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9 07:15:06
一、阿多诺文学批评活动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延续着他碎片化、星座化的写作风格，这并非仅仅是对某种形式的偏爱，而反映出阿多诺对一切系统性理论话语包括阐述性文学理论话语的不信任。就集中收录阿多诺文学批评文章的作品集《文学笔记》这一书名确定之周折也能看出此特点。据说阿多诺最初想把作品集命名为后接受编辑的建议采纳名.英译本的标题为notestolitera-ture，这里用了介词to，而不是on，英译者解释说这就是对阿多诺作品形式特征的最好说明，因为阿多诺的文本有着类似音乐的特征。note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其一表示音乐的音符，从字面上看，notenzurliterature就是musicalnotestoliterature；其二note又可以理解为注脚，这提醒读者，作者对文学的看法都是一些细节之处的观察。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文章比较零散，但数量庞大。具体来看，他的文学批评文章涵盖面极广，内容十分庞杂，其文学批评对象包括诗歌、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流派均有涉及。这些批评文章主要收集于《文学笔记》中从这些文学批评文章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作家及具体文学作品的解读，对其他文论家理论之批评，关于作家作品集的书评，等等。其中一部分是已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电台的讲演，也有若干篇论文如等是从未发表被收录到此文集中的。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对象涉及到众多作家及作品，主要包括艾兴多夫（Eichendorff）、海涅、卡尔•克劳斯（KarlKraus）、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瓦莱里、普鲁斯特、弗兰克•魏德金（FrankWedekind）、托马斯•曼、布克哈特（RudolfBorchardt）、格奥尔格（StefanGeorge）、荷尔德林、贝克特、卡夫卡、弗里茨•封•温赫（FritzvonUnruh）等，涉及到的理论家有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布洛赫、卢卡奇、本雅明、萨特、海德格尔等。从这份长长的名单可以看出，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内容驳杂，涉及众多文学派别，其中诗歌尤其抒情诗是阿多诺文学批评文章的一个重点，具体而言，其中包括歌德、艾兴多夫、海涅、布克哈特、荷尔德林、格奥尔格、瓦莱里和波德莱尔等诗人，涵盖了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不同风格。阿多诺另有《抒情诗与社会》一文，着重探讨了抒情诗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通常被视为作为诗人个体情感抒发的抒情诗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观点。阿多诺的诗歌批评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诗歌语言的分析，如《纪念艾兴多夫》、《海涅的创伤》、《并置：论荷尔德林的晚期诗歌》、《格奥格》、《富有魅力的语言：论布克哈特的诗歌》等批评文章无一例外关注诗歌语言，阿多诺主张语言应当从交换和交流的逻辑中解放出来，语言是独立的，语言不是诗歌得以形成的手段，诗人只有在语言面前剔除主体自身，要为了语言牺牲自己，他强调的是纯粹语言或语言自身。另外，小说是阿多诺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点，有《阅读巴尔扎克》、《关于普鲁斯特的简短评论》、《论卡夫卡》、《关于托马斯•曼的一幅肖像》、《论狄更斯的〈老古董店〉》、《尝试理解〈终局〉》等文章，涉及到巴尔扎克、狄更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等作家，除此之外，有《承诺》和《扭曲的和解：论卢卡奇的〈我们时代的现实主义〉》等文章对萨特、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进行批判，凸现出阿多诺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偏爱。
二、阿多诺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
尽管阿多诺的星丛文体抗拒任何概括性的总结，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最突出的方面对阿多诺的文学批评特征进行分析总结。
其一，阿多诺对具体作家和具体作品的评论往往有别于文学史中的流行观点。比如在《纪念艾兴多夫》一文中，阿多诺反对视艾兴多夫的语言是重复的、过时的和陈词滥调的这种流行观点，他高度评价诗人的语言，认为艾兴多夫的诗歌语言并不是主体情感的表达而是诗人失去自我后语言之流的一种自由流淌，“他的诗歌并不像通常认为浪漫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而是对诗歌主体一种沉默式的反抗，是对语言冲动的一种牺牲”。他将艾兴多夫置于一个德国文学的潜流之中，主张“德国文学正好与经典的德国音乐和哲学相反，目标并不在于完整、系统和多样性的统一，而是松散、分离的，艾兴多夫秘密地参与了德国文学的这股潜流：从狂飙突进运动到青年歌德，再到毕希纳(Büchner)、霍普特曼（Hanptman）、魏特金(Wedekind)、表现主义和布莱希特”。阿多诺对德国文学史的梳理得出的结论与流行观点完全不同。在《论歌德〈依菲革涅亚〉的古典主义》一文中，阿多诺认为歌德的这部作品与古典主义并不相容，虽然这部戏剧取材于希腊神话，戏剧形式也是古典主义提倡的五幕剧，但它并不是对希腊悲剧的模仿。阿多诺对这部戏剧的解读集中于它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与通常对‘形式’的理解相反，歌德的古典主义是出自于它的内容。引用歌德自己的话或是同时代席勒的观点，应该称其内容为‘人性’”，而从作品中体现的内容看，“剧本《依菲革涅亚》中的希腊人并非是脱离经验世界的永恒不变人性的体现，而是属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人性”，阿多诺拒绝通行的对于古典主义的理解。或许正因为阿多诺的结论往往有别于主流的文学史观点，他常常被批评为只是一位非专业的充满激情的业余批评家而已。
其二，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哲学化特征，这与阿多诺美学理论中的“理解”（解释）观息息相关。在《美学理论》中，阿多诺对“理解”概念进行了阐释，他首先批判了传统哲学中的“理解”观念，认为从哲学上说理解（解释）的概念被狄尔泰和他的伙伴们简单等同于“同情”(empathy)。我们知道，狄尔泰的解释学在20世纪早期对德国的文学批评非常重要，他把文化现象中的“理解”看作是一个生命（作品解释者）“进入”另一个生命(作品创作者)的过程，强调主体的、生动的体验（Erlbnis），而阿多诺则将经验认为是“Erfahrung”，这两者在德语中的字面意思都是“经历”、“经验”之义，但阿多诺在这里对此作出了严格区分。狄尔泰的经验强调连续性，在狄尔泰的理论中，艺术作品能够让读者进入创作主体的经验中，接受者能够通过同情的方式重建意义的连续性；而阿多诺深受本雅明的影响，着重的是经验的震惊、破坏等否定性。与传统解释学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不同，阿多诺强调“艺术的不可理解性”，主张艺术具有谜语特征，“目前美学的任务不是把艺术作品当作解释学的对象，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需要理解的东西正是作品的不可理解性。”阿多诺强调艺术作品的谜语特征与其真理性内容相关，“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就是对某一单个作品之谜的客观解答或揭示”，把握真理性内容需要的是批判，是反思。阿多诺论贝克特的《尝试理解〈终局〉》一文可以看作是阿多诺以其哲学观与美学观来具体阐释文学文本的一次示范，在该文中他侧重从词语、句法、修辞、结构等因素进行文本分析，指出《终局》一剧以自身特有的艺术形式体现出对意义、主体性、历史、自然、个体等概念的探讨，这与他的非同一性哲学观念正相吻合；又如在《论歌德〈依菲革涅亚〉的古典主义》一文中，他试图通过该作品尝试与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联系起来，认为歌德的戏剧是对启蒙转向神话的一种预言，“作为成熟主体的阶段，文明驱除了神话的不成熟，却因而对此充满罪责并被卷入罪责的神话之网”，文明并不意味着人性的实现，这正对应着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中关于启蒙与神话之间辩证转换的观点。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实践与他在《美学理论》中提出的观点完全一致：美学的任务就是要辩证地沟通哲学反思和审美经验，并由此达到艺术真理内容，美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艺术，还需要哲学。“唯有哲学才能发现那种真理性内容，艺术和哲学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此汇聚在一起。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哲学并非从事那种以外在方式来应用或实施哲学信条的活动，而是以内在的方式对艺术作品进行反思。”
其三，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内在批判”。阿多诺反对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他既不关注作者的生平威望也不以外部的社会标准来衡量作品，他强调自己的批评是一种“内在批判”，是从文本出发寻求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尤其强调通过艺术形式的自律来实现艺术的真理性内容。如在《承诺》一文中，阿多诺重点批评了萨特的文学观，指出艺术作品中有意的政治立场会侵害作品，政治意见在艺术中毫无用处，“这不是艺术作品政治化的时代，政治应移入自律艺术作品中，它渗入艺术作品的最深处以至于以一种与政治毫不相关的态度来表达自身”。可见，虽然阿多诺强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但他将内容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转换为形式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联。这种对批评的“内在性”的强调与同时代影响较大的英美新批评派所强调的文学的“内在规律”不同。新批评派反对印象式批评，主张细读法是一种“细致的诠释”，是对作品作详尽分析和解释的批评方式。在这种批评中，批评家似乎是在用放大镜读每一个字，捕捉着文学词句中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这种内部研究的方法关心的仅仅是文本本身。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共同之处在于，阿多诺也注重从文本出发，所以在他一系列的文学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对文学作品的引用很多，会逐字逐句地对作品进行阐释，尤其在他大量的论述诗歌作品的批评文章中十分关注作品的语言层面。在论述艾兴多夫、格奥尔格、布克哈特、荷尔德林的诗歌时，阿多诺特别着重于对诗歌的语言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在论及歌德、巴尔扎克的作品时，也赞扬他们作品的语言与音乐之间的类似之处。但不同于新批评派的“内部研究”，阿多诺的“内在批判”最终指向的是他的哲学思考。
最后，阿多诺的文学批评鲜明地体现出强烈的精英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倾向。马丁•杰伊在《阿多诺》一书中将阿多诺思想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主义、达官贵人文化的保守主义、犹太人的自我认同以及先行的解构主义。美学现代主义突出地体现在阿多诺的文学批评中，这与他一以贯之的艺术立场完全一致。尽管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对象涉及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作家及作品，但毫无疑问他的现代主义立场贯穿于其整体的文学批评实践。《文学笔记》中的《强制的和解》一文延续着阿多诺在20世纪30年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所展开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战中对卢卡奇的批判，他认为卢卡奇歪曲了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形式因素，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描绘式叙述已经不再适用，只有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人的小说才能充分揭示出个体自我疏远、无能的境遇。在《当代小说中叙述者的地位》一文中，阿多诺提出“就像绘画在照相术面前丧失了许多传统任务，小说也在新闻报道和文化工业媒介尤其电影面前丧失了许多任务”。如果在新的社会境况下，小说仍然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去复制现实，就根本行不通，他批评传统的小说就像资产阶级剧场三面墙的舞台，只是制造出真实的幻觉而已，只有像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夫卡的叙述方式才能真正地反映现实。正是由于阿多诺坚定的现代主义艺术立场，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充满着洞见但又带有强烈的的主观性。就如在他的音乐批评中他极力赞扬勋伯格和批判斯特拉文斯基一样，这种两极化的特点同样表现在阿多诺的文学批评中。他极力推崇的是贝克特、卡夫卡等现代主义作家，即使通常被视为现实主义最杰出代表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也在他现代主义目光的注视下带上了现代主义艺术的色彩。在《阅读巴尔扎克》中，阿多诺指出：“当恩格斯已经是一位老人的时候，他曾给玛格丽特•哈克奈斯写过一封后来被危险地奉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的信。他在信中盛赞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七十年后的今天，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许并不像恩格斯当年所说的，具有那么多现实主义成分。这种情况倒是可以更正一下某些权威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他特别强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就是对异化世界的想象性重建，揭示了个体不能再体验到的现实。
三、阿多诺文学批评活动的意义
尽管阿多诺文学批评中对具体作家及作品的评价有别于通行的观点，因而招致诸多批评，但他的文学批评方法富有新意，影响深远。他的批评从不局限于单纯的文本，而是从文本出发运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跨学科方法试图揭示作品的深层内蕴，从某种程度而言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它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如伊格尔顿、詹姆逊的文化批评。阿多诺的文学批评实践是其理论成就中的重要部分，如果我们忽视这些数量庞大的批评文章我们难以从整体上真正地理解把握阿多诺的理论成就。阿多诺从事文学批评与其写作《美学理论》的时间大致相当，其文学批评实践体现出阿多诺以具体的文学文本来阐释其美学理论的一种努力。他的文学批评文章中频频提及的关键词“艺术形式”、“艺术自律”、“艺术真理”与他在《美学理论》中的主张完全一致，因此对阿多诺文学批评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美学理论》中星丛化风格的表达内容。同时，阿多诺哲学化的批评文本处处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这种互文性的解读同样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其晦涩艰深的哲学理论。总而言之，阿多诺的文学批评活动是其二战之后理论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些呈现出鲜明的哲学化特征与现代主义艺术倾向的文学批评是阿多诺对当时德国文化、政治情境的反应，也是他参与现实与政治的一种方式。与卢卡奇或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不同，阿多诺面对现实文学艺术的变化对现代主义做出自己独特的辩护与阐释，他的文学批评成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且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宝贵财富。
作者：张静静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论文关键词：韩子勇；批评文学；文化批评；西部文学
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疆文坛评论界的一面旗帜，韩子勇是“一个集官员的勤勉严谨和学者的治学聪慧于一身的人……从他身上，可以隐约看见21世纪新型公务员的影子。”他自大学起就担任新疆大学诗社副社长，属于80年代前期文学鼎盛期典型的文学青年，在80年代后期转型做文学评论时，韩子勇已有无数诗歌创作的切身体验，各中甘苦滋味颇有代表性。
