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2 17:04:46
关键词：《和名类聚抄》 异域典籍 中古汉语
《和名类聚抄》（以下简称《和名抄》）作为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辞书，成书于日本立志发展民族文化的平安时期，源顺在序文中写到“是故虽一百峡文馆词林、三十卷白氏事类、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适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大医博士深江辅仁奉敕撰集新钞倭名本草、山州员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纪私记等也”“汝集彼数家之善说，令我临文无所疑焉”“古人有言，街谈巷说犹有可采，仆虽诚浅学而所注辑皆出自前经旧史倭汉之书”。可见当时《文馆词林》《白氏事类》对日本文人在汉语学习及应用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因当时的汉语学习者仅限于贵族等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一般人即“世俗”对汉语文字难以理解。当时日本已经有典籍类辞书《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倭名本草》《日本纪私记》等，却“难决世俗之疑”，即在当时急需一本通俗易懂的辞书。“集彼数家之善说”指“前经旧史倭汉之书”，据查《和名抄》引用典籍360多种，其中90%左右为中国典籍[1]，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对字、词进行详细的解释，最终“临文无所疑”。《和名抄》对《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节用集》等日本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语大辞典》中“典籍”的释义为：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异域典籍是指存在于域外或域外文人用古汉语撰写的各类典籍。[2]近年来，域外汉籍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在域外汉籍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并激励着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工作。[3]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对《和名抄》中所引典籍与现行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俗字演变的角度进行考释，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或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补充，或纠正一些古籍或词典的错误之处，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词典的再版校对等工作提供依据。
一、《和名抄》对古籍的验证
在国内失传的众多古代宝贵文献有时在其他国家如日本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典籍由于天灾人祸，抄录再版等原因早就不复存在了，现行版本与原典籍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利用《和名抄》可以再现相关古籍的原貌。
1.疽
《和名抄》 说文云疽 七余反 俗云发齐 久b也。（形体部疮类）
《说文解字》 b也。从疒且声。七余切。（卷七・疒部）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疽”释义为：久b也。《后汉书・刘焉传》注，玄应《一切经音义》皆引“久b”。与小徐合。b久而⒕遥然也。从且声。七余切。五部。《唐韵》七余切，《集韵》千余切，《韵会》七N切，从音苴。可见源顺所引内容为《说文解字》原貌。 《说文解字・卷十四・且部》“且”的释义为：]也。从几，足有二M，一其下地也。凡且之俳源忧摇W佑嗲小S郑千也切。“且”在古代有两个读音，一种读音为精纽鱼部，另一种为清纽鱼部，精纽的“且”同“疽”为叠韵关系，清纽的“且”同“疽”为双声关系，读音相近，并且反应了古音中“j”“q”的反切与韵母的关系。[4]
2.o
《和名抄》说文云o音谓和名久佐布 虫似豪猪而小者也。（鳞介部虫豸类）
《说文解字》 “猬”作“帚”，虫似豪猪者。蝈，或从虫。《说文・帚部》
《玉篇》中“o”的释义为：虫也，似豪猪而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o”：或从虫作。尔雅亦入之释兽。《尔雅・释兽》：毛剌。可见源顺所引内容参照了《说文解字》和《玉篇》，重现了古籍的内容。《汉语大词典》2144页“o”的释义为“猬”的异体字，而951页“猬”的释义为：兽名。状如鼠而较大，长尺许，毛多而密，尖锐如刺，遇敌则团缩，毛攒起竖立，故俗称刺猬。穴土而居，昼伏夜出，食田间害虫。《史记・龟策列传》：“猬辱于鹊。”其实“猬”的古意有“虫类”的含义，《汉语大词典》对此只字不提有欠妥当，且《史记・龟策列传》的“猬”当为“o”，建议在“o”的义项中加入。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有“马毛缩如o，角弓不可张”的诗句。可见在南北朝时期“o”还在使用，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汉字的简化和双音节化，“猬”逐渐取代了“o”而被广泛使用，如杜甫的《相和歌辞・前苦寒行二首》：“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
二、《和名抄》对古籍俗字的使用
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说明俗字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平民百姓使用。《和名抄》中俗字的使用正说明了源顺编写服务平民大众的辞书的目的。
1.黛
《和名抄》：说文云黛音代 和名万由须美 画眉墨也（调度中容饰具）
查阅《说文解字》，无“黛”字。《说文解字》有“n”字。画眉也。从黑朕声。徒耐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义为：画眉墨也。依小徐有墨字。玉篇作黑。n者，妇人画眉之黑物也。《释名》曰：黛，代也。减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通俗文曰：i石谓之“黛”，服 ，刘熙字皆作黛。不与许同。汉人用字不同之徵也。黛者，n之俗。楚辞，国策遂无作n者。从黑。朕声。徒耐切。按朕声本在七部六部合音。转入一部。又变其体为黛。可见《和名抄》的“黛”字为“n”的俗字。《汉语大词典》1738页“n”的释义为：同“黛”。《新书・劝学》：“尝试传白n黑，榆铗陂，j芷若，蚩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此处对“n”的释义忠于此字的原始意义，比较详实，对此类被简化的古代使用的汉字进行释义时，这是个很好的范例。
2.R
《和名抄》：说文云在屋曰R 楚江反 字亦作牖 和名末置 在墙曰牖 己见墙壁 具兼名苑云一名梢艋\（居处部门户类）
《说文解字》： 在曰牖，在屋曰琛O笮巍7柚属皆从琛4埃或从穴，古文。楚江切。《说文解字・囱部》
可见《和名抄》与《说文解字》的释义一致，只是顺序发生了变化，并且源顺使用了“琛钡乃鬃郑同时源顺还参考了《兼名苑》的相关内容，对已经遗佚的典籍的辑录工作有重要作用。 与山匝院嶂蔽窗型明。可见在古代“伞庇搿案R”意义相通。《释名》：窗，也。於外Q任明也。《汉语大词典》1694页收录了“ 薄А彼得髁舜实浔嘧胝叩娜险嫣度，但仅仅释义为“窗”的异体字稍欠妥当，因为在古代的意义为“在墙曰牖”，同样对“R”也应该加上古文“在屋曰琛钡氖鸵濉
三、《和名抄》对《游仙窟》的辑注
《游仙窟》是唐代张|所著的传奇小说，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游仙窟》堪称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书成后不久就流传到了日本，据《旧唐书》记载：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购其文”，此后，由于种种变迁，宋、元、明、清时期此书在中国彻底失传了。清朝末年，杨守敬从《经籍访古志》中将此书抄回中国本土后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对《和名抄》所引《游仙窟》材料的梳理，可以再现《游仙窟》的原貌。
1.F鬼
游仙窟云F鬼师说 伊岐须太万（鬼神部鬼魅类）
《游仙窟》原文为：余因咏曰：“梦中疑是实，觉后忽非真。诚知肠欲断，穷鬼故调人。”“F”是“穷”的异体字，原意为“洞穴不可行进的终极处。”从字形看像“穷苦人的身形”，中古时期由于音节的双音节话，即在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单音节语素，使之成为双音节词，也就是说“鬼”作为词尾已经失去其原本的实际意义，仅起调节音节的作用。唐代“F鬼”已经作为一个词固定下来，并被广泛使用。[5]
2.古老
游仙窟云古老 和名於岐奈比止（人类部老幼类）
《游仙窟》原文为：古老相传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鸟路才通，每有香果琼枝，天衣锡钵，自然浮出，不知从何而至。”“古”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为：故也。从十、口。R前言者也。“老”的释义为：考也。七十曰老。“古老”一词是中古时期将两个意义相关或相近的语素或单音节词组合成的双音节词，如“窗户”“墙壁”等。
3.眼 眼皮
游仙窟云眼皮 师说万比岐 一说万奈古井（形体部耳目类）
《游仙窟》中“眼”字共出现了43次，有“眼见”“双眼”“眼尾”“眼拙”“失眼”“眼子”“眼碜”“眼皮”“曜眼”“细眼”“斜眼”“眼细”“亿眼”“眼饱”等，而“眼皮”只出现了一次，即下官曰：“昨夜眼皮p，今朝见好人。”此处“眼皮”即“眼睛”之意。并且，源顺把“眼皮”等同于“眼”，可见源顺是参照了《游仙窟》原文的，这也正好验证了源顺所引为《游仙窟》原貌。
4.眦
游仙窟云眼尾 师说训万奈之利（形体部耳目类）
《广雅》的释义为：目裂也。《说文解字》的释义为：目也。与之相邻的“睑”“眶”源顺根据《唐韵》解释为“目睑”“目眶”，而“眦”则根据当时流行小说《游仙窟》中“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的内容解释为“眼尾”，充分体现了源顺让“世俗无所疑”的初衷，堪称通俗易懂。
5.手子
游仙窟云手子 师说云太奈须惠（形体部手足类）
“手子”即现代汉语的“手指”，现代在天津等某些方言中还存在着“子”发“指”的现象，“Z”是舌尖前音，“zh”是舌尖后音，“z”也叫平舌音，发音时舌尖部位比较平直，“zh”也叫卷舌音或翘舌音，发音时，舌尖向上卷起或者叫翘起，因为“古无舌上音”“古无多舌音”，所以在古代无“zh”音。随着发音的变化，“子”音逐渐转变成了“指”音。《游仙窟》中有5处“手子”：手子腽]；当把手子；把著手子；手子从君把；忽把十娘手子而别。其意义均为“手指”之意。
6.牙床
游仙窟云 六尺象牙床 杨氏汉语抄云 牙床 久礼c古（调度中坐卧具）
《游仙窟》原文为：八尺象牙床，绯绫帖荐褥。考释此处《杨氏汉语抄》误把“象牙床”理解成了“牙床”，可见源顺或没正确理解《游仙窟》内容，或根本没亲自读阅《游仙窟》原文，仅仅错误地引用了《杨氏汉语抄》。战国孟尝君“有能扬文之各，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即楚国要送孟尝君象牙床的故事，说明战国时期就有该词，只是中国传入日本的词汇中鲜有三字词，所以才被日本学者误以为成了“牙床”。另外，《和名抄》的“六尺”和《游仙窟》的“八尺”不同，古代的标准长度单位是“尺”，不同时期“尺”的长短是不同的，年代越早，“尺”越短，秦代一尺约等于现在的0.23米，唐朝时一尺约3.07分米，六尺等于1米8左右，而八尺2米4有点不符合常识，所以《游仙窟》现存版本的“八尺象牙床”当误传，《和名抄》的“六尺象牙床”为《游仙窟》原貌[6]。
7.B子
杨氏汉语抄云枳佑盍髦沼利乃佐良 游仙窟云麟脯豹胎]於玉B（器皿部漆器类）
《游仙窟》原文为：麟脯豹胎，纷纶于玉B。后缀“子”组成复合词是中古词汇变化的类型之一，起一定的语法意义，其词汇意义不发生变化，如“合子”“酒台子”“厨子”“瓶子”“错子”等，再次验证了中古口语化的变化规律。
8.鱼l
游仙窟云东海鲻l 鱼l读须波夜利 本朝式云楚割（饮食部鱼鸟类）
O仪性显契 瘸址 ~名也 游仙窟云东海鲻l 鲻x奈c之 lx 食部（鳞介部龙鱼类）
雉脯 游仙窟云西山凤脯 音甫师说保之止利 俗用干B二字（饮食部鱼鸟类）
游仙窟云雉 音翠师说比太礼 说文云 今按如许慎说者 俗所谓阿布良之利是 鸟尾b也（羽族部羽族体）
《游仙窟》原文为：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本草》鱼，似鲤，身圆头扁，骨软，生江海浅水中。可见源顺根据《孙仪性稀方“”简单地理解成“鱼”，其实此处的“”是指鲻鱼的幼鱼，大概二十几岁的源顺没见过鲻鱼的幼鱼，也不知鲻鱼为何物，所以才作此简单的处理。
《和名抄》中源顺将“干B”作为了“雉脯”“凤脯”的通俗说法。“雉”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雉有十四种。《尔雅・释鸟》_雉、雉、G雉、雉、秩秩海雉、M山雉、n雉、h雉。雉绝有力奋。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E。江淮而南，i质五彩皆备成章曰_。南方曰_，东方曰，北方曰T，西方曰。“凤”的义项为：《说文解字》神B也。《尔雅・释鸟》凤，其雌凰。《广雅》凤凰，鸡头燕h，蛇颈鸿身，鱼尾j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义，腹文信，膺文仁。雄鸣曰uu，雌鸣曰足足，e鸣曰固常，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B”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长尾禽总名也。《正韵》常时曰鸟，胎卵曰禽。《尔雅・释鸟》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的相关义项为：《广韵》鸟尾上肉。又《博雅》，肥也。《集韵》祖C切，音。髁骨也。一曰肥实谓之。
通过十娘款待张骞的“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可以了解唐代饮食文化是何等的丰盛，水陆珍馔，应有尽有，真可谓“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源顺在攥写《和名抄》时除了参考中国的典籍、韵书之外，还参照了当时流行的小说，如《游仙窟》等，并且所引用的内容多为当时被广泛使用的口语，从而有力地证实了唐代口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规律[7]。
三、结语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能不断进行创新、创造的国家，《和名抄》在把中国的很多典籍进行汇编和杂抄后，无论是词汇释义还是训读，都对汉字和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反过来又对现代中国典籍的考证及汉语发展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和名类聚抄》的汉语语言学视角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574]。）
注释：
[1]林忠鹏：《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83-89页。
[2]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159-160页。
[3]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1-124页。
[4]杨秀云：《从看中古汉语对日本汉字文化的影响》，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16页。
[5]安部逸雄：《中古hZについて--倭名聚抄を中心として》，Z学と文学 九州女子大学国Z国文学会，2000年，第3期，第157-178页。
[6]秋本吉郎：《倭名聚抄とh字文化》，国文学，1953年，第10期，第7-16页。
用刻石传播、保存文化艺术典籍,时代最早的要数原始社会的岩画。地域偏僻的岩画的内容,反映游牧、狩猎、战争的题材较多。正因为人迹罕至,因而得以原地原貌原汁原味流传到今天。而原始岩画作者在悬崖峭壁刻雕的当下,却具有图片新闻的传播流布性质。
春秋时代秦穆公猎碣,即石鼓文,是用大篆刻在鼓状石上的四言诗。石鼓文在唐代始在陕西凤翔三原被发现,韩愈等人写了诗咏歌之。石鼓文是诗、是书法,也是史籍。唐现石鼓文,是轰动一时的消息。谁能说秦“猎碣”开初不是及时、新鲜、显著而重要的时事呢?
