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14 14:59:29
一、意向性与文学
先看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冬日的傍晚，于风雪交加之中，有一男子骑马来到一家客栈。他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奔驰了数小时，大雪覆盖了一切道路和路标，由于找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使他格外高兴。店主诧异地到门口迎接这位陌生人，并问客从何来。男子直指客栈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种惊恐的语调说：“你是否知道你已经骑马穿过了康斯坦斯湖？”闻及此事，男子当即倒毙在店主脚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对超越于其意识之外的对象有赋予意义的作用，人的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我们体验到的只能是意识中的显现，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事物本身。现象学把它叫做“意向性”。意识的意向性具有认识功能，它说明了意识如何超越自身而切中对象。胡塞尔认为，“意义”充当了二者的媒介。可见人对事物的印象“立义”并不实存在客观对象中，也不实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而是一种在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生成的非时空的存在。
胡塞尔认为存在和本质是可以分离的。意向性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另一种是纯意向性对象，它除了部分特性可以借本身的材料加以呈现外，必须依赖于意向主体的意识活动去填充。文学作品就是纯意向性对象。现象学认为，对于文学的创造活动来说，所需要的，不是用来约束文学创作的美的客观标准，而是作者和读者的直观的想象当下化能力。
二、本质直观与文学
何谓直观？现象学认为直观既是意识中的绝对被给予性。何谓本质？胡塞尔认为，本质不是超越现象的东西，本质就是现象。并不是说现象就是本质，而是说本质是意识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现象。本质既有绝对被给予的直观性，也有一般的观念性。直观的对象既可以是意识之外的超越对象如一棵树，也可以是实际不存在的对象如圆的方。本质直观就是无前见、直接性地看，这种看并非肉眼之看，而是一种灵魂之看。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从哲学角度证明了孔子“诗可以观”的思想，特别便于让我们加深对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理解。现在试举《天净沙秋思》一例予以说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28字里分别出现了“藤”“树”“鸦”“桥”“水”“家”“道”“风”“马”“阳”“人”11个意象，但我们绝没有感到它们单调重复和突兀。景物表面孤立，实则构成了有机整体，无不渗透着天涯浪子凄凉的心境，可谓情景交融，意境悠远。更重要的，在直接感触这11个意象的同时，也有一股意境感受清晰地在我们意识里扑面而来，成为不可怀疑又难以言说的直观观念。
《天净沙秋思》向我们呈现出来最原始的直观中的关系。诗歌就是对世界中最原始的关系的直接把握，同时也是最本质的把握。中国的古典诗词便是这种直观把握世界本质的最佳例证。
三、形式指引与文学
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理论是在抵制工具理性，追求诗意存在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他指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思考问题日益概念化，对象化，定义化，单向化，从而遮蔽了世界的真正存在和真理。海氏认为前科学的，前逻辑的，前理论的生活世界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万事万物在非对象的境域中的互动中才能不断构造和充实它自身真正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在卞之琳的《断章》中获得了完美的体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你在观赏景物时,景物也正在因你而改变！文学和哲学异曲同声地告诫我们，如果人类把一个东西已经看成了对象，你无意之中就已经和它分离了！人与世界原本就是以某种动态的，境域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我”只有在“他”和“她”甚至“它”那里才有真正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形式”是动态的，活泼的境域，“显示”则意味着要展开一种现象的关系。他强调：“一个现象必须被事先给出，以致它的关系意义被维持在悬而未定之中！”请看“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中赫然出现了一个“料”字和一个“应”字，正说明“我”和“青山”的关系还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双方还位于一种主客未分，被动主动未分的境域中。一方面，沉雄豪迈的辛弃疾把自己的志向情趣赋予“青山”，突出了“青山”伟岸坚强的意义，另一方面，壮志未酬，年老体衰的辛弃疾也急需请出“伟岸坚强”的“青山”来凸显自己的人生价值。现象学认为，作为主体的人同时在构成我们正在意识着的现象；反过来，人正在意识着的现象，也在同时渗入我们的意识流动背景之中，不断成为我们的习性并沉淀在生命里。也就是说，辛弃疾实际上通过“青山”在经历着自己，在修炼着自己，在巩固着自己，在印证着自己。区区的15个字既是一场艰难的对话，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的勉励。
据岳珂《?H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可见，光是在千古绝句中揭示一种待定的人生场景还不够，辛弃疾在余生中还一直不断亲自朗诵，从而不断生成自我。正如现象学所揭示的，辛弃疾的诗篇开示了一种纯粹的悬而未决的，正在生成的关系和氛围。正是在对生命意义的虔诚追寻探问中，词作者获得了自己的意义。
一、重复现象岂容忽视
在秘书学的建设中，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且迄今未能引起秘书学界的重视。如果此种现象继续存在与蔓延下去，不仅会影响秘书学的发展和成熟，而且也不利于秘书学的教学及秘书专业的课程建设。
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是指秘书学与文书学、公文写作、档案学和行政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上出现的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秘书学与文书学重复。现有的劝书学著作(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文书学的内容，但大多是照搬文书学的研究成果，如文书的一般知识，文书工作的任务和原则，文书处理的程序和要求，乃至文书立卷业务，等等。笔者案头的一部秘书学著作，以全书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论述文书和文书工作,包括文书立卷业务。①
其二，秘书学与公文写作重复。多数秘书学著作(教材)，都把公文写作的部分内容作研究对象，而且多从微观操作上进行研究。其中有各种通用公文的写作，也有机关应用文的写作，还有经济文书、涉外文书和交际文书的写作，甚至学术论文的写作。如笔者所藏的一部企业秘书著作，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企业公文的写
作。②另有一部秘书学著作，则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酷似一部应用写作教科书。③
其三，秘书学与档案学重复。
有相当多的秘书学著作(教材)，均以独立的章节和较长的篇幅论述档案和档案工作，主要是机关档案工作，其内容与档案学的的某些部分并无二致。如笔者备用的一部秘书学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档案工作的性质，档案工作的原则和档案工作的作用，以及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和提供利用等业务知识，此外还介绍了档案室的类型、任务和制度。“这些内容，显然与档案学特别是档案管理学的有关部分一模一样。由笔者主编的一部秘书教材，亦将机关档案工作划归秘书学的研究领域。⑤
其四，秘书学与行政管理学重复。
有一部分秘书学著作(教材)，或多或少地撷取了属于行政管理学的内容。如笔者手头的一部秘书著作，在“行政与行政管理”的标题下，分六节论述了行政管理与行政原理，行政领导与行政决策，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法与行政方法，人事行政与财务行政，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等与秘书学关系不大的内容。“另有一部秘书学著作，则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诸如基建、房产、物资、财务、车辆、食堂、宾馆、招待所和机关环境等后勤工作。⑦
不难看出，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是普遍的，也是严重的。难怪有人怀疑秘书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也难怪有人认为秘书学不过是多学科的拼凑，尽管看法失之偏颇，但问题确实存在，其症结何在呢?以笔者之见，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秘书学发展迅猛，致使许多研究者忽视了对秘书学自身理论的研究，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学科分类、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知识体系和相关学科等。从一定意义上讲，秘书学的兴起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背景下开始的，带有某些先天不足的成分。
第二，由于秘书工作与文书工作、文字工作和档案工作密不可分，而且秘书工作迄今包含文书工作和文字工作，因此秘书学与文书学、公文写作和档案学的交叉或重复，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加之秘书学的研究没有处理好借鉴与创造的关系，又助长了重复现象的发生。
第三，由于秘书学评论落后于秘书学研究，学术上的是非缺乏必要的争鸣与批评,象秘书学研究领域如此重大的理论课题，迄今未能开展认真的讨论。因此，使出现了秘书学著作虽然纷纷问世，而重复现象却依然如故的态势。
二、研究领域能否划定
任何一门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因受学科对象的规定，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那么，如何给秘书学的领域划分界限呢?笔者认为，这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认识问题。在划分研究界限的认识上，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要承认，给秘书学划定研究领域，到头来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甚至有失败的危险。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兴趣、研究重点、研究层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再说，任何一种划分，哪怕是最权威的划分，也缺乏约束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如果不大体上划分其研究领域，那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漫无边际地研究，致使秘书学无所不包；二是研究领域过窄，致使秘书学的研究难以拓展。不论是哪一种后果，都有碍于秘书学的建设与发展。正确的认识，应象美国社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所言：“那些界限应当象一件能勾画出形体的宽大的斗篷，而不应当象一套僵硬的盔甲，盔甲固然能防御别的学科的人对同一领地提出要求，但它毕竟太约束人⑧
其次，是观点问题。秘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即使研究内容再庞大，研究领域再广泛，也总是要有个界限的。要给秘书学划分研究领域，首先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即从秘书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去划分其研究领域。秘书学原来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如清代的幕学著作，就包括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比等知识。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秘书工作开始侧重于文稿撰拟、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等业务，因此研究文书与档案的著作相继问世。在五六十年代，档案工作逐步独立，档案自成体系；文书工作日趋完善，文书学开始兴起。自八十年代以来，写作学另立门户，行政学走向成熟。这就是说，用发展的观点来看，有不少研究内容不断从秘书学中分化出去，不再属于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诚然，也有些研究内容不断进入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如秘书人才学、秘书教育学、秘书心理学和秘书美学等边缘学科。如果将已经分化出去的研究内容继续留在秘书学之中，或者将已经进入秘书学之中的研究内容继续拒之门外，都不利于科学地划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
再次，是途径问题。要给秘书学划分研究领域，还必须解决途径问题。笔者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有三条途径可供采用：一是历史的途径，即通过对早期秘书学著作的研究，寻找开创者们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内容。从八十年代初期问世的几部秘书学著作来看，当时秘书学研究者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是秘书史、秘书组织、秘书实务和秘书人员。其中的秘书实务，就包括了公文处理、公文写作和档案工作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受其影响，在其后的秘书学著作中，大多沿袭了上述研究内容，且成一种传统。不难发现，历史的途径可使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保持相对的稳定，保证秘书学发展的连续性。但它也有僵化的危险，因为传统具有保守的天性。二是现实的途径，即通过对近期秘书学著作的研究，探讨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什
么问题，以确定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从九十年代初期间世的十余部秘书学著作来看，除了继续保留秘书史、秘书组织、秘书实务和秘书人员等传统领域外，又新增加了辅助决策、沟通信息、督促检查、公共关系和办公自动化等内容。⑩这种变化，不是研究者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依然存在，且有不断扩大之势，除了沿袭公文处理、公文写作和档案管理等内容外，行政管理学的某些知识成为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显然，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三是比较的途径，即通过对秘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对比分析，从总体上区分各自的研究范围，将不属于秘书学的内容归还给相关学科。
三、秘书学领地知多少
划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应本着宜宽不宜窄的原则，从而勾画出一件形体宽大的“斗篷”来。笔者根据现有的秘书学著作(教材)，拟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界定为四个区域、25项内容：
(一)秘书史
