能力，不信口开河地进行空洞的说教或理论的贩卖者有之，屈从于金钱与权势者不乏其人，追风逐浪、人云亦云，为浅薄的时尚造势者更是屡见不鲜。纵观文坛，新作品、新现象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我们的批评并不缺乏对象，缺乏的是基本的批判素质、批判精神。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黑格尔曾指出： “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作为“社会良心”，他不但不仅要知道善恶，还要鉴别和表现善恶，更要通过自己的批评帮助大众鉴别善恶，从善如流，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总之，文学批评承担着文学价值的判断、生成、传播、演化乃至更生的系列功能，批评家应以弘扬时代民族精神、礼赞伟大人性、重铸国民魂魄、乃至提升我们整个人类的精神境界为己任，从最基本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做起，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高扬批判的大旗，这样才能有益于文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勃兴，才能建构出、托举出一处充满魅力的、深邃的文化空间。
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过程，是一个从从感觉到体悟、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其分析必须建立在文本阅读之上，只有认真细致研读文本，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评价文本，作出“诗意的裁判”。
然而，当下，在批评实践中不认真研读作品甚至根本不读作品即发表评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批评文章，好从宏观入手，大处着眼，对文学进行大而无当的概括或预测；有的批评家只了解一下文本的故事梗概就可以写出洋洋千言甚至万言的文章，至于是否有效，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这些文章似乎说得头头是道，言之有据，充满哲理思辨，却常常是牵强附会，文不对题。离开了对文学作品的体悟，放弃了对思想深度的追寻而将批评变成一种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随意操作的东西，不再承担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承诺，不再承担判断、阐释和交流、沟通的义务，成了一种趣味，一种象征，一种体现其文人、学者、批评家身份的话语行为。这种理论到理论、“以玄说玄”、“以空对空”的批评实践，不仅离文学实际很遥远，而且理论本身也常常是模棱两可、不知所云。由是观之，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注重从比较宏观的文化视角研究文学，虽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空间和视野，但毋庸讳言，有些批评常常疏离了文学的本体，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仅仅视为文化的载体予以关注和研究，常常以宏观的文化批评完全替代细致的文学文本的分析，忽略了对于文学特性的关注与研究，又使文学批评回到了单纯的社会学批评的视阈，文学的文学性在其笔下消弭殆尽。没有了“文学”，“文学批评”名存实亡!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涌入，众多新名词、新方法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我国文学批评界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新的批评方法的不断引进，这是个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许多批评家，则是将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直接搬进自己的文本之中，生吞活剥的套用，未能做到融会贯通，甚至忽略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语境，动辄什么后殖民主义、什么第三世界话语、什么女权主义、什么全球化与现代性，等等，将杰姆逊、福柯、拉康、德里达等等的理论奉为圭臬，忽略了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文学背景，忽略了新作品、新现象，只是在一堆故纸堆里绕来绕去。并且，他们的批评更多的时候是预设一个前提，然后用相关的理论加以归类，寻找材料，得出一种必然的结论。对西方理论的推崇与狂热导致批评家文学感受力、文学阐释力的衰退，不仅文学批评对理论更新和建构无从谈起，反而使文学批评陷入一种阐释的尴尬之中，造成与受众交流沟通的困难，导致真正的“失语”。教师职称论文发表