秦始皇离开京城咸阳,赴各地视察,也是新闻。由李斯撰写,刻在石头上,当是新闻作品。泰山刻石、峄山刻石、e刻石,虽经二千多年风雨剥蚀,如今已难见真迹,但经纸拓、临摹,汉代司马迁又将秦纪中的秦刻石内容,录入《史记・秦始皇本纪》,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考识、研读、传播。
石门十三品刻石、龙门刻石、大足刻石等,是军事要塞、交通要道、旅游名胜地刻石的遗存。
古代的人死了,在坟园刻碑记载其生平事迹,类似当代人去世由“治丧委员会”书写、宣读悼文。这些刻在石碑上的墓志、铭文,与当时重要历史事件联系密切的,墓主人生前地位显赫的,或书写、镌刻者是诗文书法大家的,都转化成了传承的典籍。西安碑林,把历代碑刻收藏展示,成为全世界最富盛名的石质图书馆。
无声的石头,有了人刻上去的文字,凡有社会价值者,刻时是新闻,被重新发现是新闻,围绕刻石发生新时事也是新闻。
秦始皇陵园出土的兵马俑身上刻的字,是生产者留下的质量责任制印记,叫陶文。秦陶文,也是史书代替不了的典籍。陶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骊山姜寨原始遗址和西安汉影肫略始遗址的母系氏族刻画符号,或曰中国的“原始文字”。
殷墟甲骨文在清末才被发现,那是刻在兽骨上的卜辞。周原甲骨文发现更晚,性质与安阳殷墟甲骨相类。以今人的目光看,殷、周甲骨文是书法艺术品、历史典籍,其实,那是殷、周国君占卜,亦即天人沟通、传播信息的民俗文化记录,具有新闻诸要素,是消息类新闻作品。殷、周之前的甲骨刻文,在西安和山东的龙山文化原始遗址均有发现。我曾发表过《黄帝时代有文字》的消息,依据便是龙山甲骨文。
有些西方学者质疑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命题。他们研讨一下中国的原始时代的陶文、甲骨文、石刻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中国的汉字,不止五千年,如由原始文字算起,应是六千年。此外,中国人有书画合一的传承性观念,这不仅是中国绘画艺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项原理,也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门径。在学术思维上,西方学人主张“分”,中国学人主张“合”。我看“分”与“合”是对立面的统一。把书画两者的关系、字形字体形声的源流衍变、书写工具与书写方式的变迁、文字传播与接受风俗习惯的传承及变异等等综合起来分析,才可能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
殷、周时代的青铜器,有严格的等级形制与造型,其中的铭文,后代叫钟鼎文,简称金文,是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冶铸初始,也是新闻。西安市临潼区的零口镇出土的周武王征商簋,其文字内容,就是“周灭殷”的最早记录。今天以历史、文字、书法、铜塑看其价值。我以为,那是三千多年前新闻要齐全的作品。后代金银器物上的铸文、刻文,是对殷、周青铜器的民俗文化承袭。
秦、汉时的竹简木简,是古人将字写在竹片、木片上头,用绳子串起来。如今人将史书叫做“汗青”。在竹简上书写,先以火炙竹青令汗,取其易书并免虫蛀,故名。史官在竹片上记事,人们把史书亦叫“汗青”。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从爱祖国爱民族的作为光耀史册。汉代竹简、木简大量发掘出土后,汉隶与史事有了更丰富的可供研究的实物。
司马迁将《史记》传之名山,副在京华。名山即西岳华山,他没有儿子,独生女嫁给华阴杨氏。《史记》正本交女儿珍藏,后来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开发表,流传于后世。司马迁亲自到大江南北采访,是中国新闻记者的鼻祖。他写汉武帝时代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事,就具有时事性质。
白居易发表作品的方式,一是给诗友写信或封在诗筒里经邮亭寄出;二是将诗题留于寺院道观、驿站、亭榭楼台、府厅的墙壁上、石壁上。他晚年曾有“逢山辄倚,遇寺多题诗”的话,那是实录。所有作品,白氏都会留存底稿,犹如现代报纸的编辑档案。他将诗歌亲手编辑,印刷成书,也是想传世的。他原本有个儿子,但夭折了。《戊申岁暮咏怀三首》中,说:“唯生一女才十二,只欠三年未六旬。婚嫁累轻何怕老,饥寒心惯不忧贫。紫泥丹笔皆经手,赤绂金章尽到身。更拟踟蹰觅何事,不归嵩洛作闲人。”晚年到浔阳生了三个女儿,对没有儿子承继香火与诗文很有点丧气。他将诗集传子是预设的。《见李苏州示男阿武诗自感成咏》可证:“遥羡青云里,祥鸾正引雏。自怜沧海伴,老蚌不生珠。”白居易有《题文集柜》:“破柏作书柜,柜牢柏复坚。收贮谁家集?题云白乐天。我生业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后七十卷,小大三千篇。诚如终散失,未忍遽弃捐。自开自锁闭,置在书帷前。身是邓伯道,世无王仲宣。只应分付女,留与外孙传。”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氛围里,他对小外孙的钟爱是可想而知的。白居易也学司马迁的方法,将诗集一分为三:一交女儿传其外孙,二传侄子(由《咏身》“簿有文章传子弟,断无书札E交亲”可判断),三“藏之名山”由《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w上人》可分析断定。就是说,对诗文集的传世,做了多方面的安排。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丝绸(黄帝时代)和造纸(西汉)雕版(唐代)与活字印刷术(北宋)最早的国家,世代典籍传播中的帛书、线装印版书,都同这种技术进步密切相关。就是以传播新闻为职志的报纸,也是在中国最早产生的(英国博物馆藏有唐代邸报)。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冲击力很猛烈。网络信息的海量与变动不居,电子报刊、电子图书、手机广播电视、播客、博客和一切传受互动的新样式,已经和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记录历史,传承典籍的形态亦在日新月异变迁。中华五千年“传受方式”以及传受的民族风俗文化“今胜昔”,是一种历史趋势,谁也阻遏不了。大可不必杞人无事忧天倾。对社会传受的控制,不可能取消。控制的本质是在貌似混乱的“传受市场”中分辨――将中华文明优秀的物质与精神成果传承下去,把世界其他文明的精粹吸收过来。后世研究光碟、U盘、电子报刊、电子图书、“博客日志”之类,与我们今天看石文、陶文、甲骨文、钟鼎文、竹简、帛书、纸书、报刊之类典籍,会有相似的感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和编纂手段的更新，汉语俗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开始逐步向现代辞书转向。在编纂的定位方面，汉语俗语词典力求多样化，从不同的方面精心策划来满足读者的需要。在编纂手段上，数据库技术支撑的大型真实语料库为词典的编纂提供典型语料，为归纳义项和编制例句提供很大便利。
关键词：
汉语俗语词典 词典编纂 现代化
汉语俗语包括歇后语、惯用语、谚语和俗成语。俗语是汉语中的特色语汇，在汉语的语言表达中举足轻重，因此我国很早就注重对汉语俗语的搜集，而汉语俗语词典编纂工作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俗语词典的编纂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数以百计的汉语俗语词典出现在图书市场。这一过程中，汉语俗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也逐步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传统的词典编纂走向一条现代化之路。本文对汉语俗语词典编纂的现代化转向进行简要总结，希望能为未来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编纂定位的多样化料进行汇编或编纂俗语词典采取的都是一种大而全的编辑方针。俗语汇编类书籍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字，内容丰富，条目繁多，囊括汉语中常见的大部分俗语，甚至部分书籍中把冷僻的俗语也搜集在内。这些书籍极具资料价值。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教育水平的不断发展，仅仅编纂这种大而全的俗语书籍显然不符合社会对俗语书籍的需求。中小学生不可能为查找一条俗语而抱着几千万字的俗语词典翻来翻去，外国留学生也不可能需要一部大型俗语词典中的所有条目。文化教育的发展需要多样化的俗语辞书来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因此，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汉语俗语辞书的编纂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
根据收录俗语类别的不同，出版各种分类俗语辞书。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系列辞书中就有《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词典》《新华谚语词典》等分册，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辞书中也有类似的分类别辞书。有时也不按照系列出版，仅仅针对某一种俗语出版辞书，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谚语词典》就是单独出版的。这些辞书每一本都只针对某一特定的俗语类型而编写。
根据读者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普通俗语词典和学习型俗语词典。普通俗语词典适用于所有人，前文所述的各种大型和分类俗语词典都属于普通俗语词典。学习型俗语词典是针对学生编写的。由于学生对词典的需求具有特殊性，因此针对学生的俗语词典如何编纂就需要专门研究。现在市场上出售的学习型俗语词典中，针对中小学生的最多。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商务馆小学生谚语歇后语惯用语词典》、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歇后语谚语惯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歇后语词典》等。这些俗语词典的编纂都照顾到了学生的需要，所收条目以中小学课本和教辅书籍中出现的俗语为主，并适当进行了扩充，条目的解释比较简单，例句也选取的是适宜中小学生阅读的句子。还有一类学习型俗语词典是专门针对留学生的需要而编写的，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留学生汉语习惯用语词典》。比较而言，留学生用俗语词典的编纂还比较少，在这方面的编纂工作需要加强。
俗语词典的多样化道路还需要继续拓展。我国历史上曾经和周边国家交流频繁，出现过不少对外汉语学习的教科书。[1]以第二语言学习为目的的俗语词典则很少见。目前国内外市场上还缺少汉英、汉日、汉韩、汉法、汉俄等不同类型的双语俗语词典，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和汉语国际教育水平的提高，需求日益旺盛。就读者人群而言，许多出版社都针对中小学生编写词典，但还可以编纂满足更多人群需求的俗语词典，如着眼于实用，可以编纂《旅游俗语词典》《人际交往俗语词典》《廉政俗语词典》《商业贸易俗语词典》等。总之，俗语词典定位的多样化是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形势下的一种新趋势，符合市场的需求和辞书编纂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应该积极探索，努力寻找新的方向。
二、编纂手段的数字化
不论是古代的俗语汇编，还是近代、现代的俗语词典编纂，都是在人工搜集的基础上进行的。基本做法就是一些高校教师带领助手或学生、研究人员带领其他同行深入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和采集，且对搜集到的俗语条目按照一定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汇总，其中有的编写成了俗语词典，也有的只是进行俗语汇编工作，没有释义。不管最后的成果如何结集出版，这种调查的手段本身就比较落后。虽然这种深入民间进行田野调查确实能发现大量新的语言材料，但这种大海捞针式的做法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同时调查出的结果难免会挂一漏万，把一些不太常用或者即将退出语言生活的汉语俗语给忽略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俗语词典的编纂也需采用先进的词典编纂技术和手段，以解决编纂中存在的主观性过强的问题。[2]
进入21世纪以来，词典编纂者攻克难关，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俗语语料的计算机处理与相关语言学问题研究”的结题成果“汉语俗语语料库”已初步完成，正在进一步更新和完善。[3]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俗语大辞典》（新一版）、《中国歇后语大辞典》（新一版）、《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中国谚语大辞典》等辞书就是在这一大型语料库的支持下编纂的。尽管在俗语的信息处理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俗语词典的数字化编纂手段是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予以密切关注并加强研究。
三、编纂策划的市场化
俗语词典是一种文化产品，首先是一种商品，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汉语俗语词典市场也非常活跃，分门别类的俗语词典在市场中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此，汉语俗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与市场销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条件下，编纂工作与词典的出版工作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编纂之初的项目策划中，在编纂过程中的细节处理上，都需考虑市场的问题。只有把编纂工作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够在市场上赢得足够的市场份额。现在的汉语俗语词典出版市场须充分认识到市场销售的复杂性，才能够在未来的销售中立于不败之地。
各出版社也认识到这一问题，在编纂工作中渗透市场因素。如系列化的策划成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段，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广东教育出版社和四川辞书出版社等单位纷纷推出系列辞书，其中包括多部俗语词典。通过这种方式彰显出版社实力，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编纂定位的多样化，通过多种编纂方式来满足读者需求，也是一种市场化的行为。出版单位还在封面设计、装帧样式和色彩、文字等各方面积极策划，为俗语词典的出版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如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歇后语词典》，采用红色和黑色的对比来突出词典的厚重，封面还采用老鼠抬轿子的剪纸图案突出词典的民族特色。
结 语
30多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步展开和汉语俗语词典（语典）编纂实践的不断增加，汉语俗语词典的编纂工作一直在稳步推进，也积累了不少经验，编纂水平在逐年提高，汉语俗语词典编纂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长书.从《老乞大》诸版本看14至18世纪汉语“儿”尾的发展[J].古汉语研究，2012（1）.