秘书史主要研究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任务有三：一是描述秘书活动的演进过程；二是总结秘书活动的历史经验；三是探讨秘书活动的发展规律。秘书史的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1)中国秘书史，即综合研究中国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2)外国秘书史，即综合研究外国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3)国别秘书史，即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4)断代秘书史，即研究某一朝代或某一历史阶段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5)专题秘书史，即专门研究某项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6)秘书思想史，即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物关于秘书活动的理论和主张。
(二)秘书理论
秘书理论是泛指关于秘书现象、秘书活动和秘书学自身的理性认识成果。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描述；二是预言；三是解释。①秘书理论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1)基础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自身的理论，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知识体系、相关学科、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等。(2)应用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活动及其构成要素的理论，如秘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秘书活动的职能和效率，以及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活动的对象、秘书活动的空间和秘书活动的媒介等。此外，还有行业或部门的秘书活动。(3)交叉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的理论。
(三)秘书业务
秘书业务是指秘书人员或秘书部门的专业工作，由于秘书工作的范围较为广泛，且有扩大之势，秘书业务也随之不断增加。其主要内容有：(1)文字工作，即文稿的撰拟和审核工作；(2)文书工作，即文书的制发、传递、办理和保管工作；(3)信息工作，即信息的收集、加工、提供、存贮和检索工作；(4)协调工作，即组织之间、工作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改善工作；(5)督查工作，即对重大决策、中心工作、重要行
动和领导交办事项的督促检查工作；(6)工作，即人民群众的来信处理和来访接待工作；
(7)提案工作，即对人大、政协、职代会等所提意见、建议、批评、提案和议案的办理工作；(8)会
议工作，即对会议和会谈的准备、组织和善后工作；(9)接待工作，即对客人的迎送、招待和服务工作；(10)值班工作，即在值班室固定或轮流担任工作；(11)保密工作，即保守和保护秘密，使之不泄露的工作；(12)其他工作，即领导临时交办或突发性工作。
(四)秘书技术
秘书技术是指秘书人员用于处理事务的方法、手段和技能。它与秘书业务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动态性，其功能主要是培养秘书的操作能力。秘书技术应包括如下内容：(1)秘书工作方法，即秘书人员或秘书部门处理事务工作所运用的方式、程序、途径和技巧；(2)秘书办公场所，即秘书人员按照一定的制度，并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处理公务的处所5(3)秘书办公手段，即秘书人员为达到某种办公目的而采用的办公设备，操作技术和操作程序等；(4)公关艺术，即秘书人员为达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而采用的一系列的公关措施、方法和技巧。
以上四个区域、25项内容，是就秘书学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而言。可以预言，随着秘书学研究的深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注释：
①王熙梅、王景清主编：《现代秘书学通论》，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90至167页。②钱祺喻，刘开文：《企业秘书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至381页。
②张金安、常崇宜编著：《秘书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至305页。
④张希林、吴长有主编：《文秘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至203页。
⑤董继超主编：《秘书学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至202页。
⑥袁维国编著：《秘书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至142页。
⑦搂宇生编著：《通用秘书学》，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至278页。
⑧[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著：《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1年版，第l页。
⑨八十年代初期问世的秘书学著作有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9月)、王千弓等编著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1984年10月)、张金安和常崇宜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10月)、孙云洁和王慎先编著的《实用秘书学》(1985年9月)。
⑩九十年代初期问世的秘书学著作有钟辉编著的《现代秘书学概论》(1990年7月)、袁维国主编的《秘书学》(1990年9月)、楼宇生编著的《通用秘书学》(1991年2月)、程明华等编著的《秘书学教程》(1991年5月)、饶士奇、曾斌主编的《秘书学概论》(1991年5月)、娄山关等著的《秘书学教程》(1991年10月)、任群主编
一、“80后”作家群的出现原因
1.《萌芽》和“新概念作文”是培育园地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萌芽》杂志很受“80后”的欢迎。1999年1月,由它发出的别出心裁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由原来的无心插柳变成了柳成荫。在一些着名作家和高校学者的评选下,从最开始简单的作文比赛和被名校录取到现在捧红一批又一批的“80后”写手,它所带来的效应是出乎意料的。大家发现原来作文可以走出课堂模式,随意发挥和创造,有自己的独特思维和语言风格就可以。于是大批的“80后”涌进了这个“新概念”。“新概念”成为“作家生产线”。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都是这个队伍中走出的闪耀星星。还有太多的人或许没有他们那么惹眼,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并通过各种出版渠道跻身于“作家”行列。
2.网络文学的发展
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自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一炮走红后,人们开始将视线转移到网络。网络给原创文学提供了一个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尝试写作。新浪等网站举行的文学大赛都显示了网络文学的影响力。我们可以从很多畅销书的封面看见“本年度网络人气小说”“年度新浪网点击率最高文学”的字样。据《扬子晚报》2006年4月5日报道,19岁的男孩林千羽凭借处女作《逍遥,圣战传说》一举拿下了2006年新浪原创文学大赛前半段文学状元的桂冠。北京朝华出版社宣布,将用100万元打造林千羽,让他成为“80后”写手中新一代领军人物。在这个自由的土壤上,“80后”写手们从中涌现了出来,蓬勃发展,不断壮大了“80后”作家群的队伍。
3.文化消费能力的增强
在11月25日举行的2005北京文艺论坛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指出,年轻一代的文学消费能量不可忽视。他认为,“80后”一代的特点就是文化消费能力特别强,“他们是独生子女,赶上了我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他们要买书,于是郭敬明变成了文化英雄;他们要玩游戏,于是陈天桥变成了网游大亨;他们要看电影,于是《头文字D》卖座……他们的文化消费力量越来越强大。”张颐武说,随着这代年轻人的崛起,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和阅读市场也逐渐形成。“青春化写作”崛起并占据了文学市场的重要位置,引发了文学领域的许多变化:首先是作家“换代”,原来走红的王朔等人渐趋沉寂,而韩寒、郭敬明、春树等人开始崛起。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就曾采用少女作家春树的形象,并将春树、韩寒等人作为80年代出生的中国新一代文学代表人物。
4.媒体的炒作
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媒体开始用各种方式吸引受众。明星化、偶像化、文学圈的娱乐化,都是“80后”写手走红市场的另一个外在因素。他们接受采访,举办签售,各种公众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林千羽被媒体冠以“韩寒第二”的头衔(他本人对此不予认可),可见媒体的炒作的声势之大,影响之广,非同小可。韩寒,郭敬明等一而再地出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他们的名声一方面是自己成就的,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关注和炒作。
二、“80后”作家群特点
1.自身特点
在他们成为“作家”之前,他们是属于“80后”。他们有“80后”的普遍特征:缺乏斗志,希冀安逸;有“拜金”意识;个性张扬,相对逆反;富有一定的创造力;重视感情,心理素质较差。同时他们相对更加自恋和张狂。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复杂。写作源于生活,他们在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生活,可能他们比一般的同龄人更有生活体悟和经历,他们内心比较敏感,思维比较活跃。郭敬明曾在上海电视台的一档采访节目中说自己和很多“80后”的孩子一样,有美好的童年、亲情、友情,并承认他的作品很多都有自己的生活影子。但当问及他的抄袭案时,他立即表示不愿回答,并要求在播出时掐了这段录像。他的任性和脆弱也体现了“80后”典型的性格特点。
2.作品特点
(1)在创作内容上,除了郭敬明的《幻城》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既有漫画感,又有童话感,让所有的同龄人都勾引起那种久违的感觉外,80年代后大部分写手都呈现着类似的面貌:校园的快乐和压力、家庭的破“80后”作家群文学现象的初步研究朱咏梅碎、纯真的友情、朦胧复杂的爱情、边缘生活、伤感、低靡的情绪……诸如此类。由于读者都是同年龄层的,因而比较能引起情感的共鸣。
(2)在语言上有自己的风格。郭敬明的语言风格比较明朗,但同时又很华丽。张悦然的则比较阴郁、细腻。以他们俩为代表,导致后来出现了太多的模仿形式文字。现今许多“80后”将校园生活的草样爱情写得犹如韩剧般的泡沫,幼稚而轻佻、浮华,网络文学的粗糙也在其间起了影响作用。
(3)在塑造人物特点上,他们都很局限地将自己,或身边人的喜好特点赋予其中。这是比较缺乏创造力的。在自己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主人公喜欢穿白色帆布鞋,喜欢棉质体恤,等等;同时由于他们的成名带来的富裕生活或本就有的富裕条件,他们在作品中也时常透露出一些小资情节。对各种品牌东西的轻描淡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他们的物质欲和金钱欲。人物性格特点比较简单,没有前辈作家所具有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深度。
(4)在文体形式上,大都以小说形式和散文形式出现。在结构安排上也出现比较特别的,如蒋峰的《惟以不永伤》。
(5)在思想上,“80后”很少能表现出主题思想的深度。这和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涉足社会生活有关。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故事情节如何曲折动人,而在于是否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形象所内含的社会意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能以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去吸引人、感染人和感化人,这是作品取得艺术成就的首要之点。因此,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作者)长期生活的积累、历史积累、知识积累和审美积累的结晶。“80后”的作品大都是校园青涩的爱情和对人生的迷茫,没有大的典型意义。
三、“80后”的真正天空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这是生命的规律,不可逆转的人生大势。“80后”作家群现象是一个趋势。所谓“存在即为合理”。当然不是说对这个现象无须争议。张颐武说:“在这一代影响下的文学市场中,青春化写作的一朝成名动摇了原有的文学秩序,文学的概念和价值判断的标准面临冲击。很难想象,当今文学市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居然是一些少年人。这些几乎毫无写作经验的少年人的试笔之作,往往会被成年人视为肤浅的自我表达,却受到了和作者同样年轻的读者的追捧。”着名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在他的《倾斜的中国文学界》(见《江苏作家》2003年第3期)中指出:“当前我国文学界出现了‘大人文学’和‘小鬼文学’之间的倾斜”。所谓“大人文学”指的是由成年作家创造的文学;所谓“小鬼文学”,指的是由少年作家写出来的文学。当前一些成人作家的作品出版难上难;然而,一些少年作者写的作品却“火”得不得了。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流传一时;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等作品成为各大书店销售量第一,他们的知名度竟远远高出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已成名的作家。其他少年写出的作品也全都成了“卖点”。在中国文学史上,个别少年曾在年幼时写出过一两首较好的诗作,但少年写出高质量的小说的却从来不曾有过。因为这需要丰富的生活积累、思想积累和文学积累,还得益于创造性的艺术才能,这都不是一个少年所能做到的。陈辽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小鬼文学’当家,这是我国文坛的悲哀,也是我国文坛的讽刺。这一倾斜,更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当前生态环境的不正常。”
一、表现形式
请看下面几组镜头：对面走过来几位西装革履、推着撒气自行车的大学生，来到修车师傅面前，张口就说：“哎，用用打气筒”伸手便拿；刚才还在一块轻松聊天，一会儿就因话不投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而打斗在一起；课外活动时间，校园的休息椅上女生坐在男生腿上、搂着男生的脖子，做着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举动，无视身边散步的人群；几个一身靓装打扮的女学生捧着瓜子，随走随丢瓜子皮；还有为发泄个人的情绪而损坏公物的；“潇洒”地随处随口吐痰的，在校园里乱丢纸屑、果皮、饮料罐、食品袋的；上课迟到早退也不向老师报告，泰然如入无人之境的；与老师同车而不让座的；学校洁白的墙壁上留下一串串黑黑脚印的；在课桌椅上、厕所里乱划滥写的，有的甚至是些污七八糟的内容；言语中很少用“请”、“谢谢”、“对不起”等文明礼貌用语，玩的是出口成“脏”，奉行的是“有理不让人，无理占三分”；在与他人关系上，只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不懂得如何去尊重他人……种种现象，反映出当代大学生基本文明行为的欠缺，令人触目惊心。