这种经历使得韩子勇一直有一个固着的文学情结，他的写作身份其实一直游移在评论家和散文家之间，他的很多文章既可以当作评析当下文坛动向的文学评论，也可以视为坦言纯文学令人担忧前景的一位文学理想主义者的心声。比如对照其散文集《当代的耐心》和文学评论集《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可以发现有些文章和段落是重叠的。韩子勇显然对散文这种文体是有着深切洞悉和独特认知的，他说：“散文不是一个文体，它可能是一些文体的文体。”“散文是小同而大异，以大异为大同，是即成的发生状态，一经写成，这个具像的‘有’就被清除了，人所面对的仍是‘无’。”据此，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圣经》和《共产党宣言》都是一流的美文，这样的说法或许有将文学泛化之嫌，但在将文学内涵历史化、非本质主义化呼吁的时代语境下，某种意义上，我们或许至少可以称韩子勇的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散文式的文学创作。
一、内核：“批评文学”
黄药眠曾经说过“文学批评最好能变成批评文学，有风格和华采。”但一般来说，文学批评总要从属于批评的对象，并非一种独立的文学创造活动。纵观韩子勇的文学批评之路，可以说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足够的智慧、良好的文学鉴赏和文本沟通能力，在批评对象与批评文体之间寻求一条充满曲折惊险最终互通彼此的桥梁，忠实地履行文学批评家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去芜存菁、为作家指航引路的功能。另一类则是更近于创作式的文学批评，或以作品为契机生发开来，或在自己的庞大体系里安插文学作为互证的一个砝码。这正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选择文学评论是把文学作品当作解剖社会精神的‘活体’——如同‘小白鼠’，是一种有待使用的‘材料’。当然，也可能是‘大老虎’，被吃掉，被‘材料’淹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韩子勇相当灵活的文学评论立场，这一方面是由于早年文学创作为其文学批评打开的一片天地，他总是不甘心于只做被动的不自由的必须依附于作家作品的评论家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在罗兰·巴特、弗莱等20世纪西方文论旗帜式人物的精神鼓舞和写作启示下，韩子勇显然获得了某种暗示：“(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如果只面对文学作品、文学问题，好像是有个先后顺序。我的意见是不要以此为边界、为因果、为结论，而是把它覆盖掉。叙事学、结构主义、符号学产生，似乎都与文学研究有关，但文学作品、民间故事只是一种……‘读物’，同标语、列车时刻表、街景一样，是中立、零散和杂乱的。牛有牛的道理，庖丁有庖丁道理。庖丁是‘结构主义大师’，找到牛的一般规律，虽未动刀，已目无全牛、目中无牛。”
二、方法：“文化批评”
当创作激情与理论滋养互为生长、文人性情和学人识养相得益彰之时，我们看到了韩子勇迄今最成功、也是新疆当代迄今获得声誉最高的文学评论集《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1999年)的诞生。这部经过漫长酝酿构思和反复修订易稿的著作源自韩子勇1992年获得青年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课题《西部汉文学及其文化追溯》，这显然回应了90年代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理论热潮。
这部书也显示了韩子勇从文化的宏观角度着眼把握新疆文学命脉的宏愿。他的冒险成功也得益于他掌握了大量在90年代具有前瞻性和学科前沿价值的理论方法，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理论、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评等方法激活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他巧妙避免了理论先行的抽象和体大不周，选择以关键词介人的方式，以体察入微的情绪感受力和想象力，灵感涌现的艺术体验力和洞察力深入文学的情感世界和文化的悠远时空。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而是从单个的具体到整体的具体。
四、优势：“全局意识”
纵观韩子勇的文学批评，他总是努力在文学大局的横纵坐标系中确立自己的批评原点。从纵轴看，我们可以说，他是80年代中期“西部文学”口号崛起与新世纪新疆文学在沉静中稳步前进之间的过渡与接力，时值西部当代文坛最为浮躁、不安、焦虑、多变之时，韩子勇不但对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环境和整体状态对新疆文坛的影响有全局把握，而且敏感意识到西部写作的不稳定更多源自自身定位的偏狭和观念的束缚，并尖锐指出：“我们可以把当时的‘西部文学’现象比喻为‘恐龙形态’，他的意外死亡是对一次巨大的、主宰性的想象热情的终结。”他对“西部文学”和“新边塞诗”声浪后期的“口惠而实不至”看得透彻，并不断提醒新疆作家要提防兜售西部“文学特产”的狭隘和那种因远离“中心”、“主流文化”而产生的不平衡心态。“把‘地域特色’和‘文学价值’生拉硬扯，用文学的鸵鸟政策来掩饰日趋陈旧的危机，获得小国寡民式的自高自大和沾沾自喜。”在他看来，本质还是自卑或自恋。或者说，他既反对向“中心”献媚，又反对“地方主义”的过度自卫。
这一证场决定了在横轴上，他在90年代向文坛名家发起重磅“袭击”，在90年代文坛的喧嚣浮躁中坚守清醒和决绝的阵地。在《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文论报》等重要刊物上，他频频出手不凡，以细腻的感受、灵动的笔锋、宽展的视域、丰赡的积淀点评余华、苏童、张欣、张承志、莫言、王朔等重量级作家的创作。尤其是他在研究中穿插着与研究对象声息相通的经验自省，使得他的评论还有一点反躬自问的意味。让看惯论述和解析、分析和推理式评论文字的我们，不得不感慨：正因为有文学的理想和信仰，才会推动一位评论家如此精密又自如地展开文学的思考与想象。迄今为止，他与周政保恐怕是新疆当代文学批评界唯有的始终与“中心”文坛主潮同行的批评家。如非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过人的真知灼见、或是独有的“武林秘籍”，恐怕很难在高手如云的文学批评场上与诸多“文圈内”、“学院派”高手如此过招。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 症候 批判精神 大众文化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消费社会逐渐形成，普遍意义的一元价值权威解体，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价值分裂的多元化时代，个人的自由思考有了真正的空间与可能，文学批评拥有了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然而面对丰富、复杂的价值选择、审美选择，许多批评离弃了价值的绝对性，失去了基本精神的节制和召唤，又转身陷入了无边的相对主义的泥潭，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独立坚贞的品格，表现出如下症候：批评家主体性与批判精神缺失，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人生隔膜，追求娱乐化、深厚文化底蕴逐渐消弥，等等，病体恹恹，精神萎靡，以致文学批评“失语”了、“消亡”了的呼声不绝于耳。
只有当人处于与客体的特定关系中并处于对客体的主动、主导地位时，人才具有主体性。文学批评作为文学(包括现象、思潮和作家作品等)的解读和评判，是以文学为媒介来表达一种人文精神，一种文化立场，是文学健康发展的动力性、规范性、建设性因素。而当下，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操控之下，一些批评家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功利意识，受利益驱使，许多批评家在种种诱惑之下，变得越来越现实，加之思想的解放，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他们浮躁不安，难于真正静心自主地进行学术思索、真理的探讨，这使得他们在进行批评时，很难占据主动、主导地位，发挥主体性。
鲁迅先生曾经在<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中愤慨地指责当时的文学批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而近一个世纪后的当今文坛，这种现象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恣意吹捧哄抬遍地开花，无端的贬斥指责漫天飞舞，甚至大搞人身攻击。我们看到，在名目众多的作品、作家研讨会上，一些批评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往往注重涂脂抹粉而忽视本真色彩，恣意锦上添花、夸夸其谈，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这些文章往往缺乏宏观的视阈和高屋建瓴的气度，呈现出就事论事的批评状态，甚至仅就某部作品展开介绍性批评，格局小，视阈窄，以至于有些批评仅仅起到了类似于内容简介的作用，不能以理论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将其提升到一种文化现象。更有甚者，毫无批评良知可言，极尽吹捧之能事，比如，“赵丽华事件”中，其所谓的“口语诗”，普通网民都不忍卒读，以恶搞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而却有不少评论家大肆拔高，如称其作<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写诗不求专做，不求浓妆，不以华丽的辞藻去哗众取宠，但又不流于直白，寓深刻的情感于朴素的外表中，蕴味十分深远，也即是淡抹而留有余芬。”此文之下，两千多网民的跟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拷问批评家的水准与良知，发泄着自己对他们的痛心和谴责。还有一些批评是骂声一片，在百度中输入“文学批评骂”，相关网页竟达71700之多。无论是“韩石山大战谢冕师徒”、“余秋雨文坛受困”、“王金之战”，还是最近的“韩寒与白烨等人的互骂”，都是 “骂”字当头，使整个文坛乌烟瘴气、狼狈不堪。批评家主体性的迷失与堕落使得文学批评标准日益主观化、随意化，谁都可以言说，怎么言说都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约束，造成了批评漫天飞却零敲碎打不成气候的局面，没有了真实可信可言，导致社会公信度直线下滑。不仅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深入与深刻，而且导致了读者的无所适从和放弃。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失范已经导致了主体思想的滑坡和文学受众的疲惫与不屑。另外，一些文学批评还严重地受到诸如身份、地位、性别标准等非文学性的干扰，艺术性、审美性反而不是文艺批评的取舍标准。而这些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的判断，必将会导致表述的上的平庸、效能上的无力，也严重挫伤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造成了大量读者的流失。
批评家主体性缺失导致了文学批评批判精神的缺乏。根据韦勒克所作的词源学的考察，希腊文中的“kit6s”一词乃是批评(criticism)的来源，该词在希腊时代意为判断者文学批评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指出所评作家作品的优点、缺点，分析、揭示作品中所展示和蕴含的意义，批判性是文学批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是指批评主体应与批评客体保持一种超越性的关系，批评应有能力对客体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批评家应有超越于批评对象的识见与眼光，应敢于提出问题，应有对不良的文学现象做出诊断与批判的勇气，既不为贤者讳，也不屈从于外在的力量。”不少批评缺少的恰恰是这种“超越性”的独立价值判断能力，不信口开河地进行空洞的说教或理论的贩卖者有之，屈从于金钱与权势者不乏其人，追风逐浪、人云亦云，为浅薄的时尚造势者更是屡见不鲜。纵观文坛，新作品、新现象层出不穷、此起彼伏，我们的批评并不缺乏对象，缺乏的是基本的批判素质、批判精神。
黑格尔曾指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善恶的能力。总而言之，人类对于道德要负责的，不但对恶负责，对善也要负责；不仅仅对于一个特殊事物负责，对于一切事物负责，而且对于附属于他的个人自由的善和恶也要负责。”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作为“社会良心”，他不但不仅要知道善恶，还要鉴别和表现善恶，更要通过自己的批评帮助大众鉴别善恶，从善如流，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总之，文学批评承担着文学价值的判断、生成、传播、演化乃至更生的系列功能，批评家应以弘扬时代民族精神、礼赞伟大人性、重铸国民魂魄、乃至提升我们整个人类的精神境界为己任，从最基本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做起，坚持自己的主体地位，高扬批判的大旗，这样才能有益于文学的发展和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勃兴，才能建构出、托举出一处充满魅力的、深邃的文化空间。
文学批评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过程，是一个从从感觉到体悟、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其分析必须建立在文本阅读之上，只有认真细致研读文本，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评价文本，作出“诗意的裁判”。
然而，当下，在批评实践中不认真研读作品甚至根本不读作品即发表评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的批评文章，好从宏观入手，大处着眼，对文学进行大而无当的概括或预测；有的批评家只了解一下文本的故事梗概就可以写出洋洋千言甚至万言的文章，至于是否有效，则不在其考虑之列。这些文章似乎说得头头是道，言之有据，充满哲理思辨，却常常是牵强附会，文不对题。离开了对文学作品的体悟，放弃了对思想深度的追寻而将批评变成一种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随意操作的东西，不再承担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承诺，不再承担判断、阐释和交流、沟通的义务，成了一种趣味，一种象征，一种体现其文人、学者、批评家身份的话语行为。这种理论到理论、“以玄说玄”、“以空对空”的批评实践，不仅离文学实际很遥远，而且理论本身也常常是模棱两可、不知所云。由是观之，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注重从比较宏观的文化视角研究文学，虽拓展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空间和视野，但毋庸讳言，有些批评常常疏离了文学的本体，将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仅仅视为文化的载体予以关注和研究，常常以宏观的文化批评完全替代细致的文学文本的分析，忽略了对于文学特性的关注与研究，又使文学批评回到了单纯的社会学批评的视阈，文学的文学性在其笔下消弭殆尽。没有了“文学”，“文学批评”名存实亡!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西方文学理论的涌入，众多新名词、新方法层出不穷，极大地拓展了我国文学批评界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文学批评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新的批评方法的不断引进，这是个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许多批评家，则是将西方现成的理论观念直接搬进自己的文本之中，生吞活剥的套用，未能做到融会贯通，甚至忽略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语境，动辄什么后殖民主义、什么第三世界话语、什么女权主义、什么全球化与现代性，等等，将杰姆逊、福柯、拉康、德里达等等的理论奉为圭臬，忽略了民族的文化背景与文学背景，忽略了新作品、新现象，只是在一堆故纸堆里绕来绕去。并且，他们的批评更多的时候是预设一个前提，然后用相关的理论加以归类，寻找材料，得出一种必然的结论。对西方理论的推崇与狂热导致批评家文学感受力、文学阐释力的衰退，不仅文学批评对理论更新和建构无从谈起，反而使文学批评陷入一种阐释的尴尬之中，造成与受众交流沟通的困难，导致真正的“失语”。
只有“批评”而没有“文学”，往往徒有高屋建瓴之势，却无高屋建瓴之实。这些“象牙塔”内的自说白话式批评话语，看似海阔天空，旁征博引，恣肆，却空话连篇、离题万里，不但不能有效地阐释文本，反而使读者一头雾水，无所适从，更不用说受益了。文学批评离不开文学，然而，文学批评又不是文学的附庸，它又有自身独特的存在价值。所谓的文学批评，绝不是依附于作品而存在的，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批评家本身也是写作者，他们通过作品解读或现象批评，表达的其实也是他们自己对于文学，更大一点说是对于世界的态度。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在于阐释与评断文学，合理地解析其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并进而深究这种文本对于文化、历史与人性的潜在意义。所以，文学批评不是纯粹的职业化知识运作，批评家必须以其智慧、理性和真诚，借助理论和思想的力量，对文本做出“诗意的裁判”，通过审美的、艺术的视点介入社会、介入现实人生。所以，文学批评离不开文本，更离不开现实生活。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消费社会逐渐形成，大众文化日渐兴盛，中国进入了大众文化时代，进入了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伦理尚待重建的过渡时期，大众的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受消费主义、利益诱惑和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学批评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远离学术了。