只有“批评”而没有“文学”，往往徒有高屋建瓴之势，却无高屋建瓴之实。这些“象牙塔”内的自说白话式批评话语，看似海阔天空，旁征博引，汪洋恣肆，却空话连篇、离题万里，不但不能有效地阐释文本，反而使读者一头雾水，无所适从，更不用说受益了。文学批评离不开文学，然而，文学批评又不是文学的附庸，它又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所谓的文学批评，绝不是依附于作品而存在的，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批评家本身也是写作者，他们通过作品解读或现象批评，表达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对于文学，更大一点说是对于世界的态度。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在于阐释与评断文学，合理地解析其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并进而深究这种文本对于文化、历史与人性的潜在意义。所以，文学批评不是纯粹的职业化知识运作，批评家必须以其智慧、理性和真诚，借助理论和思想的力量，对文本做出“诗意的裁判”，通过审美的、艺术的视点介入社会、介入现实人生。所以，文学批评离不开文本，更离不开现实生活。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消费社会逐渐形成，大众文化日渐兴盛，中国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进入了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伦理尚待重建的过渡时期，大众的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受消费主义、利益诱惑和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学批评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学术了。
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力避庄严、崇高，主张无深度、无历史感及平面化、商品化，大众看到的只是纷繁复杂的现象，即所谓“生活的原生态”；他们只有日常性，没有超越性；他们的观念通常只对生活负责，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实利气息。这种“没有超越性”的“充斥着物质主义”大众文化，不仅导致了不少人的良知被物欲销蚀得日益模糊，心灵极度简化，精神出现巨大的黑洞，生命变得不再厚重，而且导致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判断和理性精神极易迷失在沸腾的大众文化热点中。而文学批评作为“运动着的美学”，其客体对象——当下的文学及其现象，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发展中。虽已经发生，但还在生成着。所以，它很难找到一个停靠的站台。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始终处于一种行走之中的追踪状态，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相对严格的规范。文学批评的这种先天不足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更加暴露无遗。大众文化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遵循一个铁的定律，就是价值规律、商品逻辑和主体利益最大化，它向来不接受一个无销路的好东西，整个社会精神生态趋于物质化、实利化。文学批评也开始与消费攀亲、与时尚联姻，“唯利是图”、“哗众取宠”甚至成了一些批评家基本的追求。另外，随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日益弱化，人文知识分子从高贵的圣坛跌入到世俗的尘埃，批评家的思想启蒙意识和社会代言的功能也随之弱化；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生活时尚化、消费化，文学与文学批评丧失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滑入边缘。形而上的文学批评难以抵挡实实在在的商品与媒体的冲击与挤压，在众声喧哗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深度和力度，原有的思辩性和批判精神大量流失，甚至只会唱些言不由衷的赞歌和扯些不成不淡的空话，甚至进行发泄性、娱乐化的相互谩骂、攻讦。
大众传媒的冲击更使得文学批评举步维艰。大众文化是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一种文化形态，其内容与现代传播媒介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共谋关系”，并且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权，因而在当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大众传媒关注时尚，关注大众口味，迎合市场需求，唯利是图，呕心沥血的文化积累已经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热衷于种种的炒作和造势，热衷于迎合大众的口味，以尽可能获取最大利润。这必然导致许多批评家为了生计，以个人化、时尚化的写作姿态，热衷于制造热门话题，热衷于“语言狂欢”的表演，热衷于物质实利，甚至成为市场营销员或出版社的代理人，根据市场的消费情况肆意评断，诱导着文学消费的潮流。于是，“伪批评”铺天盖地。这种批评常常流于肤浅、油滑，或浮光掠影、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理性深思，或主观臆断、盲目张扬自我，甚至收人钱财，指鹿为马。于是，在太多夸夸其谈中，我们看不到对于时代精神内涵的传达，看不到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揭示，看不到独特的生命感悟，看不到批评家的对艺术和人类生存际遇的深切关怀，因而也就消解了文学批评的权威和影响。大众传媒的迅猛崛起还给文学批评带来另一方面的冲击，名目繁多、姿态万千的娱乐项目瓜分了传统的文学受众，在“欢乐中国行”、“超女”、明星模仿秀与快乐总动员的欢笑中，文学无可奈何地滑入边缘，文学批评更加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这种状况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文学批评家的积极性。可见，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学批评一方面呈现出边缘化倾向，另一方面呈现出批评商品化、庸俗化的倾向，批评品格、品位降低，甚至失落。