二、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的影响。⑴经济生活的影响。由于我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时间较短，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健全的法治社会大背景下才可能有良性的运作。这种新旧体制的转变，在客观上削弱、动摇了一些人的文明行为观念，造成不管文明不文明，只要对自己有利有益就去“行”，只要能宣泄自己的情感(哪怕是不好的情感)就去“为”的现象。从而，辐射和影响大学生行为。⑵传播媒体的误导。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国内外传播媒体传播一些不正确不文明的东西，对大学生产生感染、暗示等影响，误导了学生，使其产生偏离文明行为要求的思想与行动；一些缺乏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的低格调的音像制品，西方的物质文明、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及一些腐朽思想，都对大学生产了强烈的冲击，使一些学生文明观念混乱，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审美情趣向低层次滑坡。
2.学校教育自身不足。⑴学校较少将文明行为教育置于社会大系统加以考察。教育未能结合现实的社会需要注入新的内容，又存在重说理、轻实践，要求高但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因而使学校文明行为教育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文明行为引导和约束的意义。⑵学校教育未系统地教给学生全面的文明行为知识。我们国家作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厚的道德精神。然而，长期以来，传统文化连同它的精髓被置于批判的地位，人文教育不被重视，加之应试教育、功利化教育使得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人文知识相当匮乏。即使偶有这方面的教育，也只是作为知识教育、规范教育，而不是作为文化教育。如此这般之后，学生并没有受到精神的陶冶，也就很难具有必要的修养和情操。实际上，缺乏文化内涵和氛围的道德教育是一种有“形”无“神”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很难获得强健的生命力。⑶学生工作中教育、管理相脱节，管理不严。教育和管理应是紧密相联、互为条件的。教育解决思想问题，管理约束学生行为。教育要入心，管理应严格。当前，高校学生工作中，普遍存在教育入耳、入脑率不高，管理软弱无力的现象。对部分学生的违纪行为采取姑息态度，奖惩不明，从一定程度上纵容、助长了不文明行为习惯的滋生、蔓延。
3.家庭影响及自身文明意识的缺失。⑴学生自身出现某种“意义障碍”。所谓“意义障碍”即学生头脑中所存的某些思想或心理因素阻碍他们对文明行为的要求、意义的真正理解，从而不能把这些要求转化为自己的需要。⑵家庭文明修身教育的缺失。当代大学生多数为独生子女，多数家长采用“小太阳”式教育方法，基本上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子女想要什么就买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长期处于家庭的百般呵护之下。部分生活条件优裕的家长在教育子女问题上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只要子女学习好，其他都不重要。这些在娇纵中长大的大学生，加之缺乏文明修养的实践锻炼，他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缺乏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缺乏公共卫生意识和基本常识，缺乏文明意识和行为自律。⑶学生生源素质偏低，缺乏礼仪文明教育和道德素质教育。据统计，目前高校大学生有 30%的学生来自贫困地区，有 70%左右的学生来自于农村家庭，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缺乏礼仪文明教育和道德素质教育，导致文明意识的下降〕。
四、解决办法
文明、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齐抓共管，但是当今的在校大学生，已不可能再到中学里去“回炉”，也不可能一夜造出一个理想的社会大环境，所以任何抱怨、指责都是消极的，我们应在大学校园中创造一个文明良好的校园小环境，尽一切努力帮助大学生重塑文明形象。
进行理想成才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要教育大学生们襟怀祖国、胸有大志、端正学风、发奋成才。可以请知名学者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等与大学生谈人生、谈理想，激发大学生成才的强烈愿望和刻苦学习的热情。学风端正了，歪风就会下降。总之，要在整个校园中倡导文明风气，最重要的是踏踏实实去做，一件一件地落实，要帮助大学生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必见成效。
参考文献：
【关键词】盘点；小学语文；非语文现象；关注与思考
随着新的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用新课标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存在一些与新课程貌合神离的“非语文现象”。它充斥语文课堂，语文教学逐渐地空泛和虚化。“非语文现象”可以表现为不具有语文课程本质属性的活动，也可以是无助学生语文学习的教师行为，还可以是无关语文教学的环节。它脱离了语文学习的语言性、工具性、人文性、知识性、社会性、综合性等特点，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一、为信息技术所累的“非语文现象”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为语文学习提供了技术支持，特别是以网络和多媒体为依托的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学习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青睐。信息技术的合理介入，突破了单一时空的限制，网罗了多方位的信息资源，创设了跨时空的学习情境。它是带来学习方式变革的功臣。然而，如果设计语文教学时，不优先考虑学习主体----赋有灵性的学生和承载人文内涵的文本，而是首先考虑信息技术的运用，教学就会本末倒置，被信息技术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地陷人“非语文现象”挤占语文学习活动的怪圈。在执教《小露珠》一课时，为了让学生目睹小露珠富于生命活力的美，为了让他们感受“闪亮”“透明”“圆润”等特点，我从网上搜集了大量的露珠图片加以展示，又播放了一段某知名导演拍摄的露珠影像。在和谐悦耳的音乐背景下欣赏，真是美妙绝伦，亦幻亦真。再看学生反应：有的膛目结舌作惊讶状，有的交头接耳作交流状，有的齐声惊叹作感慨状……我内心不禁窃喜，这重点、难点突破如此轻松，哪还用费时费力地反复诵读，深入剖析语言文字呢？课后，专家点评，期待一片赞扬。然而，专家淡淡的说了一句“你想让学生学什么？”“学什么”这是语文学习最本质的问题。我在设计教学时竟没有深入考虑，而一门心思在搜集课件素材……那一场评课，不为专家犀利的点评感到难堪，只为自己的浅薄感到难过。静下心来思考，从表面看教学的目的好像达到了，即让学生深刻地体会到露珠的美丽；但如果只是用欣赏课件取代语言文字的品味、赏析、感悟，就如登山一样，是坐观光缆车到达峰顶，却没有自己经过攀爬来得深刻。
由此，在教学设计时，我们应放手让学生独自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交流，给学生扩散思维，放飞想象，张扬个性的机会，使得课堂充满互动生成的活力。要把握好“目的”与“工具”的关系。高花费、高技术不一定带来学习的高效率。信息术是个好帮手。但不可无原则、无节制的滥用，否则。具有语文特征的学习活动如语言文字的诵读、理解、揣摩、积累和运用就少了，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目标就会成为虚幻的“海市屋楼”。
二、学科整合大旗下的“非语文现象”
学科整合是课程改革中最热门的话题，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语文课堂呈现出“大语文”的繁荣景象。教师不再单纯“咀嚼”教材，而是多渠道地寻找学习资源，多方位地运用学习手段。在语文课上大做“加法”，使语文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壮”过。在学科整合的大旗下。语文学习的状况如何呢？ 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最真实的语文课堂，看一组镜头：
镜头一： 教学《瀑布》
师： （初读过后）同学们，作者笔下的瀑布多美呀！请你用笔画出你心中的瀑布。待会儿请同学展示。（因为要分组、勾线、涂色、展示，此活动共费时20分钟。）
镜头二： 教学《泉水》
师： 泉水流过哪些地方呢？ 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部分多读一读，可以自由地和同学交流感受。（学生还没有“多读一读”，就忙着找交流的对象，教室里一阵喧闹。）
语文是惟一以言语形式为教学内容的特殊学科，看到这样的语文教学，我们不禁质疑：“这是语文课吗？”脱离了语言文字的学习，或孤立地加人了画、演、唱、舞等艺术表现手段；或大量欣赏影像和图片；或盲目拓展、介绍其它学科的知识；或不明主题地自由讨论……珍贵的课堂时间就这样大量浪费在与语文学习无关的非语文活动上。所以，我们在实践语文与其它学科整合的理念时，不仅要关注“合”，即融汇历史、自然、社会、艺术、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的内容和方法，更要重视“整”，即判断、选择、分析，把与语文学科相关的、有利于语言文字学习的内容和方法调整、修改，然后渗透进人语文学习的活动中，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
三、注重“感悟”忽视“实践”的非语文现象
中国古训中有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心中悟出始知深”。《语文课程标准》中强调要让学生在阅读中有所感悟，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不提“训练。于是，部分教师谈“训练”色变，把引导学生“有所感，有所悟”作为教学的唯一目的，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重视通过文本阅读来丰富学生的积累，积淀语感，而忽视通过练习来运用语感，以为语感积淀好了就自然能运用，于是，强调感悟，就只是读课文，花样翻新地读了一遍又一遍；强调感悟，就不再有字词句，就害怕和语言分析沾边；强调感，教师就“靠边站”，课堂全成了学生的“天下”。
摘 要:现当代儿童文学以不同的年龄阶段为依据,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我国的儿童文学直到上世纪末,其创作和出版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三个层次的中国儿童文学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呈现出了活跃、驳杂和丰富的景象。正文通过了对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重要性和标准的分析,进一步研究分析了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儿童现象。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儿童现象;分析
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现当代的儿童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儿童文学的发展关系着我国儿童的心灵和身心的健康成长,客观、系统、公允、深入的研究分析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儿童现象,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发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分析现当代文学中的儿童现象重要性
我国现当代的儿童文学突破了教育工具论和政治功利性等理念,儿童文学回归文学和儿童本位,从而摆脱了作为教育和政治的附庸身份,诞生出了一批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使儿童的心灵世界和身心成长得到了呵护及扶助。至此,中国的儿童文学在现当代文学中有着“与成长同行”和“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重要地位。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技术的兴盛及普及,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阅读和书写习惯都发生变化,人们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念也随着我国社会商品化进程的深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现象,人们的主体和自我意识随之空前的膨胀。中国的儿童文学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儿童文学作家辈出创作出了众多作品,以使童年文学勃兴、幻想文学和青春文学等新样式的儿童文学涌现;动物文学和有关成长文学有了新进展。这些新的创作现象,对少年儿童的人格、个性和阅读趋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客观、系统、公允、深入的研究分析现当代文学中的儿童现象,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以及对新时代的少年儿童的培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现当代儿童文学的标准
现当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优秀儿童文学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要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优秀的儿童文学要体现出儿童的精神哲学
儿童有着自己的哲学和精神世界,我们不能用纯洁、稚拙和天真等词语来形容儿童的本质,对儿童文学的概括也不能用简单的童趣和童心来形容。儿童的内在生命具有一种深奥性,其观点并非都是无知浅薄,儿童有时也会常常思考一些困惑伟大哲学家的问题。鲁迅和周作人等文学家在五四时期,通过对儿童精神生命哲学和深奥性的理解提出了儿童本位论。当代,我国的儿童文学界对儿童本位,进行反复强调继承五四时期作家先进的儿童思想。但是由于对儿童本位的认识不到位,往往停留在儿童生命的表象上,对儿童的生活和生命的本质缺乏一定的认识。
2优秀的儿童文学包涵了爱的哲学
文学的基本元素是爱,爱也是儿童文学最基本的美学元素。我国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是以善为美,它最准确的把握了儿童文学内涵,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从根本上区分开,形成了我国儿童文学独特的美学品质。它是儿童文学理论的突破,解决了儿困扰于儿童文学界的本质主义问题。儿童文学不要追求成人文学那种以真为美,要回避一些社会中成人游戏、两性关系、政治斗争和暴力等,而儿童文学中的“真”是对其健康成长和精神生命呵护的那种“真爱”。精神和身体的成长是儿童面临的两大成长任务。所以,儿童文学可以理解为关注、表现和有助儿童成长的“成长文学”。经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一种引人向善的永恒魅力,就是因为它表达着一种深邃爱的哲学。
3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构建着梦想的诗学
成人作家通过重新想象我们整个童年,并重新发现和回到童年,从而对成人世俗的、喧嚣的和功利的世界实现抵制,进而形成了儿童文学。人类心灵最永久的核心就是童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讲述着一个充满活力、静止不休和处于历史之外梦想的童年诗学。儿童文学可以使成人持续其童年的梦想,将其处于最初的生活,做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通过心理学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梦想中才是自由的人。由此可见,儿童文学构建的梦想诗学,可以让成年回归童年和童心,自由的返回到童年的体验中,润泽成人的心灵,从而得到儿童的喜爱。因此,儿童文学构建的梦想诗学是成人所梦想和回归的纯真的童年生态,是儿童生命的自然展开。从而使得成人向往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三、现当代文学中的儿童现象分析
面对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呈现着活跃、驳杂和丰富的景象,我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出现了以下儿童现象:
1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地位日益提高