大众文化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力避庄严、崇高，主张无深度、无历史感及平面化、商品化，大众看到的只是纷繁复杂的现象，即所谓“生活的原生态”；他们只有日常性，没有超越性；他们的观念通常只对生活负责，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实利气息。这种“没有超越性”的“充斥着物质主义”大众文化，不仅导致了不少人的良知被物欲销蚀得日益模糊，心灵极度简化，精神出现巨大的黑洞，生命变得不再厚重，而且导致了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判断和理性精神极易迷失在沸腾的大众文化热点中。而文学批评作为“运动着的美学”，其客体对象——当下的文学及其现象，处于不断的变动和发展中。虽已经发生，但还在生成着。所以，它很难找到一个停靠的站台。这就使得文学批评始终处于一种行走之中的追踪状态，难以获得相对稳定、相对严格的规范。文学批评的这种先天不足在大众文化语境中更加暴露无遗。大众文化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遵循一个铁的定律，就是价值规律、商品逻辑和主体利益最大化，它向来不接受一个无销路的好东西，整个社会精神生态趋于物质化、实利化。文学批评也开始与消费攀亲、与时尚联姻，“唯利是图”、“哗众取宠”甚至成了一些批评家基本的追求。另外，随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日益弱化，人文知识分子从高贵的圣坛跌入到世俗的尘埃，批评家的思想启蒙意识和社会代言的功能也随之弱化；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生活时尚化、消费化，文学与文学批评丧失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滑入边缘。形而上的文学批评难以抵挡实实在在的商品与媒体的冲击与挤压，在众声喧哗中，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深度和力度，原有的思辩性和批判精神大量流失，甚至只会唱些言不由衷的赞歌和扯些不成不淡的空话，甚至进行发泄性、娱乐化的相互谩骂、攻讦。
大众传媒的冲击更使得文学批评举步维艰。大众文化是以文化工业为特征，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播手段的一种文化形态，其内容与现代传播媒介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共谋关系”，并且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和社会舆论的导向权，因而在当代社会的精神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大众传媒关注时尚，关注大众口味，迎合市场需求，唯利是图，呕心沥血的文化积累已经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热衷于种种的炒作和造势，热衷于迎合大众的口味，以尽可能获取最大利润。这必然导致许多批评家为了生计，以个人化、时尚化的写作姿态，热衷于制造热门话题，热衷于“语言狂欢”的表演，热衷于物质实利，甚至成为市场营销员或出版社的人，根据市场的消费情况肆意评断，诱导着文学消费的潮流。于是，“伪批评”铺天盖地。这种批评常常流于肤浅、油滑，或浮光掠影、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理性深思，或主观臆断、盲目张扬自我，甚至收人钱财，指鹿为马。于是，在太多夸夸其谈中，我们看不到对于时代精神内涵的传达，看不到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揭示，看不到独特的生命感悟，看不到批评家的对艺术和人类生存际遇的深切关怀，因而也就消解了文学批评的权威和影响。大众传媒的迅猛崛起还给文学批评带来另一方面的冲击，名目繁多、姿态万千的娱乐项目瓜分了传统的文学受众，在“欢乐中国行”、“超女”、明星模仿秀与快乐总动员的欢笑中，文学无可奈何地滑入边缘，文学批评更加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卒子，这种状况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文学批评家的积极性。可见，受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冲击，文学批评一方面呈现出边缘化倾向，另一方面呈现出批评商品化、庸俗化的倾向，批评品格、品位降低，甚至失落。
从严格意义上讲，老舍在论述中把“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作同化处理，忽略了本体与功能之间的差别，但他以多年创作经验入手谈论文学相关问题，显然是着眼实效而非纠缠于空玄说明，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其他学院派理论家的地方。事实上，不同于后来长期盛行于我国学界的苏联模式（往往从文学的外部影响来探讨文学），老舍强调“文学的责任是艺术的”，并充分肯定了西方“以艺术为起点来讨论文学”的研究思路。在他看来，“艺术论永远不会代艺术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艺术上的主张与理论，无论是好是坏，总是可以引起对艺术的深厚趣味；足以划分开艺术的领域，从而给予各种艺术以适当的价值；足以为艺术的各支对美的、道德的等问题作个通体盘算的讨论”。我们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没有成为独立的文艺”在于“中国没有艺术论”，“自然便容易被拉去作哲学和伦理的奴仆”或沦为“道德的附属物”或被视作“消遣品”。“设若以文学为艺术之一支便怎样呢？文学便会立刻除掉道德的或任何别种不相干的东西的鬼脸而露出它的真面目”。而只有“美的，善于表情的，聪明的，眉目口鼻无一处不调和的”文学，才具有“使人欣喜”“足以感动心灵”，让人“沉醉”的因子。据此，老舍强调感情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美”作为衡量思想、感情优劣的主导作用（事实上，“美”在我国是没有专论的，正统文论更多强调“道”，以是否“有补于世”为评判文学价值的标准）。但仅有了感情和美的因子还不够，还需要想象加以熔铸，因为作品中的事实不管是出于臆造还是来自真的经验，“它的构成必须是想象的”“……这便叫作想象的结构，想象的处置与想象的表现。”由此言之，想象、感情与美作为文学的特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的，具体表现在“感情与美是文艺的一对翅膀，想象是使它们飞起来的那点能力”。那么“文学批评以什么为裁判的条件？”自然是文学的特质。西方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文论家多用“文学性”（从形式方面入手）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老舍凭借他个人的艺术直觉和感悟认定“文学与非文学是在乎创造与否”（这里的创造就是独创的意思），即经过想象的美而有情的创造物。对于创作主体来说，“诗人必须有渗透事物之心的心，然后才能创造出一个有心有血的活世界”。作品则是经过作者主体“心觉”的产物，老舍打比方说，“谁没见过苹果？为什么单单地爱看画家的那个苹果？看了还要看？因为那个苹果不仅是个果子，而且是个静的世界；苹果之所以为苹果，和人心中的苹果，全表现在那里；它比树上的真苹果还多着一些生命，一些心血”。老舍还以蜜蜂与花、蜜的关系为喻来说明艺术家创作过程的能动性，正是艺术家在他所表现的材料中添加了一点东西（对于事与物的“觉得”“心觉”），才创造出“一个有心有血的活世界”，而这“并非某事某物的本象，是艺术家使某事某物再生再现；事物的再生再现是超乎本体的，是具体的创造”。读者（包括批评家）面对既定作品，则以个人鲜活的人生经验来审视之体悟之。由此看来，老舍是很看重艺术活动中主体的参与和表现的，“不止观察事物，而且要深入事物的心中，为事物找出感情，美，与有力的表现来”。感情、美经过想象的熔铸并通过有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老舍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创作主体“心觉”在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作品由于“心觉”投入而呈现出独特的风貌，读者天生的表现欲使欣赏效果获得圆满。老舍的这些卓有洞见的描述，与其说来自理论批评家的深思，不如说浸透着他作为写家对于创作与鉴赏过程的感性把握——“心觉”“表现欲”作为常人天生所具的基本机能，正是文学活动运行的源动力。
老舍认为“知道了文学特质，便知道怎样认识文学了”，文学批评也“要拿这些特质作裁判的根本条件”。作为一本概论性质的课堂讲义，凡事点到为止，老舍或为显现某种科学性与时代感，因此莫能免俗，欲借西方学者的学说观点来增强授课内容的丰富性和可信度，抑或如他所言，“文学批评有许多种，我们为省事起见，就用莫尔顿（R.G.Moulton）的方法，将文学批评划分为四大类：理论的批评、归纳的批评、判断的批评与主观的批评”。具体说来，归纳的批评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来形成一个批评标准；理论的批评使人们用新眼光看新作品，具有指导作用；而判断的批评只是在批评史上有讲述的必要……分析、比较过各类批评的短长之后，老舍从中分出了哲学的批评与历史的批评两个元素，即“文学批评与文学批评史”，其中“批评的任务必是由检考文学、由特别的而达到普遍的”，批评史“所记载的批评意见只是历史上的演进”，“批评史对文学批评的重要，不在乎历史，而是在文学方面。”从中不难看出，老舍是反对客观的批评与“个人借着批评来发表心中所蕴”的主观自由的批评，肯定“那有价值的是批评的自身也成为艺术，就是当它的内容已经陈腐，还能使人爱读”的批评——“判断的批评是指出对不对多于爱不爱，对不对是以一定的法则衡量作品的自然结果，爱不爱是个人的，不管法则标准。爱不爱是批评中的事实，而主观的批评便基于此。”老舍由此得出“文艺必须与文学特质相合”，批评一个作品须看“作者在这作品中完成了文学的目的没有”，“建设一个文学理论必须由多少文艺作品找出文学必具的条件”，老舍指出这才是“文学的正路”，合格的批评者“必须由文艺本身为起点，因为只有文艺本身是文学特质的真正说明者”。老舍援引其他几个欧洲学者的文学批评观点来证明他自己的主张：“文学本身是文学特质的唯一的寄存处”——他充分肯定了阿瑙德对批评家的界定——“不但批评文学，也批评生命；他批评文艺，也批评批评者。他以为文化的意义便借求知而进于完善，求知便能分辨好坏善恶，这便是批评。因为批评的事物是‘要知道世界上所知所想过的最好的，然后介绍出去，以创出一个真的新的思潮’”；他称赞王尔德的批评家必须具备“一种敏锐感受美及美所给予我们的印象的性情”的主张；更是对詹姆斯将艺术家比作“探看荒林的探险者”，批评家则是“检查者去考察这条路”的说法大段引介。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老舍以上所引西方学者的观点，尽管系统而好看，但实在缺乏深意，讲来讲去也只是常识性说法，而老舍由此所作的引申才真正显示了有着人本情怀的“写家”本人对文学与批评的独特理解。他说，“文学家也许是写自己的经历，像杜甫与Wordsworth，也许是写一种天外飞来的幻想，像那些乌托邦的梦想者，但是无论他们写什么，他们是给人生一种写照与解释……他们的哲理是用带着血肉的人生烘托出来的……我们到了他们所设的境界中自然能体会出人生的真意义”。因此，读者“应当站在创造者的地位去观察”，才“不至于武断……这样，他不但只是了解文艺，他也一定要明白文艺中所含的生命是怎样，那就是说，他必须明了人生，才能明白文艺所表现的是什么”。写家老舍相信“诗只能被诗人摩抚”，“艺术家自己明白自家艺术的底细”，因此才“会写出最有价值的批评来”，但他也承认艺术家并非事事精通，其局限性正好可以由专门的批评家来弥补。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要“对创造家表同情”（“没有同情，便不会真诚”），老舍援引Coleridge的话来佐证之——“对于青年人我必须这样说：以缺点判断任何作品永远是不智慧的，第一个尝试应当是去发现良美之点。”老舍认为作家的感情、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这三者怎样的运用与调和不是个容易的事”，而“作品中人物的感情如何，与能引起读者的感情与否，是作者首先要注意的”。比照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对凡俗生命的关注，个体遭逢命运捉弄的无力无奈以及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悲悯情怀，我们可以体会到有着多年创作实践的老舍对于文学、个体、社会的深切把握。他说，作家取材“必是对于人生与自然有极深的了解与心得，他根本的必须是个艺术家”，而“社会自觉是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个人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在乎他的生命内部的活动”，由此，“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它从一开首便使人看清其中的人物，使他们活现于读者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使读者完全认识他们，由认识他们而同情于他们，由同情于他们而体认人生；这是用立得起来的人物来说明人生，来解释人生”，正合了阿瑙德的“不是说以道德的标准去批评文艺，而是以文艺和文艺时代的生活相印证”的说法，也就是避免用外在功利的评判准则来评判文学。
综观其创作生涯，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中呈现的“文学批评”观实际上贯穿了他的创作实践或者反过来说他实践了他的关于文学的判断：“文艺才配称为生命的解释者。”“文学根本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要替自然与人生作出些有力的解释。”“像预言家似的为千秋万下一个真理。”从老舍的直接表述和对中外从古至今的“文学的倾向”的细致梳理中，我们不难看出老舍对于“人”的重视，对于“生命”的温情关怀（不论是现实的或虚构的人物之间，还是创造家或批评家之间都需要真诚相待，用心去理解彼此的生命）。事实上，老舍这里讲的“生命”是无法具体明晰与传达的，此话怎讲？“生命”是个别的具体的当下的，归于个体经验，而每个人的境遇不同，故只能大而化之，以文学打通内外，沟通人类共通的东西（“生活”），用普泛的人的生存状态或人性来呈现“生命”的“律动”，这一点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气”有相同之处。“文学讨论它自身”，也就是有着自身特质的主体“文学”如何以“生命”为节点去认识去理解作为客体的“文学”，同时作为手段的“文学”与作为对象的“文学”又是互相映现的——作品与读者，生活与作品，作家与作品以及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沟通、重合，贯通着经验的相关的“生命”联系。入乎其内，故能写之（艺术源于每个人的内心，理解个人的内心就是理解生命）；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以美的本质，以物感物，构筑生命的有机整体，“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美好”）。真诚的同情的“生命”意识正是作为读者的批评家批评的前提，只有深刻感受到创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生命”律动，用内在的文学特质去体悟呈现于眼前的各类文学形态，用批评家个人生命的体验来理解创作者的生命状态以及体现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的起伏，批评家才能创作出有价值的批评来，老舍的这一思想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批评与文学间的关系，如何建构合理的批评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老舍的《文学概论讲义》是老舍比照中西文学史并结合自己多年创作实践写就的一本关于文学问题的系统性论著。尽管将文学的特质归纳为“感情、美、想象”并不新鲜、准确，但他通过对文学的创造、起源、风格、形式、倾向的考察，分析说明诗、散文、戏剧与小说等不同文体的特点与分别，揭示出文学源于人类“表现”的天性，经过“心觉”创造，目的在了解和解释生命，而这命题显然有所出处，有着老舍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的。对文学的这种主体的生长性认识，自然渗透到了老舍的批评观——批评家个人对生命的认识与对“创造者”同情的统一。（本文作者：徐志强 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一
沈从文留下的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一部分散见于他为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写的各种题记、序等，还有一部分集中在他的诗论集《沫沫集》中，这些都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批评个性，代表了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贡献。
沈从文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一直坚持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足的审美功能，反对把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附庸和工具，在这一点上他既有真知灼见之处，又流露了自己文艺观的局限性。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特别重视文学的自身独立，任何把文学纳入政治和商业轨道的作法，都为他所鄙夷。他要求作家应该拥有独立人格和思想：“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渗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由于沈从文本能地对政治感到厌恶，他在30年代对各种追求文学功利目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排拒，幻想在社会风云激荡的时局中维系文学的纯正和严肃：“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注：沈从文：《一封信》，《大公报·文艺》1937年2月21日。）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沈从文的这种文学批评观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