关键词：文化差异 国内外 文学评论 影响
目前，文化分布呈现多元化格局，各个民族拥有自己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学评论主要是指借助对优秀文学作品评论的分析，揭示此部作品或者此类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发展规律，从而使读者进一步把握文学作品内涵。影响文学评论的因素较多，其中文化差异的影响程度最大，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博大精深，对人们日常生活影响较大。文学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形式，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且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作品自谢，还影响着读者。因此，本文对于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的探讨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东西方文化概述
（一）文化精神核心
文化精神核心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人文理念是东方文化的精神核心，而科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在东方文化中以中国文化为主，注重对人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考虑，西方国家因坚持科学精神，形成了自己的西方文化观，进而导致东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看待相同问题其切入点各不相同。文化差异作用在世界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包含文学评论。
（二）语言
语言是研究文化差异的主要手段和评估标准之一，因为，语言代表着人类思维活动。例如，汉语，中国人在文化系统中注重意境，因此，汉语的精华就是它善于制造空间，创设意境。因此，越精妙的汉语，越让人捉摸不透，这也是其价值所在。而在西方国家中英语是主要语言，英语和汉语相比，缺少严谨性，且语言是最能代表文化精神核心的内容，对比汉语和英语可知，中国对于文化艺术追求意境，而英国人则注重科学性。
（三）艺术差异
在我国艺术文化中注重写意，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注重写实，由此可知，前者追求一种心境，注重和自己内心深处的交流沟通;后者追求求实，注重对客观世界的描绘。在文学艺术中，我国抒情内容较多，例如我国的古诗，叙述类相对较少，而在西方文学艺术中，即便年代久远的诗歌，均蕴含着深刻的叙事内容，例如荷马史诗。
二、英美文学发展与特点
（一）英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英国文学在英美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在英国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遵从内部发展规律同时，与之相应的政治、历史等均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英国文学从盎格鲁撒克逊过渡到文艺复兴，再到新古典主义，又到浪漫主义，最后发展至今天的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英国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下，转变了自身的发展风格，从最初的写实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帝国叙事是英国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乌托邦文学是其代表性传统，这里面蕴含着经验主义。
（二）美国文学发展与特点
自十九世纪末期，美国文学逐渐脱离英国文学，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虽然在初始发展阶段，散发着英国文学的味道，但是在后期发展中逐渐自成一家，独具风格。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改变，第一次为民族文学，后两次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影响。对于美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乡土主义是其首要代表，它在早期的美国均有所体现，后来美国文学结构便朝着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英美文学评论