1997年,江苏少儿出版社用高价买断了着名的动物小说创作家沈石溪的十年动物小说出版权,引起了我国文坛界的强烈反响。人们开始予以那些儿童和成人文学双肩挑的作家极大尊重,至此,日益提高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沈石溪被买断”的现象,体现出了儿童文学作家在社会和经济上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提高了儿童文学在我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价值。
2中国儿童文学走向成长
儿童的永远追求就是“成长”,同时也是儿童文学中永恒的艺术和话语母题。我国的儿童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现自身具有的艺术个性和本体精神,直到八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价值的重建,儿童文学才逐步的回归艺术,走向“成长”。
从此,我国现当代的儿童文学的创造,将走向人生和走向成长作为主攻的美学目标,特别是在长篇儿童小说的创作上表现更加明显。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现了用文学表现成长,用艺术触摸青春,真实的写出了少年儿童在成长中的成熟和思考,与我们远大的民族未来一起成长的景观。
3中国幽默的儿童文学
少年儿童的天性就是快乐,儿童文学的幽默性能给少年儿童带来趣味和开心,也发挥了儿童文学的整体审美效果。1999年,一套“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 在浙江少儿出版社的精心策划下,投放市场之后,立刻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它的出现对儿童文学未来创作的审美走向和下一代的素质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大战
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大战成为了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一大亮点。文学作家在儿童动物小说中将那些以前闻所未闻的动物描写的栩栩如生,大饱了少年儿童的眼福。使动物小说受到了少年儿童的广泛欢迎。至此,也诞生一批沈石溪、李子玉、牧铃、方敏和车培晶等动物小说作家,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动物小说创作流派。
5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科学文艺和寓言创作薄弱
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创作的文体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科学文艺和寓言相对其他文体的儿童文学比较薄弱,一些科幻作家认为滞后的科学文艺是由于科学界的压力,他们通常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和挑剔科幻小说,使科幻小说创作的积极性受到挫折。直到九十年代的我国提出科教兴国以后,使儿童科学文艺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成立了一些机构专门扶持儿童科学文艺的创作和出版,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儿童寓言是一个特殊的文体,其主要是利用以小喻大、以远喻近和以古喻今等寓意于言的方式进行婉转的表达最终的意思。而在资讯手段多样化和生活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这种婉转曲折的文体正在逐步的被冷落。
结论
这样的历史认知决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冷冻状态。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央党校就已经整理过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内部资料，80年代又正式出版过类似的资料集①，但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并没有因此启动，包括相对来说较为安全也可能较为温和的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研究才真正出现向学理深度进发的势头，单是陆续出版的博士论文便有四五种，其中，张全之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学术深度较为明显，学术创新力度较大②。无政府主义及其文学的研究应能从学理方面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足够的启发，从史识方面为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无政府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提供珍贵的导引。现谨从思想邻壑现象和意念理性角度为无政府主义的中国角色提出一种认知策略，进而分析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天然因缘。
一、思想邻壑现象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社会主义的同路人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进而成为凶恶的敌人的过程。虽然这种价值体系确实存在着反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思想因素，但在社会革命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巨大的批判力是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都须借重的对象，将无政府主义当作凶恶的敌人，自然有着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同时也透露出相当深刻和复杂的社会心理信息。无政府主义同时也是一种派别的共产主义。不过它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念确有很大差异。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曾明确著文批评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论”表示过“绝对的不赞成”①。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1921年前后还与陈独秀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针对《新青年》阵营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进行猛烈的反批评。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文章分别揭载于走向政治化的《新青年》和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应该被视为那时候颇为重要的一场思想论争。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最严重的分歧，便在于对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和合法性的认识上。当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倡“劳工”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无论任何种之专制政治，统治者都有莫大之威权，所以一实行起来便变成官僚专制，断没有真正的劳工”②。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早就认为，一切统治都不具有学历上的合法性：“Anarchisme者，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废绝首领及威权所附丽之机关学说也”③。后来还明确宣布“反对未来的所谓劳农政府及集产制度”④，反对列宁的苏联政权，认为“李宁拿马克斯的集产主义，在俄国实施起来，弄出劳农政府”，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异教异派⑤。这种无政府言论，对于志在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看来，当然是应该加以批判和清除的异端邪说。
问题是，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持共产主义之论，它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学说的近似点远远多过分歧点。“共产”也曾是无政府主义观念的重要关键词，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曾创办过《共产》杂志；师复曾撰文倡导过“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上海曾成立过“无政府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对腐朽的剥削制度痛心疾首，对资本制度发出了与无产阶级革命者相类似的敌忾，与共产主义者有着完全的共识。无政府主义主张不妥协的革命，其彻底程度甚至超过了最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强调人民的自由，公众的平等，倡言“劳工神圣”，其激烈态度并不弱于共产主义阵营。甚至，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对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对于孔孟之道的否定，对于国粹主义的声讨，都与最进步的新文化思潮步调一致⑥。这无论如何属于一种同路人的言论，共产主义者似乎毫无必要对之防范过分，更不应将之视为宿敌。为什么会将思想迹近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视为最凶恶的敌人呢？除了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学说外，更重要的是，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非常担心，越是迹近共产主义理论的异己思想或异质思想，越容易在精神影响方面产生种种混乱，进而混淆甚至歪曲正统的革命理念。这种思路实际上体现为思想邻壑现象。所谓思想邻壑现象，是指思想表述和理论运作中的主体对于自己思想、理论和精神创造的一种保全性防范心理：他们往往并不害怕来自于不同立场甚至相反的价值体系的思想理念的质疑、挑衅和抵触，而更敏感于与自己观念相近、相似的精神价值所可能造成的纷扰、含混与消解，因此，他们对敌对的观念常常表现出不屑置辩的轻松或泰然处之的雍容，而对于与自己立场相近、精神价值相类的观念及其表述则往往表现出如临大敌般的紧张和急于划清界限的焦虑，这颇类似于中国成语“以邻为壑”所昭示的那种人生现象，不过体现在精神现象中其意义却并不那么消极。
思想邻壑现象无论处于传统文化环境还是现代文明社会，可能会使人们麻木而无所憬悟，但不会让人产生强烈的陌生感。一个政治组织对于内部出现的异见者以及叛徒之类的憎恶常常不亚于对敌方的仇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不止一个阶段，都首先将形形的修正主义宣布为最凶恶的敌人。这其中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原理是：人们的行为总是基于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认知，当其处境被认为是熟悉的，其意义配置也完全清楚之时，人们就可以在这里根据其认知组织他们自己的行为并期待别人的行为①。理论行为更是如此。完全敌对的思想理论无法扰乱思想主体表达的话语环境，因而显得并不可怕，但相近的思想理论却很容易使得这种话语环境受到干扰甚至遭到破坏，因而必然引起思想主体的格外警惕。因此，越是在思想上与主体相近的非主体思想，其对于这种思想环境的破坏就可能越大，对于主体思想显在的或潜在的威胁和危害就越大，这就逼得思想主体对这些某些时候甚至可以称为“同路人”的邻近思想实行“邻壑政策”，从而使得思想邻壑现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得到十分普遍的展现。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对待共产主义也怀有思想邻壑的心理，虽然他们口头上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称为“同类异派”，表示要“协同进行”②，但心底里却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所防范和戒备，甚至是公然的仇视，攻击信奉马克思主义者为“拍马屁”③，明确宣布“我们反对‘布尔札维克’”，“反对马克斯主义”④，完全不见了宽容忍耐和“协同进行”的心胸。原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与他们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而是相反，他们的许多思想都已为马克思主义所覆盖，是精神上以邻为壑的心理迫使他们人为地拉开了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p#分页标题#e#
思想邻壑现象及其普遍性规律，有助于我们认知和把握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对待前人相互之间的激进言论，从而能够以超越的姿态对历史的纠结做出历史主义的评述。对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无政府主义文学，我们应该有历史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不应该只是进行简单的政治化的规约。
二、意念理性意义
无政府主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其实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对于历史进步起到过相当积极的作用。出于思想邻壑的社会心理，久已有之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标签对它进行了妖魔化的处理，它才在历史的和理论的叙述中变得面目狰狞。在强调无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面前，鼓吹“没有主人，没有元首”⑤，反对一切合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当然稚性十足，面目可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标志便是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和政府。然而，无政府主义至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在旧的政府和统治势力没有之前，无政府主义针对旧有秩序及其代表政府的摧毁力、思想批判力甚至组织行动力并不一定弱于无产阶级革命。于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政府之前，那么偏执地反对无政府主义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显露出“左”倾的偏激和胸襟的狭隘。置之于现代中国历史更是如此。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像普鲁东那样偏激，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以重建国家为出发点的新的话语里”⑥，一度甚至与国家主义走得很近。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交叉点、共同点更多，其相对温和的态度与传统中庸文化的结合，使得它较之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已经磨砺了许多锐利的棱角，销蚀了许多激进的锋芒，虽然与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观相距甚远，但已决非水土不容的那种。有学者对此分析甚详，认为晚清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建构，而无政府主义恰恰要解构民族国家想象，但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无政府主义对国家民族想象的“制衡”却从来不是对抗，而倒是“合流”。