沈从文不仅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倾向，对文学的商业化同样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论海派》一文中，他尖锐地嘲讽了所谓“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的海派文学。沈从文认为1927年后“全国文学运动，便不免失去了它应有的自由独立性，这方面不受‘商业支配’那方面必成为‘政治附庸’。”（注：沈从文：《短篇小说》，载《国文月刊》10期，1942年。）对沈从文而言，文学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一样，都是文学创作的大敌，他对把文学当作游戏和赚钱工具的创作态度极为反感。张资平是当时很走红的作家，可沈从文却把他当作“新海派”文人的代表，十分鄙视地说：“张资平是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的，因为他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一些最适宜于安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注：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继承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直和坦诚的精神品格，他既不赞成新文学被政治看中，也不主张把文学沦为金钱的娼妓，而是自始至终保持文学家的节操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沈从文敏锐地觉察到，身处商业活动频频的大都市，如果作家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很有可能陷入低级趣味，创作出的“白相文学”对艺术只能是一种堕落，张资平就作了最好的注脚。沈从文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使他既对推行的文学运动和左翼文学采取一种否定态度，又对商业化的文学倾向不屑一顾，他的这种不编不倚的文艺观点构成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特征，在30年代浮躁的文风下，确不失其某些深刻之处。
沈从文虽然强烈排斥文学的政治功能，但这并不表明他追求的是一种纯然的文学价值，其实他对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也是多有所肯定的。沈从文反对的是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替而代之的是要求文学发挥一种道德的、人性的、超越现实的功用，它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理想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改良作用。例如沈从文曾不止一次地声称：“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小庙供奉的是人性。”（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追求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注：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无法真的要把文学从人生中移开，“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的问题。”（注：沈从文：《新文人与新文学》，《沈从文文集》第12卷。）这就都表明了沈从文与“为人生”的文学观有其相通之处，因而他对鲁迅、汪敬熙、叶绍钧、鲁彦、王统照等“为人生”派的作家评价还是不低的，称他们所有的努力是“较之目前以翻译创作为穿衣吃饭的作家们，还值得尊敬与感激的”。（注：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的这些文学主张无疑包含有合理的内核，他吸取了欧洲启蒙主义的文学精神，要求文学谴责都市社会的虚伪，歌颂普通民众的善良品质，幻想以个性来构筑心中至善至美的人文理想，确实对人们是相当诱惑的。当年重要的评论家李建吾就称沈从文“热情地崇拜美。……他所涵有的理想，是人人可以接受，融化在各自的生命里的”。（注：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
二
更应注意的是，沈从文在文学批评中高度重视文学的审美特征，渴望建立一种纯正的美学理想和原则，刺激艺术家去作“心灵的探险”，这是他文学批评理论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沈从文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美学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他衡量作品成就高下的一种尺度，具体而言，就是他对“和谐”、“匀称”、“恰当”、“技巧”等概念的阐发和运用上。
“和谐”是重要的美学范畴，它实际上代表着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而中国30年代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对古典主义理想有认同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是要求作家行文自然，不违背天性，在作品的有机统一中显出完美。沈从文虽无直接游历欧美的经历，但他同欧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关系一向极为密切，一般研究者均把他视为其中重要一员。沈从文要求文学创造出“俨然都各有秩序”（注：参见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美与爱》及《烛虚·五》，《沈从文选集》第5卷。）的境界，富于“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注：参见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美与爱》及《烛虚·五》，《沈从文选集》第5卷。）例如在评价施蛰存时，认为他初期的小说《上元灯》“略近于纤细”“清白而优美”，这关键是作者那“自然诗人”的天性，而后来施蛰存的作品“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与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所以失败了”。（注：沈从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沈从文文集》第11卷。）这主要是作者破坏了和谐的原则。沈从文在评价冯文炳时，也认为他的小说文白杂糅，“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对和谐原则的重视可见一斑。
与“和谐”原则相适应，沈从文还注意到文学的“匀称”、“恰当”、“技巧”等问题，他专门写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进行阐释。“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求妥贴’，是‘求恰当”（注：沈从文：《论技巧》，《沈从文文集》第12卷。）批评了忽视技巧的倾向，但同时又要求作家节制自己的情感而又不滥用技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情绪的体操”、“恰当”：“文学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的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注：沈从文：《短篇小说》，载《国文月刊》10期，1942年。）他在批评实践中极为推崇那些重技巧、懂节制的作家，新月派的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的诗歌因为在审美情趣上符合沈从文的观点，沈从文就称他们代表了新诗的转向，而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和穆时英等现代派作家却因为感情表达缺乏节制均受到了他的批评。公正地说，沈从文的这些评价还是符合他们的创作实际的，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的严峻和无情的检阅已证明了这一点。
三
沈从文是位极富创造性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个性很强的批评家，他以并不太多的理论批评文学奠定了自己的批评个性。“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但是最后决定一切的，……而是他自己的存在，一种完整无缺的精神作用。”（注：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昭示人们（包括批评家）都应寻求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沈从文的理论批评以整体上的审美把握，严肃、真诚的批评态度，充满生命力的批评文体把人们引入到一种完美的批评境界。
30年代活跃在文学批评界的，大都具有自己成熟的批评个性和理论框架，茅盾采用的是社会——历史学的批评模式，气势宏阔；胡风则倾向于“主观的战斗精神”，注意剖析作家的精神结构；周扬、冯雪峰采纳的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话语；而沈从文和他的京派同仁李健吾一样，比较多的借鉴了印象主义的批评原则，侧重于分析、赏鉴作品的艺术魅力和风格，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范例。
西方文论把印象主义批评归纳为三条重要特征，一是以个人的“情操”作为批评的唯一“工具”，二是认为批评与创作是同一样事，好的批评家同时应是好的作家，三是批评只为批评家在自我创造中的一种“自我完善。”（注：参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沈从文在批评活动中基本上遵循了这些原则，亦借鉴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顿悟等概念，因而创见颇多，更切近审美对象。
沈从文在评论时，总是力图概括出作家的创作风格，注重从整体审美活动中归纳出其创作个性，他的《沫沫集》中的作家论一般都开宗明义地勾勒出其总的美学倾向，引人入胜，下面试举几例：
①“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纳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论冯文炳》）
②“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少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这一。”（论《落华生》）
这种印象式的直观批评，主要是依赖于感觉和印象，因而批评家要善于敏锐地发觉作家的创作特色，然后作出总体的评价。沈从文身兼双重身份，自然会比别人更注意去捕捉作家的独特风格，例如在评价许地山时，他能透过其缥渺、斑驳的异域色彩抓住其精神实质。徐志摩在当时是一位有争议的诗人，沈从文在评价时抛开了其复杂的思想背景，始终注意从作品中去透视诗人的个性，认为他：“俨然一个自然诗人的感情，去对于所习惯认识分明的爱作虔诚的爱。”（注：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沈从文文集》第11卷。）沈从文这种重总体印象，把握作家风格的有机统一，比那种生搬硬套批评概念、拆解作品的作法更贴近艺术的审美触角。
“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注：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3-524页，人民出版社。）沈从文为了揭示作家的个性，常运用比较的方法，以异中见同，同中显异，给读者展示了更宽广的文学背景。这里面最精彩的是《论冯文炳》一文。冯文炳是早期乡土派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大多反映农村朴讷、淳厚的乡风，展现了下层人民的人性美，有不少人便把冯文炳同沈从文并列起来。而沈从文则把冯文炳与自己作了比较，认为两者的文体同样单纯，对农村的观察也相同，但冯文炳“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而自己则“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从而加深了读者的理解。
其次，沈从文在批评活动中处处渗透着自己的真诚人格，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既不夸饰，也不搞卑劣的人身攻击，形成了宽容的批评风度。诚然，沈从文亦有他的不足，他对左翼文学曾多有微辞，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仍能对他们中的某些作家给予肯定，他曾把蒋光慈的《战事集》与自己喜欢的《望舒草》一同视为五四以来新诗“新方向的诗歌”。（注：沈从文：《我们怎样去读新诗》，《沈从文文集》第12卷。）在一次次与海派文学论战时，仍坚持把鲁迅、郁达夫、丁玲等人与他们区分开，对与自己联系较多的俞平伯、冯文炳、朱湘等也不是一味吹捧。当然，宽容、真诚并不等于无原则的迁让，沈从文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东西绝不留情，他对张资平的无情解剖就是很好的例证，这同样是批评家人格、勇气的真实写照。
最后，沈从文还建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他文学批评的语言、结构、类型独具一格，时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从文体结构看，沈从文追求的是一种挥洒自如、娓娓而谈的风度，没有固定化的程序，多半比较随意，有时甚至伸展开去，离“题”似乎较远，这样读者看起来很轻松，在不知不觉间被作者带到艺术审美的境地，这一点很像李健吾。沈从文的文论文章大都不太长，一般不喜欢旁征博引，始终把自己的情感浸入到审美对象中去，读来倍感亲切。
[论文摘要]关于文学批评的学科定位，从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科学性、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以及批评家立场的多样化四方面系统阐述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 现代 独立性 科学性
文学批评作为文艺学的一个专门术语，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译介过来的。“批评”含有“裁定”“判断”等意。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批评渊源于一个希腊字，意思是“作出判断”，因而，在广义上说来，批评就是“判断”。17世纪后期英国批评家德莱顿也曾说过：“批评最先由亚里士多德确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确判断所使用的标准。”德莱顿使“文学批评这个术语在英语中意义明确并逐渐为较多的人使用。”我国传统的提法多讲“文学评论”，古代也使用过“批评”的概念。如明万历年间刊刻的《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等。此处的“批评”含义已与近代接近。文学批评作为学科是以～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对象，而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对象的评价和研究活动。
首先，文学批评具有独立性。批评是一种建构，一种再创造。任何一位文学批评家都不否认他对创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所说：“所能给予一位大批评家的最高荣誉是使批评在他手中真正成为一种创造。”批评家依据一定的批评观念、方法，首先对批评的对象进行选择，然后着力于发掘、揭示所批评作品的内在价值，这是一个建立在对作家与作品充分理解基础上的重新建构、新的综合过程，即对作品从“理解”进入“发现”，发现作家未意识到的作品的价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潜在意义，并以独特的审美理想进行再创造，这时，批评家在批评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使自己的批评也成为一种凝聚着审美个性的“创作”。有了这种创造意识，批评家就不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与作家并列于文学王国中的另一种意义的作家。另外，文学批评必须在联系于哲学、政治、道德、历史、文化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摆脱成为它们附庸的重负；必须在联系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同时也改变成为它们附庸的地位，而应该使批评回到批评自身的本体位置中来，使批评真正成为批评．，成为“文学”的批评。