文学是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智慧的结晶。英美文学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认识英美文化提供了平台，英国文学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在每一个发展时期都绽放异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文学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之上，外来文化对其影响较大。美国文学在初始发展阶段只是单纯地模仿外来民族文学，直到十九世纪，才摆脱外来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渐朝着独立的方向发展。在上世纪初期，美国文学步入繁荣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导致美国文学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英美文学评论是一种借助文学理论思索文学作品的活动，旨在通过对文学作品发展规律的揭示，来为进一步创作发展奠定基础。英美文学评论按照作品形式的不同可将其划分成小说、散文、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评论。通过对文学作品所包含的内容的分析和评论，来提升阅读者的鉴赏水平，进而较好地把握作品传达的信息是文学评论的根本目标。英美文学评论建立在作品分析之上，并更加透彻的分析和从更深层面评论文学作品，由于英美文学评论和普通的作品分析相比，较为深入透彻，因此，它区别于作品分析。文学分析注重作品自身的特性，而英美文学评论强调对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外部表现的评论。
四、英美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评论的影响
（一）文化发展载体差异的影响
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也是名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因此，民族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在语言载体上也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中的所使用的语言均是作者进过深思熟虑得到的，文化差异在文学评论中的影响，主要表现英式语言与美式语言差异的影响。因此，以语言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文化差异对文学评论的影响独具代表性。英国文化历史博大精深，具有较长的发展史，且英语是语言正宗，具有优越的发展优势，这主要是因为它较好地传承了文化遗产，并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也许是因为此原因，大多数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会格外小心的运用语言，也许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崇拜和敬仰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他们害怕侮谩英国传统文化。因此，评论家在评论英国文学作品时，运用语言时循规蹈矩，缺少一种个性和创新。美式英语建立在英式英语之上，与英式英语相比，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是美国是一个更加崇尚自由、民主的国家，在独立战争中，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均进行了更新，且美国民主革命相对成功，历史遗留不大，这点表现在文学评论中，便是美国文学家评论时相对张扬，看不到小心谨慎的痕迹，有时还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美国文学评论的创新与自身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语言是名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化发展的具体体现，通过对比分析英美文学评论语言差异，我们能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差异对国内外文学评论的影响。
（二）文化内涵差异的影响
英国文学评论主要挣扎在传承和摆脱传统文化中，《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典型作品，故事中的主人公挣扎在复仇中，此时期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均具有此类特点。在十七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评论逐渐从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逐渐向荒诞过渡，这是在传承和摆脱中挣扎的具体体现。进入二十世纪后，其文学评论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新思索和定位原有理论，此时期涌现的文学作品的风格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综合来说，伊格尔顿是英国文学界最具代表性的评论家，截止到目前为止，仍发挥着较大的影响。英国文学评论正在向着后现代主义的方向发展，在文学评论中应进行系统性的审视和思索，进而构建满足时展的文学理论。对于美国文学评论，我们应注重对美国文学的探究，这是因为评论源自文学。美国属于殖民地，大陆文学、英国和印第安学均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文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虽然其它文学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还是自身。美国文学建立在英国文学的基础上，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然而美国文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独立个体，相应的文学评论也是如此。