[2] 温端政.俗语研究与探索[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AB、CD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AB系统的祖本和CD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AB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CD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AB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CD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CD系统分出的C1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D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AB系统中的B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1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9）“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1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1．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1）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2）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3）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4）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5）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1）《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2）《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3）《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4）《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5）《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作者简介：许巧云（1974-），女，山西省寿阳县人，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四川 成都610041
[摘要]今拾《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中的几则民族词汇：“哨鹿（木兰）”、“昂邦”、 “碟巴”、“堪布”， 以现有大型辞书为参照，对其中解释未尽之处进行补释。除检索清史文献外，也兼及同时记小说、方志等，略陈管见，可为不同学科利用这一文献提供参考、借鉴，同时也可补大型工具书之缺失。
[关键词]《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满语词；藏语词；考补
中图分类号：H3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6-0078-04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满族建立的一个朝代，民族的融合促进了语言的接触、借用，文献典籍中出现了不少的民族词语。《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是康熙朝乃至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出现的民族词汇，今人或颇费解，今拾几例，加以考释，可促进清史研究、民族研究等相关研究，也可为《汉语大词典》、历代职官辞典等大型辞书的编撰修订提供参考。
【哨鹿】【木兰】
康熙肆拾捌年玖月初肆日直隶巡抚赵弘爕奏折：
捌月拾陆日已经具折，差家人文绶恭请圣安，文绶至今未回。想因皇上哨鹿路远，故未即回。[1]（2册P.642）
康熙伍拾伍年拾月貮拾伍日广东广西总督赵弘灿奏折：
又传旨：“皇上哨鹿回来，身子精神狠①好，总督家人回去对你主子说。”[1]（7册P.483）
按：打猎时，人仿鹿声吹哨而引鹿谓“哨鹿”。满语称“木兰”。清康雍诸朝都在每年秋季围猎习武，举行“秋大典”。康熙二十年（1681） 在约当今河北围场县置“木兰围场”，以满洲八旗兵为营卫，凡内外蒙古各扎萨克均率左右分班扈猎。场内置行宫。 [2]（P.45） 场面相当壮观，《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四十《王礼考》十六《大狩》有载：“木兰者，围场之总名也，周一千三百余里，南北相距二百余里，东西相距三百余里，周遭设卡，伦守之。每岁白露后，鹿始出声而鸣，效其声呼之可至，谓之哨鹿。国语谓之木兰，今即为围场之通称矣。凡围场之名，曰塔里雅图、曰永安莽喀、曰巴颜喀喇……曰沙尔当、曰图尔根伊昭。凡六十余所。每岁车驾大弥，或十八九围，多或二十围，盖于讲武中寓好生之德，与成汤三面解网之意同一揆也。”[3]（P.6065-6066）
清代哨鹿达到相当大的规模，但此一活动非自清始。其实，早在辽代，女真人就有哨鹿的习俗。《辽史·营卫志》：“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咸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鹻鹿，又名呼鹿。”清代多位学者在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如清阿桂《满洲源流考》卷十六《国俗》：“《通考》女真，俗勇善射，能为鹿鸣，以呼群鹿，而射之。按：今哨鹿之制，以木为哨具，又象鹿之首，戴之使鹿不疑，惟精于猎者能之。”[4]（P.315）清查慎行《人海记》卷下《哨鹿》：“哨鹿之说，《辽史》已有之，但未详其法，今特志之。每岁于白露后三日，猎者衣鹿衣、戴鹿头，天未明，潜伏草中，吹木筒作声，牡鹿闻之，以为求其偶也。遂踊跃而至，至则利镞加蔫，无得脱者。”[6]（P.117）七月为鹿期，猎鹿者仿雄鹿作声而诱引雌鹿，当源于“由鹿”，即用来诱捕其他鹿的鹿。清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由鹿谓之哨鹿，又云：‘今制秋狝，谓之哨鹿。猎人冒鹿皮，入山林深处，口衔芦管作鹿声，鹿乃群至，然后取之，即古之由鹿也。唐吕温《由鹿赋》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说文》云：‘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则由鹿又当作。”[7]（3册P.2619）
可见，“哨鹿”之法当起源于用以诱捕其他野鹿的由鹿，到清代哨鹿成制、成规模。而从康熙二十年开始的“木兰秋弥”，成为清代一项重要的国家大典，哨鹿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八旗官兵的素质，同时也具很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木兰秋弥活动，绥服、团结内外蒙古各部，使之成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政治支柱。”[8] 《汉语大词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清代卷）对“哨鹿”及“木兰”解释内容大致相当，未对哨鹿之法及与之有关的“呼鹿”、“由鹿”做进一步解释，今检相关文献，补之。
【昂邦】
康熙肆拾年拾月贰拾肆日陕西甘肃提督李林盛奏折：
御前噶喇昂邦吴达禅、二等侍卫喇西传旨，着铨等赍来，皇上赐有食品物件，并有吴达禅等清字旨意，为此，先期禀知。[1]（1册P.59）
康熙肆拾伍年拾月贰拾玖日直隶巡抚赵弘爕奏折：
臣于拾月初拾日前往天津会同内务府包衣昂邦赫硕色等查勘水田，自天津起身到永定河查看两岸堤工，原俱于限内赔完。[1]（8册P.655）
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初一日杭州织造孙文成奏折：
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准内务府清字文开：带管包衣昂邦事董殿邦，于十月二十四日传旨。[1]（8册P.299）
按：“昂邦”为满语音译词，又作“按班”。本义为“大”，后沿用为“大臣”。《汉语大词典》只收“按班”，解释为：“满语，大臣，又译为昂邦。如尚书称阿思哈按班，侍郎称阿思哈尼按班。”没有书证，只有两个用例，且未收“昂邦”。《中国历史大辞典》“昂邦”“按班”均未收，只收“昂邦章京” [2]（P.300），见后文。《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释“昂邦”为“满语。义为大臣。”[9]（P.493）《清史满语辞典》释“按班”为：“又作昂邦，满文为“amban [ampan]。amban（按班）为臣、大哉之大。汉义为大臣、大员。”[10]（P.22）
今查检清代文献，知“昂邦”本义为“大”。清李桂林、顾云《（光绪）吉林通志》卷二十七《舆地志》十五：“……父曰阿马，母曰葛娘，大伯曰昂邦阿马，叔曰曷克赤，子曰济，女曰义……要曰该蜜，不要曰该辣库，小曰阿卽格，大曰昂邦，买曰乌打蜜，卖曰温嗟蜜……。”[11]（P.503-504） 清张伯英《（民国）黑龙江志稿》卷四《地理志》：“（小依吉密河）注于呼兰河、昂邦河县东三十五里。昂邦，清语大也，一作安邦河。”[12]（P.159）
“昂邦”本义为“大”，由此沿用为“大臣”、“首领”。二者具有渊源关系，《清史满语辞典》云满语“为臣、大哉之大”，汉义为“大臣”，似不确。这一意义在更早的时代已经出现，参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三《按班》：“按班如言首领大人，金时或对音‘谙板’……后审定为阿么巴，又审定为昂邦，又审定为按班，此两字乃三合为阿么巴最审也。”[13]（P.82）
关于涉及昂邦的官名，以“昂邦章京”为例，《中国历史大辞典》释为：“官名。满语音译，后金天聪八年（1634）定总兵官为昂邦章京。”[2]（P.300）《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释“昂邦章京”为“满语官名。武职，汉译为总兵。”[9]（P.493） 《清史满语辞典》“昂邦章京”条释“昂邦”为大臣，“章京”释为“有职守的文武之官。”而汉义则直接释为“总管大臣、大将军。”[10]（P.22）究其实，满文的janggin（章京）即汉语“将军”的音译，以上解释“武职”为是，“有职守的文武之官”似不确。清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九》：“夏四月辛酉谕曰：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夫知其善而不能从，知其非而不能省，俱未为得也。朕虽未成大业，亦不听命他国。凡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新易以满语，勿仍袭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旧名。嗣后，赏册书名定五备御之总兵为一等公，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三等总兵官为三等昂邦章京……”[14]（P.369册P.109）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了防止满族人汉化，皇太极谕示摒弃汉人的原有官爵、城邑名，而改用满文音译名。上文康熙朱批用例中的“噶喇昂邦”、“包衣昂邦”到底何指？清方浚师《蕉轩随录》卷三《清语官职》有详细的论述：“……固山额真，又名固山昂邦，凡固山读如姑色，昂邦读如按班，下同此，即今之都统；……驻防昂邦章京，今之驻防副都统司；……噶喇昂邦，即左右翼前锋统领；戈什昂邦，又名郭齐哈昂邦，即御前大臣；包衣昂邦，即总管内务府大臣。”[15]（P.108）
《清史满语辞典》收“包衣昂邦”和“包衣大”两个词条，并分别加以解释，释“包衣昂邦”为：又作包衣按班。满文为boo i amban [poo i ampan]。Boo i（包衣）：家内的；amban（昂邦）：大臣、大员；汉义为家内之臣，汉名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官名。释“包衣大”为：满文为boo i da[poo i ta]，boo i（包衣）：家内的；da（大）：头目、首领、根、本。汉义为包衣头目，汉名为管领。官名。[10]（P.34）词典把“昂邦”释为“大臣、大员”，把da（大）释为“头目、首领、根、本”，不确。参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总管内务府大臣，清语称包衣昂邦，即包衣大。”[16]（P.29） 该词典后出转精，前言谈及“对清代衙署职官、封爵赐号等满名的解释，散见于清代官书、文集、笔记及某些东北地区的方志。近代学者对此也做过研究，但总的来说，收录未备，在解释上亦有未能尽如人意处。”又云：“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采清代史籍（包括《清文鉴》等满汉合璧书籍），目的是给清史、清代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在研究、阅读清代史籍时，解决一些满名方面的疑难。”[9]总体来看，词典释词较为准确，引用有据，但囿于条件，只引用史籍资料，未求索笔记、方志，同时缺少从语言学角度对词义的深入阐释。
【碟巴】【堪布】
康熙五十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料理军务都统法蜡、四川廵抚年羹尧奏折：
臣等自川省备兵以来，凡情形信息，无不留心体察。向闻达则哇地方，虽系所属，其碟吧②名大克咱者，素于拉藏不合。[1]（8册P.321）
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四川总督年羹尧奏折：
现今巴尓喀木沿途有名地方，皆西海各部落交纳差事之处，碟巴大克咱将旧有之营官、堪布，悉用心腹之人换替，而西海王贝勒等竟无言者。待以羁縻，施之驾驭，则无不可，若与我兵同行，窃恐贼人及得知我动静。[1]（8册P.386）
按：“碟巴”、“堪布”均为地方政府的官名，是达赖班禅的高级侍从，握有军权，管理喇嘛的首领称“堪布”，管理地方老百姓的称“碟巴”。 《汉语大词典》释“堪布”为“藏语音译词。原地方政府的僧官名，为达赖、班禅的高级侍从，握有大权。”释为是，不赘言。关于“碟巴”和“堪布”的官职，清方浚师《蕉轩随録》卷十《》载云：“自前后藏东至里塘，司其地者皆以僧与民长杂治之。而僧尤重，在前藏者曰达赖喇嘛，在后藏者曰班禅喇嘛。此其尤尊者，呼曰胡土克图。胡土克图者，师也；其弟子曰班弟，班弟所任职曰仓储巴者，主其财，任其烦事，其分居他部为喇嘛之长曰堪布，而民长曰碟巴，又有堪布兼碟巴者，盖西夷所敬，惟僧也。”[15]（P.406）施行政教合一，所以，此二官名也用于宗教。清李元《蜀水经》卷十《若水》：“……称佛四弟子之一饮酒杀生，善役鬼驱神……其徒阐黄敎者为胡图克图，其次掌黄敎者为堪布，又其次辖地方民人者为碟巴，民听约束。”[17]（P.728册P.302-303）碟巴管理地方事务，包括藏族非常重要的丧葬礼俗，文献都有相关记录。如清邹弢《三借庐赘谭》卷七《陋俗》：“《旃林记略》云：……盖贫乏之家不能用司剐，而自剐者也。司剐者卽丐头，多拥巨赀，亦有碟巴管束。”[18]（P.1253册P.701）