其次，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文学批评不是对主体情感体验的简单记录，而是一种转换，“批评其实是从感觉的范围转到思想的范围。”体验的心理学含义是“从内部”加以知觉，使主体的艺术知觉变为对现实生活的情感认识。而批评则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看待对象，在内部体验与外部观照和思考的结合中对对象作出综合判断。判断意味着文学批评应在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感受中探寻和揭示这些现象内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理。在发掘和研究文学现象与规律之关系的工作中，仅凭批评者个人的喜好与情感偏向还远远不够，理性化的思维方式是必要的。与此相关，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批评应尽可能明确、坦率，这样才能符合批评家理性思维的轨迹，完成批评所应担负的态度鲜明地表述观点、评判作品的任务。这一点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评应当是尽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语但书，细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诸如此类只能妨碍问题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说法。”
另外，文学批评注重对方法诊的探索。进入20世纪以来，批评对方法论的探索热情与何比重明显增加，批评家自觉的批评意识与某种或数种科亨法或学术思潮相结合，产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等多种形态和流派。这种状况显示了文学批评寻求秩序和建立系统的一种愿望，以使批评变得更加科学化。加拿大文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涉及哪一领域，科学的引入都会使秩序代替混乱，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观的地方建立起系统来，同时它还保护了这一领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文学批评科学化走向的一个说明。建立在新的哲学观念以及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新的批评方法的引入，为拓展批评家的思维领域，丰富和完善批评手段，从而推动整个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批评方法的确立和批评模式的建构完成，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强。
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担当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当今的文学批评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已有了很大的区别，它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体的文本，而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性质、目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即使面对具体的批评对象，批评家们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审美为基础，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论框架的规约下，运用一套理论范畴对文学作品加以剖析。20世纪文学批评十分注重理论建构，它们大多是通过某种理论预设，在演绎的框架中推导而成。在对已存批评的反思中，批评家也总是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同时试图在理论上有所开拓，有所建树。而在理论建构中，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又表现出一种泛学科的趋势，即通过与其他学科的联姻，在借鉴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理论框架。在20世纪，几乎没有一种文学批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现代语言学中获取了灵感，精神分析批评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产物，而文化学批评则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人文学科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为文学批评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背景，成为各种文学批评流派的理论前提。当今的各种文学批评正是通过对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在交叉、边缘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主张和观念方法，使文学批评呈现出浓郁的学术氛围。这种联姻不仅加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关注范围，将文学批评研究的问题扩展到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和知识的前沿。
批评家的立场。蒋原伦在《文学批评学》一书中曾把批评的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前自省期、自省期、和创造期。所谓“自省”即批评对本身进行反思。批评心理的成熟往往表现在这个时期。就西方批评界来说，自省期始于18世纪中叶，由德国批评家“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赫尔德等人开启。如果说，早期批评的地位因其依附于创作，批评家的自信是凭借经典作品而来的话，那么，至自省期，情况有了根本的转变。由于批评意识的觉醒，批评家相对于作品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大部分批评家已经从经典批评的樊笼中走出来，觅取新的美学原则、确立新的批评信条并依此来评判创作。这时，批评开始走向繁荣。在前自省期，批评家往往充当批评公理的制作者和代言人(如亚里士多德)，因此批评家个性中情感的，独具个人色彩的成分很难得到发挥或宣泄。而批评一旦对创作取独立的地位，批评家在其批评过程中同作家在创作中一样，可得到个性的实现。
著名的批评大家，《近代文学批评史》的撰写者雷纳·韦勒克之所以把这部呕心沥血的扛鼎之作的始点放在18世纪中叶(1750年)，也正是由于批评家地位变化带来的批评繁荣所诱导，他曾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的前言中声称：“18世纪中叶是个有意义的探讨起点，因为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确立的新古典主义学说体系此时开始解体，叙述1500至1700年期间这个体系内部的种种变化，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一项古籍研究的任务，跟我们现在的问题无关。但是18世纪后期所出现并且互相争鸣的各种学说和观点，便在今日还有其意义：如自然主义、艺术是情感的表达和交流的看法、象征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诗学观点等等。”依韦勒克本人的看法或依世人的目光，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是叙述了18世纪后期所出现并且互相争鸣的各种学说和观点。然而，正是这部汇集各种批评学说和批评观点的大著作，同时也汇集了众多的批评家的不同声音、不同的话语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进入20世纪后，批评家的地位比较特殊，如果再用“独立”这个词，就很难说明其状态。因为本世纪科学和各种学术活动的突飞猛进，信息传媒手段的现代化，使批评家们眼界大开。他们不再固守一角，有时凌驾于艺术作品之上；有时游离于作品之外；有时又抓住作品中的某些缝隙，报以一击，消解整部作品乃至创作活动。
综上所述，文学批评具有完整而自足的独立品格。批评在灵活运用理论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同时，又以轻骑突进的姿态冲在了文学活动的前沿，成为呼应文学创作变革与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也证实了文学批评是一门现代学科。
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化批评
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更趋多元化。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九十年代渐趋兴盛的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相互影响，而且各种文化理论纷纷把文学批评的目光投向文化研究。将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人手，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实属文化批评的范畴。
1谈论文化热
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这是一个关涉到当代西方文学批评走向文化研究的契机的问题当代英国学者特雷·伊格尔顿回答说：“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这个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圈内颇为时髦的话题实际上属于文化主义的教义”。伊氏进一步分析其原因说，首先，在战后的西方，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时期成为物质生产总体上的一个重要力量，其次文化是六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冲突之媒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主义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时间”。这其中，内化了男性中心主义阅读策略与价值的女性批评能够逃逸出父权制文化制约而最终重构出自己的批评或言说标准吗?历史作为文学的“文本外围”是一个一统意识形态杜撰的连续性神话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意味着你不仅要成为文学批评家，而且还必须成为文化批评家，正如当代英国学者大卫·戴奇斯所说，现实的批评应该是这样的：“它把自己同全部文化活动的综合体连袂起来，而文学的生产只作为其中一个未完成的片断”日。这表明，文学批评与文化之间有一条无形的剪不断的脐带。
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形
2．1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消除文学的文本性，不如说是应当从文本性去重新看待一切社会现象。文学是同历史事实同处于符号化的思想空间，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中，文学参了历史的过程并对现实的塑造。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具体的批评实践则突出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特别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泛文化解读之中。譬如，在莎士比亚剧作中，有不少对男女双方性暴力、欲求、力量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就是把当代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来重新界定和塑造文化。
2．2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从妇女的既是总体文化的成员又是妇女文化的参与者的双重文化身分出发，女性主义创立了自己的女性亚文化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妇女写作只能是一种“双重话语”的写作，它永远要体现出两个团体——沉默的团体和统治的团体——的社会、文学和文化传统。文学标准的建构也“不仅仅是个人权威的结果，而且还涉及到出版者、评论者、编辑、文学批评者和教师的非共谋文化网络”。
从上述对新历史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文本分析，它已经广泛地吸收了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创造与再创造活动。这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和种族和少数民族研究所共同信守的观点。
3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特点
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走向跨文化融合而形成一种文化诗学的过程中，虽然方法各异，却呈现出几种鲜明的共同特征。
3．1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跨学科性。这种跨学科性是建立在跨文化融合的基础之上的，尤能体现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取向。这种跨学科性是以解构的方式吸收多元理论达到重建文学研究新理论的目的。例如，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一开始就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它存在于现有学科之中，又游离于现存学科之外，曾一度被认为是“只有观点，没有理论，没有方法的非学术政治”。八十年代出现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重点考察了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与种族交往中的作用。
(1)这种跨学科性直接导致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如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就充分吸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分析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女性写作”理论。这种理论一反传统西方视思想、身体和语言为一体的观念，强调了女性欲望语言与男性欲望语言的不同(前者重理性、逻辑性、等级性，后者反理性、反逻辑性，反等级性)。跨学科的文化融合和方法论上的多元取向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主导倾向。(2)这种跨学科性还直接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开放性品格。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经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地位”。通过它既安排我们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安排我们的批评历程。这将不是一种结构主义语言意义上的诗学，它将超出对文学话语的研究而成为对文化实践和理论的研究。
3．2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突出体现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的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中。譬如，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都包含着对它显见格局和核心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体现为对潜在的对立格局和边缘价值的默许，由此，每一种文化的真正整体格局都是在官方提供和官方反对的格局之间的功能性平衡中产生的。
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看来，女性批评理论“是一项把女性文学本文与女性主义批评本文确定为‘修正、占有和颠覆行为的’以及确定为‘种类、结构、声音和线索’差异之总和的方案”。这种修正、占有、颠覆以及对差异的追求正是女性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挑战。l·布朗在其新著《帝国之末i十八世纪早期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和意识》中更明确提出：“我想重新确定十八世纪文学研究的方向，建立融合各受压迫阶层的全面分析，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能推进女权主义的、反帝的、反种族歧视的自由政治目的……意识批评应成为再现过去进步观点的方法，成为支持当代激进变革的基础，而这是通过把有权者的文学改造使其为无权者服务来实现的”。
文学中的空间理念来源于人们对空间的审美体验。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始终在空间里展开。古希腊时期，各学派对空间尽管持有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见解①，但共同的认识基础是把空间视为盛载天地万物的容器，这与中国古人“上下四方为宇”的空间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1]。与人们对时间的“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审美体验相比，空间“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2]，充其量就是盛载四方万物的容器。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时空压缩，使现代人对空间产生了新的审美体验，人类认知传统上的线性时间思维范式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地让位于立体化的空间思维范式，空间一改既往作为万物容器的隐性存在，开始以显在的强大的实体力量介入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经验之维，古老的“空间”被现代人类重新审度体认，这就是“空间转向”。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各种空间理念得到论证与阐释，并被源源不断地运用到文学批评中，形成文学空间批评热潮。从表象上看，文学空间批评是伴随着空间转向发生的审美认知，但事实却有着浮脉千古的美学发展历程，源流久远。厘清美学源流已成为当下文学空间批评研究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那么，文学空间批评到底有着怎样的美学源流？