这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现代性过程之间对抗与合流的复杂状态。其实，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构成相当复杂，门派不可谓不多，对之一概加以指责和排斥未免简单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成了共产党的亲密盟友，如巴金，甚至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如胡也频等。当然，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在与文学发生关系之后才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文学是否就是无政府主义革命与民族革命和国家改良等现念之间的缓冲簧或者甚至是粘合剂？张全之的论述似乎确认了这种可能性①。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乌托邦式的想象，是新型国家建设者和民族改良者，社会主义革命者共有的文学特征。迫切希望建立新型国家的梁启超等人频频抛出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乌托邦小说，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家也不断用理想社会的模式鼓舞青年读者，而“无政府主义对中国社会革命思想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它所提倡的革命乌托邦主义”②。革命乌托邦主义使得无政府主义与其他进步的社会思潮之间建立了非冲突性的文学联系，于是，文学使得无政府主义变得可以接受，社会主义者也从不会排斥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小说《灭亡》之类。
乌托邦主义是什么？难道仅仅是“空想”？“空想”在汉语中的解释不仅仅是不切实际，而且暗含着有碍于正常价值实现的意思。无政府主义的“空想”虽然不切实际，但在社会革命时代却是有价值的“空想”，是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甚至鼓舞人们斗志的一种意念理性，只不过不适合付诸社会实施而已。所谓意念理性，是相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一种观念模态。工具理性是一种思想体系诉诸社会现实运作的前提与基础，思想体系的现实可行性及实践性价值往往通过这一理性层次加以实现；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观念前提与理论基础，是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要素和主体形态，体现着与此思想息息相关的价值倾向、逻辑导向，甚至理念意志；这两者都以社会实践的实现为价值指归。意念理性是构成上述倾向、导向与意志的意念前提与思想基础，它往往并不处于稳定的、成熟的状态，却代表着一种或多种富有价值和潜力的思考甚至是态度，对于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姿态和评论的自由；它常常不会与具体的社会运作直接联系起来，往往被公认为不具有可操作性，甚至不宜用来作为信念、号召与主张，它常处于思辨和逻辑的状态，代表着更加深刻与沉潜的理念。但这样的意念理性远远不只是“空想”，由于它对业已形成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保持批判的自由，在观念体系中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构成某种必要的制约甚至制衡关系，因而它在社会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意义。无政府主义如果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试图谋求实现于社会，那结果只能是“空想”的乌托邦：“如果有这么一个社会，那儿所有的人都被说服信仰无政府主义真理，也就是说，那儿谁都不主张拥有合法权威，或者即使有人主张，也没有谁相信，那么这个社会是否能够通过其他办法实现充分的社会协调呢？”③偏激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犯了激进的错误：他们总是想通过极端的方式将没有强权没有政府的社会理想付诸实施。如果只是恪守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念，坚持用这种思想意念调节人们的价值判断，则无疑会对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即便是在相对健全的社会体制内，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精神贵族阶层，能够保持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的“人民完全自由”作意念理性或观念前提，并运用这种意念理性调节价值观念甚至政策法规，则会使意识形态更加健康，社会结构更加稳定，社会事业更加繁荣。
无政府主义在意念理性意义上是有价值的，甚至是伟大的，但如果试图作为价值理性号召人们实践它，则必然通向“空想”的乌托邦；如果更进一步，作为工具理性的尺码让人们亦步亦趋地实施于现实社会体制和社会运动，则可能走向价值的反面，成为人们避犹不及的思想沼泽。鼓吹甚至策动以暴力行为对抗强权的无政府主义者，奉行“破坏主义”，组织各种“暗杀团”①，叫喊着“只有靠着炸弹与手枪”②，完全将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运动的工具理性，其结果难免被指责为“过激党”或者“野兽”③，甚至连积极提倡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也对之并不认同。事实上，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度，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力量相对而言都非常弱小，即使他们自己，也自认为不过是“只有一班困穷、老实、坚定、世所谓‘好好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④而已，几乎难以在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方面有较大作为并产生较大影响。#p#分页标题#e#
这是一个天生只配在意念理性世界有所建树有所成就的思想体系。价值理性常常表现为政治诉求，形诸政治号召。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政治号召通向政治消解的思想体系，它过于空想化的政治结构的消解意识与它的政治价值的实现欲望之间正好构成一种悖论关系，正好像它以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态致力于一切组织的消解其所构成的悖论关系一样。只有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念视作离开实际政治观念，远离实际社会运作的思想基础和意念前提，则它的价值便无可估量。它对自由的赞美，对平等的讴歌，对劳工的推崇，对革命的认同，已经达到相当精微和深刻的程度，确实可以成为一切进步的价值理性的意念准备。
三、不解的文学之缘
正因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魅力和实际价值主要体现在意念理性方面，它所诉诸思想和文学的表述最为适宜；正因为它的主要价值恰恰不在于价值理性，用它诉诸政治宣传，进行政治号令，便会显得自相悖背，不伦不类，而且也基本上没有力量；正因为它的主要价值远离了工具理性，它的所有构想都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无法实施于社会实际。空想的理论在表述中往往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乌托邦的描述和空想式的虚构在文学世界中不仅会得到宽容的允许，而且会得到切实的鼓励。无政府主义正是在意念理性甚至是在空想的乌托邦意义上，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无政府主义最先进入中国的文本之一，便是宣传俄国“虚无党”的小说，即《侦探谈增刊》（陈冷译，上海开明书店1904年出版）。波兰作家廖抗夫所写的宣传俄国虚无党人革命事迹的剧本《夜未央》，于1908年被李石曾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影响之大，通过巴金的自述以及创作便可窥其一斑。1912年，鲁哀鸣撰著的章回体小说《极地乐》（《新桃花源》）出版，开启了中国无政府主义文学创作的序幕。这些无政府主义文学现象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小说———巴金《灭亡》的出现尚有相当大的时代距离。《灭亡》应该被视为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念天生符合文学的幻想和文学表现的情调。它对于暗杀行动的鼓励，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提倡，对于革命的绝对激情的激励，都可以算是文学表现的天然良材。《灭亡》之所以能被推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就在于它非常娴熟而富有情调地运用了这样的良材。在这种典型的个人英雄和罗曼蒂克的暗杀题材之外，无政府主义的许多思想都与文学的罗曼蒂克想象有着天然联系。无政府主义有着天真烂漫的婚姻思想，那就是：“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产育者由公共产育院调理之，所生子女，受公共养育院之保养。”⑤这不仅是对新文学特别提倡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等新道德的迎合与鼓励，而且也是对青年男女革命加恋爱、革命的罗曼蒂克模式的一种倡导与设计。胡也频、丁玲等20世纪30年代初期创作所刻画的无政府主义青年群体的行为，正似乎仿拟着这样的社会关系。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深刻姻缘，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小说的开篇之作《新桃花源》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是一部社会幻想小说，通过幻想的方式传输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其根本的创作目的。不过在传输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际，它无疑泄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文学性”的天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政府主义者白眼老叟生平有三愿：“一愿废掉金钱，消灭政府，合五洲为一家”，这当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和理想。“如第一愿达不到，就会合二三同志，离开人群，隐在深山，钓鱼打猎，栽花种柳，种种田园……”这第二愿就是离群索居、归隐山林的文人雅士的心襟了，那不过是陶潜心机，王维情怀。第三愿则完全是文学的作为：“二愿达不到，就离开世界间那些魔鬼，再不看见政府那些蟊贼，乘桴浮于海，高声呼天，低声叫地，大声歌唱，猛声骂贼……”作屈子般的低吟长叹，谪仙般的仰天大笑，天狗式的狂吠，雷电式的怒咆！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性情，这是文学身份和文学气概的自然写照。这是小说中人物的心愿，更是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深厚渊源的自动揭示。
当然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的所有理论都适合用文学笔法加以传述，也不是说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都与无政府主义有关。我们所试图论证的不过是，在所有政治和社会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可能最为近切，最为自然，无政府主义与文学表现的历史渊源可能最为深刻。这种深刻的渊源还体现在，当无政府主义已经早早地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文学的表现还常常带有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情调烙印。这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死灰复燃，而是说明，当一种构思进入某种特定的文学情境，就可能复现无政府主义式的作品情调。我说的是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借枪》。这部电视连续剧讴歌了地下工作者，抗日英雄熊阔海孤胆狙杀敌酋，英勇壮烈牺牲的义举。熊阔海在一定的情势下，决定以单枪决斗的方式刺杀驻守在天津的日本宪兵司令加藤敬二，并与日酋约定了时间地点，通过新闻媒体告知于整个社会。届时，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法租界巴尔扎克公寓，熊阔海识破了加藤敬二偷梁换柱的诡计，卖个破绽让加藤如愿逮捕了自己，然后在侵略者得意忘形之际，用事先暗藏好的手枪近距离地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敌寇。孤胆深入的英雄当然最后也难免被杀。这个故事的主角虽然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但他的英雄壮举似乎脱离了党组织的安排，更多地像一个独往独来的独身英雄。一般来说党组织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让一个地下工作者与敌酋展开一对一的公开决斗，事实上，尽管熊阔海在狙杀敌寇之前安排女儿回到“舅舅家”（党组织那里），但党组织似乎在这个大事件中就始终不在场，帮助这位英雄完成刺杀部署的只有流寇式的战士于挺和老满，以及暗恋着英雄的市民裴艳玲。甚至来自重庆党部的负责人所起的作用也比较大。党组织不可能允许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冒险。
一、高中文言文断层现象原因分析
归根结底，导致高中文言文“断层”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学生认知能力与知识水平不能满足课标及课堂教学的内在要求。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言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但是，这些内容在初中课堂教学中并不是学习的重点。这就导致高中文言文教学逐渐出现“断层”现象。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初高中文言文教材编排不合理
从目前学校运用比较多的高中语文教材来看，高中文言文篇幅较初中来说长很多，解读难度较大，如《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另外，从选文文体看，初中教材以记叙文文体为主，内容大多是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如《俩小儿辩日》《桃花源记》等。而到了高中，选文大多以抒情类散文为主，而且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包含丰富的思想蕴含，如《滕王阁序》《阿房宫赋》等。理解鉴赏这些文言文，需要学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还要有相应的文化积淀和素养，而绝大部分高中生是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及水平的。
2.初高中文言文缺乏基础性及先导性
初中教学只要求读懂浅易文言文，淡化语法教学，考查时也几乎没有专门的语法题，即使有语法现象，也是隐藏在翻译句子中，评价时不做突出要求，学生更是分不清主、谓、宾、定、状、补。而高中阶段需要掌握实词、虚词、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的用法及其意义，高中文言文学习的基础就是字词和语法，进入高中不仅需要背诵较之初中篇幅更长的文言文，还需要掌握相应的语法知识，再加上学生文言基础知识的匮乏，让学生无从下手，无法适应。
3.初高中文言文教学评价缺乏导向性
初高中对文言文的教学及学习效果评价的主要方式及方法是考试。中高考试卷对实际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然而中高考命题缺乏联系，导向性不明显。这也是高中文言文“断层”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年来，初中中考文言文命题文本多选自教材，即使有课外内容，选段也十分简单。这样的命题规律，让多数师生学习文言文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到了高中阶段文言文考题全部选自课外文本，根据课标的要求，难度一下提升，这让习惯了死记硬背的初中生失去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二、高中文言文“断层”现象改进对策分析
高中文言文“断层”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课堂接受效果，很多学生对文言文产生畏难情绪和疏离感，无形中也使教师的文言文教学迷失了方向。基于此笔者建议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对初高中文言文的有效衔接。
1.渗透文言文语法意识及理念
在实际教学中，不难发现很多学生的语法知识非常薄弱，甚至有些学生连实词与虚词都分不清楚。高中的文言文教学需要学生对于这些概念有一定掌握。为了摆脱学生能从初中文言文的“毫无认知”状态，就应该在高中文言文单元开始之前就给学生补充词性及句子成分这些语法知识。这样的衔接教学可以为学生进行系统的高中文言文学习作很好的铺垫。同时，作为教师要有长远的育人观，不能急功近利，即便文言文中的语法、句法等知识在初中阶段不考查，但是也要加强对文言字词及文言句法的重视。