选拔官吏也有明确的规定，清人黄沛翘《图考》卷六《人事类》提到这些管理者的选拔的条件，而且对相关的职位都做了具体阐释：“委用头人，由住藏大臣、达赖喇嘛选择，亦取才品及家道殷实者。……凡放大小碟巴，皆于此等人中选用，至于出使头人称谷操，传事头人称若尼尔，管理家计头人称业尔巴，听役头人称乃兴巴，其各地大头人称碟巴，次称热熬、称十布。凡统领兵马之官有五：总统之大头人称戴本；其次称甲本，管兵二百名；次称如本，管兵一百名；称赖本，管兵四十五名；称局本，管兵十名。又有小头人称郭度。以上所委之碟巴、头人，即征收所辖其地之钱粮以自赡。”[19]（P.189）
《汉语大词典》《清史满语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以及其他相关词典③均未收“碟巴”一词，当补。
注释：
①康熙朱批奏折文献中“很”与“狠”通用，“很好”出现1例，“狠好”出现7例。
②从我们所检的文献用例看，均用“碟巴”，写作“碟吧”仅见上举此例，当为笔误。
③包括张政烺主编《中国古代职官大辞典》、余鹿年编着《中国官制大词典》、唐嘉弘《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大辞典》、徐连达主编《中国历代官制词典》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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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清）方浚师.蕉轩随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7] （清） 李元.蜀水经[M] // 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关键词：民俗旅游；日译；翻译方法
大部分民族典籍外译的研究著作或论文，都集中在英语翻译问题上。如何认识民族典籍的日语翻译，日语翻译和英语翻译有哪些异同性，如何处理中日文化差异中的翻译问题，是个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根据翻译语种的不同以及民俗翻译的独特性，应考虑不同的翻译方法论。本文以研究壮族民俗旅游资料的日译为例，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不同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语言
根据纽马克理论的阐述，旅游词属于呼唤型文本，应以游客为对象，考虑受众和受众体的信息接受度。另外，日语的语言特点不同于英语，日语根据不同的文本、场合以及受众对象，有不同的语体用词。这一语言体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在民俗旅游介绍中使用的文本，应该使用语体。而导游使用的导游词中，应使用更高级别的敬语。
在维基百科和国家对外介绍的官方网站上，对壮族的介绍，使用了型文本，这是作为报告、论文等等正式书面语场合使用的文章体，应与导游词介绍区分开来。而在日本观光网站上，几乎都是使用语体。
二、不应直接套用西方的翻译理论来解决民俗旅游中的翻译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经验说明，在异文化输出时，一味的归化或异化都不是理想的选择。“硬译” “直译”应建立在对方对本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基础上，否则适得其反。
适当的翻译成目的语国家的固有表达，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如在介绍壮族特色食品“驼背粽”时，将其比喻成“猫背，因为在日语中，常用“猫背”一词来比喻“背弯得像虾米一样”。“猫背粽”，很容易说清楚这种粽子特殊的地方。再配以制作说明，很容易就让受众理解。
三、注意中日文化及表述思维的差异
日本的文化因起源于中国，相似性较多，因而差异性容易被忽略。但日本文化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文化，要注意文化中共通的部分和差异部分。在民俗旅游文本的翻译中，大部分都是根据中文导游词直接翻译成日语，其中的语言表述思维差异较明显。
显而易见，两段文字对于“（壮族）是少数民族人口中最多的民族”及居住位置的描述是有差别的。四、尊重民俗旅游文本中的独特性，但应合理翻译文本内容
因民俗旅游文本内容的独特性，在翻译这些文本时，应结合受众的文化水平、对本民族的了解程度，适当进行增译、删减和解释，引用目的语国家的部分成语、惯用语等进行类比，更容易使其理解和接受。
[关键词]档案学；民俗文化；传承途径
一、民俗学领域关于民俗文化传承途径的分析
（一）建立民俗文化村
民俗文化村源于主题公园，强调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运转模式，为美国迪斯尼乐园的全球化翻版。[1]民俗文化村是集中保存、保护、传承、展示、发展或经营特定地域或群体民俗我恩华的村落。民俗文化村可分为两种类型：异地集锦型和实地展示型。前者为博览、旅游等目的，通过浓缩、模仿、移植等方式，异地向人民集中活态展示民俗文化的模型博物馆，如北京的中华民族园、深圳的中华民俗文化村、昆明的云南民族村等；后者是指在原居地选择有典型代表性的村寨。集中保存、传承、展现和发展其民俗文化的村落，如贵州黔东南的郎德寨、南花，湖南的德夯苗族民俗村等。[2]
以档案学的视角观之，档案不是单一的，民族档案不仅仅指某一份单一的文献、石刻等，而是还包括与此文献、石刻相关的一切事物、活动等民族文化事象，一份具体的民族档案文献和与该份文献相关的所有民族档案事象共同构成了民族档案这一整体，民俗文化村就是将各地区典型的民俗习惯、仪式风俗、节日庆典等集中于一个主题景区内表现出来，其就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不仅保存了民族档案的本体，还保留了与之紧密相关的民族档案事象，民俗文化村使保存分散的、不完整的民俗文化实现了体系化、集成化管理，有效地整合了民俗文化或民俗档案。
（二）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
所谓民俗博物馆，就是依托丰富多样的民俗文物、收藏品等，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将民间传承下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有形和无形的陈列手段，以达到实现地域民俗风味的效果，从而也兼具对民俗文物的研究保护，最大限度的成为一个民俗文化展示、研究和传播的产所。[3]民俗博物馆不同于历史类、自然类或其它类博物馆，它是以收藏、演讲、展示民俗文物为主要职能，并以此作为对公众进行民俗知识教育的产所。
从档案学的视角来看，民俗博物馆保存了有形的民族档案实物和无形的民俗文物，档案是历史的记忆者，在民俗博物馆中所保存的文物可以看出民族档案的发展历程，并且民族档案实物与民族档案文献相结合就构成了完整的民族档案，因此，民俗博物馆中的民俗文物是纸质型民族档案文献的重要补充，对于完善民族档案体系和实现民族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与价值。
（三）进行参与式保护
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需要人的自觉、自愿、积极地参与，然而在我国的保护实践中，由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的歧义异、对参与的肤浅化理解、政府角色的定位失误等原因，导致对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保护性破坏”。[4]因此，在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就需要基于对主位观点的尊重和了解，充分汲取草根智慧与地方性知识，激发文化承载者的文化自觉，使其真正参与民俗文化的挖掘、保护、开发、监测和评估，实现参与式的保护。对正在消失的民族文字、风俗习惯等民俗文化进行参与式保护，通过与民俗文化的原始产生地的民俗文化传承人或是当地居民交流，能够记录民俗文化的起源、社会发展历程等具体的信息，能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是一种对民俗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方式。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因思维定势的缘故，人们较为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所创的作品，而容易忽视民俗文化作者所持有的那套技术或技艺。关注民间工艺的现状，以现代田野作业的理念调查民间工艺，以种种现代手段保存技艺、建立档案，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更应注意对于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人文关怀，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入现代社会的前台，更直接地参与到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运作的过程之中。[5]因此，在建立民俗文化博物馆的同时，还应进行参与式保护工作，参与到民俗文化的原始产生地，加强与民俗文化传承人之间的互动。
从档案学的视角观之，参与式保护从源头保护了民俗文化的原始形成地，保证了民俗文化的纯真性，明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途径、模式和形式等等，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档案学视野下民俗文化传承途径探讨
民俗文化的传承从各个不同学科领域视之，都有不同的有效地途径，从档案学学科视角解读民俗文化的传承，就可以实现民俗文化档案化。民俗文化档案化是指依据档案学原理，通过文字、录音、摄影、录像及数字化等记录手段将民俗文化转化成档案予以保存，并以之为依托加以再现、复原和创造的过程。[6]即把有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等具备一定的档案属性的民俗文化当作档案来对待，运用档案学的学科理论、知识对其进行有效地保护与传承，最终的目的是拯救濒临灭绝的民俗文化。使民俗文化以档案的形式展现出来，并以档案管理的操作要求来进行后续的管理，把民俗文化纳入到档案管理的范围之中，以档案管理的系统要求来对它进行保管、保护和提供利用，以达到民俗文化永续相传下去的目的。民俗文化档案化管理使民俗文化在开始形成时就处于受控状态，并及时纠偏、纠错，使民俗文化在形成、收集、整理、归档等环节中实现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实现民俗文化档案化的具体实施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搜集民俗文物和民俗文化事象
民俗文物和民俗文化事象搜集的类型可以是文字型、石刻碑文型的古籍文献，也可以是宗教典籍文献、民族节日仪式以及举行宗教仪式活动时使用的物品等等。对于民族古籍文献而言，具体来说，国家可以成立专门的民俗文化保护工作组，由民族地区的档案管理部门和文化管理、文物管理部门一起，做好民俗文化的普查、登记工作，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民俗文化的数量、种类、价值、保管状况进行登记；对于民族节日和宗教仪式活动等而言，就可以采用录音、录像的方式真实地记录整个仪式活动过程。对于价值难以判断的，可以组织专家，成立专门的民俗文化鉴定小组进行鉴定，以便对有价值的民俗文化重点保护。另外，针对以往普查不全的情况，可以在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除了派工作人员走访登记外，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专门网站，鼓励群众自己通过网络来进行登记，进行“鉴宝”。普查的结果，要形成民俗文化管理状况分布图、形态样式表、有价值的民俗文化登记表，使人们对所寻找的民俗文化资源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和掌握。
（二）对民俗文化进行界定并归档保存
从档案学的视角解读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就必须从档案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广泛搜集而来的不同载体类型的民俗文化进行界定，看其是否具备档案属性，如原始记录性等，具体来说，要看其内容信息的原始性、真实性，也就是了解某份文献是否是当时当地直接形成的，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些文献是事后形成的，但是这些文献与有关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的，是相关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类似这样的文献也应视为档案，就需要进行归档保存。待界定工作完成后，就把古籍文献和录音、录像资料进行分门别类地归档，考虑到民俗文化分布分散、残缺不全和有些民俗文化还正在产生等原因，可以采用区别于“官方归档”的“自然归档”方法进行归档以便在日后的工作中继续补充，实现民俗文化的体系完整、种类齐全。
（三）民俗档案的提供利用
从档案学的视角来分析，对民俗文化的收集、归档保存，即实现“民俗文化档案化”是基础工作，对“民俗档案”最好的传承方式是开展对其的利用。“民俗档案”的提供利用方式主要是开展“民俗档案”的宣传、展览活动，如保存“民俗档案”的档案馆可以借助各类节日（劳动节、国庆节、端午节等）和地方上各个民族的节日（火把节、泼水节等）做好“民俗档案”的宣传工作，还可利用“民俗档案”进行旅游方面的开发，在给地方带来收益的同时，还可起到宣传“民俗档案”的作用。通过展览，让对民俗文化陌生的人们了解丰富多彩的不同于官方文化的民俗文化，让了解民俗文化的人们深刻认识到民俗文化中蕴含的无穷魅力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等等，增强民间、社会和官方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和传承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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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士闪，邓霞.当代民间工艺的语境认知与生态保护―以山东惠民河南张泥玩具为个案[J].山东社会科学.2010（1）：37.