一、文学空间批评的古典美学源流
文学空间批评审美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把空间中万物存在的极致原则上升为永恒不变的理念。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认为世界是美的，造物主以永恒不变的理念模型创造出万物生存的宇宙。在柏拉图看来，空间作为存在者和变化者之外的第三者，在世界生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像真实的存在那样是不会消失的，为万物提供一个场所[3]。存在者就是理念世界，变化者就是现象世界，第三者则是空间。可见，空间在柏拉图这里被视为既不同于感性的现象世界，又不同于抽象的“理念世界”，是既先于这两者又包容了他们的第三者存在域。柏拉图关于“第三者”的思想，可以在后现代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关于空间的划分[4]（39），尤其是索亚（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里寻求到思想跨越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5]。另外，柏拉图对美的著名追问，就是力图在空间中通过现象世界的生活美感，达于理念世界的“美的本质”。柏拉图的作为“第三者”的空间在功能上，既为存在者和变化者提供信息交流，又为感性上升到理性构建了通道。作为信息融汇的所在，空间是一个信息混杂和交织的场域，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文学艺术作品同时对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兼收并蓄。文学艺术作品对美的表现，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诞生前，一直是在深层次上追求着柏拉图理念世界的本质美。艺术作品对理念世界的本质美的追求，以亚里士多德文学作品可以净化心灵世界的主张为创作目的。但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出现了对审美的逆转，很多时候恰恰以审丑为手段，在创作目的上变亚里士多德的净化心灵为安抚心灵。尤其是在后现代作家看来，文学空间是多元的存在，空间里的“美”与“丑”都是真实的存在，都表现了现代人真实的生活现状或真实可能的未来状态，甚至作品本身就被认为是世界的一部分，因为在尼采的上帝死了、巴特的作者死了和福柯的人之死之后，作品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自在自为性，即作品作为存在物而自在。这样在美和丑彼此独立或交织的多元并置中，印证了迈克?克朗（Mike Crang）所说的文学作品不再是一面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成为一种“地理景观”[6]，由此文学成为一种在惯常的线性时间维度之外的立体的空间维度的存在物。
事实上，经历了古希腊争论不休的时空观之后，文学走过了漫长的以线性时间为主体向度的历史行程。中世纪的欧洲被教会所统治，基督教神学制约着人们的空间观。上帝创造世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天堂、人间和地狱构成了文学作品中泛化的空间理念。英雄史诗、宗教剧和骑士文学作品中的地点只作为情节展开的场所而出现，作品中的空间感相对于时间感确实显得凝固、呆板和稳定。但是，到文艺复兴时期，情形发生了改变。随着哥伦布和麦哲伦在地理上的大发现，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在天文学上的大发现，马丁?路德在宗教上的改革，全面冲击了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的统治，人们渴望重新接续古希腊罗马的科学与文明，布鲁诺在他的著作《论本原与太一》中宣称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而非宇宙的中心，宇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文艺复兴时期新的时空观刺激着人类的艺术思维，空间美学获得进一步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被从故纸堆里挖出，16世纪意大利的卡斯维特罗据此提出戏剧“三整一律”的创作原则，即时间整一律、地点整一律和行动整一律[7]。到了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家波瓦洛把其进一步概括为“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的三一律原则[8]。其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并未提及任何“地点一律”的问题，所以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有着极其重要的空间美学意义：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戏剧创作理念中将地点和时间并提。当把地点与时间并置的时候，这个地点就已经超越了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的简单意义，而是具有了空间的本体论意义，这预示着故事被置于时空与社会构成的三维视域中展开。人们已经认识到空间对戏剧的结构美具有实质性的作用，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崭新的空间美学意识。
对文学领域空间美学的反向建构得益于18世纪的德国戏剧家和批评家莱辛，他在《拉奥孔》中明确地阐述道：“一切物体不仅在空间中存在，而且也在时间中存在。”[9]（182）可见莱辛看待事物的视界是立体的，且就在他立体的视域坐标中，他清晰地标记了文学和造型艺术的具体位置②，他说：“在空间中并列的符号是线条和颜色，在时间中先后承续的符号是语言。”“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9]（82）“时间上的先后承续属于诗人的领域，而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9]（97）莱辛认为在空间中运用形状和颜色是画家的特长，而在时间中使用声音符号则是作家的特长。因此他反对“诗中表现为描绘狂”及“画中表现为寓意狂”的行为[9]（181），即反对不能抓住艺术体裁特长的过于疯狂的跨界行为。莱辛提倡爽朗生动的文学氛围，力求以高扬的真挚的情感激发教育人民，显然新古典主义三一律的刻板教条必须被清除。为此他首先通过《拉奥孔》辨析“诗”与“画”的界限，明确文学艺术的界限标准，为打造新兴资产阶级的市民剧扫清障碍，为他接下来的《汉堡剧评》奠定理论基础。但是他并不反对文学中有绘画式的场景，也不否认绘画中有文学的表述，他只是反对不能在整体上把握住体裁本身特性的拙劣创作。对于文学空间美学的独特意义是，在莱辛条分缕析的雄辩过程中，文学的空间属性也就在造型艺术空间的对照下，在学理上获得了反向生成。因为辩驳之所以可能，恰说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诗中确实有画的因素。既然莱辛辨明了画的空间属性，且莱辛本人也承认诗中有画的因素，那么文学自然就有了空间因素，在莱辛与新古典主义诗画一致论派的持续争论中，文学空间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在场的在场式的表达，由此他们的论战亦成为文学空间批评的一部分。
对于文学和艺术的空间批评来说，莱辛的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苏珊?朗格（Susan Langer）继续了《拉奥孔》的思想脉络，把文学视为时间性艺术，绘画等视为空间性艺术。在造型艺术的空间研究方面，她区分了生活空间和艺术空间，认为绘画空间“不仅仅是由色彩组成的，还是一种创造的空间”，并把这种创造的艺术空间称为“虚幻空间”，朗格认为虚幻空间是造型艺术的基本所在，这种空间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自成一体的独立存在[10]。20世纪的另一位形式主义美学大师巴赫金也曾满怀虔敬地说：“文学形象的时空体原则，最早是莱辛在其著作《拉奥孔》中十分明确揭示出来的。”[11]尽管莱辛的论述并没有达到巴赫金所说的“十分明确”的程度，需要巴赫金接下来用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但是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莱辛对文学空间批评的贡献。可以肯定地说：莱辛是近现代文学空间批评史上第一座引人注目的丰碑。
二、文学空间批评的形式主义美学源流
莱辛之后的19世纪迎来了“资本主义的盛 世”[12]（2），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中，“世界”成为一个更具有地理实体意义的概念，世界化的思维正在逐步走入大众对认知的期待视野。在康德提出了宇宙生成论的星云说、黑格尔出版了《精神现象学》的这个时代里，人们对空间的思索已经由外及内，空间变得越来越具体生动，越来越与个体人生息息相关，空间不再是“虚空”，不再是简单的容器，也不再是简单的场所，而是成为具有了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存在，空间具有了某种可期待的能量和创造力。正因如此，1827年歌德才会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才会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13]（63）。空间具有的天然的范围化结构化的属性，再加上对立体空间意识的强化，改变了人们悠久的以时间接续为特征的线性思维秩序，开启了人们立体化多维的结构主义思维范式，1916年出版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便成为这一思维新范式的最强大的承运儿。索绪尔正是通过对语言的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与地理语言学的研究，以时空交叉的立体坐标维度，建立起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学说或显在或潜在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文学批评。
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20世纪前三十年俄罗斯盛行起形式主义文学批评，该批评流派为文学空间批评注入了形式主义美学源流，尤其是直接影响了文学空间的叙事批评。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和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大家。其中巴赫金对空间批评的贡献最明显，他提出了“时空体”（chronotope）的概念。1938年巴赫金发表了独具空间批评方法论意义的长篇论文，即《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文中巴赫金首先站在时空的双重维度上，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文学新观念，他说：“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握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11]（274）在他看来文学的关键就是文学形象，而把握住文学形象的关键就是把握住文学中的时空。为了更好地把握住文学的时空，他专门借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时空体”，他定义道：“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11]（274）巴赫金提出“时空体”的美学意义在于，第一次明确地在合法性上把文学审美确认为是时空中的整体性的存在。其对后来文学批评的深远影响是，将文学文本批评引入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时空之中，在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初露文化批评的端倪。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巴赫金的这篇文章要早于美国的空间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45年发表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也早于法国的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55年发表的《文学空间》和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957年发表的《空间的诗学》。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对峙的历史原因，巴赫金直到60年代中期才引起英美学界的普遍关注，这使得巴赫金没有及时地在文学空间批评上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倒是美国批评家弗兰克被学界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在目前中国学界，诸如“自约瑟夫?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发表以来，空间问题逐步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这类来自名家的表态颇具代表性[14]，巴赫金的贡献被弗兰克所遮蔽。虽然由于弗兰克所拥有的语言和国家地位优势，确实对现代社会的文学空间批评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是在文学空间批评的历史上，巴赫金才是真正的现代空间批评的前驱者，其开创性的历史地位理应还原历史的 本真。
巴赫金认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11]（275）。巴赫金以此阐明了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这恰恰是相对于莱辛理论的一个逆转。文学在巴赫金时代已不复是线性时间中的情节叙事，而是在时空中立体式的真实存在，从这点出发20世纪末迈克?克朗的文学景观说呼之欲出。人的活动离不开时空体，时空体决定了文学中人的形象。并且正如巴赫金所说：“这个人的形象，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时空化了的。”[11]（275）巴赫金按照文学体裁分类，探查论证了希腊小说、罗马传记、民间文学、骑士小说、田园诗中的时空体，将时空体作为区分叙事类型的基础，开创了空间叙事的形式主义美学研究的滥觞。在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论证中，巴赫金使用了“道路时空体”“城堡时空体”“沙龙客厅时空体”“广场时空体”等，其对空间场所的类型化关注，可以在法国人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里找到共鸣。而且，巴赫金注意到了各种文学体裁对时间与空间交织安排的结构技巧，他使用了后来在空间批评中被广泛应用的词语“并置”“倒置”“换位”及“有机时间”“传记时间”“传奇时间”“圆周时间”和“超时间”等，来论述作品通过对时间的处理来完成对空间的安排；同时，他也注意到历史时间只有在相应的空间中才有意义。在巴赫金的论述中，可以非常明晰地发现在其结构主义的形式逻辑背后，还有形式与内容相结合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得时空体超越了形式主义的美学追求，拥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文化意蕴，这是为什么巴赫金的理论在当下的空间文化批评语境中仍然保有生命力的秘密所在。当代的文学空间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批评。