（三）文化历史差异的影响
人本主义是英国文化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具体的英国文学评论过程中，关于人本主义的观点相对保守，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身性质决定的。例如，莎士比亚在评论自身作品时，宣传人本主义的较多，这种主义处在发展金字塔顶端，旨在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制约，真正实现自由、和平。莎士比亚的人本主义评论在英国文学作品评论中发挥着代表性的作用，它在后续评论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人本主义评论观。然而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这种评论观开始受到质疑，有些甚至否定此种观点，这主要是因为，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助推剂，而相对保守的人本主义观只有在特定的时期才能发挥自身价值，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条件。而美国文学评论针对人本主义观点，具有激进性和独创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英国相比，文化历史负担相对较重，且历史遗留问题不多，外加美国的独立战争的影响，形成了一种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文化氛围，为美国文学评论发展减轻了负担。因此，在美国文学评论中，大部分作家对人本主义抱有激进的态度，有些还进行了一定的创新。
五.结语
一、文学修辞批评的内涵与外延
在人文社科领域，“批评”显然不是取其字面的普通意义，在“吹毛求疵”，而是有着相对比较严格的定义。这种定义的规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批评”术语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形式范畴化”与“意义范畴化”。顺其也就有了“文学批评”，甚至更为细化的分支，“文学修辞批评”。不仅如此，语言学、艺术学等都有相关的“批评”研究，如“批评语言学”等。依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马丁教授的观点，“批评”是种评价(appraisal)。又可称之为“三特”理论，即在特定的视角下，针对特定的对象，依据特定的标准进行评价。特定的视角有诸多选择，如逻辑、美学、文化、伦理等，非一言可以概之;当论及人文领域的“标准”话题，首先它是种规约，这种规约本身又形成于约定俗成，如基于某社团的历史或文化等，因此，本质上的人文“标准”又是相对的。特定的对象，可为人，可为事，也可为媒介。若以文学域为例，可以为作者，也可为读者，更可以只针对作者生产的文本。因此，概述之，文学修辞批评是以修辞为视角而进行的文学批评。类似的观点，高万云(2007)、泓峻(2004)皆撰文阐释过。文章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与效果，需通过“语言”媒介生产，以文本研读为基础，最后升格为社会批评、文化批评，这在文学修辞批评中应作以重点强调。若对文学作品批评只是泛泛而谈，则失去其应有之意，甚至丢掉宝贵的学术品质。
二、文学修辞批评近当代史的纵观特征
若以微观与宏观的两极化来定义，宏观或广义上的文学批评，个体在文学作品阅读过程，或阅读行为终结后，由阅读的文本而触发的评价，包括感想、判断等，都可视为文学批评。若从微观或狭义上而言，文学作品的评价则要力求客观与精确。这种学术活动，既可以针对某一具体文本，也可为一系列，即与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这时，文学理论或观念的选择支撑就变得举足轻重，关键字眼落在了“学术性”。批评理论的选择也就是批评视角与批评手法的选择。论及批评手法，西方近当代文学承受过比较流行的，当属社会批评、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从宏观切入，从宏观着眼，从宏观入手，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操作，是这些手法的共有之处。坦诚地讲，宏观视野下的文学作品审视，有其过人之处，即透过现象，直取本质，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为理性。这种审读，留下的，是对原文本折射出来的哲理、现实最佳的评价。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宏观文学批评对原文本内容的脱离，及对原文本渗透出的美学意蕴的漠视，也是其短视之处。美学是个体阅读过程中情感触发的火线，而美学的接收，又离不开语言技术手段及语篇结构的分析，只有以此为保障，文学文本或文学语篇，其概念意义、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等语言表达效果的生成机制，方能为作为读者的个体所捕捉。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修辞批评既注重了文本表达的意义与效果，即作为产品的文本效应，也揭示了这种效果与意义生产的过程或机制。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文学修辞批评可视为一种微观近距离下的文学批评。论述至此，有必要对这种文学批评手法的必要性做进一步的阐释。杰姆逊，作为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倡导者，曾经直言，个体对既定文本的接受，有层次之分。即描述层、分析层和价值判断层。所谓描述层，是指文本以语言为媒介，带给阅读者的经验认知，甚至身临其境般体验作者生产文本时，字里行间的某种。分析层面，则意图打开文本构造的神秘，包括了文本生产的理论支撑与手法。这个过程，逻辑思维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最后一层，也是文本分析最为高级的一层，当属对阅读文本的价值评判。如一般意义上的划分，保守抑或激进，有意义与否等。文章认为，修辞批评应属于第二层面，即杰姆逊理论中的“分析层”，也是意识形态、社会批评等第三层面价值评判的根基。这就是文学修辞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不可或缺，也是避免与其他手法冲突的过人之处。可以这样推理，语言解读衍生文本解读，并催生社会及文化解读，程度可谓逐级攀升。确认这个过程，会让文学修辞批评的结论言之凿凿，从而使学术性的文学批评客观性、说服性得以保证。反之，缺乏具体文本分析的文学批评，其主观性可见一斑，更难免落入“形而上”的思辨窠臼之中，或许也可能意味隽永，但总有一种漫无边际之感。