[关键词]学术文献;广西;古代;资源建设;整体化
随着广西“人文强桂”文化战略的实施，全面梳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与源起，重新认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内涵与价值，深入调研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存佚与各图书馆的收藏状况，实现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系统挖掘与整体化收藏，对于开展广西图书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实现共建共享目标，最终推动广西社会科学与文化的繁荣发展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根据古代传统学术领域范畴，追溯广西古代经学、史学、宗教、政事、文学等方面的文献概貌，涉及范围不仅包括古代广西籍人士撰写的著述以及历代史书中涉及广西人、事、物的言论与奏疏记载，还包括流寓游宦于广西的外乡人士关于广西的著述与记载以及历代官修或私撰的省志、县志、乡土志等文献资料。同时，还详细研究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与搜集、整理概貌，并对开展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思路提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建议。
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与源起
1.1 经学文献
经学研究一直占据中华传统主流文化领域，是广西古代学术领域的一个重要范围，也是研究广西政治、文化、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据清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记载，广西最早的文献起源于因治“春秋左氏”古文经学而盛名一时的陈氏父子。陈钦著有《陈氏春秋》，陈元著有《春秋训诂》《左氏同异》。尽管上述文献亡佚，然而，关于陈氏父子治《春秋左传》事迹及驳范升奏左氏不宜立博士、驳江冯上言的两篇奏疏在《汉书儒林传》《后汉书陈元传》，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许慎《五经异义》(皇清经解本)等书都可以找到记载。此后，广西的经学研究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儒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成为广西思想界与教育领域的主导文化，为广西培养了一批批的官吏与忠君报国的优秀人才。古代的广西籍官员基本通过科举之途，官至知县、参政、布政使，甚至巡抚、尚书，他们饱读诗书，以儒家精神指导为官生涯，同时兼治经学，著述与注释成果显赫。如明代苍梧人吴廷举，做官勤勉，为人刚正，政绩卓著，辞官回乡后在梧州创办“东湖书院”，著有《春秋繁露节解》《东湖集》《西巡类稿》等书，《明史卷201列传第89》有其详细列传。又如清雍乾时期临桂人陈宏谋，不仅政绩显赫，而且著述丰盛，撰有《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吕子节录》《训俗遗规》《养正遗规》《教女遗规》《从政遗规》《学仕遗规》《在官法戒录》等书，并有《培远堂全集》辑录其一生的奏议、序记、颂赞、碑铭、诗赋等，《清史稿卷307列传第94》有详细列传。此外，明代柳州人龙文光、灵川人全赐、临桂人张茂武、陆川人庞希睿、全州人文立缙和陈宣、阳朔人唐瑄、平乐人袁启翼、兴业人陈伯魁和何以尚以及清代清乾隆以前的全州人蒋光昌、崇善人(今崇左)麦士奇、岑溪人高熊征等，都不同程度地撰有经学研究著作或经学注释类文献[1]。清乾嘉以后，广西经学研究影响最大、贡献最大者为郑献甫、龙启瑞等。郑献甫为广西象州人，道光15年(1835)进士。曾任刑部主事，翌年辞官归里，以著书、讲学终其一生。先后讲学于桂林榕湖书院和秀峰书院、顺德凤山书院、广州越华书院、象州象台书院、柳州柳江书院，著有《手批十三经注疏》《四书经注集证》《四书翼注论文》《愚一录》《补学轩文集》《鸿爪续集》《鸦吟集》《鹤唳集》《鸡尾集》《鸥闲集》等书[2]。龙启瑞为广西临桂人，清道光21年(1841年)状元，翰林院修撰，官至湖北学政，著有《百韵通说》二十卷、《尔雅经注集证》三卷、《经德堂集》十二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所编撰的《经籍举要》全面列举了经学重要书目，考证了历代经学书籍要点，是对当时经学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也是经学文献史上的一部重要书目[3]。
1.2 地记类文献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开始了从中央不断派遣官员驻守、治理广西的历史。《史记卷113 南越列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粵朝鮮傳》《后汉书卷86 南蛮西南夷列传》等史书都有关于广西历史地理方面的早期记载，只不过当时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被统称为南越、南夷、南蛮。秦汉以后，出现了专门记载岭南一带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方面的“记”“志”“图”“经”“录”类文献。该类文献属个人所记所辑，未涉及广西郡邑沿革等，并与所谓官府所定所编的通志体例不符，只能通称为史部地记类文献。最早的广西地记类文献，可追溯至晋时范瑗的《交州先贤传》、刘道荟的《交州杂事》。交州即交趾，西汉武帝时设立，辖境为岭南一带，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及越南北部地区。东汉时改名交州，三国时分为交州、广州。广州即为今广东一带。交州即为今广西、越南一带及雷州半岛。交州之称一直沿袭到宋、齐、隋。唐时改称安南都护府。该二部书见于《隋书经籍志》中，可称为广西最早的历史传记类文献。唐时，出现了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专门记载桂林的风土人情、地貌名胜。宋时，出现了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著名的广西地志类文献。明时，个人编撰的广西记事类、笔记体、地志类著作渐多。如:欧大伍《百越先贤志》、邝露《赤雅》、张演《南征录》、魏浚《峤南琐记》《西事珥》、王尚文《征蛮纪略》、谢肇浙《百越风土记》、刘稳《西粤瑶训》《粤中政纪》、茅坤《府江纪事》、瞿九思《平府江右江诸僮的始末》、田汝成《行边纪闻》《炎徼纪闻》《广西土官制》《龙凭纪略》《藤峡纪闻》、黄佐《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谈恺《前后平粤录》、尹耕《藤峡纪略》《南泰纪略》、唐顺之《广右战功录》、王济《君子堂日询手镜》、张鸣凤《桂胜桂故》等。入清后，以谢启昆《粤西金石略》、汪森《粤西丛载》为代表的广西地志类著作达30多种[4]，上述文献中，大多数作者多为朝廷参与广西的政事或派驻广西官员，内容多涉及百越古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土司制度，或广西山川地理、经济物产、名胜古迹、风俗掌故，或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始末以及镇压过程，或讨论对壮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施政意见，等等，尽管有的书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对起义农民进行诬陷、对少数民族有所歧视，但作为广西历史的真实记载及原始资料，对于广西历史研究有极高的价值。
1.3 广西方志
唐时广西称为岭南西道，设有桂州、容州、邕州三管辖区，广西行政疆域轮廓逐步成形，宋时称为广南西路，从此，出现“广西”一称。元时改称广西行中书省，明时称广西布政使司。广西编修地方志始于宋代，出现了《广西路图经》(见《通志图经》)、《广西郡邑图志》(见《宋史艺文志》)等统计广西一省之志书，还出现《静江府图志》《邕管杂记》《苍梧志》《合浦志》《横州图经》《宜阳志》《龙城图志》《柳江志》《柳州志》类似的府志、州志、县志。元代出现了《横州路郡志》《滕州志》等，但是上述志书大部分已佚。明时，朱元璋下令修志，永乐十六年朱棣颁布修志凡例二十一条，以后，广西各地县志陆续编纂。然而，明代所修县志因兵燹战乱早已荡然无存，只是在广西的书目和古籍的引用中略知一二。进入清代，朝廷催修县志，据不完全统计，共修县志88种[4]310，体例基本沿袭明代，并趋于完善。广西省志的修纂始于明代弘治六年(1493年)广西提学副使周孟中纂修的第一部《广西通志》。然而该书已佚。至今留存下来的《广西通志》，仅有明代2部、清代3部，其中，嘉庆时谢启昆主修的《广西通志》“体例最善，不冒史裁，遂为二百余年来官书创体”，“体例精审，征引赅博，为各省志之冠”[4]P305。 上述广西旧方志是系统研究广西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风俗最重要的文献资料。
1.4 宗教类文献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大约在汉代传入中国，经过中华传统文化的吸收、消化、融合，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在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东汉时期广西人牟融的《牟子理惑》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学经典。该书不仅最早探求了儒、佛、道三家关系，而且其中关于汉明帝时期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的记载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5]。至今宋代僧祐《弘明集》卷一《理惑论》即是对该书的完整保留。该书作者题为“汉牟融撰”。按照该书开篇所载:“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太守闻其守学，谒请署吏。时年方盛，志精于学，又见世乱，无仕宦意，竟遂不就……”，该书应属广西现存于世的最早文献。此外，宋时仁宗赐号“明教大师”的契嵩，亦是广西滕州人(今藤县)。契嵩著有《辅教编》，专心于儒、释思想的调和与统一，给后世佛学留下深刻影响。杂著集《镡津文集》包括佛、儒学术文章与杂文、诗歌等，传世本曾被《四部丛刊》收录。广西虽出现过全国佛教界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与著作，然而，佛教文化在广西的流传仅限于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汉族人口较多的桂林等地，在广西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地区流传却很有限。
1.5 民族文献
广西，特别是壮、瑶、毛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山区，早已有自身原始宗教观念，崇拜自然与图腾、相信民间巫术等。由于汉族的统治与改土归流政策，广西各民族的文字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尽管民间盛行道公、师公、巫婆、傩舞等，但基本处于缺乏统一典籍与首领局面。反映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的史诗、经文、唱词、戏文……大多是通过道公、师公、巫婆、民间艺人等以口传形式代代相传，也有少量民族古文字撰写的手抄本流落在民间。近年来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料进行了抢救性的搜集、修复、整理，共搜集整理数百种、上千册(件)少数民族古籍[6]，同时，整理出版了一批民族古籍，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原始文献。
1.6 政事类文献
广西古代政事类文献中，较著名的有宋时广西贺州人林勋的《本政书》《本政书比较》《治地旁通》。林勋为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曾任桂州节度掌书记。林书内容多为陈桂州地方农政利弊，倡兴农固本、富国强兵之政事，南宋朱熹、张栻等极为推重。林书虽已亡佚，但在《宋史卷422列传第181》《宋史卷173食货志第126》中都有林勋《本政书》《本政书比较》的内容摘录。明代保存下来的政事类文献还有号称柳州八贤之一张翀的《浑然子》。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书凡十八篇，曰神游论，曰田说，曰樵问，曰将，曰明心，曰士贵，曰体用论，曰兴废，曰祸福，曰忠孝，曰变化，曰穷理，曰求知，曰弭盗，曰用材，曰强弱，曰臣道，曰高洁。皆设为主客问答，旁引曲证，以推明事物之理。大抵规仿刘基《郁离子》也”。《明史卷210列传第98》亦有张翀“疾严嵩父子乱政，抗章劾之”，“以边防、财赋、人才三大政言之”的奏疏。今天读来，其忧国忧民之心及与奸臣决一死战之勇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1.7 艺文类文献
广西艺文类文献，表现在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皆以单篇作品收录于总集或以个人别集形式保存下来。广西最早的文学作品集出自于唐代广西二曹。一是桂林人曹唐。曹唐以游仙诗著称，著有《曹唐诗》，已佚，后人辑有《曹从事诗集》(又名《曹唐诗集》)，《全唐诗》存其诗二卷，生平事迹见《唐诗纪事》卷五八、《唐才子传》卷八[7]。二是阳朔人曹邺。曹邺以山水诗、讽刺诗为主，其中留下了不少描绘桂林山水的诗篇。《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皆著录其作品，今传《曹祠部诗集》二卷[7]P370。 二曹之后，广西个人文集渐多，据嘉庆年间谢启昆《广西通志艺文略》统计约达109种。值得一提的是清道光年间广西巡抚梁章钜主编的《三管英灵集》，作为广西第一部官方出版的大型通代性诗歌总集，上起唐宋，下至当时，共收567人的3 551首诗，凡已故广西文人传世之诗皆选录，并注明其里居事迹，是研究广西文学史必不可少的文献资料。广西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出现较晚，较为著名的是清道光年间的郑献甫以及前后的“岭西五子”吕璜(永福人)、朱琦(桂林人)、龙启瑞(临桂人)、王拯(马平今柳州人)、彭昱(平南人)，晚清同道时期，词坛出现的临桂词派(又称粤西词派)王鹏运、况周颐，他们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作、词作，也留下了丰富的诗学、词学评论集。
2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典藏
2.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搜集、整理
中国古代地方学术典籍的流传，通常靠地方政府官书局刻印或本地官员、士绅名流通过私刻或坊刻出书，未形成专门呈缴收藏体例，随着历史沧桑巨变，许多珍贵地方文献已成佚书。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整理，自明开创官府编纂《广西通志》体例以降，凡省、州(府)、县、乡志的编纂中都通过编纂“诗志”“文志”或“艺文志”“艺文略”等进行古代本地文献的整理与挖掘。