关于弗兰克与巴赫金的成就何者先何者后的问题，亦可从理论渊源上获得佐证。在理论渊源上有据可查，俄国形式主义美学批评影响了美国文学的空间批评，这一影响至少可以追溯到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是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举世公认的重量级人物，也是一位享誉世界的美学大师，他曾经于1941年与德国新康德“马堡学派的集大成者”符号美学大师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er ）同船避难美国纽约。无疑，这是一次在形式主义美学史上颇有意义的学术迁徙，卡西尔在美国有了日后著名的门徒苏珊?朗格，朗格开拓出了艺术空间的一片符号美学天地；雅各布森则将俄国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更全面地带到了美国，进而影响了美国的新批评，自然也就影响了新批评流派的弗兰克。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把握正好切合了新批评对文本作为文学研究本体的强调，这种影响力在弗兰克的《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可以找到近乎完美的痕迹。弗兰克对作品空间形式美学的关注和论述，天然含有形式主义的成分，而其以文学作品的细读为分析的方法则是新批评的典型手法。正是在对《尤利西斯》《包法利夫人》，尤其是《夜间的丛林》的细节研读和对比上，弗兰克挖掘出了作品如何打破正常时间的顺序来获取空间美学效果的技巧[15]。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毕生致力于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弗兰克，是否直接阅读过同样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的巴赫金的俄文原著，也不知道巴赫金是否通过上个世纪20年代就成立的巴赫金小组成员或者他本人的朋友、学生或其他什么人，将有关时空体理论的信息带往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过美国的弗兰克。即使弗兰克丝毫未受到巴赫金时空体的影响，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也必须得承认，那就是巴赫金的空间美学研究在历史时间上确实早于弗兰克；且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也确实早于英美新批评；再有随着冷战思维的隐退，意识形态壁垒的倾颓，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来临，巴赫金多元价值对话体系中的公共空间的广场狂欢、独语及复调等理论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劲，跨越了国别和语言的障碍，直接影响到当下英美文学的空间批评。鉴于以上三方面，故本文将俄国形式主义，而非英美新批评作为文学空间批评的主要美学源流。
三、文学空间批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源流
在文学空间批评领域，到目前为止成果最丰厚，影响力最壮阔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该流派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柯、哈维（David Harvey）、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索亚等人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理空间观，分别在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地理学等方面取得成就。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观及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19世纪中叶即准确预言了全球化问题：“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13]（31?32）显然在他们看来空间的世界性即全球化转型来源于资本不断扩张的本质，这种扩张运作后来成为列斐伏尔理论中的空间生产行为。此外，全球化带来文化同一性的危机，出现相对的文化荒芜和精神失重，地域间的文化表征既没有深度又没有距离，于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空间批判顺势崛起，本雅明的“废墟”③、詹姆逊的“超空 间”④、波德里亚的“没影点”⑤、吉登斯的“脱域”⑥等空间理念应运而生。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从社会关系角度，发现了空间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地域关系，包括城乡空间的对立，东西方空间的对立等问题，“资本主义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32）在他们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空间的权力关系。这一论断可以视为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精要提纲，也足以为后殖民空间理论家对西方文化进行知识解码、权力话语批判和他者身份研究提供的思想动力源，更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都市文化研究的先河。
齐美尔对西马都市空间美学流派的形成具有开拓之功。他最先将文化批评引入到了文学空间批评的美学领域。是齐美尔最先注意到了都市时尚与现代性的关系，并且影响了后来本雅明对巴黎的都市观察[16]。虽然齐美尔本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那个时代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早期形式主义美学家，给予了西马最重要奠基人卢卡奇衣钵的老师，确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西马的先驱性人物。其对都市空间的研究，以他最著名的货币社会论为基础，他认为货币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封建制度，催生了现代民主，决定了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17]。从他认为经济发展决定社会制度变革的观点上，可以发现齐美尔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从个体对个性的追求与社会强势力量的冲突谈起，论述了在“货币经济中心”的大都会，货币强悍的文化权势力量。货币经济所具有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征，带来都市人的情感麻木与模式化生存，导致都市人自我认证（identity）的脆弱，个性扁平，缺乏色彩，对周围表现出泛泛的自私、冷漠、消极、排斥和厌世的态度（the blasé attitude），人性在都市生活中呈现出变异的病态[18]（414）。在齐美尔看来，这些都市病症是个体与群体在都市空间生存中彼此冲突或隔绝才导致的精神疾病，它使人性自我处于支离破碎中。他的学生卢卡奇进一步论述了都市病，并最终提出“物化”的理念，这一理念与后来发现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念相得益彰。在文学上，法国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展现出都市的现代性特征，借助诗歌形象化的语言应和了齐美尔对现代都市的论证，患了都市病的各式人物充斥了他对巴黎的吟咏，无处不在的“死亡拟态”勾勒出以“新奇”为价值的现代性面孔；这些阴郁的具有“现代美”的怪异诗歌，在本雅明看来“具有美的不可转让的品质”[12]（51），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都市生存空间的倦怠，对往昔灵光闪烁的田园牧歌式生存空间的缅怀。
瓦尔特?本雅明，20世纪3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市美学流派毫无争议的代表性人物，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干将，以《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为文学的空间批评树立了又一座丰碑。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帝国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空间变迁，本雅明深怀着一种浓郁的乡愁，将资本主义盛世时期威廉姆?布莱克《天真之歌》所吟咏的那种“刹那含永恒”的顿悟，转化为一种灵光消逝后的空间怅惘。1929年本雅明为阿拉贡以歌剧院拱廊为背景的小说《巴黎的乡下人》所打动，他认为巴黎的拱廊是19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成就和象征，但是却在城市改建动迁中很快灰飞烟灭，成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转瞬即逝的“废墟”[12]（1）。拱廊的际遇给予本雅明强烈的认知刺激，这让本雅明有了一条与巴赫金不同的空间体验途径。本雅明以自己的敏锐，在资本主义盛世的发达之都巴黎的日常生活中，远在30年代，即捕获了资本主义文明的都市空间危机。通过拱廊的历史痕迹，在资本主义盛世的灵韵消退的第一刻，他即真实体验到卢卡奇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的“物化”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人的“异化”。在他的分别写于1935年和1939年的两份针对巴黎的研究提纲《拱廊计划》中，本雅明探究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巴黎的街垒、街道、拱廊、私室和世界博览会，可以看到生产物的片刻繁华映照着波德莱尔诗歌中都市病的丑态，展现了现代都市遭遇的空间挤压和人性异化。本雅明对19世纪首都巴黎的研究，远比巴赫金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小省城”要具体生动，且充满了文化批判的味道。对于形式主义批评家巴赫金来说，把握作品的文学性是批评的第一要领；但是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来说，揭露文学作品中资本主义弊端才是第一要务，由此他的都市批评更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意义，继齐美尔之后，本雅明进一步在文化批评领域拓展了西马的都市美学。
20世纪70年代后，在列斐伏尔和福柯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被注入了经济批判能量和政治权力话语批判因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并直接为当代的文学空间批评提供了权力话语批判的动力。列斐伏尔的一个具体的贡献就在于在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明确辨析了“空间”的理念，牢牢地将空间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他认为传统认识上的“空间”，是欧几里德几何式的认知，是数学家概念性的发明，而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则与现实和社会紧密相连。他说：“（空间）在数学和现实――即实体的和社会的现实――的关系方面，并不明晰且存有裂痕。”[4]（2）为了弥补这一裂痕，他强调了空间作为社会实体的生产功能。他为“空间”划分了三个概念，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4]（39）。其中，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的实践，指的是社会实体性生活空间；空间的表征是概念化的空间，属于科学家、城市规划专家、技术专家等的使用范畴，与实践紧密相关；表征的空间则既是实体的生活空间又是精神空间，它趋向于非语言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涵盖了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实践。这三个概念从不同的方式指向空间生产。在他看来“空间”首先是实体性的存在，它包含了社会也被社会所包含。而社会既是劳动生产的产物，又具有经济生产能力；因此空间也是劳动生产的产物，也具有经济生产能力。这样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生产理论扩展到空间范畴。在列斐伏尔看来，剩余价值在特定的都市空间积累，空间作为聚集了各种经济元素的综合体，它超越了作为容器的形式性客体范畴，而成为涵盖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主客体性存在。同样数量的资本在不同空间的投入，会产生不同的利润，这说明资本在空间流通的过程中，扩大了剩余价值，空间具有了生产能力。空间具有生产能力是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最大成果。因为空间具有生产能力，列斐伏尔使我们更加明显地看到了不同空间之间彼此的对立、对抗与融合。在他此后的著作《进入都市的权利》《从乡村到都市》和《空间与政治》中，提出现代生存状态下的空间权力问题，在理论发展上与福柯的空间权力话语批判可谓同脉相承。列斐伏尔在这些著作中集中展示了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不断凸显出来的空间矛盾。这些矛盾比波德莱尔时代的“死亡拟态”更为令人窒息，20世纪以来以恶化的空间生存为标记的异乌托邦小说（Dystopia Fictions）创作的繁荣便是这一历史境况的文学缩影。
促成了现代空间转向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美学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福柯。列斐伏尔论证了空间的经济生产；福柯则揭示了空间的权力生产。20世纪末的空间转向，主要就是建立在列斐伏尔引领的空间经济学和福柯引领的空间政治学的基础上，并最终转到詹姆逊、波德里亚、索亚等人的空间地理学方面。在文学的空间批评方面，福柯产生了更为直接更为深远的影响。在福柯的一系列著作中，几乎都包含着一种空间权力美学，体现着他对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所展开的思考。例如，早在《疯癫与文明》的写作时，福柯就注意到了权力对所谓“不正常的人”所做的空间的隔离，即注意到了权力对空间的支配。接着在《词与物》中，通过对名画《宫中侍女》所做的结构主义美学分析，福柯则进一步注意到了空间所隐含的权力秩序问题。福柯认为油画模仿着空间，这个空间又是敞开的，在画面表象与表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空间凝视，展现着某种空间权力秩序关系，它影响着画面中人物以及画家本身的目光凝视的方向[19]，这种凝视有着福柯的“权力的眼睛”的最初显露[20]。继而在《规训与惩罚》中，“权力的眼睛”通过边沁的全景式监狱，获得了明确命名。福柯注意到在权力的中心点，即“权力的眼睛”所笼罩的空间中，“全景监狱”作为政治技术的象征，有着特定意义的空间分解与组合模式，其表征着权力关系的运转机制[21]（230）。现代社会空间中的权力运行已经脱离了权力个体意义上的把控，而成为一种特定空间的关系体制，到底由谁站在全景监狱的?t望塔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机制本身，它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21]（227），把空间中的一切统辖在机制内。这种机制同样可以应用在生产、教育和生活领域，简直无所不在。权力关系的运转机制把人对权力的遵守充分内化，权力深入到人的精神空间，所以与封建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权力控制。这种以全景式为特征，以“权力的眼睛”为掌控的空间体系就是空间中的权力生产。福柯发现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秘密，于是“空间”理念因福柯具有了明晰的权力等级秩序属性。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生存境况的秘密。作为权力机制主体和客体的人，因在都市空间中遭遇到各个向度的权力挤压，导致生存的自由空间越来越狭隘，精神空间也随之越来越贫乏。从波德莱尔的诗歌、乔伊斯的小说和奥尼尔的戏剧等现代文学表征来看，会发现人在空间化的机制生存中彼此阻隔，成为心灵上的“陌生人”，常常处于颓废的“死亡拟态”。经历了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后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的空间生存进一步恶化，相继出现波德里亚命名的消费社会中的种种无深度的“欲望”和人物支离破碎的心灵际遇，也就是出现詹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超空间”中的无标记的生活样态。正是源于福柯和其后继者的空间权力理论，现代社会人的“逼仄”的境况被不断地从文学作品中挖掘出来。可以肯定地说，福柯对空间权力的卓越发现，使得当下国外文学出现了空间权力话语批评潮流。福柯的空间权力美学也因此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使得福柯的名字与“空间”变得连筋 带骨。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下空间批评最显著的当代理论来源，以其社会批判的锋芒为文学空间中的都市文化研究和权力话语批判注入了持久人文关怀与理论力量。
综上，虽然在历史的相当长时间，空间美学或隐或显，并未形成滚滚洪流，甚至在各个历史时期难以用时间线性思维模式中的所谓“时代特征”来概括，但当下的文学空间批评的确有着可追溯千古的浮脉：其开启于古希腊美学，承继于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初步繁荣于法兰克福学派，波及俄国形式主义美学、法国结构主义美学及英美新批评，最后聚集起英法美诸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评大家的全体实力，在20世纪末汇聚成整个西方世界的空间转向潮流，继而顺应时展的现实境况，在21世纪全方位显现出文学的空间批评热。文学空间批评所运用的理论包含多个源流，是空间美学长期发展的历史性成果，它反映了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加深的对各个时代空间生存的体验。
注释：
①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空间是无限的虚空，因为世界没有边际；赫拉克利特则认为空间是个有限的虚空，因为只有一个世界；德谟克利特认为虚空中充满了构成世界万物的运动着的原子，无限多的原子导致了无限多的世界；以巴门尼德和芝诺为代表的爱利亚（Eleaten）学派则否认虚空说，他们认为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却是可分的，因为空间具有连续性；无限的可分的空间又是不动的，充实的，自相同一的。
② 莱辛用 “画”指代造型艺术，“诗”指代一般文学。
③ 本雅明将资本主义都市空间中的快速更新的生产看成是资产阶级在不断制造废墟的野蛮行为，他论述到：“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自身就包含着自己的最终目的（终结）”，“随着市场经济的大动荡，甚至在资产阶级的纪念碑倒塌之前，我们就开始把这些纪念碑看作废墟了”。