文学批评的最低标准，或通俗地称为合格的前提，在周国平(1999)看来，可从下列几处入手。其一，批评者阐释与评判的动机，首先缘于自身对待评价文本的兴趣。这种愿望是激发的，而非完全自发的，即待评价的文本本身是外界刺激物，是施为者，令批评者产生了进行评判的冲动。这种冲动的迫切，不是出于对某种文学理论的应用。换言之，批评者无可厚非地首先是某个文本的消费者。其二，批评者自身的能力定向。他并非一名普通读者，而应是巴赫金笔下的高级阐释者，具有文学或艺术上的内在修为，具有一定程度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在描述其评判之际，对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与见解，知道自身的评判要把“钢”应用到哪块“刃”上。这个过程，当然要有学术性理论的支撑。概括地讲，周先生的观点认为，真正的批评家需具备的两大基本素质，首先要为待评价的文本所吸引，并对其有热情感。其二，批评者本身需有审美感、鉴赏力。若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可以想象的是，一个不喜欢阅读文本的“批评者”以何资格去评判文本?文本不仅是评判对象，也是依据，或是批评阐释的发端。道理虽浅显，却又易于忽视。
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时间点，基于这样的考虑，西方文学修辞批评出现了几点显著的特征。其一，批评家理论试验意图明显，即凭借国外某种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理论来评判文学作品。在文中分析阐释的，不是原作者创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观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马原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文学叙事及语言问题，是典型的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主义，打破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作者中心论”。其二，文学修辞批评的视角愈加开拓，方向也更加细化明晰。传统文学修辞批评一直囿于语篇结构、语言特色等分析，但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文本性的修辞评判，以一种新鲜的血液，融入到此行列中来。叙事分析这一修辞视角，是这一先锋代表。变化的对比性在于，新颖的叙事分析不仅出现在新潮的文学创作中，即使采用传统叙事手法的文学文本，也在运用这一先锋理论。
三、文学修辞批评的价值与趋向
先审美，再阐释修辞意义，这种基于修辞学原理的认知过程，常被视为修辞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界比较一致的声音是，文本接受是对作品的逆向还原。但正如谭学纯(2000)教授所言，接受又有程度区分，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增值和改值接受。因此，事情远未有想当然之简单。正如一款产品，如果只是上市，但却永无消费，与废物无异，产生不了任何价值。因此，文章认为，文学文本的真正创作终点，应以文学批评者的创造性接受为标志。文学文本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应当有某种“预先契约”，即作者生产时会有预设的读者群，而批评者进行文本解读时，又尽可能吻合贴近作者原创主旨，这种“主体间性”就是一种隐性的“契约”约束。修辞，作为一种创作与批评的手法，在这份隐性“契约”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唯有如此，文本才会产生其应有的效果与意义，否则，借助语言媒介的交流，就形同虚设。具体而言，文学文本的修辞解读就是力求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包括了文学文本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等。因此，文学修辞批评的理论或应用价值其中之一，文章认为，应是对修辞本性的哲学反思，将修辞视为话语实践，对真理的认知和体现，更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及文学与语言学的跨学科问题。
文学修辞批评的研究视野应有跨学科的开拓。文学本身既是语言建构，也是修辞审美，更彰显了创作主体的辛勤。文学创作的过程，首要遵循语言学的理论规范与指导，又在规约中体现能动，寻求突破。所谓文学批评的跨学科解读，需要的不仅仅是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融合，还应有更多的学科理论作支撑基础，只有具备如此广袤的视野，中国文学修辞批评才能彰显自己的特色。然而，语言学界偏重修辞技巧，文学界青睐修辞诗学，却是中国当代学术走向学科分化的趋势。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二者的优势相长，必然蕴涵学科融合的可能性。但催人反思的是，响亮口号的背后，往往是实践的匮乏。