明清时期编纂的《广西通志》为我们研究了解广西古代学术文献概貌提供了书目性线索。其中，第一部明弘治六年周孟中所纂修的《广西通志》，据载有诗志1卷、文志2卷、经略志1卷。可惜该书已亡佚。第二部明嘉靖时期编纂的《广西通志》是广西现存最早的一部通志，该书编撰体例包括图经、表、志、列传、外志5大类60目，虽以抄录方式整理了大量有关广西的诗文碑记、风俗民情记载，却无专门的广西文献目录——艺文志，只有外志类包含了杂事、杂著文、杂著诗。虽然杂著文及杂著诗所收诗不多，但包含了《粤西文载》《粤西诗载》及《三管英灵集》等书中未载诗文。“艺文略”的编撰成为定例始于万历《广西通志》，该通志有艺文志5卷，以辑录明代诗文为主。此后，康熙《广西通志》有艺文志5卷，以辑录明、清诗文为主，尤其康熙时代诗文最多。雍正《广西通志》有艺文志32卷，所收资料远胜前志，不少广西著述由此得到传世，特别是其中收录有历朝文书及地方重臣奏疏，并收录有历朝诗歌，如古体诗、格律诗近千首，特别是最后两卷杂记收录历代广西古籍中有关广西的记载与传说，既有实录，也有存疑，并注明所录书名，共计收录各种书籍92种，不少为今已为亡佚之书。嘉庆谢启昆修《广西通志》含艺文志10卷，先按经、史、子、集，再列传记、事记、地记、杂记，记述了广西籍人士以及游宦流寓于广西的外籍人所撰著述书目，共计507种，包括存书与佚书，是第一部广西文献的全面系统书目揭示，为我们研究了解清嘉庆以前广西学术文献概貌留下了宝贵的书目资料。此外，值得重视的还有:1934年广西统计局编纂的《广西省述作目录》收录了汉至民国23年的广西述作2 548部，其中广西籍作者述作2 221部，非广西籍作者述作327部;同年邕宁人蒙起鹏编纂的《广西近代经籍志》收录清嘉庆五年(1800年)至“民国”22年(1933年)间的广西述作467种;1949年撰修的民国《广西通志稿艺文编》在著录了嘉庆《广西通志》507种著述基础上，补辑了嘉庆至民国时期的著述541种，其中经部38种、史部188种、子部50种、集部265种[8]，这些书目对于重新系统收藏与挖掘整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西学术古籍的整理再版始于上个世纪末，一是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粤风考释》《桂俗风谣》《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以及《桂苑书林丛书》，其中包括《粤西诗载校点》《粤西文载校点》《粤西丛载校注》《粤西十四家诗抄校评》《桂海虞衡志校补》《岭表录异校补》《王鹏运词选注》《岑春煊文集》等一批有分量的辑佚校注成果;二是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史志资料丛书》，含有《二十四史广西资料汇编》《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广西方志传记人名索引》《广西方志物产资料选编》《太平天国在广西调查资料全编》等一批汇编类与整理类资料;三是广西方志、史志类的整理，即广西师范大学1988年完成的《(嘉庆)广西通志点校》、1990年完成的《明实录类纂广西史料》，广西民族研究所1990年完成的《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1988年完成的《广西方志提要》，台湾成文出版社70年代前后影印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广西志书55种等;四是广西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即198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了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共抢救、搜集了数百种上千册(件)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了一批民族古籍方面的书籍，如《壮族民歌古籍集成嘹歌》《中国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古歌》《布洛陀经诗译注》《古壮字字典》等，特别是《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壮族伦理道德长诗传扬歌译注》等民族古籍的出版成为广西古壮学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6]。
2.2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
始建于1909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作为广西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从其成立之时开始承担起广西本土文献收藏的重任。该馆除大量收藏社会科学、文学、史地及科学等类书籍外，还建立特藏，专门收藏省县志书、本省先贤著述及金石书画等类，据1941年统计，当时该馆藏各省志书达21省，本省各县志书77县[9]。1947年唐现之馆长在《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一文中曾详细列举该馆特藏书目:19种省志、70余种本省县志以及本省民国时期各级行政刊物、省内外一切与广西有关书刊，本省民国著述如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马君武、雷殷、甘乃光、梁潄溟、陈柱尊、白鹏飞、雷沛鸿人士的著述、演讲、文集，还有况周仪的《惠风丛书》，龙启瑞的《经德堂集》《是君是臣录手抄本》，陈宏谋的《榕门全集》《太平天国史料多种》(手抄本) ，谢济世的《梅庄遗书》，王拯的《龙壁山房诗草》，汪运等人的《杉湖十字诗钞》，朱琦的《怡志堂诗文集》，蒋琦龄的《空青水碧诗文集》，吕璜等人的《涵通楼师友文》，赵炳麟的《赵柏岩集》，子式枚的《李文忠公尺牍》，郑献甫《郑小谷全集》，张鹏展的《读鉴绎义》，岑航英的《岑襄勤公奏稿》，王鹏运的《四印斋所刻词》，廖鼎声的《冬荣堂集》，龙继栋的《古今图书集成考证手抄本》，唐景崧的《请缨日记》，苏懿谐的《乐闻斋存稿手抄本》，刘嘉树的《越事备考》，吕璜、王拯、朱南、龙启瑞、郑献甫的《岭西五家诗文集》，曹唐的《曹从事诗集》，葛东著《晓山杂稿》等书[9]P256。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成立虽晚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但同样高度重视广西本土文献收藏，1935年成立了“搜集志书及前贤著作委员会”，由省政府聘任马驹誊、蒙起鹏、莫遗贤、区文雄、杨守真、刘介等人为委员，专门搜集本省历代方志及前人名著[10]。新中国成立后，该馆成立地方文献部，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大量地方文献的征集，通过手抄、复印等方式积累了大量广西古代名人先贤文献。据该馆书目检索，有汪森的《粤西丛载》《粤西诗载》《粤西文载》等9种、陈宏谋的《大学衍义辑要》《大学衍义补辑要》《四书考辑要》《五种遗规》等48种、龙启瑞《尔雅经注》《古韵通说》《经德堂文集》《经籍举要》等13种、郑献甫的《郑小谷全集》《鸿爪集》《补学轩文集》《补学轩诗集》《象州志》等13种、王鹏运的《庚子秋词》《半塘定稿》《庚子秋词》《味梨集》等32种、吕璜的《别下齋叢書》《吕月沧文集》《古文绪论》等7种以及梁章钜辑的《三管英灵集》、况周仪的《粤西词见》、王拯的《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唐景崧的《谜拾》等。
广西师范大学作为广西文科类重点大学，图书馆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藏书经过70年的收藏积累，已达到一定规模。目前馆藏古籍达到12万册，源自于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书楼藏书以及私人捐赠、接收旧藏、古旧书市淘出，其中包含了不少珍稀类广西文献，如嘉庆版《灵山县志》《天南纪事》等，也包括后人整理的校注本、影印本等，如台湾成文出版社上世纪70年代前后影印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广西志书55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的《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齐鲁书社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书，其中含汪森22种、陈宏谋9种、龙启瑞5种、郑献甫15种、王鹏运9种、况周仪2种、唐景崧2种等。除上述三家图书馆较为系统搜集典藏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外，区内其他图书馆亦有部分收藏。
2007年文化部实施古籍普查与保护计划后，区内各级各类图书馆陆续整理了一批古代珍贵文献。例如自治区区政府研究批准并以文件(桂政发[2009]64号)形式公布的广西第一批全区珍贵古籍名录155部，以明万历以前的古籍为主，包括部分清朝武英殿的内府刻本、清名家精校精刻本、广西名人手迹以及广西少数民族文字手抄本，其中，自治区图书馆41部，自治区博物馆4部，自治区桂林图书馆26部，柳州市图书馆19部，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46部，广西大学图书馆1部，广西艺术学院图书馆4部，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15部，柳州博物馆1部。这既标志着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典藏管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也反映出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有待于进一步挖掘与整理。
3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思路
3.1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意义
尽管广西古代学术文献受到广西政界、学术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但由于漫长的历史演变以及文献的散佚，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潜在价值与实际开发利用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广西学者在开展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研究、校注、整理与再版工作时，仍然面临着区内典藏分散、书目揭示不全、索取原文不便的困难。笔者曾利用“广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共享平台”的联合馆藏书目系统进行陈宏谋、郑献甫、龙启瑞、王鹏运、况周仪等广西籍作者的搜询，结果显示区内一些重要高校图书馆馆藏仅1、2种，甚至有的馆藏为零。
随着自治区人民政府“人文强桂”战略的提出，随着广西本土文化研究的加强，随着广西人文、地理、经济、政治、民俗研究等综合性、交叉性、复合型课题的出现，区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文献的广泛需求、深度检索、交叉利用的要求日益迫切。以广西师范大学新建立的八桂文化与文学、中国东盟历史与现实、审美人类学、广西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多元文化与教育五个专题研究中心为例，所需文献主题常常横跨历史、文学、地理、外交、民族、民俗、文化、教育等多个学科，所需文献类型常常涉及广西古籍、民国出版物、近现代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尽管现有广西境内不少高校、研究机构形成多年传统学科优势，积累了一定的文献资源，然而，从全区范围来看，现有的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分散匮乏、缺少深度、检索不便、难以利用等问题逐步显现，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出成果、出人才的瓶颈[11]。因此，开展区内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源平台建设，特别是对以往散失亡佚、收藏不全的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的线索梳理、重新搜集典藏、系统的数字化制作以方便区内广大学者利用，成为目前广西区内图书馆建设的一个艰巨任务。
3.2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线索的梳理
随着广西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视，理顺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种类、源起、发展与演变是建立广西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前提。笔者认为编制一部全面反映广西古代学术文献概貌，不受文献体裁约束，依据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体系汇聚编排，既有作者生平、著述旨意、学术得失，还有版本源流、文献出处、收藏地址指引的叙录体摘要并配有各种辅助索引的大型工具书已经成为开发广西本土文献资源、弘扬与振兴广西本土民族文化的当务之急。该书目索引的编制应力求全面追溯广西古代历史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渊源，全面反映广西历史上的本土文人学者、名流士子以及游宦于外乡的广西籍人士或流寓于广西的外乡人的著述情况。广西通志馆于1988年编辑的《广西方志提要》收录了1949年以前广西历代编纂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寺庙志等250种[12]，是目前全面追踪广西历史文化记载、著述、论述、言谈、记事、奏疏、信札、碑传、铭文等文献资料的最好工具，此外，通过方志中的人物，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历代留存下来的总集、别集、丛书、类书、笔记及历代史书、杂记等，以滚雪球方式，不断扩大查找线索方法，尽可能实现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
3.3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原文与佚文数据库建设
在全面梳理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基础上，根据文献线索，全面寻找原文与佚文，设法将名亡实存，或隐匿于其他文献，特别是史书、纪传、个人文集、书信、札记中的资料，凡属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范围，包括历史记载、著述、论述、言谈、记事、奏疏、信札、碑传、铭文等文献资料摘录出来，标明出处，校正讹误，标引主题分类，进行原文扫描，通过技术手段制作可任意进行字、词检索，并能满足读者阅读原文影像的全文数据库。
3.4 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平台建设
为了方便区内外广大学者对广西古代学术文献的查询与利用，应尽可能建立一个全面系统反映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超地域、超系统、超馆藏”的网上服务平台。该平台应具备如前所述的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书目摘要式大型工具书功用，还应具备广西区内各图书馆馆藏资源揭示的联合目录功能，保证不同收藏机构的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的集中揭示与集中检索。同时，随着该平台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陆续充实，应实现集书目、摘要、全文的线索查询功能与资源库阅读服务一体化模式，保证区内外所有相关课题的学者、教授、博士足不出户就可以跨越门户之见，克服不同地域、不同系统、不同馆藏带来的资料利用障碍，方便、快速、高效地获取广西古代学术文献资源，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具有集合效应的古代学术思想库与丰富的文献资源平台，推动广西的人文社科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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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民国)周 鼐. 广西通志稿文化编.艺文、著述汇载[M].南宁:广西通志馆油印本，1949.
[9] 《广西通志文化志》第二编辑室. 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 第2辑 [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239.
[10] 《广西通志文化志》第二编辑室. 广西文化志资料汇编 第1辑 [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74.