④ 詹姆逊以鸿运大饭店为例，将无法通过自身感官系统在现代建筑中确定自己方位的场所，称为超空间（hyperspace）。并称其为：“空间范畴终于超越了个人能力，使人体未能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是晚近最普及的一种空间转化的结果”。
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4]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
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 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5]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6]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
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7]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
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着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9]的地域研究专着。此外,冯肖华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着、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步于陕西,在陕西却并没有真正形成气候,尤其是叶舒宪到中国社科院以后,陕西神话原型批评声音甚为微弱。结构主义批评、叙述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批评,虽则80年代兴起于中国,在陕西要寻觅踪迹却在新世纪。陕西文学批评缺乏创造性强、引领创作的文学批评,那些能吸收现代西方理论成果而进行新批评的批评者寥寥无几,哪怕生吞活剥的拿来套用也微乎其微,和全国文学批评尤其是京沪等地先锋凌厉的文学批评相比,陕西文学批评显得滞后愚拙,尤其在现代意识的突破上远远不够。当然,某种批评的兴起、发展极为复杂,它涉及到作家、作品、接受者及环境等因素。评价90年代以来陕西文学批评,经过理论的辨析以及实践操作,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美学历史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等模式,毕竟丰富了陕西文学批评的内涵,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在以科学理性多元包容为时尚因素的新世纪,我们渴望着文学批评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依然行走在路上
论文关键词：意识；批评意识；文学批评；审美；主体
意识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由于客观物质世界(即意识的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的领域，所以意识也有相应的不同形态，譬如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哲学意识、伦理意识、宗教意识、自我意识等等。完整意义上的“人”是两个层面的存在，一个是物质的存在，即我们的肉体、感官的存在，它们总是在自发地寻找着与自身相应的愉快和协调。此外是精神的存在。人有理性，也需要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行为的存在颇能体现人类精神活动的自觉性。人类行为无一不受某种意识的驱动，批评行为更是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之一，必须以批评意识作为原动力。比利时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布莱指出，读者面对一部作品，作品所呈露的那种存在虽然不是他的存在，他却把这种存在当作自己的存在一样加以经历和体验。这样，在读者和“隐藏在作品深处的有意识的主体”的作者之间，就通过阅读这种行为产生一种共同的“相毗连的意识”，并因此在读者…边阅读产生一种“惊奇”。“这种感到惊奇的意识就是批评意识。”笔者以为，乔治·布莱所说的“惊奇的意识”，类似中国传统文论中“感”的概念，也就是阅读中最初的触动，这种触动能够表明某种差距或显露某种认同。乔治·布莱的理论充分展示出，文学批评意识是文学批评行为最重要的原动力。
朱自清先生在评介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的确，从“批评”之语的使用情况来看，“批评”一语不见于宋代之前，也没有与“文学”搭配使用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批评”的实践一直与广义文学的选文编辑相关，“批评”的含义原是指诗文选评，“批”在大部分语境下都是用于断句、标点或标记。
由于“批”在句读上的运用，“评”就部分地承担了现代意义上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说它是部分，还因为“评”因为紧随眉批而显得随意，类似注解文字，或是附带在选本选批之后的随意点评，精炼而不严谨。因此，中国占代作为“诗文选评”的“批评”与西方偏于文学理论与批评理论的“文学批评”(literit—urecriticism)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天看来，“批评”(criticism)是批判、评论，是对事物加以分析比较，评定其是非优劣，其中包含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关系。
总体而言，“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作品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现象、阅读鉴赏现象等进行分析、研究和阐释的一种认识活动，它的终极目的是获得对文本的理性认识。”文学批评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文学批评意识的构成要素中既有任何批评意识都具备的要素，又有自己独特的要素。
一、文学批评意识中的审美意识
“文学是人学”，这是我们今天普遍认可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包含人情、人性、人道等丰富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人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与安慰。并且，不管这确认与安慰是希望还是绝望，它总是以人为指归，始终是心灵在场的。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不是站在人学的立场，那么通过文本显示出的就不会是人在活着，而是观念在活着。换言之，作家只有把文学创作建立在人的生存意义上，而不是建立在语言、观念等非本原因素上，文学的人学价值才不会迷失和旁落。文学的这一特点也给文学自己带来了特殊的属性——审美性与情感性。“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其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审美性和情感性。”审美的发生在于爱与美，审美是对美的感受，‘是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所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需要调动主体全部感觉、意识、心理能力和神经功能全身心投入的整体性活动。审美主体在想象中调动人性进入艺术境界中，感受、体验、分享艺术形象，获得精神愉悦。因此，在强调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审美之于文学的生成意义。“审美的特性，是一切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及其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正因为审美活动具有这样的特性，文学才得以与科学实践、社会伦理、宗教道德区别开来，体现出自身的存在价值。
审美不是文学创作的专利，审美同样是文学批评所具有的特性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需要审美，都离不开审美意识的触动，可是审美意识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的表现与作用却有区别。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对现实的反映，“它与其他反映活动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审美的。……在性质上是属于情感的反映方式而不属于认识的反映方式。”但“文学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犹如自然科学与它的认识对象之间那样的纯客观的认知关系，亦即不是简单的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反映的内涵要比认识内涵大得多，自从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分为理智、激情和欲望三部分，并相应地认为人有求知、御侮和克制欲望二种能力之后，知、意、情三分说就逐渐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接受。”很显然，文学创作是以情感为主的反映，而文学批评却是认识的反映，它们有内涵大小的区别以及性质上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这使文学创作行为与文学批评行为中的审美意识也有了差异。对创作而言，作家的审美对象始终是涌动在作家心中那些复杂的情感体验，文学创作的审美总是以满足自我愉悦为基础，侧重于人的内心与外界枣物的审美关系，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是直接的情感碰撞与需要，遵循的是快乐原则，因此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创作主体情感爆发的产物，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表现审美追求常常是潜在的，不自觉的。而文学批评的产生却是阅读的产物。阅读是对创作者主体情感的二次体验，面对作品提供的生机无限又难以捉摸的快感，认识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削减了作品的意味。此外，在阅读过程中，作品面临者批评者一系列审美经验的省察，这种省察混合着感情与责任。这说明，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包含着对文学作品的感性体验，又潜藏着理性的审美判断。对于文学批评来说，由于理性经验的介入，其审美意识带有先天的功利性。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从最初的惊奇感上升到明确的审美认识，通常已经加入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价值判断总是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烙印的，这也是审美观念具有时代发展变化特征的理论依据。
当然，无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其审美意识的萌生始终是以人性为内在心理基础的，它们的生理动力都是人对身心快感的感知与追求。人类对美的感知与需求程度是取决于人类文明的进化程度的。如果说，所有文学批评著作的发生都源于面对文学相关问题时所萌发的“惊奇的意识”，那么这“惊奇的意识”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审美。文学创作中的审美意识促使作家创作出丰富多样的作品，文学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则将批评主体导向对文学原理的不断思考和追问。
二、文学批评意识中的主体意识
任何领域的批评行为都是主体意识的产物。“主体意识”是文学批评意识中另一个要素，也是任何批评意识都具备的共同因素。人类文化历史是由不可替代的个人灵性构成的。“人是万物之灵”的认识，是人类作为“类”的主体意识的苏醒；人类从万物中将自己区别开来，是一次智力进化的飞跃。人是文学活动的主体。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最终依赖“人”这一主体来完成。传统文化中儒家大一统的思想教育试图训练出稳定、一致的思维方式，它的本质是抹煞个人的“主体”而突出“类”的主体。作为无数“灵”中的一个，作为个体差异的“我”的存在是没有地位的。即使不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而存在的。
然而，作为“个体”的我始终是存在的，它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上一节曾提到，文学创作在性质上属于情感的反映方式，而文学批评则属于认识的反映方式。无论情感与认识，“主体意识”都在创作或批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强烈程度直接关系着文学活动的自觉程度。在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几乎伴随着作品的产生而产生。“我”作为抒情的主体常常在作品中得到重复和强调，作者的主体意识表现在对自我情感的张扬中。凡是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主观需要的，主体就会对它产生肯定的情绪体验。置身于情感反映中的创作主体，“与感性对象自始至终保持着直接的依赖关系，它不仅产生于生动的感性直观，而且只有凭借感性对象才能获得生动的表现。”这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特点，也正符合文学创作作为情感的反映的特性。
文学批评中的主体，也具有文学创作主体情感反映的某些特点。“批评只有吸取了感情交流的力量才能变成为创造性的批评。”但“在具体的批评过程中，尤其是在批评家解读文本时，他必然要从自己的主体需要和意识出发，从自己已经形成的哲学、文化意识以及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出发，来审视作品以及与之有关的创作现象，以其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批评主体的需要来形成自己的批评意见。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认识反映，是一种更为自觉的理性活动，情感的抒发不是最终的目的，批评主体所依赖的也不是外在的感性对象，而是自身的理论资源。
主体意识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作用也是审美意识无法取代的。首先，主体意识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的客观性与深度，将批评与鉴赏区别开来。批评与鉴赏有共同的层面，但毕竟有区别。鉴赏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审美享受，文学批评虽然必须在审美的基础上进行，甚至免不了会以自己的审美需要和审美理想作为评价的尺度，但是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却是在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对文学诸问题加以理性的阐释，追求的不仅仅是审美的愉悦，还有结论的理性与客观。“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把握，所以它所要判断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并以陈述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在认识活动中，为了达到认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必须力图排除一切主观因素的干扰，否则，就可能导致片面甚至歪曲的反映，使结论失诸公允。”达到客观必须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有自觉的回顾。可不是谁都有勇气或兴趣去对历史上曾经发生，或者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评判即使有这个兴趣，却未必有这个能力。因此，批评活动中主体意识的萌生未必有文学创作那么理所当然，它不但受到批评资格的限制，还受到理论水平的限制。批评本是一种智力思考，批评的进行就是思维活动展开的过程，是逻辑推理的过程，它要求批评主体具有抽象与概括的素质。
其次，主体意识决定着批评的风格与理论独立的可能性。主体意识的基本含义是人对自我作为个体存在特征的认识。主体是批评文本的直接创造者，主体的自我认识直接决定了他的批评风格。其实就文学的话题而言，许多感受和观念古人都作出了表述，但人类的表达欲望却不会就此止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阅读情境与生活体验，虽然想说的话大体上仍是与古人类似的意思，但由于思维起点和语言形式的差异，其内容也具有了风格各异的表述。主体意识强烈的批评者在批评活动中会根据自身的学养萌生个性鲜明的理论追求，这种追求决定着他的批评内容和言说方式，这内容与言说方式也直接关联着他的批评风格。
对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主体意识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对自己作为“批评者”身份的认识。不可否认，依赖于主体意识来完成的批评活动从发生之始就是自觉的，但自觉并不代表独立。批评的独立还需要批评主体有高度的责任感。责任感是与主体所从事的职业身份意识相关的。身份意识的强烈程度直接影响着批评理论中一系列原则的提出和完善，批评者只有对“批评者”这一身份有自觉的认识，才可能就“批评”本身提出独立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