2.改进文言文学习方法及手段
初中文言文更多是死记硬背，而到了高中要在背诵的基础上，更系统化，不仅了解还要学会梳理文言实词虚词等。在日常学习中要对初中阶段所学的文言文按照虚词、通假字、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类型进行系统的归纳整理，让已学的文言文内容与高中文言文知识点进行衔接。比如初中《陋室铭》中的“何陋之有”这一典型的宾语前置，与高中《烛之武退秦师》中的“何厌之有”句式完全相同。
3.把握文言文课程梯度及关联度
从初中到高中的语文学习模式中，前后缺乏一种阶梯式的深入，初中语法知识应该为高中语法知识的基础，在整个文言文语法知识教学中起到先导作用，然而初中文言文语法知识讲解时没能做好这一点，使得高中文言文的教学缺乏理性的知识基础。高中文言文主要以论述文，散文为主，这些文章从理解和情感内容上对高一的学生来说是有困难的，而且作品内容脱离学生生活，说教意味较浓，表达的情感比较复杂。深邃的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有较大的差距，没有一定人生体验和知识积累的高中生很容易“不知所云”。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度，促进学生知识的正迁移。在课前，让学生针对知识点先进行自学，课中，教师的任务是辅导工作。让学生自己掌握适合自己的方法，学会思考、分析和整理。
一、中高考命卷难度不渐进，缺乏适切性和导向性
对比多年来中高考试卷中的文言文考题，我们可以发现，中考文言文命题缺乏适切性，其文本多选自教材，即使有课外内容，选段也十分简单。这样的命题规律，就让多数师生找到了教学文言文最有效且最简捷的途径——死记硬背，在中考文言文总复习过程中，多数教师采用题海战术，反复操练考题，而学生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即使不知其所以然，依旧可以取得高分，因而也就不重视对文言文的学习。同时，死记硬背的方式也使学生丧失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不利于文言文教学的持续性发展。然而高中阶段文言文考题全部选自课外文本，根据课标的要求，难度也大大提升，这会使习惯了初中死板记忆的学生产生巨大落差，丧失学习文言文的信心。并且高考命卷缺乏一定的导向性，高中课标容量本来就大，掌握难度本来就不小，然而纵观多年来的高考试卷，文言文考题还是存在许多超标的现象，课标和命题的不统一，无形中使教师的文言文教学丧失了方向。我们以2014年天津中高考文言文实词考题为例，中考文言文课内选段《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求辨析“举”“任”“过”“出”等实词，课外选段要求辨析“对”“本”，可见中考文言文考题多数取自教材，即使有课外选段考题，内容也是十分简单，并没有超纲。而此次高考文言文部分为课外文言文选段《文学徐君家传》，要求辨析“科”“全”“字”“纠”等实词，而这些实词全都不在课标要求掌握的120个实词范围内，明显超越课标。中高考试卷对实际教学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中高考命卷难度需要一种渐进性的、梯度性的过渡，然而中高考命卷缺乏沟通，各行其道，命卷导向各异，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言文教学的“断层”现象。
二、初高中语法教学不深入，缺乏基础性和先导性
初中教学只要求读懂浅易文言文，淡化语法教学，考查时也几乎没有专门的语法题，即使有语法现象，也是隐藏在翻译句子中，评价时不做突出要求。初中并不要求掌握文言基础和语法知识，所以大部分初中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词性、词类，不了解词性的功能和用法，更是分不清主、谓、宾、定、状、补。文言即“文”“言”，只是要求感性的认识，缺乏理性知识的讲解，就会使得初中文言文的教学现代文化，也就失去了文言文教学“文”“理”兼具的人文性和知识性。而高中阶段需要掌握实词、虚词、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的用法及其意义，高中文言文学习的基础就是字词和语法，进入高一年级，不仅需要背诵较之初中篇幅更长的文言文，还需要掌握相应的语法知识，初中背诵的优势在高中长篇文言文面前也开始减弱，再加之文言基础知识的匮乏，会让学生无从下手，缺乏信心、丧失方向。
从初中对于语法知识的“只字不提”到高中对语法知识的“突出强调”，前后缺乏一种阶梯式的深入，初中语法知识应该为高中语法知识的深入奠定一定的基础，在整个文言文语法知识教学中起到先导作用，然而初中文言文语法知识讲解时的刻意回避，使得高中文言文的教学缺乏理性的知识基础，“头轻脚重”的知识布局，不仅违背了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文言文的教学存在“脱节”现象。总之，文言文的学习是一个“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过程，初高中文言文教学应该从整体出发，形成一个阶段性、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应该做好文言文教学的桥梁，抓住教学的关键期，让初高中文言文的教学形成和谐的衔接。
作者：郑帅
关键词：文化不对应；文化补偿；神似；化境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0-0119-02
一、前言
钱钟书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言习惯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留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于‘化境’”。笔者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要想达到“化境”，就必须首先突破上述的“文化困境”。而导致上述的“文化困境”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文化不对应”现象，这种文化上的“不对应”必然会导致在语言表达上的“不对应”。在本文中，作者将针对几种常见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加以探讨，并试图找出解决方案，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
二、文学翻译中的文化不对应现象及对策
（一）名称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族群、以及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变化和发展着的，因而，它们所承担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地域特点、民族个性和文化色彩。笔者认为，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的四种方法来翻译各种名称。
1.加注法。当译者无法把一个名称的内涵意义全部译出时，则可以只翻译该名称的局部含义，随后再在译文后面加上注脚。例如，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从“唐三藏”这个名字，汉语读者可以联想到所有的佛教经典，以及佛家三宝；从“孙悟空”这个名字，就可以联想到佛教所讲的“大彻大悟、四大皆空”的理念……而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将它们分别译为Master，Monkey……，这样一来，译文就丧失了原来的名称的文化底蕴，阻碍了西方的读者对汉语文化的进一步了解，这时，译者就需要在译文后面加上注释，以便对西方读者进行文化上的“补课”。
2.音译——意译结合法。该法要求译者将名称的部分含义译出，而将该名称的其余部分用拼音法拼出。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官职和称谓的翻译，唐玄宗（Xuanzong Emperor），（Premier Zhou），新西兰（New Zealand）等等。
3.音译法。音译法主要适用于对绝大多数的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例如，哈尔滨（Harbin），呼和浩特（Huhot），（Tibet），伦敦（London），柏林（Berlin）和巴黎（Paris）等等。
4.意译法。意译法要求译者完全根据该名称各部分的含义进行翻译。例如，Salt Lake City（盐湖城），Green Island（绿岛），等等。由此可见，对名称翻译是个含金量颇高的难题。
（二）禁忌
禁忌（taboo）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刻意回避的习惯和用词。在文学翻译中，对于禁忌的翻译，通常采用省译法和还原法。
1.省译法。有的禁忌，在西方文化中并不算什么，翻译是如果照直译出，反而会造成译语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不如径直省译。
2.还原法。既然有的说法或习惯在一种文化里是禁忌，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则不然，这就要求译者把原文的真实意图传达给译语读者，进而为原文“恢复名誉”。例如，在汉语中，涉及狗的词汇都是贬义的。例如，狗才（奴才），狼心狗肺（贪婪、狠毒、凶恶），狗苟蝇营（像狗那样，像苍蝇那样钻营）等等。而在西方，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与狗相关的词汇都具有褒义。所以，在翻译时，一定要顾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认知习惯。例如：“Every dog has its own day”译为“凡人皆有得意日”。
（三）典故
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创造了富于自身特色的绚丽文化，而典故则是其绚丽文化的浓缩表现。不同的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对应性，对典故的处理有所不慎，就会出现“言不由衷”和“盲人摸象”之类的情景，使得原作固有的语言美感和文化意境的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对于典故的翻译，可以采用下面的方法。
1.“张冠李戴”法。例如：“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有人把译作看成是原作的来生（afterlife），也就是说，译者通过发挥译语的优势，补偿了原作造成的文化空白，使得原作“起死回生”并和原作“并驾齐驱”。
2.“得意忘形”法。当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对于同一对象没有可以相互借代的表达时，译者就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直接译出该典故的含义，以便达到使译语读者尽可能理解原作的目的。例如，中国人爱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这是唐初大将程咬金的做事方式，这个典故的含义是“节外生枝”。而由于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史，所欲当然无法理解这个典故的内在含义，这时，译者就可以直译其义，将其译为“meet trouble halfway”即可。
三、文学翻译的度：是再创造，不是创造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虽然不必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可以进行合理的再创造，但是，这种再创造永远也不能成为译者抛开原作进行创作的理由。因为，离开了原作的约束，那么，原作也就变成了译者的创作素材，这就背离了翻译的基本原则，即忠实于原作。这样的话，文学翻译就变成了文学创作，译者也就变成了作者。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许渊冲先生翻译的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锦瑟》一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弦思年华。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思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西汉董仲舒说过，“《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解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人说，《锦瑟》是一首音乐诗，着重描写“瑟”的音乐境界；也有人说这是一首悼亡诗，烘托出了他的亡妻的貌美多才；还有人说，这是一首自伤诗，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的感伤。该诗中含有多个典故，且每个典故都有出处。例如，“庄生迷蝴蝶”，“望帝化杜鹃”，“沧海月”，“蓝田玉”等。中国读者每次读起这首诗，都会被李商隐的无以伦比的奇思妙想以及他所营造的文化意境所折服、所倾倒。下面是许渊冲先生的译文：“The Sad Zither Why should the zither have fifty strings？Each string，each strain evokes but vanished strings.Dim morning dreams to be a beauty fly，Amorous heart poured in cuckoo's cry.In moonlit pearls see tears in mermaid's eyes，From sun-burnt mirth let blue jade vaporize.Such feeling can not be recalled again，It seemed long lost e'en when it was felt then.”可以看出，许译注重译文的音美、意美和形美。但是，却放弃了对原诗的“诗眼”——典故的翻译，所以，西方的读者是根本无法体会到李商隐的原诗的美妙意境的。关于文学翻译的优劣，朱生豪说过，“知我罪我，唯在读者”。笔者认为，如果译者在翻译时为了一味地追求“让译文和原文赛跑”而“从心所欲”，但是，却“逾矩”了，那么，这实际上是和文学翻译的目的和任务“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低效化；解决方法
课堂教学是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构成的，其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作用所形成的复杂的交流活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想要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主要要从这两方面入手。教师们致力于创造高效课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教师的精心设计与组织，从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和教学情感等等影响课堂教学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和实践，为改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低效的现象而做出努力。
一、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低效现象
1.课堂教学中对教学的三维目标认识不足，致使课堂效率低
教学的三维目标分别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的目标，对于学生尤其是小学生而言，这三种目标是比较陌生的，而部分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只注意对知识与技能的讲解，忽略了对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锻炼和培养，导致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只是浮于表面，未能真正完整落实。新课标的设计是具有科学性的，只有三维目标相互融合和促进才能让学生们达到素质教育多追求的全面发展，部分教师目前还是受传统语文教学的影响，偏重追求知识与能力目标，而导致学生的发展失衡，不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也会影响课堂教学的顺利进行，导致课堂效率低。
2.重视了小组讨论却忽视了学生的独立思考