关键词：何典；嬲；记音字；本字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5904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明清吴语方言字考释与研究”（12YJC740009）；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明清吴语方言字研究”（10CGZY05YBQ）；高等学校访问学者教师专业发展项目“类型学视角下的明清吴语词汇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陈源源（1982-），女，安徽宣城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业师方一新先生的悉心指导，后又承蒙姚永铭、王云路、汪维辉、黄笑山、周志锋等诸位先生指教，前辈马贝加教授也在百忙之中审读全文，获益良多，谨致谢忱！文中错误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①方一新师《“”为“”、“喧”之异体、“娆”为“嬲”之异体说――兼论〈大字典〉〈大词典〉“”、“娆”等字的注音》一文，对“嬲”为“娆”之异体已有考证，本文不再赘述。参见《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1期，第60-61页。
②“枭”是“袅”之讹字。
Research on the dialectal characters “NIAO” in the novel of HeDian
CHEN Yuan-yuan
（School of Humanity，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records of literature， NIAO is the different form of RAO with the meaning of “playing tricks on somebody”. But in HeDian， it is a verb， meaning to “twine”.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dialectal information of local record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modern times， combining the phonetic features at that time and the proof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we find that NIAOwas the record of RAO’ s pronunciation and RAO has various forms of NIAO（）、NIAO（）and so on， which reflects the phonetic phenomenon of RIMU（日母） reading as NIMU（泥母） in Wu dialect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HEDIAN； NIAO； characters that record pronunciation；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何典》是一部吴语小说，全文大量使用方言记音字，为研究方言语音提供宝贵资料，值得重视。以“嬲”为例，其在《何典》中的使用情况如下[1]：
（1）罗刹女见弄他不翻，忙解下臭脚带来，把他扎手缚脚，周身嬲住，抱回亭中，将他骨髓慢慢的呼来吃。臭花娘看在旁边，真是眼饱肚中饥，敢怒而不敢言。（第十回）
（2）活死人为了臭花娘，心忙胆碎，东奔西走；不料狭路相逢，也遭他臭脚带嬲住，不免弄得束手待毙。（第十回）
依据文意，“嬲”是个动词，意为“缠绕”。但文献记载，“嬲”乃“娆”之俗字或异体，意为“戏扰、扰乱”，并无“缠绕”义。本文拟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
一、“嬲”乃“娆”之异体，“戏扰、扰乱”之义
“嬲”为“娆”之异体①，有“纠缠、戏弄、扰乱”之义，在明清俗语中文献记载颇多，如：《俗书刊误・俗用杂字》：“戏相扰曰嬲。音枭②”[2]《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言戏扰不已曰嬲，音如。嵇叔夜《书》‘嬲之不置’。”[3]明岳元声《方言据》卷上：“相戏谓之嬲，乃了切。戏相扰也，嵇康《书》：‘嬲之不置。’亦作娆。”[4]64《通俗编》卷二十二《妇女》：“按：嬲，奴鸟切，俗谓缠扰不休也。”[5]《越谚》卷下“单辞只义”：“嬲，越音‘告’上声。男女杂扰，儿童戏耍也。见嵇康《与山涛书》。”《越谚》所记读音为“告上声”的“嬲”字是个训读字，其本字疑为“绞”字，卷下“字音各别”记录“绞”读音正为“告上声”，“绞”有“缠绕”的意思。方言中也多有此说，上海崇明方言“绞”有“捆”的意思，读为[k424]。参看《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三卷）第4552页。[6]313
另外，方志中的方言材料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用方志方言材料均来自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亦有多处记载，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序刊本《苏州府志》：“言戏扰不已曰嬲。音如袅去声，嵇叔夜《书》‘嬲之不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序刊本《吴门补乘》、民国十三年（1924年）排印本《盛湖志》有相同记载。参见[日]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7]17乾隆十一年（1746年）序刊本《震泽县志》：“言人戏扰不已及作事不循理者曰嬲，音如。嵇叔夜《书》‘嬲之不置’。”乾隆十五年（1750年）序刊本《宝山县志》、乾隆十二年（1747年）序刊本《吴江县志》、民国十六年（1927年）排印本《吴江县志》等有相同说法。参见[日]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7]59光绪六年（1880年）刊本《周庄镇志》：“谓缠扰不已曰嬲。女教切。”[7]248光绪八年（1882年）刊本《宝山县志》：“嬲，言人戏扰不已，音如袅。见嵇叔夜《书》。”[7]141同治《苏州府志》：“言戏扰不已曰嬲。音如袅去声，嵇叔夜《书》‘嬲之不置’。”[8]141民国十九年（1930年）排印本《嘉定县续志》：“嬲，俗言人戏扰不已曰嬲弗清。嬲，音如。嵇叔夜《书》‘嬲之不置’。”[7]105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排印本《吴县志》：“言戏扰不已曰嬲。音如袅去声，嵇康《与山巨源书》‘足下若嬲之不置’。”[7]31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排印本《川沙县志》：“戏扰不已曰嬲。音鸟。见嵇叔夜《书》。”[7]332
由上述文献可知，明清时期上海、苏州境内震泽位于江苏吴江西南部，川沙位于上海东郊，长江入海口南边。用“嬲”表示“戏扰”之义，并不表示“缠绕”义。那么，“嬲”何以会有“缠绕”义呢？我们推断“嬲”只是个方言记音字，本字当是“绕”。下面作具体分析。
二、“绕”俗读音近“嬲”
《说文・糸部》：“绕，缠也。从糸、尧声。”孙注音为“而沼切”，由此可知“绕”为日母字，其声母俗读为泥母。章太炎有“日母归泥”之说，《新方言・释言》：“《说文》：‘茸，茸茸貌。’案：茸为小丛生。……《汉书・司马迁传》：‘在茸之中。’为小户，茸为小，故并举以状微贱也。师古曰：‘茸，细毛也。’鹿小者为鹿茸，故知茸为小名。今福州谓小名茸，读如农。古无日母，茸本音农。古音日、娘二纽皆入泥，多有柔嘉、微劣之义。”[9]25又《释言》：“《大雅》：‘予岂不知而作。’……今苏州谓女为而，音如耐，耐从而声，而古音耐。亦与今言乃近。浙东谓女为若，音如诺。诺从若声，音又转为戎。《大雅》‘戎虽小子’、‘戎祖考’、‘以佐戎辟’，皆训戎为女。今江南、浙江滨海之地谓女为戎，音如农。古音日纽归泥，今此三音犹本于古。”[9]41
方志中所记方言材料亦有日母之字读如泥母者，如儿读如倪方志中就有“儿”音若“倪”或“妮”的记载，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序刊本《震泽县志》：“他若儿音若倪，则支韵入齐。”民国十六年（1927年）序刊本《吴江县志》与其同。又乾隆十五年（1750年）序刊本《昆山新阳合志》：“音存古而异于他方者，儿音同倪。”光绪七年（1881年）刊本《崇明县志》：“儿为倪。”光绪八年（1882年）刊本《宝山县志》：“儿，俗呼儿为倪。汉儿宽亦然，后儿姓改为倪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刊本《常昭合志》：“若声之转而为讹者，呼儿为倪。”民国时期的方志也有记，如：民国七年（1918年）排印本《上海县续志》：“凡语音之异与读音者，真方言也。……若儿如倪若二如腻，则读音支韵，语音齐荠韵。”民国八年（1919年）排印本《太仓州志》：“而儿音同倪，……此音之与古近者。”民国十八年（1929年）排印本《崇明县志》：“其音之近古者，如儿音倪。汉倪宽本作儿。今称儿子曰倪子。”民国十九年（1930年）排印本《嘉定县续志》：“儿子，俗呼如后子，儿亦呼如倪。汉儿宽御史，儿、倪并用。《孟子》‘反其旄倪’注：‘小儿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川沙县志》：“儿曰妮子。见
《杂记》。”参见[日]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耳读如你、二读如腻光绪七年（1881年）刊本《崇明县志》：“二为腻。”民国八年（1919年）排印本《太仓州志》：“耳为你，二为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排印本《川沙县志・黄炎培川沙方言述》：“往年游潮汕一带，彼中多客家，说客话，其读‘五’、‘鱼’竟与吾乡一样。乃取吾乡特别读法之数字一一问之，竟无不与吾乡同，如：人，不读ㄖㄣ而读广ㄣ，二不读ㄦ而读广。”参见[日]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让读如酿乾隆十五年（1750年）序刊本《昆山新阳合志》：“音异他方而非古者，……耳为你，二为腻……让为酿。”参见[日]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日读如蹑民国八年（1919年）排印本《太仓州志》：“耳为你，二为腻……日为蹑。”参见[日]波多野太郎所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六）。，儿、耳、二、让均为日母字，但方音读为倪、你、腻、酿，其声母均是泥母。清范寅所著《越谚》也反映出当时绍兴方言中存在日母读如泥母或娘母的现象，如卷下“字音各别”范寅在《越谚》“字音各别”下有说明：“明明是字而不呼是音，此音以越殊，亦讲音韵者所必搜，言越谚者所必辩，故摘立专条。”：让，酿（“酿”是“让”的注音。）；
惹，娘乃切；耳，拟；认，佞；曩那日子，尚泥执其中，“日”读为“泥”。[6]281-285。赵元任在讨论吴语声母时，指出“日母在古音是鼻音加摩擦音，吴语文言中取它的摩擦成分，拿它当床禅看待，白话取它的鼻音成分，拿它当泥娘看待”[10]。魏建功《吴歌声韵类》在讨论吴歌声类时将吴音与国音的异同与旧三十六母（或四十一母）比较，得出如下结论：“吴音‘泥’读n的字，是开合两呼；读的字，是齐齿呼。…… 吴音‘娘’‘日’均读作，皆为齐齿呼。”[11]可见，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吴语日母字白话音读如泥母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现代汉语方言中，不仅吴语区有这种现象，其它方言中古日母字读为[]、[n]的现象仍十分普遍。如武汉方言中[n]声母字特别多，除古泥（娘）、来母字外，还有部分古日母字和少数古疑母字，惹假摄、饶扰绕效摄、柔揉流摄、染冉咸摄、壬任深摄、然燃热山摄、人仁忍刃认韧臻摄、瓤穰壤攘嚷让宕摄、仍扔曾摄、肉辱褥通摄等古日母字声母就读为[n][12]50。湖南娄底方言今读[n]声母的，不限于古泥来母字，部分古日母、疑母、影云以母今读细音的字也读[n]声母，如古日母字惹读[ni42][12]182。
我们来看古日母字“绕”，在现代吴语区或邻近的徽语区，它的声母读为[]、[n]。如褚半农《上海西南方言词典》收有“绕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也收有此词，标明为上海方言，读音为[i13-11 ga55-54]，意思是“事情遇到的障碍、麻烦”，如：搿桩事体里向有点～。参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六卷）第6112页。一词，义为“纠缠不清，如‘迪桩事体勿是像侬讲个介清爽，有眼～个’（这件事不是像你说的那么清楚的，有点复杂的）”，他还特别说明“也可写成‘嬲轧’”[13]。由此可知，上海西南方言中存在“绕”读为“嬲”的现象。又如表示“缠绕”之义的“绕”字，金华方言读[iu24]，崇明方言读[i313]，绩溪方言读[ie213][12]6112；上海方言中的“绕脚”读为[ni13-55ti55-54]，在表示“纠缠”这一义项时，编写者加注“‘绕’谐‘嬲’”，苏州方言“绕脚”一词中的“绕”读为[i31]，丹阳方言读为[i11]上海、苏州、丹阳方言材料均引自《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六卷）第6113页。，杭州方言中的“绕小脚”读为[ni13i53ti55]
[12]6112。
据文献记载及现代汉语方言材料，我们认为“绕”读为“嬲”是完全可能的。民国十九年（1930年）排印本《嘉定县续志》也证明这一点，“绕，俗读如袅，如曰绕紧。《正韵》：‘而绍切，缠也。’”[7]94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读音为“嬲”表“缠绕”之义的汉字是“绕”字，故用同音字“嬲”代替，《何典》中的“嬲”就是“绕”的方言记音字。
三、字随音变与“绕”的记音字“嬲”、“”、“”等
除“嬲”字之外，“绕”还可写为“”、“”等字，这是字随音变的结果。如《吴下方言考》卷九《效韵》：“，音鸟去声。许氏《说文》：‘，以组带马也。’案：，绕系之使不脱也。吴中谓以带绳类缠物曰。”[14]295《越谚》卷中“服饰”类：“纬，袅裕，俗作‘’侯友兰等点注的《越谚》第211页“”作“捣”，误，谷应山房藏版正作“”。。此将铤间纺成棉丝，用筷成长茧样，以便纳梭备织。凡丝线盘旋系之曰‘’。”《越谚》中其它例证亦可见“”有“缠绕”之义，如卷中“技术”类：“球，纸包水银，外绵丝，成团之，球手相应，善者数百下。李绅《拜三川守诗序》云：‘击大球其遗与。’”“外绵丝”就是“用绵丝缠绕在外面”的意思。又卷下《单辞只义》：“，袅。俗作‘’，或省作‘袅’。凡丝线绳索旋系之曰。从《唐韵》。”[6]310此“”字当是“”之增旁字，由于“用丝线绳索缠绕”与手的动作有关，故增手旁。
《吴下方言考》中也有一个“”字，《吴下方言考》卷七《巧韵》：“，音吊上声。《玉篇》：‘，也。’案：，提而掷之也。吴中凡力大于人丛中取出人物曰。”[14]233但这个“”与《越谚》中的“”不同，不是表“缠绕”之义，读音也不相同，它们不是同一个词，字形偶同而已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版）收有“”字，释义为“掀”。引民国《定海县志》：“，俗读如袅，谓揭去之也。如掀去缸盖曰缸盖。”按：《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疑当作“”，“音袅”当作“音枭”。查考民国年间排印本《定海县志》：“，俗音ㄒㄠ，俗读如枭，谓揭去之也。如掀去缸盖曰缸盖。”（参见[日]波多野太郎《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卷七，日本：横槟市立大学，1969年第187页）“袅”正作“枭”，“”误作“”。又翟灏《通俗编》卷三十八《识余》“近造字”条引《智灯难字》：“揭盖曰，音枭。”（第865页）张慎仪《蜀方言》卷下：“揭盖曰。”（参见纪国泰《〈蜀方言〉疏证补》，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408页）可见，此字与表 “缠绕”义之“”字音义俱异。。
四、结论
综上，我们认为：《何典》中表“缠绕”之义的“嬲”是“绕”的方言记音字，“绕”又可写作“”、“”等。潘慎注认为“嬲”有“缠绕”之义，“即绕字”[15]，确。这反映了当时吴方言中存在日母字读为泥母字的语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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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褚半农.上海西南方言词典[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4.