作者：耿维峰单位：东北电力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教学总结是教学评论的前提，它为教学评论提供梳妆整理和筛选归因
一学期结束便进入了总结的阶段，教师们在进行总结时，必然要回顾自己一学期来教学思想的历程和课堂教学的过程，其间的成败得失，功过是非将首先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有一个衡量和评价，这种回忆式的教学总结会引起教师自身无限地思考，本人在教学某个时段由于受某种教学思想的影响而自己采取了怎样的教学行为，产生了多大的教学效果，对这种教学现象自己又是如何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自己有没有发现更为重要的东西，采取了那种变更措施，又收到了怎样的效果。在这种自我学习自我总结中，教师会遵循着自己教学的轨迹洞悉到自己进行语文教学是由生硬逐步走向成熟，还是由茫然逐渐走向清醒，是由困惑顿生灵感，还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教学总结贵在全面，实在，切中要害，一个小学语文教师，如果能够在学期结束后认真回顾自己一学期在语文教学上的历程，其实是回过头来捡拾自己一路丢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那将不失为自己一学期教学上的宝贵财富。
二、教学总结就像是把自己的过去全部装放在一个展台上，好与坏，美与丑，除了心中的那份自信和悔悟之外，还将去聆听别人对你的评论。
如果教学总结是一种自我评论的话，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评论恐怕还应该是那种围坐于会议桌前，所有同行们仔细聆听着你一学期的故事，从而对你一学期来在语文教学方面所做的工作的评价与议论吧。这种评论的氛围应该是民主的、和谐的、积极向上的，它涉及不到个人的利益冲突，所有的评价和议论都是为了我们业务的提高，为了语文教学的进步，对事不对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彼此在事实依据、理论思辨、实际效果上进行阐述论证，各抒己见，共同进步。
小学语文教学评论的着眼点应该放在评而论之上，它不需要给你划分出三六九等，不需要评优评先，目的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让我们在评而论之的过程中摆事实讲道理，从众多的事实现象中抽象出内在的本质，从而进行理论的升华，在这一过程中，语文教师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需要的只是放开思路，进得深刻的理论思辨，这期间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在集体智慧碰撞之中产生的创新火花和不断生成的对语文教学的更为深刻的理解。
三、小学语文教学评论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参与评论的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像是经历了这场风暴的洗礼，变得更加睿智和聪颖。
小学语文教学评论的过程是一种智慧的结晶，它促进着参与评论的每一个语文教师的反思和成长，每一位语文教师可以在那场教学评论的风暴中认识到自己教学思想中陈旧的一面，认识到自己课堂教学成功与失败原因，为自己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措施提供重要依据，同时把积累了大量教学经验的素材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共享利用，便能有效地促进语文教学的发展。促进教师语文教学理念的提升和教学水平的提高。教学评论是一种总结，一种思辨，一种反思，教师所得到的是一种提高。
学期年度结束，每个单位都要对教师进行年度考核，评先奖优，它涉及到个人的荣誉和利益，具有功利主义，而对业务的总结，对教学质量的分析，是一种反思和归因，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注重内省与觉悟，注重论述和思辨的教学评论来完成一次语文教师的评价，从自我总结到同事互议再到反省与提升，比行政地对教师划分三六九等要好之又好。这样的管理将体现人本化。没有了功利色彩，使管理真正有效应，也使教师教学水平有了质上的提高。
关键词：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二元论；异延
一、 解构主义的起源与理论主张
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和哲学思潮，其思想主要源自“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的指引”（黄勇，2004）。在文学批评领域，主要集中在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四人身上。解构最简便的定义为对构成西方思想按等级划分的各种对立关系的批评，要解构这种对立关系目的在于显现它不是自然的和无法避免的，更是一种建构，是由依赖于这种对立关系的话语制造出来的，并且还要显现它是存在于力图拆解和重新描述它的解构作品之中的结构。解构试图消解结构主义提倡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在场形而上学话语，而以思想和语言游戏对“中心化”的结构主义加以拆解。解构主义领军人物德里达以解除“在场”为其理论的思维起点，以符号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的理论做出了推演展开。他认为语言的意义是独立存在的、非先天的，永远处在变化之中，这样就能把语言、符号和文本从逻各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二、 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叛”解读《忏悔录》