自新课标改革进行以来，小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模式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学生们也正在逐渐适应和熟悉这一组织形式，虽然小组讨论学习确实能为课堂教学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充分给予了学生们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时间和机会，也会使学生的学习思维更加开放，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创新和合作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是这种学习模式仍然不够成熟，一些致命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大部分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来说，小组讨论依然是流于表面的一种活动，学生们未能学会认真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些教师滥用小组讨论，挤压教师讲解的时间，不利于教师与学生间的交流和反馈，极大影响了课堂教学的质量。
3.重视了学生的表达和表述能力却忽视了让学生学会倾听
在目前的语文教学课堂中学生的表现都比较活跃，可以用标准普通话清晰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表达和表述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虽然学生表达的能力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了，但是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却忽视了对学生倾听能力的培养。譬如在课堂教学进行过程中由教师进行提问，没有被点起来回答问题的同学并没有认真倾听回答问题同学的回答，而是自己在下面开小差或者与别的同学窃窃私语，同学所讲的内容他一概不知；有的同学虽然听了，但是他在别人回答问题时随意插嘴，这些行为都体现了对他人的不尊重，也不利于学生个体的发展。
4.重视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却忽视了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的能力
部分教师还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只关注语文问题的解决过程，将问题解决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忽略了新课标改革所提倡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教师们需要明确，如果学生没有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精神和能力，就更谈不上发展和创新了。尤其是对于语文教学课堂，教师将学生的思考限定于教科书之上，使课堂上的阅读也成了一种被动的阅读，更使学生不能去积极思考和用心感悟，这是语文教学课堂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5.忽视了课上与课下的交流和贯通
多数教师在课下只是简单地布置作业，课下作业的布置也是围绕课堂教学的内容而展开的，没有做好课上知识与课下课外发展之间的联系，将讲授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真正联系起来，让学生感受到所学习知识的实用性。
二、解决教学低效现象的对策
1.加强教师对语文教学的认识，提高教师能力
一些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对语文教学的认识还是不足的，这就要求对教师们进行集中的培训，让每一位教师在观念上达到与新课程改革的一致性，确保高水平的教师能力发展，做好最基本的教学保障工作。
2.创设轻松愉快的课堂学习氛围，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轻松愉快课堂教学的氛围需要教师用心经营，而建立平等友爱的师生关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只有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才能实现教学民主，让我们的语文教学课堂更具人性化。
3.保证课堂提问的科学性
对于课堂提问尤其是对小组讨论内容的规划需要教师进行认真的思考，做到课堂提问的高效率和有效性，让学生根据精炼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和讨论，可以极大提升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
4.比起教学结果更关注教学过程
上面提到的许多现象都是由于教师忽视过程而注重结果所造成的，这就给教师们提了一个醒，对于教学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也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了挑战。
5.在教学进行过程中鼓励学生积极发现和思考问题
对现在的学生来说，他们更擅长解决问题而不是发现问题，但是单纯地解决问题并不是我们进行教学的根本目的，新课标改革追求学生创新和发展思维的提升，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引导，所以要鼓励学生积极发现和思考问题。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的建构。
【关键词】 生活美学 生活 实践 马克思 现象学
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开始占据主导的美学思潮,实践美学得到了充分的反思和批判。在批判者的思路里,存在三种潜在的观念:其一,实践美学更多地是奠基于古典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并不具有“现代的”意义;其二,实践美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是绝缘的,因此,它更多是受欧洲美学(主要是康德美学)影响建构而成的,并不具有“本土化”的内在价值。其三,实践美学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文启蒙运动中起过作用,但它已不能适应新时代“审美文化”的要求,同新时代的审美现象已经脱节。
然而,我们要反问:实践美学不是“现代”美学吗?实践美学不是“本土化”美学吗?实践美学对“审美文化”无发言权吗?这里主要聚焦在第一个问题。实质上,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实践美学发展还有新的“生长点”,这种发展正是实践美学与当代欧美美学可以“视界交融”的通途。当然,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观念为这种拓展提供了新的方向,这种思路亦可以同中国传统美学衔通起来,这需要另文详述。
我认为,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思辨终止的地方,就是生活开始的地方。这种哲学思路,可以避免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特别是欧洲美学那种主客两分和感性、理性的割裂的思维传统。其实,这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思路,倒与海德格尔的“存在真理”、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杜威的“完满经验”等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①] 实践美学与存在主义、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的联通和融会,都可能成为发展实践美学的新途。[②] 在此,还是先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因为,实践美学的拓展要以对马克思的重新理解作为起点。
一、马克思:生活实践的现代奠基者
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思维范式的翻转,自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审美精神”在马克思的一生的思想历程中是贯穿始终的,但是,生活实践的观念则是在他的思想成熟期形成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以“审美精神”为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他又以“生活实践”为现实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圜中”所在。
马克思最早曾从事诗歌创作,他在1835年就参加了波恩大学学生诗歌小组,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诗歌中便传达出这样一种空想的观念:“幸福王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而且,“只有在诗歌的幻想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幸福的”。[③] 显然,他接受了席勒式的审美观念的影响,这一思想极为接近于席勒的诗句“美只在诗歌中开花 / 而自由却在理想领域中开花”。的确,马克思称这一理想领域为“象遥远的仙宫一样的真正诗歌的王国”,[④] 年轻的他同多数的德国哲学家一样,将理想寄托在诗歌的梦幻之中,寄托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并将理想与现实割裂开来,但却奠定了他一生“审美精神”的基调——审美是与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内在相联的,这倒类似于谢林将艺术和哲学这人类精神的两极加以弥合的取向。其实,他的学位论文亦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上的,正如准备性着作所说“贬低和亵渎自然,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的、纯粹的生活决裂……”。[⑤] 因而,“德国人道主义的希腊式理想——从温克尔曼和莱辛到歌德和黑格尔——牢固地进入了马克思的世界观,”[⑥] 马克思一直都将古希腊理想作为典范,他特别赞颂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论及的古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肉体的理想性”。可见,这时的马克思虽看到了“生活”但却视之为“纯粹的”,虽关注“理想”但却将之归之于“肉体的”,他仍纠葛在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到了1839年到1841年的着作里,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他年轻时代的“审美精神”缺乏现实根基,所以他洞见到: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而是“脱离定在的自由” 才是黑格尔美学中的结论,[⑦] 这时他已经看到了黑格尔“审美精神”中虚妄的主体性。1844年初,在他从事哲学活动之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他就批判德国哲学家“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⑧] 这里,“世界”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经觉察到了“意识”与“生活”的关系,意识只能来自于现实生活,并作为现实生活的某种“补充”而存在。
马克思最重要的早期着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经典性着作中,可以看得出马克思将对“审美精神”的思考引入到哲学的深层,并赋予之以“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意义。然而,他仍从现成的人的“类本质”出发,而非“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来看待人类劳动本质及其异化问题的。马克思在此时仅仅初步意识到了回归生活实践的意义,比如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将意识还原为人的意识等等,但这里的生活实践仍具有某种抽象性。但在理想的意义上,马克思还是确定了人类的活动的全面性的准则——“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生活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⑨] 与此同时,这种人的自由的活动、全面的活动又与“审美精神”直接挂钩,马克思第一次将人的全面发展与“美的规律”互通:“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的对待自己的产品。”[⑩] 这样,马克思也就将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作为人类生活的指向,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人的终极目标。虽然马克思还没有像成熟时期那样充分意识到人类生活实践的基础,但这种全面发展的规定性直至晚期巨着《资本论》里都被继承了下来。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现实生活实践的原则最终被确定了下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解决以往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难题,从而将哲学“从地上升到天上”地奠基在坚实的生活实践基础上。因此,“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1] 这里,“实际活动”与“现实生活过程”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本身既包括实践活动的过程,又包括实践活动的结果。这样,马克思就将生活实践作为思想根源,“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2] 其实,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就已天才地发现:哲学的使命“重要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由此而来,艺术虽然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却可以通过改变“改变世界”的人的意识,从而来改变世界。但马克思这时还是保留了某些空想的审美色彩,如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的自由活动,[13] 就是以艺术活动的自由性为范本的。
同时,“审美精神”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着作里仍如潜流般地暗存着,他不再仅将自由自觉活动作为人的本质中最深层的底色,而是将之与人类现实解放的植根于这种人的全面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这种全面而自由的活动仍是一种底蕴,只不过它被放置在从异化到异化的复归的历史发展进程里。马克思区分出三大社会形态,最初的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大形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未来的第三阶段的社会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而“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14] 可见,“马克思视作为‘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典范的,仍是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或者说,人的艺术活动”,[15] 这种源自于“巴黎手稿”的连续性一直到马克思晚年还是那么明显。在马克思思想的终结的地方,他仍把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自由的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6] 在他心目中,可以说,真正自由王国就是美的王国。马克思最终认定物质生产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不是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领域,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展示出一种美的全面性。
总之,通过思想历程的梳理,我们看到了马克思“生活实践”的奠基,这为重新审视“审美精神”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其实,西方哲学和美学从古希腊开始,占主流地位的便是一种推崇理论、蔑视实践、蔑视生活的理论倾向。而马克思则将这样一种理论倾向颠倒了过来,将任何一种理论的思考都回归到“现实生活”来考察。
二、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现实生活”
那么,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究竟什么是“现实生活”呢?