民俗 流淌的母亲河
人们对民俗的了解和喜爱，往往始于儿时的经历与感知，因为人一出生便活在民俗中了。生活在乡村的自不必说，即使生活在城市的，长辈们往往有意无意之中将故乡的风物习俗随日常生活带到了城市，使孩子幼小的心灵仍然飘荡着故乡泥土的芳香，绵延着田园生活的温馨和从容……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感悟到：一个人走得再远，也不可能走出心灵深处的“故乡”，那是涵养情感，孕育人文情怀的精神家园。
什么是民俗？学术界见仁见智。钟敬文先生在其《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一词有过精彩的解释：“民俗，即民间习惯和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民俗最贴近民众身心、最符合生活真谛，生活性是民俗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一方面，生活是民俗的源泉，民俗的根脉延伸到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等物质生活领域，家庭亲族、社会交往、生活礼仪、岁时节令等社会生活领域，信仰禁忌、民间艺术、民间伦理观念、游艺竞技等精神生活领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另一方面，民俗是生活的提升和反映，民俗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不同生存状态下民众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一定范围、一定群体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民众生活因民俗文化相伴而色彩斑斓，民俗文化因植根于民众生活而生生不息。
民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和底蕴不仅存在于典籍中，而且还更普遍、更深沉地扎根在各种“乡风土俗”中。如果把典籍文化比喻成父亲文化，民俗文化就是母亲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其文化精神正是由典籍文化和民俗文化共同组成的。与典籍文化所具有的正统性、系统性和威严性相比，民俗文化则更具民间性、内生性和广泛性，显得更包容开放、亲近鲜活和多姿多彩，更具体生动地承载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和审美情趣，包含了广阔深厚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华民族世代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民俗文化就像千年流淌的母亲河，蕴涵着更多的民族文化基因，传递着我们的民族特性与民族性格，润物无声地滋养着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土壤。
“生活之树常青”，植根于民众生活的民俗文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许多优秀的民俗事项不会因社会变革而中止。“过年摸门钉放鞭炮，上元吃汤圆放花灯扭秧歌，端午插艾条挂香符赛龙舟”，只要传统的农耕文化还没有从记忆中消失，这些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节日风俗就会沿袭下去。与此同时，民俗文化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而产生流变。特别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当代民俗被注入了许多时代的新元素和新内容，出现了多元的发展趋势。近些年，学界与民间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民俗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价值，以浓厚的兴趣投入到各种民俗现象的研究中，出现了重新认识并复兴传统民俗文化的动向。
民俗文化的核心是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的生存、延伸、发展地主要在广大农村。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具有丰富的地形地貌形态、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多样的社会生活方式，其民俗文化源远流长、绚烂多姿、博大精深，传承演绎7000年而经久不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浙江民众的精神个性和生活形态。有许多事项具有丰富的历史人文价值和天才的艺术创造，不少种类为全国仅存。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对这些丰富醇厚、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立此存照，将其中的部分优秀事项展示给广大民众。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来，浙江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把民俗文化作为乡村建设尤其是乡土文化建设的内容，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并自觉投入到民俗文化的“活态”传承中，使浙江民俗文化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许多民俗事项在根植于传统元素的基础上，吸纳并融合了时代的新元素，从而萌发出了新枝嫩叶。在浙江这块文化基因极其丰富、充满创造活力的土地上，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对民众生活尤其是对新农村建设作了慷慨奉献，像无私而智慧的母亲激活了民俗事项中的文化基因。精彩纷呈、厚重博大的民俗文化在新农村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崛起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民俗文化不再是“落后”、“原始”、“蒙昧”的事物，而是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向世界展示本土形象的宝贵文化资源。
尤其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联合国在全世界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把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文化遗产日”，营造了民俗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良好氛围。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浙江的民俗文化传承迎来了可喜的发展局面，形成了民间艺人、社区和政府三个主体力量。这三个主体力量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组合而成了推动民俗文化传承的强大合力。浙江众多的民俗文化传承实践范例为我们研究民俗文化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民俗学的知识和理论。
我们尝试着从浙江大地上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宝藏中挑选出民族特色鲜明，而今依然在民间生活中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活态传承的民俗文化100例，以尽可能简洁而准确的文字和图片，展示每个民俗的四个要素：定名来历、历史流变、文化价值与活态传承，以求激发起社会各界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喜爱和关注，乃至对其发展的研究、扶植和参与。我们尝试着运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有关理论，结合民俗文化传承的具体实践，探索民俗文化发展的规律。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对民俗文化领域还涉足不深，对其研究还刚刚起步。但我们愿以绵薄之力表达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期盼。我们深信，民俗文化的母亲河，不仅将世世代代继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还将责无旁贷地参与当今世界丰富多样的人类文化创造。
链接：本文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童芍素为《流淌的母亲河――浙江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俗文化传承》一书撰写的代序。该书从浙江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宝藏中挑选了民族特色鲜明、至今依然活态传承的民俗事项100例，简明生动，展示出一幅幅丰富鲜活的民俗画卷。该书由童芍素编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刊将陆续选取一些精彩篇章，推介给海内外的读者朋友。
中医古籍是中国传统中医药学的经典，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其中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形象而全面地论述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等。讳饰修辞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具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特征。
讳饰是由于某种忌讳而采用的一种委婉说法，它与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有着密切关系。古老的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多忌讳：如疾病、死亡、性等。中医古籍本是记录古人认识与治疗疾病的文献资料，必然会涉及这些内容，智慧的古人运用了大量委婉含蓄的词语，阐述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巧妙地表情达意，这就是讳饰修辞法。如对于“死”，帝王死叫“山陵崩”，称别人失火为“遭遇祝融”等。讳饰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避冒犯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尊卑长幼，封建时代更是如此。为避冒犯，古人往往不直呼祖先的名字，而用其他字代替。这可以追溯到周朝，《礼记·春官》注：“先王死日为恐，名为讳。”秦代以后形成制度，历代相沿，直到民国废止。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从而规定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当朝君主的名字都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而用其他的字或词来代替，臣民对帝王、平民对长官、俗凡之人对圣人、社会地位卑下者对尊者、晚辈对长辈，都不能直呼其名而要设法避开或改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避讳”，它是封建道德的产物，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将其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称之为“讳饰辞格”。
古人为避冒犯，方法可谓多矣。对君主、圣人或长辈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字或号，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大量的敬词、谦词出现，而且被广泛地应用在古籍中，这就成为我们研究讳饰修辞的重要依据。如敬词“陛下”、“足下”、“执事”等；谦词“仆”、“牛马走”等，这大多是封建时代君臣之称谓。另外，古人对于尊长的行为，往往不敢直接评说，即使尊长的某些做法有失妥当，晚辈也只能采取拐弯抹角的说法。如《陈情表》中有“行年四岁，舅夺母志”。作者李密叙述寡母改嫁的缘由时，即运用讳饰修辞委婉说出舅舅强迫母亲改嫁的事实。
二、避忌讳
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都有因忌讳而不便直说的内容或话题，如死亡、疾病等，人们会采用一种婉转含蓄的语言表达本意。任何一种语言或文化中，都特别忌讳“死亡”，在一些宗教国家，关于死亡有很多说法：如“去了天堂”、“去了极乐世界”、“上帝的召唤”、“去了西天”等。汉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老了”、“走了”、“百年之后”、“归天”、“回老家”，甚而戏称“见马克思去了”，而“填沟壑”、“捐馆舍”、“山陵崩”、“骑鲸”、“仙逝”、 “驾鹤西归”、“寿终正寝”、“命丧黄泉”等在文言文中比较多见，这些都是“死”的讳饰语。
例1：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不食新矣。”（《秦医缓和》）
桑田巫师为晋景公解梦，说他吃不到当年的新麦，即说他将死于当年麦收之前。在君王面前，巫师委婉地说出了晋景公病重且不久于人世的预言。
例2：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司马迁《扁鹊传》）
医古文教材统统注释为：弃捐填沟壑：“死”的婉言。《释名·释丧制》：“不得埋曰弃，谓弃之于野也。不得其尸曰捐，捐于他境也。”壑：山谷。“弃捐填沟壑”的意思也就非常明确了。
例3、子之大父一瓢先生，医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禄。（袁枚《与薛寿鱼书》）
“不禄”：死的讳饰语，古代“士”死曰“不禄”。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因身份、地位的差异，对不同人的“死”有不同的称谓。《公羊传·隐公三年》：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庶人曰“死”。
疾病也是人所不欲的凶险之事，因而古人很早就普遍使用委婉含蓄的称法。
例1、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陈寿《华佗传》）
“不快”即不舒服，生病。
例2、刘子闲居，有负薪之忧。（刘禹锡《鉴药》）
《礼记·曲礼下》：“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孔颖达注：“‘言曰某有负薪之忧’者，此称疾之辞也。某，士名也；负，担也；薪，樵也，忧，劳也。…”
《太平御览》：天子疾曰不豫；诸侯称负子；大夫称采薪；士称犬马。刘禹锡《鉴药》中引用此委婉语，说明自己因身体不佳，赋闲在家之意。
三、避粗俗
古籍中有关性和二便的问题，因避其粗俗或污秽，也往往采取模糊的说法。用“内”、“交接”、“劳事”等称男女之事；用“前后”、“更衣”等指二便或与之有关的行为。
例1、此阴虚而阳暴绝也，盖得之病后酒且内。（戴良《丹溪翁传》）
“内”谓行房事。
例2、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陈寿《华佗传》）
例3、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佗言。（同上）
以上句中的“劳事”、“御内”、“交接”皆指房劳之事。我国古代性医学、性学著作中有大量与男女房事有关的解剖学名词，青春期性生理现象以及性行为动作、心理感受、生理反应等方面的讳言、隐语、代称。
另外，中药取材广泛，一些废、秽之物亦可入药。古代医家为避俗、秽之嫌，常隐去俗称，而雅化其名。如称鸽粪为“左盘龙”；人乳为“仙人酒、蟠桃酒”；人尿称“轮回酒”等。这也属于讳饰修辞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讳饰修辞与现代汉语中的“委婉”修辞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区别。1993年第5期《修辞学习》中，万震球先生的《休将“委婉”混“讳饰”》一文详尽阐述了“讳饰”与“委婉”的细微差别。指出“委婉”辞格的特征，其重心在“暗示”二字上，让读者、听者细心揣摩，回味无穷，且富有艺术色彩，起到幽默含蓄的效果。如孙犁《荷花淀》一文，水生嫂等几个农村妇女想去看望新参军的丈夫，又不好意思直说，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段对话：“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去看看他。”这一段话非常符合人物身份，也表现了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的技巧。运用委婉修辞，含蓄幽默，意在言外，表达效果突出。
讳饰作为修辞的一种，历史久远，有据可考。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封建帝制的消亡，一些讳饰语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成为历史的沉积。但对讳饰现象的研究，仍有其价值和意义，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的封建思想、典章制度，更好地进行史料考证、古籍整理和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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