《忏悔录》中，卢梭在都灵的一个贵族家庭当仆人时，偷了一条“玫瑰色和银色相间的小丝带。”当他被人们发觉时，他说是一个年轻的女仆把丝带给他的，言外之意她试图勾引他。在当众对质时，他一口咬定是女仆玛丽永偷的，从而诬陷了一个从未伤害过他的纯洁清白的姑娘。然而，在《忏悔录》前三章叙述的各种各样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多少有点不道德、令人为难的情节中，正如上述叙述的，卢梭选择将玛丽永事件和具有特殊感情意味的丝带作为策略安排在文本中并以特别炫耀的口吻讲述的情节，实际上却是一个大骗局。在《忏悔录》第二章的开始叙述中，卢梭没能限制自己只叙述“真正”发生的事。按照绝对事实来看，他只是承认自己犯下了错，不应该诬陷玛丽永，却没有真正告诉或暗示读者盗窃事件的真实动机，因此他没有真正意义上为自己辩解，这就毁灭了忏悔话语的严肃性，从而使它自我毁灭。不言自明，卢梭诬陷玛丽永这一发人深思的事件，证实了《忏悔录》主要并不是一部忏悔的文本。
从解构主义策略来看，“玛丽永事件”体现了掩盖和暴露的重叠，揭示了卢梭《忏悔录》内在的对忏悔的颠覆机制。文本表面上看是以忏悔为主题和中心，而实际上“《忏悔录》的自我拆解将卢梭坚持忏悔前提下的掩盖和暴露问题逐步呈现出来，最终将假借忏悔的名义对一部分事实做出掩盖、对一部分事实做出暴露”（陈太胜，2011）。“玛丽永事件”透露出忏悔者的内心情感和表述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致使忏悔的语言在聚合作者的认识和表述偷窃丝带两个方面产生了歧义。按照卢梭的忏悔，他发觉自己不应该诬陷玛丽永，同时又在文本中解释把罪责归咎为女仆玛丽永的原因是“我依据出现的第一个对象为自己辩解”。这无疑与卢梭将偷窃归结为对女仆玛丽永的爱相互矛盾。当卢梭视“玛丽永事件”的此种行为为虚构时，这恰好证实了卢梭写作《忏悔录》的真实目的所在，卢梭骨子里是需要证明自己的，因此他借助写作来清洗自己的罪行。他的喋喋不休似乎证明了他面对真实时的自我底气的先天不足，正因为他无法走出忏悔的阴影，结果他不断清洗罪行的辩解行为恰恰不断地证明了罪行的显豁。
三、《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反二元对立模式
《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的成功之作，描述了出身于贫困农村家庭的少女苔丝不幸的遭遇和悲惨的命运。在探究苔丝的悲剧成因时，亚历克常被认为是苔丝悲剧的元凶。的确，哈代花了不少笔墨塑造亚历克这个人物的反面形象。然而，他在对亚历克这个人物的否定性描写中，也掺杂着某些肯定性成分，造成了某些自相矛盾的效果。并且，由于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前理解不同，亚历克不完全是彻底的反面人物，他也有某些正面特征。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转型期，亚历克的开放性思想在某些程度上体现了新时代的前卫思想。他站在时代的前头，不拘于传统习俗的束缚，因而他的思想难免与这个时期还未进化的传统思想产生冲突。从某个角度看来，他思想上的开放性是有悖于传统观念的。由于传统道德观在亚历克生活的这个时代中仍占主流，他的新思想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负面的了。正是人们倾向于带着传统的前知识结构去解读亚历克的人物形象，在阅读中与哈代在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传统思想重叠并产生了异延，因而形成了全面否定亚历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法。这种定性的前理解在文本阅读中产生了相应的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在全面理解亚历克的话语及做法时形成了思想痕迹，由此构成了对亚历克否定性的界定。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已完成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放和转变。因此，“传统批评对亚历克的彻底否定性评论显得过于绝对化、极端化，这样的评论对亚历克是不公正的”（陈媛媛，2010）。
四、 结语
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用于文学领域的解构批评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阅读理论和实践，它质疑并挑战了语言系统所谓确定文本边界、总体与明确意义的功能。总的来说，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发展了英美新批评“封闭阅读”的基本概念，以修辞性的文学语言为文学本体，但同时又反对“有机整体”的文学观，主张依据作品文字所隐含的内在结构及其同读者之间的心灵交往，依据读者阅读过程中文本文字间游戏式的互动来阐释意义。本文通过对卢梭的《忏悔录》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进行解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更好的阐释了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文学批评理论破除了一切整体化的倾向，打破了文本封闭自足的界限，使文本在读者多样化的参与下形成跳跃的、充满活力的意义言说。（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陈太胜.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陈媛媛.《德伯家的苔丝》的解构主义解读[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