其一,作为一种历史的过程,现实生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是人类实践活动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
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直接的生活实践和人生活活动的基本领域,便是物质生产活动,或者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其他人类活动的基础。但是,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又是不能实现的,人们在生产过程就形成了相互的交往关系,就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生活形式。因此,“生产本身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而“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来决定的”。[17] 可见,生产与交往的交互规定,构成了人类生活实践的基本方面,但其中的前一方面又无疑是最终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人类的生活实践不仅包括着实际活动的过程,所谓“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8] 而且,亦包括这种活动的结果,“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19] 这样,人类生活实践就成为活动及其结果的统一,同时,这种现实生活的发展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静止的,是在历史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因此,现实生活就本然地具有了历史性的过程意蕴。
其二,现实生活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类不仅置身于“生活世界”的“场域”之内,而且,人类的实际活动是与“生活世界”交互规定着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生活实践必定是在一定的经济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不受人们任意支配的一定的界限内展开的。在这一界限内,对每个置身于现实生活的人而言,由社会交往所构造的“生活世界”总是先于个体存在的,它在塑造每个交往主体的同时,也在被不同的交往主体所塑造。这种互动在社会学家许茨看来就是,“生活世界既是背景又是我们行动与互动的对象”, [20] 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1] 实质上,在交往世界源自人类实践活动的同时,交往世界反过来也在塑造着人类的实践活动。所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社会”[22] ,就是指出世界始终是人的世界:置身在“真正的社会联系”中的人始终就是在“场”的社会存在,抑或一种存在“场域”。这种场域的存在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在世的存在”,不过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未来悬临于此在的时间性结构,而马克思却更为关注人的存在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生成。其实,只要个人存在,即使他多么孤僻而远离人群,都要与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处在社会场域之中,从而以不同的个人为核心构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生活世界”。西方的思想家对这种共同存在十分重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共在”、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他人”的世界,其实都是在言说着同一主题。这一主题指出,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必定要与他人共同存在,而且是在相互交往中共同存在的,由此构成的个体的“生活世界”必然具有社会性的特质。
其三,现实生活着的人,从来就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一种感性的现实存在,不断历史生成着的社会性存在。
我们知道,人类实际活动与“生活世界”是交互规定的,那么,在“生活世界”中生活着的“人”又是怎样的存在呢?马克思的答案是“现实的人”,亦即以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同时,马克思把现实就看作是“感性的”,虽然他也曾批判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感性”,但却始终认定现实的对象即“感性的”对象,亦即“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的对象,[23] 非感性的存在是非现实的。而这种“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真正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4] 由此看来,现实人的存在也就是“感性的”存在,“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25] 如此看来,现实的感性存在还是一种自然向人不断“生成的过程”,马克思强调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来实现这一现实的过程,从而使人获得所谓“社会的感觉”、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绝非是某种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置身于历史中生成性的存在,也就是一种社会性的历史生成过程。既然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这种社会的定性就向生活在不同的生活世界内的人开放。不仅不同历史境域中的主体,而且,同一历史时代中的不同主体也将具有这样的社会性与历史性。这样,“现实——不仅包括静寂的自然界,而且也包括人和生活,不但包括现在,而且包括事态所表现的过去和现在所准备的未来”。 [26]
其四,现实生活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在终极关怀的意义上,归属于人类的“自由王国”,这种理想境界具有一种现实的“审美精神”。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人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很早就形成了,而且,始终是与审美精神纠结在一起的。所谓的“全面发展”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不是在某一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自己的全面性”。[27] 这种全面的方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表述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8],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表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资本论》里表述为位于“必然王国”彼岸的“真正自由的王国”。总归以来,马克思将之又看作“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个联合体(共产主义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9] 在马克思的终极关怀系统里,这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境界,人们在其中既感受到自由又获得了审美享受,既感觉到了人性和谐又得到了全面发展。这是在“应然”的维度上所规定的现实生活之理想。但是,马克思更为注重现实生活的理想性追求与历史性必然的相互统一,他认为 “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30] 最终,在马克思的思想深处:美的实现就是人的感觉的彻底解放,美的实现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现实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可见,马克思不仅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赋予了生活以实践的现实性,而且,在终极关怀意义上给予了生活以一种美的理想性,从而为美的问题的解决奠定了生活实践的基石。
三、“生活美学”(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的新起点
美的现实起点就是生活,所以才能称之为“回归”于现实生活。但是,这种回归既有学理上“何以可能”的问题,又有现实中“何以可能”的问题。前者针对的是西方传统的否定生活的思维方式而言;后者则针对的美的发生之前或“前美学”的问题。其实,美并不是在生活之外无形地发生的,而是随着从类人猿到人的历史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同时产生形成的,它就来源于胡塞尔所谓的“原始生活世界”。在这双重意义上,回归生活的内涵才是完整的,这里只谈思维范式转向的方面。正如海德格尔所见,“关键在于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倒转”,而“这又关涉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31] 在马克思的具有巨大变革意义的美学观念看来,这种思维翻转的意义表现在:
首先,从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
美学要获得基本理论的突破,还是要在哲学基本思路上获得新的根基。我们要通过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转向,来重新定位美学基本理论的基石,从而为突破传统美学的局限提供新的途径。众所周知,从柏拉图开始到胡塞尔的整个西方哲学进程,都可以说是在寻求使得理论哲学的目标能够成立的这样一种理论活动的主体。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笛卡尔的拥有天赋观念的自我,黑格尔的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胡塞尔的先验自我,等等,无不是对这样一种理论主体的设定。这种理论哲学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之外找到了自己的阿基米德点,因而,理论理性是高于实践理性的。与之相反,“而马克思则将这样一种理论倾向颠倒了过来,将实践、生活世界视为奠基性的、根本性的,将哲学及其一切理论活动都看作是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32] 因为,任何理论活动的主体只能现实的人,只能是生活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的有限的人,或者说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此在。所谓“理论的对立的本身的解决,只能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33] 马克思所主张的正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以生活实践为基点,来看待包括美的现象在内的所有问题的。
然而,西方几千年来对美的问题的审视,却是一直从理论哲学的视角为出发的。“美看来应当是最明明白白的人类精神现象之一。它没有沾染任何秘密和神秘的气息,它的品格和本性根本不需要任何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解释。美就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它是明显可知而不会弄错的。然而,在哲学思想的历史上,美的现象却一直被弄成最莫名其妙的事。”[34] 如此看来,美的现象最应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樊篱,从而回归现实生活,回归经验现象来思虑。而马克思正是顺应这一趋势,他进而区分出两种思维范式:“意识决定生活”与“生活决定意识”,传统美学的阐释正是属于前者从“意识出发的”观察方法,殊不知“符合实际生活”却是后者这种反过来的观察方法。可以说,正是从这种“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来考察美的问题,才是解决传统美学困境的真正出路所在。
其次,从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35]
古希腊时代美学就被置嵌于感性与超感性(本质与现象)的理性思辨模式之中,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此岸与彼岸、感性与理性、必然与自由,等等。而启蒙时代以来,“主体性”则霸据了欧洲美学的轴心和至上地位。特别是科学理性的原则确立以后,以自然与心灵的断然分裂为起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的“我思”成为主体性美学的核心。这样的“主体性”更加深了“主客二分”对西方传统美学的匡定。这种匡定特出表现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艺术作为一个对象,从而将艺术品与主体(创造者或欣赏者)置于物我两待的对立关系之中。
然而,在现实生活面前,这种主客两待的思维模式却被摒弃掉了,因为,这种分立在现实生活看来并不存在。这就赋予了生活的一种现象学的视角,这种本质化的“直观”意味着“日常的、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正因为它是一个直观地被经验之物的世界。”[36] 但是,胡塞尔仅囿于日常生活经验来言说生活,并未回归到生活世界的真正感性本质上,尽管他看到了日常生活的直观性。马克思则认为要“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37] 只有从这一视角,生活才能获得人类实践活动论的基础规定。可见,现实生活是先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化的,只有当从理论哲学的视角来看待生活之时,将理论主体设定在生活之外的时候,才会产生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样的分化。马克思正是以实践活动为现实中介,来看待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交融的,“只当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38] 正是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了主体与客体,而且,这二者在现实生活那里仍是本然统一的。
再次,从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
感性与理性,这种二分自觉或不自觉地凸显在:把艺术作品仅仅看作是感性的,主体只能从艺术作品中得到感性认识甚至高峰体验,这样就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继续对立起来,感知作品也就成为了与真理不相干的只供享乐的东西。这样,造成了结果就是,只从感性体验寻找艺术的本质,把感性体验作为意识创造的标准。但这种感性的本质最终又被归结为某种“抽象理性”。 自从柏拉图那种来自理念世界、内在地储有理念,从而能够回忆起理念,并回归理念世界的灵魂开始,将美归结于理念世界的方法在西方就影响深远。直到黑格尔作为大全的绝对精神那里,西方的“主体性”美学终于攀升到了顶峰,但“艺术终结论”又闭合了黑格尔的美学体系,我们已经表明,这正是主体性的悖论所在。 按照西方美学的传统,美与艺术的问题往往被归之为某种抽象的理性,比如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希特的绝对自我、谢林的绝对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如此,它们被马克思一概地称为是“纯粹思维”的产物。然而,“那种在黑格尔看来在历史进程中发展着的‘理念王国’,现在已经脱离了世界,美的东西则被移居到了‘现实生活的真正斗争’的彼岸。……人们以这一切形式把美的东西与道德东西对立起来,而且美的东西像块纱幔一样,蒙盖着人的存在的恐怖与真正悲惨。”[39]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感性活动”的观念,则为美的难题的真正解决开辟了道路:以现实生活的“感性活动”为基础来看待美的实现。这样,传统思维那种感性与理性的割裂,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相互的真正融合。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生活实践,不仅使得“人周围的、被人改造的现实,变成了人化的现实”和“人化的自然”;与此同时,使得“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40] 也就是以人的“全部的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让“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于是,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同时,人的感觉才能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就被打开了。
最后,从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美学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